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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教育产业化启动的内需并非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自然增然，并没有坚实的基础，从供给的一端来看，急剧的扩张带来的是盲目开设的系科、粗糙的教学质量，而从需求的一端来看，是学生家庭的负担日益沉重，就业前景因毕业人数增多而越来越暗淡。

2009年1月5号，湖南省教育厅透露，通过摸底和审计核算，湖南省高校总负债120余亿元。湖南省高校负债主要是因为扩招，自扩招以来，共增加了80余万大学生，相当于建设了80所万人规模的大学。事实上，高校负债非止湖南，此前的数字表明，全国高校因为扩招，欠债总规模在2000-2500亿元之间。所以这一切，都开始于1998年，这个软着陆的中国经济遭遇到了东亚金融危机的年头。

在这一年里，“保八”成了严峻的政治任务，于是，如同2008年年末一样，各方人士展开了对中国经济的会诊：内需不振、社会保障体制滞后、投融资体制亟待改革等等病因被一一诊断出来，启动内需、推行积极财政政策、加强外向型经济等方法，也逐一被提出……正是在此情况下，1998年底，经济学家汤敏建言国务院扩大高校招生，提高学费的同时配合大规模助学贷款，以此拉动内需。1999年6月，高校扩招的决定正式下发。1999年全国高校招生规模从1998年的108万扩大至159万，增量超过47%，录取比例则超过46%，比上年大幅提高13个百分点。到2008年为止，短短10年间，全国高校招生规模从1998年的108万扩大至2008年的约600万，录取人数暴增5.5倍，录取比例则由1998年的33%上升至57%，暴增24个百分点。

与这一进程相伴的是，大约到了2002年，中国就逐步走出了1998年以来的疲软，并迎来了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一般认为，加入WTO后外向经济的飞速发展、积极财政政策所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住房商业化所带动的房地产及其周边产业的高速发展，共同促成了中国经济迅速走出疲软并持续高速发展，此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诸多措施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它们也是内需启动器之一，为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推动力。

住房、医疗和教育这些与人的生存、延续相关的产品，具有很强的刚性，在社会网络中，人们更容易受到相互影响的攀比心理驱使，而寻求尽可能的满足。如果隔壁家的张小三也能上大学，那么，望子成龙的父母又怎忍心不让自家的李小四也读上大学，哪怕仅仅是二本、三本？罹患同样的疾病，哪个儿女又忍心让父母不享受到最好的医疗？而对于政府来说，如果能够通过鼓励放大这一心理，就可以启动这部分巨大的潜在需求，这相当于“强制”提供了内需，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莫大助力。

从一开始，教育产业化就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国家力量的鼓励推动下，很快，教育产业化尤其是高等院校的扩招，带动了新校区的建设、师资的扩大、设备的充实……而在中国特定的资源配置体系中，既然国家鼓励引导教育产业化发展，那么，各地政府和各学院势必充分利用这一政策超常规发展，于是就有了上述那样直线上升的数字，庞大的需求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教育产业化充分发挥了内需启动器的作用，共同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多年荣景。而与之伴随的，则是住房、教育、医疗日益成为最为人所关注的民生领域，甚至被冠以新“三座大山”的恶名。

但是，如此启动的内需并非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自然增然，并没有坚实的基础，从供给的一端来看，急剧的扩张带来的是盲目开设的系科、粗糙的教学质量，而从需求的一端来看，是学生家庭的负担日益沉重，就业前景因毕业人数增多而越来越暗淡。既然社会不可能消化如此制造出来的大批学生，这一恶果最终也必然要反馈回到学院，让负债超常规发展的学院背上沉重的、更有可能是在日益恶化的环境下永远也无法偿还的巨额债务，并将风险引向金融体系……这一由于中国独特的资源配置机制形成的超常规投入发展模式，在教育以外的领域也同样面临着严峻考验，甚至，这一机制的运行及其后果，很可能正是此轮经济突如其来迅速收缩的主要原因。

鼓吹毛邪教的基地“乌有之乡”终于露出了其鼓吹邪教、反对改革、蛊惑人民的真实面目。中国开放三十年了，还有这样一帮愚民，欲回到文革，开历史倒车，真让人啼笑皆非，深感中国数千年皇权专制的伟力。请读奇文：

乌有之乡倡议：缅怀毛主席日常化！

毛主席诞辰11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网友纷纷集会缅怀毛主席。有鉴于此，我们倡议，将缅怀毛主席的活动日常化！

凡是热爱毛主席、崇拜毛主席的各地网友，只要凑够9人以上，建议每半个月聚会一次，地点可以在会议室，也可以在家，也可以在操场、公园，也可以野外。每次聚会可以安排9项仪程：1、到场时，相互握手，相互祝福：”主席保佑！”；2、齐唱国际歌，三段都要唱，放声地，壮严地；3、念一段毛主席语录，主持人负责解释这段语录与当前形势、与日常生活的关系；4、放一段录音或录像，或读一篇文章：有关文革和改革；5、结合语录、录音、录像、文章，各自谈心得体会。特别是有勇气忏悔，反省自己过去对毛主席的误解。

6、交流当前工作与生活的体会，交流困难、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增强信心和力量。逐渐形成在思想上相互关心，在生活上相互帮助的友爱氛围。

7、表演唱，自选曲目，赞美毛主席和中国革命的歌；诗朗颂，毛主席的诗，或赞美毛主席的诗。

8、齐唱东方红，三段都要唱，放声地，深情地；9、告别，共同呼喊：”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

日常生活中，我们倡议可以力所能及地做到以下各点：1、在左前胸佩带毛主席像章；春夏秋冬，婚丧嫁娶，劳动开会，除晚上睡觉时间，一切时间、一切地点、一切场合，都要自豪地佩带毛主席像章。遇到有人询问，就是我们做解释、争取工作的好时机。许多司机已经自发挂起了毛主席，保佑他们行车安全。要争取每一辆车挂毛主席像。佩带毛主席像后，要注意主动让座，帮助孤寡老人，模范遵守社会秩序。

2、在京的，每年清明节，9月9日、12月26日，集体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a）  瞻仰前，先到国旗下集合，面向国旗和天安门前的毛主席像，唱国际歌，标准如常；b） 瞻仰时，集体准备一束鲜花或花蓝，挂上最想对毛主席说的话，放到毛主席塑像前；c） 瞻仰后，在正阳门下集合，齐唱东方红，标准如常；d） 瞻仰结束，选定一个恰当地点，进行例行的第2至6项；不在京的，如附近有毛主席塑像或烈士陵园的，参照在京瞻仰遗容的办法进行；3、如附近有毛主席塑像的，应负责清洗塑像上的污物，保持塑像的清洁；经常在塑像前摆放一束鲜花；如附近没有毛主席塑像的，应设法争取当地政府、企业、街道、村委会新修毛主席塑像，或者动员普通群众集资修建。

4、凡电视台播放有关毛主席纪录片的时间，事先相互告知，有条件的，优先共同收看，讨论体会；亦可在家收看，争取家人的转变；5、凡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上播放、刊登内容或文章，辱骂、歪曲毛主席形象的，一定要打电话或写信给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表达我们的抗议，让群众的声音震慑媒体。

6、凡在互联网上看到辱骂、歪曲、妖魔化毛主席文章的，一定要回骂他们。有写作能力的，要停下手头的事情，反驳他们，哪怕是三言两语。要学会利用现成的拥毛文章、书籍、观点去反驳那些他们。要认清楚，汉奸、买办、卖国贼、腐败势力毕竟是少数，多数人都是被他们洗了脑，受了他们所操纵的舆论控制。

7、有手机的，应当利用节假日问候机会，发送与毛泽东思想相关的短信。

8、利用节假日，结伴徒步行走，或骑自行车旅行，实践毛主席”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思想。同时，深入农村、山区，既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又了解了社会现状，民心人情。

9、争取写出自己认识毛主席的心路历程，到网上到处张贴。也要有勇气告诉周围的普通人。首先畅开自己的心扉，才有可能找到朋友和同志。不要怕别人嘲笑！要有自信。该受嘲笑的，正是嘲笑者。

10、看到打动自己的文章，听到打动自己的录音或录像，要勇于向周围人传播，争取更多的人佩带上毛主席像章。更勇敢的，还可以穿印有毛主席头像或为人民服务字样的T恤衫。

11、春节到来，选购毛主席的挂历、年画、贺年卡，有条件的还可以送亲友。

12、平时，争取能到公园或操场齐唱红歌，注意吸引普通公众参加。有条件的朋友，利用自己主持会议或仪式的机会，让各地党的会议都唱齐国际歌三段。在唱东方红的场合，唱齐东方红三段。

乌有之乡敬议

2008年1月5日

不要以为这只是几个秀才的沽名钓誉，要知道“乌有之乡”如今是中国影响最大的崇毛、反改革、要为文革、四人帮平反的集团，其网站上铺天盖地的是反改革的言论，没有见过他们发表一篇正面阐述改革开放的文章。

诚然，现在的中国，大家都有言论自由，应当允许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鼓吹个人崇拜的社会运动，已经走到了反人类、反人民的邪教道路上，我们不得不予以揭露和抨击。他们也忘了：在毛时代，他们有这样的言论自由吗？或许，他们当年作为红卫兵小将曾经“火”了一把，自由了一回，所以直到现在他们对批斗、抄家的自由还是魂牵梦绕，但是，那是圣旨下的自由、毛式“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自由，自由完了，不就抓的抓、杀的杀，剩下的赶到农村，以免在城市闹事吗？

现在的极左派势力已经相当猖狂了，魏巍在《一位革命老人对未来的几点思考》一文中鼓吹新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和篡党夺权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毛新宇在《表扬张宏良、刘永佶，炮打官僚党》一文中主张“对当权派给予彻底否定、猛烈抨击、全面揭露”。“所有思考中国问题的人，求同存异，联合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迫使腐败无能的当权派退却，是乃当务之急。”http://www.dajun.com.cn/wenji080101.htm.可见，乌有之乡绝非孤立，动机远非单纯，他们旨在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坚持改革开放的现政权。

极左派所崇拜的毛邪教教主是怎样为害中国的呢？难道极左派们忘记了，还想再来一遍吗？

1、苏区大肃反（参考高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AB团”的历史考察》等）：30年代正当满怀崇高理想的共产党人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在湘赣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却发生了数次消灭自己人的大“肃反”（肃清反革命）运动，至少有数万人被屠杀。毛泽东当时是总前委领导，始终处于大肃反的组织者地位。毛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反布尔什维克）团分子，甚至超过1/4.事发的起因是毛泽东反对李立三中央进攻武汉、长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战略方针。这在中共红一方面军内部有不少争议，出现了“骂前委对抗中央”的言论以及不满前委领导的情绪，毛泽东认为这就是“AB团”的进攻。

打AB团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敢于直批毛泽东的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对其权威的挑战。结果，最先被逮捕的就是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等120余人，以后逐渐株连达到4400到5200人之间，杀了几十个A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六届县委打成了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毛泽东在给上海党中央的信中说，一个月的工夫，在他的管辖下，整个“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

老红军萧克回忆道：“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裏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就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被捕的人被“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或者“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

当红军中曾经反对毛的人肃清得差不多了，毛泽东便着手对付江西共产党人。1930年12月3日，毛泽东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当时毛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对毛有所不满的人。毛下令要“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12月5日，李韶九带着一连人马日夜兼程，赶往富田，立即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刘万清（原四军政治部主任）等8人。从7日到11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处捕人、审讯。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12月9日，富田肃反人员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规模的捕人狂潮。由于李韶九等人的滥捕、滥杀，终于酿成了揭竿另立的富田事变。

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曾经说：“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泽东指使，是毛泽东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好安安稳稳地当皇帝”。

项英、任弼时等人都认为打AB团、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帮派主义，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当时中央派来的三人团之一的顾作霖，严词斥责毛泽东：“毛泽东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

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反AB团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上将回忆，仅在其四军即打AB团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黄克诚说：“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江西肃反后来又扩展到其他红区。贺龙回忆：“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半数以上被杀害，仅1931年5月中旬就逮捕了“社会民主党分子”1670人，其中700余人被处决。红四军主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中，仅倪志亮、王树声幸免，余皆被杀；仅30团被杀的干部就有500人之多。白雀园大屠杀，杀不过来自己的“同志”，就用机枪扫。

薄一波说，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比死在国民党手中的共产党员多得多。

1935年，遵义会议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但是毛泽东反客为主、反臣为君，篡党夺权长达十年，直到1945年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

2、朝鲜战争：在冷战的情况下，美国为了与苏联抗衡，避免毛泽东倒向苏联，一开始极力拉拢即将夺取政权的毛。内战之初，美国就停止了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宋美龄赴美求援空手而归；国民党政权撤出南京，苏联大使馆跟着跑，唯独美国大使馆不动，美外交人员留在炮火连天的南京要“与中共接触”；蒋介石逃到台湾，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称国民党是“被中国人民所抛弃”，允许共产党军队进攻台湾；美台之间连续9个月断绝了所有的往来，毛泽东积极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美国发表声明，支持新中国加入联合国；英国开始了与中国的建交谈判，美国还提出以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换取与毛建交（见《作家文摘》）。可是抱着极左思维、一心想倒向苏联的毛泽东却说：“不要急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政治是不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就这样，毛泽东错过了一次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机会。不但如此，此时的斯大林、毛泽东还怂恿金日成率先发动了“解放”朝鲜半岛的朝鲜战争。但随着美军的介入，北朝鲜败回三八线。斯大林于是又怂恿毛泽东与美军作战，想以此削弱苏联的东方强国——中国，并阻止中国统一的大业。斯大林假装许诺为毛的军队提供空中支援和武器装备。果然，毛泽东上当了、决定参与朝鲜战争。本来，中共政治局开会，由于大多数人反对出兵朝鲜，毛泽东一度作罢，可是，后来，毛与彭德怀一席话后，未经政治局讨论，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而斯大林此时却表示不提供空中支援了。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其劣势的装备参战了，牺牲30多万人、后期供给被美军切断而饿死冻死30多万，总共死亡70多万人（见《远东朝鲜战争》），而美军才阵亡5万4千2百46人。不仅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而且朝鲜战争至少造成了两大极其严重的长期后果：一是美国改变了其防守范围绕过台湾的战略，开始阻止两岸统一。朝鲜战争之后，美台更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可以说毛泽东保了朝鲜，丢了台湾。照理说，稍微有战略头脑的人和有民主决策机制的政权都会先解决自己的内政（台湾）问题，然后去管别人的事（反对出兵朝鲜的林彪、聂荣臻等人就是如此的主张），可是毛泽东说：“别人有困难，我们不管，于心不忍啊！”毛的好斗和轻率性格完全蒙蔽了他的战略头脑。二是朝鲜战争后，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封锁，致使中国30年闭关锁国，关起门来搞“超英赶美”的大跃进、窝里斗的文化大革命。

朝鲜战争中，美军抓获中国战俘2万余人，其中14000人去了台湾，6673人在经历绝食等“斗争”后终于返回大陆。一开始，毛泽东鲜花迎接，后来，全部战俘打成了“投敌叛徒”，被开除出党，大部分被折磨致死。

3、文字狱：封建社会文字狱密布，朱元璋杀了数万读书人，雍正、乾隆制造了无数的文字狱，死者延颈相望。可是，与毛泽东的文字狱相比，古代统治者也是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

第一文字狱胡风案：胡风因写《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被毛泽东说成是“反革命意见书”，共牵连2100多人，许多人被整死，如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被活活打死。胡风被抓10年后才被判刑14年，刑满后又不释放，他上书要求释放，结果被判无期徒刑。

第二文字狱《刘志丹》小说案：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成歌颂刘志丹的小说，结果被毛泽东说成“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副总理习仲勋被打成“彭（彭德怀）、高（高岗）、习反党联盟”，12000人受到迫害，许多人丧命。连习仲勋吃过8次饭的饭馆经理也被诬为“习仲勋的交通员”而被捕，株连烤鸭店、湖南饭店等50几户，逮捕10多人，打死6人。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被害死，一机部副部长白坚被斗致死，湖南劳动局副局长刘宗焕被专政队沉河，活活淹死，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被打死，连为李建彤带过路的陕北贫农王悦贤、刘景华也被打死。

除了“文网”，毛泽东同时还给中国人民布下了户籍制度、票证制度、劳动教养制度、劳改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政府垄断资源制度（公有制）、计划经济、管控型社会的天罗地网。

4、反右运动：毛泽东以其自夸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号召老百姓给党“提意见”，人们不知是计，畅所欲言，结果一共揪出55万右派分子（加上没有戴右派帽子的右派，为180万人）。按毛泽东的话说：右派分子其实就是反革命！可怜，一个阴谋造成了多少个家破人亡！自此，毛泽东的斗争矛头从“阶级敌人”转向了人民内部。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又有300多万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5、大跃进与大饥荒：毛泽东于1958年南宁会议上批判“反冒进”，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责对浮夸风持怀疑批评的人举的是“白旗”，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毛提出要“插红旗，拔白旗”。于是，大江南北竞相吹牛，“放卫星”。更要命的是，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提出全民大炼钢铁，满腔热情的农民把锄头、铁锹、秤砣、锅等都扔进土炉里“炼钢”，炼钢炉满山遍野，炉火通宵不息。当年本来粮食丰收在望，可9000万人上山炼钢，农民让粮食烂在了地里，无人收割。彭德怀急了，以诗疾呼：“青壮炼钢去，锄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与人民鼓与呼。”果不其然，大跃进、大炼钢造成了大饥荒。据当时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中国人口减少了2000万。若加上每年本应增加新生人口一二千万，所以，实际的饿死人口在4000万左右（最新的专家研究报告：死亡4120万。杨继绳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数，共计7600万人）。也就是说，三年饥荒的死亡人数是抗日战争中中国人牺牲、被屠杀、饿死的人口总数的2倍，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了四百五十颗广岛原子弹。连历史上从未饿死人的天府之国四川也饿死了八百万人（杨继绳书中确认超过一千万人）。这是毛泽东对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参见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等）

至今一些人不仅不思悔过，反而信口雌黄，把三年饥荒说成是“自然灾害”（对这么大的中国来说，局部的自然灾害没有哪一年断过，但事实是，学者们考证的结论也是，那三年中根本没有大的全局性的自然灾害。其实，毛泽东一辈子最擅长弄虚作假。根据《炎黄春秋》、《百年潮》杂志的报道，《沁园春。雪》是胡乔木原创，毛改动四个字“原驰腊象”，就据为己有），甚至乌有之乡的极左学者声称饿死人是捏造的，这是对几千万死去的同胞的极大侮辱，是对中国人民的高度蔑视。

据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河南省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时，信阳一百万人死于饥饿时，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仅动用这两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明知道大面积饿死人， 毛泽东还大幅增加当年的全国征粮库存额度。

另据报道，大跃进中，河南省委浮夸的粮食产量为实际数字的几倍。省委硬说农民有粮不交。为追逼粮食，仅信阳地区就逮捕和拘留12000多人，其中703人被打死在拘留所或狱中。后来，信阳地区饿死100多万人，其中息县饿死10万人，村庄减少639个。可省委书记吴芝圃因批判彭德怀有功，易地做官，被毛泽东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而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因如实讲出大跃进中的问题而被打成反党集团。

1959年，中国竟然出口粮食400多万吨，足够2000万人吃一年。可是，毛泽东为了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也顾不上国人饿死了。毛泽东甚至说：“人总是要死的，孔夫子不死的话还在怀仁堂与我们一起开会呢”。随之大笑。

王稼祥建议在国内困难的情况下减少外援，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毛严厉批判，指责为“修正主义”。

中国在60、70年代共援助阿尔巴尼亚100亿元，该国仅200万人，相当于每家获得中国援助2万多元，而当时中国国内几乎没有万元户，除毛泽东总共违规违法获稿费570万元外（当时全国仅他一人有权获稿费，见后）。

另外，邓小平曾经告诉李光耀，中国援助越南200亿美元。援助红色高棉10亿美元。朝鲜战争中国支付了63亿元费用和560吨物质。另据在日本出版的对朝文件披露：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向北朝鲜总共提供了超过8000亿人民币的援助，相当于现在的一二十万亿元。

大饥荒后，召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因刘少奇要立碑纪念饥荒中死去的人民，还说“喊万岁是封建意识”（毛泽东在1950年的国庆口号中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在党的“八大”时根据彭德怀的提议、刘少奇第一个表态支持，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泽东对刘怀恨在心。江青后来称：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七千人大会的恶气。

7、“四清”运动：造成死亡77560人，挨整532万多人。

8、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等被迫害致死。1967年8月28日，毛泽东下令开枪，打死“反革命”游行群众101人。大兴县杀“四类分子”325人，22户被杀绝。湖南道县农村纷纷组成“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队干部随意处决人，红色大屠杀致死上万人丧命。屠杀的手段有：刀砍、铳打、铁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钝刀剐、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窖用火活活熏死，还采用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断肢等种种手段，惨不忍睹。文革中，冀东案迫害8万4千人，死亡2955人；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案致死14000人；内蒙古人民党案致死11622人。广西武斗死亡10万多人，广西武宣县、隆安县、大兴县、上林县、武鸣县、蒲北县、灵山县、贵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煮吃“反革命分子”心、肝、肉的吃人事件。叶剑英曾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汉学家麦诺教授估计，非正常死亡773万人），上亿人受迫害。

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罪名的占总数的71％。

然而，一切的罪恶都被推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头上。他们成了替罪羊。“五人帮”的罪魁祸首可以逍遥法外，不被批判，仍然是极左派爱戴的“伟人”。

可是江青说了实话：“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我们应当重新认识毛泽东。

毛泽东是腐败的不择手段的独裁者：彭德怀曾斥责毛“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在中南海成立文工团是在“选妃子”。毛泽东对女性见异思迁，道德堕落无人出其右——在夫人杨开慧身陷囹圄时，他与贺子珍合欢；在贺子珍赴苏联养病期间，他与江青同居；在与江青结婚时，他与许多女性“暗渡陈仓”。

毛每次外出，坐专列，警察、军队数千人保护他，一切人、一切车辆皆服从其特权——让路。毛每次外出要花费上百万元。毛去苏联访问，也用专机把木板床运去（毛的朴素只是他的农民习惯而已。当要花很多钱维持他的“朴素”时，他毫不犹豫地折腾）。即使三年饥荒时期，全国到处都在为毛建豪华别墅。除各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其数量之多，古今中外少有。外交部当时的总务司长等人从各地观摩回来后说，有些地方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

有些别墅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除庐山“美庐”旁的一处外，1959年6月毛回韶山时，向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说以后可以来此办公、休息。这座别墅，连修公路、美化环境在内，1962年才竣工，耗资1亿2仟万元（那时30元可以够一家人糊口）。有人计算，如果毛泽东用建别墅的钱去买粮赈灾，可供湖南饿死的248万饥民吃一年。

还是在全国到处都饿死人的时候，毛命令把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改成「一一八会议室」，里面的装璜、家具、陈设、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而且，中南海的春藕斋也被重新粉饰装修，成为毛的专用舞厅。在饿殍遍野时，毛居然把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可谓莺歌燕舞。

《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记载：三年饥荒期间毛泽东的菜谱（被宣传为饥荒时期“不吃肉”）：1961 年4 月26 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作了西菜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其中有：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60 年代初，工作人员为毛制作的鸡类西菜有：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60 年代初毛泽东吃过的猪肉类西菜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几、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毛泽东吃过的西菜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

《党史文苑》载：据汪东兴回忆，1967年10月，毛亲自查了自己的稿费存单，达570多万（相当于现在的三个亿左右），毛是当时中国的首富。而毛的文章却大多为胡乔木、田家英、康生等人所代写（“毛选”中的文章90％以上是秘书们所写），《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不是毛的作品，只是冠以毛的名字发表或成为毛的讲话稿，稿费全部归毛。1964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革稿酬制度的请示报告》——废除了印数稿费的制度，只采用字数稿酬，后来全国报刊、出版以及任何创作又取消了稿费制度，全国唯有毛泽东一个人享受特权在拿稿费，而且是按印数稿费拿。毛的著作大多不是人民自己掏腰包购买，而是国家、单位花钱购买，发给人民，结果每个家庭都不止拥有一套两套。著作不断地再版，声称“手不沾钱”的毛泽东不断地违规拿钱。

毛的钱是怎样花的呢？据王彬彬的《为批评正名》叙述：毛的稿费收入首先是用于贴补生活之用。毛泽东每月工资404.8元，江青330 元，他们的收入是当时中国普通工人收入的十倍。但远不够他们开销，于是每年从稿费中拿出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万）用于个人生活，结果毛还被宣传为“艰苦朴素，粗茶淡饭”。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泽东先后9次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了张玉凤，又给了护士吴某2.5万元，给了汪东兴4万元，但没有见过毛拿自己的稿费去做公益事业或者救贫济困——即使是对曾经养育过、乃至成就过他的伟业的“福地”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等长期以来相当贫穷的地区，“伟大领袖”也没有掏过腰包。

毛泽东不但没有感激过贫穷的乡亲，而且多次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叫好。比如日本首相田中访华，田中为日本侵华口头道歉，毛却说：“我们还要感谢日本呢。没有日本的侵略，也就没有我们的胜利”。

毛泽东晚年曾经多次提出自己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毛远新或王洪文。可见，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毛家天下的班子已经形成，幸亏毛岸英早死了，否则他就是中国的金正日。

毛泽东创造了中国五大纪录：近代史上国土版图最小的记录（为倒向苏联，毛正式割让了外蒙）；非正常死亡最高的记录（共死亡6000万人以上）；GDP占世界份额最小的记录（文革结束时中国GDP占世界1.8%，而清末民初占世界6%）；国民生活水平排名世界倒数的记录；控制人民精神、思想和私人生活最严密的记录。

看看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林彪是怎样反思毛泽东的：林彪在日记中写道：“主先臣后”，“主倡臣和”，“终生不犯错误之法……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叶群记录的林彪讲话还有：“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林彪正是按照这些原则投毛之所好的。

所谓林彪整人，只是对毛泽东想整的人说了几句狠话而已，如对罗瑞卿、贺龙。罗瑞卿因为窃听器的事而被毛欲置之死地，贺龙因为长期不愿奉承毛而被毛怀疑——贺龙家里从来不挂毛泽东的像；全国学毛选时，贺龙却说“应当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毛泽东接见运动员，贺龙站在门口，10分钟就走了；有一次，运动会上高奏《东方红》，贺龙起身就走；毛泽东摆家宴过生日，贺龙称身体不好没去，可是却在家里打扑克；批判刘、邓，贺龙不发言，毛泽东逼他发言，贺龙却说：“我上不了纲哟”。因此，毛泽东怀疑贺龙是另外一个彭德怀，必欲除之，让人揭发他“二月兵变”、想当主席。

林公开大批彭德怀，私下里却说彭的“万言书是对的，就是急了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毛吹成“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但私下里却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林彪个性清高，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个敢顶撞毛主席。林彪反对出兵朝鲜，拒绝率兵入朝；反对大跃进，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推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林彪竟把毛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

毛泽东强迫林彪做接班人，但林彪或许是因为身体不好，他是寡欲的，他多次声明不当国家主席；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但却把日常工作委托给了叶剑英。从1967年到1970年，林彪仅一次在住地召见过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约20分钟，谈的仅仅是防止苏联对北京的突然袭击；黄永胜当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过他两次，林彪从未单独接见过吴法宪，对李作鹏也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一次，丘会作在文革期间从来没有面见林彪的机会。林彪甚至在文革数年也没有对军委办事组下达过象样的命令。可就是这样一些零散的人，被毛泽东捏造为“林彪反革命集团”。

原来，林彪与“四人帮”等毛泽东的走狗水火不容。林彪集团的人都是受到毛泽东、四人帮的残酷打击而投靠林彪的。黄永胜直到1980年出庭受审时还大骂江青“大流氓！大坏蛋！”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等人皆是受尽批斗凌辱，后来被林彪暗中保护了起来。林彪他们称江青为“白花蛇”，张春桥为“眼镜蛇”，姚文元为“响尾蛇”。 林彪多次当众大骂江青，还说要“毙了她”；一次，陈伯达想辞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可林彪劝他：“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只是因为江是毛的夫人，林彪又要让叶群与江青套关系。1971年，林在苏州大哭一场，提出要“清君侧”，搞掉张春桥等几个奸佞，搞掉“三蛇”，架空毛，实施“新政”，“新政第一条就是：中止文革，搞民富国强。”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录：林彪与毛泽东最大的矛盾是在起草中共九大报告中。毛让林彪主持起草该报告，林彪、陈伯达起草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所以应当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应当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搞“民富国强。”陈伯达也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泽东看了报告初稿以后大怒，决定另起炉灶，让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政治报告。张、姚起草的报告由林彪在大会上宣读，当时林彪面色铁青，肺都要气炸了。念完报告回到家里，叶群说：“我真担心，你都念错了。”林彪说：“多念错一点才好呢！”

据最近开禁的《林彪工作札记》：林对毛“文革”中的阴谋了如指掌，如林彪札记中记载：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毛已决意要除刘、邓。刘邓提议，六一年八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六四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复辟搞修正主义，六四年是排斥毛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毛泽东）授权眼镜蛇（张春桥）、婆娘（江青）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局势继续乱，二十五个省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参与武斗。双方都坚持忠于同一个神，同一个魂，同一个旨。

九大之后，毛决心除掉林（毛最终逼死林彪，出于三大原因：林彪的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思想与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严重冲突，为了自己身后不被否定，毛必须在打倒刘少奇之后乘胜追击，打倒林彪，甚至后来试图打倒周恩来；当初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秘令林彪坐镇中央军委，为他掌握军队，结果军委办事组都是林彪的人；毛认为批判张春桥的“二月逆流”是林彪推动的，当时以林彪为代表的“枪杆子”与以张春桥为代表的“笔杆子”水火不容），林多次求见毛而不得，林彪甚至为此大哭了一场。一次，江青让林彪到钓鱼台，林以为毛要接见，匆匆赶去，结果只是跟江青照了相，没有见到毛泽东，林彪气愤填膺。毛始终不给林彪任何解释的机会。庐山会议上，本来是康生首先提出要设国家主席，林彪从未提出，而且多次表态：如果设立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我林彪绝对不当。但毛泽东要借机打倒林彪，他跑到南方大肆进行非组织活动，到处声称：有人想分裂中央，想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逼迫林彪出逃，林彪不想认罪，认罪了必然是刘少奇、彭德怀的下场。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以上均见林彪秘书的回忆录）中央本可以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当时全国的飞机都禁止升空，唯独允许林彪的飞机起飞，毛泽东还十分潇洒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其实，毛胸有成竹，飞机上早就安了定时炸弹。

文革中，一份批判文革的信——《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传到林彪处，林听讲后一言不发，但随后又把信要了去，说“再看看”，可见，这封信引起了林彪的共鸣。林彪曾说：“文化大革命，要变成‘武化’大革命喽！”林彪儿子林立果等人在《571工程纪要》中写道：“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上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以上参见〈毛家湾记实〉，中央党史出版社）

毛泽东祸国殃民几十年，把陈独秀创立的具有民主、自由、平等理念的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一度引向了歧途，其教训是深刻的、悲惨的，也是多方面的。

教训之一：天堂与地狱——天堂与地狱是可以辨证转换的，人民急于进入天堂，必然堕入地狱；当人们兴高采烈奔赴乌托邦后，才发现这里是炼狱；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叫他疯狂。

教训之二：目标与手段——中国文化往往把目标与手段分离，只要目标是崇高的，手段可以是卑鄙的，“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中国人容忍暴力，崇尚阴谋主义；毛泽东为了建立理想社会，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专政与镇压。现在我们认识到：目标的合理性与手段的合法性必须统一。

教训之三：人治与法治——中国文化是人治文化，毛泽东继承了人治的传统，声称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砸烂公检法，批评资产阶级法权，推崇法家的重刑主义，只把法律作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手段；宪法不能保护国家主席，更不能保护普通民众；毛泽东摈弃法治，等于让中国与现代文明分道扬镳、背道而驰。

教训之四：革命与改良——清末新政进行了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改革，1978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也是成功的，但是100多年来，中国的大部分时间盛行激进主义与暴力革命，和平年代也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结果欲速而不达，酿成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重大人祸。事实说明，激进与革命只是社会的临时态，渐进与改良或改革才是社会的常态。

教训之五：主权与人权——古代中国没有国家主权观念，近代以来则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泛滥成灾，似乎只要祭起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大旗，卑鄙的可以瞬间转变为崇高的，非法的可以转变为合法的，反动的可以转变为进步的。毛泽东也正是高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大旗，进行闭关锁国、暴力专政、肆意侵犯人权的。现在我们明白：只有保护人权，才会有真正的人民主权；只有尊重人格，才会有国格。

教训之六：人民与敌人——为了实行独裁，消灭异己，进行阶级斗争，毛泽东制造出大规模的敌人；他不需要经过选举或者任何法定的程序，就能声称代表国民，是“人民公仆”，然后消灭另一部分国民。人民，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教训之七：国有与私有——毛泽东以建立国有、消灭私有为己任；名义上“国有”是全体人民所有，实际上是官员控制国民的工具，是专制政治的基础，是“通往奴役之路”；只有资源、财富归民间所有，才能够建立起民主社会；国有必然造成官本位和特权，造成严重的权力掠夺与剥削。

教训之八：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对数以百万计的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进行管制是建立在信息对称（官员能够全面了解企业、消费者、经济各部门的所有信息）、官员的智能无限的基础上的，由于这一基础不可能存在，所以计划经济必然是低效率的，而且，计划经济成为毛泽东控制整个社会、控制每个国民的经济基础；而真正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民有的基础上的，它与民主政治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

教训之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弄成了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把资本主义看作万恶之源，但是实际上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才是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潮流的，宪政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可以与资本主义有效互补。

教训之十：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一味地宣称集体主义，强制集体化，反而会导致损公肥私、怠工懒政的道德堕落，整个社会走向极端个人主义；崇尚个人主义，保护个人权利，反而会形成“自由人的联合”，走向新的集体主义，如北欧国家。

教训之十一：道德之国与无德之国——不以法治国，而片面地以德治国、以领袖的思想治国，最终会成为无德之国，道德终究只是阴谋与暴力的遮羞布；如果假设统治者、官员是人性本善、是明君、好官、君子，不需要对之进行权力制约、制度监督，那么君子终将变成小人，君子国终将成为小人国。相反，先假设统治者、官员人性本恶、可能做坏事，必须对之制约、监督，那么小人才能变成君子。

教训之十二：宗教神与人间神——西方人崇拜上帝，认为人都是犯有原罪的、存在缺点的，不能崇拜任何个人；而中国文化中没有上帝的位置，往往在世俗中寻找救世主与人间神，毛泽东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大搞个人崇拜。汉民族也是基本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天不怕地不怕，不相信神的监督、上帝的惩罚，因此做事不择手段。中国人缺少除了世俗利益之外的纯粹信仰。

乌有之乡的极左派们利用改革开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创立毛邪教，欲再次掀起全民的个人崇拜运动，把独裁者美化为人间神。清醒的中国人啊，必须予以强烈的谴责和抵制！

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没有对毛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革造成的，毛泽东以其计划经济体制、资源垄断体制、话语垄断体制、文字狱体制、户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票证制度、等级供给与保障制度、劳改制度、劳教制度、领袖崇拜及黑箱治国方式等把人民都变成了他的奴隶，而今中国的特权、腐败、两极分化、弱势群体、道德沦丧无一不是其产物，只不过，计划经济时期这些问题被压制或者通过毛的运动被整肃，而市场经济时期问题被放大了而已。市场经济时期不可能再以运动的方式整肃腐败，而只能通过法治、制度来解决，这也是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的社会进步。

我们主张公平、正义、共富的“好的改革”，主张宪政社会主义的中派，支持政府的既反极右、也反极左的立场；我们反对维护特权、进行掠夺、贫富分化的“坏的改革”，同时我们反对复辟倒退、复活毛邪教、将现政府描绘成“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极左思潮。

2009-1-7

很多人是从当局对《零八宪章》的打压中知道《零八宪章》的，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一面是打压愈演愈烈，一面是签名如火如荼。《参与》记者近日专访了公民力量组织负责人杨建利博士，以期对所有观望者、彷徨者、畏惧者一些启发。

《参与》记者：相信还有很多朋友不太了解《零八宪章》，您能不能概括介绍一下《宪章》的主要内容，并评价一下包括修改宪法、分权制衡在内的19条主张？

杨建利：《零八宪章》第一是要求对历史问题的正确评价，第二是对现实社会的公正要求，第三是对未来中国政治改革方向的论述。比如19条主张提到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民主选举，这些在中国现行《宪法》中都有，《零八宪章》只是另外一种表述，要求中国政府能够实行《宪法》所赋予老百姓的权利。也涉及到很多现实的公众问题，比如教育问题、宗教迫害问题，涉及的面很广，但《宪章》所提出的要求对每个人来讲，只要看到不觉得惊奇，因为都是大家认为是正确的事情，是经过历史证明的普世价值。所以说，《宪章》内容本身是相当普通的，不过是对真理的重新论述，而这种提出的方式是值得关注的新变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想变又怕乱的国家，不能提出令人无法琢磨的前景，因此为世人所共识是《零八宪章》最大的优点。签名是《零八宪章》的主要表达形式，目前第一个阶段还没过，我们必须将势头维持下去。

《参与》记者：据闻，当局高层将《零八宪章》定性为民运策划的反动纲领，目的是推翻现政权。您怎么看这件事？

杨建利：这是中共当局惯用的一个词汇，一旦中国公民提出一个比较正面的要求，比如要求政治改革、新闻自由，都被它说是颠覆政权。比如胡佳写了几篇文章，报道了国内的人权状况，定的罪名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些行为实际上与颠覆国家政权毫无关系，而且也是符合中国《宪法》的，根本没有任何违法的地方，无非就是中国公民公开地表达一下自己的政治观点而已，这种定性毫无法律根据。当局对于民众提出的要求，从来不是倾听，只是一味地镇压，定性为的是形成一种威慑，定性定得越严重形成的威慑越大。

《参与》记者：当局通过谈话、传唤、拘捕等手段不断对《零八宪章》联署人进行打压，这对签名活动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杨建利：现在打压已经对签名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第一批签名人被很严密地控制住，不是被监禁就是被监视居住、被骚扰和看管，他们在国内的活动空间基本上没有了。中共在国内封了所有能封的网，不让网上出现《零八宪章》的字样，同时设的签名信箱也被封了或是被垃圾信件堵塞了，联络受阻也使签名活动受到了影响。公民公开地用真名表达对中国局势和未来政治制度的看法，这本身是有很大意义的。这个活动必须进行下去，我们在想一些办法，比如鼓励大家对《零八宪章》进行写作，让这些签署人表达为什么要签署《零八宪章》，包括被警察叫去谈话的内容，以此来克服那些还没有签署的人的恐惧心理。使越来越多的人签署《零八宪章》。

对于生活在中国的公民来说实名签署不是一件小事，因为他们需要用真实姓名表达一种政治观点，而这种政治观点又被中共当局定性为颠覆国家政权。我在一篇文章中讲，这是一次心灵的解放，对每个签署的人来说都是一次心灵的解放。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们要尽量地传播，传播本身是个很重要的工作，要利用各种渠道，使《零八宪章》尽量广泛地在中国老百姓中间传播。面对中共对互联网的封锁，我们鼓励《零八宪章》的传播从网上走到地上，抗议活动也从网上走到地上，不论怎样，维持这么一个势头。高压之下，也许会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个打压的作用越来越弱，在定性之后，依然有很多公民要求签署《零八宪章》，说明老百姓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中国应该进行民主变革了，越来越敢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了。

《参与》记者：您一直提倡建设公民社会，《零八宪章》与公民社会有何联系？

杨建利：作为一个公民，最主要的是要有独立人格，以独立人格参与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这次《零八宪章》的签名活动正是表达了这么一个精神。任何一个签署人都不是被迫的，都是通过独立思考和判断，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的，这是一种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在《零八宪章》可以看到很多建设公民社会的内容，在中国建立公民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共识，现在关键问题是如何在具体的活动中把公民社会一步步建立起来，首先就是公民力量的成长。《零八宪章》的签署就是公民力量的一次聚集，这种聚集有相当大的意义。换句话说，在两个月前，如果要说中国公民有多大力量，有形的的力量是看不出来的，但今天我就可以说至少七千中国公民有同样的想法，面临高压用真实的姓名告诉世界他有这样的想法，要求中国政府进行民主改革。公民力量不断成长，在中国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公民社会的建立和民主进程的推进。

《零八宪章》出世后，作为宪章的首批303名签署者之一，我被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传唤。公安说，奉上级命令，要我讲清楚《零八宪章》的事。公安威胁我一通，说：”《零八宪章》具有’颠覆国家政权’的性质，很激进，有违法嫌疑。宪章、宪章，是要取代我们国家宪法的意思；宪章、宪章，是不是你们要成立的党的章程。”

我对此肤浅的主观论断给以了回答：首先：我谈到宪章的契约精神。宪章不等于宪法，宪法是经过国家议会通过的根本大法。但是，宪章高于宪法。将来的宪法许多条款可能要源于这里。这只是个源泉的问题，谈不上颠覆，更谈不上违法。

我继续追溯道：宪章本身也有个来源，这个来源就是《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公约》和早期的人权宪章。宪章汇集了当今人类世界的普世原则。宪章是现代文明世界的产物，是当下人类社会文明的共识，是我们参与者赞成的契约。正如众多评论人士所说的，她并没有多少新意或创意。宪章中的精髓也不新鲜–那就是她贯穿全文的”契约精神”。

正如我们也承认宪章与宪法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如同美国的宪法与圣经、与”五月花公约”的关系一样。圣经、《五月花号公约》你们知道吗？

圣经是由”新约”和”旧约”两大部分组合而成的。我们可以说，旧约是神与人在过去的约定，因此称谓”旧约”，新约是人与耶稣基督现在的约定。基督徒”信仰”里有一种浓浓的神与人平等自愿签订合约的意思。

《五月花号公约》诞生在17世纪初，是那些最早来到美国新英格兰的移民们自发通过的政治文件。这个文件产生于”五月花”号船上，因此而得名。由于来自欧洲的移民有很高的自治意识，他们发誓到达新的大陆彼岸以后，要”同心协力为较佳秩序与生存而建立一个文明政治社会……由此并要制定颁布适合于殖民地全体人民利益的公平法律、条例、法令、规章，以及设立治理机构等……”。后来，《五月花号公约》的自治、平等、个人主义、排除强权干涉的精神被载入美国的”独立宣言”，及其宪法文本之中。

所谓”约”，就是我们大家的”约定”，我们大家定的”契约”。契约注重的是在平等的前提下，个人自愿的同意、赞同、约定，并自愿去履行诺言。她不像立法那样，一旦成为法律就有强迫的意思。我们在践行人类高尚的契约精神，我们反对在我们社会动不动就用强力施政，以恐惧治国；我们提倡在个人自愿的基础上，行事，而不是强迫人民，捆绑人民跟党走。我们这种民间的”约定”怎么可以与”颠覆国家” “违法”相提并论呢？

《零八宪章》就像《五月花号公约》一样，是我们303人认同共订的约，我们希望契约精神在一党专制的大陆中国生根。

二、我谈到《零八宪章》反对派的精神

《零八宪章》没有赞美歌颂共产党的执政，反之，她是批评、声讨、反对共产党的执政，因为，她秉持一个健康的社会最重要的要素，那就是要有反对派的声音。宪章说：”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正是这种反对派的声音，专政的中国共产党害怕了，对这种持不同政见的行为进行了打压，刘晓波、张祖桦和其他部分异议人士便遭到独裁党的关押或传唤。

一个极权的反动政府才害怕反对派的存在。因为，反对派反对一党专制体制，反对因绝对的权力造成的绝对腐败，反对因绝对的权力制造的人权灾难。反对派在当今世界早已有之，并且，已经成为健康社会缺一不可的固定职业。先进发达的国家还专门有这类基础教育。反对派的存在与否被看为与民族的兴衰、与国家的生命力、与个人被压迫或自由与否有关。反对派的存在会带来一个国家持续不断的新鲜活力；反对派的存在不允许一小部分集权者垄断权力鱼肉百姓；反对派的存在就是要杜绝公权力肆意对私权的侵犯。有反对派的存在才会有国家和平的长治久安。

社会科学告诉我们：反对，其实就是要确保新鲜血液的通畅无阻；反对，就是要给人们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反对，就是要给我们的生活开辟出更多的活路；反对，就是要给社会创造出更加美好宽松的环境。如果没有了反对，等于就失去了选择的机会；如果没有了反对，等于就没有了创造力；如果禁止反对派的在场，实际上是封死了我们所有的出路。共产党制造反对就是动乱，反对是破坏安定团结的谎言，实际是要人们听天由命，任由一党专制的共产党永远领导，13亿人民只能任由共产党宰割。

我们提倡反对派精神，但是，我们不是反对党。譬如，这303名签名者里刘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法学教授贺卫方是共产党员、孙文广教授是民建成员、我本人是民主党党员，还有等等其它党派或学术团体的成员。因此，宪章不是党章。

党章要讲全党的思想统一、观点统一、行动统一，在宪章里没有这些。不但没有，许多签名了的还对宪章有不同意见。例如：是修宪还是制宪？是中国联邦、东亚联邦还是亚洲联邦？是与共产党互动还是排共？可以这么说，反对派里没有共识，只有共同行动。宪章是一个行动的纲领。

三、我强调到《零八宪章》更多的是一种方法论。

行动强调方法，行动注重方法，行动把各种意识形态和理念化解为可具体实施的方法。在方法论者眼里，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一种方法论；自由、宪政民主、人权也是一种方法论。譬如：前者强调的是统治，后者强调的是善治；前者实施人治，后者实施法治；前者是强权政治的推行者，后者是人权政治的倡导者。

所谓”治”，不论是”水”治，还是”刀”制；是大禹治水的”疏”，还是鲧制水的”堵”。其实就是方法不同，结果也不同的道理。

《零八宪章》”我们的基本理念””我们的基本主张”，是要做，要行动，要如此办，更重要的是强调了要做要行动要如此办的方法。这个方法与共产党的作法比较起来就显得大不一样了。

我们提自由，不但要人们了解自由的理念，更重要的是要人们去争取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自由的权利。这是一种做法，一种正确的做法。与共产党剥夺中国人的自由权相比，各自表现了不同的方式方法。

我们讲分权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地方实行充分自治。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共产党就讲高度极权，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公、检、法之上有个政法委，立法、司法、行政国家之上有党中央，党的利益高于国家和全国各民族利益之上。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权力没有授权，也不受制约。

我们讲公器公用，军队国家化，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一党特权的党派歧视。共产党却大力倡导一党特权的统治。他们把持了所有公权力，控制了所有国家资源为一已私利服务，并生怕失掉这垄断的权力。在公器私用的情况之下，他们有”特控食品”，而民众却只能享用有毒的蛋、有毒的肉、有毒的”三鹿奶粉”。

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这是共产党的邪恶，是共产党的私心恶性膨胀。我们《零八宪章》者用一个平和、较少自夸、理性和中性的语言来表述，这是方法论的问题。

我们强调方法论的目的，是要用社会学的视野来看问题。”看社会”不用社会学的常识来看，却用人类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个人的偏见来看，这就是共产党的浅薄。而还有那些以方位定真理，以族群定夺取向的是非论，就更让人不可理喻，不尽人意了。例如：激进、温和；改良、革命啊！

有些朋友说《零八宪章》温和，属于改良派的东西；认为中国需要的是激进和革命。然而，共产党公安却对我说：”你们《零八宪章》激进，是要代替国家宪法”。

到底谁说得正确呢？

“要代替国家宪法”就是要”易旗”。胡锦涛在回应《零八宪章》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报告上有”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改旗易帜”是温和还是激进？是改革还是革命？

我们方法论者就跳出了这种思维模式。不去争论激进、温和；改良或革命的观点，而是把这些观点搁置处理，进入理性认识，淡化各种偏见。例如：我们就把 “改旗易帜”看着是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法之一。胡的”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不学西方政治制度”的思维明显是以东西方来划分正确与否，以族群、地方定真理之论。多么迂腐窝囊废的思维。过去的古人在变法中还有”三不足畏”，今天的邻居日本人早就有过”脱亚入欧”之举，而共产党却迂腐到害怕”改旗易帜”。

我们《零八宪章》者倡导使用理性，用专业知识，全人类社会学的结晶来处理我们国家出现的问题，不要在肤浅的层面争论，而是超越这种争论，进入普世的社会科学观，进入方法论。在这个层面上来谈论我们面临着的问题。

在这个层面上，在不施暴、不清除反对派的前提下，我们寻找一个底线，一个可以容纳反对派的机制，或方法，不论什么激进派、温和派、改良派、革命派都可以共和共生。至于，谁要对谁施暴，谁要对谁无理，以法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最好。一时半下解决不了的，我们可以保留继续追究的权利。不必操之过急！

用当今政府提到的：”建设和谐社会””法治国家””科学发展观”来衡量，显然，目前执政党的做派并不科学，也并非建设和谐社会，离法治的方法更远。

但是，没关系。《零八宪章》作为一个反对派提出来的方法论能否为广大民众接受，还是共产党制国的方法更能够让民众接受？依人权立国，还是依党权立国？不妨甲方乙方公开亮出底牌！

传唤我的公安在听完我的讲解后，深深吸了一口气，承认到，与我交谈很有意思！

303名首批签名人之一：陈西

2009-1-3 于贵州贵阳大西门西市河边

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代替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在于中国不愿意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从而使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形成共识。假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经济高速发展，而政治止步不前，那么，这样的社会主义不具有可持续性。假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置入式民主体制，那么，这样的社会主义背离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同时又不符合中国未来发展的要求。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应该包括置入式民主，而应该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尊重民意的、自下而上的、直接选举的民主。

中国600多万大学毕业生，成为执政者非常棘手的问题。为了让这些大学生平静地走出校门，不会引发社会动荡，中央主要领导四处奔走，殚精竭虑。国务院总理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学生座谈时，这所学校的负责人大胆建议，将一部分大学毕业生留到学校。这显然是一种非常荒唐的做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中组部和团中央不失时机地发出号召，希望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去，到农村去，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了鼓励更多的大学生到农村去任职，团中央和中组部公开表扬担任村领导干部的大学毕业生，中共中央总书记更是寄语这些大学毕业生”村官”，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以他们为榜样，到农村去实现自己的抱负。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的背后，是中国巨大的就业压力和执政者的焦虑。但是，我不得不说，这种置入式民主政治改革，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很难有效继续推广下去。

中组部和团中央树立的典型，虽然客观存在，但是不具有可复制性。大学生到农村人生地不熟，要想开展工作，非常困难。部分大学毕业生之所以能干出成绩，有些是得到了基层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恰当的扮演了”白手套”的角色；有些是大学毕业生自己家庭实力雄厚，可以利用家庭资金在短期内为当地村民办好事。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后，既没有创业的资本，同时又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持，成为缺乏根基、无依无靠的”浮萍”。不少大学生在农村工作一段时间后，难以忍受寂寞，无法摆脱贫困状况，不得不投亲靠友，或者发愤苦读考研究生，走出农村，重新融入城市。

中国当前这种置入式的民主政治改革，直接目的是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执政者也想借此巩固基层政权。但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这种做法既不符合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同时也难以实现执政者巩固政权的目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央政府可以向各地派遣政府官员，地方政府官员必须听命于上级领导。可是，现代民主是一种扁平化的民主，政府官员必须首先接受当地居民的考验，如果缺乏群众基础，或者得不到当地居民的支持，那么，纵然胸怀大志，也难以有所作为。中组部和团中央近年来向各地派驻了不少青年干部，希望以此来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冲淡中国政治的暮气。可是这些”天外来客”，非但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而且也得不到当地政府官员的支持。在行政岗位奇缺的情况下，中央派出的官员越多，与地方官员产生的矛盾就越大。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了，政府官员和司法官员必须本地化。而中央政府向各地派出党政官员，不但颠覆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且会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产生许多矛盾。在中部某个地区，人民代表大会刚刚投票选举出市长，可是，中央政府一声令下，便将这位市长上调到中央。当地一位教授拍案而起，连夜制作诉状，状告中央有关部门强奸民意。这样的诉讼当然不可能被公开，这位教授也因自己的莽撞行为，而不得不辞去职务。这说明中央政府随意向基层选派官员的做法，已经严重动摇了中国的政治体制。

当年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的时候，对人民代表制度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规划，为了防止人民代表脱离群众，马克思明确要求人民代表必须来自当地居民，而且其工资水平不得高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马克思之所以对细节问题如此重视，就是因为他试图改变西方议会制度中存在的弊端，防止在公民社会出现作威作福的”官老爷”。可不幸的是，马克思当初设计的人民代表制度，在现实生活中无一例外出现了严重的”异化”现象。许多实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国家，人民代表既无法监督政府官员，同时又难以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在任免政府官员时，人大代表对中央派出的官员一无所知，只能根据组织部门的调令，举手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章程，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党组织必须由当地党员选举产生，可是根据中组部和团中央的有关规定，一些大学毕业生不远千里到农村担任党支部书记或者当党支部书记的助理，根本不符合党章选举的规定。这样的政治安排，充分反映出执政党的革命性特征。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必须由当地村民选举产生，可是，在当地村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中组部和团中央可以向农村自治组织派驻大学毕业生，这样做既侵犯了村民自治组织成员的合法权利，同时又为各种矛盾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是不可以利用自己的执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协调调配青年干部。但是，执政党不能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外，另起炉灶。在许多民主国家，执政党向某个选区输送候选人，必须考察侯选人的政治倾向，然后由获选人向选区居民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接受选区居民的检验。当前这种置入式民主改革模式，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事前没有征求社区居民的意见，事后也没有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或者中国共产党章程，履行必要的程序。这些下派到基层的大学毕业生，就好像挂在树梢上的书包，随风飘荡。如果当地村民善良，而挂职锻炼的大学毕业生又有真才实学，那么，大学毕业生可以逐步熟悉环境，并且接受当地村民的考验。反过来，如果农村矛盾非常复杂，而大学毕业生又急于求成，那么，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非但不能建功立业，反而会激化当地矛盾，产生许多不安定的因素。

置入式民主不是中国执政党的发明，但是，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出现如此重大偏差，确实令人扼腕叹息。长期执政，使得执政者缺乏政治敏感性，缺乏对宪法的起码尊重。在干部的选拔过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不合情理的现象。地方选民之所以接受这些”天外来客”，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反抗不可能其他任何效果。表面上看，执政党通过置入式民主模式巩固了自己的基层政权，但从本质上来说，执政党正在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地削弱自己的根基，从而逐渐成为一个缺乏民意基础的执政党。

当前中国的政治架构出现了”空心化”现象，由于实行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掌握着绝对的财力，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为了汲取财政收入，几乎所有地方政府通过发展房地产，竭泽而渔。由于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房地产业面临重大转折，地方政府财政将会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在基层精耕细作，巩固基层政权，那么，民主发展的步伐越快，执政党失去权力的可能性就越大。为了防止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在城市街头寻衅滋事，而发动新的”上山下乡”运动，可能会将矛盾转移到基层，从而形成全国性的燎原之火。中央决策者应当尽快改变这种不合时宜的置入式民主做法，扎扎实实地推进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在巩固社区自治成果基础之上，不断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让社区居民根据自己的真实意愿，选择基层负责人。

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讲话中，国家领导人明确提出”不折腾”。外界将此概念解读为执政者既反对左派重新回到过去的观点；同时又反对右派三权分立的观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改革开放。这种解读方法虽然具有历史感和现实感，但却不具有可操作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代替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在于中国不愿意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从而使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形成共识。假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经济高速发展，而政治止步不前，那么，这样的社会主义不具有可持续性。假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置入式民主体制，那么，这样的社会主义背离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同时又不符合中国未来发展的要求。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应该包括置入式民主，而应该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尊重民意的、自下而上的、直接选举的民主。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当前的改革，那么，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目前的趋势来看，这种置入式民主改革，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也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而是一种延缓社会矛盾，掩盖社会冲突的权宜之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扎扎实实，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真正实现主权在民。

中国在享受了”人口红利”之后，迎来了就业高峰。大学毕业生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毕业即失业可能会在中国一些城市引发革命性浪潮。而生活水平下降，会让许多城市居民跟随大学毕业生走上街头。假如中央政府不按照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加快基层社区建设，那么，局部社会矛盾可能会引发全国性的大暴动。发生在希腊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动乱，足以提醒中国执政者，继续让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接受锻炼”，他们收获的将是苦难，而点燃的将是革命火种。假如继农民工、退伍军人、城市失业工人之后，出现返城大学生集体闹事的现象，那么，执政者在执政60周年的时候，将会面临十分尴尬的局面。

新年伊始，中共当局以“打击色情”为名，刮起又一轮“整治互联网”的风潮。了解内情者都知道，中共之举，是声东击西，其真正目的，是进一步封锁和控制互联网，堵塞民意渠道。

就在“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共重新封锁了奥运期间一度开放的境外媒体网站，这个举动，贴切地说明：中共控制的中国，不是更进步，而是更保守；不是更开放，而是更封闭。这是中共当权者的真实愿望。奥运期间的“开放”，仅仅是在国际压力下的敷衍与应付。故态复萌，早在意料之中。

完全控制了传统媒体诸如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的中共，又企图完全控制互联网。这是中共为它自己建政60周年所筹备的最大献礼。

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但中共当局却能大幅提升互联网封锁技术，不断开发和升级监控软件。天文数字般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诸如“金盾工程”之类的浩大项目中。

在高技术手段的配合下，当局控制互联网行动再三升级：如今，不仅仅过滤关键词和敏感资讯，而且还选择性地封锁网上内容；不仅仅删除“不利于政府”的言论，还审查和预测公众舆论动向。

近两年，诸如山西黑砖窑惊悚、四川大地震中豆腐渣惨剧、三鹿毒奶粉丑闻，等等，都最先经由互联网披露。中共当局从中学到的，竟不是如何发现问题、顺从民意、惩办贪官、减少人祸，而是如何避免让丑闻曝光。中共自认为，丑闻曝光，不利于其统治，决意强化封锁网络，以铁腕手段，扼杀民意。

大鲧治水之法是堵塞，大禹治水之法是疏通。这是愚者与智者的区别。数千年过去了，中共当权者竟没有从这则古训中领会到任何哲理。仍以愚者之法，堵塞滔滔民意。

殊不知，互联网可以封锁，但高涨不息的民怨却无从封锁。因为，民怨的根子，并不在互联网，互联网不过是民怨宣泄和民意抒发的渠道之一；民怨的根子，在于现行政治制度，那个制造官场腐败、贫富分化、官民对立、假货毒物的专制制度。不改革制度，而掩盖丑闻；不顺从民意，而压制民怨；是缘木求鱼，也是自欺欺人。可以断言，一旦失去互联网这个宣泄渠道，被压抑的民怨，只会更具爆发力和危险性。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中共不断强化互联网封锁技术，必然激发境内外反封锁技术的不断提升。双方的拉锯战，旷日持久。鹿死谁手，未见分晓。互联网是科技进步的产物，代表人类文明的进化。封锁互联网，本身就证明，独裁的中共，是人类文明的天敌。从文明和道义层面而言，中共的最终败局，已经注定。

说到“扫黄”、“打击色情”，对中共而言，又是一件言不由衷的心事。事实上，中共各级官员、尤其公安干警，都热衷于色情。几乎每一桩腐败案被抖出来之后，都有“养情妇”、“包二奶”、“经常涉足色情场所”的细节伴随。

“打击网上色情”， “遏制网上低俗之风”，无非又是：只让自己独享，不让民众分享；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犹如文革时期，中国民众连谈情说爱都不许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却在中南海的红墙后纵情淫乱。

中共强化封锁和控制互联网，据说是因应2009这个敏感年：“五四”运动90周年，中共建政60周年，西藏抗暴50周年，六四大屠杀20周年，镇压法轮功10周年……

其实，中共动静显示，如今，哪一年，又不是敏感年？诸如：2006年，逢文革爆发40周年，旧账又被翻开；2007年，中共召开“十七大”，最高权力换届；2008年，举办奥运会，号称“百年盛事”……

几乎每一年，都成为中共的敏感年。这个事实，已然表明：罪孽深重、血债累累的中共集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坐针毡，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惶莫名。

杯弓蛇影，草木皆兵。这样的日子，还要熬多久？不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然而，对这样的忠告，中共当权者从来听不进去，铁了心，要在那条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歧路上，走到黑，走到底。假以时日，无非是走向深渊。

2008年最后的一天，我在开往黄土高原的火车上，看着车窗外我熟悉的荒凉，太阳光穿过玻璃照过来，竟是那样的刺眼，想起我的青春时代，曾一次次地往返于这条路上，一次次地乘这趟车，6年没有来山西了，仿佛什么都没有变，眼前的一切，落光了叶子的树，枯黄得一点就着的杂草，偶然飞过、停栖在枯枝上的那只孤独的飞鸟，都让我无语可言，我的整个青春都交给了这块苦难的土地。多难的2008年这一页即将翻完，时间对中国人尤其是绝大多数无权无势的中国人而言，真是那么的无情，多少年的时光也没有什么改变。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个民族完全陷入了绝望的谷底，因为我们早已在谷底，所以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在上升，近60前消亡的民间社会，30年来总是在持续的成长，就是2008年，我们也能够看到许多的亮色。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自己评一个2008年度的民间致敬榜吧，我闭上眼睛，那些熟悉或不熟悉的人就在我的脑海中出现，经过筛选，名单在火车上就定下来了。

【评价标准说明】国内主流媒体聚光灯下的，我尽量不取；网络大众或海外媒体关注热点中的，我尽量不取；有争议的，我尽量不取；纯政治性的，我不取；浮躁，张扬，自我炒作或带商业性的，我不取。我的评价标准，立足民间，目标向下，低调，建设性，可持续。这些来自不同层面稳健地推动公民社会，最终把中国带入现代文明的努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肯定并应该给予最高的赞誉的努力。有些人本来也在我的考虑中，比如为杨佳呼喊的画家艾未未先生，但因杨佳的个人复仇壮举本身尚有可争议之处，特别是这事在  网上已够热了，所以最后我没取。比如王力雄对西藏问题有深刻的见解，和完整的解决方案，因为已广为国际社会所知而不取。比如瓮安人和陇南人，他们的行为显示了华夏民族血性尚存，但因为与我内心深处所赞赏的和平演进路径有某些不谐，也不取。我也想到了《炎黄春秋》、《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这些媒体，但它们已享有足够的荣誉，我就不取了。

年度志愿者：牛博网创办人及韩寒等作者、网友绍兴E网网友天涯网”水中灯盏”博主小狐

【理由】他们在汶川大地震后的出色表现，彰显了网络时代民间社会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年度维权者：谭作人，成都

【理由】作为资深的环保NGO参与者，他在和平抵制成都彭州大型化工项目的”环保风暴” 中，创造了白色抵抗行动模式，虽因为警方的干预，未能实施，但他的智慧、勇气和持续的努力，足以提供新的示范。

年度作家：杨泽泉，成都

《回眸一笑——我在太阳不落年代里的故事》

【理由】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了具有审美和历史等多重价值的回忆录，见证了黑暗时代的饥饿与死亡。他的作品足以使大多数专业作家羞愧。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b9e6.html

 年度诗人：朵渔，天津

【理由】他主编的民间诗刊《诗歌现场》已出到第五期，极为难得地显示了诗歌在我们时代的在场感，和对汉语诗歌艺术的独立追求。 他个人在2008年为汶川大地震和索尔仁尼琴去世而写的两首诗，代表了诗歌穿透时代的力量。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poem/1/185758.s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c13a.html

年度音乐人：刘涛和腰乐队，云南

作品：《海鸥之歌》

【理由】他们把林昭的传世长诗《普洛米修斯受难的一日》谱曲唱出来，而且制成了唱片《海鸥之歌》，让我们感到当代音乐开始拥有自己独立的品质。

年度学者许良英，北京肖雪慧，成都赵诚，太原

【理由】许良英先生和肖雪慧先生在本年度关于普世价值的论战中，写出了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和现实力量的文章；赵诚先生对于西藏问题具有独特的见地，在三月西藏事件后，他提出了解决西藏前途和命运的出色建议。

年度媒体人：张立宪，北京

【理由】张立宪主编的《读库》08年第4期《八月的乡村》，对奥运冠军的背后做了特立独行的深入报道，是所有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新闻中最具有质地的。

 年度刊物：《记忆》、《往事微痕》，北京

【理由】吴迪、何蜀主编的网刊《记忆》9月13日创刊，已出10期，致力于推动文革研究。

铁流等右派老人编的网刊《往事微痕》 7月10日创刊，已出11期以上，旨在拒绝遗忘，留下历史。

年度社团：香港五七学社  香港

【理由】在 “阳谋”半个多世纪后，香港幸存的”右派”及其同情者、史料收集者、研究者终于成立了自己的社团，致力於收集”右派”名单和一切有关反右运动的资料、文献，已出版右派列传二册，他们虽身居世界的自由港，仍选择不苟活，不回避，以记忆反抗遗忘。即使在香港这块自由的飞地，他们也遭到官方一定程度的打压。

年度网站：民间历史网http://www.mjlsh.net/，香港

【理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的这个网站，关注大陆的私人记录，努力为保存历史真相提供一个新的空间。

 

wendy
暮暮
你用这个英文名字
就是到了巴黎
我的诗也要写到那里的墙壁上
如同多年前的红色风暴
暮暮
我一定等你
等到你玩累了
选择完了
成为贵夫人
然后红颜桃色不再
变成对异性没有感觉的老太婆
我要去你安度晚年的神仙品尝桃子
的地方
和你散步讲话
在你刘海变成皱纹的额上亲一亲
暮暮
等是黄金
每一分钟
都价值连城
我愿意向往这一生

【导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一个挂着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幌子的太平天国，毛泽东固然是不折不扣的秦始皇，那些大大小小的文官武将又有几个不是骄悍不驯的党阀、军阀？杀人(镇反、肃反)越货(土改、统购统销、合作化、公私合营)的十七年，为文革准备了充分的群众基础；文革为千百万受压抑的群众提供了向官僚主义发泄仇恨的通道，虽然他们后来受到了残酷的报复。高树华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智慧、能力、人格，证明他是安邦治国人才，可惜成了还乡团反攻倒算的牺牲品。】

一、开头话

期待已久的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以下简称《口述史》，引文只注页码)终于由明镜出版社出版了。所谓期待已久，是因为作者之一程铁军教授在二OO六年的几个文革四十周年研讨会上，都曾经对这本书的内容和主要人物作过引人入胜的介绍。作为与二位作者的同代人、同是大学生造反派的我，作品所引起的共鸣是震撼性的。读着《口述史》，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始而恐惧、继而兴奋、最后绝望的峥嵘岁月：这才是我所经历的文革，这才是文革的历史；文革的发生、发展及其影响决不能以“浩劫”二字来草率了结，企图篡改历史、抹煞记忆、移赃嫁祸、反攻倒算，都是不得人心的。

《口述史》对文革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它不仅真实的描述了一场威武悲壮的暴风骤雨，为后人留下一部信史；而且为文革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口述史》使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下流无耻、忘恩负义、冷酷无情、草菅人命、嗜杀成性的真面目，无所遁形。

高树华本是一介书生，由于风云际会，十多次见到周恩来，同毛泽东、朱德、林彪握过手，同陈毅、胡耀邦、江青、康生等曾经叱咤风云、炙手可热的人物有近距离接触，与高锦明、吴涛、滕海清、尤太忠等称霸一方的党阀、军阀共过事，参加过中共九大、全国四届人大，当过中共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也坐过牢，与上至乌兰夫家族、下至牛鬼蛇神的人物都有亲密的交徃，主持过重要工作、也长期反复地写过交待而留下日记、信件、检讨书一类的文字数据，所以他的记忆是准确的、丰满的、同时也是生动的；程铁军不但是运动的亲历者，如在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一年间当过《内蒙古日报》的记者和编辑，而且受过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正规训练，所以他并不是《口述史》的简单整理者和合作者；他对事件鞭辟入里、画龙点睛的剖析，常常引人深思；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书中每一条注释几乎都可以写成一篇论文，都是历史学家尤其是文革史家不尽的话题。

二、有这样坑害学生的老师吗？—《十六条》解放了小鬼

自一九五七年后，把人群分为左中右、三六九等，已经成了中共各级组织和人事、保卫部门的神秘、神圣又时髦的主要工作。

一九六三年七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下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以培养奴才和摧残人才为目的全国各地高校闻风而动，共抓了五六百名反动学生，据称这些反动派学生“对我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份子。”(国家教育委员会编：《高等学校学籍管理文件汇编：一九五O–一九八七》，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和程铁军先生一样，也是一九六三年入大学的，都算躬逢其盛。当时我们班的政治辅导员叫王昭昌，他对于整人具有天生的爱好；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他因立过大功而火线入党，所以得提前毕业，当起了与学生为敌的思想警察—政治辅导员来。

为了抓反动学生，王昭昌们可是挖空心思，出尽八宝；从新生一入学就开始收集他们的黑材料。一是派中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争取入党、入团的积极分子监视家庭出身地富反坏右、亲属中有关管杀和在港澳台及外国、对政治活动不热心、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二是利用谈心、写思想汇报、政治讨论课、集体生活会等时机引诱学生暴露“活思想”，然后截头去尾地记录在案，以备秋后算账。例如有一次政治课讨论革命人生观时，个个都讲正面观点，引不起争论，课堂显得沉闷；任课教师、马列主义教研室助教金蕴芳便和前来听课的王昭昌辅导员商量，决定让时任共青团班支部书记的我“带个头”，扮演反面观点“有了小汽车、小洋楼可以更好地为革命工作”主要发言人。一九六七年春天，我从北京串联回校时，看到我班留守同学抄出的黑材料，其中竟有以“追求小汽车、小洋楼，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罪名把我打成反动右派学生的内容，让我怒不可遏。有这样坑害学生的老师吗？真是谈笑用兵，把毛泽东的阳谋用的如此烂熟；断送一个青年的青春、学业、前途、幸福甚至生命，居然能做到这样面不改色心不跳。

当是时，抓反动右派学生的比例大约为百分之五。到文革初期，这个比例便大大被突破了。如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学生总数为三百一十四名，被内定为右派的竟达二百O四名(P185)；北京市，二十四所高等学校里，有一万O二百一十一个学生被定为右派分子，二千五百九十一名教师被定为反革命 (P189)；辽宁省沈阳市，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的一次会议上布置要抓千分之五至百分之一的学生右派，不久又在沈阳三所大学工作队长会上说：“批判比例多大？百分之一、二、三，学生百分之五左右。”实际上，据后来由陈锡联扶植起来的保守派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的统计，沈阳市六所大学中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学生达一千一百三十三人，占了总人数百分之九。(谭放、赵无眠：《文革大字报精选》)白色恐怖笼罩着校园！

三、共产党人的伪善与残忍

一九五七年后又一次在高等院校学生中抓右派的事，过去四十多年了；中共内蒙古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纪之、政治部主任张学尧、外语系党总支书记王履安连手把高树华打成右派、反革命的细节也值得重温：

外语系党总支书记王履安，集党政权力于一身。他仅比我们大几岁，却显得政治成熟、处事老到。六月二日下午讨论时，他和年轻教师语气一致，抒发为党分忧之情。讨论中间休息时，他迅速上报院党委，用了“极为偏激”一词，并把我点为具有危险性的代表。

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王履安如此，纪之、张学尧也如此。

师院两位炙手可热的人物，一位是院政治部主任张学尧，另一位是院党委书记纪之……两位和善的老人对我笑脸相迎，我面前如同升起一片灿烂的朝霞。张主任先开口：“你十七岁进入师院，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年轻人，你在学生时又红又专，大二入了党，留校后一直努力学习、工作，是院里的学毛着模范，又是院优秀学生辅导员，这些我们心里全有数。”我的优点成绩流畅地从这位长辈口里飘飞出来，轻柔的河北口音舒舒服服地慰贴着我的心扉。

纪之老人温和地问我：“你看我像不像陆平、彭佩云，我们是不是假共产党？”我的内心一阵慌乱，实在无法把修正主义与两位长辈的和蔼可亲形象连在一起。

张主任……以稍为严肃的口吻又说：“我们不想看你犯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本来很好的青年，因一时冲动写大字报，把矛头对准党，一生命运由此转折。你要站稳立场，三思而后行，别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你现在做系团总支工作，应及时向我们报告师生的思想动向。运动过后，我们会提拔你到院团委当书记，作为接班人培养你，希望你别放过这次机会。”

和蔼可亲，推心置腹；动之以情，诱之以利；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据事后揭发，院党委紧急会议上，纪之、张学尧已收起笑面，张在介绍我时变了腔调：“这个高树华从入大学就不安分，实属漏网小右派，而且伪装进步，实际是极左分子。”纪之插话说：“极左分子表面左，实质是右派的另一种面孔。”这个表面平静的夜晚，我们同样没想到，院党委会授意院团委负责人张晓然、李汉良等，连夜准备反击高树华等人的大字报，要公开打出“反击右派对党进攻”的口号。六月三日下午起……“坚决保卫院党委”，“保卫纪之同志”，“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对党的进攻”等标语，斗大的字块挂满全院……“打倒右派分子高树华”的大标语越来越多，师院一片杀气。

两位和善的长者，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内蒙古师范学院的王履安、纪之、张学尧，东北工学院的王昭昌、金蕴芳、郝屏奋(在中共省市委一些领导人指挥下，打倒了他的前任柳运光而刚当上党委书记兼院长)，都是这一类两面派。但是最大的两面派当然是毛泽东，你看他和彭德怀、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见面，表现得何等亲爱真诚呀，你简直没有办法不为他的伟大领袖“胸怀”、“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之深情所感动。然而，彭德怀、刘少奇的下场却是受百般折磨而死无葬身之地。

《口述史》说，“不论后来发生了什么，我至今感谢毛领袖，是他解救了和我一样的上百万青年，使小鬼们从阎王的黑帽子里挣脱出来。尽管，我们中的许多人在毛身后受到更为严重的惩罚，此为后话。”(P189) 我在二OO六年的《我的写作与文化大革命》中也说过类似的话：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这几句话，绝对让我松了一口气。当时如释重负的心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毛泽东的“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镇压学生绝没有好下场”，在当时确实是解放了一大批受压迫的学生；更重要的，文革也使其以后的莘莘学子摆脱了至少每年有百分之五被打成反动学生的厄运。这也许是文化大革命的意外收获吧。

当然，这并不是毛泽东突然变得仁慈，因为刘邓黑线的根源还是出在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动路线上。这不过是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与刘邓对着干而利用青年学生罢了。正如宋永毅所说，如果当时刘邓不是按反右派运动经验派工作组镇压学生，那么毛泽东回京后又会指责刘邓放弃党的领导、让右派翻天！同时，也不能因为刘少奇、邓小平曾被毛泽东打倒过而忘记他们本身就是打倒老干部、整知识分子、屠杀青年的刽子手。文革后邓小平一伙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所谓造反派头上，则是插赃嫁祸、颠倒黑白，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四、有争议性的人民文革论

既然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了打倒“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发动的，那它为什么能让亿万人民如痴如醉、如癫如狂地投入呢？这就不能不涉及王希哲、郑义创立，经刘国凯发扬光大的“人民文革论”。众所周知，无论内蒙古师范学院东纵、呼和浩特三司、首都三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辽宁八三一，还是辽宁省辽联、河南二七公社、武汉钢工总……都是趁文革之机起来造反的受压学生、知识分子，不满现状的工人、干部群众组织。

中共从呱呱坠地那一天起，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出卖国家、出卖民族、毁灭文化、掠夺财富、杀人放火的勾当，所以它是天然地、始终如一地处在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地位上；特别是一九四九年建政之后，土改、镇反、统购统销、三反五反、肃反、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炼钢铁、公社化、三年饥荒、反右倾、四清，都是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走向更紧张、更恶劣的倒行逆施。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李若建的《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及控制》指出：在一九五七年及其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一系列社会不稳定的现象。一九五六年九月以后的半年内，先后有一万多任务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几十个县的农民闹事。一九五七年全国发生暴乱案三十四起，其中已经暴乱十四起。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开始以后，社会动荡明显加强。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三年间，西藏、青海、新疆、四川、甘肃、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安徽、湖北都发生大小不同的武装叛乱和反革命暴动；边沿一带州县发生人口外逃，总数达八万人。(《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

对人民的反抗，中共当局不是检讨自身的政策、方针，而是采取严厉打击、残酷镇压的手段，因而制造更多的冤案，积累更多的民怨。据安徽省四十三个县的统计，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二年二月共逮捕、拘留、扣审、劳教、集训十五万二千人，有的县受处理的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多。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间，云南省楚雄自治州共打击现行反革命五千八百一十三人，在一九五八年共打击各种坏份子一万O五百四十九名，其中死刑三十七人，逮捕三千二百三十八人，被打击的坏份子约占总人口百分之零点七。

　　

一九五八年甘肃省镇压广河、东乡等地发生的大规模叛乱出现严重扩大化。在一九六二年覆查、改判、释放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九人之后，一九七二年又对二万O八百三十人进行清理，结果平反一万九千一百一十二人。安徽灵壁县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三年间，大约百分三十刑事案件和百分四十的反革命案件是冤案、错案。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及控制》)

五，文革一景：安徽省无为县游斗中共县委书记

为了支持“人民文革”说，我再举安徽省无为县游斗中共县委原书记姚奎甲的场景为证。三年饥荒中，百万人口的安徽省无为县一下子饿死了二十多万，没有几家能幸免于难！所以，文革中无为县群众把在芜湖船厂当厂长的姚奎甲拉回无为县批斗。当装着姚奎甲的铁笼囚车一出现在街道中，全街道顿时沸腾，一片“打倒”之声，“向姚奎甲讨还血债”口号响彻云霄。突然人群中有人用准备好的石块，向姚的铁笼车砸去，一人开了头，街两旁的人便一拥而上，纷纷用大小石块，奋力砸向笼车，边砸边喊；有捶胸顿足的，有掩面而泣的，那才真正叫百姓之怒，载舟之水终于掀起狂风巨浪了。多亏笼车是铁的，而且很坚固，但也被砸得不成形了。车内的姚是吓得尿裤子了还是昏死过去了，不得而知。那天要是不装在很牢固的铁笼子里，姚肯定要被砸成肉酱！(设计铁笼子保了姚奎甲一条命的造反派头头，清队时还是挨了秋后算账。)(茆家升：《方后高尊师的故事》)

中国人民，尤其农民的贫困，是中国革命的必要条件。例如高树华们徒步串联时，在山西的太行山区看到的小李村就是贫穷到了泠人心寒的光棍村；全村二十三户人家，只有三户娶亲(P196)。然而，执政快六十年、又自吹是“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至今仍没有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在中国农村，特别是老(所谓革命老区即当年中共军事割据的根据地)、少(少数民族聚居地)、边(近于国界、省界的地区)、山(交通不便的穷山恶水地带)区，仍然有终身未娶、一妻多夫的现象。(P441，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这种令人窒息的穷困，已经使越来越多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从制度上考察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今天，由于贫富悬殊、掠夺加剧，使得民众维权抗暴更是此起彼落，烽烟四起；中国公安部被大大缩小了的统计说，二零零五年公安部门共处理了八万七千起动乱事件，这个数字正以起码百分之六速度增长。到二零零八年，更有西藏拉萨发生暴乱，新疆喀什暴力袭击武警制造了十六名“烈士”，贵州省瓮安县公安局大楼被愤怒的民众烧毁，北京青年杨佳在上海市闸北区政法大楼怒杀六名警察，上海市民在审判杨佳的法院外面高呼“打到共产党”等等事件，恶贯满盈的中国共产党早已把自己放在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陷入了它自己所制造的仇恨的汪洋大海之中。

许多善良的人都担心：中国还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我的答案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可以在某一天早上或晚上轰然而至，因为岩浆在沸腾，地火在涌动。也正如程铁军在《后记》中所说：

若从制度腐败、权力异化、社会失序、人性扭曲、矛盾积累等角度观察，中国的文化革命非但没有结束，而且今天仍在持续进行中……熊熊大火成片燃烧，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P589)

六、拿枪的刘邓路线

出于保卫自身的利益，毛泽东这种为捉一只苍蝇而把整个房子掀掉的做法，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和反抗。其中最强烈也是最后起来反抗的，是毛“亲自缔造和统帅的无产阶级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军队对造反派的镇压，手段通常都非常卑鄙、非常残忍的。

几乎是普遍规律：首先是扶植由“视党组织高于一切，与党组织有各种共同利益的老党员、老模范、老先进”(P204)组成的保守组织；如内蒙古军区扶植红卫军，沈阳军区扶植辽革站，武汉军区扶植百万雄师等。

其次是造谣、栽赃、诬陷。内蒙古军区王良太带三个保镖到内蒙古师院看大字报，高树华派了两个女生去接待；王良太却称被“围攻”；王良太在徐向前“军队不得动武”指令后，仍在军区党委会议上说：“把呼三司砸了，犯错误，杀头，我愿意”。无独有偶，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凌少农，明明在东北工学院和学生们下象棋，省军区偏偏说凌副司令员被学生劫持，从而制造了镇压学生的借口。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堂堂的内蒙古军区首长居然以接见的名义，把一百个学生代表骗进军区大院加以毒打；二月五日，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开枪杀害师院学生韩桐，企图引诱学生冲进架了四挺机关枪的军区大院，大开杀戒，幸亏学生克制、及时撤退，才未酿成大流血惨案。内蒙军区事件，是解放军介入文革以来，全国第一声枪响。(P229)随后有二月二十八日的《青海日报》事件，青海省军区司令赵永夫下令开枪屠杀包围报社的群众，当场打死一百六十九人，打伤一百七十八人。从此，军队开枪杀害学生、工人，便成了家常便饭。

当二月十日，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内蒙四方代表，当场派内政部长曾山带调查组到呼市之后，二月十二日，内蒙军区还派出两个连的兵力，到《内蒙日报》社再次夺权，把造反派人员全部赶走或关押起来。(P219)

教科书老是告诉我们，“党指挥枪”；但文革以来，我看到的都是枪指挥党。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发表了一条等式：“出身寒苦＋大字不识＝忠诚”，据说这个等式在唐朝就通行了。安禄山就是因为出身苦，不识字，不懂礼仪，得到唐明皇的信任；以为少假恩义，人家可以忠诚得像狗一样，一副死心塌地的模样。安史乱后，藩镇割据，节度使们也犯唐明皇一样的毛病，所用的牙兵都是粗豪而不识字的精壮汉子。其实毛泽东又何赏不走这条老路？毛泽东历来都是把地痞、流氓、文盲当作革命先锋、依靠对像，而把知识分子视作不如可以肥田的狗屎；所以江西时代杀AB团、延安时代抢救特务、进城后每次运动，无不都以消灭知识和知识分子为目标。

可惜人是会变的，朴实的老粗，一旦尝到权力的甜头之后，就有那么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骄横了。毛泽东鼓吹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这些骄兵悍将干政的最大本钱。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凌少农硬是在实现了大联合的辽渖地区扶植起亲军的保守派辽革站，把当年中共中央决定解放的宋任穷、马明方、顾卓新、徐少甫再次打倒，指使保守派公然冲击重兵守卫的京西宾馆，强行绑架了宋任穷，进而挑动武斗，造成既成事实，迫使毛周就范。果然，陈锡联取宋任穷而代之，兼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做了党政军财文一肩挑的东北王。内蒙古文武相斗，最后也仍是滕海清、尤太忠得势；尽管他们双手沾满鲜血，依然太平无事，寿终正寝。

草莽治国，草菅人命，他们欠下的血债绝不容许被轻易抹去：滕海清与江西省程世清比赛抓阶级敌人，在内蒙古大挖“内人党”，制造了五十万人受迫害，八至十万人致伤残，三至五万人被杀害的骇人记录。(P378)辽宁省在灭绝人性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所有造反派都被打成反军派，他们之中许多人和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高级干部一起被拉到批判大会上遭拳打脚踢，有人被打死，有人被迫自杀；辽宁大学八三一头头张祥久、全国闻名的张志新都是死在陈锡联的屠刀之下。一九六六年任内蒙古教育厅处长的杨庆魁后来说，文革初期学生起来造反没错误；要说有错误，是毛主席、党中央决策不对，年轻师生算受害人；现在清算文革错误，不说上面决策如何，一古脑拿运动初期年青人是问，隔离、关押、逮捕，全国一下子抓了一千多万人啊，政治报后也不能这样离谱啊。(P63) 真是公道自在人心！

七、忘恩负义的力沙克三兄弟，你们还活着吗？

高树华虽然只比我大一岁，可是由于早慧，在我念大三时他已经毕业当上教师了；而且十八岁便加入共产党，毕业后不但担任教学业务，还是系里的中共党团干部，正是前途看好的“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可他却选择了当造反派的头……他一方面确实迷信了毛的所谓“反修防修”那套说教；但另一方面，他又耳闻目睹并切身体会到严酷的社会不公，自觉站在了弱势群体一边。而且，敢于登高一呼，揭竿而起，并在随后翻云覆雨的浪潮中，始终不低头……高树华的高风亮节和英雄气概，不仅表现在文革浪潮中力挽狂澜和身世沉浮，更表现在他文革之后所处的清查岁月、铁窗生涯，以及在“不予起诉”掩盖下的长期生活逆境中，面对政治版图和生存环境的天翻地覆，他没有软化、没有沉沦、没有丧失自我。在充斥犬儒哲学的污泥浊水中，他严于律己、探求真理、勤奋好学、忧国忧民的文人风骨，始终如一，历久弥新。(P584)

与高树华相对照的却是卑鄙无耻、背信弃义、冷血无情、骄奢淫佚、互相杀戮的伟大领袖、总设计师、党国要人。

1，毛泽东：毛泽东一生都在搞阴谋诡计、一生都在搞分裂、从来也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他分裂国家，出卖民族利益；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极端利己，专门害人；他是一个卑鄙的人，一个肮脏的人，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一个视人民如蝼蚁的人，一个残民自肥的人。他利用青年学生造反，达到目的后，又把红卫兵像脏了抹布一样扔掉。(P342) 造反派政治上受报复，遭遇悲惨；几千万中小学生被赶去上山下乡，其中女青年更是苦不堪言；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便发生上千起女战士被迫害案件。(P444)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此之谓也！

2，邓小平：邓小平为了复僻夺权，甘受胯下之辱；多次给毛泽东、华国锋写効忠信、检讨书，保证“永不翻案”，愿意再为党工作，哪怕当一名图书管理员也在所不惜。然而，当他的阴谋得逞，大权再握，就翻脸不认人。不但大翻其案，把毛泽东遗孀江青送上特别法庭，还一脚把华国锋、汪东兴、胡耀邦等有恩之人统统踢下台去。更有甚者，他自己一生也不知直接或间接地杀害了多少人，制造了多少的寃假错案，从不忏悔；却为了儿子邓朴方的受伤，死死地揪住聂元梓等人，对她们实行了极野蛮的报复。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塑造了毛泽东这尊旷古绝今的神，灭绝人性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把特权传给子女、为子女“报仇”上表现了最充分的“舐犊情深”。

3，林彪等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代表中共与傅作义、董其武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然而，背信弃义的中共在傅董部队放下武器那天起，就开始以镇反、肃反等各种名义施行大规模的杀降杀俘计划，在挖乌兰夫黑线时还不放过，仍把傅董余部当作“黑势力”。

4，叶融：是《口述史》中的一宗人伦天理惨案。叶融把从在中统机关做事的父亲处搞到的情报送给中共地下党，中共便请他加入青年团；政权易手后，叶融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抓到了他藏匿的父亲及父亲的同伙，得到组织欣赏；毕业后恩赏分到北京建筑设计院。一九五三年，被怀疑收藏了父亲的一把手枪，在北京公安局三番五次追问下作了真情表白：“连反革命的父亲我都不吝惜，我干什么要藏一把枪？”从此种下祸根。一九五四年，以“支持边疆、充实基层”名义，全家被下放内蒙古建筑设计院。一九五七年，不但没有鸣放提意见，反而为共产党、领导人说好话，却在运动一开始即被内定为第一名右派分子，“别看不说不写，从叶融的表情、眼光可论断，叶融骨子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据理力争之后，被加重处罚，下放农村改造半年后被判劳改三年。其后靠当临时工，或挖土、或砌墙、或帮人绘图谋生。一九六六年，起来造反，写大字报揭发中共内蒙古某书记在内蒙古歌剧团内选妃、在天津嫖女人被抓内幕；到北京参与临时工造反组织活动。次年，到新成立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要求安排工作，不得要领。一九六九年，因过冬困难，穿牛皮纸衣服，举“要求工作”的纸牌请愿，被军管会以“对抗中央、丑化军管”罪名判处死刑。一九七二年，遗孀秦屏把申诉材料辗转送到内蒙古第一把手尤太忠手中时，尤太忠竟然说：“这种寃案肯定不是几件，只能暂时寃下去。这样的事一旦开了头儿，会冲击我的主要工作。”尤太忠真是泠血动物，中共干部如尤太忠者，不知凡几。

5，乌兰夫家族：乌兰夫三公子力沙克与高树华有同系共事、同室而眠之谊；力沙克参加四清离开师院后，高树华帮力沙克每月徃家送工资，还帮其母做家务，力沙克之长兄布赫(内蒙古文化局长)、大嫂珠岚，二哥乌宾也与之相熟。红色恐怖的一九六六年七八月间，高树华冒险协助他逃徃上海。乌兰夫家族在危难之中，高树华给他们送过米面、药品；在力沙克被公安局关押期间，高树华协助他解决了伙食费问题。力沙克母亲还为此安排高树华与力沙克三兄弟宴聚以示感谢，高树华也因此成了“乌兰夫黑帮分子”、“第五纵队”。但一九七七年，当高树华被隔离审查后，高树华又成了“反乌兰夫分子”。但是，这时的力沙克早把“你不会有事的，我们都知道你的观点”的话抛到九宵云外，连和高树华老婆见一面也不肯了。力沙克(乌杰)留学美国后，先后任赤峰市副市长、包头市长、山西省副省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等；布赫官至人大副委员长。乌兰夫家族全面复僻，其显赫更胜旧时。然而，受人恩惠不思报答，见朋友濒死而不施救，许诺言而不兑现，和畜生何异？忘恩负义的力沙克三兄弟，你们还活着吗？

八、周惠其人：对周小舟落井下石、在内蒙古搞极左

周惠一九七八年主政内蒙古，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力，让人服他这个第一书记，在逮捕审查了一万余人的基础上仍继续下令揪人，一口气点了二三十个厅局长的名字。周惠随意玩弄政策，是搞阶级斗争、搞极左的高手。高树华《日记》上说：“周惠这个人当年被打成右倾分子”(P526)，是不确的。

周惠在《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中自称：“在内蒙古，在中央，大书几笔，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无愧此生”，是公然撒谎；周惠在《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中还故意隐去在湖南省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欲盖弥彰。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周惠排剂了周小舟，利用篡夺的全省领导权在《新湖南报》大打出手；一百四十五名的编辑、记者，被打了五十四名右派分子，占了编辑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十名编委，除其亲信总编辑官健平与秘书长孟树德外，其余八人无一幸免；“挖”出了湖南独有、举国无双的最庞大的一个“反党右派集团”，可谓心毒手辣、丧尽天良！同年九月八日下午，周惠在蓉园一号楼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向毛泽东汇报时说：“湖南的反右斗争是从《新湖南报》发轫的，逐步深入党政机关、民主党派、高等院校。”（《一九五三–一九七五毛泽东回湖南纪实》）为什么当年向中央主席邀赏的大功，《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中却只字不提呢？

一九五九年周惠从庐山下来后，便派省公安厅长李强进驻报社，召回“反党右派集团”的要犯，勒令写揭发周小舟的材料。还开出一个嫌疑犯十七人名单，叫一并检举揭发。周惠并亲自到场训话：“你们都是右派，是彭、黄、张、周的墙脚，彭、黄、张、周实际上也是右派，我现在就要挖他们的墙脚。我也有墙脚（边说边指着官健平），他们就是我的墙脚。”说到得意之时，他索性用双脚蹬在沙发上：“我和周小舟斗了好几年。他学得乌龟法，在常委会上慢慢伸出头来，我就敲他一下，他马上缩回去。再慢慢伸出头来。我又敲他一下。现在好了，从高处跌下来，连乌龟壳都打碎了。”（邓钧洪：《追记〈新湖南报〉的反右斗争》）一九六二年，时任科学院中南分院任副院长的周小舟说：“一九五九年党群战线大张旗鼓地批斗我，省委机关出动很多车辆，会上发生对抗，我当天就得知信息，深为担心。”周小舟夫人王宁则说：周惠从庐山回来就翻脸，落井下石，多方加罪于小舟。(汪澍白：《读〈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有感》) 这样的东西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么？

九、结语：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丫头

以我个人阅读经验看，《口述史》写得真实、生动，也比较符合我的价值观。不足的是，由于高树年过早的去世，对周恩来的评价仍存误区。

“周恩来到最后就是他（毛）的丫头”，李锐二OO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接受朱健国采访时，给周恩来做了这样的定位。现在看来，这丫头还是个坏丫头、贱丫头，他助桀为虐、逢君之恶、承旨逢迎，是个没有良知的奸相、佞相、歹相。

显然，三年间让四千万农民饿死而继续把粮食运徃阿尔巴尼亚的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吗？看着上百万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被打成右派分子而无动于衷的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吗？看着自己的战友、同志、部下甚至亲人，被毛泽东打成三反分子而送进监牢或要送掉生命的时候，却亲自签字批捕、还担任其项目组组长的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吗？

还有一些问题可以继续商讨，但都不妨碍我诚心诚意向广大读者推荐这一本响当当的《口述史》。谢谢您的阅读。

二OO七年十月七日写于流浮山寨酒香书楼

二OO九年元旦订正

假设一幢大厦行将倒塌，那些大厦的主人们无一不是携带着最值钱的东西，各自奔跑逃命。二○○八年十月，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滞留巴黎，至今不归，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不过是轻描淡写地说“省委、市委对他仁至义尽”。五年前出走的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涉案贪污金额二亿元，最后不了了之。

刚刚被曝光的江西新余和浙江温州政府官员“赴美国、加拿大人力资源考察团”，本是一起典型的借公务出国之名、变相公费旅游的腐败案件，可官方却说官员们公费出游是“为了完成出国指标”，为层层审批的官方部门开脱。难怪这些党官十分怀念没有互联网的日子，若不是网路监督无处不在，谁知道纪委书记为团长的“公款出国考察变成公费出国旅游”，实际上是“业内心照不宣的行规”？谁知道赴美的邀请函居然还需要花上万美元的费用去买？丑闻传出，舆论哗然，这不是线民大惊 小怪“不明就里”，而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只要专制政权不倒，纳税人贡献出来的财政资金就成为腐败份子的唐僧肉，成为官员挥霍的无底洞。

三公吃掉全财政收入三成

在网路上，公款吃喝、公车消费以及公款出国旅游被称为“三公”，北京大学法学教授王锡锌估算，中国一年的“三公”加起来，费用可能接近九千亿。如果财政收 入按三万亿元计算，“三公”一年已经相当于国家全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九七八年至二○○三年的二十五年间，大陆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 八十七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一九七八年仅为百分之四点七，到二○○三年上升到百分之十九点零了。而这个比重，日本是百分之二点三、英国是 百分之四点一九、韩国是百分之五点零、法国是百分之六点五、加拿大是百分之七点一、美国是百分之九点九，明显是“小巫见大巫”。

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准百分之二十五。虽然大陆已实施《政府资讯公开条例》，但财政数字却是保密。由此可 见，在“部门利益化、财政密室化、权力私有化”条件下，法律对公款开支的监督不过是形同虚设，对与时俱增的“三公”没有任何制约。试想，如果没有发达的网 路意外曝光，谁知道那么多贪官出逃、分赃的内幕？由此可见，在中共特色的权力背景下，无论多么不合理的帐目，都能在官员的批准下轻易变得合情合理。所谓涉 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件必须公开、透明，不过是官员分赃的遮羞布而已。

中央放心给钱让官吏贪污掉

二○○八年，中国经历了华南大雪灾、四川大地震、奥运会大挥霍，以及奥运后经济大危机，财政赤字有增无减。兹举一个例子，浙江杭州市西湖区二○○七年一年 卖地收入高达五十亿元，进入地方财政笼子（全市出让土地收入估约超过二百亿）。而杭州市委党校二○○八年新落成的校舍耗资四点七亿元。成都市政府新行政中心大楼，仅建筑成本就达十二亿元。豪华办公大楼如此挥霍，无疑使捉襟见肘的公共建设资金更加雪上加霜。

最近，由财政部上报国务院的二○○九年财政预算，赤字总额高达二千八百亿元。相比二○○八年的赤字水准，却增加一千亿元之多。将来，这些赤字又有多少变成 了“公务员的福利”，被吃喝旅游给挥霍了呢？未来三年，中央政府将开出四万亿的“内需大单”，投资到已重复建设的高速公路和机场上。面对一年八九万起因社 会发配不公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温家宝却不愿意拿出其中的一万亿给十三亿人每人发放八百八十八元福利消费券，可见他们放心地把钱交给官员腐败，不过是为更多的杨湘洪、杨秀珠们提供外逃的资本。

全党腐败，大小官员无一不是贪污受贿，钱权交易，就是大肆挥霍，视民众为草芥。二○○九年，随着分赃之风在全党蔓延，新一轮的“三公”，将大大加快官员们分赃的步伐，大大加快党官与中共决裂、抛弃中共的步伐。这一“中共特色”，很清楚地传递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信号，即大小党官与中共决裂前人人参与 分赃，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无论是中央高官，还是基层官员，他们都在“反腐败”的口号中联合了起来，他们借助这最后的分赃机会，合力摧毁共产党专制政权，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