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波澜起伏三阶段–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决战决胜
体现历史转折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五天，而作为前奏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却开了三十六天。因为主要的议题和严重的争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体解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得以顺利地完成程序性的结论。所以话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应当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奏–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出轨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原定会期二十天，结果延长至三十六天。本来十二月十三日已经闭幕，还有话要说，又讨论了两天，十二月十五日才结束。会议的成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中央各部门、各省市、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应到二百十八人，实到二百十二人。大会只开了三次，大部分时间是进行小组讨论，各组以简报互相交流。胡耀邦说：”会议的发言简报估计有一百五十多万字，相当于两部《红楼梦》，近三部《三国演义》。”(1)在当时，一边开会一边看完两部《红楼梦》或三部《三国演义》，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做到。会议留下了一笔值得研究的重要的历史资料，但至今没有充分利用。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布，会议的议题是三项：一，讨论农业问题；二，商定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当时邓小平正出国访问，华国锋转述了邓小平的建议：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看来，会议主持者的意图是要大家讨论经济问题，当时人们极为关注的思想路线、政治议题，不在视野之内。
会议按地区分六个组进行讨论，讨论一开始就出轨。十一月十二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题目是《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他不谈经济问题，却大谈”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提出彭德怀案、陶铸案、六十一人叛徒案，天安门事件等迫切需要解决的六点意见。十一月十三日，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也提出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南方叛徒集团问题、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王鹤寿问题。他特别要求大家注意康生问题，认为”四人帮”应改称”五人帮”，而且康生是”五人帮”的第一名。他还揭露了汪东兴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的内幕。胡耀邦以组织部长的身份，提供了许多翔实的材料。陈云的发言较短，全文刊登简报；胡耀邦的发言很长，简报有所删节。(2)
陈云和胡耀邦的发言引起其他各组热烈响应，认为在实行工作重点转移之前，必须首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做到是非、功过、赏罚分明，否则，不可能出现安定团结的局面。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问题越提越多，什么”一月风暴”、”二月逆流”、”彭陆罗杨反党集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都要求重新评价。讨论中，还点名批评了死人康生、谢富治和活人李鑫、汪东兴。上一次，一九七七年三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提出粉碎”四人帮”后应当解决两件大事：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会议简报组要求”压缩”，遭陈云拒绝，没有刊登。时过一年多，经真理标准的讨论，党内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一个陈云的发言，且重复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后果却大不相同。
共产党内力量对比的变化，也源于民间舆论的上升。当时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陈云等人所提出的问题，早就出现在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上。所以他们的发言总是说：”现在北京市有人提出来了”，”广大群众都在议论”云云。而且中央工作会议和西单民主墙也发生了互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内参”，及时报道西单民主墙的动向。邓小平预定十一月二十七日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诺瓦克（Jim Novak）。事前，诺瓦克在西单民主墙前征求大家的意见：你们有什么问题要我带给邓小平？事后，又来到西单民主墙下传达邓小平的意见。”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充分利用民心，正在夺回他们失去的权势。一旦交椅坐稳，他们又取缔了西单民主墙，”狡兔死，走狗烹”。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禁止在西单贴大字报，连那一堵灰墙也被拆除了。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可并没有拆除公社社员墙。现在好了，有了互联网，没有民主墙可以刷电子大字报。中国人有了现代化的工具来表达民意了。
各组的讨论打乱了会议的部署。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重要领导人案件重新审查的决定，包括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二月逆流”、”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纠正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撤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等等。另外，还决定对在”文革”中劣迹斑斑的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交中央组织部审理。华国锋总共讲了十多个问题，这些都是原定的议程中所没有的，而按照”两个凡是”的方针，均属不应该提出、不应该讨论的问题。提出和讨论这些问题，以及言论的大胆、批评的尖锐，充分显示了真理的实践标准所显示的威力。例如，军队的大老粗陈再道上将在华东组发言，虽然对理论问题似懂非懂也说得振振有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已经有了，”真理”也有了，就是不敢去”检验”–不敢说真话。如天安门事件，悼念周总理，实践证明是革命行动。如果说有反革命，这反革命就是”四人帮”。(3)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中使用了两手，一手是平反冤假错案，一手是发起真理标准讨论。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两手达到完美的结合。
华国锋的讲话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都有所交待。这些问题，原本不是”毛主席的指示”就是”毛主席的决策”。通过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两个凡是”的制定者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志，在事实上推翻了”两个凡是”。但还有刘少奇问题，未曾触及。
华国锋和邓小平都是急于”向前看”，不希望”向后看”。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了强烈的”向后看”的倾向，他们也无可奈何。但后来邓小平准备大会发言时，在他亲自写下的提纲中列出一点：”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力图扭转。
第一次交锋也是最后一次交锋
历史遗留问题的结论已经有了，制造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两条思想路线方面的争论就成为不可避免。正当会议将转入华国锋宣布的议程时，”凡是”派中的几位”秀才”，一齐上阵，挑起争论，大谈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不同看法。本来在讨论历史遗留问题时，他们是一直沉默的。自真理标准讨论以来，争论的双方，一方是限制打压，一方是隔空喊话，思想上从未正面接触。直到中央工作会议，才发生第一次交锋。谁知”两个凡是”一触即溃，交锋的第一次就成了最后一次。
十一月二十七日，毛著编办的又一位副主任胡绳在东北组突然就真理标准问题发言，他说：”有的同志在公开的演讲中宣布（也就不能不反映到报刊上），现在党内在这样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是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宣布是过于轻率的，虽然其用语不过是八股老调，但在国内和国际引起了人们对安定团结的局面的疑虑，其影响是不好的。”他又说：”现在报刊文章提出了一些新口号，例如，’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我不认为这种说法完全不包含合理的内容，但如果把它们当作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的纲领性口号，那就要十分慎重。我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4)胡绳反对”八股老调”是针对周扬七月份在真理标准讨论会上的讲话。他反对报刊上”旁敲侧击”的文章，一是针对郭罗基在《人民日报》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发表的《来一个思想大解放》，一是针对李洪林为《中国青年》复刊号所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其中第一次出现”现代迷信”的提法。
十一月二十九日，吴冷西发言，责备胡绩伟的电话记录歪曲了他的意思。与会者要求他自己讲讲，在电话中究竟说了什么。经过准备，他在十二月三日介绍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四点意见。与会者认为，根据吴冷西的四点意见，更加证明胡绩伟的记录是可信的。他的记录可能不是原话，但完全符合吴冷西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观点。
同一天，熊复也就真理标准问题发言。他说：”在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有的文章的内容，直接间接提到毛主席，有一种诱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倾向，我以为是不恰当的，后果是不好的。”强调真理的实践标准本来就是要打破对毛主席不能议论、不能批评的思想僵化的局面，”后果”大家都看到了，争论在于是”好”还是”不好”？他认为：”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作为理论问题，是可以从容讨论，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的。如果在这些理论问题上容不得有不同意见，那就无法正确解决理论问题。”他说的完全不符合事实。先是主张”两个凡是”的人们容不得不同意见；提出真理的实践标准展开讨论后，具有不同意见的人们又不来发表。熊复又说：”《红旗》在这个问题上表态是太迟了。不过我在这里要说，国外引起的对于我国局势的猜测，《红旗》迟迟没有表态固然有一定影响，但从国外猜测的内容来看，主要的猜测是说我们在实行’非毛化’，在批判毛主席的错误，在重新评价毛主席，这却不是《红旗》能够负责的。”(5)他的意思是说，坚持实践标准的人们要对”非毛化”负责。
李鑫和张平化也就真理标准讨论作了简短发言，他们对自己应负的责任进行一些辩解。
与会者对这几个人的发言很不满意，群起而攻之。胡绳发言的次日，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在西南组立即做出反应。他说：”现在外国人猜测我们党内有分歧，有争论。其中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前一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都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而《红旗》没有登。《红旗》是我们党中央唯一的理论刊物，过去许多重要文章都登，这次不登，一下子把分歧公开出来了。中央宣传部也闭口不说话。下面问我们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无可奉告。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需要解决。因为它不仅是个理论常识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问题。我们要搞现代化建设，要解放思想，要解决问题，你究竟是根据多年来实践检验的结果呢，还是先查一查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有没有说过、批示过？没有说过的就不能干？批示了的就不能改？”(6)赵紫阳是一位引人注目的省委书记，他的意见产生很大的影响。
各组都有面对面的交锋，不同的组也通过简报进行交锋。在西南组，胡绩伟摆出不少材料，当面指出熊复的发言在态度上不诚实，在观点上不正确，使得熊复无话可说。杨西光和胡绩伟联合发言，一一批驳了吴冷西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责难，嘲笑了他对理论的无知。吴冷西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倡怀疑一切，提倡不可知论，提倡相对主义”。杨、胡指出：恩格斯说驳斥不可知论最有力的是实践。强调实践标准，怎么反而成了不可知论呢？于光远的回忆录中说，他所在的西北组没有毛著编办的人，但他们认真阅读简报，在真理标准问题上对李鑫、吴冷西、熊复、胡绳都有所批评。于光远、王惠德、杨西光联合发言三次，杨西光和王惠德联合发言一次，于光远个人还有发言九次。
吴冷西于十二月十一日作书面发言，承认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的某些论点加以引申和推理，是主观武断。经批评帮助，他的态度有所转变。”凡是”派秀才们发动的挑战，以全线崩溃告终。
“两个凡是”收场，实践权威确立
中央工作会议上，无论是讨论历史遗留问题还是经济问题，自始至终贯穿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在闭幕会上讲话，也就不能回避真理标准问题。
主席华国锋首先对提出”两个凡是”承担了责任，进行自我批评：”我在去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决捍卫毛主席伟大旗帜的问题。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我讲了’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在这之前，二月七日中央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的主题，是要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好有关文件掌握思想武器，深入揭批’四人帮’。但在我的上述思想指导下，这篇社论中也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华国锋的讲法不算深刻，还有所辩解，就勇于担当责任、进行自我批评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已是难得的了，与会者表示欢迎。也表明真理标准讨论的理性精神说服了这位”两个凡是”的创始人。但他对两个”凡是”的实质缺乏认识，只说”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不提就好了吗？好不了。即使不提”两个凡是”，”两个凡是”后面的五个实质问题，一个不会少，也一个都好不了。他回避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上的分歧。
华国锋还就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了说明：”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先简要地讲一些有关情况。今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由于我当时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六、七月间，中央常委几位同志先后给我谈过他们听到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对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政治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后来，报纸上登这方面的文章多了，国内外反映也多了，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议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由于我想等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常委接见北京市委和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听取他们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的情况，联系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现在报刊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报纸要十分慎重。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这是中央常委的意见。”(7)
关于与两个”凡是”相对立的实践标准，他引用了中央常委集体的表态(8)），这个表态说：”对一些具体问题”，要”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实践标准只是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的标准，华国锋和中央常委都不理解哲学问题所体现的思想路线的意义。后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闭幕会上，华国锋的讲话提到”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说明他的认识前进了一步。作为真理的主观标准–“两个凡是”被抛弃了，对提出”两个凡是”负有责任的华国锋承认了错误。但另一个真理的主观标准–“准确、完整”没有受到质疑和批评，提出”准确、完整”的邓小平也始终没有觉悟。
副主席叶剑英是积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他的讲话着重强调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
下面轮到副主席邓小平讲话了。中央工作会议的进程与原定的议程出入很大，会议的主持者是被形势推着走的，而这种形势是自下而上造成的。八、九月份，邓小平找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光远等人谈话，主要就是讲真理标准问题。他希望理论界在思想上沟通，找到办法来解决这场争论，不希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冒出来。(9)事实是真理标准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一开始就冒了出来，而且一直冒到底。足见邓小平对形势的测不准。会议还没开，十月底，邓小平就让胡乔木起草讲话稿。邓小平出国访问，十一月十四日才回到北京。会议的前五天，他没有参加，不知道发生了大事。十六日，他还是按部就班找胡乔木修改讲话稿，十九日完成。会议开了二十天，邓小平说这个讲话稿不能用了，而且还给了胡乔木一个评语：”看来他不行了。”胡乔木是奉邓小平的旨意起草、修改的，邓小平只说胡乔木”不行了”，不说自己到底行不行。不管怎样，这时的邓小平尚能顺势而动，所以起了积极作用。十二月二日，他急忙让胡耀邦、于光远找人重新起草发言稿，亲自写了一个提纲，提出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胡耀邦、于光远请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执笔。十二月五日，邓小平又与起草者谈修改意见，确定四个问题的框架，将提纲中的四、五、六、七归纳为第四个问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十二月九日以后，他多次与起草者讨论修改。(10)十三日下午四时，副主席邓小平正式抛了出来，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小平从”解放思想”破题，认为不少人的思想”还处在僵化半僵化状态”；不打破思想僵化，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从而论说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1)他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是”越看越重要”，这就是说，原先并没有看得那么重要。但看了半年也没有看出新东西。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结论性意见，他完全重复了半年以前周扬的说法。不管怎样，胡绳对”八股老调”的批评，算是被否定了。
会议的闭幕式，成了由讨论经济问题而变为全局性拨乱反正、工作重点转移的一个标志。邓小平的讲话奠定了他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地位。
副主席李先念没有在闭幕式上发言。
副主席汪东兴提交了一份书面发言，似检讨非检讨。他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粉碎”四人帮”以后，也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他说，开始时没有引起重视，听到不同看法以后，对争论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他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我负有领导责任，没有及时组织领导好这个讨论。与会者对他的发言表示”不满意”、甚至”极不满意”。有人说，汪东兴的问题不是”没有及时组织领导好这个讨论”，而是压制讨论、反对讨论。于光远、王惠德、杨西光的联合发言中说：”事实证明，汪东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就他目前的觉悟来说，要求他把这些问题现在就讲清楚，看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建议中央敦促汪东兴同志作进一步的深刻检查。”西北组通过一份《十二点建议》，其中八点与汪东兴有关，或是质疑，或是削权。(12)其他组也有类似的文件。
会上还印发了吴德的书面材料《我的初步检讨》。吴德说明了天安门事件的经过以及自己应负的责任，”表示检讨”。
中央工作会议的全过程是在起伏中前进的。先是坚持实践标准的人们讨伐”两个凡是”；继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们挑战实践标准；最后，来了个否定之否定，华国锋的检讨，邓小平的总结，宣告实践标准对”两个凡是”的决定性胜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后论定
中央工作会议的结局，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人们总是怀抱一定的动机进行历史活动的，实践的结果往往超出原先的动机。人们所怀抱的动机又是各不相同的，动机的实现形成历史的合力，恰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且不说在改革开放的起点上邓小平没有任何设计，即使有所设计，事件的进程也并非单独决定于邓小平的动机。
中央工作会议上临时起意，提议立即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趁热打铁。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员，差不多一半是中共中央委员，散会后又召来其他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央工作会议的直接继续。邓小平的讲话，被认为是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由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实践标准对”两个凡是”的决战取得了胜利，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以坚持真理的实践标准作为指导思想，检验是非和讨论工作。
最后，会议的公报写道：”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个公报是胡乔木起草的。当他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不知是否还记得自己反对真理标准讨论时对胡耀邦的恫吓，不是说再讨论下去会引起党的分裂吗？像胡乔木这样的人，患有面部神经麻痹症，永远不会脸红。
这就是真理标准对抗”两个凡是”的最后结论。接着，公报重复了邓小平的一段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如果坚持”两个凡是”，沿着老路走下去，”亡国”不至于，”亡党”很难免。以为”亡党”即”亡国”，这是共产党的偏见。
由于实践标准对”两个凡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作”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由于端正了思想路线，追溯政治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共产党自五十年代以来的左倾路线，也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两年徘徊”。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大放光芒，是因为过去太黑暗；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振聋发聩，是因为过去太荒唐。
由于从思想路线到政治路线的全面变革，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历史的转折。这就是汪东兴们所恐惧的”一百八十度转弯”。会议的公报虽然提到”全党工作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这只是”鉴于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胜利完成”，而不是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也不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邓小平提出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思想基础是：”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13)这是工作上不同阶段的转移。但后来回头一看，粉碎”四人帮”以后战略上的转移，确是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至事必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说起，但在当时是
理论务虚会乘胜追击
按照叶剑英的建议，本来应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召开理论务虚会，解决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的分歧问题。华国锋说：”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议没有来得及开。”结果，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向真理标准提出挑战。可见，这种争论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华国锋又说：”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的分歧，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解决了，中央政治局认为，还要”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再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理论务虚会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性质就不一样了。之前召开是进行一场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的对决，之后召开是在对决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客观形势的要求，必须在两方面前进：一方面，”两个凡是”虽已败下阵来，还需要清算”两个凡是”所体现的思想路线；另一方面，实践标准虽已确立权威，还需要运用实践标准广泛地检验是非。
叶剑英的建议原是”理论务虚会”。有人说，理论本来就是虚的，怎么还要务虚？因而加了二字，变成”理论工作务虚会”。其实，务理论之虚与务理论工作之虚，是两个不同的主题。务理论之虚，意为：第一，不为解决实际问题；第二，不限某一理论问题；第三，不求作出最后结论。务理论之虚当然会涉及理论工作，但并非局限于理论工作。务理论工作之虚是探讨理论工作应当怎样做。
胡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并从组织部长改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在就职时说，要把中共中央宣传部从”钳制思想部”变成”思想解放部”。新官上任的第一把思想解放的烈火就是召开理论务虚会。开会的地点还是在京西宾馆，这个地方一连举行了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三个体现历史转折的重要会议。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胡耀邦作《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报告，唯有这一天的会议是在西郊科学会堂举行的。胡耀邦称之为”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是共产党内部的会议。他提出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目的是：”第一，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总结经验，可以总结两年，也可以总结十来年、三十年。第二，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基本任务。”这样两个目的确是务理论工作之虚，但会议的实际进程是务理论之虚。”基本经验教训”没谈多少，”基本任务”基本没谈。人们习惯称之为”理论务虚会”，因为这才是名副其实。正像中央工作会议主持者最初提出的议题和最后出现的结果不一致一样，理论务虚会的内容也不是实现胡耀邦所提出的两个”目的”，而是被客观形势所规定，主要讨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清算”两个凡是”所体现的思想路线；二，运用实践标准广泛地检验是非。
会议的开法，胡耀邦说：会议大体上分两段。第一段，由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邀请中央和北京理论宣传单位的一百多位同志参加，每个省市派一位联络员来，开到二月二十二日左右（中间春节休息五天）。三月份进入会议的第二段，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邀请各省市的同志参加，扩大到四五百人，再开十天左右。第一段以小组会为主，第二段以大会为主。最后请党中央主席、副主席作报告。
胡耀邦认为，近两年的理论工作是中共历史上最出色的时期，他特别讲了一段话，赞扬活跃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理论工作者。他说：这两年”涌现了一大批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闯将。应该看到，这两年的思想理论战线并不平静，有过那么几次风浪。这些同志冲锋在前，不愧为思想理论战线的前卫战士。他们敢于实事求是，破除迷信，顶住种种非难和指责，不怕飞来的帽子和棍子。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闯。这样无所畏惧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14)与会者受到鼓舞。
会议第一段的参加者为一百六十多人，分五个组，每组三十多人。讨论的内容以简报交流。简报共有二百六十四份之多，摞起来达一尺多高。
胡耀邦的《引言》从头到尾没有提到”两个凡是”。在主观上可能是出于宽容，但也是政治上的天真，后来胡耀邦就吃了这种天真的苦头。会议的参加者并没有受胡耀邦的影响，一开始就炮轰”两个凡是”。小组会的第一天上午，胡绩伟（《人民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光明日报》总编辑）、华楠（《解放军报》总编辑）、曾涛（新华通讯社社长）、王惠德（编译局局长）、于光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六人联合发言，分别在各组宣读。联合发言的题目是：《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整整讲了一个上午。
联合发言的第一部分是：”关于’两个凡是’争论的由来”，系统叙述从”两个凡是”的提出到真理标准讨论的历史过程。第二部分是：”推行’两个凡是’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列举了十个方面的事实，说明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对立的政治意义。联合发言点名批评了汪东兴、张平化、李鑫、吴冷西、熊复、胡绳等人，希望他们坦率地讲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充分讨论，弄清是非。
胡耀邦是有民主风度的。与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对立的有关人员都参加了理论务虚会，由十一人组成的会议领导小组也包括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胡耀邦还一再强调务虚会不是批判会，不要强迫别人作检讨。尽管如此，六人联合发言后群情激愤。与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遭遇战不同，这个联合发言奠定了讨论的较高的起点。理论务虚会比起中央工作会议，在几个方面前进了：
第一，揭露了更多的事实。
第二，对于两条思想路线的比较和分析更加深入。
第三，找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徘徊的根源。
第四，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们认识到错误，自愿作检讨。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也有人是口服心不服。
第五，追问幕后活动。
由于揭发了一些以往不为人所知的事实，也由于有些人的检讨躲躲闪闪，经过追问，发现毛著编办内部，毛著编办和《红旗》之间，毛著编办、《红旗》和汪东兴之间，还有幕后活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著编办的张载伦为《红旗》写了一篇《篡党夺权的的大阴谋》，追究”彭德怀反党阴谋集团”，与陈云等人唱反调。直到华国锋宣布纠正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结论，文章还在修改。第二组全体成员联名要求改组毛著编办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连吴冷西都签了名）。熊复在《红旗》杂志社的大会上说：”我们要随时准备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民主的方法，对付重新出现的像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那样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跟着华主席造他们的反。”完全是文革造反派的腔调。所谓”像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那样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几乎把邓小平的名字点出来了。这是与汪东兴的”哪个中央”的说法相呼应的。他们是不是还想重演”炮打司令部”？正当此时，胡耀邦阻止追问组织问题，要求大家集中注意讨论思想理论问题。胡耀邦的好心并没有得到好报。后来这些人成了反自由化的干将，熊复的表现尤其恶劣。他们却并不认为胡耀邦的”反自由化不力”仅仅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要求对他从组织上动手术。按理说，胡耀邦所提倡的是新思维、新风气，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却反受其害。在当时，到底怎样才是正确的？这是令人困惑的问题。
理论务虚会讨论的更为重大的内容是坚持实践标准，检验三十年来的是非，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理论等各个领域。讨论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
与中央理论务虚会的第一段同时，浙江、青海、山东、福建、广东、辽宁、湖南、江苏、上海等省市也召开了本地区的理论务虚会。参加中央理论务虚会的各省市联络员，及时将简报送回去，有的省市等不及了，甚至要求联络员在电话中念简报。因此，地方与中央相呼应，解放思想的潮流席卷全国。这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高峰期。
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这三个会议是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的决战阶段。实践标准在决战中取胜，破思想禁锢，解思想僵化，自然而然的结论就是必须进行各方面的改革。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讨论改革开放，会议公报也没有提到改革开放，实际上这三个会议是改革开放的源头。邓小平被吹捧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作为改革开放的源头的这三个会议，没有一个是邓小平设计出来的。按理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应是这位”总设计师”的第一道设计。事实上，会前的意图和会议的结果大有出入，非但不是任何人所设计，而邓小平本人扮演的角色倒是被形势设计出来的。
真理标准讨论戛然中止
思想解放运动一下子又从高峰跌落入深谷。
虽然胡耀邦规定理论务虚会是党的会议，只在内部讨论问题，由于简报散发得很广，会上的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之论，在社会上引起了震动。按”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标准，许多说法都是”反革命言论”。在这个时期，精英和大众在认识上的差距是很大的。因此，理论务虚会遭到世俗的非议。由于一时挣脱禁锢，社会上的各种力量都很活跃，局部地区发生了闹事。党内的保守势力将此归罪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他们认为，当时的形势是”江河泛滥”，”逆风千里”。共产党的最高当局有点惊惶失措。再加西单民主墙的变化，刺激了邓小平。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生了转向，而理论务虚会的议程也随之改变。
西单民主墙的呼声配合了中央工作会议，共产党领导人曾经加以肯定和支持。邓小平说：”群众贴大字报是正常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15)叶剑英甚至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典范。”他还说：”西单民主墙共产党员不得不看。”(16)但事情起了变化。一九七九年二月，邓小平发动的”惩罚越南”的战争，打得并不顺利，损失很大。民主墙的大字报有所批评。魏京生在《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大字报中甚至说”必须警惕邓小平蜕化为独裁者”。正在运筹帷幄向”凡是”派夺权的邓小平，不能容忍腹背受敌，陡然改变了对西单民主墙的态度。
魏京生空谈民主，不懂得现实政治。当时的中国，前进的主要障碍是”凡是”派，而不是邓小平；相反，邓小平还是反对”凡是”派的实力人物。如果按照魏京生的意见，将邓小平作为”新的独裁者”打倒，中国的形势必将出现倒退。魏京生不顾民主墙人士的劝阻而一意孤行。但邓小平决定抓人，错误更大。如果不抓，魏京生的言论必将自生自灭；一抓，反而扩大了影响，使竖子成名。
理论务虚会第一段结束时，确定六个专题，每个专题由三个人准备，作为下一段的大会发言。(17)三月下旬，各省市的人陆续都来了，将近五百人，会议名称改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但会议变更了议程，大会不开了，原参加理论务虚会的和各省市新来的，二十八日起分别开小组会。各省市新来的人，入住京西宾馆；原参加理论务虚会的人，迁往友谊宾馆。参加同一个会议的两部分人，分居两处，从不照面。有人认为，这样的安排是为了防止各省市新来的人受原理论务虚会成员的影响。要求原理论务虚会的五个小组讨论对理论务虚会的评价，因为社会上发生了对理论务虚会的评价问题。而各省市新来的则讨论当前形势，因为社会上对当前形势是好是坏议论纷纷。
一月六日，在审阅胡耀邦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后，华国锋表示赞同，并已答应在会议结束时讲话。华让胡准备讲稿。胡嘱意李洪林起草。讲稿早已写好，但华国锋不讲了。最后由副主席邓小平讲话。有人分析，这是华国锋表示不满，解放思想惹的祸，让你邓小平去收拾。邓讲话后，又开了三天小组会，”领会”邓的讲话。理论务虚会虎头蛇尾，于四月三日草草收场。
“四个凡是”取代”两个凡是”
三月三十日，邓小平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名曰”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会上发表的国策宣言。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为了安抚党内气势汹汹的保守势力。讲话稿由胡乔木起草。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根据胡乔木起草的讲话稿，邓小平认为”他不行了”。现在他又”行了”？还是邓小平自己也”不行了”？邓小平对西单民主墙、理论务虚会本来都是叫好的，忽然变脸了。邓小平说：”看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胡乔木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18)邓小平与胡乔木合谋，将”五个否定”改造制作为”四个坚持”（否定毛泽东改为否定毛泽东思想，与否定马列主义合为一条）。十年以后，胡乔木却说：”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将来总要从宪法中拿掉！”(19)邓小平常常说：”四项基本原则是上了宪法的。”这是唬人的。现行宪法序言中提到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等，是历史性的叙述，不是宪法的条文，没有法律效力的。当然，即使是历史性的叙述，将来也要从宪法序言中拿掉。胡乔木在起草的时候，是否认为”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如果自己不相信，编出一套来叫别人相信，那就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如果当时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站得住的，后来”笑嘻嘻”地说站不住而不作一点反省，那就是”墨索里尼，常有理”。反正胡乔木是这两个角色中的一个。他这个人是多面体，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多面体的内囊究竟包藏着一个什么样的灵魂？好事者不妨探究一番。
邓小平的报告中说，理论务虚会”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这个评价，从正面的意义上说，低得不能再低了；再低，就是没有成绩，成负面意义了。当时，还听到他讲了一段话，大意是：党中央对理论界抱有很大的希望，现在感到失望。会后作为文件下发以及编入《邓小平文选》时，删掉了。
邓小平的讲话着重批判”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反”左”树立了历史的界碑。仅仅过了三个月，难道”左”的路线就完全纠正、”左”的影响就彻底清除了吗？十三年之后，同一个邓小平还说：”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20)那么，一九七九年三月从”反’左'”到”反右”的转向是正确的吗？事实证明，邓小平讲话之后，社会上出现了极左的回潮。
经过十年动乱，中国社会的正常秩序十分脆弱。拨乱反正不得不用猛药，但体虚神迷的社会又经不起猛药。十一届三中全会引导历史转折以后出现的不良反应，是难以避免的。政治家应当谨慎从事，进行调适。但邓小平又轻车熟路从反”左”转向反右，掌错了舵。
原理论务虚会的成员听了邓小平的讲话，心情非常郁闷，希望胡耀邦出来讲一讲。胡耀邦一开头就说：”我本来没有什么讲的了，因为邓副主席都讲过了。大家要我讲给我出了难题。”胡耀邦善与人同，明知是”难题”，却勉为其难；虽说没有什么讲的了，还讲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尽量说服大家，对邓小平的报告不要抵触。他的结论是：”大家希望对这次会议做个评价，我想还是将来让历史来做总结吧，”(21)何其无奈。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并没有经过一定会议的讨论，不具有决议的效力，更不具有法律的效力。但后来却成了”立国之本”，又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一部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一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要”反’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反右”；一个轮子向右，一个轮子向左，如何前进？这就是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改革受到掣肘的原因。
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从来正确、永远正确，不需要实践经验的。这就推翻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成果，又回到从原则出发。邓小平自己说：”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不是新的东西”。确实，都是陈旧的语言、陈旧的思想。但老调新弹，新就新在归纳成”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了一个政治口号，”违反四项基本原则”成了一顶整人帽子。实际上是用”四个凡是”代替了”两个凡是”，(22) “四个坚持”成了镇压思想解放运动的四根棍子。真理标准讨论就此中止。
注：
(1)转引自吴江《十年的路》第44页。
(2) (3) (9)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第168-170页，第82页，第26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4)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三卷（上）第2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这本书摘引了胡绳的言论，但没有点名。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第136-137页。这本书点了胡绳的名，但言之不详。
(5)熊复的言论转引自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304页。
(6)转引自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306-307页。他没有将赵紫阳的话打上引号，也没有注明出处。我猜想，他从中央党校借阅到了文件，应是可信的。
(7)华国锋以上的讲话均见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三卷（上）第22-2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8)这是邓小平代表中央常委发表的讲话，曾作为文件印发给中央工作会议的出席者。其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外国人问我（邓副主席），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邓副主席）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第103页。）
(10)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第199-206页。胡乔木的秘书朱佳木说邓小平的讲话是胡乔木起草的。他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胡乔木起草的是一个废稿。吴江得到了这个废稿。这是由胡乔木向他的秘书口授，记录成稿，胡又亲笔加以修改定稿的。吴江看过两遍，写回忆录时又翻出来重看一遍，”更加觉得胡乔木的思想实在有些不可思议”。胡乔木在稿中居然写道：”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党内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还要强调一句：”这一点无论如何不应忘记”。他说，工作重点转移有利于”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吴江《十年的路》第56-57页。）胡乔木把新时期的工作重点转移又纳入了华国锋对毛泽东萧规曹随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轨道，到底是向前转还是向后转？胡乔木实在昏庸得可以了。邓小平就是作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被打倒的，要从他的嘴里讲抓走资派，怎么开得了口？怪不得邓小平说胡乔木：”看来他不行了。”
（11）《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 一九八二年）第133页。
(12）见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第335页，第190-192页。
(13)《邓小平年谱》(上)第394页，1978年10月3日，与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的谈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14) (21)张显扬等编撰《胡耀邦年谱长编》（中）第679页，第734-741页，世界科学教育出版社，2005年。
(15)邓小平和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的谈话，《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0日。
(16)叶剑英的说法出自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当时曾在理论务虚会的成员中相传，现在找不到文件的依据。吴江的《十年的路》第78页，提到前一句话，可为佐证。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年）》（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9年）第244页提到，作为文件下发时，叶剑英的那句话被胡乔木删掉了。
(17)只记得我和汪子嵩、邢贲思准备的题目是《建国以来理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好像还有”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之类。因为实际上这些发言没有派上用场，连题目都忘了。其他人的回忆录也都没有提到。张显扬在《文革后的一场重大政治斗争》（上）中提到：”我自告奋勇报了一个题目：《华主席在湖南》，想在第二阶段的大会上揭露湖南方面对华国锋搞的新的个人崇拜。”（《开放》2008年11月号）这就是说，大会发言除了六个专题外，还有个人自报的题目。
(18)引自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第136页，香港博智出版社，2005年。当时我们都不知道，真要感谢邓力群提供了胡乔木、邓小平的私房话。
(19)鲍彤《胡乔木说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开放》2008年4月号。胡乔木先是对赵紫阳说，赵告知鲍彤；胡乔木对鲍彤又说了一遍。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22)语出李洪林，见《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年）》第2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