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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来时，茅于轼正坐在铁道部的办公室内抄写文件。门外传来了一阵凌乱的脚步声，还有人们哭泣的声音。

一直以来的隐约传闻由此得到了证实——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在1976年的4月份见过毛泽东之后说：“我明白，他将不久于人世了”；5月12日同毛泽东做过简短会晤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承认，他没有听明白毛泽东在讲什么，而随后毛泽东就经历了一次轻微的心脏病袭击；6月末，毛泽东又经历了一次严重些的心脏病发作。不过在这个死亡时刻表进行的期间，人们已经习惯了悲痛。在此之前有周恩来逝世带来的全国性的巨大伤痛；7月6日，另一位建国之父朱德逝世；三个星期之后，距离北京不远的工业城市唐山发生了1949年之后中国最为严重的地震；9月初，毛泽东又一次被心脏病袭击，而且这一次要严重得多。

1976年9月9日，电台播放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震惊、空虚与不知所措顿时笼罩了整个国家。失去了一直以来的牧羊人之后，人们像盲目的羊群一样惊慌失措。

茅于轼放下笔，“文件也不抄了，班也不上了，我直接回家去了”，“这是我迄今为止听到的最大的新闻，我知道中国要巨变了”，他回忆说。但是在另外一个场合，他承认，自己感到了空虚，“空虚中也夹杂着悲哀”。

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个国家得到了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而茅于轼个人长期以来的低沉情绪，也开始扭转、上扬。他的命运也是如此。

1949年5月27日，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开进上海时，二十岁的茅于轼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这支军队表现出的惊人自律让许多人震惊。他们冒着小雨露宿在上海街头，而且一连三天都是如此。后来的一张照片记录下这些年轻的士兵们如何把步枪靠在弄堂的墙上，然后一排一排地蜷缩在地上入睡。三十三岁的建筑师陈占祥——著名的“梁陈方案”的提出者之一，在他位于衡山路的居所内目睹了这一幕，然后撕毁了离开的机票。白天的时候，行进的军队得到了一阵阵的欢呼声，青年们高呼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穿着旗袍的上海女孩把花挂到士兵们扛着的步枪上。在这些兴奋的青年中，也包括茅于轼，一位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身材瘦高的年轻人。他和上海的许多高校学生们一样，走上街头，发表演讲，向市民们宣扬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那一代的许多青年一样，他是这个新生政权的最热烈支持者之一。他们年轻、懵懂、天真、纯良，内心充满着对光明与美好的向往。“那时的年轻人和现在的年轻人很不一样，大家考虑的东西很少，人都很简单”，茅于轼回忆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炽热的情感逐渐消逝。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因人而异。对于茅于轼而言，他最初的冷静和随之而来的怀疑产生于1952年。新生的政权开始了对自己过去的敌人的清算，“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无论如何解释，血、哭泣和死亡都不能被理解成光明与美好的事物。

此时他的身份是齐齐哈尔铁路局的一名技术员。1950年毕业之后，在建设祖国的热情鼓舞下，茅于轼选择到中国东北工作。他在这里生活了五年，曾经做过检修机车的实习生、火车司机和工程师。也是在东北，茅于轼染上了难以治愈的风湿症。1955年，和夫人赵燕玲成婚后，茅于轼回到北京。两年之后，他被打成“右派”。当他在八十岁回忆往事时，他说自己是“准确地被打成右派”，“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右派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这已经是一个以“右派”为荣的年代。不过在当时，这意味着工资下调两个级别、强迫接受教育、放逐到郊区做养路工人，以及未来的更多的麻烦，其中包括可能被饿死。在他能够回忆起的“错误言论”中，包括“猪肉买不到，猪肉就应该涨价”、“如果毛主席要见一个科学家，是毛主席去见科学家，还是科学家去见毛主席”。后来，他评价自己是一个“天生的自由主义者”，在那个年代，这种自由主义气质足以让一个人难以生存。

“过去的岁月多半是挫折和沮丧”，在七十岁时，茅于轼这样写道。从他被打成右派开始，就是无休止的苦痛和磨难，是抄家和流放。被下放到山东滕县后，他曾亲眼看到人被饿死，自己也被饿得浮肿，连鞋子也穿不上。“文革”开始，茅家被抄，他的夫人赵燕玲必须把家里所有可以御寒的东西都盖在身上，才能让自己和两个孩子入睡。

1976年之后，短暂的迷惘迅速被变化的政局打破，知识分子和这个国家之间重新开始了一段蜜月旅行。而茅于轼也从工程学转向了经济学研究。1984年，茅于轼出版了《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的一种，这本书畅销一时。也是这一年，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的支持下，茅于轼从铁道部研究院调任社科院美国所。当时，他对李慎之说，自己最大的兴趣是“中国经济改革”。

在接下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中，茅于轼成为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这首先是因为他对西方经济学常识的普及，也因为他以民间立场对经济改革的推动。八十岁的茅于轼说，自己从未想过要成为政府的智囊，他更愿意选择的身份，是一名独立的民间知识分子。这同大多数乐于参与决策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直到今天，茅于轼仍然认为，中国进一步变革的推动力量主要来自于两个群体，其中之一是来自于体制之内的改革力量，另外一部分则是知识分子，尽管后一群体总是难以摆脱权力的诱惑和公众舆论的压力——政治权力和公众舆论，都会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产生威胁。

1993年，离开了社科院美国所的茅于轼发起创办了民间学术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也是在这一年，茅于轼开始参与慈善事业。他与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一起在山西的一个小村庄开始了小额贷款试验——十年前，也就是1983年，孟加拉国的一位大学教授穆罕默德。尤奴斯创建了专门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的格莱珉银行。茅于轼开始了自己更为彻底的民间尝试，尽管他的种种努力看上去似乎是意义大过于实质，但是对于那些受到影响的个体而言，却可能是他们整个人生的转折。

不过，在未来更会被人铭记的，或许是茅于轼担当的道德角色。他是一个知识精英作用于社会的典范，也是当代中国的道德榜样。在一个迅速变动的社会中，这位老人始终坚持着自己内心的道德准则，而这正是大多数人难以做到的。尽管他总是在宣扬“自私”对于社会的好处，但在实际生活中他是一位真正的无私者。比如曾经有人描写说，他去超市买食物，总是挑那些最接近保质最后期限的，因为如果他不买，很可能这些无人问津的食品就会被浪费掉。而他在慈善事业上的作为——比如他在山西进行的小额贷款试验，还有旨在为农民的孩子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的富平学校——也是这种道德楷模角色的最佳注脚。

他变得越来越温和，他不再是那个在上海街头演讲的青年，也不再是那个险些被饿死的忧郁的右派知识分子，而是作为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他对这个国家的情感也正变得温和而理性。只是这种对国家和时代的审慎情感仍然在不断变化着。2005年，当我问到他对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的态度时，茅于轼说，尽管他一直保持乐观，但在本质上，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个时代。那个时期针对他个人的一些事件让他越发尖锐，尽管他是个生性平和的人。他想要发起成立的一家慈善基金会碰到了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障碍。有关方面要求，这个民间性质的基金会必须募集到2000万人民币的资金才能够被批准——2000万和800万，这是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对非政府所有的私募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的注册资金底线。尽管这个基金会的发起人包括了吴敬链、柳传志和任志强等社会名流，他们仍然无力改变政府划定的边界（最终成立基金会的想法宣告失败，妥协的方案是将之变成一个投资基金）。他个人的言论和作品也一时难以发表。他严厉地评论我们现在是“利益代替了理想”，“法律在道德之前，道德只是底线，可是我们现在首先是法律得不到保障”。说完这些之后，他又大声宣称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原因很简单，也让人有些沮丧——“因为从长远来看，人类总是要进步的”。

三年过去之后，他没有再直白地表达自己对国家和时代的个人情感。只是，他说自己已经看到了进步。如果说杨佳之死让很多愤世疾俗的人看到了种种问题，却让茅于轼看到我们越来越关注人的生命，而这在漫长的视平民生命为草芥的中国历史上，是难以想象的——这样说时，他扬了扬放在面前的唐德刚著作《晚清七十年》；与此同时，政治斗争也不再以失败者付出生命为代价。

但是青年呢？这个世界的青年已经和那些在1949年走上街头的青年们不再相同。他们摇摆着，一会儿给人希望，一会儿又把希望他们能创造新世界的长辈们打入绝望之境；时而表现得机智、勇敢，时而又陷入狂热和非理性。“年轻人总是太容易受到影响”，茅于轼说。在最近的关于18亿亩土地红线的争论中，他被这些青年们怒斥为“汉奸”，而这种谩骂在此前已经多次出现过。这真让人感到尴尬：一个国家的道德楷模，总是因为自己的勇敢言论而被这个国家的年轻人辱骂。

在2009年的1月14日，他要度过自己的八十岁生日。他曾经目睹了这个国家的分裂和统一，经历过战争和死亡，也曾见证一个新政权的挫折与重生。旧世界的年轻人已然老去，曾经炽热的情感也开始变得温和。世界终于还是要变好，它依然应该值得我们用1949年那位二十岁青年的情感去热爱。

 

“什么样的歌儿是‘反动歌曲’？”几天前，泰晤士报的记者这样问我。

她的疑问跟这个消息有关——前不久，拉萨市公安局副局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刚抓了59名“煽动民族情绪”的造谣者。其造谣手法是：“从网上非法下载反动歌曲，并以光盘、MP3、MP4等电子产品为载体，出售给区内群众……”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想起06年初在拉萨发生的一件事，恰跟一首歌有关。如果我告诉她，那首歌就是被查禁的“反动歌曲”，对于生活在“让旺隆巴”（藏语，自由世界）的西方人来说，是不是匪夷所思？那首歌的名字似有两个，一个是“阿妈吉尊白玛”，一个是“阿妈啦”。这么一说，许多藏人都会知道那是一首什么样的歌。

当时我在拉萨。一天正午，朋友激动地把我带到拉萨市电影院跟前销售各种盗版光盘的摊前，让我站在那里，看劣质的VCD机使放在露天货架上沾满尘土的电视机播放一首歌：

“即使是流亡异乡、充满辛酸的孤儿/也有像诸佛一样慈悲的阿妈吉尊白玛/给予我们母亲一样的爱护与温暖/她是世界的母亲，恩重如山的母亲/雪域孩童的一生得到了您的照顾/为了雪域孩童含辛茹苦/我们怎能忘记您，恩深似海的阿妈/所有雪域的孩子向您致敬——阿妈吉尊白玛……

“您来到雪域西藏，是我们雪域藏人的福报/不分昼夜，您为雪域孩童呕心沥血/她是世界的母亲，恩重如山的母亲/雪域孩童的一生得到了您的照顾/为了实现您的心愿和期待/我们雪域的孩子将永志不忘/祈愿您长寿，雪域之母——阿妈吉尊白玛……”

露天电视的画面还算清晰。唱歌的是一个说拉萨话的少年，他站在似是校园里的那种舞台上，介绍自己是从拉萨逃亡到达兰萨拉。他唱得很深情，如同把对亲生母亲的思念，投注在抚育无数流亡孩童求学乃至被尊称为“阿妈啦”的另一位母亲身上，声声呼唤，催人泪下。而那位母亲在歌声中出现了，是一位慈祥的妇人，穿着曲巴（藏语，藏装），两鬓花白，她正是尊者达赖喇嘛的妹妹吉尊白玛。

冬日的阳光把拉萨照耀得温暖无比。挨肩接踵的摊点上此起彼伏地回荡着各种流行歌儿，有藏歌、汉歌、英文歌、印度歌，与熙熙攘攘的人流融汇在一起，显得热闹非凡。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尊者达赖喇嘛妹妹的形象在微笑着，在奔走着，这是多么危险啊。要知道，十多年了（不算文革至59年期间），在拉萨，达赖喇嘛就是“分裂分子”的标识，不能有他的照片，不能有他的声音，包括跟他有关的一切，除非辱骂和批判，那是可以大行其道的。我的周围站满了藏人，我们都在心照不宣地看着画面，百感交集地听着歌声。真奇怪，那么多藏人都知道阿妈吉尊白玛是谁，为何满大街逡巡着的穿制服和不穿制服的特殊人员却不知道？我至少反反复复听了三遍，才意犹未尽地从回族小贩手中买了几张光盘离去。

拉萨公开销售盗版光盘的摊点主要集中在老城区、太阳岛和西郊的天海夜市，卖主基本是回族人，顾客基本是藏人，所以卖的唱片和电影也基本是藏语。全都是盗版光盘，价格低廉，一张在3-5元之间。我曾从他们手上买过藏语版的《猫与老鼠》、《西游记》等，效果不算太差。多年来，这些回族小贩非常清楚藏人喜欢什么样的歌儿，故而投其所好，源源不断。像“阿妈吉尊白玛”的光盘就卖得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几乎是一抢而光，于是回族小贩又去刻盘，又拿来卖。甚至只要路过卖光盘的摊子时多看两眼，他们就会走过来对你低语：我这里有阿妈吉尊白玛。

过去，比如说我，虽然知道尊者所有兄弟姊妹的名讳，最知道的恐怕是尊者的长兄塔泽仁波切和二哥嘉洛顿珠先生，这是因为读过塔泽仁波切的书，听说过嘉洛顿珠先生跟邓小平对话的旧事。但对于吉尊白玛啦，——说实话，自听了那首歌之后，像这样称呼她，我有种说不出口的感觉；我更愿意像那首歌里所唱的那样称她是“阿妈吉尊白玛”，这才顺口，这才亲切，而这可以说是许多藏人的同感吧。以前对她所知甚少，但现在知道了，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所办的学校或西藏儿童村，几十年来，阿妈吉尊白玛为之付出的心血足以永世流芳。

有一次，我去一个藏餐馆等朋友，见柜台上的电视正放着那首歌。我不是说电视台在播放那首歌，那样的话就更传奇了。而是藏餐馆的服务员正用VCD机一遍遍地放着，围聚在一起学唱着。当时还不到吃饭时间，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围着火炉在喝茶。我惊讶地看着他俩，担心他们会听出什么名堂，可他俩就跟没听见似的无动于衷。他俩是藏人，互相之间正用藏语聊着，怎么就没注意到那首歌颂扬的是尊者达赖喇嘛的妹妹呢？

但没过多久，就听说那首歌“暴露”了，被冠以“反动歌曲”的名义遭到了围追堵截，据说是被退休干部“揭发”的，据说抓了几个卖光盘的回族人，据说回族人交代是一个藏人出钱资助他们刻的，据说……一时间拉萨沸沸扬扬，各种版本的故事在甜茶馆、在转经路、在自己家不胫而走。可那首歌已经在拉萨流传至少三四个月了，应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已经广泛地产生了，甚至差不多做到了家家户户都有一张阿妈吉尊白玛的光盘呢。

我还知道了，那首歌的曲调来自香港某歌星的某流行歌曲，但也不是香港歌星原创，而是日本某歌星原创。也即是说，那多少显得哀婉、伤感的曲调，是从日本进口到香港，再从香港进口到中国大陆，再从中国大陆进口到拉萨，再从拉萨进口到达兰萨拉，再从达兰萨拉重又返归拉萨……在这个说起来很复杂实际上很迅捷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文字的填词：日文、中文和藏文。而那位远在东瀛的原创者，若了解到他写下的那首歌曲的命运，由简单的男怨女爱，转变成了有着流亡之痛、思乡之切、感恩之深的另一首同调不同含义的歌，而且最终成了被禁唱的“反动歌曲”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07年秋天，坐火车离开拉萨时，广播里突然传来我再熟悉不过的旋律，唱歌的当然是香港歌星，我也跟着一起唱，但我唱的是“即使是流亡异乡、充满辛酸的孤儿/也有像诸佛一样慈悲的阿妈吉尊白玛……”

其实那首歌是禁不了的。或者说，往往是被围追堵截的“反动歌曲”才更禁不了，而不“反动”的歌曲反倒不如“反动歌曲”更深入人心，哪怕它电视唱电台唱，哪怕它广场唱火车唱，哪怕它卡拉ok的歌单上印的有，哪怕它手机铃声里设的有，就像把青藏铁路说成“神奇的天路”那个歌，简直臭大街了，纯属自慰。

有哪些歌被列入了“反动歌曲”的名单？我数不过来，好好想一想，这些年来，好像我们听过的、会唱的“反动歌曲”还真不少。比如87年流行“我们藏人同胞，是有一样血统的人。多卫康三地的藏人，五个教派的藏人。团结一致啊我们，一起回到西藏。多卫康三地的藏人同胞，团结一致吧。教派各有不同，目的却相同。团结一致啊我们，一起回到西藏……”，听说当时在抗暴事件中被俘的藏人给押在卡车上游街时，男女青年昂着头，不屈服地高声唱着这歌；89年流行“拉萨不是被卖了，印度不是给买了，如意之宝达赖喇嘛不是没有家，高高的布达拉宫里有他的法座……”，听说在自治区社科院的聚会上，藏人干部们喝醉了泣不成声地唱着这歌；90年代初是“无论天空乌云密布，你洁白的身影照亮虔诚的心……”（《曲登嘎布》），90年代末是“是谁驱散了你的羊群，留下你守在最后的家园……”（《深情的弟弟》），去年听说是“在安多和康地，不断传来喇嘛的教诲，独处的我听不到教诲，不见我的喇嘛而悲痛。啊，我的喇嘛，见不到你多么悲痛……”（《悲痛》，又译《感动》）。

还有，安多和康的藏人自己制作的演唱专辑，如《赞普归来》，被当成“反动歌曲”收缴销毁，词曲作者和演唱者因此被捕，有人至今身陷囹圄。08年三月底被拘捕的果洛藏人卓玛吉，是因她在自己办的囊玛歌厅里演唱并允许其他歌手演唱思念达赖喇嘛的歌曲。与她一起被抓的歌手伦珠在自己录制的唱片中唱到：“日月都不在这里了，我们的希望都远去了，这是我们藏人的因缘吗？”而“日月”暗喻的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除了87年的“回到西藏”，这些都是境内的歌。

是的，境外的歌影响更大，但也更易被查禁。我个人最偏爱的那首歌“恰松才”（藏语，磕三个头）或许也在黑名单上，第二段歌词是这样的：“西藏，我的故乡；藏人，我的同胞。/到我生命结束前，我要祈祷三次再离开：/若我重返人间，但愿降生在我的故乡西藏。/哦……摘下狐皮帽，向你磕三个等身长头！”这也是这两年在拉萨民间最流行的歌，只不过饶有趣味的是，退休干部们边打麻将边唱这歌，都是在美国的藏人歌手普布朗杰的粉丝呢。

仔细想一想，多少年来，平均每年都会冒出好些个“反动歌曲”，然后就会被围追堵截，我们都见怪不怪了。而这次一抓就抓了59人，听说大多数是学生，竟被大张旗鼓地说成是“造谣者”，到底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真的是气恼藏人们如此热爱“反动歌曲”，以至于不抓一批不足以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还是到了已经抓不出“藏独分子”的地步，以至于从网上下载些思念尊者、想念家乡的歌儿都成了逆天大罪？还是，那些专吃“反分裂”饭的属于六道轮回中的饿鬼们，又在变着花样给伟大的党制造一些敌人？

我还得讲一个跟歌有关的故事。那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美丽的仁增旺姆》，却被一直误说成是“西藏民歌”。那可真的称得上是上得了电视出得了家门的歌，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唱。而且多年来，那歌俨然已成著名的御用歌手才旦卓玛的招牌歌曲，在多如牦牛毛的歌手中，靠唱歌把自己从“翻身农奴”唱成副省级的唯独才旦卓玛一人，而她似乎特别偏爱《美丽的仁增旺姆》，几乎每个由官方发行的专辑中都收录了此歌。可是，她是否了解这首歌其实并不是“西藏民歌”？她是否了解创作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实则是谁？虽然词作者是西藏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他的许多诗歌都在民间传唱，属于古老的“西藏民歌”，可是这首歌不同，因为曲作者不是过去时代不知名的艺人，而是一位流亡藏人，名为图登桑珠，早年在达兰萨拉，现在加拿大，一直为西藏民族的事业工作着，按照党的标准，当属“分裂分子”一员。想想看，党在西藏的形象大使才旦卓玛，如此深爱且百唱不厌的歌儿，竟然是反动的流亡藏人所创作，这也够荒诞不经的。

而1970年代那时，有着艺术天赋的图登桑珠还是一个年轻人，虽然饱含流亡者的酸辛，但也正值情窦盛开的年华，仁增旺姆这个出现于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诗歌中的美丽姑娘成为爱情的寄托，这首歌应运而生，旋律格外优美。大概在文革结束不久，这首由图登桑珠自弹自唱的情歌传到刚从浩劫中得以喘息的拉萨。当时的时局是，境内外藏人在被隔绝二十多年之后，第一次可以允许有一些正式的交流，有的人去印度探亲，有的人回拉萨探亲，在相互接触中，流亡藏人所保存的传统文化和创造的有着现代和异域风格的多样文化，深深地吸引了境内藏人。对于饱受“翻身农奴把歌唱”等革命歌曲折磨的境内藏人来说，流亡藏人的歌曲是新颖的，亲和的，打动人心的，因此其受欢迎的程度以及传播速度，犹如中国刚刚改革开放那时，台湾歌星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对中国人的五雷轰顶和入魔般的吸引。

《美丽的仁增旺姆》很快就在拉萨流行了。有趣的是，竟然就被唱了一辈子“共产党来了苦变甜”的才旦卓玛相中了且传唱了。不知有意还是纯属无知，谁都不提其原创者是流亡藏人的背景，反倒用“西藏民歌”的说法予以包装，以至于时间长了，真相湮没，图登桑珠是谁？直到今天，拉萨年轻人组成的摇滚乐队“天杵”还翻唱了这个已经很像民歌的老歌，并且以说唱的方式重新诠释了仁增旺姆，在他们的歌里，美丽的仁增旺姆变了，变得像今天拉萨街头许多爱慕虚荣的女孩一样，需要物质和金钱才能满足。

事实上，这些有着时代烙印的歌曲，其历史、其演变及其遭遇，恰是发生了“翻天覆地”之变的今日西藏的一个缩影。若要做细致地记录和研究的话，那将是一本或几本书的工程，而本篇文章显然挂一漏万，仅仅只是对我个人经历中所了解的“反动歌曲”，做了故事化的描述而已。

最近，从网上闻得又“暴露”了一首跟西藏有关的“反动歌曲”。不过这首歌的来龙去脉倒要让我大大惊讶了，因为这歌并不是西藏的歌曲，唱歌的人也不是西藏人，而是在中国享有成千上万个粉丝的台湾歌手陶喆。说实话，我虽知其名但从没听过他的歌，只因看到这个消息，才特意去Google、百度搜索他的“藏独”歌。很不容易搜索啊，差不多都被删除了，这更让我好奇心倍增，非得找到这个名叫“不一样”的“藏独”歌不可。颇费了一番功夫，终于找到了它，不光有歌可听，还有词可看。原来说得那么吓人的“藏独”歌，其实就这一句话，藏在一大堆话里并不好找： “……达赖喇嘛都是与众不同的伟人/就是人类的heroes.”在达赖喇嘛的前面，有甘地迪士尼老子孔夫子列侬卓别林白兰度跟毕加索爱因斯坦等等若干名字，结果他们全都受累，成了“藏独分子”的盟友。

对于藏人歌手或者歌曲作者来说，被打成“反动歌曲”实则是一种荣誉。但对于生活在台湾那个民主社会的陶喆来说，当他得知他在1999年唱的老歌里出现了达赖喇嘛的名字，他的歌在中国被宣判为“涉及藏独”而必须唱片紧急下架、手机铃声消音，甚至他有可能被封杀时，他会怎么想呢？从网上的消息看，他的唱片公司已经在沮丧地否认是有意传播“藏独歌”了，说是因为不慎，才让流毒给流出去了。

对于我们的尊者达赖喇嘛来说，他多次恳切地讲，他吁求的不是独立而是真正的高度自治，而且多次恳切地讲，虽然中国政府没有诚意，但他对中国人民还是抱有信心。然而，在今日中国，他的名字就等于“藏独”等于“分裂”等于罪大恶极，除了被老谋深算的中共官员“人面兽心”地痛斥着，还被不计其数的中国年轻人——他们也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而且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呢——毫不尊重地谩骂着。唉，尊者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慈悲为怀，不会计较，但藏人们是会计较的，至少会因为锥心刺骨的痛，失去对中国人民的信心。

需要交待的是，我曾经写过一些歌词，正在译成藏文，之后将变成歌。至于歌手是谁，暂时先不说。其中一首歌词如下，算不算是又一首即将出笼的“反动歌曲”呢？说明：歌词中的“益西洛布”，意为如意之宝：“衮顿”，意为在呼唤之时出现于眼前：“贡萨确”，意为至尊：“嘉瓦仁波切”，意为法王。这些称呼都是藏语中对尊者达赖喇嘛的敬称。

在路上

啊，在路上

我热泪盈眶

怀抱人世间最美的花朵

赶在凋零之前

快快奔走

只为献给一位绛红色的老人

他是我们的益西洛布

我们的衮顿

我们的贡萨确

我们的嘉瓦仁波切

在路上

啊，在路上

我热泪盈眶

怀抱一束最美的花朵

献给他，献给他

一缕微笑

将生生世世系得很紧

2009-1-1，北京

（致谢卓嘎啦和达瓦才让啦，为本文翻译几首藏语歌曲的歌词大意。）

2008年6月26日，晴间阴

下午两点，从成都搭长途客车赶到绵阳，准备接触当地文人雷某在电话里答应引见的地震死难者家属。不料出意外，连雷某也迟迟不露面。

没办法，只好聚集几个当地朋友，寻一家茶楼坐定，依旧是厚道人老卢做东。水过几巡，大家的话匣子就打开了。老卢说：去年此时，大家还可以在露天喝茶，今年却不行，地面烫，坐不住人。真是地震前后两重天。我说对对。咋个绵阳也和云南高原差不多了？蓝天白云，透亮得过分，阳光就跟辣椒油似的，一碗碗朝地上泼。老郑说：关于天气，社会上有不少谣传。话说在北川和映秀之间，崇山峻岭下，多年来隐藏着最大的国家绝密。可8级地震一搞，绝密就泄漏了。我说是吗，这么轻易泄漏的绝密，能叫绝密？能挂在你我嘴边的绝密，能叫绝密？老郑说：不仅挂在嘴边，而且挂在天上。你从少到老，往来绵阳数百回了吧？何时感到阳光像辣椒油？嘿嘿，地下核工厂被反革命地震给颠覆了，据说重量级的核专家也为国捐躯两三个，那种超出你我想像的能量在乾坤大挪移中释放，赶跑长期笼罩的云层，改变了天气。我咋舌说：核辐射还能拨云见日，造福于人类？没听说过嘛。

于是大家哈哈笑。头脑精明的老李说：从长远看，地震肯定造福人类，风景如画的九寨沟就是地震遗址嘛。几十年后，唐家山堰塞湖说不定又是个九寨沟。这两天，我在捉摸，是否搜集一些5.12地震石，将来卖个好价。老卢说行啊，山上滚下来那么多石头，你得组织两三个车队，搜集一两年。老李说：搜集一辈子也值得！从山顶滚到山脚，伪劣石头早散架淘汰，剩下来的都是最坚硬的石头精英，能流芳百世。老卢说：北川到擂鼓镇的马路中央，至今倒立着两块飞来石，有3层楼高，你去拿回来吧。老李摇头说：不敢不敢，我的胆已破了。我问为啥？老李答：地震那刻，我和绵阳文化单位的10来个退休员工，乘一辆中巴，正要出北川县城。只听得轰轰轰几声，山尖尖冒红光，像火山喷发。接着又颠又摇。大家在车内坐不稳了，司机就拉开车门，吼声跑。嘿嘿，结果是我们领导，文联的刘主席反应最快，眨眼就窜出10来米。气得他老婆大叫刘某某！王八蛋！丢下老娘不管嗦！

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并纷纷求证，范跑跑和刘主席，谁的速度快？老李说：人家范跑跑逃生，至少冲到了操场，安全地。可刘主席呢？才冲出20米，一匹大山迎头垮来，跟波浪一样卷，太阳没了，天黑了。于是刘主席回头跑，却见四面山都在垮。最后无路可逃，这群嗡嗡乱撞的人形苍蝇才又聚拢，背靠背，挤在原地。就这样筛糠，鬼叫，估计还有大小便失禁，我们在巴掌宽的地盘熬了将近20个小时，终于获救。神奇哦。如今刘主席这对患难老鸳鸯，还四处回放“患难见真情”，估计要上电视节目呢。

继续闲扯。一堆文人，又都读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所以描述事物就稍带了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老郑说他地震次日赶到北川，拍摄废墟时，有只猿猴猛然入了镜头，而发出的却是人声：郑哥，我是邱部长。老郑急忙放下机器，凑拢去看，不料猿猴竟拦腰抱住他，嚎啕大哭，直到眼泪冲淡满脸黑灰，才辨出曾在官场混过的类人猿故友。老郑掏出矿泉水喂他，跟安慰儿子似的。原来地震时，他正在5楼家中大便，急了，就双手圈住碗口粗的下水管。那晓得，竟如下树之猴，光着屁股，从5楼卫生间哧溜到底，毫毛无伤，脑子却吓出毛病来。老卢说：有个73岁的老汉，正在庄稼地里干活儿，地震了。他被连人带地抬起来，飞毯一般，在半空飘了几秒钟。正好落在百米之外的另一块斜坡上。还有一户人家，震前在山腰，震后却在河中，房子原封不动，不过很快就进水了。更奇的，是个老太太，右脚才跨出门槛，震了。她栽倒在地，抬头见对面山坡间，自己的儿媳妇在滚滚浓烟中，手脚乱抓，就急得连连惊叫。随后，呼呼呼，啥子东西凌空甩过两百来米，砰地砸在身上。她哎哟一声昏了。待醒转来，自己竟和死去的儿媳妇扭在一块儿！

我则记起马尔克斯讲的地震故事。中美洲某国某山城，爆发了百年未遇的地震和泥石流，城市全毁，四十万本地居民无一生还。当迟到的救援飞机盘旋于废墟上空，却意外发现一杆招摇的白旗。这是小城内唯一的活物，所发出的求生信号。这个单独关押的囚犯，能够幸存下来的唯一理由，是牢房过分坚固。

2008年6月27日，晴

接近中午了，雷某才露面，还背着高档像机。他说昨天有车，就临时决定再到北川，补拍一些照片。我觉得奇怪，不是封城了么，你咋个能进去？雷某说他有《记者证》，还有绵阳方面特批的《通行证》。还强调“外地，包括成都和四川省媒体的记者都不灵”。老卢说：吹牛吧？上次你钻进火葬场拍照，还被抓过。我问咋回事？要不要作个采访？雷某摇头，我却掏出录音机，随便摆桌上。

老威：纳博科夫有个书名，叫“说吧，记忆”。

雷某：人一死，既没说的，也没记忆。所以地震头几天，我忙惨了。这次北川县城，至少死掉5万多，全尸、半尸、残尸、手脚、脑顶盖，哎哟，拍不过来。相当于死亡超市，琳琅满目。这时候，社会上传言，绵阳地区所有的火葬场都客满，为了验证，我就先给一个道上的朋友打电话，想让他陪我去小溪坝的绵阳殡仪馆。却不巧，温家宝路过绵阳，他正在做铁路保卫，闪不开。

老威：啥子叫“道上”？黑道白道？还是暗道铁道？

雷某：金光大道。通吃。

老威：火葬场开后门，犯得着么？

雷某：非常时期嘛。所以我单枪匹马，企图蒙混过关，却被保安拦住，喝问哪儿的？干啥子？我答文联的。认尸体。保安一愣，我就乘机直入心脏，抵达焚尸炉前。果然死人成堆，顺着墙，跟码柴禾一般。两个炉口都在吃人，鼓风机如夸大的狗叫，汪汪汪。我挖出像机，咔嚓几张，追求完美的毒瘾立马犯了，浑身发烫，牙巴咔咔抖。广角镜还不行，还装不下全景，就换变焦。正折腾得欢，几个便衣来了，拽住我的胳膊问干啥。我随口答拍点资料。又问为哪个单位拍？又答为自己拍。再问你是何方神圣？再答文联的作家。

拿证件出来！为首的便衣突然大吼，吓人一跳。我翻遍口袋，将中国作协《会员证》、单位《工作证》、某某报《特约记者证》、《采访证》，甚至什么《文化名人资格证书》、《得奖证书》，统统交出……

老威：随身带这么多东西？真成了“证件人”。

雷某：应对突发事件嘛。

老威：我曾在云南大理街头碰着一个疯子，身上也揣了各种证件，《士兵证》、《退伍证》、《工作证》、《出入证》、《身份证》、《演出证》、《户口本》、《培训证》、《税收凭证》、《摊位证》。他也像你一样，统统交出来，非要让我们查验。

雷某：我疯？你才疯呢。不多带证件，挨了黑打，就活该。

老威：好好。继续。

雷某：他们没收了证件，命令我原地不动；然后打电话请示，然后叫我跟他们走。出了焚尸间，撞上某个政府官员模样的家伙，检查了所有证件，才说都不行。我问啥子行？他说市委宣传部统一批准的采访手续。我问补办可以么？他说你已经违法了，念你是作家，从轻处罚，就当我们的面，删除照片吧。他妈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立即道歉，并强笑着套近乎。无效。几个人来夺像机，我死死护住：啥都没拍嘛。啥都没拍嘛。

于是他们公事公办，将我交给两个警察，一车拉到小溪坝派出所，磨了几个钟头。副所长说：弄到我们这儿，事情就升级了。要查清楚你的来龙去脉，为啥去那种地方拍照？是不是想卖给海外媒体？或者自己朝网上贴，搞反面宣传，歪曲、破坏抗震救灾？我说：你的革命觉悟太高了。好嘛，查嘛，我等着。

老威：你在绵阳地面厮混了几十年，就这么翻船？

雷某：笑话。我偷空打了几个电话，老卢就开车来接。某某副部长，以前写诗的，也来保释。出门我还在骂：真他妈假正经！满世界都在死人，还遮遮掩掩。

老威：照片保住了？

雷某：是。

老威：给我看看。

雷某：你是著名反动派，一时手痒，就弄出去了。

老威：我不要，就看看。

雷某：网上的惨照多的是，干啥非要看我的？

老威：听说你在派出所里动静很大，像机差点就叫砸了。

雷某：哪个敢？我，我……

老威：莫激动嘛。好。换个话题。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关心这个国家！

一月的华盛顿寒冷但却不乏热闹，1月7日中午，美国前后五位总统齐聚白宫共进午餐。在白宫这个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政治舞台上，五位总统排在一起，老少高矮胖瘦都有，不同的党派，各异的政治观点，甚至这次连皮肤的颜色也黑白分明了，但他们都整整齐齐地站在那里，脸上挂满微笑，面对媒体，面对全世界——这无疑是2009初在美国白宫上演的最亮丽的一道政治风景线。

这些人如果集中到一起搞联谊，或者参加某项公益活动，例如某位总统的图书馆开幕或者他的葬礼，也就不足为奇，但这次他们是集中到一起商谈政治和国家前途，这就让世人侧目了。特别是让那些对美国的民主一知半解的人心中狐疑了：这些在政治格斗场上斗得你死我活的政客们，怎么会坐到一起谈论国家前途？他们眼中和心中的美国是一样的吗？政治竟然可以这样玩？

要知道，总统大选刚刚结束，在有如战场的选举中，这五位总统可是壁垒分明地站两个不同的阵营里的。而且，就算是同一个党派，前后总统也多有不同的政见。可是，他们今天竟然坐到一起，有说有笑，和气一团。

黑人总统奥巴马即将入主白宫，虽然他的名望很高，但华盛顿圈内人都知道他缺乏经验，而不巧的是国家正面临严重的金融海啸，这个时候，现任和前任所有在世的总统都聚拢一起，给他出谋划策，给他提意见，给他提期望，难怪，奥巴马感到受宠若惊，感激不尽，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也许有人想知道是什么力量把他们聚拢在一起的，那么布什的话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都关心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就是美国。他不是某一个党派的国家，更不是某一个总统的，他是两党的美国，所有总统的美国，更是所有美国人的美国。

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到这种程度，无疑有点登峰造极了。也许这就可以称为文明政治吧？为了争取入主白宫，他们都可以大打出手，在全美国人民尽情“表演”，以吸引选民投票。而一旦美国人民通过选票做出了选择，尘埃落定，政治人物立即相逢一笑泯恩仇。而促使他们走到一起握手言和的却是他们之间看上去唯一共同点：我们都关心这个国家。

政治原来可以这样玩！这样的国家，真的很值得关心！

建国50周年，古巴人民庆祝什么？

几乎就在这同一天，同在美洲大陆的另外一个国家——古巴，却用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在玩弄政治！

这个星期，古巴迎来了它革命成功暨建国50周年的喜庆节日。据说，古巴人民载歌载舞，庆祝这个伟大的国家成立五十周年。不过，这一次，由于卡斯特罗身体不好，没有出来接受古巴人民的欢呼膜拜，因此也就缺少了振臂一呼的领袖人物带领他们高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场面因此冷清了不少。

不过，场面再冷清，也比建国230多年的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国庆都要热烈和激烈。只是，他们庆祝国庆五十周年的时候，正好被我撞上了，正好是在美国五位总统集聚在白宫吃午餐的第二天，于是，我就认真了，于是我就想弱弱地问一句，50周年国庆，请问，古巴人民在庆祝什么？

别以为我只是在问古巴人民，其实我也在问你！你能够告诉我，古巴人民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吗？

庆祝建国50周年这件事本身？请问，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建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可有几个国家动不动就拿人民的血汗钱来搞国庆大典？如果这个国家不是人民的，甚至没有给人民带来什么福祉，有什么值得庆祝的？连美国这种财大气粗的国家在搞国庆庆典活动时也是小心谨慎地花钱，花完钱后都向公众报账。你古巴动不动就拿穷得要死的人民的血汗钱来搞庆祝，还搞什么大阅兵，为的是什么？唯一的目的大概就是提醒民众注意，原来他们还有一个国家吧！让在物质和精神上穷困得只剩下“国家”的老百姓继续被利益集团推到祭坛和神坛上的国家忽悠下去！

庆祝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卡斯特罗先生，你搞的那也是社会主义？你搞的那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既不同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也和北朝鲜的不一样，更和中国的不同，如果说你的社会主义很有古巴特色，那么这唯一的特色就是你把整个古巴搞成了你们卡斯特罗家族的，把古巴这么一块富裕的地方折腾成美洲最穷困的国家之一。

庆祝古巴人民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坚持反美50年、保持了国家的独立？这也许是古巴人民牺牲了自己的发展和财富所换来的最值得庆祝的成绩之一，世界上除了古巴，还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坚持不懈反美，一反就反了五十年。可是，你们庆祝这个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向周围看一眼？你们古巴真独立了？以前依附苏联，现在又靠着南美的新独裁。即便你们认为自己独立了，那么，美洲大陆又有哪一个国家没有独立？即便你们整天自豪的宣称你们脱离了美国的殖民和统治，请问，现在哪一个美洲国家还是美国的依附？更有甚者，整个美洲大陆，只有古巴监狱里还关着64个思想犯，而只有这个据说最反美的古巴，还把国门对无数个漂泊在美国的古巴人紧紧关闭。请问，你们反美到底为什么？为了给古巴带来财富，还是对美国进行无情的打击？

我真地搞不懂古巴人民庆祝什么，这时我看到了来自朝鲜的一份报道，这是《朝鲜人民军报》的新年社论，上面有这样一句话：“在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比我们（朝鲜人民）共和国更加政治稳定。在我国，人民对未来充满希望、憧憬及自信。”

于是我心有灵犀一点通，于是我突然想到，也许古巴建国50周年，确实有值得庆祝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

最值得庆祝的是：这个国家竟然还存在！

首先，值得庆祝的是古巴的“政治稳定”。古巴人民可以自豪的说，比起美国，古巴的政局不是一般的稳定，在过去的50年里，加上即将在20日卸任的布什，美国总统走马灯似的更换过10位总统，而古巴以不变应万变，始终只有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人民的父亲和爷爷以及太爷：卡斯特罗先生！我不知道古巴人民是否会庆祝这种应该作为古代史封存起来的制度，但我绝对相信，每一个国庆，都是卡斯特罗最感激动和自豪的：古巴还是一党一人的古巴！

其次，值得庆祝的是：古巴还没有垮台。啊啊，连西方专家都会同意我的这一看法，他们每一年都会被古巴国庆节弄得目瞪口呆：啊哈，原来这个国家还存在呀，原来还没有灭亡呀。请问，这难道不值得庆祝吗？不过，一个国家竟然拿自己还没有垮台来庆祝，实在是人民的可悲。可是大家不妨设身处地想一下，对于卡斯特罗，这容易吗？现在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是一党专政？还有几个国家是独裁式的家族统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古巴的卡斯特罗要保持人民不造反，保持人民不像他们家族一样关心政治、关心国家，他容易吗？他得顶住国际上多少压力而继续压制民主限制自由和无视人权？他得把多少思想犯关起来？他得把多少古巴人赶出国门？啊，他老人家容易吗，嗯？而最、最不容易的是，这个世界上，就连傻瓜和卡斯特罗自己也清清楚楚的知道：古巴那种逆历史潮流的政权一定会垮台的！

再次，反美五十年也值得庆祝，至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巴人民为什么反美？不对呀，不应该是古巴人民反美，因为迄今为止，美洲大陆上冒死偷渡美国的以古巴人居首位（相对人口）。问题大概应该是这样的：卡斯特罗为什么反美？因为美国太讨厌，要剥削古巴人民？不对呀，美洲所有的国家也没有像古巴那样反美，也不见美国如何剥削。而且，如果以五十年期限来计算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古巴这个唯一没有受到美国剥削的美洲国家，几乎是经济发展最缓慢，人民生活改善最少的国家呀。

好了，让我们开门见山吧，卡斯特罗反美的本质就是讨厌美国的民主制度，就是讨厌美国那种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制度，就是反对民众用选票选择自己的领导人的制度，美国的所有东西他都可以接受，但只有一点他无法接受：古巴是他的，他不死就不能下台，他死了，也要让自己的弟弟继续拥有古巴！那个党是他的，古巴是他的。

什么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美国侵略和霸权，都是屁话，他唯一反对的是那种鼓动民众和他分权，向他要权的核心价值！

最后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古巴每一次国庆都是一次爱国主义的大教育。毫不夸张地说，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个国家比古巴和北朝鲜人民更加“爱国”的。可是，正是在这样一个强调爱国的国家里，国家却不是可以让你轻易去“爱”的。生活在文明社会的人都知道，爱国就是要关心、关注国家，找出自己国家的不足，提出国家进步的建议，然后取得共识，一起推动国家进步，对于普通民众，爱国具体就是三部曲：知情权、议政权和参政权。等到民众最终能够以民主的方式参政的时候，谁都不会再把爱国挂在嘴上，因为那个国家已经是他们自己的，已经永远在他们心里了。

可是，恰恰在古巴这样的每天都强调“爱国”的国家，“爱国”其实只是一小撮甚至一个家族的专利。你关心国家，想知道国家的事情，想参与讨论国家大事，想参政议政，结果，你不是被关进监狱，就是被赶到国外，流落异乡。结果那些留在国内的，也发不出声音，报纸是领袖和国家的，网络也被关掉了——啊，对不起，说错了，我想到其他国家了，其实古巴民众根本无法上网！

古巴，50年的国庆，全世界都在看着你，卡斯特罗家族是否可以站出来告诉大家，古巴人民有什么值得庆祝的？

两种政治，两种截然不同的折腾！

写到这里，我本来想幽默一下的，但是心情却异常沉重。一样的美洲大陆，一样的水土，却生出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政权。美国的民主政治，好像每天都在折腾政治和政治人物，可是，折腾的主语却是民众。而在古巴，却是一个党、一个家族、一个人在那里折腾整个国家和民众长达50年之久，50年呀，一个人一生有几个50年？难道还要等到60年不成？还要搞什么60年国庆大典不成?

古巴的卡斯特罗一直以反美英雄自居，如果不是他把古巴折腾成人间地狱般，说实话，他肯定会成为全世界反美愤青的精神领袖。看一眼古巴，我们禁不住要进一步追问，卡斯特罗为什么反美？

说实话，我这个人一直追求民主，但我也追求国家利益，而且此时此刻，我认为追求民主符合国家利益。如果反美能够让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让中国的农民工在中国城市不用暂居证（而偷渡到美国反而可以拿到绿卡），如果可以让我们国家更快崛起，科技更加发达，让我们社会更公平，让贪官污吏更少（潜逃美国），总之，如果反对美国符合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那么，我杨恒均不但会成为最坚强的反美愤老，而且我会现在就去白宫安营扎寨举行长期的抗议。

可问题是，我看到的反美人士并不是在为国家和民众反美，而是在为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反美。这一点几乎和卡斯特罗如出一辙。这位卡斯特罗为什么反美？因为他想他自己和他的家族继续控制古巴，他怕美国干涉自己的内政——其实他更怕的是古巴人民干涉他家族和一党的“内政”。

而且更加可笑的事，卡斯特罗反对美国的每一件事几乎都可以用来反对他自己。

例如今年奥巴马宣布总统竞选后，卡斯特罗写文义正词严地宣称，像美国这样的种族国家，绝对不会让一个黑人当总统。

我想，当卡斯特罗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心中是有孤注一掷的打算的，因为，美国只有两位总统候选人，其中肯定有一位选不上。如果那位选不上的正好是奥巴马，那么，卡斯特罗在即将死去的病床上也许能够一扫50年的怨毒之气而扬眉吐气——要知道，他在过去50年里预测和攻击美国的事几乎一个也没有应验（而很多怨毒的都反而应验在他身上），如果这次奥巴马竞选失败，那么他就可以高声说，你们看，我说的没错吧，美国不可能选择一个黑人，让少数民族去统治白人世界！

卡斯特罗又失败了，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不过可惜的是，古巴人民不一定看得到，因为那里的人民几乎只读卡斯特罗的专栏文章或者卡斯特罗喜欢的文章，他自然又有其他的说法。

我就很奇怪，在卡斯特罗预测美国这个种族主义国家不可能让一个黑人来统治白人的时候，难道他卡斯特罗病床前没有镜子？或者他从来不清洗自己的脸？他是否注意到自己皮肤的颜色？

我的读者也许没有注意到卡斯特罗皮肤的颜色吧？但你一定注意到从古巴运动员、女排和古巴风景中见到过的古巴人的肤色吧？不错，古巴人民的肤色黝黑，大多是属于皮肤比较黑的民族。

好了，你现在去看一下那个过去50年一直在在攻击美国人搞种族歧视的卡斯特罗，注意一下他的颜色，不错，白色的！不但卡斯特罗家族，而且他用来统治整个古巴黑皮肤人民的利益集团也几乎都是和他肤色一样的清一色的白皮肤人！

古巴几乎是当今世界上硕果仅存的一个由极少数白皮肤人统治广大黑皮肤人的国家！

杨恒均2009/1/8 华盛顿

弹指一挥间，当年的学生运动就过去了接近20年，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至今还依然记得当年电视里一些惊心动魄的场面，不过，那个时候的我却只知道看热闹，全然不知道学生和市民们为什么会上街游行，更不懂得民主对一个国家和国民意味着什么。在央视的一次《新闻联播》节目中，刘晓波先生被播音员李瑞英称之为学生运动的“幕后黑手”，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刘晓波先生是那次运动中的风云人物。

那次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最后以被当局血腥镇压而告终，之后，举国上下都陷入到了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当中。我父亲喜欢看书，他曾经在书摊上买过很多当年的《新华文摘》，在“六四”之前，这份刊物里时常可以看到刘晓波先生的文章，但之后就再也看不到了。不过，在之后的很多期中还是能看到他的名字，因为那之后很多御用学者都将他当成了批判的对象。

当年的学生运动早就被当局定性为“反革命运动”，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缺少明辨是非能力的我仍然相信了官方媒体的宣传，认为当时参加运动的人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不安分者。不过，通过对中国社会黑暗面的切身感受，加上自己思想水平的提高，不到二十岁，那些曾经的“暴徒”和“动乱分子”，以及刘晓波先生这样的“幕后黑手”，在我的心目中统统都成为了充满良知和勇气的英雄。

曾经在学生时代，我非常希望能读到刘晓波先生等人的书籍，但一直都无缘拜读，因为根本就买不到。在中国这种封闭的舆论环境当中，刘晓波先生在“六四”后的去向很多人都不清楚，原以为他和其他民运人士一样已经流亡国外，自从能收听到自由亚洲电台对他的报道以后，我才知道他仍然身在中国这块充满危险的土地上。不过，我能看到的他的文章就只有家中《新华文摘》上零星的几篇了。

进入新的世纪，当我不经意地走进网络社会中时，海外的自由网络媒体终于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记得在登陆海外网站后不多久，便传来了刘晓波先生和余杰先生被传唤的消息，以前对刘晓波先生仍在国内的消息还半信半疑的我，在当时更加对他肃然起敬，因为他虽然有过几次入狱的经历，但并没有停止追求民主的脚步。

在海外网站上，我除了看新闻之外就是看评论，而刘晓波先生的文章我是每篇必看的，从他飘飘洒洒的文字中，我看到了一个被封杀的作家的浩然正气，也从他犀利的文笔和渊博的学识中懂得了更多有关民主的知识以及被篡改和掩盖的历史。

2006年初，我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独立中文笔会，我加入笔会的初衷是希望能结识更多的有识之士，从而让自己学到更多的东西和开阔自己的眼界，尤其希望能认识刘晓波先生这样才高八斗且义薄云天的人。虽然我早就从赵达功先生那里得知刘晓波先生家的电话，但一直都未曾打过，只是在赵达功先生失踪的时候我才和刘晓波先生通上电话。刘晓波先生虽然早已声名远播，但他和我这样一个他素不相识的人说话的时候却显得十分和蔼，没有丝毫的架子。

2008年的1月中旬，我到泰国度假，途径深圳的有天晚上住在深圳赵达功先生的家中，用赵先生的电脑时，突然看到一个网络电话打过来，因为赵先生不在旁边，我便接了。没想到来电话的原来是刘晓波先生，他和我说话的语气和以前一样和蔼可亲，虽然他平时一直都忙于看书和写作，但还是和我聊了好半天，最后我怕耽误他的时间，只得和他说再见。虽然刘晓波先生的学识和写作水平远在我之上，但和我这个晚辈谈话时仍然是虚怀若谷。

2008年9月初，我应邀去瑞士学习和开会，回来的途中正好经过北京，原本希望和刘晓波先生见上一面的，不料，他当时已经回东北老家。当时我便想，来日方长，以后应该还有机会见面的。但世事难料，2008年12月9日，突然传来刘晓波、张祖桦两位先生在头一天被北京警方带走的消息，张祖桦先生后来获释，但刘晓波先生却被继续关押。北京警方此次抓捕刘晓波先生的原因是因为他参与起草和签署《零八宪章》。之前的刘晓波先生可以说在网络上比很多作家都活跃，你几乎每天都能在自由媒体上看到他的文章，他所发起的签名活动也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他的被捕令不少海内外人士感到震惊，尤其是北京当局选择在国际人权日的前夕动手更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看警方给刘晓波先生的涉嫌罪名，与他的见面也许还遥遥无期。

刘晓波先生的被捕让人感觉到这个寒冷的冬天更加寒冷，所幸的是，他的被捕反而激起了更多国民的愤怒，更多的人正义无反顾地选择为争取民主与自由而战，《零八宪章》的签名人数已经接近七千，而且还在与日俱增。据刘晓波先生的妻子刘霞女士透露，他在元旦那天探望刘晓波先生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消瘦了很多，一个人被关在北京郊区的一个秘密处所，既不能看电视又不能看书，长长的胡须一直到没有刮过。

刘晓波先生对民主的追求几十年如一日，虽然屡屡因言获罪，但始终信念不改，他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良知和勇气。一个伟大的民主战士背后必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刘晓波先生能够坚持到现在，和他的妻子刘霞女士对他的理解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刘晓波先生失去了自由，刘霞女士所要忍受的痛苦也许要远远超过我们这些人。

今天，中部城市都已经是大雪漫天，北方的天气应该会更为冷酷，刘晓波先生一个人被关在一间房子里，不像在看守所里可以很多人在一起抵抗严寒的侵袭，想必警察也不会帮他取暖，此时此刻，刘晓波先生的身上一定很冷，但我相信，他的心里面是火热的，因为有他伟大的妻子刘霞以及千千万万的国民在支持着他。而北京警方对刘晓波先生的非人道待遇却在证明着所谓“人民警察”的反人民本职，他们必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2009年1月6日

陕西落马的第一个副省级高官庞家钰，曾经担任宝鸡市委书记，1999年，时任宝鸡市委书记的庞家钰兼任“冯家山引水工程”总指挥。在该工程建设中严重失职渎职，致使该豆腐渣工程为宝鸡人民留下了一颗“深水炸弹”，截止今天，媒体公开报道的输水管道已经第十次严重爆裂，每次都引起上百万人口的宝鸡市几乎全市停水。第十次爆裂的输水管截止笔者撰写此文时还没有恢复，市民们在街角排长队等候自来水公司的送水车接水。

如果你站在长长的接水队伍中，就能听到这样的议论：

狗日的胖甲鱼，把人害的。

听说被判了12年。

应该把他从监狱里拖出来杀了。

人家现在不在监狱里了，我听说人家现在是监外执行。

那没办法，官官相卫，到啥时候都是这样子。

这都是第十次爆裂了。

谁说第十次？

报纸上说的。

报纸上的话你只能信一点儿，我亲戚在自来水公司，他说光是严重爆裂至少都有二三十次，小来小去的就不说了。

这啥时候是个头呢？

谁球知道！没人管，反正人家当官地不愁水喝。

…………

一个大贪官在他离任之后五六年，他的“伟大政绩”依然还如此密切的影响着市民们的生活，这个被当地百姓称作胖甲鱼的原市委书记，下马时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的庞家钰，可算是中国最令人“怀念”的大贪官了。

宝鸡市自来水管道爆裂现场

冯家山水库引水工程1999年建成后，主管道便连续爆裂3次。

随后的2003年中秋节爆管一次，2004年12月18日爆裂一次，2005年7月17日，主管道爆裂一个直径约80厘米的缺口，冲出的水柱达7米多高。2007年8月27日凌晨，冯家山水库输水管道再次爆管，导致市区80％的地区供水中断，2007年9月10日又爆管一次，造成市区大面积停水。2008年12月4日清晨，输水主管道发生第九次爆管，宝鸡市区的供水压力轻微受到影响。 这次爆裂是第十次爆裂。

宝鸡市民现在最关心的是，这样的爆裂何时是个头？谁来给宝鸡市人民一个说法？谁来保证宝鸡市民的饮水安全？谁！！！

西方政治学经典——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和一度风靡台港的抗战青春小说——鹿桥的《未央歌》，在中国大陆都曾被隔离于禁区，如今突围出版，并跃登排行榜，是出版界和读书人的大事。

在深圳读书月期间出炉的「二零零八年十大好书」榜单上，两本旧书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出版尤其引人注目：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的中译本和鹿桥的《未央歌》——两本书都曾长期被隔离在出版的禁区，如今，防线似已有所鬆动。

一九七九年，《读书》杂志创办的时候就曾提出「读书无禁区」的宣言。「先有出版无禁区，才有读书无禁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知名藏书人陈子善肯定了两本书突破出版禁区的意义：「从不能出版到能够出版，已经是很大的进步。」而两本书都各有一段曲折的突围史。

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史巨作《极权主义的起源》，零八年六月份由三联出版社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译者是复旦大学的林骧华，完稿于二零零六年。季风书园董事长严搏非拿到这本书的版权已经三年，三年里他找过多家出版社，遭遇了多次拒绝。「被拒绝的理由出版社也不会说，但我想主要是对书名里的「极权主义」四个字有所顾忌。」

严搏非对这本书的意义非常看重：「二十世纪里，极权主义席卷全世界长达七十年之久。二十世纪之初人类追求自由和解放，结果到了二十世纪末却发现自己成了暴政的奴隶。为什麽会这样？对极权主义现象的解释是非常重要的，而这本书是目前来看对极权主义的探讨最有价值的一本。」

长期以来，西方知识界对阿伦特一书都给予高度评价，因为她将斯大林的苏共与希特勒的纳粹放在一个历史与哲学的层次去探索，指出它们都是一种‘虚无主义’哲学，都是可以‘为求目的不择手段’，导致惨绝人环的结果，而对苏共的批判，也包含了中共的批判，儘管在实践上这两者仍有微妙分别。

年终这本书登上了深圳读书月的「二零零八年十大好书」榜，陈子善说：「在我们评委看来，不必做过多的讨论，能够出版本身就很说明问题，说明中国大陆在思想学术方面更为开放了。」

但严搏非对于出版界的开放并不如此乐观：「在国内言论出版的尺度并没有那麽开放，只能说由于相关制度法规的不确定性，存在著一些缝隙。中国大陆有五百八十家出版社，每年出版物多达二十万种，其中虽然有不少是垃圾，但是很多重要的思想作品还是有机会出来。我认为中国出版的生存空间在扩大，但并没有制度性的变化。」

《极权主义的起源》能够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正是大陆出版人努力争取扩大生存空间的结果。陈子善直言不讳地说：「我个人特别反感所谓的「内部发行」。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把读者分成了三六九等，上等的读者可以读任何东西，下等的读者就只能读其他一些有限的东西——这说明社会主义不是平等的，这是封建等级制在读书问题上的残馀表现。

但不可否认的是，能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和突破。」在陈子善看来：「内部发行」是一种应对主管部门的策略。「这种策略一方面是出版方的自我审查，他们拿不准；另外一个层面看，也是一个博弈。出版自由是争取来的，不是他们恩赐的。中国大陆目前没有出版法这是不正常的，早晚都应该有。」

看到新出版的《未央歌》，陈子善感慨说：「写中国大陆，在香港出版，轰动台湾，这麽一本书你还真找不出第二本来。」一九四二年，鹿桥在昆明郊外的山洞里开始写《未央歌》，写出抗战时西南联大校园的悲欢离合，一九四五年成书，直到一九五九年才由鹿桥自费在香港出版，真正引起阅读轰动则是在台湾一九六七年出版之后。当几代台湾年轻学子著迷于《未央歌》的唯美青春时，政治空气的隔绝却阻断了这首歌传到对岸大陆。

其实《未央歌》早在一九九零年就曾在中国大陆内部悄悄出版过。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孔范今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小说卷八）》，是鹿桥的长篇经典青春小说《未央歌》第一次，也是今年之前唯一一次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并且是简体字版本。

不过，由于当时中国尚未加入伯尔尼国际版权公约，小说的出版实际上并未得到版权人鹿桥本人的授权和许可，而是以教学参考书的名义仅在学术界内部悄悄流传。这是鹿桥和他的作品第一次在大陆学术界得到介绍，已经是相当地后知后觉，当年也并未引起多少关注。陈子善认为：「一方面，这本书印数太少，区区两千馀；另一方面，刚刚经历了八九年的政治风波，这部经典书籍和当时的语境并不合拍。」

此后，《未央歌》迟迟未能在中国出版的最大障碍并非政治原因，而是鹿桥对自己文化立场的坚持：他的小说必须以繁体字出版。就这麽一个要求，难倒了几代中国大陆出版人。包括陈子善本人也试图和鹿桥洽谈出版授权事宜，因为找不到敢出繁体字《未央歌》的出版社而不了了之。

今年中国大陆版《未央歌》能顺利付梓，其中包含了一场技术攻关：先有出版界对「古籍」的时间界定由之前的清末放宽到民国，《未央歌》才可以借「古籍」的名义以繁体字印刷；然后，还需要找像黄山书社这样一家有权利出版古籍的出版社。用陈子善的话说就是，「打了一个很好的擦边球」。

大陆版的《未央歌》于是很有几分「擦边球」的特色：封面是简体字——甚至连作者名字都是简体字——但是内文却通篇是横排繁体字，如果仔细看的话，内文中还有不少段落是繁、简混排——完全和台湾版一致。黄山书社社长左克诚戏称之为「不合格产品」：「要是严格按照出版规范来看的话，这本书肯定是不能送去质量检查的。但《未央歌》是本好书，我们以繁体字出版也是对作者鹿桥表示尊敬。」

对这个结果，陈子善的评语是：「我们可以说，鹿桥胜利了。」左克诚就繁体字出版的问题曾经向有关出版局「打过招呼」，但是对方没有表态，「如果去写报告的话，没有人会批的。我们这样出，一来有先例——钱穆的书就全部是繁体字出版的，二来这个也不是原则性问题」。

但左克诚其实还是感到有点遗憾：「如果这本书能以简体字出版，那麽在中国大陆的反响肯定会更好。」在左克诚心目中，《未央歌》是一部应当唤起年轻人的嚮往和年老者的回忆的好书，然就出版一年的反馈来看，《未央歌》在中国大陆的读者主要还是六、七十岁以上仍保留了一些四十年代记忆的一代人。由于阅读障碍，繁体字版的《未央歌》很难吸引中国大陆的年轻读者，于是更无法企及这部青春小说当年在台湾、香港和海外年轻人心目中的经典地位。

「这本书能在中国大陆产生多大影响，还需要等人来解读，我目前没有看到一篇足够好的评论文章。」做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陈子善仍期待这本书的文学史意义：「它理应填补了一个空白，让我们知道了四十年代在中国曾经有个年轻人写出这样一部了不起的小说，丰富了现代文学创作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