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人不只是吃饭的动物

搜狐网创建人张朝阳最近发表了一篇博文,其中有一句话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一种精神的寄托是解决不了复杂的社会问题的,宗教不能当饭吃”。联系上下文,张朝阳相信这是一个真理。

在很多国人眼里,这话确实是不容置疑的真理。人们经常引用管子的一句话来表达这个真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似乎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各级政府官员不择手段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很多人不择手段地积聚财富的理据。面对某些贫穷子弟的犯罪行为,很多人也这样辩解:这些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们贫穷——只是在说这话的时候,人们似乎忘记了:用权力占有了很多财富的人依然在贪婪地用权力来抢夺财富,而那些富人的平均道德水准似乎并不比普通民众高。

事实上,人们在引用管子那句话的时候,似乎忽视了管子的语境。管子说出这句话的章节的标题是《牧民》,也即掌权者把民众当成羊群来饲养。这个时候,统治者当然首先要把民众喂饱,免得他们乱嚷嚷。即便如此,诚如思想史家所说,管子的思想是混杂的,还不像韩非那样冷酷得让人脊背发冷。管子紧接着那句话又说,“四维张则君令行”,而所谓“四维”,就是“礼、义、廉、耻”。人们引用管子的时候,忽视了管子的思想还是讲究平衡的,还是承认道德教、精神寄托本身对于个体及社会秩序的重要性的。

但是,国人仍愿意片面地引用管子,这恐怕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人们自己就是不可救药的物质主义者。在物质主义者眼里,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存在是物质。对人来说,唯一有价值者是财富,精神、价值、信仰、情感等都是虚幻而不真实的。从个体层面看,生活是否幸福取决于他占有财富的多寡。从社会的层面看,秩序是否优良完全取决于这个社会是否富裕。

这正是张朝阳先生的逻辑。当张朝阳先生说“宗教不能当饭吃”的时候,他显然预设了一个命题:人生的基本目标、唯一目标及最终目标就是吃饭。也就是说,在张先生眼里,人跟猪没有本质区别——尽管物质主义让人有饭吃是为了让人有尊严。因此,张先生相信,复杂的社会问题归根到底只是吃饭的问题,只要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复杂的社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最起码,解决吃饭问题是采取其它措施的前提,由此也就可以推论出一种老生常谈:中国没有富裕之前,就不要谈什么民主。

说实在话,假如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方案简捷到只是如何解决吃饭的问题,那真的是牧民者之福了。只是,很遗憾,人的嘴不只是为吃饭而生的,它还是言语的器官;人身上不只有胃,还有头脑,有心灵。所以,没有谁把宗教当成饭,但很多人,甚至大多数人在吃饭之外,还有心灵的需求。而正是这种心灵的需求,使人虽然跟动物一样吃饭,但却与动物的生命截然不同。

关于这一点,我愿意当一次文抄公,抄一段托克维尔的评论,出自《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二部分第十六章。张朝阳的那篇博文似乎写于美国,托克维尔的这段议论恰恰是在考察美国之后作出的。托克维尔注意到,美国人的精神具有双面性,他们既热衷物质财富和世俗享乐,又始终珍惜自由而具有公益精神。

为什么?因为张朝阳所说的“精神的寄托”和宗教。托克维尔说,“在心灵境界的提高和肉体享受的改善之间,存在着人们想象不到的密切联系”。人与动物都追求满足身体的需要,但“我们是用心灵去探求物质福利的,而兽类只能依靠本能去探求……正因为人能够超越肉体享受,甚至轻视生命本身,而兽类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生命,所以人才能成倍地提高肉体享受,而提高的程度又是兽类无法想象的”。

托克维尔接着说:“凡是可以提高、充实和扩大心灵的东西,都最能使心灵去完成与心灵本身本来无关的事情。反之,凡是可以削弱和贬低心灵的东西,都足以破坏心灵处理从最小到最大的一切事情的能力,使它大小事情都做不成。”托克维尔仿佛是直接对当下的中国人说话:“假如有人只以追求物质财富为目的,则我们可以相信:他将逐渐丧失生产物质财富的才能,最后总有一天跟兽类一样,对物质财富既无鉴别能力又不会使物质财富的生产发展。”

当代中国所面临的诸多严重问题,不论是个体层面的,还是社会层面的,根源恰恰就在于人的心灵与肉体的严重失衡,在于张朝阳那样的精英人士以“宗教不能当饭吃”为借口而从根本上抛弃了对精神寄托的守护与追求,试图用更多的物质主义手段来解决物质主义所造成的严重问题,而使问题病入膏肓。

(作者系知名学者)

重读金蔷薇

一本“作家素养”的营养食谱,一条“作家历程”的心灵之路。

由于有丰富的创作体验,帕氏开列的食谱丰富多彩实际而又亲切;由于真诚地检索记忆,他擘画出来的心路历程生动多姿而又具体。而这一切又经过精心的构思,以兴味盎然的故事或情致深切的经历为载体,让智性的感悟像清冽的山泉般自然流淌,浸润于读者的心田。

《珍贵的尘土》以一个凄美的故事作背景,衬托出作家人格和作品魅力与漫长而执着的积累之间无法割裂的艰辛。《摩崖石刻》以挑战大海、蔑视死亡的渔人们的坚定,揭示出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对一个高尚作家的不可或缺。《几朵木花》提醒我们:要珍惜童年的情愫,要保持那种“专心致志的观察”和“充满憧憬的想象”,只有这样,生命历程中的痕迹才是具体的、亲切的、融入记忆且富有情感的。那些间接的、由学习和模仿而来的技巧,有助于传达这样的记忆、情怀和感觉,也是不可忽视的基本功,但是,如果没有具体生动的、打上特定场景和浓郁氛围的记忆作为创作的基本素材,技巧产生不出真切的情感,倒很可能导致描写的空洞和浮泛。只有当概念的“海洋”变成了心中“具体的海”(比如那些轮廓独特、有名有姓的山峦,那些荫凉沁心、虫鸣诱人的树林,那些性格鲜明、波光迷幻的溪流,那些嗓音五花八门、气味浓郁扑鼻的工人、农夫和街坊邻里,等等),作为形象传递工具的文字,才会变得鲜活、亲切,才会传递出个性鲜明的视角和情怀、思虑和感慨、忧伤和挚爱……

憧憬和向往,使童年和少年时光变得跃动,它总有一种与具体的,切实的生活若即若离的张力,使精神和心灵在紧张中活力盎然。当这样的热望缺乏思想和骨骼的血液时,它难免轻飘、空洞,有些流于浮源。但这一类“不切实际”的幻想,却是返璞归真前必须的熬煎和历练,没有这样的地火和炉焰,锤击的叮当和淬激的雾霭,过早地“切实”起来的理性就没有激情,没有美的内核。所以帕乌斯托夫斯基强调:“诗意地理解生活,理解我们周围的一切——是我们从童年时代得到的最可贵的礼物。”

在《第一篇短篇小说》中,帕氏告诉我们一个“诀窍”:生动的故事、曲折的情节、激烈的冲突、悲惨的结局……这些都可以是写作的元素,但必须要由作家的思想感情去冶炼它们、编织它们。这需要明澈的思想和炽热的情感,有赖于生活的磨砺和烘焙。这两个过程——元素的积累和人格的养成——在同一个灵魂中展开,才能交织出一条作家成长之路。

《闪电》则是对创作灵感最形象的比喻,并通过《一部中篇的由来》,诗化了关于“酝酿”和“构思”对灵感的捕捉和展开——大量的、来自生活日常遭遇的感觉和感慨,带着特定的、深刻的情绪体验,在创作者心中悄无声息地积累着。在这个过程中,并无清晰的“创作目的”,甚至连“派用场”的功利思考都没有。这是“前酝酿阶段”,是一个不自觉(相对于特定的创作来说)却又很深刻(相对于心灵的感觉来说)的过程。然后,“构思”在灵感的闪电中再现,隐隐约约出现一个轮廓,你要抓住它。它会在闪现的那一瞬间照亮一些过去积累的东西,但很可能是模糊的、间断的、离散的,你必须把它们清晰化,并不断地寻找新的素材或情绪,去连缀它、装点它,使之渐渐确定起来、完整起来——这就是“酝酿阶段”。这个过程中,你很可能做许多无用功,要下沙里淘金的功夫,但不要因为它的“低效”而简化(更不能放弃)这个过程。

《作品人物的反叛》是一个生动的提示:要有提纲,但不能受它拘制。写作一旦开始,就要诉诸自己的经验、记忆和感觉,去捕捉笔下人物的情态和形象,忠实于这样的捕捉,并且要放开想象——在这样的状态下,“作品人物的反叛”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不会“反叛”的人物,很可能是概念化的傀儡;不能为人物的“反叛”提供行为空间和性格的逻辑、身份的命定,那就说明相对于作家想表达的东西,他的生活积累还远远不够。

《心灵的印痕》则强调:不要以旁观者的身份使自己与实际的生活产生隔膜。不要仅仅为“积累素材”而生活,而是要在每一段生活经历中投入你的欢欣和沉醉,你的牵挂和忧伤,投入你的爱与恨,否则“生活的细节”要么很快就会消失得不留痕迹,要么就干巴巴的派不上任何用场,只有当那些看似干巴巴的语言变得有生命、有画面的注视和情绪的律动,连“林班标桩”、“护栏”这类枯燥的术语也充满了“难以言说”的魅力时,你才熟悉了它所代表的特定的生活,才具有了将其文学地表现出来的能力。

《车站餐厅里的老人》揭示“细节及其性格化”的魔力,重申“没有细节,作品就没有生命”,同时告诫习作者高度重视细节与情感、与特定氛围保持有机联系的重要性。帕氏把想象力比喻为《生命力的发端》,揭示想象力是生命的重要源泉,它表现为对未知世界的构想能力,收获的是个体生命对必然有限的境界的超越,亦即生命历程和精神世界的拓展。帕氏把想象力命名为“生命力的发端”,或许正是着眼于此?知识的积累是想象起飞的跑道,细节的虚构是想象落实的根须,最后,让你生命中那些具体的记忆成为点化想象的触媒,成为串结想象的红线,那些离散的、相互间难免脱节的想象,才能连缀成完整的片段和有机的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想象比一般的想象力需要更多一些东西,那就是在特定指向中的情感体验和渴求,这是想象的动力,也是想象的熔炉——它能冶炼那些被联想挖掘出来的生活场景和生命境遇,使想象的主体由之产生真切的体验,让我们具备“感同身受”的重要能力。

《夜行的驿车》则用一个虚构的故事,让安徒生的爱情为我们诠释:为了写作,需要付出,包括对人生中其他的美好事物的放弃。但是,当你不得不为有限的生命而放弃无限的可能时,切不可对你所放弃的东西漠然置之,更不能对它们的魅力麻木不仁。只有这样,放弃才会成为你生命中同样有活力的组成部分,带给你强烈的心灵印记。他还通过对一个个著名作家的速写,告诉我们这些人的艺术特色是如何在生活历练和人格养成中自然形成的。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帕氏对蒲宁作品鲜明生动性的来源的揭示:让场景和形象,让自己的所有描写和叙述,都浸淫在一种浓郁的氛围里,才会有那种能同时触动读者多种感官的效果。要做到这一点,作家必须在写作时置身其间,全身心地去感知、体味那特定画面、特定情节对心灵的冲击或牵引,不仅仅是叙事性的,而是从全身的每一处皮肤、内心的每一次悸动中回忆出来,捕捉而得的,这样的能力,在修辞和描写的技巧之外,与我们的陆放翁所说的“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异曲同工。

通过《洞察世界的艺术》,帕氏告诉我们艺术创造的相关性:文学创作要借鉴其他的艺术形式——图画的色彩、雕塑的线条、音乐的节奏,建筑的结构——这一切都会给文学的感觉以导引和磨砺,使之更敏锐、更丰富、更有整体性。而且,对这些艺术形式中各种美的要素,要用心去体验,让它们在你的情感、思维甚至感官上留下痕渍、留下记忆,切不可只把它们作为干巴巴的“知识”。这和“生活的积累”是相通的,或者说,它们也是一个文学生命积累的组成部分。

这是我第三次阅读《金蔷薇》。第一次只能算是看到了它的状态,留下了朦胧的记忆;第二次的重温,学到的是大量的描写技巧,颇有“寻章摘句”的嫌疑。而这一次的学习,让我看到了这朵文学奇葩的底色和内涵——包括那些稍纵即逝的花瓣上的纹理,那些似乎无形却构成其魅力源泉的汁液和根须。

2008-03-08

(《金蔷薇》,帕乌斯托夫斯基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版)

郑  义:海边的豪宅(下)

遇罗文、魏京生、北明、郑义

14

老魏的农庄终于不可挽回地荒芜了。
有土地、阳光、籽种、雨水、拖拉机、汽油,就是没有人。
若问:忙什么呢?老魏就呵呵一乐,答曰:忙什么,跑外交呗!
年复一年的荒芜叫人心疼起那地土,邻居就瞅准夜里亮灯的日子过来聊天,顺便租走六十亩地种麦子。“象征性地租,说好每年交800,从来没交过。”老魏两手一摊,“地闲着也是闲着,是不是?地租我也不打算要了,让他给我的地都上一遍鸡粪。——这儿的养鸡场太多,政府把鸡粪都发酵好了,鼓励大家去拉……”就这样,跑外交跑外交一不小心就跑成了老地主。
早几年,一说起老魏“跑外交”,民运圈子里的人就好笑:蚂蚁戴谷壳——充什么大头!我也纳闷儿:既无政府,(哪怕是流亡政府呢,)又无授权,跑哪门子外交呢?常言道,弱国无外交。老魏背后,是连个弱国也没有呀!
老魏是头犟牛,不跟你讲道理,只管拎着旅行包满世界跑。十年下来,轮到看他笑话的人发傻了。七大洲除了南极洲非洲,四大洋除了北冰洋,竟已然没有老魏足迹不到之处。哪里愿意倾听中国人的当代苦难,哪里能够和中共打上交手战,哪里必然有他不知疲倦的身影。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瑞典、挪威等与中共有密切外交关系的国家,更是跑得飞土扬尘,光加拿大就跑了几十趟。在美国,他的办公室就安在国会紧背后,步行五分钟,一蹁腿儿就可以去跟绥靖派们吵架。还有个日内瓦,联合国在那里常设世界人权会议,每年投票表决,看要不要发表个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决议案。于是乎,每年中共都要派一二百人去招呼,老魏也要带几十号人去打擂台。那真是嘉年华会,热闹非凡。有时候来不及办签证了,一彪人马就从乡间小道偷越国境。听到这种事,我心里总是不踏实,问老魏说,怎么就抓不住你们呢!他又是大大咧咧一乐,说,嗨,没那么严重!到边境找家小馆子吃个饭,问问老闆就清楚了。不能走大路,也不能走太小的路,要走那种几天才有人去巡视一回的边境检查站……
依我观察,老魏跑外交的工作量和成就,超过了一个大国的外交部长。

15

勃朗峰的雪顶在湛蓝的天幕下闪烁。
一位瑞士政治家请魏京生喝咖啡。一艘艘挂着彩帆的游艇漫游在风平浪静的莱蒙湖上。政治家举起手臂,往新城区方向一划:看见那一片片沿湖的别墅了吧?——最好的位置,最豪华的建筑,都是你们中国人买下的。
魏京生捏出一支三五牌英国香烟,掏出打火机,用火舌燎了下烟嘴,点燃,然后问了一句话:将来,中国民主化之后,我们能追回这些赃款吗?
沉默片刻,政治家微笑着说,一般而言是很困难的,有一些法律上的障碍。但是……中国,太大了,如果中国政府出面,那就又当别论了……
鲜花盛开的日内瓦。阳光如金币闪亮的日内瓦。

16

法国真是个奇妙的国家:身为西方民主阵营主要成员,却与中共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专制政权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中共建政后,最早给予外交承认的是法国吧?六四屠杀后,恰逢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庆典,巴黎人激动万分,让中国流亡者组成的自行车方阵走到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不旋踵,法国又跟在日本后面,悄悄解除国际制裁,跟中共握手言和。这点世故短视,让中共瞧了个透,就把法国压扁压成了分化欧洲牵制美国的一张“牌”。这次法国大选期间,一看见萨尔科齐要上,老共便四下散布“萨尔科齐不是布什的‘哈巴狗’”,开始给人家上眼药。在新总统访问北京期间,小胡玩了个大手笔,騰家伙砸给法国人300亿美元的飞机核电站订单。萨尔科齐乐疯了,春风得意地跑回去当说客,劝诱欧盟不要再数落中国的人权。老魏就到欧洲议会去煽惑,说他萨尔科齐拿回来的不就是300亿订单吗,每年欧盟对中国贸易有2000亿逆差,说出大天去,这才是七分之一——那剩下的七分之六呢,人家老共打算给你们各位吗?再说了,造成逆差的另一個原因,不就是中共敲骨吸髓的奴工劳动吗?谁说中国的人权与欧洲的经济无关呢?萨尔科齐他敢说吗?300亿订单,尊敬的总统先生,这不是出卖中国人民和欧洲人民的利益吗?——在老魏的大力配合下,小胡分化欧盟的外交谋略奏效了:萨尔科齐露骨的自私,引发了其他国家的愤慨,法国把自己从欧盟国家里孤立出来。
萨尔科齐挺不住了,让法国驻华盛顿大使赶紧找老魏说合。
那是一场正式会谈。老魏和他的秘书长黄慈萍被请到大使馆,大使先生就前些时候的某些误会进行了解释,并翻过来掉过去地说,萨尔科奇总统丝毫也没有改变法国人权立国的立场。老魏不置可否,亦答之以外交辞令:感谢大使先生带来的重要信息。接下来,“双方就中、美、俄、欧的四方关系,和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大使先生在送客人到门外时,还特意祝客人们中国新年愉快。”很好,周到礼貌,跟真的一样。一位流亡政治家对一位大国总统。外交史上的奇迹!
他实在是把那些垂涎中共高额订单的西方政治家和大财团整怕了。

17

“一个人的外交部”——这是法国人对老魏的评价。
老魏不过是条光棍,一堂堂大国政府咋会买他的账?
这里面有个叫老共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的秘密。
海外有句名言,叫“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说的是我们这些离乡背井的流亡者。但老魏不然,他得到了天空,也得到了大地。这大地就是坚持人权普世价值的各国人民。他的外交,往往越过政府而直接与百姓结盟。百姓喜欢老魏,政府不敢得罪百姓,也就不敢得罪老魏了。
有一回老魏去加拿大,第一站是卡尔加利。此地有向贵宾赠送白色牛仔帽的传统。老魏如约抵达赠送仪式现场,才知道白帽子被风吹走了。去年这一天,江泽民在这儿得到一顶白牛仔帽,如若老魏再得到一顶,老江还不得一口气背过去?老共紧急施压,市长大人掂量一番,只好委屈老魏了。老魏也给他加加压,就公开发表言论,说给不给一顶白牛仔帽他不在乎,但市政府屈从於中共压力,对于卡尔加利爱好自由人权的市民,却是一个“极大的侮辱”。立竿见影。当日下午,在老魏演讲现场,卡尔加利太阳报便代表读者和市民向他赠送了一顶白牛仔帽。老魏抚摸着雪白的牛仔帽,笑呵呵地说:这顶白牛仔帽比市长的那顶更加珍贵!消息传开,市长赶紧解释,说先前他送过老魏一顶白帽子,虽然不在卡尔加利。省长颇不以为然,说白色牛仔帽一顶不过八十五块钱,你再送一顶不就免了这么多口舌吗?(结果卡尔加利市长立马又送了一顶白帽子。)省长大人还说,老魏划没划拉上一顶白牛仔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跟所有的加拿大人都喜欢老魏。
(有一回老魏喝高了,如孩童般腼腆一笑,“老百姓喜欢我……”他放低声音,神秘地说,“老百姓不讲道理……”我明白这是在说他受到的种种诋毁与曲解,那些似是而非的弯弯绕。蓦然记起他拒绝200万美元时那句话——“谁破坏中国民运我会记得他,你知道我是说到做到的人。我如果没事干了,就住到那个谁的州里去。”——原先还纳闷儿:住到谁的州里去算是什么威胁呢?这阵儿明白了:老魏住在那位“谁”的州里,那位“谁”的仕途就算歇菜了。)
接下来的一天,在加拿大爱德蒙市联合国人权宣言发表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老魏阐述了他的人权思想:“人权是没有国界的……要关心人权,就要关心全人类范围内的人权;而不仅仅只是局限在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特殊领域的人权。因为,事实上,任何一个地区,或一部分人的权力都是全人类人权的一部分,彼此不可割裂……”全场起立,掌声经久不息。
掌声中,我眼前浮起一个漫画形象:一位笑呵呵的戴着白色牛仔帽的……牛!

18

除了白色牛仔帽,老魏接受的赠品还真不老少。除了一堆镜框奖牌,还有些金苹果、银碗、金钥匙之类的玩意儿。金苹果是镀金,不值钱。但几把金钥匙中,至少有一把是真家伙。眼下这个时代不好玩,没有城墙城门吊桥了。退回到古代,老魏骑上一匹瘦马,披甲持矛,再带上粉丝桑丘,马鞍上挂串儿金钥匙,不拘走到哪座城堡,开门就进,岂不酷毙!
金钥匙所打开的,是一个花团锦簇的世界。鲜活强烈,充满激情、理想、活力、诡诈、惊险、挑战、成败、荣誉……金钥匙所打不开的,是仅供老魏一人消遣的另一个世界——
从机场出来,取出寄存的银灰色福特吉普,驱车回家。无论是从里根机场、杜勒斯机场还是BW机场出来,最后都要走50号公路。深夜的东部平原上,一座又一座城镇旋移到车后。夜漆黑而美丽。高速公路两边,不时会闪出一座哥特式小教堂被灯光照亮的尖顶。车右是坐落在海岬边上的历史名城阿那不勒斯,还有与西点军校齐名的海军学院。然后驶上夜风激荡的切萨皮克海湾大桥,横跨11公里的美国第三大桥,如两道登天长虹,彻夜灯火辉煌。下桥,公路折向南方,再见灯火,就是小城伊斯顿了。如果超市尚未打烊,便稍事逗留,买上些面包香肠蔬菜。倘若碰上那种根部彭起宛若洋葱的大葱(bulb onion),定然一气买上五六捆。心说,这是中国西部干旱地区的大葱,塘格木的大葱。接下来,又是车灯刺不透的暗夜,一望无际的半岛平原上灯火稀疏。洪荒般的寂寥中,唯听得车轮沙沙作响。换过几条乡村小路,在一个外人极易忽略的私家车道减速右拐,到家了!
关掉引擎,大灯骤然熄灭。清冷的月光泻满田野,如梦似水。推开车门,踏进久无人迹的静寂。被惊动的野鸟在车道边柏树上不安地轻声啁啾。拂开黏稠荒芜的空气,如涉水般走进后院。低矮的木阳台,有五步木阶。第二步木阶边上,依旧蹲着那个干铁活儿时要用的锈迹斑斑的大铁砧。门边放着一邮政纸盒,踢踢挺沉,不是书,那就是网上邮购的子弹了。掏出钥匙,摸索着插进锁孔,顺时针方向拧动,门开了……一股老屋的霉气扑面而来……猫轻叫着在脚边激动地摩蹭(另一只猫不堪寂寞,在一个风雪之夜愤而出走,一去不返)……撂下沉甸甸的旅行包,拽上门,巴黎伦敦日内瓦悉尼的鲜花与掌声顿时关在门外……真是静极了,落针可闻……点一支烟吧,膝上是依恋的老灰猫,眼前是满地木丝——桌腿已经被百无聊赖的老灰猫抓得越来越细了……疲惫一笑,就想起在塘格木养的兔子,劳改兔,也跟桌椅腿过不去,啃得稀烂……圆餐桌上,有两盘剩菜,都干得结痂了……
烧上一壶水,再点上一支烟吧……
望着袅袅上升的烟气,忽然想起了一个以烟为食的人,文革同龄人郭路生。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他当年所写的诗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那时候,郭的诗大家都抄来抄去,除了这首《相信未来》,还有《鱼群三部曲》、《烟》、《酒》什么的。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再往下是什么呢?妈的,记不起了!好快,说话就……整整40年过去了……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脊骨怎么啦?
怎么记不起来了?
他的意识渐渐模糊起来……

19

碟子归碟子碗归碗。
无论老魏如何有骨头,有多少长处,令人敬佩,他那股子狂劲儿总是令人心怀疑虑的。
往好了说,那叫政治家的气度,英雄豪气。往坏了说,就叫自负狂妄。让我说,两种说法都有道理,真令人莫衷一是。政治家,和常人总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同吧?有哪一位在竞选时候谦虚一番,说选总统还是自家的对手好呢?凭什么老魏就得说自己既不如曼德拉,更不如哈维尔呢?政治这套游戏,既有其戕害人性的一面,却也有其不得已的一面。在狱中书信集里,老魏对英雄之美誉有如下文字:“我丝毫也没有为此而陶醉的感觉。我只觉得这是一杯催我性命的毒酒。”清醒至极矣!海外民运,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这一次是八九后,上一次是辛亥前。有孙中山者更加狂妄,时人鄙称“孙大炮”,居然要革命同志签字画押对他个人效忠。直至身居海外,加之历练渐多,我才悟出那是一种流亡运动之无奈:远离社稷百姓,失去监督制衡,权争必然失范;不看住领袖的最高权位,斗来斗去,只有从分裂走向瓦解。不理解此一隐衷,便不能理解孙中山:那位在海外就大搞个人效忠的“孙大炮”,为何当上总统又拱手相让且安安心心去修铁路呢?
一般认为,老魏出身干部家庭,西谚云“含着银羹匙出生”,那股子狂劲儿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官宦子弟对政治权力确实有一种格外的敏感和热情,所谓“门里出身,自带三分”。这说对了一小半。让我说,让我用小说家研究人物的看家本事来分析,这毛病活活是让老邓给整出来的。
此话怎讲?
既然小魏掳了老邓的龙须,老邓就真拿他当了对手。一个大国元首,就跟一个年轻电工执上了气。这小电工也不含糊,从民主墙到监狱到流放地,也始终是以老邓为对手。谁都不服谁,这就多少有那么点棋逢对手的意思了。如此十多年斗下来,小魏成了老魏,政治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居然成了老邓的棋友。老魏知道邓小平不算心胸开阔的君王,睚眦必报,也就真打算拿这条命跟他死磕一回。那是民主墙被镇压之前,估摸老邓要下手了,就跟一起刷大字报的弟兄们说,赶紧逃命去,抓住了就往我身上推,左不过一死,大家伙儿甭都陪着!后来,法官一宣判“有期徒刑十五年”,他身子一晃,旁边的两位小法警赶紧扶住,冲他耳边小声喊:老魏,镇静点!他说什么?怎没判死刑,我是乐晕了!魏京生在他那张要命的大字报里反复论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邓小平要搞“毛泽东式的独裁”。这句话,对那些刚从老毛监狱里出来的中央大员,不能不激起一点亲切回忆与心灵震撼。另外,老邓的交椅尚未坐热,既不敢乾纲独断,也不愿坐实了小电工的指控,去挣一个万世之骂名。这叫置之于死地而后生吧?否则,老邓早拿他祭“改革开放”的大旗了。这算是赢了一局吧?小命保住了!
老邓当然明白有人不想让小魏死,但他也不打算让小魏活,先关照蹲了八个月死牢,然后又不避嫌地亲笔写了条批示:魏京生等政治犯的待遇不得超过其他刑事犯。谁还不明白呀,“等政治犯”是陪绑,魏京生才是他惦记的老朋友。谈“待遇”也是假,是暗示下面他不喜欢看见魏京生总活着。其时,老魏已经患上冠心病、高血压,牙齿也开始脱落。——老邓扳回一局。
接下来,这层意思就更明显了:老邓还想让小魏挪挪窝儿,特意指示要去“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地方。冠心病再加上海拔三千米,约等于死。青海省塘格木,海拔三千多米,符合了老邓的御批。青海劳改局来接他的几个头儿,一边爬高一边瞅他脸色。日月山隘口,海拔三千五百米,停下车来叫他走一走,看有没有高原反应,生怕他冠心病突发死半道上。那条路我走过,那个隘口古称赤岭,有一幢碑,刻着“日月山”,“海拔三千五百多米”等等。我走了几步,飘的,飘飘欲仙的境界。车上还躺着一个同行者,著名小说家D,身躯魁梧,面色青紫,吸着氧,奄奄一息。却不料魏京生属于那种极为少见的天生没高原反应的人,上了世界屋脊,也就是心脏多跳了几下。这就叫老邓若有所失了。自然塘格木也不是好去处,青海人提起那地方就心里犯哆嗦。——这一局,就算是打了个平手吧。
沾了魏京生案的人大概都明白老邓那点心事吧?同案犯刘青关在陕西,和塘格木隔得好几千里地,还有狱警对他说:知道吗?魏京生巳经报废了,他的精神和健康全垮了,牙也脱落了。老邓发话了:此人不能死,是活教材,送回北京治疗。——从见不得他活着到舍不得他死,其间有一种微妙的转变。所谓不打不成交,两人真成知己了。

20

遥远的塘格木,漫长的塘格木……
塘格木的日月星辰在高原沙漠上寂静地旋转……
五年后,魏京生移囚渤海边上的唐山南堡。离别的日子,大家的眼圈都红了,从管教干部到魏京生。紧紧地长久地握手,互道珍重。这位重刑犯善良的天性和博大胸襟,化解了敌意与暴戾。魏京生真诚致谢,感激他们所给予的力所能及的关照。静默中有人哽咽了……
永别了,塘格木!
此生还能重返吗?

21

除了打草养兔子,老魏就和老邓写信聊天。相知既久,不免时有微词。有封信谈到两人的身后名,相当透彻:
“……看看彭德怀、刘少奇、布哈林等人的事情吧,整人手段远比你高明的斯大林、毛泽东,也不能让这些人盖棺论定,也没能从斯、毛的臭名上抹掉那一笔。你即使把我送进棺材,你想你能抹掉这一笔帐吗?何况我既没像刘少奇、布哈林那样‘认罪’,也没有像他们那样被当时的多数人认为有罪。”
看这封信,脊梁上是要出汗的。
高山流水呀,钟子期与俞伯牙再世也不过尔尔矣。
89年六四屠杀后,老魏又写了封给老邓的信,更是把这层关系点透了:
“成功地用一场军事政变对付了一帮手无寸铁又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学生和市民之后,感觉如何?……我早看出你是干这种蠢事的傻瓜;正如你早看出我是那种会顽固到底并引颈受戮的傻瓜一样,咱们彼此的相知,恐怕超出所有人的想像之外。只不过咱们属于那种彼此厌恶的知己,这也超出了人们的想像。真是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居然有咱们这样一对鸟,够第九大奇迹了。”
在大开杀戒之后,用这种口气和暴君说话,那是准备好不要脑袋的。一招一式,他不能被老邓磨垮,而要在精神上压倒对方。
想到这一层,才算多少明白点老魏那不可理喻的放诞狂妄了——
能不狂妄点吗?——把脑袋剁下来押在棋盘上的赌徒,鲜血凝成的友谊,刑场上的婚礼,血染的风采。
——心理症状。对某种价值的无限痴迷。自由妄想狂。
当然啦,我完全理解,1979、1989都已经成为上一个地质时期的遥远的地层,成为当下这个“千年盛世”的史前期。在纸醉金迷的沙龙里,优雅的淑女绅士们即便偶尔提及魏京生这个名字,如果没有嘲弄和轻蔑,也无非是某种佐酒的谈资。他们会操着相当时尚的口吻说,嗨,资深革命家,怎么还没下岗?都什么时候了……别活得像一句笑话……何苦呢!然后再满心人道关怀地微笑着说:这辈子只活一次,干嘛总跟自己过不去?有病,都有病……
确实如此。
我也疑心那些认死理的,为了一句话而舍生赴死的人可能都有病,超级迷狂。一次,老魏回忆起在法庭上豁出一死要放开了讲话的那种感受,他说,在那种把生命放到一旁的时刻,心里顿时冒出“大义凛然”这个词儿。凛然,就是一种冷飕飕的感觉。——我想,经历过这种“冷飕飕”的人堪称人杰。他们已然将生命淬炼为一种纯粹的出离生死的自由的灵魂。

22

但我仍然无法认同自负狂傲。
近年来,北明跟我谈起老魏,总要念叨一句:可是变多了!老魏这个人,善良、仁慈、仗义,还没有城府,雨雪风霜都写在脸上,可爱。过去的那点自负,可是消磨得差不多了!
艰难的流亡生涯,如风如雨如石如锉,一点点打磨着他其来有自的骄傲。
人为何不能狂傲而要谦卑呢?我从未深思,只是感觉应当如此。
古人云,满招损,谦受益。说的无非是功利,人生谋略。不足为凭。
那末,否定狂傲而肯定谦卑,是因了人之有限吗?
似是,而非。——谦卑之最高典范耶稣并非常人而是全能至尊的神子。很多人没有留意这个细节:当耶稣以以色列王之尊光荣进入耶路撒冷时,他的坐骑不是高头大马,而是一匹象征谦卑和平的无鞍的毛驴。还有,上十字架前最后的时光,他特意亲自给所有的门徒一一洗脚。是否可以这样说:耶稣以强烈的不合身份的行为,启示了谦卑之善最深邃的来源是……爱。
如此,谦卑便不再是计算精到的生存策略,也不再是通过经典和榜样传承下来的道德信条,而沉潜为一种内在的自然需要。只要爱之源泉足够丰沛充满,人就会远离狂傲而从心中涌出温柔谦卑的微笑。
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一代。不仅如此,我们还是跟狼搏杀的一代。我们与狼难分难解,总有些地方血脉相通。也许,我们需要不断回到某些爱的原点,去重温青年时代的感动。我猜想,四十二年前发生在河西走廊某小火车站的一幕,正是一个爱的启蒙点。我猜想,当那位全身赤裸长发及胸的豆蔻少女,向那些天之骄子——不可一世的串联红卫兵伸出乞讨之手时,某些东西便开始在青年魏京生心里破碎,而一种难以言叙的爱开始潜滋暗长。让我们不断回到1966年秋天的河西走廊,回到那个震撼心灵的场景。这样,爱与悲悯就会永不枯竭。这样,我们就可以侧骑毛驴进入耶路撒冷,并欣然给那些最贫最贱最受凌辱的人倒水洗脚。
开启心灵之门的金钥匙是爱,而不是道德更不是政治。
该打的仗还要打,只是要尽可能守护住我们的心。
我相信灵魂不死,相信有最后的审判。
(那些在死亡面前大义凛然的人有谁不相信呢?)
总不能背过身去,请上帝只看脊梁。
要捧出一颗心。
我们内心深处的黑夜,在上帝面前有如白昼一样明朗。

23

冬天的德拉瓦半岛,景色单调而萧瑟。大片大片的田野,匍伏着尚未返青的麦苗。在野鸭狩猎季节的最后一天,我们一行四人去海边打猎。(汽油引擎出了故障,)电动马达推进的平底船在海边的芦苇荡里无声地漂行。头顶是低矮灰色的云层,两边是密密匝匝的枯黄的苇子。想起了白洋淀的芦苇,就兀自念叨说,那是什么劲头呀,手指头粗细,足有一房高!
你说什么?寒冽的若有若无的晨风中,老魏夹着双筒猎枪,袖着手,两眼梭巡着前方的水域。俄顷,他也念叨一句:地老荒着也不是个事儿,是不是?种一片果树怎么样?西岸的老M说,要弄一果园,他就帮我把树苗子选好,开车送过来……
我热烈赞同。果树不是黄瓜豆角西红柿,不需要天天侍弄。你跑你的外交,人家自个儿还不会长了不成?美国的桃子不好吃,一定要有中国的水蜜桃,还有酥梨……
等开春吧。老魏点上一支烟,哆嗦着说:看看吧,就这个春天吧。
在此之前,还有一个计划:在老魏“一枪打不出地界”的土地上加盖几栋小木房,不就是大家梦想多年的“作家村”了吗?鸡犬之声相闻,流散天涯的墨客,也就去了几分无言的孤寂。只是落实起来尚有些难处。这下好了,海边的豪宅,再加上几十亩地果园,不也是天上人间了吗!开花结果,谈诗论政,热热闹闹的,鬼宅的凄清就淡去了。等果树长起来,隔三岔五的都来这儿喝酒,就咱老哥儿几个。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其实种树也不难,招呼一帮弟兄,干两天不就齐了?插队那阵儿,我栽过半片山呢!

24

华盛顿街头,报春花开了。
阳光和煦,林肯纪念堂高大的白云石廊柱反射出温柔的白光。
在紧贴波多马克河的弯道上,一辆鲜红色的福特敞篷车一闪而过。驾车的是一个年轻姑娘,春风掀起了她金色的长发……

25

春天到了,可老魏又没影儿了。
只好等秋天了。
我想,总有一天这果树能栽下去的。
有一天祖国召唤了,这就算我们对新大陆庇护之恩的象征性回报。
而在自由的曙光升起之前,我们就在这里相聚相守。
先人给我们留下四字箴言,一笔人世上最大的财富,叫做“守死善道”。

26

那一天,有鸽子从太平洋彼岸叼来一叶新绿的棕榈……
华盛顿附近的弟兄们就齐聚老魏的豪宅痛饮……
打开门后,第一件事,赶紧点上铁炉子,再从果园边上推来一车劈柴。然后做饭,把各种蔬菜肉类胡乱切开,一锅烩了,再开上几个罐头,开喝……
老魏、宾雁若望二兄、品潞老弟和我,照例是二锅头。其他各位:林昭、罗克罗文兄弟、慈萍、魏玲、北明、郎郎、洪宽什么的,一律是红葡萄酒……
举杯吧,为了中国,为了自由……
有人脸上泪光闪烁……
深悲极乐凝于一刻,豪华至极……
那是一个黑夜。那是一个黎明。那是一个人间的天堂……
通红的炉火,不时从风门缝隙间蹿出炉膛……
院子里,太平洋激荡的海风把花瓣扬起,漫天狂舞。那是盛开的苹果花、梨花、桃花,还有满院的郁金香、腊梅花、菊花、红石竹、牡丹、山丹丹、风信子……
海风呼啸,浪涛猛烈拍击崖岸……
浪沫如雨,一阵阵飞落在房顶和窗户上……
德拉瓦半岛隐隐震颤……
和着风浪的节律,海边的豪宅发出声声叹息……

 

2008年3月23日于华盛顿DC
时值复活节,报春花初放。

补记

新年甫过,在海外著名论坛《独立评论》上看到一篇网友C记叙魏京生在洛杉矶参与街头民运的网文。从大量跟帖来看,网友们感兴趣的细节,一是老魏知名度甚大,从餐馆到足浴店到街头,到处有人仰慕,甘当“粉丝”、“钢丝”,甚至有黑社会老大也称他为“五百年来京城第一条好汉”而五体投地。除此,网友C笔下老魏下饭馆买东西的种种细节也引起一番议论,说想不到老魏的生活如此简朴。这些事我见得多了,不足为奇,倒是C送老魏离去时那最后一瞥使我心若有所动:
“……晚上十时许,我送魏京生先生赶飞机,目送魏京生先生孤独地一人走进机场候机厅,那个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或许是魏京生有些疲惫,身体也有些浮肿,长途的飞行也让他非常的疲惫。我看着他孤单地一人奔波于全球,心中不免有些惆怅,甚至眼泪就要流出来。”
忍不住就跟了个帖,说C写得很真实,应该上导读。老魏的日子岂止是简朴,有些是令人心酸的。却不料转眼间在我的跟帖下面又加了九枚帖。
一网友说,还能比在中国艰辛?在美国有身份,肯吃苦,日子不会艰辛。
另一位说:老魏坐牢的日子才叫简朴心酸。现在的日子怎么可以叫心酸呢?
第三枚跟帖最有意思:“本以为C玩他人易,懵郑义、胡平等明白人难,没想到郑义先生……”一串省略号,那是给我留了面子。
其实,他们都不知道我之所谓“心酸”是指鲜花似锦烈火烹油的背后。C写到他在洛杉矶机场孤独而疲惫地离去,我联想到的则是他从华盛顿机场出来,取出寄存的车,然后驱车近100英里赶回家的情景。
也是两鬓染霜,就到耳顺之年的人了。
撂下行囊,他还有力量再去抱几块柴生一炉火吗?
于是,便随手写了几句我所了解的老魏,千字之后,一个活生生的老魏居然从文字中浮现出来,憨憨地冲我傻笑。我缩回准备击键发帖的食指,静下心来,开始写网上风传已久的他在海边的豪宅及其他。

王康:遥祭林昭

世上有些名字,不能轻易提及,甚至不能想起。它与你无亲无故,离得很远,你在这个星球上茫茫人海中没有、将来也不再有机会与它相遇,它只是一个普通的音节,无数普通名字中的一个,你对以它的名义曾经存活的那个生命,从来没有接触过,在你近六十年生涯获取的无数信息中,它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片断。可就是这样一个名字,足以让你发生变化,让你强烈地置疑你的一生,让你的呼吸不再平稳。这个名字叫“林昭”。

我现在坐在内陆山城一幢高楼的办公室,窗外一片春色,阳光柔和,远处的歌乐山像一幅宋元春山图,看不见的嘉陵江静静流淌,——春汛的时节还没有到来。我伏案写字的座椅靠背后面印着“正写作,勿相扰”六个字,四周是按我的意志分类堆积的书籍,它们是我贵为“民间思想家”身份的物证,让几多来访者脚步放轻。墙上是名人字画。我靠它们存活,并且不无自得地据此“大隐”于闹市。

但自国涌一个月前要我写一篇纪念林昭的文字后,我与这一切有了距离。不时出现一些托尔斯泰式的“孩子气”的问题:你靠什么活着,为了什么活着,你赖以生活的理由真实吗?一旦撒手,你敢说你能够无所憾疚地离开,你敢奢望还有一个世界在等着你吗?那个世界上你的全部可称高尚的理想,都可以实现?

我与林昭认识,是通过胡杰那部《寻找林昭的灵魂》。这世上,有这么一种人,如同跨洲越洋迁徙的候鸟,茫茫夜空中的流星,遵循某种旨意,只为体现那神秘而永恒的命运,只为一瞬间的光辉而殒身消逝,他们是每一个外婆讲给小孙孙听的天使,他们是乘马车越过古老山河回家的远行人,他们是只为一种风景——十字架——所陶醉所神往的殉道香客。

林昭离开这个丑恶世界快整整四十年了。胡杰的采访唤醒了林昭亲人同学情人的记忆,胡杰走到了我们时代电视纪录片可能达到的极地,但他无法越出那道门槛,我们谁也地无法再现林昭最后时分的细节。毋需蒙面的刽子手的形象,他们施以牺牲者的最后暴虐,那个时代,行刑者以行将毁灭的生命的痛苦程度直接显示暴政的权威,我们贫乏的想像力和可耻的好奇心,无法打探35岁的林昭最后的姿态,我们聪明高雅酷爱细节分析的全部历史学界,无缘窃取中国二十世纪与秋瑾遥相点头目示的圣女的一声叹息,我们没有资格倾听她与上帝相见的那一声问安与抚慰。

据说,这个国家以“主渠道”为首的成千上万部电视片,足可以赚取数千亿利润,从业人员达数百万,亿兆或清朗或浑浊的眸子、或纯朴或卑污的心灵,从中直观、生动、可感并且幸福地知道了无仙也可攀,无道也可拜的三山五岳,从不断子绝孙的秦火清狱……。胡杰一人,没有立项、投资、颁奖、鲜花,没有这个时代全部劳什子,只有心酸,悲怆,痛楚,叹息,只有跋涉,叩问,等待,风险,我不知道最初是什么力量把胡杰拉了回来,推上路,让他南下北上,这条沉默的汉子为此更加沉默之后,他究竟为自己,为世人做了什么?

去年某日章诒和突然来电,称将与胡杰西游,接着把电话交给胡杰。那头的声音似乎远自天边,电流一下减弱,他的声音苍凉静穆。什么也没有说,曾经沧海难为水,从圣地归来的汉子,你何时到来,都是最特殊的朋友,来得最远的客人,我们当然没有盛筵款待,我们只为你,为你追寻的灵魂,点燃红烛。

信息泛滥的时代,我这里不时出现些来路不明的光碟,让人看了恍然大悟的,唏嘘不已的,惊心动魄的。唯有林昭,在最凶残最黑暗最血腥的时代,孤独地站着,因为手铐脚镣,幽幽地站着。你给我们留下的,岂止鲁迅的《药》,这个不惮以最坏的心思揣度中国人的绍兴人,他笔下的刽子手仍是自知有罪的小鬼式侏儒,几十年下来,这侏儒已经翻身为天下的主人。索尔仁尼琴早于我们三十年就指出,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夫科尔尼科夫知道自己是坏人,手上的血不是红墨水,而二十世纪用先进思想观、人生观武装起来的人们,他们踏过牺牲者尸身的时候,内心是平静的,甚至很自豪,他们的眼睛仍然是明亮的,他们坐在温暖的家里,胃口好得很。

不,鲁迅描绘的旧式反抗者和刽子手,已经被大大地、不可逆转地超逾了。惟有林昭,你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最后的时刻。你用刽子手们也听得懂的词语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你用那个时代整个民族都觉得稀罕的声音说:生命有涯,自由无价,你用毛泽东们永远不可企及的高度和宽广,向一切时代一切国度说:奴役的人们不得自由,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你没有姿态,支撑你睁开双眼,站定脚跟的血液已化为那一行行文字,古今中外一切殉道者,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俄罗斯北海荒凉城堡中的苦行僧,古拉格群岛终年不见阳光的苦役犯,他们是你的兄弟,父辈,爷爷,他们是上帝的杰作之一,浑厚低沉,混响于天地间的男低音。法兰西幸亏有贞德,巴黎为此蒙受了永久的唯一的神圣之光。俄罗斯妇女,前有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姐妹,后有索菲娅,俄国因此可以骄傲一千年。而我们有林昭。

一切都隐退开去,铁槛,枷锁,入骨的严寒,厉声审问,女性的痛苦,还有“押赴刑场”,这个现代中国最无耻最野蛮最下流的术语,带刺的绳索,针药,他们蹭你,揪你的头发……,都隐退了,都不曾发生,连那颗只值5分钱的子弹,也没有从枪膛射出,不,它被很人性地射向空气,是你的头和心脏撞上了……,都隐退不见了,一切都过去了,请忘掉吧,本来就没有什么。只是一条线,路线,只是往左偏得远了点,只是人类固有的极端性格,出发点没有什么大错,用心还是好的,俱往矣。

不,俱未往。那个时代曾经有某种慷慨的许诺,如同《圣经》给人类的希望一样,即使遭到最可耻的背叛,只要有一个人在坚守,在向专制复辟抗辩,它的全部道义权威就有生还的可能,而那蜕变成庞然巨物般的利维坦,无论衍生出任何天文数字般的手脚喉舌触角,无论窃据膨胀了多么令世界惊愕的GDP总量,都不能遮蔽一个弱女子的身影,无论多么堂皇的理论体系,多少巧舌如簧的御用文奴,都不能磨洗一叠带血的文字。

女性,生命的缔造一方,爱情的源泉所钟。女性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天然尺度,而且是人类不至沦为兽类的无形屏障。当一个国度把女性作为工具时,它便犯下大不义之罪,当一个政权不以虐杀女性为耻为罪时,它便是名符其 的邪恶政权。当一个时代,只有女性以其真纯、诚实、朴素和圣洁挺身而出时,这个时代便被称为“地狱”。二十世纪中国,天地翻覆,六合黯澹,都是中国男人们造的孽,犯的罪。除了江青、聂元梓、宋彬彬 “一小摄”女人外,中国所有女性的双手都是干净的。秋瑾、张志新、林昭们以其惨烈的消殒,给我们留下的,是一部不仅使专制帝国黯然失色、而且为未来埋下真理、希望和爱的种子的启示录。

林昭的时代虽然黑暗无边,但国人内心还有某种渴求,希望的光很微弱,却很真实地闪耀在苦难的中国。林昭1968年4月29日罹难后,不到半年,几千万青年学生上山下乡,那是一个开始觉醒的时代,然后是被称为“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们要痛心地承认,林昭所向往的,为之流血的时代,绝不是我们这些苟活者所在的时代。

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一个长期不分善恶是非的社会,一个恶贯满盈的暴君,与一个腐败不堪的制度,既能干出杀害林昭以及数以千万人死于非命的滔天恶绩,又能创造世界历史上不曾出现的经济奇迹。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这两者之间存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它们并不冲突。

我们面临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真正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为林昭平反昭雪,接受林昭为民族先贤祠里的圣女,这意味着我们认同高贵、博爱、正义,理想,意味着我们服膺自由、民主、人权、宽容,意味着我们无法接受权力的专横及其附庸——金钱的贪婪。

但是,我们认同的仍然是制度化的人性之恶,我们服膺的从来没有超过每个个人的私欲,我们还在接受使林昭喋血不止的那种变形记,那个浓黑的宿命。

昨天是戊子年清明节,无数国人在法定假节日中祭奠祖宗亲人,中国人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问一下鬼神之事,窥一眼黄泉之境,感受一下生前死后的虚无与意义。既有“人各亲其亲”的人性之常,我们就多少还可以再存希望,终有一日,当更多的人,尤其年轻一代,用眼泪、感叹和心灵的震动,像公祭我们的神祗远祖和历代先贤一样,祭祀林昭,我们就会有某种未来的慰藉。即使到了那一天,我们仍然意犹不平,总得把从毛泽东开始那一个个恶人擒到林昭灵位前,让他们屈膝下跪,忏悔认罪。毋需他们流血,即使是他们那污浊而抽象的血,“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不是林昭的哲学,也不是我们热衷的活计。

年近六十,对一己的人生和世界的意义益发怀疑。生活仍在继续,因为一点小名气,南来北往的事一下多了起来。但心里一个声音一直存在,无法回避。想起托尔斯泰在五十岁上下,突然出现他那著名的“内心危机”,他在《忏悔录》中面对灵魂和上帝发出的“孩子气”的问题。我也有很多缺憾,其中之一与托翁类似,在一个黑暗时代竟免于牢狱之灾。梨洲先生有“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的名句,此生已无缘体验。林昭本来与监牢很远,离镣铐的冰凉锈蚀很远,她的血本不该用来写字,她的头和心也不是生来穿透子弹的……。我至今无法面对这名江南女子的噩运,谁在我面前提到她的名字,我甚至觉得我们都是杀害林昭的同盟,我们都是十几亿看客之一。某种意义上,人生的基石只系于一种状态,那常常是另一个生命的形象,她的故事、文字,面临磨难时的态度,甚至那些很不起眼的细节。对于我,在困惑危难袭来时,首先出现的总是母亲的慈晖。我相信,东方的女性有一种使命,无论在地下还是天上,都是我们这些可怜可悲的男人们的守护神。林昭走的时候35岁,而我已苟活到花甲之年,从年龄上,她永远是我的一个妹妹,年轻,美丽,人生才开始,站在那里,孤独地,幽幽地,远远地……

2008年4月5日

高  瑜:陈良宇判刑解不了中共危机

被清除出了「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前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良宇终於被判刑了,被判有期徒刑十八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三十万元。陈良宇是人们眼中「上海帮」的重臣。如果想从陈良宇的判刑,收到党中央惩治腐败绝不手软的良好效果,很不容易。

审判陈良宇最好时机已错过

回首二○○六年九月,陈良宇从上海被调到北京接受立案审查,那时党内外是什?心气,简直是同仇敌忾呀!一批军队离休老干部在八宝山贵宾室遇到胡锦涛,对他说:「总书记,你干得好!我们支持你,我们的儿子也都是军长!」那时抓陈良宇,就是对「上海帮」动手,中国一旦到动「帮」的时候,总在等待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一年半过去了,上海自陈良宇之后,换了两任新书记,上海的情?变化了吗?和陈良宇有关的周正毅案、社保基金案凡是抓出来的人,都判了,但是上海的腐败的根子仍然深埋,总书记的铁铲挖不下去,上海人民的冤情就不能伸雪。为民伸张正义的律师郑恩宠,仍旧要遭到打击迫害。上海的情?换汤不换药,全国的形势就怎么能为陈良宇绳之於法击节讚赏呢?

中国的危机严重於党内斗争

陈良宇案是十七大权力斗争的凸显。「上海帮」最权重的大人物,随年龄一个一个退出权力中心。现在谁也做不到一统天下了,因为统治国家近六十年的中共,已经到了「共撑一条船」的时候。上个月发生的西藏事件,给奥运火炬五大洲传递带来巨大的麻烦,别的国家传递圣火是歌舞和杂耍,是欢笑和音乐,而中国是防暴警察和斗殴,中国自己竟然派了武警去护卫火炬。现在中国媒体总动员,报道粉碎「藏独」破坏,赢得圣火传递的节节胜利,民族主义的煽动正值高潮。越来越多的外国元首,宣佈抵制北京奥运开幕式,此时将陈良宇的判决消息投进去,字体放得再大,又能起到多大的政治作用呢?

中国正在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股市崩盘,通货膨胀,老百姓一百四十元买的中国平安流通股,已经降到五十八点七五元,多少家庭血本无归,青岛市数百股民在交易所齐声痛哭。用陈良宇被判有期徒刑十八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三十万元,能平复得了老百姓的愤怒,能偿还得了老百姓的疾苦吗?

陈良宇的判决还能说明什么

陈良宇作为前政治局委员,刑事案的判决不能说不慎重。中央通报的六项罪名法院只认定两项,从担任黄浦区区长开始到市委第一书记十六年间,索取或收受有关单位和个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二百三十九万余元。案发后,陈良宇动员其亲属退缴全部赃款。滥用职权涉及的上海社保基金案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三点二亿元。与人们的想象相比,要少很多,与今天中共实际的腐败相比,要轻很多。贪污不算太多,罪恶也不算太重的陈良宇,值得判十八年,那同样有罪,而且给国家、人民造成更大损失的人,难道就不该追究吗?这是陈良宇被判决,不能不让人们联想的问题。

仲维光:以尊严抗拒“政治”对奥运的污染──究竟是谁在用政治干涉奥运

奥运是民众的节日

在这个节日中,民众尽情地享受生命带来的乐趣,发泄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奥林匹克为此也确立了奥运精神:更快、更高、更强,和平、友谊、公平竞争。然而这一切的基础却是人权。没有个人的权力,也就是没有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又何来生命的乐趣?何来公平的竞争?

牧场的节日,对牲畜来说,尽管有热烈的竞赛、奖赏、欢呼、庆贺,可牠们只是主子们的陪衬,是主子们娱乐、显示自己财富、权力的工具。牲畜们可能得到奖赏,但也可能遭到鞭挞、甚至杀屠。瞬间得到的欢呼,主子们得胜之余对它们友爱的拍打,一块糖果、一把草料,绝对不意味着牠们能?自由的生活,享受造物主赋予牠们的生命的乐趣!更何?得胜的是少数,更多没有得胜的,得到的是肆意的、各种形式的惩罚.

人,不是牲畜,人参加竞赛是为了自由的发挥、创造,发挥生命所给与你的力、速度、智能,创造生活和新的成绩。胜者是发挥,败者也是发挥;胜者体会了生命、生活,败者也享受了生命、生活;更何?任何一个项目,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团体的,都是众人合作努力、训练比赛的结果。

然而,奥运会的这种精神,民众对奥运会的热爱和期待,给二○○八年中国的共产党政府举办奥运会带来了无法解?的悖谬。

带着镣铐的人,没有自由的人,不能拥有自己灵魂的人,怎么能?享受到奥运会带给人类的全部内容!

专制者又如何愿意损害、消弱自己的权力和专制,让没有自由的民众享受到人的自由,人的生活的全部内容?!

这个世界怎么竟然让这个悖谬成为现实,让那些给奥运参加者、观众,给自己土地上的民众套上枷锁的人承办奥运会?

这无法解?的悖谬涉及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政治和做人的基本原则、基本价值的冲突!

「政治」干涉体育中共最拿手

伴随奥运会的临近,伴随矛盾冲突的日益显见,「政治」和人的尊严、人的基本价值的冲突也愈发激烈起来。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某些人居然伴随共产党专制者们的调子指责抗议的民众是用政治干预奥运体育,要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这真是睁眼说瞎话,拿天下人当傻子!

政治是什么?政治是为了一种价值、一个目标,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政治和价值、目标比起来,是隶属於最高的价值和目标的,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事情。以奥运会来说,人的尊严和人权,「人」,是最高的。为了它如何去做,那才是政治。

现在北京奥运会面临的问题是,是否遵循、维护它的基本价值与原则.中国的共产党政府签署了联合国的人权宪章,加入了国际奥委会,这意味着这个政府必须遵守国际普适原则和价值:那就是个人的人权和自由是不可侵犯的。

这个政府在二○○一年申办奥运会的时候,国际奥委会在把举办权给与它的时候都曾承诺,必须改善中国的人权状?。然而言犹在耳,在其后的七年中,在最近半年中,中国政府「在内政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为了自己的统治,罔顾国际的监督和抗议,变本加厉地迫害人权,逮捕监禁维权人士,在西藏再次最野蛮地动用枪炮对付民众,严密控制封锁国内和国际的新闻自由。

这一切还有疑问吗?中国政府一直在用「政治」干涉奥运!

其实中国政府用「政治」干涉奥运,干涉参赛的运动员,干涉参与的民众,到处可见,渗透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缝隙中。且不说对运动员的管理和「驯」练,野蛮拆迁、强行交通管制,封杀禁止媒体网页,只要看看奥运进入倒计时和火炬点燃的庆祝活动,空空荡荡的北京街头,就可知民众是不能自由参与的。政府对民众的参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奥运对中国的共产党政府来说,永远只是一个工具,维护巩固统治的工具,绝非民众的节日。

中共办奥运目的是什么?

这一点对共产党来说本来不是什么秘密,他们从来公开地宣称,政治统帅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自从一九一七年共产党在苏联攫取政权,自从一九二一年中国有了共产党,他们无论掌权的时候,还是没有掌权的时候,都从来如此。不过是有时公开嚣张,有时收敛迂回而已。例如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尽管必须把抗日的招牌举在头上,但却是在暗中消极抗战,扩充实力。在经济危机衰退时,在文化革命整肃了太多的人,犯了众怒的时候,只好落实政策、露出笑脸。但是尽管如此,延安时期的整风、五七年的反右,以及八九年邓小平充满血腥、杀气腾腾地说,杀他个二十万,安定个二十年,张牙舞爪的共产党从来没有任何真正的改变。

这一次,奥运在眼里只有权力的那些专制者的那里,当然也根本没有民众期待的奥运.奥运对於他们来说,首先仍然是是否符合他们的统治需要,对他们的权利能否造成危害。如果能?巩固他们的权力,那么就申办奥运,举办奥运;如果危害到他们的权力,那么奥运就一定要让位,必要的时候甚至退出去。共产党的这个态度,从来也没有掩藏过,民众对奥运会的热爱对他们来说,当然也是对他们的统治有利,就允许,稍微不利,就一定轻则修理约束,重则惩罚处置!

共产党专制者们办奥运要达到的只是政治目的!

共产党这种把奥运会作为政治手段的毫不掩饰、收敛的作法,如何可能不与把奥运会看作是自己的节日、追求「人」的奥运会的民众产生激烈的冲突。

抗议的民众要的是做人的基本权利,那就是活着要像人那样活着,要有人的尊严,要有人的自由!因此,究竟是谁在用政治干涉体育,用政治干涉奥运,究竟谁在捍卫奥运会及其精神,是显而易见的!

那些指责抗议民众的人,那些奥委会的官僚们难道没有看到,民众抗议的正是把奥运作为「政治工具」来运用,用「政治」玷污奥运的专制者们的卑劣、残暴的「政治」行为!

二○○八年四月九日德国埃森

陈破空:关于中国的常识(二十)

96、没有共产党,中国会四分五裂吗?

为了掩盖人心的分裂,中共把“统一”的调子唱得很高。于是有人误会:共产党维持了中国的统一,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陷入四分五裂。中共更以此为藉口,强霸国政。事实上,共产党本身以制造分裂起家,对外主张“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对内搞“武装割据”,建立“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曾公开主张:把中国分成七块,提出湖南等省“可以独立”;并热切期望由日俄两国瓜分中国,以利中共生存。

中共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制造了实际的分裂。先后在江西和陕北分裂割据之后,1949年,中共篡政,海峡两岸,由合而分,变成“一边一国”。与此同时,中共大规模毁灭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引发藏人起义,最高宗教领袖出走,藏人独立意识觉醒。至于新疆,也是因为中共的宗教和文化灭绝政策,最终导致维吾尔人掀起独立运动。由此可见,论及国家分裂,中共是首祸。如果把国家统一的希望,寄托于痴迷暴政的共产党,无疑是与虎谋皮。

历代中国人,具有统一的传统意识,但也能坦然面对“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自然循环。比如,面对战国七雄或三国鼎立的历史,后人并未谴责其中任何一方的“分裂”行为。毕竟,“强扭的瓜不甜”。

有人以苏联解体为例,担心中国分裂。其实,由15个在语言、宗教、文化、地缘等背景绝然不同的国家,强行绑成的苏联,本身就是苏共扩张和鲸吞的结果,不具合法性和合理性。苏联的解体,出于人心,合于自然。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国自古就以黄河与长江为轴,形成版图较大、相对统一的国家,未来出现裂变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在中共篡政之前,中国原本就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包括台湾;与蒙古关系,则处于未定状态。中共当政,不仅未给中国添加尺土寸水,反而南分台湾、北去蒙古。

如果任由中共的暴政持续下去,未来中国裂变的可能性更大。道理很简单:人心的分裂,更大于领土的分裂;一旦人心的分裂达到某种临界点,领土的分裂就接踵而至;甚至于,某起重大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国家一夕崩溃,恰如苏联的“八一九”事件(苏共上层保守派的复辟政变及其流产,苏联因之解体)。

换言之,没有共产党,中国不会四分五裂;没有共产党,人心更统一。惟需早日结束独裁,实现民主,以人心的统一,维系领土的统一。那样的统一,才是自然的和经久的画卷。

97、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

在共产党把政之前,中国历史已经五千年,其中大多数时期,中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经济发达,科技进步,文化灿烂,曾经历“大治”、“中兴”、“万邦来朝”等许多代盛世,深刻影响人类世界。到了共产党时代,中华民族却遭受了最巨的破坏、最烈的动乱、最惨的饥荒、最凶的屠杀。

环顾世界,凡是共产党当政的国家,都与贫困、饥饿、杀戮、血腥等脱不了干系。反而是那些没有闹过共产党的国家,动乱较少,破坏较轻,痛苦较小。尤其,拒绝共产主义而坚守民主自由的西方国家,更成为最富有和最安乐的美好国度,为全世界民众所向往。

华人遍布全球,创造了诸如台湾的民主、香港的自由、澳门的富裕和新加坡的整洁。之所以如此,关键的一条:那些地方,没有共产党。唯独,寄生祖国的本土华人,却受到最大的钳制、凌辱和加害,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有了共产党。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都昭告世人:没有共产党,中国最好办;有了共产党,中国最难办。以恶为本和独断专行的中共,从其起家或当政之日起,就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举凡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文化丰富、社会多元等现代国家指标,都受困于中共,而无从推进。即便经济,也是先遭其剧烈破坏,而后畸形发展。

一旦没有共产党,一旦摆脱共产党,以13亿中国人的理性和智慧,对内推广民主,集思广益,共举贤能,治国安邦;对外融入文明世界,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实现东西方文化、经济、技术、与人才的大交流、大汇合;辅以信仰自由、宗教普及、道德回归、法治肃立。中华民族,必能飞速发展和发达,以文明和强盛之姿,恒久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98、如何看待民主“乱象”?

西方国家的媒体,常常把该国负面新闻放在显著位置,诸如灾害、罪案、失业加剧、政客丑闻,等等;在新兴民主国家,如韩国、墨西哥、台湾等,朝野政党动辄大开口水战,甚至在议事的国会大堂上,互相叫骂,乃至大打出手。有人据此认为:民主有什么好?民主就是一团乱。如果民主就是那样,中国宁可不要。云云。

如果仅仅从媒体上去认识西方,很容易得到一个“乱”的印象;幸好许多中国人到过西方,见证了这些国家的高度文明和空前发达,才知道,西方媒体上的危言耸听,实则具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的建设性功能。许多中国人没有到过台湾,仅仅因为从报纸上频闻其朝野争执、从电视上目睹其“立法院打架”,就以为台湾“乱糟糟”。然而,凡是到过台湾的人,都发现,民主的台湾,社会安宁,人民富足,城乡井然有序。每逢选举,看似喧嚣,实际上,社会像过节般热闹;一侍选举结束,街市归于平静,民众心绪平复、相敬如宾、安居乐业。

越过媒体,零距离感受西方和台湾,印象迥异。原来,民主的乱象,是看得见的,是人为放大的,因而是表面的;专制的乱象,却是看不见的,是人为缩小的,因而是深重的。在中国大陆,因为征地和拆迁,或者基层选举舞弊,常常引发大规模警民冲突;甚至因为官车刮伤了平民,或者官员强奸了民女,就动辄引发万人暴动。民众怒不可遏,砸车辆,烧建筑,官方则出动成千上万武警,打人抓人,甚至开枪镇压。这等乱象,比比皆是,月月发生。仅因中共封锁信息,海外通过网络,才辗转得知;而国内,各地消息隔离,民众互不知情,目击者都以为是“孤立事件”,身处火山口一般的中国,还以为那是“太平盛世”。

民主初生之时的“乱象”,犹如产妇临盆的阵痛,阵痛之后,是新生命的诞生;专制之乱象,犹如肿瘤的肆虐,隐形的发作,迟早通向死亡。民主的常态是闹剧,闹剧的结局是喜剧;专制的常态是哑剧,哑剧的结局是悲剧。

99、为什么必须公开选举?

选贤择能,任贤用能,从古至今,就是人类活动的基本法则。古代中国,有科举制度,依考试测智能,以智能授官职。“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说的就是:不问出身,唯才是举。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建立民主选举制度,让能者竞选,由民众投票,全面公开,务求公正。这一伟大进步,开创了国家和平变革之路,而避免了政权暴力更迭的恶性循环。

反观共产党把持下的中国,仍然搞小圈子钦定,高层自封领导,再由上级指定下级。其官员产生机制,不但远远落后于当代民主国家,连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都不如。

故而,权力私相授受,裙带关系成风:“高干子弟”、“太子党”和“红色后代”等词汇,民众耳熟能详,深恶痛绝,活脱脱写照了一个现代世袭制。必然衍生的,就是官员庸碌,玩忽职守;滥用权力,贪赃枉法;官场腐败,国库通私。种种劣迹败象,光怪陆离,无不创下世界之最,令人拍案不已,惊奇不尽。

公开选举,是真民意的试验场。选举前的民意测验,选举中的民意汇集,选举后的民意监督,都使民众心意呼声获得全面而有效的传达。民意如水,官员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民众可以把某人选上去,也可把某人选下来,端视此人是否称职,是否听命于民。此时,民众成了上帝,官员成了仆役,诚惶诚恐,战战兢兢。惟其如此,民众的心声才能得以切实反应,民众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保障。小圈子钦定的官员,祇对小圈子负责,一心维护小圈子的既得利益,视民众为草芥;公开选举的官员,必须对选民负责,自觉为民众代言,全心为民众效力。

垄断市场,在经济上“吃大锅饭”,是不道德的行为;同理,垄断权力,在政治上“吃大锅饭”,更是不道德的行为。引进市场竞争,才有经济繁荣;同理,引进多党竞争,才有政治活力。由此,是否建立公开选举制度,也成为一个分水岭,鉴定一个国家,选择文明还是固守野蛮。

100、为什么说“祇有民主才能救中国”?

具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过程曲折,起伏多变。其间,也曾经历多朝鼎盛时代,“大治”、“中兴”、“盛世”这类词汇,耳熟能详。甚至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然而,国家兴衰,王朝更迭,起伏跌宕,周而复始。国家经历周期性动乱,民众经受周期性劫难,每每为之付出巨大代价。

“大治”的经济果实,为何不能保存?“盛世”的辉煌景象,为何不能持久?答案祇有一个:历代王朝,都行政治专制,权力垄断。假以时日,权力带来腐败,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王朝必然为之腐朽,连带之下,国家必然为之没落,民众必然为之遭殃。

近代中国,陷于落后,是相对于世界的飞速进步。为了拯救中国,众多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开掘国家兴盛和民众幸福之路,然而,无一例外地,几乎都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开创共和宪政,却如昙花一现。专制复辟接踵而至。尤其,来了个共产党,挟暴力、谎言和仇恨为法宝,把个中华大地,搅得血雨腥风、日月无光。其败行劣迹,远远超过“五胡乱华”。神州沦陷,赤县哀鸣。即便在当今“盛世”(粉饰的太平)的光环下,也遮掩不住无数弱者受辱、众多忠良遇害的惨烈情节,封锁不了万千民众抗争、官民激烈冲突的血腥画面。

为何走不出陷阱?为何达不成和谐?原因祇有一个:中共独霸国政,专制独裁;闭关锁国,自外于世界文明潮流之外。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在中国,仍然是党大于法,人治代替法治。监督机制,形同虚设;权力制衡,无从谈起。官员横蛮,官场腐败,超过历朝历代。

与专制相对立的,就是民主。要解决专制的积弊,必求助民主的良方。民主,就是自主、平等、参与;就是公开、公平、公正;就是比较、竞争、优胜劣汰。专制,是暴力之源;民主,是和平之路。说到底,祇有民主,才能救中国。这是人类经验的经典总结,也是中国历史的深刻启示。

(连载完。原书《关于中国的一百个常识》,博大文化公司出版。订购联系:718-886-7080.网上查阅:www.chenjinsong.com

刘国凯:从纽约州长斯必策辞职说起

法博、赫维希到斯必策

纽约州长斯必策因嫖妓事发败露,仅两天就宣布辞职下台。这个在美国主流社会瞬时掀起轩然大波的事件使我想起了另一些事件。

2006年5月,新泽西州发生一件小小的的交通违规事件。警员费尔维要开两张罚单给违规驾车者古尔。这时古尔的朋友法搏赶到现场。警员费尔维发现古尔的朋友竟是州检察总长法博时,就取消了那两张罚单。这件事被知情者上报州长,州长认为法博这样做是犯了假公济私,影响司法公正的错误。要求她辞职。法博暂时没有辞职,而是在州议会的新闻发布会中说:“我承认我是个普通人,犯下这个错误,我衷心为此向全新泽西州居民道歉。”但风暴并未停息。不久,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包括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均要求法博辞职。理由是她的行为即使不涉及刑事罪的滥用职权,也引起道德争议,不适于担任检察长的公职。于是,在2006年8月,法博黯然辞职。

2002年就任纽约州主计长的赫维希几年来政绩卓著,深受各方面好评。2006他突然被审认罪受罚下台。他犯了什么事呢?很简单,他2005年至2006年间常派一位下属用公车接送他患病的妻子去医院。这个情况被揭发后,陪审团裁定他有假公济私滥用职权的刑事罪。法官按刑律将可判他1-4年徒刑。赫维希认罪不上诉,发表深切道歉书,并立即交纳5000美元的罚款,获轻判没有坐牢,然后就离开了他成绩斐然的工作职位。

相比之下,现今斯比策嫖妓事发,辞职下台当然就不在话下了。

中美官员的境遇有天渊之别

美国政府官员因一些以中共官僚登峰造极的贪赃枉法来比简直是不值一提的微小错误而去职被罚,使人深感美国法制之严厉、吏治之清明。

美国能成为世界上最少贪赃枉法的廉政之国,离不开民主监督。法博没有制止警员取消罚单,赫维希公器私用,都没有逃脱民主监督机制。而斯比策的东窗事发更证明了美国阳光法案的犀利。

美国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但又监督所有国民的私有财产,政府大员非但无以豁免,而且尤其被监督。这就是阳光法案。斯比策嫖妓是这样事泄露的。美国国税局发现斯比策的银行账户中有不正常的出入,遂报告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深入侦察后发现这些金钱的走向与某个色情服务站有关。起初联邦调查局还以为斯必策是被勒索。但侦察下去,事实表明他是某些顶级妓女的恩客。现没有证据说明斯必策动用公款嫖妓。如果是用其个人正常收入嫖妓,那么在卖淫非罪化的西北欧就不算一回事。可是,在美国卖淫和买春都违法,于是斯必策的仕途就嘎然而止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共政权。中共政权官僚集团的贪赃枉法、腐败霉烂已到了何种程度,举世皆知、无庸赘述。若按法博、赫维希、斯必策等作参照物,90%以上的中共官僚都得下台。可是绝大多数中共官员都安然无恙、安居其职。美中两国政府官员的境遇真有天渊之别。这也就是为什么共产党的官僚们都那么拥护这个政权,都同仇敌忾地下死力打击镇压民主志士的原因。

官僚集团极度腐化堕落根源何在

中共官僚集团极度腐化堕落不算最奇,最奇的是共产党把他们的腐化堕落的账都算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头上。共产党经典的说法是:“改革开放了,国门打开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进来了,资本主义的各种腐朽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也进来了……”照共产党这么说法,共产党官僚的腐化堕落是受欧美国家的劣质影响、侵蚀所至。可是,事实呢?法博、赫维希、斯必策等的遭遇充分说明了美国是个对官吏法纪要求非常严厉的国家;是个社会监督十分尖锐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那一经典说法纯属栽赃诬陷。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极度腐化堕落纯粹是它自身的产物。

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开放把潜藏于共产党官僚们心灵深处的享乐因子调动出来,并迅速激化。而共产党政权垄断社会公权力,拒绝社会监督的政治格局使他们攫取社会财富、挥霍无度的欲望无以遏制。敢于揭露、抨击共产党官僚的人们被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关进铁牢。这就使共产党官僚的腐化堕落成为无以逆转到痼疾。面对这种状况,共产党要找个为自己开脱的口实。把共产党官员的腐败赖说是被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腐蚀所至,是一个匠心独运的技术处理。竹幕之内的广大中国民众对外界缺乏了解,谁能说共产党的这一技术处理不能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呢?

(2008,3,12于纽约)

于浩成:觉醒与回归: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艰辛之路

林牧去世以后,牟传珩写了一篇《透视“林牧现象”》。他把“从中国体制内分化出来的一大批背负着‘红色记忆’和中共沈重历史的官员和知识份子群体转变为民主派的时代现象”概括为“林牧现象”。他说“‘林牧’这个特定的名字,内涵的经典意义正在于,他在党内受到长达13年的残酷打击。其中包括两次入狱、两次群众专政、两次开除党籍、多次自杀和8年半劳动改造、直到‘六四’之后,林牧才彻底与极左势力决裂,转化成为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凡是对当前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的情况有所了解的人,(由于当权者的严密封杀及其帮凶、御用文人制造谎言,大多数人一直被蒙蔽。对此很少了解,甚至毫无所知或存在成见和误解)都会同意牟传珩的这一见解,认为他概括得很正确,很恰当。事实正像林牧自己所说的:“统治集团内部也决不是铁板一块,我和鲍彤一类的人正是从统治集团分化出来的一个‘坚持理性、公开、非暴力原则’的民主主义者”。(见林牧、牟传珩“新文明理论通信”)除了林牧,这一类人中的代表人物还有何家栋(恰巧是在林牧去世的次日他也去世了,他一生也是遭到多次严重迫害,打击)以及在前几年去世的王若水、吴祖光、李慎之、王若望、金尧如、刘宾雁等人。尽管他们作为知识份子有的属于官员型,有的属于学者型的不同,从中共意识形态迷惑中觉醒并与之分裂出来的有早有晚,他们的共性是在意识形态上终于告别社会主义,向自由主义复归。

正如牟传珩所指出的:“‘林牧现象’之所以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性原因。”刚才过去不久的二十世纪的最突出的时代标志,毫无疑问的应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和衰落。我国在二十世纪初由陈独秀、胡适等人兴起的五四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个性解放,自由主义成为当时知识界的思想主流。不久,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包括陈、胡、李大钊、鲁迅等领袖人物在内,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分裂。中共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高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发展阶段,提出要“超越五四”。陈独秀不但在后期的《新青年》转而宣传社会主义,而且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并且当了首任总书记。鲁迅在三十年代初思想转变为左倾,加入左联,成为名义上的领袖。胡适等人则一直坚持其自由主义立场。

最早讲到这一分裂的是瞿秋白。他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说道:“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就不可避免的完成了第一次的‘伟大的分裂’,中国的士大夫式的知识阶层就显然地划分了两个阵营:国故派和欧化派。……‘五四’到‘五卅’前后,中国思想界是逐步的准备着第二次的‘伟大的分裂’。一方面是工农民众的阵营,另一方面是依附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五四之后不久,《新青年》之中的胡适之派,也就投降了;反动派说一味理想不行,胡适之也赶着大叫”少研究主义,多研究问题“。这种美国市侩式的实用主义,是要预防新兴阶级的伟大理想取得思想界的威权。而鲁迅对于这个问题——革命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分水岭问题——是站在革命主义方面。”(《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第532—536页)

中国知识界在“六四”屠杀的“秋后算帐”的高压下,一度思想麻木,噤若寒蝉,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逐渐苏醒过来。对胡适和鲁迅的重新评价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这一讨论的实质,仍然是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直白说来,就是走美国人之路还是走俄国人之路?在意见纷纭中,我以为李慎之的意见比较深刻而中肯:“鲁迅倾心革命,胡适钟情改良,”“鲁迅和胡适的身世背景其实可以说是差不多的,他们在近代史上初露头角的时候更是如此。他们的最大不同也许在于:鲁迅是明治维新后建立了极不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日本留学生,他在那里接受的现代化思想天然是有残缺的,后来又接受半西方半东方的俄国的社会革命思想。而胡适则是在被马克思称做‘现代国家最完善的例子’的美国的留学生,又一贯关心政治和法律,因此他天然地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胡适是一个启蒙思想家,……他真正价值还是在他毕生挂怀,一贯坚持的中国的民主、法治、宪政上。他独特的贡献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很少的宽容精神。与之相反,鲁迅则从认为‘费厄泼赖应当缓刑’到主张‘打落水狗’,到临终遗言:”一个都不宽恕‘,不管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有多么充分的理由,然而以立言大体而言,我们祇能说一句’不免为先生盛德之累。‘“(见《回归’五四‘,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李慎之后来又在这篇文章中指出:”鲁迅的悲剧,其实也就是超越’五四‘的悲剧“。并且提出了”尼采与杰佛逊,到底谁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更大呢?“这一问题真可说是意味深长。

至于陈独秀一生走过的道路,尤其值得我们的重视。1927年蒋介石进行清党以后,中共于8月7日召开全会(所谓“八七会议”)清算陈的“右倾错误”,又因他坚持在中国民主革命中主要应依靠资产阶级,而与主张工农革命的主流派发生冲突,因路线分歧被解除总书记并开除出党。后来他一度加入托派又退出,被国民党逮捕坐牢,在抗日战争开始后获释,晚年穷困潦倒,蜇居四川江津,1942年死在那里。在死前他从对斯大林的暴政的观察、研究中大彻大悟,认识到民主就是民主,并没有东西方之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的一场大祸害。他憬悟今是昨非,从而迷途知返,重回故我,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退回到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他的觉醒与林牧、李慎之等人(大部分在文革后的八十年代,甚至“六四”后的九十年代)的大梦方醒相比,在时间上早了四、五十年。有人说他和普列哈诺夫乃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位先知,他是当之无愧的。还有人把所谓“林牧现象”或“李慎之现象”放大开来,概括为“陈独秀现象”,也是顺理成章,不无道理的。

上面说林牧、李慎之等这一批自由知识份子较之陈独秀的觉醒与复归,从时间上说晚了四、五十年,但他们在同时代人中仍然是先知先觉者。他们之所以做到这一点,当然绝非偶然。

一是与他们的家庭出身和社会环境有关。例如,从“林牧自传”可知,林牧出身地主资本家的家庭。祖父是富商。父亲是小老板,为人好客,外号小孟尝。结交三教九流。曾保释中共地下党县委书记出狱,说“主义之争,不能杀头。”对林牧的教育基本上放任,养成他自由的天性。他十七岁加入民主同盟,要走“第三条道路”,遭国民党逮捕后逃到南京、上海,还曾找过储安平和巴金。1947年民盟被宣布非法,他开始读马列著作。为逃避国民党对民盟骨干的审判,他逃往延安,后又担任民主人士杨明轩的秘书。从林牧这些经历看来,他后来的觉醒与向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回归绝非偶然,而是早有其思想基础的。而李慎之曾就学于美国教会的燕京大学,并在新华社工作,有条件获得外来信息,与他被打成右派其后的思想转变显然有极大关系。

其次,他们这批先进知识份子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与他们坚持独立思考,从不迷信和盲从是分不开的。胡适在五四时期即曾提出对一切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不应被任何人牵着鼻子走。他们始终把陈寅恪揭示的“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做为自己的座右铭。

三是,他们一生追求真理,勇于探索,而不自我封闭,自命正统,固执己见,拒绝一切新的见解;而是择善而从,不怕别人斥为邪说异端。他们敢于承认错误,修正错误,从不在一棵树上吊死,从不一条道走到黑。

林牧做为中国先进知识份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高风亮节和优异品格,在读了他的自传和文集以后,我们将会有更深刻的认知和了解,从而学到更多的东西。

在林牧去世以后,他的女儿林红将他的自传和文集整理出版并要我给《林牧自传》写一序言(文集已由前辈胡绩伟老人写序),作为老友之一,我感到义不容辞。因而不揣浅陋,写序如上,错误欠妥之处,还请高明人士不吝批评指教。

(2008-01-10写于北京新绿书屋)

杨  光:漫议人大政协

一、“政治托儿”给党中央捧场

两会年年开,没有新鲜事。场外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场内照本宣科,行礼如仪。所有的台词与对白都经过精心排练,该发生的都会准时发生,不该发生的绝难意外发生。2987名人大代表、1232名政协委员,浩浩荡荡的豪华阵容,排场之大各国比不上。这是“议会”还是“群众大会”?千里迢迢去开会,连一个人说半句话的时间也不够。这就叫“当家作主”,叫“参政议政”?分明是雇了4000多个“政治托儿”去给党中央捧场的!

有人要亮相,有人要做秀,彩排已久,岂容错过。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不看不知道。中南海、京西宾馆、北戴河的秘密会议倒是更值得关注,但那属于“党内民主”,容不得“人民群众”偷窥,更容不得闲杂人等指点评说。唯有这众目睽睽之下的两会,才是“人民民主”的盛会,才是“人民”对“国家政治生活”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法定场合。

二、两会是个苦差事

两会是个苦差事。虽说祇是一群老人哄着一群大人“过家家”:投票没有不通过的,成功没有不圆满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团结没有不紧密的,然而,如此这般可开可不开的会议,居然还要让国内外的媒体读出“新意”,还要让帮闲的学者文人看到“亮点”,不也难为人吗?看客很苦。

虽然会场之内一片团结、活泼,可是会场之外难免紧张、严肃。一要严防怨民和访民“砸场子”,他们是“哀兵”,若趁机行使什么“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一不小心在敏感时期弄出点“群体性事件”来,岂不在全世界面前大出洋相、大煞风景?二要严防网民和记者讲真话、讲怪话、讲错话——尤其是防那些“持不同政见”的网民和外国的记者,他们太聪明,很容易看破猫腻、戳穿假像,若当众提几个犯忌的问题,发几篇刁钻的评论,岂不伤了盛世的面子、坏了盛会的名声?国保、公安、中宣部、网警都很苦。

两会的操纵者、开会者也苦。两会堪比春节联欢晚会。二者的相同之处有三。一是看起来简单,其实费事。人要一个一个地筛选,节目要一个一个地审查,外表光鲜,内容老旧,祇好以不变应万变:以歌功颂德为主,以做秀煽情为辅;二是幕前的好听好看,幕后的难听难看。角儿唱戏,得有“托儿”喝彩,对平庸的煽情,得装出热烈的感动,台上人假唱,须警惕观众不买帐。于是乎,编剧、导演和演员,其实也都不好当、当不好;三是气势雄伟,场面宏大,钱花得不少,难免花大钱买骂。操纵者和开会者很苦。

三、党和国家的尴尬

其实,按照正统的列斯毛江政治理论,这规模盛大、动静不小、吃力不讨好的两会,原本是可以不开的。政协已经是个老古董,本是国共和谈的产物,又是毛氏“新民主主义”的装饰物(人称“花瓶”是也)。照毛泽东思想的原意,在社会主义建成之后,政协、民主党派,早就该寿终正寝了。至于人大,如果依“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它也早就应该改成绝对排他的“工人阶级代表大会”,至少也要改成“苏维埃”,否则何以“专政”呢。如果再依列宁关于党和阶级的关系以及“民主集中制”的经典论述,先锋队代表阶级、领袖代表党,人大便可径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领袖群体”、党的“领导核心”取而代之了。人民、阶级、党、领袖、核心,沿这条线索早都“民主集中”过了,开什么人大政协,不是多此一举吗?

按照与时俱进的江氏新理论——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取消人大与政协的理由似乎就更加充分:既然“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全权代表已经辛辛苦苦地开会于前,又何必劳民伤财不厌其烦地让人大与政协再开会于后——未必这两会还能开出“四个代表”不成?

可以不开,而又非开不可,这说明党、国家、社会主义全都有些尴尬。民主比较尴尬,专政也比较尴尬:“人民”比较尴尬,权力也比较尴尬;理论比较尴尬,实践也比较尴尬。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两会不可能不尴尬。

四、与西方议会制根本不同

对于熟悉议会制度的外国观众而言,两会仿佛就是中国的两院制议会。在外交场合,中国的人大委员长和政协主席一向被当作众参两院的“议长”对待。上纲上线地说,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乱点鸳鸯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大误解,甚或恶意歪曲、无耻污蔑。鉴于西方政治学语汇之贫乏,洋人给两会乱贴政治标签不足为训。然而作为排名第二、第四的两位中共政治局的常委,居然接受且乐意被西方国家称之为“议长”,却难免有“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全盘西化”之嫌了。中国的人大与政协,岂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两院等量齐观?

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了:参会人数多达数千,一年祇开会十来天,99.9%的人从来没有机会大会发言,会场内从来没有争吵辩论,从来没有政党派系的公开竞选,议题全是预定好的,报告全是会前已通过的,人选全是“内定”的,“精神”全是会前已贯彻的,……,这样的会议,恰好与代议制的实质精神背道而驰。与其说它是议会,倒不如说它就是议会的对立面。

还是中国的政治教科书说得好,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与西方的议会制有着“根本的不同”、“本质的区别”,其差距绝不可以道里计,其中一个比另一个要高得无比、优越得无比。

五、两会的“看点”和“亮点”

2008年的两会是换届大会,台上台下都有新人登场。比如有一干“红色后代”加入了政协:毛新宇大校接了妈妈邵华将军的班,当了“毛委员”;周秉建女士顶了姐姐周秉德女士的缺,也当了“周委员”;据说邓朴方将荣升政协副主席,那就是“邓副主席”。新“入政”的“毛委员”并邀请“朱委员”(朱德之孙朱和平先生)“重上井冈山”,这也算是个小小新闻吧。再加上早已“入政”的刘委员、陈委员、李委员们,看来全国政协将成“太子”们的乐园。马上就要“转型”为世袭贵族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上议院”了。

当然更大的看点是有几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在人大会上“崛起”(说错了,他们其实是在中南海的秘密会议上“崛起”的)。但这并不经看,十七大之前名份已定,大家心中有数,不必多说。

两会的“亮点”当属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即所谓“大部制”。但说是“亮点”,未必会后还能“亮”得起来。有前几次机构改革的惨败作铺垫,我们最好还是冷静观察。反正机构改革难乎其难,败了可以不以为耻,虽败犹荣;胜了便是史无前例,不世之功。有人说这是一步险棋、一桩难事,其实谈不上冒险犯难,倒有可能成为一笔争权夺利的好买卖。所谓“大部制”,有人一厢情愿地说成是“政治改革”的先导,这大概是误解。无非是减少“条条”,怕人多不服管,再用“大条条”去辖制“强块块”,试图少一点“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窘迫罢了。修补集权体制、加强中央权威而已,这与“政治体制改革”实在扯不上多少关系。

“民生”是十六大以来的老题目。这个“亮点”亮得太久,如今已渐渐黯淡。上学还是贵,看病还是难,房价还是高,“农民工”还是“暂住”。虽有心拿这个“亮点”作文章,对“胡温新政”歌功颂德,可叫人怎么好腆着脸皮开口,又叫人怎么好闭着眼睛自圆其说呢?

六、党不要再领导人大和政协了

丘吉尔说:民主是个最不坏的东西。俞可平说:民主是个好东西。

在泱泱大国搞民主,开“群众大会”可不行,非得有代议制议会不可。100多年前,梁启超写道:“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议院哉。”150多年前,密尔写道:“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是代议制政府。”他还说:代议制议会是政府行为的公开会、有害政务的谴责会、不端官员的撤职会、党派观点的辩论会、杰出意见的发表会、全体国民的诉苦会。

人大是我国的民意代表机关,政协是我国的“界别共和”机关,按理说,它们也该是好东西才对。可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是这么回事。如果说,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祇配拥有这样两个画虎不成的假议会,我等爱国者们必然不服气。如果说,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并不愿意长久承受这样的耻辱,那么,两会能否改革、怎么改革?

第一个问题不用说,两会当然能够改革。如今是改革的时代,反对改革当属政治不正确。问题祇在于谁来改、向何处改、真改还是假改、小改还是大改。第二个问题比较复杂,有人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应该直选;有人说,要增加工人、农民的代表人数;有人说,要提高提案的质量;还有人说,要改善党对人大、政协的领导。这些意见都不错。但是,几千个代表的直选实在太铺张,工程浩大,开支不菲,未必搞得起来、搞得好;工人和农民未必就有能力写议案、发政论、审预算,也未必就最有资格代表工农的利益。是否属于工农与是否代表工农,这还真是两码事。还不如落实工人农民(和其他公民)对不称职代表、委员的罢免权为好;提案的质量当然是越高越好,滥竽充数的提案当然是越少越好,但是,如果为了排斥低质量的提案而增加预审层次,层层设卡把关,必然会适得其反。我们宁可不要那些经过审查的高质量提案,倒不如多来一点哪怕质量低一点却自由自发的提案;改善党对人大政协的领导,那当然也是相当的关键,然而,最好的改善,应当是党祇领导党员、不再领导人大和政协了才好。

其实,两会的改革,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说深也深,说浅也浅。政论家胡平说,形式重于内容,自由的言论比正确的言论更可贵。以两会的改革来说,多少人开会比什么人开会更重要,怎么样开会比开什么会更重要,怎么样审议比审议什么更重要,怎么样提案比提什么案更重要,怎么样选举比选什么人更重要。如果先从两会的形式改起,对于那些真正有志于两会改革的改革家来说,是否会更容易操作一些呢?

杨支柱曾建议说,把大会的主席台拆掉,祇给发言者留一张台子,让主席台上的人通通坐到台下去。这项改革够容易的了,祇不过是要让“党和国家领导人”回到人民中间去,与人民的代表紧密团结、坐成一片而已。它与改善党的领导、提高提案质量相比,既要简单方便,又不多花纳税人一分钱,其意义实在不可低估,何乐而不为呢?

我再提三条改革建议,其一,把参会的人数减到十分之一,再把会期延长十倍,以便人人有时间上台发言,以时间换空间,会议的总规模保持不变,会议的效果会大不一样。其二,把总理、三长(委员长、法院院长、检察长)工作报告的篇幅减到十分之一,另十分之九的时间接受代表们当面质询、当场答问,如此,这几份报告也会原形毕露,更加有声有色。其三,把按省分组的分组审议改成代表们自由组团、互相辩论、现场直播,最好办成“大专辩论会”或“超女”那样——歌功颂德的坐在正方一边,吹毛求疵的坐在反方一边;如果没有人吹毛求疵,或者居然没有人歌功颂德,就让他们当着全国选民的面表演哑巴吃黄连的“安定团结”,如此,两会的电视收视率必然会超过春节联欢晚会。

七、对人大政协抱一点“雄起”的希望

有人把人大改革视为政治改革的“突破口”,也有人认为人大、政协无药可救。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让我们乐观一点吧。

在名义上,我们好歹是个“共和国”,也勉强算得上是立宪法、开国会的现代文明国家之一,尽管宪法和国会一直处于休眠状态之中。我国宪法给予人大的授权之多、之大,比绝大多数议会制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大到了没有其他合法权力可与之有效制衡的地步(当然,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暂时还不必担心“人大的暴政”)。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主权在这里施展,法律在这里出笼,政府从这里诞生,大政在这里批准,领袖从这里崛起,军头在这里任命。至少在理论上,我们不能排除有朝一日人大变得名副其实的可能性。已故的人大前委员长叶剑英曾经在著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如果人大不称职,“那就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尸位素餐,那我这个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就没有当好,就愧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这话可是有点份量的。

1989年5月曾有人联署召开人大特别会议以研究重大国是,可惜没有开成。如果它开成了,人大还会是摆设吗?我们可以设想,将来某一天,当国家出事而党权失灵、暴力失灵、秩序失灵之际,我们仍然保留了一条以民主与法治的方式来解决国家大事的渠道,现存的就摆在那里。也许,人大政协两会将能挽救我们免于堕入无底的深渊。

中国的宪法有些话可以当真,大部分话不能当真。所谓全国人大的无上权威与尊严就属于不能当真的部分。然而时与势易也,未必就没有逐渐当真的可能性。前苏联之所以比较和平、比较顺利地解体了,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联盟宪法载有结盟自愿、退盟自由的条款。那原本是假的,不可以当真,后来却阴差阳错弄假成真,想不当真都不行了。

四川人有个词叫“雄起”。让我们多做一些能够让人大、两会尽快“雄起”的事情吧。如果公民们——包括那些在其位不能谋其政的代表、委员们——都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两会必会有“雄起”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