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篡改的记忆:对极权统者统治的淡忘

约瑟夫.斯大林差点就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俄罗斯人」。一家俄国电视台在二零零八年举办了这场网路竞选。出人意料的是,斯大林受到广泛的推崇。当投票持续到夏天时,斯大林和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对第一名的争夺,倍加激烈,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

到了年底,结果最终显现。虽没有得到第一,斯大林支持率还是达到了第三名,而普希金仅仅排名第四。这项投票是正在回潮的「斯大林热」的徵兆之一。莫斯科的书店架上不断增加支持斯大林的作品,在九月的新版学生教科书上,斯大林时期的政策被描述成「最好和最公平的社会」。新一代的少年是从这句展开他们对于自己祖国的理解的:「亲爱的朋友们!你手中的这本教科书是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从伟大的爱国战争到今天。我们将回溯苏联从其最伟大的胜利到悲剧性的解体。」

那个习惯性的斯大林形象,日趋模糊了。他发动了残酷的党内斗争,用清洗、流放的方式至少使一千五百万人丧生,他发展了强大的秘密警察制度,使两代人生活于深深的恐惧之中,他的审查制度使伟大的俄罗斯创造力陷入停顿……自列宁去世的一九二四年至他去世的一九五三年,斯大林统治的将近三十年岁月里,国家型的恐怖活动深入了社会每一个角落里,让整个国家陷入一种深深的压抑和沮丧中。即使他的继任者赫鲁雪夫,都被他的暴行所激怒过。

而另一个斯大林形象则不断清晰。在他统治的时间里,苏联迅速达成了物质积累,领土上的扩张,并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了希特勒的军队。莫斯科跃升为新世界秩序的奠基者。过去几个世纪中,俄罗斯始终对西方感觉焦虑,但彼时,它的影响遍及世界一半的地方。

很多因素促成了这种变化。岁月流失,那些身经过残暴年代的见证者们离去后,记忆逐渐被淡化与抽象化,那些昔日的残酷也被过滤掉了,年轻一代再难对此产生深刻理解。同时,反思与记忆也从来不够深入。对于斯大林年代的控诉,在很大程度上仍集中于「受难者」的记忆,却对罪行本身缺乏更深入的追究。斯大林年代的特徵之一是国家暴力的滥用,但是对应国家力量的怀疑,并没有随著斯大林的覆灭或是苏联的解体,而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所以经过动盪不安的一九九零年代之后,国家主义反而获得了新的胜利。俄罗斯人深感动盪给个人带来的屈辱,国际地位的下降,普京的强硬方式勾起他们对于一个强大、统一的俄国的期望。而普京也了解如何重新激发起这种期望,利用高涨的俄罗斯的民族情绪,来填补共产主义破产后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修正历史、改变记忆是重要的举措之一,正是普京本人指导了新版历史教科书的修正方向。他在任期间利用国家机器,对于挑战者的不遗馀力的打击,对于民意的操纵,虽不比斯大林时代的残酷与全面,其逻辑却是一致的。

在二零零八年九月份《Prospect》杂志的封面上,我看到了斯大林与梦露共舞的画面,它来自于一位当代俄罗斯艺术家的作品。这一作品传神的表现了此刻俄罗斯和历史记忆的关系——残酷被消解了,人们开始和昔日的恶魔调情,历史的真实与凝重被丢弃了。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一句流行用语。苏联的体制、工业化、意识形态,都曾是中国追随的对象。但是过去二十年的苏联则是另一番经验,在一个极权体制解体后,一个自由社会并不能随之而来,一种倒退反而可能随之而来。过去清晰的价值,反而变得混乱和难以理解。

中国,可能再次追随这种脚步吗?二零零九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六十週年。倘若对斯大林的判断突显了俄罗斯人对历史和今日的态度的话,毛泽东则是我们是否能正视自身的试金石。俄罗斯人记住了斯大林时代的强大,却忘记了其付出的可怕的、可说是人类惨剧的代价。

如果在这一历史性的年份,我们依旧混淆记忆,毛泽东仍只是作为这个国家的奠基者,而我们对他和他统治的世代的悲剧性,没有真切和痛苦的探索的话,我们就掉入同样的轻薄和愚蠢。

我们掉进了这种轻薄与愚蠢太久了。

冉云飞:危机下的共同救赎

● 中国目前危机四伏,社会各种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零八宪章的推出使化解官民对立,实现社会和解,促进中国民主转型,现在仍来得及,若当局错过此最后的时机,中国有可能走上清未的动荡老路。

● 《零八宪章》参与人宪政学者张祖桦两度被国安传讯问话及抄家。

今天中国社会正面临着许多深刻的危机,这些危机与各种矛盾,已是众所周知的事。而这些危机和矛盾的表现形态虽然不同,但大多有一个共同的核心问题,就是公平的普遍丧失、正义沉沦不彰。正因为如此,使得普通民众在独裁政府、权贵资本面前,深感憋屈压抑、失望而乃至绝望。而经济危机的到来只不过是放大了这种早已存在,而被表面遮掩起来的惊恐不安而已,危机四伏的苦况并没有自行消除。

群体事件越来越频密

危机四伏的苦况,最为显着的表现方式,就是群体事件的爆发越来越频密。每次都有人被打被杀被抓,虽然可以暂时敉平下去,但留下的后遗症却祸患无穷.更为要命的是,中国社会诸种苦况绝不是区域性,群体事件常是「按下葫芦浮起了瓢」。对这样一种近乎风雨飘摇的社会苦况,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早已呼籲最高当轴实行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改革,各种方案在民间已有不少讨论,但当局由於自身利益的惯性,不愿意做出哪怕些微的善意努力。官方对付诸种社会矛盾,一直採取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不治本之方法,这办法的核心是「一压二拖三粉饰」,从来不曾想在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以至许多看似已经解决的问题,死灰复燃,终至沉屙不起。

拿今年十一月份从重庆开始,后在海南、湖南、甘肃等地乃至即将在全国蔓延的出租汽车停运、罢工、上访事件来说,就是一个头痛医痛的典型案例。早在二○○二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就通过《北京计程车业垄断黑幕》一文,锐利而准确地指出了我国现行计程车行业管理体制存在的极其严重弊端,其情形是富了老闆,肥了官员,亏了国家,苦了司机,坑了百姓。但从交通部到各级政府,根本不把这样的文章与计程车司机的零星维权当回事,非得等着积重难返,闹出比较大的群体事件后,再来处置。而且处置的时候大多非常强硬,且口惠而实不至,使得官民冲突进一步加剧,无助於社会减压。这只是中国一个行业的缩影,而类似的群体事件,遍佈利益交结城乡各地,使得整个社会处於纷乱扰攘的状态,诸种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零八宪章来得及时

正是在这种扰攘不安、经济危机袭来的现实背景下,在纪念中国未完成之行宪历史一百周年、世界人权宣言六十周年、西单民主墙三十周年、签署人权公约十周年的日子里,一群期望中国能和平稳健地走向民主自由之路的知识份子连署发佈了「零八宪章」。「零八宪章」没有什么特殊的理论贡献,它建立在对世界各个民主国家宪法宪章的借鉴基础上,但对於深陷极权灾难的中国来说,却有着相当不平凡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因为中国几千年来崇尚「枪桿子里面出政权」的丛林法则,用血的代价达成改朝换代的思想特别严重,从而陷入了冤冤相报、以血换血的专制丛林而不能自拔。随着资讯的发达、民主意识的高涨,人们普遍认为枪桿子夺政权的丛林法则不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则,因此使得本身就是通过枪桿子获得政权的中国官方,一方面不愿意放弃固有的庞大利益,另一方面也因统治合法性的焦虑,而对民众民主意识的高涨深感不安。官方几十年来掠夺民众利益成性,而如今亦没有减缓之迹象,但民众的维权意识一浪高过一浪,使官方的不义之财彰显天下。在掠夺利益的强硬、在不义的焦虑与民众力量的夹攻下,使得官方色厉内荏、首鼠两端,自然对还利於民的改革措施之出笼,欲迎还拒,从而让达成多赢的政治体制改革迟迟不能提上议事日程。清政府一九零八年的宪政改革并非没有诚意,令人扼腕的是此时革命党斗争纷起,民意已呈嚣嚣之态,没有宪政改革者的时间与空间了。如此历史殷鉴,还望中国执政者三思。再好的政策和改革,亦当在正确的时空里进行,才能带来可以预期的较好效果,否则,将会再次错过改革时机而沉沦深渊.

非常低的经济起点和粗放模式、后发优势、廉价劳动力、农村土地使用上的变革等方面的竞争力,给中国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带来了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尽管这发展牺牲很大,造成了许多贪官汙吏及贫富不均,的确也给底层民众带来了此前毛时代不曾有过的油水。但单靠经济畸形发展,而不进行有效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改革来矫正经济的发展,必然最终带来非常不堪的后果,尤其在当今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层背景下,令人深感不安。经济发展到无法维持一定的速度时,民众的生活水准必然下降,不进行民主自由政治改革、不全方位保障民众权利的威权政治之弊端,就显得特别突出,必然会让各方利益冲突更为激烈而频密。我们的制度专制独裁,官员非民选,加上几十年统治中所犯下的诸种错误,叠加起来的民怨,而且官方一直用强硬态度对待民间的善意和解,许多民意管道,正在丧失它应有的沟通功能而成为摆设,因此给官民和解造成了空前的压力。官方双方包括各个利益团体,都应该要找到一个可以座下来谈判的方式,进行和平的利益博弈。要让大家尽量尽早消除恐惧感,比较靠谱的方式,就是双方来共同制定改革方案与政策,「零八宪章」在这方面做出了十分了不起的框架性努力与尝试。

一群老人的紧张无助迷茫

前不久旅英作家张朴先生回川,我带他认识了一批八十多岁的地下党员和老右派。这些老人定期聚会喝茶,谈的都是国家的命运及未来的走向。他们内心的期盼、紧张、无助、迷茫,恐怕并不比我们这些比他们年轻很多的人少,尽管他们富有许多社会经验。但中国社会的未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拥有人生阅历并不一定具备化解内心不安的优势。一个社会,已经让生活在其间的人基本上丧失理性预期,这种可怕的悬空感,会给官方和民间带来像空气一样蔓延的不安、紧张,甚至恐惧之感,尤其是在目前经济危危机的大背景下愈显突出。恐惧不安之下,人的理性容易丧失,一旦理性丧失人就更加恐惧不安,从而导致恶性循环,届时社会要想平稳健康地发展,岂可得哉!我认为中国必然民主自由,共产党也必然有退出舞台的一天,因此我并不担心他们不退出历史舞台.但怎样以最小的代价使社会实现平稳着陆,化解更多的冲突,避免大规模流血伤害,才是我们有危机意识的知识份子深感忧虑的。准此,我希望官方本着和解、妥协、谈判的善意,贯彻自己所签署的人权公约,尽快释放刘晓波先生,停止骚扰其他签署者,与社会各界一起有效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尽快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以促成全国人民共度时艰.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晚於成都

邓小平帝国三十年(续8)

(续上期)

那次学运避免了流血,是由於胡耀邦採取了最后措施。那时邓小平说:「谁敢到天安门广场,来一个抓一个!」一九八七元旦公安部门抓了到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当晚学生又冒大雪进入天安门广场要求放人;公安部门迅速释放被捕学生,把游行的学生也用卡车送回学校,使事态得以和平结束。

胡耀邦做完这最后一件事,第二天(一月二日)写信给邓小平提出辞职。

邓交权紫阳是权宜之计

一九八七年一月四日,邓小平忘了是星期日。一早起来,催子女去上班,子女说星期天不上班。原来邓小平要召开秘密会议,请来了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王震、彭真,决定要胡耀邦下台。

那就是所谓「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实际上只有邓小平、赵紫阳两名常委出席。胡耀邦未被通知开会,陈云、李先念未出席。事先邓小平曾派杨尚昆坐军机冒着大雾飞到上海接李先念回来开会,李先念拒绝,对杨尚昆说:「急急忙忙干什么?耀邦可是个阳人啊。」(指胡耀邦不搞阴谋,那么谁在搞阴谋呢?)

胡耀邦的职务是中央委员会选举的。邓小平既不开中央全会,也不援华国锋的先例,开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华国锋辞职时,中央政治局於一九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五日连续开九次会议讨论,作出三项决议:

(一) 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

(二) 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同志为军委主席。

(三) 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

在通过三项决议时,华国锋也举手同意。政治局会议还决定,当需要时,仍由华国锋以正式名义接见外宾.

非法倒胡的「生活会」

这回邓小平却完全不顾正当程序,只是找几个亲信老人到家里,就决定胡耀邦下台,由他指定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组成「五人小组」,召开「生活会」解决胡耀邦问题.

所谓「生活会」,就是对胡耀邦的批斗会。事先由薄一波、杨尚昆佈置了一帮打手,如邓力群、胡乔木、姚依林、余秋里、王鹤寿等,在会上作批斗发言。

据邓力群说,会前薄一波、杨尚昆把他找去,说学生闹事,是胡耀邦的错误引起的恶果,中央要开一个「生活会」。要邓力群准备一个揭发胡耀邦的发言。邓力群说:「更多的事情胡乔木知道。」薄一波、杨尚昆说:「他是他,你是你,我们找你,是要你做好准备,讲你知道的事」。

「生活会」就是这样准备的。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有备而来,充当打手。而政治局委员如习仲勳,事先一无所知,只通知他来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习仲勳一进会场,看到这么一副架势,就质问:「这样的会为什么事先不告知?」其实只是不告知习仲勳这样的政治局委员而已,习仲勳不但是政治局委员,而且是书记处常务书记,人又在北京。开这样的会,瞒着习仲勳似乎太荒唐了,只好通知他来。习仲勳又是个正直的人,佈置打手之类的肮髒勾当不能让他知道,所以就出现这个场面。

打手们有备而来。余秋里开头炮,骂了胡耀邦半小时,内容空洞无物。接着邓力群讲了两个半天,六大罪状,洋洋数万言,都是老一套党八股。然后是姚依林讲经济问题的长篇发言,批判胡耀邦不懂经济,又不好好学习陈云经济思想;历数胡耀邦搞高指标、高速度、高消费的错误,给下面制造压力,造成经济混乱.王鹤寿则负有特殊使命,会后到胡耀邦家里「摸态度」。

王鹤寿在延安时期同胡耀邦、陶铸关系好,人称「桃园三结义」。但王鹤寿没有胡耀邦、陶铸那种正直性格,是个小人,早在一九八三年「倒胡打周」时就被邓力群他们拉过去了。胡耀邦却浑然不觉,王鹤寿来时,说了些心里话,被王鹤寿在会上端了出来。王鹤寿说:「胡耀邦目无中央,邓小平、陈云说了要开除方励之、王若望,陈云说了要处理福建假药案,胡耀邦都顶着不办.我去看他时,还说没想到要把他搞倒搞臭,很伤心。说明胡耀邦态度不端正。」

紫阳发言尖锐 耀邦痛哭失声

赵紫阳的发言虽不长,但最尖锐.他说:

「耀邦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得好,就很难说了。刘宾雁、王若望这些人那么狂妄,你胡耀邦为什么对这些人这么宽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另有一种可能,是你要在国内、国外维持开明的形象。反正党的格局已经定了,小平同志今年八十三了,现在如果你还不能自由行动的话,将来你是可以自由行动的。他们将来有你这个靠山,不要紧.即使你现在还不能完全保护他们,他们寄希望於你。」

赵紫阳又说到一九八四年他给邓小平写的一封信,希望邓小平和陈云健在时,认真解决党中央一级的民主集中制问题,赵紫阳说,「当时就已感觉到,胡耀邦不遵守纪律,等到格局一变,小平、陈云不在了,党内老人不在了,我们两个无法共事下去,那时就要辞职了。耀邦同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今天党内很多老同志都在的情况下,他还这样不遵守纪律;等以后不在了,谁也没有办法。现在还不能完全自由行动,对小平、陈云主要是小平同志这里不能不有所考虑.一旦情况变了,可以自由行动,不受任何约束」。

赵紫阳的话厉害在哪里?在一般人眼中,胡耀邦为人直率,不弄权谋.照李先念的说法:「耀邦可是个阳人啊。」但按赵紫阳的说法,胡耀邦是别有用心,对人宽容,在国内、国外维持开明形象,是在积累实力,图谋将来老人不在了,自己不受任何约束自由行动。那不就是做独裁者吗?那时赵紫阳就只有辞职了。这种说法最能打动老人猜忌之心,也最让胡耀邦伤透了心。那天(一月十五日)开完会,胡耀邦走出会场,坐倒在台阶上痛哭失声。

第二天,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说:「今天的会,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会议就是通过《公报》,其他事都不谈,到会的顾问委员可以举手。」这就是说,「生活会」已批斗结束,政治局无需再讨论,政治局委员们跟着老人(如主持「生活会」的薄一波,不是政治局委员,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举手通过胡耀邦辞职下台的《公报》就是。所谓「公报」,就是宣佈「会议一致同意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当天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公告。

倒胡《公报》遭强烈抗议质问

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比一九七六年邓小平下台在国内外产生的冲击更大。因为邓小平下台时的中国是封闭的,胡耀邦下台时的中国已经开放。就在通过《公报》的第三天(一月十九日),留学美国的一千名学生和学者共同签署《致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开信》,在海外各大媒体发表。《公开信》指出:

「胡耀邦为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假错案,开拓改革局面,以及在思想文化领域创造宽松气氛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去职将极大地损伤全国人民进行改革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们感到震惊和不安。我们认为,近来事态的发展,是与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国策背道而驰的,并使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等权利受到严重侵犯,发展下去会断送我国的经济、政治改革。我们强烈期望党和政府坚持改革,反对倒退,坚持民主法治,反对以言治罪。出於对祖国的责任感,我们认为不能不向中央和国务院表达我们的心声。」

党内反应同样强烈,纷纷质问:「十三大就要召?,中央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要用这种方式倒胡?」中央无法应付,薄一波就让胡乔木、邓力群赶快炮制材料,把「生活会」上的批斗发言拼凑成胡耀邦的「十个问题」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因为内容空洞无说服力,自三月至五月又陆续发下去五个「补充材料」,仍无补於事。党内各系统的传达内容,口径也不一致。杨尚昆在军队的传达最出格,竟把胡耀邦说成向邓小平「抢班夺权」,比喻成同林彪一样。杨尚昆的讲话稿曾印发军队高级干部,因毫无事实根据,影响极坏,被迫立刻收回销毁。

毛邓交班结局不同

邓小平怎么办?

以毛为师,毛规邓随.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废黜邓小平,不把权力交给虎视眈眈、等着掌权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们,却交给了华国锋.因为毛了解江青他们只会斗争别人,治不了国。

一九八七年邓小平废黜胡耀邦,也不把权力交给虎视眈眈、等着掌权的胡乔木、邓力群、王震们。那时王震赤裸裸对邓力群说:「我这个人就要掌权,就是要权啊!没权你就什么事情也办不了!」

但邓小平看他们,正像毛泽东看江青他们一样,靠他们批斗别人行,靠他们掌权治国却不放心。对胡乔木,当年胡耀邦提名他当宣传部长接替了张平化,邓小平都不同意,邓小平说:胡乔木是软骨头,又无行政能力,只是一枝笔.对邓力群,邓小平认为他只有四项原则、没有改革开放,把国家的政策方向往「左」拉,当然不能让他治国。至於王震,只是「一门炮」,在倒胡打周时放放炮而已。对这些帮他倒胡打周、渴望权力的「功臣们」,邓小平并未论功行赏,却把权力交给了赵紫阳。这是邓小平无可选择的选择,是一种权宜之计,同当年毛泽东把权力交给华国锋时差不多。因为在邓小平当时的视野里,胡启立、乔石、李鹏这些「第三代」,似乎还不够做「核心」的条件,那就只能交给赵紫阳作为过渡了。

然而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人交班的结局不同。

一九七六年,八十三岁的毛泽东废黜了七十二岁的邓小平。十一年后,一九八七年,八十三岁的邓小平也废黜了七十二岁的胡耀邦(邓比毛小十一岁,胡比邓也小十一岁)。

毛在把权力交给华国锋后说过那样一段话:「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不会料到:他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两年后又把权力和平交给被他两度废黜了的邓小平,都没有「血雨腥风」。

而邓小平呢?被他废黜的中国理想主义领导人胡耀邦两年后先他而去。邓小平在胡耀邦去世后掀起一场震惊世界的「血雨腥风」,一以抵挡住逼近中国的「国际大气候」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二以消灭天安门广场的「中国小气候」学生民主运动。

在这场「血雨腥风」中,邓小平废黜了他的第二个接班人赵紫阳,从此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同国际国内的自由民主潮流彻底拉开,在毛泽东封闭式共产奴役制度的原有基础之上,建构成他的开放式共产奴役制度的邓小平帝国。

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命运悲剧。

二○○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于浩成:答王建勳

我因患青光眼疾於十一月十四日住进东方医院眼科病房并做了手术.十二月十七日出院返回家中,家人告我:因怕我生气动怒影响伤口癒合,曾有事瞒我。一是刘晓波被捕并抄家;二是王建勳近日在《走向自由》编后记中重提三年前往事,说我故意向当局泄密,搅黄了纪念胡耀邦的一次座谈会。随后我在网上读到王建勳:《走向自由》的故事一文,也就是他为《走向自由》一书所写的编后记。读了他这篇为了丑表功,塑造他的高大形象,不惜捏造不实之词,肆意对我诬衊、攻击的奇文,我认为有必要给以回答,以正视听。

他在该文中讲:听孙警说出「是于浩成说的」以后,乃打电话给我,大兴问罪之师,甚至说:你不会是对二十年前公安部收拾你时,你对有胡耀邦批示仍耿耿於怀吧?事实上他在当时根本没有说这些话。而是在这篇编后记中才首次写出来的。如果他那时讲出这种「诛心之论」,我会容忍而不在当时就吵起来吗?我对一九八五年耀邦对部党组批示的理解和对耀邦的一贯态度是人所共知的。就在数月以前我还写了《悼陆铿,忆耀邦》一文。而王建勳不但指责我「泄密」、「告密」,甚至无中生有,诽谤我以此对耀邦「报一箭之仇」,这未免太过分了吧?「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用在这里,恐怕再恰当不过了。不过,他文中有一句话倒是真实的,即说我在与他通话中念了那天的日记,正好说明我对孙警既说不上「泄密」,更非「告密」。

「二○○五年十一月十日接市局孙同志电话要来「拜访」,后他同另一人来。孙以前来过,态度十分客气。于料到为纪念耀邦诞辰而来。果然如此,要于不出席纪念会并索去《纪念耀邦》文稿(複印件)。关於一九八五年《镜报》採访时于发表的意见,他说,你太超前了。」

「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派出所长忽来访.说布殊将访华,于有何看法。告别时说,这几天出去吗?他一句未提纪念耀邦事。但晚饭时王建勳来电,说孙某二人自称国安一单位找他。说于讲开纪念耀邦会之事。王告他们是老朋友见见面,吃个饭,并非纪念耀邦。此事本来正大光明,完全正当(中共中央将开会),何必偷偷摸摸?」

王建勳在文中也说他十一月十四日与二警谈话时表示:「最后,我真诚地邀请这两位保卫国家安全的警察作为我的客人,来旁听我们的会……光明正大地来,堂堂正正地来,在阳光下来」。既然如此,为什么他又指责我「泄密」,「告密」,从而把会搞黄了呢?我感到惊奇的是:王建勳在听孙警说出我的名字以后,何以竟一点也不考虑其用意,以此轻易地中了人家的反间计,竟然至今不悟呢?我认为这里只有一种解释:他和三国时的蒋干一样急於立功,以显示自己的才能,最后碰了一鼻子灰。当曹操呸他时还不明白自己错在哪处。古语说:「隔墙有耳」。但此话早已过时,在当今信息时代,实际上已是「室内有耳」,那就是你的电话机.两警在找我阻我出席纪念会之前,早已获悉此事,不然为什么突然来找我,就说不让我出席这个会呢?王建勳自诩是「老革命」、「领导人」,何以连这点常识都缺失呢?

他在文中还胡说,我从美国回来后,曾打电话向他「报到」,并在电话中大大「戏谑」我一番。实际上这完全是子虚乌有之事。我过去从来不认识王建勳,为什么要向他「报到」?我回国以后没有向任何人报过到,特别是向他这个素昧平生之人,根本不可能报什么到。他对一位头一次通话的长者,竟然如此无礼,对我进行「戏谑」(实际上是奚落、嘲笑和诽谤),这怎么可能呢?我当时会容忍他这种对我的人格侵犯吗?何况他很多话根本与事实不符。如他说我「连党籍都还在」,我在「六四」事件中已被开除,老朋友们几乎无人不知。这说明他根本不瞭解我,与我不熟假充熟。还有,刘宾雁等几次三番要求回来一直没有批准,我就不该回来吗?这是一种什么逻辑?这也能成为中伤我的一条理由吗?

他在文中还提到:「二○○七年十一月三日,包遵信的遗体告别式在北京东郊殡仪馆举行,老于致悼词.告别式前在贵宾室等候时,我和老于相遇,两人谁也没有再提这件事。老于致悼词时,我还提醒他把帽子摘掉。」他写这番话的用意,显然是表示与我很熟。其实我同他只在电话中交谈过,根本没有见过面。当时他认得我,我却不认得他。我至今不知道他的相貌,不清楚他那天是否出席了遗体告别式。不过,我在悼词中讲了一段话,恰恰是针对他的:

「我在「六四」后被关押一年半并被开除党籍,行政上降职(正局降为正处),中国法学会和政治学会的领导职务均被解除并禁止发表文章、讲话,遂被迫流亡海外。十一年后侥倖得回故土,已是一个八旬老人。老包是第一批来看我的老朋友之一。对比一些人出於利害考虑,对我冷酷无情甚至无端怀疑,我痛彻感到一个道义之交的真朋友与那些势利之交的酒肉朋友,真有天壤之别.因此我对失去老包这样一个真心朋友,加倍感到痛惜。」

二○○六年十一月九日,我接到王建勳电话,说有几本书赠我,已放在曾彦修那里.我说正想去拜访曾老,回京后还没有去看过他,十分抱歉。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去曾家,王建勳编纪念耀邦的书名《自由声音》送来几大包,其中两大包共二十册是送我的。因为书太重,曾老要保姆提此两包书随我返家。后来,我将《风雨鸡鸣》一书寄赠曾老一册。二○○八年三月十一日接到曾老一信,主要谈他正写《白头宫女话前苏》书稿事。信中先说已接读我寄去的书,「粗略一读方知老友今日的意态如何了。老兄赴美不知何故,若干年前回国颇有传闻,使我略知老兄情况了。我此信是否会被检查不知道。拟请兄处暂时保留此信稿以备侦讯。」从曾老来信中我当然想到王建勳在传播我的传闻中所起的作用。但因我深信「身正不怕影子斜」,「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所以没有放在心上。但我未料到,事情已经过去三年,他还没有放过我,甚至公开发表文章,对我肆意诬衊、攻击,特别是在我正因为签名《○八宪章》而被当局侦讯之际(昨上午又有二警来家「拜访」,对我签名事详加讯问)。我因怕对王建勳的诬衊、攻击不回应会被人误为默认,乃不得不极不情愿的写出以上答辩.正如鲁迅当年所说的「横着身子战斗」那样。

最后,我奉劝王建勳今后做一个老实人。应知贬损他人,抬高自己,不但无助於推进中国的民主与文明过程,反而会害人害己,自暴其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至於我自己,一向服膺中共前总书记陈独秀的名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萧瀚:说说牛博网的事

1.  昨天牛博网突然被关闭,事先没有征兆,事后也没有说明理由,我觉得政府这样做很不好,不合理,也不合法。

2.  牛博网聚集了国内很多重要思考者,他们理性、严肃,有时犀利、尖锐,是当代中国社会心理中十分重要的清醒剂。牛博网同时也深具社会担当的能力,尤其在汶川大地震中,他们出了许多值得称道的救灾之力。

3.  当代中国是一个继续走向改革和开放的时代,还存在着大量问题,这些问题激起人们的思考和言说,这很正常,对政府也有很多批评,这就更正常了,因为政府的主要功能就两个:服务于人民,服务得不好的时候挨骂,然后改善服务。

4.  最有执政能力的政府不是没人骂的政府,也不是全体赞成的政府(萨达姆获得百分之百的总统投票成了全球大笑话),而是挨得起骂的政府、到处都是民间不同意见的政府,这几年,政府在挨骂方面的长足进步,令人对政府的执政能力尚抱希望,这是好现象。

5.  目前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经济又处于全球的经济严冬之中,各种社会问题都容易变得更为尖锐,因此社会言论的逐步开放是疏泄社会怨怼,使得社会更为平和的好事,是一件利人利社会利国,当然也是利于共产党的好事。

6.  用行政手段粗暴关闭网络,这很不智,现在已是21世纪,人类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上总结出来一些基本的政治规律,其中就包括这一条:用掐断言路的方式并不能阻止人们的言说,也阻止不了人们的怨恨,反倒是这些怨恨会因为压抑而积淀得更为深沉、有力,容易因此而导致突发性、偏执性、扭曲性,甚至暴力性的社会行动——“压抑是一种生产性力量”。

7.  从言论管制的日常情形来看,关闭牛博网的做法,绝非深思熟虑之产物,而是某些决策者自我恐惧的结果,他们可能夸大了牛博网言论对稳定的负面效果,牛博网没有这种能力,使得社会不稳定的一定是因为政府行为不正、不公,而不可能是别的原因。

8.  见过打架的人都知道,那些真会打架的人,往往是一言不发,几秒钟之内以稳准狠的爆发力解决问题,社会也一样的,如果不让说话,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直接的行动,但愿政府不要把社会逼到那个地步——那将是所有人的劫难,而不单是哪个人的劫难。

9.  当前中央政府对腐败的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收效并不如人们所期望的那么显著,主因是政治制度本身,其中包括了缺乏言论自由,不允许正常发表言论,民间无法正常监督官员,政府也就无法获得有效支持,无法有效打击腐败。

10.  从2008年发生的许多事情来看,民间社会的言行在继续朝着公民社会的道路前进,民间社会的舆论压力可以帮助政府在处理重大事件时更有理性的能力,更能符合民意。

11.  这样的好事政府干吗要拒绝呢?如果政府说还是有点受不了批评,那也不妨明示,说话的人也会理解,可以在坚持言说的原则基础上,批评时情绪方面缓和点儿,政府自己也把事情做得好一点,给当事人们和公众合理的交代。干吗非要把事情往极端处推,真是毫无必要的事。

12.  综上,政府关闭牛博网实在是用力过猛、小题大做,我看还是尽快恢复吧,让牛博网继续发挥它原有的功能,这无论对谁都有好处。

                                                                                            2009年1月10日於追遠堂

《南方周末》的前世今生

对于中国现今的纸质媒体而言,《南方周末》的存在简直是个奇迹。我们说它是奇迹,就是因为在整个版面仍是领导人的脸和明星的屁股所主宰的大陆舆论系统 ,《南方周末》则能有效避开这些东西而另辟蹊径,走一条比较严肃的以政治财经包括较为高档的文化产业之路。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在舆论管制仍然只在有限的文体浅层面有所放松,而具体的政治经济层面仍是讳莫如深、雷区纵横的情况下,《南方周末》能够完好的存活下来,并由此获得许多媒体花多少钱广告也很难换来的一个舆论监督的好名声,其间奥秘当是耐人寻味。

《南方周末》第二个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现代传媒业发展极不正常,民众对媒体的看法大多还停留在官方的传声筒上,媒体的生存还远未走上借助正规市场选择来完成,而主要还是靠各种权力或是权力背景下的关系。有些没有这方面条件的则只能靠拼命拉赞助,甚至不惜刊登各种虚假广告来换取惨淡经营。而《南方周末》则是没有任何的权力背景下的摊牌,完全靠市场的自主选择,发行量竟然从最初发行7000份,到现今每期发行量稳定在130万份以上,并且连续五年过亿元广告额。2006年,世界品牌实验室(WBL)公布的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中,南方周末以20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居周报第一名,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周报」,在今天的中国这无疑是相当了不起的。

奇迹三,在中国,机关报大多限于摊牌所以阅者几乎都是应付;娱乐小报则主要供于消遣。《南方周末》的阅读对象则主要集中在中高档知识分子,他们一般比较自负,不会轻易光顾那些他们认为没甚么意义的东西,而一旦他们肯注意,特别是肯花钱买这样一份东西,他们通常会花比较细致的工夫来琢磨它,这就使得《南方周末》在它的受众中产生了其他媒体很难产生的难以估量的影响,深刻持久,就许多方面看,它超过了绝大多数有影响的权威学术刊物。不管你同不同意,你得承认,在知识分子中所打造的忠诚度来看,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份平面媒体能达到它的高度。有很多类似的媒体喊著要超过,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家能望其项背,很多老牌的杂志能维持上万份就不错了,像《收获》前些年辉煌时也就在10万份左右,现在已大不如从前,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而《南方周末》能顽强的存活下来,并且能发展壮大到今天的阵势,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值得咀嚼的。

让我们简略回顾一下《南方周末》的整个发展流程。

(一)哺乳期 品牌孕育期

中国的周报现象,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热起来的,从1981年《中国青年报》开办首家星期刊,到1984年《南方日报》创办《南方周末》,到1991年,100多家全国性大报中,有54家开办了周末版,到1993年已经达到200多家。1在中国,周报通常意味著休闲放松,上点文人乐于缀弄的吃的赏的东西,偶尔也上点风花雪月调调大家的胃口。那些年文坛大环境也大抵如此。除了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格外走红外,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俞平伯、丰子恺等人的散文也是大行其道,大家尽管面孔各异,但胸口总要藏著块闲适的牌子。《南方周末》当然也不例外。此时的「《南方周末》是一个以刊登文摘稿件以及娱乐八卦新闻为主的报纸。一张靠裁裁剪剪拼凑而成的娱乐小报」。2

这里要说的是,这份「娱乐小报」在众多同质的周末性报纸中,其文化娱乐版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在圈内还是有一点影响的,尽管它还不能完全自己养活自己;同时在其他周报把眼光死盯在发行上时,它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广告的价值,开始有意识的发挥广告的经济杠杆作用,当然,那时的广告来源仍然是十分微薄的,它的生存仍然主要依靠背后政府机关报的强大供给。那时的它就像一只蛰伏在母亲身旁的乳狼,没甚么特别,没甚么动静,也没落下甚么毛病,一晃十一个年头过去了,随著身体慢慢长成,皇娘的怀抱仍然温暖,但已无法满足这个饥渴的孩子对世界虎视耽耽的愿望。

(二) 青春期 创品牌

1995年北大毕业的左方入主《南方周末》,「这位有著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与启蒙主义思想意识的领导,奠定了《南方周末》的精神基调」。3主编左方及编委会提出了「新闻主攻、副刊主守」的竞争策略。「新闻主攻」就是鼓励记者走出广东,放眼全国参与新闻竞争;「副刊主守」就是在原先已经得到读者认可的知名文化艺术类版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其在同类全国性报刊中的优势地位,以确保在硬新闻报道出现竞争乏力的情况下,报纸的传统读者不出现大规模流失的后果,这个竞争策略为《南方周末》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转型在短期内实现重大突破发挥了重要作用,即所谓「进可攻,退可守」。4

应该说,它也刚好赶上了一个时代。在经过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整个社会气氛仍很压抑;而在这时邓小平南巡讲话带动的第二轮经济搞活浪潮却轰轰烈烈,财富的增加所引发的各种灰色交易俗称「官倒」现象越来越严重,而底层人生存状况却依然是触目惊心。这种由于权力差异所导致的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分配的不均衡,以及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越积越深,但人们却根本找不到一个正常的了解和倾泄的渠道,这时的《南方周末》则恰当的填补了这一空间。如果说先行开放的中国足球不幸充当了一个排污的下水道,人们把现实中所有的怨恨和不满甚至根本不属于它的骂都给了它的话,《南方周末》则幸运地充当了一回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对于习惯了讲话拿到桌面上和桌底下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些在桌底下谈论的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属于中国现实生活的真实,在这里却真正找到了回音,并且公开登上了台面,可以想象每个人见到它的惊喜。

1996年9月,「南周」扩版,报纸的稿源成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周末》就通过招聘,欲将全国各地的优秀记者收归旗下。1997年《南方周末》黄金时期开始,法制报道开始在中国呈星星之火,当时《南方周末》的「人与法」,也多是「一些男盗女娼的故事」,可读性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就是这个第五版的「人与法」,被做成了当时「《南方周末》的第二个头版」。5

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南方周末》的确没有令人失望。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生张小丽在〈从南方周末的批评性报道看舆论监督〉一文中曾经采用系统抽样中等距抽样的方法,以1997年1月至2003年6月各期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报道作为抽样框,以四期(一个月)作为抽样间隔,随机抽取了85例头条新闻作为内容分析的样本,抽样调查显示:在全部85个样本中,批评报道有47条,占总样本的55.3%.主要批评机构是公众个人、事业单位、政府机构、以及企业;其批判内容多为滥用行政特权、贪污受贿和各种社会问题;涉及最多的领域是政法和社会。6

对这一时期的内容,《南方周末》前接驻上海记者站站长朱强概括为这样几个特点。

(一)跨地区舆论监督,有效避开当地各级权力机关的擎肘。(二)大案要案报道,《南方周末》批评报道的主体是大量有关新闻事件的深度调查,偏重于对一个个案例的独家报道,强调挖掘案例的来龙去脉和事实真相,因此影响力大、可读性强的大案要案报道和 涉及公共安全的突发性事件的报道成为该报头版头条题材的两类主要内容。(三)为弱势群体代言,由于其在报道中体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建立在理性调查、客观事实基础上的同情弱者的倾向,也被读者誉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7

真正的信赖来源于揭示真相的勇气和决心。自由的真义是对每个人自由的尊重与认可,一个真正的自由者应该知道,以任何借口来掩盖落实到弱者头上的苦难,都是不符合自由的精神的。你可能不那么喜欢,但你不由得不对它崇敬。正是这些,为《南方周末》赢来了多少广告也换不来的口碑。中国的老百姓对生活的认识有一种朴素的本能,他们判断的标准很简单,你做的怎样,是不是真的在他们著想。至于哪些是真的那些假的,他们其实要比那些所谓的专家更清楚。

当然,写作技巧的独特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南方周末》的很多文章都有「华尔街日报体」的风格和特点。「华尔街日报体」在结构上一般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人性化的开头,即与新闻主题有关的人物故事;第二部分,过渡,即从人物与新闻主题的交叉点切入,将真正的新闻内容推到读者眼前;第三部分,展开,即集中而有层次地阐述新闻主题;第四部分,回归人物,即重新将人物引入新闻,交代此人与新闻主题的深层关系。《南方周末》不定期用「头版头条主题预告」的办法来拉动发行量,认为哪期该报的头版头条内容可能特别畅销,先把此文信息预告或者传真大样给销售网络,让他们随时加大印数。8

这里必须要说的是,在当时的中国敢这么做是需要冒极大的风险需要更大的勇气的。《南方周末》能够树立起这样一个口碑,与当初那批加入者个人的品质是分不开的。

从1995开始,《南方周末》聚集了一群中国最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南方周末》的记者大多是小城镇出身,都是苦孩子,对普通人有深深的同情。「你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纸上,你看不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路上」。郭国松为了调查列车上的不法行为居然被列车员毒打一顿;李玉霄多次深入突发事件现场,已经成了一个「灭难记者」;杨海鹏,受到温岭黑帮的数次威胁;寿蓓蓓,跑到山西采访艾滋病,被人跟踪,笔记本都被迫扔掉了,凭著记忆把稿子完成;赵世龙,寻找驼峰航线旧飞机差点命丧云南;尹鸿伟在「金三角」屡次遇险」。9

我觉得与陈女士充满感情色彩的描述相比,另一个从这里出走的人的描述也许更为客观。「一个典型的《南方周末》人是这样的:出生在农村或者中小城镇,有一个谈不上幸福的童年,曾经做过文学青年,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接受好的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样的人,有一点骄傲、有一点清高、有一点庸俗、有一点显得有理想的样子;这样的人,有的社会责任,他无法忘记,虽然自己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但是小时候和他一起玩屎泥的小伙伴们现在还在社会底层挣扎著……对于这些人,新闻是他们谋生的手段,更是他们参与社会的途径。宽松的内部环境,简单清晰的文化,相对单纯的人员构成,使得《南方周末》成为一个不错的新闻平台。用比较体面的待遇和清晰的新闻理想来吸引成熟的新闻人,然后给大家比较宽松的空间,使记者和编辑能够比较自由的发挥」。10

这是一群怀揣著「雅典公民」理想的年轻人,他们远远没有人们写传记时的那么伟大,他们身上仍然奔腾的是与我们常人没多大区别的俗世愿望,但就他们所做的那些来看,却已远远超出了我们这个社会同样披著这身记者皮的同行。只有在这群孩子身上,我们才看到了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作为一个记者所真正应该具备的模样。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当它到了需要选择的关键时期时,是需要这样的人的,尽管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没有在那里坚持下来,但是我们应该确信,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群还没失去血性的年轻人的耕耘,中国才有了这么一份与众不同今天还能够一说的报纸,才有了这个今天具有真正意义上价值的报纸品牌。

随著品牌的确立,它作为一份商业性报纸的商品功能也就日益显现出来。

前《南方周末》记者,后来成为国内著名报纸发行人的谭军波以其职业经理人的思维,将2001年前的《南方周末》分为清晰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左方时代,北大毕业的左方是有著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与启蒙主义思想意识的领导。他奠定了《南方周末》的精神基调。 第二阶段,游雁凌时代,即转型期。从一份文化生活报转型为综合性大型新闻周报。发行突破100万,广告收入几千万。在全国形成了真正的影响力。 第三阶段,江艺平时代,即鼎盛期。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产品最成熟,广告过亿。《南方周末》成为南方报业乃至全国报业的「黄埔军校」。11

按理说具有如此好的品牌效应的《南方周末》只管等在家里让广告主上门来了,不,它是周报中最早实行采编、经营两分开原则的报纸之一。而经营主要是发行和广告。发行上从一开始它就一直在变革。尝试了出华南版,发现此路不通之后开始不断扩版之路。同时也瞅准了中国当时正当发行之路。一方面尽量避免同质,另一方面认真面对中国大多数读者的价格承受力,尤其在过去《南方周末》的鼎盛时期,5元以上价位的新闻周刊与1.5元的《南方周末》相比,高价位产品的质量和信息量反而远远落后于低价位的,其生存空间自然大大缩小,能有5万份的发行量,便已是谢天谢地。反倒是《南方周末》早早做成了一份纸质化的「新闻周刊」。分析原因,盖因此时中国社会阶层的收入与人均财富尚未达到与美国或日本接近的水平,民众的阅读消费心理与普遍消费承受能力尚不能接受和承受动辄5-10元的新闻刊本。12

从广告经营上看,变拉广告为经营广告,开始重视对直接客户的服务。哦,应该说在中国媒体中率先引入直接面向广告主的服务体制。变革之三:不断细化市场,不断招聘人手细化服务。正是在广告经营上开始有起色之后,《南方周末》才敢于投入重资到采编之中。这才有后来越来越好的《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确确实实是从那时开始不再靠发行赚钱(此前是)。中国市场化的报纸近10多年发展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再靠发行赢利,因为广告赚钱更多,同时设置的门栏也更高。13

毫无疑问,创品牌是最艰难的。从1995年至2001年经过三任主编的苦心呼吁经营,《南方周末》逐渐确立起了其品牌核心价值:敢说真话,弘扬社会公正,为弱势群体代言。尤其是后者,前主编左方曾经有过非常清晰的概括:「我们强调理性批评。不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好汉思想,但在邪恶势力面前决不做一个没有心肝的旁观者。我们重视人道主义、人性的文化,同情社会上的弱者群,但我们同时知道每一项重大改革的成果都需要由民众用汗水与泪水的代价去换取。我们之所以要为受损害的弱者请命,不是要充当救世主而仅是企求在精神上给他们一点慰藉,同时也想以此来唤醒某些人心中沉睡了的良知。」14.到了另一位前主编江艺平则成了更为精炼的概括:「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从身份角色看,「《南方周末》总是站在以民间立场批评政府,不肯调和与建设性沟通性的报道」15

就这样《南方周末》成功借助于政府新闻媒体的权威与公信力完成了纯商业化的市场运作,并由此成功的悄悄的运作起一个在人们心里带传统危言济世甚至社会良心性质的实质上的商业品牌。

从生存方式上看,这时的《南方周末》可谓是采编与经营并重的时期,但从内部权力结构的构成上看,高层还是把采编的质量放在首位,而负责经营的始终很难占据其核心的决策部门,但是《南方周末》的人大多没有这么想,确切地说应该是上层没有对广告经营十分精通的人。有意识到的,但谁都不说。尽管《南方周末》的成功,经营策略应是居功至伟,但采编人员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一直觉得《南方周末》能有今天,最主要的还是报纸办得好。做经营的地位十分卑微,后来成为《南方都市报》总经理的喻华峰,还有马书革都连南方报业的正式成员都不是(喻在1999年《南方都市报》开始有所起色的时候,通过竞选上岗成为《南方都市报》副主编,副处级),只是广告部的副经理(相当于副科级而已),靠拿自己联系的广告业务奖励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这在仍然讲究级别、登第的国营单位──南方报业表明你是没有任何地位的,随时可以要你走人。实际上类似这种情况至今在中国的媒体中都比比皆是。马书革离开《南方周末》时说过一句话,十分令人寻味。这也是今年《南方周末》将广告奖励比例降下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这就是「广告比例可以适当的降一降了」。马离开之后,有人在《南方日报》的内部网站上批评《南方日报》的这一作法说:马一年直接为《南方周末》创造1000多万的广告收入,却连《南方日报》的正式员工都不是,更不要说名分了。16这就致使许多类似精英被迫出走,这一切都被鼎盛时期的繁盛所遮蔽,一旦这时期一过,其内在的隐患就一点点暴露出来了。

(三) 成长期 保品牌

进入新时期后《南方周末》突然遭受了全面的阻击。我们知道,《南方周末》与传统媒体相比,它的比较优势在于,与传统的日报比,有著它们无法达到的深度;而与周刊旬刊比,在具有其深度的同时又有著它们所无法媲美的时效性和价格相对优势。但这时新兴的互联网方兴未艾,使得《南方周末》的时效性优势荡然无存,广告业务迅即出现下滑迹象;纸质媒体上随著2001年1月《21世纪经济报道》正式创刊(其主编沈灏、副主编刘洲伟、李戎原来都是《南方周末》的骨干力量),其从内容到经营方式都与《南方周末》惊人相似,同时《南方日报》北上与《光明日报》合办的《新京报》也极为强势,同为纸质媒体的它们内容深度与〈南〉已无两样,时效性更强。而《南方周末》自身原先的精英却在此时纷纷出走,使得它原先最引以为豪的采编也就是内容这块遭受了空前的挑战。

它的外部生存环境也在急剧恶化,随著开放的深入广东作为桥头堡的示范效应已逐渐消失,而当地政府高层人事的变动也使它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撑点。同时它当初曾高举的跨地区舆论监督的法宝所造成的积怨随著它的失势也在这时逐渐显露出来。到2001年前后这种积怨达到了高潮。许多曾遭它揭黑的省份在这时纷纷跳将出来施压,《南方周末》被迫整顿,最终的结果是代理总编钱钢调离,副主编陈明洋撤职,记者部正副主任撤职,几位主要骨干记者除名。更多的记者选择了出走,曾经君临天下的《南方周末》终于元气大伤。

天打雷劈之下,《南方周末》被迫选择第三次转型。从生存的角度它有意识的提高了经营的分量,不再坚持采编为主,而是把采编不自觉的开始慢慢为广告商服务。在这里有一位曾任《南方周末》广告服务部门主管的人对此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述:

2002年也因此成为《南方周末》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改革年」。其中一项引起报界广泛注意的就是成立了专门从事该报品牌策划和营销的品牌工作室(后拓展为市场部),首开中国报纸品牌经营和品牌营销的先河。

1.「多元精彩」的产品结构 2002年,《南方周末》一年两度改版,分别对产品的结构和形态进行调整。3月28日的第一次改版中,确立了新闻(时政+社会)、经济、文化、城市四大版块的产品结构。明晰的功能区划,使该报由以往的社会新闻一枝独秀,形成「多元精彩」的格局(向熹,2002)。从营销的层面来讲,既增加了多元化读者的阅读选择,也增加了广告商的投放选择,《南方周末》的广告吸附力、广告到达率都大大提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创的「城市」版,每期对开八版,以赠阅的形式,覆盖京、沪、粤三大城市群落的核心人群。这实际上是同一产品的差异化策略,全面提升了该报的有效发行和广告价值。根据第三方数据显示,「城市」版的推出使《南方周末》的发行总量提升了25%,至2002年年底,70%的发行增量集中在核心城市,更吸引了大批成长中的良质品牌,成为《南方周末》新的增长点。

2.VI系统的基础工程 此次改版的又一重大成果是,《南方周末》全新VI系统的基础工程部分的确立和正式启用。

VI(Visual Identity),即视觉识别系统,是企业形象策划(CIS,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的重要组成,是对企业理念(Mind Identity)和企业行动准则(Behavior Identity)的视觉传达与形象化表征。对塑造品牌统一、完整、独立的视觉形象,凝聚品牌的市场共识,提高品牌视觉向心力,有重要作用。

2002年3月28日,《南方周末》将沿用了十八年的报头进行了创刊以来的首次大规模改进:一是将报名外一粗一细两条文武线框改成中国传统印玺的肌理效果;二是将报头的正品红中加入少许蓝、黑,近似朱砂色,成为该报的专色红。这一章一红确立了《南方周末》的品牌形象和基本色调,并以此为基础,进而演化出一套完整的VI系程,应用由《南方周末》内部及外部用品和公开场合。中国报界全方位使用VI系统,《南方周末》是第一家,强化了该报品牌的形象性和识别性。17

由于这样的生存策略的确立,它内容风格上也开始了转变,除了必须为广告商所界定的特定人群开辟出专门的版面外,曾经作为其独特标志的采编内容风格也发生著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主盯经济,与政治若即若离。经济领域它很可能仍然是目前唯一一份敢于直面现行经济体制运行中一些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的报纸,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比较明白的窥见歌舞升平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东西,才能较为清晰的透视中国经济艰难爬行的轨迹。传销神话,互联网奇迹,股市泡沫,这些曾经喧嚣一时的东西在这里都得到了及时的揭示和有力的质疑。

很多人都说《南方周末》长著一副舆论监督的面孔,其实它在政治上的所为给人看起来是极其有限的,似乎在有意回避。相反,有关政治的那些技术性的东西,比如,基层民选中的村民自治,小区物业管理,人大代表的海选等等,在这里却见得很多。它似乎很难看出甚么轰动性的东西,其实对我们这个在专制的阴影下踯躅了几千年且民众极其讲究实利的民族来说,这些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有无数的人在反思,却没有人来结绳记事,在这里,《南方周末》不是一个鼓动者,而是一个记录者。它的作用也许若干年后才能真正体现出来。一个民族最扎实的现代化进程恰恰来源于底层最朴实的民主事例的积累。当然,它也并不是完全避开政治人物的摹写。在2003年的中共十六大期间,就有一个对前任总理的专版。我相信它的目的和大家看后的感受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它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铭记一个伟人,而是为了铭记这段锻造伟人的历史以及在历史行程中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曲折与艰难。

(二) 抛开两头,抓中间段

作为一份纸质媒体,《南方周末》在文化上奉行一条较为独特的路线,那就是在思想方向上与主流媒体保持高度一致,紧密的配合著整体的政治形势,思想上显示了明显的向内转,比如在它的版面的某一时段,总会看到一些对陈寅恪钱锺书巴金王元化等等这些90年代以来占据各主要学术媒体显眼位置的老人。历史的机缘使时代人物的命运成为一种标志,我们并不是有意要和某种观念某个人物过不去,只是在陈述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与之相辅助的是,在有一阵几乎每期都要出现的那些在文化的名义下堆积起来的关于民俗古建筑旧器皿的东西,当然都蒙上了一层文化的外衣,与那样一个时代是紧密相依的。

但所有这些都不是它的文化取向的主体。它大致圈定起这样一个范畴,一方面远离那些纯粹追求感官休闲没有内在意义支撑的流行娱乐资讯,另一方面又与主流思想完全钦定的政治宣传性文化资讯有相当距离,集中于尚未被主流媒体完全承认却又在民间有较大影响力的电影电视以及某些原创性音乐戏剧作品等,比如在国外电影节上获奖的国产电影,在内地有较大影响的小说、电视剧和演员,在内地较高层次人中有广泛影响的音乐作品,如摇滚乐话剧音乐剧舞台戏等,特别是那些在社会的底层默默的记录著的DV作品人,孤独的耕耘著却始终不为社会主流所承认的第六代电影人。在这里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关注。我们仍然能够清楚它的一片拳拳之心,在这个高速商业化的时代,它一方面小心翼翼的呵护著作为主流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意义形态,另一方面又通过许多与时代伴生的文化形态的广泛关注来间接的影响甚或是消解著以权力为中心的传统的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所做的许多事都是开创性的,尽管它的意义也许很长时间以后才能为人们所充分知晓。

但是恰恰是这种内容风格上的转变引起了从前许多曾经关注甚至热爱(在中国对一个与自己不怎么相干的东西,用这个词语往往是令人生疑的,但我们必须承认,《南方周末》的确曾经做到过这一点)它的读者的不满。很显然作为一个在民众中拥有巨大声望的媒体,人民的信任是一种财富,但同样也是一种巨大的压力。一个有良心的媒体首要做的不是考虑著怎样利用著这巨大的信任去赚钱,而是该想著怎样做才真正对得起这份来之不易的信任。我们能够理解在我们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南方周末》生存的艰难。一方面,捆绑在牢固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以权力为导向的舆论系统依旧没甚么质的改变;另一方面汹涌而来的商业化浪潮又在过度侵袭著先天发育不良的舆论系统。在夹缝中生存的《南方周末》也不断体现著它的多方面妥协后的力不从心。他们不知道,《南方周末》不再是那个通吃一切甚至引得洛阳纸贵的天之骄子了,它必须随著不断变换的社会环境和不断分化的人群做出行之有效的调整,老老实实的低下曾经高昂的头,去为你的消费人群服务。前面已讲了它生存环境的变化,其实这时它服务的对象也在发生著改变。

目前覆盖全中国的平面媒体,除了宣传政府政策的政府机关的喉舌无须担忧发行外,其他依靠市场来养活的媒体基本上有了相对固定的消费群体。像需求永远旺盛效益来的最快的低端,配合著读图时代长大的这一代年轻人所推崇的娱乐时尚杂志早已人满为患,同样的供成人消遣解闷谈论翻翻的心灵鸡汤似的次文化刊也逐渐排定座次,《知音》《家庭》《读者》该算其中的翘楚。就在这个中间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真空地带,一个云集了较高文化涵养有一定消费能力群体的需求。他们大多具有较为成熟的欣赏认知能力,需要有对这个社会更为真切的把握了解的渠道,可是更需要心灵体验的文学在节奏飞快的今天已失去号召力,这样,更为快捷更为及时,相对来说也更为犀利更为真实更为贴近地面的《南方周末》的应运而生就很好的填补了这一巨大空白。那么它所服务的人群主要集中在「既有草根阶层,也有知识分子、治国阶层──其中大部分属「先富起来」的群体。……真正的知识分子和受过高教育的群体是我们的中坚读者,他们认同我们对很多普适价值观的描述。」18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历经近20年的发展也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与80年代相比,这是一个经济收入社会环境政治地位都已不可同日而语的阶层,传统的一极化权力对人影响日渐式微,流行的消费主义时尚日渐清晰的深入人们肌体,而以所谓的名校名门名刊名师为主的学院派慢慢开始爬升逐渐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第二权力话语。随著一极化权力对普通人生活丧失了实际上的号召力,以学院派为主的第二权力话语逐渐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随著经济地位的显著改善政治地位也逐渐上升,而有知识的文化人的头衔又使他们轻而易举的赢得公众信任从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不断加强,他们实际上也取代前者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借助自身知识资源优势向公众发号施令。对普通民众就是知识人而言,已经基本上谈不上甚么信仰、精神乃至超越于个人之外的任何带国家或民族色彩的责任。应该说,这是一个社会走向文明走向秩序走向理性的趋势。但问题的关键是,由于他们在权力高端缺乏独立性,为保持与主流权力的一致性,只能选择了远离生活第一线大步向内转,致使90年代以来整个社会尤其是文化领域创造的活力消失殆尽,处在话语权上端的俗称知识分子的一方,一方面在充分享受与底层生活挂钩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同时又巧妙的利用固有的权力秩序把自己扭结成一个封闭坚固的利益群体,拒绝开放,拒绝新鲜血液的输入,形成一个谁都明白的既得利益集团,却偏偏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副高尚模样,这一方面极大伤害了圈子外的人们挤进来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使这种与权力走得太近远离公众的发号施令的权威与公正性倍受怀疑。这是目前中国学术媒体不能成为公共平台的关键所在。19

时势的变迁决定了80年代中国的知识媒体间那种天真又不乏热忱的论争早已成了「温馨的回忆」,随著身份由参与者变成了主宰者,他们所能控制或施加影响的媒体相应地也就由公共平台变成势力范围。如果稍一留心中国的这些媒体,说甚么风格都是搬出来糊弄人的道具,说他们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作者群却是千真万确的。我们经常把那些搞著经济与权力走得很近的人称为既得利益者,其实如果从「名」的角度讲,每个人心里都知道,同样有一个既得「名」益群体在。他们大多已成了新一轮话语权的发布者,他们心中是根本缺乏自由论争的原动力的。如果有论争,多半是「核心」与非「核心」,主流与普通之争,说到底,是新形势下权力再分配的利益之争。这种等级划分体现在媒体形式上,就是《读书》《收获》《南方周末》,成为第二权力话语的核心区域。而《南方周末》又由于其覆盖范围广容量大时效性强而成为这一区域的当仁不让的喉舌,就这样,《南方周末》终于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转型,从激烈的民间立场成为温和的第二权力话语的实际代言者。

在这里,我们就能比较清晰的解释《南方周末》宗旨从「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到「在这里读懂中国」的转变。所谓的「在这里读懂中国」,就是借助于其第二权力话语的核心平台,云集了他们所认为的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一批知识分子,试图在这里向世人展示一个既不属于纯粹的配合宣传的政治话语,也不完全等同于底层民众的声音,一个代表著呼之欲来的公民社会的较为理性平和的声音,一种他们所认为的也期待外界这么认为的真正的新主流之音。

《南方周末》身上几乎浓缩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媒体业所发展的所有辛酸,也获得了这么多年来中国媒体业所没能获得的荣耀。应该说,在目前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它几乎把一个媒体行业在现行体制下所能发挥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就像这次汶川大地震时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在看一部部煽情的灾难片,只有从《南方周末》发回的纹川地震现场报道我们才感受到了质地的坚实。在这个感情过于泛滥的季节,这种不合时宜的节制,其实就是媒体人最应谨记的东西,客观、冷静以及公正性,以及面对突发事件的理性与建设性,这些很多年后我们才会懂得它的珍贵。

注释

1 〈新周报》主编赵世龙的内部讲话〉,http://blog.sina.com.cn/zhuch.

2 田间、吴鹏、黄大赛、杨冰:〈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 ,http://www.mediaview.cn/article.asp?id=169.

3 田间、吴鹏、黄大赛、杨冰:〈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

4 朱强:〈《南方周末》转型期舆论监督特色分析〉,《青年记者》2006年第17期。

5 田间、吴鹏、黄大赛、杨冰:〈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

6 张小丽:〈从南方周末的批评性报道看舆论监督〉,中国新闻技术网,http://www.tec119.com/nw/7/20040101/435.shtml.

7 朱强:〈《南方周末》转型期舆论监督特色分析〉。

8 黄丽、刘斌:〈华尔街日报体」的传播特点和接受效果──以《南方周末》为例〉, 2007年08月21日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9 田间、吴鹏、黄大赛、杨冰:〈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

10 陈涛:〈我在《财经》和《南方周末》的日子〉,《天下男人周刊》。

11 田间、吴鹏、黄大赛、杨冰:〈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

12 〈新周报》主编赵世龙的内部讲话〉,http://blog.sina.com.cn/zhuch.

13 田间、吴鹏、黄大赛、杨冰:〈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

14 左方:〈我们的追求〉,《南方周末1984-1998年电子版合订本》,序言」部分,南方日报社1999年出版。

15 〈新周报》主编赵世龙的内部讲话〉,http://blog.sina.com.cn/zhuch.

16 田间、吴鹏、黄大赛、杨冰:〈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

17 刘晓璐:〈《南方周末》进入品牌营销时代──从形象广告看南方周末的品牌塑造〉,2006-08-24,http://www.xxju.net/.

18 田间、吴鹏、黄大赛、杨冰:〈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

19 刘工昌:〈由《读书》的转型看中国学术媒体处境的尴尬〉《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8年1月号。

刘军宁:三十年改革:一场游戏,一场梦!

美国总统老布什邀请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美。一次这三位要人从白宫出门时,老布什的汽车在前面引路,叶利钦的车紧随其后,而邓小平的车则跟随在叶利钦的后面。在一个路口老布什的车往右拐弯了,叶利钦的车也跟着打了右灯往右拐,此时邓小平的司机赶紧请示老人家我们该怎么办,邓小平毫不犹豫地下了指示:“打左灯,往右拐!”——民间政治笑话

中国的改革,从三十年前的轰轰烈烈,到今天的死气沉沉。不论官方与舆论如何打气,始终不见起色。中国的改革事业,难道真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难道真的要寿终正寝了吗?

今天中国改革所处的困境,使我想起了自二十多年前至今一直流行的一个民间看法。这个不知谁发明的看法是: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等死还是找死?这真是个大难题。最明智的选择是既改革而不找死,又守旧而不等死。所以,真正的改革只能是不死不活的、具有象征性的行为艺术。可见,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既注定要改,又注定无法完成。从改革的现状来看,不能不佩服这个民间智慧的先见之明。

改革的归宿是什么?为什么中国的改革不能实现改革者所期盼的“实现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理想结局?——因为在光鲜照人的外表下面,改革的内核中存有若干不可弥合的重大裂痕。

首先,从所设定的目标来看,中国的改革试图通过资本主义的局部手段来解救、完善整体的社会主义。然而,这一目标在逻辑上和经验上都不成立。共产主义及其政党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逻辑。在一方做出妥协之后,双方也许有一个短暂的蜜月,但是他们不可能白头偕老。甚至在今天共产党新党员的入党誓词中,两者依然是不共戴天的。在现实世界中,既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也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政党领导的。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上都未曾出现过一种由共产党领导的实行资本主义的、稳定而可持续的社会制度。

其次,中国的改革是危机累计和危机推进的改革,它绕开而不是解决旧体制中最致命的问题。这种改革用制造危机的方法来解决危机。每一项改革都试图解决一个已存在的社会危机,但是改革本身又带来了新的危机。改革不是像设计者所预期的那样结合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好处,而是结合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坏处。这样,各种危机就不断积累增加,并日趋接近临界点。

第三,中国的危机在根本上是价值与信仰的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正当性危机。这也是旧体制中最致命的问题。而改革关注的是GDP,它根本无视这方面的危机,因而也绝无可能解决这个危机。经济发展掩盖不了、更解决不了价值危机。所以,对中国的危机而言,改革只是一剂治表不治本的药。

中国改革之所以不能善终,还有一个简单的原因,就像“变天派”所认定的,这个“天”是不可补的。改革的目标是补天,而在上面打的补丁太多太重,只会加速“天”的坍塌。所以不补天是等死,补天是找死。现行的改革已经无法在导致危机的旧价值框架内解决问题。这就注定改革修不成正果。

等也罢,找也吧,快也罢,慢也罢,这些都说明,今天中国的改革已经失去了方向,失去了速度。

中国人的民间智慧指出:邓小平江泽民时代的改革是“打左灯,向右转”。这似乎是改革之初执政者唯一可能的选择。毛泽东时代,是打左灯,向左转;这个选项已经被邓小平排除了。戈尔巴乔夫式的“打右灯,向右转”也已经被中国当今的执政党完全拒绝。剩下还有两个选项:一个是“打右灯,向左转”,表现为高举改革的旗帜,回归计划经济与公有制,回到中央集权,回到正统意识形态;一个是把四个转向灯都打开,四灯闪烁,但是改革之车已经原地不动了——这也许就是中国改革的现状!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死胡同!改革尚未完成,但是已经走到尽头。社会上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而改革的步伐却越来越慢,以至完全停顿。

最新的意识形态风向,最近出台的许多法律和政策都表明,在行进了三十年之后,面对无路可走的南墙,中国的改革已经开始大步折返!

中国经过近30年补天的渐进改革,没有触动旧制度的根本,没有解决根本的制度问题,且一些新的危机和问题正在加速积累。目前,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改革已经没有空间。

在改革之后,如果前30年是“改革”的话,未来中国的关键词就是“改制”。不要说愿不愿意,事实上,改革已经变成昨天的一场游戏、昨夜的一场梦!

玄  圭:黄色录像与民主

两个极不搭界的词汇,怎么会联系在一起,连笔者都觉好笑!

历史上,我们对于性的禁锢,当属解放后到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期间,尤以六—七十年代为甚,几乎到了谈性色变之程度。这完全出至于,统治者围追堵截般的使然,在人们性前筑起道道堤坝。筑坝者,自是生怕堤坝被人打开,使人沉迷于此,而天下大乱。于是乎,终日惶恐不安,且疲于奔命地筑坝;时而见坝内潮水涌动,而惊慌失措;时而发现潮水溢出,又陷入万分恐惧。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是孔子在《礼记》中所阐述的;与孟子同时的告子也如是云:“食色性也 ”。 如此说来,人对性以及相关的要求,便是规律,不可抗拒。

改革开发,性也获得了相对解放,禁锢在人们思想中的堤坝轰然决堤了,人们敢于涉足这个领域。看黄色录像,应是性表现形式的一种(对于看黄色录像的是非,这里不做论述。)。记得,上个世80年代后期,录放机大行其道,什么单放、录放、单卡、双卡机颇多。盒带也满天飞。人们看什么?对不起,那时少有电视剧。看黄色录相便是!看到里面的画面,人们经过了从惊心动魄、脸红心动到后来的习以为常,以至无聊过程。

说到这,笔者突然联想到民主,似乎与那时看黄色录像多少有点相似。

简言民主,不外乎就是人民拥有更多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为,拥有:选举、言论、结社、游行、示威等充分的自由。世人皆知民主是个好东西,尤其是,解决当下中国社会所有的问题,民主不能说不是一剂“灵丹妙药”。 就连封建清王朝的统治者——慈禧太后都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不过是“民智未开”,想给,怕乱而已。那么,难道说当局连封建帝王也不如吗?笔者认为也不尽言。他们在热衷党绝对领导一切的同时,若抛其所属政党禁锢,他们中间未必没有站到民主这一边的。然而,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他们思想仍然停留在“民智未开” 怕乱,还是不折腾为好上。这大概才是“中国国情”之根本。嗟乎!前后是异曲同工。那么百年前说“民智未开” 尚可理解;而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业已融入世界文明,且遍地大学生当下之中国,还“民智未开”?实是,耐人寻味!

其实仔细想想,有人上街、有人结社、有人站出来不好听的话,这一切并非那么可怕;每日围追堵截、惶恐不安也没那个必要,也解决不了问题;最终只是使为自己原本绷紧的神经又多上几根而已,到头来一些矛盾越积越深、越来越多。如此这般,倒不如像当初看黄色录像那样放开。有人上街游行、有人结社、有人站出来说反对意见,或许对于多年失去普世民主权利的国人,可能会“惊心动魄、脸红心动”,但时间一久一切便习以为常,人们自然会用自己的正常思维看待这一切。譬如现在,你再给那些过来的人看黄色录像,怕是都觉得无聊吧。让人们在民主中,锻炼自己,分辨事物,大可不要怕。毛主席曾讲过:“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那么,是围墙筑坝好,还是放开好呢,毫无疑问智者大都会选择后者。因为放开的同时,其实也是在解放自己,使政权更加稳固。

放开,对于统治者来讲,不是别的,是面对变革的勇气问题。是做一个开拓者,还是抱残守缺,确实是一场勇敢的革命。做一个勇者不等于一介鲁夫,最后乌江自刎,那不是开拓者应有的结果;而是在放开的同时,要有一定的法律做基础做保证。就像看黄色录像,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和什么人看,是否为商用等等,这么多年来游戏规则已经形成,甚至已演变成为,人们的普遍自辨与自律。民主也需要这样一个过程,最后势必进入人民熟练掌握、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参与社会建设,以及达到普遍的自辨、自律(台湾不是例子?)。由此可见,赋予人民民主并不可怕,不会乱,怕的是不敢迈步而固守遗砵,那才是“中国政治不改革怕是死路一条。”(完)

2009.1.1

作者为大陆作家、中文独立笔会会员

谢  泳:八十年代的一件小事

今年,许多报纸都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有一些报纸找我写文章,我只写过一篇,谈邓丽君的歌声对我的影响。我认为邓丽君的歌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我希望以后专门研究流行文化的学者,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给她一席之地,有时候流行文化对思想的影响可能要超过主流文化,特别是对青年。

还有一件小事我很难忘,也写出来,或许对于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有帮助。中国近30年的进步,其实非常艰难,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人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特别是其中一些小人物,历史不会记住他们,但历史进程中应该有他们的贡献。我从头说起。

1980年,我到晋中师专英语专业读书,因为对专业本身没有太大兴趣,我很多时间是自己看书。刚到晋中师专念书的时候,我还没有住校。当时晋中师专的条件非常差,一开始是想住校而不得,但到了学校要求住的时候,我倒不愿意住了。

那一段时间里,中国刚刚恢复律师制度,我家住处离榆次法院很近,榆次人称为衙门街,我就经常去法院旁听,那时我对律师职业非常向往。1983年,榆次第一次招考律师的时候,我已留校编报纸,我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去找了我师专的学长底安民,从他那里借了一点关于法律方面的书,可惜当时学校领导不让参加考试,我这个律师梦也就破灭了。但那段时间,法院一开庭我就去,慢慢有了一个感觉,而这个感觉至今还影响着我,那就是在法庭上看到所有被告,我感觉都是好人,都特别让人同情,当时的真实感受是被告无坏人,后来我明白,同情弱者是人最高的天性。人是非常脆弱的,再强大的人,在那种处境中,也非常可怜。后来我想,这种性格肯定是做不了法官的,因为在法庭上极容易对被告同情会影响法律的尊严和公正。

大概是1981年,我旁听了一个案子,至今还有一点印象。记忆中是一件投机倒把案。当时的法官是一位女士,那个时候榆次许多案子都是由她来担任审判长的,她的名字叫靳同(可能不是这样写,但读音不会错)。被告是一位工厂的技术员,名字我没有记住,但他的犯罪事实我记住了,是他在工作之余,帮一家工厂做了一点技术工作,人家给了他几百块钱,细节记不清了,但大体就是这样一件事。我印象中,那个技术员是南方人,年纪约有四十出头,在法庭上非常沉默,想辩解而不得,眼中含满眼水,但努力不让流下来。为他担任辩护律师的是当时榆次一位老律师,文革前可能就从事这个职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名字是叫张守中(至少读音如此)。这个因为利用自己的技术帮助别人,收了几百块钱的技术员,最后被判了三年徒刑(这个记忆可能不准确,但事实不会差太远)。

快三十年了,我有时候还记起那个技术员在法庭上的情景,我想在他一生中,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偶然做的一件事,可能改变了他的一生。我想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几年之后,这个技术员的案子可能早已改正(但愿如此),因为过了不久,他的行为不但不是犯罪,还是政府一度时期鼓励的,但这个技术员的一生可能已经会是另外的样子了。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其实有相当多小人物的经历构成了这个时代进步的足迹。我那时旁听过很多案件的审判,以我现在非常有限的法律知识判断,多数是不公正的,这个不公正,不是因为腐败,主要是因为当时流行的观念、法官的水平和法律不健全造成的。我相信社会进步是累进的,一步一步才走到了今天。电视台经常有“讲述”一类栏目,我想以后也应当找那些有类似经历的人出来,让他们诉说一下自己的苦处,因为在时代中流逝的小事,放在具体的个人身上却不小。老话说,为人辨冤白谤是第一天理,这也应当是纪念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意。

2008年9月22日于厦门大学

刘文忠:梵蒂冈—-追忆一段惨痛的历史

说起梵蒂冈,我总是感慨颇多,常常会追念那些在苦难的”文革”年代依然能不畏强暴坚持自己信仰的天主教徒们。如今,他们中许多人早已不在人世了,可他们的精神却一直鼓舞着我,引导我认识基督普世之爱的力量,启迪我生命的真理和道路。今天,我走访梵蒂冈,带着朝敬的心,追忆那段惨痛的历史,缅怀我们中国人的”良心”.

圣地之游

梵蒂冈,可谓当今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它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西北角呈三角形的高地上,地处台伯河右岸,以四周城墙为国界。简言之,城是梵蒂冈的首都,亦即国家,故曰”城国”.全国由圣彼得广场、圣彼得大教堂、梵蒂冈宫、博物馆、公园及几条街道组成。国中宫院、教堂、图书馆、邮局、电台、火车站、飞机场等设施一应俱全,居民多信奉天主教。梵蒂冈尽管很小,却也是欧洲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在联合国派有代表,具有一个国家的地位。它是历史上教皇国的延续,是一个特殊形态的政教合一的国家,梵蒂冈城本身就是一件伟大的文化瑰宝。

天主教在中世纪统治欧洲时的威严气势在此仍然得到承继。时至今日,宗教虽然退出了欧洲的政治领域,但它在欧洲人乃至全世界精神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仍然显赫。我们的大巴早上八点就赶到梵蒂冈,城外等待进入的队伍已经像盘山公路一般蜿蜒了几公里。如此多的人,各国语言在头上飞来飞去。当我们被人群推进圣彼得广场时,发觉这是个椭圆形广场,广场上到处是一堆堆人群,不少人席地而坐,诵经、交谈,一些宗教团体则在分发乾粮饮料。诺大的广场被人为地分成若干区域,巴西的、西班牙的、南非的。我们碰到一群亚洲年迈的老太太,是从香港组团来梵蒂冈朝圣的,其中有不少华人,我们与她们一起席地而坐休息,并与她们交谈。知道她们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们的生命几乎全部奉献给了自己的”在天上的父”,从此她们成了主的女儿、女仆,许多人一生未婚。守卫和巡逻在各处的梵蒂冈卫队,是从瑞士招募来的,他们戴着帆船形状的帽子,身着蓝色衣裤、白色翻领十分鲜亮。可爱的是他们没有任何神圣或紧张感,在各国妇女的镜头下灿烂地笑着,如同明星一般,有的对着我们快乐得挤眉弄眼。

圣彼得教堂门前的台阶下,看到一块警示牌:不准吸烟,不准吃食品;男士禁穿短裤,女士禁着露脐装和超短裙。雄浑的大理石圆柱构成高大的门廊,廊檐下是五扇青铜大门,宽大的铜雕大门和整块的大理石柱,使教堂显得更加气势恢宏。教堂大殿的大穹顶是米开朗基罗设计的,装饰有极美丽的青铜浮雕,殿内的雕塑、绘画和黄金制品的艺术成就令人叹为观止。在这儿,里里外外游人如织。其中既有如我辈的普通旅游者,也有虔诚的教徒。肃穆幽微而又富丽堂皇的大教堂内,闲散的拍照者和祈祷的朝观者两不相扰。在大教堂里,可以看到教皇登基的圣台,以及无数雕刻或绘制精美的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站在其下,顿觉自身的渺小。而门的名称更让人心生畏惧,中间那扇叫善门,左边两扇叫神门和死门,右边两扇是圣门和灾门。我们是从善门进去,由灾门出来的。圣门一般不开,每隔二十五年的圣诞之夜才开一次,由教皇亲自来开启。但有重大圣事活动时也可以打破常规。步入教堂,首先来到大厅中央。在米开朗基罗设计的高远的大穹顶下,是青铜华盖,华盖之下是教皇举行弥撒的祭坛。在祭坛两旁,各有一架大管风琴。举行弥撒时,管风琴里奏出的低沉、舒缓的旋律回旋在整个大厅。祭坛前面不远处有一条通道直通教堂的地下室,地下室在十六世纪时扩建成一所巨大的墓室,之后的历代教皇都安葬在此。

圣彼得大教堂四周建有不少各具特色的礼拜堂,而每一座礼拜堂都是一个小小的艺术馆,里面布满了历史上著名艺术大师的作品。其中最值得一看的是圣母悲切礼拜堂,因为这里面收藏着米开朗基罗雕塑的成名作《悲切》。圣母眼帘低垂,无限哀伤地看着怀中的耶稣。在这块弹丸之地上聚集着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一大批举世无双的艺术财富,完好的保存并展示在世人面前。

梵蒂冈的日常生活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每遇周日,圣伯多禄广场天主教徒聚集,中午12点,随着教堂钟声响起,教皇在圣伯多禄大教堂楼顶正中窗口出现,向教徒们发表演说。导游带我们参观了有五百年历史的圣伯多禄大殿,这是每年主持国际圣体大会和圣体年揭幕弥撒大典的场所。大殿堂是基督教的中心,站在这座气势宏伟富丽堂皇的大殿上,我想起一个曾经在上海市监狱相遇的难友。我大胆问导游:听说1991年在这所大殿中为原上海主教龚品梅举行过欢迎与加冕仪式?他惊讶问:刘先生你怎么知道?这是中国天主教徒一件非常荣耀的事,因为只有受全世界基督徒崇敬的人,才有资格在这里被教皇授勋位,当时的场面和规模感染基督世界,全场所有贵宾与基督教高层领袖们长时期起立向他致敬!全球信基督教的华人都知道这一幕。因为你们政府不喜欢此人,我也只能不对大陆人介绍此事。

地狱之忆

参观梵蒂冈触动我想起解放后中国天主教与基督教的悲惨命运。1951年中国第一次反梵蒂冈运动,历时一年半,起因是梵蒂冈驻中国公使黎培理被驱逐出境一事;1953年中国开展”反帝爱国运动”,驱赶外国传教士;1955年9月8日是天主教的大灾难日,宗教界称为”九。八事件”.政府一夜间在全国逮捕了所有抵制”三自革新”的天主教人士。在上海,龚品梅、金鲁贤等30多名神父和300多名教徒被捕,后来许多人被判二十年或无期徒刑。1958年又一次反梵蒂冈运动开始,政府利用宗教界思想比较进步的青年在天主教内部造反分化,这是一次重要的划清界线运动。凡爱国者,跟共产党走;爱上帝者,软禁起来,有影响的则被抓进去。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彻底取缔了天主教等其它宗教团体活动。

1966年当毛泽东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噩运就降临到远东著名的天主教上海教区,其中心即在徐家汇天主堂、耶稣会院、神学院、天文台等方圆几公里地方。解放前上海教区管辖面积据说超过梵蒂冈国土,在上海地方史料上,这里曾有”东方梵蒂冈”之称。著名的徐家汇藏书楼,原是教会图书馆和耶稣会综合研究机构,中国第一本外文百科全书就在这里诞生。旁边有百年历史的徐汇中学,原是徐汇公学。现在徐汇区政府的办公大楼与上海天文台,则是原天主教大修院、神学院、拯救女修会和献堂会。附近的土山湾地区是教会各种用品、服装的生产基地,中国最早的西洋油画作坊就诞生在这里。在大教堂后面的汇南街还有中国最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陵墓,他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天主教的噩运随着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一声礼炮,在这里拉开前幕。

1966年6月19日上海附近地区的天主教堂神职人员全部集中在这里,由四名国家宗教局干部组织他们办学习班,开展互相检举揭发,并要每个神父写脱离宗教的誓言。8月”破四旧”运动是文革的开业典礼,而消灭宗教正是”破四旧”的目的之一,红卫兵充当了撒旦的鹰犬。一群北京红卫兵联合上海红卫兵,首先冲击了这座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天主教堂,把这座建于十九世纪的教堂内外砸个稀巴烂,许多珍贵文物与书画遭受重大破坏。教堂内部四周装饰的彩色花玻璃是十八世纪荷兰工匠制作的,其高巧绝妙的工艺早已失传,这次也被全部砸碎了。一架十八世纪远东最古老的名贵电风琴被毁掉。在每个教区教堂都有图书馆和藏书,58年后从华东各教区没收的宗教经书全都集中在徐家汇天主教堂与旁边的藏书楼内,大批世上少有甚至绝版的圣经画册与宗教书籍,统统被红卫兵搬到广场上,堆积如山,大火焚烧了三天三夜。伴随着红卫兵的叫嚣狂舞,是周围上万教徒们的哭泣声,有的甚至自杀。天主教爱国会干部配合红卫兵与造反派对该地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扫荡教徒的家,命令所有教徒互相检举揭发,没收烧毁教徒家里的一切圣经和圣像,并责令必须挂毛泽东的像。有顽固不化的教徒,则采取革命行动批斗与关押。一场大规模迫害宗教和凌辱信徒的运动发生了。

第一次大规模游街是8月3日,北京与上海红卫兵冲进大教堂,把神父修女们床上用来压蚊帐的二米长的棍棒抽出来,人手一根,像对牲畜一样抽打驱赶出全部神职人员。红卫兵给他们每人头戴二公尺高的牛鬼帽,领头的是爱国会主教张家树和李光明神父,高帽不够红卫兵就用花盆、痰盂扣在他们头上,用长绳索牵连着,”牛鬼蛇神”大游斗开始。红卫兵强迫他们呼喊”打倒天主!毛主席万岁!”沿着徐家汇路步行到华山路,再到衡山路,原路再折回来。一路上有成千上万的围观者,在红卫兵喇叭的煽动下,愚昧无知的革命群众、大人小孩用石头、垃圾、脏水、烂菜皮扔向他们,肆意凌辱这些天主的使者。近三个小时的游斗,年老走不动的神父修女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互相搀扶着起来,而红卫兵的棍子皮带不断毫不留情落地在那些不肯喊”打倒天主”的神父修女的头上身上。要知道被游斗的这些人都是在爱国会领导下宗教团体的教徒,他们都妥协过——”爱天主、也爱毛泽东”.但今天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一条路,”叛离天主、只能爱毛泽东”.几天后,第二次大规模游街又发生了,如法炮制一直游街到徐家汇的徐光启陵墓小公园。红卫兵对着当地教徒的面,把他们敬重的天主教徒科学家的墓彻底毁坏。北京红卫兵们嫌光游街还不够剌激,又组织了大规模批斗会,并强迫当地天主教信徒去观看接受教育。近五十名神父修女被押到徐汇大教堂广场前,列队被批斗,红卫兵逼他们把《圣经》、”十字架”踩在脚底下,每人手拿红卫兵硬发给他们的《毛主席语录》,高喊”打倒天主!””打倒圣母玛利亚!”、”打倒圣子耶稣!”,并要三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几个小时折磨下来,这些神父、修女们终于抵挡不住阶级斗争的铁拳,有些人违心而痛苦地呼喊了打倒自己心中的主——”天主”.于是,红卫兵允许他们脱离批斗,而那些还不肯高呼”打倒天主”的人则被”加温”,各人脖子挂上十几斤重的木牌子,再不屈服,红卫兵上前两个挟一地强逼他们弯腰九十度,接着干脆把他们双手反背,做”喷气式”飞机状,甚至逼令他们跪下,疯狂地对他们拳打脚踢。狂热的红卫兵小将们一致高喊”打倒天主!””打倒帝国主义!””神父修士是反革命坏蛋!””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在如此人格侮辱、尊严践踏、肉体摧残下,不少年迈体弱的神父修女纷纷昏倒被拖走。

盲修士

红卫兵用尽了一切手段,几个小时的折磨中,只有一位双目失明的修士始终紧闭着嘴巴,死死不吭一声。红卫兵敲开他的嘴巴敲掉他牙齿,硬逼他呼叫”打倒天主”,从他嘴里吐出了鲜血与打碎的牙齿,谁知最后,他拼着命喊出了一声谁也料想不到的口号”蒋XX万岁!”这使横扫长城内外、斗遍大江南北、战无不胜的北京红卫兵气疯了,竟然遇到了一个不怕死打不败的天主教牛鬼人物!末了,红卫兵得出结论:这个帝国主义驯养出来的宗教走狗,一定是个隐藏很久的美蒋特务、梵蒂冈间谍。于是北京红卫兵们收场时把他押送进上海第一看守所,罪名是他批斗时竟敢呼喊人民公敌蒋某万岁,而他那用手摸写的密密麻麻的盲文外文字母肯定是间谍收集的情报。

盲修士叫金林生,出身在上海浦东地区一个天主教家庭,从少年到青年一直在教会学校读书,后来从公教青年教徒变成终生为教会服务的修士(不结婚),一直在上海市徐家汇天主教堂任职。29岁时的一场大病不幸使他双目失明,失明后的他主要任职宗教文献的盲文翻译工作。因为他双目失明长期不外出,经常独自一个人关在阁楼上,又是一般低级神职修士,所以几次打击宗教运动都能逃脱。然而文化大革命对宗教进行全面迫害,一个不放过,红卫兵造反派叫他学习,被他拒绝,捆绑硬拖进学习班,他仍拒绝学习毛选,只读经书;遭批斗殴打,他不为所动,还是只认天主,不接受毛泽东思想,甚至于他还几次主动要求进监狱,工作组造反派对他也很无奈。金修士认为所有兄弟姐妹都进过监狱,唯有他自己没能享受这种荣耀不甘心。当时许多奉献天主的神职人员,都拿耶稣作为榜样,私下准备好把监狱作为一生磨难的终结地。他们以苦为乐,把监狱当考验自己的意志、考验自己对上帝忠诚程度的磨难处。他们认为活着是临时的,而死才是永生,都甘愿杀身成仁让灵魂进天堂。金修士的盲文外文数据经公安局技术鉴定,全非特务密码,更非间谍情报,纯属宗教内容,所以专业有识人士对红卫兵的无稽之谈也只得苦笑不已。审讯他的人员多次问他为什么要喊人民公敌蒋某万岁?是否不想活了?他回答说:”我想进监狱。”又说:”蒋宋都是基督徒,今天如果他们在中国,绝不会允许这种迫害宗教人士,丧尽天良的事发生。”冬天来了,金修士只穿一套单薄的修士服。所里那些良心泯灭的看守有意要折磨他冻他,以便让他屈服开口求饶,只发给他一套囚犯穿坏的破棉衣裤、一条薄棉被。在零下的冰冻寒天,他瑟瑟发抖,冻得脸皮发青,手脚冰冷。他每天咳得很厉害,多次发高烧吐血被送市监医院抢救,从医生处我们知道他在外面就有严重肺病。监狱负责看管人员要他写下放弃信仰天主的保证书,哪怕口头说一句,表示向无产阶级专政投降,马上可以宽容照顾他,通知外面送药品或吃病号饭。更令人气愤的是,外面教会邮寄给他的衣服、棉被,被一直扣押到第二年四月春暖花开时才给他。我们从包裹单上清楚的看出,邮包寄出的日期是去年11月份。同时我们听看守说,因为他不放弃天主,外面送来的营养补品都不能给他。偏偏这个”不识抬举”的修士宁愿关在里面也休想从他嘴里吐出一句不敬天主的话。他每天依然正襟打坐,嘴里念着经文,从不向看守开口求饶。

最使我们对金修士惊讶不已的还有一件事。所里犯人每星期五是开荤日,这一顿荤菜对我们来说实在太珍贵了,因为哪怕你有再多的钱,做了囚犯是买不到这宝贵的一小块肉的,更别谈从最低营养角度说这小块肉以及有限的肉汤对犯人有多重要。因此,每个人都渴望一周中的星期五。可巧天主教规定星期五是守小斋的日子。实际上,盲人修士也可以申请吃回教饭。看守和训导员都说过,只要他开口批判一声耶稣天主,马上照顾他,可是他断然拒绝了。就这样,金修士从进监牢至今二年多没有沾到一点荤食,这是常人所不敢想象的。盲人修士体内得不到脂肪、蛋白质补充,加上肺病自然骨瘦如柴。他靠的是什么样的毅力支撑?当时我们简直无法理解。他曾说,他在学耶稣受难。众所周知,耶稣被四肢钉在十字架,不久活活被折磨死了。这位盲人修士二年多来精神上肉体上遭受严酷的折磨,不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有正直良心的人谁见了都会伤心落泪。当时我惊疑:关在里面都是政治犯,算得上有思想有意志,可还是一般的”肉身”,我们在监狱怕饥饿、怕恐惧、怕孤独,唯独他的肉身是”道”的载体,什么都不怕。仿佛基督的精神灵魂熔化附着在他的”肉身”上,充满钉死十字架无所畏惧的勇气。

我对金修士讲了古代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的故事,劝他认错,好汉不吃眼前亏,来日方长。金修士却摇摇头,认为那是对天主的亵渎,比死的罪孽还深。他说,”我为什么要说不合天主神旨意的胡话?现在是假神取代了真神,我不能做叛徒犹大。我要保持信仰的纯洁,不要为了活命、为了求生而糟蹋自己的人格。这是不值得的。其实死与生是一回事,天主是知道的,会安排一切。”金修士还告诉我:他要学二个兄弟神父张忠明、候之桢的榜样,关死在监狱也不背叛主耶稣。他常说:”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跟主走苦路,是主给我的恩宠。”他教我祷告、托付主、跟从主,说这样能克服自己的软弱。

每逢星期五囚犯开荤日,他绝食抗议,通过惩罚己身来拯救自己的灵魂。他内心除了虔诚笃信天主教之外,毫无其它杂念。他对同监犯人的讽刺嘲笑,对看守的凌辱和别人对天主极其不恭的言行,或在别人谈论文革种种暴虐时,反而怀有一种极强烈的负罪感。他从不责备别人,把监牢里所有的犯人当自己兄弟。他常常为那些文革中被利用过后,也关押进一所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们的深重罪孽而痛苦不安,为摆脱他们的罪孽,为他们忏悔、祈祷。有次我问他:”文革”如此罪孽,究竟有无使中国人灵魂得到解放之途径呢?”文革”使中华天地浑浊,人们痛不欲生,芸芸众生,劫难茫茫,如何生活得下去?盲人修士冥思了半天,默默念诵《圣经》,然后说道:”《圣经》记载,天主之义是本于’信’.’义’为灵魂得救之意,’信’乃得救之路。 ‘信’者,信仰也。我国文明始祖孔子也说过:’民无信不立。’一个人失去了正确的信仰,一个民族失去了正义信仰,必然被邪恶所愚弄、所蹂躏。”金修士告诉我:天主爱全世界的人,如同爱一个人一样,我们应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像耶稣一样使人与人之间成为兄弟关系。

金修士因为肺病长期缺乏营养药品,多次发病吐血去医院抢救,他的审讯员不希望他死在监狱,有意想放他出去保外就医,唯一条件就是让他认罪,放弃天主。当时哪一个囚犯都不会放弃”写张认罪书先逃出地狱再说”的机会,但我们看到,所有的诱惑都一再被得重病的金修士大义凛然拒绝。同监难友们被他纯净而正义的灵魂所震撼,私下都称他为”上海第一看守所的活耶稣”.还有一次,牢房内一个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头头想立功,向训导员揭发金修士顽固不化,每天吃饭前坚持祈祷。训导员把我们全体叫去训话,痛骂修士不思悔改,叫我们不要受他拒绝改造的影响。训导员再一次引诱他,打开一隻寄给他的邮包,里面除了衣服日用品,还有一本盲文圣经与进口营养品。训导员要他认错,保证不在牢房祈祷,这些东西可以拿去。修士摇头表示拒绝,但他要求政府留给他一本盲文圣经,怨气冲天的训导员当着我们的面疯狂撕毁这本圣经,抛在他脸上骂道”去你妈的上帝”!金修士颤抖着双手,拼命摸索着怀里被撕毁的圣经,流下了乾枯的眼泪。这是我二年中第一次看他掉眼泪。

金修士入狱后第六年,病死在第一看守所。

老主教

后来我被判反革命罪,到市监狱一中队服刑时,又相遇到老主教龚品梅。我小时曾从父亲嘴里知道,龚品梅19岁进神学院、29岁当神父,长期任著名教会学校震旦附中的校长,在上海是个有名望令人尊敬的主教。而在教会学校读书的三哥告诉我,当时天主教里有句话”全国看上海,上海看震旦”.震旦大学(上海第二医学院前身)曾培养出无数基督精英,可惜大多数人遭劫难。1950年,梵蒂冈任命龚品梅为上海南京苏州三地主教。新中国成立后面临一个尖锐激化的矛盾,共产党组织了新的爱国教会,要龚品梅脱离梵蒂冈接受”三自革新”会,可是不识相的主教抵制政府对天主教的改造和渗透,要求独立,拒绝在教会内开展反帝(梵蒂冈)爱国运动,拒不参加官方的爱国组织,于是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头子。

那时我关在一中队的大刑犯老残病弱楼面,做一些”拆纱头”的轻微劳动,我在第三小组,第四组最后一间牢房就单独关着所有犯人都知道的特殊人物,上海天主教主教龚品梅。他属于比较特殊照顾的犯人,当时楼面上还关了不少判重刑年迈的宗教名人。龚品梅从1955年失去自由,在一所关押五年,后判无期徒刑进市监狱,曾押送到外地劳改场改造过,在失去劳动力后又押回到上海市监狱大刑犯一中队关押。当时管教中队长布置楼面批斗帮促龚品梅,原因是他虽被隔离单独关押,但仍长期坚持每天早晚做祈祷。那时监狱鼓励互相告密立功减刑,政府得举报后认为他的行为是大逆不道反动的,是一种蔑视专政机关的挑战,一定要组织犯人彻底批斗。

我至今难忘这一幕,七十多岁的主教弯腰低着头,脸上没有愤怒也没有恐惧,听凭犯人对他”反动思想”的批判。我为他庆幸的是一中队的批斗会比较文雅,因为参加者大多数是政治犯、长刑犯、老年人,加上中队长叮嘱此人特殊不要动手,主教免除了皮肉之苦。如果换在我曾经历过的其它中队,特别是刑事犯中队,主教的老命危险矣!几天的批斗”帮助”对他无动于衷,他几乎成了哑巴,一句不答。管教中队长说:”你这个顽固不化的老反革命,为什么要祷告?如果天国中真有上帝,你也就不会在这里了。”这时,我发觉主教第一次抬起头看着我们,那眼神充满了悲忧,却又那么慈祥,就像耶稣被捕后被门徒彼得否认三次,望着彼得时的眼神一样。当时我心里难过极了。显然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对这位主教起不到作用,他每天依然做祷告,无奈之下管教队长也只能当作不知道。

记得在楼面放风时,我趁旁边无人悄悄地问老主教,是否知道徐家汇天主教堂的金修士。他惊奇地问我:是否双目失明的金林生修士?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说知道金兄弟。我告诉他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与金修士共同生活了二年的情况,及金修士愈来愈差的病躯,并说了政府工作人员当我们面讲的话”只要金表态放弃信仰天主,马上保外释放他”.龚主教坚定地回答:”休想!金兄弟宁肯死,也不会讲一句背叛天主的话。”后来我知道,这也是龚主教坐三十年牢狱的誓言。

十三年牢狱之灾中我相遇到不少意志坚强、宁死不屈的政治犯,而最使我敬佩的就是那些天主教、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他们大多数是神学院毕业的耶稣会知识分子。在我看来,他们身上都有基督教义所倡导的美德:谦卑、温柔、忍耐,而几乎所有这类人都是”道”成肉身,准备钉死在十字架上。我年轻时始终搞不清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在地狱中不屈不挠,他们躯体内注入的”道”是什么东西,具有这么样强的受难精神?后来,当我接触到更多的基督教政治犯,及读到《圣经》后才明白是天主的教诲、是耶稣的榜样、是基督的精神支撑着他们。我后来才知道,从刚解放毛泽东对他们的打压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并越演越烈。职业教士多数人长期在漫长的监狱和社会的管制监督中渡过与被洗脑,但政府从来没有真正成功过。

1979年平反出狱后,我去徐家汇天主教堂打听一些在监狱相识的宗教人士,从一所活着出来的一些神父那儿,得知金修士在上海第一看守所被关了六年,最后死在监狱里。而龚品梅被关了三十年,1985年在国际压力下,中国政府宣布龚品梅承认错误被假释。令人想不到的是,当时八十多岁的龚品梅拒绝出狱,拒绝在所谓”改造好提前释放”的证明上签字。最后,政府把他放回徐家汇天主大教堂交爱国会看管。1987年,他因心脏病被批准去美国医治。1991年梵蒂冈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在圣伯多禄大堂用最高规格接待和欢迎他,并封他为枢机主教(即红衣主教,是教皇下的最高职称)。实际上,早在1979年龚品梅还在狱中时梵蒂冈就已秘密任命他为枢机主教,梵蒂冈的这一举动在外交上与中国深深结怨至今。2000年,98岁的龚品梅得胃癌在美国去世,迄今在基督世界享有盛名。许多中国的教徒也认为,历史将会还他一个公道。

我一直在思考:毛泽东为什么对宗教这么仇恨?特别是对天主教与基督教的恨与怕甚至远超过佛教和传统的儒家?关键就是一本书——”圣经”与”毛选”,一个人——”上帝”与”毛泽东”.文革时毛泽东把宗教诬批为人民的鸦片,他让红卫兵大量焚烧《圣经》等宗教书籍时,又强制百姓人人拿一本红宝书,还叫亿万人民把他当神供起来。但他的红宝书能与《圣经》相比吗?和今天大批涌向教堂做礼拜读《圣经》的芸芸教徒相比,现在还有谁手捧着红宝书呢?在我十三年监狱里接触到的天主教基督教徒们中,他们很少有一句”反党言行”,说白了,他们唯一的罪过就是”只听天主、不听毛泽东”;他们的反革命罪状就是向教徒”只宣传圣经、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大逆不道,是没有活路的!他们一直卑微地称自己是上帝的仆人,我却认为他们是道德的化身。十三年中我在监狱与劳改农场极少见到过信仰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刑事犯。想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平反的冤假错案数量还少吗?公布出来的材料还不够荒唐吗?连新中国的奠造功臣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可以随便被诬陷连扣五顶”反革命帽子”而致于死地,拿一个梵蒂冈的使者开刀,判他无期徒刑当然更无所谓。判龚品梅无期徒刑,目的就是警告中国所有信仰基督的人——中国不允许有”天主”,只有大救星毛泽东。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梵蒂冈一直没有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我们打击台湾外交,直到现在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二十来个国家,差不多都是受梵蒂冈的宗教影响与支持,这也是新中国与梵蒂冈关系恶交不能恢复正常邦交的原因之一,当然也与龚品梅、盲修士这些无数的天主教徒当年在大陆遭遇的命运有关。

回顾这段惨痛的历史,我想不明白:难道宗教在中国真有这么可恨,非要置于死地?联想到如今的中国,我常常会想起托斯妥耶夫斯基的那句话:”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什么都可以干。”是的,无论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愚昧、残忍、丧尽天良的浩劫,还是如今社会上的犬儒主义、拜金主义,都是与我们国人缺少信仰有着紧密的关系。有了信仰的人,精神有了依靠、灵魂得到安抚。无论是天主教、基督教、佛教还是传统的儒家文化,都要求人们向善避恶、相爱相助。它们对老百姓来说,既是信仰,也是一种社会道德的修养课,这样的信仰有过错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改革开放后,富裕了却依旧迷茫困惑的人们更加渴望精神上的引导和依靠,基督教、佛教而今又在迅速扩展。过去与今天的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反思!

本文载自《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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