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郑义:红色纪念碑

 

  为什么看起来不像魔鬼的寻常人家,却在那种群体的疯狂中堕落到连禽兽都不如?为了要探究文革发生在广西的大规模屠杀与人吃人恐怖事件,知名作家郑义两次深入广西调查,完成《红色纪念碑》一书。该书公开出版十多年来,没人敢说“不”字,……。

1986年夏,郑义第一次到广西省调查“人吃人事件”,他查阅档案,察勘现场,采访相关官员、在押犯人、当年凶手、被害者遗属、目击证人,搜集了大量档案材料与证人证词。1988春第二次赴广西省调查,补充了第一次调查的遗缺。

1989年后近三年的时间里,郑义完成了《红色纪念碑》(ScarletMemorial)这本重要著作,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红色纪念碑》

《红色纪念碑》由两个部份组成:调查广西省范围内的档案卷宗和采访幸存者、凶犯、受难者遗属。郑义调查并采访了发生过大规模屠杀与人吃人恐怖事件的五个县。仅仅宾阳县,在1968年7、8月的“红色风暴”期间,共有3,681人被枪杀、戳死、勒死、叉死、溺死、砸死,甚至活埋。

在武宣县境内,滋事者从活人身体内割下心脏和肝脏,然后煮而食之。

“当受难者被推上街头游行批斗时,老太太们会提着菜篮子守候。一当受害者被处死,众人蜂拥而上。那些冲在前面的人将会得到一块好肉。”一个老太太养成了专挖眼睛的习惯,认为吃了它们会增进她自己的视力。另一个年青女干部,一旦可能,要消受的是男性生殖器。在一个中学里,学生吃掉了他们的老师。

关于广西吃人事件。郑义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1.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悄悄地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

2.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

3.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像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至此,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

……

调查报告完全是真实的

记者:就是说,您这是调查报告,完全是以事实为基础?

郑义:当然是调查报告,每句话都必须要有出处的,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为了把情况调查清楚,我到基层时,有几方面的人,我都尽量要见的:

第一,是当地公检法方面的人。在他们的档案里,有犯罪的具体记录,这些档案是有法律效力的;

第二,尽可能采访当年受迫害者和揭露迫害的地方官员。文革不只是普通群众受迫害,共产党内部意见不一样的官员也受到了迫害。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的,他们有一定地位,说话也比较慎重,所以提供的材料也是比较可信的;

第三,我还要去见当年杀人和吃人的凶手。他们有些人年纪很大了,也没有判刑,还在自己家里住着,我就跑到农村去见他们。还有一些关在监狱里,我就到监狱去访问他们。

第四,就是去见当年被屠杀或被吃掉的受害者的遗属,听听他们怎么说的,因为他们是苦主。

出版十多年 无人敢说“不”

总之,只要是能够向我提供确凿、可信证据的人,我基本上都见了。我没有发现一个人对我撒谎。从不同渠道得到的资料,没有任何矛盾之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的关于广西人吃人的著作,如《红色纪念碑》,基本上是以这个调查为基础来写。这些书公开出版十多年来,没有任何人敢出来说一个“不”字,包括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在民间,有持不同意见的人说:你把这种事情写出来,不是丢我们中国人的脸吗?我说,不是丢中国人的脸。比如,揭发德国纳粹、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并不是说德国、日本就没有好人了,不是这个道理。

……

这么多年来,没有人敢出来否定,这得益于当初向我提供证据的是真实的,我写的也是真实的,绝对不敢有任何想像和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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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杰: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中国当代作家笔下只有对欲望的放纵和对传统的自恋,而没有对人性的反思和对历史的追问,此类作家的代表便是被捧为”跟苏东坡一样伟大”的贾平凹。早在八十年代,贾平凹便以审丑风格的乡村题材小说和访古笔记体散文而著名;九十年代初期,他的一部厚厚的《废都》更是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纵欲主义推到了继明代《金瓶梅》之后的又一高峰。如果说《金瓶梅》展示了一个即将覆灭时代最后的狂欢,那么《废都》同样宣泄了一种更加颓败的末世的狂欢——一种成熟到了腐烂地步的文明,像”酱缸”一样败坏了所有身处其中的人。中国文人是文化衰败过程中最敏感的一个群体,也是这个社会上最软弱、最虚伪、最淫荡的一群人。由于没有对彼岸世界的永生盼望、缺乏内心深处道德律令的约束,他们难以抗拒即将到来的文化崩溃,如同猪猡一般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他们无耻地将苦难转移到女人身上,通过疯狂地发泄性欲、通过对女性肆无忌惮的凌辱,来重新获得所谓的”自信”和”自洽”。

《废都》在九十年代初中国人精神溃败的大潮中应运而生,因为过于色情而遭到删节和查禁,反倒让其脍炙人口,甚至让贾平凹与言论自由的争取者沾上了一点关系。其实,贾平凹从来就对言论自由没有兴趣,他有着西北农民”大智若愚”式的狡诈——我们不能美化农民、不能自作多情地认为农民有多么”纯朴”。贾平凹完全知道如何去迎合掌权者和读者,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得意地引用某文学评论家对他的评价:”一些搞文学评论的人说,要研究贾平凹两点:一是他有老鼠般的敏感,往往能把握社会动态,有前瞻性,这是怎么具有的?二是他怎样由清纯到混沌,由一河清水到一个酱缸的?他这话让我也很吃惊。我也无法说清呀,这可能是这个时代把我变成这样的,我也不自觉,随着时代一步步走了过来吧。”

一本《废都》让读者们充分发挥各自的想象力,根据作者特意设置的”以下删去若干字”的方框,在茶余饭后玩填字游戏。《废都》的消遣的功用类似于麻将。《废都》开启了中国当代文学”下半身写作”之先河,让”严肃文学”参与填补中国大陆缺乏成人杂志所形成的市场真空。作为一本想象与写实并存之书,《废都》最大的价值便在于,它隐含了两句实话——”西安是中国的废都,中国是地球的废都”。或者换用摇滚歌手何勇的歌词来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垃圾场”——”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这里边你争我抢。吃的都是良心,拉的全是思想。你能看到你不知道,你能看到你不知道,我们生活的世界。”在《废都》中,主人公庄之蝶是贾平凹欲望的投射,而贾平凹堪称西门庆的转世灵童。”性”是这群废都文人生命中的全部内容。他们吟诗作赋、抚琴下棋、吃肉喝酒,仅仅是为了转移肉体欲望的渠道。他们的喜好或才华,根本无法为他们提供恒久的、精神性的满足。惟有女人,才能让这些失去”中心位置”的文人获得某种心理和生理上的安慰。

在《废都》中的每一行文字里,在贾平凹所有的作品里,读者都找不到作者对女性的最起码的尊重和关爱。《废都》中的女性,要么是性欲得不到满足的花痴,要么是被强奸之后心甘情愿的顺服者。贾平凹兴致勃勃地描写变态的性爱过程,真不知道他如何心安理得地面对自己的母亲、姐妹、妻子和女儿。这个在现实生活中频频传出嫖妓丑闻的”废都中的废人”,在其想像的文学世界里则不受法律约束地充当强奸犯。文学固然不应当成为道德的附庸,但文学也不应当成为道德的敌人。无论如何,对强奸的歌颂都不能被一个正常的社会接受和赞扬,而今天中国社会对贾平凹作品的接受和赞扬,正表明中国社会有多么地不正常。研究强奸问题的美国学者苏珊?布朗米勒在《违背我们的意愿》一书中指出:”把生殖器作为耀武扬威的武器是男性的一大发现,可列入史前最重大发现之一,其重要程度不亚于火的发现及粗糙石斧的首次使用。我相信,从史前期到如今,强奸一直发挥着一个重要的功能,即有意识的威慑功能,通过这种功能,所有男性可令女性望而生畏。”对于身体和精神都无比羸弱的中国文人来说,强奸女人是他们被权力阉割之后的自我想象、自我安慰。

从贾平凹的”雅俗共赏”可以看出,中国当代文学陷入了比赛谁更贱、谁更脏的怪圈之中。贾平凹以善于描写”性歧变”而闻名,据批评家李建军的不完全统计,在《怀念狼》这部不足二十万字的小说中,”写及屎及屙尿、尿及溺尿的事象多达十三次,写及屁股、屁眼(肛门)、放屁、洗屁股、痔疮的事象多达十四次,写及人及动物生殖器及生殖器隐匿与生殖器展露的事象多达二十次,写及精液及排精的事象有五次,写及性交(包括乌龟性交一次,人鸡性交一次、人”狼”性交一次)、手淫、强奸十次,写及尸体四次,写及月经带(经血带、月经棉花套子)、脏裤头四次,总共七十余次,平均不到四页,就写及一次性歧变事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西方只能算三流色情杂志的写手的人,在当代中国却被奉为文学大师,这也太搞笑了。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亲自给贾平凹颁发茅盾文学奖,在文学评论界被认为最有才华的青年评论家谢有顺在颁奖典礼上不吝给予美不胜收的礼赞:”贾平凹的写作,既传统又现代,既写实又高远,语言朴拙、憨厚,内心却波澜万丈。他的《秦腔》,以精微的叙事,绵密的细节,成功地仿写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并对变化中的乡土中国所面临的矛盾、迷茫,做了充满赤子情怀的记述和解读。”我真不知道谢有顺是如何从心理阴暗如老太监的贾平凹身上发现”赤子情怀”的。

贾平凹很喜欢”玩古”,作为废都的西安,有多少秦砖汉瓦可供这个废人把玩呢?于是,许多读者以为贾平凹是这个时代最有文化的人,他多么会”讲古”啊!贾平凹也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将上下五千年一笔写下来。其实,不仅”刘项原来不读书”,而且贾大作家也不读书。在一次访谈中,贾平凹炫耀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领悟能力好,有些字我不一定认识,但我马上能知道它的意思。我曾系统地看过先秦文学,每一个代表人物的著作我都看过一遍,如张岱、归有光,就不仅仅只看选集,而是把他的全部著作都看过。”贾平凹哪里知道,先秦的时候,张岱、归有光们爷爷的爷爷都还没来得及出生,他到哪里去系统地阅读他们的”先秦文学”呢?贾平凹还别出心裁地将他的书房命名为”上书房”,文学评论家韩石山指出:”上书房,是古代太子读书的地方,你爸爸又没当过皇上,你的书房怎么能叫上书房?”这些笑话比体育节目主持人韩乔生所说的”打开冰箱看电视”还要让人忍俊不禁。

对于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许多中国当代作家归罪于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他们像怨妇一样对诺奖又爱又恨。他们却从不反躬自问,自己笔下的这些文字究竟是宝贝还是垃圾。那么,什么样的作品中有对人性的反思和对历史的追问呢?同样是第三世界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他最钟爱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政治小说”——《雪》中,完成了”对故乡忧郁灵魂的追寻”。这部小说真实地再现了土耳其宿命般的世俗化与宗教化之困。故事写一位流亡德国土耳其诗人卡,回到度过童年生活过的边陲小城,去采访女学生因戴头巾被校方拒绝入校而相继自杀的新闻。一场暴风雪,将卡尔斯通往外部的一切联系割断。一场政变发生,军方、宗教极端势力、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和凯末尔主义者相继投入博弈。帕慕克对压迫、愤怒、阴谋和暴力的分析,使他在土耳其读者中引起据巨大的争议。他被一些同胞憎恨,他的书被焚烧过,甚至生命也受到过威胁。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痛斥帕慕克为”叛国者”,他也曾被人以”侮辱土耳其国格”的罪名告上法庭。

然而,帕慕克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他对同样有着某种”废都”特质的土耳其的文化与历史作了最为勇锐的反思与批判,他没有选择像贾平凹那样在龟缩在”酱缸”中以”废人”自居,他挺身而出唤醒”铁屋子”中的同胞,让他们消除仇恨、拥抱自由。帕慕克在诺奖的颁奖典礼上这样说:”一个作家把自己成年累月关闭在一个房间里,就是磨练这种艺术,为自己再造一个世界,而以自己的秘密伤痕作为出发点。不论他是有意无意,他都表现出对人类的深刻的巨大的信心。我始终相信所有人都互相近似,相信其他人也有我一样的内心伤痕,因此他们可以理解,我由此而来获得信心。所有真实的文学都来自这种儿童般的、充满希望的信念,即人都相近。”多如牛毛的中国当代作家,有谁在这样写作,有谁在这样思考?

廖天琪:腊梅和报春花

这是充满希望的一年。零八宪章的精神薪火相传,不绝于缕。1月12日有22位中国学者、律师联名抵制中央电视台的违背新闻工作的原则,宣传不实消息、对于重大新闻不予报道或者进行淡化或削弱处理、播出违反现实和历史真相的消息和电视剧。由于春节快到,他们还抵制那官方拿出巨资来策划,并于幕后掌控的媚俗愚民的春节晚会电视节目。以往几年的春晚节目充满了向权力献媚的话语和意识形态,节目中充斥了陈旧落后的观念,娘娘腔的男主持人和演员令人作呕不说,年轻漂亮的女性主持人全都是没有个性,没有文化素养, 一付谄媚和讨好人的女奴嘴脸,令人看得直翻胃。虽说这是官方定下的调子,但是也反映了长期被剥夺了权利和自尊的中国人的不辨是非的糊涂和品味。

在零八宪章上签了名的三百多位国内知识分子,这一个月来不断地受到当局的传唤、审讯和恐吓骚扰,但是这些老中青年三代的作家、学者和维权人士不但没有退缩,反而再接再厉再度公开地站出来说不,这样的勇气和正气毋宁是让人极为敬佩的。曾经被郭沫若、冯友兰这样的文人学者所沾辱,而声名狼藉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名声,现在被刘晓波和他认识与不认识的同道们重新振作起来了。刘晓波一被抓,四天之后就有联署的沙叶新等四十人站出来说“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还有些被传唤的人在强大的国家机器前,表现了如此的正义和勇敢,以致身连审讯他们的公安人员也不得不肃然起敬。的确,自由和人格就是一个个勇敢的个人一步步做出牺牲的准备争取来的。

无独有偶,1月13日北京市委所属的《北京日报》上有一篇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沈敏特的文章“追求真理离不开言论自由”。作者举出马寅初和张志新两位因言获罪,挑战权威的例子,一个被冷冻,一个被杀害,其后果是中国人口爆炸的灾难和全国堕入一片墓园的沉寂。作者没有写出来,却意在言中的是:中共执政以来的一系列人为的大灾难都是有谎言在背后鼓噪的。这样的文章能见于官方的报刊, 这是令人可喜的现象。

以凌沧洲、冉云飞为首的抵制央视的呼声是零八宪章精神的延续,表现了当前一些大陆知识分子寒冬腊梅的英姿, 而沈敏特教授的这篇文章是否是一朵过早开绽的报春花,我们只能以期待的心情,拭目以待。

野  渡:《零八宪章》触动当局神经 网络不开放是常态

 

1月12日下午,参与签署《零八宪章》的民主与自由网站负责人野渡被广州国保约谈,这是他自签署《零八宪章》以来第四次被国保约谈。1月13日,《参与》记者就《零八宪章》的意义与中国互联网09年的形势专访了野渡先生。

《参与》记者:请问是否方便透露国保约您谈话的主要内容?

野渡:主要是关于上次接受香港电台电视部采访的事情,问我谈了什么内容,大约进行了四个小时,包括喝茶、吃饭、谈话。我认为我有接受采访的权利,所以没什么好隐瞒的,都是光明正大的。

《参与》记者:现在全国各地都有《零八宪章》的联署者被传唤、拘留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这些联署者愿意冒风险去宣传一些几乎为人所周知的普世价值呢?

野渡:我们知道,中国改革三十年以来的定向目标是建设小康社会,但小康社会只是财富和经济方面的发展目标,如果一个社会仅仅看重经济层面的发展目标是很可悲的,《零八宪章》是为中国在经济之上的精神层面提出了发展目标,虽然民主、自由、宪政等提法过去也提过,但《零八宪章》是一个具有建设性、系统性的纲领,另外《零八宪章》在知识分子阶层引起很大反响,崔卫平、徐友渔等著名学者签名并撰文阐述其信仰的价值观,这也是这三十年来所前所未有的。

《参与》记者:为什么《零八宪章》让当局的神经如此紧张?这与2009年集中了许多周年纪念日有关么?

野渡:估计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当局有“周年恐惧症”,特别是2009年敏感日子比较密集,在《零八宪章》出台之前,互联网上就有消息说当局已经开始清查敏感问题,所以《零八宪章》的发布无疑更加刺激了当局的这根神经,这当然只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零八宪章》很容易让人想到《七七宪章》,而《七七宪章》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大家有目共睹,当局很害怕有同样的结果出现,这是为什么会遭到打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参与》记者:09年初,国新办、公安部、文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开展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整治行动,1月9日知名博客网站牛博网被关,这些是不是都寓示当局将进一步收紧网络言论自由?

野渡:可以看得出,09年中国的互联网是控制得相当紧的,而且从08年末打压南方传媒集团等事件中就可以看出端倪,这和互联网在中国发挥的作用密不可分。我们知道,互联网在欧美国家只是作为传统媒体的补充,而互联网对于中国而言则好比印刷术之于欧洲的意义,在互联网兴起之前,舆论媒体被控制在当局手中,老百姓没有发出声音的地方,互联网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套用一句广告词,那就是“我的地盘我作主”。特别是从2003年公民维权运动开始兴起,传统媒体也不得不从互联网上获取信息,否则将会被淘汰。从08年汶川地震的媒体报道来看,开放程度较以前似乎有所进步,但当局为了维护其长远利益,不会放松对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媒体的控制,所以说开放是临时的,不开放是常态的。

吴庸:纪念储安平先生百年冥诞

储安平先生留给世间最具震撼力的洞察莫过于“党天下”的议论了。这三个字言简意赅,将中共执政本质揭露无余,言人之所未言,振聋发聩。先生锐利的目光和透彻的分析,通过“党天下”三字,使久蓄的睿智和非凡的魄力达到新的境界。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群星中,储安平先生的光芒耀眼。他对国共两党的比较,关于民主自由的多少与有无的区别,证之实情,令人敬佩他的透视力的深邃。当时中共正以“民主”、“自由”的旗帜大肆招摇,毛泽东公开许诺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储安平先生在《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中指出:“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储先生还在《中国的政局》中进一步指出:“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一针见血的分析直指当时甚嚣尘上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氏“新民主主义”的鼓吹,欺骗和诱惑了多少人倾向和投奔中共,这些人满以为找到一条新路。即使经过“抢救失足者”的无端迫害、有了王实味被无辜杀害的血的教训仍不觉悟,又经过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文革等一系列暴政仍不清醒,至今有些人还在鼓动胡锦涛恢复“新民主主义”,认为有了它就有了政治上的民主,何其愚昧!朱厚泽先生识穿了“新民主主义”,指出那是假民主主义,不过是专制主义的假面,这声断喝才表示从毛泽东的忽悠中终于醒悟,时间却已过了半个世纪。半个世纪前,还在1945年储安平先生就已指明在共产党统治下“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1947年又指明共产党“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向它去寻求民主是枉然的,这是何等远见卓识啊!

回顾储先生一生,创办《观察》周刊是他传播自由主义理念的最辉煌的结晶。《观察》自1946年9月1日创刊至1948年12月24日被封,共出5卷18期,发行量曾达10.5万份。政坛官员,士农工商,城乡僻壤,内地边疆,都有它的读者。《观察》标榜的是“独立”和“超党派”,成了国共内战爆发时期的第三势力代言人。它称自己“大体上代表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刊物的守则是“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它所发出的独特的声音,代表了当时自由主义志士在两大专制力量之间开掘一条新的民主之路的努力,在历史上留有鲜明的一页。

1949年初储先生抵达中共治下的北平,登上毛泽东自称的“贼船”,从此滑入人生的下坡路,短短10年在当权者蹂躏下跌扑爬倒,最后竟不知所终,实在不是“悲痛”二字所能包容。这段历史留下若干难以破解的问号停在那里,使人困惑不已。历史链条的这些断裂亟需探索者将它衔接起来,让历史之流顺畅而下,其起伏、波折才会给世人以有益的启示。现在,试举几个历史链条的断裂如下:

(一)在大陆即将转入中共之手,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时,以储先生的观察,中共治下既无自由又无民主,为什么要投奔中共呢?我想,储先生观念坚定,不会轻信说客的花言巧语吧?投奔中共的选择令人费解。与之对应的是胡适先生,当时也有人多方进言,劝胡先生留下,胡只说:在美国有面包有自由,在苏联有面包无自由,他们来了既无面包也无自由。胡适的评价不幸而言中。储、胡二人选择不同,结局迥异,这个历史之错位能给人们以何种启示?

(二)在《中国的政局》中,储先生告诫读者:“共产党最可怕的一点是统制思想。”“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了下去。”既然认识到中共对思想统制的严酷,为什么到北平不久就欣然受命复刊《观察》?储先生是否了解,一个第三势力代表在中共的政治光谱中处于什么地位,能够把一个意识形态岗位交托他掌管吗?尽管《观察》复刊辞极尽卑躬曲身之意:“我们过去的工作是经不起检查的,我们过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在我们的内心里是空洞的、徬徨的。我们有理想,但这个理想是抽象的、笼统的、没有具体内容的;我们有热情,但这股热情是虚浮的、飘荡的、没有一定寄托的”,如此否定过去的一切也没有获得当政者满意。因此,《观察》于1949年11月复刊,1950年5月就宣布改组,由中共接管,改名为《新观察》,储先生调任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看来,“统制思想”是铁定的,复刊《观察》是应付的。储先生这段曲折历程,应当如何从历史的际遇角度给予恰当的评价?

(三)毛泽东提出调整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原则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由此就有放权让民主党派办报以执行监督任务的举措。这给民盟等党派注入一针兴奋剂。章伯钧立即作出反应:“现在,民主党派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了,我们党内的工作,应由自己负责任来搞,不要统战部过多的帮助……”(章诒和:《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这表示章氏并未理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底蕴。储安平先生被确任为《光明日报》总编辑,也雀跃不已。他已经顾不得《观察》复刊旋被取缔的教训,立即向该报全体工作人员讲话:“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章诒和:《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看来,储先生也不理解“长期互存,共同监督”的底蕴。毛泽东当时对他的心腹讲:“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毛选5卷355页)这里不妨提出一个问题:怎样解释这种历史的误会?

(四)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中说:开国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毛所依据的是共产党的老传统,即绝不与其他社会势力分掌政权,哪怕是工人政党。“民主人士”在毛的头脑中是资产阶级代表,打倒蒋介石政权后已失去拉拢和利用的价值,只能成为排斥和斗争的对象。中共召开新政协、组织联合政府、分权给众多非中共人士,不过是一种过渡,1953年立即改组政权,成为中共单一执政形式。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一是低价收买资产,二是剥夺政治资本。“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于净,没有剥夺于净的还要剥。”(毛选5卷337页)毛认为,“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是帝国主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的,“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消化掉”。(毛选5卷342页)根据这一战略方针的实施,反观储安平先生在中共治下的种种遭遇,或者可以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它对于中共的执政史以及对于当前官僚资产阶级的掘起和祸害,是否有助于提供一份线条分明的和发人深思的理论分析呢?

填补上述种种历史空白,将有关的历史链条的断裂衔接起来,对认识上一代自由主义者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是有助益的,对认识自由主义在抗拒共产主义的活动中的价值是有借鉴意义的。

2009年储先生冥诞百年,时光过得真快。有关的纪念活动即将来临。百益网1月7日报道,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将于7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纪念储安平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特向海内外公开征集文献。不论何人,不论学术背景,不论供职处所,均可参预。凡对储安平研究有帮助的信息、史料、研究或者其它文献均表欢迎。会后论文集将在大陆、台湾公开出版。讨论会的学术负责人为对储安平素有研究的谢泳先生。我们期待着这次纪念活动结出丰硕成果。

(2009.1.10)

熊培云: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关于《浪潮》

今日世界,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而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也正在试图从“后极权”的坑坑洼洼中走出。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当历史翻过黑暗的一页,过去那个血腥而愚昧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然而,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么?

世界离独裁有多远?35岁的德国导演丹尼斯?甘赛尔(Dennis Gansel)透过他杰出的电影《浪潮》(Die Welle)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1. 纳粹速成班

汽车摇摇摆摆,车外人来人往,影片《浪潮》在一片轻松而热烈的摇滚音乐中开场。这是一所普通的德国中学,主人公赖纳?文格尔(Rainer Wenger)是该校一位老师。不巧的是,今天他被告知自己喜欢的“无政府主义”课被另一老师抢先一步,而且事情已毫无回旋余地,文格尔只能硬着头皮在接下来的“国家体制”主题活动周上主讲他并不喜欢的“独裁统治”。

故事就这样围绕着接下来的一周展开:

星期一。文格尔来到教室时,教室里一片自由散漫的气氛。显然,文格尔并不适应这个课堂以及他将要讲的课。“如果我是你们会去上无政府主义的课,而不是听这倒霉的独裁统治。”这是他的开场白。当他将“Autokratie”(独裁统治)写在黑板上时,学生们仍在看闲书、发短信,东倒西歪,以至于文格尔不得不停下来希望大家“给点反应”、“好歹这一周要打发过去。”然而,就在大家七嘴八舌、漫不经心地讨论独裁统治时,文格尔陷入了深思。显然,他并不相信学生们所说的“纳粹已经远离我们了,我们德国人不必总带着负罪感。”或“独裁统治不可能发生在今天,因为没有民众基础。”课间休息后,文格尔让学生重排桌椅和座次,他准备做一个试验,让学生们体会独裁的魅力。文格尔说,独裁的主要特征就是“纪律性”。通过口头投票,最后文格尔成为课堂上的“元首”。接下来他要纠正大家的坐姿,而且发言时必须站立,必须尊称他“文格尔先生”,不服从者可以退出。

星期二。文格尔再次走进教室时正襟而坐的学生们向他齐呼“早安,文格尔先生”。 “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这节课,文格尔要求大家站起来像军人一样踏步,“感觉所有人都融为一体,这就是集体的力量”。而且,踏步的另一个目的是,一起将楼下的“无政府主义课”踩在脚下,“让我们的敌人吃天花板上的灰”。显然,通过这种集体行动,文格尔试图给“独裁班”的学生们一种优越感——“无论表现怎样,我们这个班也比楼下的‘无政府主义班’要好”。接下来,文格尔与学生们一起讨论是否需要穿着统一的服装,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一种廉价的白上衣与牛仔裤定为他们的“制服”。

星期三。课堂上,只有女生卡罗继续穿着她的红上衣,其他学生都如约穿上了白衬衫。制服使卡罗陷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她仿佛不属于这个集体。上学路上,她的男友在说她“自私”,而现在文格尔几乎无视她的存在,同学们也不和她讨论,并视之为异类与不合作者。有人建议给班集体取个名字,最后“浪潮”从“恐怖小组”、“梦想家俱乐部”、“海嘯”、“基石”、“白色巨人”、“核心”等名字中脱颖而出,成功当选。红衣女生被冷落,她提出的“变革者”无人响应。这节课还定下了“浪潮”的标志。当晚,“浪潮”成员开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张贴他们的浪潮标志。

星期四。在“浪潮”组织中获得归属感的成员们的创造力也被激发出来。课上有人动议,既然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手势,浪潮也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手势。这是一个右手在胸前划波浪的手势。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浪潮”,并以是否做这个手势与他人划分界线。甚至连卡罗年轻而玩世不恭的小弟弟也加入进来,甘愿为“浪潮”把门,凡不能做浪潮手势的人,都不许进学校。卡罗越来越觉得情况不妙,她奉劝文格尔立即中止这个游戏,因为他“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

星期五。课程接近尾声,文格尔希望大家将参与“浪潮”的体会写下来。文格尔激进的教学方式同时受到来自校方与家庭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情绪失控而掌掴女友卡罗的马尔科后悔不已,乞求文格尔能中止这一切,并指责这所谓的“纪律性”不过是法西斯的一套。文格尔知道,一切该结束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如期漂亮的结尾。当晚,所有浪潮成员都收到文格尔发来的一条短信:事关“浪潮”的将来,周六12点务必在学校礼堂开会。

星期六。学校礼堂。文格尔让学生关闭了礼堂。在选读了几篇学生们关于“浪潮”的体会后,文格尔发表了一番振奋人心的演讲,并煽动学生们将其间提出异议的马尔科揪上台来。在一片“叛徒!叛徒!”的高呼声中,马尔科被争先恐后的学生们举到了台上,以接受惩罚。事情本来到此为止,接下来文格尔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法西斯当年做的”,并宣布独裁实验结束,“浪潮”从此解散!然而,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按着文格尔的意愿发展下去。狂热分子蒂姆拔出了从网上购得的手枪,乞求文格尔不要解散“浪潮”。“浪潮”是他的第二生命,他绝不允许背叛,即使文格尔也不成。电影由此进入高潮,蒂姆枪杀了一位同学并在绝望中吞枪自尽,重重地倒了下去。

这就是“浪潮”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纳粹速成班”的故事。它速成亦速朽,然而一切顺理成章。

2. 蒂姆是一个隐喻

《浪潮》是根据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克柏莱(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那是在1967年4月的一节历史课上,一位学生向老师罗恩?琼斯(Ron Jones)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对此,琼斯不知道如何回答。之后他决定,大胆地进行一项实验。他要重建纳粹德国,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就在他的教室里。他想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不仅体会其恐怖,也体会其魅力。而且,不出琼斯所料,正如《浪潮》所表现的,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实验中,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狂热,而且告密成风。五天以后,当几百名学生在礼堂里伸出手臂向琼斯致以崇高的“浪潮”问候礼时,你首先能想到的,或许正是里芬斯塔尔在《意志的胜利》(1934)中记录的德国人向希特勒欢呼的场面。不过一切还好,琼斯最后控制了局势,戛然而止——“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优秀的纳粹。” 在最后的聚会上,琼斯接下来给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所作所为:恐怖、暴力、毒气室。琼斯看着一张张不知所措的脸。最初的那个问题得到了回答。

相较琼斯的教学实验来说,《浪潮》的结局显然更富戏剧性,残酷的陡转让你不得不认为导演甘赛尔从《死亡诗社》的结尾中获得灵感。尽管这种剧烈的冲突招致一些批评。但在我看来,狂热者蒂姆(Tim)的出场,恰恰是《浪潮》区别乃至超越琼斯教学实验之关键所在。我甚至认为,从影片所要达到的思想高度来说,《浪潮》的主人公与其说是文格尔,不如说是蒂姆。

蒂姆性格内向、不善交流,少有成就感,在学校更是经常被人欺负,被人称作“软脚虾”。也许是这个原因,他一直希望周围能有几个“兄弟”。为此,他经常给其他男生送些小恩小惠,并在后者近乎鄙夷的目光中讨好说:“是送你们的,我们是兄弟。”然而,事实上,没有人把他这个窝囊鬼当兄弟。

对于为什么加入“浪潮”,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理由。显然,对于蒂姆来说,“浪潮”更意味着一种梦寐以求的力量,就像他后来握在手里的手枪一样。文格尔的介入与“浪潮”的成立,显然给一直处于“校园底层”的蒂姆的生活带来转机。而且,他竟是那样全心全意,甘于冒险犯难。为了制服,他焚毁了家里所有名牌上衣。制服的确给蒂姆带来一种神奇的力量感。当他被欺负时,他开始试着反抗,而与他同穿制服的“浪潮”成员也走过来保护了他。因为浪潮的存在,蒂姆感觉自己不再是一条虫,而是一条龙的一部分。在喷涂“浪潮”标记时,他不顾危险爬上市政府大楼。他不仅用假手枪吓退了寻衅斗殴者,甚至自告奋勇要为“元首”文格尔的保镖,弄得文格尔莫明其妙。蒂姆诚心诚意地想维护“浪潮”的坚固,要光大它的荣耀。在他看来“浪潮”就是他梦想中的帝国,而文格尔先生就是能为他引领未来的领袖。

了解了蒂姆的这种近于迷狂的心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最后会拔枪。从中也不难发现,在类似“浪潮”的组织中,加入组织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互相绑架的过程。它提倡以组织的名义消灭异类,却不允许成员主动退出,因为主动退出对于组织而言是一种不可控的行为。文格尔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浪潮的利益代言人。当他像赵匡胤一要被手下皇袍加身,他只能应允,而不能主动退出。

伏尔泰说,“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荷尔德林说,“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一个人信仰乌托邦并非恶,真正的恶是这种乌托邦被赋予魔力,从而具有进攻性。显然,在《浪潮》中,蒂姆更像是一个隐喻,被革命唤醒的怪兽,被科学家创造的弗兰克斯坦,抑或其他。“浪潮”使蒂姆获得了“新生”,他的成长远远超出了文格尔所能控制的范围。组织之我的成长,同时意味着个体之我的消亡。

3. 通向奴役之路

“纳粹速成班”不仅为观众展示了一个微缩的纳粹德国,也清晰地呈现了这些学生如何通向奴役之路。与之同时进行的是个体被集体化如何被异化。

在第一节课上,当被问及“独裁统治的基础是什么?”学生们回答包括意识形态、控制、监视、一位元首等等。同样,高失业率与社会不公、通货膨胀、政治信用破产、民族主义等等,这一切都有利于独裁的诞生。不过,这都是一些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当这一切变成一种日常的和风细雨时,“浪潮”成员们似乎都失去了警觉,而是沉醉于他们的同志友爱和共同理想。

在《浪潮》中,观众几乎可以看到所有有关独裁的典型元素:没有原则的集体主义,泯灭个性、消除差异的制服,对异己的隔离与言论自由的取消,一个元首,替罪羊,光天化日之下类似黑话的手势,煽动性的反政府演讲,利他名义下的强迫,对未来利益的许诺,标榜团结的仪式,归属感等等。

而且,“浪潮”不仅是一个平等的集体,也是一个健康的集体,站起来回答问题首先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星期六的会场上,当文格尔指责马尔科是受女朋友唆使的“叛徒”时,旁边一位女生称马尔科“已经被传染了”。在他们看来,谁反对浪潮谁就是瘟疫。只有拥护“浪潮”的人才是健康的。为了维持这种健康,文格尔在演讲中指责德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输家,政治家根本是经济的傀儡。“当我们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时候,那些富人却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间站,还想从高处来欣赏这一切。此时此地,我们要创造历史。从现在开始,浪潮将席卷全国,谁阻止它,浪潮就将它吞噬。”也正是这个原因,觉醒者马尔科被当作敌人要被浪潮清除、吞噬。

关于为什么加入并沉醉于“浪潮”,文格尔选读了学生们的部分感想:“这几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从前我总是惹事生非,‘浪潮’让我投身于一件有意义的事,这就足够了。”“如果我们能够相互信任,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愿为此重新做人。”

然而,这种平等,正如托克维尔在1848年的一篇演讲中所提到的:“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显而易见,浪潮寻求平等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通向奴役之路的过程。

正如文格尔最后打开谜底时所说的:“你们还记得我曾经问过的问题吗,独裁统治是否会实现,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法西斯主义。我们自以为高人一等,比别人优秀,我们将所有反对我们的人排队在这个集体之外,我们伤害了他们,我们不知道还将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浪潮”本是个中性词,当它成为一种暴力,便成了吞噬一切的恶。

4. 人性没有终结

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时,一个问题困扰着许多人。“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著名的极权主义研究专家阿伦特发现了一种基于日常服从的恶。也就是说,艾希曼之所以恶行累累,不是因为他本性恶,而在于他在一种恶的体制中“尽职”,而这种尽职的背后,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还是一种美德。

为此,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1974年做过一个很著名的实验:请一批实验志愿者在一群实验组织者——心理学家们的监督下,考察一群被实验对象的单词记忆能力。每个实验对象的身体被联接到一根电击棒上,电击棒由志愿者们操控,被实验对象每次背错一个单词,志愿者就要对他进行电击一次,电压强度逐次提高15伏,最高达到300伏。实验过程中,很多被实验对象在高压电流的刺激下,反复挣扎,发出惨叫,请求停止试验,当时情形如同梦魇,按照一般人的逻辑,目睹被实验对象的种种挣扎,很多志愿者会一定会停止电击,放弃实验。然而事实是,所有志愿者中只有很少的人停下来,其余全部完成了实验,也就是说,对被实验对象都实施了电击,最高达到450伏。也就是权威在场时,人们会服从权威,即使作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心理不安。

当民主政治在全球攻城夺池、遍地开花时,弗兰西斯?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已经终结”。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然而,即便如此,谁也不能打保票说,人类可以坐享民主之成,从此一劳永逸,因为“人性没有终结”,因为任何制度都不如人性古老,亦都比人性更早消亡。无论是独裁,还是民主,抑或是其他形式,皆出自人性。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屡屡读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新闻。

比如2008年4月13日晚,昆明某高校发生一起内衣丢失的小事,激化成一桩恶劣的校园暴力案件。10个女生围住另一位不停殴打,有人向她头上浇淋吃剩的方便面汤,有人在她脸上用眉笔写字。更为恶劣的是,甚至当着男生的面,这些人强迫这位女生脱下裤子暴露下身,并用手机拍下施暴与受辱的照片和视频……

谁能想象,这些恶正是被视为善与美的象征的女人干的。我曾经说,没有底线地合群,人类会走向疯癫。每个人心目中都住着一个暴君,每个人都是独裁的种子,也都有灌溉独裁的潜力。只要条件成熟,这一切难免会与一种恶的集体主义里应外合,长出独裁的恶之花。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让我们回到1967年4月克柏莱中学的那场试验。就在试验结束之时,罗恩?琼斯对他的学生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江棋生: 狱中“互联网”

大游行之后二、三天,狱方来了一个突击大调号,26号中其他人都被调走了,只留下李玉奇和我。这时,我入狱已三个多月,每天三餐仅1元钱的牢饭标准开始充分显示它的功效,我被迫取消了任何体育锻炼,仅仅保留在号中和玉奇慢慢转圈这一项,边转边聊。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们由营养极为匮乏、热量十分短缺的牢饭,聊到了短缺经济——计划经济。六四屠杀后由人大副校长提拔为北大校长的吴树清,不久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是: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文章的核心意思是,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搞市场经济,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不动摇。因为计划经济远远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如果听从“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主张放弃计划经济,那就会将中国引向万劫不复的境地。我想,如今这个吴树清,恐怕早已将自己的“雄文”故意遗忘了。而我和玉奇忘不了的是,物资短缺、营养不良竟常常使我们连书都读不进去;下棋的时候,也是臭招迭出,脑子根本不够使。

204监区的牢饭以窝头为主,每隔一天的晚餐,换成馒头。星期天,有时候能吃到茴香馅的包子,还会搭上一头蒜。我和玉奇将蒜放在一个小碗里,注入凉水,不久就长出了翠嫩的蒜叶,既能供观赏,又能搁在菜里,改善味道。在狱中,每天中午,雷打不动肯定吃素;晚上的菜,有时会有少量肥肉粒。我记得我们在吃菜的时候,会不约而同地、细心地把小小的肥肉粒挑出来,放在一边;晚饭吃完后,再将肥肉粒含在嘴里,慢慢地、慢慢地让其化掉。

在我和玉奇呆在26号的日子里,口含肥肉慢慢化掉是一件略带心酸的趣事;此外,我们还遇上了一件意想不到、振奋人心的乐事。大约是1990年1月10日左右的一天下午,静静躺在床板上的我们隐隐听到传来有节奏的声音。再一听,发现声音是由暖气管传来的,低低的,但很清晰。很快,我们都猜到了:一定有人在传递什么信息!这时,我俩谁都躺不住了,玉奇走过去背靠暖气片坐下,将耳朵凑到管子旁细听,边听边数数。过一会,他惊喜地告诉我,传来的是“你好”两个字!那么,玉奇是如何破译秦城暖气管“密电码”的呢?原来,在大伙儿所熟知的26个英语字母表上,每个字母都对应一个数。这样,假如对方敲14下后停一下,玉奇就会记下一个字母“n”,再敲9下停一下,玉奇知道是代表“i”,接着再得到了“h”、“a”和“o”,连在一起,就是“nihao”,而这正是“你好”的汉语拼音。由暖气管传来的“你好”,正是甭提多么暖人心了!我和玉奇当时真是乐坏了,直想喊,直想蹦,但当然是忍住了。马上,玉奇就回敲了“你好”,并通报他和我的名字。几天之后,发报工作有了一条技术上的改进,就是以短促的两下连击代表数字“10”。这样,若要发出字母“t”,就不必敲20下了,只需敲出两个连击就行了,发报方和接收方都省事,且不会出错。否则若发字母“z”,要敲26下,敲的人容易敲错,听的人也会数错。

很快,收发报成了我们每天必做的功课。号里有什么事,心中有什么想法,都能及时和左右、上下号中的狱友交流。由于信息通过暖气管网传递,可以说那是一种特殊的上网沟通,一人发报(帖),多人接收。而且,也不再由汉语拼音表达意思,而是直接敲出英语句子来发布消息。此外,我们也找到了最佳的发报方法,就是身子背靠在暖气片上,膝盖上放一本书,装着由左手翻看,右手食指和中指则夹一颗围棋子,在身后敲击暖气管。狱方通过号内的摄像头和武警在门孔中的窥视,头些天并没有发现各号中的收发报行为。后来虽然发现了,也知道了其中的机制,但就是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天天“上网”。北方的屋里,总不能将暖气管这个“互联网”给拆了吧?

有时,我们也通过直接敲墙和隔壁号通通信息,但只是很简单地互致问候,因为敲墙要用手掌猛击,一是自己受不了,二是武警也不方便坐视不管。一般我们每天早中晚各敲一次,敲的最多的是“ok”这个词,分别用数字“15”和“11”来代表“o”和“k”,敲墙时发出雄浑的声音“咚咚  咚 咚 咚 咚 咚;咚咚 咚”,穿墙而去,十分提气。几秒钟后,对方肯定就将回敲“ok”,以示心气相通,心领神会。

在狱中,不同号的狱友成了“网友”。但“网友”见面或聚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共产党比国民党心眼小,招法狠,连放风也是一个号一个号地到楼下隔开的小风圈里去放,让各号“网友”压根儿见不上面。但有一次,管教让我和玉奇出号看过一次电视;在电视室里,意外地遇到了王培公和马少方,大家自是一阵惊喜,一阵亲热。

                            第一个不眠之夜

1990年3月下旬,狱方在释放了一批人后,又进行了一次大调号。这次我被调到32号,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陈见兴和天津的一位大学生华夏关在一起。见兴告诉我,他从24号调过来,曾和人民大学的袁跃、民族学院的熊文钊和北京理工学院的陈卫待在一起,而陈卫在号中教会了他下国际象棋。后来在32号中,是见兴教会了我下国际象棋。见兴是武汉人,大学毕业后自愿去新疆工作,并在那儿成了家。后来又考上北外,攻读硕士学位。在八九民运中,他和梅仁毅教授、梁晓燕老师和艾道祥相熟。我们三人在号中,主要仍是交流参与八九运动的感受和探讨中国未来的走向。但由于我和见兴是成了家的人,因此思念、牵挂家人也常常是我俩间的主要话题。而5月下旬,见兴更是见证了我在秦城监狱度过的第一个不眠之夜。

5月下旬的一天,见兴从管教处回号之后,没有像通常那样竹筒倒豆子,把知道的东西快快说给我听,而是表情有点异常,对我欲言又止。他的凝重神态表明,他一定得知了什么不好的消息。我对他说,不管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不妙,都请告诉我。他在号中快步转了几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对我说:你恐怕一时半会不能跟嫂子见面了。是人民大学校方不放过你,一定要公安局办你!见兴知道我一直思念着妻子和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知道我盼望着能早日和家人团聚。他深知,如今这个管教透露给他的消息,对我无疑是当头一棒,因此他很不忍心告诉我。

听了见兴的话,我的心情的确很差。我深信三月份张军和艾道祥获释后,一定已去过我家,告知章虹我没什么事被当局抓住,因此是关不长的。如今人大校方死咬住我不放,要当局将我逮捕、判刑,这不就使我的团圆梦破碎,重获自由成遥遥无期了么?

当天傍晚时分,管教把我叫了出去。他边为我理发,边对我说:他是实在看不惯人民大学的做法才把消息透露给陈见兴的。给陈见兴说了之后 ,心中还是窝火得很,干脆直接跟我说得了。管教说,市公安局预审处通知人民大学校方,要结束对我的收审,将我送回学校。谁知道人大校方竟拒绝接收,并反问公安局说:人民大学的本科生有被逮捕的(指马少华),硕士生有被逮捕的(指李克洲),为什么博士生你们就不逮捕?把他放回来,我们这里的清查怎么搞?管教愤愤不平地说,这里关的人牵涉到好几百个单位,没见过一个单位像人民大学这样操蛋,非要把人往火坑里推!不光是我,连预审员都觉得人民大学的态度不可理喻,很不地道。管教越说越生气,他告诉我,四人帮就关在离这儿不到100米的地方。把他们关着不放是对的,其他人,依我看都应该放!管教最后对我说:你不幸摊上这样的事,你要调整心态啊!

回到号中,见兴也再三劝我想开点。他说,人家非要让你多坐点牢,你还只能认了。以后出去了,再好好报答家人、亲人呗!我对见兴说,在秦城监狱的八个月中,我的心态一直还可以。凡是当我想到亲人,或想到被中止的学业将永无可能重拾,而心情沉重乃至痛楚时,我会很快转而去想那些做出更大牺牲,承受更多苦难的人,并成功地使自己平静下来。见兴对我说,希望你今夜也能睡个安稳觉。

那晚躺下后,我告诉自己,就是给你扣个“反革命”帽子,把你判个几年,你所付出的,又怎么能跟被罪恶的子弹夺去生命的六四死难者相比?怎么能跟因反抗屠杀而被重判死缓或无期徒刑的北京市民相比?怎么能跟注定要比我判得更重的其他八九民运参与者相比?不错,我将失去和亲人很快团聚的机会,而年近40才觅得的攻读博士学位之路也将被生生截断,然而,比起别人来,这点痛苦和劫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闭上眼睛。然而,另有一种情绪在我心中开始涌动,我觉得自己怎么也躺不住。不仅躺不住,还想立马飞出这高墙电网,回人大校园去当面质问人大校方:连整人为业的公安局都觉得不适合加罪于我,你们却为什么如此左得出奇,非要把人往死里整?公安局要抓我,你们没办法,这谁都理解。公安局要放我,你们出馊主意要办我,这谁能理解?难道,就因为我曾和吴树青(人大副校长)叫板?难道,就因为我曾和马少孟(人大教务长)激辩?难道,就因为我曾和李文海(人大党委书记)交涉?知识分子整起人来,竟然比公安局还要心狠手辣,我算是亲身领教了。

在长明不灭的狱灯下,我虽然闭着眼睛,但却辗转反侧,无法入眠。我如果是一个愿意把坐牢看作是获取政治资本的人,我决不会这样心绪难平。尽管在我眼里,人大校方依然是那样下作,但他们的下作客观上会成全我,没准还会使我偷着乐。但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是一个公安局非要我坐班房,我就认命坐一把的人。而如今倒好,公安局放我一马,他们却阴毒使坏,落井下石,怎能不叫我气不打一处来?

见兴劝我几次后,响起了他招牌式的打鼾声。怎奈我无法说服自己,在一次次气血上攻,一阵阵脑海翻腾中,度过了狱中第一个不眠之夜。

余  杰: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零八宪章》发表之后,除了官方的打压、左派的诟骂之外,还有这样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批评意见:这份文件并无可操作性,中共当局也根本不会接受,这只是少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作秀”而已,所以在这份文件上签名是毫无价值的。

那么,签名究竟有没有价值呢?签名是否只是一种少数人“出风头”的行为?某些标榜彻底反共的人认为,与其这样“不痛不痒”地签个名,不如直接拿起刀枪去“革命”,在他们看来,只有杨佳才算是真正的英雄,其他所有温和的呼吁与努力都是“投降派”的作为;而某些虚无主义者则认为,签名改变不了中国社会的现状,“拯救”已无可能,还不如保持“逍遥”的姿态,好好过自己的小日子。这些似是而非的看法,让我想起了当年两名颇具代表性的捷克知识分子——昆德拉与哈维尔——之间的一场争论。

捷克以及整个苏联东欧的历史进程,已然证明当年发生在昆德拉与哈维尔之间的那场争论,谁是正确的一方,谁是错误的一方。由一次次的签名、请愿而汇集成的七七宪章,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民主运动,终于在一九八九年达到一个临界点,看似固若金汤的共产党政权一夜之间便瓦解了,多次坐牢的哈维尔亦成为民主之后捷克的第一任总统。而昆德拉认为,所有的请愿书都是那么的无望和荒诞,他用残酷的玩笑来消解抗争的意义。他干脆于一九七五年移居法国,以法语写作在西方文坛赢得了一席之地,却与祖国同胞日渐隔膜。九十年代之后,昆德拉有几次悄然回到捷克,行程极为低调,在酒店中甚至以假名登记,从不公开露面,也从不接受媒体采访——最近惟一的一次打破沉默,却是因为被曝出当年他在念大学的时候曾经充当告密者的丑闻,他被迫在媒体上作了软弱无力的辩解。

昆德拉与哈维尔之间的那场论战,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放在今天的中国来考量,仍然极具现实意义。昆德拉对那些不能立刻产生效果的公民行为持先验的怀疑态度,并认为这样的行为只是发动者为了显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让正义者的品德光耀于世”。在昆德拉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有这样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情节:主人公托马斯的儿子要求父亲在一个支援政治犯的请愿书上签名,父亲拒绝签名并这样说明不签名的理由:请愿书对政治犯们毫无帮助。“最重要的是,这是请愿书起草者们的一种手法,要引起大众对他们的注意,也使他们相信自己还能在历史上产生一点影响。其实,他们已经处在一种已经失去一切而散发请愿书不会冒任何风险的境地才这么做的。他们没有采用不太显眼却更为有效的帮助政治犯家属的方法,相反的,他们实际上是寄生于政治犯们的痛苦中,并通过这些政治犯为自己树碑,根本没有考虑到这可能使政治犯们遭更大的殃。”

正如哈维尔所指出的那样,托马斯在某种程度上是昆德拉表达自己观点的工具,托马斯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昆德拉的观点。托马斯对签名者的不屑与敌视,甚至不亚于对当权者的批判。他的某些看法似乎洞察人心,如同世外高人般看透了人间万象。然而,在此种观点背后,是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的人生观,以及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的世界观。昆德拉将一切追求民主自由的努力,都当作是彰显个人的荣耀、满足个人的虚荣心的“阴谋”。他认为,这些做法全都无助于改变糟糕的现实,他认为当下糟糕的现实状况(如共产党的统治、如苏军的占领)是捷克历史与传统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个人在这种历史的必然性面前无能为力。既然改变不了这个国家,便离开它吧。昆德拉认为自己比所有人都聪明,尤其比那些仍然留在祖国与专制者斗争的作家朋友们聪明——他们长期生活在没有写作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环境之下,其写作和思维必然受到严重伤害,他们已经无法写出像他那样轻松自如的、幽默睿智的作品来了。昆德拉在海外观察国内的情况,具有一种“识得庐山真面目,只缘不在庐山中”的距离感,因此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可以传世的,而那些留守国内的作家的作品则是无法传世的。然而,吊诡的是,力图摆脱捷克的昆德拉,却正是以“捷克风格”的写作赢得了在西方的崇高地位。

哈维尔不同意这种似乎很超然的态度。哈维尔参与了六十年代以来国内的多次签名请愿活动,并数次坐牢、长期受到监控和骚扰,但他拒绝官方让他移居国外的建议,“像钉子一样钉在捷克的大地上”。昆德拉所嘲讽的那次签名活动确有所指,哈维尔在自传《来自远方的拷问》中,回忆了起草签名信并组织签名的过程:“对那篇请愿书我记得很清楚,我曾帮着征集签名,那篇请愿书写得很谨慎也很礼貌,没有对(狱中作家)所宣布的刑期提出疑问,而只是要总统在圣诞节大赦时也把那些政治犯人包括进去。”那是捷克知识界第一次集合体制内外的作家和学者的签名活动。后来,在当局的压力之下,一些具有官方身份的作家收回了签名,其理由与昆德拉相似:这样做只能激怒政府,那些被禁的作家只是想利用还可以公开发表作品的作家的名声,利用浮在水面上的人做慈善。

对于这样的诛心之论,哈维尔反问说:“但是真实情况是这样吗?我说不是。”那么,签名有什么正面的价值呢?哈维尔从三个方面作了细致而让人信服的分析:首先,对那些狱中的作家来说,签名信究竟有害还是有益呢?哈维尔指出,据他的了解,当这些政治犯刑满出狱之后,他们都说,那篇请愿书使他们感到了巨大的满足。由于这篇请愿书,他们感到坐牢是有意义的:它有助于恢复信心。“他们比我们在外面的人更知道请愿书的意义已超过了他们能否获释的问题,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不会获释的。但是,当得知在人们普遍表现为冷漠无情、听之任之的时候,仍然有人了解他们、有人公开地站在他们一边并对他们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这本身就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即使没有别的理由,这种情感本身就使那篇请愿书显得非常重要。”对于有着多次入狱经历的哈维尔来说,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也真切地表明,“外面的人对我表示声援的消息,能够帮助一个人在狱中生存下去”。而昆德拉从来没有过入狱的经历,他长期生活在言论自由、生活舒适、优雅浪漫的法国,自然无法理解那些狱中作家的真实想法,以及在国内的签名者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他轻率地认为此类呼吁活动会对狱中的当事人造成负面影响,这实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臆想。昆德拉当然有权不参加签名活动——没有人拿着枪逼他签名,也没有人指责他不签名便是胆怯;但是,在海外“站着说话不腰疼”地指责国内的签名活动,并自以为是地揣摩签名者内心的“意图”,既有失于做人的厚道,也对捷克的民主运动起了相当的负面作用。

近年来,独立中文笔会所从事的呼吁中共当局释放狱中作家的工作,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我们当然清醒地知道,政府回应这些呼吁释放囚徒的可能性极小——我们从来不会天真和狂妄地认为我们的言行可以对政府产生即刻的影响,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理由。只要中国的监狱中还关押着一名无辜的作家,我们便要不断地发布书面的呼吁。这些信息至少可以让狱中的良心犯们知道,他们没有被外界所遗忘。许多服刑后出狱的作家纷纷撰文说,他们从亲属那里知道了笔会为他们所作的各种呼吁之后,他们在孤独与隔绝之中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与安慰。这就是签名信的价值之一。

其次,对于当局来说,这些签名信真的是废纸一张、无足轻重吗?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当局为什么会对签名信大动干戈,甚至采取种种卑鄙的手段弹压签名者呢?当局完全可以不闻不问,将当其不存在。当局的“过度”反应,正表明签名信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官方不会公开表示认同与接纳这些文件,但这些文件却潜在地对官方造成压力,并引导官方向开明的方向变化。哈维尔对捷克七十年代以来的历史作了如下之回顾:“从那时起,出现了许多请愿书,尽管政府对这些请愿书没有做出反应,但对于这有限的要求所造成的局势却不得不做出反应。这些结果是间接的、不过分的和大范围的,但是它们确实是存在着的。”他还举出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之:“七十年代初期,犯人动不动就被判长期徒刑,而且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几乎没有人去注意它,所以政府能不受到任何指责。经过十五年长期不懈的、常常被看作唐吉诃德式的努力之后,尽管有人不断质疑那些请愿者们是想出风头、想照亮‘世界之全部痛苦’和他们自己的善良的品格,但七十年代初期的那种情况终于发生了变化。现在,官方因政治原因只能把某个人关押四十八小时,而且世界各地的报纸会刊登相关的文章。换句话说,已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政府必须对这种关注予以考虑,对于过去所能逃脱的指责现在已难逃脱。它不能再期望人们对其所作所为视而不见或无人敢批评。它必须——尽管有些不情愿——认真考虑征集的不光彩行为了。”

在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在这个后极权主义的时代,当一些重大的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有或者没有签名信出现,民间和知识界有或者没有发生抗议的声音,签名的人是多还是少,绝对是有意义的。如果整个社会始终沉默无声,那么暴政便会洋洋得意地肆虐下去;如果反对的声音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并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到公众的视野当中,官方一开始会本能地采取镇压的方式,继而会仔细权衡镇压的成本,之后就不得不与民间力量展开对话和谈判,社会的进步便由此而发生。我们从不奢望政府会自动变“好”、会“自改革”,但我们相信,政府仅仅为了缓解国内和国际的种种压力,也会被动地调整其统治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做出某些让步,至少让自己显得不那么面目狰狞。即便如此,这也是我们值得庆祝的胜利。这是签名信的价值之二。

第三,哈维尔指出,一封封的签名信,一个个的关于人权的宣言,还有着更深的意义:“这标志着人们重整士气,恢复公德心的过程的开始。这是七七宪章及宪章运动所做的一切的前奏,这个过程产生了不可否定的结果。”极权体制的目的便是让每一个被统治者被孤立为原子状态,每一个人都被恐惧所束缚。他们不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即便偶尔有了“异端”的想法,也不敢公开表露出来。而签名信以及签名行为本身,便是公开表达与当局不一样的观点,便是让“政治”重新回到公共生活中来,便是以勇气战胜恐惧。在一个社会当中,如果仅有一个孩子冒冒失失地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真相来,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社会各阶层的人士都站出来说出各自心中的真实想法,并营造出一种“活在真实中”的氛围。哈维尔一直参与并感受到了二十多年来捷克社会发生的每一点变化,他这样描述说:“想一想,许许多多的人在做七十年代没有一个人敢做的事情,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崭新的和不同的环境中。这并不是因为政府变得容忍了,而是因为政府必须逐步地适应新的环境,政府不得不向来自下面的压力低头,即向看起来似乎是自杀性或‘为出风头的政治行为的压力’低头。”这些变化虽然是缓慢的,却是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今天的中国,每天也都在发生着各式各样的变化。当局不得不承认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并以某种“慢半拍”的方式来回应之。比如,对于“民主”,从将这个概念妖魔化,到将其贴上“西方概念”的标签,再到官方学者撰文声称“民主是个好东西”,最后最高领导人也左一口民主又一口民主,从敌视到伪善地认同,当然也是进步。毫无疑问,每一点变化都需要有公民付出相应的代价,例如孙志刚以他悲惨的死亡换取了收容遣送的法规的被废除,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状况,大部分时候的代价是人们可以承受的。在此意义上,每个社会都需要一群爱“出风头”的公民,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脊梁;而那些因为“过于聪明”便什么也不去做的精英人士、没有耐心也没有责任感的人士,只是这个社会的“多余人”而已——昆德拉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人物。对此,哈维尔不无风趣地指出:“习惯于‘从上面’看社会的人往往是没有耐心的,对他们来说,任何不能立刻产生效果的行动都是愚蠢的。对于那些受到道义因素的激发并因此要冒一事无成的之风险、其价值要待数年之后才能评价的行为,他们是不大同情的。不幸的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只有甘冒被认为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那篇请愿书那种行为——不顾一切地想‘出风头’——的行为才能得到改善。”所以,每一次人数或多或少的签名信的出现,都在改善着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态,都在鼓励着良知和勇气的复苏。这是签名信的价值之三。

当然,哈维尔对于人性的弱点自有其评估,他并没有将每一个反抗者都看成是完人或圣人,他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自然,在每一篇请愿书中,甚至每一个签名都有那么一点昆德拉所讥笑的那种成分。”但是,他对人性有一种倾向于乐观的认识,他在宽容人性弱点的同时,也承认自己身上的弱点,并愿意与一群有弱点的人一起来脚踏实地地走这条义路。在一个弯曲背谬的世界上保持爱心和希望并非容易之事。圣经中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昆德拉冷眼看人世、最后自己也变成了一块坚冰。一个深陷在怀疑主义当中的人是无法体验到真正的幸福的。哈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昆德拉的病根所在:“我反对他,是因为他看不见,或故意拒绝去看事物的另一面,即那些不明显但也更充满希望的那一面,我指的是这些事物可能具有间接的和长远的意义。昆德拉也许会成为他自己的怀疑主义的俘虏,因为这种怀疑主义不允许他承认被冒着受人讥笑之风险而做出勇敢的行为可能更有意义。”与昆德拉自以为是的旁观者的姿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哈维尔对唐吉诃德和西西弗斯式的努力充满了同情和敬重——他们不是失败者,他们以失败积累了成功,正是这样的人物参与并创造着历史。哈维尔自己亦是此一序列之中的人物,他像一团火一样融化着这人间的冰封。

每个人都有选择移居海外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不参加任何签名的权利。但是,在海外安全的环境下,“过于聪明”地指责签名活动,否定签名的意义与价值,这便是滥用言论自由,这便是违背做人的基本良心。王蒙曾经宣扬过“躲避崇高”的论调,签名的行为当然不必用“崇高”这个大词来定位,但至少可以说是一种“尽责”吧。对于昆德拉们来说,你可以放弃责任、躲避责任,但你不能居高临下地去嘲讽和攻击那些正在“尽责”的同胞。在一个真与假、善与恶暧昧不明的世界里,签名当然是有价值的,每个名字背后都对应着一个鲜活的生命。二十年如一日地,哈维尔不断地参与和组织各种签名活动,每一次的签名活动,都是“良心共同体”的建构和拓展;而每出现一个签名者,便少了一个奴隶,多了一个公民。二十多年之后,《零八宪章》在今天的中国的出现,如同当年捷克的七七宪章一样,是一个古老国度走向公民社会的至关重要的步伐。我相信,数千位署上自己真名的签名者,大概都怀着这样一份美好的憧憬与期盼吧。

——二零零九年一月三日、四日

北京家中

李大同:漫话中国改革的动力和目标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迅猛。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迅猛。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这30年里,究竟哪些年可以称为是改革年,学术界已经有多种说法,有两段论,也有三段论,总之这30年里并非每一年都在改革。

譬如1989年春夏之交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这三年时间就肯定没有什么改革可言,相反反改革的势力甚嚣尘上,其势头完全可以终止、断送中国的改革,逼得邓大人公开退休之后还得反戈一击,放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狠话。

动力与目标

动力:改革需要动力。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动力来源人们很容易感受到。无论对农民还是城市民众来说,改革的动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一个”穷”字,太穷了,再也不想继续过这种穷日子了。执政党高层也有动力,那就是实际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之后,发现差距太大了,这种差距直接威胁了国家制度的合法性,还有什么脸硬说有什么优越性呢?快被”开除地球籍”了。

“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的这个认识成为执政集团的主流认识。人民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强烈的执政危机感,共同构成了1980年代改革的动力。

第二段的改革从小平南巡开始,直至中国成功加入WTO,这个阶段改革的主要动力是什么,现在看起来是各级政府和企业家群体,政府官员用GDP增长来考核晋升,而企业家开始大规模占据资源,官商结合,形成动力,农民和大量工人逐渐边缘化,利益直接受损,不再是改革的动力源泉。

第二段改革既造成经济高速发展,也加深了社会的鸿沟,社会新增财富逐渐集中到政府和富人阶层手中。

现在中国还处在改革进程当中吗?不好说了。如果是,改革的目标性共识和动力又是什么呢?

不久前,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完成了一份调查,调查对象是中央及地方党政机关学者型官员、高校及研究机构学者和其它方面的专家(包括企业界人士)。结果,高达84%的调查对象共同认为”当前改革缺乏应有的共识,改革动力缺失或不足,受既得利益集团掣肘严重。”这种对现状的判断是否代表了社会的共识呢?

再看看目标。在改革开放之初,执政党提出了一个目标,就是从1979年开始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中国进入小康社会。

这是一个很模糊的目标,只有经济发展一个单项。不过,国门初开,转轨伊始,无论是国家领导集团还是中国社会,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不懂得构成现代国家的全部要素,可以理解。

30年过去了,国民生产总值岂只翻了两番,比两番还要高10倍了吧,中国城乡有多少家庭进入了小康呢?

几天前,一个来自四川农村的小时工对我说,她和母亲、丈夫都在城市打工,老家的地是父亲在种。她说每天都在找新的打工机会,有时一天做两三份工直至深夜,因为没有一份工是有保证的。她还算幸运的,上千万因工厂倒闭不得不提前回乡的农民工们日子怎么过呢?他们是小康家庭吗?

空泛的承诺

在不久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胡锦涛总书记有了新的承诺:到2021年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承诺能否成为让人民欢欣鼓舞的发展目标呢?

如果在30年前,这个承诺没准儿还行,现在不行了,因为太空泛,社会需要具体的内容。

譬如,”民主文明”是个什么含义呢?在上面提到的调查中,”新阶段改革的首要目标是什么”,67.21%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进程”。可这是中国执政党下一步的改革选项吗?

再比如,一个文明的国家至少应当是个宪政国家吧?中国的宪法什么时候才能不是一纸空文呢?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在法庭上引用宪法来有效维护自己的权利呢?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够一人一票地选举政府领导人呢,哪怕就是县长?中国纳税人什么时候可以监督政府怎么在花我们的钱呢?如今每年上万亿的公款吃喝、出国旅游、豪华用车和金碧辉煌的政府大厦支出,什么时候才能被禁绝呢?什么时候人民批评政府和任何官员可以毫无恐惧,不会被指控为”试图颠覆国家”呢?等等。

目标要具体,承诺要具体,改革才能获得共识,才会获得动力,文明才有实质内容。不是吗?

颜敏如:以色列为何一意孤行?

去年底,在世界许多地区仍然沈浸在圣诞假期的放松气氛里时,由於巴勒斯坦在和以色列的半年停火协定期中仍旧发射火箭弹,停火期一结束立刻发射更多火箭弹到以色列境内,而让以色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挥军进入既然撤出就不愿再有任何瓜葛的迦萨走廊。以色列的铁腕随着新闻影片的传播,让世人为迦萨平民叫屈,却没有媒体报导,以色列南部城镇多年来受到攻击的人们在以军出动攻击后表示,政府对他们每天面临的威胁终於採取行动了。

不论撤出之前、之后,八年来以色列试过各种办法、透过各种管道和迦萨当局交涉,却仍然无法阻止境内南部城镇随时随地遭到「漫游」火箭弹的袭击。三年多以来,哈玛斯不但不在以色列全数撤出迦萨之后致力建设,反而平白让企图在中东地区扩张势力的伊朗利用,将以色列提供的农用化肥当成制造火箭弹的原料,劫持以色列卡车运入迦萨的生活物资做为自己的补给品,白天把窗帘拉上,点上蜡烛开会,做为归罪以色列断电措施的宣传,也把以色列运入建盖房屋的水泥,挪用做巩固走私武器、香烟、美元现金的秘密地道,有意把迦萨变成一个巨大的飞弹基地,目标是终结以色列的生存。国际指责以色列不人道,确不明白以色列被逼得像个患了精神分裂的疯子,把人的头打伤,赶紧去包紥人头;把人的手打伤,赶紧去包紥人手;而这些伤害都是任何战斗难以避免的失误.哈玛斯把自己与平民掺杂一起,以色列的炮弹如何分辨?最近半年的停火期间,以色列向迦萨运送一万七千辆次卡车的物资,有些却被哈玛斯屯积转做黑市买卖.一个所谓透过民主选举得胜的执政机关,其心思究竟放在何处?

以色列空袭之前,在迦萨散发三十万张传单,并透过电视、广播、手机简讯警告迦萨百姓远离空袭所锁定的哈玛斯指挥中心与火箭弹制造厂,希望能将无辜生命的损失减至最低。如同2006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斗,国际舆论也将这次战役定性为大欺小、强凌弱的不平衡战争,并以迦萨死亡数百人,以色列只损失几名士兵为证.

军事战斗所求不就是敌人有最多的,自己有最少的伤亡?军事冲突是以死伤多寡及军力差异来衡量战役的正当性与道德性?武力自卫的相称性难道不是以「解除威胁」和「恢复原状」为目标?然而,战争是不被称许的,任何一条人命的损失都是太多!以巴之间即便有所谓的不平衡战争,其实也是民主国家与不让这个民主国家生存武装团体之间的军事冲突,以及,有现代装备的正规军,却必须费神地和有武装力量的数千人缠斗多时的结果。哈玛斯的火箭弹是针对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的攻击是针对哈玛斯指挥中心的事实,是否也应该带入考虑?

夏隆2005年全数撤出以色列人之后,至今,哈玛斯已发射数千枚的火箭弹到以色列境内,由於精确度不够,时常伤到自己人,却没有停止的意图.哈玛斯应该知道,以色列不可能无止尽容忍「漫游」的火箭弹,却又继续不断挑衅。哈玛斯让「军民一家」,让百姓有太多的机会受伤与死亡,其中逻辑究竟何在?所求为何?「苦肉计」是否可以带入思考?

如果以色列的行动是出手过猛的预防性攻击,那么是否要等待对方的匕首插入心脏时才准许还击?在提及哈玛斯的行动是出自四十年被佔领的复仇心态时必须先了解,迦萨原先是埃及的领地,1967年以色列在以为又要遭受民族屠杀的巨大恐惧中,出乎自己预料地赢得六日战争后才佔领迦萨.战后在苏丹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通过对以色列的不承认、不交涉、不签署和平协定的决议.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战胜国要求和平,战败国要求战胜国无条件投降的例子。以色列自建国后,2006年第一次不在战役中达成目标,因为那是场对方武装力量藏匿在平民居家间,处处是敌人却又不知敌人在何处的战役。目前的情况相同,以色列必须立即停火,必须想出另种异於传统战争的方法面对未来可能无法避免的更多冲突。国际社会也必须以新形态军事冲突的思考来看待这次战役。二十一世纪里,战争的传统定义必须更改,规则也必须有新的制定。

国外犹太人不断汇钱回以色列补足发展,打破「在稳定中求进步」的铁律。海湾国家把自己建设得金碧辉煌,却对西岸与迦萨的援助极少,也轻视巴勒斯坦人。哈玛斯可以向有钱的阿拉伯国家有所要求,迦萨必须能够富足自立,让年轻人有希望,必须和西岸合作,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两国并存形态必能实现,因为这早已是以色列、西岸法塔政权、温和阿拉伯国家,以及国际间的共识.

有人说,以色列为美国代打不平衡战争,那么哈玛斯和伊朗又是什么关系(叙利亚和伊朗合作,运送武器、训练人员到迦萨,是泛阿拉伯主义的残留作祟)?伊朗,这个伊斯兰波斯民族在六十年前是最先承认以色列的国家之一,双方也曾有军事合作。在领土没有任何交集,外交没有直接冲突的情况下,当今的伊朗执意不让以色列生存,其中透露的是中东地区微妙的势力均衡玄机.过去伊拉克可以牵制伊朗,美国除掉海珊,伊朗也得到俄国的支持而更加无所畏惧。伊朗仇视和美国同一阵线的以色列,因为冷战幽灵仍飘浮在中东上空,不曾远去。埃及不让迦萨人过界,是为了不让哈玛斯在自己领土制造事端,因为开罗对於自身的激进份子也已经几乎束手无策。伊朗国内与哈玛斯内部的激进势力是要断送许多穆斯林心目中猪、猴一样犹太人的生存权。哈玛斯被伊朗利用,必须知道自己被利用的后果。

以色列2005年全数撤出迦萨后根本不愿再回头,可是又被逼迫要「喂养」它的敌人,这是以色列的第一个两难.从国外移民回来的屯垦定居者,或许是以色列内部相当具有攻击性的一群人。由於以色列的民主设计,这些人的某些作为可享受宪法保障,而让部份宗教意识浓烈的定居者成了以色列之瘤。这个内政问题似乎因着政府必须以极大力量对付外侮,而无暇深究,是以色列的第二个两难.要了解行动,必须追索导致该行动的背后思维.以色列轻武,会被周边阿拉伯国家看成是羔羊;尚武,则被国际左派定性为豺狼;这种窘境是以色列的第三个两难.在不论怎么做都会导致「不良结果」的情况下,这个似乎是遭天谴的国家只能以自己的生存为最大考量。

阿拉伯联盟在2002年提出承认以色列的条件至今没变。以色列考量到生存问题,一直见不到正面回应。以色列紧急该做的是,怎么样才能得到国际保证:如果以色列放弃西岸,不会像放弃迦萨以后那般受到攻击。只要国际社会能够保障以色列的生存,事情便立刻有了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