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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我看过一本书：《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加尔布雷思着，胡利平译，译林出版社）。这是一本了解美国社会的书，书不到十万字，是写给普通人看的。

我们今天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有很多渠道，读书只是其中之一。但在了解外部世界时，我以为先要有一个诚实的态度，诚实的态度不是别的，就是要对那些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的国家和民族保持足够的敬意，这种敬意应当发自内心，不能先存了偏见，再去看世界。如果没有偏见，就容易多看人家的好处，而不是总看人家的坏处。世界上见不到没有毛病的国家，也见不到没有缺点的民族。但讲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却有哪一个国家贡献多，哪一个国家贡献少的区别，所以我们要用善意的眼光看世界。

《好社会》告诉我们的是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它主要讲有关美国的事，但不光是说好，也说了很多不足。书中对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非常深入的分析。说它有深入的分析，是因为书里没有说教，而是心平气和的讨论。它不强词夺理，而是用理性叙述真实发生过的历史。

本书一开始就说：“在世界大国中美国最好反省。每天，报纸、无线广播或电视、书刊、有感而发甚至有时是打动人心的演说，无不针砭时弊并指出可以改进的地方。”其它工业化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等欧洲其它国家也好反省，但都不如美国。谁也不会觉得反省有什么不好，但能做到时时反省，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书的内容偏重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好社会”如何运作，它告诉了我们许多基本的原理和规则，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是如何对社会进步起作用的。对“好社会”中的政治制度，书中说得很少，但从它讲述经济问题时所用的逻辑，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放弃对“好社会”中政治制度的基本估价。作者在书的最后告诉人们：“在社会安全网、全民医疗保健、环境、尤其是军事势力集团等问题上的情形表明，没有民主就没有好社会。有了真正的民主就可以建成，甚至可以说一定会建成好社会。”

本书的副题是“人道的记事本”，我想也很有深意，因为没有民主，也就谈不上什么人道了。“好社会”，才谈得上有“人道的记事本”。

民主对中国人来说是不陌生的，但又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现在讲民主很多，但多数讲的较为复杂，让人以为是很抽象的东西，其实民主远没有那么神秘。讲民主最多的是知识分子，但现在的知识分子和过去的知识分子有一点不同，就是过去的知识分子多讲民主的好处，而现在的知识分子总讲民主的坏处，或者说，过去知识分子喜欢讲民主的易处，而现在知识分子愿意讲民主的难处。

要说真正对民主的了解，过去的知识分子要胜过现在的知识分子，因为那时喜欢谈论民主的知识分子，多数留学欧美，学的见的就是那一套。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在西方学过政治学的人很多。梁实秋就说过，罗隆基国文英文都不错，“他对于‘议会法’特别熟悉，用不着参看‘民权初步’，他早就知道如何主持一个议会的进行。”

那一代知识分子对民主有天然的好感，他们认为民主在中国可以行得通。现在许多知识分子，一说到民主，总是认为我们这里问题很多，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地大人多，教育水平低，人的素质差等等。在民主问题上，其实现在的知识分子还没有资格说它的坏处，而只有责任说它的好处。

民主有没有坏处，那是一望而知的问题。它有坏处，但它的坏处和没有民主的坏处不是一回事。没有享受过民主好处的人，最好别说民主的坏处，因为那些坏处都是和好处相伴而来的，我们不说民主的好处，也就没有资格说它的坏处。

今天一说到民主和宪政这些东西，总有一些知识分子要出来说怪话。一说选举，马上就是贿选，一说分权，就是天下大乱等等。对于宪政在中国的历史，上世纪四十年代罗隆基就有一个看法。他说：“民元至民十六年那段中国宪政历史，那固然是宪政的失败，那却是国家实施宪政必经的过程。倘以那段宪政过程中之波折，即断定宪政在中国永无可能，那是缺乏历史的眼光。‘总统做皇帝’，法国拿破伦第三即是前例。英国直到十七与十八世纪，议员依然是买卖品，又何以异于‘猪仔？英国过去选举场中之黑暗龉龊，较中国民初有过之无不及。那都是宪政演进必经之过程。”（《期成宪政的我见》，《今日评论》2卷22期）

民主的有无，关键是诚意，对它没有发自内心的期待，自然也就不想它的好处了。民主也是一种信念，公民对民主应该有敬意，官员则应有诚意，这诚意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

过去知识分子对民主和宪政的理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个水平，不是靠知识达到的，而是靠诚意达到的。那时知识分子对于民主在中国的前途有一个基本判断，他们认民主在中国一定能生长，这是一个没有必要争论的问题。要不要民主，不是民主能不能在此生长的问题，而是对民主有多大诚意的问题。对民主没有诚意，不愿意让它生长，自然可以找出一万条理由来，但民主，不是说的事，而是做的事，说多少都没有用。

上世纪四十年代，张东荪就认为，我们不能说停留在农业中的中国人对民主有不迫切的需要。我们没有全体努力去推动它，却不能说中国人不认识民主是一个好东西。就是乡下不识字的百姓，如果告诉他民主的道理，他也会明白民主比专制好。张东荪说：“所以我们不能说农民不要民主，而民主只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有的。我个人对于民主看法是分两种：一是把民主只认为是一个理想，一个原则。一是把它分作一种制度。制度当然是由理想而模制的，但实际上因为情形不同，不但总和理想相差，而且各地因环境而有不同的实现。至于理想亦不是完全凭空而来，当然有种种因素与影响，现在不必细加讨论。”（《观察》第3卷第16期）

民主是要学习和训练的，民主的初期一定有问题，但不能因为有问题，就放弃训练。对民主，关键是有无诚意，要说训练，应该有近一个世纪的训练了，再难的事，有一个世纪的时间，也该有些长进了吧，况且在完全的华人地区，现在也不是没有成功的例子。

“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这句名言历来被认为是古典自由主义“小政府大社会”、“守夜人国家”等主张的经典表述。至今为止，英语世界最普遍的说法是：此话出自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但是现存的各种杰弗逊文集与书信中都找不到这句话的原文。因此现在有学者论证这句话很可能不是杰弗逊的原话。我认为，它即使不是杰弗逊的原话，也是代表了他的思想。理解得更彻底一点：最好的政府是根本不管事的政府。我们知道在美国建国初的制宪大讨论中，杰弗逊和联邦党人的最大的冲突就是要不要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与主张建立强大联邦政府的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不同，杰弗逊反对一个强力的政府，他对政府有高度的不信任，认为政府力量过强会侵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会造成很多问题。对此他的一句名言是“自由的舆论与政府相比更为重要”，宁可没有政府有自由的报纸，也不能没有自由的报纸而有政府。

1999年，有人对上面的结论提出怀疑。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位教师，同时也是杰弗逊遗产协会的主席，叫科茨（Eyler Robert Coates），写了好几篇文章来力辩杰弗逊根本没有讲过这些话。在他看来，杰弗逊如果不是大政府主义者，至少也是中等的政府主义者；是非常强调政府责任的，是非常强调政府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福利的。他的论证引用了乔治·梅森的一句名言：最好的政府是提供最大公共福利的代表。所以无论这句话是不是杰弗逊自己说的，通常被认为是代表了杰弗逊观点的。我想这也有一定道理。因为我们知道在制宪大讨论中杰弗逊一派的直接代表就是梅森，而杰弗逊本人则在欧洲作大使，没有直接参加国会辩论。科茨还考证出“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最早是19世纪前期著名的政论家、杰弗逊的崇拜者、《美国杂志》与《民主评论》的撰稿人约翰. 欧苏利文（John O’Sullivan）于1837年讲的, 也正是这个欧苏利文最先把这句话归之于杰弗逊。针对科茨的说法，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美国式的“保守主义”）思想界提出了反驳。著名保守主义思想库——加图研究所研究员詹姆斯. A. 多恩（James A. Dorn）写了《政府地位的上升与道德的堕落》一文，在引证了杰弗逊有关“好政府的哲学”之后他指出，杰弗逊民主的思想在19世纪正是被欧苏利文、梭罗等人所吸收和弘扬。“最好的政府管得最少”虽然由欧苏利文首言，但的确反映杰弗逊的思想：政府正当的管理职能应当被严格局限于保护公民那些基本的自然平等权利和维护社会秩序，其他公益领域应当让民间本着“志愿者原则”与“自由原则”实行自治。可见他认为杰弗逊是最小政府论者。多尔也同意这种看法。多尔认为“最好的政府是最不管事的政府”最早是奥苏里文讲的，但他同时也认为这句话即使不是杰弗逊自己说的，也的确能代表他的思想。

我在美国时和一些美国学者谈到过这个问题。我说这种讨论显然带有美国当代人的观念。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以后，这个问题不只是在美国，在整个西方都是一个经常讨论的问题。很多美国学者对这个问题都感到十分困惑。我们知道美国建国初期的二元政治，就是所谓的两党制政府雏形中，也就是制宪讨论中，一般认为汉密尔顿代表工商业富人，是右派代表，杰弗逊代表平民，代表美国的小农和劳动者的利益，是左派代表。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杰弗逊历来受到后世美国平民主义者的尊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甚至是美国共产党也对杰弗逊十分推崇，认为杰弗逊是其思想先驱之一。

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推行新政的罗斯福，在美国的政治谱系中算是比较有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色彩的政治家，因此从政后曾经也持“捧杰贬汉”的立场。他在1925年任国会议员时，发表了《评杰弗逊和汉密尔顿》一文，文章称汉密尔顿这样的人当政对大多数美国人什么好处也没有，遗憾的是“美国有太多的汉密尔顿，但没有第二个杰弗逊”。这不仅表明了他对杰弗逊的推崇，言下之意，他就是第二个杰弗逊。但是，罗斯福上台后的“新政”，即他所谓的为大众提供的服务，却恰恰是用了“大政府”的力量。罗斯福连任后，在著名的麦迪逊花园广场演说中，直接抨击了胡佛政府推行的自由放任政策，批评他看到长长的领取救济者队伍而无动于衷，称其是“人民望着政府，但政府却转过脸去”，是“要把政府搞成是给少数人服务的”。这实际上使这位自认为杰弗逊第二的总统对立于杰弗逊的理念。当然这就引起了很大的问题。新政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李普曼，试图调和古典自由主义和福利国家主义间的对立，他说“最好的政府当然是管制最少的政府，但同样正确的是，最好的政府也是提供最大福利的政府。”

此后的多尔和考茨之争延续了两种主义的对立。多尔和考茨的论争实际上是自由放任论和福利国家论，是小政府和大政府之间的论争。当代的古典自由主义和福利国家主义者实际上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图解杰弗逊的观点，他们两派都认为杰弗逊是自己的思想先驱，因此产生了上述的争论。这一点很有意思。

其实对美国历史上杰弗逊思想和汉密尔顿思想的论争，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可能要比当代的美国政治学同行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代的美国人和杰弗逊那时候进行讨论的问题意识和历史背景是截然不同的。当代的美国政治学同行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所处的历史背景，与杰弗逊和汉密尔顿进行争论的那个时代完全不同；倒是现在，作为中国人，虽然一个西方文化一个东方文化，但我们面临的历史背景与当时的美国更为相似。因此我可能更容易理解。那时候，首先，杰弗逊和汉密尔顿讨论公共治理问题时，所面对的是一个英国人的政府，是代表着英王来管制美国人的政府；其次，当时的讨论是在建设宪政过程中的讨论，而不是当代的罗尔斯等所处的一个成熟的宪政框架。他们面对的是英国政府，所以会提出两种指责，一种是这个政权权力太大，损害了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另一种指责是这个代表英王的政府是一个不负责任，不愿意提供公共品的政府。

这个问题，我认为不只是当时杰弗逊，或者是美国人所面临的问题。这可以说是一切统治的核心问题。这其实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论争，是统治者要做有权无责的人主和要求被统治者做有责无权的公仆问题。因此，我们看到了一种需要，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就权力和责任达成某种契约。统治者获得某种权力，为此就要承担相应责任。这种权力和责任的配置，就是宪政。宪政的目的就是要使政府的权力与责任相对应，这种权力必须为被统治者所授予。而授予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政府能够向被统治者负责。无条件的权力，是没有合法性的。之所以进行论争，就是因为不负责任的政权和对这种政权的责任要求的冲突，这也是宪政产生的根源。

宪政的目的，就是权力和责任相对应，没有无条件的权力。统治者要对被统治者负责，才能赋予权力。进一步就是被统治者包含什么人的问题了，这其实就是民主问题。“被统治者”包括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他们所希望的政府服务通常很不相同。例如富人也许更希望政府能够保护财产，而穷人可能希望政府提供更多福利，等等。因此政府究竟要对社会提供什么服务、承担那些责任，要有一种机制来决定。一般地说，由于每个人都是、并且只是他自身利益的最佳评价者，社会最大利益的评价就只能以自由表达－多数决定的方式进行。或者更确切地说，自由表达－多数决定对社会最大利益的偏离最小。这就是所谓的民主。所以宪政和民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追求的是权责对应，后者追求的是多数决定；前者讲的是权力运用的规则，后者讲得是权力的来源。我们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民主的宪政和无宪政的民主，因此今天就有了宪政和民主哪个更重要的争论。包括在当代中国也有这样的争论。

事实上，由于人对于自由的追求（对束缚的排拒）与对安全的追求（对风险的排拒）同样出于天性，但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些领域到底属于群域还是属于己域，是没有固定的划法的。因此人类永远会有“左右派”。在“政府”问题上，权力极小责任极大的“最好政府”从未实现，而在权责对应基础上，什么是“次好政府”——是权责都较大的政府（例如社会民主政府），还是权责都较小的政府（例如古典自由政府）也未必能够有公认的结论。

人类社会长期的试错使这个问题的两方面都不断成熟，并熔合为民主宪政制度，或宪政民主制度。在这个制度框架的平台上我们就可以讨论大政府、小政府——政府的权责是天然统一的。我把杰弗逊的观点说的极端一点，是权力最小责任最大的政府。但是我认为这种所谓最好的政府是不会存在的。你不能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在这一意义上，福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论实质上只是在争论“什么是次优的政府”。这种争论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比较成熟的结论，我们很难说哪个政府是次优的。于是就有了各国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多样化选择，形成了各种类型的两党制。

在美国，一般认为肯尼迪政府时期是美国福利国家的高峰，肯尼迪也被称为罗斯福第二。他搞了很多的福利制度。但在肯尼迪之后，有人认为，则是保守主义的复苏，古典自由主义成为了社会的主流。美国的里根，还有同期英国的萨切尔夫人都是保守主义复苏的代表。新近的小布什政府也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代表。小布什的一句名言是“政府制造的问题比它能解决的问题要多”（当然这句话不只小布什说过）。前年，哈佛大学政治系的伯克出版了《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书中认为，60年代以来，现实的美国政府虽然显得越来越保守，但是在很多福利问题上，做得并不比以前少，甚至更多；当代美国人对个人权利的要求不断增加，同时对公共福利的要求也增加，这就要求一个理想的政府，要最小的权力和最大的责任，或者只有责任没有权力。也就是说要求权力意义上的小政府和责任意义上的大政府。很遗憾世界上很难找到这样的政府，甚至能否或者是不是找到次好的政府也难以确定。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政府，也不清楚什么是次优的政府，我们唯一知道的是什么是最坏的政府：权力最大责任最小的政府，我们要尽力避免最坏的政府，不断改变最坏的政府就成为了政府现代化的实质。无论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在他们能够进行有意义的争论之前，首先要做、也首先能做的是消除、改变这样的政府。

爱国在中国已变成一项迷信活动，因为有许多人以为爱国是无条件的行为，这是几十年来愚民的爱国教育的伟大成果。我认为凡是涉及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关系上的行为，没有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国也不例外。

爱国神话是官方六十年来所制造的许多神话中（我会单独遍写这些神话是如何制造的，如党妈妈、解放、伟光正、人民大救星等），最有欺骗性的神话。老舍《茶馆》中的“我爱大清，可谁爱咱”，这样的质疑许多人不曾有过。有些人甚至内心稍有对爱国有所不敬，并没有外人知道，都被自己这种出格的想法所吓得半死。我有个朋友年纪与我相仿，说他十多年前看到约翰逊的“爱国主义是无赖的最后庇护所”，他吓一大跳。说约翰逊是怎样邪恶的一个人啊，竟然敢这样说话。后来读来越来越多的相关的书籍，才弄清爱国而且主义的确是个比较容易出轨的、被党派、政客所利用拿来卖自己的一种“主义”。我想许多人第一次知道“爱国主义是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安卜罗斯·皮尔斯），恐怕心里面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这颠覆了自己几十年灌输的爱国主义教育。人是很不愿相信自己曾经那么虔诚相信的东西被瞬间颠覆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受愚弄的事实。承认这个事实，就像一个癌症病人突然知道自己病情一样，所有活着的支柱立马坍塌，这说明多年的谎言教育，已使不少中国人连承认受愚弄的勇气都没有了。

官方六十年来所搞的许多爱国主义教育，要么就是愚忠式的忠君爱国教育，要么就是搞的爱党爱国教育。在我看来，国家及民族的烈士，才应该适度地宣传。但几十年来官方所宣传的烈士中，有为抗战而死的烈士里大部分应该列为烈士的国民党人吗？他们一点也没有，他们甚至污衊这是为蒋匪帮卖命。四九年后，刚得政权，禁毁的大批书籍，包括许多宣传抗战，并追记为抗战而捐躯的英雄的书籍，官方一律烧掉，功德牌毁掉，这就为他们自己后来宣传的他们是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的谎言打下基础。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爱国主义教育，一律是党派的产物，非民族与国家所共有的内容。我们只要举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爱国人物，你就会知道这些人物是为民族国家而战，还是为党派利益而战。江竹筠、方志敏、王若飞、瞿秋白等，无不如是。

与此同时，我们从小所读的爱国主义课程，即便是讲抗日战争事迹的，也只说是共产党在领导抗日战争，如《小英雄雨来》、《狼牙山五壮士》等，无不是为了宣传抗战时而进行一党之私利的自我名装，到时形成党派利益对国家利益的偷渡，爱党对爱国的真正替代。而各种文学作品，更是不遗余力地大造特造其党派神话，把爱国完全置于党派利益的卵翼之下，生出的无非是一个披着爱国外衣、党派其里的“爱国”怪胎。如《红岩》、《青春之歌》、《红旗飘飘》等不一而足。至于各色爱国人物，如雷锋、欧阳海、邱少云、董存瑞、罗盛教、赖宁等，无不是党派利益的卖命者，实非真正的爱国。在我眼里，只为党派利益牺牲，不是民族英雄，也不是爱国人物，更不能当作烈士来让纳税人拿钱，进行全国性的供奉。但由这些为党派利益牺牲而组成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却遍布全国各地，谓之“红色旅游”（旅游而有颜色，实在是对人之智商的侮辱），从内战的红军到内战的解放军，都被他们当作爱国主义人物来供奉，让纳税人为其买单，他们好从中控制纳税人的思想和情感，进而愚弄纳税人，让他们受到更多的损失而苦之如饴。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

在民族国家概念以前，中国人的爱国观念，可以等同于忠君。在有民族国家而没有民主自由制度制衡的时候，爱国就是爱党乃至爱一个党的党魁，在毛泽东时代这样的强盗逻辑是相通的。国家与你妈是不同的，有许多人也相信这不伦比喻，把国家与母亲同日而语。邓小平有自己的生母生父，但他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除了是一个糟糕惑人的比喻外，反倒是给自己的出生带来许多需要进行基因检测的麻烦。他说这不符合人伦的话，那是因为象征性当一盘“中国人民的儿子”，是他个人及党派利益最大化的最好做法，所以他也就不怕你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员如何阿Q式得到了“成就感”，他要的是，你在这样“诗人式”的语言里，最大限度地与他产生亲近感，从而好让你奉献出一切，而他们从中窃取你的利益。爱国也只不过用像样不经证明的诗歌语言而进行的利益偷渡和盗窃而已。

六十年来，从小到大的教育是表面的爱国主义，骨子里的奴才教育和党化教育。爱国主义在官方这里是一件时髦的大氅，随便一盖，便遮住了那满身不堪的脓疮。爱国是因为这国值得可爱，而不是必须爱，更不是无条件地爱。国家存在的必要，是因为这里面存在一个或多个族群共同体的利益、存在着每一个个体的利益，存在他们共同或者相似的文化，存在着他们共同的情感，而在这个国家里面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其利益还是他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认知都应该受到相应的保护，而不是受到剥夺。国家的存在是因为这里面有我们的利益，当我们身处这个国家而利益受尽盘剥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一问我爱国，国爱我否？我爱了国，我的利益得到保障没有？如果没有得到保障，是什么原因没有得到保障？是我不爱国而造成的吗？不是。事实上，有时你可能比那些成天在嘴上爱国的人更爱国，但你就是无法在爱国后，得到你爱国的相应利益。你会说，不是国不爱我，而是党不爱我。好，那么党无法使你在爱国后得到你相应的利益，你该怎么做？党把国家给绑架了，你爱国在很多时候必然要爱党，或者说你爱国最终的结果就是党把你的利益给侵占了，那么你爱国难道是为了往自己套绳索吗？如果你真正爱国爱自己，那么就是要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好更符合你的利益，要达到此点，就必须警惕任何党派利用爱国来绑架你的利益，同时要把国家建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才更符合你爱国的初衷及你的情感与利益。

爱国是件非常普通的行为，既不崇高，也不卑贱。一个人爱国，没有什么先天的高人一等，更没有什么免于被质疑的权利。爱国是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对于人来说，近乎一种本能。毋需要特别强调，更不能因为要绑架性地爱国，而强迫地洗他人之脑。爱国除了情感与文化认同外，爱国最重要的就是爱自己的利益（其实情感与文化认同也是隐性利益），爱自己的利益，是人之本能，不存在高尚与否。那么有人不爱国可否？也可以，那就是他真的想漠视自己的一部分利益，他想漠视自己的一部分利益（因为爱国不可能得到你的全部利益，有些利益与爱国无关），那是他的权利，人们不强求。爱国不能强求，更不能被没有任何制衡的党派利益所利用与绑架。

2008年4月24日8：18分于成都

 

石油大亨丹尼尔，在空旷的豪宅，不可遏止他一生的血气，用保龄球棒杀死了伊莱，这个在灵魂的油田上和他一样野心勃发的传教士。他坐在地上，说出全片最后一句台词，“我结束了”。《纽约时报》评论说，影片“把观众带入充满烈火、硫磺和咒诅的地狱”。尤其那一幕油井大火，配乐干燥刺耳，是对地狱之火的临摹，丹尼尔的儿子却在井喷的一霎那，从此聋了耳朵。

就如清教徒时代，当英格兰牧师们讲到人全然败坏的罪性，上帝圣洁的怒气与地狱的可怖时，许多听众恐惧不已，从拥挤的教堂夺窗而逃。奥斯卡也没有勇气，把最佳影片奖给一部关于人的干枯灵魂的、噩梦般的史诗。原著《OIL（石油）》，是美国20世纪上半叶著名左派作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尽管辛克莱的着眼，始终多在社会政治的层面。但导演安德森把它改编为一部堕落灵魂的史诗。尤其刺目的，是将丹尼尔的“石油”和伊莱的“圣灵充满”——这是德州贡献给美国的两大财富——并列在了一起。

影片开头，有15分钟近乎默片，记录丹尼尔孤零一人在德州荒漠的井下勘探。后来丹尼尔说，我恨所有人，我的梦想就是赚足够的钱，使我可以远离一切人。他耗尽一生，从一个孤零的淘金者，到一个孤零的大亨。其间钻井、买地、欺骗、杀人，与他生命中最近的三个人一一决裂。一个是养子，丹尼尔带上他，只为了洽谈生意时有张可爱的面孔。一个是冒名的弟兄，丹尼尔杀了他，在夜晚读从未谋面的真弟弟的日记，里面提到“我的哥哥”，他流出了唯一一滴忧伤的泪。最后一个是为他施洗的伊莱。丹尼尔为了买地，答应受洗，在伊莱歇斯底里的掌控下，他一遍遍喊道，“我是罪人，我抛弃了我的孩子”。完成后，丹尼尔低头自语，“我的输油管有望了”。

丹尼尔的受洗，堪称全片惊心动魄的一幕。对他来说，这三个人都是假的，没有一个人是他真正的儿子，没有一个人是他真正的弟兄，也没有一个人是他真正的牧师。石油，是他脚前唯一的灯、路上唯一的光。地上的路，通往天国的只有一条，其余的都通往罗马。丹尼尔经过石油，通往地狱。就如我们都从万物中挑选了一样，在堕落的路上爱不释手。

影片描写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两个运动从德州兴起。一是石油勘探，一是基督教的“灵恩运动”。人的心意，在石油和信仰之间争战。伊莱的弟弟一见到丹尼尔，就问你属于哪一个教会？两次世界大战之前，一个理性主义的乌托邦还在冉冉上升。基督信仰在美国受到自由派神学的冲击，教会开始偏离上帝的话语，出现了一种以反智主义的方式对抗理性主义的浪潮。最早从“浸信会”中分裂出一批高举个人属灵体验的极端派，沉浸于迷乱、癫狂的身体感觉，强调方言、神医和赶鬼，以极端的身体性彰显人的灵魂性，与一个钢铁般的时代抗衡。

伊莱就是影片塑造的这一新兴教会运动的代表。在《圣经》中，圣灵也被比喻为“OIL”。对丹尼尔来说，石油是他的宗教；对伊莱来说，“圣灵”就是他的石油。教堂中，伊莱为患病信徒赶鬼的迷狂一幕，犹如石油溅满丹尼尔的一身。伊莱在灵魂国度中的自大，和丹尼尔在物质的世界中的不可自拔如出一辙。他利用石油来建立教堂，在丹尼尔那里受辱后，回家殴打父亲。他赶鬼和殴打父亲，都一样歇斯底里，一样出自邪恶的灵。在一种高举身体性的宗教体验中，真正的“圣灵充满”被扭曲了，上帝的道先被这个世界轻看，后被教会自己轻看。“灵恩运动”中的极端派，以轻看上帝话语的方式，与一个更加轻看上帝话语的世界抗争。伊莱与丹尼尔的对抗，就是这一对峙的象征。

他们分别成了属灵和属世领域中的魔鬼代言人。丹尼尔以金钱冒充上帝，伊莱以先知般的“新启示”冒充上帝。影片中，他们的一生犬牙交错，在黑暗中相互辉映。直到末后，在经济危机中陷入困境的伊莱，为了金钱来与丹尼尔洽谈。为了报复当年受洗的一幕，丹尼尔要他先承认，“我是假先知，上帝是虚假的迷信”。丹尼尔说，你要像布道一样，想象这里坐满了人，充满激情地喊。伊莱开始一遍一遍的喊。这是最黑暗的一刻，一直持续到丹尼尔举起了保龄球棒。

“there will be blood”，这个片名来自《出埃及记》，耶和华神在刚硬的埃及施行审判，叫亚伦“将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埃及遍地，江河湖海，所有的水都变成了血。在丹尼尔杀死冒名弟弟的次日清晨，班迪牧场的主人对他说，你要认自己的罪，接受基督耶稣的宝血来涂抹你。这是片中第一次出现“血”的异象。there will be blood有两层意思，一是这世界被犯罪的血所充满，二是这世界被救赎的血所挽回。

影片没有显出什么指望。丹尼尔和伊莱都弃绝了这个世界，他们活在自己的灵魂里独自为王，把天地万物都贪污了。但人总有一死，若死如灯灭，黑暗和堕落就是人虚构出来的。人在黑暗中呆久了，也能行走自如。但灵魂若真的存在，人们就盼望可以夸胜，说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人心也向往说，公义啊，你的荣耀在哪里。

不然扫墓就失去了意义。当我将鲜花献在外婆的墓前，看着浩大的墓园人头涌动、烟熏火燎，广播里放着于丹说《论语》。我读了《传道书》的一节经文：

“因为人归了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罐破裂，瓶子在泉边损坏……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

看这部电影，正是清明时节。堕落、死亡，公义的愤怒，一切都如此真实，“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这话既是对丹尼尔和伊莱说的，也是对着我说的。若不曾有救赎的血替我而流，这部电影就等于世界末日。怀念亲人，不如凭吊自己。就如耶稣背着十字架走出城门，看见妇人哭泣。他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哭。

2008-04-03

中国共产党的现行规章制度，源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和第三国际，现在，到了进行全方位的反思和革新的时候了。

一、从”先锋队”到开放型政党

十六大修改的党章，在容纳了”三个代表”思想后，向”其他社会阶层”（包括资本家和食利者）打开了大门，但是又没有放弃列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提法。

党章第一句话：”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逻辑上是含糊不清的。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所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但这种解释显然背离真理。第二，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的先锋队，也是中国资本家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工人先锋队和资本家先锋队的集大成者。但是，当工人与资本家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更多地代表谁呢？已经有学者指出，它更多地代表”精英联盟”.第三，不论”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只要成为”先进分子”，就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从而可以运用第一种解释。但是，这里又引进了两个新的问题：”工人阶级”已经不是人们常识中的工人阶级，资本家和高级经理也能算作工人阶级吗；”先进分子”由谁来确认：工人、资本家、选民、党官僚、理论权威？……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正说明”先锋队”理论已经完全不能适用于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群众性的现代政党。

列宁的”先锋队”理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地下组织、秘密活动的实践总结。”先锋队”由”职业革命家”作为核心，构成一个”从极狭小极秘密的组织直到非常广泛自由的组织（松散的组织）”的组织链条。中国共产党严格地尊奉”先锋队”理论，也是在”四一二事变”、”马日事变”之后。此前，它曾以一种相当开放的心态拥抱新党员，在组织上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当统治集团不允许它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的时候，它才缩回到”先锋队”的壳里。

按照”先锋队”、”先进部队”这一套传统框架，引入了”三个代表”新提法，不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根本利益”不同于当下”利益”，这不是”后进分子”能够自发地认识到的，必须靠”先进分子”长期地”灌输”.因此，”先进分子”的职责不是”代表””后进分子”，而是”教育”、”改造”他们。在现行的党员发展机制下，”先进分子”只会根据既定的理论模板复制自身，而不会反映”人民群众”不断变化中的真实心愿。

党章第五条：”发展党员，必须经过党的支部，坚持个别吸收的原则。申请入党的人，要填写入党志愿书，要有两名正式党员作介绍人，要经过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组织批准，并且经过预备期的考察，才能成为正式党员。”第六条：”预备党员必须面向党旗进行入党宣誓。誓词如下：我……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这套做法，出自列宁1904年的《进一步，退两步》，当然还有更早的源头。如此繁琐和带有神秘色彩的吸收党员办法，是革命党人从地下帮会组织学来的用于自我保护的一套防御措施，与现代的群众性政党是格格不入的。

法国社会党章程规定：入党是自由的。在每一个联合会内，联合会代表大会选举出一个联合会党员接纳办公室。联合会党员接纳办公室登记联合会接到的入党申请并立即转交给支部书记。所有提出入党申请者都由支部书记邀请他亲自来到支部参加接受其入党申请后的下一次会议。如果他不能亲自出席接受其入党申请后的第一次会议，他会再一次被邀请出席随后的会议。如果支部的一名党员对入党申请提出反对意见，只有在听取有关人员的意见并经秘密投票表决，有四分之三多数加以反对时，才可拒绝接受入党申请。从申请入党者向附近的支部递交申请书之日算起，支部应在一个月期限内邀请申请入党者参加支部的下一次会议。要是支部没有召开这样的会议，如果当事人重新向附近的联合会提出申请，在向联合会党员接纳办公室交纳党费的情况下，就认为他已经被接受入党。不接受入党申请的主要理由是拒绝跨党分子。（陈露译：《法国社会党的原则声明和章程》，原文来自法国社会党网站。）

中国共产党要成为一个现代政党，必须实现从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先锋队组织到开放型的群众性组织的转变。后者的工作重心既不是理论灌输和思想改造，也不是以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方式颠覆政权或者维持一党专政，而是广泛吸纳党员，联系尽可能多的选民，在竞争性选举中赢得胜利。

下面提出宽严尺度不同的两种备选建议。其一，年满十八岁的中国人，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支部并在其中工作，按期交纳党费的，即可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有关的支部须在接到申请后一个月内举行会议，如果没有四分之三与会者反对；或者有关的支部没有在一个月内举行会议的；该申请自动生效，党龄从申请入党之日算起。其二，年满十六岁的中国人，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按期交纳党费的，在地区党员接纳办公室履行正式登记手续，即可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交纳党费满半年，即可全面行使各项党员权利。

二、从集中制到民主制

现行党章一再重申：”坚持民主集中制”，”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坚持和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并把民主集中制解释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其实，这种”辩证法”并没有给出任何确定的涵义，完全是一种语言游戏。其实，”民主集中制”是一种误译，其本义是”民主的集中制”，”民主的”是一个修饰词，主词则是”集中制”.（应克复：《”民主集中制”的本质与毛泽东的集权思想》，载《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4期。）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派提出建立一个”集中制的党”，是专门针对孟什维克派建议实行党内民主制的。列宁说：如果要实行”广泛的民主原则”，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我们称德国社会党组织为民主的组织，因为在德国社会党内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甚至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是公开的；然而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列宁全集》第6卷，131页。）显而易见，”集中制的党”既不实行政治公开性，也不实行真正意义上的选举。

经过百年政治实践，什么是”民主集中制”的真相，早已经被人们所洞悉。”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只有两条：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它用党的中央机关自上而下地委任党的地方机关，取代了党的地方机关的自治和自下而上地产生中央机关。它用中央和地方各级执行机关驾驭和指挥权力机关，取代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执行机关向权力机关负责。

在十七大召开前，中共中央（新闻报道没有明确指出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还是书记处）撤换和任命了一批省级党委的委员、常委和书记。各级地方党委也是逐级这样做。现行党章为这种反民主的举措提供了依据。党章第二十七条：”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并报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第三十条：”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选出的书记、副书记，应报上级党组织批准。”这里所说的批准制，已经使选举制大打折扣。第十三条：”在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上级党的组织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调动或者指派下级党组织的负责人。”只要上级认为”有必要”，就可以随时实行任命制。这样一来，自下而上的民主过程，”一切职务经过选举”，就成了一个没有生命活力的蜡像，只是用来在理论上摆摆门面。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376-377页。）从列宁开始的”极端的集中主义”（罗莎？卢森堡语），自上而下的逐级委任制，完全阉割了马克思所说的巴黎公社的民主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将党的代表大会称为”最高权力机关”，将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称为”权力执行机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574-575页）。代表大会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权力机关”，代表必须要有充分的发言权和表决权。在代表大会上应当允许不同派系的观点存在，并开展公开、公平的辩论。恩格斯于1885年回忆往事时所说：”马克思也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在长时间的辩论中———大会至少开了十天———捍卫了新理论。所有的分歧和怀疑终于都消除了，一致通过了新原则，马克思和我被委托起草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00、201页）在列宁时代，党的代表大会上还允许有关路线、方政、政策的公开辩论；到了斯大林时代，只剩下主导派系的歌功颂德和反对派领导人的自我检讨；到了毛泽东晚年以后，中共历次代表大会干脆取消了大会发言。至于选举阶段的表决，完全成为执行机关精心导演的一出傀儡戏，既没有候选人的竞选宣传，也没有秘密的预选，正式投票更是实行等额选举。

在实行民主制的各国社会党的章程中，就没有上述批准制和任命制的丝毫痕迹。而且，它们还在一些领域中实行了党员直接选举，取代了过去长期实行的党内间接选举制度。法国社会党章程第七章第十四条规定：”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召开各支部全体大会，由全体党员秘密投票选举党的第一书记。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绝对多数票者才能当选。在第二轮投票中，两名候选人中得票最多者当选。”第九章第一条规定：”共和国总统候选人由各支部大会的全体党员秘密投票确定。第一轮投票获得绝对多数者当选。第二轮投票的条件与第一轮投票相同，只有得票最多的两个候选人才能参加第二轮投票。”

未来修改党章时，应当充分吸取各国社会党的经验，以真正的民主制取代党内集中制。作为最起码的一步，应当恢复中共八大党章的规定，实行党代表大会的年会制和党代表的常任制。有关党的路线和政策的重大问题，必须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

三、从集权制到分权制

我们现在讲民主宪政或者说宪政民主，民主主要体现为选举、投票、”数人头”，宪政主要体现为限权（政府不得侵犯人权）、分权、相互制衡。国家机构要实行三权分立，党内也要实行三权分立。前者是行政、立法、司法的分立，后者是政治、监督、财务的分立。根据现行党章，党的最高执行机构是大一统的、一元化的，又是多层级的、宝塔型的。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党的最高执行机构既是分权的、多元化的，又是少层级的、扁平化的。

现在的”中共中央”，实际上分为四个层次：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197名，中央候补委员158名），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23名，政治局候补委员1名），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9名）和中央书记处（书记7名），总书记。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都很少开会，经常代表”中共中央”处理各项事务（包括签发”中共中央文件”）的是后两个层次。改革后的中共中央处理政务的最高机构，只需要保留两个层次：中央委员会（或者叫政治委员会），委员50人，候补委员40人；中央委员会执行局，由中央书记1人和中央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组成。

过去有一句话叫做”党要管党”.实际上，党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管党上，因为成立政党的目标就是要参政从政，执掌政权，所以”党要管政”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德国政党法第一条规定：”政党必须在公共生活所有方面参与形成人民政治意愿，特别是对形成公共意见施加影响；激发并加强政治教育；促进积极的对政治生活的公开参加；培养有能力的人承担公共责任；通过提名候选人参加联邦、州和当地政府选举；在议会和政府对政治发展施加影响；将他们确定的政治目标与国家决策过程相结合；并且保证人民与国家机器之间持续、重要的联系。””政党须在政治纲领中制定他们的目标”.制定政纲和政策，储备、训练、推举政府的政务官和代议士，是党中央政治系统的主要功能。

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下，设立两个以上的并行机构，在历史上不乏其例。

恩格斯在1890年代提出，党报党刊与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关系，应当是前者”形式上独立”、后者”道义上影响”.他写道：”你们在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聚，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你们作为党的执行委员会，应该提倡甚至创办这样的刊物，这样，你们在道义上对这种刊物所起的影响，就会比对一半是违反你们意志创办的刊物要大。党正在超越迄今存在严峻纪律的框框；在拥有二三百万党员和不断涌入’有教养的’分子情况下，要求比至今给予更多的行动自由，……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马恩全集》，第38卷，517～518页。）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说：”执行委员会和你本人对《新时代》以及所有出版物保持着并且应该保持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你们也应该而且可以以此为满足。”（同上，88页。）

早年列宁是追随恩格斯的。在1903年7至8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列宁支持通过的党章确定了”双重中央领导机关”体制。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均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二者之间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中央委员会负责党的组织工作、财务工作，指导党的全部实践活动；中央机关报编委会则负责在思想上领导党。

晚年列宁建议设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它由党代表大会选出，与中央委员会是两个并行的机构。它的主要职责是对中央委员会及其成员实行全面的监督，纪律检查委员会只是它的一个下属机构。列宁临终前写到：这个机构”应该’不顾情面’，要注意不因任何人，无论是总书记或其他任何中央委员的威信而妨碍他们提出质问，审查各种文件，并且要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和使问题处理得非常正确。”（《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696-697页。）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能，相当于立法机构对于行政机构的质询、审议、监督职能。1922年的联共（布）党章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本级党委员会不得加以撤销，但须经过党委会同意后才能发生效力，并由后者付诸实施。””遇到不同意见时，将问题提交联席会议。同本级党委员会不能取得协议时，将问题提交本级党的代表会议或上级监察委员会解决。”按照列宁的意思，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要功能是约束和限制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监督它实施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到了斯大林时代，修改后的党章将其任务改变为监督”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执行”，不再具有监督中央委员会自身的功能。

中央执行机关的第三个分支应当是财务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负责人可以称作”司库”.在德国政党法中，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是关于党的经费、账目、审计等方面的规定，可见财务委员会和司库在现代政党中的重要性。

今后，中央政治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应当分工合作，各自承担独立的功能，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汇报工作。同时，还应当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任命党报党刊的负责人，党的中央执行机关只应当保持对于党报党刊”道义上的影响”.

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党，已经经历了从革命党到专政党再到宪政党的转变。1948年”行宪”后，本来国民党就应当向宪政党转化了，由于在内战中失败，国民党先是在大陆后来在台湾实行了四十年”戒严状态”，延误了组织转型。中国共产党要获得新生，也必然要走国民党走过的宪政之路。觉悟越早，转型越及时，对于党的未来发展就越有利。现行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现行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在经历文革浩劫后的这一历史总结，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向宪政党转型的出发点。

以上这些思考，基于我对60余年党内生活的观察和实践，基于我关于现代政党建设的阅读。不揣浅陋，抛砖引玉，是为了引起更多有识之士的讨论，集思广益，为党探索一条持续长久发展的道路。

（相关简介：谢韬，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

慎之先生也许自己都没想到，他和李普先生在电话中的一席通话，会成为一个世纪的预言。2002年某日，他们在电话两头交流对胡适鲁迅的看法时，据李普先生文章：“……他稍停了一下，突然说道‘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由此，这句话便成了慎之老人留给我们这个世纪的遗言，也是他对他不再能看到的这个世纪的预言。

但，有多少人能接受这个预言，包括能接受这个预言中的胡适呢？在构想这篇文章时，一位读者读我写胡适的《瞧，这人》后给我写来的电子邮件打动了我。这是原话：“我和您素昧平生，给您写这封信显得很唐突，请您原谅。我主要是想向您表明：认同自由价值观念、对胡适先生怀有理解之同情的人虽然很少，但是在慢慢增加。我们‘不怕二三人是少数’。”这最后一句，让我无语良久，在感动中。此人是1970年代人，这个年代出生的他们将是21世纪上半叶的中坚，如果他们能够普遍地接受由胡适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价值，那么，慎之先生的期待便是可以预期的。为此，我们要努力工作。

在慎之先生的表述中，胡适和鲁迅都不是他们个人，而是两种不同的价值。鲁迅的价值取向是苏俄，比如托洛茨基声称：俄国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这是铁与血的纪元。相应地，鲁迅的表述则是“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20世纪铁、血、火、剑的交错辉映，使得这个世纪成为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世纪（这是慎之老人的话：“整个二十世纪，对于形成主流的中国青年人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战争与革命的世纪”），这个世纪属于鲁迅，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的胡适则是这个世纪的“他者”。革命自有其道理，至少革命都是被剧烈的社会不公逼出来的，当然还有煽动。但，如果革命是社会不公的产儿，它一转身却是专制之父：这一点会不会让人始料未及，包括鲁迅。

至于“胡适的世纪”，则取决于胡适身上所体现的那套价值。如果说自由、民治、宪政是胡适一生的诉求，显然，以此为目标，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所要争取、所要兑现的内容。并且“胡适的世纪”还要求我们以胡适的方式实现胡适的目标。胡适的方式是尽可能地不革命、不暴力，他不主张对现存制度进行暴力摧毁，而是以分长寸进的努力把这个制度往法治框架里逼。这就需要时间，甚至很长。20世纪没有选择胡适不是没有它的道理，那是一个激进图强的时代，尤其时代的主体是青年。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胡适当然走不进年轻的李慎之和李慎之们的视野，他们要的是鲁迅的“最快”，要的是毛泽东式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因此，“李慎之”瞧不起“胡适之”，便也注定了那个时代的历史。

蚌病成珠。晚年李慎之对胡适之的推崇是慎之老人一生的反省，其中更包括血与泪的经验：“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可以说我们这一代是被误导了。‘误导’这两个字，可以说是很沉痛的，也可以说是分量很重的。”是的，历史绕了一个巨大的弧圈，回头看去，却是歧途；但一代人却无可挽回地垫进去了自己的青春、热情、热血乃至生命，这样的反省如何不沉重、又如何不沉痛。慎之先生终于憬悟：“胡适的道路虽然迂远，却是无可替代的”。于是，历史进入21世纪，沉寂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胡适开始重返历史前台。

如何走向“胡适的世纪”，在自由、民治、宪政的目标下，所要做的工作很多，每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这是“夕闻道”的慎之先生所作出的选择，正如李普先生在其纪念文章中写道：“慎之去世以后我重读了他的几篇文章。他一再强调公民教育的重要性，说人生如果真有下一辈子，他愿意再当个公民教员。他说所谓‘启蒙工作’实际上就是要变中国人现有的‘子民心态’为‘公民意识’。”李普先生文章的题目就是《我们大家的公民课教师》。做一个公民教员，从事公民教育，培养公民意识。这不是慎之先生下一辈子的事，他晚年已经这样做了，这有他的文章在。只是天不假年，一次感冒遽然成了先生的致命杀手。于是，这个任务就留给了这个世纪中的我们。

面对由专制历史积淀而成的“子民心态”，20世纪以来，存在着胡适和鲁迅两种不同的方式。鲁迅的方式是“改造国民性”，胡适的方式是“改造国体性”（即制度性）。在慎之先生对鲁迅的反思外，我要说，鲁迅笔下的国民性事实上更多与人性和人性的幽暗缠结一体，改掉也难。另外鲁迅的改革国民性是排他的，鲁迅不仅视其为“第一要著”，而且任何制度努力都不在他的视野中（“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胡适不然，他并非排斥国民性批判，但他的功夫更花在国体性和制度性的努力上，认为制度也是一种教育：“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范围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制的训练，更可以维持法治。”因此，如何走向民治，胡适强调：“第一要给他一个实习做公民的机会，就是实行民治的制度；第二要减少它为恶的机会，使他不敢轻易犯法。”可以这样对比，鲁迅下笔是“国民”，胡适笔下是“公民”。鲁迅的工作是对国民进行人性改造，胡适的努力是对公民进行制度教育。放在今天，如果不偏废鲁迅，但胡适的工作显然更重要、也更为根本。

慎之先生显然意识到此，他晚年的工作是胡适未竟事业的赓续。历史就是这么让人感慨，从“李慎之看不起胡适之”到“李慎之赓续胡适之”，这样一个历史流转不是“华丽转身”，而是“风雨苍黄”。今天，二位不再，风雨依旧，当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关注我们时，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未竟就是我们的赓续……

有个说法是，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暴君。当然，做“暴君”并非无条件，那就是首先你得戴上可供执政的王冠。所以，在有条件做“暴君”之前，尚处于在野之时，更准确的说法是———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土匪。

李慎之先生当年说过中国有两个传统：大传统是孔夫子，小传统则是关二爷。简单说，大传统是“忠”，小传统是“义”。这点不难理解，时至今日，大家知道“忠”是皇家用来驭民的割头术与销魂散，而“义”则是撑起民间草莽政权的精神伟哥与万能胶。

除了上述两分法，还有个鲜为人知的三分法。英国著名学者赫尔伯特。韦尔斯在《人类的命运》中曾经这样写道：“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受此启发，闻一多写过题为《关于儒、道、匪》的文章，结合中国传统，指出韦尔斯眼中的“土匪”，实则是一群流落江湖，“堕落了的墨家”。

个体方面，比如说像阿Q这样的散兵游勇、孤胆英雄，首先儒家教会了他做个积极的奴才，见到县太爷腿关节便会像水银一样泻到地上；道家则教会阿Q在面对今朝不济时忍不住超脱地去想祖上也阔过；至于匪气，如你所知，阿Q也曾“同去、同去”，客串革命。

至于群体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梁山泊里的好汉们。《水浒传》里的梁山性格，在宋江这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有完美体现。梁山好汉学墨家兴“天罚”，要替天行道，然而，只要是当了打家劫舍的土匪，就少不了要做些“替天行房”、强奸民意的事情。如你所知，梁山好汉并非都是逼上梁山，有不少便是由宋江及其喽啰卖耗子药设计骗上去的。一旦后路已绝，前途茫茫，便只好落个草，一起做兄弟了。如此光景，颇有些罗伯斯庇尔时代“你不想自由，强迫你自由”的意味。至于后来宋江为得招安而茶饭不思，则是要求众兄弟“你不想当奴才，强迫你当奴才”了。今天，以公民精神自治和权利平等的名义，我们知道，无论是遵循儒、道，还是匪，一个人如果只是将自己的精神与立场附着于某个“表面繁荣，实则虚拟”的团体去思考或行动，其实他已经失去了自由。

在我看来，爱国首先是个国民如何为自由立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不乐见的是，有些“爱国者”喜欢在精神或者思想上对他人打家劫舍。如果你不遵从他们的“爱国”逻辑，他们就不仅会指责你不“爱国”，还要给你贴上“汉奸”、“叛徒”等种种污名，近日甚至有抵制家乐福者围攻反抵制者的事情发生。如此“讨外伐内”，啸聚网络，围攻商铺，于中国与世界进步何益？“爱国”未必不好，但强迫他人和你一起“爱国”，而且非“爱”它不可，则一定是坏事。因为这不仅意味着道德上的胁迫，更否认了他人的理性。

应该承认，由于时代之局限，有关中国的某些历史记忆已经静止或尘封，西方世界关于中国的印象的确有不少仍停留于多年以前。而现实中，国际交流不畅，“网络民族主义”虚张声势，社会运动政治力量化等等，更使不少人误以为今日有理想、有热情的中国人多是“暴政下的暴民”。面对这种“错误印象”，如果你认定是“歪曲”，理性的选择显然不是以你的过激言行为“歪曲者”快递证据。

当然，我说“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土匪”并非只是对中国人存有偏见。事实上，这个潜伏于人心中的“土匪”更折射了全人类的命运。君不见，即使是《乱世佳人》里楚楚可人的郝思嘉小姐，也曾跪在故乡的大树下发毒誓，让上帝见证她有朝一日可能变成“土匪”———即使杀人，也绝不让自己的家人挨饿。

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心怀理想的国家，理应无条件地激发人心中的善与美，同时也不得不对人性中的恶意设防。这也是为什么在那些开放国家既允许游行示威随时发生，又将其圈定在几条固定的街道上之原因所在。其目的就在于———你有权维持你心中的光和热，可以将此骄傲示人，但请不要让它烧出来，毁了邻家的房屋。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阿诺德 热贝尔（Arnold Zable）        齐家贞译 

奥林匹克火炬于三月二十四日从希腊出发开始传递，本周四（四月二十四号）火炬将到达澳大利亚堪培拉站，与此同时，另一个传递将给它留下阴影──为中国的言论自由呼唤，由一个有创见的作家组织，国际笔会和它的子机构悉尼笔会的作家齐普·罗利（Chip Rolley），发起了以网络为平台进行的诗歌接力传递。全世界的作家已经将系狱的记者兼诗人——师涛创作的诗歌《六月》翻译并录音成90多种语言。它创作于2004年6月9号，正是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十五周年，现在，这首诗成为移动的对天安门事件的沉思和追忆。

这首诗在网上接力传递着，从一个笔会到另一个笔会，运行的路线与奥运火炬的路线相似。每到一处，便加进翻译成当地语言的新语种。到目前为止，此诗已经遍布70多个地区，跨越欧洲、美洲、非洲和中东，它的旅程将继续到8月奥运开幕。到达澳洲站时，本诗将加进翻译成多种土著语及其它地区的语言，显示出语言文化非凡的多样性。

较早的一个事件导致师涛被关进监狱。2004年四月，师涛使用雅虎的帐号给海外网站发邮件。它披露了中共对即将到来的天安门镇压事件周年纪念的文件，该文件指令媒体监视任何与共产党方针持不同政见的人们，不允许他们发表批判性意见。可耻的是，雅虎公司向中国政府供出了师涛的真实身份等。他于2004年11月被捕，以“向境外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十年，目前他正在监狱服刑。

诗涛的判罪映显出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向。国际笔会正在追踪和关注目前仍被关押在中国的三十八个记者和作家的案件。他们包括汉族、维吾尔族和藏族，那些人权活跃分子，比如独立出版人杨茂东，他因揭露政府贪污腐败，于2007年11月14号在沈阳被判刑5年。据国际笔会了解，他在拘留所一再受折磨，这种折磨可以扩展到其他被关押的人权积极分子和作家身上。
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仍然对言论自由进行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胡佳，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4月8号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胡佳一直就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政府提出批评。2000年，他是爱滋病支持关爱组织的发起者之一，帮助那些感染爱滋深受病痛之苦的人们，他批评政府对爱滋病受害者不予过问。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胡佳组织了支持人权和反对任意拘留、逮捕公民的活动。近来，他还支持农民领袖为被政府以建设需要为名强占农民土地而发起的争取土地权的运动。
2007年11月，在布鲁塞尔欧洲国会人权听证会上，胡佳指出，“这是一种讽刺，奥林匹克运动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又是公共安全机构的领导人，本应追究违反人权的行为。”

中国践踏人权被揭露，导致了北京奥运进退两难的局面。在1984到1985年间，我在中国西南一个农业中专担任英语老师，受到学生和我工作的远郊地区人们的极大的热情款待，对我慷慨而直率。他们的勇气和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他们忍受了过去的种种挑战，他们依然乐观友善。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中国正在从集体经济的创伤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的自我孤立中走出来，向着国际社会靠拢。

我和一些朋友在那段时间建立起来的友谊是持久的，我强烈地意识到我朋友们的敏感，他们对奥运的骄傲，他们想向世界展示中国可以是个多么热情和慷慨的主持者。他们认为奥林匹克是一个好机会，来展示中国现在已经是个现代化的、极其发达的国家，以实现进入全球社会的目标。当年卷入天安门抗议事件的人们，也同样具有这种情感。
无论如何，当骚扰、折磨、牢狱之灾和酷刑都发生在有勇气的人权活跃份子，如胡佳和杨茂东身上时，别无他择，只有公布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为解救他们而努力。这次笔会的诗歌接力传递，是发自内心的原创力，是对以下事件最根本的理解：当一个国家的权力机构践踏人权而可以逍遥法外，当专横权利的扩张不受限制时，那么对人权的践踏就会愈演愈烈，国家所控制的网络只会越收越紧。

二00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老伴看计算机时忽然惊叫一声：“李慎之去世了”。由于前几天已有报道说他病危的消息，因而我并没有震惊，只是心中感到万分悲痛。从年初秦川过世以来，吴祖光、李慎之这几位德高望重，对我可说是「平生风义兼师友」的人物一个接着一个相继离去，不仅使我痛失志同道合、一向敬重、爱戴的良师益友，对于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人民大众来说，失去了这些人格高尚，足资楷模的先进人物，损失确实是巨大的。特别是李慎之，对于我国思想界、理论界来说，失去了这样一位泰山北斗，更是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

结识李慎之于文革之后

我与李慎之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结识的。虽然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由于主张「大民主」即西方式民主遭到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划为右派分子一事早有耳闻，但是一直等到中国政治学会于八十年代初成立，我们都被选为常务理事，彼此才有所交往．当时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美国研究所所长，一九八五年后升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是兼职，那时他给我的印象：

博学多才，学贯中西

一是博学多才。从他在一些讨论会上的发言中，特别是朋友之间的闲谈中。我看出他算得上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者。尽管他还没有什么专著或是在高等院校兼任教授或研究生导师，他讲起话来往往上下古今，滔滔不绝．议论风生，甚至有时语惊四座，其举止风采时常让我想到乔冠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九六年李洪林（原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邓力群继王任重任部长后他遭到批判，后被福建省委书记项南请去任省社科院长》邀请洪禹（原中宣部理论局长》、何匡《《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王若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苏绍智《社科院马列所所长》、孙长江、张显扬、李慎之和我等多人去武夷山开讨论会，我当时写的《武夷八仙歌戏赠同游诸君子》一诗对李慎之的描述为：「慎之雄谈惊四座」。

倡导容忍不同意见

二是他的民主思想和作风．特别是他倡导「容忍不同意见」这一点．。据秦晖说：李慎之对某位曾著文批评他的学人颇为赞许，此点我也早有体会。记得一九八八年有一天他打电话提醒我：对海外学者的不同学术观点应予尊重，讨论问题时要心平气和，切不可出口伤人。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自以为掌握了真理，讨论问题时往往盛气凌人，这种骄横、武断的态度实在不足取。当时旅美学者、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先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的激烈反传统》一书刚被介绍到大陆，不少学者对他的观点有很大歧见。后来，我于一九九六年到威斯康辛大学任访问学者，同在该校任教的林毓生教授有更多接触，读到他不少论文以后，深感受益颇多。

恢宏大度，逢人说项

三是他恢宏大度，甚至「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我在「六四」后被关押期间，有一天在报上看到中国法学会和中国政治学会分别召开常务理事会决定解除我常务理事和副会长职务的消息。当时正好负责审理我问题的项目组组长老王来，我提出常务理事是全体理事会选出的，由常务理事会开除某一常务理事不符合法律程序。老王笑我说：「连脑袋几乎都保不住了，还哭头发呢!」我获释回家后不久，一九九一年春某一天。李慎之到我家来，向我说明常务理事会开会情况，他特别赞扬了另一位副会长李正文一直为我说好话，在最近的一次会上还提出应恢复我的副会长一职。他说：「于浩成那时被抓了，我们开除了他的职务，现在他放出来了，我们为什么还不恢复他的职务?」慎之这种「逢人说项」的好心和热情，当时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处世为人谨慎小心

其四，也是唯一负面的印象，是他似乎在处世为人方面过份谨慎小心。这也许是他接受了一九五七年直言获罪的教训的缘故吧。尽管他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私下谈话无所不谈，但却惜墨如金，很少写文章发表，更不用谈著书立说了。在中国政治学会理事会上讨论会务时，他也总是老成持重，非常注意不同官方唱对台戏。如在讨论中国政治学会是否加入国际政治学会时，他显然是要力图贯彻外交部之观点。记得有一次我还同严家其私下议论说他正如其大名，未免过于谨慎了。

晚年大智大勇

但是，这一点在他的晚年却有了极大的转变，其谨言慎行完全为大智大勇所取代，「六四」以后，他拍案而起，说「我不能在刺刀底下做官」而辞去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职务。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八年他先后为《顾准日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作序，鲜明地亮出了自由主义的旗帜。特别是一九九九年他那篇《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标志着他的大彻大悟，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篇文章由国内一位好友寄来，标明「供朋友间传阅不发表」，但我和《中国之春》总编辑伍凡迫切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这篇重要文章，乃通过慎之家人取得他同意在《中国之春》二000年一月号刊出，还把慎之随新年贺卡寄我的他和夫人在张家界拍的照片也一并注销来。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他的一些文章如《二十一世纪的忧思》、《纪念五四：回到五四、重新启蒙》、《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魂兮归来，返故居些–悼王若水》等篇，我在互联网上看到后都录下来以便慢慢仔细精读。他在文章小说：「中国要否定专制主义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制度的改革，一条是进行启蒙教育」 ，又说：「认真的德治只有在完全的法治的基础上才可能发挥作用，否则难免不成为专制主义的帮凶」。他说得多么好啊，真可说是先获我心。我是多么盼望有朝一日能回到北京，就一些问题当面向他求教啊。现在这一希望竟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回想我来美前曾于一九九四年五月十八日去慎之家辞行，万万没有想到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二00三年年一月，刘军宁来洛杉矶出席加州大学有关修宪问题的讨论会，我托他将我一本新着《人权与宪政》带回去送给慎之，请他指教，不知他在病中还能看书否?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人物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李慎之成为公认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并不是偶然的。人们将他同李锐并称「二李」，此前还有「南王《王元化》北李《李慎之》」的说法。秋风在《悼慎公》一文中说：「先生与台湾自由主义大师殷海光先生有一共同之点，即愈到晚年，思想愈为精粹，两位先生也都深具兼通中西学问的现代士大夫平易而又高贵的精神气质」。好友何家栋也说：「李慎之属于『二一九』一代中的改革派，青年李慎之在共产主义是一项杀头之罪时信仰了这一主义，后来同样基于崇高的理想，晚年李慎之在共产主义成为不少人谋取富贵权势的敲门砖时信仰了自由主义。」由此我想到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总理的克里孟梭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在青年时代不信仰社会主义是没有良心，到老年时代还信仰社会主义是没有头脑」。李慎之在其晚年的转变，在与他同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是有典型意义的。李慎之长我两岁。生于一九三二年，即五四运动后的四年。一方面他的成长受到五四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是更高级的民主。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一下子就是几十年。文化大革命和六四大屠杀（此前还有反胡风．反右派的斗争。）这些大灾难正是「假民主，真专制」的产物，正是对大灾难的反思使我们从对党、领袖、主义的迷信中觉醒。李慎之在去年写的纪念五四的文章中批判了当前的两种错误观点：「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说中国已经老早超越了五四，确立了远超过五四所追求的民主观!!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民主观．也确立了远超过五四所追求的科学观!!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观，也有另一种说法，可称甚嚣尘上，认为五四已经过时了，我们应当超越五四，返回到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价值，因为它必将成为全世界未来的共同价值。这两者都近乎异想天开。」他提出了「回到五四，重新启蒙」的响亮口号。他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新左派或保守派论争中的中流砥柱。

薪尽，火仍在传

而今，慎之离开我们远去了，谢泳说：「这是思想文化界的大损失，他留下的空白会让我们长久的怅惘」。雷颐则说：「他的死象征着那一代正在最后退出历史舞台。但那一代的理想、信念、追求、思考、探索、经历都不应也不会退出，这是人类思想史上不容轻视的重要财富。薪尽，火仍在传。」他们说得非常之好。让我们这些后死的人更好地向李慎之学习，义无反顾地把他卸下的重担挑起来继续前行吧。

对于西方媒体报道中国时的那种片面和偏激，我是早就领教过的。记得十几年前第一次到美国工作，为了尽快让英语听力过关，每天趴在电视机前看新闻实事或脱口秀节目。起初，由于熟悉新闻背景，完全能够听懂的几乎只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和评论。说实话，从美国新闻里看到报道中国的新闻和他们的评论，确实很让人不爽。

即便在我自己把批评中国当作己任，自认通过批评自己的国家从而促使其进步就是最好的爱国的今天，看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我心里还是很不舒服。有时真想找人教训他们一下，可是找谁呢？西方的新闻媒体好像没有主管单位，看看他们如何整天批评甚至攻击总统和政府就知道了。特别是美国的福克斯新闻（FOX）攻击起克林顿夫妇，简直可以用极尽侮辱之能事。

但我也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在美国遭受到911袭击，以及美国先后出名阿富汗和伊拉克期间，美国的各大新闻媒体包括CNN等都显得非常爱国。这真让我迷糊了。因为那时我也对美国媒体有了一定的了解，确实知道这些媒体是享受充分独立和自由的，和政府没有什么关系，更不是什么上下级关系。那么他们怎么都那么爱国起来？好像是白宫统一安排了舆论导向似的。

这个问题也就放下了，直到两个月前我到香港参加文学节，正好和前CNN驻北京首席记者芮贝卡（Rebecca Mackinnon）同台主持我的作品研讨会。芮贝卡父亲是汉学家，她自己说很流利的中文。她以前长期在CNN工作，从1992年到2001年在CNN驻北京站任首席记者。我最早见到她就是从电视屏幕上开始的。她目前在香港大学从事媒体教学工作。以她对CNN的了解，我想，我自然会为自己的问题找到最准确或者最接近真相的答案。

在我们一起吃中饭时，我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说，一向对美国政府桀骜不驯的新闻媒体特别是CNN怎么一到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时就忽然爱起国来，弄得我不得不怀疑白宫有幕后黑手在操纵。我想，芮贝卡一向对美国的媒体拥有比较独立和公正的看法，对中国人民也持友好的态度，她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芮贝卡的回答证实了我的观察没有错。那段时间，CNN等美国大媒体确实“挺爱国的”。但她纠正我说，政府没有给压力，白宫更不敢干涉，也不会是因为CNN的老板是美国人这些原因，主要原因是有一双更加有力的无形的大手在操控。芮贝卡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向我解释。

阿富汗战争期间，她曾经带一个（日裔）摄影师前往阿富汗前线，为CNN作现场报道。她说，作为一名记者，她自然知道该报道些什么。当时，阿富汗战争刚刚打响，很多阿富汗人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当时芮贝卡所在地方（名字我记不起）正是遭受战乱的阿富汗穷人逃乱的必经之地。芮贝卡看不断涌来的阿富汗难民在美国的炮火下不得不逃离家园，扶老携幼，有的妻离子散。于是，具有敏锐新闻头脑和人文关怀心的芮贝卡把这些难民的真实生活都一一拍摄下来，不停地发回美国CNN总部。

就在芮贝卡以为找到了最好的新闻素材，干得正起劲时，来自CNN的指令下来了。指令要求芮贝卡少报道一些这些（难民）——这些被美国炮火赶离家园的难民潮对于美国那场反恐战争来说毕竟是负面的消息。CNN总部希望芮贝卡多报道一些来自阿富汗前线的能够激励美国人爱国心的新闻。CNN总部的理由很简单：观众不爱看那些难民，他们要看反恐的，爱国的。

芮贝卡给我讲这件事后有些无奈，她说，现在你明白了，CNN为什么爱国了吧。不是政府让他们爱，更不是他们那些老板良心发现突然想爱国，而是因为当时美国观众们在911后正在爱国的兴头上，不喜欢看那些“不爱国的”——如美国发动的战争造成的大量的难民。

当时CNN的对手福克斯新闻（FOX news）狂热地支持布什政府（福克斯一直为难克林顿政府），赢得了很高的收视率，CNN处于明显的劣势。为了迎合美国主流的爱国激情，CNN不得不放下一些原本够料的新闻，而去报道能够激起美国人爱国热情的东西。

芮贝卡后来离开了CNN，我想这也许就是原因之一，她对于那些超级的国际大媒体持一定的批评态度，认为他们往往为了收视率，为了广告，为了迎合主流人群而放弃一定的新闻原则。

现在不妨把话题转到最近CNN主播卡弗蒂的辱华事件上，我想结合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和认识谈一些看法，与网友商榷。

1）卡弗蒂的话是不是辱华？

我一早就从网络上看到了卡氏的那段话，今天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核对了英文原文。从我自己的理解来判断，卡氏的讲话确实侮辱了中国人民，他可以说自己没有把话说清楚，那个“他们”可以指中国政府也可以指中国人民。然而，从话语的上下文来看，卡氏说他指责的是中国政府这件事有些牵强。所以，可以这样，卡氏的话是严重地辱华，而且带有种族主义的偏见。

我们回过头来分析，卡氏为什么在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后辩称他是批评中国政府呢？原因很简单，按照西方媒体的标准，任何媒体和新闻人都有批评政府的权力，至于批评的是否有证据，是否正确，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媒体拥有批评甚至攻击政府的权力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在为自己辩解时，卡氏率先抛出了这一点。

卡氏当时说了一长串的话，是关于贸易和“中国产品是垃圾”的。我认为说中国产品是垃圾并不构成辱华，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都是很便宜的，相对于欧洲进口的自然质量不高，而且也出现了一些安全问题（据说美国最近要公布中国产品安全问题调查），所以，一个新闻主播带着激动的情绪说“中国产品是垃圾”并不构成什么辱华事件，听说一些公司要起诉，没有这个必要。可是，这位卡氏话锋一转，就说到中国人身上，什么五十年来都是——

这句话，无论按照中国标准，抑或是美国标准，都超越了一个新闻主播的底线，不单单是侮辱中国人，而且带有严重的种族歧视了。卡氏在这句侮辱的话语里虽然使用了一个时间概念（“近五十年”），这也就成为他强调的他在攻击“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的依据。

无论卡氏如何辩解，中国人这一次是有理由要求道歉的。问题在于：我们该使用什么方法对付CNN？

2）CNN为什么对中国政府的抗议和愤怒的中国民众漫不经心？

中国外交部连续三次提出严厉交涉，谴责并督促一个私人媒体CNN做出真心的道歉，中国大陆网络爱国者也大张旗鼓口诛笔伐，更有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特别是留学生举行了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真可谓众志成城。

可是迄今为止，不但西方媒体鲜有报道，而且CNN也按兵不动。确实让人费解。然而，结合我上面的故事——CNN为何忽然爱国来分析，我们就不难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无论西方媒体如何标榜新闻自由，讲究职业道德，他们充其量还是一个赢利的跨国大公司，他们也有上帝——就是他们的观众，也就是暗中操控他们的那只无形的手。从某种意义上说，抛开自由民主等这些核心价值不表，西方媒体要供奉起来的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广大的西方观众。当然，这和他们崇尚民主自由并不一定矛盾，因为西方的绝大多数观众已经接受了民主自由的核心价值理念。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CNN的情况，它的上帝——观众在哪里？很显然，现在起来抗议他的中国人，几乎一个都不是他的观众。中国大陆民众根本不允许看CNN，CNN的收视率自然从来不把中国的观众统计在内。

CNN的衣食父母，和控制它的那只巨大的手——观众几乎全部在中国大陆以外，那么，中国外交部目前连续三次提出抗议，中国民众群情激愤，在外面的观众——特别是西方的观众看来，又是什么情况？

问题就出在这里。目前从中国大陆网络到中国外交部以及席卷全球华人圈的谴责和抗议CNN的活动，看在CNN的观众，特别是西方的观众眼里，对CNN不但没有损害，甚至正在直线提高它的收视率。我想，就这一点来说，CNN的高层也许此时正躲在阴暗角落里偷偷直乐。

中国网民、外交部和全球留学生抗议CNN事件不但CNN本身鲜有报道，其他大的电视台如FOX和BBC等也很少报道，为什么？这当然有其他的原因在里面，但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能忽视。举例说，当FOX报道CNN遭到13亿中国人的抗议的时候，那么十有八九的正在观看FOX的观众会立即转台去看看CNN到底出了啥事。而且，还有一个让我们难堪的现象就是，在目前西方人眼中，中国仍然是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记者动辄因言获罪。于是，头脑简单的西方人也就会以此反推：得罪这样一个国家，能够惹得没有新闻自由的13亿人愤怒的CNN，一定是我们西方为之自豪的新闻自由的榜样。此时不看，更待何时？

我的分析当然不是全面的，只是就某一方面深入浅出。但是，我也并不是没有依据的。那么，这样分析下来，是不是说，我们中国人被一个电视台的主播侮辱了，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就要忍受？就要不了了之？

那也未必，外交部发言人说得好：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3）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在我提一些建议前，我首先表明，外交部目前连续三次严重交涉，以及一些民众自发组织抗议，都是合法合情合理的。但是否还有更好的选择，或者说从长远来说，我们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又或者说，我们是否还有更见效的方法？这些都应该群策群力。

我提几个看法：

第一，CNN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媒体，它的触角伸到世界各个角落。可想而知，它在中国自然也有办事处，而且业务量也不会小。这就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如果它不配合我们的要求真诚道歉的话，我们把它赶出中国。那样对于一个世界性的大媒体，被赶出了有13亿人口的中国，自然是损失惨重的。可是，这种方法绝对不能用，因为这种方法在世界上造成的对中国政府形象的损害相比于我们赶走了一个私人媒体获得的尊严要大得多，得不偿失的事我们不能做。更何况今年是奥运年。

第二，按照我的分析，CNN之所以对中国外交部的抗议和民众的声讨置若罔闻、漫不经心，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但不影响它的收视率和经济收入（主要是广告），而且甚至有可能让它在西方获利。从这里我们看出来，就算如CNN这样的超级媒体，剥掉了冠冕堂皇的外衣（新闻自由等），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企业，一个追逐利润的公司，为老板和股东赚钱赢利是它的目标。那么，中国是否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作为？我想还是有的，据我观察，CNN的大量广告来自中国大陆和华人世界，如果CNN不对辱华事件做出更真诚的道歉和处理，如果中国人够团结的话（真像愤青们说的那么团结的话），威胁CNN，停止所有来自中国大陆和华人世界的广告，将会对CNN造成巨大的打击。

第三，但那绝对不是致命的一击。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办法从本质上解决这个问题？虽然说卡弗蒂是有名的大嘴巴，也是“臭嘴巴”，他不但辱华，也侮辱过无数的人包括美国人，可是，我们即使通过抗争，让CNN解雇了他，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我们能够改变什么？我们能够改变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吗？能够保证不会有更多的卡弗蒂出现在西方人的电视台里？我们当然不能，西方媒体不可能因为一个不发达地区的一些侨民和留学生的抗议，就改变他们上百年来形成的新闻模式和理念。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从本质上解决问题？方法倒是有，不过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很难。那就是从操控西方媒体的那只无形的大手入手——也是西方媒体的上帝——西方观众、西方民众入手。增加西方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把中国开放给西方普通民众。

俗话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按说，西方媒体敢于屡次歪曲对中国的报道是有西方民众撑腰的，或者说有民众的基础。说到这里，有人也许就说了，西方民众不是通过西方媒体了解中国吗？那不是恶心循环？话是这样说，但却不尽然。因为在西方包括美国毕竟还是有新闻自由的。至少，如果你愿意，我们的中央电视台在全美国都可以收看得到，没有人会屏蔽你。这些年中国人在西方媒体投入的钱，明里的暗里的，不可谓不多，就拿中文报纸来说，基本上都能够越来越多地正面报道中国大陆，越来越多华人媒体转向，开始走上正确引导华人的舆论导向这条路。

西方观众如果想看，中央电视台的英文节目也是完全可以看到的，但据说世界上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节目是我们的新闻联播，可在美国除了搞情报的以及那些和中国大陆做生意的华人外，很少有人会去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这并不是让我们值得骄傲的。中国大陆的朋友大多想看海外的新闻节目却看不到，而西方人可以看到中国的新闻节目却根本没有人愿意看。

虽然说我们的新闻媒体具有中国特色，但不要忘记，新闻媒体本身就是从西方引进到中国的，我们虽然谴责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中国的新闻，但却不能把自己孤立于西方媒体之外。西方媒体在舆论监督，民意表达，以及报道真相上，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中国想从本质上解决问题，想从坐在电视机前的上帝——观众入手，彻底解决问题的话，还应该在自己的新闻媒体的改革上加大力度，学习西方媒体的积极一面。放弃一言堂，放弃只报喜不报忧的新闻模式，放弃把新闻当成喉舌，当成说教的工具——

也许有人会问，你说的这些和我们面临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吗？当然有，也许不能立即解决问题，但却能够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我们中国一向是可以用大钱集中起来做大事的，可是，迄今为止，13亿人的大国怎么就无法弄出一两个国际性的媒体？在美国开办电视台和办办报纸都是绝对自由的，我们为什么办不起来？没有人看，为什么没有人看？如果我们拥有能够得到世界观众信任的媒体，就能够把更公正的中国介绍给世界。

以上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在我们发现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存在偏见和偏激的时候，我们是否反省过，中国大陆的媒体是否对世界也存在严重的偏见和偏激？

我已经不止一次说过，中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对世界的歪曲和偏激也是让人胆颤心惊的。要知道，我这里不是小看CNN，以我对他们的理解，他们那个辱华节目的收视率并不怎么样，而且，就算西方观众听见了他的辱华，也不会太介意，影响也很有限。而且美国观众有很多选择，甚至有权选择看你的中央电视台。

但是，我们中国大陆的媒体就不同了，基本上是一个声音说话，所以，以前出现过关起门来，八亿人民激动兮兮，一个个磨拳擦掌准备解放全世界的奇观。现在当然好多了，但还远远不够。

一个在自己的国家只能听到一种声音的，言论自由还有待发展的国家，且不要说在面对世界时会显得过于简单、易于愤怒，容易受伤，而且也是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民众真心地尊重的。

还有一个事情不能不提，因为看到世界各地华人华侨特别是留学生涌上街头抗议西方媒体的对中国的偏见，我很高兴，因为对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但我们大家激动之余都不要忘记，西方民众了解中国不仅仅是通过那些西方媒体，而且更主要的是通过住居在他们国家的华人华侨以及特别是中国留学生。

说到这里，也该结束了，我只希望最后我们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也要问自己一句：除了这一次我站出来抗议西方的媒体歪曲报道中国、表达爱国之外，我平时在西方的一言一行和所作所为，是否能够让西方人看到一个和平、文明和尊重人权与普世价值的中华民族的身影？而且我再问一句：通过这次我们全球总动员来举行针对一个CNN的游行示威后，西方媒体也许会有所收敛，但那些媒体的上帝——西方民众到底会如何看待我们？！

2008-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