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问：亨廷顿教授，你的每一部主要著作几乎都已译成了中文。你不关注中国，但是你的著作却在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你也许对中国没有特别的兴趣，但是中国读者对你的想法可是有很大的兴趣。中国的读者累计了很多问题，一直等有机会向你请教。你竟匆匆离去。现在只有通过虚拟的访谈，中国读者才有机会聆听你亲自答疑解惑。这里请允许我先从一个小问题开始。为什么在有生之年竟未能访问中国？

答：应该承认，这一辈子未去中国是我一个很大的遗憾。其实，我有几次机会去中国看看，但是由于当时手头忙于其他事情，最终还是未能成行。我去的比较多的是南非。为了南非的民主化，我去了那里十几次。其中主要是南非外交部邀请安排的。如果中国外交部邀请我去为你们的民主化出谋划策，我会毫不犹豫。当然现在说这些，权当是玩笑。一切都太迟了。

问：你从未声称你是威权主义或民族-民粹主义的军师，但是却有许多中国人以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军师。从你的《第三波》中看得出，你更愿意做民主化的军师。我记得，你在书中说，如果你给民主派的建议使你看上去像为胸怀大志的民主马基雅维利，那就随它去吧。与后来的《文明冲突》一书不同，《第三波》在中国读者中没有引起什么争论。这本书来到中国使你的影响冲出了以政治学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界。

答：我也听说《第三波》在中国很受欢迎。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成为民主的马基雅维利，或者用你们的话说，民主化的军师。但是，如你所说，我很乐意做这样的军师。

民主化趋势不会变

问：你认为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第三次浪潮，能给我们简单说说目前的态势吗？

答：各国民主化转型的模式各有不同，遇到的种种困难也举不胜举，但是迈向民主化的趋势却是不会逆转的。虽然世界上还有一些尚未完成转型的国家，包括中国，但是我对民主化已经取得的成就还是非常满意的。

在经历了第一次民主化长波之后，本世纪二十年代，世界上约有30个作为近日世界之主导政体的自由民主国家。后来，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使得三十年代的民主国家的数量减少到12个左右。二战之后，民主国家的数量又回升到30个以上。到六十年代末，世界上约有三分之一的国家是民主国家。经过随后20年的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民主制度在南欧、非洲、拉美、前苏联和东欧以及东南亚的土地上扎下根来。今天世界上约有60％以上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在当今世界的总人口中，只有22亿人生活在非民主的体制下。民主政治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这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革。

问：你说的非常对，中国也正面临这样的紧迫性。为什么威权国家要转向民主？难道威权政体终将被民主政体所淘汰吗？

答：是的，威权终将被淘汰。对此有很多抽象的道理可以讲。但是，作为经验政治学家，我认为，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危机是导致民主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威权国家之所以必然要启动转型走向民主，就是因为威权政体有着不可克服的合法性危机。合法性的概念很难把握，政治分析家们通常都尽量避免使用它。然而，这一概念对于威权政权在当今所面临的问题却是必不可少。这里所说的合法性（legitimacy，也称正当性）是民众对一个政权的统治权利的认可。这里的“法”是指在老百姓心中的不成文“法”，而非统治者制定的“法”。中国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难题与危机与合法性问题也是分不开的。

威权政体的特点是没有程序合法性，只有政绩合法性。威权统治者常常把政绩当作合法性的唯一源泉。这样，威权政府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施政绩效来为自己提供合法性。但是政绩合法性有一个两难：如果政绩不能带来人们所期望的成就，如稳定的秩序和有效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换取他们对威权统治的容忍，那么政绩合法性就丧失了；如果政绩带来了经济发展和政治秩序，那么，威权政府所采行的专政式统治就是多余的，不再为民众所需要，其统治方式就会遭受挑战。所以，对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政权来说，不仅要有政绩的合法性，而且还要有程序的合法性。

合法性问题

问：在中国一些威权主义者认为，只要有政绩合法性就够了，程序合法性是多余的。因为民众对政府的一切要求，最终都要用政绩来回答。你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答：这样的想法有些一厢情愿。因为，政绩的合法性是非常靠不住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实现永远的高速的经济增长，能够回避一切经济危机。在所有经济发展的前头，都有经济危机在等着。经验与常识都表明，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即使能够持续，也不能自动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瓶颈与难题。一旦陷入经济衰退，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就会迅速地、彻底地流失。威权政府的衰败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变得腐化并无法满足其民众的需要和期望。

当威权政权不能持续拿出像样的政绩时，施政的失败就可能成为变革的催化剂。推动第三波许多转型的就是这种失败：希腊、阿根廷、乌拉圭、菲律宾、东欧、贝宁、赞比亚、印度尼西亚以及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颜色革命。决策上的犹豫不决反过来对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推波助澜。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压力下，印度尼西亚持续三十年的骄人的经济发展仅仅在几个月时间内就破灭了。在1998年5月，当印尼政府宣布减少燃料和电力补助时，普遍的骚乱爆发了。新秩序在大街上崩解了，所以，苏哈托被迫下台，民主转型开始了。

威权统治者也常常靠增加难以实现的期望值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公民一旦对政绩失望，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就会遭到削弱。如果威权政府无力自我更新其合法性，及时填补合法性的亏空，其统治就将摇摇欲坠。

问：那么，民主政体在处理合法性的问题上与威权政体有何不同，其优越性何在？

答：与威权政体不同，民主政体的合法性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程序的合法性（及政府是不是民选的，其权力不是受到法定程序限制的），一个是政绩的合法性（选民对政府的工作是否满意的）。这两种合法性是相互独立的，不会一荣俱荣，也不会一损俱损。选民对政府工作的不满意不会转换成对政体本身、对政治程序的不满意。选民即便对某届政府及其执政者的政绩不满意，也不会要求改变政体，最多是要求更换领导人。

威权体制下情形就不同了。对政绩的任何不满，随时会转化为对政体的不满。这种不满的结果，不仅是要求改变领导人，而且是要求改变体制。其结果，对统治者来说，稳定就变成压倒一切了。归结起来，威权政体的最大软肋，就是没有程序的合法性。其所行使的统治权没有通过选举的程序来征得民众的自愿同意。当作为唯一合法性的政绩合法性岌岌可危了，威权统治也就岌岌可危了。

威权统治者应该明白，政体的合法性与执政者的合法性是不同的，应该分开。不同的统治者，在具有同等的程序合法性之后，政绩合法性才有发挥作用的前提。没有程序合法性的统治者，一切政绩合法性最终都将失效。

中国现象

问：你知道，中国刚刚纪念了它的改革三十周年。那么请说说，你所说的合法性问题，与中国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样的关系？

答：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合法性问题与中国改革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整体上，可以说，中国的改革所要解决的，正是其在改革前出现的政绩与程序合法性的双重危机。对应起来，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是政绩的合法性问题，政治改革所要解决的是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哪一项改革进行的好，哪一方面的合法性问题解决得就好。哪里存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就说明那里已经面临程序合法性的难题。

一个合法性基础牢固的政权须具备三重合法性。一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即政权所代表的价值主张必须被社会成员普遍自愿认同。强制的意识形态灌输不能维持这方面的合法性。二是程序的合法性，政权的产生、更迭和组成、运行方式，必须得到选民以投票的方式来进行检验，统治的权力是有限的，并受到宪法法律和政治程序的约束。三是政绩的合法性，一个得到民众支持的政权必须有良好的政绩。

建立在政绩单一合法性基础之上的政权，一旦政绩出现问题，民众就会质疑这个政权所赖以建立的价值基础和这个政权在建立过程中所依据的程序。比较政治的研究也表明，当一个政权没有经过民选的程序合法性，在遭遇经济衰退时，会遇到更大的社会动荡。经济危机是威权政权跨不过去的政治门槛。就算是对政绩合法性的追求能够产生积极的后果，或者说，不论政绩的合法性多么牢固，都不能永久遮盖和弥补在意识形态与程序合法性方面的根本缺陷。

如果一个政权在前价值系统和政治程序两个方面的合法性正在消退而且不可再生，那么，政权的合法性只剩下一根支柱了，这就是政绩的合法性。当三根支柱支撑一个平面变成一根支柱支撑一个平面的时候，这个政绩合法性的支柱必须耐用且粗大。GDP无疑是最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我还没有发现，像中国那样给GDP赋予那么大的重要性。所以追求GDP的背后，是追求政绩的合法性。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实现永远的高速的经济增长，能够回避一切经济危机。带来短期政绩合法性的改革虽解决了一些旧问题，但是却在同时又在累积新问题。一旦追求政绩合法性的努力失灵，其统治的合法性将陷入总体的危机。

经济与文化因素

问：你的分析很有道理，给我们增加了一个理解中国改革的新角度。你虽然主张民主政体应该取代威权统治，但是你似乎并不主张激烈的变革。

答：你或许知道。我一辈子都是个保守主义者。我希望变革越小越好，越温和越好。虽然有些一厢情愿，我还是喜欢渐进温和的民主化。审慎是一种政治大智慧，是政治家和政治学家都应该具有的美德。在《第三波》中，我也表达了这样一种倾向：我不喜欢暴力流血的转型，最好的变革是来自内部的良性变革。如果双方间能在妥协与和解中实现民主转型，那就再圆满不过了。因此，我是一个温和的、渐进的保守主义者。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民主转型是一件急不得的事情。

当然，政治领导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政治成为真实。对未来的民主国家来说，未来的政治精英起码必需相信民主体制对他们的社会、对他们自己来说是一种最好的政体。历史是不会直线前进的，但是当有智慧有决心的领袖勇敢地推动历史的时候，历史是会前进的。

问：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民众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你认为，这样的经济发展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有何影响？

答：民主化像个不挑食的人。经济危机和经济发展，民主化都喜欢，都有利于民主化的实现。过去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化当然很有好处。纵观第三波，我认为民主化的动力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因素，一个是文化因素。就经济因素而言，在民主化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除产油国外，绝大多数富裕的国家都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绝大多数穷国多是由威权主义者统治的国家。

可见，经济发展对民主化有重大促进作用。总之，如果想要实现民主化，就请促进经济发展。

问：您刚才还提到了文化因素。你所说的文化因素，指的是什么？你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民主化的障碍吗？

答：所谓文化因素，我指的是一个国家的主导政治文化对民主政治的接受程度。接受的程度越高，民主化就越容易实现，反之，则越难。第三波的一个成就，就是使得起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成为一种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关于儒家文化与民主化的关系，我知道关于这个问题已经争论已久，似乎各方都有响当当的理由。根据我有限的知识，儒家文化强调权威胜于强调自由，强调责任胜于强调权利，强调集体胜于强调个人，强调和谐胜于强调竞争，强调一致胜于强调分歧，强调等级胜于强调平等，这些都是与民主政治文化有抵牾的。坦率地说，我认为，儒家（教）的民主（Confucian democracy）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第四波

问：我喜欢《第三波》，因为这本书是一本手册，而不是一本写给同行看的学术专著。我很钦佩你有具有敏锐的问题嗅觉，其能够在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局势中捕捉到一些具有重大价值的问题并进行深入的探讨。80年代末90年代初，虽然有一些学者开始零星研究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趋势，但是只有《第三波》才是最有影响的、最有价值的一本。

答：的确，我也认为我把握住了当今人类最重大的政治潮流。自第三次浪潮以后，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国家的领导人是通过自由的、竞争性的差额选举方式产生的。显而易见，在这个世界上不民主的国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孤立了。在某些地区，不民主的国家形只影单，变成了被民主国家所“包围”的“飞地”。

这次民主化浪潮，几乎遍及世界上每一个大洲，也是最为壮观的、最重要的政治变革。尽管民主化不是人类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民主化时代仍然可能是动荡不定的多事之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民主化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将更完善，新兴工业国的民主制度也将更成熟，而落后国家的专制统治必将会被民主政治所代替。此可谓，民主的潮流浩浩荡荡。

面对这一民主化的潮流，所剩无几的非民主化国家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抉择：是顺应，还是抗拒？顺应者居多，抗拒者也并非没有。所以，民主化更是非民主国家所必须面对的紧迫课题。尽管民主遭到了种种的指责，民主化遇到了不遗余力的抗拒，在一波高过一波的民主化浪潮推动下，民主政治成了抗拒者的唯一政治出路。

让我遗憾的是，民主化的第四波我已经看不到了，让我高兴的是，民主化一定会有第四波！

因写文章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六年的浙江作家力虹目前病情危急，随时有瘫痪甚至生命危险，而他的家属再三申请保外就医都无结果，另外湖北狱中异议作家杜导斌家属也被当局骚扰。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去年三月，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三个华裔古巴将军在古巴革命中的经历》（Our History is  Still being Written： the Stories of Three Chinese-Cuban Generals in the Cuban Revolution， 以下简称《终结》）一书。这本书是美国左派出版社“寻路人”（Pathfinder）2005年推出的一本重要作品，内容主要是对古巴军队中三个身居高位的华裔将军的访谈，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很多网站转载（文章见附录），同时我还应英国《中国季刊》之约发表了一篇英文的书评。此后，我得到国内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古巴华侨家书故事》（以下简称《家书》）一书。两本书的编者远隔天涯互不相识，出版社之间也毫无瓜葛，两本书的筹划和出版过程更是毫不相干，但如果对照阅读，人们会发现它们其实是对同一个历史过程和同一个群体的遭遇作了完全不同的叙说，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对于有心的读者来说，这两本书的几乎同时问世正构成一个历史的辩论：《家书》中叙说的普通华裔在卡斯特罗上台后的遭遇给了《终结》中那些高亢而空洞的”革命”话语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是一本从古巴华人历史的角度来为古巴革命辩护的历史作品。我在那篇评论中这样概括这本书对华裔古巴人的描述： “华裔古巴人的身份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殖民统治和旧政权下种族歧视的对象、民族独立的参与者和1959年以后社会主义革命的受益人。换句话说，华裔古巴人要么是受苦人，要么是革命者和被解放者，这种阴阳身份转换以1959 年为界”.但这种描述只涉及华裔古巴人群体的一部分，“华裔古巴人有不同的社会经济成分和地位。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中国移民一样，他们发愤工作，通过个人奋斗和社群合作取得经济成功。他们当中有工商业者、银行家、餐馆老板、商店店主、专业人士和街头小贩。他们的贡献是古巴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他们的勤奋也赢得了不同族裔古巴人的尊敬。革命前古巴中国人社群非常活跃，华文报纸就有4份，还有众多的会馆和组织。”

但在卡斯特罗上台后，为古巴经济作出重要贡献的华人社区成为革命的对象，从60年代初的国有化到1968年的“革命攻势”，古巴华人从大商人到小业主和街头小贩，财产全部被没收，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只得两手空空地离开这个岛国。到了90年代，和世界范围内生机勃勃的海外华人社区相比，古巴的华人社区几乎不再有生命的迹象，一度是哈瓦那经济繁荣象征的唐人街成了死城。书中的三位将军用自己身居高位来骄傲地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给华裔带来的种族平等（他们还指出在整个拉丁美洲，找不出那个国家有华裔当上将军的），对于这本书的策划者来说其实是一个绝大的讽刺：他们自以为占据的是一个在左派史学中时髦的”从底层叙说历史”的道德高地，但人们嗅到的却是官本位特权社会的腐臭气息。这三个将军固然有了“种族平等”，但代价却是整个华裔社群的经济活力和身份特征。

在那篇文章中，由于缺乏具体材料，我并没有对古巴革命给华裔社区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作详细介绍。但现在，《家书》从一个非常具体生动的角度描绘了这个历史过程。《家书》的编者是暨南大学教授黄卓才，他的父亲黄世宝生于广东台山，1922年前往古巴谋生，长期居住在古巴克拉拉省大萨瓜市，先打工后成为小商人，1975年去世。《家书》就是黄世宝写给黄卓才的信。

从黄世宝的这些信中人们可以看到卡斯特罗的革命是怎样剥夺华裔古巴人辛勤劳动积攥下来的财富的。黄世宝在古巴三十年，前20多年打工，后来惨淡经营起一个小商店，卡斯特罗1959年上台不久他的商店就列入没收计划，能撑到68年最后一批已经是算是”命大”了。哈瓦那华人社区报纸《光华报》的主编冯啸天20世纪50年代初来到古巴时，身上只有两块美金，10年奋斗后半起了4家工厂，但”一个发迹的神话，1968年破灭了，所有私营企业收归国有”. 这些失去财产的中国人此后每月只能依靠40元的微薄退休金艰难度日。

卡斯特罗政府剥夺华侨资产的另一手段是限制甚至禁止侨汇。侨汇历来是海外华人和家庭之间最实质性的联系，因为绝大多数海外华人都是为了替家庭谋生才流落海外的。这个情况在中共建政以后，尤其是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尤其突出，侨汇不但是很多华侨家庭的救命钱，而且更是闭关锁国下”国家外汇收入”的重要部分。古巴革命后，卡斯特罗政府却一再颁布政策，从限额和手续两个方面限制华侨汇款。这个政策在60年代早期就已经贯彻，用黄世宝的话来说，”当时中古关系较好，中国给予古巴大量援助，按道理，古巴对华侨不应太过苛刻”.在古巴的中国人虽然自己经济已经非常困难，但他们或者省吃俭用，或者在被”国有化”前还偷偷有一些存款（一旦被发现会被没收），这些就是他们向在中国的亲人汇款的来源。古巴法律规定只有直系亲属才可以继承遗产，不承认死者生前指定的其他继承者，所以，华裔如果有直系亲属在中国，一旦去世他们的财产也就等于上缴了古巴政府。黄世宝的信中，有关侨汇的内容特别具体和让人心焦，例如1974年4月的一封信说在中方使馆应侨胞的一再要求和古巴政府就侨汇问题交涉，要求允许汇款，然后古巴政府宣布可以汇款，”但订出不利种种侨汇的条件，不外想断绝我们侨汇。” 同年12月份的一封信说：”今年侨汇特别改变，不同往时分等级寄付。每一侨胞一律限寄270元。死亡及老侨回国者完全无权汇寄”，而且还担忧”来年汇款手续非常难”.另一封信说，”由于多年来侨胞失业因经济问题无法多寄，还有部分侨胞完全无寄……今后完全失去了希望”.书的编者说”这些话，看似平淡道出，实际上字字是血，句句是泪，是发自肺腑的哭诉！是主持公义的呼声！”对卡斯特罗政府对华裔的无情剥夺的愤怒在这里简直是呼之欲出。

除了经济上受剥夺，老年华侨叶落归根的心愿在卡斯特罗统治下也成了遥远不可及的奢望。《家书》中一再提到高龄的黄世宝一次次地从他居住的省份前往哈瓦那，打听回国的手续和途径，但每次都是失望而归。黄卓才说，”鉴于古巴老侨财力耗尽，有的侨胞家属从香港寄去美金和飞机票，古巴方面却迟迟不让他们出境……华侨答乘中国货船回国无望，旅游观光回国无望，连亲人出机票援助回国也那么难，似乎每一条路都被堵死了，古巴政府的做法令人不可理喻。”黄卓才还说当时东南亚华侨虽然财产被剥夺，毕竟能得到祖国的救助回归故里，”相比之下，古巴的华侨似乎更加悲惨。老侨的店铺已被没收，生活来源被切断，只得靠微薄得连吃饭都成问题的退休金过日子，他们孤独无助，祖国有家归不得，七老八十还如孤雁漂泊他乡。”

在《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一书中，三个华裔古巴将军把到了90年代古巴华裔社区基本消失、古巴华裔后继乏人的现象归于自然原因，即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如果照这么说，世界上所有的海外华裔社群都要灭亡了，但事实上这样的灭亡只发生在古巴 （此外就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印度之那： 在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华裔财产充公，人被当作剥削阶级而在肉体上大部被消灭；越南70年代中期”统一”后华裔的财产也被充公，人或是被关进集中营和劳改营，或是被迫投入怒海，成为难民） .黄卓才在编辑《家书》时虽然没有看到《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但他的话无疑是对这个谎言的最有力的驳斥：”古巴华侨为什么后继乏人，哈瓦那华人街到了本世纪初为什么成了几乎没有华人的唐人街，父亲在30多年前的”这些信，”已经给了答案”.

把古巴的华裔社区赶尽灭绝、财产剥夺殆尽的卡斯特罗政权因为在1989年天安门镇压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为杀人叫好而成为后天安门中共政权的亲密战友。在今天中国的”爱国愤青”、”民族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左派中，卡斯特罗拥有无数爱称他为”老卡大叔”的”粉丝”.《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在出版后也很快就有了中文译本，书的介绍中竟然这样说：

“通过他们[指三位华裔将军]在本书中为我们所讲述的关于古巴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故事，我们能够了解到是什么使古巴获得了新生，并为我们开创了新纪元。我们看到千百万像他们一样的普通人、那些统治者视而不见的，默默无闻的人，拒绝接受没有尊严、没有希望的生活，为了他们的梦想走上历史舞台，改变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使自己获得了崭新的自我。”

就在书的介绍者这为这些”新生”、”新纪元”、”崭新的自我”而欢呼的时候，无数为古巴的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勤劳了一辈子的华人和华裔古巴人却或者被迫两手空空地离开古巴，或者在这个独裁者的政权下夹紧尾巴、苦苦求生，到头来不但一贫如洗，而且有家归不得。在”革命”后的新政权下，他们才真正成了”统治者视而不见的，默默无闻的人”，过着不但”没有尊严”而且”没有希望”，连”梦想”都没有的生活。如果他们想要像左派所说的那样”拒绝”这种生活，那么对不起，他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劳改营和监狱；另一条是冒险投海、在被卡斯特罗诅咒的美国得到自由和尊严。

对于那些对自己同胞的悲惨遭遇如此无动于衷的”左派”，套用一句网上愤青的话说： “你还是中国人吗？”

以下是我去年三月发表在南方周末的文章 （题目是编者改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华裔古巴人：在革命的洪流里

程映虹

《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三个华裔古巴将军在古巴革命中的经历》（Our Historyis Stillbeing Written： the Stories of Three Chinese-Cuban Generals in the Cuban Revolution）是美国左派出版社“寻路人”（Pathfinder）2005年推出的一本重要作品，内容主要是对今天古巴军队中三个身居高位的华裔将军的访谈。书的策划、采访和编辑是同一个人。出版社非常重视这本书，时至今日还在美国各地（尤其是华裔社群和大学）举办座谈会和其他形式的活动进行推销。由于书的内容涉及华裔移民在古巴的历史和在古巴革命中的作用，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应该有特殊的兴趣。

革命前古巴华裔社群的形成

这本书的书名就隐含了对所谓“历史终结论”的反驳。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阵营瓦解、其他一些主要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或深化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后，美国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宣布了20世纪形形色色的对抗市场经济、民主制度和个人自由的革命和社会实验的失败。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的历史以自由主义的胜利而“终结”了。福山的这个解释理所当然地被很多左翼理论家视为西方在冷战结束初期作为战胜者一方的自鸣得意。在随后的讨论中，有很多论者指出自由主义并不能解决后冷战时期的种种意识形态问题，因此“历史 ”并没有“终结”；但在另一方面，对冷战时期和自由主义对峙的特殊的意识形态的“终结”，除了一些声调高亢但内容空虚的政治声明，似乎还没有什么以事实为基础的有力反驳。因此，说自由主义终结了意识形态的历史根据不足，说自由主义打遍天下无敌手更是夸张，但说曾经和它对抗的一些主要意识形态之退出历史舞台，似乎是一个难以反驳的事实。

但是，《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恰恰是要在这后一个方面挑战“历史终结论”。它的目的是通过三个华裔古巴将军半个世纪的革命经历，说明古巴的革命在后冷战时期仍然在继续。这本书主要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华裔在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变化”。华人前往古巴始于1840年代。当时西班牙在古巴的殖民政府迫于国际社会废奴运动的压力，开始着手准备结束奴隶制，从中国引入了大约15万名契约劳工缓解奴隶制结束所带来的蔗糖种植园的劳工短缺问题。这些中国契约劳工到古巴后的境遇十分悲惨，契约上明文规定的报酬和福利得不到保障，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实际境遇和黑奴十分相近。到了1870年代中期，清政府在国内外压力下展开调查，结果是和西班牙政府签约，废止契约劳工。余下的中国劳工中有相当大一批人在获得自由后留在了古巴，后来陆陆续续不断有中国人前往古巴谋生，组成了古巴的华裔社群，建立了中国城。

在《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中，华裔古巴人的身份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殖民统治和旧政权下种族歧视的对象、民族独立的参与者和1959年以后社会主义革命的受益人。换句话说，华裔古巴人要么是受苦人，要么是革命者和被解放者，这种阴阳身份转换以1959 年为界。这些无疑是事实，但仅仅是一部分事实。华裔早在19世纪末就加入了争取古巴独立的民族斗争，赢得了包括古巴独立之父马蒂在内的古巴民族主义者的尊重。华裔对古巴独立的贡献在1959年以前就被古巴社会所承认。其次，更重要的是，华裔古巴人有不同的社会经济成分和地位。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中国移民一样，他们发愤工作，通过个人奋斗和社群合作取得经济成功，他们当中有工商业者、银行家、餐馆老板、商店店主、专业人士和街头小贩。他们的贡献是古巴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他们的勤奋也赢得了不同族裔古巴人的尊敬。革命前古巴中国人社群非常活跃，华文报纸就有4份，还有众多的会馆和组织。经济成□c和社区自立是千千万万中国移民在世界各地得以落地生根的关键，也是中国人在本土以外对世界文明的奉献。当然，黄、赌、毒这些阴暗面在华裔群体中也非常突出，是中国城复杂的社会生态的组成部分。因此，革命前古巴华裔的身份是五光十色的，决不仅仅是盼解放的受苦人。《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一书中虽然也承认华裔的经济活力，但却把这个事实从华裔“阶级分化”的角度来叙述，使之符合“革命”的主题。

华裔社群在革命后的遭际

华裔古巴人和1959年古巴革命的关系是双重的：很多人出于对民主自由和族裔平等的向往加入了革命，组成了华裔纵队。这些人在革命后如果选择继续和新政权合作 （1959年古巴推翻独裁者巴蒂斯塔的革命实际上是由一个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发动的，但革命后一种政治势力独占政权的现实很快瓦解了这个统一战线），他们可以进入上层，成为种族平等的象征。书中的三位将军用自己身居高位来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给华裔带来的种族平等，说这在美洲其他有华裔的国家是罕见的，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显示了“官本位”意识并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而是所有政治权力高于一切的社会的价值标准。实际上，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古巴旧政权和军队中的种族成分也不简单，被推翻的军事独裁者巴蒂斯塔 （他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末一直影响古巴政坛）就是姆拉托（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另一说是他实际上是姆斯蒂索，即白人和美洲土著居民的后代），因此旧政权下的种族压迫和歧视又从何谈起呢？

更重要的是，1959年以后参加革命的那一部分华裔地位的上升并不能代表整个华裔社群的命运。在革命后的社会改造中，经济上成功的华裔社群首当其冲，和外国资本一起成为国有化和合作化的对象，近百年发展起来的私营华裔社区经济到了1960年代中期不复存在，甚至连街头小贩都在1968年的“革命攻势”运动中被扫除干净。这个运动类似于中国“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的结合，当时古巴全国动员，投入一个不切实际的1000万吨糖的指标，号召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为此一夜之间消灭一切残剩的小生产者和私营经济，街头摊贩的“财产”被没收，摊主集中送入劳动营。至于华裔社区独立的组织、出版物和各类活动，在新体制下更是不可能继续存在。因此，革命后古巴华人虽然在新政权下政治上处于和其他族群平等的地位，但同时丧失了自己历史上所形成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自主性，而这恰恰是古巴华裔的族群特征。但《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对这段革命终结了华裔社群的历史一字不提。

古巴华裔社群的这个遭遇在当时并不是孤立的。在第三世界形形色色的“国有化”和“经济独立”的浪潮中，被“充公”的并不只有西方资本和民族资本，也有大量的华裔资本和中小商业。例如1964年缅甸军政府实行“社会主义”，剥夺私人资本，首当其冲的就是华裔社群，很多一夜之间从腰缠万贯到一文不名的华裔只好回到中国，他们的身份也由“活侨”（即在居住国有产业的统战对象）变成“死侨”（即回不去的、不再是统战对象的华侨）。1970年代中期南越和柬埔寨“革命”成功，又再次上演了针对华裔的这样一出“社会主义改造”悲剧。数十万华裔丧失的不但是财产，更是生命，很多人只得投奔怒海，成为难民，而且还背上了“剥削者”和“寄生虫”的恶名。他们当中很多人辗转来到北美后重新白手起家，现在又是成功的小业主。在那些他们曾经生活并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国家，对他们财产的“国有化”虽然是赤裸裸的剥夺，远比剥削更恶劣，但却蒙上了“公有”和“公正”的道义外衣。相对于西方资本和所在国的民族资本，华裔实业家和一般生意人虽然是富人，但却是弱者，他们的发展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可以依赖，完全靠经营得法，靠辛勤流汗，夹着尾巴做人，政治动乱中常常成为牺牲者，因此成功特别来之不易。不但如此，他们在居住国受到的这种政治和经济遭遇也根本得不到自己原来祖国政府的同情甚至声援，因为中国当时自己也刚刚经历了类似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但要向共产主义穷过渡，还要号召世界革命。

1959年古巴革命给华裔社区造成的冲击是如此巨大而彻底，以致古巴华裔的族群意识到了1980 年代弱化到了难以恢复的地步。书中受采访的老将军们承认，到了1980年代，古巴华裔的新生代对“华裔古巴人”的概念十分陌生，但他们把这种族群身份意识的丧失完全归于自然原因，说这是因为当时在古巴“只有大约300人是在中国出生的”（意为还活着的第一代移民），而回避社会政治原因。按照这个解释，那么华裔必须依靠源源不断的新移民来保存自己的族群特征，这显然和很多国家华裔族群生存的历史和现实不符。华裔社群受冲击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哈瓦那中国城的衰落和□

‘7d败。书中说，1993年一些华裔后代向中古友好协会联合发起请愿，要求修整和复兴哈瓦那的中国城，具体达到两个目标：一是保护中国城原来的传统文化和艺术，二是恢复中国城的经济活力。由于书中只渲染1959年革命后华裔中的革命者政治地位的上升，对整个华裔社群尤其是中国城在革命后的遭遇基本没有介绍，因此这个“新发展”对于不了解历史演变的读者来说显得十分突兀：既然华裔古巴人既参加革命又从革命中获益，那么他们的社区中国城又到哪儿去了呢？古巴华裔社区衰落的一个原因和中古关系有关：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1990年代末，古巴由于和苏联结盟，被当时的中国称为苏联称霸全球的马前卒，两国关系不是敌对就是冷淡，古巴的华裔当然不能指望有什么出头之日。到了1990年代初，苏东瓦解，古巴转而从中国获得巨额援助和国际支持，这也就是为什么 1993年古巴一些华裔后代有勇气发起请愿、要求恢复中国城活力的政治背景。

华裔将军与古巴经济改革

如果说《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对于华裔社群在1959年革命后的遭际的介绍大有值得推敲之处，那么它的第三部分“特殊时期及其他”对自1990年代以来古巴社会的演变为读者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而这和“历史没有终结”这个主题是非常相关的。 1990年代早期苏联结束对古巴的全盘经济援助后，古巴经济陷入困境，不但从1960年代早期就实行的食物和主要生活物资（包括火柴和手纸）的配给制变本加厉，有世界磷d罐之称的宝岛连糖都要从拉美邻国进口。中国社科院拉美所著名专家徐世澄先生在他2004年发表于《拉丁美洲研究》上的关于古巴经济的论文中详细罗列了古巴人民生活物质的配给情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值得赞赏的是，《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对于古巴经济困难不但没有回避，而且没有简单地归结于“外国封锁”。三位受访者之一邵黄将军甚至说他小时候看到古巴大量向外国出口西红柿、豆类和卷心菜，但革命后古巴完全依赖苏联和东欧的蔬菜，因此这个渠道一旦结束，古巴蔬菜极端短缺，给外国游客食用的蔬菜都要从海外空运。古巴飞行员称这些航班为“耻辱的飞行”。为了摆脱经济困境，领导古巴军队后备役的邵黄将军 （他也是古中友协主席）在第二号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支持下主持了有限的经济改革，号召大种蔬菜，多余产品可以在市场出售，多劳多得，按劳分配。这个经济改革首先在军队进行，因为军队有政治特权，可以试点，可以经商。这个改革的结果是有些菜农的收入超过了部长的名义工资，邵黄为此受到政治压力，被批评为“ 走资本主义道路”，鼓励两极分化，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把紧缺物资（菜棚设备等材料）用来生产和国家大政方针无关紧要的蔬菜。在这场“姓社姓资”的争论中劳尔出面说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说菜农的收入不可以高过部长的工资是没有根据的。他还说自己是这个实验的“教父”，有问题可以找他。

对于了解古巴革命历史的人来说，这场“姓社姓资”的讨论似曾相识。1960年代早期在实行了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之后，古巴立刻出现了经济困难并实行了生活物资的配给制（从那时起一直延续至今），当时一些经济领导人主张仿效苏联的经济改革，实行一定的物质刺激、市场机制和独立核算，保障人民的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但这个主张被否定，随后发起了类似于中国大跃进和“文革”的“革命攻势”运动，企图一举过渡到共产主义。回顾这段往事，让人不禁掩卷而叹。

今天，华裔邵黄将军主持有限经济改革的勇气使人想起了半个世纪前曾经活跃在哈瓦那中国城的华裔先人。在这个意义上，可能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历史”──指华裔对古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不是一个更宏大的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叙事 ──没有“终结”，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这几年，我除了收集1957年反右派运动史料外，还做了几年矿难事件的整理。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被它直接杀害或者间接杀害的中国人民，起码超过一个亿。

三十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杀人是以原始的土办法为主，如炮弹（声稱在国共内战中消灭了800万国军）、枪弹（毛泽东1951年1月17日在给饶潄石等人的电报中说：”在湘西廿一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1月21日在给中共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是很必要的。”南京方面”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1月22日在给叶剑英等人的电报中说：”广东必须有计划地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在3月18日一个批语中说：”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已杀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在土改、镇反、肃反、一打三反、严打等运动中枪毙了数以百万计的地主、富农、民国时代的党政军特公教人员、右派分子）、屠刀直至木棍（肃AB团、延安整风、文化大革命中，为节约子弹或为条件所限，多以冷兵器为主）、饥饿（1958–1962年被饿死的农民超过4千万）、饥饿打骂加超体能劳役（把几十万右派分子集体消灭在劳改农场中）。

近三十年以来，中共的杀人方法也与时俱进了，在子弹、注射液之外，他们已经把矿难、工业事故等作为主要杀人手段了，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官方网站统计，2007年全年中国共发生各类安全生产事故504,952起，死亡98,340人；根据官方网站不完全统计，全国2007年发生较大规模的矿灾162起，平均两天一起。

其他的杀人办法还有污染杀人、交通事故杀人、高学费杀人、高医疗費杀人、豆腐渣工程杀人（如四川省聚源中学两幢教学楼垮塌，造成278名师生遇难，11人下落不明）、有毒食品杀人、地震杀人（虽有预测却不预报）、火灾杀人（深圳市龙岗区舞王俱乐部特大火灾消灭了44人）、气候杀人等等。

年终将届的2008年12月9日星期二，我又开始为中国共产党做矿难杀人的成绩表了。在”百度”打进”2008年矿难”，就有相关网页81多万，在”谷歌”打进”2008年矿难”，就有相关网页41万多。

2008年，到底发生了多少矿难，死了多少人？这些到现在还是党国的机密。但2007年中国矿难死亡的人数据说是3786人，这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在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透露的；他说，在煤炭产量大幅攀升的同时，我国煤炭百万吨死亡率连续下降。他对2007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降至3786人，很有点洋洋自得的意思，因为2005年这一数字接近6000人呢。

他说，2007年全国煤炭产量预计达到25.5亿吨，比2002年增长80％左右；煤炭百万吨死亡率由2002年的4.94下降为2007年的1.485（预计）。

李毅中介绍，2007年重点煤矿煤炭百万吨死亡率预计为0.38，与波兰、印度的煤炭百万吨死亡率基本相当。但乡镇煤矿的百万吨死亡率较高，预计超过3。

李毅中在《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连续两年每年下降两成》是把死亡当成绩来邀功的。且不说这3786是个大大缩小了数字（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官方网站可查到的死亡人数只有927人），即使就是只死这么多人，难道就值得庆祝了吗？

因为这些死去的矿工，既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或他们的家人，更不是李毅中的家人，所以他们可以无动于衷，可以不理会受难者的不幸，死者家人的巨大痛苦。

2009年的杀人任务是多少呢？2007年10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发布的《关于加强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基础管理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中早已明确规定：到2010年，金属非金属矿山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比2005年下降10％以上。

河南省政府2008年下发了个《意见》说，在通常情况下，煤矿企业发；死亡3-9人的，为较大事故；死亡10-29人的，为重大事故；死亡30人以上的，为特别重大事故。

按照河南省政府2008年下发的《意见》说:发生较大事故的（死亡3-9人），煤炭企业所属煤矿的矿长免职；发生重大事故（死亡10-29人）或一年内发生两次较大事故的，煤炭企业分管副总经理免职；发生特别重大事故或一年内发生两起重大事故的，煤炭企业总经理免职；发生一次死亡50人(含50人)以上事故或一年内发生两起一次死亡30-49人特别重大事故的，煤炭企业董事长免职。而发生一般事故即死亡3人或以下的，则”鳥事也沒有”。

发生事故，除煤炭企业受到”严肃处理”外，出事煤矿所在辖区的领导也将被追究责任。省政府《意见》规定，辖区内煤炭企业发生较大以上事故的，省辖市、县(市、区)、乡镇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要受到停职或免职处理。

河南省政府的《意见》当然不仅仅是河南省政府的意见，而是中国共产党及其一小撮特权集团的意见，《意见》是为中共利益集团服务的，是中共蔑视生命、逃脱杀人责任的护身符。《意见》虽然是2008年泡制的，但早已经在实行了。瞒报、少报死亡人数，封口费、封杀传媒、打压记者、毁尸灭跡早已屡见不鲜，无非都是把特别重大事故变成重大事故，把重大事故变成较大事故，较大事故变成无事故。让杀人凶手逍遥法外。

《意见》保护的是无恶不作的中共官僚集团、《意见》让中共杀人程序更”合法化”、更顺理成章，更精密化。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煤炭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傅立功向《瞭望东方周刊》证实: 2008年平川区的安全生产指标和去年一样是五个人，也即取得了杀五个人的合法杀人权。

实际上，合法指标远远不够，所以只好上下串通，通同作弊，瞒报、私了。

共产党执政六十年來，尽管说了许多漂亮话，做过无数信誓旦旦的承诺，但以奴役、掠夺的本性却没有丝毫的改变，所以矿难杀人的游戏将会永远地做下去。

一党专政不死，矿难不止。

2009年1月17日星期六于流浮山寨酒香書屋

【附】2008年中国矿难不完全清单

1月12日，江西铅山县螺丝坞煤矿井下发生火灾，至少造成6人死亡、1人下落不明。

1月18日，重庆南川区高桥煤矿的瓦斯突出事故，死亡13人。

1月20日，在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煤矿发生炸药爆炸，25人死亡，矿主周福明闻风潜逃。

2月，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方远煤业公司旗下煤矿发生事故，死伤人数没有上报。

2月28日，黑龙江省鸡西市麻山区建宝煤矿发生透水事故，死亡14人。

3月2日，山西省朔州市一煤矿井下发生皮带燃烧事故，造成9人死亡。

3月5日，黑龙江省鹤岗市泰源煤矿发生大火，群众向当局举报井下有人被困，经公安部门调查，矿长承认有13人失踪，即死亡13人。

3月5日，吉林省东辽县金安煤矿井下煤层自燃发火，导致17人丧生，

3月14日，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水洞坪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死亡14人，4名伤。

3月15日，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方远煤业公司旗下煤矿发生事故，死伤人数没有上报。遇难者有许占期、马金祥、罗文海和王军等。

3月26日，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张家洲煤矿发生一起重大煤与瓦斯突出事故，造成13人死亡，3人轻伤。

3月28日，湖南省涟源市伏口镇良田煤矿发生瓦斯窒息事故，1人死亡。

4月8日专电　辽宁省开原市靠山镇丰源铅锌矿发生矿井事故，造成8人死亡。

4月12日，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沙锅屯村第三煤矿 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亡16人。

4月22日，山东省蓬莱矿难发生后事件调查组只是走马挂花一样的在当天晚上假惺惺的发放各种文件害怕承担责任丢了自己的乌纱帽而没有及时的抢救遇难的人员所以直到现在依然是没有一人获救我们遇难家属强烈要求事件调查组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们咽不下这口气这几十条生命就

4月24日，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尉迟煤业有限公司 井下发生顶板事故，死亡10人。

5月27日，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方远煤业公司旗下煤矿发生事故，死伤人数没有上报。遇难者有家住平川区共和镇老爷山的杨兴忠。

5月30日，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恒达煤矿 井下发生透水事故，死亡13人。

6月12日，湖北鹤峰土垭煤矿土垭煤炭探矿项目发生一起瓦斯爆炸事故，造成正在作业的7名探矿工人被困井下，全部遇难。

6月13日，山西省吕梁市孝义市安信煤业有限公司主井底发生炸药爆炸事故，造成死亡35人，失踪1人。

6月13日，山西宁武县雨田煤业有限公司矿井发生透水事故，目前已发现7人遇难，另有1人下落不明。相关资料显示，从2001年至2005年，被称为”中国煤海”的山西每年煤矿事故平均死亡4200人。

6月25日，安徽繁昌马钢桃冲铁矿禁采区塌陷事故，12人被埋。

7月1日，陕西省神木汇森凉水井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凉水井煤矿井下发生放炮事故，中毒死亡18人。

7月5日，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五九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死亡21人。

7月8日，云南省富源县大河镇金晶煤矿发生透水事故，中共富源县委宣传部昨日向社会公布：”对事故中被困的7名矿工的救援已终止。

7月10日，河南省济源市济源煤业公司八矿井下因机械故障造成坠罐事故，死亡11人。

7月12日，山西省长治市长治县王庄煤矿井下发生透水事故，死亡10人。

7月14日，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李家洼煤矿新井井下发生炸药爆炸事故，死亡35人。代省长胡春华说，李家洼煤矿长期无证非法生产。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后，矿主无视法律，恶意瞒报事故，将遇难矿工遗体秘密转运至山西省广灵县和河北省阳原县进行处理，封闭井口，拆除井架，破坏现场。为达到封锁消息的目的，还以高额赔偿遇难者家属、收买部分记者等手段，进一步实施隐瞒。此外，蔚县和南留庄镇少数领导干部组织、参与瞒报。县、镇少数领导干部有的组织，有的直接参与事故瞒报，企图掩盖事故真相，甚至还组织所谓的调查组，搞假调查，弄假材料，写假报告，以欺骗上级；在上级有关部门组织核查时，县、镇有关人员故意回避事故井，转移视线，提供虚假材料，企图贿赂核查人员，封锁消息。

7月16日，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方远煤业公司在主井二水平口岩石巷道维修时发生一起冒顶事故，造成两人死亡。据平川方远煤业公司旗下煤矿的一位矿长亲属所知，这家煤矿从2月到现在为止，死伤至少14人，全部都没有上报。（《瞭望东方周刊》）

7月2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右江矿务局那读煤矿发生透水事故，死亡36人。

7月30日，辽宁省阜新矿业集团公司恒大煤矿151采区回风下山与4302巷道岔口以下，发生1.7级矿震，造成5人死亡、1人重伤、1人轻伤。

7月31日，陕西省神木县孙家岔煤矿东盘区南翼开采区发生冒顶事故，冒顶区距井口约2600米，地表塌陷面积约12万平方米，当时井下有作业人员38人。事故发生后，有29人安全升井，有9人被困井下。

8月1日，山西娄烦尖山铁矿特大事故发生后，当地竟说是自然灾害，谎称只有11人被埋。国务院组成49人调查小组到实地勘查，小组初步判定，这一起责任事故导致44人丧生，但根据死者家属和当地居民的反应，事故中的遇难者至少还有其他30人。

8月1日，云南省宣威市双河乡双河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井下当班作业职工5人当场死亡，1人受伤。

8月1日，河南省平煤集团平禹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四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死亡23人。

8月18日，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百家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亡26人。

8月18日，云南省西双版纳尚岗宏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火灾，死亡7人，下落不明3人。

8月19日，湖南石门县蒙泉镇天子岗村天德石膏矿老采空区突然发生大面积整体垮塌，酿成６人遇难，另有４人下落不明。

8月24日，贵州省纳雍县阳长镇幺公营煤矿突发煤与瓦斯突出事故，致3人死亡，5人受伤。

8月26日，湖南省涟源市伏口镇良田煤矿再发冒顶事故，造成1人死亡。

8月29日，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新华煤矿井下发生事故，死亡11人，2人下落不明。

9月4日，辽宁省阜新市清河门区河西镇第八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亡27人。

9月5日，四川宜宾市兴文县久庆镇金河煤业有限公司309采煤工作面发生瓦斯突出事故，当班下井44人，其中26人安全升井，死亡18人，已有10名遇难者家属签订了赔偿协议。

9月7日，河南省鹤煤集团河南省禹州市苌庄乡兼并矿仁和煤矿发生透水事故，有50多人被困，后有30人升井，死亡18人。

9月8日，山西省临汾地区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发生尾库溃坝特大事故，276人遇难。相关基层干部刻意隐瞒事故原因和死亡人数。事故发生后孟学农引咎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以及临汾市、襄汾县的主要党政负责人，均被免职或停职。

9月13日，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鑫泰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透水事故，死亡10人。

9月19日，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县盛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巷道塌方导致3名矿工被困，造成矿工两死一伤。

9月20日，黑龙江鹤岗市兴山区富华煤矿发生火灾。截至21日下午两点，当被困井下的31名矿工已确定死亡26人，5人下落不明。

9月20日，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矿难，1人死亡。发生事故以来，煤矿以订报费、宣传费等各种名义给6家媒体总共支付125700元。其中，假冒中央媒体的记者获34500元，被移交司法立案侦查。另外，该矿给山西广播电视总台支付50000元，但矿方称：”总台确实为我矿试生产工作做了正面宣传报道，这次之前已来采访过两次。”一些来矿采访人员要求帮助解决加油问题，干河煤矿就向他们每人支付300元至500元不等的加油费，共计1900元。这就是轟傳海內外的”封口费”事件。

9月21日，河南省登封市郑州广贤工贸有限公司新丰二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37人遇难。

10月5日，陕西省旬邑县旬东煤业公司长安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发生3名矿工遇难，他们是：张玉良，男，36岁，该矿掘进工;谢清辉，男，35岁，该矿掘进机司机;黄方武，男，38岁，该矿跟班队长。

10月9日，云南省宣威市来宾镇发生顶板事故，造成4人死亡，1人受伤。

10月10日，广西合山煤业公司的3矿5号井内发生瓦斯爆炸，造成9人死亡，受伤9人。

10月12日，四川宜宾将江安县幸福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井下当班的21人，安全升井11人，死亡10人。

10月16日，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神华宁煤集团大峰矿技术改造工程露天剥离施工发生爆破事故，死亡16人。

10月17日，湖北阳新县富池镇境内的鸡笼山金矿发生一起冒顶事故， 2名外地农民工死亡。

10月19日，山西吕梁一家煤矿发生缆车失控事故，5名矿工遇难，37人受伤。

10月29日，陕西澄城县尧头斜井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36人，其中7人安全升井，29人被困井下，全部遇难。

10月29日，山西乡宁县吉宁勤海煤业有限公司发生透水事故。截至30日11时30分，7名矿工仍被困井下。

10月29日，河南济源市克井镇马庄煤矿发生透水事故。截至30日13时已知有1人死亡，20人被困井下，生死不明。

11月10日，河北省邯郸市峰峰集团煤矿发生事故，4名矿工当场死亡，另有13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11月13日，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顺达煤业公司发生煤矿冒顶事故，3人被困井下。

11月16日电，江西樟树市经楼镇中林煤矿四采区发生塌矿事故，导致2名矿工当场死亡。

11月17日电，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高门洞煤矿井下发生透水事故。只有9人安全升井，有33人被困井下。

11月30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昌隆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5名矿工当场死亡。
而在救援过程当中，现场再次发生次生事故，造成三名搜救人员死亡。

12月5日，山西山阴辛庄煤业有限公司发生事故，至少有30人遇难。事故发生的原因和遇难矿工人数一直没有公布，山阴县政府有故意瞒报这起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嫌疑。截至去年12月30日，矿难救援仍未结束。

12月8日，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柳树湾第三煤矿发生冒顶事故。2人被困。

12月17日，湖南涟源市伏口镇大竹村挂子岩煤矿发生重大煤与瓦斯突发事故，18人下落不明。

12月18日，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草沟乡陈兴远煤矿，发生冒顶事故，造成5人被困井下。

12月19日，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北辰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遇难人数上升至5人，事故原因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最近在海外网站上看到几篇关于《零八宪章》的文章，其中一篇说：「刘晓波的道路是康梁的道路，也是胡适的道路。」窃以为大谬不然。笔者曾在1月6日拙文「条条大路通罗马」中说过：「胡适的道路并不等同康梁的道路，胡适主张民主共和，康梁主张君主立宪，而共和和帝制是两个相反的政体。」幸好迄今为止所观察到的，刘晓波先生及其《零八宪章》并没有走「康梁的道路」，否则相信不会得到包括笔者在内的如此广泛的认同。

众所周知，康梁从「维新派」变成「保皇派」，其维护清朝皇权统治的政治目标始终没有变化，唯一改变的是「戊戌变法」失败了，他们的主张从「救亡图存、维新变法」演变到「光绪复位，君主立宪」。他们斗争的目标仅仅局限于以西太后为代表的封建守旧势力，他们把一切变革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期望中国也出现明治天皇、威廉二世和彼得大帝一样的开明君主，实行君主立宪。康有为一生最大的奋斗目标不过是「为王师」，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他说「中国唯以君权治天下而已」。光绪皇帝召见他，他受宠若惊、感激零涕；光绪被软禁，变法失败，他在日本船上听到消息，要跳海「殉君」；到了外国，他成立「保皇会」说：「欲保中国，非保皇上复位不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他如丧考妣，留辫明志，以「亡国臣民」自居，对中华民国充满敌意，至死都想复辟清王朝。所以，所谓「康梁的道路」核心内容无非是保存帝制。

一百年过去了，世界上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已经民主化，可是人口最多的中国仍然在民主的门外排徊，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笔者曾经写过几篇文章，浩叹历史轮回，如今又似乎回到了清末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代。「康梁的道路」虽然已被历史事实证明失败了，但不少国人并未吸取足够的教训，反而津津乐道甚至身体力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某些原「体制内人士」，八九民运前推动赵紫阳「改革开放」，就像当年康梁「公交车上书」怂恿光绪「变革维新」，同样必然地遭遇到顽固保守势力反扑，「六四」惨案后，捧赵反邓不遗余力，就像当年康梁捧光绪反慈禧一样，以为只要把邓小平反下去了，中国就有救了。殊不知这种将政治制度的变革看成是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根本上就错了，错误在于：

一、「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种不触动不合理社会制度，只是自上而下小修小改的「变法维新」、「改革开放」必然失败，原因有四：（见2004年11月「争鸣」杂志拙文「也说赵紫阳」）

1、清末康梁的「百日维新」和后来中共胡赵的「改革开放」最相同的一点，就是他们都没有也不敢触动造成中国数百年来积弱贫穷的腐朽的政治制度，「变法维新」和「改革开放」都只是企图在维护现存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自上而下的，对经济文化教育有限度的变革，实质上是维护这种不合理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彻底地推翻这种阻碍社会前进的政治制度。

2、由于他们都是致力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过分地局限和依赖宫廷争斗，严重地脱离了人民大众。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和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为首的元老党又远比光绪帝党以及胡赵的「改革派」势力大得多，因而注定要失败。

3、清朝末年和当今的中国社会的吏治腐败都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庞大的官僚架构中层层依杖权势的既得利益者，构成了「变法维新」和「改革开放」的巨大阻力。当年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期间发下了一百多份诏书，均被各级官吏束之高阁，拒不执行，成了一纸空文。今天中国的情况大同小异，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任凭「中央」定出多少反贪条例，杀了多少「委员长」、「省长」、「市长」，贪污腐败不但没有遏止，反而越演越烈，可见自上而下的改革已经行不通。

4、由于「变法维新」和「改革开放」触动了特权阶层的利益，而改革和保守双方力量悬殊，腐朽顽固的保守势力最终都动用武力，使这种本意是维护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变法维新」和「改革开放」流血收场。光绪皇帝和赵紫阳的被软禁，为这种百年历史轮回的惊人相似，写下了最沉重的一笔。

二、「维新变法」、「改革开放」失败后，不去汲取深刻的教训，从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上找原因，反而继续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明主」身上，反对一切改革政治制度的运动。

「戊戌政变」失败后，国内外形势继续恶化，顽固保守的西太后也不得不接受维新变法，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不过，清廷的「政改」实质上并不像日本、英国德国那么彻底，二十三条中竟然有十四条是关于「君上大权」。中国的「君主立宪」是「实君立宪」，而不是日本和西方国家的「虚君立宪」。可以想见，即使「钦定宪法大纲」余下的九条首次赋予中国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人权真正落实，距离民主宪政还十分遥远，「康梁的道路」无疑阻挡了历史的前进，因而被辛亥革命所取替，是历史的必然。

一百年后胡赵的「改革开放」以「六四」流血收场后，迫于国内外形势，邓小平也不得不继续「改革开放」。可是由于坚持只改经济，不改政治，迄今改出了一个畸形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钱权勾结、贪腐横行、道德沦丧、民怨沸腾。当年的八九民运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有了《零八宪章》，提出了明确的政治纲领，本来我们全体中国人都应该汲取教训，摒弃「康梁的道路」，团结起来致力于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不幸的是，「康梁的道路」仍然阴魂未散。某些原体制内人士大力讴歌赵紫阳，似乎只要有了这个「明主」，中国就能民主化了。其实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只不过是如何对待八九学生运动有不同意见，在维护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立场上，他们是高度一致的。所谓赵紫阳提倡「党内民主」和「多党制」不过是这些体制内人士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且看赵本人是如何说的吧！他说：「社会主义民主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民主；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是假民主」；「中国不能实行代议制，如果每件事都拿到议会去讨论，就会误事，影响效率」；「中国不能实行普选，中国农民太多，文化程度低」……。据说，赵紫阳在被软禁多年以后，从自己身上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以后，对来访的人表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取消，党的领导不能取消……」（见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不打算建立一种新的，与西方类似的政党制度，在那种制度下，各政党可以轮替执政，我 们的历史条件和实践与西方不同，现在中国的无论哪一个党，都不可能代替中国共产党，除了中国共产党，中国还有另外一些民主党派，我们与他们进行协商，互相 监督，但领导和定向作用的是中国共产党」(戈巴卓夫回忆录「生活与改革」下卷第39章第4节)。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如果像某些原体制内人士那样走「康梁的道路」，把赵紫阳捧作中国民主化的救星，必然会像当年康梁拥光绪帝复辟一样，和民主宪政背道而驰，所以说「康梁的道路」走不得。

胡适则不同，他在西方受教育，对民主宪政有深刻的认识，他一生致力于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讲宽容、讲人权、讲民主、讲自由；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鼓吹议会政治。胡适和康梁最大的不同，就是胡适以中国实现民主宪政为目标，而康梁以维护封建王朝为目标；胡适以体制外的自由批评者为目标，康梁以入朝当官为目标。从三十年代直至去世，胡适先生不间断地批评执政国民党，抨击独裁专制，要求民主自由。笔者认为，「胡适的道路」最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对民主自由的坚持，其次才是他的改良理念。表现在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走向和平民主新机遇，胡适不但严厉地批评国民党独裁专制，规劝蒋介石实行民主宪政；同时也苦口婆心地呼吁共产党放弃武装割据，实现军队国家化，劝导毛泽东「审查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并且以美国杰佛逊总统手创的民主党以及英国工党通过和平竞争取得大选胜利的事实，试图说服毛泽东放下武器，以社稷万众为重，免再起战端，生灵涂炭，以第二大党的身分参与议会政治，「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可惜，国共两党都没有采纳胡适的意见，中华民族丧失了这一实现民主宪政大好时机，从此走上了半个多世纪灾难连绵的歧途。

网上还有文章引用胡适说过的：「在朝为国家做诤臣，在野为政府做诤友」质疑胡适「独立学人」资格，指「胡适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从一而终，更像为前清尽忠至死的康有为」。笔者不敢苟同。1952年，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蒋经国到机场迎接，胡适仍然不客气地说台湾没有言论自由。他说：「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 自由。」他希望「在朝的要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民主政治最要紧的基础，就是建立合法地批评政府，合法地反对政府，合法地制裁政府的机制。」

胡适先生的这些话有什么不妥？如果一个政府能够接受批评意见，从善如流，不断的改良，有甚么不好？难道非要推翻他「另起炉灶」才对？ 要「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首先，得看这个政府有没有雅量？对这些「诤言」听不听得进去？有没有改进的决心？胡适的意见相当尖锐，但 蒋介石仍然能够接受，说明蒋介石毕竟有容人的雅量。蒋曾向他保证「今后政府将实施更多的民主措施，人民将获得更多的自由。」 在蒋介石70岁生日时，胡适重提当年送《淮南王书》的用意，希望蒋克制自己。他送蒋「无 智、无能、无为」六字诀，希望他能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为而能「乘众势」的总统。那时，中央日报请胡适写祝寿文章，胡适写成后附一信，说量人不敢登。当时报社负责人很为难，但蒋介石非常宽宏大量，一字不改地登了出来。胡适曾评价蒋介石：「他长进了，气度也变大了，态度变平和了。…….能相当地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蒋介石时代需要面对的先是中共的武装叛乱，后是武力威胁，没有能够全盘接纳胡适的建言，情有可原；到了蒋经国时代，胡适民主自由的理念终于在台湾修成正果，历史证明了当年胡适「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并没有错。

可是，自称胡适学生的毛泽东又如何对待他？1947年蒋介石邀请胡适做国务委员考试院院长，1948年蒋介石邀请胡适出任总统候选人，胡适均再三婉拒，理由是要为国家留一些独立人士。毛泽东只是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1949年5月4日，中共还未全取政权，其「人民日报」已发表「五四两个基本口号」的社论，指胡适为「反革命的辩护人，成为反革命中的一分子」，并把他列为「战犯」。金銮殿还未坐暖，1950年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开展大规模的「批判胡适思想」运动，胡适在北大的许多同事、学生都被迫揭发批判他。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也发表了「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指「他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宣布要脱离父子关系。胡适认为思杜是迫不得已的，他说：「我早知道，共产国家是没有言论自由的，现在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也没有。」胡思杜还把母亲留给他一箱金银手饰上交共产党说「我要参加共产党，党员不需要金银财物」。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对共产党痴迷的青年，1957年反右运动中也难逃厄运，被迫自杀身亡，死时才36岁。毛泽东的老朋友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仅仅为农民说了几句好话，就被毛泽东骂得狗血淋头，可见，对这样的党，这样的领袖，「诤」得起来吗？不要说党外人士了，就是党内的高层如刘少奇、彭德怀「诤」了一下，落得什么下场？所以，胡适的「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完全不适用于共产党，不但是「对牛弹琴」，更加是「惹祸上身」。再看看今天胡锦涛是怎样对待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就更清楚了。所以笔者认为，「胡适的道路」走不通。

那么，中国民主化应该走什么道路？确实值得全体中国人深入思考和讨论。笔者在拙文「条条大路通罗马」中说过：「讨论中国民主化走什么道路？不能光是比较谁最好最理想？还得看这条道路走不走得通？如果走不通，再好再理想也没有用。尽管我们有良好的愿望，可是当权者冥顽不化，正如「观察」杂志主编杨莉藜先生的文章所说「如果和平演变的道路被堵死了怎么办？」笔者看将来中国政治局面的演变，不会是单一可能，而是多种可能性并存：或者像前苏联，共产党领导层核心内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宣布解散共产党；或者像台湾，国民党领袖蒋经国先生开放党禁言禁，李登辉开放普选，国民党以平等身分参加竞选；或者像罗马里亚，军队倒戈，独裁头子死于枪下；或者像前东欧和苏联加盟共和国，发生大规模持久的群众抗议运动，迫使共产党垮台；或者像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各省响应；甚至或者中共朱成虎之流疯子狗急跳墙，发动战争，被人灭了，像日本一样，麦克阿瑟移植美国民主……。既然有多种可能性，中国民主化就应有不同的道路。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希望全体中国人要更加互相包容，求同存异，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每一个中国人都以自己认为最恰当的方式冲击顽固的千年封建专制，比如刘晓波先生们的《零八宪章》、法轮功的「退党退团」、杨佳的「怒杀恶警」、瓮安的「火烧公安」、黑龙江的「分田宣言」、重庆的「教师罢教」、广州的「的士罢驶」、厦门的「集体散步」、地震难童家长的「集体悼念」、毒奶难童家长的「集体索偿」、拆迁户的「维权上访」……汇成一股滚滚向前的洪流，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国人期盼了一百多年的民主宪政一定会实现。」

写于2009年1月14日，修改于1月20日

国际笔会三百多作家联署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2009年1月20日讯）国际笔会昨日发布新闻稿和一份世界各地笔会三百多作家联署的声明，抗议中国当局继续关押著名异议作家、前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要求立即释放他及所有因言获罪者。联署者包括世界著名作家索因卡、库切、拉什迪、埃科、爱特伍德、麦克尤恩、纳菲西、斯托帕德、阿尔比、阿里德吉斯、奥斯特、艾克鹏、德里罗、达菲、法西、哈伍德、弗雷恩、翁达杰、韦斯特贝里、张戎、哈金等，以国际笔会会长格鲁沙为首的理事会全体成员，副会长、前任会长，以及美国笔会、加拿大笔会、英国笔会、日本笔会、澳洲悉尼笔会等世界各地18个笔会的会员。独立中文笔会会长郑义、副会长江棋生和巫一毛等80多位会员参加了联署。世界各地更多笔会的作家将加入联署，以继续表达国际笔会会员对中国当局继续公然打压对《零八宪章》赞同者的愤怒，敦促其保障所有签署者不再遭到骚扰。
 
国际笔会执行主任卡罗琳˙麦考密克说：“刘晓波作为呼吁更大言论自由和民主的《零八宪章》最初签署者之一被捕和继续关押，显示了中国人民继续受限制的程度。我们呼吁立即释放他。”
 
新闻稿表示，国际笔会多年来一直极为关注中国的言论自由，那里有大量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因呼吁改善公民和政治权利而遭骚扰、拘押和监禁，在很大程度上仍无改观。笔会也严重关注监狱状况、疾病、医疗及家人探访。2008年北京奥运会突显了中国人权及言论自由的继续受害，尽管中国当局曾承诺改善这些状况，并遵守它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奥运会结束五个月后，国际注意力转向别处，笔会仍继续致力为那些行使言论权而正遭受迫害的作家呼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仍有40多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正在监狱中，使中国继续是全世界最大的作家监禁者，其徒刑从3年到20年不等，多数案子刑期超过八年。笔会特别关注网络作家被关押的案例上升，一般以颠覆和国家秘密的法律加以监禁——著名的有师涛因电邮一份有关政府简报会的笔记，就以“泄露国家秘密”的罪名正在服十年徒刑。少数民族问题是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的主要关注，那里的分离主义斗争将作家置于危险境地。
 
国际笔会对刘晓波的最初支持起于20年前的1989年，当时他是被政府贴上“北京黑手”标签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之一，因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抗议中的角色而被捕。从那时起，他在监狱中总共渡过了五年，包括在1996年结束的三年劳教，并且经常遭到短期拘捕、骚扰和监控。刘晓波目前被“监视居住”关押在北京不明之处，罪名不知。
 
 
国际笔会抗议继续监禁杰出异议作家、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刘晓波
（2009年1月19日）
 
我们以下签名者支持国际笔会——成员遍布100多个国家的作家世界联合体的呼吁，要求释放著名异议作家、独立中文笔会前任会长和现任理事刘晓波，他因签署一份呼吁政治改革和人权的宣言《零八宪章》自2008年12月8日被拘押至今。刘晓波以“监视居住”的待审方式被关押在北京不明之处，罪名不知。
 
在发布一封要求全国人大会常委会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启动呼吁政治改革和人权的宣言《零八宪章》后，刘晓波是大量遭拘押或骚扰的异议人士之一。这些活动构成纪念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发布六十周年的一部分，而目前已有七千多位学者、新闻工作者、自由作家和活动人士联署了《零八宪章》。国际笔会担忧对《零八宪章》赞同者的公然打压，敦促保护所有签署者不再遭到骚扰。
 
国际笔会认为，刘晓波被关押仅由于和平行使其自由表达权，因此违反了中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也违反了《中国宪法》第35条。国际笔会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以及所有因和平表达自己观点而在中国遭拘押的人。
 
联署人：
阿尔比（Edward Albee, 美国笔会）
阿里德吉斯（Homero Aridjis, 国际笔会名誉会长）
爱特伍德（Margaret Atwood, 国际笔会副会长）
奥斯特（Paul Auster, 美国笔会）
艾克鹏勋爵（Alan Ayckbourn, CBE, 国际笔会顾问）
张戎（Jung Chang, 独立中文笔会）
库切（J. M. Coetzee, 国际笔会副会长）
德里罗（Don DeLillo, 美国笔会）
达菲勋爵（Carol Ann Duffy OBE, CBE, 国际笔会顾问）
埃科（Umberto Eco, 美国笔会）
麦克尤恩勋爵（Ian McEwan CBE, 国际笔会顾问）
法西勋爵（Moris Farhi MBE, 国际笔会副会长）
弗雷恩（Michael Frayn, 英国笔会）
黑尔爵士（Sir David Hare, 国际笔会顾问）
哈伍德勋爵（Ronald Harwood CBE, 国际笔会副会长）
哈金（Ha Jin, 美国笔会）
马建（Ma Jian, 独立中文笔会）
纳菲西（Azar Nafisi, 国际笔会顾问）
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 加拿大笔会）
索因卡（Wole Soyinka, 美国笔会）
斯托帕德爵士（Sir Tom Stoppard OM, CBE, 国际笔会顾问）
拉什迪勋爵（Salman Rushdie, CBE, 美国笔会）
韦斯特贝里（Per Wästberg, 国际笔会名誉会长）
郑义（Zheng Yi, 独立中文笔会）
 
国际笔会理事会
伊利·格鲁沙（Jiří Gruša, 会长）
尤金·舒尔金（Eugene Schoulgin, 秘书长）
埃立克·拉克斯（Eric Lax, 司库）
卡琳·克拉克（Karin Clark, 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
迈克·布彻（Mike Butscher
塞西莉娅·巴尔卡萨（Cecilia Balcázar）
杨炼（Yang Lian）
穆罕默德·麦格尼（Mohamed Magani）
克里丝汀· 舒尼 德（Kristin T. Schnider）
哈隆·斯迪奎（Haroon Siddiqui）
崛武昭（Hori Takeaki）
 
名誉会长
特瑞· 卡尔伯姆（Terry Carlbom）
 
国际笔会副会长
乔安尼·利多姆-阿克曼（Joanne Leedom-Ackerman）
卢西娜·卡斯曼（Lucina Kathmann）
鲍里斯·诺瓦克（Boris A. Novak）
葛洛莉亚·瓜迪亚（Gloria Guardia）
 
阿德莱德笔会
Miriel Lenore
Dominique Wilson
 
美国笔会
Siri Hustvedt
Ron Chernow
K. Anthony Appiah
Francine Prose
Rick Moody
 
奥地利笔会
顾彬（Wolfgang Kubin）
 
加拿大笔会
Alison Gordon
Marian Botsford Fraser
Camilla Gibb
Reza Beraheni
Charles Foran
Sandra Martin
Martha Butterfield
Susan Coyne
Graeme Gibson
Louise Dennys
Katherine Govier
Brenda Carr Vellino
Kathryn E Langley Hope
Kevin McLoughlin
Pamela Porter
John Eerkes-Medrano
David Williams
Jack E.G. Dixon
Lola Tostevin
Mark Frutkin
Sheila Whyte
Joseph Simons
Talia Zajac
Ruth Bradley-St-Cyr
Maurice Breslow
Linda Spaulding
Bruce MacDougall
David Bergen
Hank Bulmash
Phil Jenkins
Michael Helm
Jay Macpherson
Vera Frenkel 
Oscar Goodman
Murray Melville
Dahlia Liwsze
Nino Ricci
Ellen Seligman
Ron Graham
John Ralston Saul
 
卡塔兰笔会
Carme Arenas
David Figueres Felip
Rosa Fabregat
Daniel Nomen i Recio
Valentí Gómez i Oliver
Carme Ramilo Martínez
Margarita Ballester Figueras
Joan Buades
Helena Porteros Liroz 
Guillem-Jordi Graells
Assumpta Cantalozella
Tònia Passola
Gabriel de la S. T. Sampol
August Bover Font< BR>Helena Vidal
Manel Ollé Rodríguez
Miquel Berga
Miquel Cardell Santandeu
Vicent Pitarch i Almela
Raffaella Salierno
Ramon N. Prats
Carme Riera
Jaume Cabré
Adrià Chavarria
Josep Maria Fonalleras
Joan Guasp Vidal
Antònia Vicens
Pep Coll
Helena Pol
Miquel Desclot
Emili Olcina Aya
Carmen Borja
Iolanda Bonet
Maria Teresa Pous
Josep-Ramon Bach
Ainara Munt Ojanguren
Joan Rendé i Masdéu
Teresa Colom Pich
Jordi Vintró
Assumpció Forcata
Antoni Puigverd
Ramon Pla i Arxé
Alex Broch
Mercè Otero Vidal
Ponç Pons
Josep Lozano
Bartomeu Fiol
Antoni Vidal Ferrando
Pilar Garriga
Patrícia Gabancho
Francesc Parcerisas Vázquez
Miquel M. Gibert
Maria Mercè Roca
Oriol Izquierdo
Joaquim Carbó Masllorens
Sebastià Perelló
Quim Monzó
Maria-Antònia Oliver
Jordi Valls Pozo
Arnau Pons
Núria Cabré Castellví
Lluís Urpinell-i-Jovani
Maria Barbal Farré
 
古巴流亡作家笔会
Luis Ignacio Larcada
 
英国笔会
Julian Evans
Martin Goodman
Eric Clark
Rosemary Friedman
Christopher Southgate
Wendy Mulford
Tom Cheesman
Carole Seymour-Jones
Marilyn Malin
Xandra Bingley
Barry Kernon
Paul Levy
Ros Schwartz
Amanda Craig
Liu Hongbin
Frances Spalding
Jonathan Prichard
Elizabeth Maslen
Lynne Reid Banks
Anne Louise Fisher
Nicholas Murray
Cat Lucas
Ivan Jones
Ruth Fainlight
Miriam Moss
Penelope Bennett
Paul Griffiths
Nouritza Matossian

香港中国笔会：
喻舲居
刘伯权
王化民
黄湛联
李大立
谢璐璐
谢少霞
苏建名
马天
李佐中
黄美龄
 
独立中文笔会
江棋生
巫一毛
蔡楚
余杰
廖天琪
赵达功
齐家贞
张小刚
蒋亶文
孟浪
张裕
阿木
阿森
阿钟
艾鸽
槟榔
蔡咏梅
丁抒
高瑜
管党生
汉心
贺信彤
胡平
黄大川
黄河清
姜福祯
京不特
井蛙
陈奎德
老戴维
李昌玉
李元龙
廖亦武
林茂春
李剑虹
刘荻
刘建永
刘京生
刘柠
流涛
刘逸明
陆文
卢慕昭
马兰
莫建刚
潘嘉伟
綦彦臣
丘岳首
申有连
宋永毅
舒阳
孙立勇
孙文广
滕彪
田奇庄
王德邦
王建波
王巨
王小山
王一梁
温克坚
武宜三
徐文立
徐祥
玄圭
杨光
野渡
野火
颜敏如
一平
友友
余樟法
余志坚
昝爱宗
张慈
张郎郎
张朴
张显扬
周勍
朱欣欣
周洪复
 
日本笔会
若松丈太郎（Wakamatsu Jotaro）
近藤蕉肝（Shokan Kondo）
谷本多美子（Tamiko Tanimoto）
速川和男（Hayakawa Kazuo）
岩渊喜代子（Kiyoko Iwabuti）
草葉 たつや（Tatsuya Kusaba）
宮本英子（Eiko Miyamoto）
秦恒平（Hata Kouhei）
池内ひろ美（Hiromi Ikeuchi）
鷲塚貞長（Sadanaga  Washizuka）
神山暁美（Akemi Kamiyama）
島崎保彦（Yasuhiko Simazaki）
脇田直枝（Naoe Wakita）
林雄介（Yusuke Hayashi）
田口ランディ（Randy Taguchi）
川口健一（Kenichi Kawaguchi）
永島章雄（Yukio Nagashima）
茅野裕城子（Yukiko Chino）
藤井省三（Fujii Shozo）
菊池道人（Kikuchi Michito）
今野敏（Bin Konno）
田村さと子（Satoko Tamura）
夫馬基彦（Motohiko Fuma）
淀野隆（Takashi Yodono）
和泉鮎子（Ayuko Izumi）
船木倶子（Tomoko Funaki）
小中阳太郎（Yotaro Konaka）
新海均（Shinkai   Hitoshi）
天童大人（Tendo Taijin）
田才益夫（Masuo Tasai）
 
列支敦士登笔会
Mathias Ospelt

尼泊尔笔会
Greta Rana
 
挪威笔会
Trine Kleven
 
魁北克笔会
Maya Khankhoje
Émile Martel
Roger Paul Gilbert
Gary Klang
 
瑞士德语笔会
Egidius Aebli
Brigitta Klaas Meilier
Rafaël Newman
 
瑞士意大利语笔会
Chiara Macconi
 
瑞士法语笔会
Nguyên Hoàng Bao Viêt
Fawzia Assaad
Zeki Ergas
 
苏格兰笔会
Iseabail Macleod
Zoë Strachan
Robin Lloyd-Jones
Drew Campbell
Bashabi Fraser
 
悉尼笔会
Gaby Naher
Margot Morris
Susan Sheridan
Virginia Lloyd
Carole Cogdon
Jane Camens
Sylvia Lawson
Annamaria Weldon
Caroline Lurie
Nicholas Jose
Chip Rolley
Barbara Brooks
Kyra Giorgi
Bridget McKern
Sylvia Petter
Gillian Rubinstein
Lian Hearn
Frank Moorhouse
Carol Dettmann
Dr Carolyn van Langenberg
Joan Dugdale
Tony Brooks
Ray Tyndale
Julie Marcus

春节即将来临，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举家团圆的日子，而对于因言获罪的作家及其家人来说，他们却享受不到这普通人本该享受到的幸福。1月20日，记者分别电话联系了异议作家杜导斌和吕耿松的家人，捎去了广大读者对她们的节日问候。

杜导斌的妻子夏春蓉告诉记者，尽管她多次向湖北应城市公安局要求，至今她也没收到关于将杜导斌的缓刑改为收监服实刑的法院裁决或其它书面文件。据她了解，杜导斌本人后来倒是看到过一份书面文件，并对此作出了申诉。杜导斌2008年7月21日在工作单位被当地国保带走，被警方认为在缓刑期间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现被关押在武汉汉西监狱。除了生活上的艰苦，由于在狱中想看的书看不到，又不允许写东西，和家人见面或通信只能谈论生活上的事情，杜导斌精神上很苦闷，而且特别想念他年幼的儿子。现在夏春蓉每月可以见到丈夫一次，但每次谈话都有警察在旁边，谈话内容甚至被录音，一旦谈话涉及案件本身，就会被警察粗暴地打断。去年奥运期间，夏春蓉还受到警察的威胁不许与外界联系，家门口也有警察监视。凡此种种，都使夏春蓉相信“这个案子的审理是上不得桌面的”。

杭州异议作家吕耿松于2007年8月24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抓捕， 2008年2月5日被判有期徒刑4年。吕耿松的妻子汪雪娥1月10日去探视过，吕耿松的身体状况看起来比前几次略好一点，现在药和衣服可以送进去了，但送食物还不行，而且每次送东西进去都要经过异常严格的检查。就连每个月的家属会面，对他们的监视也远比其他人严格。而吕耿松在狱中写的东西，更是一个字也带不出。汪雪娥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享受这种“特殊的待遇”。此外，可以证实吕耿松的来信都被狱方无端扣留了。汪雪娥表示，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关心，她和孩子会坚强地渡过这段痛苦的时光。

 

一

2008年12月8日晚，诗人廖伟棠和我去见北岛，约定的地点是香港马鞍山的“映山红”中餐馆，北岛要请客吃饭。北岛已经先到了，坐在餐桌边，手持厚厚的菜单翻看着。见我们到了，他站起身来跟我们握手，身穿一件非常合身的中长黑皮衣，瘦长，清峻，孤高，但是有温和的微笑。

北岛感冒了，发着烧，嗓音低哑，间或咳嗽几声。尽管自己不能吃辣，他还是为我们点了水煮牛肉和酸辣汤。他吃得很少。“你们多吃点”，他微笑着再三劝道，像一位和蔼的父亲。

那些天他无比忙乱，为12月12日举办的《今天》三十年诗歌朗诵会作着种种繁琐、细致的准备工作。他自己逐一给邀请名单中的十多位诗人兼老友打电话：芒克、舒婷、严力、翟永明、韩东、欧阳江河、西川、柏桦、宋琳、朱朱、孟浪、廖伟棠。

吃饭时，他说他想到了一个有趣的主意，“我打算朗诵会那天，台上的诗人和台下的听众，都没有椅子，就坐在一捆捆书上”。

饭后我们步行去北岛的工作室采访聊天，一路上安静少人。他的小儿子年方四岁，活泼好动，他在家里难以静下来写作，于是租下附近宾馆的一个房间作为工作室。房间里除了桌椅等家具外，别无余物。他和廖伟棠费力地将一张长桌从里屋搬至客厅的靠窗处，他将在窗边写作。

北岛语速较慢，不时略带迟疑地停顿，用词谨慎节制。他即将六十岁了，由于种种因素，自八十年代末移居国外至今，很少回过北京。在香港他最常去的是一家叫“老北京”的餐馆，他跟老板很熟，可自带酒水。

自2008年春天起，北岛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定居香港，与家人团聚，生活终于安稳下来。当我问他在居住过的国家中最喜欢哪儿时，我很快意识到，这样问一个六年间辗转七个国家、搬家十五次的人，是多么愚蠢。“我一无所有地漂流……”这是他喜欢的秘鲁诗人瓦耶霍的诗句。

多年来的颠沛流离，在他身上打上了深刻的印记，沉郁少言，固执坚守，平静之中仍透露出忧愤。迁至香港后，他仍然批判商业化，批判中产生活对精神的腐蚀，像一个清教徒一样对物质生活保持着高度警惕。

跟北岛一样，《今天》杂志也是命运多舛，三十年中历经长期被禁、艰难复刊、海外辗转迁址。诗人与《今天》，仿佛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孤儿，组成了一个坚牢的家庭。

近午夜时分，我们在路口告别，空气清新，有些许凉意。北岛肩挎一只黑色书包，独自步行回家。

二

三十年前，在《今天》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北岛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

1978年12月20日，在北京亮马河畔的一间农民房——这儿是陆焕兴家——北岛、芒克、黄锐等七个年轻人都到齐了，拉上窗帘，围着一台又旧又破的油印机，共谋“秘密行动”的激情振奋着每一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七个人动手干活，从早到晚连轴转，干了三天两夜。陆焕兴为大家做饭，每天三顿炸酱面。

“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着积雪，沿小河边一字排开拉屎，眺望对岸使馆区的灯光。河上的脏冰反射着乌光。亮马河如同界河，把我们和另一世界分开。”北岛在《断章》一文中回顾了当时的情景。

12月22日——这一天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晚上十点半，终于完工，屋子里堆满了散发着油墨味的纸页。七人骑车到东四十条的饭馆，要了瓶二锅头，为《今天》的秘密诞生干杯。接着众人商量把《今天》宣传单贴到哪些地方，又由谁去张贴。北岛和陆焕兴、芒克三人自告奋勇，此去“凶多吉多”。

跟朋友们告别后，在回家路上，北岛骑车骑得摇摇晃晃，不成直线，街上空无一人，“翘起的屋檐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在《断章》的最后中他感慨道，“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第二天，北岛和陆焕兴、芒克三个人骑着车四处张贴 《今天》，“三个工人两个单身，无牵无挂的，从我们家出发，我拿一个桶打好糨糊——这是在‘文革’的时候学会的。一人拿着扫帚涂糨糊，然后另一个人贴，因为冬天很冷，必须贴得快，要不然糨糊就会冻住，还得放盐防冻”。

他们把《今天》贴到北京当时重要的场所，西单、中南海、文化部，还有《诗刊》杂志社、《人民文学》杂志社、社科院、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胆挺大的。”北岛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门口碰到了徐晓，以前就认识她。我们正黑乎乎地往墙上贴的时候，她忽然间冲过来。徐晓就这样接上了，她也很吃惊。第二天贴到大学区，包括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

很快徐晓成为 《今天》的重要成员。后来她在文章中回忆当时的北岛：“他高而瘦而白，留那种最普通的学生头，穿一件洗旧了的蓝色棉布大衣，戴一顶浅色毛皮帽子，性格抑郁不善言谈。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不会高声说话，也没有激烈的言辞，他的执着深藏在不苟言笑的矜持中。”

从1978年底到1980年底，一共出了九期《今天》。每一期篇幅从六十页到八十页不等，内容有诗歌、小说以及评论。每一期的印量为1000本左右。

最开始他们到西单那儿去卖，“大家排队买，排很长的队”。他们先把杂志贴出来，读者可以先了解杂志的内容，每期能卖几百本。“价钱大概从五毛钱到七毛钱，在当时的民刊里算是非常贵的”，北岛说。

后来《今天》有位特别能干的“大管家”鄂复明，由他负责，《今天》可像官方杂志一样征订。征订工作做得很成功，在全国有一批可靠的订户。北岛记得，“1979年，到北京开会的韩少功来参加《今天》的作品讨论会，他用一个月的全部工资——四十块钱——买了几十本《今天》，扛回去送给朋友们”。

三

《今天》是1949年后第一份非官方文学刊物，它的出现并非几个年轻人兴致突发的产物。在此之前，北岛、芒克、多多、舒婷、严力等诗人已在“地下”潜伏了十年之久。北岛从1970年开始写诗，那时他是一名建筑工人，名为赵振开。

1970年春，北岛从河北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与同学曹一凡、史康成泛舟颐和园的湖上，史康成立于船头，昂首朗诵了两首诗：“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北岛听后为之一动，问作者是谁。史康成说，郭路生。郭路生是谁。不知道。这位不知何人的郭路生（即诗人食指）的诗句，从此被北岛牢牢记住。

1971年9月下旬，北岛在工地食堂打好饭菜，和其他知青聚在一起吃午饭。大家为刚得知的消息感到震惊：9月13日，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北岛慷慨陈词，把别的知青都吓走了。面对那个高压的时代，北岛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

北岛与芒克相识于1972年，次年北岛到白洋淀去探望在那儿插队的芒克。“两眼直视，眼珠子微凸，就像两颗石头子儿随时都可能弹射出去，这就是大诗人北岛留给我的最初印象”，芒克曾这样写道。“北岛”和“芒克”这两个笔名是后来办《今天》创刊号时，俩人互相给对方取的。

1974年秋，北岛所在的工地宣传组，把爱好摄影的北岛抽调去搞摄影宣传展。北岛提出的首要条件，就是建一间独立的暗室。暗室建成后，整天拉着窗帘，除了冲洗胶卷照片，北岛用更多的时间完成了中篇小说《波动》的初稿。后来由于收藏地下文学作品的朋友赵一凡被捕抄家，事情败露，北岛被撤销工地“首席摄影师”的职位，逐出暗室，重新回到原班组劳动。

在当时，写作是一件高风险的事，那些作品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地下流传的。1973年，徐晓从朋友赵一凡那儿得到了一本手抄本诗集。“用的是当年文具店里仅有的那种六角钱一本的硬面横格本，字迹清秀，干净得没有一处涂改的痕迹。记得其中第一首诗的标题是《金色的小号》，另一首六行诗《微笑。雪花。星星》我一下子就背了下来。”徐晓在《半生为人》中这样写。四年后她才知道这本诗集的作者是北岛。

那时候北岛和芒克还有画家彭刚就多次讨论过，“中国一旦开放的话，我们应该办一本刊物，应该有所作为”。

“到了1978年的秋天，突然各种迹象都表明中国政治要开始松动了，包括给右派平反、为四五运动平反等等，这些迹象对我们是一个鼓励。我们就决定从9月份开始，在黄锐家开编辑会，准备工作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北岛说。

《今天》创办后，十年潜伏期默默积存的大量诗歌终于得以走出地下，北岛、芒克、舒婷、严力、顾城、江河、杨炼等，都在《今天》上发表诗歌，这些压抑已久的声音，一经释放，产生了巨大的能量，感染并激励了无数年轻人。

这些诗人成为八十年代的中心人物，尽管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诗朦胧难懂，但这毫不影响他们被视为时代的代言人。而北岛个人的影响力无人能及，以至于后来“第三代诗人”喊出了“PASS北岛”的口号。

有谁没有背过他的诗句呢？——“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决不会交出你”（《雨夜》）——今天读来，仍然令人热血沸腾。

四

1980年9月，在出了九期刊物之后，《今天》被查封。他们改头换面，把公开发行的《今天》变成“今天文学研究会交流资料”，内部发行，从1980年9月到12月出了三期后，再次被禁。

1981年初清理民间刊物。“大部分民刊的负责人被抓，我们算是幸存者，但也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北岛说。他当时是《新观察》杂志社的编辑。作为《今天》主编，北岛自然首当其冲，但由于拒绝写检查，被停职反省。

八十年代末北岛移居海外，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他在六个欧洲国家住过，1993年搬到美国，在那里定居。除了写诗，他也开始写散文，写他与国际诗人的交往与友谊，包括金斯堡、施耐德、帕斯、特朗斯特罗默等，写漂泊中遇到的小人物以及各种怪人，也写他在全世界的游历和日常生活。“写他人也是在写自己，要诚实要勇敢。写真实的人物首先要充满爱和同情，但不要忌讳弱点，那是生命的一部分。”北岛说。

停刊十年后，《今天》在海外复刊。1990年春天，北岛，还有万之、李陀、高行健、查建英、刘索拉等，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开会，决定复刊《今天》。编辑部最初设在挪威，因为万之在挪威读博士。几个月后万之调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工作，编辑部随之搬到斯德哥尔摩。后来又搬到了纽约，然后是洛杉矶，现在搬到香港。

复刊后的《今天》从未中断，从未拖期，从原来的双月刊改为季刊，比过去厚多了，印刷也精美多了。不变的是它仍是一份民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涌现的大量民刊早已销声匿迹，只有《今天》，奇迹般地存活至今。

“现在我们出到第84期，减去早年的九期，也就是说，我们已在海外出版了七十五期。你可以想像一个刊物在海外生存的难度。”他说。摆在我们眼前的几本《今天》，是“中国独立电影”专辑、诗歌专辑和“七十年代”专号。

在《今天三十年》一文中，北岛写道，“依我看至少有两种全球化：一种是权力与资本共同瓜分世界的全球化，还有一种是语言和精神的种子在风暴中四海为家的全球化”。《今天》体现的正是这后一种全球化。北岛总结道：“《今天》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

《澳洲金融评论》报导：返乡的单程票

在中国新年即将来临、中国民工回家过年形成“人类最大规模的迁徙”的时候，澳洲媒体不约而同也将目光放到这个群体上，并由此从不同侧面分析中国经济所遭遇的问题。

短短几天中，《澳洲金融评论》、《悉尼晨锋报》及《澳大利亚人》等澳洲报纸，都以很大篇幅、甚至是整版报导了与中国民工返乡潮相关的经济问题。从这些报导的题目，就可大致看见作者的态度：“返乡的单程票”、“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镇定剂”、“音乐停下来，晚会结束了（Party goes on until the music stops）”、“美国熔化之后，中国综合症爆发了”，“成长机器停转”，等等。

这些文章无一例外提到中国新年来临之前的民工返乡潮。问题是，许多民工这次回家过年后，将不会再回到沿海城市了，因为他们打过工的工厂已倒闭了。其中一篇文章提到，虽然中共官方的数据不太可靠，但人们估计，失业的民工已达600万，而到今年三月为止，可能会有多达2500万农民工失业。

几乎所有的报导也同时提到了近几个月来进出口量的大幅下降。由于出口总额占GDP的份额在2007年已达到35%，所以有专家预测，今年中国的GDP增幅将降到5%，而不是之前许多人预计的8%。

在这些报导中，分析得比较深入的《悉尼晨锋报》上那篇“音乐停下来，晚会结束了”。报导的作者深入到了安徽山区的一个小镇，对当地的情况做了深入考查。

文章说，安徽明山县（记者为保护当地受访民众而用的假地名）县委本来一直想盖一座豪华办公楼，外加一个依山面湖的五星级饭店，三年前就已让那里的居民统统搬迁出去，但项目计划却一直未得到批准。

去年十月，上级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允许他们盖豪华办公楼了。这其中蕴藏了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中国保持了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怎么来的？

文章说，以安徽为例，2008年前9个月的房地产建设量比07年上升了64%，而07年之前的七年间，房地产的开发量翻了四倍。安徽首府合肥最近准备像全国其它首府一样，建一个国际机场，虽然并没有证据显示安徽需要这样一个机场。而已经像“沙漠一样荒凉”的四车道的高速公路，又正在被毫无必要的加宽成八车道。

为什么官员们这么热衷于基础建设呢？这是因为基建项目是最容易、最快的拿到大笔回扣的途径，也就是官员可以发财的途径。

另外，制造业也因能带来直接的收入而得到鼓励。与此同时，公共和私人服务业领域则被严重忽略。换言之，官员们的腐败动机在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和结构。除了成为世界的加工厂之外，建设人们并不需要的高楼大厦和基建项目，是中国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来源。

这就是为什么三十年来，中国的GDP一直在高速增长，但家庭的收入与社会福利却远远跟不上的原因。文章还说，腐败已成中国生活的常态，中国已成为亚洲最不平等的国家。

另外两篇文章也提到，中共政府的所谓四万亿救市计划中，很多其实是已经公布的五年计划之中的一部份，而且3/4是放在道路、机场建设等大型项目上，社会福利、健康、教育等与民生关系密切的领域却严重投入不足。

文章说，中国经济的崩溃，本来就是因为结构不合理、房地产和基建项目太多造成的，而现在政府却逼各地去建更多的项目，所以此救市计划只不过在重复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模式而已，政府不可能无休止地投入，钱总有用光的那一天，而官员的贪得无厌是没有休止符的。这是中国应该忧心之事，同时也是世界需要担忧的。

当然，所有的报导也注意到了：社会的严重不平等和几千万失业人口的存在，对总在喊“稳定压倒一切”的共产党意味着什么。《澳大利亚人》报的报导说：群体事件的激增，已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风险。因此文章作者警告澳大利亚不要再寄希望于中国，因为那里的麻烦比澳大利亚大若干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