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与张承志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两个人都当过红卫兵，当过上山下乡的“知青”；对这样两种角色，王小波倒不像张承志那样热烈地认同，而是一再反思自己的受“愚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他们都曾经出过国，只是王小波在美留学，情况比较稳定，不同于张承志的当代表和做苦工，先后有着反差极大的荣与辱的体验；还有，是他们后来都辞去公职，置身于少数自由撰稿人之列。可是，除了不同的生活体验之外，他们整体的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创作风格都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最明显的，是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可以说王小波是一个西方主义者，与张承志完全相反，从来不曾说过西方的坏话。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问题的批评，也都是以西方的现代理念及社会经验为标准的。
这种态度和方法是五四式的，在当代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人能坚持这一点。在这中间，王小波突出的是对科学的宣传。他对科学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尊重事实，尊重知识，和尊重理性上面。他反对个人迷信，愚民政策，不断嘲讽大跃进和文革时代的荒诞，反对民族的自大，否定宣扬诸如“毫不利己”的人生观，“坏事变好事”的所谓辩证法之类的正统意识形态的东西，反对道德至上主义，揭露“气功”和“特异功能”，反对歧视同性恋者，等等。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如他所说，“充当科学辩护士”。他提倡科学研究的“善良原则”，并且强调，善良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惟有科学的伦理才是善良的。《关于崇高》一文举例说，当洪水冲走国家财产，不问抢救什么而只问抢救之责，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文章主张，“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把稻草”。《肚子里的战争》反对依恃“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教条，拿人的性命胡闹，同样以事实为根据，提出一个社会责任问题。王小波认为，科学是一个过程，“除了学习科学已有的内容，还要学习它所有、我们所无的素质”。也就是说，应当把科学的内容和原则转变为人的素质；通过科学改造人的素质，从而改变人的处境。
关于人的境遇问题，自由和民主问题，在王小波这里，是一个与科学密切相关的问题。何谓自由？自由是指属于个人的一种权利，而权利就是尊严。王小波说：“个人是尊严的基本单位。”他反对以国家或社会的尊严替代或剥夺个人的尊严。“尊严不但指人受到尊重，它还是人价值之所在”。他在多篇文章里谈及中国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总结说是“从上古到现代，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里，没有几个人有过属于个人的尊严”。自由对于个人，是一种独立性，对于社会则是多元性多样性，是罗素说的“参差多态”。王小波决心捍卫个人的独立和尊严，表示说：“不管怎么说，我不想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任何人，尤其是哲学王。”他同样反对那种统一的，“呆板”的，甚至像但丁《神曲》的寒冰地狱那样“把人冻在那里一动都不能动”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是明确的定于一尊的，所以才有“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的现象。对此，王小波表态说：“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他发问道：“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自由、民主、平等，这是西方近代思想启蒙和工业革命的产物，为乡土中国所匮乏的。王小波在《弗洛伊德和受虐狂》一文中，用谐谑的语调写道：“法国人在马赛曲里唱道：不自由毋宁死；这话有人是不同意的。不信你就找本辜鸿铭的书来看看，里面大谈所谓良民宗教，简直就是在高唱：若自由毋宁死。《独立宣言》里说：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这话是讲给英国皇上听的，表明了平民的尊严。这话孟夫子一定反对，他说过：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又简直是宣布说，平民不该有自己的尊严。总而言之，个人的体面与尊严，平等、自由等等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没有的，有的全是些相反的东西。我是很爱国的，这体现在：我希望伏尔泰、杰弗逊的文章能归到辜鸿铭的名下，而把辜鸿铭的文章栽给洋鬼子。假如这是事实的话，我会感到幸福得多。”在《洋鬼子与辜鸿铭》的文章里，作者进一步表明，作为东西文化的产物，两者毫无共通性可言，彼此是不可能置换的。至于“密室”里的事情，自另当别论。文中写道：“坦白地说吧，在洋鬼子的S／M密室里有什么，我们这里就有什么，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恐怕不能说是偶合。在密室里，有些masochist把自己叫做奴才，把sadist叫做主人。中国有把自己叫贱人、奴婢的，有把对方叫老爷的，意思差不多。有些M在密室里说自己是条虫子，称对方是太阳——中国人不说虫子，但有说自己是砖头和螺丝钉的，至于只说对方是太阳，那就太不够味儿，还要加上最红最红的前缀。这似乎说明，我们这里整个是一座密室。”密室的特点就是封闭、禁锢。王小波有文章专门评论中国现代书刊出版的检查制度，以西方作参照，赞成美国和欧洲把成人和儿童的知识环境分开的做法，反对审查和禁止，“拿成人当孩子看”。他写《摆脱童稚状态》，以十分犀利的文笔写道：“二三十年代，有头脑的美国人，如海明威等，全在欧洲呆着。后来希特勒把知识分子又都撵回到美国去，所以美国才有了科学发达人文荟萃的时代。假如希特勒不在欧洲烧书、杀犹太人，我敢说现在美国和欧洲相比，依然是个土得掉渣的国家。我不敢说国内人才凋零是书刊检查之故，但是美国如果现在出了希特勒，我们国内的人才一定会多起来。”
在说到科学的美好时，王小波认为，科学所以在人类开创的一切事业中最有成就，是因为有自由民主做基础。对个人而言，如果缺少爱平等、爱自由这两样东西，不但没有成就，而且会活得像一只猪一样。因此，在此之上，必须加上另一样东西，就是爱智慧。智慧是理性，是觉悟，是自我分裂和自我拯救的力量，王小波曾经提到一个德国人对本民族的智慧的怀疑：怎么全体日耳曼人会被一群层次很低的纳粹疯子引入歧途呢？对于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中国人来说，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所以王小波经常提到“智慧”这个词，因为它意味着一种匮乏。但是，“国学家”也经常提到“东方智慧”，显然与王小波的概念大相径庭，正如他说的：“东西方两种智慧的区别，不仅仅是驴和马的区别，而且是叫驴和骟马的区别。”他指出：“中国是个官本位国家，老百姓见了官，腿肚子就会筛起糠来，底气不足，有民主权利，也不敢享受。对于绝大多数平头百姓来说，情况还是这样。”民主，自由，不是社会天然具备的，它们同样需要接受科学的培育和训练。在现有的条件下，“科学和艺术的正途不仅不是去关怀弱势群体，而且应当去冒犯强势群体。”如此提出科学的责任问题，在中国，王小波的声音确乎是独立的，惟一的。
王小波对科学和理性的热爱，与张承志对信仰、精神、道德主义的热爱，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景观。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对称性和相异性，两人不但对西方文化持相反的态度，对东方文化也同样如此。
王小波完全没有那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滥调，相反，他对民族文化传统整个地给否定掉了。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种“走极端”，仿佛与理性主义很不相符，实际上他贯彻的是一个大原则，就是：人必须成为人。他认为，作为中国人有一种“行货感”。所谓“行货”，是低人一等的。这种不平等的观念，来源于延续了几千年的等级制度，以及基本上是御用的“国学”理论。王小波在《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一文中说：“假若有人生为行货，见识一定和生为货主大有不同。后一方面的例子有美国《独立宣言》，这是两百年前一批北美的种植园主起草的文件，照我们这里的标准，通篇都是大逆不道的语言。至于前一方面的例子，中国的典籍里多的是，从孔孟以降，讲的全是行货言论，尤其是和《独立宣言》对照着读，更是这样。”但是，文化相对主义作为国粹家的常用的法宝，总是以“存异”的面貌出现，实质上是把人类进化的时间之链拿掉，否认文明与野蛮的区别。对此，王小波表示说：“文化相对主义是人类学家对待外文化的态度，可不是让宋公明当行货，也不是让非洲的女孩子任人宰割。人生活在一种文化的影响之中，他就有批判这种文化的权利。”庄严，激烈，一个以幽默著称的作家，也有幽默不起来的时候。当有所谓“国学家”打着“爱国主义”的招牌推销儒学的陈货，宣称“中华文明将拯救世界”这种疯话时，王小波写了《我看国学》等系列文章，回敬怀有“救世情结”的“国学家”的蛊惑宣传。他说：“四书五经再好，也不能几千年地念；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换着人地嚼。”“大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又说：“老百姓说：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回顾九十年代“国学热”，这些文字，教人立刻想起鲁迅对杂感这一文体的定义性的赞许：“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明确是饱含了战斗的热意的。在《沉默的大多数》中，王小波给自己，也给中国知识界划了界限，说：“如今我也挤进了话语圈子。这只能说明一件事：这个圈子已经分崩离析。基于这种不幸的现实，可以听到各种要求振奋的话语：让我们来重建中国的精神结构，等等。作为从另一个圈子里来的人，我对新圈子里的朋友有个建议：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自己，看看傻不傻，疯不疯？有各种各样的镜子可供检查自己之用：中国的传统是一面镜子，外国文化是另一面镜子。还有一面更大的镜子，就在我们身边，那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在文化问题上，王小波表达了他的平民立场。
耽于精神的人，往往忽略物质生活。而对于“沉默的大多数”来说，物质生活则是根本的。当王小波明言中国人一生生活在一种有害的哲学的阴影下的时候，同时指出，作为这套哲学的编造者，孔孟程朱是在社会的上层生活的，他们根本不了解底层。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中国文化提倡的，惟是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只要大家都能活着就好，不管他们活得多么糟糕。在知青文学流行的“青春无悔”论，某种把生存权等同于人权，不把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定义在内的人权理论，都是王小波所批判的。
事实胜于雄辩。生活之树常绿。王小波把许多理论问题引向生活的概念，尤其是“沉默的大多数”的生活，简直成了知人论世的准则。他提出，人生活着，除了具有一定物质的保障之外，还必须享有自由，快乐，幸福与尊严。而所有这些，都不是权势者可以垄断的。这也就是说，“人该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别人手里的行货”。所以，在一篇文章中，王小波特别赞赏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因为它总是力图反抗“生活的设置”，以致终于由家猪变做了野猪。与这种生活态度相比照的，文中还谈到两种人：一种是“想到设置别人生活的人”，另一种是“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无论设置或被设置，奴役或被奴役，两者都不足取。王小波表明，他要过独立而自由的人的生活，自己所爱的生活，“有”的生活。他发誓说：“我这一生决不会向虚无投降。我会一直战斗到死。”
王小波的杂感，主题十分明确，就是对传统和正统，也即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由于他是站在“体制”之外对人的生存状态作的反思，因此，这种消解也就较之其他作家为彻底。他创造了一种独异的文风，骨子里头是严肃的，而表现出来却是非常平易而有趣。他经常使用佛家语“平常心”，表达一种平民的品格；拒绝“媚雅”，自然也拒绝“媚俗”。在文章中，他惯于让“我”走进话题中去，这样可以避免“客观”，便于用民间说书人的朴素的叙述语调，去讲说自己的或真或假的经验和故事，在不断唤起的可笑感中，对选定的目标进行闪电般的出色的打击。他极其重视“有趣”。他认为，“凡人都喜欢有趣。这是我一生不可动摇的信条，假如这世界上没有有趣的事我情愿不活。有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直伸往未知的领域，无趣是个封闭的空间，其中的一切，我们全部耳熟能详。”他的“有趣”，不是贾平凹式的无聊的噱头，也不是王蒙式的油滑的调侃，用他的话说，其实是一种“黑色幽默”。这种幽默，一是来源于生活逻辑固有的荒诞性，二是一种天生的气质，是两者的结合。他的文章，经常出现一种貌似正统，故作庄严的东西，这种“假正经”，正是他借以亵渎神圣，毁坏偶像的利器。有时，它仅以某种语调出之，例如：“我说过，以后写杂文要斯文一些，引经据典。”随意的一举手，就拨了一下“学者型”批评家的下巴。有时，把生活经验中的一些见惯不怪的假大空话，直接插入叙述之中。《沉默的大多数》写到一位知青在买东西时少给了钱，“那位老乡决定要说该同学一顿，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说出：哇！不行啦！思想啦！斗私批修啦！后来我们回家去，为该老乡的话语笑得打滚。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乡就会说：哇！不行啦！‘五讲’啦！‘四美’啦！‘三热爱’啦！同样也会使我们笑得要死！”表面上在嘲讽语言的贫乏，实际上却把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通过类似的语言连接起来了。《外国电影里的幽默》表现的是另一种机智，其中说到幽默是没有国界的，听不懂“幽默”有两种情形，一是不想懂，一是不敢懂。文章写道：“美国的年轻人常爱用这样一句感叹语：Holy shit！信教的老太太就听不懂。Holy这个词常用在宗教方面，就如中国人说：伟大、光荣、正确，shit是屎。连在一起来说，好多人就不敢懂了。”其中的语词，显然是经了理性的严格的选择与安排的。《驴和人的新寓言》，则是利用已有的文本进行新的阐释和创造。文章全从一则有名的寓言展开，寓言说的是骑驴的父子俩，因为听信几伙人的不同意见而改变自己的行为，但阐释却十分有趣。结束说：“我既是个学究，就要读书。现在的书刊内容丰富，作者名字前面有括号的全是重要文章。有的谈新儒学，有的谈后现代，扯着扯着就扯到了治国之策。当然，这路文章的实质不是和我们商量怎么受治之策，而是和别人商量怎么治我们，这就和驴耳朵里听见人嘀咕一样，虽然听不懂，但准知道没好事。”王小波说，中国历史“不容许幽默，只容许假正经”。因此，“假正经”对他来说，是一种合法的、自由的言说。在这种话语形式中，他可谓如鱼得水，使叙述省去许多笔墨，是超乎传统“文章作法”的一种凝炼，充满张力。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才能，他珍视这种才能并使之不断得到锻炼；许多篇章，无论思想或讽刺艺术，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王小波自述道：“作为一个人，要负道义的责任，憋不住就得说，这就是我写杂文的动机。”幽默，玩笑，在中国作家中并不显得匮乏；在九十年代，甚至因此酿成一种可恶的风气。幽默而可恶，就因为没有道义感，甚至反道义。能够把道义感和幽默感结合起来，锻炼出一种风格，不特五十年，就算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近百年间，也没有几个人。鲁迅是惟一的。王小波虽然尚未达到鲁迅的博大与深刻，但他在一个独断的意识形态下创造出来的“假正经”文风，自成格局，也可以说是惟一的，难以替代的。他的“黑色幽默”，潜伏着一种极强的攻击力量，但是，他为人是诚恳的，正直而热情。他有一段独白十分感人，说：“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我觉得自己太缺少与人交流的机会——我相信，这是写严肃文学的人共同的体会。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除了身边的人，还有整个人类。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
然而，他没有能够写下去。1997年4月，正是艾略特说的残酷的月份，他被毁于心脏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