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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局

历届三中全会是上任三把火的关键一把火。因为一中全会是形式上选出内定的政治局委员、常委与总书记，二中全会确定重大而空洞的政治原则，三中全会每一次都得出台一个有声有色影响五年任期的实实在在的具体政策、方针。二○○八年的三中全会，中共面临的难题太多：雪灾、地震与七万起群体事件证明天怒人怨；一个毒奶粉把奥运会这个金光闪闪的驴粪蛋的内涵揭开了；世界金融危机将引发二○○九至二○一○年中国金融、经济、社会新的危机──这个幽灵在中国上空游荡着……这种有气无力、底气不足，对未来忧虑重重的危机感使十七届三中全会主题难定、文件难写。面临世界金融危机，出口萎缩，唯一出路只有启动内需。内需启动潜力大的只有农村；要启动农村内需，只有深化改革──松动土地所有制。最后看来，中共上层决心赌在农村改革上──三十年前包产到户一炮走红，三十年后再赌一把：「第三次土改」。众位领导上山下乡，各方舆论鸣锣开道，海外不明真相的媒体信以为真，在三中全会前让九亿农民、十三亿中国人和海外关心中国改革的人士都认为中国真要进行「第三次土改」了！「耕者有其田」了！甚至还有人想与虎谋皮：「土地私有化」！天真的人们不懂得、不知道也想不到这仅仅是当权者的一场赌局而已，政治小赌局而已，只是制造一下转移注意力的政治空气，实际上领导人把赌本押在农村改革这张牌上。

败局

从国内官方、港澳半官方、海外靠中共的舆论，在三中全会前卖力地一边倒地同声大喊三中全会将出台「第三次土改」的大政策，从领导人向农民承诺，要农民相信三中全会农村文件将同三十年前包产到户一样，对农民有利，又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好文件，让农民富裕的改革文件，又是一粒定心丸。但是，令观众遗憾、也令领导者扮演的演员角色很尴尬的是，这场炒作得过早过火的大戏演砸了！二○○八年三中全会出台的农业文件，根本无法和一九七八年的解放思想、平反冤案的文件相比，更无法同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八十年代初起草的五个农业一号文件相比，也比不上最近几年的五个农业一号文件。

从内容上，国内外宣传的「第三次土改」完全是空炮，「土地私有化」成了镜花水月，「农民承包集体土地可以抵押、转让」也成了幻想，农民的宅基地等建设、出售「小产权」仍然是非法的。那末，文件中只留下农民承包集体耕地的经营权转让给农业、可发展规模经营的唯一出路，而这一点在一九八二年的农业文件已经明文记载了。这就是说，这份高高举起的文件，又轻轻放下了。这是一份没有任何实质性具体改革措施的文件，同会前沸沸扬扬炒作得将是「第三次土改」的文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证明领导人的动人表情、语言诚恳的承诺是虚假的或是失败的。如果，假设领导人和记者们都是真心实意要在三中全会上发起第三次土改，为农民争取一点权利和福利，启动农民内需，就要为农民争取到土地的所有权、实实在在的产权、物权，像林农对林木有所有权、经营权、处置权、收益权那样。从三中全会决议不提土地承包权转让，农业决定不提土地经营权抵押、继承、小产权房合法化等实质性问题，只能证明在会前、会上对这些问题曾经发生了激烈的不可调和的争论，在地方诸侯力保「土地财政」、坚持当地主（土地所有者）的经济政治压力下，也许有过企图给国家农奴的农民一点点权利的领导人退让了、输了，也就是失败了。改革派屈服于地方权贵的保守势力，没有在耕者有其田的方向上有任何改革与进步。十七届三中全会是一场改革开放的败局，至多是维持一九八二年底线的并没有取得任何新改革胜利的结局。用法国谚语形容，这好像是一个用五彩斑斓的中国绸缎包起来的屁。中国俗话就是一个「驴粪蛋，外边光」。

骗局

面对三中全会前的宣传奥运式的大炒作，海外对中共第三次土改的期望，甚至妄想经改一定带动政改，将会推动新一轮政改。到了三中全会后，一看文件，一切都成了镜花水月的泡影。国内媒体哑然了，干巴巴地解读谁也看不懂的又长又啰嗦的文件，而国外为新土改吶喊助威、自说自话的媒体也不能自圆其说，莫名其妙地弄胡涂了。此时，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得意地说：「我们保密得好。」这可理解为，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决定的内容确实发生过激烈斗争，前后确实进行过重要修改，把有点改革精神的内容可能全删去了，而这些内容至今没有透露一点风声，保密保得好。中共中央农业和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解读三中全会文件时，也一再指责是「媒体误导了」。来个倒打一耙，罪在记者。因此，可以认为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决定是一场拙劣的骗局。最终的受害者是中国的九亿农民──国家农奴。当然，这一切经济、社会方面的三农矛盾必然加剧二○○九年和以后越来越严重的中国政治矛盾。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最后的苦果只能由始作俑者──中共领导人自己以极痛苦的方式吞咽下去。口头改革派将遭到各方面的清算。

官方承认有三千四百万失业者

大陆官方被迫承认全国有三千四百万失业大军的消息，出自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全国政协举办的“中国首届人口资源环境发展态势分析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员透露：明年将有二千四百万劳动力需要安排就业，再加上因“倒闭潮”返乡农民工一千多万，中国至少已有三千四百万失业者，其中大学生就有七百多万.这一数字意味？中国的失业率不是此前公佈的百分之四，而是至少有百分之九至百分之十二。尽管民间感觉的失业率还要大许多，但这已经足以说明，二○○九年，大陆已形成一座三千四百万失业者的“动乱火山”，随时可能爆发，让官方火烧眉毛。

研究表明，中国历代社会动乱的导火索都是失业与饥饿，一旦社会上的失业与饥饿群体规模达千万人，并且在流动中形成“游民”，就难免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今日三千四百万失业者在何种条件下会成为三千四百万动乱大军？三千四百万失业者的“动乱火山”又将在何种情况下爆发？

失业大军的“初级抗争”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三千四百万失业者与官方和社会还处在一种“初级抗争”阶段。

“初级抗争”特色是“人自为战”的散沙状态，或“桃园三结义”的哥们合作状态.

失业者“人自为战”的悲壮方式是自杀。中国大陆的自杀率是多少，官方一直严格保密。但百姓可以从媒体上的“自杀披露率”间接感知。中国正常年景的“自杀披露率”，地方媒体一个月只有一两次自杀新闻，而近半年来各地则是几乎天天都有“跳楼自杀”报道。也就是说，今日中国的“自杀披露率”至少增加了十倍。如果有学者说中国前几年的年自杀人数二十五万之消息可靠，那么今日中国可能一年会有二百五十万人死於自杀。比如，二○○九年一月三日，《南方都市报》披露了四起“跳楼自杀”：三件发生於深圳，一件发生於广州，四人跳楼，只有两人被救，两名死者皆是生活於“和谐深圳”的风华正茂的男青年，一个二十岁，一个三十岁.研究者说，尽管跳楼自杀者的表面原因诸多，但根本却是企业倒闭潮带来的经济危机所逼，失业导致失恋，失业导致离婚，失恋离婚导致自杀，形成一条“失业自杀恶果链”。“跳楼自杀”能够被报道的机遇只有百分之一左右，绝大多数“跳楼自杀”事件都被政府极力掩藏，只有极少数“跳楼自杀”遇民间“报料人”，才得以让公众关注。现在媒体每天虽然只披露几个自杀者，却如京戏舞台上的兵勇过场，每一个都代表着许多，要以一乘百，当千喻万.

与以“跳楼自杀”反抗的“温厚失业者”相反，失业群体中还有不少“血性暴躁的失业者”，他们採取以杀人方式来自毁，不蹲家里而游弋於街，将“道路抢劫”升级为“入室抢劫”，策动“保姆起义”制造“保姆盗窃潮”。

四种导火线令抗争升级

这种自杀与劫杀的“初级抗争”，虽然在急剧上升，毕竟还是失业群体中的极少数，众多理性的失业者多採取维权，希望以投诉、告状、静坐方式来实现“初级抗争”。

但当“初级抗争”久争无效时，这种局面会因四种状态升级为“罢运、停课、袭警”，甚至打砸抢烧的“中级抗争”或“动乱性烈性抗争”。中国社科院一位社会问题专家在答覆媒体“二○○九开年十大猜”时，指出“四种导火线状态”可能让三千四百万失业者凝聚为“动乱大军”。

其一是“农村导火线”：二○○九年的中国农村，因土地、林地和环境等问题还会产生大量纠纷，当土地所有权之争的徵地冲突和涉及到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的佔地冲突多发时，会引发连锁群体反应。

其二是“金融危机升级导火线”：二○○九年的中国企业将普遍降薪维持企业生产，极易引发新的劳资纠纷，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和劳动保障问题；行业性的群体如出租车司机、教师的正当权益问题；还有被拆迁居民、下岗工人、离退休干部、复转军人、大学生村官等群体维权诉求。北京等地频发大学生村官自杀，已是预警。

其三是“偶然泄愤事件导火线”：这类事件因偶然因素引起，其突发性极强。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找不到磋商对象，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会对政府机关和其他设施进行打、砸、抢、烧等极端行为。

其四是“经济纠纷导火线”：维权与社会泄愤相结合。金融危机会引发各类经济纠纷，如果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利益受损一方可能会要求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最终演变为对政府机关、无关商店和无关民用设施进行打、砸、抢、烧的骚乱行为。中国现在已形成“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管治逻辑，这就使这类经济纠纷向官民冲突转变并经常会向社会骚乱方向发展。

虽然这些骚乱都不具明确的政治诉求，目的不是推翻政府并取而代之，但也不是没有让社会秩序崩溃的可能。

中共目前的低劣应对

对於三千四百万失业者的“动乱火山”随时可能爆发，中南海比谁都清楚，但是却不敢实事求是地化解，而是一再企图用“老办法”拖延。这就更可能加剧三千四百万失业大军的“动乱火山”提前爆发.

“老办法”之一：空谈信心，大话充饥。典型事例是，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二○○九年元旦报道：汪洋近日向全省人民保证：“绝不让任何一个农民工在广东因为失业而挨饿受冻”。这一报道问世后的几天，广东许多失业者因耐不住饥寒交迫而跳楼自杀的现象天天不断，有增无减，却无人问责。其实，不用等待事实证明，人们也明白汪洋的保证是空话：政府至今没有建立能掌握全体失业者生活困境的信息系统，根本不知道没有“登记”的失业者有多少，连谁将困难到要自杀都不知道，分明是一个愚民谎言！

更可悲，汪洋如此以假话大话空话欺上瞒下，并非自主创新，试看胡锦涛的“二○○九新年献词”，皆是以“客里空”树信心。信心诚然重於黄金，但这信心首先来自诚信，对於一个宪法中许诺“民主自由”，实际上却将宣传民主自由的公民作为罪犯关押的无信政府，百姓岂会真正有信心？

“老办法”之二：强化“警察治国”，制造“无声中国”。这方面的新动向是，增加城管警察，裁撤言论版面。二○○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南方日报》披露：东莞二○○九年或设“城管警察”加强执法──众所周知，东莞为广东企业倒闭潮之源头，失业现象极其严重。面对危机，当局不是迅速改变“不救落后企业”的错误决策，而是妄图以“积极争取成立城市管理公安大队”为名，增加警种警力，强化“警察治国”度危机.

自然，这也并非东莞独创，据《南方都市报》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报道：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已制定了迅速建造四所新监狱和扩大二十五所老监狱的计划。而且，全国许多城市都在增设“城管警察”。

与此同时，当局再次对媒体加强言论封锁.近日又以整肃黄色、低俗网站的名义，非法关闭了一百多家网站。由此也更加紧对报刊的封锁：以二○○九年的《南方都市报》为例，其言论版面一减再减.虽然当局已对全部时评实行总编审查制度，消灭一切异见，但仍然怕言多有失，认为减少时评版面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在当局看来，鲁迅所讽刺的“无声中国”，实际上是最好的“理想国”。

“老办法”之三：腐败救国，贪官救党.有网民盘点二○○八年中国腐败特色时，发现二○○八年中，贪官们特别敢讲腐败真话。其经典案例有──

“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回访陕西绥德校长找县长签字被拘事，接待记者的绥德宣传部长如此直言不讳.

“你们算个屁啊……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敢跟我斗！”──二○○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林嘉祥涉嫌猥亵十一岁女童，当女孩父母找其讲理时，林书记如是说.近来许多维权者被抓被关，都是在践行“你们算个屁啊”的“科学发展观”。

“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一批，精神司法鉴定治疗一批，集中办班培训管教一批。”──二○○八年新泰县政务网上的一篇官方文章，在总结“怎么依法处置信访工作”时这样直抒胸臆。有这般科学总结，三千四百万失业大军除了“逼上梁山”，还有什么出路？

“我是法院的，我代表国家，花一百万弄死你这个农民。”──江西抚州临川区人民法院公职人员芦涛在上班期间和一名包工头跑到工地上，对一位男子一边拳打脚踢，一边如是说.以法律的名义实施暴行，正是今日中国的缩影。

如此公然炫耀腐败，岂非末世之兆？！大腐败带来大失业，大失业激化大腐败！

一九四八年，有人曾感歎蒋介石“国军纪律之坏”无与伦比，今日更多人深感“中共官场特别能腐败”无出其右。当年“国军纪律之坏”是因“兵败如山倒”，即将败北的国民党放纵“国军纪律之坏”；今日“中共官场特别能腐败”原因是什么？也许就是因为三千四百万失业大军兵临城下。

如若中共坚持以腐败之棋谱对弈三千四百万失业大军，混乱中国将不可避免！中国将再现清末维新失败后之大动乱！

二○○九年一月四日

於深圳早叫庐

戈扬老人走了。她投身“革命”几十年，曾为中国的“自由民主”苦苦奋斗，自从20年前她被迫辞国之后，就再也未能踏上那块她为之奉献了青春与激情的国土。从她的晚年遭遇，我除了看到几分悲情与无奈之外，更多的是看到她与她的同代热血青年无法逃脱的历史宿命――被革命大潮裹挟，最后还成了“被革命吞噬的亲儿女”。

讣告将戈扬称之为“前中共高干”。我不知道她的在天之灵是否满意人们对她的这种身份定位，但我想这些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她最后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领悟。我与戈扬老人曾有过两次晤面，那时她行动已经不太方便，但头脑还比较清醒。从她的谈吐中，我知道她早已将现在的共产党与她当年追求革命时的共产党区分开来。这种区分使她痛苦，让她有“播下去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种感觉。但由于年近90，身体多病，对那场裹挟了两至三代人的“革命”，她已经来不及有更深的思考。

自从《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出版之后，我与中共党内有良知的一些老人――从李锐、李慎之、王元化、任仲夷、朱厚泽、李普，一直到当年投身革命后来却成为一代艺术家的黄永厚先生等，都曾有缘相晤并深谈。他们大都对今天党内的腐败严重不满，对国运忧心忡忡。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些40及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所缺少的一些品质，比如真诚。我也总是不揣冒昧地要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当初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后来后悔了没有？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几乎一致：当时国民党实在太腐败，救亡图存是首要事情，而只有在共产党身上才看到这一希望。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则有多种，相同点是认为今天的共产党并非他们参加革命时的共产党。从那时我就常常在想，那是一个时代，在那条今天看起来注定通往专制的追求共产主义的道路上，曾经有无数杰出的人物跋涉其间。即使今天被国内左派视为“极右”的我，如果属于他们的同代人，恐怕也有可能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因为看看当时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及各种鼓吹民主自由的宣传品，人们又怎能想得到共产党从一开头就只想将这些作为动员民众的口号，没打算将其付诸实施？

20世纪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纪？从英国左派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对自己几部煌煌巨著的命名当中，就可看出这个世纪的特质：从1789年到1914年间的历史，他分别以《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与《帝国的年代》命名，但只有20世纪，他命名为《极端的年代：1914－1991》。何谓极端？恐怕就是社会主义的暴力革命加上法西斯主义成为这个时代的底色。

生活于20世纪前70年的知识分子，大都经历过左倾思潮的洗礼，只是由于后来对人的价值的思考不一样，他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思想道路。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作者卡尔？波普，年轻时也曾自谓是“马克思主义的狂热信徒”，但在20岁之后，他逐渐疏离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利用青年一代上街流血牺牲的任何社会动员都深恶痛绝；而霍布斯邦不仅终身以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自许，还以“人民的历史学家”享誉于世界历史学界。但即使如此，霍布斯邦还是认为，以共产主义的兴起与灭亡为特色的20世纪，虽然激起了人类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同时也是摧毁了所有幻想和理想的极端年代。戈扬老人生活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法国政治家克雷孟梭（1841—1929）经历了《共产党宣言》鼓荡起世界风雷的时代，他理解同时代青年所经历的思想炼狱，曾说过一句名言：“一个人30岁以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30岁以后继续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由于中共治下的中国处于思想极端不自由状态，这话用来概括戈扬及其同代革命知识分子，时代可能要往后推10年、20年。但历史就是历史，每一代人有独特的命运及认知，戈扬老人及其同代人的思考终点，已成为我们这代人的思想起点。

中华书局不久前出版一套“报人时代”，包括《邵飘萍与〈京报〉》、《张季鸾与〈大公报〉》、《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邵飘萍、张季鸾和陈、邓夫妇都是我喜欢的报人，他们的报纸与20世纪前半叶跌宕起伏、动荡不安的中国相互守望，乃至融为一体，我们在回望历史的时候，有时候免不了会感慨，那毕竟还是一个自由“多”与“少”的时代，一个报人至少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可以凭藉自己的良心和职业操守说话，借助日报这一新型的媒介，坚持把真实的声音传达给公众，哪怕与各种权势力量、利益集团不断地发生冲突，也可以在所不顾。邵飘萍为此在不惑之年、正当事业的颠峰遭到野蛮的杀戮，凝结着陈、邓夫妇二十年辛苦的南京《新民报》为此在1948年被无情地关闭。在这个意义上，民国早年曾两次因言获罪、锒铛入狱的张季鸾是有幸的，他在1926年接办《大公报》后，虽也曾得罪当道而多次遭到过打压，并遭遇了日本入侵而迁徙流离，总算没有遇到什么重创。因此有人说，《大公报》和张季鸾是近代中国报纸与报人中最幸运的。

从1926年被杀的邵飘萍到1941年病故的张季鸾，再到1949年后不再办报的陈、邓夫妇，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报人，他们的报纸和那些以宣传或怀有其他目的的媒体不同，本身就是目的，对他们自身来说，办报就是安身立命之本，他们在自己报纸中寄托了全部的理想，他们倾注全部的生命，希望通过办报服务社会、影响社会，这已经和晚清时代怀抱维新理想办刊办报的梁启超们，和怀抱革命目标而办报的于右任们有了很大的区别。我把中国新闻史上的那个阶段称为“政论家时代”。等到邵飘萍、张季鸾这些人自己办报，中国才逐渐进入了一个“职业报人时代”，其中张季鸾和《大公报》、陈邓夫妇和《新民报》、成舍我和“世界”报系就是最好的代表，这是中国新闻业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他们的报纸各有特色，都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并不是千人一面、一个鼻孔出气的，也正是这种各自不同的个性打动和吸引了读者，赢得了读者，使他们傲然屹立在纷乱的时局中，但是他们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的报纸都是独立的、民间的，基本上保持了文人论政的特征。

张季鸾先生被誉为报人中的报人，不仅因为他笔下的评论曾如此时刻地影响了那个时代，更因为他的人格底气，他过人的见识和超常的定力，这一切都是围绕着“独立”这个中心词的，他一生只活了54岁，报业生涯却有30年，前面的15年的坑坑洼洼给他太多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办好一家报纸，有许多独有的体会，当他和胡政之、吴鼎昌在天津风云际会，决定接办《大公报》时，这一切在他心中酝酿已久，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光照整个中国新闻史、言论史的“四不”就这样破土而出，如果说前面三个“不”都比较容易理解的话，“四不”中最难领悟也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盲”，对此他有清晰的解释，随声附和就是盲从，一知半解就是盲信，为感情所动、不事详求就是盲动，评诋激烈、昧于随声就是盲争，《大公报》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能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偏不倚，不着急，不回避，不断追寻事实真相，抓住真问题，站在民间立场表达自己的看法，坚守文章报国的本位，靠的主要就是“不盲”。这是张季鸾和许多老《大公报》人引以骄傲的地方。他们把中国报业推到了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即使今天看来仍足以令我们惊叹。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的《新民报》系初创于1929年，大致上与张季鸾的《大公报》同时，靠了陈的兼容并蓄、容忍的工夫，靠了邓在企业管理上的长袖善舞，在一批在办报上有经验的文人鼎立支持下，几乎是白手起家，创造了新闻史上“五社八版”的传奇，成为中国民间报纸的又一个样本。与《大公报》等民间报纸一同建立了中国言论史、新闻史上的文人论政传统，把“政论家时代”推进到了一个成熟的“职业报人时代”。

相比之下，当邵飘萍办《京报》时，“职业报人时代”还没有到来，他是过渡期的人物，从新闻记者到自办通讯社、日报，他在很短的时间把《京报》办得有声有色，就是因为他不依附任何特殊势力，没有背景，不拿报纸做进身之阶，大胆敢言，许多独家的报导和他锋锐的评论都是他迅速崛起的原因。现在看来，他的办报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他在报纸中倾注了太强烈的感情成分，有时候显得冷静的理性不足，或者说他与现实政治的距离挨得太近了，包括他与冯玉祥的国民军那种密切关系。报纸毕竟是报纸，是公共媒介，报人本身可以有热烈的爱憎好恶，但是如何能尽最大可能地保持节制，保持客观性，少一些主观，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即便是在今天。张季鸾曾写过一篇文章《无我与无私》，“根本上说：报纸是公众的，不是‘我’的。当然发表主张或叙述问题，离不了‘我’。但是要极力尽到客观的探讨，不要把小我夹杂在内。譬如发表一主张，当然是为主张而主张，不要夹杂上自己的名誉心或利害心。而且要力避自己的好恶爱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张。”他还说，无私是从无我推演出来的，要做到彻底的无私太难。所以最要紧的是努力做到动机无私。只要动机是无私的，就可以站得住。可以为报纸献出生命的邵飘萍在新闻史上之所以站得住，也就是他本人并无什么不纯的动机。

昨日，北川公安局向大家展示了他们的兰德酷路泽即将要变成的“应急通信指挥车”的设计图纸。但问题是，这张图纸明显不是为兰德酷路泽设计的，图纸中，内装直放站和储物柜的地方，应该是越野车的后轮内轮拱的部位，根本放不了这两个东西，而那两排设备的高度也塞不进一辆越野车里面，通过设计图纸中汽车的后部轮廓的高宽比例和样式，明显，图纸向我们展示的是依维柯之类的车型。图纸如下：

我见过那么多车，还真没见过屁股长成这样的兰德酷路泽。所以，请北川政府派人根据兰德酷路泽的式样重新虚构一张设计图，以便将故事说圆。

另外也要请北川的采购部门解释一个问题，我们一台车一台车来说，比如现代途胜的2.7，这台车虽然不贵，但是是现代途胜的车型里最高配置的车型，其他都是2.0四缸的，唯独这款是2.7六缸的，最低配置的途胜是18万多，你们选择了最高配置的，这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你们需要高性能，只有性能好，才能为老百姓更快的办实事，这点我能理解。但是，为什么这车是24万78元呢？我们且不说这车的实际价格能优惠多少（应该是数万元），但是官方的报价是24万18元，为什么你们政府去买还更贵？

不要告诉我是把1听成7了，也别告诉我该价格是因为含有了购置税和牌照的，更不要告诉我比较贵是因为你们为了更快的为人民服务，花钱请4S店改装了一下。我作为一个职业车手，感觉到你们对车辆性能的需要比我更为迫切。

所以说，陆地巡洋舰只是问题之一，撒谎也只是问题之一，另外的问题是，几乎每采购一辆汽车，价格和实际价格都存在几万元甚至十万元左右的差价。我知道在某些菜馆里是有两份菜单的，老百姓去吃是一个价格的菜单，但政府官员去吃是另外一个更高的价格的菜单，以方便与收取回扣。

按照北川政府的采购清单中，仅这些价值四百余万的汽车，回扣至少在四十余万元。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就算你像我一样不会砍价，也只需要花350万左右就可以顺利买下这些汽车。

其实北川政府是很可怜的，采购拿回扣，买豪华越野车，买高级笔记本电脑，在其他任何地方的政府里都不算屁事，而且北川县在地震之前也不是什么贫困县，舒坦日子过惯了，无奈一地震，想过回以前的日子就比较容易受到非议，官员们也一定很委屈，你看这什么什么县，什么什么县的，不都这样嘛。国情如此，我们也只能无奈。

问题就在于时机不合适。比如老公死了，老婆至少得守寡个三年，改革开放以后，那也得守寡一年吧，但你今天死老公，下礼拜就结婚了，而且还编出各种理由，自然不合适。

对于屁民而言，根据我国的国情，我们不能提出政府官员要廉洁自爱鞠躬尽瘁退还豪华车彻查吃回扣这样过分的要求，对于我们来说，他们买了几台豪华越野车，结果只能看着眼馋不能用，最后假戏真做，无奈还真改装成了应急通讯车，那就是我们最大的胜利。

原《新观察》杂志主编，中华学人联谊会创始人戈扬女士1月18日凌晨病逝于纽约的法拉盛医院，享年94岁。消息传来，我们在震惊与伤痛之余，是不是也应当问一下自己：是否还记得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呢？

今天我们都在忙于回顾与反思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但是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八十年代是最为重要的时期，而那个时期中，一批年轻的时候为了中华崛起的理想投身中共领导的民族革命，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摧残，并逐渐觉醒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利用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及他们掌握的一定的话语权力，积极推动思想解放，针对很多主流意识形态提出了突破性的见解，并向社会提出了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口号。我们称之为“新启蒙运动”。这个运动以1989年出版发行的《新启蒙丛刊》为阵地，而代表人物中，就包括戈扬女士。

这一批人，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几乎全部积极投入，而在中共血腥镇压之后，也几乎毫无例外地遭到了政治清算；有些流亡海外；有些投入监狱；有些打入冷宫。而那些流亡海外的，大多数至死也没能再回到故土。已经在海外去世的这批人，包括了：王若水，王若望，刘宾雁等人，现在，又加上了戈扬。由于时间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由于他们长期流亡海外而且中共极力封锁任何有关他们的消息，国内年轻一代对于他们，对于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已经不再了解。这不仅是历史的缺席，是他们个人的遗憾，同时，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遗憾。我更要指出的是，这样的遗忘，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原因何在呢？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我们已经越来越看到了所谓“改革”存在的严重问题，对于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模式如果没有深刻的反省和检讨，我们就不可能针对未来社会转型提出更加清醒的方案。而要做出这样的反省和检讨，我们就必须看到，八十年代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改革派提出的改革思路，与九十年代以后以经济学家为主的知识分子群体提出的改革思路，存在很大的差异。厘清这些差异，重新比较这些差异，可以让我们看到1990年之后的改革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差异和问题，不是我今天的重点；我的重点是：如果在我们的反思中，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潮缺席的话，我们的反思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如果我们已经不记得戈扬，王若水，刘宾雁，包遵信等等这些名字，那我们是没有资格继续向前走的。这已经不仅仅是记忆的问题，更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基础。

今天中共提出什么“和谐社会”，什么“以人为本”，其实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都知道，这根本都是抄袭当年启蒙运动提出过的主张。既可笑而又沉痛的现实是，中共今天继承了戈扬一代人的主张，等于承认他们当年的主张是正确的，但是又依旧把他们当作敌人，拒绝让他们回国，这样的逻辑混乱暴露了今天的中共没有任何中心思想的本质。而作为公民社会成员的我们，在悼念戈扬的时候，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从历史中为中国找到未来。

 

看见草船借箭、火烧连环，三国一干人马，涌现在大银幕上。是每个小时候看过三国连环画的人，心中做了许多年的梦。这是一个深埋在族群的文化潜意识中的梦。吴宇森的票房成功，或许会点燃这一导演与观众内心的激情，就是在影像中，重述一遍中国历史文化中那些图腾般的人物与事件。

李安《藏龙卧虎》之后，开启了一个虚构的古装大片时代。《赤壁》之后，我的期待，是看见一个历史名著的古装片时代。谁不想进入电影院，看一次玄武门之变，或一次岳飞传、杨家将？谁不想看一回孔子、包公、杨贵妃，听一回窦娥冤，桃花扇。当年的《荆轲刺秦王》和《西楚霸王》，走在市场前面有点早，票房不理想。结果《藏龙卧虎》一来，就扭转了古装片的方向。

对一个拥有厚重历史的民族来说，电影的意义之一，就是让历史在银幕上重演一遍。重述的意义，是镜像化的还原，也是时代性的改写。前者是一个儿童般的梦想。后者是一个成年世界的需求。对历史的每一次重述，也是对现实的一次重塑。

所以，改革一定是从《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始的。若有下一轮变革，也一样要从对“若干历史问题”的重述开始。重述历史，就是活在当下。对历史的演义，其实就是对未来的和平演变。这就是历史片的价值。无论你怎么标榜娱乐，无厘头，但每一个身穿古装的人，都是我们的祖宗先人。电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祖先目光对视的机会。你不可能以一种完全价值虚置、情感中立的后现代姿态，来看你的先人板板。无论你磕着瓜子，还是吃着爆米花。许多部落的人，不让摄影师拍他们，因为害怕把他们的魂摄走了。在民间宗教中，对着一个人的照片咒诅，据说比使用文字更有效力。甚至在基督教某些封闭偏颇的教派中，也有人反对拍照，因为人的形象，传递着人的位格（person）内涵。

这些听上去都很愚昧。但背后也有可贵的、这世代已彻底舍弃了的东西。就是如果人有灵魂，对人的行为与形象的重述，就必然产生灵魂对灵魂的影响力。用神学的语言说，就是位格内涵的延伸与交通。换言之，的确有一些什么，会从银幕或照片上的人物中钻出来，然后进入我们。所谓愚昧，是指对这一灵魂交互影响过程的解释方式是愚昧的。恰恰是因为解释得过于实在了，过于邪乎了，也就是解释得过于唯物主义了，这才叫愚昧。

其实从来没有一部电影，可以被称为纯粹的娱乐片。纯粹的娱乐，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观念。娱乐片的意思，就是唯物主义电影。即认为灵魂是不存在的，镜像是没有“魔力”的，最多撩拨人的情感，过了就过了，不会有灵魂层面的后果。因此也不必有灵魂与文化层面的责任。在我看来，这种彻底唯物主义的观念，其实更愚昧。和这些导演相比，那些对照片的“魔力”怀着恐惧的愚昧人，倒还有福了。

基督徒把这种灵魂层面的会通，称之为属灵的影响。从文化层面说，就是世界观与价值观的碰撞。重述历史与演变未来的重心，就在乎重述者的价值观。当年张艺谋的《英雄》，失败就在这里。他意图在虚构与历史之间，来延续李安的神话。但拙劣的价值立场，一方面与“荆轲刺秦”这一历史典故所积淀的文化潜意识相悖；换言之，就是与无数祖宗先人交互影响所形成的位格内涵的总和相悖。同时也与当代社会意识形态演变的方向背道而驰。换言之，就是和大多数死了的和活着的中国人的灵魂过不去。用基督徒的话说，就是输在了一场属灵的争战上。

在《赤壁》上部，吴导的价值立场比较模糊，尽管以周瑜为重心，颠覆了《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孔明中心论。但基本上还是一个孩童式的、镜像化的还原。战场的暴力也一贯的过多。到了下部，他的重述立场比较清楚了，他给出来的三国故事，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在价值观上的演变，尤为可贵。

在罗贯中和吴宇森眼里，曹操是共同的敌人。但意味略有不同，在罗那里，刘备之所以正宗，因为他是汉室宗亲。换言之，罗的骨子里还是大一统的。但《赤壁》中，刘备打的军旗却不是“汉”，而是“刘”。在吴这里，曹操的本质是独裁者，刘备和孙权一样，是地方主义。《赤壁》以曹操为敌，在本质上反对的是“澄清宇内”的大一统梦想。从《英雄》到《赤壁》，就是家在北京和家在香港的区别。

孙刘盟军中的重心转移，更加意味深长。说到底，赤壁之战，相当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对付的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北洋政府。在以前，诸葛亮和毛泽东都是唐国强扮演的。这次金城武版的农民加文人的孔明形象，叫人过目不忘。但周瑜的扶正，以南京为本位。也是对蒋公形象的一次修复。

有人说，小乔单身赴会，以一杯茶拖延曹操。显然是三国中的海伦，是赤壁之战的特洛伊化。我倒觉得，小乔的故事原型，不是海伦，恰恰是蒋夫人。无论是只身赴西安，救夫救国；还是一介女流，斡旋美国，于国会发表演讲。风华绝代，仁爱和平，都远超出赤壁之小乔。张紫葛先生于回忆录中说，宋美龄夜读圣经，不住祈祷，日间看顾孤儿，亲手护理受伤士兵。当我看到小乔在军中照料伤寒症士兵的镜头，就知道吴导心中的小乔，放眼中国史上，非蒋夫人莫属。

吴宇森是香港导演中少数几个基督徒，年轻时曾定意奉献做牧师。不过在武侯祠内，也一样磕头烧香。基督教给了他的电影几个招牌元素，其中一个就是鸽子。记得几年前，看到《赤壁》拍摄的消息，我就想，难道三国中也会有鸽子？果然，不但有鸽子，还有彩虹。吴宇森在下部中，以鸽子、彩虹、小乔，孙尚香和她的东吴情人，以及对著名的华容道结局的改编，隐约而肯定地，给出了反战的主题。这可是去年的《集结号》想做而不敢做的。

所以这电影虽不甚好，却对观众的灵魂有影响。只可惜，这些价值观的隐含，还是浮在表面上的。三国演义，演的就是地上的国，和地上的义。若不看见耶稣所说“他的国和他的义”，光一只鸽子飞来飞去，还是无力。吴宇森对人间的兄弟情义，还是陷得太深。我倒想看续集了。当瑜亮相争、孙刘反目，人间的义崩溃之后，吴宇森的鸽子还飞不飞得起来；人又能以谁的义，为自己的义呢。

每一个读者都是一个好侦探，在作家的字里行间发现蛛丝马迹，挖掘出作家生平的点点滴滴来。

发这个感慨，是因为看了《万象》上的一篇文章。因为连看了几遍女作家苏青的小说《续结婚十年》，作者就下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这篇小说写到一个叫怀青的女子，被一个叫“谈维明”的人风度学识言辞所打动，两人上了床，激情过后，谈维明洋洋自得于他对女人的征服快感，并以自己的性能力而炫耀时，这个女人翻了脸，“在我认识的男人当中，你算顶没有用了，滚开？？”她还笑着连讽刺带挖苦，让这个男人打了补针再去找女人。

作者认为这个谈维明就是胡兰成，而这个怀青自然就是苏青本人，这篇小说就是个铁证，证明苏青和胡兰成有一腿，并因此和张爱玲绝交，曾经因两个才女惺惺相惜而造就的文坛一段佳话就此告终，有了不怎么美好的结尾——不等当事人录口供就已给她判了罪，侦探似乎太好当了些。

萨特认为人的生存就是在讲故事：“人的生活包围在他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中？？他自己过日子像是在讲故事。 ”写小说的人若果然有点自己的秘密，那么他的写作就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在不知不觉中，他就用文字将自己送上了一个半透明的舞台。

当年看到白先勇的第一篇小说《玉卿嫂》时，就开始怀疑他的性取向。因为他总恋恋于描写小说里的男主角庆生那柔嫩脆弱的美，我们可以循着叙述者的手，一再去触摸他柔软的青胡须。而女主角玉卿嫂虽然外貌美丽，却总透着杀气和骨子里的彪悍，让人害怕，在小说叙述者容少爷眼中，两人的激情时刻上演时，玉卿嫂仿佛就是个吸血鬼，欲望强烈，无尽攫取，而柔弱的庆生却是勉为其难地在承受和抵挡——本该是那么美的男女之间的两情相悦，在白先勇笔下，却显得阴森可怖，有隐隐的杀气和让人说不出的厌恶，想必这是他对男女激情的理解。

香港作家林迈克比我更会揣度文字背后的故事。他在法国看了中国人演出的《牡丹亭》，看到第二十六出《玩真》，旅途寂寞的男主角拾得一幅仕女写真，“少不得将小娘子画像早晚玩之、拜之、叫之、赞之。”他认为这“确实有自慰之嫌” .而接下来的台词“小生待画饼充饥，小姐似望梅止渴”，在他看来简直铁证如山。

就连最会调侃别人的钱钟书，迈克也没放过调侃。一个上海人在报上写文章追忆与钱钟书的一次会面。钱钟书开门见山就问他的年龄。这一位回答说是“二十八”。不料钱钟书给予这个数字极高的评价：“奥斯卡。王尔德说过，天才也不如二十八岁？？”这句话不免让人心生疑窦：为什么二十八岁是可歌颂的？不是二八芳龄，或是二十出头？

迈克的猜疑走得更远：他说，幸好钱钟书是已经证实的异性恋者，有妻有女，验明正身，否则真会被怀疑假借同志鼻祖之名，隔山打牛挑逗小青年呢！

迈克断言钱钟书不了解张爱玲，那位作者去拜访的当天，下了雪，他问钱钟书有没有积雪水泡茶的习惯，钱一笑，说：“这个你可以去问张小姐”。迈克以为大谬，“稍稍熟悉张的人都知道，她从来不是妙玉”——所谓文人相轻，大概如此。

但，看书时孜孜不倦于当侦探，却不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比如说，你可以用放大镜看《红楼梦》的字里行间，然后得出结论说：曹雪芹是个萝莉控，只热爱幼齿型美女。但你真的看不到他塑造的贾母和刘姥姥有多么出色的人生大智慧？

你可以像个心理医生一样，诊断出兰陵笑笑生是色情狂，施耐庵有厌女症，吴承恩是性冷淡，但会不会因此忽略掉《金瓶梅》里的极度寒冷和虚空，《水浒》里谦谦君子林冲混迹杀人江湖时的无奈和悲凉，和《西游记》不随性人生里睥睨权威的一丝笑意？

　　《未央歌》鹿桥著 黄山书社 2008年1月

　　《未央歌》1949年前出版，随即风靡香港台湾，成为华人世界的经典著作，数十年声名不堕。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一直无缘大陆读者，被大陆文学界遗忘40年之久。2008年年初这本20世纪中国最经典、最唯美的校园小说终于在大陆问世。本书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小说的背景，而故事中的主角是一群天真年轻的大学生，由他们交织发展出一段属于年轻人的爱情，“读来几乎无一字不悦目，无一句不赏心”。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杨奎松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年1月

　　这是国内第一部从国民党史的角度研究国共关系的著作，从而将国共关系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作者利用国共双方大量可靠、翔实的历史档案和许多重要人物的日记、回忆录，多方查证重大史实，全面论述了从1921年至1949年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对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更由于作者过人的史识，以及对两岸资料、文献的充分使用和爬梳，使得历史的复杂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也使本书成为研究两党关系史的一座里程碑。

　　《青灯》北岛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年1月

　　北岛的这本同名散文集早于2006年就已于香港出版，但是对于这两年来重回大陆读者视野的诗人来说，本书在大陆的面世仍是一件值得庆贺之事。书中收录了17篇散文，第一部分是怀人，主角是熊秉明、蔡其矫、魏斐德、冯亦代等故人；第二部分则是游历，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书中充溢着对人性最深刻的洞察和对整个人世的大悲悯。文字中有挥之不去的诗意和深情，而字里行间诗人倔强的思考则敲打着我们的灵魂。

　　《知道》沈昌文口述 张冠生整理 花城出版社2008年4月

　　沈昌文早年曾任人民出版社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上世纪80年代兼管《读书》杂志编务。该书回忆了作者的求学经历、出版生涯、从“反右”到“文革”的见闻，以及《读书》杂志的创刊过程和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期间的往事。书中配有大量插图及旁白，读来亲切感性，充满智慧。

　　《采访本上的城市》王军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6月

　　《城记》热销5年后，王军再次推出力作《采访本上的城市》。与之前《城记》一书着重于宏观层面的叙事不同，此次作者将笔力渗透到中观与微观层面，来继续反思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和中国式的造城运动。书中直面当今中国的城市问题，探讨城市与人的关系，对宽马路、拆迁经济等问题作出系统而深入的解剖；同时直击当前中国城市与建筑领域中的大事件、大热点。书中，王军告诉我们，我们和城市的距离早已疏远，我们和它的关系早已陌生。

　　《目送》龙应台著 台湾时报文化2008年7月

　　继年度超级畅销书《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之后，“华人最犀利的一支笔”龙应台再次推出思考“家族人生情感”的作品《目送》。《目送》的74篇散文，写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行，写失败和脆弱、失落和放手，写缠绵不舍和绝然的虚无；文字深邃、忧伤、美丽。

　　《许倬云问学记》许倬云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

　　许倬云先生在《问学记》中，情理两浓地抒写了他独特的人生之旅与成功的问学之路：一个天生残疾的孩子怎样在家庭、亲人、良师、至友的关怀与引领下，踏上从知识到智慧执著追寻的漫漫艰难路并获得成功。文章写得声情并茂，阅读许倬云的心路历程，令读者感叹再三，如同亲睹上个世纪两代学人的学问人生，颇似何兆武的《上学记》。

　　《他乡之税——一个乡镇的三十年，一个国家的“隐秘”财政史》田毅、赵旭著 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

　　《他乡之税》不是一本理论书，也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两位作者历时8年，在大量采访的基础上，以事实为纲，然后进行经济分析，通过乡镇这个小小的窗口，描绘出一幅国家30年财政史的宏大画卷，还原出30年农村经济和农业生活的发展脉络。每个认真读了这本书的读者都能感受到这本书的分量：它不但给我们印象中的三农问题提供了素材，提供了解释，更颠覆了我们心目中相当多的“常识性偏见”。从这个角度出发，要理解过去30年的农村中国，我们对《他乡之税》就不能漠视。

　　《流逝的岁月——李新真话回忆录》李新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

　　这是一本老革命家的回忆录，或者说是对历史问题的反思批判书。书中的历史是我党从延安到“文革”时期那段最惊心动魄却又最鲜为人知的历史。在这本回忆录中，作者以亲历者和历史家的独特视角，记述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片断，纠正了“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歪曲了的一些历史事实”。从他的经历中，我们可以了解那一代人的心路历程，也可以体验他一贯的主张——历史最宝贵的品格就在于真实。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下)第五版修订本 杨继绳著 香港天地图书2008年12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大陆发生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本书作者穷数年之功，跑遍了当年灾难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亲自查阅无数公开或秘藏的档案与记录，访问当事人，以史笔之心，力图再现这段人间痛史。本书篇幅宏大，材料丰富，许多史料乃为首次披露，内容震撼，有令人不忍卒读之慨。

前提仍然时一些消息没有完全核实和一些事情不方便公开谈论；但仍然想就目前有关08宪章的博弈，说一些我的看法。

一、对08宪章的评价。

对08宪章的评价，从划时代的里程碑，到老生常谈，到跪着造反，到帮助中共摆脱危机，最后到中共的阴谋，说法林林总总，但真正读懂了08宪章的，应该算是08宪章的对立面中共：08宪章的根本，就是合法的颠覆中共的“合法性”。

08宪章的内容确是常识性的，并没有什么惊人的理论和词句。08宪章的基本点就是宣杨普世价值：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

今天的中共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的和尚打伞－中共不可能如毛泽东时代一样的无法无天了；包括胡锦涛在内的中共领导，讲话中也不得不大谈民主，法治，甚至也不得时不时的谈一下人权。在今天的中国普世价值似乎了占据了话语权，中国的民众，也包括党内，口是心非撑门面的和真心实意欢迎普世价值的声音都是越来越强。

08宪章几易其稿，突出了理性和温和；就是为了其合法性；如08宪章安排签名的体制内的领头人，如开始只是限于国内人签名，【个人看法，就是后来的签名也仍然应该限制在国内，海外应该只是作为支持者，而不是签署者】都是为了能够合法的发出声音和为了能够合法的活动。

合法的声音当然仍然可以被中共镇压，但镇压的对象越合法，镇压的成本就越大。

正是因为08宪章的合法性，中共不得不在萌芽阶段就坚决镇压。因为08宪章所提倡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是中共不可能公开反对的。今天的中共，口头上也必须谈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而本质是反自由，反民主，反法治和反人权的中共政权，经不起民间在普世价值上合法和公开在挑战。

公开和合法的在普世价值上和中共叫板，是中共绝对不能允许的；一个违反宪法的，极端的宪章和运动，中共随时都可以取缔，而一个符合宪法，提倡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宪章和运动，中共是绝对不敢让之作大，而必须在萌芽状态下就把之掐死。

08宪章就是明确的提出，中国现在有两条路：一条是走坚持普世价值：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的路，这条路，就是必须走放弃共产党一党专制而改旗易帜的新路。

另外一条是走把自由，民主划分为无产阶级自由民主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把法治和人权变成无产阶级专政，公开否定普世价值的共产党的老路。

二、中共的零容忍

对今天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现在通用的词是金融海啸或经济海啸；海啸可能带来的灾难不言自明。

海啸的影响，中国比美国慢半拍，但只是晚半拍，而不会是小一点。金融海啸一定会引起社会动荡；而因权钱勾结，腐败，社会矛盾尖锐的中国现实，经受不起如此的冲击；海啸来势凶猛，动摇着中共的统治，也动摇着中共统治的自信。

一个失去自信的独裁统治集团，对反对的声音将会越来越趋向零容忍。

中共统治的基础是暴力和欺骗。为了欺骗就必须控制舆论。一个独裁政权对舆论控制的越紧，就说明，这个独裁政权已经越来越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失去人心和道义；也同时说明这个独裁政权越来越没有自信；。
今天中共又一次收紧了对舆论的控制，奥运期间开放的海外网站再一次关闭，连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演说，根本没有指名道姓的批评中共，中共所有的报纸网站转载时都要删节，表演一次什么叫做此地无银。心虚的中共媒体上居然还注明是全文转载。

中共对08宪章的打压，表示了中共对政治反对派将采取零容忍。稳定压倒一切的呼声，道出了一个面对可能的社会动乱，又丧失自信的政权的挣扎心态。

即使中共将采取零容忍，但中共不可能做到零容忍。撕开中共控制的空间，让中共不得不容忍，会是未来民间和中共博弈的重头戏。

三．动于静，双方博弈的焦点【点到为止的话题】。

1， 中共对08宪章打压目前所想要的，就是到此为止

因为对中共的威胁不是宪章本身，而是宪章可能成为运动，成为一个合法，公开的反对运动。

中共首先表示了对08宪章的不容忍。

其次，抓了刘晓波，表示了没有人是安全的。

再，约谈了宪章的签名者。除了想找出缺口，更多的就是警告。

就是说，中共发出了停止的声音。

对08宪章，中共需要的是静。中共想利用威慑的力量达到静。

晓波的抓而不捕，宪章签名者的谈而不抓，都是威慑。

在08宪章方面，需要的是和静相反的动：是更多的人签名，更多的人支持，宣传，更多的人对晓波被看押的声援等。

08宪章所涉及的人，没有退缩，但在目前的形势下，的确不容易有所动作。更不容易有大动作。

如果08宪章仍然想作为运动，要顶风上。谁有动作谁就将面对风险。

如果中共觉得有必要进一步打压，也不会直接在08宪章上做文章。

中国的法律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中国形形色色的潜规则，几乎是强逼着每个人触犯法律。

民主运动不需要圣人，但如果你决定作为反对派涉入中国的政治，你就只能洁身自好。

2，海外对08宪章的冷处理

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激进的民主运动给温和的民主运动开路，暴力革命帮助理性变革开辟空间，这个说法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成立。更经常的，反而是过于激进的运动，毁坏了理性变革，或者说是毁坏了颜色革命的空间。

首先是过于激进，根本就不顾现实可能性的行为，不论是出于革命激情还是别有用心，同样是对民间辛辛苦苦积累的资源的糟蹋挥霍。不要说海外对中国不了解或不怎么关心的外国人，就是关心中国民主的海外华人，也搞不清楚民运内部的方方面面，和海外不断的制造的国内英雄。

而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悲剧，喜剧，正剧，闹剧，让海外华人头昏目眩。典型的例子是：轰轰烈烈的抵制奥运，祭旗的是杨春林。周游列国的法轮功的圣火，惊动了欧洲，澳洲政府和议会，不知道为什么，法轮功突然停止了抵制，依附法轮功的民运搞的什么抗暴连线也销声匿迹，只剩下监狱中孤孤单单的杨春林。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形形色色的签名，成千上万的名字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出现，而且成千上百的名字会连次序都不变的重复出现。这些签名中，又肯定会出现大量的民运难民，或者更准确的说，为了难民身份的所谓民运人士。

08宪章搞到了7000人的签名，一些人觉得鼓舞，但在签名已经被庸俗化的今天，海外对70000人的签名都不会有什么反应。这不只是说海外华人，而是包括对中国民主运动关心，支持的海外民间组织和个人。当然也包括真心和权谋的对中国民主化关注的西方政客。

08宪章在海外最大和最奇怪的反应是法轮功，从竭尽全力的支持，宣传08宪章到今天的冷处理。

变化的原因，表面上可以看到的是法轮功教主的讲话和明慧网的申明；但让人不解的是，如果法轮功认为08宪章后面鬼影重重，一贯正邪不能两立的法轮功为什么不打鬼？为什么不声讨，批判08宪章？

声讨和批判，哪怕是谩骂，也是对08宪章的一个宣传；国内的中共，对08宪章冷处理，从媒体上根本消逝。法轮功的媒体同样是对08宪章一个字也不提。而海外民运，最近我也没有听到多少他们的声音。

06宪章被冷处理，中共在08宪章的问题上，要的就是静；而如何打破这个静，需要冷静的思索和韧性。

即使中共将采取零容忍，但中共不可能做到零容忍。撕开中共控制的空间，让中共不得不容忍，会是未来民间和中共博弈的重头戏。

张鹤慈 23、01、09 墨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