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按：这篇访谈录刊登在最近出版的《南都周刊》（总第210期，4月18日出版）。这里发表的是最新修订稿。贺卫方 2008年4月20日

日前，新任最高院院长王胜俊在珠海视察时提出，判不判死刑有三个依据，即法律规定，治安总统状况和社会及人民群众的感觉。将群众感觉作为判死刑的依据之一，会不会带来民意干扰司法独立的问题？王胜俊的谈话被报道后，引发了普遍关注。如何来衡量多变的民意，民意应何时入场来介入司法，监督司法，引入西方的陪审团在现今中国有没有可行性？就这些问题，本刊专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

南都周刊：王胜俊院长的话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

贺卫方：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背景是，中国的司法改革目前正处于一个彷徨期。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法院、检察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中心是提升司法专业化水准、开放程度、解决一些执行问题、强化程序意识等等。这些改革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但更重要的一些体制性问题没有触动，比如司法还受外部权力的干预，不能独立地判决案件，把正义送到每个人的家门口。另外在一些敏感、重大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公开性、透明度都明显不够。司法对纠纷的解决能力没有得到明显强化，比如土地征收引发的纠纷，法院竟然不受理了，或者受理了也难以抗衡地方政府的权力。针对这种情况，有人提出是因为国民对司法的监督不够，要强化民主，让人民更多的来行驶司法的权力，而不能把司法权垄断在法官手中，学术界也有这样的主张。

中国现在还没有真正决心去开启司法独立的大门，更多的是在做修补性，技术层面的改善。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矛盾是，如果强化司法的专业化，民众会有一种更强烈的疏离感。停滞司法改革已经不大可能，现在在专业性和更大众化之间存在徘徊，甚至有迹象表明，对司法改革有相当决定权的领导人较偏向后一个取向，迎合和满足国民的情感需求，这也是司法改革处在彷徨期的写照。此外，在中国的刑事司法中，所谓的宽严相济，乱世用重典，不仅考虑法律效果，还考虑综合治理和社会效果，这一思路很久远又一直延续下来。

南都周刊：你怎样看待这三个对判不判处死刑的依据？

贺卫方：这种说法当然不是一种很切合现代法治理念的表达。王俊胜院长刚上任，大家都比较关注他的举止言行，这次讲话有点像他的履职演说似的。他在中国政法系统工作多年，是中国近三十年司法改革进程的亲历者，我们寄希望于他能在前任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的司法改革，这是一个最高司法长官应承担的历史责任。

就司法而言，最重要的是以法律为准则。在立法中，规范应该是清晰的，要尽可能减少那些难以扑捉的，难以量化的因素。法官对于治安状况和民情的考量，不应该完全杜绝，但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考量。严格的依照法律来审判，实际上并没有否定另外两者的考量。刑法中判刑往往都有幅度，如“五年到十五年有期徒刑”，这里面幅度就很大。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法官对民情本身，对治安状况的判断是不确定的，有许多感受上的差异。有时案件的高发有地域性差异，有时甚至是社会活力的表现之一。另外，一味地依赖严刑峻法遏止犯罪也许没有想象的那种功效。相反的事实是，在一些废除死刑的国家，在废除死刑前后恶性犯罪率变化并不大。立陶宛在废除死刑后，恶性犯罪率反而在呈逐渐下降趋势。韩国已经不执行死刑十年以上，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担心的社会治安恶化。根据社会治安状况来考量，无非就是说如果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不该判死刑的判死刑，或者说该判死缓的判死刑，这并不是一种合理的刑事政策。其实，刑事政策与犯罪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南都周刊：争议点就在这个地方。

贺卫方：重刑的结果如果没有带来犯罪的减少，这个时候就需要认真的思考刑事政策了，是不是应该将此作为一个考量因素。中国司法体制上一个重要缺陷就是政策常在法律之上，比如最高法院指示不能受理土地征收纠纷的案件，实际上这是违法法律的。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权有明确规定，最高院不能发布这样的指令。而有些地方高级法院甚至规定，不能受理的案件达到十几种。

另外，法院判决案件与别的机构不一样的，法院行使权力是个别化的，是个人主义的，三个法官组成一个合议庭，他们负责审理案件，他们对法律和案件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这是他们的判决，不是全国司法系统的判决，也不是最高法院指令下的一个判决。

许霆案引起这么大的争议，最高法院的副院长和广东省最高法院院长在重审没有开审之前就发表看法，大家觉得这很严重，就是因为当前中国下级法院还没有独立于上级法院，那种上级法院甚至最高法院直接介入下级法院判决的做法使得当事人的上诉权实际上被剥夺。

南都周刊：这里有一个基本问题是，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怎样来衡量社会和人民的感受？

贺卫方：法官对治安状况进行判断，全国的法官做出的判断肯定不一样，如果出现地域差异，参差不齐，就会严重损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民意更是难以衡量。现代社会是多元化的，国民对同一问题会有多种不同看法。比如今年两会期间，民营企业家张茵就劳动合同法发表看法，民意对此的反应是分裂的。而在涉及刑事案件中，民意更是不一样，会受到复杂因素的左右。比如，信息发布者是以怎样一个口径、怎样的叙述方式来描述事件本身，同一个人，可能被描述为罪恶昭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而在另外一个记者笔下，又可能被描述为一个值得同情的人。我们这代人就经历过这样的事，小时候提起四川的大地主刘文彩，就是十恶不赦的同义词，后来掌握了更多的信息才发现，他是一个捐资兴学，在当地很有口碑的财主。现在网络上民意更是潮起潮落，复杂多变，难以琢磨，难以衡量。

南都周刊：对，尤其现在利益群体化，阶层化日益明显，对同一事件，不同的利益群体会做出不同的评价，甚至截然相反。

贺卫方：是，所以说民意存在很多变数，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的标准来衡量。某一地方或某一时间的民意，也难以将其永恒化。

南都周刊：对同一个案件，可能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的看法可能也不相同。

贺卫方：两者的看法有时相差十万八千里。姑且拿建筑为例，中国大剧院，好多人都说太丑陋，与天安门附件的建筑风格完全不和谐，甚至激烈冲突。但我却听到台湾的一个建筑师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任何对于旧有建筑风格的模仿都是拙劣的，不可能与太和殿的宏伟壮观相匹配，这时最和谐的恰恰是差异性最大的。他的这种看法有美学上的论证，是专业的眼光，虽然建筑专家之间也存在着迥然不同的评价。在司法领域，某些案件在法律专家与非法律人士之间的反差有时会达到泾渭分明的程度。

南都周刊：是，就像去年我们两在此聊邱兴华案一样，如果按照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看法，邱兴华早该杀了，而你和其他法学家却呼吁在此之前，必须要对其进行精神病鉴定。

贺卫方：我们判断国家是否法治的一个标准，恰是司法能否独立于民意。司法要是不独立于民意，那就成了群众审批大会了，大家举手表决，鼓掌通过，这非常可怕。中国现在还处在司法专业化程度很低的阶段，20万人的法官队伍，真正科班出身，大学读法律的只占其中的20%左右。在这个阶段，我们要追求的恰恰是进一步提升司法的专业化程度。如果了解司法职业的运行逻辑，司法的专业化绝对不是专横，首先，任何一个案件的判决，必须依赖于现行的法律条款，不能根据法官的想法来凭空判断。第二，司法的审批过程必须要进行说理。第三，司法审批过程必须是三头六面，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大家各摆各的道理，做出交涉和辩论，最后做出判决。另外，还有一个上诉机制来纠错。

过去十多年大家都在努力推动这一趋势，但现在让人担心的是，有人在否定这个趋势，在司法还没有独立和专业化程度不够时，在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南都周刊：现在国民的普遍感受是司法正义不够，国民有介入并监督执行的强烈愿望和需求，而同时司法的专业化也不足，司法还难以独立于权力，在这个两难中，我们从死刑审判延伸开来，就是在整个的司法过程中，民意该起到什么作用，或者说该如何起作用？

贺卫方：民意对于司法本身的评价和判断是没有办法进行严格意义上的规范的，尤其是网络的出现，使这种规范更难以进行。过去曾经有法院出台文件，规定在法院做出终审判决之前，媒体不能报道。终审判决后可以发表报道和评论，但不能发表与判决不同的评论，这可能吗？不仅不可行，而且也不应该。

一个国家如果有良好的司法制度，往往这个国家也是言论自由，民意畅达。言论自由恰是对司法权进行监督的有效途径。比如在美国的一些案件中，媒体对其的评论是铺天盖地的，不可能去规范。有些国家建立了藐视法庭制度，对媒体的过度偏向进行规范，如果报道违法了明确的法律，就要受到惩罚，但这都是事后的，不可以事前审查。

法学家多年来呼吁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中国的法院之所以会出现左右为难，进退失据，根本的原因不是媒体比较开放，而是司法不独立。郑州的张金柱案，他是一个公安分局的政委，醉酒驾车，撞死一人，撞伤一人。刑法学界普遍认为绝对不能判死刑，但最后还是判了。张临时前说他是死在记者笔下，实际上不是。新闻报道后领导人做出的严厉批示，领导人的意志向法院的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东北的刘涌案也是如此。

中国的媒体现在也有问题，其中一个是新闻职业化程度低，往往在报道时会预设一种立场，标题有时候很追求煽情式的表达，就是为了抓眼球。内容上也经常是偏向简单化的一面之辞。这种职业化程度低也与管理体制，与机关报性质有关。新闻部门往往是一个权力机关，而不是追求真相的媒体，胡风当年没有经过任何司法审批，就被人民日报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媒体的官方性，媒体不是民间的，媒体不是“媒体”，这使得问题变得更复杂了。此外，现在是网络时代，网民往往根据新闻标题做思考，做判断，然后就发出自己的“吼声”，而不是根据文章内容，这种吼声有时会形成一种较大压力。但我还是要强调，归根结底，这些问题还是由司法不独立造成。

南都周刊：首要问题是加快中国司法改革，尽快实现司法独立。

贺卫方：正是。司法独立，媒体尽快回归本位，这都是制度建设的当务之急。

南都周刊：你多年呼吁司法改革，司法独立，对民意介入司法保持一种警惕，这种精英主义取向也常被批评。

贺卫方：司法本来就是精英主义的。历史上只有一个阶段除外，就是古希腊的雅典时代。那时尚没有专业的司法教育，没有独立的司法阶层出现，实行直接民主，在司法上就是把司法权授予所有公民，百姓抽签来决定谁来审判，苏格拉底就是由500多人组成审判团来判死刑的。

司法往往涉及到对社会最复杂事务的判断，包括犯罪、民事纠纷，知识产权纠纷，侵权责任归谁等。最近的许霆案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多么复杂的状况。法学家对此也是四分五裂，许霆是“盗窃金融机构”，还是民事上的“不当得利”，是“信用卡欺诈”，还是“虽然在ATM上取款，但不构成盗窃金融机构”，大家对此都意见不一。我也在媒体上发文，表示对审理此案法官的同情。无论是英美国家从从业十年以上的律师中挑选法官，大陆国家规定必须要从受过法律教育的人担任法官，还是中国古代的知府、县令来审理案件，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不是普通老百姓。司法就是一种精英主义制度，但在民主体制下，这一制度必须受到民意的监督，民意是一种外在的氛围，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司法，司法本身会对多元化的民意进行考量，但更多的情况下，民意应该由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加以吸纳。

南都周刊：民意对司法的作用更多的应该体现在立法过程中？

贺卫方：对，这是问题的根本点。立法机关才是吸纳民意的最重要的部门，它们应该为民意的展现提供最好的平台。在立法过程中，国民要进行公开辩论，甚至旷日持久，让国民看到，参与并了解。民意不是非黑即白，不是一边倒的。如果民意发生变化，立法首先应当改变，法官也有责任来依照改变了的法律进行审判。现在的问题是立法者不是按照直选进行，人大代表不直接向选民负责，加上程序上和开会时间等因素的影响，人大难以真正地吸纳民意，也难以对于行政、司法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

南都周刊：民意如何监督司法，有学者和评论家日前也呼吁要引入西方的陪审团制度。

贺卫方：中国还不到时候。在一定意义上，陪审团制度产生的前提是司法的专业化。司法的过分职业化有时会产生盲点，就是法官对社会情感的感受不够，对常识、对事实的判断会见木不见林，反而不如普通国民，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司法内部的分权，将事实的判断交给12个外行组成的陪审团，把专业的法律解释、法律适用问题交给法官。中国现在法官的专业化程度还没有那么高，如果说人民陪审员是外行，现在很多法官的水平也就是人民陪审员。现在引入陪审团制度，还为之过早。

南都周刊：现在一种声音是缩小范围，在死刑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引入陪审员制度。

贺卫方：俄罗斯在做类似的尝试，英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在重大的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按照当事人的要求，引入陪审团制度。当然，这一制度在美国是应用最广泛的。应该看到这是一个双刃剑。在重大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增加一个制约性因素可能是好的，但死刑问题更容易触发国民情感，杀人、暴力、纵火等案件，一旦发生，加上媒体对现场和犯罪过程的描写，往往会引起公众以及陪审员的怒火。陪审员往往比法官缺少职业训练，更容易激动，这会让死刑适用的范围更广泛，也会改变中国近年来努力减少死刑的趋势，不能贸然采用。此外，在司法尚未获得独立的情况下，引进陪审团制度甚至会让整个制度的运行变得混乱不堪。当一个旧体制能大致解决问题时，不要轻易引入新制度，否则反而会使得情势恶化。

一段时间来，认为中国是世界强国的舆论甚嚣尘上，甚至还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会在几年内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的经济体。虽然无论从经济总值还是人均，我们与美国的差距都不是短期内能与美国相提并论的，况且是否强国，经济指标并不是最重要的和唯一的指标。强国需要哪些指标，好象这方面没有一个国际统一的标准，一般都是各自说话，然而，世界强国是需要公认的，而不是自封的。如果很多重要的国家认为某国是强国，在许多国际事务方面要么唯该国马首是瞻，要么在重大行动之前需要得到该国的认可、承认、支持或是默许，同时，该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中能够左右局势，经常带头处理国际事务或是地区争端，这样的国家就是它不认为自己是世界强国也不行。

相反，中国无论从外交、军事、教育、法律、民生、环境、能源等等哪个方面，都不能与现在公认的强国比肩，甚至连日本这样的具有先天缺陷的国家都不能相提并论，如何是强国呢？

希望中国是强国与中国是不是强国是两回事。中国人喜欢把希望在将来实现的事情拿到眼前来过瘾。比如中央提出一个构建和谐社会主张，本意是现在的社会不和谐，问题太多，需要努力把现在的社会建设成为一个和谐社会，这是个好主张，可是有些马屁文人马上写文章证明，现在的社会和谐得不得了啦。

中国以一种稳步的、注重经济发展的方式发展，肯定会逐渐富强起来，然而这不等于中国就已经富强，我们的各种人均指标均处于世界最落后的国家行列，距离普通的发达国家还很遥远，干嘛猴急着现在就过强国的干瘾呢？

分析其原因，不外乎这样几个理由：

一是出于拍马屁的需要，这样的人实在不少，从1949年某人高呼了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开始，这种马屁就拍上了。反正不管是不是真的站起来了，总之马屁是非得拍不可，很多狗屁文人开始撰文证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中国人民具有站起来的实质性内容，大概如果从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开始算，还有点道理，因为此前不是中国人民站起来，而是中国人民被彻底关起来了。随在那一声高叫，中国人民从此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富强的机会和思想的自由，被关在黑屋子里几十年。很多患上了马屁综合症，从亩产万斤、十万斤到大炼钢铁，再到文革中的全国山河一片红，甚至很多人认为中国连美国都能打败，简直无敌于天下了。事实如何呢？当我们打开国门的时候，发现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

二是舆论的误导。中国的官方媒体天天吹嘘中国取得了多大的进步，按照官方媒体吹嘘的进步速度计算，中国早该是世界强国了，人们把官方媒体的报道当作推理依据，自然而然得出了中国已经是世界强国的结论，甚至是超级世界强国了。官方媒体天天讲自己的先进性，报道先进事迹，比如神州五号飞上天的时候，就被媒体报道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呵呵，不知道它领的是哪个世界的先。我们的先进性不知道是古代比，还是与外星球比较，总之是不与本星球相比，只一味地自说自话。

三是官方的纵容。好大喜功似乎是所有中国政府官员的通病。特别是地方大员，都希望通过虚报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政绩，当然这也反映了中国的政治特色。所以，凡是说自己好的，都认为是态度积极，思想是好的，愿望是好的，而揭露缺点的，都是用心不良，不是反党反人民，就是反华势力所利用。如此，中国能不强大吗？当然中国得强大。

四是中国该强大了，如果还不强大，实在说不过去。中国为什么该强大来呢？以前我们总是说，美国建国二百多年，而中国建国只有二三十年，所以中国还不够强大，可是在比较文化的时候，中国人又说自己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而美国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以些笑话人家没有文化，年龄小。可是，举目张望，就算中国1949年才开始有，六十多年了，也该强大了，因为实在找不出哪个国家用六十多年时间还不强大的例子，虽然我们总是强调人家国家小，人家人少，人家资源多等等人家条件好来证明自己不强大的有理，可是总是这样说人家理应强大，而自己理应不强大，连说话的人也会烦的。所以，在各种理由都找了无数遍之后，中国确实该强大了。所以，很多舆论便认为，中国强大了，因为没有理由中国不强大了，否则就是制度有问题，领导无能，然而我们的制度是世界最优越的制度，否则我们为什么坚持而不改弦更张呢？我们的领导是最有能力的，否则我们的领导为什么没有人批评呢？你看人家美国，天天都有报纸发文章骂总统，甚至小小的台湾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有好的制度，有好的领导，能不强大吗？得强大，一定得强大。不强大也一定要说强大，否则于理讲不通。

所以，一些人就猴急着让中国强大了，认为中国是世界强国了。

《凤凰卫视》漂亮的女主播以激动的语气与全球联线：明天（2008年4月19日），法国将插满红旗，明天，英国将插满红旗，星期四（2008年4月24日），澳大利亚的坎培拉将插满红旗。一场对中国政府而言的全球攻关危机似乎进入了决战高潮。

这场危机起源于3月14日拉萨骚乱，但随着焦点的转移，越来越多的发现问题并不在此，全球批评中国的声音巳从西藏，奥运等话题切换成另外一个更加宽泛的政治话题，及：中国和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形象，全世界到底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

背后总觉得有政府影子的80后 “自发 ”发起了这波的全球示威，应该说是后生可畏，虽然他们在国内的政治权力被剥夺了精光，可他们还是第一时间享受到西方民主的可贯和快乐。《大洋时报》4月17月这样报道：……一声令下，游行队伍开始出发！队伍由警队的马队开道，由警车压尾，……游行队伍秩序井然， 一律靠左进行， 以和平、文明的方式， 表达对 ‘藏独’暴行的严厉谴责和抗议， 并对部分西方媒体的歪曲和报道表示极大的愤慨。

在西方，得到西方政府的认可，西方政府以马队开道，警车压尾的方式来保护中国人对西方政府的极端不满。我们不妨做个游戏，把里面的词全部对换一下，变成：在中国，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中国政府以马队开道，警车压尾的方式来保护西方人对中国政府的极端不满。亲爱的全球华人们，你敢做这样的梦？你敢对今天的中国政府有这种奢望？

80后们不仅在西方学到了先进文化知识，而且及时的补上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 “自由、民主”这一课，对这一代人来说，肯定受益非浅。在西方，没有人阻止你由自的思想，自由的表达，自由的集会，甚至自由的控诉。80后们不是义和团， 也不是红卫兵， 前者喜欢在国内爱国， 后者却更爱在阳光下， 在BBQ炉前爱他们不愿呆的国。言不由衷，心不由己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特征。大多数80后的海外学子都在以各种方式，包括选择专业 （一定能移民的），穷尽手段，以及洒下大量金钱在身后顶着的父母，有的甚至死皮赖脸的希望永远留在他们口中天天怒骂的西方社会，让他和他的后代在 “假民主”中享受民主，在“假自由 ”中享受自由，在 “假人权”中享受他们梦味以求的人权！

挥舞五星红旗，向西方政府抗议，可以。挥舞其他旗帜，向中国政府抗议，不可以。80后和许多中国人一样都是这么想的。想起了墨尔本作家老戴维的一句笑话： 在中国， 终身不知政治权利为何物的法官们， 却装模作样， 庄严地剥夺了别人的政治权利终身。同样， 从不知示威为何物的大陆中国人， 却异口同声谴责了西藏中国人的示威， 毛泽东当年不也是靠暴力示威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现在举红旗的后生们的难道不了解这点。

这一突如其来对中国的攻击是近来国际热点，是由西藏的小气候和国际大气候共同促成的。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一样， 是中国的心痛， 也的确是西方批评中国的借口。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崛起， 使中国这个人口大国， 政治大国， 生产大国， 能源消耗大国一下子放到了世界人民的面前， 优点、缺点无所循寻。 人民币升值， 贸易顺差， 知识产权， 非洲问题， 能源争夺， 领土纠纷，人权是非， 加之国内的贫富不均， 贪腐成风， 道德伦伤， 信仰危机， 环境污染， 暴力执法等种种问题把中国推到了世界的风口浪尖上， 中国以怎样一种姿态面对这些东西， 是挥舞红旗说不， 还是冷静思考一下， 究竞中国给世界带来了什么？

美国最近有个民调， 很简单， 你喜不喜欢中国？ 我们可以理解为： 你喜不喜欢中国和中国人？ 70%的美国人说不。这个调查明显是有偏见的， 不足为信， 因为调查对象是西方人。接下来同样问题在美国“百人会”进行调查， .我们中国人不能不引起警惕了。 “百人会”是美国一百个华人，注意！ 是一百个在美国最优秀， 最有成就的， 最有中国血统和中国情结的中国人组成的。结果， 说不的人同样接近70%.

西方媒体的确有没事找事， 小事说大， 大事说成地球要爆炸的坏毛病， 可这也是民主国家人民对政府和对媒体的不同要求。西方人民对政府的要求是只准你干好事， 不许干坏事； 西方人民对媒体的要求是对政府只准说坏话， 不准说好话， 媒体的责任就在于此。 百姓乐于见到媒体挖肉、割疮， 却无法接受媒体 “拍马、舔靴” ， 西方人能长期忍受西方媒体的奥妙恐怕就在于此。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确给中国带来具大的进步， 中国国际地位也在急速提升， 如何把握中国的地位形象， 并不是手中拿了中国的便宜货就说中国好这么简单， 和谐社会的基本核心是 “包容”， 一个大国不能单靠强大的物质和夸张的肢体语言， 浮燥地立于世界之林， 五星红旗即便插遍全世界也解决不了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 连 “毒饺子” “红心蛋” 也不能。藏人在拉萨打汉人， 汉人又在国外打举旗的藏人， 还被网上称为 “最牛的中国人”， 我们传递不是火炬， 而是暴力。今天， 一个藏人去反对圣火， 一千个汉人举红旗保卫圣火， 潜台词再清楚不过， 你敢动就灭了你， 信不信？ 这就是中国政府希望看到的后果吗？

四十年前每一篇作文的开头都是 ：东风劲吹红旗舞， 每每想起红旗一舞，中华民族的灾难就降临了。

当五星红旗插遍全世界， 世界会因此而改变？

当五星红旗插遍全世界， 世界会因此而欢呼？

当五星红旗插遍全世界， 作为中国人， 我会感到极度不安。

2007年，随着奥运会的临近，中国经济开始冲刺：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开的数据，去年全国GDP增长11.4%，CPI（价格指数）增长4.8%；在北京、上海等一级城市，一年内房地产价格至少上涨一倍，涨幅超过过去6年的总和；资本市场更是一片尖叫，5年未遇的牛市令人血脉贲张。

行情最看好的，既不是房地产，也不是资本市场，而是艺术品市场。这个市场的发力，非自去年始。但从2000年至今，海外对中国艺术品市场价值的整体评估，已上升百倍以上。曾几何时动辄被警察取缔，长期以来在社会边缘辗转流浪的前卫艺术家，在前卫艺术的“政治正确”性确立之后，摇身一变，成为时尚的新宠，随便翻开一本刊物，艺术家的名字与娱乐明星、著名电影导演和开发首都CBD商圈的大地产商等“成功人士”一起，装点着时尚杂志的封面。在北京的798和上海可以俯瞰“新天地”的顶级商业画廊中，每个晚上都上演鸡尾酒派对，脱下工装服的艺术家西装革履；继法国尤伦斯（UCCA，Ullens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抢滩798之后，纽约的古根海姆艺术博物馆（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和巴黎的蓬皮杜中心（Pompidou Center）正考虑在北京建立分部。

“十年修得同船度，百年修得共枕眠。”艺术与资本如此“和谐”的结局到底是不是艺术家所期待的？答案是肯定的，这是自从前卫艺术运动在本土出现（指当代，远的不算）至今，3代艺术家中前两代修来的善果。正如在798修葺一新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刚刚落幕的“85新潮回顾展”主展厅的墙上所写的主题词所说的：“我认为中国艺术家除了没有钱，没有大工作室，什么都有，而且什么都是最好的。”纵然经历过饥饿、贫困，治安联防和警察的追剿，国家体制与资本的放逐及艺术家的自我放逐，我们念兹在兹的前卫艺术家们矢志不渝，不懈打拼，终于以自身的努力和偏执，创造了“前卫中国”（Avant China）的艺术品牌，迎来了全球化时代“创意中国”（Creative China）的艺术新浪潮，从而向世界证明，中国艺术家“什么都是最好的”。因为“什么都是最好的”，“大工作室”自不在话下，大House、“大奔”、“大蜜”也应运而来，成为今天牛逼艺术家“成功”的标识。

继去年3月，张晓刚的油画《血缘系列：三位同志》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拍出211万美元的高价之后，中国前卫艺术品的价格一路飙升：11月，在北京保利秋季拍卖会上，刘小东的油画《三峡新移民》以2200万元的价格被一位本土企业家收藏；同月的香港嘉士德（CHRISTIE‘ S）艺术品拍卖会上，旅美中国艺术家蔡国强的《APEC景观焰火表演14幅草图》以7424万港元的天价，创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进而，在位于四川成都郊外的著名风景胜地青城山麓，由地方政府主导并划拨土地，由开发商投资，日本一流设计师设计，专为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等8位国内顶尖艺术家兴建，最终产权归艺术家个人所有的私人美术馆群（青城山”中国当代美术馆群，由8座私人美术馆和1座中心美术馆构成，共占地110亩）建设项目启动，将在今年内竣工并投入使用。如此大手笔的艺术开发，不仅国内是破天荒，世界上都鲜有先例。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资本，不仅作为酵母，使艺术品市场发生“化学反应”，而且早已成为决定性的主导力量：不仅决定艺术品的价格，而且决定艺术家的归属，甚至前卫艺术的发展方向。乃至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指出：中国前卫艺术是一场“新革命”，其本质在于“艺术向资本主义致意”。

其实，岂止是“向资本主义致意”，短短几年时间，中国本土的艺术商业机制迅速成熟，其商业化程度甚至已然超过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美、欧、日等国，堪称“优等生”。4年前，北京的艺术区还只有798一处，现在有不下十处（草场地、索家庄、环铁、宋庄等），并蔓延至全国7个城市；5年前，商业画廊不足30家，现在有数百家（仅798内就有206家）；5年前，国内拍卖当代艺术品的拍卖行不超过5家，现在超过50家。今天，哪个资深艺术家不是“前店后厂”式经营，哪个展览会不是展销会？批评家做策展人，策展人当经纪人，甚至索性开画廊——批评家、策展人、经纪人一体化，中国之大，几乎已没有免费撰写艺术评论的批评家和免费发表评论文章的艺术类刊物。在中国市场的强烈诱惑下，苏富比和嘉士德这两个艺术拍卖的百年老店，甚至打破成规，越过画廊等中间环节，向艺术家直接索画；至于相反的情形——艺术家送货上门（送自己的作品给拍卖行），早已不是新闻。某种普遍的价格焦虑，竟然让践行百年、代代相传的游戏规则遁于无形，令人哭笑不得。

在这种过热的商业机制催生下，一代，不，几代艺术家迅速致富。百万、千万富翁已碰鼻子碰眼，即使是亿万富翁，恐怕也不可以屈指计。已“崛起”的艺术家，为谋求更大的成功，不惜把艺术创作的个性劳动生产线化、工业化，以雇工（助手和“枪手”），甚至公司化的运作，来满足市场的需求，被有些评论家奚落为“艺术资本家”。

为应对“画廊比画家多”的僧多粥少局面，一场空前惨烈的人才争夺战已经白热化。张晓刚从出道到成名用了近20年时间，新锐艺术家只需几年，甚至连专业艺术教育的四年寒窗都无需熬完即可成“腕”——可谓“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统统被艺术商业体制一网打尽。一些美院油画系、雕塑系毕业班的学生，先于学位证书，拿到的是画廊的合约，人尚未出大学校园，便开始以6位数的价格出售作品。在慨叹“江山代有人才出”、“青出于蓝胜于蓝”之余，也不禁为新生代的小艺术家们捏把汗：毕竟嫩了点，除非艺术从此不复是表现人生和痛苦的“恶之华”。

不过，多思也无益，当下艺术反正离痛苦是越来越远了，日益成了某种近乎中性的“纯粹”艺术。自从发明了“玩世现实主义”（Cynical Realism）和“中国艳俗”（China Kitsch）之后，任何痛苦、不公正、恶趣味都可以用这俩“万能”概念来套，套上之后，原先的感受便消解于无形——这是为什么本土前卫艺术中何以有那么多玩世、艳俗形象的答案，也是为什么转型期的中国何以越来越像一个艳俗的大卖场的答案。

如果说，八、九十年代的艺术家是“痛并快乐着”的话，那么今天的艺术家则是“乐并麻木着”，像极了方力钧笔下的秃头泼皮和岳敏君作品中咧开露出32颗雪白牙齿的大嘴烂笑的哥们。一个不争而可悲的事实是，繁荣的泡沫一日不破灭，中国前卫艺术便会在泡沫中狂欢不已，并在狂欢中坠落。

 

　　你，是一种危险。
　　充满深情、欲望和悲痛，
　　还需要一些不安和虚荣；
　　突然之间就背叛了，出卖了，
　　伸出的那如歌如舞的双手
　　残留着腥味。

 

　　你善良，
　　给道德留下一道缝隙；
　　你单纯，
　　为复杂留足了空间；
　　你有追求，
　　逼着信仰以你为荣；
　　你风姿绰约，
　　让挥霍比射精更感快活；
　　你软弱而无助，
　　却因此凝聚了所有的力量。

 

　　　　二

 

　　你是我熟悉的人，
　　我说往，你就知道来。
　　但熟悉是最陌生的，
　　就象生和死的两面。

 

　　你站在阳光里，
　　样子很优美，
　　任眼泪和发丝随时间垂落。

 

　　我和你好，
　　互相照顾，彼此依靠，
　　老了，还可以一起回家。

 

　　　　三

 

　　我爱你。
　　为了爱，
　　我坚强地活着，
　　幸福地活着，
　　充满激情地在音乐中行动；
　　年轻得象春风，
　　笑容可掬，灵魂透明。
　　但我的内心泪流不止，
　　把纯洁哭得面目全非。

 

　　那年夏天，
　　你是街上每一个渴望被偷袭的少女，
　　拍拍肩膀就跟我走了，
　　又在约定的时间悔约不来。

 

　　你终于留下了，
　　在紧闭的门口长久踟躇，
　　把心都等荒了，
　　只为了让我真的成为辜负你的人。

 

　　你爱我。
　　这就是爱情，
　　我们曾经都触手可及，
　　却注定了要因此丢失。

 

　　你和我都不是有福的人，
　　你和我都是奋不顾身的人。

 

　　　　四

 

　　在没有爱的世界里，
　　由爱而长大的你，
　　是孤立的。

 

　　你是一名真正的孤儿，
　　没有人要的孩子。
　　在今天，
　　还有什么比幸福更为可悲？

 

　　如果美丽而并不妥协，
　　那么对这个社会就是一种危害；
　　纯洁有的时候锋利如刀，
　　它从不与道德同谋。

 

　　你选择缄口不语，
　　那是因为你时时歌唱；
　　你选择静如处子，
　　那是因为你动如脱兔。

 

　　　　五

 

　　你，你，你，
　　你这个坏东西！

历史上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奥运，还有一百十天就要开幕了，全世界的各色人等都在祈望顺利祥和召开，可是每天传来的海内外消息却是令人不安。

那么，是否有可靠的办法使这届奥运如期胜利而又顺利召开呢？本老汉在苦思冥想之中，忽然悟得一法，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立刻给达赖喇嘛发出邀请电报，并派出专机，迎接他到北京共商西藏和平大计。既然问题的焦点在于西藏问题，在于达赖喇嘛的问题，那么可以预期，胡达会谈启动之日，就是西藏之内、中国之外躁动停止之时。任何干扰奥运开幕与比赛的活动都会戛然止息。届时谁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破坏奥运做天下共讨伐的人类公敌呢？！

有史为例。这就是著名的国共重庆谈判。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第二天，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日本政府发出接受波茨坦公告照会的当天，14日，国民政府蒋介石先生向拥兵自重的毛泽东发出了第一个电报：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问题，亟待解决，特邀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随后在8月20日和23日，蒋介石又发出了第二、第三两个电报，说“现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

至于重庆谈判的结果和结果的结果，我想就不必饶舌了，重要的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举行了43天重庆谈判，并且签订了“双十协议”。以后发生的遗憾，这里就不必说它了。

那么，今天作为执政党的总书记，胡锦涛就不能仿效蒋介石，纡尊降贵，主动发出邀请电，邀请达赖喇嘛赴京谈判吗？既然达赖喇嘛一再声称他希望谈判，那么让谈判来验证诚意，让历史来评说功罪。

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了世界的祈望，为了奥运圆满成功，本老汉特作以上献策。未来还有一百十天，足够胡锦涛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了！

一个中国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74岁老人、肺癌患者李昌玉敬上

2008年4月19日

费巩是谁？今天的人大概都比较陌生了，在历史教科书上也难以找到他的名字。浙江大学校园里有个费巩亭，但了解费巩的学子恐怕已寥寥无几。他于1945年3月5日“失踪”，在重庆集中营被害，年仅40岁。

1946年初，当中共代表向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释放叶挺、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费巩”时，他早已惨遭杀戮，连尸体都被丢入硝镪水池“化”掉了。和他同时列名的其他四人都是1949年后人们所熟知的大人物。和他们四个相比，费巩的结局最惨，也最不为人所知。他并不是什么呼风唤雨的将军，也不是显赫的政治人物，他不过是个大学教授，一介书生，却留下了浩气冲天的一句话——“任刀斧加身，决不出卖灵魂。”“石不能言月渺茫”，费巩亭边，年年月色，冷月渺茫，石头无言，后世的人们仰望长空，只有感叹，只有悲恸，只有无尽的追念。

一

费巩生于1905年，原名福熊，字寒铁、香曾，江苏吴江同里镇人，父亲费树慰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连襟，却因反对袁氏称帝不被采纳，愤而归隐故乡。费巩的夫人袁慧泉即袁克定的女儿。1923年他考入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参加过“五卅”运动。毕业后，他自费学习外语2年，先赴法国留学，后转入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获学士学位。1931年回国，先在中国公学任教。翌年，回母校复旦大学任教，讲授中国政治制度。从1933年开始，他一直在浙江大学当教授，教他心爱的政治学。

费巩一生研究政治学，对宪政民主，尤其对英国和西欧各国的政治制度有深刻的认识。他1930年代的论著，到现在都还不无参考价值。同时，他认为一国有一国的国情、政情，不能盲目模仿别国，他在浙大的讲稿如《中国政理》、《中国政治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关注的就是中国的遗产，他花大量心血清理这些政治遗产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教学的需要。

他特别欣赏英国的民主自由空气，认为马克思的祖国容纳不了马克思，而英国却容许马克思的存在，使他得以完成改写了人类历史的鸿篇巨制《资本论》。这一思想一直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学成回国时曾取道苏联，后来当朋友问起他对苏联的印象，他总是说：“总的印象还不错，有不少新鲜的东西，但我不喜欢强制人们必须去接受某一种思想，把思想也标准化。我希望把道理给人民讲清楚，由人民自由来比较和选择。”他的朋友说：“你是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费巩回答说：“不管你说我是什么主义，我酷爱这种自由的气氛，我相信每个人自己都长着一个脑子，他们有判断好坏是非的能力。” [1]

1931年9月，他26岁那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英国文官考试制度》。这本书的材料收集和写作开始于他在牛津大学学习的时候，早在1930年夏天，他就写过一篇专论英国考试制度的文章，并寄回国内在9月间的上海《时事新报》和天津《大公报》上发表。而后他将文章扩充成这本书。书名虽为考试制度，但实际内容涉及英国文职官员的编制、职权、考核、升降、待遇等制度和具体的实施办法。他在“概言”中指出：“行政官吏并不因政潮的起伏而有更动，国家官吏有政务与事务之分，政务官为政党领袖，受人民推戴，向国会负责，而随政党之进退以为去留；事务官无党派色彩，以考试出身，恃真才登进录用，非与长官有亲戚故旧或党同志合。乃以才学胜，能奉公守法，无溺厥职，则终其身任用，部长无法去取，安心供职。熟练事务，效率自增，而国家之行政机关于以稳固健全。政务官重民意、有政策。部曹超脱政治，忠勤干练，不问部长党籍，一体敬事无间。盖职位既固，自无得失之心。”

英国有着比较完整的文官考试制度，自1870年枢密院命令各级官员都须经过公开考试始能录用，经过多年的实行，逐渐改进，已经趋向成熟。费巩倾心赞赏并向他的祖国推荐“民仆”制度。“民仆”顾名思义就是“民之仆”，即机关官员应该是民众之仆人。“提倡官员与民众之间的这种关系和一些办法，不无参考的价值”。

书中详细说明了民仆与人民的关系。“人民视民仆为政府佣人，……民仆忠勤廉洁，踏实地真为人民办事。可以三年无内阁，不可一日无民仆。民仆何尝有侵危人民以自利之心。”

在写于1931年元旦的序言中，费巩说：“关于民仆制之专书极少。”“吾国科举制度虽遭国人诟病，以考试取士之法，实为世界各国先进。今虽废弃，时人复盛倡考试，取法异国、补我旧制，则英之考试制度，大足资我龟鉴。”“今人研习政治多重理论，理论能行有待事实济之。具体方案之拟备，尤待古今中外之文物制度为之佐证。潜心各国宪政之余，其制度组织之足为我法者，似亦大可探求。”“考试取士是理论，考试制度是事实。以事实济理论，提倡之余，宜图方略。此书之作，愿以一得之愚，供国人参考。”

他的学术生涯始终离不开英国自由思想的滋润，这本严肃、扎实的学术专著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对于探讨国家公职人员的编制与考核等，都不无参考价值。

1932年，生活书店出版他的《英国的政治组织》一书。1933年，世界法政学社出版“世界法学丛书”，收入了他23万字的新著《比较宪法》，“既欲取法异国，以制吾宪，所谓取人之长，去人之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则于其典章制度，当先下评估，乃能知其利弊，衡其优劣。一国有一国之国情政情，不能强效人好，固不必谓他人之长置诸吾国亦长，他人之利置诸吾国亦利，然前车之鉴，终未尝不能以此自警也”。此书共分四编，第一编论述宪法的意义、来源、演进史、种类、修改等，第二编论公民与国家，包括人权保障、选举制度、直接立法等，第三、四编为国家形式和政府形式。论述很有条理，内容也很丰富，很有独到之处。范围所及包含英、美、德、法、瑞士、日本、挪威、比利时及英国自治领地加拿大、澳洲，战后新兴国家捷克、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及中国的宪政。以英、美、德、法、瑞士五国为主，以他国为辅，而以各国的经验，与中国参证。这本书的特点首先是着重比较，其次是着重批评。《比较宪法》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当时他只有28岁，回国不过三年，已连续出版了三本有价值的学术专著，迅速成为政治学领域有影响的年轻教授。

二

“一二。九”运动时，费巩就积极支持学生，多次保护爱国学生。他一生坚持不当国民党的官，先后四次拒绝加入执政的国民党，也不愿参加其他任何党派。1940年浙大辗转流徙到了贵州遵义。正是在艰苦卓绝的流亡时期，应竺可桢校长的邀请，已在浙大任教八年的费巩以“不入党”、不要训导长薪俸为条件出任训导长。1940年8月12日，他发表了感人的《就职宣言》：

吾的立场，不是政客，不晓得用手段。吾的位置不是活动得来的，运动得来的是政治家。出来做事，是为发展抱负，施行政策，是为学生做事，不是为了私利。同时，吾是个自由主义者，不统制干涉，但并非放任不管，想给你们的是领导，而不是压迫。

训导长有人称之为警察厅长，但吾出来做，决不是来做警察厅长或侦探长，吾是拿教授和导师的资格出来的，不过拿导师的职务扩而充之。吾愿意做你们的顾问、做你们的保姆，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

吾出来靠别人的是信任，——同事的合作，同学的信仰；靠自己的是一股刚直之气和一腔热忱。浙大校风向来是纯洁的，浙大学生是最可爱的。吾在本校今年是第八年，与学校及同学有浓厚的感情。现在既然担任这个职务，最愿意晓得同学的痛苦，希望能够常常与同学接触。

训导处从今天起改走前门，不走后门，大门洞开。你们有事尽可进来谈话……任何人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告知我，或写信给我。吾还要常到宿所去，男女宿所都常常要去，但不是来侦察的，是来访问你们，想与你们多接触的。

他同时表示：“吾不要训导长的薪俸，仍要教授原薪，一年可省出四五千元钱来，要求拿这笔省出的钱用在学生物质生活的改良上面。”

他上任以后身体力行，亲自动手烧开水为学生杀臭虫。学生宿舍灯光太暗，他花费大量心血设计了一种亮度大而烟气小的植物油灯，拿自己的工资购买玻璃、铅皮等材料，制作了800多盏分发到各宿舍。学生为表达对他的敬重与感激之情，亲切地称之为“费巩灯”。四十多年后，当年的学生还深情地回忆起“费巩灯”：“油灯的光焰，像孩子的一双闪动的明眸。微弱的灯火，明净而澄洁。它给人光亮，它给人温暖。”这是费巩感人至深的境界，他的“光亮”和“温暖”永远留在莘莘学子的心头。他支持学生创办了生气勃勃的《生活壁报》，批评时弊，关心国事，被称为浙大的“民主墙”。

以非国民党籍而任大学训导长，恐怕他是惟一的一个，所以只当了四个月就被迫辞职，但他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他希望学生成为“有人格，有骨气，有抱负，有见识”的人，他的人格给学生心灵带来的震撼是长远的。

1939年春天，他的《施行导师制之商榷》率先提出以启发思想、陶冶人格为核心的导师制构想：“今日吾国新式教育之为世诟病者约有三端。一曰教法偏于呆板，讲堂传授，讲解叙述而外，甚少质疑问难，是灌输知识，而非启发思想，是盖由于一班学生人数常嫌过多，而程度智慧又多不相等，师生之间遂少辩难机会。二曰师生关系太疏。‘师生之关系，仅在口耳授受之间，在讲堂为师生，出讲堂为路人。’教师如负贩者，学生如购货者，交易而退，缘尽于此。‘师道既不讲，学校遂不免商业化讥。’三曰过重技术之传授，忽略人格之陶冶。学校仅为学艺之所，而非修养之地。教师只管学生学业成绩，品行思想如何，多不加以问闻。肄业大学四年，所得限于若干专门智识，品性德行初未受过熏陶。”

1940年7月20日，他在《浙大校刊》发表的《施行导师制之我见》中说：

吾们求学，要同时学做人，学做大人。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大人者，不自私自利之人也。否则学养不足，即使在校时是志趣高尚的，一入社会，经不起恶势力之诱导，便给同化了。必须学校造就出来的人才，个个有品德，品学兼优，将来能改变社会风气，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中国才有希望，教育才有成就。

做教员的不仅要教学生技能知识，并且要教以为人立品之道。

思想这东西是无法统一的，我们做学生的导师，倒并不是要我们去监督学生的思想，而是要我们去积极的培植学生品格。不必把他们训导得绵羊一样，将来毕业出去，当好好先生，唯唯诺诺，无可无不可；而要把他们训导得个个有人格、有骨气、有抱负、有见识，将来出去，可以担负得起重任，经得起打击，不会被恶势力同化。所以，训导训导，还是导重于训，训导音近熏陶，还是要从熏陶、陶冶、感化着手。要感化人，所以做导师的必须以身作则，言行合一，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对学生必须诚恳关切，毫发无伪，语语自肺腑流出。

拨去岁月的灰尘，这些教育思想依旧闪烁出人性的光芒，即使今天读来仍足以暖人心怀。在他的推动下，浙大开始实行对一代学子产生重大影响的导师制，对学生的人格培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了这样的教授，有了这样的制度，竺可桢时代的浙大培养出一批批具有“求是”精神、在各自领域做出贡献的莘莘学子就丝毫也没什么值得吃惊的了。有竺可桢这样的校长，有费巩这样的教授，1940年代初的浙大才充满了民主、自由的空气，被誉为西南的“民主堡垒”。即使历经几十年的风雨沧桑之后，不少当年的浙大学子对导师制仍念念不忘，导师与学生的关系依然亲切动人，比如物理学家王淦昌与科学史家许良英保持终生的师生关系。

三

1944年，面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费巩在《民宪》、《宪政》、《东方杂志》、《大公报》等报刊发表一系列锋芒毕露而又闪耀着政治智慧的政论——《民主政治与我国固有政制》、《实施宪政应有之政治准备》、《王之反对党（即论英国之政党政治）》、《英国议会政治》、《论政治风气之转移》等。《实施宪政应有之政治准备》一文，《思想与时代》和《宪政》月刊都不敢登，最后才在《民宪》发表。这些文章充分发挥一个政治学教授的专业知识，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因此深深地触怒了当权者。

许多政论都是从他的宪政知识出发，针对中国的现实，有的放矢。他在《论制宪之原则》讲稿中指出：

民主政治之含义有四。一曰民意政治也，国家之用人行政，一秉国人公意，民意之发表有自由，取决有途径，政府措施始有所本。一曰法治政治也，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必人权有保障，司法能独立，人民代表机关有力量，始能保当轴之奉公守法，毋敢越轶。一曰政党政治也，人民各依其不同之主张可以结为不同之政党，国有在朝党与在野党之分，各有其合法之地位与保障，始能互相督责，相抵相让，以定国是。一曰责任政治也，政府受人民付托，秉持国钧，有权力即须有责任，政府而措置失当，不孚众望，人民随时可以罢黜惩处之，始能使当政者惕厉警惧，毋敢或替。

言论、出版及著作自由，载之宪法，予以保障，有三大作用。第一，民主政治，民意政治也。人之意见，必须说出写出，他人始能知之，许人在法律范围以内，畅所欲言，民意始能表达，舆论始能长成，国有公是非，政治始有清明之望。第二，许人讨论、辩难、怀疑、批评，学术思想始能发达，民意始能发挥，而政治亦始能进步，是公民良好之教育也。第三，公家措施，许人表示反对之意见，在当局足以示人以宽大与至公，在人民足以舆论之力量，纠正政府之错误，在少数不满现状者，亦有发泄其怨愤之正当轨范。民主国家之作风，异于极权国家者，后者对人民之公意事抑压，谋壅塞，噤若寒蝉也。在民主国家，人民之地位为主人，可以侃侃而谈也。民主之风度，首当以开放言论养成之，不待宪政开始，政府宜即许人民在不妨害抗战之条件下，公开讨论国事，纠弹阙失，而勿过分束缚之，庶可及早培养此风度，以策宪法之始基焉。

这年10月，他在《民宪》半月刊发表《王之反对党（即论英国之政党政治）》一文，有言：

王之反对党者，王之后备政府也，反对党领袖者后备宰辅也。反对党领袖与当政之首相，分庭抗礼，在议场上各据一席面面相对，各有其从者拱卫于后，张其声势，在众院中，首相与各部部长各有其办公室，而反对党领袖亦有之，国王召开国会，反对党领袖与首相并肩往见焉。

反对党之批评，实系政府政策之一端，而密系之于国内舆论之他端，反对党于求获选民之护持也，实强政府亦起而求获选民之护持，反对党于诉诸国人公论也，实强政府置其政策于国人公意之上而毋违，两党固对峙，然其权同出于一源，故同以国人为竞争之对象，以国人为最终之裁判，而国人贵矣，此之谓民主，此之谓民主政治。

他密藏在上海保险箱中的《容忍敌党与开放舆论》一文手稿虽然最终没有发表，但主要观点在的其他文章和演讲中都有所表达：

年来中国之一大政治问题为将来政体之究为民主抑为独裁。根据三民主义民权一章，将来政体应为民主，固无疑问，国民党奉行‘遗教’，亦既悬此为鹄的久矣。然自奠都南京直至今日，吾国政治之接近独裁，则又属事实，无可讳言，内忧外患，实迫使然，虽为国人所共谅，然民主与独裁不两立，取其一必弃其他，不容犹豫两可。

故独裁政治下与民主政治下之当政者维持政权之方法，截然不同。独裁者之维持其政权也，恃压力、恃消灭异己，恃壅塞舆论，如墨索利亚、希特勒之俦所优为者，而世人所见。民主国家之当政者以政绩博取人信任，保持政权。盖在民主国家，政权谁属决于人民，政府不能抑压异己，禁锢舆论，只能以政绩博舆论赞许，以竞选与敌党角逐。

凡此所论，皆极浅显，凡稍治政治学者，类能道之。惟执此以观目前之趋势及国民党内一部分人之言论，则虽说实行宪政，却尚有不尽与实行宪政之条件相符合者。第一，实行宪政即是开放政权，易辞言之，亦即是容许国民党以外之人士公开组织政党。然现在事实上，国民党以外，并无法律准许存在之第二党，国民党既无允许他党出现之表示。

宪法颁布以后，中国仍未踏入宪政时期，亦且将永无见真正宪政之日，名为宪政，实为独裁，犹不如径以独裁或一党专政之名以行其实之为老实痛快也。

因此，为求真正宪政之实现，所望于国民党者二事：一曰容忍敌党；二曰开放舆论。

盖真正之训政，不是训练人民使之服从，而是教以公开讨论国是。有健全之舆论，斯有健全之政府。思想之为物，本无法使之统一，与其遏之使横决，不如导之使就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其抑之也至，则其暴发也愈烈。独裁政治之异于民主政治者，即在前者对社会之舆论谋壅塞，后者对人民之言论重疏泄。结果所至，在独裁政治之下，舍革命无他法。

一个以研究宪政为业的政治学者，三言两语就把一个时代最重大的问题说破了，“容忍敌党”、“开放舆论”这八个字既是忠告，也是警醒。1944年3月，浙大组织宪政讨论会，他表示愿首先演讲批评国民党的宪政并很快完成了讲稿。有人认为这可能惹祸，劝他修改，费巩回答：“上不负国家，下不负所学，不可改”，要改就宁愿不讲。过了两个星期，他还是照自己准备的讲稿登台演讲。他自称：“语甚讽刺愤慨，可谓讥切朝政，然自问尚十分和平，并无恶意成分，只有好意规劝。”本来他打算下一次作进一步的剖析，由于时局变化，前途莫测，无法继续讲下去。但他并未改变自己的看法，“宁诎身伸道，藏器待时，获得精神上之自由，否则何异倚门卖笑，虽荣实辱”。我常常想不通国民党为什么要选择杀害费巩，当年比他左的知识分子、教授何其多也，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是他看得太透彻、太明白了。

四

1945年，费巩准备乘休假期间应邀赴复旦大学举办为期一年的“民主与法制”特别讲座，事先他对国民党政府的人事、考试制度等做了一番实际考察，他以为这比只讲授陈旧史实会更受人欢迎。为此，他一个月中连日出入交通部、财政部、外交部、教育部、考试院，接触了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他调查的要目乃是有关国民党的腐败政制和工作效率，触及了当政者的禁忌。也许他太天真了，以为在中国研究政治学和西方一样，也可以和现实结合在一起，这个政治学教授并不“懂”得真正的中国政治，恐怕也不屑去“懂”。

1945年2月，他在《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这份时局进言由郭沫若起草，有312位著名知识分子签名，向执政党提出召集各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的法令、取消党化教育、停止特务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和爱国青年等要求。当局气急败坏，曾私下做了很多工作，让签名者声明反悔，费巩只是一个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自然更是他们做工作的对象，但他断然予以拒绝，并撰文痛斥。这是引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历史应该永远记住——1945年3月5日凌晨，重庆千厮门码头发生了著名的“费巩失踪事件”，40岁的费巩教授在前往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讲学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

费巩的神秘“失踪”引起了浙大乃至全国的关注。竺可桢校长得知后心急如焚，他与复旦大学校长章益一起向各方探询，还向重庆卫戍司令部、教育部、侍从室进行交涉，均无结果。费巩的兄长费福焘从昆明赶到重庆，四处奔波查询，也毫无结果。复旦大学学生会和北碚学生争取民主同盟分别召开紧急会议，发表《告各界同胞书》，并罢课抗议国民党当局迫害民主教授。消息传来，远在贵州的浙大学生不顾禁令，也毅然举行了罢课。学生会召开紧急会议，急电重庆的浙大校友设法营救。

4月30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编辑部启事》，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阴谋。5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国民党当局所谓“民主”真相——教授的命运》一文指出：“重庆当局对此讳莫如深，有关消息文电一概不许发表，可是这样一来，‘此地无银三百两’，‘失踪’的原因就非常清楚了，因此英文《大美晚报》就不客气地揭露道：”费巩教授是因政治原因被逮捕起来了。‘……“

曾留学英、美的40多位学者联名上书当时美国驻中印缅战区司令魏德迈，请他出面营救。魏德迈将这件事交给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办理。梅乐斯一面命有名的纽约侦探克拉克少校负责侦破，一面找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商量，希望他们协助。戴笠假惺惺地派军统总务处长沈醉帮助破案。然而，经过多方调查，仍未找到任何确切的“线索”。最后有人提出，是不是到监狱中去查。于是，历史留下了这样一段对话——

沈醉：“万一克拉克要看看设在中美所内的军统局看守所时怎么办？”

戴笠立刻把脸一沉，厉声回答：“他们想讨好这几个留学教授，别的都能依他们，要是提到我们的看守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这都是些很久以前关起来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2]

一切奔走、努力最终归于无效，费巩只能面临“死不见尸”的命运了。他的好友、浙大同事陶元珍留下了“石不能言月渺茫”这样沉痛至极的诗句。

共产党没有忘记费巩。浙大学生更无法忘记他们可敬的师长，1949年以前，每年的3月5日，他们都要举行“费巩教授怀念会”，1948年的怀念会上，学生自治会通过决议将《生活壁报》改名为《费巩壁报》。在浙大校园里，点过“费巩灯” 的人们读着《费巩壁报》，建起了“费巩亭”，所有的纪念都因为一个优秀生命被戕杀而变得沉重和痛苦。国民党政权也并没有因为杀了一个“任刀斧加身，决不出卖灵魂”的教授而稳定了，就说浙大吧，在费巩身后两年，还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于子三运动”。

1978年，庞曾漱、许良英、吕东明、黄宗甄四位当年曾亲聆费巩教诲的浙大学子发出倡议，引起热烈的回响，很快就征集到500多老校友的签名，他们郑重建议中共浙江省委和浙大隆重纪念33年前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的费巩教授。1979年 10月，纪念大会在浙大举行，费巩当年的同事王淦昌先生发言表示敬佩他“嫉恶如仇、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的高贵品格”、“英勇献身”的奋斗精神和“实事求是，力戒空谈”的作风。

和费巩一样留学西方学政治学的人中，像他那样敢直面蒋介石独裁政治的当时也不是他一个人，罗隆基、王造时、张奚若等都留下过辉煌的记录。但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死不见尸的只有他一个。他的死甚至也不像闻一多、李公朴等那样广为人知、被写进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因为他没有组织，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民盟成员，甚至连左倾都算不上。他只是一个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教授。所以，要等到1978年也就是他遇害33年后，他才被上海市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读他的文章痛快淋漓，他运用自己的政治学知识抨击国民党的专制腐败，把不可一世的当局批得体无完肤。遗憾的是他被杀害半个多世纪了，我们只能透过《费巩传》了解他的人生、思想和追求。他的文集、专著至今没有出版过。就是在他生活、工作了12年，他心爱的浙江大学，《费巩壁报》也早已成为历史，只有一个费巩亭默默地注视着这个而今他已陌生的校园，没有多少学子会记起他，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他是何许人。

我总是忘不了费巩，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他的学问，他被独裁政权暗杀、毁尸灭迹的残酷一幕。他直面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黑暗，不向权势低头，不向恶势力屈服，他独立于当权者，也独立于各种政治党派之外，他只是一个教授、一个有自己独立政治见解的公民。蒋介石的特务要对这样一个真正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下毒手，完全暴露了这个政权无人道、无人性的残忍面孔。费巩被害后四年，这个拥有几百万军队、多如牛毛的特务的政权垮台了，虽然费巩没有看到这一天。

费巩早已被遗忘，他的文章、他的书我们今天也很难读到。我为本民族上个世纪曾有过费巩这样的知识分子感到骄傲，同时我也为我们长期以来对费巩的遗忘感到羞耻。费巩先生实在是不该被遗忘的人。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力量，正义的力量，道义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会流失在时间的河流中。费巩死了，但费巩又没有死，在经历长久的遗忘之后，他的人格、精神、道德勇气和道义力量对我们的灵魂依然有着不同寻常的震撼力。

【注释】

◎[1] 以下引文未标明出处的均转引自正棠、玉如著《费巩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2]《“中美合作所”内幕》，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

起先是阿赫玛托娃，以后是曼德里施塔姆，我对于那些新发现的诗人总是抱有好感。这种好感首先建立在他们杰出的诗歌才华上，其次是他们极其悲惨的命运深深地打动了我。现在，我要面对的是一大群杰出的哲学家、作家、诗人，他们就像天上的繁星一样灿烂，他们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俄罗斯白银时代。

要感谢出版社的编辑，正是她把俄罗斯白银时代思想家丛书给了我，并告诉我一定要注 意别尔嘉耶夫这个名字。这使得我在阅读《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汪剑钊译）时，获得了一种别样的视野。我已经不记得别尔嘉耶夫的思想和哲学，但我记住了所有这些都围绕着俄罗斯的苦难。事实上，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及其诗作，都向我们昭示或演绎了不分民族的苦难在时间层面上的永无停息的波动。但是，除了领受伏尔加河船夫一样厚重的苦难，以及感受他们备受煎熬的良心，我想诘问的，是这些优秀的作品究竟与唐诗宋词有什么不同？

算起来，白银时代距今恰好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面对百年前的文字奇迹，在中国，至少有那么几个目光锐利的人为之震动，更有一批知识分子为别尔嘉耶夫、曼德里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无条件地倾倒。但是，白银时代的影响目前仅限于此，他们并不为大众所知，不如十二月党人那样有影响。许多人将此归结到当下文学、尤其是诗歌的不断边缘化。这是第十万个为什么之后的第十万零一个为什么。不过首个在美国获得国家图书奖的华人作家哈金不这么认为，他指出文学在美国依然是一个伟大的梦想。作为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它不可能被边缘化（见哈金《伟大的中国小说》）。有鉴于此，我觉得白银时代作品的出现，是抗衡文学庸俗化、文化水准急剧下降的一帖良药，也是衡量一个民族心智是否健全的美学尺度，它更应视作良心，估量一种文明的良心。如果连良心也不要了，那只能认为某个时期已经坏死，已经无耻或麻木到了极点。

一、永不过时的形式

诗歌这种形式本身没有过错。它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一种精神活力，一种间以非理性和非 逻辑的神秘力量。风起于青萍之末，诗歌在过去的时代里一向是社会风尚、精神走向的风向标。而今它虽然衰落了，但其精华却始终存在，这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诗意，诗意如今在所有的文艺作品、甚至一度不登大雅之堂的广告里都大行其是。一位上海评论家曾经将诗歌比作调味品，这个比喻虽然蹩脚又不中听，但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得了所谓诗意的真谛。更为精确的说法是艾吕雅的诗是“一张面孔，应该表明人间万物”和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这是诗歌得以保存下来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写诗的很有说服力的理由。法国哲学家雅克？马利坦指出：诗“出自人的整体即感觉、想象、智性、爱欲、本能、活力和精神的大汇总。于是，加在诗人身上的第一职责是他应答应被带回到那个靠近灵魂中心地带的隐蔽处”。雅克？马利坦进一步补充道：“美不是诗歌的对象，而是它的目的之外的目的。”那个靠近灵魂中心地带的隐蔽处是什么，是诗意吗？这完全有可能，是诗意在统治一切，使我们陶醉，领受想象力和敏锐。但是今天，诗意受到了巨大的损害，首先它在物化的世界里，丧失了作为精神的分量；其次它自身的内部，也出现了神经性的紊乱。

可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批俄罗斯人奇迹般地在诗歌、小说、戏剧、甚至哲学著作等方面全面进行了革新。他们那种清新的文字，如同流行的时尚一样风靡彼得堡与其他城市。在随后的岁月里，它们还滋润了像布罗茨基那样的后来者。说实话，从现有翻译过来的作品看，布罗茨基虽然在西方获得了崇高的荣誉，但他的作品我始终认为不如他世纪初的前辈们。

即使从有意味的形式的角度看，这些前辈们也要略胜一筹。

什么是有意味的形式？这话要说清楚并不容易，况且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形式。在我看来，首先是它的精神性，其分量能否代表或左右一个时代。比如我们熟悉的、也是属于白银时代一员的马雅可夫斯基有一首“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的诗，题目叫《拿去吧》，他是当众朗读给那些趾高气扬的出版家、商人们的：再过一小时，你们这些松弛浮肿的脂肪就要离去，纷纷钻进空寂的小巷，我向你们打开诗歌的宝匣，我呀‘是浪子，那无价词语的挥霍者。

　　再过一小时，你们这些松弛浮肿的脂肪
　　就要离去，纷纷钻进空寂的小巷，
　　我向你们打开诗歌的宝匣，
　　我呀‘是浪子，那无价词语的挥霍者。
　　喂，你这个男人，胡子上粘着洋白菜，
　　不知在何处吃剩的白菜汤；
　　喂，你这个女人，脸皮涂成了驴蛋，
　　如同一只牡蛎在食物的贝壳中躲藏。

如此出神人化，又惟妙惟肖、人木三分，诗歌在现实中扮演了发言人和代言人的角色。可以想象当时的气氛和场面之尴尬紧张及人物表情之微妙。就是今天读来，也回肠荡气，正气凛然。同样使人感到意味无穷的，是一千多年前的刘禹锡，他不也是这样吗，在仕途十分不畅通和不愉快的情况下，依然写了《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依然傲气十足：“玄都观里桃干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完全是诗人气质的天然流露，与一般政治家的谨小慎微相去甚远。十四年后，因此诗获罪从流放地归来的刘禹锡，又写了《再游玄都观》，依然故我，依然傲气十足：“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将十四年的苦难生活浓缩在这两个不屈不挠的句子里。这样的诗，这样的人，想要忘掉都难。

不独是马雅可夫斯基，那位白银时代最重要的诗人曼德里施塔姆更是想象力非凡：不，我不是任何人的同时代人，那样的荣耀没沾过我身。

　　不，我不是任何人的同时代人，
　　那样的荣耀没沾过我身。
　　哦，一个同名者与我多么地矛盾，
　　时而非我，时而是他人。 (刘文飞译)

轻描淡写，却又语重心长；一身傲气，却又带着强烈的怀疑精神。仔细品味一下，就能感到是庄子在对鱼儿或蝴蝶询问，表现了对生命不能在世间长久停留的困惑。当然，对于这人世间最大的悲哀，他是不会轻易低头的，所以他又说：

　　我能够解放那一颗灵魂
　　将外在的桎梏砸碎：
　　歌声——是血液的沸腾，
　　传入耳中，顷刻间就会沉睡。．
　　我所亲近的一切存在，
　　在苦恼的边缘深处，
　　一环又一环的原始联系
　　又将它们往一处接续。
　　我们的本性扶摇直上，
　　溶进公正无私的太空——
　　星星的砝码遭到遗弃，
　　被抛向一只只战栗的酒盅；
　　生命之中的极大快感，
　　便是尘世最大的喜悦：
　　肉体的回忆时常萦绕
　　那一个始终不渝的祖国。

此种精神、此种格调，总使我想起唐朝的诗、李白的诗、陈子昂的诗、刘禹锡的诗。而在1863年出生的象征主义诗人索洛古勃那里，诗人的形象清晰、神秘、高大：

　　我——神秘世界的上帝，
　　全世界都存在于我的幻想。
　　我不为自己制造偶像，
　　既不在地上，也不在天上。

在这里，诗歌的气势不可阻挡，而且恰到好处：全世界都存在于我的幻想。诗人不仅为自己画了像，也为所有人画了像，包括身处下一个时代的我们。这样的诗歌在《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里随处可见，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读来也一样的清新、优秀，感觉是为所有时代写的，一口气从头读到尾都不会嫌累。所以，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诗歌的魅力决不是通过分行便可实现的，但却只有通过分行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像我们当代诗歌里的诗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寻找光明”、“如果血不能在身体里自由流动／那就让它流出来吧”都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都达到了相应的精神的、时代的高度。说白一点，这些诗歌的片断便是时代的标记，它无可置疑地标注了所在的时代。白银时代的诗人们显然在这方面做得更好。正如曼德里施塔姆在《词与文化》中所说：“突然间，一切都成了公共的财产。走过去，就能把它抄起。

所有的迷宫，所有的秘密，所有的禁区——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通过了。“

二、心灵的文本

诗歌基本上是一种便利、简捷的形式。即使结构上最为复杂的《荒原》与《诗章》，与乔依斯的《尤利西斯》比起来也要简洁得多。但这不意味着诗歌的承载量小。事实上，在很多时候诗歌是思想的引信，它可以拉爆一个时代。同时它更是心灵的文本。除了哲学家、思想家，最富有时代意义或震撼心灵的语言在诗歌中表达得最为充分和张扬。哲学家的“神死了”、“人死了”、“物死了”的命题和断言是超越时代的大跨度的划分，而诗人对“没有英雄的年代”的判断，也十分到位、一语中的，它不仅是对一个时代下的定语，更是一种对时势的评判。而更为精确的评判，则来自20世纪70年代中末期的“噩梦醒来是早晨”，相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有同感。

我已经充分地注意到，在那位1869年出生的宗教女诗人吉皮乌斯的诗歌里，心灵的铺写已经到达了一个顶点：

　　而为这虚幻的许诺我已无泪可流，
　　我追求的东西呀这世界上没有。
　　我不知道该反抗还是该屈挠，
　　我既没有勇气死，也没有勇气生
　　上帝离我很近——我却不能祈祷，
　　我渴望去爱——又不能付出爱情。

我能——我不能、我该——我不该，这里，心灵表现出来的一波三折，是那么的微妙和细腻。我不知道该反抗还是该屈服；我既没有勇气死，也没有勇气生；上帝离我很近——我却不能祈祷；我渴望去爱——又不能付出爱情。这几组矛盾的堆积，使情感陡然间上升到苏格拉底的高度，它似乎在说，人世间的一切，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追求的东西这世界上没有。这样的诗，如果不被感动，那么还有什么才能被感动？

而在1887年出生的未来派诗人谢维里亚宁那里，心灵的奇妙想法也展示得一览无遗：

　　人们相逢，为的是分离人们恋爱，为了放弃爱情
　　人们发誓，为的是背弃誓言
　　人们幻想，为的是诅咒幻想。

意想不到的情感方式，背离常识的结论，充满了张力，给人以巨大的回味。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最高等级的诗歌，它直接来自于心灵，并且一点也不虚饰。一般说来，直抒胸臆的作品是最难的，因为它没有借鉴物，这些词语本身就是它的借鉴物。

心灵与情感密不可分。而情感的向度与深度是区分崇高与庸俗的一个美学尺度。1891年出生的曼德里施塔姆给出的诗句始终在情感的高向度上运行：

我禀有这肉体，——它如此完善，
真是绝无仅有，我拿它怎么办?

它就像进化到最高等的灵长动物，直抵生命的本源，赋予生命以纯粹的形式，然后又一举将其击碎：“我拿它怎么办？”这两句诗，甚至可以从人类进化史的角度去看待它，“如此完善”、“绝无仅有”，写尽了人在这个世界上高不可攀、至高无上的地位，但美的东西特别是如此完善的东西最终要跌落，最终要问今天、现在和我自己：我拿它怎么办？可以说是写尽了人类的无奈。在另一首诗里，他又以强硬的面目出现：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有勇气
　　与你的瞳孔直面相对。
　　并且用自己的鲜血粘起
　　两个一百年的脊梁?
　　血液这混凝土哗哗直流，
　　淌自世间万物的喉管，
　　在崭新岁月的大门口，
　　唯有寄生虫不住地战颤。

据阿赫玛托娃说，曼德里施塔姆在写作上没有师承，说他师承的是世界文化。在我看来他师承的应该是自然的情感，寻觅的是俄罗斯的现实，忠于的是敏感而高尚的心灵。曼德里施塔姆自己在《阿克梅主义的早晨》一文中也说：“存在，就是一个艺术家最高的自尊心。除存在之外，他不想要另外的天堂，当人们对他谈论现实时，他只会苦笑一下，因为他深知一种更为可信的艺术的现实。”这样来自心灵深处的诗歌，在这本诗选里实在太多了，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宝库，它甚至够我们用一辈子。那些普通而陌生的名字如安年斯基、沃洛申、巴尔蒙特、伊万诺夫、赫列勃尼科夫、霍达谢维奇，如今看来那么杰出。就连如今有所非议的马雅可夫斯基和已经很少被提起的勃洛克，他们的《穿裤子的云》、第十三个》里情感的力度已经穿透纸背，仅凭这两首诗，他们也足以进入一流诗人行列。

三、当今诗歌一面极不寻常的镜子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诗歌作品如此耐人寻味，就像是感情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的总爆发。这些最早可追溯到一百年前的作品，如果不是译者的介绍，我们很难知道。然而，知道后如果不去重视，它也只能像其他书籍一样，放在书架上作为摆设。而我想今天将其郑重其事地提出，是有现实意义的。

它是镜子。因为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我们的新诗运动，虽曾独步一时，几乎主宰了当时文学的走向。可走到今天后，除面临突然衰落的局面不说，其本身都有点声名狼藉。

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诗歌特有的精神、风骨、功能的抛弃，是对情感的抛弃和对形而下的绝对崇拜。读到如今格局小、立意低、乞儿语一般、血色全无的小玩意，你就会明白今天的诗歌为何屡屡被嘲弄。对情感的抛弃，这对于以抒情为职能或本质的诗歌是致命打击，等于釜底抽薪。实验诗歌进行精妙的探索并没有错，对形式的追求也没有错，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以诗为诗，‘或让其承载它承载不了的东西。实际上，最大的不该是我们将其变成了小品文，变成了粗制滥造的工艺品，这显然源于许多人对诗的误解，以为诗歌可以关怀一切，指哪打哪。我们反对抒情，有时以反对崇高的名义反对抒情。

纯正的抒情诗距离我们十万八千里，我甚至敢断言很多人根本不会抒情。这是我们的时代的悲哀，是小聪明、小智慧当道的悲哀。

我们说它是镜子，因为白银时代的诗歌把内在的抒情推向极致，推向一个制高点。曼德里施塔姆1909年就写出了：

　　我被赋予了躯体，我有何作为，
　　面对这唯一的、属于我的躯体?
　　为了呼吸和生活的静静欢乐，
　　请问，我该向谁人表达感激?
　　我既是花匠，我也是一朵花，
　　世界的监狱中我不是孤身一人
　　　　　　　　　　　　(刘文飞译)

如此光彩夺目的诗歌，正如戈罗杰茨基在《当代俄国诗歌中的若干流派》中说：“美丽的玫瑰”来源于自己的花瓣、芳香和花色，而不是来自旁人怀着神秘的爱慕或其他情感设想出来的类似物。“它从艺术的角度去影响时代，它繁荣了当时的彼得堡。诗歌中有理性，但又不全是；诗歌中有非理性，但也不全是。它将两者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它将那个时代的特点、思维的方式表现得淋漓至尽。比较起来，如果从情感的向度看，我们离草根的大街、乡村或自己的内心远之又远，离时代更远。而在形式上，我们除了”我“——”写我“以外，很少有能抓住读者的东西。写作的多样性、抒情的多样性已被阻隔。历史既多情又无情，它先是把唐诗宋词抛给我们，让我们无所适从——因为古诗词的句法、组织结构与新诗相去甚远，它们基本上是无可调和的。同样，历史先把白银时代隐藏起来，让我们在自以为可以自由写作的错觉下走人了歧途，然后又把它展示给我们，惊出我们一身冷汗。看来，以前在诗歌教学中关于抒情主人公的说法值得回味，或许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白银时代的诗人之所以洋洋洒洒，是内在的激情在起作用。如果再扩大一点，当今所有优秀诗人，无论是埃利蒂斯、艾吕雅，还是艾略特、博尔赫斯、里尔克，剥下他们色泽不同、式样不同的外衣后，其诗歌的核心无一例外是抒情。依然是曼德里施塔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道出了阅读的令人悲观的真相：”这些诗句若要抵达接受者，就像一个星球在将自己的光投向另一个星球那样，需要一个天文时间。“

我们说它是一面不寻常的镜子，是因为它百分之一百是心灵的文本，同时不乏高明的技巧的运用。茨维塔耶娃无疑是抒情高手，她总能立刻就将感受说出：

　　把别人不需要的，都给了我吧!
　　一切将在我的火中烧成灰烬!
　　我既引来生命，也招来死亡，
　　作为一点微火献给我的火苗。

把别人不需要的，都给了我吧！这是何等的神圣；我既引来生命，也招来死亡，这又是何等的气概。诗人的真情实意，就这么自然流露出来了。吉皮乌斯同样如此，她说：

　　倘若光明消逝——我就什么都看不清；
　　倘若人类变成野兽——我就对之百倍憎恨；
　　倘若人类不如野兽——我就去杀死他；
　　倘若俄罗斯灭亡——我就只能选择自杀。

我非常喜欢倘若人类不如野兽这一句，从前我从未想过人类会不如野兽，但如今我感受到了，也因此被这个句子所震撼。分析这些诗歌的全文，就会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某一门诗歌技术的创造者或拥有者，道行极深。但我们现在只谈心灵，它把心灵中最能打动人的那部分展现了出来，与命运相辅相成。所以这本看似轻快的诗选实质上分量很重，我读了后甚至有都被他们写光了的感觉，而且隐藏在轻快的外表、流畅的诗行下的技术又是那么高超，高超到了使人感觉不到里面有技巧。

我们说它是一面极不寻常的镜子，因为它就是良心。良心，是对苦难的抗衡、正义的追求、历史的承受和美好世界的向往。在良心的观照下，一切虚假的、做作的、大而无当的、貌似诚实的东西都会苍白无力。一切撕心裂肺的呼喊、一切没有希望而仍然希望着的事物都会被倾听。

他们的命运全很悲惨，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茨维塔耶娃——自杀，古米廖夫——被枪杀，曼德里施塔姆——在流放地死去，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一生都被压制。从这个角度看，诗歌是有用的，有意义的。当然，诗歌与命运的关系很复杂，并不一定成对应关系，我们只是说，诗歌应忠于自己，当诗歌遭遇压迫，首先应审视自己。不仅应该为自己发言，而且应该为一个有太多苦难的民族代言，为人类代言。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很现实的问题。我想起1988年的某夜，我们几个人深夜聚在一起，感慨没有自己的民族诗人，并渴望拥有自己的民族诗人。实际上，所谓民族诗人，就是能代表一个民族良心的诗人。我们的渴望不能说没有道理。我记得当时一个很美的女孩因熬不了夜到隔壁房间小憩，我们则跑下楼，去呼吸最清新的空气。那时是清晨三点，我们依稀看到了东方的鱼肚白。那个夜晚或者说凌晨离今天已经快二十年，但我至今未敢忘却——这本诗选可说给了我们又一次启示，封面上庄重的白色大理石塑像在召唤。

纪念平反冤假错案31周年

应该隆重纪念平反冤假错案三十一周年，它的历史意义实在是太伟大了。它把毛泽东专政二十几年所制造的成千上万冤案、假案、错案推翻了。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充满血泪深冤的案件的平反昭雪，证明毛泽东几十年来所坚持蛮干的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极大错误的，是一场大灾难.

毛泽东动员亿万人们来打倒、来推翻这条所谓反革命路线──刘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路线，揪出的最大最坏的反革命集团，原来却是一个大冤案、大假案、大错案。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革命黑司令部，通通是假的，所谓资产阶级反革命黑司令部和它的各条黑线专政，也通通是假的，是大冤大错的。

胡耀邦等人发动的这场平反冤假错案的斗争，把几十年来的大是大非的路线斗争，用千万件铁的事实搞清楚了。应该？调这次主要不是从理论上搞清楚了，而是从事实的是非上搞清楚了。

当然，对於我们这类搞政治、搞思想理论工作的人来说，不能只停留在感性认识上，而应该提高到理论上、政治思想上，就是革命或反革命路线的是非上来认识问题.

错上加错大错特错的路线错误

具体说来，至少证明我们党是从一九五三年在革命路线上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把坚持新民主主义的干部（资产阶级新式民主革命），戴上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帽子，打成反革命，加以批判斗争，遭受到各种打击迫害。从革命路线说，至少从这时起就已经犯下了严重的路线错误.以后，联系到苏联批斯大林，发动一场所谓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大论战，进一步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主张在中国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同志通通打成「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这就更是错上加错，大错特错，犯了更为严重的路线错误.经过平反冤假错案的这场大斗争以后，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清理这条路线错误：

一方面是从一次一次、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来看清楚，比如清匪反霸、土地革命、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清理阶级队伍、三反五反、反地方主义、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三大改造、三面红旗、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批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等等等等革命运动中，所进行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中遭受到打击、迫害、摧残的几千万人，以及遭受株连受到迫害的上亿人，他们究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什么敌人？究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什么敌对力量？把这一笔一笔的血泪账粗浅地研究一下，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哪一次运动不是大冤大错？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反革命敌对势力的反革命活动」等等，究竟有哪一件是真正的反革命行动？人们爱说：「洪洞县里没好人」，在毛泽东眼里，是不是共产党内没好人？很多很好很好的人，同他并肩作战几十年的老夥伴，只要他毛泽东一句话，马上就变成「反革命」。他临死时肯定的「四人帮」，王、江、张、姚、康生、陈伯达，最后也都成了反革命，那么，你这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最最伟大的领袖，所亲自领导的这场社会主义革命，真是革命的吗？你所高举的这面社会主义革命红旗是红的吗？这条不右倾不左倾的唯一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真是正确吗？

「五人帮」的帮头毛泽东

在三十年前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因为时机不成熟，胡耀邦口头只说反「四人帮」，他所做的实际效果是反「五人帮」，特别是最终都归结到这个「五人帮」的帮头毛泽东.当时，很多人是心照不宣，今天，恐怕不能再掩盖真相了吧！

另一方面是从理论上认真承认大是大非，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思想变化、到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分裂，到第三国际解散和苏联、东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从中共坚持的十月革命路线、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以及历次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文化大革命，再到胡耀邦、赵紫阳新政，等等等等，把历次的路线斗争，即资本主义民主革命路线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路线，从两条道路、两个路线、两种完全不同的方针、政策等等的理论思想分歧略微清理一下，把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大体分别一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路线各项大革命究竟干了什么好事，犯了什么错误？

我认为趁着平反冤假错案三十一周年的时候，对几十年来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回顾一下，是很有好处的，希望党中央在近期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议一下这个问题，成立一个党史上路线斗争研究小组，开始在党内外进行公开的、自由的讨论探讨。到今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三十二周年、平反冤假错案三十一周年、批判「两个凡是」三十周年、十一？三中全会三十周年的时机，作出一个合情合理的总结.

总之，我认为，应该到了实实在在地承认和干一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了，应该老老实实地放弃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的乌托邦口号了！

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相识虽新有故情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出狱后走投无路。香港「支联会」派人潜来成都，引领我和小雨（作者夫人──编者注）两个，从地下通道越境，到了香港。香港已近「回归」，形势非常複杂.东道主为了安全，安排我们藏身城郊，避免曝光。每次来看望，都要带大摞报刊，以便我们瞭解外面的情况.

报纸上广告娱乐八卦很多，国际国内要闻很少，有深度的报道和评论更难找。一个单向度政治动物，乍到商业社会，一时间很不习惯.记得第一次看到一本周刊封面上通栏一号黑体大字「发达青年争当大富豪」，配以两排年轻人志得意满的相片，很错愕。

那是迷茫的岁月，和人沟通也难.不懂粤语，只是一方面。即使是讲国语的，而且价值观相同，但因为语境、经验、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不同，往往也难.即使是读大陆的流亡者在海外发表的文章，也时有陌生之感。似乎历史巨浪回归大海以后，那顶端飞溅出来的泡沫，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海外民运内斗，观之忧心忡忡。面临角色转型，更无思想准备。没有海外关系，没有外国学位，不善交际，拙於言辞，又不懂英语，不知道去到陌生的世界，怎么能自食其力。失落感和无力感之外，加上生存的忧虑.所幸所住环境很美，是一个海边渔村。连天雪涛，卷地潮声，可以消忧.

一个夏天的中午，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先生和他的几位同仁，冒着烈日高温，同来看望我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老教师形象，优雅而平民。头微秃，脑门宽广，显出睿智。眼镜后面的瞳仁里，透着一股子悲天悯人之气。脸上几条深刻的皱纹，刚毅坚韧，似乎是性格的标志.十几年白云苍狗，多少事出乎预料。但对先生的这个直觉，后来证明没错.

因为关心，所以细心。一见面，先生就注意到，我和小雨说话，一涉及政治议题，声音就会低些。他提醒我们，不用再怕了，现在可以大声说话了。同来的张文光先生笑道，我们住在他家时，我的衣服口袋里塞满废字纸，鼓鼓囊囊的。他劝我没用的就随时丢掉。我不，总要撕得很碎才丢.先生说，没必要，再没人拣了去看，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我说我全知道，只是积习难改，自动化了。先生说他理解，长期生活在特殊环境里，养成的习惯最难改。我说，我通过困难地抛弃着从前困难地学来的东西，也更真切地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他说，只是脱离了当前危险，自由还要继续争取。我说「九七」以后，定会慢慢收紧.他说，那是肯定的，但我们会尽量顶住。语音平淡自然，浑不似易水西风.

两岸三地同一梦

听他们互相谈话，知道周勇军、熊焱……先后都出来了。我问，听说你们的营救计划，叫做「黄雀行动」是吗？张文光先生说，「黄雀行动」这个名字，就是司徒华先生取的。司徒华先生说，是借用曹植的诗意：「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我原本喜欢汉魏诗，念了接下去的两句：「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说，我们真的很感谢.

十几年后，有人在纽约接受《世界日报》记者採访，说「黄雀行动」是一位演员发起和命名的。意思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不知道这个说法的根据，只知道谁救了我。而且老共不是螳螂，与黄雀相比，起码是一架B52飞机，其奈蝉何？后来我问先生，何不说明真相？他引用了一句古书：「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后话。

那天跟大家一起，到附近的一个渔业码头吃海鲜.席间他问我，香港报纸，喜欢哪家？我说《信报》。他说他也喜欢《信报》，较有深度。说到具体例子，逐渐如逢故人。说起我的文章，他问，看我的履历，没多少时间读书写作，那些东西，怎么出来的？我说，小时候爱看书，杂七杂八。大起来没书看了，只能写。主要是在劳改农场偷偷地写的，保存比写作更难.后来发表时，穿靴戴帽，打擦边球，得到许多傑出编辑的帮助。

残余的初稿，随身带出来了。回到住处，拿给大家看。是些用很小的字写在随手弄到的小纸片上的东西，不易辨认.先生仔细看了，说不容易。问我那个执着，来自什么动力？我说，谈不上动力，只不过是刀俎上的鱼肉，在寻找存在的意义.此外，我们还带了些书画作品，路上丢失不少。剩下的，也拿给大家看了。先生环顾左右，同大家商量了一阵，看有没有可能，给我们办个画展？

翌年五月，《中国梦》画展在香港大会堂隆重开幕。除了我和小雨的作品，还有我们在大陆的画家朋友戴光郁、曾循、曹勇……等具有反叛意义的作品。支联会派人到大陆各地，找到画家本人，将作品秘密、安全而迅速地运送出来，工作效率之高，着实惊人。

画展不仅是画展，也是一次大陆知识份子反叛精神的展览.对於民主自由人权的憧憬，是两岸三地人们共同的憧憬。从人潮之汹涌，反响之热烈，我也看到了由支联会带动起来的、香港市民的政治热情。身份既已曝光，香港不可久留。画展一开幕，我们就去了美国。行前接受美国之音、南华早报、亚洲电视台的採访.每提到支联会的帮助，我都不禁要说，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有资格受此深恩厚泽？！

「江天如墨我飞还」

来美十几年，谋生甚不易。不管有多少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司徒华先生的友谊，始终如一。他每次来美国，都要见见面。一年一度的贺卡，从未少过一个，都是给我和小雨两个人的。每有新书，必惠赠，也都是给我和小雨两个人的，至今已积累到十五本，是我们珍贵的藏书。

初到时，我和小雨租住在一户人家后院的洗衣房里，小得来了客人没地方坐。这是我来美后第一次和先生见面的地方。一位关树越先生开车，送他来，接我们走，作东请我们吃饭，然后又送我们回家，盛情可感。同座的先生的妹妹，送了小雨一挂珍贵项链，愧无以报。席间同大家交谈，才知道先生独身。初恋女友未婚仙逝。先生遵守她临终时的嘱咐，受洗为基督教徒。深情永驻，一生未婚。我们两个听了，更是感佩不已。

香港回归以后，支联会处境险恶，先生和同仁们顶住解散压力，继续坚持抗争。年近古稀，不辞劳顿，到美加等地募款。行色匆匆之中，约我们在纽约他的外甥女儿家见面。只有一室一厅，他就在厅里开地铺过夜。其实募款很成功，可以住旅馆.他不，只是为了省下钱来，给支联会开展工作。我想清廉无私如此，也是他「门下有许多死士」（用他的一位朋友的话说），在海外民运低潮时期，支联会仍能一枝独秀的诸多原因之一吧。

鉴於自己的经验，我劝先生移民海外。他说许多人都这么劝他，但他反覆考虑，还是下决心回到香港那个自由与奴役斗争的前线。那年他贺卡上的集句，是「世事沧桑心事定，江天如墨我飞还」。

可真是江天如墨。一方面「乌云压城城欲摧」，一方面「白狐跳樑红狐立」，波谲云诡。所幸先生并不孤独，支援和追随者众，同时，也得到民主潮流中其他力量的配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许多原先不问政治的香港市民，都起来为维护人权法治而走上街头.反对二十三条，要求普选特首，动辄万人空巷。一年一度「六四」忌日的维园烛光晚会，盛况不减.

文章观海波澜阔

压力下和阻力前的民主潮流，并不是单一向度，内部见仁见智。我最欣赏先生的一篇和朋友商榷的文章，题目叫《一阔脸就变》，批评李怡先生的一种观点.李怡根据「老一辈革命家」建国前的言论，断言中国的问题，是「这一代领导人」未能继承其前辈的「社会主义真理、民主理想的信念」。先生指出，四九年后「荼毒百姓、误尽苍生」的，正是所谓的「老一代革命家」。他们并不是蜕变了，而是以前掩盖着的专制本性，在取得政权以后彻底暴露。

先生的许多政论文章，都是这样，寥寥几百字，一下子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这不仅是思想的力量，更是人格的力量。如果没有对於劳苦大众的真爱，深知他们的根本权益所在和锲而不舍地为此奋斗不懈的精神，就不可能在如此诡异多变的语言迷宫中几乎是直觉地把握真理。换言之，如果生命不和道路合而为一，如果道路不是通向爱，那真理就不是真理，先生就不是先生。

先生的路，一直是这样走过来的。他当初选择教育职业，就是为了服务於劳苦大众。他早年所写的《自述》，说得十分清楚：「余少小家贫，迭罹失学之痛，几经困顿，始卒所业.因感身受，乃入师范，以百年树人为己志。」办了四所小学，全在基层市民地区.所收学生，全部来自劳工家庭。不问多困难，坚持四十载，不是偶然。

劳工子弟中，凑不齐学杂费的多，有其他各种困难的多。先生要求班主任们凡有家境贫寒交不起学杂费的孩子，都要知会他。他用自己的薪资代为垫付，以后何时归还和归还多少不计。一位班主任径自向一个真有困难的学生催索欠款，他知道了很生气。另一位班主任当众严厉责罚一个犯错误的学生，不顾及孩子的自尊心，他看到了很痛心。他批评了两位老师，后来还写了一篇文章，强调爱心和耐心是教师的专业精神。

读他的《校长，俾次机会我》、《三个顽劣学生》、《他在生日那一天退学》，我和小雨特别感动。这些各式各样的问题儿童，都因为得到充分的理解和帮助，得以和所有正常的孩子一样，在后来走向社会、散佈到世界各地以后，对他怀着永远的尊敬和感谢.九十年代他到美加筹款，欢迎的人群中就有不少他当年的学生，有的还记得他当年说过的话，告诉他说，那几句话影响了自己的一生。他写道，学生的成功和感谢，是一个教师最大的回报。自己「在教育不普及的年代，作为历史使命，能服务普罗大众，已无憾」。

除了教书育人，他还创办了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发起和领导了抗议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以掩盖侵华史的运动；推动了争取以中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的第二次中文运动。一九八五年，香港首次有民选的立法局议席，他以「鞠躬尽瘁，贯彻始终」为竞选口号而一举当选.因为香港人知道，他所「贯彻」的是什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也可见英雄城市的政治智慧。

「一笑心轻白虎堂」

作为民意代表，他成了中共中央的统战对象。先是被邀请到北京，参加《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仪式，后又被委任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进入国家机器上层。李鹏请吃饭，万里来作陪，很尊重的样子。这种统战策略，向来效率卓着。香港一些头面人物，也难免受宠若惊，逐渐媚容可掬、甚至为虎作伥起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功能，是否会沦为「人大」、「政协」式的橡皮图章，一开始就令人忧虑.

在草委会的一次宴会上，即席发言者，多为党中央背书，言毕众人鼓掌支持，一如人大政协的场面。司徒华先生起立，讲了一个老国王寻找继承人，最后发现只有全民直选国王，才能长治久安的故事。话音落下，众人面面相觑.整个「白虎堂」上，一片鸦雀无声。我想像那个景观，不由得肃然怵然。我觉得那个画面，应当永留青史。

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为抗议中共血腥镇压民主运动，他宣佈退出草委会以示抗议，并於同年创建和领导了支联会，致力於「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作为立法局议员，他於「回归」后被迫「落车」，但很快又再度当选.直到二○○四年七月宣佈不再参选，才告别工作了十八年的立法局和立法会。

宁静淡泊以明志

一退下来，就有一位富豪写信给他，表示愿捐巨款，办一个以「司徒华」命名的私立学校。他谢绝了，说，我以前在基层市民地区办学，是为了服务於劳苦大众，以有教无类为宗旨。现在来办私立学校，已没有了这个意义.言辞委婉，而态度坚决，几经交涉，此事作罢.

什么叫「淡泊以明志」？这就是。这个「志」，不是有意识地「立」起来的，而是他为人的必然。心有大爱，而又无家无后。泽被劳苦众生，成就了他始终一贯地站在下层人民弱势群体一边的政治人格；泽被青少年一代，成就了他把所有的孩子都当做自己的孩子看待的、大教育家风范。这种精神，和他在爱情上守真志诚、执一不二的态度完全一致，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挫折的。

什么叫「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就是。悲天悯人的人格特质，植根於生命本体.有诸内而形诸外，自然就有了「德」。深知底层的需要，自然就有了「智」。和大家风雨同舟，自然就有了「体」。被大家视为自己人，自然就有了「群」。「修辞立其诚」，「能以精诚致魂魄」，自然就有了「美」。德、智、体、群、美互补，自然就有了文。

读先生文，如沐春风.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教育、文艺、兵法，宗教、哲学、正史、稗史、民俗、方言、志怪、谣谚、气功，诗韵词牌、风水八卦、修辞和审美……信手拈来，都成妙谛.杂学旁收，而又贯穿着同一种人文精神。汇编成书，得十又五册，一以贯之。

书中不少篇章，劝人读点儿闲书。他所谓的「闲」，实际上是一种审美的态度：一种无目的、非功利、不以心为形役，纯粹依个人的兴趣随意观照而得到的快乐。他说，这样才能读得博和杂，读得入味。忙里抽空读，入味方得闲.得闲才能放下，放下才能拿起。暂时放下后，重新拿起时，人已经充了电。

这样的读书态度，和他淡泊以明志的人生态度是一致的。由於有这种态度，所以能日积月累，不期然而至深厚渊博。深厚渊博，自然能厚积薄发，一片天光云影，万千源头活水，成书於无心之间.是知砥柱中流者，非必抱石怀沙。满腹经纶者，非必十年萤窗。「慈故能勇，俭故能广」。听从心灵的呼声，忠於自己的良知就行。

古人论学，首重「通人」，而非别才。「别才」乃今所谓之「专家」，「通人」则除了多方面的学问，还要有知识份子的担当。但是这个「担当」，若非「淡泊明志」，和功名利禄的关系就很难理清。先生的使命感，先生之集教育家、政治家、学者、作家於一身，正是藉淡泊以明，藉宁静以致。一路走过来，几十年如一日，能有几人！

更不容易的，是他始终谦卑，保持着一贯的平民本色。作为支联会主席，和义工不分彼此。或於人潮汹涌之中，在街头派发传单；或到春节年宵摊档，给市民们书写挥春。听说今年春节，从一月一日到二月七日凌晨，七十六岁的他，写了一百二十九个小时的挥春，为支联会筹得二十五万多元。

他写挥春，主要不在筹款，而是服务於香港市民。写时端坐悬腕，全神贯注，充分表现出他对於草根阶层的爱与敬，亲与近。文如其人，字亦如其人。那些刚柔相济、元气淋漓的墨宝，恰好是他那悲天悯人，始终如一，「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的象徵。

此刻，听说回归后的香港当局，终於图穷而匕首见，要以言论罪，传他上法庭受审了。我们深感震惊，又爱莫能助。急就此文，以示声援。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们知道，站在被告席上的司徒华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