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纸面战争”何以变成“地面行动”?—-煽动愤青,居心何在?

接续“3.14”西藏事件后,西方世界又掀起了抵抗奥运圣火的政治浪潮,一时间中国当局的国际环境十分被动。但是,应当看到:第一,中国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通过与“西藏—奥运”相关的国际政治变化,更深刻地理解了西方“抗议文明”,进而是政治自由的含义;第二,中国举办奥运虽遭巨大杯葛,但这并不能影响其如期进行,比如美国现任总统小布什并没放弃既定的参加奥运开幕式的计划。再比如中国国内建设性反对力量仍然期望奥运会后当局会大幅度改善人权状况。

最为要紧的是,中国当局(政府)通过外交渠道表达的意见相当谨慎,也把握得有分寸,甚至有军方背景的网站也出来发表评论,要求“将爱国热情纳入理性轨道”[见千龙网,4月19日文章]。但是,为什么一场反对西方支持所谓藏独与杯葛奥运的政治回应,却被传导到商业领导呢?或者说“纸面战争”变成“地面行动”呢?

抵制法国在华企业家乐福成了愤青们选择替罪羊的一个好办法、好切口,而家乐福本身并未曾在西藏问题上表态。信息扩散后,家乐福又积极表态不介入中国政治。引发所谓抵制的原因只有一个——家乐福的第一大股东支持“达赖集团”。事实上,“达赖集团”这个政治概念已经非常成问题,即达赖本人及主张和平的“老派势力”与主张暴力和独立的“青年势力”已经分化,现在将两者“一勺烩”是危险的表达方式。

借助“西藏——奥运”这一本来就刺激中国愤青的敏感话题,有一种力量是唯恐天下不乱,唯恐国内不生出巨大变乱,以实现政治利益的诉求。虽然作为民间观察家我不能确指中共哪个“派系”意欲为此,但从“纸面战争”的微妙变化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那些至关重要的信息:

其一,“南都长平”在关于西藏问题上的真相与理性之评论,遭到“北晚文峰”的公开叫骂。叫骂者不仅把“南都长平”暗指为卖国贼,还进行明显的人身攻击,称后者为“当红炸子鸡”。最后迫使后者公开表态,不支持藏独与反对暴力。

其二,人民网强硬回击法国《解放报》的“给了中国政府一记响亮耳光”的论调[人民网,4月12日:“给无耻之尤的法国《解放报》一记响亮的耳光”,未署名],两天后,新华网发表“龙强”的署名文章引述法国《解放报》(还有《责加罗报》)的表达时,则说是“给了中国一个响亮的耳光”。其中,删掉“政府”二字或悄悄地将政府等同于国家、等同于中国人民,实在是用心险恶!

愤青主义在某种力量的支持下,正在形成新的“输出革命”浪潮。在美国的西雅图,在加拿大的渥太华,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带有国内政治背景的所谓抗议活动正向世界暗示着“黑洞的存在”。

“抗议文明”固为西方政治的优良之处,而且国外华人进行抗议也显示出他们沐浴在西方政治文明中的荣光,但是这些来去自由的“高级中国人”从来没有在国内抗议过什么。哪怕只是在偏远城市的一个小公园,也只是为了被城管打死的农村小贩举行一次烛光守夜—没标语,只有蜡烛和泪水!

太虚幻境吗!?

据官方公开的信息看,在国外抗议的人士及社团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他们“不是由任何团体或中国政府组织的。”那么,“不是政府”是否意味政府之外会有力量介入呢?在中国,非政府控制的秘密力量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比方说从事宗教镇压的“610”(或曰防范办)就不在政府序引。现在,有人在复制“610”吗?叫“3.14”?或叫“4.12”什么的。

在政治不透明的国度里,我们尚不能指望这些公诸天下,但善良的人们一定要用理性对待“装扮成革命先驱”的那类人。中国内乱,只能为野心分子铺就红地毯,平民社会将失作“太平犬”的机会。

这句很不顺耳,但很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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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19日上午,写于绵逸书房

刘逸明:一厢情愿的"爱国"热情

据媒体报道,为了回应西方社会近期对中国人权和处理西藏问题手段的批评,以及在奥运火炬传递地点进行的抗议活动,中国网民近日在网站上发起签名等”爱国”运动,其中”红心爱中国”活动所收集到的签名竟达三百万人之多。中国网民最近几天号召网友在通讯工具MSN的个人签名前加上一颗”红心”,后跟”China”字样,以表达”爱国”之情。这项活动据说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传播最快,其他城市及海外网友后来也陆续加入,其中有不少是香港人。同时,中国网民也利用即时通讯工具”QQ”开展了虚拟火炬传递活动,一共有八千八百八十八条火炬传递路线,累计参加传递的人数高达二千六百多万人。

西藏骚乱持续升温,多国元首均表示拒绝参加今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加上西藏骚乱时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失误,在中国媒体的煽动下,中国网民纷纷表示出对西方国家的极度愤怒,网络论坛上充满了暴力语言。不少网民都希望用更加激进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所谓的”爱国”热情,只是苦于中国没有游行示威的自由,所以才在网上发动一系列的签名活动。非常让中国网民感到兴奋的是,网络上突然传出法国知名超市家乐福资助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消息,于是,不计其数的网民在网上不遗余力地散发这条消息,并呼吁消费者不要去家乐福购物。这还不算,一些深谙中国政治强规则的网民则在现实生活中发动了抵制家乐福的行动,家乐福在中国的很多家分店都遭到了他们的围堵。

不少中国人向来都表示对政治不感兴趣,认为政治和他们毫无关系,但在中国和其它国家发生矛盾或是国内民族危机的时候,他们就无所畏惧地站了出来,一个个把自己装扮成”爱国”的勇士。中国人之所以平时不关心政治,实际上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参与政治,而是不敢参与政治,因为在一党专制的大环境下,参与政治极有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为什么对于反对其它国家的政治活动,很多人都敢于参与和乐于参与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和中共当局的诉求十分一致,中共当局在面对民主社会强大的压力时,非常需要运用煽动国民的民族情绪来为自己增加能量。

面对西藏骚乱,中国网民竟然对于官方媒体的报道完全信以为真,认为就是藏人无缘无故地进行”打砸抢烧”的暴力活动。国内比较有理性和不畏强权的知识分子在发出有关西藏局势的十二点意见后,竟然遭到大多数中国网民的痛骂,这些知识分子一夜之间就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汉奸”、”卖国贼”。在中共当局意识形态的宣传已经几乎完全失效的情况下,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反而能起到出奇的效果,让国人紧密团结在统治者的周围。看一看网络上网民的言论就不难发现,即使是在之前被认为比较有良知和理性的网站上,大多数网民竟然也都相信了中国媒体一边倒的宣传。

因为无意中卷入西藏骚乱事件,家乐福和法国货这次非常不幸地成为了很多中国人的出气筒,网络上有关抵制家乐福和法国货的帖子可谓数不胜数,”爱国主义”再次让中国人团结一致,表现出了空前的政治热情。网络签名和零星的街头抗议很多人还觉得不过瘾,深圳等地有网民正策划在”五一”期间发动更为有组织的大规模游行抗议活动。

游行示威原本是《宪法》所赋予中国公民的一项权利,但自”六四”之后,这项权利实际上已经被彻底剥夺。不过,这种权利被剥夺并不意味着中国大地上再也不会有游行示威活动,在当年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之后,北京等大城市就出现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而且得到了官方的肯定和官方媒体的报道。从那个时候起,很多中国人便认为,只要游行示威是反对中共当局所不爱的国家,就能得到官方的默许。

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共当局对这种游行示威的态度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2005年,中国一些大城市纷纷出现了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街头抗议活动,那些参与游行的所谓”爱国人士”大声呼吁国民”抵制日货”。那段时间,日本商家可谓是损失惨重,他们的店铺和商品不是被哄抢就是被打砸。即使很多游行的人有明显的违法举动,但一开始官方仍然不予追究,认为这是”爱国”的表现。但是,中共高层突然意识到这样的”爱国”行动极有可能演变成反共的活动。所以很快就将其叫停,一些准备再次发动游行的人被官方严密监控,甚至被捕。本人曾亲眼目睹2005年4月17日深圳街头几百游行者被警察带走的情形,事后,据被带走的人透露,他们被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遭到了警方的殴打。”爱国人士”竟然也会有这种待遇,可能是这些人所始料未及的。

和家乐福遭遇类似的是,美国电视新闻网CNN因为报道西藏骚乱时出现失误,所以遭到中国网民的一致谩骂。CNN主持人卡弗蒂在4月9日CNN节目《The Situation Room》中发表评论,说中国制造的商品都是”垃圾”,并说”中国人没有变,50年来还是那同一伙无赖和暴徒”。随后,CNN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15日发表声明,就卡弗蒂的言论进行辩解,称其”无赖和暴徒”言论是指”中国政府而非中国人民”。声明表示,冒犯中国人民既不是卡弗蒂先生的本意,也不是CNN的本意,CNN愿意向任何如此解读卡弗蒂评论的人道歉。

事情至此原本应该告一段落,但中共当局却穷追猛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对卡弗迪的有关言论做出了强烈谴责,并要求CNN和卡弗蒂本人向中国人民道歉。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刘建超4月16日又召见CNN驻京分社负责人,就CNN主持人卡弗蒂”辱华”事件提出严正交涉。看来,中共这回对CNN不会善罢甘休,网民的强烈反应可以说更是火上浇油。

“爱国”是一种崇高的感情,爱国的核心应该是爱人民,而爱国的前提是这个国家要值得你去爱,每个人对生自己和养自己的国土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感情,但对于统治者和社会制度却不一定,对于拥有万恶的专制独裁制度和贪官污吏横行的国家,其国民对国家的感情也许痛恨要远远高于热爱,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希望移民他国了。中国人在面对国际舆论的批评时应该理性地思考问题,不要轻而易举地就被统治者所利用,那些”爱国人士”在得到官方认可的同时,他们在很多官员的心目中其实已经被打上了”愚民”的印记,所以,针对他国的所谓”爱国”活动在一般时候成为了统治者利用的武器,而在他们不需要或是厌恶的时候,那些”爱国”行动就显得有些一厢情愿,而”爱国人士”就将面临和民主人士一样的遭遇。所以,狭隘和盲目的爱国主义不会有好结果。

2008年4月18日

刘洪波:为何会有这么多官员蹊跷自杀?

安徽阜阳的新闻,真是令人目不暇接。

行贿买官的两个法院院长刚刚以“调离岗位”草草落幕,贫困县(区)颖泉区“白宫”办公大楼的举报人李国福又在面见律师前几个小时蹊跷死在监狱医院中。

李国福举报区委书记张治安无任何审批手续强行征地万余亩、拆除小学建白宫样式的豪华办公楼、挪用水利和教育资金建玩乐场所等问题。李国福被区检察院指控贪污罪、受贿罪、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伪造公司印章罪四项罪名。这两件事情有联系吗?在得到调查之前,不便推测。

李国福却在监狱医院里完成了自杀——据说是自缢身亡。2007年8月26日,李国福被区检察院带走。12月18日,左眼失明多年的李国福失去了另一只眼睛。此前两天他给张治安写信忏悔,请求原谅。这封信是不是他最后的书写,从举报到忏悔,他在狱中经历了什么?

3月4日,颖泉区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3月11日,代理律师获准3月13日上午会见李国福。3月13日凌晨4时55分,李国福死亡,死亡鉴定书结论是自缢身亡。犯罪心理学说,那些未结案的人会对案件进入审判充满期待,李国福却在案件进入公诉、即将面见律师时自缢身亡,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自缢的过程尚未明晰,甚至自缢的工具到底是绳索还是布条也有不同说法。

我固然关注李国福的死亡,关注他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的4个家人的命运,我固然想看到张治安为何会在“白宫大楼”被广泛报道的情况下安然无恙,但是我其实更加希望知道在人身被控制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不时会有一些人死亡。

我已经看过不止一个“死在派出所”的报道,一个人被派出所抓进去,第二天或几天以后突然死去,有的遍体伤痕,有的夜间发出过令人恐怖的惨叫。然而,在派出所的描述中,这样的死亡并不总是刑讯而死的,有时是当事人自杀,有时是当事人突发疾病。

近几年,我又不时看到有人死在“双规”场所、检察院,甚至监狱。一个人的人身自由被国家机关限制,照说生命权应该可以得到比一般人更高的保障,否则黑社会老大就不至于拿“你躲到监狱里也没用”来威胁仇敌。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一个人要杀人、要被杀,都是困难的,一个人要完成自杀,也是困难的。

2002年,山西河津市煤管局长史全中双规期间自杀身亡,人们还没有太多疑惑。2003年底,曾任哈尔滨市副市长的朱胜文在保释手续即将完成之际,突然在狱中离奇地跳楼身亡,一时成为新闻。但从那以后,被控制了人身自由的人离奇死亡的事情就不新鲜了,情况无不是自杀,跳楼的、开枪的、上吊的,应有尽有。2007年4月,四川绵阳出现了被双规的官员以及负责双规该官员的纪检人员相继跳楼自杀的事件。还有官员在几乎安全无虞的状态下也自杀而死,例如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在自杀后被查出了严重违纪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官员自杀,他们是真的自杀了吗?自杀是一个解释程式,还是一个事实描述,自杀的原因是畏罪、抑郁还是羞耻感,是因为某些原因不得不自杀还是主动选择了自杀,自杀者留下了多少空白,中断了多少线索,使多少尚待查明的情况因及身而止的追究而停止下来,有没有人能够从自杀者的行为中获得利益,如果利益存在于其中是否会使一个人死掉并且看起来像自杀……如果自杀在受控状态是这么多,又说明了什么,哪些事情曾在控制过程中发生,相关机关在控制被调查者上何以存在各种漏洞……问题实在太多,而我无从获得解答,难道这样的疑问是我的头脑里独有的?

回到安徽阜阳来,这里到底还会发生什么事呢?王怀忠、肖作新、连续出现的法院腐败窝案、几百名行贿买官者不垮台、毒奶粉吃出大头娃娃、颖泉区建造“白宫”大楼,以及现在报道出来的“白宫”举报人蹊跷死在监狱医院……这些事情堆积在一个地方,几乎会使人觉得民不聊生,但又像丝毫无损于这个地方的光明,在官方网页上、地方媒体上、各种公文上,这个地方肯定仍然光华灿烂。

我已经知道,在人身自由受限制的情况之下蹊跷死亡,现在不能算是新闻,我只是不知道它背后的原因。我已经知道,安徽阜阳在不断发生荒唐古怪的事件,我不知道安徽阜阳是中国的特例,还是只有这个地方得到了报道。    

一  平:宋彬彬事件和道义重建

2007年,北京市师大附中(原师大女附中)90周年校庆,宋彬彬当选“知名校友”——荣誉名称。此事引起网沸。宋彬彬曾是文革重要人物——红卫兵运动的象征,北京市大附中是著名中学,宋彬彬当选“知名校友”寓意什么? 民众何以议论如潮?这不是一校一人之问题,而有关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历史与评价,显示中国当今乃至未来文明价值的界定和选择。此体乃大,并非小题。
 
1966年8月5日, 北京师大学女附中学一些红卫兵批斗殴打黑帮,包括三个副校长和两个教导主任: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和汪玉冰。五个人身上被倒墨汁、戴高帽子、脖 子上挂牌子、强迫下跪,红卫兵对他们用带钉子的棒子毒打、开水烫等等。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折磨,卞仲耘致死、胡志涛骨折,另外三人重伤。(参见文革史家王友 琴“学生打老师”,作者当时是该校学生)2006年,90岁 高龄的林莽先生撰文回忆:“卞仲耘领头走在前面,她的脸全被墨汁涂黑,两个眼珠子的转动就特别显眼,像两点明明灭灭的鬼火……。更为卑劣的是还强迫她遵从 红卫兵的命令大喊:‘……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 在这一行被勒令游斗的走资派两旁,都有红卫兵押着,都是女学生,大多戴着红卫兵的袖箍,红布黄字。她们手上大多握着短棍,有的还执着长枪, 是木枪。……棍子像雨点般 打在她们的头上,特别是那个患有高血压症的卞仲耘,喉咙又早已沙哑,挨棍子就最多了。” “卞仲耘终于倒了下来。那一倒下,许多红卫兵就涌到她身边,恶狠狠地喊:‘你别装死!起来!再不起来,老子踢死你!’”“ 她起不来了!另一个女红卫兵从盥洗室端来一盆凉水,兜头向她泼去,冲得她全身都是水。我实在不忍目睹,便立即匆匆离开。”(林莽“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
 
在这场血案发生时,宋彬彬是该校革委会和红卫兵的领导、学生党员。当日晚,也是宋彬彬等人去北京饭店见了吴德,汇报卞仲耘之死。而且该校的第一张大字报正是宋彬彬和另外两个高三学生贴出的。(参见王友琴“学生打老师”)北师大校友陶洛诵见证:“8月5号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校长和梅树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场高台上被打的时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后。我听到她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 红卫兵头目第二天在学校的大喇叭里恐吓:‘任何人不许往外说,谁说出去谁负责。’” 毫无疑义,对这起血案中,宋彬彬负有责任。
 
十数日后,“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戴红袖章,毛对她说:“要武嘛”。次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宋要武文章“我给毛主席带上了红袖章”,说“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自此,红卫兵暴行席卷全国。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其文件“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列举红卫兵功绩:“在8月20日到9月底40天内,北京共打死了1772人。”有关红卫兵的暴行,已有许多记述,这里不再例举。

宋彬彬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辩解,“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她还辩解,两报发表“我给毛主席带上了红袖章”,事先她并不知晓。即使真是如此,宋彬彬也还是难脱其责。去掉理想的光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红卫兵:1、效忠最高领袖;2、实施残酷暴力;3、追求极权权力和统治;4、非人性、横扫文明(砸烂封资修);5、崇尚血统特权;6、 疯狂虚妄。人们将红卫兵比喻为青年法西斯,不为过,“红卫兵”的命名即有党卫军的寓意。我们否定红卫兵,多在其暴行,但这不够。红卫兵有其政治纲领、背景和目的,也有其意识形态,其上求极权统治,下毁人性、文化,颠覆文明。于这样的组织,暴行是其必然的形式。66年红卫兵暴行横扫社会,进入了每个人的生活。红卫兵集中显现了极权政治,并将暴行推倒极致。40余年过去了,我们至今没有对此历史完整的清理和记录,反而遮掩涂改,甚至黑白颠倒,红卫兵的遗患也至今深存中国民族的肌体与社会,宋彬彬当选“知名校友”可为一例。
 
如果我们完整地去认识红卫兵运动,那么宋彬彬是否亲手打过人就不那么重要,即使她在某个时候也曾反对武斗,但作为一个红卫兵头目及红卫兵运动的一个象征,她对这部罪恶的历史仍负有责任。这里我特别要分析一下她给毛戴红袖章事件。1966年7月28日,江青在北京展览馆接见红卫兵代表;7月31日毛写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一封信;8月18日毛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毛是红卫兵运动的发动者和总后台,毫无疑问他是罪魁。毛接见红卫兵有几个目的:1、动员青年学生作为他的政治势力;2、向刘邓官僚集团显示他的政治力量;3、鼓动狂热,启动全国自下而上的“革命”。将党极权变为毛个人极权,这是毛发动文革的主旨。“ 8.18”实是毛将“人民革命”推向高潮的誓师大会。
 
骆小海记:“8月6日,在天桥剧场举行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讨论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联合人大附中和北航附中红卫兵散发了《紧急呼吁书》,提出制止打人。呼吁书同时也递交给了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当场表示了赞扬……。不料《呼吁书》报入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批评,认为这是压制群众运动。”(《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序)1966年8月中旬至11月底,毛8次接见红卫兵1100多 万人,而这正是红卫兵暴行最为猖獗时期。显然,毛是有意纵容鼓励红卫兵暴力。他清楚,要摧毁刘邓各级官僚,夺得权力,不能只靠大字报,还需要群众暴力。 毛在天安门城楼接受宋彬彬戴袖章,并说“要武”,可以说是偶然的,但是就当时全国红卫兵兴起暴力蔓延之势,这倒更类似酒后真言。特别要提示,毛“8.18”接见红卫兵是穿军装,且而这是他建国后首次着军装,他经过精心考虑,显示他掌握军队——显示暴力,革命与军队一体,威慑政敌、社会与民众。暴力与其说是毛的革命手段,不如说是他的信奉。
 
49年后,毛逐步成为国家的神像。就人们的狂热崇拜,8.18接见是一场神灵显体的巫仪式,百万民众集体迷狂。中共革命即是胜利的太平天国。在这场巫仪式中,毛宋红袖章一幕虽然是偶然的,但却是重要的:1、领袖赐予红卫兵最高荣誉——高价值量;2、红卫兵获得超乎国家、政府、法律和民众之上的特权和地位;3、红卫兵的血腥暴力得以肯定,有了“合法性”;4、向全国发出红卫兵进军的号召。“8.18” 后,红卫兵铺天盖地,由学校冲向社会,破坏与暴行进入高潮。戴红袖章一幕即是进军的号角,其是偶然发生的,但引发的能量是巨大的;而此偶然之下,隐含着红卫兵运动的本质:暴行、崇尚权力、虚妄、反文明(由彬彬到要武);也正是由于它集中体现了此本质,才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一个象征。还要补充一句,红卫兵与毛的关系是教父与教子。
 
66年8月初,北京各校红卫兵已普遍兴起,揪斗、戴高帽、殴打、游街、关押、刑讯等暴行也已流行,北师女大卞仲耘之死是典型事件。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先生在“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的公开信”中说:“宋彬彬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实质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王先生抓住了本质,在当时红卫兵就已鲜血淋淋。宋彬彬给毛戴袖章不是被动的,主意是她想到并提出的,此举使红卫兵登上“神坛”, 她自己也沾了“神光”。当然,宋彬彬当时不会想那么多,但她对红卫兵运动是推崇的,对其暴力也是认可的,此外还有对领袖的求宠。宋彬彬辩解“我给毛主席带 上了红袖章”的文章与她无关,即使如此,她还是接受了“宋要武”的名字,至今我们还能查到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要武写的大字报。“8.18”后,宋彬彬作为北女师大的“执政者”之一,该校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她也不可能未参与。
 

我们并不是抓住宋彬彬不放,不是一定咬定她打人杀人,她也确实曾反对武斗(见宋要武、华小康等“致革命同学的公开信”1966年9月6日)。这些具体事情需实事求是,但宋彬彬曾积极投身红卫兵运动,并起到号角作用,不能说因为她没亲手打过人而无罪,毛一生也没亲手杀过人,但他发动了大屠杀。
 
当然在当时的背景下,作为一个19岁 的女学生,我们今天可以对之宽容地理解,她的狂热也正是当时全国大多数人的狂热。但是,宽容的前提是审判罪行,伸张道义,否则人类社会的基础——道义原则便将颠覆。卞仲耘血案,宋彬彬是当时的红卫兵领导,属参与者。天安门“戴红袖章”事件对全国红卫兵暴行起到了号角作用,不言而喻宋彬彬罪责难逃。
 
当初全国民众在迷乱中,还可以搪塞说被蒙骗,但是经过了40多年,我们足以辨识善恶是非。我们需要:1、首先宣判罪。杀戮、酷刑、虐待、侮辱人是罪;摧毁人伦、毁坏文化是罪;追求极权统治是罪。2、认罪悔过。指使者有指使者的罪;头目有头目的罪;随从有随从的罪。在这场暴虐中,毛有毛的罪,民众也有民众的罪,后者并不可以说我们也是受害者,因为是被蒙骗而无罪。受蒙骗而施暴,依然不可逃脱罪责。谁的罪谁担,谁犯罪谁需悔。3、向受难者与被毁坏的文化道歉。4、从政治、社会、历史、人性、思想文化等各角度反省文革。
 
对于红卫兵暴行,无论是直接参与者或是幕后指使者,如果在当时或相隔时间尚不长,就一定需要司法审判。罪有当得,这是自古人类文明的基石之一。可惜这在中国并无可能,指使和支持这场暴行的正是极权制度和毛本人。而于现今,就是中国更换制度,由于时间相隔太长,背景过于庞杂,牵扯范围太大,司法审判也失去了可能。因此我们今天重提这段历史,不是要求司法清算,而是道义界定。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做,而且也是需要做的。道义是文明的基础,其界定文明的基本规范,人类社会秩序的建立根于此。道义规范破坏,整部文明即倒塌。中国当代灾祸不断,重要原因即是道义规范崩溃,红卫兵运动就是善恶价值颠倒的明证。中国眼下的黑社会化,也在道义规范被颠覆,社会正常秩序不得生成。中国要重新走向文明,就需要道义界定。 文明不是空泛的,而由人类具体的生存经验凝聚,这就如同法律的确立要以具体案例为内容。这点非常重要,道义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人类漫长生存经验的积蓄,因此它是以传统为延续为基础的。在中国恢复道义,就是恢复人类自古以来的善恶价值,其是常识性的、普世的,是为各 文明所共同接受和认定的,比如仁爱、禁滥杀、反暴行、尊重人、公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而在中国恢复这些,首先是面对中国当代反文明的历史,以道义审定所发生的事情,由土改到六四,一桩桩一件件,什么是义,什么是罪,将颠倒的文明颠倒过来,这也就是道义的落实,使道义植于历史经验的深处。概念的道义有了经验的内涵,其才是充实的具体的。而经过道义审判,被摧毁的道义价值才能重新确立,有参照,有准则,有范例。恢复道义,这是中国走向文明的基点。
 

客观地说,图片上给毛带红袖章的宋彬彬——红卫兵运动的象征,并不等同于宋彬彬本人。前者是公共象征符号;后者则是她个人,投身红卫兵只是她个人经历的一部分。 对于宋彬彬个人,我们不是要将她作为红卫兵运动来声讨,但是她对自己参加红卫兵运动的经历及恶果,应该承付责任,需要有悔过有道歉,也应该有反省认识;而文革受害者及公共社会,即使在今天,也有权对她在红卫兵运动中的所为提出指控和道义谴责;历史对此应该如实地记录和评述。我们不是要清算个人,但是经过40年,宋彬彬并未认过道歉,也没对红卫兵运动反省,而只是为自己开脱辩护,这不能让人原谅。一位网友评论说:“她既然参与校庆的评选,完全可以表明她对文革的态度,以及对8.18以及红卫兵暴力的态度。比如,她可以在那张照片下加注释:这是当年我曾引以为荣的照片,今天看起来,它联系着无辜人民的伤亡和国家的动乱,我没有思考,没有拒绝,如今深以为耻。”今天回首,面对那些死难,说这样一句话并非苛求,但是宋彬彬没反悔也无歉意。当初参加红卫兵运动尚可以说无知,但40年后仍然拒绝认过道歉,这是对受难者和人类道义的蔑视。当然,1949年以来,中国绝大多数参与杀戮与迫害的人都没有反悔和道歉,而这就是中国丧失道义的标志。
 
就算宋彬彬可以像绝大多数红卫兵一样对他们参与的罪行保持沉默,但是她出来参选北师大附中“知名校友”,却不是对红卫兵之罪的沉默。某位替她辩护的人也说:“宋彬彬出来应选知名校友是不明智的”。著名学府 的“知名校友”,是社会荣誉,代表教育的价值和取向。作为“知名校友”的宋彬彬同样不是她个人,而是社会价值的公共符号,而这个象征符号和给毛戴袖章的象征符号是相通的,前者包含后者。赋予“宋彬彬”以“知名校友”的荣誉,就是对红卫兵运动及其暴行的肯定。特别是该校推荐知名校友的网页上,宋彬彬个人简历栏目注有:“在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为主席佩戴上红袖章”,北师大实验中学所编《辉煌90年》 纪念画册,也将宋给毛戴袖章的图片刊登其中。昨日的血迹尚未清洗,今日就公然赞颂暴行,这是对千百万受难者的蔑视,是对文明的挑衅。人们之所以对宋彬彬当选知名校友“不依不饶”,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有关:如何评述红卫兵暴行?中国有没有道义?什么是中国的荣誉? 以什么教育中国的学生?中国走向哪里?
 
请不要说,此事件仅仅是一所学校评选荣誉校友活动,无关政治与社会。此次北师大附中校庆,有108人被推荐为“知名校友”候选人,其中包括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但是她最终被刷掉。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她创办了“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国第一所文革博物馆,因为她近30年来始终不渝地寻找文革的死难者,调查记录文革的罪行。她说:“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被记录。这是基于一个最简单的信念: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于是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以王友琴博士所做,以及她对中国文明的贡献,可以说她是北师大附中90年历史中的第一人。历史将铭刻1966年红卫兵在该校的暴行,文明的殿堂沦为暴行的屠场,这是该校永久的耻辱,应该世代铭记。而王女士则是祭奠死难,记录这场罪行,寻找正义与人的尊严。她孤身一人,无任何资助,顶着压力,数十年如一日,采访了上千人,为600多受难者立传,记录他们的血难,为他们恢复名誉,谴责罪行。她为中国当代历史奠立了一块文明与非文明的界石。作为校友,王友琴洗刷了北师大附中的耻辱,为其挽回了荣誉。但是为什么,王友琴女士被从“知名校友”中拿掉,而宋彬彬却当选?实在地说,不容王友琴当选“知名校友”未必是北师大附中的真意,但校方不得或不敢不如此,因为王友琴纪念文革受难者,就是公布谴责毛、极权制度、文革和红卫兵的罪恶,而这是当局所不容的。中共虽有改革,但仍是毛政权的延续,毛是其祖师,也是其旗号,而昔日的红卫兵如今许多已是党军政要员,这就是宋彬彬当选而王友琴落选的秘密。但是在此事件中,北师大附中还是难逃其辱,讨好权力,隐瞒罪行,颠倒善恶,轻蔑受难者和道义,这是在40年前的耻辱上再加耻辱。40年了,人们已经看清而且明白,但是这样一所著名的学府为什么再次背叛文明?

中国人并不缺少思考能力,1949年后发生的事情,大家心知肚明。但是事实和是非都不允许讲述,统治者宁愿其似是而非,指马为鹿,最具象征的就是毛的画像依然悬挂于天安门城楼。毛是极权中国的创立者、偶像,邓及其后的政权与制度是由毛那里继承来的,他们与毛是同党。如果放倒毛,清算毛的罪行,中国的现当局也就失去了“合法性”,官员将被清算,极权制度也将塌毁。因此要维护现政权与制度,就必需维护毛,保留毛的旗帜,涂抹篡改隐藏毛的罪行。

毛和中共的革命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与文明,给中国带来一系列的灾难。如果中国要恢复文明,就要清算毛和中共的历史,确立文明的正值,重建道义规范,如此中国才能建立有序社会。但是于中共,毛恰恰不能批,否定毛就是否定“新中国”,否定党,否定一党专政制度,因此毛像必需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北师大实验中学所编《辉煌90年》 纪念画册,将宋彬彬给毛戴袖章的图片刊登其中,其意义与此是一致的。

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社会按照人文价值组构秩序,没有正面的道义价值,文明社会也就无从组建。中国经济飞跃,社会反而黑社会化,而且其趋势越发严重。中共的几十年的极权统治,不仅是杀戮残害了数千万人,也还在其颠覆了文明——消灭了道义、公正,乃至人们生活中常识性善恶道德。于是社会组构的纲常被绞断,人群共生的基础被摧毁。虽然,毛后中共放弃了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但是为了维护中共权力,毛符号党符号依然垄断意识价值,这套符号血迹斑斑,满是谎言,是伪价值。而一个社会没有道义规范与文明价值,必定是盛行丛林原则——厚黑说——的野蛮状态。中国铺天盖地的贪污腐败、造假、黑社会化就是必然的。强权与黑社会是一致的,它们是社会无序状态下不同的暴力形式,而且它们将结为一体。而这种状态最终将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崩溃,因为暴力和无信将成为全民的生存方式。

人之出性本善,这话有些空泛,但是人性确有道义与善的需求,有建立和修复文明的本性,这也就是文明所在的原因。即使是在最黑暗最残酷的时代,人性良知也不会全然灭绝,比如林昭和遇罗克。八九运动本质上是否定极权统治,伸张道义诉求公正,要求重建文明的爱国运动,青年学生们代表了民族的希望与理想。可惜这场运动淹没在鲜血中。八九之后,天安门母亲群体在恐怖下对道义的不屈寻求,是民族良知与爱的代表;异议者、自由知识分子对于专制的批判对民主的呼吁;特别是维权运动兴起,道义与公正落实为个人权益的诉求,公民正在生成。这些说明,中国人有良知,有道义诉求,他们可以依靠自己建立一个公正文明的中国。孙志刚事件、萨斯事件、太石村事件、厦门PX事件、黑砖窑事件等等,这些都是发自民间。如果没有权力的障碍,中国将发生广泛的重建道义,复归文明的社会运动。但是由于权力的障碍,中国健康的道义力量遭打压,而不能正常生长。中共垄断了社会、话语和价值权利,即扼制了中国民族对文明的修复机制,他们剥夺民众社会权利,控制言论,恐吓、收买知识分子,打击、监禁异议者、维权人士和反对派,他们扼制和打击的对象正是重建中国道义规范不可缺少的力量。道义与公正从来就是在各方利益有效的对抗与平衡中方可建立的。经过长久的破坏和极权统治,中国道义的呼声本来就是弱势,而庞大的国家权力又操纵专制机器镇压异己,这就更致使中国道义规范无可建立。

宋彬彬当选“知名校友”是个文明价值颠倒的典型事例。为什么北师大选知名校友,刷掉王友琴而取宋彬彬?王、宋二人的文明价值之差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一所著名学府却斥前而媚后,这不是一孤立事件,其象征性表明当今中国文明价值的颠倒。可以相信,如果没有权力与政治的介入,北师大附中知名校友会选王友琴,而非宋彬彬。正是中国的权力和制度决定了此事件价值倒置,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极权对于文明的有害,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当今中国社会糟糕的人文状况,由天安门城楼的画像到六四,由党报到小学生的课本。强暴者荣,赴义者辱,社会不糜烂不黑化,能如何?

人受价值观念支配,社会也按照价值符号而组构,如果价值倒置,人性和社会最终将混乱乃至崩溃。人是有限的,权力也使有限的,极权者错误地相信权力什么都可以操纵,可以任意所为,由经济到法律,由言论到思想,由社会到人性,由历史到价值,由真理到信仰,其实这是妄想。新中国的一系列灾难都源此虚妄。毛操纵一切最终毁灭一切。文明根于人性,是人存在之必需,尽管诸文明相异不一,但其基本原则相通,恒久不变,它不是谁一时的创造,也不能由谁由哪一党所控制,它是千百年来人类生存的共同经验的积蓄与延续,是人存在之本 。宗教地说,它来于神;人文地说它是人世之永恒。强权下,指鹿为马或许可以得逞,但人心不服,人们在接受的时候就开始反叛,随时准备颠覆它;即使人们认知有限,一时被蒙蔽,但也不会长久,人毕竟要面对真实面对生存,寻求生的保障和价值,实现人性。所有反文明的政权都是短暂的。价值和公共符号体现群体共生的规则与经验,不可以随意操纵,即使古代专制帝王也需遵循传统。权力操纵价值和公共符号是危险的,最终是摧毁社会和文明,也包括他们自己,极权的危险就是其摧毁文明,当代中国的连续灾难就是证明。

中国要归附文明,复建秩序,即要道义正名,这一关跳不过去,有此才有文明规则的建立。而做到此,中国政权就需要放弃对价值和公共符号的操纵垄断,将之交还给社会和公众,具体而言就是思想、言论、新闻、出版、教育自由,将其权利还与民间。试想,如果没有权力干涉,由北师大附中的校友、师生自己评选“知名校友”,当选的会是王友琴还是宋彬彬?但是如果有权力的操纵和障碍,那么其结果也就自然是颠倒的。明此,我们就清楚中国复建文明的结症何在。但是权力的本质就是膨胀——最大限度地追求统治,何况是极权政权,因此我们不能指望权力归还道义,而需要我们秉持良知,面对真实,坚持不懈地为道义言说,为道义正名,为不公正说话。比如该宋彬彬事件,我们就需要抵制权力抵制对权力的谄媚,谴责红卫兵暴行,维护受难者,捍卫道义原则。道义不属于权力,它需要从权力那里解放出来,恢复其神圣尊严,成为人们共同生活的准则。道义本身就包含对蛮横、暴行和强权的抵抗,它是富有勇气的抗争。并且,我们也不要指望中国当局会主动将思想、言论、新闻、出版、教育的权利归还予民,自由权利的获得只能来奋争,民间要有足够的力量和压力,这是一个与政权博弈过程。在中国 只有获得新闻、言论自由,重建社会道义才有可能,道义需要舆论和民众认同方可确立。

严格地说,重建道义首先是知识者的责任,知识者的责任是良知,在本质上知识者是文明的祭司,历史上知识者由祭司演化而来。遗憾的是49年后,中国的知识阶级在整体上已经被消灭了,他们早已沦为权力的仆役和工具。现在中国有不少独立优秀的知识者个人,但是没有一个承付民族良知与命运的知识阶层,中国文明的毁灭与中国知识阶级的被消灭是一致的。北师大附中“知名校友”事件折射出当今中国知识阶级与权力的暧昧关系,也显现了他们的卑微与屈辱,这是中国民族的悲哀。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文明的复兴取决于知识者的独立与尽职——分立于权力而忠实于良知。中国需要完成一次知识者与权力的分立,良知、道义与权力的分立。中国知识者只有在承载文明的命运、道义与良知中才能重新站立,才能重新获得他们的人格与尊严。

                                                           2008年2月于  伊萨

恭道之:粪粪时代的混乱图景

近日上网,即时通讯工具三番五次像播广告一样跳出60年来为每个中国大陆公民所熟悉的话语形态:“各位同胞:奥运圣火不断受到骚扰,尤其在巴黎。巴黎市政府竟把藏独标语挂上市政大厦!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支持藏独为北京抹黑!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抵制中国奥运!德国总理公开支持藏独,不参加奥运!面对21世纪的中国八国联军想干什么?让全世界看看中国人团结的力量!5月1日,让全国的家乐福冷场!6月1日,让全国的肯德基冷场!每人转发10个,你就是优秀的中国人!每人转发20个,你就是最爱国的中国人!中国人万众一心,团结起来,让小台湾/韩国人/日本人/全世界看看,为胡哥加油!”这样带有明显病态的煽动性口号持续几日从聊天屏幕里强行跳入我的眼帘,看后只有苦笑和无尽的悲抑!

无独有偶,长平的《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一文也碰触到某些“爱国人士”的敏感神经,从而引发了一场闹剧般的网络混战。说实在的,我个人感觉长平此文是比较克制的,看不出有何过火之处,可是“爱国人士”脆弱的神经再也经不起惊吓,见到稍微不与己保持高度一致的言论就兴奋得将对方打入“汉奸”一册。可见愤青到粪青再到粪粪的词语转化是合情理的,粪粪喜欢制造敌人再打击敌人的快感。

辱骂欧美、抵制家乐福,以祖国的名义、文革式的暴力话语,快意恩仇般地发泄。这是中共统治以来,病态社会下病态人们的日常生活。红军是抗日的主力,国军不抵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2008奥运就是爱中国,爱祖国就得爱2008奥运……强制、宣传、灌输、服从、谎言——融入日常生活,每个人的心理都在焦虑中挣扎,每个人的大脑都在思维中短路,每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都在扭曲中崩溃,于是身体和精神陷入支离破碎。文革的丑剧、六四的血腥、西藏的苦难、不得人心的北京奥运,当崇尚普世价值的公民挺身而出,当世界舆论起而抗议,中共便使出惯用伎俩再次上演戳破帝国主义企图污蔑、颠覆、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阴谋的活闹剧,且屡试不爽。当中共置换成中国时,粪粪便群起高呼祖国万岁,大有抛头颅撒热血为国挺身而出之势,这是中共60年来革命教育的后遗症,粪粪此刻正成了统治集团有利的工具。于是,粪粪总是时不时显出一副被认可的主人的姿态,完全不顾狼奶毒素在身体里的毒副作用,粪粪也就成了不完全人格症候群的一记符号。

2008年3月22日,马英九在台湾大选中获胜,这个被人亲切地称作“小马哥”的总统的当选再次证实了台湾民主的成长进步,落选的谢长廷也同样表现得极有风度。那一日的确令人感慨颇多,难怪有网友抑止不住激动的心情:“今夜,我们都是台湾人!”那一刻,我也有流泪的冲动,台湾已在民主的正途上前行,中共仍在倒行逆施。“爱国粪粪”对此自然颇有微词,他们一直坚持把台湾夺回来,甚至宁愿台湾被核平也不愿台湾独立自主。同样,西藏希望能摆脱中共的控制,拥有独立自主的地位,可这不但招致中共当局公开地血腥镇压和疯狂颠倒黑白,更刺激了粪粪的民族主义情绪,西藏开始在“爱国粪粪”中再一次变得面目可憎,达赖再一次遭受到无休止的辱骂和攻击。剑桥大学著名人类学教授里奇指出:“种族主义除了可以用作政治资本和武器外,其余一无是处。”

种族主义意识的蔓延最终导致了德国纳粹运动,希特勒说,基督教和基督教所讲的仁慈,应该用“弱肉强食的伦理观取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政治经济混乱,放纵的思想泛滥全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便在这种情形下大行其道了。斯宾塞、达尔文、赫胥黎甚至希特勒,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优越感也自此找到了理论基础,种族主义的前路必是独裁和专制。所以我一向不反对台湾独立和西藏独立,我坚持认为“主权”这类混淆视听的概念不可取,人权总是高于所谓的主权,只要每个人活得像个真正的人、过得自由快乐幸福,那么就无所谓他是哪国人。台湾和西藏属不属于中国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活得怎样,他是否有尊严、自由、人权等。同理,北京奥运本来跟我的日常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当它被政治化,强行闯入我的生活时,那么我就要理直气壮地抵制它。无恒产者无恒心,在中国公民普遍没有私产的状况下,房子或许能带给个人一点安慰,可是政府却能以奥运的名义强拆民房,那公民就完全有正当理由抵制北京奥运!

弗兰西斯•薛华的《How should we then live?》(中译本为《前车可鉴》)一书令我感到豁然开朗。它使我看到,当没有变质或者未异化的基督教思想舆论在一个时代占上峰时,这个时代总是比较和谐的;一旦基督教思想舆论减弱,大多数人就会接受两种贫血的价值观念:个人的安定和个人的富足,当然也可置换为国家的安定和国家的富足。宣导无神论的中共,向来对公民的宗教信仰管制颇多,教堂被规范为“三自爱”,家庭教会则到处受逼迫、压制,中共治下的社会难免乱象丛生,需反省它自己便是始作俑者。

当人类把自己无限化,以造物主的身份自傲时,诚信、谦虚已不存在,什么混乱景象都有可能发生。古罗马的衰亡以及所多玛、蛾摩拉、巴比伦的被灭,与今日中国病态社会下人们混乱、荒诞的生活图景相较,可见没有信仰、消灭信仰之恶果。好炫耀和奢侈;贫富极度悬殊;纵欲;艺术畸形发展,以赝品代替真品,把狂热当作才能;人人都想依赖国家生活而不事生产。这五点是吉本提出的罗马帝国覆亡的主要原因。古罗马社会所有的坏风气:腐败、颓废、堕落、无理性的暴力,在现今之中国随处可见。

六十年代的动乱,七十年代的冷漠,八十年代的理想企盼,九十年代的空虚堕落,不独中国,当时世界范围内也在传播这种流行病。薛华叩问:“社会不能抵受混乱时,某一团体或某一些人就会出来填补这真空,他们会给我们独断性的绝对标准,那时,谁敢起来对抗呢?”没有个人尊严做基础,独裁专横的手段便代之而起。粪粪便沿袭着中共的教化,可以把反对派工具化,也可以把自己的战友工具化,一切只为达到目的而运作。基督教则肯定每一个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因此,每个人都是有尊严而不断发展的实体。

薛华指出:“维持北欧及西方社会安定与自由的基督教舆论一旦丧失后,社会的真空状态便由一人或某些精英分子所填补。这些精英分子就是法律,就是绝对,而且可以天天不同。”所以在受恐惧和谎言支配的社会下,缄默的大多数便应运而生。也正如薛华所警示的,他们无论老少,只要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受干扰,宁愿失去自由也不会发声,因为这群大多数只注重个人的安定与富足。如中国特色的网络编辑们就宁愿自宫也不愿承担任何一点风险,默默地配合着中共强大的网络管制系统,甚至幻想着还未发生的威胁来促使自己时刻保持警醒。现代任何的独裁政府,都拥有层出不穷的操作方法,而中共在这方面则最突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保障人权全部可以借奥运会开出空头支票,控制公民的身体和大脑的肮脏行径依然稳步执行。粪粪也借以维护国家统一、祖国高于一切、为中国人骄傲自豪的名义,把自由、人权、尊严狠狠践踏。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记录下他的愤慨和时代的“恐怖之窟”,有人劝他“让过去的过去吧”、“牢记过去,你会失去一只眼睛。”可是索尔仁尼琴加上了一句话:“忘记过去,你会失掉两只眼睛。”记忆是珍贵的,没有对过去的反省、忏悔,又怎能切实地推动未来的改变?

经济崩溃、暴力的混乱或战争、全球财富彻底再分配、世界粮食即其他资源的逐渐短缺……时代的压力多次警醒人类,尤其那些没有宗教改革基础国家之公民,会首先向极权主义低头,鲜有人起身保卫自由和个体。民主不能徒具形式,不建立在有序、自由的世界观上,当外界压力增加时,人们便会受不了。对当前中国而言,教育是很重要且迫切的,这么多粪粪的存在就是一种灾难。年轻人的思维、价值取向不能再这样被毒化了,80后也好90后也罢,以及他们的父辈祖父辈所受的毒化教育的灾难性后果正在一天天显现,中共要为制造愚民顺民而编织的谎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

孙多慈鲜为人知的尘影往事

2005年10月,为纪念画坛一代巨匠徐悲鸿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江苏省美术馆隆重地举办了《大师与大家》画展,广受关注。徐悲鸿是江苏宜兴人,生前艺贯中西,才情惊世。他曾在六朝古都生活、工作过近十年,这儿的山水城池留下过大师的足迹,他的创作实践与情感经历也丰富了南京积淀深厚的人文历史。画展上还展出了著名女画家孙多慈的自画像,吸引了许多参观者。孙多慈毕生挚爱着业师徐悲鸿,谱写出永久的留下太多遗憾的悲情恋歌,然而,由于孙多慈长期远离祖国,她的经历与事迹一直较少为人所知……

一、“台城夜月”画作凝聚了一段师生恋故事

1927年初,徐悲鸿、蒋碧薇夫妇迢迢万里,从法国回到“风雨如磐”的祖国,家住上海霞飞坊,并应友人田汉之邀,去其创办的南国社教授绘画。1928年2月,南京中央大学聘徐悲鸿为艺术系主任,自此后,半个月住上海,半个月住南京,月月奔波于沪宁铁路上,虽然挺累,但徐悲鸿兴致很高。一年后,徐悲鸿夫妇与中大文学院院长谢寿康一同迁居中大后门石婆婆巷一旧式大宅院里。但才住两三个月又迁居中大丹凤街宿舍区一幢两层洋楼。徐悲鸿与妻子蒋碧薇性格不合,龃龉日增,这令他很郁闷。1933年,他与中大艺术系女学生孙多慈产生了恋情。

孙多慈,又名韵君,1913年生,长大后端庄秀美,颇具艺术气质。她出身于皖东寿县的书香名门,祖父孙家鼐曾任清廷大臣,声名显赫。父亲孙传瑗饱读诗书,曾长住南京,在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麾下任过秘书,官儿虽小却因曾与这位大帅叙过族谱而留下麻烦。1927年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孙传瑗遭通缉,曾被当局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服刑,家中变故令孙多慈痛苦而忧郁,师长徐悲鸿的关切却令她感受到温暖。师生间恋情纯洁而热烈,超脱了世俗观念,虽受到周围人们不少非议,但他俩并未后退。徐悲鸿在中大艺术楼画室里为恋人画了幅肖像,笔墨浓淡有致,画中人俏美传神。徐悲鸿还画了一幅油画《台城夜月》,画面上是他与恋人双双呆在一高岗上,徐悲鸿悠然席地而坐,孙多慈侍立一侧,素面朝天,她脖颈间一条白纱围巾随风飘动,天际一轮皓月,山岗下古台城若隐若现。蒋碧薇对丈夫的婚外情早有所闻,自是很气恼,与丈夫的隔阂加深,常常争吵;但为了维持这个家庭,也为了脸面,她还不愿选择离异。一日,蒋碧薇趁丈夫去龙门大酒店为即将出国担任驻比利时大使的老友谢寿康送行,她赶到了中大画室取下那两幅画,交给一位学生,请他代送回傅厚岗家里,藏在女佣人同娣的一只旧木箱里,待丈夫回家后,蒋碧薇郑重声明:“那两张画放在中大画室里未免太显眼,你应顾惜自己名望和家庭,凡是你的作品我都不会毁掉,可只要我活在这世上一天,这两幅画最好不必公开。”徐悲鸿自知理屈,报之以沉默。以后,只要妻子不在家,他都在家内外东翻西找,一直未找到。1937年抗战爆发,徐悲鸿一家也随中大西撤重庆,女佣人自然不会将画带走。南京城里东西都已搬空了。孙多慈肖像画已不知落入何人之手。至于画在三夹板上的《台城夜月》却也由于某种原因而未能保存于世,实乃一憾事……

二、王映霞为孙多慈与许绍棣做媒

1937年底,郁达夫的美貌妻子王映霞携几个孩子逃难到浙江丽水,租下县城里燧昌火柴公司的两间房子安顿下来。当时,从杭州迁来的省政府,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厅以及各厅的附属机关都驻在很宽敞的燧昌公司里办公。王映霞因丈夫郁达夫的关系而认识了省主席黄绍竑、财政厅长程远帆、教育厅长许绍棣等人。许绍棣特别友好,常对王映霞多方关照,登门看望,送些水果等礼物,这给王映霞带来了麻烦,引来人们的风言风语,绯闻不少。但她自认为人正不怕影子斜,未多理睬,我行我素。她对许绍棣的印象尚好,否则也就不会给许和孙多慈做媒人了。

许绍棣,1900年生,浙江临海县人,自幼父母双亡,靠伯母抚养成人。中学毕业后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在富绅方家当家庭教师。方家大人很看重他,遂将女儿方志培嫁给他。1936年,方志培患结核病去世,留下三个女儿。许绍棣在1928年后担任过数年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成为国民党一方政要。他曾因行文通缉鲁迅而被世人视为与进步文化人士为敌的反动分子,而且对他的负面评价似已成为定论,而在抗战初的浙江丽水,王映霞似乎更注意到许的儒雅谦和、热心助人与很有家庭责任心这一面,交往较多,以致这段情谊成了几年后她与郁达夫离异的导火索。1938年元旦,郁达夫从陈仪主政的福州来丽水,欲接妻儿们去武汉,因他已在郭沫若任厅长的军委会政治部三厅谋得职位。西行途次,王映霞与浙江省政府秘书李立民的五个女儿同行,李家大女儿李家应毕业于南京中大艺术系,这次是打算到汉口找个工作。她告诉王映霞,她有个同学好友名叫孙多慈,她父亲孙传瑗就在浙江省教育厅当书记员,孙多慈为陪伴父亲,这次就暂没有与李家应同行。接着,李家应谈了她所知道的孙多慈与师长徐悲鸿的恋情,断言绝不可能结合为夫妇,因为徐是有妇之夫。蒋碧薇曾留法,亦是经历过大世面的知识女性,她断不会以牺牲自己作为代价成全孙多慈。李家应几次托王映霞为孙多慈找个对象。王映霞这才想起她住丽水时曾多次见到的风姿优雅、气质不俗的“相门闺秀”,首先就想到为她与许绍棣做媒,遂不顾丈夫郁达夫(他是鲁迅的战友,一向厌恶许绍棣)的反对,张罗起来。必须要说的是孙多慈对父亲的这位上司也有些好感,欲寻找到乱世飘零中的依靠,否则她完全可以婉拒王映霞的做媒。她同意与许绍棣先通通信,增进了解,也认可了许有三个女儿的事实。尽管在她心灵深处仍思念着徐悲鸿,但她显然是务实的,又很想摆脱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师生恋”的无形压力。再说孙多慈已二十五岁了,当时应已算上待字闺中的老姑娘了。她不能不做现实的考虑。

三、战乱年代的爱恨情怨

1938年3月里,孙多慈与父母逃难到湖南长沙,住在市区黄兴路附近小巷深处的小旅馆里,虽说还略有积蓄,但战乱年头,物价腾飞,胜于武汉三镇。一家三人心生烦忧。孙传瑗并不怎么清楚比他夫妇俩先期抵达长沙的爱女已与那时尚在浙南流亡政府任教育厅长的许绍棣建立了通信关系,在处朋友。只是他在丽水时已隐隐感觉到勤于公务整天忙得团团转的许厅长似乎对他这个小小书记员特别客气,处处关照,还安排孙传瑗夫妇住到建有防空洞的丽水中学校舍,以防日军飞机的日益增多的空袭。孙传瑗思女儿心切提出欲辞去公职去长沙。许绍棣立即批准,除命财政处支付三个月薪水外,又大笔一挥特批一笔补助金,是大洋八十元,令省教育厅官吏们无不咂嘴称奇,因为许绍棣平日自奉廉俭,并不怎么搞特殊化。他对办公经费控制甚紧,挺抠门儿,能省则省,政声尚可。当然,人们若是知道其间隐藏的秘密,恐怕是会生出些腹诽的。许绍棣还安排总务处两名精干的干部护送孙传瑗夫妇乘长途汽车去赣州,再转道水路去南昌,送至湘南的株洲才分手,令孙传瑗感激万分……而孙多慈的心仍牵挂着分离已大半年的徐悲鸿,她几经思想斗争,背着父亲给已在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继续执教的徐悲鸿写了封长信,表达了问候之意,诉说了思念之情,信中她称何去何从,尚在举棋不定,很苦恼。而徐悲鸿那时与妻子蒋碧薇的感情已接近于破裂,虽同住磁器口一宅院却分床睡觉。夫妇俩由常争吵而进入冷战,同乡前辈吴敬恒的朋友张目寒(美术家,安徽人,时任中央立法委员)等人都已懒得介入调解了。蒋碧薇先在复旦大学代课教授法文,后又去国立编译馆工作。她喜交际,在陪都上层官太太中有些人缘。她们都同情蒋碧薇的处境,指责徐悲鸿移情别恋,对家庭缺乏责任心。其实蒋碧薇与旧日相好张道藩的关系已日益密切,常私下约会,一同喝咖啡、跳舞,而徐悲鸿却因自己被抓住“移情”把柄在先而一直忍受了妻子感情的出轨与背离。他私下曾对留法好友郭有守(四川教育厅长)表示他早受够了,想离婚却又有些不敢,因为蒋碧薇很会造舆论,太不好对付了。他接到孙多慈的信后,偷偷地读了一遍又一遍,真是百感交集,恨不能立即去长沙与心上人相聚。但学校新学期已开学,他是艺术系主任兼中大校务委员,总不能抬腿就走呀。

于是徐悲鸿提笔以自制的水墨插画信笺给孙多慈写了封信,好言安慰,表示过些日子,他一定设法去长沙见面,当时国民政府各部委、中央军委会各厅处尚在武汉领导全国军民从事救亡图存的抗战事业,而一些与作战无关的机关已陆续西迁重庆了。徐悲鸿说是应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及负责人田汉之邀要到三厅从事宣传工作,于是他名正言顺地于1938年4月初,沿江东下到达充满同仇敌忾气氛的武汉,见了熟人、故交郭沫若等人。三厅负责抗战宣传,已集中了成百上千进步文艺界人士,王莹、金山、洪深、刘开渠等都在那儿,可谓才俊济济,抗日热情似火。徐悲鸿却只在武汉待了几天,作了十几幅国画留给三厅美术组的友人,用于义卖并以所得款项支援前方抗日将士(他觉得这样做才稍能心安),而后便转往长沙了。战乱中与温柔多情又贤淑的孙多慈在异地相逢,自然是倍感亲切。徐悲鸿心中的落寞与忧郁也就一扫而空了。一日,这对师生恋人在火宫殿小馆子里吃了顿油炸臭豆腐,外加苏南风味的肉馅馄饨,而后乘上一辆黄包车冒着淅沥春雨同游湘江北岸的岳麓山。在岳麓书院外古山亭上,孙多慈说了王映霞为她与许绍棣做媒一事,并说她已与许在通信,也接受了他从浙南托人带来的一笔钱,还帮许代购了一批长沙出版的抗战刊物寄过去,她坦承自己并非喜欢这个男人,下一步怎么办,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徐悲鸿心境黯然,一时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他还是提醒孙多慈:“这个人我当年在上海见过,人并不很讨嫌、有些文人风度,在北伐战争中还立过功。不过,他因在民国十七年行文通缉过鲁迅而为世人所诟病。你没读过鲁迅、曹聚仁、郭沫若等人批判他的杂文与时评吗?”孙多慈苦笑着摇摇头说:“你是知道的,我对政治斗争一向很不感兴趣,我醉心的是美术是色彩,是形象与意境。吴敬恒那个党国元老,你的无锡老乡,搞反共可比许绍棣厉害得多啦,他是‘四一二’事变的主要策划者,敝同乡陈延年(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的长子)正是被他告密而在沪上被捕送了命的,而你们夫妻俩一直与他过从甚密。在南京时,你们常邀他来家吃饭。你在鼓楼傅厚岗购地建别墅手头太紧,吴敬恒不也捐助二百银洋?我在丽水时倒是发现许绍棣热心于抗战事业,为办战时流亡中小学而不遗余力地奔走,从不讲究个人物质享受,浙省主席黄绍闳就几次公开表彰他。他对客居丽水的进步文化人士也给了不少关照,可见人是复杂的,不可因一事而论之,以偏概全。”

孙多慈话中含有为许绍棣辩护的意思,徐悲鸿一时也无话可说……过了几天,徐悲鸿一路把孙多慈和她的父母护送到广西桂林,拜托他的友人、时任省府总务处长的孙仁霖为他们在城内中山路上找了一家干净的旅馆安顿下来。孙仁霖早年毕业于广西大学,喜爱书画,一向崇拜大画家徐悲鸿。他置办了丰盛的宴席为徐悲鸿和孙多慈一家人接风洗尘。这令孙多慈感到很有面子。接下来她带上画夹天天跟着情人外出游玩写生。俩人相依相偎,泛舟清碧的漓江上。“桂林山水甲天下”果为不虚,江流曲折,波平浪静倒映出两岸的奇峰峭岩。

江光山色,移步换形,充满诗情画意,这对情侣重又寻回了几年前在南京秋天月夜同游古台城上、泛舟玄武湖上的感觉,沉浸在幸福意境中,早将各自的烦恼抛在一边。孙多慈表示她愿意再等一年,待徐悲鸿与蒋碧薇协议离婚后,即与他同结连理。至于浙江的许绍棣那边她可以随时写信回绝的。徐悲鸿顿时又被苦恼所支配,离婚就那么容易吗?在桂林期间,孙传瑗终于不想再对女儿和徐悲鸿的“师生恋”保持沉默。他是恪守旧礼教传统观念的人,一日他支开妻子和女儿,单独邀徐悲鸿谈心,明确指出:“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小女是你的学生,这层师生关系无论如何不能够改变。浪漫情事总应有所限制。你即使以后与太太离异,我也不能同意小女嫁给你,我不愿被别人在背后指点。你的关照与相助,我日后自当设法相报。只是从今日起,请你能体谅我们的处境,你还是速回重庆教书吧,你的学生们需要你”……徐悲鸿很有些尴尬,也实在找不出辩驳的理由,表示自己会三思而行。次日,孙传瑗夫妇便严格限制女儿的行动,不让她再出去。徐悲鸿在五月初只得怏怏离开桂林,经贵阳返回重庆沙坪坝……孙多慈在桂林病了一场。思前瞻后,她不得不选择遗忘(当然这是违心的,也不可能的)。她狠下心来,中止与徐悲鸿的书信联系,却又带着无奈的心情与许绍棣恢复交往。两年后,孙多慈与许绍棣结了婚,生了两个男孩,大的叫尔羊,小的叫珏方,长大后都到美国留学,攻读数理学科,卓有成就。

四、孙多慈与蒋碧薇在南京的邂逅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南京光复。蒋碧薇一年前已在重庆与徐悲鸿协议离婚,她分得丈夫的几百件价值连城的画作,心满意足。俩人在婚姻上的是非曲直,世人众说纷纭。

但这无损于画坛一代巨匠的形象,因为中统文化大头目张道藩介入其中,成了又一个“第三者”后社会舆论就更倾向于同情徐悲鸿,而徐在离异后已寻得解脱,不久,就与湘籍女学生廖静文结合,伉俪情深。1946年春,南京春雨绵绵,新绿渐浓,当孙多慈旧地重游,独自徘徊于鼓楼傅厚岗的坡路上和四牌楼中大校园内外时,心情惆怅而痛楚。据她遗留下的日记披露,她心中挚爱的人从来只有徐悲鸿一个。她从杭州来到南京这伤心动情之地,总渴望能与心上人再见上一面,但她明白这已不可能,据报载:徐悲鸿来南京小住月余后即去北平接办国立美专,再说他已获得了幸福……孙多慈打着雨伞,缓步而行,抚今思昔,百感交集。当她行至湖南路中央党部附近时却无意中看见了蒋碧薇,不由后退几步隐身街树后。这位讲究虚荣个性好强的妇人衣着华贵,神态闲适,她是从一辆小汽车上下来的,车主显然正是张道藩,他未下车,驱车开进中央党部大院。他与蒋碧薇早就半公开同居,倒也情投意合。蒋碧薇并没看见自己的旧日情敌,但孙多慈的心仍一阵颤抖,有些畏怯。十余年前在南京,蒋碧薇曾几次当众羞辱她,令她穷于招架,如今,一切都成为往事了,她感到自己与蒋碧薇都很不幸……孙多慈于1949年随丈夫许绍棣去台湾,她成了知名画家。徐悲鸿于1953年9月辞世于北京中央美院院长任上。此时远在海外的孙多慈惊闻噩耗痛不欲生,为挚爱之人守孝两年,此事至今广为流传。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孙多慈常客居美国,住长子许尔羊家。她在心灵上与同床共枕多年的许绍棣更加疏离,但仍维持夫妇关系,这也许注定了是一位不凡女性的人生悲剧。而许绍棣也无奈地默认了妻子心灵的叛离,但仍真心地爱着她。1975年孙多慈去世后,许将亡妻的作品一直珍藏着,有的如《玄武湖春晓》等一直挂在四壁上。许绍棣晚年信奉天主教,尤专心吟咏,从他的集唐诗中可看出对故乡的深情切念,如:“几多人物在他乡,枕绕泉声客梦凉,白首思归归不得,海天东望夕茫茫”,很悲凉。1980年许绍棣去世后与孙多慈的骨灰合葬于台湾阳明山。

怀念李慎之先生

又到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季节,五年前,也是这个季节,正值全国“非典”肆虐之时,神州大地一片阒寂之际,惊闻李慎之先生因患肺炎住院。当时我正在外地,一时难于返京。后来又传先生患的乃是一般性肺炎,大家稍稍放心;后来在回京的途上,得知先生最后以肾衰逝世。这几日,沉云低垂,阴霾满天,细雨飘忽,宛如穷秋。由于防疫隔离,同悲者不能一聚,以寄哀思。幸而现代有了互联网,先生的故旧新知、敬重者、崇拜者,纷纷借网络一摅情愫;秋风先生的网站上还专为李慎之先生设置了灵堂,供网友凭吊哀悼,数日间便汇集了一百多篇文字。这些文字的作者如丁东先生所说:“上自望九之年的宿儒,下至二十出头的在校学生,人员来自天南地北、四海五洲,专业遍及文、史、哲、经、政乃至自然科学”各界。这种局面是近几十年来内地所仅见。虽然不能说是“死被哀荣”,但也反映了知识界对于先生近些年来工作和人格的认同、钦佩和爱戴。

先生1923年8月15日生于江苏无锡,成长于战乱之中,少年时便受到共产主义理论影响。194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大学期间参与进步的学生运动,并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民主青年协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7年一直在新华社国际部担任领导工作,在多起国际会议中担任周恩来总理的秘书。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1979年初右派问题获改正,恢复党籍,2月随同邓小平访美。后历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副院长。198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1990年被免去人大常委和社科院副院长,赋闲在家,专力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研究,“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呼号”。

什么是中国的现代化?是不是有了船坚炮利、有了声光化电就是现代化了?这些人们不是都很清楚。粉碎“四人帮”后,所制定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方针都局限在物质层面。李先生在《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一文中说:

现在在多数人心目中,现代化只有物质的标准,只是几十年前的乡下人对城里人观念“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延长与放大。殊不知中国人之所以要现代化,根本上是为了要做现代化的人———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

要做“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实现民主自由是其必要条件。这是自清末严复以来进步的知识界矻矻以求的;当年中国共产党闹革命、推翻国民党统治也是以建立民主制度、弘扬自由平等为号召的。李先生明确地说“中国要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这不但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为此,他大声疾呼,演讲著文,寄希望于改革开放和世界的全球化,并认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出“一治一乱”的怪圈。他还说要“更推广、更深化,中国的改革,只有融入全球价值才有前途,其核心的价值即是自由,即是人权”。有了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现代人,不愁没有现代国家。正像胡适所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李先生在他的《自述》中说自中学起,他就受康德一句话的影响:“以提高人的地位为平生志愿。”这种想法贯穿了他的一生。

为什么在中国个人没有地位?没有“独立、自由、自尊”?为什么难于造就成现代人?关键有两条,一是长期的专制主义制度的控制,一是长期专制文化的熏染。世界上许多民族、国家都有过专制主义的历史,张光直先生说专制主义是大多数民族都经历过的,但惟有中国的专制主义历史特别长久、扎根特别深厚,弥漫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李慎之先生对中国专制主义特点与支持力量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改革的艰难。因此,我们回顾历史上的弯路,虽然痛心疾首,但想一想我们沉重的历史包袱,稍能释然。他说,“文革”把专制主义、蒙昧主义推到极端,正好成了我们前进的“反面资源”。

李先生总结中国专制主义历史有七个特点,其一,资格老,历史悠久;其二,教政结合式的专制统治,皇帝不仅实行政治统治,还管思想教化,也就是说统治者还承担着老师的职能;其三,“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从而使得专制统治带有几分人情味。皇帝不仅是统治者,还是全国人民的父亲,驯良的老百姓被称为“子民”;其四,“大一统”观念,皇帝把自己视为天下的“共主”,这样很难与其他国家平等相处;其五,建立了完善的专制集权的官僚制度;其六,思想统制和自秦始皇开始就实行的燔百家书“以愚黔首”政策,此后这种统治越来越精致化,儒家也越来越配合。“非圣人之志不敢存,非圣人之言不敢言”,“舆论一律”都是其延伸,到“文革”中的“全面专政”为其顶峰;其七,专制主义的生命力特别顽强。

专制文化的熏染,使人们处在蒙昧状态,个性不成熟,好搞极端,窝里斗,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横逆当前,缩头缩脑,一副顺民模样;危险消失,张牙舞爪,满腔暴民心态。龙应台先生讲到台湾现状时曾说,民主制度建立后,发现民主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因此,李先生特别强调启蒙的必要。他曾讲,如有来生,他愿意做一个公民教员,把法治意识、公民意识普及于世,造就现代化的人。在讲到崛起的中国如何与世界文明相处时,李先生有段话说得特别好:

中国真有一天实现了现代化的愿望,成了世界头等富强的大国,也还是要继承中国古人所艳称的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态度。这种态度确切地说是协和万邦的态度,是今天世界所缺少的,也是中国真正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是未来的多元化而又全球化的世界的胶合剂。是足以改变这个世界自古以来服从的“武器先进者胜”这条规律的置换体。

我想,对于大国国民来说,从容中道也才是大国风范。

慎之先生是个有使命感的人,是个热烈的爱国者。当年参加革命是出于此,晚年高张民主自由旗帜、热情推动改革开放也是如此。为此他选择了牺牲常人所理解的幸福。虽然不必夸张为这是把“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但为了“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李先生的确拒绝了许多为世俗所艳羡的东西,甚至连个人的一些爱好也放弃了。有件小事给我印象很深。2002年,我读了俞平伯先生和叶圣陶先生晚年通信集———《暮年上娱》,很有趣味。有一次在院卫生室遇到李先生,向他推荐此书,说写的很像晚明小品。我知道他本喜欢这类著作的。不料,他很严肃地说“我不感兴趣”。当时觉得很没趣。过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你看我还有时间读这类消闲作品吗?”从语气中我感受到他的紧迫感。在给朋友的信中李先生说,“今年手头还有四五个题目,希望老天爷能让我做完这个工作”:“我还是相信马克思的话,非要大喊大叫不可,我自知已无大喊大叫的能力,一年顶多只能写三四篇文章,顶多三万字而已”:“今后也只能就自己能感到想到的地方尽量多写一点东西,以期有益于中国”。从这些句子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那位风烛残年,独抱孤怀的老人对国家民族的钟情。真是像一位记者哀悼李先生文章题目所写“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杜鹃哀鸣,苌弘化碧也就是李慎之先生给后人留下的具体感受吧!

(作者系知名学者)

摩罗:旅美“诗兽”黄翔和他的两个神话

在中国一直默默无闻的旅美老诗人黄翔,和他的年轻夫人秋潇雨兰,在阔别中国十一年之后,前几天第一次回到中国。昨天,三位文学朋友在北京国际饭店长喜厅拜见了黄翔夫妇并共进晚餐。在座的还有一位专门从贵州前来迎接黄翔夫妇的特殊朋友。

黄翔(中)秋潇雨兰(右)和蔡楚

黄翔父亲是湖南桂东人,母亲是江西九江人,他从小在贵州长大。他跟这三个省的人都可以互称老乡,我作为江西九江人自然也是他的老乡之一。由于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将军,这种特殊的家庭背景使得他的成长道路极为坎坷,曾经6次遭遇牢狱之灾。他从小就对时代、社会、人生、人性具有深切的关注和深刻的思考,并用文学写作的方式不断表达他的思考。在文革时期的地下写作者中,他是最成熟的写作者之一。

由于他的作品一直得不到发表机会,所以他在中国大陆一直默默无闻。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在文革时期写的诗《野兽》才逐渐进入诗歌研究者的视野,并被编入各种具有代表性的诗歌选本之中。他因此被人称为”诗兽”.

作为文学晚辈,我对黄翔的文学成就及其精神价值非常敬仰。我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有幸接触到黄翔的作品,对他在文革时期的思考和写作特别重视。在一篇讨论文革时期地下写作的论文中,对他的成就和意义多有阐释。我认为他是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最有个性的写作者之一。文革刚刚结束那阵,文学界引人注目的作品还比较幼稚,如果那个时候黄翔的作品能够见诸报刊,将是鹤立鸡群的领军之作。当时文坛不敢发表他的作品,使得中国当代文学蒙受了重要损失。

俗话说,墙内开花墙外香。在旅居美国期间,他的诗歌作品、诗歌朗诵、书法作品、书法表演等艺术作品和行为,得到美国文化界和广大读者的认可。前几年,匹兹堡市聘请黄翔作为驻市作家,他在房子上写满了汉字书法,吸引了许多市民前来参观欣赏。他还经常给市民举办诗歌朗诵活动,市民们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黄翔”.匹兹堡市政府授予黄翔荣誉市民称号,并决定将他居住过的”诗人屋”作为一道文化景观永久保存。

最近几年,美国的许多高校和欧洲的一些高校,纷纷邀请他举办诗歌讲座和诗歌朗诵活动,这些活动受到大学生的热烈欢迎。前不久一个文化机构为他的2008年安排了100场文学活动,这位已经67岁的诗人感慨地说:”我寂寞了一辈子,当我遭遇热闹的时候,我的身体已经吃不消了。”他因此谢绝了其中绝大多数讲座。

去年,黄翔应邀担任美国唯一的世界性文学奖”纽斯塔国际文学奖”的评委,这代表了美国主流文学界对他的文学成就的认可。他是唯一来自非英语国家的评委,他参加评委会时带着一位私人翻译(秋潇雨兰)和一位公配翻译的特殊景观,成为文学界的美谈。

黄翔在香港、台湾、美国出版了几十种著作,但是在中国大陆没有出版过一本书。这位在自己的祖国默默无闻的老诗人,将会用苍老的脚丫,默默抚触着日思夜想十一年的山山水水。

今天(4月22日),黄翔夫妇飞赴江西看望黄翔的母亲。在九江小住几天之后,黄翔将去贵州和湖南游历一个多月,然后再回到北京会见文学朋友。秋潇雨兰因为假期有限,将从贵州乘机飞往美国上班。他们旅居美国十一年间,黄翔从来没有上班挣钱,全靠夫人打工养家糊口。只有在匹兹堡市担任驻市作家的那两年,有专门的经费解决生活之需,秋潇雨兰因此过了两年轻松日子。秋潇雨兰上大学时对黄翔一见钟情,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坎坷而又甜蜜的岁月。他们的爱情故事是在中国最不浪漫的时代出现的最为浪漫的故事之一。

黄翔夫妇这次办理回国护照时,曾经担心遇到麻烦,可是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说:”没事没事,黄翔先生的工作是在传播中国文化,是在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希望你以后做得更多。”

笔者在为秋潇雨兰的著作写序时,曾经将他们的爱情故事誉为神话。现在,将这篇序言发表在本博客上,用以纪念黄翔夫妇的第一次回国,也用以纪念我们的第一次相见。

为神话书写细节

——秋潇雨兰《荆棘桂冠》序言

摩罗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有一个人创造了两个神话,这个人就是黄翔。他首先以大半生的精神追求创造了一个文化灭绝时代的文学神话,后来一位青春少女秋潇雨兰奋不顾身地投身于这一神话之中,这不但使得业已成型的文学神话增添了许多神圣的光辉,由此他们还共同创造了一个超凡脱俗的爱情神话。

这两个神话都奇绝绚丽,惊世骇俗。在个人精神受到严重压抑的二十世纪出现这样的爱情神话更是奇迹中的奇迹。它们不只是超越了社会形态和制度的局限,也超越了文化和种族的局限,顽强证明着生命个体内在的精神自由就像地火一样难于扑灭,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中都骚动着燃烧的激情和渴望,一旦有一条缝隙,更是会蓬蓬勃勃地展现她的瑰丽、辉煌和神话般的魅力。它们还证明着人类无论如何受到各种非人因素的扭曲与摧残,人性深处那领悟神旨、憧憬圣爱的灵性,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素质、一种近乎本能的能力。

每一个严酷的年代、每一种荒凉的环境之中,都必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这种素质和能力比别人更加发达,更加坚定,更加顽强。于是,那个年代、那个环境最鼓舞人心的人文现象、最耐人咀嚼的精神故事,自然而然地由他们的思想、性格、现实选择、创造行为及其成果体现出来。

黄翔和秋潇雨兰无疑是这样的优秀人物。他们用一生的选择和行为所创造的神话,对于二十世纪下半期的中国社会来说,其惊世骇俗的程度也许不低于几千年前夸父逐日和愚公移山的神话故事。阐释这两个现代神话的意义,对于我们建设精神文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启示作用。不久以后,我将以长文就此予以专门的研究和讨论。在这一研究中,黄翔自传体作品《喧嚣与寂寞》、秋潇雨兰自传体作品《荆棘桂冠》无疑是最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与远古神话的高迈、简约、模糊大相径庭的是,现代神话往往是在世俗生活的漫长跑道上凌空起飞的,不但可以追索神话主人公的运动轨迹,而且常常可以叙述完整的故事和丰富的细节。

《荆棘桂冠》正是一本为上述两个神话提供大量细节的著作。在这篇简短的序言中,我既不可能阐述这两个神话的意义,也不可能全面讨论《荆棘桂冠》的价值。我只能结合书中的一些细节,简短地阐述我喜爱这本书的几个理由。

我喜欢《荆棘桂冠》的第一个理由在于,这本书描述了两位主人公共创幸福、共担患难的坎坷经历和心路历程,以及一些不为他人所知的细节。在这一惊心动魄的经历中,两个人所表现的坚定、执著、勇敢确实令人赞叹。尤其是秋潇雨兰,她作为一个入世未深、不谙世故的十几岁的少女,在面临波折、压力和危难时,虽然不是完全没有惶恐和脆弱,更多的时候则是那么沉着、那么具有判断力、那么坚不可摧。记得黄翔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时,盛赞我在《巨人何以成为巨人》中对俄罗斯贵妇人义勇精神的弘扬之后,很骄傲地对我说:其实我们中国也有这样了不起的女性,我的妻子秋潇雨兰就是这样的女性,要是没有她的支持,我的发展是不可想像的。

我当时对他的话感到惊讶而又疑惑。要知道诗人所迷恋的永远是梦中的情人,一个诗人对现实中的妻子予以这样隆重的赞誉,这绝对是超乎寻常的。后来从其它材料中,从一些朋友的谈论中知道了黄翔与秋潇雨兰的曲折故事,才慢慢认可了黄翔的说法。在黄翔入狱时期,是秋潇雨兰这个甚至无法正常履行结婚手续的”非法同居者”,支撑着黄翔的精神和黄翔的家。在黄翔最为绝望的时刻,秋潇雨兰多次在衣物上绣字明志,”翔:我爱你!我等你!保重。妻””丈夫/你放心吧/我等着你/整个属于你/——永远/忠贞不渝、坚韧不拔””铭心刻骨/思念你/你的少女妻——/秋潇雨兰/冰清玉洁情深义长”这些故事好象是从古代贞女故事或者神话故事上抄袭而来,令人读来恍若隔世。

我甚至设想,倘若没有一位这样的妻子,黄翔也许早就万念俱灰,甚至找不到离开监狱以后重建生活的理由。他们被迫旅居美国以后,是秋潇雨兰极力适应美国社会,用”非人世的”艰辛和汗水为黄翔创造了能够安心写作的条件。她对黄翔的文学事业的介入是如此深刻如此重要,黄翔在一篇文章中说:”秋潇雨兰使我的创作不仅发生了变化而且产生了某种非人世的’质’的飞跃,开创了一个我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一个接一个的创作的黄金高峰接踵而至。”直到读过《荆棘桂冠》和《喧嚣与寂寞》,我才完全知道黄翔对秋潇雨兰的谈论是多么真实、多么准确。为了捍卫这份爱情,秋潇雨兰在精神上所承受的折磨是我们局外人所不可想像的,只有读过这本书之后才能领略一二。黄翔将那些不寻常的赞誉献给这样不寻常的女性和这样不寻常的爱情真是天经地义。无论对于什么年龄段的人,轰轰烈烈而又如煎如熬的爱情总是具有感染力的。就书中的爱情主线而言,这本《荆棘桂冠》无疑值得任何类型的读者跟着作者一起轰轰烈烈一回,如煎如熬一回。

我喜欢《荆棘桂冠》的第二个理由在于,这本书描述了黄翔身边一批热爱文学、迷恋诗歌、追求精神自由的朋友,这些朋友不但可敬可爱,而且他们对于黄翔的理解和支持,使读者感到极大的心理安慰。黄翔在中国受到长期的压制和封杀,他作为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勤勤恳恳写作一辈子却至今几乎完全不为人知。得不到读者认可是一个写作者最恐惧的境遇,如果因为人为的原因根本无法让自己的作品走到读者面前,这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乃是最残酷的折磨。

黄翔的遭遇不但让人压抑简直让人绝望,你甚至可能因此而对一个民族产生绝望情绪。可是,通过秋潇雨兰的生花妙笔,哑默出现了,黄杰出现了,张嘉谚出现了,秋潇雨兰本人出现了,吕晋德、王强、王刚出现了。所有这些理解黄翔、热爱黄翔、支持黄翔的人,在黄翔身边形成了一道暖色调,使黄翔得到许多温慰,也让我们读者感到舒了一口气。在结构上和内容所占比重上,这些人当然都是配角,但是他们在给读者传达信息方面,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世纪以来,文学作品虽然主要是经由个人创作而诞生,可是它依然深深植根于人类的精神需求和社会群体对于文学的热爱和期待之中。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不但在传播意义上仰仗读者的接受,即使在生产环节上,文学作品也是与读者一起诞生的。如果没有那些诗歌迷、文学迷,文学现象就无从发生。书中许多故事无疑是对黄翔文学神话的热烈呼应。青年诗人王强和黑大春因为争辩黄翔与芒克究竟谁是最伟大的诗人而大打出手,头破血流。这一个小小的故事就让我对这两位年轻诗人刮目相看。当黄翔深陷囹圄的时候,可爱的王强正在因黄翔而住院疗伤。

比这个故事少点幽默味却无疑更加感人的故事还为数不少。还是这个王强,曾经因为黄翔而被捕,受到各种威胁和恐吓,可是出狱以后,他战胜内在的恐惧和外在的阻力,马上赶到贵阳给黄翔通风报信,要他千万小心。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荆棘桂冠》的开头就是一个文学青年(吕晋德)由于担心黄翔的政治安全,顶着政治风浪、冒着政治风险,专程来贵阳接黄翔去乡下躲躲风雨,”他说,他要在威宁自然保护区——草海给黄翔秘密搞间房子写作,那儿有大片大片的草和大片大片的水,还有大片大片的黑头鸥,风景美极了,一生都充满苦难的诗人黄翔可以在那里好好休息和写作,享受一下美好的人生。”这个开头让我们最明显地体会到了黄翔与他的民族、他的同胞最深切的精神联系和命运联系。接下来的全部篇章,就是围绕着世俗力量对于黄翔的迫害和一批文学知音对他的爱戴、支持而展开的。当他因莫须有的罪名真的被捕以后,发生了以下两个小故事。秋潇雨兰是这样记述的:

??今天,王强的哥哥王刚又从水城专门赶来看我,像走访亲戚似的,给我带来许多东西,全是水城的文学青年送的,他们还赞助我四十元钱。王刚说,他来贵阳的前一天晚上,水城的文学青年们在他家搞了次聚会,专门让他和吕晋德介绍黄老师的创作和人生经历,大家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没有谁不为诗人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和残酷迫害感觉义愤填膺,最后大家庄严地举行一场黄翔作品的配乐诗朗诵,以此纪念被囚禁的伟大诗人。

??吕晋德从水城也来了,还带来了许多水城文学青年举行黄翔作品朗诵会的像片,以及他们赞助我的七十元生活费。

读着这样的故事,让我想起十九世纪俄罗斯青年传播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的动人场面。当这样的故事频频出现在中国时,我们还能批评中国人对诗歌、对文学、对精神自由缺乏理解、热爱和追求不息的勇敢精神吗?我很感谢秋潇雨兰真实而又公正地写出了这样的感人故事,让我第一次有理由深情地打量自己民族的文学读者和文学土壤。

在自己被捕入狱以后,有忠于自己的读者冒着各种危险为自己的作品悄悄召开朗诵会和研讨会,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还有谁领受过如此至高无上的荣誉?黄翔出狱以后,一定会感到内在的精神力量正在这样的氛围和滋养中拔节而长。除了焕发起更加高涨的文学激情,写出更加美好的文学作品,他难道还会有别的选择吗?虽然黄翔一生都在顶着压制写作,可我同时相信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这样具体的期待、赞誉、鼓励之下诞生的。我甚至还倾向于相信,当黄翔向我称赞他的妻子的时候,他的心中闪动的人物形象不止他妻子一人,同时还有这些曾经被他的作品深深感动、也以自己的血性和义勇深深感动过他的文学朋友。

我喜欢《荆棘桂冠》的第三个理由在于,这本书一定程度地展现了八十年代中国一些重要写作者的文学形象和生活形象。我历来喜欢阅读这种自传、回忆录或者文坛纪实之类的文字,其中所看到的作家形象与作家的作品和史家记述互为补充,好像整个时代都会更加真实地呈现在面前。当我们谈论五四新文学运动史的时候,我常常因为没有一个局中人像赫尔岑、巴纳耶夫等人写回忆录一样,系统地记下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鲁迅、刘半农、李大钊等人的文学活动、生活行状和相互交往而感到遗憾。中国文人习惯于写作罗列优点的怀念、追悼文章,而不喜欢客观全面地记述行状。

《荆棘桂冠》没有落入这种俗套。尽管作者对黄翔其人其诗赞颂有加,但她所用主要还是客观描述的笔法。秋潇雨兰跟黄翔一起卷入了当时一系列具有轰动效应的文学活动,黄翔入狱以后她又曾经多方奔走,企图组织营救活动,因此她与当时活跃于文坛的许多人物有比较多的接触。她以女性的敏感对这些人物所作的描述,在我看来真实、准确、生动、可爱。比如北岛的冷峻,徐国静的热烈,芒克的侠肝义胆,刘索拉的沉静高贵,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索拉披在肩上然后又挽在手臂上的红绸巾多美啊,她文静地坐在那儿,端庄而又高贵,她的身上,一点也没有被灾难和风暴摧残的痕迹,那么从容,那么自如。说心里话,作为一个年轻女人,此刻,我真有点羡慕索拉,真希望像她那样活得那么轻松和自信。”

如此简约的语言,却有浮雕一样强烈的表现力,最后吐露的那句感受,既体现了命运的沉重与残酷,又体现了一个年轻女性承担命运的勇气、力量、义无反顾的决绝态度和偶尔闪现的疲惫感。这样的记述不止具有史料价值,也很有文学价值。在为读者留下形象化的文学史料和丰富的细节方面,只有徐晓关于《今天》杂志的一系列记述和老威编选的《沉沦的圣殿》可以与《荆棘桂冠》相比美。但是他们的文字都是单篇文章的组合,而《荆棘桂冠》则是这方面第一本系统的专著。说它具有开创意义也不算过誉。

尤其重要的是,书中对于至今不为人知的”地下诗人”哑默有大量的记述。和黄翔一样,哑默也是文革期间最有深度、最有规模的主要地下写作者;和黄翔一样,哑默也是文革结束以后沿着文学道路埋头走到黑而死不改悔的真正的诗人;和黄翔一样,哑默也是勤勤恳恳写作一生年过六十依然没有在中国出版过一本著作的最不著名的作家。他和黄翔是在中国西南边陲凌空而起的文学双子星座,他们的才华、文化底蕴、精神高度足以照耀整个中国的诗歌天空,可是,中国读者所捧读的文学星座图上,却至今找不到他们的身影。他们之间恩怨交织、肝胆相照、霞光互映、命运与共的特殊而又动人的关系,一定会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一页诗意盎然的插曲。可是,哑默比黄翔所受到的冷遇更加严重,在默默无闻上他比黄翔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他们曾经刻意发起过一场”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文学活动,积极地推出自己的文学主张和成果,也依然没有改变这一局面,还为自己招来了牢狱之灾。

现实的不公正到了令人不可忍受的程度。我相信总有一天,历史的公正会主动修改现实的不公正,黄翔与哑默的作品都会成为我们民族重要的文学资源。尤其是他们文革时期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是那个寒冷时代顽强开放的高贵而又神奇的自由之花。秋潇雨兰在放歌自由的时候,没有忘记将哑默与黄翔相提并论,再一次体现了她的文学良知和文学判断力。她的这本著作,与黄翔的《末世哑默》一起,是较为完备地向世人介绍哑默其人其诗的最初的资料。我将此看作他们夫妇对中文读者的重要贡献。

秋潇雨兰对哑默的描述,已经超越了文学,而是对他精神气质的全面把握和理解。”哑默的房间是明净而又优雅的,哑默的款待是温情而又优雅的,哑默的音乐是抒情而又优雅的,哑默的文学是宁静而又优雅的……如果是冬天,还有一只温暖而又优雅的火炉,有时炉上丢有几块金黄的桔子皮或者一壶浓浓的黑咖啡,它们都散发着优雅的香气……总之,哑默是与优雅二字分不开,不仅讲究优雅的风度,也讲究优雅的情调。狂放如大河如烈火如猛兽的黄翔也非常喜欢哑默的优雅,他把哑默生活的环境看成一片宁静的池塘,而哑默是这片池塘里的一只优雅的野鸭。”借助这样准确而又美丽的文字,一个从容淡泊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我突然想到,如果这位作者不是因为一段神奇的爱情陷入了谋求生计的永恒奔波之中,也许她在文学上也必有一番成就。

我从这本书中撷取了这么多色彩亮丽的细节,一一罗列在序言中,好像黄翔与秋潇雨兰的天空要么是阳光灿烂、要么是繁星闪烁。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谁都知道,所有的古代神话都是由先民无边无际的苦难凝聚而成,现代神话在苦难的含量上绝不亚于任何民族的原始神话,只是抗争苦难的自觉意识比原始神话大大加强。我突出这些美丽的细节,正是为了突出上述两个神话的创造者们自觉抗争苦难的精神力量。《荆棘桂冠》的出版,无疑是体现这种抗争意志的一个仪式。在这个仪式上,我想像秋潇雨兰就像当年的刘索拉一样披着美丽的红纱巾,从容而又沉静,辽远而又高贵,微微含笑面对所有的岁月、所有的人事。因为万千苦难和罪恶都已经化为东山顶上的云霞,它们刚刚从黑暗深处远道而来,但是它们只愿意给世界献上光明的微笑。

20030108日,北京黄村枣园小区

(2008-04-22 08:07:33)

郭敬明主编杂志《岛》遭“严打”

《图书出版管理条例》明令禁止“以书代刊” 郭敬明主编杂志《岛》遭“严打”

最近,出版界的很多人都因为《图书出版管理条例》5月1日的施行而坐立不安,这里面可能就有郭敬明。他主编了5年的青春杂志《岛》,长久以来一直采用以“书号代刊号”的方式出版发行,可是按照《条例》的最新规定,这些打擦边球的行为将被禁止。

郭敬明对《岛》还是有感情的,早在2003年,他刚刚出名这会儿,他就带领现在的已经分道扬镳的一批兄弟姐妹创办了这个杂志。他们是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合作的,《岛》用了这家出版社的书号,然后像杂志那样发行。郭敬明在《岛》里施展了其在青春玄幻小说方面的才能,杂志大受欢迎,最高峰时一期的发行量就超过40万册。不过,《岛》无疑正在面临穷途末路的境地。

即将于5月1日正式实行的《图书出版管理条例》第28条规定“图书出版单位不得以中国标准书号或者全国统一书号出版期刊。”也就意味着,《岛》长期“以书代刊”的出版模式将成为非法,那么上个月刚刚新鲜出炉的《岛10:银千特》将是否是这本杂志的终结版呢?

昨天,郭敬明在本报记者采访时强调,《岛》的定位应该是“系列书”,而不是杂志。既然是书,那使用书号出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可是之前,郭敬明从来都称《岛》是杂志的,所以,这“由刊变书”的说法,应该是他思考的结果。不过,究竟《岛11》还出不出,郭敬明自己也拿不准。

记者昨天请教了一位出版政策制定人士,他告诉记者,一本发行物由杂志变书,远远不是改个叫法那么简单,应该怎么称呼,得由主管部门说了算,《岛》自然也不能例外。此外,这位人士称,国家之所以明令禁止“以书代刊”,那是因为期刊和图书的审查程序和严格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以书代刊”那必然会导致混乱。

不过好在郭敬明现在集中精力主编的另一本杂志《最小说》可以逃过这一关了。郭敬明向记者透露,《最小说》目前已成功地拿到了刊号,可以正大光明地以期刊的身份亮相。据记者了解到的消息,《最小说》的这个宝贵的刊号,并不是新闻出版总署新近批下来的,而是顶替了长江文艺出版社青春文学杂志《白桦林》的刊号。也就是说,《最小说》的存活是以《白桦林》的牺牲为条件的。不过不管怎么样,只要《最小说》在,就有每期50万册的惊人发行量在,郭敬明和出版社的日子就还会过得很滋润。

刘晓波:迎风而立的王千源

在由西藏危机引发的中西冲突中,中共政权及其愤青的愤怒似乎来自西方对中国的不公正的妖魔化。事实上,妖魔化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中国内部–独裁政府及爱国愤青的自我妖魔化,用不堪入目来形容,一点儿一也不过分。海内外爱国华人对王千源的文革式围剿,就是这种自我妖魔化的最新例证。

在爱国主义早已变成中国的绝对政治正确的压力下,在五星红旗连成片的红海洋里,在仍然习惯于”合群的自大”的群体盲从中,甚至在愤青们野蛮的言行已经危及到家人的险境中,一个年仅二十岁的中国姑娘却玉树临风,向整个世界展示出新一代中国人的健全人格。

这位值得尊敬的姑娘就是美国杜克大学一年级中国藉留学生王千源。遗憾的是,她的独立声音没有得到她的祖国的最低限度的尊重。

人们常说,爱国主义是双刃剑。但在我看来,和平时期的独裁化爱国主义仅仅是单刃毒剑,它的锋芒来自极端的仇恨,它的闪亮来自极端的愚昧,她的杀伤力来自极端的野蛮,无论对外还是对内,它的主要手段是制造敌人,对外制造”反华势力”,对内制造”汉奸”。所以,无论是王千源的善意调解,还是金晶的理性爱国,皆被愤青们作为”汉奸”的铁证。

极端爱国主义还是可以让人陷入群体性颠狂的春药,无视基本事实,泯灭是非善恶,罔顾普世价值,践踏基本人权。所以,海内外愤青们根本不管王千源站在对立双方的中间仅仅是为了促成对话交流的善意,不管王千源的”不支持国家分裂,不愿意有意识针对任何国人”的表白,更不尊重王千源的基本人权,对她发动了一场文革式的野蛮围剿。

中共头号喉舌中央电视台网站4月17号在首页以《最丑陋的留学生》刊登了她的照片和视频,王千源的照片在中国各大网站上流传,有的照片经过处理后在额头上打上”叛国贼”字眼。王千源的名字、身份证号、联络电话等个人资料统统被公布在网上。有人更诅咒这位20岁的如花女子被汽油焚烧,甚至威胁她回国后将被碎尸万段。

王千源的父母在青岛的公寓地址、姓名、工作等资讯也被上网,有人还在网上贴出王千源父母家门口被泼粪的照片。她父母的家已经被毁坏,家门口安装了摄像头,双亲只能在外面暂避。围剿殃及她父母的理由也很堂皇,王家出了这样的”叛国贼”,其父母自然难辞其咎。

王千源毕业于青岛二中,既是该校的高才生,也是青岛的高才生,曾经是该校对外炫耀的资本。但现在,她瞬间变成爱国者的”公敌”,愤青们也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她的母校,大骂学校教出这样的学生是一个失败。该校马上出来表态,坚决与她划清界线,不承认有王千源这样的学生,已经将她的毕业证书作废,还召开全校”整风”大会,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该校教务处的李老师对记者表示:”全校的师生都很恨她。”

经历过文革的国人都知道,政权号召、官媒点名、大众声讨和单位批判相结合,构成文革式大批判的基本模式。对王千源的围剿完全符合这种模式:有中共高官对达赖喇嘛的文革式指控为大背景,有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三天内三次要求CNN道歉为示范,有中共头号电视喉舌央视为号召,有海内外愤青的群体性声讨、谩骂和恫吓,有她的母校与之划清界线。所以,把对王千源的声讨命名为”文革式的围剿”,一点儿也不冤枉。

幸运的是,王千源人在美国并一举成名,可以利用现在的知名度进一步表达自己的观点,扩大她的言行在海内外的影响,让中国愤青看看什么叫独立清醒坚定的80后青年,也让西方看到中国的年轻人并非都是”爱国红卫兵”。

在一连串的采访中,王千源谈到不同政见对于国家进步的重要作用,谈到自己对于”出头”的理解,谈到对西藏问题和宗教自由的看法,特别是她道出独裁爱国主义对中国年轻一代的深重危害。她说:指责她的人不是有意的,对方也是中共的受害者。在文革和中共的思想控制和愚民政策包围之下,大家都是受害者,再去迫害别人。

正因为王千源认识到独裁制度对国家和国人的危害,她才能明确地区分出独裁爱国主义与民主爱国主义。她说:独裁将大家的手足都切掉了,将大家的思维都控制住之后,把我们的世界不断的缩少,这些才是真正的卖国。而反对的声音帮助中国进步,民主让国民变得更强大,让人民自己修养自己,思维自己。她还表示,好像中国是磐古开天时的一个蛋,是一个偶合来的、黑暗的蛋,你需要里面的力量往外膨胀,外面的壳不断地往里收,所以唯一出线的结果是蛋壳要裂。

如果说,王千源出面敦促对立双方进行对话交流的行动,还仅仅体现了她不盲从的独立性,那么,她面对殃及家人的文革式围剿时的平静坚定,表现的就是迎风而立的成熟勇气。她平静地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自由思想,用法律手段捍卫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表达。

也许,此次西藏危机引发的爱国主义过于”文革化”,王千源的独立姿态才显得格外突兀,让我想起当年第一个挑战”血统论”的遇罗克;也许,发动反西方爱国狂飙的主体是80后一代,王千源的勇气理性成熟才显得鹤立鸡群,与国内80后一代中极为罕见的韩寒遥相呼应。

观察中国国内九十年代到今天的历次爱国狂潮,每次颠狂在官权的严控下沉寂之后,”愤青”们都会因灰心丧气而发生分化,每次分化都可能让一部分”愤青”转化为”汉奸”。我相信,王千源那迎风而立的美丽姿态,将对中国的年轻人产生不可小视的感召力。当此次爱国颠狂平息下来,”愤青”群体必然还会分化出”汉奸”,那些抛弃专制爱国主义而认同民主爱国主义的年轻人。

2008年4月22日于北京家中(《观察》2008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