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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手揽大权又缺乏民意基础的专制者，在遭遇社会、经济危机时通常有两种选择：一是向民众妥协，部分让权，或还政于民，使社会和平地向民主化转型（捷克天鹅绒革命、波兰民主化等东欧国家转型）；二是以危机为名，强化专制，更紧地独揽权力：或导致新独裁威胁世界和平（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崛起），或社会发展停滞（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或造成社会动乱（拉美国家曾经的独裁复辟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倒台）。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情况看，中共自以为还有可利用的资本，所以选择了后者，虽然在民生方面采取了一些表面措施。

危机四伏的2009年是中共建政60周年，也是“六四”天安门大屠杀20周年、西单民主墙被取缔30周年、西藏暴动及达赖流亡50周年、五四运动90周年、法国大革命220周年……为此，处于后极权时代合法性危机的中共，坚持谎言加暴力的一贯手段，为维持自身利益的“稳定”，除了部署高压力量，同时强化意识形态控制。2008年2月25日召开中央宣传文化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今年1月4日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1月6日召开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2008年2月25日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新局面》，是胡锦涛2008年12月18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讲话精神在中共意识形态方针上的具体体现，从这篇讲话可以看出，历史和现实也一再证明：中共意识形态极端现代主义的思维定势不变，它所产生的永远是恶之花、罪之果，不但社会发展不会健康持久，中华民族的精神也难以整体提升，更遑论文化的真正繁荣。

所谓“极端现代主义”，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由于信仰的衰落和缺失，理性的解放，加之工业革命及现代科技的发展，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手段增强，官僚机构越来越多地依靠专业人士，导致对人的理性过度推崇和狂妄滥用。耶鲁大学詹姆斯。C.斯科特教授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谈到极端现代主义者时指出：“不论在左派或右派中都可以发现他们，他们的共同点是特别希望使用国家的权力为人民的工作习惯、生活方式、道德行为、世界观带来巨大的、乌托邦式的变化。”20世纪人类的一系列巨大悲剧达到了极端现代主义的极致。就世界范围来说，民主化就是人类告别极端现代主义的过程，放弃人类乌托邦的现实企图和自我理性的傲慢，承认人性的局限，尊重人类的普世价值，谦卑地顺服至高的公义和自然规律。但是在局部地区或具体项目上，人类的狂妄还顽固地猖獗，继续制造着灾难。

詹姆斯将产生极端现代主义的灾难归结为四个因素的致命结合：一是对自然和社会的管理制度即重塑社会的国家简单化，二是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即强烈而固执的自信，三是独裁主义的国家，四是缺乏制衡和抵制力量的、软弱的公民社会。从以上的观点来看，中国30年来的有限进步，就是中共放松控制后经济和社会产生的能量所致，社会的整体性和复杂性，要求全方位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协调互动，但是，作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依然受制于中共意识形态，体现了中共本质上没有放弃极端现代主义思维，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短暂的宽松相比，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明显倒退，一时畸形的经济增长反而使其极端现代主义得到了强化。

自我神化是一切独裁者的一贯伎俩，虽然中共已不再赤裸裸地搞个人崇拜，但取而代之的是“党崇拜”，中共压制宗教信仰自由，宣扬无神论，就是为了把自己摆在取代上帝的全能位置，让人们的精神无所皈依，只能被中共的意识形态所摆布。所以，尽管中共历史上罪恶累累，现实中腐败专横，刘云山在定义伪宗教的“党文化”主旋律时，还是厚颜无耻地将“共产党好”排在第一位，将“人民群众好、伟大祖国好”排在最后两位。在文化宏观管理体制上，依然将中共凌驾于法律之上，“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如果可能的话，利令智昏的中共敢踩在上帝的头上，对上帝颐指气使。

既然自己是神圣万能的，当然就要听我的。中共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讲实事求是，但纵观历史，中共却是唯意志主义者，其无视传统、改天换地的狂妄所造成的历史性悲剧，不仅毁灭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惨重的是让中华民族付出了几代人的精神和肉体代价，内伤至今难愈。现在，中共不得不顺服和利用市场经济，可是在思想文化上还视民众为群氓，把独霸权柄的自己同时当作真理的化身，提出自制的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自以为是地对民众进行精神控制，殊不知中共愚蠢的封锁压制只能适得其反，民众的主体意识已经觉醒，中共的谎言只能用来自我欺骗。刘云山的讲话说：“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就像1955年毛泽东要求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的妄想一样，独裁者都拒绝多元，企图一统天下，包括人脑，可他们不知，真正具有穿透力的是体现人类普世价值的正义之光，而不是用先进的宣传机器重复千万遍的华丽谎言。

唯意志主义者以我为中心，专制者为了便于掌控，不希望存在复杂多样、看似模糊无序的自在空间，一切要尽可能地清晰，一目了然。在思想文化上专制者同样如此，将民众看作是被利用的材料和工具，否定其自主性，所以专制者眼里的思想文化图景，是由简化的、可利用的因素组成的，以此为依据所制定的官方计划同样体现了僵化的教条思维，这就是为什么与其他领域的官员一样，刘云山的讲话同样堆满了以数字为基础的词汇：两个标志，一个显示，两个只有，两个100年，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四个历史性转变，二为，双百，四个一批，三讲，五个一工程，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专制者不能容许的民众自主空间，在思想文化上也不能容忍异己，在刘云山的讲话里充斥了“统一”、“引导”、“掌握”、“赢得”、“争夺”、“占领”等专断词语。中国当下的思想文化空间只不过比毛泽东时期扩大了一些，依然是“鸟笼文化”，远没有达到正常的自然自在状态，甚至无法和二十多年前的胡（耀邦）赵（紫阳）时期相比。在这种状态下，希望产生精品力作真是缘木求鱼，中外文化经典哪一个是在官方意志的产物？刘云山所称的“精品力作”只能是“党文化”、伪文化垃圾的私货。

极端现代主义者为了证明自身的英明神圣，一方面否定传统、篡改历史。所谓“旧社会”、“解放前”、“新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等党话词汇，就是中共通过语言的潜移默化作用，扭曲人们的历史观，控制人们思维意识和语言表达的途径之一。但是极端现代主义者却对自己的历史，根据需要不断篡改、美化，同时炫耀自己的历史遗迹，像宗教的圣迹一样供人们崇拜，以过去而不是现在证明其权力的合法性。所谓“红色旅游”就是中共伪宗教的形式之一。另一方面，在否定过去的同时，特别注重未来，将民众的视线吸引到对“宏伟蓝图”的展望上，不断变换形式地向民众许愿，“美好的明天”、“明天比蜜甜”、“辉煌的未来”……让民众为了虚幻的希望而忍受现实的牺牲，放弃自我，跟从救世主。刘云山的讲话无视现实发展的复杂性，一厢情愿地预言“两个100年”——中共成立100年和“新中国”100年，不但霸占现实还想垄断未来，以此自我安慰，通过独断的话语权从心理上压制民众结束一党专制的希望，这两个“百年”无疑痴人说梦，首先不信的恐怕就是那些对中共体制感受最深、充满末世心态的中共官员。

思想文化作为人的精神的体现，与大自然相比更复杂更丰富，也更需要宽松自主的环境，中共采取的文化专制主义，与它的过去相比仅仅是程度的变化，如果说大陆文化艺术过去是形式刻板的单一，现在则是形式丰富的单一，如刘云山讲话主张的“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陈丹青先生批评当代文艺是“空前繁荣的荒凉”。文化只要被当作权势的工具，加以统一，就永远没有真正的文化。当年，开明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担任中宣部长的时候就说：“当宣传部长可能有个窍门，思想问题、理论问题，靠少数人干恐怕困难。意识形态的事，靠少数人裁决、指挥，不行。” 那时是中宣部的“鼎盛时期”，“最辉煌的日子”，“最有凝聚力、吸引力的瞬间”。中宣部被誉为“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设部”。

如果说由于中共的控制和愚民教育，国人的整体思想水平在毛泽东的时代退化到儿童期的话，那么近三十年来，逐步恢复到了青春期的状态，开始有了自我意识，有了一定的怀疑、思考能力，虽然观念不够系统，达到精神成人尚待时日，但这一进程是无法逆转的。中宣部作为中共控制思想文化的工具必然会被历史所抛弃，中共在意识形态上极端现代主义的思维，只能像纳粹戈培尔一样成为历史的反面标本。

延伸阅读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

《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记略》（作者  郑仲兵）

在线阅读http://hk.netsh.com/bbs/8029/html/tree_24479859.html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三章、第四章（杨继绳 著） 

在线阅读http://www.360doc.com/content/080716/10/66479_1435881.html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杨继绳 著 香港ECP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修订版由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  大陆版本名为《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出版）

修订版下载http://www.strongwind.com.hk/product/swp-yjs-gaige.aspx

                                                   

 2009年1月21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说话、写字是人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但作为思想和感情的载体，它表达的可以是野蛮，也可以是文明。

文革是中国野蛮史的高峰。文革结束之际，比经济极度贫穷更可怕的是中国人的思维也陷入极端贫困和野蛮状态。“火烧###”、“油炸###”、砸碎###狗头”、“打倒”、“打退”之类语言暴力后面，是人们满脑子“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钦定的信条绝对不容置疑。复杂的社会简化为壁垒分明的阶级阵线，每个人有明确的阶级定位，历史成了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图。对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个脚”，理所当然。

众所周知的大事不必唠叨，说件令人哭笑不得的小事吧。文革结束后不久，上中学的小儿回到家里说：一位同学在课堂上捣乱引起哄堂大笑；语文老师板着脸孔教训大家：“笑什么笑？笑有革命的笑，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的笑！”这位普通教师的即时反应，是当时环境下阶级斗争 “天天讲”的必然产物。仇恨的毒汁——“狼奶”无孔不入，潜移默化，成了普通人言行举止中的习惯，肃清余毒十分困难。

上个世纪90年代，艾晓明教授在她的长篇小说《血统》中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告别文革的时间。”这是非常深刻的论断。

不幸，至今还有一些中国人没有告别文革。浏览互联网，除了娱乐至死的各种花样，“汉奸”、“卖国贼”等政治帽子满天飞成了另一道中国特色的风景线。后者正是文革余毒在作祟。

最新的案例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发布他领导下的团队的研究成果，认为政府没有必要划定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后， “汉奸”、“卖国贼”的帽子立即从四面八方飞来：

茅于轼“走向了背叛自己祖国、背叛中华民族、背叛做人良心的汉奸之路。”

“茅于轼肯定是当代汉奸伪军，看看他的资助老板就知道了。”

“对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份报告，除了‘卖国’，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来评价。”

一项研究成果发表后有赞成、反对等不同声音非常正常。有些学者提出重要数据质疑茅先生的结论；有的则从研究方法上提出商榷意见；如此等等，展示了观点多元化的喜人景象，有助于学术和重大政策研究的深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检验需要足够的时间，不可能是非立判。这个领域特别需要冷静、宽容和多元的声音。

与之背道而驰的上述暴力语言说明什么？

棍棒背后是无知。这些谩骂的首要特点是缺乏知识。

他们的唯一论据是：“如果有人拿了外国人的钱，想办法让外国政府、公司赚钱，却置本国人民于挨饿的风险之中，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在卖国？”这个论断正好有一系列知识性错误。

第一．富裕起来的公民捐出财产或者是社会名流募集资金成立私人基金会，从事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仁人志士走在前面，中国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人们正在冲破僵化的体制限制仿效西方先驱，展示了自己的崇高情怀。西方当然有政治性的基金会，但福特基金会等绝大多数基金不在这一行列。骂人的先生们，您能拿出证据证明茅于轼从福特基金会申请到的研究经费是保藏祸心的黑钱吗？你们指摘他们拿的是外国人的钱，是不是应该反过来问一问：为什么茅于轼等著名经济学家，研究的又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却在自己的祖国拿不到区区三十万元研究经费？

第二．正常的外国政府的职能不是赚钱；外国公司同中国公司一样，确实是要赚钱的。如果拿外国人的钱为外国公司服务就是“卖国”，在外国公司工作的数以几十万计的中国人岂不都成了“汉奸”、“卖国贼”？中国是不是要中断开放，把这些公司拒之国门之外？

第三．挥舞棍棒的暴徒往往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幡，自封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化身。这一次他们振振有词斥责茅于轼“置本国人民于挨饿的风险之中”，所以是名副其实的“卖国贼”；似乎他们挺身而出，为的是人民的福祉。这正是缺乏知识的又一铁证。

首先是对学术研究的无知。茅于轼的这项研究明明是考虑如何加快中国的发展，改善百姓生活，对粮食的供给应该如何解决提出自己的建议；怎么能把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肆意断定为谋害中国人的阴谋诡计呢？

其次是对现代文明的无知。一言九鼎，判定别人“卖国”，是文革中累见不鲜的现象。不过，那是对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的破坏和亵渎。

在现代社会，确定什么行为属于“危害国家利益”，只有两个途径：

1.     法律明文规定。

2.     合法的自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按照民主程序通过决议。

学术研究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学术自由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只能证明自己对现代文明的无知。

其实，在学术领域挥舞棍棒只是证明自己腹中干枯，除了骂街，别无长技。承袭文革故伎，羞辱的不是对方，而是自己。

说来令人痛心，老中青不同年龄段中，都有这样的勇于自我侮辱的无知无畏的勇士。灌满他们脑子的毒汁有两个源头：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的浸润。“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开明如孟轲，尚且有如此专横的一面；奉孔孟之道为圭臬的历代专制统治者更变本加厉，对异见极不宽容，制造了一桩桩血腥的文字狱。从文革到现在给论敌乱戴帽子的逻辑，是与这个文化专制主义的传统一脉相承的。

另一是从苏联取来的歪经。“寄生虫”、“人民公敌”、“资产阶级分子”、“贩卖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十月革命后众多俄罗斯科学家、作家、教授、党政官员和军队将领在这样的政治帽子压制下被投入监狱，甚至丧失生命！摧毁苏联的主要功臣，是苏联各个领域的棍子党！

语言、文字是思想的外壳，把你的学识、人格、道德和教养表露在人们面前。告别文革就是告别野蛮。敬请洁身自爱，不要再往自己脸上擦黑！

2009年1月12日星期一

冉按：这是为《他生活》所写的专栏，刊于该刊最新一期，春节将至，祝朋友们好好享受生活。

2009年1月23日8：32分于成都

看到这个标题，你会在心里骂我，你怎么这样无厘头呢？完全不通啊。

你说得对，我完全接受你的批评，的确不通。进一步说，这标题不仅不通，是不折不扣的病句，而且还有逻辑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等额选老婆在中国确有比较漫长的历史，其中最悠久的做法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古代婚姻的几种形式，指腹为婚、纳童养媳、以及长大后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然是有差别的，但其核心是没有选择，只是一对一的拉郎配。这拉郎配由于农业社会交往不广、人员流动不多，再加上家庭的压迫，很多人的婚姻显得相对稳固。婚姻稳固，并不表明夫妻情感就一定融洽。因为婚姻的稳固，考量的因素是很多的，为大家庭为子女牺牲，唯独没有考虑自己。

婚姻如果没有选择，只能“等额选老婆”，百年好合，情瑟谐调，其概率之低，堪比买六合彩中大奖。当然，任君选择，婚姻自由，好的婚姻中奖率依然可能比较低。但问题在于，这很低的中奖率，与父母之命相比，是双方自愿的结果，而非一种强迫。不要小看自愿选择，自愿选择能培养一种负责任的自我买单方式。更重要的是，既是双方自愿的选择，自然也包括合不来，即可离婚，正所谓结婚与离婚之双重自由。没有选择便没有自由，因为选择是自由之本。虽然离婚有沉没成本，但这是自由的代价，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如果你告知一位没有文化的老太婆，说只有一个南瓜，请她来选一个更好的南瓜。老太婆稍用常识就可能会说，好坏就是它了，哪有什选不选？但是如果有两个以上或者有更多的南瓜可选，那一定有更适合她个人偏好（价格、外形、口味等）的南瓜等着她买。如果你是一位光棍，现在有而且只有一位女的提供给你，没有任何选择余地，但提供者却叫来选老婆，你不觉得这是对你智商的侮辱吗？说等额选举的时候，你不愤怒，但叫等额选老婆，你就不干了，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选老婆于你的权利更直接，你不仅看得见，而且没有等额选举那般“故作玄妙”，于你来讲通俗易懂。但其实等额选举对你权利的损伤，丝毫不亚于叫你等额选老婆，甚至于私于公都损伤得更为彻底而深广。

等额选举，大家都经常碰到，但有多少人觉得这个说法有问题呢？即使看出了问题，又有多少人能以最简便的方法，将其说出来，甚至可以让老妪能解呢？用老妪能解来赞美诗歌，未必是个最优办法，但用在解说常识上，倒是个最优的办法，所谓深入浅出。我们首先不分析等额选举的法理问题诸如程序正义与否，我们只要用如上相似的常识，即可以辨明等额选举之荒谬。什么是选呢？必然是备选之物多于可选之物。用数学的表达方式就是，备选之物必须多于可选之物，不能少于和等于可选之物。少于是空手套白狼，等于则是忽悠。备选之物不多于可选之物，也就是说“选”不符“选”之词义，是为病句；而备选之物少于和等于可选之物，不能称为“选”，因为此种说法不能自洽而有逻辑漏洞。

记得香港有部电影里的台词说，什么叫结婚？结婚就是因为要拥有一棵树而丧失了成片的森林。等额选老婆，完全是环境大破坏的结果，童山秃秃，只剩一棵歪脖子树等你去“选”，除了在解决性饥渴方面有降低成本的裨益外，恐怕不能有更多的快乐。至于“等额选举”的后果，恐怕连一棵歪脖子树也不是，说不定“选”出来的，是你走到哪里便跟到哪里的荆棘，因为对你的权利使绊脚，是荆棘的最大功能。

2009年1月2日至4日凌晨于成都

美国东部时间1月20日上午11点半过后，总统就职典礼正式拉开帷幕。首先，当选副总统拜登宣誓就职。中午12时许，奥巴马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见证下庄严宣誓。誓词大意为：“我郑重宣誓，我将忠实履行美国总统职责，尽己所能保存、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新华网1月20日）

由法律守护者——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见证，宣誓“要保存、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这已经成为美国历届总统就职典礼的惯例。这一仪式并非可有可无，美国总统是民选总统，权力是由民众所赋予，也是由宪法和法律所授权，宣誓效忠于宪法，是对民众所赋予权力的尊重，也是对美国建国先贤“建国理念”的遵循。通过宣誓对宪法的效忠，总统的权力具有了合法性。

但是，由此上溯几百年，在“五月花号”的出发之地的西欧大陆，情形却并非如此。在封建时期的西欧大陆，皇帝和国王登基或者加冕称帝时，却并非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见证，向宪法宣誓，而是由罗马教皇或者大主教来主持仪式。纵使当年纵横欧洲大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也需要罗马教皇为其加冕，利用宗教的仪式和权威，为其塑造金身。因为，皇帝和国王的权力并非来自普罗大众，而是利用武力或者血统获取，而暴力获取的权力难免为其他暴力所窥视，他们需要借助上帝这个所有人的精神权威，为自身的权力打造合法性，使得权力的行使“师出有名”，因此他们少不了需要上帝的代言人——教皇或者大主教来加冕。

有着五千年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国，皇帝的登基更是少不了祭天拜地及与鬼神打交道的庞大仪式。中国先民观念中没有“上帝”，但是，儒家为皇帝权力寻找到了合法性的来源——上天，皇帝是“天子”，皇帝行使权力是“奉天承运”——尽管皇帝的权力是来源于草莽暴力或者高贵血统，但经历“天子”的神话后，皇帝当得就名正言顺了。

从“奉天承运”到“奉法承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美国建国先贤们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一切专制国家的君主、皇帝，其权力根基是脆弱的，因此，他们都需要借助外在的东西，或者来自彼界世界的权威——上帝或者上天，来塑造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而只有民主和法治的国家，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就是民众本身，所以，他们只需诉诸于效忠民众本身，就获取了权力的合法性，所以，他们的就职仪式庄重却少了些鬼魅的气息。美国是有神论的国家，奥巴马在此次就职演讲中多次提到“上帝”，他甚至说：“我们自信源于对上帝的信仰，上帝号召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作为一个现代民主和法治国家，美国早就实现了“政教分离”，“上帝”只是他们的精神寄托，而权力早就由上帝回归到世俗，权力的合法性是早就不需要上帝来证明，这与古代一切靠教皇加冕或者“奉天承运”的国家迥然不同。

今天，美国遭遇了罕见的金融危机，美国的经济正在遭受严峻的考验，但是，我相信，在一个由权力是“民享、民有、民治”的国度，在一个权力恪守宪法和保障人民自由的国度，应当会有一个较好的纠错机制，也一定能找到一条走向危机的道路，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一定能得到复苏。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小人的行迹，觉得他们活得就像活宝一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贪小惠而忘大是大非，他们是自我中心主义者，除了自我的威福享受，几乎没有多少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更没有人生正义和社会责任。春秋初期的虞公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宝。

据说，虞国是一个上千年的历史悠久的小国，虞国的历史上有过谦让的文明美德。周灭商后，重新分封，把亲信封在虞地，即今山西平陆县。最后一任虞国国君虞公在位四十多年，阅历很广，按说应当有所作为。但考察虞公史迹，这个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贪利小人。他即位之初，前702年，就发生了一件因小利而失国的事。他听说自己的弟弟虞叔得到了一块美玉，就再三索求，虞叔忍痛割爱，把玉给了哥哥。但当哥哥的虞公贪心不足，听说弟弟又得到了一把宝剑，仍去索要。虞叔说出了一句名言：“贪得无厌。”就起兵反抗，把虞公赶到共池。事变之后，虞公靠着周朝的礼仪制度——春秋之初的华夏诸侯还是讲名份、讲礼乐的——很快施施然地回国都，继续做他的国君了。

经历失国之痛的虞公还是有一定的反省，如他任用贤良之臣宫之奇、百里奚等人辅政，并跟同样为小国的虢国结盟，使国家基本上走上正轨。但好景不长，小人的实用本性成为了虞国国策。在一旁虎视眈眈的大国晋国君臣都知道虞公是个短视的小人，虞公不知有民有国，只知有财入库、有宝据为己有。而活宝小人从来不孤单，虢公丑也是一个小角色，不比虞公差到哪里去。雄才大略的晋献公在吞并了耿、霍、魏等小诸侯国之后，开始盘算邻近的虞、虢。在大臣荀息等人的建议下，晋国以行贿的形式分化虞虢联盟。

前658年，荀息建议用屈地出产的良马、垂棘的玉璧，向虞公送重礼，行贿借道，去讨伐虢国。垂棘之璧被后来的曹丕称为周朝的四大宝玉。虞公在天下闻名的财宝面前，把盟友和自己的国家抛到一边，他不仅答应借道给晋国军队，而且主动协助晋军去打盟友虢公丑。在虞公的帮助下，晋军攻下虢国的重镇下阳城。

三年后，晋国再次向虞国借道攻打虢国，这次连小孩子都知道，一旦借道成功，晋国对虢国志在必得。宫之奇再次劝阻无效，这个贤臣强化了“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千古名言来痛陈虞虢命运相连，但他对只顾眼前实惠的小人似乎无能为力。活宝反驳宫之奇，说他不怕得罪虢国，他以后可以依靠晋国；宫之奇说，论起来，晋国和虢国的血缘更亲，晋国连虢国都要吞并，疏远得多的虞国又算什么。活宝说他对神很虔诚，神灵会保佑他的。贤人对小人只能把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了一遍又一遍，但活宝小人就是听不进去。

宫之奇只好带着自己的家小离开虞国，他预言晋国军队只要用回马枪就会在当年灭掉虞国，而不必再从国内出兵。在当时的华夏文明里，其君臣和百姓最看重的、念兹在兹的问题，就是能否按时祭祀祖先和神灵，宫之奇临行前说，等不到年底的腊祭，虞国就会灭亡了。

当年8月，晋军进攻虢国，三个月后，虢公丑逃到京城，在周天子的羽翼下藏身。但虞公就没有这样的好命了，晋军灭虢回国，进驻到虞国的时候，趁机袭击虞国，将虞公俘虏。屈地产的名马和垂棘出的美玉，仍然回到了晋献公的手里。立下大功的荀息去给晋献公报捷，这个大臣比宫之奇更能揣测并左右主子的心思，他安慰把财宝跟国家疆土看得一样重的晋献公说：“璧则犹是也，而马齿加长矣。”美玉还是原来的美玉，不过马的牙齿增多几个罢了。这就是有名的“马齿徒增”一语的出处。

而贪图财宝的虞公除了在历史上留下笑柄外，大概就是参与贡献了这几个成语了。他的贪利，使得文明悠久的虞国在他手里中断。小人没有是非感、责任感，使得一个传承千年的国家失去了国史、国祀，其国家世系、历史真相、文明事迹也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这样的人生教训和国家教训至今仍在人类社会里上演。

日前，一项关于“适当延长女性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工作年限”的方案，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尤其是在网上。

如今这个世界，是一个利益分化、五花八门的场所。人们互相之间的不同意见和冲突，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因此，不同声音的出现，哪怕再强烈的反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而是要看看其理由是什么。人们只有通过说理的方式来协调协商，调节他们互相之间的矛盾。那些不愿意说理的人们，等于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来自传统男尊女卑的立场和表达可以置之不理。在考虑不同意见时，尤其要重视涉及妇女或他人经济利益、经济保障的那部分。任何改革，都不应该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前提。比如，反对的理由之一为：“推迟退休年龄，会延迟企业及一些求职困难的女职工获得社保养老保障的年龄。”这个就需要认真对待，解决的办法是分别对待。

这些人中的许多人一直处于最底层，工作非常辛苦，劳动强度非常大，但是所得薪水却非常有限。如果尽早退休，可使她们摆脱繁重劳动，或者另辟蹊径开辟第二职业，这些人希望早退休。但是早到什么程度，也需要有个限制。谁都希望既不工作又拥有生活保障，人性如此。

有一种说法看起来是替女性着想，云：“女性本身就承担着生育、持家等任务，应该早点退休享受人生乐趣。”这个想法的出发点不错，但是为什么只有退休才是享受人生乐趣，而工作不是享受人生乐趣呢？男性是不是也工作很辛苦，他们或许更需要享受家庭生活的人生乐趣？

当然可以让一部分人自愿退休，但那是在拥有平等工作权利的基础之上。现在的情况是，强令所有女性让她们在55岁退休，必须比她们在同一个办公室或同一个教研组的男性早五年，不论能力和成果如何。这项平等工作的权利，应该说它已经是姗姗来迟，不过总算脚步越来越近了。

另一条反对的理由是说“影响年轻人的发展”，如果退下来可以给年轻人提供机会。但是要问的是：为什么单单是女性不退休影响年轻人的发展，而男性呆在他们的位置上，就不会影响年轻人的发展吗？如果的确是不称职或失职，那么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都需要从他(她)们的岗位上退下来，这与是否影响年轻人的发展毫无关系。

对此意见的反驳是这样的：“女性干部本身数量比较少，因此她们并没有占据年轻人发展的多少空间。”这个说法的确是事实，也很有力，但是包含着一个危险是：在我们环境的舆论当中，少数人永远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他们的重要性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君不见我的博客上关于此项讨论的1000多条留言中，反复有人直言不讳地说“(延长退休年龄)，我们90%以上的妇女坚决不同意”。

好大口气，觉得打着多数人的旗号，说话腰板就直了。其实不然。所谓“多数人”，只是一个幻觉。偌大一个世界，每一个人都仅仅处在自己的环境和社会关系当中，他的身份、处境不是别人也正好经历的，而是属于他自己的。有一些情况与他类似的人，但是比起广大的社会成员来，任何人群都只是少数人，哪怕数量上已经十分可观，但还是少数人。

比如说下岗工人很多人吧？但比起整个社会来，他们仍然是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那些广大的农民工并不算在内，他们从来没有正式被聘任过。农民工很多吧？但即使目前我国有一亿多农民工，但是放在全国人口的总数当中，也不到十分之一。再比如复员军人、失地农民，失业大学生、出租汽车司机、环卫工人、同性恋、离婚人群，等等，他们各自加起来人数可观，但是就人口百分比来说，永远只是一小部分。我前面列举的那些希望提前退休的企业女性，那些劳动妇女，她们更是全国百分比总人口当中的很小一部分，广大来自农村的妇女不包括在她们之列，而这并不是说她们就是可以忽视的了。

既然所有的人都属于人口百分比中的“少数人”，那么我们社会就要养成认真对待“少数人”的思路和眼光，不要忽视少数人的利益、不要以多数人的名义，剥夺少数人的利益，觉得可以将他们牺牲掉。而我们每一个人身为“少数人”，也不要有意无意站在所谓“多数人”的立场，对于少数人采取一种旁观的、冷嘲热讽的态度。比如出租汽车司机，他们是我们城市中的少数劳动者，但是他们的利益与我们一样重要。再比如失地农民，我们很少有人认识他们当中的几位，但是他们的利益不可随意侵犯。

需要警惕的是权高位重的极少数人，打着“多数人”的幌子，却仅为了自己谋利益，他们推卸责任的理由往往是，这是“少数人的利益”，大多数群众如何如何。看来思路需要变一下。其实永远不存在一个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利益总是分殊的，关键是如何本着公平的原则达致平衡。

圣诞节的装扮和新年的灯饰还没有拆除，华盛顿的街道又开始忙活起来，好几条主要街道旁边开始搭架子，白宫周围更是高台林立，这一切都是为1月20日奥巴马就职典礼准备的。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给金融危机阴影笼罩下的美国带来了不少期望，可有专家正为奥巴马捏一把冷汗，担心美国人对他的期望越高，到头来的失望也越大。

但不管怎么样，1月20日显然将会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一位年轻的黑人总统将入主白宫。我在美国工作时，美国朋友曾经告诉我，由于有钱人一般不住在华盛市区里，每天下班后，白人们纷纷驱车回到临州的别墅，华盛顿市区里剩下的都是比较穷困的黑人。当时的华盛顿也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首都。有一句话这样说，每到夜晚，全华盛顿只有两个白人住在里面，一个是总统，另外一个是第一夫人。看起来，1月20日后，夜深人静的华盛顿，一个白人都没有了。

1月20日就职典礼那一天，据说有4百万人涌进华盛顿这座小城市，可能会创历史记录，这两天已经陆续公布了封路计划，我原本想在这里看典礼的，但看到这阵势，已经改变主意了。奥巴马来了，我还是赶快逃掉吧。

我虽然逃出华盛顿，但还是有些为奥巴马担心，这位年轻的黑人总统被寄托了太高的希望，也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他能否不负众望，实在还言之过早。不过，今天从收音机里听到的一个消息让我稍微感到一些安慰。

在费城看望朋友开车回华盛顿的路上听到收音机里说奥巴马已经提前进入华盛顿。我一听这消息就有些吃惊，这个时候提前进入华盛顿，好象不太符合历次就任总统的低调作风，也不符合奥巴马的草根形象，可能会给现任总统布什一定压力。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要提前进入华盛顿，原定计划不是这样的。

不过收音机里接着说出了奥巴马提前进入华盛顿的原因：明天是美国学校开学的第一天，奥巴马因为“工作变动”，女儿也要转到华盛顿读书。为了女儿能够赶上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奥巴马夫妇决定改变进华盛顿的原计划，提前搬过来，将就女儿上学，这样两个女儿就能够赶上开学的第一天了。

听到这个新闻，我愣了一会。虽然我无法和人家总统比，但收音机里说的事却是我经历过好多次的。由于经常换地方，每次都害得读小学的儿子也跟着我们换学校。曾经有过这种情况，是早搬家两天，让孩子能够赶上新学校的第一天呢，还是按照大人的计划？这真是一个问题，按照我们的大人的做事方式，小孩子特别是小学生早上晚上几天学，好象关系不大，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可我们谁又知道小孩子怎么想呢？他们的心理又如何呢？

有一次我听一位心理医生讲，对于一个小孩子，这可不是小事。新学期，每个孩子都是新人，对孩子的心理没有什么影响。然而，一个孩子如果半途插班进入一个新学校，哪怕只比开学晚了几天，对孩子的心理都会有一定影响的，对于内向的孩子，影响就更大了，而且多以负面影响为主。所以，在后来搬家的时候，我就尽量让孩子不要半途插班。有时搬家了，宁肯开很久的车，也要孩子继续在原来的学校呆到新学期开始才换新学校。

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可是突然听到一位美国总统也为自己的两位女儿入学而改变了原定的计划，实在让我有些吃惊。不过吃惊是吃惊，很快就想通了。是的，就算你是美国总统，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在孩子面前，你仍然是一位父亲，一位时刻为他们着想的父亲。奥巴马提前进入华盛顿不是普通的一件事，但他提前进入华盛顿的理由却是如此之普通。普通得让你觉得美国总统也只不过是和我们一样的一位普通人。你甚至会想，这位美国总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悄悄进入女儿的寝室，细心检查女儿的作业本，想着女儿开学后第一天上学的情景——

不过，我心里还是有点疙瘩。毕竟他是美国总统，他才上小学的女儿真需要那么准时入学吗？他的女儿什么时候到学校，对于那个学校难道不比开学的日期更重要？要知道，从他被选为下任总统时开始，他上小学的女儿就将由白宫特勤局的特工负责接送上学放学。虽然，总统的女儿也是上普通学校，但她们的生活起居已经不再是普通人的了。连总统孩子上课的时候，教室外也将会有荷枪实弹的特工把守。

稍后的时候，一位电台节目主持人说，奥巴马夫妇此举不但是要让孩子正常入学，而且也是以此给女儿传递一个信息，即使是总统，今后一切还将和普通人一样。当然，这是主持人的解读，我认为，奥巴马可能不只是象这为电台主持人解读的，草根的奥巴马更是借此机会向美国人表明：奥巴马到华盛顿接掌世界最大的权力了，但他只是一位普通的父亲，是一位为女儿精心算计，连一堂课都不愿意让女儿拉下的父亲，一位和绝大多数美国普通民众一样的循规蹈矩的人。

奥巴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世界的关注，他什么时候进入华盛顿也是关注的焦点之一，然而，他突然来到了华盛顿，而那理由竟然如此之简单：为了上小学的女儿能够赶上新学期开学第一天。

我不知道奥巴马此举是他的智囊们的精心策划，还是他草根平民本性使然，他此举带给我们的信息，或者说是新年的愿景却是如此的鲜明：爱我们的孩子，遵守规矩，放下权力的傲慢。

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对2009年的祝愿，爱我们的孩子，遵守规矩，别让傲慢的权力再折腾人。

战国有四公子，这四公子的共同之处是贤名远播，且广储门客。如齐国孟尝君与门客之间的故事。战国是大转型时期，天下秩序未定，列国征战不一，各国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在国内，像孟尝君这样属于国君宗族但是小宗的大夫，更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们既要有相当的才能来护卫自己的国家，但因为血统关系又容易引起当国君主的嫉恨。所以必须有走钢丝一样的生存术。

养门客和种庄稼广种薄收的道理一样，三千门客在关键时期能有一两个顶用的就不错了。孟尝君的门客中，对他帮助最大的就是那位一来他家就要待遇的冯驩。孟尝君封地在薛，他向封地中的居民放高利贷，有一年让冯驩去收贷。冯驩到了薛地，杀牛宰羊请债务人大吃大喝。孟尝君知道后责备冯驩，冯驩解释清楚，孟尝君一听就明白了：那些坏账反正收不回来，你要逼得太急，人家干脆潜逃，封地百姓逃亡更划不来，不如烧掉送个顺水人情。后世者论此事，多半着眼于冯驩替孟尝君收买人心，以备日后非常之用。但若和秦以后帝制时代相比较，就可以看出烧掉债券是制度使然的合理选择。

为什么这样呢？周朝是真正的“封建社会”，所谓“封建”，就是封土地，建诸侯，天子将某个区域分封给宗室功臣，诸侯对天子有勤王、纳贡的义务，而内政基本上自己说了算。诸侯国内，国君又是如此分封卿、大夫。可以说，这是一种层层转包的制度，我的地盘我做主。孟尝君是薛地的真正主人，这块土地是否繁荣有序，直接关系到他及子孙的安危祸福，那么他不能竭泽而渔，而只能有节制地剥削。

秦统一六国后，废诸侯，建郡县。天下都是皇帝一人的，当初那种层层转包的关系被废除了，最基层的地方行政首长县令都是皇帝任命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文武百官都是皇帝聘请的打工仔，他们从皇帝那里领俸禄以及享有其他特权，然后替皇帝管理好某一项或某一地事务。如此，消除了诸侯坐大不尊天子的威胁，但弊端也随之产生。明清时期，这种制度到了登峰造极近乎僵化的程度，皇帝最大限度地剥夺地方官自主权，同时实行回避、流动制度，一个地方的官员走马灯地换，避免地方官此尾大不掉。如此，没有哪个官员能像孟尝君那样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薛”，天下都是属于皇家的“公共牧地”，那么地方官会想办法鱼肉百姓，心理近似干一票就走的流寇。只有皇帝着急，他希望官吏有节制地剥削老百姓，不要过分而引起民变，可国家这么大，他根本看不过来。

在秦以前，农民属于各有其土的封建主，少有大的民变。秦以后，自陈胜吴广开始，民变几乎是改朝换代的催化剂。而这些民变中，真正由于教科书多年宣传的“地主”和“雇农”、“佃农”的矛盾很少，地主对佃农，多半会像孟尝君那样，会讲究平衡，并非仁慈，而是不如此有损自己的利益。民变常由抗税、抗官吏盘剥而起，官员和百姓的矛盾才是两千多年帝制下从未解决的矛盾。因为政治体制没有根本的变化，官吏不可能具备一种有节制剥削老百姓的自觉。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是2008年中国新闻界乃至整个媒体界最重要的争议话题。这场争论引起了中国全社会各个层面的关注，“普世价值”这个话题像是一条无形的鸿沟，让混沌中的中国社会分裂为两个清晰的水火不能交融的立场阵营。这个场景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30年前那次关于“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对这两场争论的文字表象背后所蕴含的潜在逻辑和时代情绪进行比较研究，也许能帮助我们对今天的中国有更深的理解。

2008年：“普世价值”使一批人气急败坏

梳理“普世价值”争论发展的脉络，最早是在藏区骚乱事件以后。4月3日，长平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的身份，发表了题为“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的评论。他问道：“在此事的后续报道中，在将来的其他重大事件中，倘或中国媒体同样不能自由报道，而境外媒体又变得面目可疑，那么真相从何处来呢？”他也批评了攻击CNN的中国网民视野的片面性：“如果真的站在新闻价值的立场，那么他们就不会仅仅揭露西方媒体的虚假报道，而且应该质疑中国政府对消息源和国内媒体的双重控制。毫无疑问，后者对新闻价值的伤害更甚于前者。正如已经发生的事实，对个体媒体虚假报道的矫正相对容易，几个耐心细致的中国网民就可以做到；对新闻控制的抗议面对的是国家权力，全世界都徒唤奈何。”他还提出了建议，“达赖喇嘛要求政府对他重新评价，那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除了官方的定性之外，能不能允许媒体自由讨论以进一步揭示真相？”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普世价值”一词，只有一次。他指的是一些情绪激动的人，“他们从中得出结论说，普世价值都是骗人的玩意儿，只有国家利益的你争我夺。”

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如中华网等网站上一些网民的批评甚至谩骂，被一些人士称为汉奸言论：

4月4日，中华网网友“杀尽民独轮”发帖“警报！《南方都市报》正在蜕变成反华媒体反华势力的国内代表人”。文中逐一批驳长平的观点，拉开了论战序幕。（以下的“南都”即网友对《南方都市报》的简称）

4月5日，中华网网友“天南逸雄”发帖“《南方都市报》的反动是有历史根源的”，同时称《南方都市报》的“同伙”“天涯杂谈”发表了一篇攻击中华网爱国者的文章。

4月5日，中华网网友“南都”，自称是“南都”的一分子，发帖“《南方都市报》并非全是汉奸！——让我们重拾毛泽东思想”。此文写道，工作可以再找，汉奸却是一辈子都不能当的，“南都”到底是不是汉奸报纸，要拿出更多的证据来。并附帖发表了个人对西藏事件的评论。

4月5日，天涯网友“中华新青年2007“发帖“用心险恶：中华网恶毒攻击《南方都市报》是反华媒体”，作者表示，“向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南方都市报》致敬！”

4月6日，中华网网友“一怒冲冠”发帖“《南方都市报》，‘普世价值’不可以凌驾于民族统一之上！”，继续批驳长平的文章“国家荣誉制度当奠基于人类普世价值”。中华网网友“天下无双lost”、“骑牛看股”分别发帖“伦敦：藏独欲劫持奥运火炬！对此‘南都’和长平有何评价？”、“奥运前夕南方都市报鼓噪罢工意欲如何？”。

4月7日，中华网友“empty”贴出“呼吁大家别再买南方都市报”，号召中华网友不要买“南都”报纸。[1]

至4月11日《北京晚报》署名“文峰”的作者（据内部人士透露，此人为《北京日报》社的一位社领导），在第16版头条“今日快评”栏目发表文章“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将长平的身份和南方报系联系起来。该作者表示：“南方报系中以《××周末》为代表的报纸，一直以来标榜自己是中国最‘西化’的报纸，最‘大胆’、最有‘见地’、最‘深刻’，而且对推销西式‘普世价值’、‘新闻自由’不遗余力。”他同时也批判了普世价值及其倡导者：“在一些所谓要求普世价值的‘南都’长平们看来，只要是西方的东西，就是普世的，就是要坚持的，包括造谣的权力，也是需要维护的。这就不禁使人要问，从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殖民和战争都是西方挑起的，这里有什么‘普世价值’吗？‘南都’长平这种人和这种言论的存在，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就是时下高喊和标榜‘普世价值’和‘自由’的人，不过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阴暗目的，给自己找一些堂而皇之的借口而已。但谎言终归是谎言，在事实和真相面前，谎言的作用就是使人们对虚伪看得更清楚，使‘南都’长平们宣扬的‘普世价值’遭到人们的唾弃。”[2]文中一共8处提到“普世价值”，可见作者对“普世价值”一词的反感程度。

4月12日，长平在网上发出声明“我不是你们的敌人”，称“文峰”的一些指责是扣帽子和无中生有：“文峰先生的文章通篇都是这样‘讲道理’的。比如他说：‘在一些所谓要求普世价值的南都长平们看来，只要是西方的东西，就是普世的，就是要坚持的。’然后对此进行批驳。请问我什么时候说过如此愚蠢的‘凡是’论？事实是：我无数次在文章中指出西方的问题，谈到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也多次对激烈批判西方偏见的乔姆斯基、萨义德等学者表示赞赏。又比如，文峰先生说，‘南方报系中以《××周末》为代表的报纸，一直以来标榜自己是中国最西化的报纸’。我还真是没听说过这家周报这样标榜自己，文峰先生能否拿出证据来？当然，要原始的而不是经你加工过的证据。”

在长平和《南方》报系的低调应对后，这场争论渐渐淡化，除了一些不依不饶的批评，一些帖子依然挂在网上，但讨论逐步归于平静。

重新挑起这个话题是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大地震之后。那时，中国几乎所有传媒都迅速而自觉地关注这次灾情，《南方周末》在5月22日刊登了一篇署名“《南方周末》编辑部”的评论员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再次提到“普世价值”。文章认为，救灾中“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文章还指出：“只要国家以苍生为念，以国民的生命权利为本，只要有这样的底线共识，就会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国与全世界和解的伦理基础。整个世界就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整个人类就都会跟我们休戚与共。我们就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这篇文章又点燃了关于普世价值争议的导火索。

6月6日，《北京晚报》再次发表评论，一个署名“东方明亮”的作者的“普世价值不得乱套”批评了“《南方周末》编辑部的先生们”。作者认为：“在《南方周末》的眼中，奋战在抗震前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们，他们所做的一切，原来是由于‘普世价值’的作用”；作者还在文尾提出了质疑，“请教《南方周末》的高人：如果是普世价值造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汶川地震中英勇救人的感人情景，作为对比，美国大兵在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灾后乘着装甲车全副武装地来到新奥尔良，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布兰科说，‘这批士兵都有配实弹的M-16突击步枪，他们会非常乐意在必要情况下开枪。’那么，是什么价值造就了美国大兵用M-16‘救灾’的壮观场面呢？又是什么价值造就了美国大兵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在南斯拉夫屠杀平民百姓的战争罪行呢？而让美国鬼子用高精度炸弹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又是什么样的‘普世价值’呢？”此文9次提到“普世价值”一词，再次体现出作者对这个词语的高度敏感，而且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南方周末》。

同时，以“司马南”为代表的一批人，在网上借助博客和论坛（以“乌有之乡”为代表），发表了数十篇批判南方报系及其编辑记者的文章，如“《南方周末》舞‘普世’剑，意在沛公”，“‘记者无国界’与《南方周末》内幕”,“过而不改，恶莫大焉——司马南致《南方周末》评论员的一封公开信”，“萨科奇为什么不兑现普世价值承诺？”……[3]他们的行文风格及内容与“文峰”和“东方明亮”基本一致。

网上也有一些支持普世价值立场的发言,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如徐友渔、张鸣、信力健等都发表了言论，但双方并无直接交锋。[4]

当讨论渐渐归于平静的时候，200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冯虞章的文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该文指出：超历史、超阶级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鼓吹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的实质，以及为什么我们应当拒绝把它那一套所谓“普世”的“民主”、“自由”、“人权”强加给我们的图谋，而坚持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其逻辑正是借把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奉为“普世价值”而企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借把全盘西化奉为“普世价值”而企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触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方向问题。这也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国内外某些人宣扬的“普世价值”说，具有极大的政治尖锐性。我们的同志自然不应把“普世价值”当做时髦用语随声附和……我们要注意同用“普世价值体系”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倾向划清界限……在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同时，还必须注意那种把“淡化意识形态”宣扬为“普世价值”的主张和倾向，认清它的严重危害，清除它的影响。[5]其他媒体对此文并无回应，网上对此有所批评，但并不热烈。也许是觉得这样争论下去过于乏味，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到此基本告一段落了，不过双方似乎都没有人表现出被说服的态度。

1978年：“唯一标准”让一批人怒火中烧

如果把这场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与30年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比照，会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1977年2月7日，经华国锋批准，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这3家报刊的联合社论是当时的最高宣传权威）发表了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社论一发表，大家就都明白了，这是中央最新的工作方针。此社论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首先发表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文章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当然，依然存在着“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倾向，这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5月13日，有16家报纸转载此文。到5月底，又有7家报纸转载。至此，有30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对《光明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赞成的和反对的都出乎意外的激烈”。[6]

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遭到一位中央领导的严厉指责。根据胡绩伟的记录，对胡的指责的大致内容是：“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按这种说法，那么现在我们党提出十一大路线就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2、3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起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最后邓小平的支持为这次争论定了乾坤。6月2日邓小平在讲话中着重讲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很不客气地说：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不仅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邓小平还在各个场合表达了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虽然6月15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汪东兴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但邓小平6月2日讲话之后，特别是邓在东北三省谈话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纷纷发表讲话，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7]

两场争论的异曲同工之妙

从“普世价值”的争论回顾“唯一标准”的争论，历史已经跨越了30年，但从两场争论当中却依然可以发现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一，两次争论都貌似哲学讨论，而实际上哲学含量极低。中国之外的哲学学者面对这样的讨论，或许会哑然失笑。假如不对中国当代史的背景有所了解，局外人根本无法理解双方实际争论的目的是什么？而参与这两场争论最热衷的人，也往往并不是真对讨论命题的哲学含义感兴趣的专家。显然，广泛的社会参与意味着背后长期积累并爆发的社会情绪。在“唯一标准”争论中提出质疑的一方，试图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政策作出反思；而另一方则代表“文革”中的既得利益群体，或无条件拥护毛泽东路线的群体。而在“普世价值”的争论中，一方代表着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有较多追求的观点，另一方则把这种要求视为对执政党和现有体制的敌意。

第二，双方都是自说自话，而不是彼此就观点本身辩驳。尽管局外人可能听着会觉得很糊涂，甚至莫名其妙，但局中的双方都很清楚自己要挑战和捍卫的是什么。两次争论中都有一方非常敏感地把批判对象和政治诉求联系在一起加以总结。比如，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凡是派”如此概括：“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而30年后反对“普世价值”的一派也用相似的论调批评对方：“其逻辑正是借把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奉为‘普世价值’而企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借把全盘西化奉为‘普世价值’而企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触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方向问题。”显然，两次争论都不是在学术层面按照符合逻辑的讨论规则相互交锋，而是各自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两次争论都有一方表达出对现行体制和政策的反思和批评，而另一方则表现出对现行体制和政策的高度认同。应该说，这类争论的目的是“站队”与表态，并非学术和理论的探讨。

第三，两次争论的立论在哲学层面都有值得推敲的地方。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并没有错，但若说成是“唯一标准”，则显然值得商榷。在哲学层面上，是否存在着“普世价值”或者需要提倡“普世价值”，其实也是值得推敲的（见笔者分析老子与孔子，卢曼与哈贝马斯的分歧）。两次争论的立论方都有一层窗户纸没有捅破：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时，起初并未明确表示应当“停止批邓”，而关于否定“两个凡是”的看法也是到后来才逐渐清晰的；同样，在“普世价值”的争论中，尽管在哲学意义上主张“要推广普世价值”的观点是值得推敲的，但在中国的现实环境里，它却代表了一种社会进步的倾向，它隐含的潜台词是把尊重人权和生命，乃至民主、宪政和言论自由这些国际普遍尊重的价值观念在中国推广普及。这种主张的指向，其实是在汶川大地震的悲剧之际，非常清晰地对中国过去灾难中一些违反人道、新闻自由等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的反省。

熟悉中国现实的人都会理解，这种主张当然是有的放矢的，它所针对的是众所周知的一些“左”的陋习。例如，在地震灾难发生后往往会按惯例压制新闻报道。1970年1月5日云南海通发生7.8级地震，到了1月9日《人民日报》才发表新华社消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民众，当地军民信心百倍地进行抗震斗争”。这则消息只笼统地说，“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一次7级地震”，对具体地点和灾情却只字不提。时隔30年后，这次地震的死亡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才被披露出来。又如，宣传上往往把救灾政治化。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的新闻；8月27日又发表了“抗震救灾现场的一次批邓会”；9月7日再发表“抓批邓促生产”。而在海通地震后，媒体报道的不是灾情和真实的救灾情形，而是“省革委会派专人专车，星夜兼程把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泽东画像送到灾区群众手中。”再如，当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政策上片面强调自力更生，谢绝英、美、日等国包括联合国的善意援助，单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8]

遗憾的是，对于“文革”和极权体制的深度反思，在中国当下依然是禁区。因此，对于“文革”中极左思想的余脉作直接的批评，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事实上，借传播普世价值的名义，相关说法实际的指向是批评极左的、违背人类文明潮流的价值观。这自然是一层不便捅破的窗户纸；而一些人跳出来反对这种反思时，也同样不把这层窗户纸点破，于是就造成了这类讨论的暧昧性。30年前把实践说成是“唯一标准”，和30年后把人权，新闻自由等说成是“普世价值”，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其中的微妙，有待人们去慢慢品味。“唯一标准”的争论最终以改革派的胜利而告终；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眼下并没有明朗的胜负。从30年前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争论也许正预示着历史转折的下一个十字路口的到来。

【注释】

[1]千龙网编辑,“长平论战“始末。http://society.qianlong.com/4330/2008/04/17/[email protected].

[2]文峰,“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北京晚报》，2008年4月11日。

[3]见司马南的博客。

[4]博客中国编辑,“普世价值之辩”,2008年。

[5]冯虞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人民日报》，2008年9月10日。

[6]童青林，《回首1978》，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7]以上内容引自童青林，《回首1978》，出处同上。

[8]雷颐，“文革的三次地震与汶川之震”，《炎黄春秋》，2008年7月号。（原题《意识形态争论的30年循环》）

中威客车公司、中大工业集团公司生产和销售的A9系列客车

摘要：“一种视免费为当然”的群体心理的形成，折射的却是制度的缺失。正是由于法制建设的相对落后、以及执法不力等原因，免费”拿来主义”式的才成为一种普遍行为模式。中国靠引进模仿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式，可能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导致长期发展的失败。

近日，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判决，中威公司制造的A9系列客车与德国尼欧普兰汽车有限公司的”欧洲星航线”系列客车属于相近似的外观设计。北京市一中院一审判决中方3公司赔偿德国公司2116万余元。由于汽车外观设计有着很强的专业性，新闻中也没有披露更多的细节，要对此一案件作出具体的评论显然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不过，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一味依赖所谓后发优势基础的中国发展道路，在存在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到最后一定会走向全面的山寨化，出现这样的事情一点都不奇怪，值得奇怪的是类似判决的姗姗来迟。

落后国家通过模仿发达国家以求得自身发展，乃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技术和管理差距，通过引进技术和管理模式，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速度更快，并带动经济整体发展速度。如果落差足够大，落后国家甚至单凭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就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也体现了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之初，引进主要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通过合资企业的方式学习和引进最新的技术和管理；而进入到1990年代，则主要通过比较优势战略，以充足而相对便宜的劳动力，大量吸引直接外国投资，以及其带来的相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而与此同时，国内企业也开始学习模仿身边的外来”榜样”，以提升自身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于是，通过学习、引进、模仿，整个中国的技术、管理水平等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并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对于企业而言，由于发展水平的落差，这样的学习模仿很容易地就带来了极大的效益；而由于自主研发存在一定的风险，即使有了研发成果，也可能被他人所用，这就使得免费的”拿来主义”成为一种普遍的选择，回顾整个中国经济发展进程，浅显的如商标名称的借用、包装外观的套用，深入的如技术专利的取用、生产流程的沿用，触目皆是这样的例子，以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企业文化，比如，在中国的28000多家大中型企业中，拥有自己研发机构的只占25%，75%的企业没有一个专职人员从事研发活动。而在整个企业经营费用中，用于开发的比例更是少得惊人。

久而久之，这种长期的行为选择甚至”积淀”成为了一种群体心理，一种视免费为当然，以搭便车为荣，并藐视他人知识产权的心理。以笔者曾经供职的图书出版行业而言，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繁荣，有一大半就建立在对他人知识成果的无偿占有之上，流风所及，直到今天，以”攒书”为名的知识侵占，依旧占了新出品图书的相当比例。这种群体心理也体现在普通消费者的行为之中，攒机和盗版软件的广泛存在、盗版音像制品的普及以及各类假冒伪劣产品的屡禁不绝，背后都是这一心理的支撑，2008年突然盛行的山寨文化，就是这种心理的大众狂欢式表演。

然而，这种群体心理的形成，折射的却是制度的缺失。正是由于法制建设的相对落后、以及执法不力等原因，免费”拿来主义”式的才成为一种普遍行为模式。如果免费获取知识产权获取厚利而又几乎不用承担任何代价，那么，这种行为就一定会成为普遍的选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嬗变，这种免费”拿来主义”的空间越来越小，带来的效益也日益递减，与此同时，这种普遍行为对创新活动的抑制效应却日益显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自主创新能力，正深陷于这种普遍行为模式和群体心理中难以自拔，这些年来，政府一直在提倡创新而效果不彰，在很大程度上就应该归咎于相关制度的缺失。在我的理解，北京市一中院的此次判决，或许可以看作是面对曾经的制度缺失而展开的一次补救行动。

早在2000年，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和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之间，曾就”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展开论战，两位经济学家均不否认，通过引进模仿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也均不否认，在落差巨大的情况下，这一道路可以获得近乎奇迹的爆发，但是，杨小凯特别指出的是，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而如果没有制度的配合，即使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可能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导致长期发展的失败，所以，也应该警惕”后发劣势”。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淡忘了杨小凯先生的忠告，2008年来中国经济形势的突变，以及人们对未来的日益忧虑，却应该让我们重新审视所谓的”后发优势”，直面”后发劣势”，一味依赖于所谓的比较优势和漠视制度变迁，固然可以也已经带来了一段时间的高速经济发展，却未必可以带领我们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