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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举行的北京奥运会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奥运尚未开始，但奥运火炬的传递却已经在世界其它国家陆续展开。和以往各届奥运会火炬传递大为不同的是，今年的北京奥运会火炬所走过的旅程并非人们想象中那样的顺利，而是阻力重重。当奥运火炬进入伦敦、巴黎、旧金山等城市时，迎来的不是欢声和笑脸，而是一片抗议。

北京的奥运火炬遭遇抗议并不奇怪，因为这个不尊重人权的国度早就令很多海内外人士不满。今年的西藏事件更是让北京的奥运会蒙上了阴影，中国官方媒体一边倒的报道使得国内外的藏民怒火中烧，奥运火炬在自由世界的传递可以说给了很多人一次难得的发泄机会。中国官方的各大喉舌媒体之前对于一些针对中国的抗议活动往往是不予报道，而这次却破天荒地大力报道奥运火炬遭遇抗议的事情，而且把矛头直指藏民，好像只有藏民抗议奥运火炬似的，事实上，抗议奥运火炬的人群中还有很多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人。

前段时间西藏骚乱事件发生后，中共当局迅速地将其定性为“打砸抢烧”事件，并一口咬定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一手策划。很多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曾在几年前的“反日”活动中得到了大爆发，没想到这次西藏事件又让这些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找到了栖息的场所。这种状况也许连中共当局也始料不及，在看到网民的反应后，中国的喉舌媒体开始更加卖力地反击西方媒体，并时常将网民的言论作为武器。

美国的CNN因为裁切西藏骚乱时的一张图片不当而遭到中国网民的恶意攻击，竟然还有网民成立了反CNN的网站，甚至有人制作了网络视频来辱骂CNN.CNN的这次失误可以说是有目共睹，但比起中国媒体，CNN的职业操守却依然远在它们之上。在看到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之后，《南方都市报》副总编长平先生试图撰文引导读者理性地看待西藏问题和西方媒体，没想到却遭到中华网等左派网站的猛烈攻击，他也因此被冠以“汉奸”的头衔，而《南方都市报》则被称之为“反华媒体”。

西藏骚乱发生后，我曾参加联署以王力雄先生为代表的国内知识分子对西藏局势的十二点意见，这封公开信除了被多家海外媒体报道以外，国内论坛上也广为转载。非常遗憾的是，对于这封信，几乎有一大半的网民持反对态度，有的网民在转帖时竟然直接把原题目改为“30位中国知识分子公开支持西藏暴乱”，有的人甚至将我们说成是“人见人灭的汉奸”，要求中共当局对我们绳之以法。

如今，当中国媒体将老百姓的生活描绘得绚丽多彩的时候，大凡有点理性的人都会觉得那是媒体在胡说八道，看一看网络论坛上网民对央视的痛骂就不难知道，中国媒体已经完全丧失了公信力，类似于以前的愚民报道在今天完全不见效果。但是，非常奇怪的是，民族主义的这面大旗仍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西藏骚乱一经中国媒体报道，很多人便信以为真，以一副真理在握的姿态对西方媒体和达赖喇嘛指手画脚和破口大骂。

刘晓波先生曾在其著作《单刃毒剑——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批判》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在和平时期，我从不认为‘爱国主义’是个崇高的字眼。聚集在爱国主义大旗下的，不是卑鄙的政客，就是颠三倒四的疯子。”刘晓波先生对所谓“爱国主义”的批判实在是一针见血，中共官员正是“爱国主义”的积极倡导者，而其愚民统治下的很多国人则成为所谓“爱国主义”的积极响应者。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此次西藏骚乱后很多汉人的反应正是大汉族主义的具体表现。不得不承认，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近些年中国网民确实比以前要觉醒得多，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们仍然缺乏独立和理性的思维能力，被中共当局玩弄于股掌之中。

几年前的“反日”游行示威曾得到中共官方的默许，所以能如火如荼地在各大城市顺利展开，然而，后来的事实显示，中共当局对于这种“爱国”的活动也提心吊胆，于是将其叫停，深圳市民在2005年4月17日的游行甚至还以几百人被抓被打而告终。这次西藏骚乱之火不仅仅烧到了奥运会，使得很多国家元首拒绝出席今年的奥运开幕式，而且还烧到了国际知名零售商家乐福，据说有些地方已经爆发抵制家乐福和法国货的游行，可想而知，这样的游行活动只要继续进行下去，很多“爱国者”可能也难逃被中共当局收拾的命运。

当年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曾让很多中国人欢呼雀跃，如今距离奥运会才100多天时间，无数的中国人可以说对此充满了期待。面对国际舆论对奥运前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面对国际社会抵制奥运的呼声，很多中国人都认为这是将奥运会政治化。事实上，中共对于举行奥运会的重视，其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它意义。就连北京奥组委所制定的奥运火炬传递路线图也充满了政治色彩。从官方所发布的奥运火炬传递路线图中我们可以得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四人的家乡都位列其中，对胡锦涛则显得尤其重视，不仅仅有他的家乡江苏泰州，还有他的祖籍地安徽绩溪。另外，瑞金、井冈山、延安等对于中共建政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也在奥运火炬传递路线图中，这更加表明中共自己是在将奥运政治化。

奥运火炬在今后的传递过程中也许还将遇到不少阻力。抗议奥运火炬并不是很多中国人所认为的对奥运的故意干扰，而是对中共当局改善人权状况和推行民主政治的强烈呼吁。只要中共当局能顺应历史潮流实行宪政民主、切实地保障中国民众的人权、对少数民族给与应有的尊重，奥运火炬所到之处自然会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否则，在中国举行的奥运会注定不会很成功，这样的大国也注定无法实现真正的崛起！

2008年4月17日

1923年早春，一个叫恩厚之的英国人出现在北京大学校园，他是代表泰戈尔前来接洽访华事宜的，可惜此时北京大学无法承担接待任务，于是恩厚之又找到了徐志摩，徐志摩一听激动万分：此时已享誉世界的泰戈尔竟自愿到中国来，这可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他马上去找梁启超，后者立即以自己主持的讲学社的名义发出了邀请。

1924年4月12日上午十时，一艘轮船沿黄浦江缓缓驶进上海汇山码头，当船上红帽银须的印度诗哲泰戈尔出现在欢迎者的视线内时，岸上响起了一阵激动的欢呼声，中印两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交流就此拉开了序幕。

然而，令泰戈尔始料不及的是，迎接他的不但有春雷似的掌声和美丽的鲜花，也有尖利刺人的荆棘。他的来访恰如一块巨石投进了已经沸沸扬扬的池水，本就颇不平静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因他的到来迅速分成两个壁垒分明的阵营：一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捍卫者和左翼文化人士，包括陈独秀、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吴稚晖、沈泽民、林语堂等，要“激颜厉色送他走”；另一方则以梁启超、徐志摩、胡适等为代表，千方百计为他辩护，一时间双方唇枪舌剑，一场鏖战。

泰戈尔受到激烈批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批评者对他的误解有关，也与赞美、欢迎者大有干系，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徐志摩。

徐志摩是真心崇拜泰戈尔，可以说没有一丝杂念。在泰戈尔来华前，他俨然是泰戈尔的中国使者：他频繁地与泰戈尔通信，安排来华的具体细节，一有机会就宣传泰戈尔，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的文章，如《太戈尔来华》、《泰山日出》、《泰戈尔来华的确期》、《泰谷尔来信》、《泰谷尔最近消息》、《泰戈尔》，与其他欢迎者一起努力营造了一种热烈的欢迎气氛，然后自豪地写信告诉泰戈尔这一切：“我们已准备停当以俟尊驾莅临。这里几乎所有具影响力的杂志都登载有关你的文章，也有出特刊介绍的。你的英文著作已大部分译成中文，有的还有一种以上的译本。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作家，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在我们这个年轻的国家的人心中，引起那么广泛真挚的兴趣。也没有几个作家（连我们的古代圣贤也不例外）像你这样把生气勃勃和浩瀚无边的鼓舞力量赐给我们。”[1]他直视着泰戈尔在全世界造成的耀眼的光环，也把自己所能想到的最美的语言献给这位就要到中国来的诗人，并代表中国青年对此表现出由衷的欣喜和期待：“现在他快到中国来了，在他青年的崇拜者听了，不消说，当然是最可喜的消息，他们不仅天天竖耳企踵地在盼望，就是他们梦里的颜色，我猜想，也一定多增了几分妩媚。”[2]

在具体的接待工作方面，徐志摩和讲学社一起做了周密的安排，如他亲自在北京城西租了一间有暖气和现代化设备的房子，准备做泰戈尔来华后的下榻之所。他还受讲学社之托担任泰戈尔在华演讲时的翻译，并与王统照一起专门负责照料和陪同泰戈尔在华的一切活动。得此殊荣，他在给泰戈尔的信中兴奋不已地说：“我已答应了讲学社在你逗留中国期间充任你的旅伴和翻译。我认为这是一个莫大的殊荣。虽然自知力薄能渺，但我却因有幸获此良机，得以随侍世上一位伟大无比的人物而难禁内心的欢欣雀跃。”[3]

自泰戈尔一行抵达上海一直到7月间从香港回国，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徐志摩与泰戈尔几乎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同忧同喜。他用汉语中最美丽的词汇翻译泰戈尔的演说；陪诗人一同觐见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亲自参演泰戈尔名剧《齐德拉》以庆祝诗人六十四岁的生日；他还遵照诗人的愿望，要在中国办一份英文杂志，并在中国实验农村建设计划，可惜后来都流产了。泰戈尔显然也十分喜欢这个年轻人，在形影相随的日子里，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并且经常互相交换诗和画。徐志摩称泰戈尔为“老戈爹”，泰戈尔则为徐志摩起了个印度名字“索西玛”，意为“月亮宝石”。后来泰戈尔在印度出版他的《泰戈尔在华演讲集》时还特地注明：“献给我的朋友索西玛（徐志摩），赖他的友好帮助，把我介绍给伟大的中国人民。”

可以说，无论是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在性情上，徐志摩与泰戈尔都是心心相印的。也可以说，泰戈尔是徐志摩一生最为崇拜的偶像，也是他最知心的朋友。

然而，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极端的崇拜，徐志摩没能向中国人客观介绍泰戈尔，而是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把泰戈尔敬若神仙，从而使人认识不到诗人的真面目而产生精神上的隔阂。不少中国人，特别是有政治背景的人认为泰戈尔提倡东方文明、反对西方文明，是站在崇古复古的立场上反对现代化，是美化封建秩序和封建意识，是抹杀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是以抽象的人性论腐蚀人们的斗志。中国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中国人民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是积极参加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而泰戈尔这时在中国到处宣传以爱对抗暴力，大谈精神文明、博爱主义，这让那些革命者看来就是在消磨人们的革命意志，所以觉得有必要亮明自己的观点，以消除泰戈尔的宣传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徐志摩应该比诗人了解中国的国情，但他不但没有努力去消除这些隔阂，反而充当了泰戈尔所宣传的思想的传声筒，他用最美的语言赞美泰戈尔的一切，千方百计要使听众接受泰戈尔的思想。实际上，自欧洲回国以来，徐志摩一直是以西方文化使者的面目出现的，赞扬西方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但泰戈尔一来，他的态度为之一变，转而赞美泰戈尔对西方物质主义的批判和对东方文明的赞美，并顺便也说了许多附和的话。他还和其他欢迎者一起费尽心机把泰戈尔打扮成一位超凡入圣的神仙，而使人忽视了他实际上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凡人；他们还闭口不谈泰戈尔思想中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的一面，而只一味地夸大他反对西方物质文明，提倡东方的精神文明，结果人们就觉得泰戈尔的全部思想就只有一个“爱”字，他们越这样宣传，反对者就越要进行攻击以消除不良影响，结果论争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激烈和尖刻。

实际上，自泰戈尔一踏上中国土地就被徐志摩、梁启超等人层层包围起来，他们用了种种苦心，竭力把泰戈尔变成与中国世事隔绝的可居的奇货，变成可用于抬高他们自己的身价、借机炫耀自己的宝贝，这从他们对泰氏的过分的宣传、吹捧中可见一斑。他们织下的这层层华丽的帷幕，不但使其他人看不清泰氏此次来华的真正目的，看不清泰氏作为诗人、哲学家的真正价值，就连他们自己也不自觉地忽视了泰氏作为思想家、艺术家的价值。在当时热热闹闹欢迎或反对的热烈气氛中，似乎没有多少人费心去了解、研究泰戈尔，没有人愿意以理智的平常心把泰戈尔来华看作一种普普通通的文化交流。这也真应了郭沫若一针见血的断言：在对泰戈尔的思想、作品没有做系统地考察研究的情况下就大谈特谈什么“太戈尔研究”，纯粹是出于一种慕名的冲动，一种崇拜偶像的冲动，促使我们满足自己的虚荣，热热闹闹地演办一次神会。这不能不说是泰戈尔的悲哀，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悲哀。

泰戈尔来华之前，徐志摩就为了顺应泰戈尔而说了很多言过其实的话，如他在《太戈尔来华》一文中就不无夸张地说：“太戈尔在中国不仅已得普遍的知名，竟是受普遍的景仰。问他爱念谁的英文诗，十余岁的小学生，就自信不疑地答说太戈尔。在新诗界中，除了几位最有名神形毕肖的太戈尔的私淑弟子以外，十首作品里至少有八九首是受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的。”[4]而实际上当时除了冰心之外，还谈不上有谁受到泰戈尔这么大的影响。另外，从他介绍泰戈尔的文字中，人们只感受到一种不可自抑的情感的奔泻，在珠玑般晶莹华丽的赞美语句下，并没让人看出他对泰戈尔的思想和作品有多了解。在对泰戈尔谈到中国准备欢迎他的热烈情景时，他都是以中国青年的名义对诗人表示满腔仰慕之情，而实际上他所说的“中国青年”只代表了当时知识青年的一部分，但他的浪漫气质以及自视甚高的心理使他总觉得自己的感受和观点应该为他人同样共有，这样说出来的话就难免过头，甚至当泰戈尔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化界对自己的态度并非如预期的那样众口一词时，徐志摩还千方百计在他面前掩饰。这虽然会使泰戈尔得到一些安慰，但也更使泰戈尔对来华访问一事感到失望。实际上，这种一味的吹捧在他们都感受到国内那种不和谐的气氛时更是在客观上增加了泰戈尔的不快和不平衡：如果当初徐志摩们并不是那样说大，泰戈尔或许就不会对中国之行抱着完全乐观的信心，这样也就不会造成如此大的反差，泰戈尔或许就不会这样悲哀。更有甚者，徐志摩后来竟然还替林长民代表当时的北京政府首脑段祺瑞邀请泰戈尔再度访华。军阀政客邀请一个诗人来访问，无非是为自己增加一些政治资本罢了，只会使被邀请者更加受人唾弃，幸好诗人没有接受，否则他不但会受到更多的攻击，在历史上可能就要留下与封建恶势力勾结的罪名了，而徐志摩也就更难以摆脱干系了。

在对自己所欢迎的人的思想和学术没有仔细研究的前提下就表示热烈的崇拜或完全的否定显然是不理智的，也很容易造成误解：批评者因误解而对泰戈尔大肆攻击，欢迎者则因误解而过度抬高泰戈尔从而给他招致更激烈的批评。也许是泰戈尔头上的光圈散射的光辉让徐志摩眩晕不知自己，也许是他无法理智地观照泰戈尔和自己，他好像对泰戈尔丰富多彩的作品视而不见，即使在谈到泰戈尔的诗时，他也好像是怕中国人怠慢了泰戈尔似的而只一心夸耀他的诗歌对中国的意义；他甚至回避谈诗人的诗，而只注重诗人那确实如泰山日出般光彩耀人的崇高人格，并用汪洋恣肆的笔墨在想像中描绘这位东方巨人的伟大形象。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泰戈尔可以说是被徐志摩这样的热烈的欢迎者“捧杀”的。这一点还是鲁迅分析得最透彻，他在《骂杀与捧杀》一文中写到：

人近而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介绍了：“叽里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知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糊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徐志摩对泰戈尔受到激烈的批评当然感到非常愤怒，但他可能始终都没明白自己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是他性格的悲剧，也是其思想的悲剧。

当然，泰戈尔的尴尬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尴尬。泰戈尔来时的中国，正是思想混乱、国势衰弱的时代，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可以说都正闹着饥荒，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包括在泰戈尔前后到中国的罗素、杜威和杜里舒等，欢迎者或反对者都希望他们能带来一种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而并不注重他们的思想和学术本身的价值，对泰戈尔也是这样。这样的欢迎或反对就都难免具有某种盲目性，容易演变成一种感情用事的不理智、不客观的批评或欢迎，也自然会产生许多“意不在酒”的“醉翁”，徐志摩也可算其中之一。

注释：
    〔1〕〔3〕《新文学史料》，梁锡华译，1982年第4期。
    〔2〕〔4〕徐志摩：《太戈尔来华》，《小说月报》第14卷9号，1923年9月10日。

“爱国”是一种时尚，这几天MSN上开始流行“爱国”签名。当然，这未必是件坏事。只是在联想到无数“爱国者”对不称其心意的言说者群起攻伐并贴上“汉奸”等种种污名时，我难免会想起电影《幸运数字》里的那句台词：“堪萨斯暴乱”就是当所有人向右走时，你向左走。

能够挺立于潮流的人，未必能屹立于人海。应该说，任何时候，超拔于汹涌的人群之上都是十分困难的。正因为此，历史从不吝惜将其美名送给那些在大街之上能够保持眼力和脚力的人。

对于这场抵制“法货”、“洋货”的运动，早就想写点什么。然而，当我抬头看到MSN上有朋友奉献了“国富民穷，不抵制美货，不抵制法货，只抵制蠢货！”这样的经典签名时，感觉所有道理都已经在这行字里讲完了，剩下的事便只有传播了。就像我当年曾经花了一个上午时间，站在巴黎的一家书店里，向来来往往的法国读者推荐新上市的法文版《活着》。有好的思想、观念或者意味幽长的故事，相信许多人都会热心向大家推荐。至于理由，小而言之，我们会因此快乐；大而言之，为人类尽责。

就在我准备放弃写作时，无意中看到一则中国导演抵制“洋货”的新闻。报道说，内地著名导演张纪中抱怨沐浴了欧风美雨的吴宇森“把这里群众演员的市场秩序完全搞乱了”。“现在群众演员的穴头儿居然都和剧组讲起价钱来了。吴宇森有钱，为了拍好戏，他可以花重金请群众演员，但是国内电视剧的制作经费比起电影来说少得可怜。现在搞得很乱，完全没有规矩可言了”。张导演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初拍摄《三国演义》时也是在涿州，“那时每人每天才12块钱。现在除了那些漫天要价的群众演员外，没台词的群众演员每人每天最少要30块，有台词的开口就要100块，且还实行起了8小时工作制，到了时间群众演员就撂挑子，超时的还要按小时补钱”。

谁动了张导演的“美好时光”？不是别的，正是这个步履艰难却一直在谋求进步的时代。张导演一定是很委曲了，否则他不会这样向媒体大倒苦水。在他看来，群众演员是没有资格和剧组谈条件的，如果谈了那就是“漫天要价”、“不守规矩”。谁能想到，一位在内地颇有些名气的导演，面对媒体时竟会如此堂而皇之地表达自己对群众演员的劳动权利的不屑？当然，张导演也可以为自己开脱，只是“一时失言”或者“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是否是一时之失我们暂不去管它，但是，这个时代的底线公正被一次次被击穿、一次次创新低却是不争之实。关于这一点，看看那些已经曝光的新闻便可略知一二。比如说，“周老虎”事件不了了之，造假者却变成了走街串巷的明星；法院腐败窝案在判决一年后行贿者仍然毫发无损地戴着买来的“乌纱帽”：“黑砖窑案”被撤职的官员在未公示的情况下悄悄“复出”；打开电视，更有各色社会名流，他们经年累月一唱一和地将假药卖给那些没有社会保障的人……

我一直认为，今天中国的转型是否成功，相对于以后的漫长岁月来说，更多是一个不断“筑底”的过程。就像现在回过头看英、法或美国几百年前如何以各自的方式完成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一样。尽管这个世界也并非没有心怀恶意者，但请相信，以人类进步的名义，绝大多数人都不希望对中国人的生活“落井下石”。

为避免更糟糕的事情出现，从政府到民众，眼下最重要的是做好与世界的理性沟通，诚心诚意展现本国近年来究竟有哪些货真价实的成长，而不只是为“暴政下的暴民”这一“世界印象”愤愤不平、肝肠寸断。更不要上演“群众演员”大骂“吴宇森”是汉奸的滑稽戏。

谈到张纪中之抵制吴宇森这样的“洋货”，不妨在中国转型背景下让时光倒流30年。有记忆的人还会记得，那时的中国人大多都是没有讨价还价能力的群众演员，在别人的故事里装他人之欢、流自己之泪，领取微不足道的报酬。不可否认的是，昔日的群众演员如今能在社会与自己的人生中担当导演，正是受惠于30年改革开放，受惠于无数吴宇森们，无论他有着怎样的国籍，将外地观念与作风带进内地。

在此意义上，我要说，现在真正可怕的不是吴宇森们“搅乱”内地剧组不能讨价还价的市场，而是已经走在前面的他们回过头来与张纪中们勾肩搭背、入乡随俗。

（作者系资深评论员）

由于时代的意识形态与审美趣味的急剧转换，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有许多饱含着激进的理想主义激情的优秀作品渐被遗忘。在今天，由于对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为权力话语的宏大叙事产生反感，导致了审美上的扭曲和研究上的忽视，从而产生了艺术史的另一种遮蔽。我想，美术史家的政治与历史良知不应湮灭如斯。

黄新波的《平凡的故事》（木刻连续画，共13幅）创作于1933年，当时他在上海参加了左翼进步组织和新木刻运动。木刻连续画《平凡的故事》直接以农民抗租、暴力抵抗为题材，正像上世纪30年代初的左翼美术团体所宣称的那样，是“对压迫阶级的一种阶级意识的反攻”，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

从画面上看，《平凡的故事》的发生背景显然是在南方农村。作者写下的各幅画面的题解很清晰地描述了这套组画的主要情节：“之六”，地主武装来收租把他捉去了：“之十一”，他们还要捉也是交不出租的人：“之十二”，受苦的农民激动起来把他们打跑。作者对题材的选择和构思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认识，来自于左翼的思想文化氛围；更重要的是，这种选择与构思的合法性是可以经受历史事实的检验的。

事实上，这种自发的农民抗租抗税斗争（起码被文献记载或被统计到的）是不少的。例如仅据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发生在南京政府10年统治时期（1927-1937年）的农民暴动事件有将近1000次之多。其中很有典型意义的一个例子是，在1935年冬至1936年春的苏州地区，就曾爆发过多起类似这样的农民反抗斗争：地方政府逮捕了欠租的佃农，几千农民包围和冲毁了警察署，双方流血伤亡；更有历史学家指出，当时农民的斗争矛头更多是指向地方政府。

《平凡的故事》所描绘的情节与历史学家对上世纪30年代中期在苏州发生的抗租斗争的描述几乎一致。由于剥削者与当权者相勾结，佃农们的怒火逐步转变，专门指向当权者。画面上士兵的军服与装备都显示出是正规的政府武装力量，农民的反抗则是自发的、缺乏武器的。最后是反抗的农民把前来镇压他们的士兵赶跑了。

在艺术表现上，这组作品主题鲜明，木刻语言运用成熟，艺术风格质朴而有力量，是上世纪30年代初期左翼美术中的优秀之作。令人感到有点惊讶的是，作者创作这组作品时只有17岁，其道义情感的质朴、艺术才华的展露都使我很有感慨——今天，从那些蜂拥而来考美院的考生，到功成名就的美院教授和一夜暴富的当代艺术家，其道义情感与艺术灵魂又是处于何种状况呢？

重读类似《平凡的故事》这样的作品，还有一些问题更值得深入思考。

从这组作品所明白无误地反映出来的怨恨与愤怒反抗的情感来看，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左翼美术，已经从深入民间的民粹思想走向了同情被压迫民众的苦难、赞扬反抗斗争的更为激进的左翼思潮，这与早就蓬勃发展起来的左翼文学有着前后相通的历程。

但是，青年黄新波的这种情感与价值判断又超越了左翼阵营，同时也是为广大的中国知识界所认同的。历来较少对农民问题发表评论的胡适先生在1933年5月7日的《独立评论》的一篇文章中说：“现时内地农村最感痛苦的是抽捐税太多，养兵太多，养官太多。纳税养官，而官不能做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纳税养兵，而兵不能尽一点保护人民之责。剥皮到骨了，吸髓全枯了，而人民不能享一丝一毫的治安的幸福！在这种苦痛之下，人民不逃亡，不反抗，不做共产党，不做土匪，那才是该死的贱种哩！”连高倡自由主义的胡适也承认了在农村的痛苦中反抗、斗争的合理性，可以明白在上世纪30年代初左翼美术运动出现的悲悯同情与愤怒呐喊是非常自然与合理的事情。

其实，在中共革命文艺之外的左翼文化运动中，不但同样产生了反映农民的痛苦、歌颂农民反抗的文艺作品，而且那种对于农民斗争的激烈、精神之亢奋、胜利之骄傲等等情状的描绘，绝不逊色于后来在中共革命美术中所达到的程度。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明显地在那些题材相同的图像中清晰地发现两者之间的区别。

在上世纪60年代逐步升级的阶级斗争理论的要害在于，它并不真的关注历史客观性与道德正义感，它关注的只是在自我建构中不断生成的话语权力，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功利价值。因而它拒绝对客观的复杂性进行研究和理解，而是力图使一切都纳入极其简单化的“二元对立”辉格党人式的思想模式之中；它对道德正义感的理解绝非是普世主义的，而是属于特殊阶级的、充满功利性的，而且永远都是指向过去而回避当下。《收租院》的严重问题首先在此。

《平凡的故事》由同情民生疾苦而走向政治批判，农民的疾苦与田租经济制度、与国家制度安排的非现代性紧密相连，平凡的故事因而有了不平凡的视域——我想17岁的黄新波不一定会有这样的视域，但我们今天的读者却不能没有。从根本上看，这种道德激情与文化上、政治上的激进紧密相连，它使现代左翼文艺中的道德激情演化成为政治斗争的入口处和集结点。

阶级斗争理论并不真的关注历史客观性与道德正义感，它关注的只是在自我建构中不断生成的话语权力，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功利价值。

1945年4月30日，苏联红军攻占柏林，冷战拉开序幕。自1945年起，每年都有几十万人从东德逃往西德，到1961年6月达到高潮，竟有10万人西逃。

为了阻止人民用脚投票，东德决定围绕西柏林建造一堵界墙，即柏林墙，其正式名称为“反法西斯防卫墙”。令人惊讶的是，柏林墙工程的代号，居然是“中国长城第二”。

1961年，就在一期工程快要完工、铁丝网即将封闭之际，一个参与行动的东德士兵预感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突然越过铁丝网，投奔西德一方。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记者彼德。列宾用镜头捕捉住了这一经典时刻。

德国影片《逃出柏林》（又译《通向自由的通道》），片头即纪念这一著名的历史时刻。我反复比较彼德。列宾的照片和影片的定格画面，年轻的东德士兵的外表，尤其是他假装点烟，突然起身、迅跑，最后越过铁丝网的姿态，和照片简直如出一辙。

当然不是每个逃亡者都有他这么幸运。否则，不用等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德就已经成为历史名词。

《基督山伯爵》、《洞》、《午夜快车》，以及深受世界影迷喜爱的《肖申克的救赎》，都属于越狱题材的经典影片，《逃出柏林》实际上也是“越狱”——这部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36个青年和一位23岁的姑娘，甘冒巨大的风险，从西柏林一所房子后院的厕所（电影里是一个废弃的工厂）大挖社会主义墙脚，挖过柏林墙，直挖出一条深12米、长145米的地道，救出57名东德人，其中有一个是5岁的小男孩。

虽然险象环生，最终还是分毫不差地挖到设计好的出口，只能叹服德国人对质量精益求精的态度，以及组织、计算和测量方面的能力。

原东德相关人士曾多次否认安全部门发出过“格杀勿论”令。据《纽约时报》报道，2007年，德国档案研究人员公布了一份在东部城市马格德堡的地区档案馆中发现的文件。这份标注为1973年10月1日的文件写道：“即使试图越界者有妇女和孩子相伴，也不要犹豫，向他们开火。”

《逃出柏林》的导演Roland Suso Richte难以抑制对东德安全官员和军警的厌恶，着力表现专制鹰犬的冷血，个个面目狰狞。导演的愤怒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影片的艺术品质，反面人物千篇一律，略嫌单调。

除了《逃出柏林》表现的鼹鼠方式，在柏林墙倒塌前的28年间，东德人民还用跳墙、翻墙、开车撞墙、小汽车或行李箱“夹带”、游泳、乔装打扮等五花八门的方式，其间的血、眼泪和欢笑，实难尽述。最为惨烈的莫过于撞墙：1961年，新建的柏林墙还不是很坚固，辅助设施也有待“完善”，撞墙事件多达14起。

还记得那个5岁的小男孩，在爬出地道重见天日之后，将自己的感受告诉西德记者：“这个大洞怪吓人的，不过没有野兽！”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的理由非常的充足，首先家乐福的大老板如何了，而法国政府如何了，其次不管如何如何，我们的目的是让国际社会感受到我们的态度，让某些国家知道我们的力量，让某些人道歉。

我想说，道个歉是容易的。但是要改变对我们的态度和想法，似乎很难，而且经历此事，可能更难。

为什么一定是家乐福呢？这没有一个一定，因为也可能是别的东西，到时候我们也会问，为什么一定是XXX呢。但官方喜欢抓典型，潜移默化之间，老百姓也已经能抓典型。

我觉得，抵制家乐福其实挺没有出息的。对于真正爱国的检验应该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当你需要承受经济和生命的损失的时候，你愿意为了你心里的信仰而付出，这是真的。去家乐福闹闹，挺没有腔调的。其他国家侮辱你，你在自己国家为难一个超市，对着这个超市，有人抵制，有人拉横幅，有人要游行，有人看热闹，还有人用一百元去买小东西，要找光他们的零钱，有人自己降下家乐福的中国国旗，然后拍个照说是家乐福给中国降半旗。我认为这些行为都有点拿不出手，尤其是最后一条，那是猥琐加惟恐天下不乱了。爱国有的时候是自救，但有的时候是种腔调，我们做的没腔调。

当然，你可以指责我说，那你做点有腔调的事情啊，你去围法国大使馆啊，你去法国抗议啊，你去吧炸空客A380啊。关键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心里根本就没那么想过。我依然做着我的本职工作，写好东西，赛好车，一年比一年进步，现在我们拉力水平可以在亚洲比了，让赛车水平很高的日本人和相对比较高马来西亚人都刮目相看，而且不输他们甚至可以战胜他们，再给一段时间估计我国车手和赛事的水平能赶上欧洲的二流，希望能出现顶尖的代表去何欧洲的顶级车手抗衡……最后的目标就是法国的世界拉力锦标赛之王勒布，不管有没有这个可能性，这些都是我们在做的。而一些人在做的却是去搞一个超市，要是你不去搞的，就是汉奸和卖国贼。

外国人说我们两句，骂我们两句，我们全国上下急成这样，而且边愤怒边得意，得意的是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和“祖国终于强大了，所以一些国家开始害怕我们，企图分裂我国”。可是我怎么就没看见一个让世界都害怕的国家和民族的国民应有的气势呢。你搞家乐福，你很多中国人搞了半天，搞得家乐福里的中国员工也左右为难，然后围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几个坏事的中国人再砸那么几下，然后出动一帮中国防暴警察，看到的全是中国媒体的报导，敢情过程里没出现一个法国人啊。

我们觉得，支持我们的，夸奖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朋友，反对我们的，贬低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敌人。这个是非观未免太简单了和太看重自己的面子了。

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怎么那么脆弱和表面呢。人家说你是暴民，你就把人家骂一通恨不能打一通，然后说，我们不是暴民。这就好比小明说你是笨蛋，你就对着小明女朋友的弟弟的狗举个大牌子，上面写，我不是笨蛋。这个讯息的确会反馈给小明，但小明依然觉得你是个笨蛋，你像你觉得自己很委屈，而小明其实更加笨一样。

到了今天，有一个让人难过的倾向，就是我们几乎没有正方反方，你就是要表态，你抵制不抵制，你如果抵制，好样的，你是中国人，你站对了队伍，你如果不抵制，你就是汉奸，你如果不表态，你也是一个孙子。不知道这时候法国政府开放对抵制家乐福的中国人的入籍申请，会有多少人想去法国做卧底？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就是：家乐福就像一个充气娃娃，让一帮人抱着发泄，一方面可能的确平时活得太压抑，要找个没什么代价的出口。一方面边发泄还要边问这充气娃娃和充气娃娃的制造商，我强不强啊，我强不强啊，看见旁边那些对于搞充气娃娃没兴趣的人还指责他们性无能。

五月一号会发生什么事情，反正你我都不知道。但我真的怀疑大家的内心是否真的那么愤怒，还是大家很久没有行游和会集了？参加行游很好玩吧，赶去会集很热闹吧？爱国主义庇护下的行游和会集又很安全吧？如果你真的不能忍受，觉得现在的情况等同于八国联军侵略，是国难当头，是形势危急，是四面楚歌，而解决的办法就是必须对着超市抗议，那么我也尊重你，我最终也能理解你的情怀。就怕你是个赶集的。

这奥运会本是西洋鬼子的发明，几千万狂热爱国的韩国人突然成了这西洋把戏的发烧友，其狂热与执着，有史以来见所未见。歪？无非是它代表了国际社会对韩国的接纳与承认，给了韩国一个空前的国际公关机会，让汉城-首尔-能向世界展示韩国已经成了一个文明大国。这应该就是主办那劳什子的原意吧？就连白痴也该承认，它对于韩国的重要性，就如同节日对一个爱虚荣的女郎一般，不过是给了她一个向街上的大众展示最新时装的机会。

可惜韩国人以其特有的聪明才智，把这档子事完全彻底地搞成了反面，花了那么多金钱与感情投资，最后在环球大多数人心目中刻意塑造的却是一个“小得大不得，大得了不得”的暴发户兼恶棍形象。

说来有趣，在奥运史上，还没哪次有当年那么热闹，这么富有争议，还没正式开场便好戏连台，就连个什么狗屁火把节的把戏都会闹出那么多花头来，而当年爱国的韩国人那风弹得破的嫩脸蛋，简直超过了近年为漫画事件打砸焚毁丹麦、挪威使馆的MSL们。不但某西洋公司因棒子民众的抵制威胁吓得赶快出来声明他们热爱韩国，还为赞助奥运会掏了大量银两，云云，就连其国总统也遭了殃，以致《新苏黎世报》16日发表了《韩国人民攻击外国总统》的报道。幸亏该西洋国人不与韩国人一般见识，倘若倒过来，是西洋国人民攻击韩国总统，不知道韩国愤青要抵制什么才能解恨。

更有趣的是，为了海外火把节，韩国政府搞的比当年中土唐代皇帝“迎佛骨”还更庄重万倍，派出大批身强力壮的韩国武装警察出国充当卫士，公然在别国领土上搞起“治外法权”来。巴黎和伦敦都隐忍了，可因为舆论哗然，当年澳洲政府便再不能坐视这种对澳国主权的放肆践踏。澳洲首都堪培拉的小组负责人昆兰在接受澳广采访时宣布，如果韩国派出的护卫推挡抗议韩国的北韩人士，他们可能会被澳警方逮捕。脸皮厚如韩国外交部，那次居然也知道羞耻，不得不表示，韩国护卫并非执法人员，而是志愿者，其职责是保护韩国有关传统文化尊严的安全。

当年遍布全球的大韩民国爱国者还生怕其伟大祖国的国际形象不够丑陋狰狞，千方百计为她的俏脸蛋抹上一笔自己贡献的锅灰。据外界新闻报道，米国常青藤大学新鲜人金万姬只不过被她的同胞疑为同情北朝鲜，便收到几个讯息，诅咒她活活被汽油烧死，她为此向常青藤大学警察报案；校警后来不得不在该学生的宿舍外加派警力以提供个人保护。

无独有偶，加拿大一家英文免费报纸《每小时》专栏作家比尔蒂尔曼当年在报纸上发表一篇题为《让我们一起抵制韩国》的文章，谴责韩国政府的政策，并号召抵制韩国与汉城奥运开幕式，立即便收到两封来自韩国的恐吓邮件，其中一封寄件人声称持有枪械，另一封则恐吓要杀死其全家，这位作家当年只好报了警。

这些国际土相，当真让人笑破肚皮。汉城口口声声骂“金日成集团”是恐怖分子，可韩国爱国者们却不遗余力地拆其政府的台，向全世界证明韩国人才是更像恐怖分子，韩国的所谓“爱国主义”，就是不惜诉诸恐怖手段来维护自定的“国家尊严”。

您说天下还有比棒子们更蠢的生物么？要不是韩国把主办奥运会看成是类似活佛摸顶受戒的“侍妾扶正国际认证大典”，又岂会让北朝鲜获得这天赐良机，花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公关胜利？而若不是朝野上下万众一心、群策群力，密切配合北韩政府和自己过不去，韩国的国际形象又岂能变得如此丑恶？

最令人无奈的还是，棒子跟MSL不同，铺天盖地的只有一张嘴，胆子和骨头是没有滴！所以我多次收到过扬言要杀害我全家的恐吓信，我从来懒得理会，只是觉得有趣，哪会去报警！情知便把刀子递过去，也不会有哪个棒子长就了那尿脬敢接过去。可鬼子知道咱们那软骨头硬嘴皮的德性么？这种抓S抹脸，口中没有毒牙，却要在印堂上贴上“蝮蛇”字样，引来文明世界的厌恶的超级蠢事，这世上当年也只有具有独特的聪明才智的韩国高人才干得出来。

据当年路透社新闻报道：

“前天《金融时报》公布与民调机构合办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对欧洲来说，韩国已超过美国、伊朗和北韩，成为全球稳定的最大威胁。过去，美国一直被认为是欧洲最大威胁，最新调查认为美国是最大威胁的，已从去年的32%降到29%，而认为韩国是最大威胁的，则从去年19%上升到 35%。”

难道在国际社会中妖魔化韩国就是棒子爱国者们的心愿？

国际形象还是小事，这种爱国法，只会爱得国家更加分裂，且来看看《德国之声》当年的文章吧：

“距汉城奥运会召开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韩国本想向世人展现自己现代开放和热情好客的一面。但是汉城目前的做法却正好展现了相反的一面。在涉及到国土和主权完整问题时，韩国政府完全不顾国际形象。

1979年，韩国驻外使馆被炸毁。随即有一名愤怒的韩国人在汉城街头肆意殴打外国记者。第二年，由于反对日本修改历史教材，韩国掀起了大规模反日抗议浪潮。日本驻韩机构及商店受到暴力攻击。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号召的主要发起人和响应者都是年轻韩国人。这和韩国政府多年来在大中小学校实行的‘爱大韩国主义教育’有关。而韩国一贯努力贯彻的所谓的高丽民族文化爱国主义，是行不通的政治战略。他们越是试图对北朝鲜实行抵制，进行‘爱大韩国主义教育’，北朝鲜的反抗情绪就越高涨。由此看来，韩国当前政府以及站在政府一边的‘韩国愤青’的做法，在长远角度只会对促进国家统一起到消极作用。”

连洋鬼子都看出了这一点，他们韩国人就是看不出。您说他们的遗传基因是否有点问题啊？要不该怎么解释这七八年再来一次的疯劲蠢劲大发作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