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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近70万言的史学著作，《拥抱战败》问世当年便获美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图书奖（1999年度），翌年获普利策非虚构类作品奖和班克罗夫特奖（美外交关系领域最重要的学术奖）及美国图书馆学会著名图书奖（均为2000年度）等十余个奖项，在学术界享有盛誉。2004年由日本权威学术出版社岩波书店推出日文版后，亦获多个学术奖项，至今为众多大学历史、国际关系等专业研究生的指定参考书。

回过头来看， 1945年8月15日的“玉音放送”，那个头一次出现在收音机里，被噼里啪啦的杂音包围着的声调高亢、口气拘谨、用词古雅的被称为“陛下”的44岁男子所宣读的《终战诏书》，并未能向日本人传递关于“战败”的明确信息，在这篇以非日常的日语文言草就的御诏中，从未出现诸如“投降”或“战败”的措辞。天皇只是简单地评述说“日本战局并未好转，而且世界大势也于我们不利”，吩咐国民要“忍所不能忍，受所不能受”。在重申“发动战争是为了确保日本的生存和亚洲的稳定，不是出于任何侵略目的而干预他国的主权完整”后，他语气沉重地提及敌国的暴行：“敌人第一次残酷地使用了原子弹来杀戮和残害大量的无辜者，惨重的人员伤亡难以计数”……进而，他断言，“再继续战争不仅可能导致我们种族的灭绝，而且可能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因此，接受盟军结束战争的要求，“为万世开太平”，乃“朕之圣意”。以某种极富仪式感的形式，耻辱的战败宣言被置换为对日本的战争行为及其个人崇高道义的庄严背书。

难怪当时很多国民听不大懂，他们懵懂中只知道“终战”——战争结束了。不仅如此，就连两周后的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甲板上正式举行的受降仪式带给日本社会的，更多的也是某种恍惚、麻木感，类似经过长期极度疲惫后的虚脱状态，其典型的临床表现为集体性的“心不在焉”和“精疲力竭”。

所以，在天皇玉音放送结束后，选择“玉碎”的人实际上比预想的要少：大约有几百人，而绝大部分是军官。这一数量仅相当于德国投降时自杀的纳粹军官的数目，而后者从来就没有一种能与日本的自杀殉国相“媲美”的疯狂信仰。

当善于做秀的联合国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口衔玉米芯制烟斗，从东京郊外的厚木机场首次踏上这个国家的土地的时候，并未遭遇预先设想的丛林战、巷战等恶劣情况，相反，直到1947年之前，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人士，都把美国占领军看作是解放军；美国为战败国量身定制的改革方案，也被看成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民主革命”的大胆实验。从战前就被囚禁，一直坐了18年监牢的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尚未迈出监狱大门，便写下了热情似火的《告人民书》：“我们向在日本的盟军占领军表达最深切的感激之情，他们致力于从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手中解放全世界，为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后来，冷战升级，此番言论无疑成了令共产主义者感到尴尬的口实，日共只好勉强把德田发言做一番合理化解释，强调德田所指的“盟国”包括苏联在内云云，此乃后话。但日本国民经过最初的虚脱，开始以莫大的热情“拥抱”征服者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这里，日本民族性格中不可思议的服膺强者、信守契约的一面再次凸显。军旅出身的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者、曾亲眼见证了国军对日军受降、后作为中国驻日代表团成员短暂参与过盟军对日占领的黄仁宇在其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写道：“前来迎接我们飞机的日本陆军及海军军官，一点也没有我们预期的不快或反抗态度。他们举止体贴有礼，甚至显得快活。一声令下，他们的司机就拿下轿车上的日本国旗，神色从容，换上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我们当时并不了解，大和战士是全世界最直线思考的民族。依他们的想法，一旦挑起战争，必须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暴力来决定。既然力量至上，武装冲突后的决议成为最高指导原则，因此战胜者一旦诞生，就再也没有必要去让其他因素干扰最终决定，也就是终极事实……无论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翘起的嘴角、鬼脸、不满的抱怨或是一丝一毫的扬言复仇。”对此，黄赞叹道：“日本人不愧是一流的输家，他们的自制力超群绝伦。以前的敌人在我们面前表现如此杰出，让我们开始怀疑，他们是否就是传闻中残暴野蛮的日军”。前新加坡总统李光耀也在其自传中谈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昨天还很残暴的日本军人整齐列队，将新加坡的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如此敏捷的转身，使他“心里泛起一阵寒意”。可以说，如果不是在那样的历史关头，如果没有历史见证者的一手证言，这种构成一个民族性格有机立方体的微妙侧面也许永远被遮蔽在历史主流叙事的阴影中。

更有一些细节数据，让人们看到处于大历史拐点上的日本人，其实并不像传说的那样顽固、偏执，不仅不偏执，简直可以说是非常灵活，与时俱进。战后初期第一畅销书是《日美会话手册》，创意者是一位叫小川菊松的出版人，而创意竟产生于听玉音放送的时候。据说，彼时，他正在一次商务旅行的途中。来不及擦干眼中的泪水，就登上了返回东京的列车，同时开始盘算如何在剧变的新形势下发财致富。当汽笛一声长鸣，火车驶进东京站时，突然间便抓住了这个灵感，有如神助，正可谓“化悲痛为智慧”。一个月后，这本只有32页的会话手册问世，首印30万册很快告罄。至1945年底，已行销350万册，作为全国最畅销出版物的纪录一直保持到1981年。

最能体现战败者对征服者“拥抱”姿态的，是日本政府主导构筑的针对美军的“慰安”制度。战后初期的日本，经济凋敝，物价飞涨，黑市猖獗。著名广告作曲家三木鸡郎曾以一首打油歌形象地描绘了恶性通胀的失控情形，歌词大意是，火车行驶的速度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乘火车每到一站，都会发现橘子更贵了。而长期的禁锢一旦解除，最先觉醒的，往往是性。其资源流向，则是有消费能力者。而最有特权、消费最旺者，无疑是美军。于是，“潘潘”（Panpan，专做美国大兵生意的风尘女性）、“夜之女”应运而生。当时的新闻界注意到，在被取缔的游娼中，居然有年仅14岁的女孩子。而学校里的小男生和社会上的不良少年很快就学会了当皮条客挣零花钱的本领：他们把老美“丘八”带到女人那里：“你想见见我姐姐吗？”成了继“给我巧克力！”之后被熟练掌握的高一级英语会话。

对那些既知晓日军在他国的暴行，也了解被日军强征的“慰安部队”庞大数目的政界人士而言，不得不“接待”数十万盟国军队的性暗示是巨大的压力。玉音放送之后，“敌人一旦登陆，就会逐个凌辱妇女”的谣言像野火一般蔓延。内务省情报课立即意识到这些谣言与其自己军队的海外行为之间的关联。于是，城市家庭被敦促将女眷送到乡下避难；妇女们被建议继续穿战争年代邋遢得像口袋似的雪袴，而不要身着诱人的女性服饰；年轻的女孩子被警告不要像“外人”随便表现友善。但尽管如此，仍难挡住泛滥的“春潮”。

在这种情况下，1945年8月18日，政府内务省秘发无线电报给全国的警署，指示他们在管区内为占领军特设专用的慰安设施，但要“以最大限度的慎重”来筹备。同一天，东京警视厅高官会见京滨（东京、横滨）地区的“从业者”，向他们承诺5000万日元的财政补助金，并达成从业者自行筹措等额配套资金的默契。该项工作由当时的副首相近卫文麿亲自坐镇指挥，大藏省的一位后起之秀、日后成为首相的池田勇人在安排政府财政支持方面劳苦功高。后者有句名言：“用一亿日元来守住贞操不算昂贵。”而相关业者则聚集在皇居前高喊“天皇万岁！”，公开表达对为国效劳的绝好商机的感激之情。

这种被称为“R.A.A”（“特殊慰安设施协会”的英文缩写）的慰安设施在东京迅速扩张，很快就增至33处，并蔓延到其他20座城市。但数月后，却被占领军当局叫停。公开的说法是为了全面禁止“非民主的、侵害妇女人权”的“公营”卖淫业，但私下里，军人们承认废除R.A.A的最主要原因，是占领军内部性病患者激增。数月后禁令生效时，近90%的R.A.A女郎性病检查结果呈阳性；同时，美第八军则有70%的兵员感染梅毒，50%感染了淋病。出于治疗的现实需要，是年4月，美国才初次将盘尼西林（青霉素）的专利许可卖给了日本制药公司。

毋庸置疑，美国最初的对日占领政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十足理想主义的文本，所谓“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旨在建立一个确保不再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国民意志自由表达的新型民主国家。为此，制定宪法、土地改革、解散财阀、审判战犯……主导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但与此同时，这又是一张从开始就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改革“路线图”。随着占领进程的推进，不仅曾几何时的理想主义激情被征服者自身的种族优越感、功利心及日益浓重的冷战阴云吞噬殆尽，而且，作为一场“革命”，它根本缺乏来自本土社会内部的持久的、富于生命力的源动力，结果只能沦为新殖民主义的军事专政，完全唯“太上皇”麦克阿瑟的马首是瞻。

如此自理想主义始、以机会主义终的“革命”，没有不首鼠两端、中途改道的道理。所以，从最初打算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到后来为其免责，达成利用天皇的“天皇制民主”（所谓“楔入”政策）的妥协；从强制通过包含放弃战争条款（第九条）的“和平宪法”，到要求日本重新装备，对日大肆发放“韩战特需”订单，使一度遭整肃而式微的财阀再度崛起；从不惜冒所谓“事后法”的指责，在常规性战争犯罪的基础上导入“反人道”、“反和平”罪的全新法理概念以审判战争犯罪，但却虎头蛇尾，在处刑7名甲级战犯的翌日，匆匆释放其余全部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理由是莫名其妙的“证据不足”……至此，由于世界局势的“质变”，战胜的同盟国体系因冷战而分崩离析，美国的占领政策终于大大偏离了起初的“非军事化与民主化”的轨道，实现了基于机会主义的决定性转型，不仅在交易中使正义、道义原则及当初的理性主义光环大打折扣，而且客观上坐下了日本民主化改造不彻底的病根。所以，当国际社会在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问题上屡屡把德、日两个国家加以比较，并把靶子照准后者时，日本确乎有“委屈”的成分。而对此，实事求是地说，美国应负一份沉重的责任。

自1853年美海军佩利准将率“黑船”舰队驶入江户湾，以坚船利炮的实力逼日本开放门户以来，日统治者始终执迷于成为“一等国家”的迷梦。而1945年9月，“密苏里”号上的受降仪式结束后，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麦克阿瑟对新闻界一番所谓日本已降格为“四等国家”的露骨表态令这个国家的精英层痛彻心腑。对日本人来说，直到1952年4月28日晚10点30分，日本恢复行使主权，获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真正结束。战争年代、战败以及被占领时期，给亲历者留下了太多难以磨灭的印迹，许多人至今无法走出“战败”情结。无论这个国家后来变得多么发达、富裕，这些惨痛而复杂的历史记忆，已经成为他们思考国家历史与个人价值观时的重要参照。这便是《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一书所告诉我们的。

表演最糟糕的不是演得不像，而是演员也知道不像但不得不演下去。这场景放在生活里，现成就有个例子在这里摆着：灾后的四川省北川县政府花了超出市场定价的数字买了几辆豪华越野车，结果被韩寒曝光于自己的博客上。本来这事儿我也并未过于关注，倒不是说这种现象没有评论的价值，而是对这种丝毫不能超出我想像力之外的事情，花很大力气去评论是对于自己智商的一种侮辱。当然，这种行为对于社会是不是侮辱就难说了。

当我随手写了一篇评论时，我不经意地说到整个事情越来越像是一场为了把谎言圆起来的拙劣表演的时候，是没有想到这个表演会到一种什么程度的。但今天看新闻时，发现这种拙劣确实超出了我的想像。在经过了当地政府“现场指挥车”、“还没有购买”两个驴唇不对马嘴的说法之后，现在这种豪华越野车竟然摇身一变，变成了“通讯车”。老母鸡变鸭，而且是从板鸭到咸水鸭，最后居然成了烤鸭，也不得不叹服这帮人的想像力以及鸭子死了嘴硬的能力。

正如我曾经说过越野车里如果就是看重越野性能的话，北京吉普是最好的选择一样，还是先帮助大家了解一下通讯车是怎么回事。正好一位不知名的读者朋友发来邮件，也正是说明此事的，我也就照录如下：

现在北川县说此车是用于应急通信的，恰好我就是搞通信的，我来说一下：

1.用于应急通信的设备是很贵的，但贵的不是车辆，而是通信设备，根本和车辆的档次无关，有关的是车体的大小和越野能力。其中，越野能力已经被韩寒证明其是谎言；而设备必须能安装到车内，还有电力的问题，可能要自备发电机，所以车体要大一些，不是说要高档一些。

2.此车用于应急通信，则车辆必须进行改装，如此高档的车改装费非常高昂。

3.用于应急通信，则是非常偶然的事情，根本没必要在县一级配备，例如，在省公安厅配备就可以了，哪里需要就开到哪里。否则那么多县，谁知道下次什么灾害在哪里发生？每个县都配备一辆吗？

这是一位普通读者所发来的邮件，他在最后说：“五岳散人说得好：”现在是看一个关于如何用一个更大的谎言去掩盖前一个谎言的表演了。‘北川县不能仅仅就说是用于应急通信，还必须解释为什么用于应急通信就必须购买如此高档的车。“

其实我个人是不抱此奢望的，因为表演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应该知道这个谎言是无法用这种方法给表演顺溜的。现在所有的说法都已经无法掩盖他们只是为了豪华而豪华的目的了，您还想让他们说什么呢？下一个谎言？比如说因为豪华一点的车还能当作流动医院使用？

这个世界上如果谎言能够掩盖什么的话，那也绝对不是谎言本身所具有的欺骗性，而是伴随着谎言而来的、可以最终把谎言变成你不得不相信的能力。北川的这次政府采购行为本来也是发布在政府采购的网站上，但一旦被质疑，其车辆的品牌、型号就不翼而飞，现在只剩下了价格。这就是一种你不得不相信的能力，因为这种能力能够改变所有的事实，以求配合其谎言。

如果这个世界是这样的话，我们这里就不是生活，而是一场强迫观众参与其中的表演，剧本甚至都是没有的，全凭这些演员任意发挥，只要最后他们爽到即可，甚至你都没有退票的自由，因为这个舞台无限的广大，你走不出去。这种生活不是我们想要的日子吧？

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每年开两次新闻通气会，多年来的惯例，会给受邀的媒体记者准备一份礼物。大约两三年前起，这份礼物用同一种形式固定下来，而且非常得体：一张充有300元金额的“中国电影一卡通”。所谓“得体”，因为卡里的钱必须贡献给电影票房；如果记者们拿去送人，还可以让更多的人走进电影院。既然政府机关的公关开销是回避不了的现实必然，这样的方式真是聪明又在理。

2009年初的电影局通气会，记者们收到的“一卡通”里不是300元，而是500元。在公司纷纷裁员、国企高管降薪，全社会似乎都在缩减支出的时候，莫非电影市场反倒格外红火？当然，电影局礼物变厚与电影市场利好之间未必有直接的逻辑关系，但从年末开始，电影院的确火了。

2008年国内电影票房收入43.41亿元，比2007年增长10亿多，而12月的收入超过了5亿，电影局表述为“井喷式增长”。一位官员透露：“电影院出奇地火爆。有上面领导的子女买不到电影票，都反映到我们这儿来了。”“除了中国足球还算正常，一切太不正常”的2008年，的确不大可能成为电影的好年景。太多的非常事件牵动着国人的心绪，看电影、关心电影的闲情实在有限；另一方面，对中国形象格外重要的一年里，电影审查的收紧又是业内公认的现实。这样的情形在奥运会之后得到些许缓解，而随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使电影成为相对经济的城市消遣方式，虽然中国的电影票价仍然不便宜。

 

《十全九美》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纯山寨电影” 图/资料图片

审查最严格时期

广电总局网站的“政务信息”里，2008年第一条“工作通知”的内容，是处理了一部电影。1月3日发布的这条通知，宣布吊销了电影《苹果》的公映许可证，虽然这部电影其实已经从影院下线了。处分的主要原因，是制片方把影片放到互联网上传播以及出版影碟的时候，擅自使用了带有“色情内容片段”的“原版”，而不是删减后通过审查的内地公映版。

3月3日，广电总局重申了电影审查标准，要求在电影的备案、制作、审查、公映等环节严格执行。不久传出演员汤唯“下课”的消息。香港影人吴思远对媒体说，不少同行向他反映“剧本审批难，拍摄工作受阻”。尽管2007年在内地上映的已经是“洁本”，《色，戒》的“后遗症”还是在2008年发作了。

曾经计划2008年“5.1”档期上映的《疯狂的赛车》，等“意见”等到年底，映期最终推迟到了2009年1月。冯小刚的《非诚勿扰》也被要求修改部分台词。“如果是往年，这样的台词应该都能过，但是今年不行。”导演冯小刚接受采访时说，“审查这样紧，我觉得和《色，戒》后来挨批评有关系。审查尺度松大了，反弹回来的劲儿特别大。”

近日在香港举行的海峡两岸及香港导演研讨会上，中影集团副董事长江平道出了《色，戒》挨批的真正症结：“它的问题不在‘色’，而在‘戒’。‘戒’就是底线，是民族情感。两个镜头有问题，一个是汤唯那句‘快走，快走’，第二个是汤唯被处死时还在那里哭哭啼啼。”

北京电影学院的郑洞天教授把2008年至今定义为中国电影经历的“后《色，戒》时代”——近几年来中国电影审查最严格的时期。

冯远征第二次在冯小刚电影里客串了一个“娘娘腔”的角色。上一次是《天下无贼》里的火车劫匪，这一次在《非诚勿扰》，他作为葛优的前同事去应他的征婚之约，葛优有句台词：“我又不是同性恋——难道你是……”

“卫生部不把同性恋划为精神病已经三年多了。虽然民众中还没有公开承认这一存在，但是小刚导演把电影可以表达的内容又推进了一步。”郑洞天夸奖冯小刚的聪明，也是在说明审查尺度仍有进步。

香港电影的香港版与内地版继续着由来已久的“分歧”。在香港，《神探》的结局是警探安志杰打电话叫来妻子，伪造现场瞒天过海；在内地，是安志杰拿起电话向警局自首；在香港，《文雀》的结局是完成了善举的四个扒手骑单车笑着上街“开工”，在内地，同样的画面却是画外音说：“我们决定去自首。”

中国电影公司副董事长江平举2004年尔冬升导演的《旺角黑夜》为例，指点香港影人，审片能通过的关键就是“不左不右，左右逢源”。原版影片中张柏芝有句台词，“我从湖南来的，我们村里穷”，最终改成“我从南洋来的，我们岛上穷”。

商业电影“山寨”化

2008年，中国电影产量是406部，不包括107部供电视播出的数字电影，不包括71部动画、纪录、科教电影。电影局的统计显示，406部电影里，现实题材影片占80%以上。

8部影片票房过亿，它们是《赤壁（上）》、《非诚勿扰》、《梅兰芳》、《画皮》、《长江七号》、《功夫之王》、《大灌篮》、《投名状》。很明显，只有《非诚勿扰》能够与“现实题材”扯上点关系。高成本影片继续远离社会现实，因为巨额的投资经不起审查上的半点风险。

《赤壁》是一部豪华昂贵的快餐式大片，除了给年轻观众提供足够的机会使用“雷”和“囧”这样的潮流词汇，再没有什么值得回味。也只有兢兢业业地效忠“娱乐至上”的精神，才担当得起8000万美元的庞大投入，这似乎是眼下中国商业电影逃脱不了的宿命。“情怀大导”陈凯歌的《梅兰芳》，若说在影片前1/3还算塑造出一个立体的生动的少年梅兰芳，之后却变得束手束脚、闪烁其辞。影迷的失望在网络上一览无余，也体现了他们的水准，譬如这样的点评：“费了这么大的劲，总算没得罪各位爷——梅大爷、梅家后代的各位爷，还有网络上爱恶搞的各位爷。”眼尖的人们看出来，名为《梅兰芳》的电影，主角既不是梅兰芳，也并非“邱如白”，而是“纸枷锁”。

中小成本电影里“娱乐至上”的代表，是2008年著名的“山寨”电影《十全九美》。“山寨”一词源于国内手机制造业，意味着商标外形戏仿名牌，时髦功能一应俱全，价格我很体谅你，质量请你也体谅我。“山寨”这个词迅速在各个领域流行开来，几乎成为如今的一种时代精神。

《十全九美》没有大明星，故事和技术都毫不讲究，只使出全身解数“恶搞”。它把中国城市当下的流行文化元素，比如钱柜KTV、德云社、断背山等等，端进一部古装戏搞笑，当“夜店”、“妈咪”这样的敏感名词从古装的人物嘴里蹦出来，无疑是好笑的，而且居然是安全的。

这部电影俗得全面，俗得敬业，真正把电影当作大众消费品来做，因此网络上一片骂声，却又收获了5000万票房。唯独不够“山寨”精神的，是它的票价并不比别人便宜。

一面是代表了大众认可的票房成绩，一面是小众影迷的不满与奚落，两类观众的分歧，证明市场上仅有“娱乐至上”的电影还不够；这样的分歧，用冯小刚的“分歧终端机”肯定解决不了问题。

希望群众不要上当受骗

《筑梦2008》、《买买提的2008》、《婚礼2008》，哪一部与北京奥运无关？答案是后者，而且“2008”在片名中的必要性丝毫也看不出来，恐怕只为应景。

2008年的主旋律电影，奥运题材、自然灾害题材、纪念改革开放30年是三大板块。2008年的主旋律电影，缺少像《云水谣》那样的创新之作，惟一形成话题的恐怕是《超强台风》。

这部自称要超越美国灾难大片《后天》的电影，在网络上制造了成片“雷倒”的惊叹。它塑造的率领军民抗击台风的市长，几乎是一个不穿制服的超人；电影里“18级”超强台风所过之处，房屋坍塌、渔船倾覆、越野车翻飞、小鲨鱼登陆，但风灾过后，所有人竟只是湿身而已，神话般无一伤亡。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即将过去，看到这样一部电影，实在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超现实体验。

主旋律的保留节目和大众的娱乐需求之外，需要表现国人真实的生活内容、真实的喜怒哀乐，需要“审视者”的宽容与信任，甚至对周正龙、杨佳、三鹿等等无可回避的2008年中国社会的关键字，电影有没有可能去表述？

还是在广电总局网站，“政务信息”的公告区，2008年最后的公告是一则关于有不法人员冒充国家广电总局工作人员、希望群众不要上当的声明……

这就像宁浩电影里的桥段，令人不禁莞尔。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滴水不漏的世界，但在我们的电影里，世界好像必须是滴水不漏的。我们做小学生的时候就学会了嘲讽“掩耳盗铃”的故事，长大之后才发现这个事情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不接受也不行。

美国时间1月24日，纽约的朋友将要在法拉盛召开戈扬阿姨的追思会。因为时间仓促，我来不及从英国赶回纽约，因此做书面发言如下。 

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有这样的一批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面对国民党的专制腐败，面对社会的不公不义，决心投身革命，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度。这是他们年轻时代的理想。然后，所谓的“革命”成功了，他们却逐渐发现，在革命背后的，依旧是他们曾经那么熟悉和愤恨的极权专制，于是在他们的黄昏晚年，他们再一次投身新的革命，用他们生命中最后的光彩，继续为中国争取一个民主自由的未来。这是他们晚年的理想。岁月流逝，世事沧桑，人与物都改变了很多，但是对他们来说，唯有理想主义的热情没有改变。他们投奔中共是为了民主，他们背叛中共也是为了民主，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值得纪录，值得骄傲的一代理想主义者。

我们的戈扬阿姨，就是这一代理想主义者的代表。

我初见戈扬阿姨，还是在1988年12月7日。那天，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未来中国与世界”大型讨论会，我的同班同学是会长，他请来了戈扬阿姨。会上，金观涛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而时任《新观察》主编的戈扬阿姨，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的身份表示：“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当时作为北大学生，就坐在台下的我，与在场的几百名学生一起热烈鼓掌，巴掌都拍红了。戈扬阿姨这句话，在那时候的大学校园里和社会上不胫而走，传为佳话，也被以后陈希同的所谓“平暴报告”纪录在案。作为一个老一代的理想主义者，戈扬阿姨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她的一句话对我们这些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起了多么大的鼓舞作用。1989年学生运动爆发，4月22日，我们二十万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送别胡耀邦。三名学生代表跪交请愿书，当局置之不理。在人民大会堂内参加追悼会的戈扬阿姨冲出来，抱住学生代表放声大哭。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的命运连结在了一起。

1998年4月我被流放在美国，在纽约第一次开记者会，赫然看到，戈扬阿姨就坐在台下。时空变换，现在变成是我在台上了，但是我心中的感动无以言表，因为我知道，戈扬阿姨来听我讲什么，是出于她对后辈晚生的殷切期待。她要亲眼看到，理想主义不会在他们这一代中断，而是可以继续传承下去。后来，在接下来的岁月中，我跟戈扬阿姨就有了太多太多的联系与交流，从她那里，我学到的东西就是坚强和乐观。记得有一次，跟老阿姨闲聊，她说她应当开始学德文。我听了一愣，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她看我困惑，不禁哈哈大笑，说：“我死了以后要见马克思，不会德文怎么行呢？”熟悉戈扬阿姨的人都知道，在她失去判断能力之前，她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爽朗笑声。我跟她聊过那么多次，从来没有听到她抱怨什么。这样的精神，也鼓舞着我去面对各种逆境和考验。

在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逐渐衰落了之后，戈扬阿姨与司马璐先生决定把他们共同创办的中华学人联谊会交给我来负责。当时我已经搬到洛杉矶居住，山长水远，按照我的惯例，这样的头衔一定是应当婉拒的。但是，当司马先生在电话中告知我他们的决定的时候，我几乎是一点也没有犹豫就答应了。这不仅仅是我对戈扬阿姨的私人感情，而更是因为我知道，作为晚辈，我们能够让阿姨她最欣慰的，就是让中国变成民主自由的国度的理想能够继续有人传承。我深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有限，但是我不忍让老阿姨失望。因为我看到的戈扬阿姨，就象一个火炬手。无论是到北大发表演讲，还是在天安门广场支持学生，最后到把中华学人联谊会交给年轻一辈，她一心要做的，就是把追求理想的火炬传承下去。

最后几次见到戈扬阿姨，她已经无法辨别事物了，毕竟是90多岁的高龄了。我知道再能看到她的机会不多了。但是我还记得她最后跟我的一次交谈：那次我伏在她耳边大声问她：如果有机会，你还想回国吗？突然间，老阿姨的眼睛亮了，口齿不清的她含混地，但是肯定地说：“回国？好啊，好啊！”一瞬间，我的眼泪无法控制。这样的一代理想主义者，他们奉献了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那片生育他们的国土。但是最终，他们连回去看一眼的可能都没有。王若望，刘宾雁，现在，又加上戈扬……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如果不能记住这些名字，如果忘记了他们这一代曾经为中国付出的一切，那我们是不配称之为文明社会的。哪怕我们有多么高的经济成长数据，哪怕我们可以让世界都中国化，但是，没有了戈扬阿姨他们这一代的理想主义，我们就什么都不是。

戈扬阿姨走了，我发现我居然没有流眼泪。我觉得我是对的。如果她在天之灵看到我哭，一定会不高兴的。因为她一直以来教导我的，就是乐观，就是坚强。我没有眼泪，我只有决心。那就是，一定要把戈扬阿姨传给我们的火炬护持好，让中国人对民主自由的渴望，一直燃烧下去。

 

  

  

2009年1月18日上网，看到戈扬当日凌晨在纽约去世的消息，享年92岁。这是继王若望、刘宾雁、陆铿之后，又一个在异国他乡去世的老一辈中国民主人士。

“六四”屠杀之后，戈扬为了表示与中共当局的决裂，毅然决然地留在美国，从此再也未能回来。晚年的她虽然生活不能自理、记忆模糊、口齿不清，她唯一不能忘记的事情是：”想，回，国，看，看……”。她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要求，却至死也没得到满足。实际上，同样要求未能得到满足的，还有王若望、刘宾雁、陆铿。陆铿还要好一点，死了之后还能归葬大陆的云南。而王若望、刘宾雁、戈扬，他们却只能被埋葬在异国他乡。

有人说，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不会知道戈扬。这不完全正确。确实，很多80后青年不知道她。但我也是80后的人，我却知道她。

第一次知道戈扬，大约是在2003年。那时看到香港创造社1995年拍摄的”六四”纪录片–《天安门》。戈扬先生在记录片中四次出现。在纪录片中，她说：

“在开国大典之前，天安门广场啊，一片乱草。那个乱草足有半人多高。哎，在开国大典之前，北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义务劳动，把天安门前的荒草全部锄光。那时候的青年对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热情是冲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从天安门开始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的。”

“当时的共产党很多人都住到北京的王府里面去了。原来这些人都住在老百姓家里，叫做’鱼儿离不开水’。解放以后，老百姓进城要找一个他以前认识的干部，他也找不找到。水儿找不到鱼啦。鱼都在王府里头。毛泽东当上皇帝了，万岁，万万岁了。但是在50年代初期，我并不认识。”

“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时候怎么办呢？邓小平聪明的就是要吃一下资本主义的救命丸了，提出来要改革开放了，实际上就是学资本主义的那些东西，但是过去把资本主义当作死对头，你怎么能够去学资本主义呢？不好说。邓小平就搞了一个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这一天是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里举行耀邦同志遗体告别仪式。我进去以后，就感到人民大会堂里面又黑又暗，而且气氛还有不好，赵紫阳匆匆忙忙念完了悼词，中央领导人就赶快撤退了。快到中午，我从东门出来，看到广场上的人很多很多，我就想到学生队伍里头去，去不了，中间隔了九行武警。我就感觉到，他们对学生怎么那么无情啊，我觉得太不像话！我们这些在人民大会堂的人，很多当年都参加过学生运动，为什么现在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学生。我们当年反对的，就是现在学生反对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变成一个反人民、反学生的党？而我当年参加的共产党不是这个党。”

纪录片中说戈扬是原政府官员。确实，戈扬先生作为《新观察》杂志的主编，曾是中共副部级干部。1980年7月10日，文革前停办的《新观察》杂志复刊，戈扬重新出任主编。

提到《新观察》，就不能不说到储安平于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刊的《观察》周刊。其后，《观察》发行量一度达到十万份，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阵地，继承了从王韬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文人论政”的传统。但它却在1948年12月遭国民政府查封。

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储安平留在大陆。同年11月1日，《观察》复刊，但从周刊改为半月刊。虽然复了刊，但却不能与国民政府时期一样，随意批评政府，相反只能对中共进行赞扬。仅仅刊发类似于《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美帝在亚洲的新阴谋》的文章。正因为这一点，它不在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阵地。但这样的局面也不长，仅仅出了14期，就被中共当局要求改名为《新观察》。

于是，1950年7月1日《新观察》创刊，由人民出版社、人民日报社出版，后来它甚至变成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从此以后，它与《观察》以及储安平就毫无关系了。当然也就不会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什么关系。在那个时代，中共正在大力批评胡适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唯恐避之不及，哪里还敢要求什么言论阵地。而且，七年之后，储安平却因为一句”党天下”而导致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此时，戈扬受胡乔木委托，接手担任了《新观察》杂志的主编，享受副部级待遇。她跟胡乔木说，要把这个杂志办的活泼一些，胡乔木也同意。于是杂志后来刊登歌颂党的事情就少了，而反映民间的内容逐渐增多。《新观察》销路最好的时候，是全国排名第二的，仅次于《中国青年》。

这一切都是因为戈扬。1916年出生的她，原名叫做树佩华。大学毕业以后，她当了几个月的小学教员，接着为了抗日，就参加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去了武汉、徐州、贵阳，开始了她的新闻职业生涯。

在武汉，她主编油印小报《老百姓》，在街头张贴。在徐州，她编辑战地小报，写战地通讯。在贵阳，她当了一段时间的记者。大约在这前后，她得到了周恩来、邓颖超的赏识，把她调到重庆，跟随邓颖超做妇女工作。

但”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沈醉的手下向他报告，经常有一个’红衣少女’出没在周公馆。正要对她下手，被共产党得到了消息，邓颖超就安排戈扬离开了重庆。”1941年戈扬前往新四军，成为新华社记者。她成了和杨刚、浦熙修、彭子冈齐名的”中共新闻界四大花旦”，出版过红色新闻学专著《采访与写作》。1949年，她成为新华社华东分社副总编辑。在中共所谓的”开国大典”上，她还上了天安门。

此时的她，风头正劲。在这种情况下，她接办《新观察》。但也正是《新观察》成为她两度遭难的地方。《新观察》杂志设立了”生活小故事”和”小批评”两个专栏。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来信给生活小故事。两三年之后，很多文章批评官僚主义、浪费、贪污……批评共产党。这样的来信太多，以至于不得不设立了一个部门来出来处理这样的来信。戈扬后来在接受CNN的采访时说：”我们几乎找不到正面的故事。”

这些来信导致她的精神世界开始出现微妙变化。于是她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说了这样的一些话：”教条主义束缚人。过去做一个党员，不是当疯子，就是当死人，心里的话只能在自己房间里讲讲。””现在’鸣放’是《文汇报》在领导。《人民日报》已经落后了。”

正因为这些话，1958年3月8日，《新观察》杂志召开了一次党支部扩大会议，她被宣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紧接着下放到了河北涿鹿县”喂猪”，编县志。后来又被分配到辽宁省编《鸭绿江》杂志。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再次发配到内蒙古的沙漠里插队。整整20年，直至1978年平反。在她被打为”右派”以后，《新观察》在也因为她，在1959年被改为散文刊物，直到1960年停刊。

1980年7月10日，《新观察》复刊，恢复为综合性刊物，16开本，36页。戈扬重新出任主编。《新观察》上刊登的文章，多是尖锐犀利的时政评论。强调”新”字，注意报道新事务，观察新情况，讨论新问题，探索新趋势。设有” 观察与思考 “”科学窗””观察哨””信息与趣闻””上下古今”以及体坛、艺坛、游记、小说、诗歌、传记和报告文学等方面的栏目。《新观察》以深刻、深度著称，鼓吹改革，影响国人，颇具感染力。在20世纪80年代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里，它与《世界经济导报》形成南北呼应，成了新闻界里中共党内人士主持的最犀利的两把利剑，被称为中国新闻杂志的启明星。1988年，其期发行量约20万份。读者遍及社会各阶层，以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为主要读者对象。刊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艺术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

经历二十年的磨难之后，戈扬开始怀疑。她后来说：”我明白了共产党到底是什么。农民们的生活非常困顿。……我意识到，为了标榜他们的共产主义，他们准备就此全面撒谎。””我当然讨厌它，很讨厌它。我还没有发现共产党对人民做过什么好事。”她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向这个自己曾经参与其中争取自由民主的党要民主自由。1988年12月，她在北京大学”未来学会”成立典礼上做了一个演讲，公开说”20世纪见证了社会主义的失败”。对此，在台下听演讲的王丹后来说，”我把巴掌都怕红了”。但是，她的讲话却被上报到中央政治局，批判她否定社会主义。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她带着《新观察》的全体编辑记者去天安门献花圈，写出了著名的悼念胡耀邦的诗：”……他的身在这边，他的心在那边……”。4月19日，戈扬以《新观察》主编的名义和《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张伟国，就胡耀邦去世在北京召开了”耀邦活在我们心中”的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发言刊登在《世界经济导报》439期上，引起邓小平不悅。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大怒，撤销钦本立的总编辑职务，派”工作组”进驻了《世界经济导报》。5月8日，该报出版最后一期后，被江泽民关闭。江泽民因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有功”，当上了”总书记”。

此举一下在全国新闻界引起轩然大波，从北京的大报到地方上的报纸，编辑记者纷纷自发组织声援钦本立的活动，在街上游行的学生也举出支持《世界经济导报》的标语，一时《世界经济导报》遭遇成为八九运动的一个焦点。此时在《中国青年报》学校教育部兼科教部主任的李大同，在报社内率先发起了要求新闻改革的呼吁。他领衔起草了一份给报社领导的公开信，几乎所有编辑记者都参加了签名。公开信要求落实中共十三大有关”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的精神，全面、客观、公正地报道学潮情况。此后美国全国报业协会授予钦本立”新闻自由奖”。但钦本立却在病床上受到中共”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在胡耀邦病逝两周年那天，一代报人钦本立却溘然长逝。

而戈扬就是因为这一”事件”，遭到了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点名，被迫流亡在美国而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国。但是当时已经73岁的她，并不知道以后即将发生什么。他还接受美国的邀请，到美国参加一个关于”五四运动”研讨会。由于她曾经在邓颖超手下工作，与邓颖超的私人关系好。临走的时候打电话给邓颖超。邓让她”悠着点”，意思是叫她不要介意。邓颖超的秘书还打电话给她，叫她相信党。那时，邓颖超还说过比较激烈的话，说她不相信党会镇压学生，如果开枪镇压，她就脱党。

有了邓颖超的这些话，戈扬去了洛杉矶开会。但正要回国那天–1989年5月20日，北京宣布戒严，她只能暂避在美国西来寺。”6月4日，枪声终于响了。我呆了，我木了，我傻了，我像一具死尸坐在书桌旁边的椅子上。”

最终，曾经担任过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不但没有”脱党”，也没有保护她。她只能一直留在西来寺这个异国他乡。这一留就是近二十年，直到去世。

而《新观察》杂志也因为戈扬，1989年7月出了第10期后遭到停刊的厄运。

迄今为止，个人读到的关于毛泽东词作《沁园春•雪》历史背景及著作权争议的文章，最为全面者，非严家伟先生之作莫属。（严文《毛泽东〈沁园春•雪〉当年曾被民间痛批》，发表于《观察》网站2009年1月9日）由于我本人曾专门研究过毛词的历史背景问题，并且有关《水浒传》的解析也作为通俗历史著作《中国人的历史误读》一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的一部分公开发表，所以，愿就严文立意引申表达。

依严文来看，毛泽东词作《沁园春•雪》的争议颇多，其中以侵占胡乔木成果一说最不利于毛。但是，在专制体制下（中共专制体制形成于延安整风），著名文人替君王即主子润色文章、诗词是正常的事情。比如清朝乾隆皇帝一人诗作四万余首（高于《全唐诗》总量），其中绝大部分为文才出众的朝臣予以润色，操此术者如梁诗正、纪昀，并因此“大获恩眷”。比照这个背景，我认为毛词自作而由胡乔木润色的可能性比较大。胡乔木于毛在世时不言此事，而于毛去世后声称自己作品为毛所窃，为人不厚道。当然，这并不是说毛就比胡乔木高尚。比较其化用金主完颜词作《百字令•雪》的意境，特别其与完颜亮为人狡诈、残暴、荒淫之惊人相似，不难发现毛词背后的“文化病毒”

完颜亮《百字令•雪》并未见于正史，如《全史•海陵传》（完颜亮遇弑后，先被降封为海陵郡王，谥炀，后追废为海陵庶人）不曾提及此作。至于后人编纂的文集录入此作，亦非正史，但亦不能断然否认其非完颜亮之作。该词见于《水浒传》第十一回〈朱贵水亭施号箭，林冲雪夜上梁山〉，全文为：

“天丁震怒，掀翻银海，散乱珠箱，六出奇花飞滚滚，平填了山中丘壑。皓花颠狂，秦麟猖獗，掣断珍珠索。玉虎酣战，鳞甲满天飞飘落。

谁念万里关山，征夫僵立，缟带沾旗脚。色映戈矛，光摇剑戟，杀气横戎幕。偏裨英勇，共与谈兵略。须拼一醉，看取空寥廓。”

毛泽东熟读《水浒传》，化用此中词作亦不为过。不仅此《百字令》对毛之《沁园春•雪》大有影响，而且对毛之《念奴娇•昆仑》亦有影响。如后者中有“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与完颜亮“玉虎酣战，鳞甲满天飞飘落”意境一致。毛自注称引“前人”之“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一句，后来注释毛词者考证此“前人”为北宋诗人张元。比较两者，至少存在两种可能：其一，饱习汉文化的完颜亮对也为其“前人”的张元《雪》一诗有化用；其二，毛实受完颜亮《百字令》影响，因嫌其历史评价太差而不愿提及，即溶合张元与完颜亮二人的作品意境。

放下完颜亮与毛泽东对张元诗作的化用不论。毛泽东《沁园春•雪》不如完颜亮《百字令•雪》至少有三处：

第一，毛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句描写平淡，不如完颜“六出奇花飞滚，填平了山中丘壑”之细腻；
第二，毛词“厚驰蜡象”一语生硬，不如完颜“皓虎颠狂，素麟猖獗“一语生动；

第三，毛词“红装素裹”之点染特为牵强、造作，不如完颜“缟带沾旗脚”之点染平实、逼真。

在粗略的文学考证之后，也可以简单地比较一下毛泽东与完颜亮道德品质与政治作为的一致性：

其一，毛泽东在政治被动之时哭诉“老婆（指杨开慧）被杀”、“儿子（指毛岸青）被打傻”之争取同情的表演手法，与完颜亮在其堂兄金熙宗完颜亶面前“语及太祖创业艰难，亮呜咽流泣”如出一辙。完颜亮的泪水骗取了金熙宗的信任，“熙宗以为忠”，完颜亶的杀身之祸由此而始；毛泽东的泪水骗取了中共开国元勋们的情感转向，为打垮刘少奇做了铺垫。

其二，毛泽东以违宪手段整死刘少奇，与完颜亮结连权臣大兴国、阿里出虎等夜弑金熙宗一样，而且毛的残酷胜过了完颜亮对同为一爷之孙的金熙宗“一刀毙命”的暴虐。

其三，毛泽东不恤民力，发动大跃进，使中国在和平时期死掉数千万人，其罪罄竹难书，这样的政治举指与完颜亮“毁民庐舍以为材，煮死人膏以为油，殚民力如马牛”并无二致。

其四，毛泽东淫乱无度（本文无须细列，参见港版《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一书即可），与完颜亮“夺人之妻，则使之杀其夫”、“妇姑姊妹尽入嫔御”诸行为如出一辙。

所以说，毛泽东并非他自封的可藐视唐宗宋祖的绝代一帝，实在是与完颜亮之类狡诈、残忍、荒淫的弑篡者一样的政治恶棍、文化流氓。最后，应当涉及的是完颜亮的《百字令•雪》词作存在两种可能：其一，由文人代笔而成，如他的“立马吴山第一峰”诗作是有翰林编修蔡圭的代笔作品——这一点需要详细考察后人编纂集作录入《百字令•雪》的历史背景，因超出本文范围，暂存不论；其二，《水浒传》作者（包括其前身《大宋宣和遗事》系列作者）借完颜亮之名以自己的作品衬托书中意境（——不排除集作编撰者从民间话本采集的可能性！），而毛在后来读《水浒传》时并未考证此点。后一种情况证明毛不仅不是什么“千古一帝”、著名词人，而且说明他的文学涵养与历史逻辑能力远远不如古代民间文人，即达不到茶馆、书场的讲史、说枪棒者的水平。

简单考究，敬奉《观察》读者，并请严家伟先生指教。

2009年1月18日晚初稿 23日晨定稿于绵逸书房

胡锦涛和布殊的真实权力

胡锦涛共有四项正式职务：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党国双料的中央军委主席。布殊是美国总统，根据美国宪法，也是当然的美国三军总司令。但美国共和党却没有设立党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两项职务──即使有此二职，也不一定还归布殊担任。所以，论高级头衔之多，布殊比不过胡锦涛。

那么，他们两人的实际权力谁更大呢？可能有人会说，当然是布殊的权力更大。因为美国是国力最强的超级大国，美国总统能调动的资源更多、手上的政治筹码更多，打个喷嚏如下雨，咳嗽一声像打雷，言行举止全世界都盯着。不过，这说的主要是影响力而不是权力。更多的人肯定会认为，还是胡锦涛的权力更大些。据说，在「全球独裁者排行榜」上，胡锦涛一直排在前五名，这也有其道理。中国是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既没有三权分立，也不搞联邦制，集权程度远高於美国；而胡锦涛的位置处於专制政体的顶端，他既管党、又管国家，既管中央、又管地方，中国就没有他不能管的人和事，布殊岂能与胡比权？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属片面。胡锦涛与布殊相比，也只是在有些场合、有些事务上更有权，而在另一些场合、另一些事务上，胡锦涛非但无权，简直连基本自由都没有。我们不妨来看几个相互对照的例子。

胡锦涛有权审看某篇文章或某部电影，然后下令中宣部将其封杀，而美国的报纸或电视即使把布殊骂作流氓恶棍，他也无可奈何，只能一笑了之。反之，布殊可以公开批评其前任克林顿的经济或社会政策，并将其予以废止，而胡锦涛却不敢对他的前任、前前任、前前前任表露出丝毫不恭，否则，只怕他会吃不了兜着走。

胡锦涛可以向各省市空降自己的「团派」亲信当省长、市长，当地人大还没有谁敢不买帐的，而布殊哪怕只是想更换一个没有薪金的自治镇镇长，那也是门都没有的事情。反之，布殊可以挑选自己中意的副总统搭档、也可以撤换自己不满意的国务卿或国防部长，只要他愿意，不必讲任何理由，就可以独断专行。而胡锦涛就惨了，假如他想搞掉一个贪污的政治局委员、犯上的书记处书记，那可得费了吃奶的劲，要上串下联、向下吹风、向大佬们打招呼、暗中整材料、掺沙子、甩石子、挖墙脚，这些个阴暗工夫都很不简单，一不小心，说不定把自己也掉进阴沟里.若要搞掉一个有劣迹的政治局常委，胡锦涛这辈子算是没机会了，中共江湖险恶，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冒这么大个险.

胡锦涛可以向乖巧听话的「民主党派」作「重要指示」，并从国库里给他们拨款犒赏，同时，他也可以命令国保部门让不乖巧、不听话的「异议分子」突然「失踪」，让他们倾家荡产、九死一生，而布殊做梦也不敢这么干，若是去给反对党作「重要指示」，那会让人家笑掉大牙，别说要抓捕「反对党」，哪怕悄悄窃听一下他们的「阴谋诡计」也注定要完蛋，灰溜溜下台的尼克松前总统就是榜样。反之，布殊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否决法律、赦免罪犯，可以向公众坦露心扉、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可以按自己真实的想法治国理政，即使错了也无损於权位，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而胡锦涛就有些彆扭了，他经常不能说真话，必须违心地说假话。他的「重要讲话」稿必须事先送其他常委圈阅。他从来不敢向公众或媒体发表自己独特的政见──假如这些政见与其他大佬们的意见大相径庭，他甚至不敢用自己习惯的话语方式说话，只能以说官话、套话、大话和废话为主。他不能在公开场合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打死都不敢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因为他衰老的前任和他年岁不饶人的亲密战友们可能正拿着放大镜，在到处寻找他的错误.

这样的对比至少可以列出十页纸。那么，究竟谁的权力指数更高？正确的答案是：若论做好事、正经事、合法事，当然是布殊的权力更大；若论做坏事、歪事、非法事，当然是胡锦涛的权力更大。因为好人胡锦涛难做，受到的人事牵制与制度拖累太多；而坏人胡锦涛却难防，受到的权力制衡与社会监督又太少。

两人的法定权力

美国总统是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他的权力来源於美国宪法第二条.美国总统的真实权力与法定权力是一致的，不论谁当总统，都是那些权力，不能擅自扩充，亦不能随意缩减.所谓宪政，理当如此。

但是，中国的权力体系到底还是「中国特色」太多，就显得有些神秘莫测，也显得比较尴尬错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有什么权、多大的权，简直说不清道不明，只怕胡锦涛本人的心里也不太有谱.如果我们以《党章》和《宪法》为依据，假如《党章》和《宪法》真正算数的话，将会发现一个公开的秘密：胡锦涛真实的法定权力其实不大，党权略高於常委级、国权略等於省部级。

胡锦涛全部四项职务所拥有的全部「合法」权力，来源於《中国共产党党章》第22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0、81和93条.其中，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这两项党和国家「最高职务」，都是荣誉职务而并非领导职务，是有职无权的虚衔。剩下来，胡锦涛唯一的实职只是两副中央军委主席顶戴。《宪法》第93条规定，「（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这也就是说，胡锦涛真正有法律依据的实权，大约只相当於其他国家的国防部长，而且还不是名正言顺的国防部长.为什么这么说呢？

依照《党章》，党的最高权力属於全国党代会及其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在全代会和中委会闭会期间，则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集体代行党的组织权威。总书记这个头衔只有区区两项职能：一是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二是召集政治局及其常委开会。但是，主持中央书记处并不等於领导党中央，因为书记处并不是党的领导与决策机构，它只不过是政治局下属的办事机构，其级别还远远比不上贺国强所主持的中纪委──人家中纪委可是直属於党代会和中共中央；至於召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们开会，这显然也算不上是党的最高领导职能，领导权只属於委员会，而不属於它的召集人，《党章》可并没有委託总书记对任何事务有决定之权。所以，总书记一职充其量也就是个政治局的会务组长（或勤杂班长）的角色。依据《党章》，胡锦涛无权「代表」、更无权「领导」中共中央及其各个机关.

再说说党的军委主席。很奇怪，虽然这一职务在毛邓时代权大无边，但在中共新《党章》里根本就名不见经传：《党章》确实提到了设立「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一机构，却既没有提及这一机构有些什么权力、干些什么勾当，更没有提及这一机构有哪些职位、哪些权能。如此一来，党的中央军委主席就地位尴尬了，既是一项没有《党章》明确授权的非法职务，又是个只吃空饷不办事的混日子衙门.要不然，怎么会连中共《党章》都不屑一提呢？

党章和宪法只是供奉的牌位

至於胡锦涛与布殊对等的那项职务──president、国家主席，人家布殊可是实职实权，而胡锦涛则是「虚位元首」，其合法权力与美国总统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因为中国的国家体制号称是什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大体上，也就相当於国外的议会内阁制：立法权属於人大、行政权属於内阁，国家元首是虚衔、国务院总理掌实权。《宪法》第86、88、89、91条确定了总理的权限，「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总理领导国务院的工作」。假如中国真是个按《宪法》办事的国家，国家主席基本上就只能靠边站了，他连召集、主持务虚国务会议的机会也没有。一没有立法否决权，二没有人事任免权，三没有行政领导权，四没有财政收支权。这个可怜巴巴的国家主席倒是有一大堆的义务缠身：他要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交给他的各种法案、文书上签字画押，还要在各种对外国务活动中准时出席「亮相」。不管他同意不同意、愿意不愿意，人大或人大常委会交给他的法案、任免令他都必须原样签署，否则应属於渎职行为，因为《宪法》根本就没给国家主席延搁法案或驳回任免的权力，质询的权力都没有。

所以，依照《党章》和《宪法》，胡锦涛全部的合法权力，在党内，他是九名政治局常委之一，兼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召集人；在国家，他是虚位元首兼三分二个国防部长.至於这三分二个国防部长的来历，是因为中国的军队是一支统一的军队，但这同一支军队却由两个中央军委和一个国防部来共同领导，这三个机构的全部功能加起来，仅仅相当於其他国家里一个完整的国防部，没有人知道这三个三分一国防部之间是怎么分工协作的。不管把国防机构分成三份还是八份，反正它大不了也就是一个部级机构的功能。既然胡锦涛以元首之尊而屈尊下驾亲自兼任国防首长，领导这三个国防机构之中的两个（其中有一个还合法性存疑），那么，胡锦涛就只是三分二国防部长，梁光烈分享另外三分一的部长职权。

当然，以上说法只在理论上成立，不是真的。《党章》和《宪法》虽然像美国宪法一样也是白纸黑字，但是，中国官场的事情，凡事不能较真。《党章》和《宪法》什么时候算过数？又岂能真的算数？做个牌位供奉着，敬而远之而已。真要依章治党、依宪治国、依法办事，那中国的「官制」还真要乱了套了。所以，本文的结论如下：中国的党国元首胡锦涛与美国的宪政总统小布殊，他们的权力差别太大，口径不同，基准也不同，一为长矛梭标，一为精确导弹；一为不伦不类，一为宪政经典。没法对比，千万别比。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二○○九年一月一日

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就在十多年前，人们还因肤色不同而受到不平等的对待，黑人受到歧视与统治，不能与白人共享一个车站，城市实行宵禁黑人不能在城里过夜，通行特区要终身携带身份证……在平等、自由、文明成为人类社会的大趋势时，这个国家还在实行着种族隔离制度，最终遭到了联合国与许多国家的谴责和经济制裁，也因此而被钉上人类历史的耻辱柱。

这是一个奇特的国家。一个富裕的黑人，并非因为个人的私利坐牢二十七年，与年轻的妻子分开，当他两鬓斑白从监狱里出来时，也是这个国家的黑人获得尊严与权利的时候，他也因为受到爱戴与尊重，成为这个国家的领袖、第一任黑人总统；而释放他的正是他的政治对手——这个国家的最后一任白人总统，这位白人总统在他的国家推动了一场导致白人统治结束、自己也因此走下总统宝座的政治变更，实现了没有流血的种族和解。1993年，75岁的黑人囚徒和57岁的白人总统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享誉世界的诺贝尔和平奖被同时授予一个国家的两个人，这又是从未有过的殊荣。

这就是南非，曼德拉，德克勒克。

可是，可是……

当种族隔离制被消灭后，南非又是怎样的呢？

与曼德拉擦肩而过

开普顿，我们乘缆车登上一千米的桌山俯瞰，这个城市显得宁静、幽雅，这里曾经是一片湿地和野花之园的地方，现在几乎布满了厂房、城市郊区和小农舍。在一百年不到时间里，南非人口增长迅猛，开普半岛与平地已被人潮所淹没，而早期在欧洲殖民者枪口下的蹬羚、小斑马、蓝鹿也已近灭绝。远眺大西洋，可以看到形状像肾的罗本岛——一个因为曼德拉被判终生监禁于此而闻名世界的小岛。罗本岛距离海岸11公里，每天限制300人上岛参观。殖民主义统治者曾把麻风病人、疯子扔在岛上，后来又建监狱，专门关押反种族歧视的黑人政治犯。监狱有高墙，有电网，有狼狗豢养场拦起的屏障。曼德拉曾被关在那四五平方米的斗室里，一地铺、一小桌、一铁桶，度过了漫长的十八年。对我这位曾被关过十三年的文革政治犯来讲，此次旅游的一个重点项目就是想参观这里，但我的提议马上遭到全团人反对，他们认为一个关押政治犯的小岛有什么好看的，我要求一个人去，大家都说我疯了。导游以安全为理由，也拒绝给我单独安排，使我很失望。

纳尔逊。曼德拉1918年出生于南非特兰斯凯一个大酋长家庭，获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律师资格，当过律师。曼德拉自幼性格刚强，崇敬民族英雄，他是家中长子，虽然被指定为酋长继承人，但他表示：”决不愿以酋长身份统治一个受压迫的部族”，而要”以一个战士的名义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毅然走上了追求民族解放的道路。1944年曼德拉参加黑人解放组织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开始他们受到圣雄甘地的影响，推行”非暴力运动”，几经失败后发起了武装斗争。1961年6月，曼德拉创建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任总司令。1962年8月，曼德拉被捕入狱，当时他年仅43岁，南非政府以政治煽动和非法越境罪判处他五年监禁。二年后，他又被指控犯有阴谋颠覆罪而改判为无期徒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涯。

荒凉的罗本岛是曼德拉度过牢狱最长的地方，他是最后的幸存者之一，也是最负盛名的一名囚犯。他备受迫害和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当他意识到暴力斗争亦不能为南非黑人争来自由和民主，他必须再次转变策略，从对抗走向谈判应成为南非黑人运动的转折点，而要接受此种转折，最难者莫过于曼德拉本人。为了促使南非和平过渡，他又重新回到甘地的”非暴力运动”中来。经过长期斗争，在1990年2月11日，南非当局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被迫宣布无条件释放曼德拉。1994年4月，非国大在南非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中获胜。同年5月，曼德拉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当选总统的曼德拉说：我从来不会去打击德克勒克先生。因为如果他处于弱势，我们的协商进程只会变得脆弱。要与敌人和解，必须与敌人共事，并将他视为您的伙伴。南非黑人认为，建立全民族的民主政权与废除种族歧视制度几乎没有流血，不是党派的功劳，而是曼德拉个人的魅力造成的。黑人尊敬地称曼德拉是他们的”父亲”.

最后的种族隔离制国家

南非是国际上惟一一个以立法、司法和行政手段实行种族隔离制的国家，其种族歧视引起国际公愤。

1948年，属于荷兰人后裔的南非白人组成的国家党在选举中取得政权，极端坚持维护其族群特权及白人优势，大力施行种族隔离政策。包括：禁止不同肤色者通婚，异族性交违法，个人申诉案件依种族设不同部门分类处理；另一方面，又立法区隔开各种族的居住地点，迫使黑人须终身携带身份证才能通行特区，乃至公共设施如海滩、公共汽车、公厕、学校或公园内的椅子，都一并按人种分隔。可悲的是，连宗教信仰的神圣性都难逃种族区别。1960年3月21日，沙佩维尔居民群起抗议”通行法”制度。该制度要求所有在城镇内居住和工作的黑人无论何时都要佩带通行证，而没有通行证的人士将遭到拘捕。黑人群众在费利那亨附近的沙佩维尔地区举行和平抗议活动，遭南非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警方对抗议活动的黑人群众开枪射击，导致69人死亡，180人受伤。南非种族主义的倒行逆施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

沙佩维尔大屠杀成为一个转折点。

1962年，联合国要求其成员国中断与南非的外交关系和大部分商业联系。1963年，联合国安理会建议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1966年第二十一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每年的3月21日定为”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南非种族主义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1968年，联合国通过决议，称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为”反人类的罪行”.1966年到1980年之间，殖民势力一一自非洲撤退，南非终于成为非洲最后一个白人统治的国家。但是南非白人在这片土地已经定居了第十代，除了这里，他们无家可回。

另一波大规模的区域性种族隔离在1978年开始，执政者推行黑人属地政策，名义上是让特定的黑人部落拥有自给、自足和自治的传统土地，实际上这些规划出来占全国13%的土地，只是无法生产食粮的不毛之地，却要被迫容纳全国75%的人口；而黑人区内的领袖都是享有既得利益的政治傀儡罢了。数百万的黑人，尤其是老弱妇孺们，就此被迫从原来居住的土地，迁往那些搭建极为简陋的难民营式房屋，而有工作能力的年青人则必须独自回到城市中工作——他们的家庭也因此被拆散了。

1972年，联合国拒绝接受南非代表团的代表资格，从而取消了它在联合国的选举权。国际社会对南非采取的惩罚性措施在两个方面产生了影响：第一，国际社会的行动有效地扼制了南非的经济，特别是在80年代，南非在经济上的损失高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由于南非的经济基本上是开放型的，因此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很强，政治上的孤立状态使它失去了大批国际投资，也因此被断绝了重要的技术来源，甚至为了进口石油和军火都要支付昂贵的”政治成本”.在制裁中，南非财政受到最严重打击的，大量资金外流。1986年后的三年中有500多家外国公司撤离南非。至1990年底，国际制裁已经使南非在金融和贸易等方面损失了400亿兰特（约合160亿美元）。受国际制裁的影响，南非经济萧条，国债负担沉重，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种族歧视政策使南非在国际关系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这种损失，反转来又削弱了可用于维持种族隔离制度的资源。第二，国际社会的制裁及其造成的经济衰落深刻地影响了白人的感受和态度，使他们产生了危机感。无论制裁是否对统治阶级产生重大的直接影响，经济受到伤害的感受卻有效地软化了白人统治集团的种族歧视态度。黑人反抗盛期，南非当局两年间被迫删除和废除构成种族隔离制度的条款，竟涉及300多部法律法规。

1990年，德克勒克接任总理后，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随即着手改革政治结构，他顶着南非顽固派的压力，废除了歧视性的法律，让黑人政团合法化，并且释放已被拘囚了27年的曼德拉。德克勒克掌握契机，他为改革政策提出付诸公民投票的主张，获得近七成的白人选民支持。在经历了350年的统治后，绝大多数的白人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在国际形势所逼下，他们无法再拒绝与非白色人种同享平等的政权以及人权。1994年的4月27日凌晨，迈向民主政治的新南非伴随新的国歌——《天佑南非》，冉冉升起了新的彩虹国旗，这首曾经被殖民当局禁唱的歌响彻南非上空。全民投票在举世瞩目之下终于顺利完成。非国大赢得了62.7%的选票，毕生致力于终结南非白人政府种族隔离的曼德拉当选南非总统；白人的国家党仍赢得20%的选票，确保住内阁代表权，德克勒克则成为南非副总统。

1993年10月，诺贝尔和平委员会将和平奖同时授予75岁的曼德拉和57岁的德克勒克，以表彰他们”为和平废除南非种隔离政策所作出的努力和为南非的民主进程奠定基础”，评选委员会还认为他们”表现了人格上的正直诚实和政治上的大智大勇”.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南非一共有四位曾获诺贝尔和平奖——1961年的非国大主席卢图利大酋长、1984年的图图大主教、1993年的曼德拉和德克勒克，这种荣耀在国际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也是基于南非独特的社会状况才产生的。

在南非的历史进程中，诞生了无数种宗教。即使在小村庄里也有基督教堂和伊斯兰教宣礼塔，礼拜堂随时迎接信徒们前来祈祷。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基督教各派占主导地位；每五个南非人当中就有四个属于某个基督教或基督教组织。少数黑人仍然信传统宗教，但大多数已经西化和城市化了。今天的南非拥有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流派，荷兰改革教会、路德教会、英国教会等。其中英国的圣公会的牧师在反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而最著名的莫过于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黑人大主教戴斯蒙德。图图。

南非基督教信徒约占总人口的78%.黑人中有75.8%是基督徒。基督教第一大派是非洲本土教会，其领导人和信徒都是黑人，他们都强烈反对种族主义。第二大派是荷兰归正会，以白人教徒为主，曾是种族隔离政策和奴隶制的坚定支持者。1982年，它被世界归正会联合会开除。南非较重要的教派还有英国的圣公会，黑人教徒占一半，一向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而黑人大主教图图是著名的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领袖。在基督教各派中，除归正教外，各派都反对种族主义，他们的根据是基督教的教义。如图图大主教所说：”作为一个基督教徒，我之所以要反对这个罪恶的、不道德的种族隔离制度，是出于我对上帝的信仰，教会有责任、有义务为人类讲话，特别是为那些孱弱的、忍饥挨饿的、受压迫的和遭践踏的被种族歧视的黑人呐喊。”在南非，因种族歧视造成的受害者和罪犯的概念之间的差别很模糊。推翻了白人种族歧视政策后，掌权的黑人政府面临着一场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清算运动。种族隔离制留下的伤疤似乎不可能被治愈，但南非政府还是试图做到这点。1995年以戴斯蒙德。图图为首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通过电视转播，揭露了白人国民党官员、警察和国防部队及一些政党组织所犯的种族歧视的滔天罪行。奇怪的是，真相委员会的目的不是惩罚罪过者。相反，如果他们能证明自己的罪行是”有政治动机的”，他们将获得赦免和赔偿——而受害者则有机会倾诉他们受到的不公，以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从记忆的负担里解脱出来。图图坚持真相委员会的宗旨是”要依法处理事务”，同时允许所有南非人都能在和解的宣泄精神下接受过去。这点曾激怒了种族隔离制度的一些受害者的家庭。然而，最终是图图坚决拥护基督教的宽恕哲学，他的口才与超凡的魅力使南非大多数人认可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做法。图图说：”除非努力去真诚地接受过去，否则南非是不可能自信地迈向未来的，真相委员会就是这样一种努力。”

黑进白退

约翰内斯堡是南非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因地处世界最大的黄金脉矿中心，故有”黄金城”之美誉。然而在白人统治时期，像约堡这样的城市实行宵禁，是不允许黑人在城市中过夜的（个别在白人家当佣人的除外），那时，城市中心基本上看不到黑人。曼德拉当政之后，黑人陆续进入各大城市中心。而白人，有的不屑与黑人比邻而居，有的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也陆续从城市中心向郊外转移，形成了一种”黑进白退”的局面。

我们是夜间从机场乘车穿越约翰内斯堡的某些街道到市中心的，因为出国前受旅行社的警告、又看到许多关于南非治安差、华人遭黑人抢劫的新闻报导，再加上一到约堡当地导游又告诉我们：一到夜间这里便成了黑人的天下，白人、华人和有色人都不敢轻易上街。所以，当我们看到成群结伙的黑人站在路边虎视眈眈地盯着过往的车辆，觉得恐怖，生怕遇拦车抢劫。

第二天我们参观市中心，看到约堡高楼很少，家家种树，住房都处置在一片林荫绿化中，像个人造大公园。在路边经常看到巨大整齐的矿石堆，像小山一样高，据说有二百多座。根据现在的科学技术，政府发现这些早期挖出的金矿废料里面仍含有3%的金矿，准备重新再提炼一遍。导游告诉我们：在繁忙城市地面下一英里，脚底下都是挖空的金矿，矿工们正开采着黄金。在今日的约堡街头，我们还看到了废置不用的黑人乘车站，算是残留的隔离时期标志。

在约堡待了三天后我们就飞往开普敦，这是一个属于南非白人的城市，英国人建造的乔治时代风格的建筑让开普敦看起来像欧洲的某个城市。呼啸的东南强风可称为是”开普医生”，它带走了城市的灰尘和污染物，使得开普敦成为空气最新鲜的地方之一。这里街道两边欧洲风格店铺很多，酒吧里散发着很浓西方文化，特别是高级住宅区几乎都是欧洲风格的房子。导游说开普顿是欧洲商人在南非一手建立起来的第一座城市。

由于历史上长期实行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南非两极分化现象严重，种族间收入差距明显，贫富极为悬殊。在南非大多数的城镇里，白人区精美的住房与一排排简陋形似纸盒的黑人贫民屋形成明显的对比反差。富人基本上是白人，而三分之二的国民收入集中在占总人口20%的富人手中。有人统计，南非富人月平均收入可达2万兰特左右（人民币与兰特的比值是1：1.5），一个普通的黑人劳动者每月可以挣到1200-1300兰特，扣除上下班的交通费后，大约能剩下800-900蓝特。而南非目前的失业救济金是每人每月700蓝特，所以，许多黑人不用工作，靠这700蓝特的失业救济金生活。南非黑人没有太大压力，比较懒散不上进，有钱就花光，因为教育和医疗都是免费的，生了孩子国家每月还有补助。虽然目前的黑人政权鼓励黑人就业，而且规定各公司企业要优先雇用黑人，但仍有一些黑人不愿工作，宁肯无所事事地到处游荡。不少黑人因为没有文化，只能从事体力劳动。

南非的社会治安很差，失业率高达37%，40%的黑人没有工作。很多店铺一过六点就关门，街上行人稀少冷冷清清，警察也看不到，游客晚上在街上游逛，很容易出事。尤其是约翰内斯堡，有”罪恶之都”之称。无论是白天黑夜，常有武装抢劫案发生。谋杀、强奸和绑架等刑事犯罪成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外国人更是武装歹徒袭击的对象，据说在南非长期生活的华人中几乎都有被抢经历。导游风趣的说：到那时你会感到，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遇到错误的黑人，他抢东西时，你最好乖乖地交出不要反抗。南非的高犯罪率举世瞩目，监狱常人满为患而令政府备感头疼，据说南非犯人生活舒服，一些黑人不怕坐牢服刑。

在南非白人几乎人人有车，居住一般与黑人隔离，在专门白人富人居住区。导游禁止我们去贫民窝、自由市场参观，说那里治安太乱很容易出事，如果晚上去那里更糟糕，漆黑一团，当你在黑夜中看到一双发亮的眼睛，一排白牙，作为一个陌生人肯定倒霉。别说普通百姓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就连政府的高官也难以幸免。南非现任总统姆贝基、前总统曼德拉以及一些部长的住所都遭到过偷盗，副总统和总统发言人也曾被武装歹徒抢劫。南非治安的恶劣，有着深层次的原因。长期的种族隔离制度造成了社会贫富不均，而过去坐牢的黑人领袖现在当家做主人，实行的民主比美国还要民主。例如，南非没有死刑，就是说杀人不用偿命。在社会高失业率大背景下，一些南非人和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铤而走险，从事非法经营，走私贩毒，偷运鲍鱼，洗钱赌博，嫖娼卖淫，互相争地盘，绑架残杀，敲诈勒索。而枪支泛滥，则是南非治安恶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估计南非民间有300万-450万枪支，武装抢劫的歹徒人人都有枪，有的甚至携带威力强大的AK-47步枪，连警察也畏惧三分。因为南非治安差，所以保安公司普及而发达，产业有十几个亿。有钱的有色人，特别是白人，都雇用保安公司人员。

种族歧视新萌芽

南非民主政权的发展，是南非人民和各政党长期同心协作、浴血奋战的结果。南非人民在300多年的奋战中饱尝了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歧视的痛苦，同时，由于两极分化严重，南非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平均收入差距高达10倍。这种差距如不缩小，不仅不利于调动黑人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性，而且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他们取得政权的第一步就是努力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歧视，维护社会平等，发展民主政治。

1994年前南非经济一直为白人掌管，为了使黑人尽快在上层经济领域占据地位，政府政策开始偏向黑人，例如维护黑人利益的《黑人经济授权法案》应运而生，其主要目标是提高黑人的经济实力，通过政府采购和由政府核发许可证（如采矿权）等手段，引导企业逐年出售股权给处于无权无地位的黑人、有色人和印度人，并逐渐增加黑人在公司管理阶层的比例，使其拥有参与公司决策和接受培训的机会。法案规定在白人控制的企业和公司，必须让股50%给黑人，包括政府的工程建设项目都倾向由黑人老板承包。各行业出让股权和黑人参与管理工作的比例等具体条款，将分别由政府主管部门与业界磋商制定，预计在2014年全面生效。由此也造成新的种族观念，使不少白人、犹太人举家带资离开南非。由于建国十年不到，黑人在受教育上与白人差距太大，造成一些高端工业和上层管理部门因为白人的离开而出现人才断缺现象，甚至一些核电站在白人工程师走后，出现管理技术事故。自《黑人经济授权法案》实施以来，一些从前被压制、但有能力和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逐渐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南非历史上首次出现生机勃勃的黑人中产阶层群体，房地产价格也随之扶摇直上。然而，该法案的实施也引起了许多争议。外界对此批评的焦点是，《黑人经济授权法案》只能使一小部分黑人精英在短时期内迅速暴富，从原来的社会底层一跃成为黑人新贵。有媒体披露说，在这些暴发户中，不少人与非国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全国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并未从中获得实惠。新南非诞生11年来，贫困和大规模失业始终困扰着南非政府。此外，还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南非政府此举实际上是在社会转型期维持社会公正与自由市场经济之间的高难度平衡，在努力缓解严重的两极分化、提高黑人经济地位的同时，又要创造条件吸引亟需的外来投资。但是，在该法案框架下，真正能够胜任工作的专业人员却很难找到适宜的工作，进而导致了南非人才的外流，造成今天南非专业人才缺乏的被动局面。再加上最近两年兰特一直坚挺，致使部分外资望而却步，甚至南非的一些英美大型外资企业都纷纷把总部迁往国外。在这段时期南非经济一直不景气，没有什么大发展，为此黑人政权不得不收敛制压白人的政策。

政府偏向黑人的政策使黑人企业集团盈利颇丰，黑人经济权力的崛起，新兴的黑人中产阶级树立了全面经济独立的雄心壮志。小生意已经成为了黑人经济增长的关键领域，大众商人给城镇增添了多彩的自由企业家精神的象征。在白人占领的重要采矿业、出版业和传媒领域，黑人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内部分上市公司现在由黑人控制，而且这些公司的数量在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黑人拥有私人企业。经济的溃退使失去信心的白人资本大规模外流而崩溃，在一系列偏向政策中，白人的担忧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官方的”反歧视运动”政策，它的目标是”纠正过去的不公正并改善过去因种族歧视带来的种种政策”.白人已经开始抱怨在行政机关，特别在大学，黑人正在担任一些他们本不胜任的工作。结果，许多专业人才（白人）开始外流。此外还有”交叉补贴”政策，该政策向传统”白人”地区的房地产纳税人所受服务的收费暴涨，而这些服务政府是无偿提供给黑人群体的。

南非人权目前在世界上搞得很出色。1994年前在南非种族歧视隔离时期，白人地位第一、有色人种第二、黑人第三处最底层。九十年代黑人开始掌握政权，又倒过来，黑人碰到什么事情都会把”反种族歧视”挂在嘴上，白人一说这国家什么地方不好，黑人就会扣种族歧视的帽子。白人开始受到打压，在议会、在政府机构白人逐渐被挤了出去，在各领域多数派总是黑人，民主政权的表决白人总以是少数派失败。

我在南非遇到一个大陆去南非开厂的浙江成衣厂老板，他告诉我南非黑人的公民意识教育很强，遭到有什么不公平的人权事，都会上”人权法庭”告状，争出是非黑白来。他厂里的黑人工人什么事情都要联系到反种族人权问题上，工人也处处要向老板讲人权与争福利。他深有感触地说：南非黑人远比中国农民工维权意识强，政府的政策也倾向他们。联想我们在约堡参观过的一个”人权法庭”，里面法官的座位与参预者是平行的，穷人为维权上法庭与富人打官司是家常便饭，在南非只要你认为人权受侵犯就上法庭见高低。

南非的政治发展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南非的政治发展是一个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进程，也是一个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所以说南非政治发展的起点并不是很高，而且开启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时间也较晚。作为制度的种族歧视已经消灭了，但是意识形态里的黑白差别依旧存在着。因为无论白人还是黑人，谁都曾看到过十多年前的历史，白人依旧和黑人保持着距离，虽然他们已经失去了政治优势并受到排挤；黑人虽然获得了政治权利但大多数黑人还没有从被歧视的阴影中真正自立自强起来，动辄在出现问题时就喊”反对种族歧视”.种族歧视给黑白南非人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还在继续各自影响着自己的下一代。

种族制度的消灭，只是南非民主政治走出的第一步。真可谓：

种族制度已东去，     黑白世界仍分明。

昔日”黑鬼”求解放， 今朝”白佬”要平等。

议会选举白渐少，     企业发展黑优先。

何时黑白共牵手，     南非始有真人权。

本文载自《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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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专制的决战

在任何一场战争中，交战双方都是因为拥有一定的「胜数」才敢打的。而这种「胜数」往往分为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两种.战争结果往往是拥有较多长期因素的一方获胜。现在中国民主与专制之间二○○九年的决战实际上已经开始，我们就不妨罗列一下民主与专制之间胜数的对比如何：

中共一党专政制度方面目前拥有的胜数似乎是：宪法（规定中共领导）＋金钱＋官僚系统＋军警＋信息封锁＋镇压经验＋……然而这些都是短期因素，看不出中共拥有什么长期因素。

民主一方拥有的胜数则是：人心所向＋世界历史趋势＋过渡政府＋《○八宪章》＋……这些因素中前两个属於长期因素，后两个则属於短期因素。

中国民主与专制之间早在一九八九年就较量过一次。那一次是民主一方失败了。那次失败的原因很明显，而现在就大大不同了：其一，那一次只是学生运动，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目标，广大人民并没有充分地动作起来。今天呢？二○○六年我还在中国大陆，一次闲谈中我说中共已经失去百分之六十的民心。当时朋友们就说我估计得保守了，中共失去的民心应在百分之七十──八十以上。就算我那时估计得符合当时的实际，那末从二○○六年到二○○九年间，中共失去的民心是增加了还是下降了呢？显然是增加了，而且应该是大大地（不用事实证明）增加了。不论是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还是百分之九十，反正大陆十三亿人民从内心里是已经抛弃中共了。其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正好发生在东欧巨变之前。那时中共还有所谓「国际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依託。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现在同样为华人的台湾实现了民主，美国选出了黑人总统.世界上只剩下孤零零的以中共为首的十多个专制国家（共产党式的和非共产党式的），成为全世界走向民主和全球化的绊脚石。

民主一方的优势

仅以上两个长期因素就显示出在当前的「民专决战」中，民主一方的优势是明显的。然而和一九八九年的那一次较量比，后两个因素（过渡政府和《○八宪章》）也是不容忽视的。有的人会嘲笑说，过渡政府一无所有，而且常常犯错误（不像中共那样有近一百年的斗争经验），而《○八宪章》一纸空文，只是一些温和派文人搞出来的玩意儿等等。但要知道，和一九八九年比较起来，有这两个玩意儿与没有这两个玩意儿可是大不一样的。过渡政府像是一根旗杆，《○八宪章》像是挂在这旗杆上的一面旗帜。这面旗帜一旦竖起来，十三亿人民中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这面旗帜之下。不仅如此，《○八宪章》还起着一种照妖镜的作用。因为中共必然要回避它，打压它，反而把自已的丑恶嘴脸暴露出来。

中共一方的阵容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共一方的阵容：从表面上看，中共的权力系统的确像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楼。这座大楼可分为三层：最顶尖的一层是权贵集团，大约只有五百多家和五千多人。中间的一层是中下级贪官污吏。最下层则是公务员和军警。这座大楼的地基是什么呢？就是十三亿人民，工农商学兵都有。这？一来，就可以看出两个问题.其一是「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十三亿人民为受到剥削与压迫不断地反抗，即这座大楼脚下不断地「地震」，只不过目前还没有发生五级以上的地震而已。其二是这座大楼虽然表面上金碧辉煌，但是由於腐败，它的墙和柱子都腐烂了。一旦发生五级以上地震和大风暴，它能「巍然屹立」吗？而在二○○九年里，大地震和暴风雨同时发生的契机（四二五，五四和六四等）不少。那时中共大楼的这三层将受到什么样的动荡呢？

权贵集团虽有派系之间的内斗，但是在死抓政权不放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中间不可能出现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他们决不会和民主一方「谈判」。不过打倒他们不等於打倒共产党（要的只是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制度）。因此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似乎并不策略。如果把矛头指向那些罪大恶极、人人喊打的人，警察不见得马上抓你，因为你反对的不是共产党，而是个人。但这样权势集团的人都会感到心惊胆战，大量出逃，促成中共政权体系的自我瓦解。

大楼中间的一层，即中下层中的「裸官」们，一看权势集团的人大量出逃，自己也会纷纷出逃的。不要在国际机场等处堵截他们。这样他们「困兽犹斗」，反而推迟民主的胜利。将来通过外交途径和他们算账就是了。地方「裸官」逃走后，各地各级的过渡政府就可以和留下的官员谈判成立临时政府的问题.估计只要有成百的市县一级（也可能有个别省一级的）临时政府成立，则全国的形势就初步确定了。

新「武昌起义」何时爆发？

大楼下面的一层，公务员和军警，是中共最后的依靠力量。这两年来中共不断注意加强对他们的「思想工作」（即在任何情况下都执行中共的命令，包括向人民群众开枪）。但是与二○○七以及二○○八年相比，现在中共动用军警防范人民反抗的效应就成问题了。因为在二○○七年召开中共十七大和二○○八年举行奥运时，中共需要戒备的只是一个北京市，甚至只是一个人大会堂和奥运场馆，而且防护的时间只是那么一个月左右。但是到二○○九年，中共自己承认是群体事件多发年。但是天知道新的「武昌起义」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民主一方也无法预料）爆发呢？那末他们如何戒备呢？在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尺地面上，从二○○九年一月一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每天二十四小时吗？军警（还有一些公务员）从二○○七年起已经疲惫不堪了。虽说他们长工资了（据说一名警官月薪约三千元人民币），还可以敲诈勒索和白吃白拿。但他们知道那毕竟不是致富之道，也不是长久之计。平时他们可以奉命对於上访人群棍棒打皮鞋踢，但是真到人民群众和他们对垒时，他们真的敢向人民群众开枪吗？他们不能逃往国外，谁不想为自己和家属留一条后路呢？何况过渡政府已发出第三号令，宣佈士兵们可以调转枪口击毙逼迫他们向人民群众开枪的长官呢。

中共崩溃的概率是多少？

於是我们可以用数学科学中的概率理论来推算：到底在二○○九年内中共政权崩溃的概率应该是百分之几呢？从以上分析来看，不下於百分之五十。或者谨慎一点说，在百分之五十上下吧！但不会「下」得太多，总不会「下」到百分之四十！那？，这个概率怎？能从百分之五十上升到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和百分之九十，最后实现中共政权的瓦解？这就需要看「人谋」了。如果说杨佳是「民专决战」的第一位英雄（有如希腊神话中的丹柯），刘晓波是第二位英雄，那？第三位将是谁？可能是二十一世纪的孙中山先生快要出现？也可能是新的「汉初三傑」（张良、萧何和韩信）将要出现.总之现在需要有一方面是众望所归的领袖，另一方面是能「运筹帷幄」的将才。时势造英雄，二○○九年对於中国来说，可能将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头.

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一种现象：人们感到这个国家的发展趋势可能导致某种巨变。例如法国大革命前连乡村老太太都曾感觉到，但他们不会想像这巨变会来得这？快。中共统治六十年来，对於人民的「折腾」，较之於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之间对於法国人民的「折腾」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在中国，许多人已有巨变将来的预感。

二○○九年一月十二日

胡锦涛重拾人权外交策略

人权外交，是指一九四八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之后，民主国家在外交政策中强调人权价值的国际战略。人权外交有效地促进了全世界人权状况的改善，迫使专制国家在国际交往中与西方世界保持了双边人权讨论关系，如特定委员会的建立及专门项目的合作。在另一端，非民主国家也採取了反制措施，比如在联合国人权事务方面形成统一战线，否决某些积极提案，又比如抓捕或释放国内持不同政见者回应国际压力，凡此种种.

中共政权随着近几年经济效绩的取得以及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加大，採取人权外交策略的积极性减低，以宣称承认普世价值来减少西方对中国崛起可能产生威胁的疑虑.但是，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到来之前，加上以中法关系为主线的中欧关系变僵，胡锦涛开始有意识地重拾人权外交策略，借机将国内压力向国际传导。刘晓波事件就是该方面的重要信号。

中法交恶，法国民粹汹涌

法国总统萨尔科齐不顾中共的阻吓，以欧盟轮值主席国元首的身份在波兰北部城市格但斯克会见达赖，令中共十分恼怒。中国方面不仅宣佈推迟中欧峰会，而且庞大的对欧採购计划也因此搁浅.据中国官方透露的信息，原计划对欧採购金额为二百亿美元，採购项目包括飞机、核能、高速火车等，组团阵容亦空前庞大，有一百五十余人。中国政府的制裁措施引起了法国商界对萨尔科齐的不满，但欧洲主要国家却出奇地一致，德、英、捷、波四国指责中国对法国採取的制裁及推迟中欧峰会是“反应过度”。波兰总理在法国总统会见达赖之后迅速跟进，在本国会见了达赖。

最让中共外交情报分析机构想不到的是，法国民众对中国的“过度反应”作出了强大的民粹回应，鼓动法国民众抵制中国货。一位网名“十九航班”的网民发贴说：“法国应该重振产业，不应无休止地进口来自中国的廉价劣质品，法国的消费者对劣质产品已经厌倦了。”在萨尔科齐会见达赖之前，欧盟及法国本身就对中国採取了经贸制裁：首先是欧盟反倾销委员会以投票方式表决，对产自中国的碳钢紧固件徵收高达百分之八十七的反倾销税；而后，法国宣佈“将禁止含有二甲基？胺的中国椅子和鞋类进入法国”。此外，中国的低价倾销引起了拉美国家的不满，拉美大国阿根廷公开抱怨说：“中国纺织企业通过政府补贴和压榨劳工等违反平等竞争手段降低生产成本，并採取低价报关手段进入阿根廷市场。”二○○八年九月份，阿根廷企业家号召南美共同市场国家巴西、乌拉圭、巴拉圭联手抵制中国产品。

“劫波”跟进，中共降低调门

中国对萨尔科齐会见达赖的“过度反应”主要是针对他的双重身份而发的，即法国总统兼欧盟轮值主席。中国对於捷克与波兰的表态似乎不太在意，但是，正是捷波这样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比传统欧洲民主国家更懂得人权的重要性，才以超强频率向中国输送“劫波”，期望促动中国发生如同他们曾经历的变化。捷克《七七宪章》对中国的影响力绝不亚於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它是中国民间自由力量推出的《○八宪章》的蓝本。捷克在跟随法英德波批评中国“反应过度”的同时，获得了巨大的荣誉感。波兰方面不仅总理以欧盟例会东道国政府首脑的身份会见了达赖，而且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市还授予达赖荣誉市民的称号。在答谢演讲中，达赖虽未具体表示喊话中共的意向，但其对欧洲宽容传统的讚赏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对中共不宽容的批评.对於波兰方面的举动，中国外交部的反应远无针对法国的那样激烈。先是外交部一位发言人秦刚称：“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达赖到波兰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也坚决反对波兰领导人同他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而另一位发言人刘建超的调门放低了许多：“希望波兰能够重视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不要为两国的友好关系发展制造困难.”

中共外交情报系统与国内专门研究机构已经确认达赖的“软对抗”形成了新一波外交冲击，更指国内外民运分子“大有与藏独势力合流，利用天安门政治风波二十周年制造事端乃至掀起骚乱的趋势”。有关报告不仅涉及到了“六。四”名人刘晓波，也涉及到了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成员王力雄与唯色。

预计奥巴马强硬，刘晓波升值

美国发生重大经济危机，指望中国予以帮助未果，反而是到北京会谈的保尔森被王岐山责以“保证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之重担，美国国内对中国的失望情绪大增。美国凯托学会外交政策研究员利昂。哈达，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前共和党首席顾问威廉？特里普利特，均公开发表文章要求奥巴马重视中国议题.不惟如此，奥巴马未来内阁中对华强硬人士佔据了重要位置，如副总统拜登不仅关注中国武器贸易，而且大力支持自由亚洲（RFA）与美国之音（VOA）两家电台开办藏语节目；又如国家安全顾问克雷格曾担任过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他力主“向西藏人民发出强有力的信号，他们的苦难并没有被忽视”。

预计在人权问题上对华态度最显明的将是国务卿希拉莉。她的人权主张不仅是要表明民主党维护美国传统价值的决心，而且还要洗涮她配合丈夫克林顿牺牲中国人权的不良记录。已有消息传出，希拉莉就任国务卿后六个月将与克林顿离婚。此前，中国异议人士对希拉莉非常反感，因为她曾与丈夫一起牺牲中国人权，至少导致一九九九年九月份一位着名异议学者的被捕。这些记录对美国国内华人圈子有着迄今未除的负面影响。

面对已见雏型的奥巴马对华政策班底，也为应付“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特别是达赖的“软对抗”，胡锦涛决定逮捕刘晓波，先期拿到一张对美人权外交的硬牌。毕竟刘是“六.四事件”最重要亲历者之一并且坚持留在国内进行高调政治抗争。近年来，刘不仅自然地成为国内自由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还是民间维权运动的精神领袖，因此有体制内高官私下说：“美国不是想要两千亿美元吗？我看，刘晓波的“人头”至少值一千亿.”

按目前的零星信息看，中共当局是在慢慢给刘晓波“做思想工作”，将他软禁在北京昌平小汤山区域的某个秘密地点，而未直接投送看守所羁押。等几波强烈的抗议过后，当局的策略也发生了转变──从拒不让刘晓波夫人递送衣物、书籍、现金，到允许其夫妻见面，透露出某种“妥协”的信息。北京资深民运人士陈子明认为，当局对刘晓波的控制措施已经由刑事拘留改为“监视居住”，是一种稍见乐观的转变。另外一些内部消息则表明：中国预计奥巴马在人权问题上将对华採取强硬态度，至少是在上任一年内要保持高调，所以，中共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到来之前不会释放刘晓波，也不会採取进一步的措施，一旦度过“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的关口，将会流放刘晓波。然而，刘晓波不太可能接受流亡之选，因为他是太多知识精英与草根社会的希望之所在。

继续打压，中共自找难堪

在官方纪念《联合国人权宣言》六十周年的仪式上，胡锦涛发表讲话，将生存权与发展权放在了首位，不再提“普世价值”诸种观念。这说明他对中共内部日渐强硬的新左派作出了重大妥协.妥协有利於在非常时期稳固自己的权力。在胡锦涛积极与左派妥协的同时，国内签署《○八宪章》的自由知识分子继续承受着来自中共高层的巨大政治压力。

日前，着名学者徐友渔遭到所在单位领导的训话，直接告诉他签署《○八宪章》是违法行为，要徐友渔发表声明退出签名行列。但是，上级的无理行为被徐友渔直截了当的拒绝，并发表文章指责单位领导违法，要求展开公开辩论。官方对於徐友渔的训话实际上是一次摸底试探，因为对所有签名的体制外人士的约谈、传唤都是遭到了明确的反对，有些人还坦率地称“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徐友渔的文章在国外中文网络上发表后，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一位虽未在《○八宪章》签名但也为当局重点关注的经济学家对有关方面表示：当局现在不应当再採取抓人、唬人的愚蠢措施，而是应当组织体制内顶尖级宪法学者探讨修宪程序的改进，特别是将全民公决机制引入宪法。听取意见的“有背景人士”当场回应说：“我们只带耳朵，没带嘴来，你说的这一切，我们原本向领导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