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颇有些文艺评论家，习惯于以生造的“非香花即毒草”的公式，像最高法院宣布终审判决似的裁定作品的属性和命运。这种简捷便当的作法一度成为通例，其效能，在多数情况下，大抵与刽子手开动断头机差不多。
如今，思想解放的闸门既经打开，此风自然衰颓。“非香花即毒草”的公式，毕竟不大有人用，而且不大有人信了。这无疑是值得庆幸的；然而过分乐观，则未免太天真。接连两年“春寒”，教训其可忘乎？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非香花即毒草”的公式虽已不灵，其阴魂却犹未散尽。有的评论家别出心裁，竟然妙语惊人地又造出了一个“非鲜花即麻疯病菌”的新公式，用以打杀作品。
于晴同志就是这样干的。他在《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北京文艺》一九八Ｏ年第三期）一文中，不仅言过其实地夸大了当前文艺界的不良倾向，煞有介事地横加指责，而且一口气批判和否定了近年新出现的至少七个作品。特别在谈到中篇小说《调动》时，于晴同志颇为愤慨，竟说什么它“已经沦入‘黑幕小说’一流”，是“拿麻疯病菌当作鲜花来供养”的“对文学的嘲弄”。
于晴同志的其他观点姑且不论，此处仅就他对《调动》所作的这一判断谈谈我的看法。另外有些同志也从不同角度批了《调动》，对此，我也顺带谈些意见。
从“社会效果”谈起
《调动》发表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出刊的《清明》第二期上。起初，批评界对它没有反响；到一九八Ｏ年二、三、四月间，却突然南北呼应，在北京的《红旗》、《北京文艺》、《光明日报》、《文艺报》和上海的《文汇报》等报刊上，接连出现了一些评论文章，不约而同地对它批判起来。这一时期挨批的作品很有几个，但是其他作品，如《将军，不能这样做》、《在社会的档案里》、《女贼》、《飞天》、《假如我是真的》，等等，虽则有人批，却也有人保；惟独《调动》，从评论家们那里所听到的，只是叫骂。这就给人一个印象，似乎《调动》确实属于通常所谓“毒草”之类，或者像于晴所说，真的是什么“黑幕小说”、“麻疯病菌”了。
评论家们批判和否定《调动》，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实，叫作“社会效果不好”。
我认为，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当然，从“社会效果”看作品的价值，在文学批评中是一条必要而行之有效的原则。但是，“社会效果”永远只能是客观存在，我们的某些评论家却总是用主观臆测去代替它，所谓《调动》的“社会效果不好”云云，也只不过是少数人坐在书斋里想当然瞎杜撰的罪名罢了，实在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不信么？那就让我提出几个问题，看他们能否用事实来作出回答：
第一，是否有许多人读了《调动》便生出反骨，大闹天下，破坏安定团结，干扰四化建设，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是否有许多人读了《调动》便“对生活感到迷惘、困惑”，或者“感到世事一无足取、一无可为”，以至于悲观绝望，自寻短见？
第三，是否有许多人读了《调动》便道德沦丧，亦步亦趋地像李乔林那样，不仅抛弃情侣，大搞酒肉买卖，而且为了打通“枕头上的关节”去做“配种站的公牛”？
诚然，上述种种作为在社会上都是有人为的，否则在《调动》中就不可能得到反映；然而问题在于，是否有许多人本不想为，只因读了《调动》方才为之？
我孤陋寡闻，还从未听说过有这等事。也许某些同志据有实例吧？那就请拿出来，让大家都见识见识。
说到这里，我想倒是应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以所谓“社会效果不好”为口实来批判和否定《调动》，只用于晴自己的另外一些话来对照，就完全可以看出是极为荒谬的了。在同一篇文章中，于晴不是非常正确地否定了“一文可以兴邦、一戏可以亡国的奇谈”吗？而在谈到《调动》时，于晴又以不容置疑的语气断定：“它所描写的一团漆黑的生活是不真实的，所揭露的有些人物的丑行是不可信的，……它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任何一个有正常理智的人都难以接受的。”这就等于说，任何一个有正常理智的人都决不会以《调动》为教科书，去学习，去模仿。既然如此，《调动》又怎能产生什么不好的社会效果呢？不是人人都只会把它扔进垃圾堆吗？
老实说，假如人人都把《调动》扔进垃圾堆去，问题倒要简单得多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评论家大讲什么《调动》的社会效果如何恶劣时，人们，普通的老百姓们，却非但不把这部小说扔进垃圾堆去，反而争相传阅，交口称赞。在某些地方，刊载《调动》的《清明》第二期成为最大的热门刊物，竟至于有人出五元钱的高价争着去买，还有人刻印传阅，另有些人则在原作的基础上加工改写或写续篇。各方面群众寄给编辑部的信，绝大部分（百分之八九十）是肯定和欢迎这个作品的。试问，这能叫作“社会效果不好”吗？莫非肯定和欢迎《调动》的群众都是别有用心的坏人或者落后分子？这种现象，是何等令人深思呵！
在我所接触的人里，包括许多很革命、很优秀的同志，绝大多数对《调动》都持肯定态度。也有少数人不喜欢它，然而不喜欢的理由也只是嫌作品中写的有些现象令人不快，或是认为作品情调不高，缺乏理想的光彩，不能使人产生美感，等等；在表示不喜欢的同时，这些人却并不认为它是部坏作品，反而都肯定它写得真实、深刻、切中时弊、有典型性。至于从根本上否定《调动》的人，不能说一个也没有，但我在群众当中还没有遇到过。请问，这是否也叫作“社会效果不好”呢？有这样的逻辑吗？
如果说《调动》的作者徐明旭同志真的那么糊涂，或者真的心存不善，竟然像于晴所指斥的那样把危险至极的麻疯病菌当作鲜花，拿来欺骗人，毒害人，那么，我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决不至于也那么糊涂，也那么心存不善，竟会不伦不类地都把麻疯病菌误认作鲜花。这种错误，休说任何一个有正常理智的人，就是通常所谓的“蠢货”，也不会犯！
十分明显，尽管报刊上的文章都对《调动》持批判和否定态度，颇能给人以舆论一致的印象，但这只不过是极少数人的舆论罢了，它是缺乏群众基础的，在人民中间是孤立的。面对这个事实，评论家们难道能够不正视么？难道能够不重新考虑一下自己对《调动》的批判是否公允么？
一幅很真实的社会风俗画
《调动》对社会生活的描写，遭到了评论家们的一致否定；但在否定过程中，评论家们的意见却又暴露出了很尖锐的矛盾。于晴说得很干脆：“它所描写的一团漆黑的生活是不真实的”。史乘讲得委婉一些：“由于《调动》的作者观察现实生活的片面和偏激，满足于展览所见到的社会阴暗面，因此作品中对生活的描写，对阴暗面的揭露有些地方是不真实的，没有反映出现实的本质方面。”（《评中篇小说<调动>》，《光明日报》1980年4月9日第四版）杨子敏的论述则很奇特：“《调动》中所罗列的远西群丑们的种种秽行丑事，除个别情节外，大抵可说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存在”；但是，“小说中的远西，究竟能不能成为我们今日社会面貌的典型概括呢？我以为不能”，因为，“今日中国的黑暗事物同‘四人帮’横行时期、同解放前的旧中国有所不同，”“它们已开始面临被清除的命运，已丧失主宰历史的权柄，人民和它们的斗争总归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调动》使人感到不真实”。（《读<调动>》，《文艺报》1980年第四期）
只在《调动》所描写的社会生活是否真实的问题上，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三种不同说法：一曰“不真实”；一曰“有些地方不真实”；一曰“大抵是真实存在，但因为……所以使人感到不真实”。这可真把人搞糊涂了。究竟何者为是呢？
还是让作品本身来说明问题吧。毋庸讳言，《调动》展示给我们的，是一幅着色阴暗、格调低沉的社会风俗画。从整体上看，画面上呈现的是十年浩劫以来在全国各地都变得很突出、很尖锐的一种反常现象：有那么多人在忙于调动，为调动而奔走，而哀求，而钻营，而伤脑筋，而受磨难，而找窍门，而拉关系，而搞交易，而实行贿买，而出买灵魂和肉体，而置党纪、国法、道德、良心、爱情、真理和人类最起码的一切准则于不顾……这中间，也有少量喜剧，然而多数却是悲剧，同时不乏闹剧、丑剧。所有这些情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何等熟悉呵！谁敢说它们不真实呢？谁能否认，这种反常现象事实上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呢？但是，如果在画面上能看到的仅只是这样一些现象，那就太不够了。人们从这些现象中必然会提出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当代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忙于调动？二是当代中国为什么会因调动引起那么多的悲剧、闹剧、丑剧？当然，这两个问题回答起来都不是很简单的，因为它们都具有难以估量的复杂性。不过，还是让我们来看《调动》展示的社会风俗画吧。在画面的各个细部，那一个个互相连结的具体场景，那一个个互相牵制的艺术形象，不是恰恰从主要方面入手，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了切中要害的、令人信服的回答么？原来，在封建主义肆虐的十年浩劫中，政治生活法西斯化，不知使多少像李乔林那样无辜的人失去了做人的资格！他们莫名其妙地被打成什么“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或者“叛徒”、“特务”、“走资派”之类，被关牛棚，被判劳改，被实行肉体和精神上的种种摧残，被剥夺了最起码的生活权利，结果，仅惨死者就已不可胜数，更不必说致残、致疯、致病、致重大损失者了！“四人帮”被粉碎后，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那股在十年浩劫中造成政治生活法西斯化的封建势力并不可能马上清除净尽，它在不少地方以新的面目顽强地保存自己，而且总是要以新的形式继续肆虐。整人者继续整人，挨整者继续挨整，这种现象，尽管逐步地消灭着，但在一个时期内，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是相当普遍的。不过，时代毕竟变了，过去挨整的人，毕竟不甘心继续挨整了，他们要摆脱压迫，争取做人的权利！调动工作，改变环境，就是他们为此而寻求的一条比较切近的道路。这诚然是个消极措施，但也自有其积极的一面：它既体现着对压迫者的抗议，又体现着对光明的追求，因而是可取的，令人同情的。然而，要达到调动的目的，却真比上天还要难呵！不错，也有人运道好，遇着了清官和善良的办事人，而且适逢良机，顺利地调成了；但是多数调成功的都是靠着亲朋关系或者其他非法关系；而更多的，则根本调不成功。既然你要求调动是因为有人整你，那么，整你的人又岂能把你放走？再说，那可怕的官僚机构，组成了多少道可怕的关卡，你想飞过去么？断然不可能！这样，胆怯的、软弱的、朝中无人的、没有活动能量的、老实本分的，就只好死心了。但是也有像李乔林这样不死心的，因为，他深感不调走就无法安安宁宁地生活下去。在周围环境的逼迫下，他下定决心非调走不可。为此，他什么也不顾了。正道走不通么？那就去走邪道！于是，我们在画面中看到，他“卑躬屈膝地去奉承拍马”，“恬不知耻地去摇尾乞怜”，“不惜血本地去请客送礼”，而且充当了“配种站的公牛”，最后，又孤注一掷地使出了政治讹诈的高招，迫使最大的对头牛朝杰就范……
请看，这就是《调动》为我们展示的社会风俗画的全部内容。说实在的，面对这样的一幅画，我们很难产生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美感，倒是很可能感到沉闷、压抑。然而，只要不从偏见出发，我们就一定会毫不迟疑地肯定说：它完全是照着我们所经历的现实生活摹写的；它所暴露的那些问题，完全是昨天大量发生过、今天也还时有发生、明天仍难免会发生的；它不掺一点虚假，不带一点粉饰，把一切都按照本来面目加以描画，其真实性是惊人的，不容置疑的……
问题是这样的清楚，因此，我们实在不能理解，于晴凭什么说《调动》对社会生活的描写“不真实”；我们也实在弄不明白，史乘凭什么说这种反映“有些地方不真实”；我们尤其莫名其妙：杨子敏为什么既承认《调动》所写的内容大抵是“真实存在”，又自相矛盾地说它使人“感到不真实”。
看来，王蒙同志显然高明得多了。他对《调动》也有否定，却丝毫不否认其真实性。他说：“我们常常在说一个作品不好的时候，就说它不真实，其实这种指责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例如对于小说《调动》，我们尽可以指责它不崇高、不深刻、不健康、不美好，却不能说它不真实。”（《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吗？》《人民日报》1980年8月27日第五版）我们的评论家们如果都像这样论述问题，那该省去多少麻烦事呵！要否定就否定，何必硬要绕个圈子从真实性上来敲打呢？
请问这几位评论家：你们果真发现了《调动》有什么不真实的地方么？那就应该具体地指出来呀！你们能够指出来吗？须知，像你们这样不讲事实，把所谓“不真实”的帽子给人乱戴一气，是不能服人的呵！
不错，于晴等人指斥《调动》写得不真实，颇有一些“理由”。可惜的是，它们全都太脆弱了。
于晴的理由很简单：《调动》之所以“不真实”，是因为它描写了“一团漆黑的生活”。显然，于晴就是因此把《调动》称作什么“黑幕小说”的。这未免太过分了。首先必须指出，于晴说人家“不真实”，事实上倒是他自己的指责有失真实。试问：《调动》所描写的生活真是“一团漆黑”的吗？否。小说第四章中详细描写了这样一个情节：一九七Ｏ年，工业局长陈亮权和农业局、交通局的副局长联名写大字报，揭发县委书记牛朝杰等人在招工中滥用职权，破坏政策，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一度取得了胜利。这无疑是一场正义战胜非正义、光明压倒黑暗的斗争。作者通过这个情节告诉我们：即便在十年浩劫期间，生活中也有由革命干部和广大人民所代表的光明面。在小说第八章中，又写了“河南省驻马店地委第一书记苏华等人违反财经纪律、大兴土木，受到法律制裁的消息”，以及这消息在远西引起热烈反响的情景。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策取得胜利的反映，当然更是生活中的光明面。既然如此，于晴指责《调动》把生活描写得“一团漆黑”，应该说就是无稽之谈了。诚然，《调动》由它的题材和主题所决定，毕竟主要是描写生活中的黑暗面的。然而这也并不足以说明它不真实。生活中既然存在着那样的黑暗面，而且普遍地、严重地存在着，小说为什么不能描写？明明是真实的东西，为什么一写进小说就是“不真实”的？世界上有这样的道理吗？
史乘和杨子敏的理由看上去倒充分一些，但也同样荒谬。在史乘看来，《调动》“满足于展览所见到的社会阴暗面”，表现了“作者观察现实生活的片面和偏激”，因而“有些地方是不真实的”。这怎么讲得通呢？不管是否“满足于展览”，你总承认了那些“社会阴暗面”是人家“见到的”，那又怎能说它“不真实”呢？再者，“展览所见到的社会阴暗面”就一定要说它是“片面和偏激”的吗？所谓“片面和偏激”的就一定“不真实”吗？照此逻辑，世界上就永远不可能有什么不片面不偏激的作家，也永远不可能有什么真实的作品了，因为，谁能一下子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揽无遗地全部反映出来呢？杨子敏的逻辑尤其令人困惑。请问，“今日中国的黑暗事物”，不论是否“同‘四人帮’横行时期、同解放前的旧中国有所不同”，不论是否“已开始面临被清除的命运”等等，它们究竟算不算黑暗事物？假如算，你又怎么会“感到不真实”呢？难道只因为这是“今日中国的黑暗事物”，就一定要“感到不真实”吗？这不啻是自欺欺人的阿Q主义！
对了，史乘还有一条很重要的理由，叫做“没有反映出现实的本质方面”。这就是那个长期以来打杀了大批作品的大名鼎鼎的“写本质”论。其实，于晴也好，杨子敏也好，他们的全部理由，也都是贯穿着这个高论的。所谓“写本质”论的涵义是：我们这个社会叫作社会主义社会，它在本质上是光明的，因此，文学作品反映我们的社会生活，必须只写光明面或者主要写光明面；假如相反，只写阴暗面或者主要写阴暗面，就不可能反映本质，因而也就不真实，应予否定和批判了。我认为，这个高论在理论上既经不起推敲，在实践中则更有害。一个社会在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之后，它的本质就只能表现在光明面上了吗？不。这完全是从某种政治偏见出发看问题，而不是从真理和实际出发来看问题。本来，任何事物的本质都是由组成该事物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共同体现的，而决不是只由某一部分、某一方面或某几部分、某几方面体现的，当然也不可能只由光明面来体现；社会生活同样如此。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般说来光明面是主要方面，但也总还有黑暗面，有光明面同黑暗面的斗争；在特定条件下，由于出现曲折和反复，光明面还可能受挫，黑暗面则可能又暂时地成为主要方面。这是由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决定的，也是已经被历史实践充分证明了的。既然如此，岂能说黑暗面不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这种说法，合逻辑吗？而当黑暗面还存在着，甚至严重地存在着的时候，硬要把它说成非本质的东西，进而又说成不真实的东西，不许在文学作品中作专门的反映，这又有什么好处呢？不是只能遮掩人们的耳目、欺骗人们的神智、麻痹人们的手足，从而阻碍和破坏人们改革社会的斗争吗？
在《调动》中，人们通过它展示的那幅社会风俗画所看到的，确实主要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黑暗面。然而，作者绝非如史乘所说，只满足于展览这些黑暗面。他通过在那画面上活动着的人物和情节，非常生动地、深刻地、鲜明地、有力地体现了这样一个很值得重视的主题思想：长期以来仍在中国大地上肆虐的以官僚主义为重要特色的封建主义，既专制得可怕，又腐败得可憎，严重地毒害了党政机关、干部队伍和社会风气，使整个社会生活遭受了一场巨大的灾难。这当然主要是十年浩劫所造成的，但是有其更深远的根源，而在十年浩劫之后，其根源也并不可能及时除尽，因此，还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发生破坏作用。毫无疑义，这个主题思想使得《调动》不仅具有了高度的真实性，而且具有了革命的倾向性。它撕破了愚弄人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封建专制主义的丑恶面目彻底暴露出来，只能激起人们根除这封建专制主义的强烈愿望。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不就包括这一项重大任务吗？既然如此，那么，纵使《调动》在思想和艺术上还存在着一千条错误，一万处缺陷，它在基本点上也总是站住了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从根本上否定它、批判它呢？
并非塑造“当代英雄”形象
一百四十年前，莱蒙托夫塑造了一个当时俄国社会的“当代英雄”形象，叫毕乔林；而今，徐明旭把自己的主人公叫李乔林，莫非也是要把他塑造成一个“当代英雄”形象？
究竟是否如此，总得通过具体分析，让形象本身来作出回答。我们的评论家却只图痛快省事，不管三七二十一，贸然认定李乔林就是徐明旭塑造的“当代英雄”，并且用人间最卑污的语言恶狠狠地批判开了！
且看于晴怎样在评论李乔林形象时大骂出口：“从他的全部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来看，这是一个丧失了一切道德准则的极端自私的卑劣市侩和无耻流氓，一条既没有骨头也没有灵魂的癞皮狗。而作品却把这么一个社会的渣滓，写成仿佛是勇于跟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作顽强战斗的‘当代英雄’。这个‘看穿’一切，也玩弄一切的人，竟把本来是严肃的对‘四人帮’残余的斗争，也作为克敌致胜的流氓手段来加以使用，而对于这么一个低贱奸诈的坏种，作者却给了他真正的同情。在许多地方，作品展示了人物内心的描写，说他有时似乎也有惶愧和不安，但是，种种更有说服力的理由终于使他心安理得，这无异是在为这种社会的蠹虫护法。”
杨子敏骂起李乔林这个他认定的作品中的“英雄”形象来也不逊色：什么“就人格的低下、道德的败坏、灵魂的卑污、精神的空虚以及行为的无耻而论，李乔林和他的对手们之间，并无所谓高下之分”呀；什么“他是个很可怕的人物，从他身上，隐隐散发出一种野心家、阴谋家的气味”呀；什么“他和牛朝杰的那场‘舌战’，实际上是两个政治恶棍之间的互相讹诈”呀；什么“如果说远西天空笼罩着一片乌烟瘴气的话，那么，应该说：那里面……也沸扬着李乔林的恶臭”呀；什么“对李乔林这样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棍寄予同情，是有失公正的”呀，等等，不一而足。
在这一点上，史乘倒客观得多、公允得多了。他指出：“作者并没有想把李乔林写成是跟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作斗争的英雄，在一定程度上李乔林确实也是个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形象……”“透过字里行间，我们还是能够体会到作者在谴责李乔林精神堕落、道德沦丧的丑恶行为。”然而他也认为：“李乔林最后堕落成为一个无耻的流氓，但是作者对李乔林的批判、谴责和鞭挞实在太无力了，流露出对他的丑恶行为的不应有的同情。”
综观批评界对李乔林形象的论述，大致可归纳为这样三层意思：一，在《调动》中，李乔林是作为“当代英雄”形象出现的；二，实际上，李乔林是一个无耻的流氓、恶棍、坏种、市侩、蠹虫、野心家、阴谋家、社会渣滓、癞皮狗；三，作者同情这个人物是完全错误的。
这三点意见，或谬或偏，我都不敢苟同。
众所周知，我们的文艺界曾经长期盛行过一种必须写“英雄人物”的理论，为此，连“中间人物”也要禁绝，更不必说“反面人物”了。这种理论发展到极致，就是所谓的“三突出”。“四人帮”被粉碎后，对此进行了批判，但其余波却至今也不敢说已经平息。总之，一部文艺作品的主人公，必须是或者必然是“英雄人物”，这种观念实在已经根深蒂固，很难从人们头脑中排除出去。也许正因为如此，有些人读了《调动》，就像条件反射似的，误以为李乔林就是作者塑造的“当代英雄”了吧？假若并非如此，那又是根据什么把他称为“当代英雄”的呢？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从作品实际中，我们根本得不到什么“当代英雄”的印象；根据我的领会，作者也并没有塑造什么“当代英雄”的意图。他写《调动》，目的既在于暴露社会生活的黑暗面，暴露封建主义的专制性与腐败性，那么，他塑造李乔林的形象，也就是要通过写这个人物的命运来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一点，在小说中真是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何至于发生误解呢？
是的，作者写李乔林的意图，并非塑造“当代英雄”形象。老实说，他之所以受到指责，也并非塑造了“当代英雄”形象，而恰恰是因为没有塑造“当代英雄”形象。不是么，假如他不把李乔林写得那么坏，而把李乔林写成所谓“出淤泥而不染”的正人君子，写成以无产阶级精神去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革命战士，评论家们还能骂出那么多不堪入耳的脏话来么？看来，他简直太失算了！他真应该像正统文艺理论所规定的那样，把李乔林塑造成一个毫无瑕疵的、金光闪闪的、合乎“高、大、全”标准的、足资楷模的、真正的“当代英雄”形象。那样的话，他听到的辱骂声，也许就会变成喝彩声了。
如果徐明旭真的走了这样一条人们已走惯的老路，当然也好。我们并不反对塑造真正的、完美的“当代英雄”形象。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着这种英雄的，人们也需要在文学作品中看到这种英雄。但是，徐明旭硬是要走自己开创的新路，把自己的主人公塑造成现在这种模样，又何尝不可呢？他不但冷峻透辟地揭示了封建势力怎样从政治上迫害了李乔林，而且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封建意识怎样在心灵上毒害了李乔林，这样双管齐下，殊途同归，作品对封建主义的专制性与腐败性的暴露，在力度和深度上不是都得到了极大加强么？现实生活中，广大人民既受普遍存在的封建势力压抑，又被到处弥漫的封建意识腐蚀，这种状况真是太严重了！但是人们虽有不满，却往往习以为常，甚至往往把封建意识误认为社会主义意识，不仅使之合法化，还用以规范自己和别人的言行。即以评论家们猛烈抨击的李乔林的那些丑行而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谁没有见过？就是现在，继续像李乔林那样干的人，又何止千万？特别是某些大人先生，不是干得更起劲、更严重、更可怕么？可是，有多少人见而怪之呢？有多少人愤起制止呢？认为这样干难免、这样干有理、这样干合法的人，不是反倒多得多吗？如此发展下去，我们的社会是何等的危险呵！显然，徐明旭痛切地感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愤而著述；所以，他才不顾世俗偏见，硬是把自己的主人公刻画成大干各种丑事的人物。结果怎样呢？应该说，他并没有失算，反倒因此而稳操了胜券。当李乔林这个活生生的形象从他笔底站立起来，行动起来，把我们社会中人们受封建势力和封建意识双重荼毒而必然大量产生的各种丑行集中再现出来时，人们就像站在一面神奇的镜子面前，能够顿时看清自己脸孔上和心灵中所受的摧残、所蒙的尘垢；人们会惊悚，会猛醒，会愤怒，会羞惭，会振作，会拍案而起，会勃发伟力，会以不可遏止的决心去投入一场战斗，一场铲除封建势力和封建意识的伟大战斗！试问，像这样塑造的李乔林的形象，其深刻意义，其巨大作用，难道一定不如真正的英雄形象么？事实上，李乔林形象和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等悲剧形象同属一种类型，他们都具有激励人们为改变污秽现实而奋起斗争的力量，这是决不可低估，更不容歪曲和抹杀的。
让我们摒除那种文学作品必须以英雄人物为主人公的教条主义偏见吧！徐明旭不为这种偏见所囿，勇敢地把李乔林这样一个干了种种丑事的人物置于自己作品的中心，这是当代文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一个很有价值、很值得重视和鼓励的突破！
那么，对李乔林其人，我们又该作何种评价呢？评论家们把人间所能找到的一切最丑恶最肮脏的帽子都找出来给他戴上，合适吗？而小说作者在对他进行谴责和批判时寄予一定同情，不对吗？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必须明确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则，这就是：评价作品中的某个人物，固然要以他的行动为主要依据，但又不能只以他的行动为惟一依据。离开对社会的追究，忽视环境所起的作用，不顾任何因果关系，单纯去看一个人的行动，那是难免得出错误结论来的。比如，只从人的行动出发来看问题，那么，冉阿让先偷面包，出狱后又偷卞福汝主教的银器（《悲惨世界》），拉思科里涅珂夫杀人劫财（《罪与罚》），毕乔林玩弄女性（《当代英雄》），安娜·卡列尼娜与渥伦斯基私通（《安娜·卡列尼娜》），罗切斯特与简·爱相爱（《简·爱》），浮士德毒死情人玛甘泪的母亲，又杀死其兄华伦亭（《浮士德》），和贺英良直接杀死恩人，间接杀死情妇（《沙器》），等等，就全都不配享有一点同情，更不必说从某种意义上对其中的某些人物予以肯定了，而全都应该像我们的评论家骂李乔林那样一个劲地只是去骂。但是，有哪一个正直而严肃的评论家像这样去对待他们呢？即便有，也很罕见。老实说，把对作品中人物的评论搞得那么简单化，文学批评就同儿戏差不多了。
毫无疑义，对于李乔林这个典型人物，只有把他放到环绕着他并促使他行动的典型环境中去考察，从寻找他的丑行的社会根源入手，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解，作出恰如其分的合理的评价。
李乔林作为十年浩劫中毕业的大学生，属于倒运的一代，刚刚踏入社会就大受戕害的一代。明明是学造船的，却被分到根本没有造船工业的贵州高原西北隅，致使他想当一名出色的船舶工程师的勃勃雄心，有如一场美梦顿时幻灭。然而即便如此，他也仍保持着为国效力的热望与激情。因此，在把他分到火电厂去检修仪表时，“这个工作很快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打算好好干一番”。由此可见他的天性是纯净的，品质是良好的，理想是高尚的，态度是积极的。如果环境稍微好上一点，他就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比较出色的有用之才。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到了他的头上”，他被莫名其妙地打成“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交群众监督劳动”，“发往煤场筛煤，并且被驱逐出集体宿舍，住进煤场旁一个五平方米的楼梯间里”，而人们也就“都像回避麻疯病人一样回避他”（顺便说一句：于晴把《调动》斥为“麻疯病菌”，大概典出此处）。三年多非人的生活，使他在肉体和精神上都遭到极大摧残。“四人帮”倒台以后，他“满以为自己也可以得到解放了”，岂料当初带头整他的县委政法书记牛朝杰“一下子成了受‘四人帮’迫害的英雄”，竟置中央关于落实政策的三令五申于不顾，非但不给他平反，还编造罪名，继续整他。在这种情况下，他“经过痛苦的思索”，才“终于得出结论：他这辈子若要过安宁日子，只有离开牛朝杰统治的远西县。”通过这一系列悲惨遭遇，我们又清楚地看到，他想调动是被封建势力所迫的，合情合理的，无可非议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一直到他提出调动之前，他不仅没有干过一件丑事，而且连干任何丑事的愿望也没有产生过；他一直是个纯洁的、善良的、正直的人；他同韩小雯的爱情，也是纯真的，炽热的，感人的。评论家们设置的那些帽子，当然也就同他无缘。可是，在为调动而奔忙的过程中，问题就接踵出现了。为了给调动制造理由，他断绝了同韩小雯的关系，到苏南去找了个对象；为了给调动扫清障碍，他不择手段地阿谀奉承、请客送礼、摇尾乞怜；为了给调动排除险情，他虽然不情愿，想抵制，也不得不充当了“配种站的公牛”；为了给调动争取全胜，他孤注一掷，主动出击，以政治讹诈制服了牛朝杰……有什么好说的呢？他这些行为，的确是丑恶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干？是他想这样干吗？是他以这样干为乐事吗？不，不是的。十分明显，处于他那种境况，站在他那个立场，他基本上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并不是巴尔扎克笔下那个拉斯蒂涅，一心想往上爬，而且终于做了部长；他根本没有诸如此类的野心，也根本没有搞什么阴谋。他的愿望说起来是很微小、很可怜的，只不过是想换个光明些的、能够透过气来的环境罢了。然而就连这个既微小又可怜的愿望实现起来也是关山重重，甚至靠走正道无法实现！于是，他只好效法社会上随处可见的、自上而下都存在的某些人物，采取社会上司空见惯的、自上而下都通用的某些手段。他只是因此才干了那些丑事。这既是封建势力压迫的结果，又是封建意识熏染的结果；也就是说，是封建主义还很严重的社会逼着他并教会他干那些丑事的。因此，他同那些蓄意作恶之徒毕竟有本质上的区别。给他戴上那一大串流氓、市侩、恶棍、癞皮狗之类的臭帽子是欠公正的；说他与牛朝杰之流是一路货更是不妥当的。一个受尽迫害和凌辱，而且继续受着压抑的小人物，为了摆脱厄运，生活得像个人，不得不在特定条件下干些丑事、坏事，同那些迫害他、凌辱他、压抑他的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为了保护和扩展自己的权益，一贯横行霸道，恣意大干丑事、坏事，难道能够同日而语、等量齐观么？诚然，对李乔林干出的那些丑行，绝对不应肯定，必须给以谴责和批判；但是，对干出那些丑行的李乔林，却不应该只是简单粗暴地破口大骂，而应该谴责时有所谅解，批判时有所同情。作者的态度正是如此。我认为，这是很正确的。奇怪的是，评论家们对那些迫害、凌辱、压抑李乔林，而且迫使李乔林不得不出以下策去干丑事的大小权贵，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封建专制主义，并不见得多么愤恨，而对被这些权贵踩在脚下、被封建专制主义从身心两方面横加摧残的李乔林，却那样恨之入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呵！
怎样理解“真、善、美”
“真、善、美”的问题，本来并不复杂，可是，人类讲了几千年，却好像至今也讲不清。而在当代中国，又出现了这么一种奇特的现象：“真、善、美”本来是人类追求的一种目标，却被当作一根打人的棍子来使了。某些评论家在打杀新近出现的许多好作品时，不正是以所谓不符合“真、善、美”的要求作为重要借口的吗？于晴也好，杨子敏也好，在否定和批判《调动》时，同样如此。
究竟怎样理解“真、善、美”，留待人们进一步争论吧，我在这里只就与《调动》有关的方面讲一点意见。
1980年《奔流》第9期上有一篇周志宏、周德芳的文章，题为《略论文艺批评的标准》，里面有些话讲得很有见地，不妨略加摘引：
“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真、善、美的统一体。”“真，是指文艺作品反映的生活内容和客观事物的一致。”“善，就是文艺作品的思想政治倾向。”“美，是指作品的艺术性。”“在真、善、美三者之中，真又是最基本的，是善和美赖以存在的基础。离开了真，善就成了空洞的、枯燥的说教；美则会成为形式主义的玩弄技巧，这种作品是不会有生命力的。”
这些话的基本意思是说：一部作品只要内容真实，思想政治倾向正确，又有艺术性，就应该说是真、善、美的统一体了；其中，内容真实又是决定性的因素。
我认为，这个意见非常值得重视。因为，它有力地破除了某种似乎具有权威性的教条主义观念。那种观念认为：所谓真，就是反映人们认定的而非客观存在的生活“本质”；所谓善，就是大讲革命道理；所谓美，就是要写出涂着理想主义油彩的美好事物；所谓真、善、美三者的统一，就是尽力歌颂光明面。用这种牌号的“真、善、美”去衡量，《调动》和类似的一批以暴露社会生活阴暗面为主的文艺作品，就自然够不上标准，而只能挨批判、被否定了。我们要给《调动》这样的作品正名，给它们以应有的评价，毫无疑问必须破除这种曲解“真、善、美”的教条主义观念，而像周志宏、周德芳这样，从实际出发，对“真、善、美”重新作出比较合理的新的解释。
我原则上赞同二周的观点，此外还想补充这么一点意见：讲真、善、美，必须坚持辩证的立场。特别对善和美，决不能形而上学地理解为只能通过正面劝善、颂美去表现；揭露和鞭挞恶和丑，事实上也能强烈地反映出对善与美的热爱和追求。所以，即便是单纯暴露阴暗面的作品，只要内容真实，思想政治倾向对头，又具有艺术性，也仍应说它是真、善、美的结晶。
这个意见当然不是我的创见。亚理斯多德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已说过：“事物本身看上去尽管引起痛感，但惟妙惟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例如尸首或最可鄙的动物形象。”（《诗学》第四章）令人高兴的是，于晴和杨子敏也都很正确地论述了这个道理。可惜在具体评论《调动》这样的作品时，他们却硬是又以反对“展览丑恶事物”等借口否定了自己的正确理论。这实际上还是在强调应该以写光明为主，还是否定暴露阴暗面的作品也可以做到既真且善又美。
何以至此呢？显然，问题不在于这几位评论家的理论水平不够，而在于他们观察社会问题抱着偏见。
确切些说：是诊断书
《调动》出自一个文学新人的手笔，受作者思想境界、认识水平、分析能力、艺术素养等方面的限制，难免存在较大缺陷。史乘批评它“选材不严，开掘不深，格调不高”，可谓深中肯綮。也许，评论家们严于把关，据此可以说它还够不上“鲜花”的标准；然而必须承认，它也绝非“麻疯病菌”！如果硬要把一部文学作品比作别的什么东西，难道除了“鲜花”就只有“麻疯病菌”可比吗？事实上，把它比作一份诊断书，不是更确切吗？
是的，《调动》是一份诊断书，它开列了作者为我们社会诊断出的病情。
我们从这份诊断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像是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实习医生，同老大夫相比，他的医术确实算不上精明：他还不善于分析病情，更不善于准确地开出处方；但是我们也能看出，他毕竟怀着治病救人的热忱，他的态度是积极的，认真的，只是未免陷于急促，失之草率；不过已经很值得庆幸了：他总算把患者的病情摸出了不少，而且大体上摸得较准。我们无论是从关心这位实习医生出发，还是从爱护患者出发，都会首先肯定：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份诊断书是有价值的，至少，它为对症下药根治患者疾病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一部文学作品，能够像这样起到大体准确的社会诊断书的作用，难道还能否认它是好的，难道还能说它坏透顶吗？当然不能！纵览古今，横观中外，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有价值，最基本的一个条件，恰恰就是它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社会诊断书的作用。人类需要文学，最重要的原因也正在于此。社会像人一样，难免不时发生毛病。在患病时，特别是在患重病时，总得想办法治疗，而第一步就是诊断病情；如果明明患着重病还要硬充好汉，讳疾忌医，甚至辱骂指出病情的医生，撕毁记录病情的诊断书，就实在蠢不可及了！可悲的是，我们社会上硬是有那么些看起来很聪明的人，却偏偏在干这种蠢事！
让我们把头脑放清醒些，不要再做蠢事！让我们抛弃这样那样的偏见，不要再把文学批评搞成政治判决！让我们真正做到客观公允，把加给《调动》的“麻疯病菌”之类恶谥除掉！
为了我们文学的繁荣，更为了我们社会的进步，应该允许和欢迎作家写《调动》这样的作品。那种南呼北应、步调一致的批判，那种不讲道理、以谩骂为能事的批判，可以休矣！
而尤为重要的，是像王蒙讲的那样：“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正气凛然地去与《调动》所反映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那些丑恶现象做斗争。哪怕《调动》是片面地、浅陋地反映了真实也好。总不能在作品上面拿起放大镜而在生活面前闭上眼睛”！
1980年10月22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本文写好后，《清明》等几家杂志都想发表，但是上面已经不准再发为《调动》辩护的文章，所以一直未能问世。现在翻出来晒晒太阳，多少可以反映一点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初期文艺界复杂斗争的状况。）
《自由写作》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