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下我不洁的形象曾经
醉卧在前排——千人呼，万人传。
羽人没入野。足球飞上天。
其实君子豹变，（以山脚的名义）
百姓家门谁进谁出与我何碍？
我不过辗转梦见起火的巢蚁，
又忽然想给尥蹶的坐骑添个头衔。
摩崖暮色连绵。铜壶里的荷花
生出狼烟。走卒焚就的霓裳组成
云肮脏的阵容。荔枝白了头。
夜幽蓝的血脉岂是她的错？
逐鹿还请嗳呦，（以山腰的名义）
请继续目击！劣血逐浪生。
去掉一个肾。不肯隐退的赤脚仙
冒着使自己成为杰作的危险。
夜凉如水，鱼浸泡的眼睛仿佛
我的眼睛，睽见了盾：佛，
梳子里窜出的庄子妻举起羊蹄。
爱我就是饶恕我，从不该泄出的地方泄出。
诗不射出尘嚣，（以山顶的名义）
火箭也不命中错中错——舞者？
在吹奏者的寒瓮里变成蛇，餍足的长虹。
蛇有足够的长度抵达乐园。
朝气憋坏我，疽痈且不痛。
更高的高处，谁笑览无遗？
这日月的造设免不了我继续攀登
窗含的无名峰。象隔日的某君
抚摩寰球，（以神州的名义）
叛酋吹响胫骨。唉，逃到那儿都一样！
深宫槐叶纷纷，昼亮的蛛丝
正用万恶梦粘牢突围的黄衣人。
芝 麻
为何不向我显示你魔力的虚假？
翰海边，汉代的使者
勒住夜奔的骏马，
问着那使自大的西天发亮的黑芝麻。
同一个时刻，通往中国的驿途，
来自罗马的商人
又相随黎明的车辇出发，
并以同样的心里话，
问着那使浮夸的东方闪耀的白芝麻。
汪洋中车辆也不通达这里——”
后座，偎依的一对人儿嘀咕。
他们嘀咕的是那传说的往事。
虽然这不过是寻常星期平凡的一日，
是他们许多幽会的一次，
但在太古的诗中说这是开始——
“从远世，摧折的四极，
当然是我们的石油还没有成灾的时候，
水，以加速的震聩，
以原子爆破的广阔释放出来。
驱迫着雷电，浩荡的云粥压得低低的，
把滂沱大雨浇向交叉的绳状熔岩——
不周山上，彗星肝脑涂地。
在万里之遥，它焰火的尾巴沾满石英和辰沙，
灼燃了巴比伦预言的神木，
而谵呓的神木摇晃着，
象野兽，在陨石雨的呼啸中被波涛淹没。
七天七夜，浩淼的巨浪漫卷，崩溃，
七天七夜，烟瘴的水面死气缭绕。
瀛涯上，漂来了参天的葫芦，
里面，一对孓遗的兄妹偎依，追溯那天地悠悠。
七七四十九天，他们纯洁的心儿
卜求着，祈祷着，
他们恣肆的身体亲吻，抚摸……
太阳就在他们的卜求中再升起来。
月亮就在他们的祈祷中重现出来。
在太阳的亲吻中天不得不高，
在月亮的抚摸中地不得不广——”
夜色愈浓，车窗里人影朦胧，
搂得更紧——
“最后，洪水终于退去了。”
两人遐想那景象，没再说更多。
就在这混凝土的榛莽，
太古的兄妹俩开垦出的地方，
他们的车嘎吱嘎吱
响了一阵，然后沉寂了。
四面，零散着废轮胎，塑料袋，
酒瓶以及锈腐的水龙头，
象冲击物，显得任意而蛮荒。
黑暗中，似乎又过了些时间，
车灯突然亮了——
折射出不夜城神奇的光泽，
金属的车壳颠簸着，
象在漂浮，在废气白色的氤氲中渐渐开远了。
就会狂诵，葫芦里肿胀的
银河就会迸射出
瓜籽迷津。流蜜的香灰一旦
滴就了天堂十景，
大理石胸中的全集就会重复，
奏响少女的低沉。
铜铁的喇叭花就会循声痛击。
肋骨的墙歪斜着，
如果凶险的孔雀犹自放歌，
太阳马厩前，隐身的百官就会死谏。
药王所咏吟的虚无，
是文，不是诗。
并不是随便什么血污都能够
点化出真实的栖鸦。
针线无关，商韵多余。
汗帐内，屏息的假尺度
套用了山中人马。
不朽的枯枝栖息邪恶的教士。
昔日剑者疾舞的云翳又
倾贯入千秋玉匣——
空敷的阶梯，蟾光，或蟾宫，
其中自有人情仪表，
否则今世良辰，兔子的
长醉就不会引来崇敬；
捣碎的句号就不会放过风吹浪打；
一大早，东方老爷宁愿的清粥
就不会有和蔼的灾星。
圆月深处，难眠的块垒
象结发夫妻，肺腑里憋不住的
并非怨气或慰劳，是好诗。
卜居者正在清理，担心这傲然成长的
词句需要修饰——
他剪掉乱爬的藤蔓，翻弄满园杂草。
这是散文的风光，诗的季节。
从百合的鳞爪他看穿了一颗心，老年的无理。
干燥的甲虫在回归线上彷徨，
寻找事物的蒺刺，落脚点。
酒吧里的闲人，径直走回家的人，
神思一座煎熬的花园。
他是那变幻的高手，把渐渐老去的面孔
朝炼丹的炉火猛投。
其它念头也难怪使他疯魔。
诸如，词语并不光彩，不象便士,
诅咒的人不是拒绝付账，
而是期待另有个人替他付帐。
他被一张嘴吸住不放，
被那酒的蚂蝗一直喝到月亮般苍白，
因而他不理会那誑惑的假象，
淙淙心血，哪有人倾听！
说来曾有过匆忙的春秋，
他曾熟悉花卉的豆蔻年华，会意蝴蝶的向往。
而今椅桌更换了，古人
乌发成雪，玄谈占据了他们的光景。
他们玄谈的是后院的修竹，前庭的洋槐。
满树金雨，豆杆向南天生长！
整个下午，他都在园子里忙碌，
并不留意地说出——
没有报酬，不能退休。
这就对了。即使模仿者反把它说得晦涩，
而神说透它是为了
最终不迁就谁，不碍着谁，
是为了帮助他，凌乱的人，
看到自己入夜的影子跟月亮纠缠在一起，
在亏盈中适应千变万化，
在叫做妻子的女友身旁躺下。
——颤抖中，
那凝聚的一点，一滴，
逐渐周密，逐渐圆满，
似乎起源于冰山入神的寒融，
或是自集体宿舍
冷峭的水箱，弹奏着
一个通宵，一个通宵……
跫然的足音，有节奏的挪移，
似乎周遭的漏洞是可以回避的，
而对疑难的点戳
是在蘸写着——风雪，
行人寥绝的街区，
导盲犬在默默前行……
辨听，瓦砾的呢喃纷纷——
成都话，湘潭话，
苏州话……
迂回中我沉吟，嘴的华夏，
大地曾拱卫的宝塔——
俄语，英语，
冰岛语……
我指的不是出门遇到老乡，
也不是异国的同行——
曾几何时，琴声放纵于政治，
英雄煮酒，
所以它断了，在意气的春秋。
阿谀的余音，格外动听，
适合炎黄的子孙。
幸存，既不是小人，更不是老人，
是从久仰中逃生的
人，对应生疏的明月，
园林中，漠然而忧郁的心灵。
没有比高山更峨嵋的了。
啸吟的人，抱琴，登临——
哪里有诗，哪里便不会有知音。
土地却生长一样的柠檬。
据说如此——
在尼斯，滨海的水果市场上，
新上市的柠檬
堆积着，那么耀眼，
那么灿烂。
一个漫游的四川人停下脚步，
注视着这发现。
他吃惊又迷惑于那熟悉的
色彩和质感。
那黄色的山峰在摊商
毛茸茸的手中削减，
那手伴随着招惹的吆卖声
赶着乞讨的蜜蜂。
柠檬使他遥想家乡的气候，
家乡的人。
在四川红色的盆地他见过如此的出产，
它们一样芬芳，酸涩，
一样众多——他记忆忧新，
凉爽的小径间，
黄色的，错综的手臂忙碌，
柠檬的金字塔一座座
堆积起来。
油绿的果树周围，
稀落着积木般迁徙的蜂箱。
而这些黄色，椭圆的蛋果
尽管也是产生于家乡的土地，
尽管也是那么新鲜，
那么出色，
却很少在市场见到，
因为它们是从海外移植，
跟地方的口味不合。
黄种人的柠檬：两者皮肤的湿度
改变着气候。
两者明暗的对比
超出了地理学的肤浅。
果实采摘了，他也远走高飞，
在陌生城市熙攘的街区赏忆，闲游。
他想象它们被搬运上
火车，随着货船和机舱
漫延到异国他乡。
仿佛是同一株柠檬在生长，
他想象家乡辞采的枝叶伸入了
西西里的港湾，
伸入了加州天空的明亮，
想象自己其实跟它们那么匹配。
他抚弄那弹性的外在，
那稍微坚硬的，乳头状的尖端，
那成熟的重量，
仿佛是被自己以精炼的手法，
以独具的匠心创造出来。
他看见阳光刺目的酸痛里，
习以为常的法国人
用力把汁液
挤在烤鲻鱼银亮的皮上。
所有的柠檬象来自一个地方，
来自一个黄色的国度——
黄色的祖母，黄色的鸡，
既然已经有黄色的河流。
大街上，几乎所有人都如此狂想。
地点和肤色也许重要。
但是他不这么想。
他知道，在一个多彩的世界，
关键是他
与那惊奇的水果间存在
对应，和谐——
在跳舞的蜜蜂眼里，
是蓝色的人，蓝色的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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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南京《新民报》被封杀之后
在20世纪中国报业史上，要说纯粹的民间报纸、白手起家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报系，《大公报》之外，不能不提到成舍我开创的“世界”报系，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开创的“新民”报系。《新民报》从一份几个年轻人办的无足轻重的小报，历经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成为五地八版的全国性报系，《新民报》的故事将永远激动着中国报业史和一切追求理想的人们。从1929年在南京创刊，到1948年南京版被封、开始落幕，直到1949年后只剩下上海《新民晚报》一枝独秀，《新民报》的20年几乎与国民党南京政权相始终，以其非凡的努力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风云。
一
1948年的内战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新民报》发表的大量战况报导只不过是透露了这个事实而已。6月17日，开封古城易手，国民党空军日夜轰炸，导致大批市民伤亡。邓季惺在立法院领衔提出“停止轰炸城市”的临时动议，有30多名立委联署。第二天，南京《新民报》日刊在头版刊登这一新闻，引起强烈反响，北平104位教授以及河南省参议员分别发表宣言，抗议轰炸开封。上海《大公报》也发表《抗议飞机轰炸》的评论。“反对轰炸运动”成为南京《新民报》的滑铁卢。6月30日，夏日的南京风雨飘摇、大厦将倾，蒋介石亲自做出了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的决定。7月8日晚上9点多，停刊令终于送达《新民报》：
查南京《新民报》屡次刊载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动摇士气暨挑拨离间军民地方团队情感之新闻、通讯及言论；近更变本加厉，在豫东军事紧张之际，企图发动舆论，反对空军对匪部之轰炸，显系蓄意摧毁政府威信，中伤军民感情，有计划之反对戡乱步伐，实违反出版法第二十一条第二、第三两款出版品不得损害中华民国利益及破坏公共秩序之宣传或记载之规定，依照出版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应即予以永久停刊处分。[1]
身为立法委员的法律专家邓季惺当场提出抗议：“这个命令所援引的所谓《出版法》，是立法院所没有承认的北洋政府时代遗留下来的单行法，是无效的。”[2] 但她的抗议同样无效。国民党中央社当晚公布了这一消息，同时发表内政部发言人的谈话：第一，“为共匪宣传，夸大匪军战力”，如《大别山的锯屑》、《傅作义、聂荣臻比气》、《从春到夏的东北》等；第二，“故意散布谣言，扰乱社会人心”，如《宜昌之围解除》、《香港的野风》、《透视大巴山防务》等；第三，“谎报事实，诬衊国军”，如《看西北战局》、《张家口一度紧张》、《悼宛西民团》、《开封逃京学生锋镝余生谈浩劫》等。[3]这一天离《新民报》创刊20 周年不过两个月。
消息传出，舆论一片哗然。第二天（7月9日），张友鸾主办、郑拾风为总编辑的《南京人报》发表通讯《沉痛的一天》，饱含深情地报导了南京《新民报》被勒令停刊当晚的情境，为百年言论史留下了一篇极为珍贵的记录：
九点多，中山东路的新民报社，来了很多的人，一部分是社内同事，听候总经理的报告，一部分是同业和朋友，前来慰问。桌上电话铃响个不停，每个电话都是关心者的探问。
陈铭德先生始终在苦笑，没有别的表情。他决不说一句埋怨的话，汗湿透了他的衬衫，和平常一样亲切地招待客人，似乎忘记了疲乏，一位报社同事偷偷的说：总经理这两天差不多一点饭都没吃。
有人安慰他，说到什么“事业”一类的话，他只是摇头，并不作答，摇头，是他昨天除了苦笑以外惟一的表情。
经理邓季惺原是学法律的，她手拈那纸命令，只是出神。……这命令援引的是出版法，而出版法正是行宪立法院所将考虑审查的一个单行法，偏巧，邓又是立法委员，所以她有些迷惘。
业务部向各报送出停刊启事，要通知其他分社同人安心，同时准备清理账目，莫不汗流浃背。
十点左右，陈、邓、彭总编辑、王总编辑，全体同人，聚集在编辑部里，鼻头发酸，互不忍看，只得看着窗外的黑暗。
陈把公文拿给大家看了，他始终带着苦笑。他说话是一种令人的心弦也发生扣击的腔调。他勉励大家不要难过，在人生的旅程上，在事业的创造上，这样的遭遇是随时可以遇到的。我们既然立心要做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我们要坚毅忍耐，那么我们将来必然有更远大的前途。小小的挫折，是算不得什么的。他更勉励大家，乘这个机会，多多检讨自己过去的缺点，多多读书学习。
继续有人发言，然邓季惺一言不发，只是坐着。
许多人在流泪，痛哭。[4]
张、郑都曾是新民报人，张友鸾即是《新民报》著名的“三张”之一，正是他在南京报业联合会上愤然反对取消《新民报》的会员资格。
兔死狐悲，7月9日，另一家民间报——成舍我的北平《世界日报》以“京新民报日晚两刊，昨不幸奉令停刊！”的标题刊出这一消息。即使是已被国民党霸占的上海《新闻报》、《商报》的态度也类似。
二
7月10日，王芸生率先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社评，称之为中国新闻界的“不幸事件”，“要求废止与宪法抵触的出版法，给新闻界以言论出版的自由”。[5] 7月13日，上海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的毛健吾、曹聚仁、谢东平、方秋苇、陆一远、瞿云白、胡道静、鲁莽、万枚子、余鹏、吕克难、周一志、姜豪、马义、孙炼铭、凌文林、许瑾、黄大受、程仲文、张常人、万超北、葛祥生、赵康民、谢天沙等24人联名在《大公报》刊出《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首先表示：“我们站在国民立场，应对被停刊的南京新民报首致恳挚的慰问与同情，并向行宪政府表示应有的抗议。”最后指出：
我们谨以上述坦白而正当的理由，反对内政部对于新民报予以永久停刊之处分；并郑重提醒行宪政府，此一措施正是违反宪法，摧残新闻自由！最后并希望全国新闻文化界人士一致主张，立即恢复南京新民报的出版，永远废止窒息我们的所谓《出版法》之类的枷锁！[6]
《大公报》重庆版、香港版及重庆《世界日报》等许多报纸纷纷转载这一抗议书。一些立委如谭惕吾、于振瀛、刘全忠、刘不同等也分别发表文章或谈话，反对查封《新民报》，直指当局违宪。驻南京的美联社记者转发了其中声援《新民报》的部分谈话。
7月15日，上海《正言报》发表鲁莽的《新民报停刊与新闻自由》一文，批评国民党当局封闭《新民报》“使天下人大惑不解”。；7月16日，发表万枚子《不照宪法行事，就是违宪》，抨击当局“以行宪之名，干违宪之事”。
重庆《国民公报》、《商务日报》、《世界日报》都对《新民报》的遭遇深表同情，《国民公报》以《惨淡经营毁于一旦 二十年历史不堪回首 京新民报停刊前后》为题报导了这一消息。7月18日，《南京晚报》转载英文《大美晚报》的社评《新闻没有自由？》（上海《大公报》译载）。7月24日、8月5日，上海《大公报》、《正言报》还相继邀请新闻、出版和文化、法学界人士举行“出版法座谈会”。
南京《新民报》日、晚两刊被封杀之后，上海、北平、成都、重庆四地六版暂时幸存下来，7月13、14日，赵超构在上海《新民报》接连发表两篇评论，他在《新民报之厄运》中说：“南京《新民报》受到‘永久停刊’的处分，作为她同一系统的上海本报，始终不作一声；内政部给南京《新民报》的罪名太重了，重到使她的亲族不敢出面报丧。”他为《大公报》、《大陆报》、《大众晚报》、《字林西报》及文化界人士的抗议书而感到安慰：“我们办报，言论意见各有不同，但是希望行宪的政府能保障合法的言论自由这一点基本态度是一致的。‘合法’的意义，不仅指手段上的合法，也包括‘法律’本身的合乎法之精神。……假如民主自由不是空话，南京《新民报》事件应当引起朝野的关心，就这个观点，我们愿意拿南京《新民报》的命运来占卜行宪的前途。”[7]
《为了法治，不需要出版法》指出“出版法恰就犯了‘包办’的毛病。它授权行政机关对于某种出版物，可以兼充原告，检察官，证人，法官，法律的解释者，罪犯的处罚者，全部由自己判断，而不必征询别人意见”。“要巩固法治，……以免行政官侵犯了司法官的权力，根据这一点，我们认为出版法是不必要的。”[8]
如果说赵超构在上海《新民报》的批评主要立足于法理，那么张恨水在北平《新民报》的抗议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他在《新民报》20周年纪念会上沉痛地说：
照虚岁说，新民报今年二十岁，照实足年龄说，也有十九岁了。在这个大时代里，一张报纸办到二十岁，由一版办到八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里面有成千人的血和汗，有不少人白了头发。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没有诈取，没有掠夺，何况我们对国家社会还有小手指这么一点微末的贡献。记得在重庆庆祝十周年的时候，一个茶会未完，空袭警报呜呜的长鸣，大家还是到防空洞去完成了这个纪念会。这多少象征新民报同人还不是投机取巧、囤积倒把之流，而是一直这样苦斗下来的。不巧得很，二十年的庆祝，创始的南京版不能参加这个盛典！
《新民报》南京版主笔周绶章在七律《七月八日金陵纪事》中留下了“低徊往事何堪说，槛外深深夜正长”的诗句[9]。
《新民报》重庆版、成都版不仅刊出这些诗文，7月19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克明《从南京新民报停刊看出版法》的评论。7月20日，成都《新民报》转载赵超构《新民报之厄运》的评论。此外他们还转载了其他报纸声援南京《新民报》的言论。
7月8日南京《新民报》被封当晚，驻南京的路透社、法新社、合众社、联合社等各大外国通讯社记者立即发出了这一消息。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国内至少有63家以上的报纸在显著位置刊载了这一消息。7月13日的美国《旧金山纪事报》社评批评中国不存在新闻自由。7月23日的《圣路易邮报》发表评论说：“中国政府令新民报停刊一事，引起民主友人之间的惊慌与惶恐。”上海的外文报纸也都表示了同情和声援，7月13日，英文《大美晚报》发表《新闻没有自由吗？》社评，指出：“出版法违反了中国宪法，因为宪法是担保言论和出版自由的。”[10]7月15日，上海《大陆报》发表《自由的代价》社论：“没有新闻自由就不成其为自由国家……摧残新闻自由工作完成的一天，这个国家就陷入独裁制度的统治了。”《字林西报》也发表类似的言论。同一天，香港《华侨日报》以《中外舆论同情新民报被封事件》的标题，报导了美联社与合众社播发的上海《大公报》、《大美晚报》、美国《旧金山纪事报》等对这一不幸事件的反应。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当然也没有停止他们的努力，一方面致函国民党政要张群、居正、吴铁城、陈布雷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李宗仁的亲信等，一方面请章士钊、江庸、江一平、傅况麟、周一志、刘士笃等六位名律师代写洋洋万言的《诉愿书》，从法律、事实、情理三方面要求内政部复议并撤销处分，幻想能起死回生，结果自然是石沉大海。陈铭德夫妇筚路蓝缕、聚沙成塔所创造的辉煌走到了它的终点，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新民报》向来追求超党派、超政治、纯国民的立场，陈铭德在《我的简历》中说：“从我最初创办新民报一念而起，想以超党派立场，以舆论力量监督当权党和政府，向民有、民治、民享的路上走……”试图把《新民报》办成一个“说自己话的园地”。然而在两极对峙、激烈厮杀的夹缝中，这一理想注定了要被碾为齑粉。
11月，南京《新民报》采访主任浦熙修、记者钱少舫、校对叶劲冬等相继被捕，身为立法委员的邓季惺也上了“黑名单”，只得化名出走香港。随后，赵超构等多位新民报人逃往香港。年底，陈铭德也化名避去香港。
三
南京《新民报》为什么被封杀？“停刊令”和内政部发言人所列举的只不过是直接的表面原因。在此之前，《新民报》就屡闯红灯，1946年10月蒋介石60大寿，南京版日刊推出《西太后六十寿》专辑；1947年蒋介石即将登上总统宝座时，晚刊的《夜航船》副刊又推出《袁世凯》专辑。首先遇上黄牌警告的是上海《新民报》晚刊，从创刊以来，它对当时发生的许多侵犯人权的事件几乎都作了客观、公正的报导，如李闻血案、沈崇事件、摊贩事件、臧大口交子事件等。1947年2月20日，吴祖光主编的“夜光杯”副刊刊出根据国民党党歌（“国歌”）改写的《冥国国歌》，报纸被迫停刊一天；5月25日，以“破坏社会秩序，意图颠覆政府”的罪名与《文汇报》、《联合晚报》一起被勒令停刊（接受屈辱条件才恢复）。《新民报》重庆版当日发表短评《无言的自由》，26日又发表社评《我们的抗议和呼吁》。这年6 月1日，重庆发生“六一”大逮捕事件，《新民报》有十多名记者、编辑被捕。
《新民报》无党无派的民间报定位、“中间偏左”的办报方针越来越与国民党当权者试图垄断舆论的专制导向发生冲突。自1929年9月9日在南京创刊以来，《新民报》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29～1937年为创刊时期，发行量最高达2万份；1938～1945年抗战结束是发展时期，在重庆、成都两地分别出版日刊、晚刊，总发行量最高时达10万份；1946～1949年是《新民报》的黄金时代，从1945年9月18日邓季惺出川，不过三个月，《新民报》就迅速发展成为五社八版的庞大报系，中国最大的民营报纸之一，共发行十一二万份。独立的民间报纸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或缺的制衡力量，由于其“超党派”、“独立”、“民间”的定位和长期不懈的努力，抗战以后，它的报导和评论不时被国外转载，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陈铭德夫妇一向认为报纸是超政治的。1931年9月，陈铭德在《新民报》两周年纪念增刊上表示“决不官报化，传单化”，就是要在一个民智未开、舆论专制的国度，办一张不带官方色彩、真正代表民间声音的报纸。1936年9月9日，《〈新民报〉七周年纪念词》提出：“为办报而办报，代民众以立言，超乎党争范围之外。”1946年5月1日，上海版晚刊的发刊词说：“我们愿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11]同年10月10日，南京版日刊复刊词明确：“本报是一个民间报纸，以民主自由思想为出发点，不管什么党，什么派，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只求能反映大多数人群的意见和要求，绝不讴歌现实，也不否认现实。……我们郑重声明：要做一个纯民间性的报纸，它只能以是非和正义做出发点，以主观之良心裁判，配合客观上人民大众之要求，不偏不倚，表达舆情，取舍好恶，决于读者，其余知我罪我，皆非所计了。”[12]
1947年4月5日，重庆版社评《为本报改版敬致读者》说：
本报一贯是纯粹的民间报纸。民间报的性质，是不受任何党派的拘束，他中立而不倚，纯以民间意识为意识。
我们既系以民间性之报纸问世，所以结合的分子多系一些自由主义派人士，也正因为是自由主义分子，我们并没有好多成见，并没有任何党见，不愿意过左，也不愿意太右，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总想求得一个不偏不倚之道。[13]
4月14日通过的五社八版言论编辑方针强调“不偏不倚，不囿于任何党派之立场”，“在言论方面，要求不受任何党派意见之束缚，追求真理，明辨是非”。陈铭德进一步说：“今后应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本民间报纸之公正立场，发挥言论上之领导作用。”[14]
这一年，成都、重庆两社经理张君鼎、崔心一因为与张君劢的师生关系加入民社党，陈铭德就解除了他们的职务。
5月29日，张恨水主持的《新民报》北平版发表方奈何执笔的《我们问心无愧》一文：“本报同仁都是职业报人，是为办报而办报。我们信真理，主正义，没有党派偏见。……我们是民营报，是老百姓的报，不能阿附任何党派，作任何人的尾巴！”[15]
我们不难发现，“超党派”、“独立”、“民间”一直是《新民报》的自我定位。尤其是1938年迁至重庆出版之后，早期曾资助过《新民报》的四川军阀刘湘已死，报纸的经济逐渐独立，从那时起，它逐渐发展成一份不折不扣的民间报纸。
四
作为独立的民营报纸，《新民报》既不是站在国民党的官方立场，也不是站在《新华日报》这样的党报立场，它有着自己的选择。
1944年，《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他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从7月30日起在重庆、成都两地《新民报》逐日连载，轰动一时。赵超构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观察可谓入木三分，他说：“毛泽东是一个最能熟悉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在他的行动中，《资治通鉴》和列宁史丹林的全集有同等的支配力。”“我们的民主观念是以整个国民为主体的，不分阶层和宗派。新民主主义摈弃了‘国民’两字，而正式以阶级为主体，因此有‘什么阶级和什么阶级的联合专政’等等的名词。”“我们最好的态度，是将‘新民主主义’看做是共产党目前的‘政策’或‘政略’，而不要相信这就是共产党的主义。主义是永久性的，它代表一种深远的理想，而新民主主义则不过是共产党在未能实行共产主义时的某一阶段的政策。” [16] 11月，《延安一月》单行本出版，陈铭德亲写序言，重申了客观、公正和自由批评的原则。
1945年11月14日，发行4万份以上的《新民报》重庆版晚刊首先发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发表时题为《毛词·沁园春》），在山城引起轩然大波。《西方夜谭》副刊编者吴祖光在词后有热情推崇的按语：“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17]
11月20日，《大公报》发表《质中共》社评，第二天《新华日报》发表《与大公报论国是》社论，展开一场笔战。11月26日，《新民报》发表《对大公、新华两报论战之观感》社评，从民间立场出发，它认为《新华日报》“是色彩鲜明的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自不能认为《新华日报》的话是老百姓心里的话，可是也不能说一句没有。我们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说，他们是比较代表共产党说话的成分多”。[18]这是《新民报》在两极对立的年头所持的言论态度。它不仅对革命的共产党保持警惕和距离，批评当权的国民党当局、抨击社会黑暗更是家常便饭。1941年“皖南事变”后，一贯远离政治的张恨水在《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连写《七步诗》等三篇杂感，借古喻今，指斥蒋介石的逆行。同年12月11日，浦熙修以多条“点滴”形式逃过新闻检查，在重庆《新民报》日刊透露了著名的“飞机洋狗”消息，与11天后王芸生的《大公报》社评一起，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一支激动人心的插曲。1945年12月5日，《新民报》重庆版发表《给收复区以新闻自由》社评：“政治不受批评，政治一定会腐化；官吏不受舆论监督，官吏就容易胆大妄为。只有新闻事业是无须监督无须限制的，因为公开自由的竞争，相互的监督与批评，自然可以淘汰思想不良观点错误的报纸。”[19]
更多的时候，《新民报》是以民间报的立场呼唤和平、民主，政协会议开幕前的一个多月，富有才华的女记者浦熙修独家采写的38位政协代表访问记，每天一篇，千字左右，刊登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头版显著位置，如实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对政协的态度。这些专访忠实于时代，为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录，成为浦熙修记者生涯中的华彩乐章。1946年2月1日，国、共、民盟、青年党、无党派代表达成共识，政协决议草案公布，重庆《新民报》日刊社评热烈欢呼：“这是和平的不流血的各方同意的革命。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可以大书特书的。”
《新民报》的成功固然离不开邓季惺的精明强干和雷厉风行，但首先取决于陈铭德办报和用人的方针：“铭德曾想学步蔡元培办北京大学的作风，把各党派人物都网罗进来，只要对报纸的发展有利，实行兼收并蓄。”[20]陈铭德被誉为“刘备”，就是因为他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用人所长，如早年不拘一格起用20岁出头的赵纯继担任总编辑，大胆邀请刚出狱的阳翰笙、田汉办《新园地》副刊。《新民报》重庆时期，主笔、编辑、记者中有张友鸾、张恨水、张慧剑、赵超构、夏衍、陈翰伯、吴祖光、谢冰莹、陈白尘、郁风、黄苗子、聂绀弩、张先畴、崔心一、浦熙修等。撰稿人中有田汉、阳翰笙、郭沫若、徐悲鸿、洪深、叶圣陶、老舍、夏衍、巴金、朱自清、冯玉祥、黄炎培、章士钊、顾颉刚、孙伏园、陈寅恪、吴宓、高语罕等，阵容强大，极一时之盛，可谓兼容并包，左中右，各党各派都有。所以才有了“三张一赵”会师《新民报》的佳话，张恨水的小说连载、《上下古今谈》，张友鸾的《曲线新闻》、《山城夜曲》，张慧剑的《山楼一百话》、《世象杂收》，赵超构的《今日论语》、《新闻圈外》等副刊、专栏都脍炙人口，深得读者喜爱。后世的人们已很难想像——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如何呕心沥血，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创造出这一奇迹。这是中国报业史上一个聚沙成塔的故事，是一段永远不会褪色的历史。透过这些发黄的故事，我们将真切地感受到脚下这块土地上民间报纸曾经跳动的脉搏。
1948年7月8日夜，宣告了《新民报》时代的结束。它和《大公报》转向（1948年11月10日）、《观察》周刊（1948年12月24日）被查封一起成为20世纪中国民间报刊时代中断的象征性事件。在1949年来临的前夜，对那个脆弱的独裁政权而言，任何独立的社会舆论都是无法容忍的。有20年历史的民间报纸《新民报》无可挽回地走到了它的尽头，这一事件也标志着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尝试拓展公共空间的努力即将告终。
【注释】
◎[1][3][14][18]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三辑， 174、174～175、159、159～160、1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2][4][10][16]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伉俪传》， 281、282～283、287、172～17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5]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208、210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
◎[6][9] 陈理源：《南京〈新民报〉被勒令“永久停刊”的始末》，《〈新民报〉春秋》，276、285页，重庆出版社，1987。
◎[7][8][19]《赵超构文集》，第三卷， 624、625、626、154～155页，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
◎[11][12][13][15][17][20]《〈新民报〉春秋》， 50、46～47、205、375、164～165、28页，重庆出版社，1987。
回应《08宪章》，胡锦涛坐失历史良机
12月8日晚，中共当局拘捕了《08宪章》发起人刘晓波，传唤其他连署人，恫吓传阅者，封杀网页，封锁消息，无所不用其极。中共的这些行径受到海内外有良知学者的严重质疑
王力雄、戴晴等质问，《宪章》的主张是温和的、改良的，并没有推翻共产党的意思，何以中共当局如此神经紧张？徐友渔等认为，该宪章不仅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且与中共高层，官方媒体和民间常见的民主话题一致，一向高谈民主的中共何以如此惧怕民主？另外有一些学者则期盼胡锦涛用政治智慧回应《08宪章》，可是胡的智慧在哪里？
的确，在有点政治理性和政治智慧的人来看，中共当局没有理由拒绝《08宪章》。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胡锦涛六年前任中国第一把手时就承诺维护宪法，实施宪法，为何现在公然违背宪法？胡锦涛的维宪难道不是很虚伪？
胡锦涛和他的民主智囊们反对搞选举民主，主张搞协商民主，说协商民主才是中国式民主。可是为何当《08宪章》即将问世，胡锦涛既不协商也不对话，就对其发起人，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共产党领导，颠覆国家政权等莫须有的罪名入罪？他们的协商民主难道不是很虚伪？
胡锦涛在北京奥运前夕搞了个“网络民意直通车”，是想对外界表露，他很重视民声民意，此举曾获得西方媒体的高声称赞。可是对于代表大多数中国民众甚至普通中共党员心声的《08宪章》，他为何不由分说、一枪将其毙掉？胡锦涛的“直通”民意难道不是很虚伪？
如果胡锦涛少一点儿虚伪，多一点儿政治理性和政治智慧，他或许就能看到，《08宪章》在经济增长急剧衰退、政治敏感急剧上升的特殊时期出台，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免予社会激烈动荡的安全阀。这个安全阀正是现有体制所没有的可以让百姓自由抒发不满，对政府实行约束和监督的机制。应当说，此时此刻建立安全阀，顺势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正是胡锦涛面临的历史良机。
事实上，就连西方媒体也看到了中国正面临历史上难得的政改良机。最近《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当前席卷全球的经济动荡给中国带来了类似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历史机遇。这是因为中国一直怕西方黑手介入中国政治，现在西方这只“黑手”自顾不暇，在解决国际争端和缓和金融危机方面，又有求于中共，因此中共面临史无前例的政改安全期。
海外民主运动也看到了中共面临的历史机会。他们说，大陆近年不断涌现大量反贪官、反城管的暴力事件和上访人潮中国和平转型面临严峻挑战所以中共当局应该抓住《08宪章》提供的机会，不要再搞新的迫害以免大规模暴力事件失控。
而胡锦涛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的不是政治改革的历史良机，而是中共的垄断权力和独裁统治受到了挑战。他试图用“不折腾”保护中共的垄断权力，用粗糙粗暴的打压，回应温和理性的《08宪章》，用非常荒诞的“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理由为《宪章》发起人编造罪名。
当胡锦涛用极其荒诞的理由为刘晓波入罪并打压《08宪章》的时候，他内心必定极度恐慌。他怕中国被西化，他怕他无法操纵民心民气民意，他怕中共的一党江山在他手里断了香火。这些恐惧让他丧失了应有的理性和智慧，因而丧失了或正在丧失历史赋予的难得的政改良机。
冉云飞：2009年初的言论大地震
在一个言论不自由的国度里，这里曾创造了言论尺度的奇迹。它让许多胆小害怕、充满恐惧的中国人，从中感受到了言论自由的力量，因此我们纪念它。
在一个普遍缺乏信任的国度里，这里曾创造了信任与感动。大地震后几天募集了许多救灾款，帮助灾区做了许多实事，因此我们感谢它。
在一个平面媒体常被整肃扼杀的国度，这里曾公布了真相。它让有历史感的人想起四九年前的《大公报》、《观察》等向黑暗与专制发起持续冲锋的报刊，因此我们学习它。
在一个以愚弄民众为鹄的国家，这里让我们看了到理性平和，让我们看到了犀利猛锐。它让观看者再不被任何所谓的统一思想所束缚，每个人都拥有了自己的脑袋，因此我们记住它。
在一个无法利用宪法自由结社的国度，这里最大限度地提供了思想结社的平台，认识了不少有勇气、胆识才华兼具的朋友，这是我们深感庆幸的，因此我们热爱它。
在一个学校以一种答案以一种声音相尚，把愚民教育从娃娃抓起的国度，这里是一所难得的、思想没有围墙的大学，许多人在这里遇到自己的“同学”，因此我们感激它。
在一个单一物种如共产党员取胜的国度，这里有着它不容忽视的多样性。人们往往以右派大本营来看待牛博，但这里有关注黑窑奴的，有关注计生的，有关注气候的，有专发图片的，有谈经济，有写小说的，有谈情感问题的，有谈论时政的，不一而足。不特如此，而且每个人还不一定相同，甚至互掐。但这里提供了多元的信息与评论，他们都是热爱生活，对人之权利有切肤之痛的人，是我们人生中的酒肉兄弟。因此我们不妨以同袍的平台来看待它。
在一个常常悲观、急攻近利、动辄问你“有没有用”的国度里，这里诞生了韧性，诞生了从小事做起，让我们看见了人文意义上的水滴石穿。这里有长期不懈地关注黑窑奴的V，有执着捍卫生育人权的杨枝柱，有持续关注气候问题某君（抱歉，没记住名字），有北风持续不断的“网事一周”等等。他们让我们看到，光明是艰难而缓慢地向我们走来的，而不是你一觉醒来赓即自然获得。因此对于牛博网，我们用拥抱光明的方式拥抱它。
在一个发觉自己孤单，因想法与众不同甚至感到害怕，前路无望的国度，你在这里找到了同好，找到与你一起相信真实声音的同志，这里毋宁是一个充满友谊和真实的言论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里，你可以争吵、你可以发言、你可以默不作声、你可以悄然离席而又突然加入，一切皆拜你之自愿，我们可以在内心里悼念它。
在一个因暴力、独裁之专政，而使得人民互相猜忌、戾气兼奴性满身的国度，有连岳这样从容缓进，梁文道这样坚定而低调，崔卫平这样平和说理，韩寒这样明白而阳光，老莫这样通达而勇毅，四一这样有趣而重情，钱烈宪这样好玩地搞事之人……。你才知道，原来在这个到处充满冬天的国家，有人始终在营造着自己的春天，并向你告知春的来临。
在一个事不关起，高高挂起，明哲保身的国度，昨天的短信、电话、信件、问候、担心、愤怒、悲伤为牛博而诞生，为牛博而升起。我知道许多的关心飞向了剽悍的老罗，飞向了像我这样被迫离开牛博，未能跟它一起凋谢的作者心上。我知道这一切，我万分感动。我感谢德赛公园团队的善意，感谢你们让我转告老罗，你们和我们一样，是如此地热爱自由。即使再黑暗的夜晚里，都让我们觉得未来和自由永远在人们心里。
经济严寒广为波及中国的同时，堵塞言论的寒冬已然降临，因为检验中国言论自由标志的牛博已然沦陷。2008年四川大地震发生半年以后，言论大地震发生了，因为中国最能发出真实言论的牛博网被有关当局查封。但我不准备说牛博网被封充满悲情，我也不准备就此说中国从今没有希望。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说过，机会只垂青那些有准备的头脑。我想说，希望是给那些深知困难无比却不懈努力的人们准备的。人生一世，草木一春，我们的凡身肉体都将与天地同腐朽，和万物化作尘埃，关键是你曾经灿烂地开放过。即便牛博将来不能再恢复，也将在中国言论自由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一笔。鲜花的存在是开放，人的存在是自由，让我们为此而不懈努力。
让我们像白居易一样坚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让我们像杜布切克一样牛逼：你可以掐掉鲜花，却无法消灭整个春天。
让我们像罗素一样从容：对苦难有着不可忍受的同情心。 让我们像《圣经》一样祈祷：出来如花，又被摘下。
让我们像阿垅一样愤怒：我们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凋谢。
2009年1月10日牛博被封次日7：56分于成都
BBC：《零八宪章》挑战中共
刘晓波可能面临长期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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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先驱论坛报一篇文章评论的是由数百名中国各界人士签署的《零八宪章》。评论员是长期观察中国事务，为路透社，新闻周刊等多家媒体撰稿的詹姆斯?普林格尔。
普林格尔1971年作为路透社记者第一次去到中国。当时全中国只有五名西方记者。他在文章中说，观察中国从来就不是一种严密的科学。需要的是能从表面现象上发掘出隐藏在背后的真实。
普林格尔说，在文革时期，外国记者经常能接触中国高层领导人，包括总理周恩来，但无法同任何普通民众来往。
而现在，外国记者几乎同中国领导人毫无接触，但却可以同街上的几乎任何老百姓谈话。
报道过1989年天安门镇压后中国的普林格尔在评论文章中说，中共现领导似乎十分害怕突然出现的《零八宪章》。
这一政治宣言呼吁自由选举，宗教自由，结束一党专制和共产党对司法的干扰。评论说，《零八宪章》是自89天安门民主运动以来对共产党的第一次真正挑战。
评论说，中共领导人显然认为在目前严峻经济形势在出现的《零八宪章》对共产党的一党统治造成了威胁。目前已经有7000多人在《零八宪章》上签字。
不过，这一次不会看到89年那样的示威者同军队对峙的情景。在互联网时代，已经不用采取那种大规模街头抗议的形式。
而且，也许中共内部正在出现一个’温和派’。否则，如何解释软禁中的中国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鲍彤能不断向外界发出呼吁政治改革的文章。
陆 文：跟君主聊零八宪章
胡锦涛先生：
上次跟你书信距今已有不少日子，其间你的手下──三个地方警察曾上门询问关于零八宪章的事。态度温和，彬彬有礼，有点例行公事的样子，也没有叫我画押按指印，所以没及时向你汇报。
我做痴不癫跟他们捣浆糊：什么零八宪章，签不签名的，我不晓得哇！网上签了许多名，怎会记得签了哪个啊。除非看文本才能唤起我的记忆。他们掏不出文本，无可奈何。其实，若是亮出文本，也吃我的洗脚水，我可以说他们传播零八宪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承认签名，不说“记不清了”，就可以顺理成章给我笔录，并要我交代通过什么渠道签的名。整个过程就跟审讯一样了。最后还可以凭这个笔录指控我，并作为证词指控其它人。
尽管我这么说警察仍认为我签了名，但这么做，可以增加警察的麻烦与打压成本。我认为理想的对话是，让警察认为你签了名，口头却说记不清了。当然，这办法因人而宜，光明磊落地说签了名也不错。我说到哪儿去了，你大概不要听我这些话吧。
胡先生，我相信你，愿意在你面前承认签了零八宪章，警察面前，除非用刑我才承认。因为肉刑下的口供从法律的角度说都是无效的。你莫见笑，我坎坷大半生是老运动员了，贵党整人的那一套，尤其派出所警察整人的那一套，顶墙头啊，扁担绑啊，命令脱裤子给他们看生殖器啊，历历在目，这些手段，在我眼里就像赌沙蟹亮了底牌。
给警察这么一搞，我对零八宪章重视起来。不瞒你说，我只懂小说，不懂政治，起先也没把它当回事，只把它当作书生理想中的海市蜃楼，学者梦幻里的治国方略，只因为我的同道、笔友刘晓波博士、张祖桦先生因此事给警方拘留传唤，我出于朋友义气才签了名。
零八宪章看了三遍，感觉没啥新意，我都懒得再读它了。因为基本上都是从贵党那儿借鉴而来的。其中60％从现有宪法中借鉴，关于言论自由那一节格外明显，简直是照抄照搬。30％的借鉴来自于贵党1945年、1946年刊载于《新华日报》上的观点，比如“军队国家化”。为了各民族大团结，与解决政治纠纷的联邦制构思，一部分来自于贵党关于应对香港与台湾的政策，还有一部分大概是从当年未发迹的毛润之的观点──“湖南独立自治”引申而来的。
分析了一下，觉得贵党反对零八宪章，等于反对自己与毛润之，形象地说，等于左手打右手。
在此不说贵党当年以革命的名义，分裂国民政府，在江西创立苏维埃共和国，还口口声声以鲜血与生命捍卫苏联，也不说抗日战争时期，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当然，这个是国民政府同意的。我记得贵军还委屈求全换了番号，原红军称八路军新四军。边区政府也没有其它的国民政府军驻防，中央也没有叫边区政府缴赋纳税，而且还拨给贵党大量的军饷。也不说贵军为了地盘，或没事找事跟国民政府军搞摩擦，当时政府也没有罩你们什么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的帽子。我只跟你说，贵党当年走得太远了，居然跟日寇汪伪达成默契，帮他们搜集情报，领取活动经费，跟南京政府拉扯拉扯，结果鬼子允许贵军生存，贵军则不破坏敌人的交通命脉──津浦线。胡先生，你以良心说，这算不算危害国家安全呢？做人也不能太“王做鬼、余含泪”吧！
我私下曾分析过贵党目前的处境。假使向毛泽东极左派靠拢，危害是显然的，也比较困难。一是现今没有当年革命的气氛与土壤，再加上人口流动难以操控，也难以控制民众手中的饭碗，让人俯首听命，二是剥夺过猛，富人携款而逃，滑脚国外，国家经济要崩溃；三是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权贵最后沦为革命的目标，和打土豪分田地的对象，像罗伯斯庇尔那样上断头台……有人早说过，革命是头怪兽，它先吃掉敌人，再吃掉朋友，然后吃掉自己的儿女。这就像毛泽东，先消灭国民政府军，镇压地富反坏，再惩罚折磨尾随他的民主人士，然后消灭彭德怀刘少奇。
保持现状呢，巨大压力吃不消。说个比喻，公务员与民众做观众，你练举重给他们看，虚挺一百公斤，看样子满面红光精神抖擞，结果下岗职工给你的杠铃加五公斤，失地农民加五公斤，上访户加五公斤，拆迁户加五公斤，三鹿奶粉受害者加五公斤，汶川豆腐渣学校受害者加五公斤，要求同工同酬的教师加五公斤，复员军人、军转干部加五公斤，贪官污吏加五公斤，军队野心家加十公斤，锦衣卫加十公斤，你哪儿支持得住！你即使支持得住，后任也总有一天支持不住啊！我的直觉，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有可能来自于最后那两种人。
接受本来属于贵党的零八宪章，你可以避免折腾，团结各阶层的人。因为零八宪章出于公心，具有正义性、和解性、可操作性，最大程度照顾了各阶层的政治经济诉求，可喜的是，还不试图推翻执政党……
我认为，与其练举重，不如放下身段，分49％的股份给人家，接受零八宪章。江山毕竟不是你胡家的，举重何时了啊！即便此路走得不畅，也可以缓和矛盾，让政府喘口气，省得杨佳们跟你们没完没了的、毛手毛脚的。
继续打压零八宪章，它只会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跟网上的帖子一样，越是观点分歧，争得不可开交，该帖子越热。要是持续传唤威胁软禁零八宪章起草人签名人，政治改革成功后，根据伤害的轻重不同，他们定会获得国家赔偿，并且极有可能签名者都获得零八宪章的国家勋章。
我跟你这么直说，你莫见怪。动笔时，我好像坐在你温暖如春的书房里，才这么畅所欲言的。说的不好，可能错误，请你谅解，毕竟小县城的人知识欠缺、视野有限。
在此，我真诚地祝福2009年，在你的卓越领导下，国家平安、人民幸福！
你的同乡 江苏／陆文
2009、1、11
苹果日报：刘晓波精神与中国民间力量
苹果日报/去年年底，着名知识人刘晓波先生涉嫌草拟《08宪章》煽动颠覆而被逮捕，将近一月，音讯全无。事发后，多方呼吁当局释放他，但当局不为所动。据报道，当局正考虑将宪章定性为「反革命平台」，严惩相关人士。看来，左毒爪牙已磨利齿尖，赶在金融海啸恶果全面浮现前，将民间改革力量粉碎于萌芽状态。
温和言论何来颠覆
毕竟，刘先生早已是当权者的眼中钉。远的不说，去年六四周年当天，刘先生拟外出用膳，开门见数名公安。公安说要谈谈，刘先生说今天心情不好，结果怎样？他立即被公安当街揪打，引起路人围观，后被拖到派出所关押一小时。以前他只被国保人员问话、跟踪、监听，现在却被动粗羞辱，史无前例，违宪违法。后来，刘先生直斥当局行为亵渎奥林匹克宪章，手草拟《08宪章》，终在年底被捕，但其良心与笔力已吹皱一池湖水，民间争自由、争民主的暗涌更见澎湃。
刘先生敢言的铮铮风骨从未因时间和际遇而磨损，大异于堕落的权贵和犬儒。他在六四屠城后被定性为幕后黑手，肇因于八八年《溷世魔王毛泽东》一文，文中提倡的「四个代替」被说成是反共反人民的纲领性主张。四个代替是指：用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目前内地政府已成同路人，为何没被控告）、用多元化言论思想自由代替思想一元化、用西方的现代文化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关于最后一点，他在八九年《中国政治与中国当代知识份子后记》一文更提倡两种批判：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批判中国的文化和现实，以自我与个体的创造性批判西方文化，但强调两种批判之间不能互相代替或交融。不论读者是否完全同意，但他的言论自由空间值得坚决捍衞。
刘先生从来不附和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论」、西方右派的「中国威胁论」、御用文人的「盛世论」，也不提倡暴力革命推翻中共，而是主张「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他寄希望于民间的人权意识、维权能量和参与热情，并寄希望于当权者通过政治改革来遏制恶性的跛足改革。他强调民间应注重公民建设和责任伦理，不应以共产党的方式反对共产党，因为敌人的敌人未必是朋友。他坚信中国会更自由。他希望知识人和社会精英「哪怕保持沉默，也拒绝说谎，不参与说谎，不靠谎言生存」，「最难以抗拒谎言的原因，不是被动地慑于暴力，而是主动地屈从于利诱」。这麽温和的警世言论，何来煽动颠覆政权？难道党国政权只是头纸老虎，被人说句「不要党天下」就应声倒掉？未免太自卑吧，毕竟是党指挥枪，但人民指挥不了党，也指挥不了枪。
民间力量越挫越勇
刘先生，请放心。在您不自由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李铁等勇者在上海、深圳等地街道上派发《国家改革建议书》传单的身影，主张有序发展民主，竟被无理拘留。我们也看到了广州市小区业主两千多人和平游行，抗议变电站选址违法，竟被公安诬陷为打砸抢的暴民，在示威人潮退却时大举抓捕，掩盖官商勾当。我们更看到了三鹿惨桉家长所成立的结石宝宝联盟，竟然被迫将记者会从旅馆撤退到马路边，策划者更被事先抓捕。勇敢理性的民间力量正逐步壮大，越挫越勇，正是中国变革的希望。牛博网上有人用以下打油诗预测今年国情，很有意思：「各路访民会中央，带棍武警安八方，中产街头忙散步，志士奔走传宪章。」八方，八之平方。共，勉之。
余 杰：中共的硬与软
中共当局处理重大事件采取柔性方式
2008年以来，中共当局在处理几起官民之间发生的几起重大的对抗性事件的时候，都罕见地采取了柔性的方式。事件发生之后，若干地方大员亲临现场，与百姓展开对话甚至公开向百姓道歉，严厉斥责基层官员的贪腐无能，这些举动都是前所未见的。其中尤其以贵州瓮安警民冲突、云南孟连警民冲突、重庆出租车罢运、三亚出租车罢运4起事件为典型。中共以牢牢抓住枪杆子和笔杆子而君临天下，暴力治国和谎言治国向来是其垄断权力的两大秘诀。所以，中共从来就不愿向百姓“示弱”，为了维持其权威和面子，甚至不惜向市民和学生开枪、酿成八九惨案。那么，为什么中共现在愿意放下身段、对许多群体性事件作柔性化处理呢？而中共的这种“软”究竟能够软到何种程度呢？它能否催生一个官民平等对话的渠道或平台呢？它是否预示着某种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探讨和梳理。
瓮安事件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起百姓攻击乃至焚烧党政机关的事件。6月30日，瓮安民众暴动初步平息的第二天早上，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即赶赴瓮安察看现场，指导事件处置工作，并到街头走访群众。石宗源从公安局被烧得黑洞洞的门厅出来，甩开跟随人员，抬脚便走进公安局一旁一家盲人按摩小店，坐下和店主人吕小丽夫妇聊了起来。石宗源说：“我理解你说话为什么吞吞吐吐的，不逼你说了。……这是我们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没有做好，瓮安不安，群众没有安全感，坏人越来越多。党委政府有责任，我向你们表示歉意。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改进工作。……发生这件事，我对全体瓮安县人民感到愧疚。这是长期积累的矛盾，没得到及时处理。”吕小丽说：“其实我们4、50岁了，也没什么好怕的。就是担心娃娃。瓮安一年有好几个学生娃娃被杀，案子一直没破，你说安全不嘛？”石宗源问：“你叫什么名字？”吕小丽回答说：“不说了。”石宗源说：“你不相信我？怕报复？”吕小丽回答说：“我相信你。但你是大官，住在省城，不能天天来保护我。你在，我们安全，你走了，我们找哪个？”
此时，省公安厅长崔亚东插话说：“全省群众安全感调查，这个地方群众的安全感祇有59%，全省排后。”石宗源询问在场的5名群众说：“你们5个人，觉得有安全感的人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旁边一妇女插话：“瓮安这里杀了人，有钱就能买出来，政府要搞个水落石出才对。”石宗源说：“杀人凶犯有钱就能买出来，你说了句老实话。公安局长在不在？听见了没有？杀了的娃娃也破不了案，老百姓怎么敢信任你？我们的老百姓太好。但政府不能打击坏人，让老百姓受苦了。瓮安不安，正不压邪啊。”
在下午和晚上接着召开的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座谈会上，石宗源两次起立鞠躬，向瓮安的父老乡亲道歉。他还厉声痛斥当地领导干部的渎职行为。他说，一些领导干部与群众没什么感情，办群众的事没什么劲，搞自己的事却很卖力。石宗源又说，两会期间，有记者要他给在贵州的工作打一个分，他打了60分。要是知道会发生瓮安事件，就祇会打50分，不及格！他强调说，在瓮安和贵州，最重要的工作是改善民生。公安局不作为，党委政府不作为，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多了，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他大声问大家：“这样的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该不该下课啊？”代表委员激动地齐声应答：“应该！”石宗源说：“对！该下课地统统下课，决不姑息！”后来，若干地方官员被免职。
7月19日，云南孟连县胶农聚集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在冲突中，40个民警和10余名胶农受伤，警察对胶农开枪射击，导致两名胶农中弹死亡，此两人恰好还是父子俩。素来善良温和的傣族群众，不得不拿起刀斧棍棒，与警察对抗，用暴力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一悲剧事件的背后，是胶农与橡胶企业及地方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当地的许多党政官员在橡胶公司占有大笔股份，在处理胶农与公司争端的时候，自然站在公司一边。因为保护公司的利益，其实就是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样，政府就失去了行政中立的立场，变成唯独为企业家“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则不惜损害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于是，基层警察为了贯彻地方官员的政策，便轻率地使用武器，枪杀两名群众。事件发生之后，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严厉警告地方官员说：“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上，不如跳河算了！”这样的话居然是一名省委副书记自己说出来的，乍一看还以为是“敌对势力”的造谣呢。
11月3日，由于“份钱过高、加汽难、黑车屡禁不止”等原因，重庆市主城区出租车司机集体停运，通过信息的传播，遂成为一公共事件。6日，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当地出租汽车司机对话。薄熙来以当地政府最高官员的身份，跟出租车停运事件各方主体进行对话，此举为当地市民所赞赏。有学者评价说，“政府对这一危机的处置，为转型社会中政府在公共管理的时候如何建立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树立了一个典范。”、“地方政府正视百姓的利益表达、审视自身工作缺陷的公共理念在提升”。
薄熙来在此次对话中首先承认政府应当承担责任。他说，对这次停运，广大出租车司机是事出有因。从政府来说，首先要检讨自己的工作，要反躬自问，研究哪些方面做得不足，哪些方面做得不好。此后两个小时的时间，他主要在倾听司机代表的发言，并向司机代表作出了一些承诺。这一举措立刻引起当地市民的热议，因为这对于市民们来说是一件新鲜事。中国公民还从未受到此种公民待遇：第一，这是地方最高领导人首次与低层利益诉求群体面对面的座谈；第二，这次座谈内容完全公开，新华社及重庆主要网站、广播电台、电视台都现场直播了这次座谈的全过程。
重庆出租车司机的罢工尚未完全平息，海南三亚的出租车司机又继之而起。三亚当局也采取了与重庆相似的方法来缓解矛盾。11月11日，针对三亚出租车罢运事件，三亚市委、市政府召集交通局、出租车企业代表和司机代表等开会协商解决方案。罢运的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的代表共有12名参与座谈，的哥代表重复了此前的诉求，希望政府解决问题。出租车司机们说，之所以此前未派出代表，主要害怕打击报复。出租车司机反映的问题仍集中在“份钱”过高、黑车泛滥等问题上。
三亚市代市长王勇在座谈中，主动向出租车司机道歉，表示政府理解司机们聚众上访的原因。他指出，出租车企业必须从12日开始按市政府指导价执行，平均每月5700元，多收的企业必须分文不少地退还给司机。王勇还指出，公司、司机、交通部门协商规范合同文本，法制办把关，合同中不能存在霸王条款，他还要求成立执法小组打击黑车，保障正规出租车的权益。
中共高级官僚群体的变化
以上四起事件，虽然政府的处理结果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与中共当局此前一直强硬顽梗、苛政猛于虎的传统做法比较起来，确实有了明显的变化。此前一发生类似的事件，当局的首要反应便是刁民犯事，别有用心的人浑水摸鱼，政府的威信受到挑战，所以一定要强力镇压。中共的官员们从来就不习惯与老百姓对话和谈判，他们何时将老百姓放在眼里？谁能想像到，封疆大吏们会向百姓鞠躬道歉呢？谁能想像到，中共的高官会公开谴责召集的部下们“不如跳河算了”呢？在此背景下，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和忽视这一小部分中共官僚的“灵活性”。
以薄熙来而言，他此前在大连执政期间，作风极其强势与强悍，俨然是一地的土皇帝，很多政策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根本不听其他官员的意见，更不用说搜集民情与民意了。但此次在重庆处理出租车罢运事件，他并没有因为此事件影响自己在重庆的政绩而恼羞成怒，反而主动召集与司机代表的对话，并指令当地媒体全程报道。薄熙来此举固然一定的作秀的色彩，但这种作秀理应得到民间的鼓励。而作为贵州省委书记的石宗源，以前在宁夏担任一把手和在新闻出版署担任署长期间，施政分割也相当强硬，新闻出版署被其整治成为“不准出版社署”，他发布起查禁新闻和图书的命令来，从来不曾含糊过。当他遭遇瓮安事变的时候，却一改此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思路，作出了愿意与民众和解的姿态，并一定程度上开放媒体报道，让媒体大肆报道他是如何斥责当地官僚的，以此来缓解民间的怨气。
在我看来，薄熙来和石宗源的这些变化，并不是他们个人性格和人品上的进步，而是他们看到中国社会迅速变迁之后，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他们的变化，代表著作为一个统治集体的中共高级官僚群体的变化。换言之，中共在今天的中国不能完全实现昔日“全能政治”式的、全方位的控制，中共的统治力量正在急剧衰减之中。以最高统治者而论，邓的权威远不如毛，江的权威远不如邓，胡的权威更是不如江，胡充其量祇是一个“维持会”的“会长”，根本不能充当霸气十足、俾倪天下的独裁者的角色。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共，也不再是驱动整个社会往前走的引导者，而落伍成为被社会拖着不得不往前走的平庸的统治集团。中共不是不想用强硬的手段镇压民众的抗议，但在经过精心的算计之后，发现镇压的成本相当巨大，镇压不仅不能杀鸡儆猴，而祇能得不偿失。于是，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他们放弃了毛泽东时代“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施政方式，转而采取一定限度的妥协，以此继续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
那么，中共的这些柔性的变化，是否会奏响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呢？迄今为止，尚不能作如此乐观的展望。因为这些变化并未获得制度性的支持，也未能产生全国效仿的效应。而在其他一些官民冲突事件中，更多的官员仍然呈现为“以不变应万变”的、刻舟求剑式的愚蠢与固执。如杨佳杀警案，本来是一件简单的刑事案件，此案件并不涉及所谓的“国家机密”，作公开、公正的审理完全可能。让杨佳的母亲站出来说话，让那些对杨佳施加过暴力的警察们受到法律的惩罚，如此而行，不仅能缓解民间舆论的批评，而且能够遏制中国社会日渐嚣张的暴戾之气。但奇怪的是，被许多人看好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振声在此案中却无所作为，任凭上海警方胡作非为，最后大大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又如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林嘉祥猥亵女童案，深圳警方经过调查之后，居然作出“林嘉祥在此次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尚不构成猥亵儿童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结论，认为其行为属于“醉酒后对未成年女童做出双手搭肩膀靠脖颈处的不当动作，使陈小朋友有被‘掐’的感觉，受到惊吓，心灵受到伤害，属于在公共场所举止失当、行为不检”。林嘉祥虽然被免职，却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在调查过程中，关键的录像资料不翼而飞。可见，当局为了保护一个道德败坏的林嘉祥，而不惜鼓励更多的官僚踌躇满志地走在成为下一个林嘉祥的道路上。这一结论让公众再度丧失了对警察部门的信心，让人们更加确信“官官相互”的现实。
中国情势如同大革命前夕的法国
此两起事件的处理方式，与以上四起事件的处理方式截然相反，表现出掌权者对民意的漠视和对司法公正的不以为然。既违背法理，也不符合常识，当局若以为当事人及大部分民众都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此种结果，那简直就是大大低估了民众的智慧和尊严。上海和深圳两地自诩为中国最为国际化的城市，也是楼堂馆所最富丽堂皇的城市，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最为僵化保守。上海与深圳两地官僚的蛮横作风亦充分显示，他们虽然在硬件上早已实现了“超英赶美”，但在软件上却还停滞在遥远的中世纪。此两个案例表明，中共的统治阶层如学者温克坚所分析的那样，已然呈现为“脑死亡”的状态，否则即便地方当局不作为，中央政府为何不能及时捕捉民意、顺应民意，下令地方当局尽早改正错误作法呢？当然，某些更为敏感的官员、更早地感知到大厦将倾、大船将覆的官员，如薄熙来和石宗源等人，会在其权力范畴之内，对业已凝固的统治方式作一些有限的调整，在民众面前展示出相对柔软和温和的姿态；但更多的是那些仍然沿着昔日的惯性生活、习惯了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如上海警方和深圳警方的负责人，则根本不顾沸腾的民怨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带来的民间的言论自由，仍然以为他们可以一手遮天，结果日渐走上一条死胡同。以目前中共的官僚系统而论，前者不过是少数，后者依然是多数。
如今中国的情势，如同大革命前夕的法国一样。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革命不是在专制统治最残暴的时刻爆发的，而是在专制统治试图作出一定的调适的时候发生的。以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而论，他远比他的父辈仁慈和开明，“他自己实际上服从公众舆论，每日每时都受公众舆论的启发带动，不断向它咨询，对它敬畏恭维”。但革命偏偏就在他正在启动若干改革措施的时候爆发了。托克维尔认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与之相似，今天的中国也处在中共建政以来少有的经济快速发展且没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时期。除了少数流亡海外的民运激进派和国内的民粹主义者将今天的中国形容为“最黑暗、最残暴”的时代之外，大部分中国人都承认，今天中共的暴虐和专制程度比毛泽东时代轻得多，绝大多数民众都从经济改革中或多或少地受益。即便作为党魁的胡锦涛，也得作出种种亲民状来，比如上网去回答网民的问题等，而不能像老毛那样久居深宫，坦然接受民众之顶礼膜拜。而在某些时刻，当局还是会讲一点道理的，如重庆与三亚的政府与罢工的出租车司机谈判，并放开媒体报道、允诺组建工会等等。但是，这些极其有限、没有伤筋动骨的调整，并不能扭转民间普遍蔓延的失望与怨愤。无论在五星级酒店还是在路边大排档的饭桌上，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在公开地、并不恐惧地谈论“中共的寿命还有几年”的话题。这种“风向标”已然表明，中共离最后的崩溃仅有一步之遥了。
今天的中共，硬又硬不起来，软又软不下去。所谓“硬起来”，即出现毛式的政治强人，掀起文革式的、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或如邓一般肆意调动军队，对外发动对越战争，对内制造天安门屠杀。今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9个政治局常委，无人有此种魄力和胆量。而所谓“软下去”，即如同当年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一样，在民主大潮面前，毅然还政于民，放弃独裁地位，开放新闻自由和大选，其自身则在经过比较彻底的改革之后，甘愿成为多党竞争、议会民主体制之下的一个现代政党。以今日之中共而论，既硬不起来，又软不下去，除了等死之外，还能有更大的作为吗？
（2008年11月13日 本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程映虹：“不折腾”比折腾更折腾
这句听上去像是绕口令的话似乎有些夸张，但只要稍微上网查一下中国大陆近来和”不折腾”有关的网页和网文，就会感到这句话其实是很实事求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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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的出处是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总此言一出，中国大陆和整个中文世界都经历了一番史无前例的折腾。用网上五毛党的语言来说，这三个字”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传到祖国各地后，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对伟大目标豪情激荡，信心满怀，无处不在讨论总书记平民化的用言“不折腾”。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说”不折腾”是”2008年最强音”，新华社特稿说”2009是中国关键之年，不折腾成国人新年愿望”。更有所谓”不折腾网”在互联网上问世。
在海外，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胡锦涛‘不折腾’难倒外媒专家”的文章，兴奋地说这三个字给翻译家出了难题，中外语言专家和业余翻译者纷纷绞尽脑汁，但还是找不到合适和对应的外文译法。现在很多人干脆就不再费心翻译，而是直接用这三个字的汉语拼音，效果反而更好。这家报纸还别出心裁地把这种语言发音的直接移植和中国国力的强大联系起来，说这是中国国力强大后对国际语言作的贡献，例如”宇航员”这个词，在英文中就有美国的叫“astronaut”，苏联的叫“cosmonaut”，2003年以后航天词库中又新增了“taikonaut”(源自“太空”的汉语拼音taikong)，指中国的宇航员，最后总结说”一个国家国力增长，或受关注的程度增加，就有机会为外语词库做贡献。”
不过要说中国对世界语言作的贡献，”不折腾”这三个字还远远比不上”中国”这两个字在英文中的发音给人们带来的丰富的联想。早就有人指出，”中国”在英文中的发音听上去就是”猜哪”，也就是一直让人们瞎猜在这个闷罐子里面到底有些什么神秘的玩艺在那些含含糊糊的政治术语下面发酵。这次的”不折腾”更是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很多人从一开始就开始猜谜了：”不折腾”源自北方方言，它的字面意思连文盲都懂，但正是这个彻底的通俗使人们伤透了脑筋，如一篇提为”胡总的‘不折腾’究竟是说给谁听呢?!”的文章说:”在兴奋之余，人们不断在问总书记不折腾到底是指什么？对谁说？怎样做才是不折腾？”更有人在无奈之际照抄字典，说，”查字典，折腾意思是‘反复做 [某事] ’或‘折磨’，人们眼里‘折腾’的意思就是乱为，做事不专心，反反复复，效果不佳。”合上字典，这个作者发出一声长叹:”那么总书记到底对谁说不要折腾？”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到底谁有”折腾”的能耐呢？中国著名”党建专家”、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加入了猜谜行列，猜测说前一时期，内地出现了一些否定、怀疑改革开放的杂音，胡总所说的”不折腾”，是对这一倾向的有力回击。
还有人说这是对那些好大喜功，专门摆花架子的地方领导干部的警告。而”总书记所说‘不折腾’，意味着实在，意味着为百姓负责。真正是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体现，说出了百姓的心声，“不折腾”是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所在。”
但”不折腾”的谜底也不是可以乱猜的。大陆媒体《信息时报》也发表一篇和新加坡联合早报类似的评论，题目叫“‘不折腾’译法难倒国际媒体”。广州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日日睇》栏目主持人陈扬在节目中就此借题发挥说：“老百姓不要折腾了，该怎样就怎样。还有各级官员你们不要折腾了，老老实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表了这番评论不久，这个以说话直率受听众欢迎的主持人一月初就从这个节目中失踪了。
就这样，胡总轻轻松松的”不折腾”三个字已经把中国人折腾得够呛了。照这个趋势再”折腾”下去，很可能从”不折腾”中会”折腾”出匪夷所思的结论，连胡总本人也会目瞪口呆。为了避免折腾出意外，建议胡总采用书呆子的办法，今后在这些重要报告的新颖名词下加注，省得人们整天”猜哪”。
（作者为知名学者，居美国。）
贺卫方：三十春秋三十书
作者按：应《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版编者之邀，我列出了这个书目。三十年来出版的各种书籍也是汗牛充栋了，从中选出三十种自己读过又有些教益的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有意识选择那些知识、思想以及语言风格都能够兼顾的作品，即便如此，遗珠之憾不只是难免的，也是大量的。该书目发表在《深圳商报》2008年10月31日。
1、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广外翻译组译，商务。
2、佩雷菲特：《官僚主义的弊害》，孟鞠如、李直译，商务1981。
3、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
4、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5、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
6、钱锺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版，1994年修订版。
7、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8、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
9、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1985。
10、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1988。
11、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1992。
12、朗格：《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张洪岛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
13、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14、爱克曼：《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1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1987。
16、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版），东大图书公司1998。
17、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8、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19、唐德刚：《胡适杂忆》，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
20、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
21、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卷二），人民出版社1993。
22、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商务1990。
2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大2005。
24、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25、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1980。
26、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商务1963。
27、卫三畏：《中国总论》，陈俱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8、加缪：《加缪全集》（4卷本），柳鸣九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9、布洛赫：《封建社会》，张绪山等译，商务2004。
30、包斯威尔：《约翰逊传》，罗珞珈、莫洛夫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