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波澜起伏三阶段–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全面补课
实践标准对”两个凡是”的论战已经取胜，对立面不存在了，邓小平收起了法宝。真理标准讨论被邓小平提前”下课”了，实际上完不了，所以只好”补课”。补课还不充分，又被邓小平彻底葬送，以反自由化运动取代了真理标准讨论。
邓小平授人以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九七九年春天，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国内形势出现紧张。思想一旦解放，多年来被压制的力量，爆发式地涌动。长期积累的矛盾，从潜在变成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平反冤假错案，主要是解决了共产党内特别是上层的问题，还有社会上的大量问题没有解决，但人们又看到了解决的希望，于是受害者纷纷”上访”，到京上访的常住人口在四千人以上。中央机关每月收到的来信突破六万封。纪律检查委员会刚成立，就收到来信三麻袋。(1)一千六百多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纷纷回城，已回城的到处奔走设法就业，各种各样的历史遗留问题都要求落实政策，政府部门穷于应付。有些地方还发生”闹事”，以致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社会秩序难以维持。
邓小平为转移视线，输出矛盾，发动对越战争。声称”教训”越南，反被越南所教训。以大欺小，未能得手，战事迁延，损失很大。结果，反而加剧了国内的矛盾。面对这种形势，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判断、不同的对策。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华国锋找胡耀邦和胡乔木谈”注意当前社会上的政洽动向问题”，谈了五个小时。胡乔木作为中宣部顾问，在中宣部例会上，传达了华国锋谈话的内容。之后，他又讲了一番”个人的看法”。他的这个讲话，前半部分以《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为题整理成文。后半部分没有公开发表，其中却多肺腑之言。胡乔木说：”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一种趋势，就是对毛主席全盘否定的倾向或否定的情绪。这种倾向、情绪、趋势，远远超过了分析毛主席一生的错误和缺点。这个问题也联系到否定党的领导倾向，怀疑和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他讲了许多忧虑，概括地说： “现在的情况，很多和五七年初相似。那时，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结果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对于另一种倾向，我们要考虑到。现在形势比五七年初复杂得多。”他认为三中全会是祸水的源头，引起了什么倾向、什么情绪。这种”形势”使他想起了一九五七年。胡乔木讲完，胡耀邦作”补充”。他说：”现在形势很好，不要被某些地方、环节发生误解、错觉、偏差。”（句子不大完整，也可能是记录之误）他特别借华国锋之口强调：”华主席说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2)
胡耀邦所说的哪里是什么”补充”，完全是对胡乔木的纠正。华国锋究竟说了什么，没有直接的印证，(3)但从胡耀邦的嘴里讲出来，至少是他同意的：”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后来，他的态度更鲜明。在二月七日的中宣部例会上，当议论到上海知青闹事时，胡耀邦说：”这是最近落实政策，搞民主的副产品。”他特别指出：”从五七年反右以来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也是建立在错误分析形势和情况的基础上，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尖锐化、人为化的错误。是封建独裁、个人专断、家长作风、唯意志论的体现。”(4)
当时流传一份小字报，要求批判”二胡”（胡耀邦和胡乔木）的修正主义。社会上一些人对共产党的内情不明，乱反一起。他们不知道，”二胡”根本不是一路的。胡乔木认为，又出现了一九五七年的形势，而且”复杂得多”，否认党的领导，否认社会主义，结论自然是再来一次反右派。胡耀邦认为，形势很好，当前出现的问题是”搞民主的副产品”。从反右派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建立在对形势错误分析的基础之上。他特别谴责这种运动”是封建独裁、个人专断、家长作风、唯意志论的体现”。没有一个其他的中共领导人对共产党的弊病说得如此深刻。
邓小平是站在胡乔木一边的。他又重新起用胡乔木起草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稿。三月二十七日，邓小平与胡乔木等人谈话，说：”结论是，不搞四个坚持行吗？不严肃对待社会上的坏人行吗?……要动员群众同这些坏人作斗争。”(5)三月二十九日，先逮捕”坏人”魏京生。三月三十日，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再动员人们同坏人作斗争。
邓小平自己刚刚说过：”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半僵化状态。”(6)他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是迎合了党内”处在僵化半僵化状态”的人们的需要，授人以柄。邓小平以为祭出”四项基本原则”可以压服社会上的”坏人”，结果为党内”处在僵化半僵化状态”的人们提供了武器，他们说：”现在讲四项基本原则，证明还是我们对。”正好抨击理论务虚会、三中全会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并指称真理标准讨论是致乱之源。有人编了顺口溜，唱道：”三中全会损了旗，重点转移离了线，解放思想出了格，发扬民主闯了祸。”《山西日报》评论员在一篇文章中回顾这个时期的情况时说：”当时，有些人企图把四项基本原则纳入极左路线的轨道，打着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号，攻击三中全会，攻击真理标准讨论。在这种情况下，我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很好开展起来。” （《山西日报》1979年10月23日）安徽的情况也是这样：”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一阵反复，有的同志思想动摇，使刚刚掀起的讨论热潮一度停了下来。”（《安徽日报》1979年11月9日）。(7)各地的情况相仿，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后，真理标准讨论不是”停了下来”就是”没有很好开展起来”。
真理标准讨论的客观趋势不可逆转
真理标准讨论第一阶段的特征是由思想分歧引起政治站队，导致党、政、军权力机构的分化。
真理标准讨论第二阶段的特征是由权力机构的分化，矛盾集中到上层，争论的焦点是解决中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分歧。
在上层的斗争中，实践标准在反对”两个凡是”中取胜，并不等于贯彻了实践标准。真理标准讨论发展的趋势，下一阶段必须向两个方面深入：
第一，从上层下移到基层。上面的风向变了，下面的许多部门、许多单位，极左思潮的流毒尚未肃清，两个”凡是”的影响依然存在。如果不能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深入下去，就会发生上下脱节，半身不遂。就全国、全党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占了上风，但对于一个部门、一个单位来说则未必。有人反对两个”凡是”，大胆解放思想，在社会上受到尊重，在本单位却遭到打击。就因为在那些单位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还没有占上风。
第二，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渗透到实际工作中去。就舆论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占了上风，但在实际工作中则未必。有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拥护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文字上的表态。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是在真理标准讨论中解放思想的结果；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也必须以真理标准讨论促成解放思想为条件。
总之，按胡耀邦的说法，现在只是把火车头修好了，整个列车还没有开动，但势必要开动。真理标准讨论的下一阶段必须是从上到下，从路线到实际。这种客观趋势被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人为地打断了。既然是客观趋势，虽一时被打断，终究必将顽强地表现自己，就连邓小平本人也不得不再次附和、追随这种客观趋势。
《解放军报》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发表题为《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评论员文章, 其中指出:”我们的军队的同志要抓紧补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课,要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首次出现”补课”的提法。因为真理标准讨论已经中断，所以不是”继续”而是”补课”，提法十分恰当。第二天,《人民日报》第一版转载了这篇文章,标题改为《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补上真理标准问题一课》。这个标题是寓有深意的，它强调了两点：一，”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三中全会的精神被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掩盖了，所以，不是如《解放军报》标题所说的”继续贯彻”，因为无法”继续贯彻”了。《人民日报》将《解放军报》行文中”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的提法上升为标题。二，突出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从军队到全民，成为一般性的号召，意在再次掀起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
胡绩伟、王若水主政的《人民日报》是《人民日报》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发行量大，威信高。在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时期，发表一系列的报道和评论，在舆论上起了指导作用：
《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广到基层去》，6月17日第一版；
《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6月23日第一版；
《沈阳冶炼厂职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6月24日头版头条；
《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很有必要大有好处》，6月25日头版头条；
《认真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促进思想解放》，7月6日第一版；
《基层联系实际讨论真理标准大有好处》，7月12日第二版；
《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打开思想解放大门》，7月13日第一版；
《认真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8月3日第一版。(8)
从这些标题可以看出，《人民日报》不仅强调补课的必要，而且指出补课的方向：面向基层，联系实际。
各地省委书记又一轮纷纷谈论真理标准问题，与前一轮的表态不同，这一轮是部署补课。显然也是没有中央红头文件，而是在社会舆论支配下所采取的自主行动。《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等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例如，万里在分析形势时指出，现在又出现了一股否定三中全会的思潮，抓住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支流现象，加以夸大，说党的路线”右”了，方针政策”偏”了。他说，要深入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就必须坚持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开展了一场震动各个领域的两条思想路线的大讨论。这就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超过了建国以来思想战线上任何一次理论问题的讨论。我们要不断提高识别两条思想路线的能力，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继续深入，思想要继续解放。(9)
从各地省市级报刊发表的报道和评论，可以看出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在全国开展的状况：
《黑龙江日报》述评：《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非补不可》；
《哈尔滨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要认真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
《沈阳日报》评论员文章：《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推广到基层和群众中去》；
《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深入到基层》；
《山西日报》社论：《抓好补课，搞活经济》；
《内蒙古日报》社论：《领导带头，联系实际，搞好补课》；
《甘肃日报》评论员文章：《真理标准讨论补课要联系实际解决问题》；
《宁夏日报》评论员文章：《搞好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关键在于领导带头》’
《解放日报》（上海）评论员文章：《补课要向广度和深度再前进一大步》；
《大众日报》（山东）评论：《领导干部要带头补好这一课》；
《安徽日报》评论员文章：《务必十分重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新华日报》（江苏）署名文章：《带头补好这一课》；
《浙江日报》评论员文章：《面向实际，把真理标准讨论引向深入》；
《河南日报》评论员文章：《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深入到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去》；
《湖北日报》评论员文章：《真理标准讨论要落实到解决实际问题上》；
《四川日报》社论：《紧密联系实际，深入讨论真理标准》。
《湖南日报》署名文章：《要实实在在补课》；
《北京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搞好真理标准讨论补课，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10)
邓小平抛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后三个多月，一看情况不妙，又重新回到真理标准讨论。一九七九年七月，他到天津、山东、上海等地转了一圈，发现”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路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孔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因而他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形势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估计：”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至此，真理标准讨论所解决的问题，仅限于：第一，解决了全国范围”大的方面”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全国范围一切方面的问题；第二，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并没有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大量问题。邓小平在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11)他也赞成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了。为什么不是”继续”而是”补课”？责任就在于他自己。真理标准讨论的中断有理，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也有理；邓小平也是”常有理”。但是，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毕竟是一个重大信息。
吴江得到一份邓小平讲话的非正式记录。他根据这个记录的内容，加上自己的意见，在胡耀邦主持的中宣部例会上，在中央党校的全体学员中，宣讲了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他还应邀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刊登了这两次报告的要点，题为《真理标准讨论补课要解决领导思想问题，补课要落到实处》。《内部参考》发至地方县级以上、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吴江的报告扩大了邓小平讲话的影响，对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12)
这一时期，到处请理论工作者做报告，宣讲真理标准问题。北京的一些理论工作者还应邀赴全国各地作巡回演讲，其中讲得较多的是《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汪子嵩和《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
思想解放的潮流势不可当
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的对立，严重的斗争发生在一九七八年。但就思想解放来说，那时只是浑沌初开。一九七九年的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已经不具有论战性，但思想解放则天下滔滔。
湖南和山西两个省的转变是思想解放的典型事例。
湖南省在一九七八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中按兵不动。省委的领导人说，一个真理标准讨论，一个农业生产责任制，湖南不急于搞，看一看再说。省委领导人决定的方针是有群众基础的。湖南是毛主席的出生地，是华主席的发祥地。湖南人对这两位主席具有特殊的感情。他们认为，真理标准讨论就是反对毛主席，批评”两个凡是”就是反对华主席。有人说，什么实践检验，就是要检验毛主席，每检验一次，毛主席的威望就降低一次。还有人说，我们这些人是不是”凡是”派？我也搞不清。所以，全国热烈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时，湖南还在大搞”农业学大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政策，不少人认为”反常”。有的基层干部说：”不按毛爷爷的政策办，我就懒得搞了。”消极怠工。
从一九七九年八月开始，湖南省委急起直追，认真抓真理标准讨论补课。九月一日，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在全省地、市委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首先就一九七八年湖南没有很好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进行自我批评。他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他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带头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
经过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湖南人的思想认识和精神状态发生了大变化。
讨论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领袖，他们终于承认受现代迷信的毒害，确实认为领袖的话”句句是真理”，必须句句照办；否则，就是”砍旗子”、”丢刀子”。经过讨论，他们认识到：革命领袖是从群众斗争中产生的，他的学说不是天才头脑的产物，而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既然认识来源于实践，革命领袖的理论同样也是客观实际的反映；革命领袖的认识不可能没有失误，不是”句句是真理”；热爱领袖，不能把领袖当作神，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奉为万古不变的教条。
山西出了个大寨。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推广大寨经验绝对化。凡是照搬大寨经验的，就是坚持革命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凡是没有照搬大寨经验的，就是反对毛主席树立的大寨红旗，就是违背革命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大寨，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这一套，人们称之为山西的”土凡是”。一九七八年，即使真理标准讨论已经开展，大寨经验还是不受检验的。在真理标准讨论补课中，山西人才扔掉了”土凡是”。
大寨所在的昔阳，县委连续召开会议，用真理的实践标准，对十多年来”学大寨”的情况进行回顾和总结，在落实自留地政策、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九个问题上纠正了”左”的做法。山西省委也在会议上批评了”学大寨”的紧箍咒。《山西日报》发表了题为《大寨、昔阳的经验不是判断路线是非的标准》的文章，指出：大寨、昔阳的经验不仅不是判断路线是非的标准，而且这些经验也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13)昔阳为了创”大寨县”，推行极左路线，造成一百四十一人非正常死亡和许许多多的冤案，在真理标准讨论补课中都一一平反。(14)
真理标准讨论推动了改革
“两个凡是”和实践标准的矛盾已经解决，补课中发生的争论，主要不再是在”两个凡是”和实践标准之间，而是在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们之间。如何以实践标准检验历史和现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改革？这是更为深刻的矛盾。
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们都要求改革。怎样改革？又分为三派：一派，主张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回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陈云。他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样板，”鸟笼经济”是规范。教育部长蒋南翔则大力推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经验，要求”在’十七年’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这一派被人叫做”十七年”派。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开历史的倒车。”在十七年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是还会前进到”文化大革命”吗？
另一派是”向前看”派，区别于”十七年”派的向后看，主张对待过去”宜粗不宜细”，急于告别过去，走向未来。他们认为改革开放是为了走向现代化，但坚持用共产党传统的压制人民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开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邓小平。他主张用两手，一手是改革，一手是专政。
还有一派认为不但改革开放的目标是现代化，改革开放的进行也必须采取现代的方式，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必须实行民主化。这就是民主派。这一派的主要力量是在中下层，上层只有一个不充分、不坚定的代表–胡耀邦。
一九七九年十月，《教育研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的刊物）第四期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题为《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教育问题要来一次大讨论》。《光明日报》十月二十日在头版予以转载。文章中指出：
“在教育问题上，思想僵化、半僵化的大有人在。有些人认为，过去都是照着本本和文件做的，有语录为凭，因而都是正确的。
“还有些人认为，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那一段不正确，只要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就万事大吉了。’同十七年对着干’，否定一切，这是恶劣的形而上学。有人在反对否定一切的同时又走向肯定一切，还是没有摆脱形而上学。他们把十七年当作理想境界，文化大革命前的说法就是经典定义。这是变相的语录标准。回到文化大革命前就是出路吗？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套不是毫无联系的。左倾思潮由来已久，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泛滥成灾。
“文化大革命首先在教育战线发难，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上’左’的东西就不少。要弄清三十年教育问题上的是非，必须坚持实践标准；要坚持实践标准，必须分析全部实践经验，不能拘守一时一地一校的得失。”
这就触到了蒋南翔的痛处。把十七年当作理想境界、以”文化大革命”前的说法为经典定义，就是他；拘守清华大学一时一地一校的得失，也是他。
文章发表时，蒋南翔正出国访问。回国以后，他听说《教育研究》特约评论员文章影响很大，找来一看，勃然大怒。立即查问作者是谁，并以教育部的名义组织批判。在教育部党组会议、党组扩大会议、教育部机关全体会议、教育厅局长会议、教材会议、教育刊物会议以至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对《教育研究》特约评论员文章批判了三个月，抛弃真理标准，压制不同意见。”十七年”派在他们掌权的地方是很霸道的。但他们运用权力所能调动的力量也有限，教育战线对这种批判极为冷淡。
一九八〇年三月以后，进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形成初稿后，又在党内广泛地讨论。在这一活动中，不得不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是非，否定”文化大革命”也必须追溯”文化大革命”的前史，否则不能自圆其说。”十七年”派被撇在一边了。
经过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八十年代第一春真是形势大好。形势大好的标志是：
第一、中共中央讨论和规划政治体制的改革。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八月三十一日经政治局讨论通过。邓小平的讲话中指出：”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他还说：”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15)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揭发批判，总是把”四人帮”的罪孽归结为”复辟资本主义”。只有少数的先知先觉者，指出：”四人帮”复辟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专制主义。他们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是比资本主义更为落后的历史现象。一九八〇年，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提出，政治思想工作要”兴无灭资”（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这本是五十年代的老口号，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重新提出，却引起了争论。在现时的中国，究竟要灭什么？是”灭资”还是”灭封”？理论界大造反封建的舆论。首先是元老级人物李维汉接受了理论界的影响，他又去说服邓小平。邓小平的讲话分五个部分，第四部分专门讲肃清封建主义影响。他说：我们”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16)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其思想深度超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也可以说是《邓小平文选》三卷中最有价值的一篇。
但是，政治体制的改革终究没有实行。原因是，邓小平的诊断没有错,但处方开错了。既然官僚主义的总病根是中央高度集权的制度，那就必须改革制度；既然这种制度同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那就必须清除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他不，下的药却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反对个人过分集权”。一切归结为”问题都在于’过分'”。甚么叫”过分”？概念的灵活性很大。毛泽东集权，错在”过分”。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的核心和第三代领导的核心的核心，邓小平集权就可以说并不”过分”了。只反对”过分”，不反对集权，最终还是为集权辩护。而且，邓小平所实行的是非法集权。毛泽东的集权还有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合法外衣。邓小平既不是执政党党魁，更不是共和国元首，却对党国军机要务一把抓，拥有”拍板”权。共和国主席杨尚昆是他出巡的”陪同”，两任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的废立，只在他的挥手顷刻之间。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的集权完全是非制度性的个人专权，还是在指摘毛泽东的集权之后执意为之，故他的罪错具有明知故犯的性质，更其不可原谅。邓小平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恶劣的榜样。庸人江泽民东施效颦，先是学邓小平当军委主席；军委主席不当了，又安插亲信，幕后操纵，企图当核心的核心。
第二、由于中共中央和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的改革，党内外的改革派、民主派活跃起来了。接下来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人民代表对政府工作提出质询、问责和批评，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到会回答问题和听取意见，气氛异常热烈，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题为《民主的大会，改革的大会》。
第三、农村的改革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自毛泽东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高潮”以后，”包产到户”的尝试一直不断，但被作为”资本主义倾向”遭到扼杀。至一九七八年，全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达一亿多。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秘密签订生死契，实行包产到户。一年下来，粮食产量由三万多斤提高到十二万多斤。尽管如此，一九七九年中共中央的文件还在下禁令。由安徽和四川两省带头实行的农村改革，在全国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一九八〇年，邓小平、陈云等人终于被说服，改变了态度，”包产到户”合法化。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从年初的1.1%上升到14.9%.(17)以后连年猛增，导致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一九八三年）。
第四、与农村改革的同时，城市改革也已起步。一九八〇年，为了安排一千多万下乡回城知识青年的工作，允许”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为此，扶植各种类型的自负盈亏的合作经济和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在国有企业中，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经济责任制的改革。一九七八年起，即以少数企业为试点。一九八〇年，试点企业增加到六千六百多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18)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一个新的起点，但改革打开局面是在一九八〇年。
第五、创办经济特区。一九七九年，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划出一块地方试办”出口特区”。一九八〇年，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并扩大了范围。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以后又逐步制定了一套适合经济特区的政策措施。
第六、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大力整顿党风。是年九月，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有关会议上讲话，指出：贯彻《准则》必须继续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特别要扫除封建意识。封建意识不清除，党的优良作风难以恢复发扬，社会风气也难以带好。
第七、在基层的人民代表选举中实行差额选举，选民可以联名提候选人。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始，到北京大学和其他许多高等院校，在基层的人民代表的选举中，许多大学生中的优秀分子，纷纷站出来竞选，反对指定候选人，表现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参政热情。竞选者为了说明自己的政见，广泛地对历次政治运动、现实政治体制和今后改革方向大胆发表看法，引发了群众性的大讨论，校园民主异常活跃。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从校园推向社会，必将促进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
第八、承续北京西单民主墙的民办刊物在全国到处开花。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民主墙被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强行从西单迁至偏僻的月坛公园，名存实亡。作为西单民主墙的延伸，从大字报发展为民办刊物，反而扩大了言论自由的阵地。据统计，北京有民办刊物五十五种，全国二十六个城市有民办刊物一百二十七种。(19)在一九五七年，提出”同仁刊物”的主张就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更谈不上办刊物了。”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各种小报，是迎合当时的需要为当权者所允许的。八十年代初的民办刊物，完全是独立于官方意志之外的。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必将冲破报禁。
上述第七、第八个标志，是民间力量活跃的开始，正在构造公民社会，建筑民主政治的基础。
一九八〇年，全国人民看到了改革的希望，对中国的前途出现一片乐观情绪。
真理标准讨论告终，反自由化运动登场
好景不常。邓小平作了尝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之后，不到半年，却立定转身，走向反面。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这个讲话一开头就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多处引用”陈云同志说”。陈云的调子是：”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这次会议是邓小平和陈云联手实行倒退的方针，而作为总书记主持会议的胡耀邦没有讲话。
邓小平讲话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提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20)在邓小平看来，没有”无产阶级自由化”，凡”自由化”必定是资产阶级的，故后来简化为”反自由化”。任何倡言自由、实行自由的人和事都被归类为”自由化”。所以邓小平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质是回到他几个月前要肃清的封建主义专制化。
邓小平将民办刊物称之为”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建议国家机关通过适当的法律法令”，”禁止非法组织的活动和非法刊物的印行。”在考虑制定出版法时，陈云比邓小平更彻底。邓力群说：”关于制定出版法的问题，我请示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指示，不要搞什么出版法。过去我们同国民党蒋介石斗，就是利用国民党政府那个出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我们不能让人家来钻我们的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我们斗，要让他们登记无门，一律取缔。”(21)过去共产党同国民党斗的时候，称国民党为反动派。反动派还有个出版法。陈云的”不要搞什么出版法”的指示，连昔日的”反动派”都不如了。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说，必须对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严肃处理。所谓”严肃处理”，就是陈云所说的”一律取缔”。”指示”代替了法律，全国统一行动，将所谓”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的头头一网打尽，统统逮捕判刑。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中还有更严厉的语言。他说：”有些地方闹事严重的，如果确有必要，经过慎重考虑和周密安排，可以按照一定的批准程序宣布戒严，调动经过训练的部队，恢复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22)这是一九八九年调动野战军进城开枪杀人的伏笔。
邓小平是一位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机会主义者。他的实用主义理论就是”猫论”。他处理事情是”不管白猫黑猫”，他本人扮演什么角色也是”不管白猫黑猫”。一九七九年三月，邓小平违背自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解放思想的讲话，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白猫”忽而变脸为”黑猫”。一九八〇年十二月，邓小平又违背自己关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讲话，提出”反自由化”，”白猫”再次忽而变脸为”黑猫”。这一次比上一次更为影响深远、后果严重。
邓小平的变脸是由国内外的多种因素促成的。
第一，波兰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团结工会”运动。”团结工会”在七月份兴起时，邓小平等人表示支持，认为它是抗议波兰政府、向苏联霸权主义的挑战。随着事态的发展，”团结工会”与共产党和波兰政府的对立，刺激了中国领导人。胡乔木于九月二十四日写了一件《关于波兰危机》策论。他认为，中国也有可能”爆发”像波兰那样的事件，必须进行研究，制定对策。十月九日，中央宣传部的会议上传达陈云的意见：一个经济，一个宣传，这两个搞不好，”中国也会发生波兰那样的事件”。宣传部长王任重说：”根据乔木同志建议讨论波兰事件教训，我们存在与波兰类似的问题，发展下去也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小平同志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23)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想必是经邓小平首肯的，否则，王任重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波兰的”团结工会”吓得邓小平和陈云消除分歧，结成联盟，走回老路，倒退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又拣起了”反自由化”的老式武器。
“团结工会”的背后，出谋划策的是一批知识分子。”团结工会”顾问泰狄士·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后为政府总理。邓小平、陈云、胡乔木等人，害怕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和不满现实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形成难以对付的力量，在中国重演”团结工会”运动，因此必须割断知识分子和工人的联系。从前是号召”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现在要实行知识分子和工农相隔离。”反自由化”就是搜索自由化知识分子的探照灯。
第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草案后，在党内四千人的范围内进行讨论。讨论中，触发了对华国锋的批评。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九次会议，决定华国锋”辞职”。邓小平利用一场理论斗争达到了政治目的。一九八〇年二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已剥夺了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人的权力，砍掉华国锋的左右手，他早就成了孤家寡人，终于体面下台。实现最高权力的和平过渡比抓人、政变显得文明，而且对政敌华国锋等人也未置于死地，这是中共党内斗争的历史上最为文明的一次。（华国锋不当中共中央主席，还当了副主席、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党代表大会代表，以至逐渐淡出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转移到邓小平手中；邓小平把胡耀邦推到前台，自己在幕后当”核心”。”凡是”派势力被彻底铲除。对邓小平来说，权力到手，真理就靠边站了。
第三，在四千人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时，也出现了对邓小平不利的倾向。本来，历史问题是研究的对象，只能自由探讨。对历史问题作出决议后，必须服从，不许再发表不同意见了。这是从斯大林以来盛行的钳制舆论的措施。理论界有人反对这种做法，但不起作用。那些坚持实践是真理标准的人们，就利用讨论历史问题，要求继续清算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左倾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前，邓小平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前两个阶段的真理标准讨论，以实践检验并进行清算的是毛泽东、林彪、”四人帮”以至”凡是”派和邓小平的不同点。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已经对共产党的左倾路线的社会基础有所触动，讨论历史问题，以实践检验并进行清算的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左倾路线的共同点。邓小平敏感地觉察到发展的趋势，所以他就祭出”反自由化”的法宝来取代真理标准。同样的标准，针对毛泽东、林彪、”四人帮”以至”凡是”派是”解放思想”，针对邓小平以及邓小平所推行的现行政策就叫”自由化”。
一九八〇年年底，真理标准讨论被邓小平、陈云们彻底葬送，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停顿。一九八一年开始，进入”反自由化”的周期。这一次，与一九七九年三月底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后有所不同，真理标准讨论之所以被扼杀，因为胡耀邦称之为理论战线上的”闯将”、”前卫战士”的真理标准讨论的骨干，大部分被作为”自由化分子”打下去了，思想解放运动伤了元气。
真理标准讨论虽被葬送，但思想解放的潜流换了”新启蒙”、”文化热”等名称，八十年代还在继续前进。”自由化”和”反自由化”此起彼落，竞相攀升。说来奇怪，逢双的年份，往往是”自由化”抬头；逢单的年份，就是”反自由化”得势，直到一九八九年出动坦克来”反自由化”，”文化大革命”后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火焰终于被扑灭。
注：
(1) (4)张显扬等编撰《胡耀邦年谱长编》第657页，第693页,世界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
(2)郑仲兵《胡耀邦与胡乔木–在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怀念耀邦》第四集，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主编，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香港。郑仲兵当时是中宣部的工作人员。
(3)张显扬等编撰《胡耀邦年谱长编》1979年1月2日记：”华国锋找胡耀邦和胡乔木交谈全国政治思想动态，把握总的趋势问题。”谈话内容阙如。胡乔木传达的，应是这次谈话。1月2日下午又记：胡耀邦与华国锋研究工作时，华国锋表示：”现在我们要避免出现一九五七年那种反复，千万要防止’翻烧饼’：当发扬民主时，号召大家鸣放，出了问题，接着又来个反无政府主义。”（第649页）与”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意思差不多。
(5)《邓小平年谱》（上）第49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6) (11) (15) (16)(20) (22)《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 一九八二年）第131页，第175-177页，第287-289页，第295页，第328页，第331页。
(7)(8)(9)转引自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458页，第462-463页，第46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10)见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附录二，1979年29个省市的报刊共发表有关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文章128篇，这里只列举了18篇。
(12)吴江《十年的路》第88-92页，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
(13)关于湖南、山西两省情况的叙述，引用了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478-482页所提供的材料。
(14)《人民日报》1980年8月13日报道。
(17) (18)汤应武《抉择》第218页，第22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19)朱立《大陆民运回顾与展望》，《民主中国》月刊，一九九〇年六月号。
(21)邓力群在中央宣传部的讲话记录稿，见阮铭《邓小平帝国》第117页，时报出版公司，1992年，台北。又见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第178页，博智出版社，2005年，香港。
(23)见阮铭《邓小平帝国》第1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