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国政府无法打赢的一场“战争”

从胡锦涛亲手点燃“奥运火炬”并启运全球传递活动以来,中国当局就开始了一场注定无法取胜的“战争”。因为中国当局想赢取的“战利品”只有一个:国力强大、社会“和谐”的“大国荣耀”。

“战场”在多个领域开辟。一是“奥运火炬”传递路线上的火炬传递队伍与抗议者之间的实地较量。中国当局通过外交途径求得“奥运火炬”途经之地的强大警力保护,还按照惯例动员了爱党留学生及华侨的参与,以对抗沿途出现的抗议队伍;而抗议者们则想方设法要使中国的“大国荣耀”褪尽,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一个践踏人权、社会矛盾激化、极不“和谐”的专制国家。4月7日巴黎的抗议活动让人印象深刻:奥运火炬手蒂亚加纳把火炬交给了抗议者之后就加入了抗议者行列,并展示了他随身携带的横幅:“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另一个“战场”就是中国与西方媒体之间的“舆论战”。中方参战者除了中、港媒体之外,还有抗议西方媒体歪曲报导拉萨“3.14”

打、砸、抢、烧事件的全球华人大签名。媒体的战术倒也简单,只需重复新华社的消息就行了。但网上签名的声势却实在不够浩大,到4月7日晚上10点20分为止,参加签名的人数还只有133,948人,与中国十几亿人口外加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人这一庞大人口相比,这个数字实在是寒碜了一些。

“奥运火炬”传递因为是以炫耀国威为目标,中国当局必输无疑。当全世界电视观众看到奥运火炬手在警察戒备森严的保护下传递的场景,例如在伦敦、巴黎等地遇到严重抗议的现场直播时,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一个什么样的恶劣政府在统治中国?这个政府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的愤怒与指责?愿意花点时间了解资讯的人,多半不会对中国当局产生良好印象,所谓“国威”更无从谈起。我无法设想当中国人看到在警察重兵保护之下传递奥运火炬的“盛况”时,还会相信当局宣扬的“奥运火炬所到之处,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热烈欢迎”这类鬼话。

而要想赢得“舆论战”就更加困难。这倒并非由于新华社骂战水准不高,骂人言辞不够犀利,骂战声势不够浩大。而是因为中国政府无法在短短一个月内刷新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国家信誉”,让全世界相信一个说谎成癖者的新谎言。

以笔者观之,舆论战之所以必输,除了中国政府惯于操控媒体引导舆论这一因素之外,至少还有几点:

首先,中国当局在西藏骚乱后,以最快速度将所有外国媒体驱赶出现场,并规定中国国内媒体只能采用新华社统一发布的资讯,这种集事件资讯制造者、传播者与镇压者于一身的“新闻”,本身就不值得采信。这与1989年“6.4”事件发生时的状况很不相同,当时有世界各国记者在场,是这些“他者”的言说为世界留下了“6.4”事件的现场实况。

第二,温故知新。经历过“6.4”的人大都知道共产党当年曾试图引导学生使用暴力,以便栽赃的事情。比如当时有人给学生送去一车刀具,还有便衣用军车给学生送去一车枪枝弹药与装满汽油的军用水壶。最惊人的莫过于当局试图给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栽上“美国中情局间谍”这一罪名,只是这计划因被指称为与赵联络的“中情局高级特工”乔治。索罗斯向邓小平提出非常强硬的抗议,并被《华盛顿邮报》揭穿而告终止。

第三,中国政府当年申办奥运时曾信誓旦旦地向世界保证要改善人权,在奥运期间给予外国记者以充分的采访自由。如今“奥运”还未召开,这些承诺却全部泡汤。外国记者的“采访自由”受到各种严厉的干预:去年发生80多起外国记者遭受骚扰与暴力对待的事件,今年3月在西藏骚乱发生之后,所有外国记者全被赶出西藏──谁敢轻易相信中国当局独家发布的各种“新闻”?

世界各地如潮的抗议,使中国当局试图通过举办奥运求荣未得,反而受辱。此情此境之下,与其倾全国之力去打这场注定赢不了的“战争”,还不如花点力气做点实事,缓和社会冲突──好些中国政府的“朋友”正翘首盼望胡温政府发一善之念,以找到口实帮助其度过“奥运”难关。

彭小明:简化字真的比繁体字易认易学吗?

胡适先生说过:在科学问题上应该“于不疑处有疑”。谈起汉字简化的时候,很多人都人云亦云地说“简化字易认易学,有助于扫盲”。这个结论有科学的依据吗?下面是《汉字简化得不偿失》这本新书(彭小明著,章诒和序)中的第二章,证伪了这种结论。

第二章 簡化字無助於快速認字

為漢字簡化洗刷的人們都說:簡化字簡單,認字、記憶能快一點.很多群眾也跟著人云亦云,覺得應該是那麼回事。這是中國社會逾百年來的重大誤區.(有關漢字認知心理和筆劃數的關係中國心理學家艾偉博士1920年代曾經有過初步的科學實驗,有關內容請看本書附錄1.)中國大陸實行簡化的時候並沒有進行過科學的論證.這種“想當然”十分類似於著名的伽利略比塞塔重物自由落體運動實驗以前,非經科學論證,人們都糊裏胡塗地認為,物體越重,下落就越快。科學論證的結果否定了想當然的說法。隨著計算機的進步和普及,人類的認知(習得)心理過程也逐漸明朗,人類的學習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計算機信息處理。但是人腦比計算機更靈活,更敏捷。認知心理學已經確認,不同於計算機,有關人腦如何加工信息的研究表明,大腦對信息使用了並行加工parallel processing,(即同時地處理多重信息),而不是系列處理serial processing(即逐個地處理多重信息)。(參看Robert J. Sternberg著《認知心理學》第三版222頁)。字形,作為一個整體的視覺圖像被傳輸,繁體字是一個視覺圖像單位,簡化字也是一個視覺圖像單位。視線掃描的面積都是相同的字形方塊.簡化字的空白雖然多一些,可是視線掃描並不能忽略這些空白,空白和筆劃在傳輸信號意義上是同等信息量的信號。閱讀一個漢字,不論繁簡,用信息學的說法就是對這個方塊字整體地,而不是按筆劃進行掃描、編碼、儲存,再提取、比對,做出判斷,認識或者不認識,理解或者不理解。跟這個漢字的筆劃多少沒有關係.由此得出的第一個結論,證明了無數(1956年前學過繁體字的)老年知識分子的經驗:會看繁簡兩種字體的人,繁簡閱讀一樣快。2005年北京語言大學對外漢語研究中心的江新博士在德國美茵玆大學作了題爲《針對西方學習者的漢字教學:認寫分流、多認少寫》的報告。這份報告是論證海外學生漢字教學的方法的。可是無意中使用了許多心理學實驗的例證,無論是北京的小學生,還是臺灣的大學生,還有西方的留學生的實踐都表明,漢字的筆劃多少對於學生認讀漢字沒有影響。甚至有一項實驗的結果令人十分驚異,京郊小學生的認讀心理測試中,棗、養、爺、雞、壺、亂、飯、鐡等八個繁體字的認讀成績,反而好於簡化字。心理學專家陳傳鋒、黃希庭寫道:實踐經驗告訴我們,人們閱讀認字的時候,是把整個漢字圖像作為一個整體,一眼看去,就可基本辨識,而無需把每一個筆劃都數過才認識一個漢字。只有當遇到相似的字或比較模糊難以分辨的情況,才多看上一眼,把不確定之處加以確認.也就是說,人認識漢字是利用漢字圖像的整體信息識別的過程。人們對筆劃斷裂或筆劃模糊的漢字仍然可以較好地認出這一事實,也證明人的認字過程不一定需要經過筆劃的提取。(《結構對稱性漢字認知》第100頁)。

然後,我們再探討人腦對簡化字和繁體字建立記憶的過程。從1920年代開始,中國的漢字心理學專家就開始了對於漢字認知心理的探索。經過實驗發現,“學習者對漢字字形的觀察辨認的難易,跟字的筆劃數目、筆劃種類和結構有重要關係”。“後來有的研究表明:認識了相當數量漢字的小學低年級學生,漢字筆劃的多少對於字形的辨認和識記影響不大。辨認合體字字形的難度與構字部件的熟悉程度有關,若構字部件為兒童所熟悉的,辨認較易;反之就難.但隨著構字部件的增多,辨認難度也會增大。對那些難以分解為單元部件的字,筆劃雖較少,亦難辨認”。(《中國大百科全書。智能藏〈識字心理〉》詞條)。這裏的實驗結果表明,識字的難易程度跟筆劃數目、筆劃種類和結構有關;但是筆劃數並不是絕對的因素,如果小學低年級兒童認識了相當數量的漢字以後,筆劃的多少對於他們來說已經在辨認和記憶方面作用不大了。而簡化字和繁體字的根本區別就在於減少了筆劃。另外心理學專家朱曉平、顧泓彬(1992)在面對筆劃數效應的說法時認為必須注意以下兩個問題:1.筆劃數並不是漢字特徵的一個理想指針,因為它忽視了不同筆劃間複雜程度的差異;2.筆劃數效應並不是絕對的,研究表明在高頻字或被試閱讀技能較高時,並不存在筆劃數效應,在這種情況下,漢字是以整體單位被識別的。(《結構對稱性漢字認知》第4頁)這裏所說的“筆劃數效應”是認為筆劃數越多,學習和記憶所花費的時間就越多,也容易出錯:“高頻字”,是多次出現被熟悉了的字:“被試閱讀技能”是參加實驗被測試的人具有的閱讀水平、漢語程度。

對於高頻出現被熟悉的漢字來說,筆劃數效應不存在。這個結論很重要。想一想,幾乎所有被簡化的偏旁都是高頻度出現的比較熟悉的漢字成分,例如馬、鳥、頁、見、貝、龍,以及“漢”字的一半等等,如果對於這些成分來說,筆劃數效應不存在,即筆劃雖多也不影響認知和記憶,那麼漢字簡化還有多少存在的價值?

筆劃數效應不是絕對的,就是說,有的時候筆劃雖多,卻並不難記住;有的時候筆劃雖少,還不一定記得住。舉例來說,矗和鬯這兩個字,對於每一個學過一些漢字的人來說,雖然矗字多達24筆,而鬯(音chang,去聲,古代一種祭祀的酒),只有10筆,可是反而覺得矗立的矗好記,而鬯字難記。因為直是個常用字,三個直字排布在一起,上一下二,簡單明確;鬯字上半陌生少見,下面的匕也不是個很常用的字。理論上如何進一步解釋這個現象呢?

心理學研究告訴我們,人類的記憶有短時記憶和長時記憶兩個部分。“短時記憶是信息通往長時記憶的一個中間環節或過渡階段”。“長時記憶是一個龐大的信息庫,它能貯存的信息在理論上可說是無限的”:“而短時記憶只能保持少數幾個項目,其數量根本無法與長時記憶相比”。“短時記憶容量(指加工信息的能力限制)為7加減2,即一般為7並可在5-9 之間波動”。(王穌、汪安聖《認知心理學》第90頁)。也就是說,例如閱讀一次,大概可以記住7個項目。關於這個容量問題,存在著一個十分奇特的現象。就是這些項目並沒有一個特定的單位。它可以是字母、數字,也可以是音節、字、詞、邊旁。這一個心理學發現,Miller(1956)從信息加工的角度出發,提出了“組塊”Chunk概念。所謂組塊,作為動詞,就是將若干較小的單位(如字母、筆劃)聯合而成熟悉的較大的單位(如字、詞)的信息加工;作為名詞,就是這樣組合而成的單位。

短時記憶的過程有一個有趣的例子。 例如101001000100001000100,共21個數字。人們很難一下子記住這麼長的一個數字。但是如果我們將它分解成六個組塊,10,100,1000,10000,1000,100.我們就能輕而易舉地重述這個數字。(參看Robert J. Sternberg著《認知心理學》 118頁)。又例如,tothepark 這個字符串對初學英文者來說,是九個字母,即九個記憶項目。但是對於已會英文者,就可以視為to the park, 僅三個組塊而已。(參看鄭麗玉著《認知心理學》59頁)。(如果將上述數字的組塊理解成二進制的數據,它們所包含的信息內容更加大得驚人)。依此類推,我們學習英語的時候,先學會了new 新和news新聞,然後學會了paper紙,再學newspaper 報紙,就很容易掌握了。這樣的例子還比較極端,其它很多英文單詞是由多個拼寫範型建構起來的,take, make, lake; pro-, por-, -dry, -ty, 雖不一定具有意義的邏輯關聯。漢字的組成也基本上是這樣,而且不會像英文、德文那樣,有些單詞特別長,無法一口氣看完。漢字無論怎樣複雜,總還在一個方塊之內。上述的心理學理論都是外國專家的結論。他們想不到的問題是,西方文字的組成都是由左向右排列的,是單一線性結構。而漢字卻有多種不同的組合結構。上下、左右,上雙下單,或上單下雙,三層或四層迭加等等。這樣的話,分解漢字成為若干記憶項目的時候,就必須加入“結構排布”這個項目,包括漢字的結構和部首的結構。

所謂7加減2個記憶項目,應該也不是絕對的。根據各人智商的不同,會略有差異,九個項目應是指通常水平。根據上述這些原理,我們可以知道,矗立的矗之所以反而容易記,是因為直,值、植,以及真、填等都是常見字,上一下二的品字模式也是常見結構。而鬯字的上半僅見於鹵、鬱的繁體,本身這個古代祭祀用酒這樣的概念也是罕用的文言詞.所以一多一少筆劃相差十四筆,反而記得住筆劃多者,記不住筆劃少者。同樣道理,將漢字的偏旁簡化,把言字旁變成“讠”,把報字原來的幸字旁改成“扌”,在心理習得上並不減省心力和時間.僅僅減少了部分筆劃,認讀的心理記憶過程根本沒有簡化或易化。依此類推,所有門字旁,言字旁、食字旁、金字旁和絞絲旁的簡化( 门、 讠、饣、钅、纟),在認知習得的記憶心理過程上沒有簡省作用,不論繁體或簡體,經過學習很快就成為固定組塊被儲入記憶庫,與筆劃數無關.簡體僅僅是在抄寫方面省略了若干筆劃。(注意,本章僅論述所謂漢字難認難記的心理習得問題,關於書寫簡省問題容當另章論述,在閱讀本章內容時務請掌握這個分野。)而且早在1923年中國心理學家艾偉已經觀察發現,對稱結構的漢字比非對稱結構的漢字更容易觀察,後人更發現對稱結構的漢字也容易記憶。(《結構對稱性漢字認知》第17-18頁),可是1956年的簡化運動偏偏將門字旁,言字旁、金字旁、車字旁和絞絲旁這些左右對稱的成分都改成了不對稱.

本來是一個曲,下面加一個辰,組成一個農字,很容易分解成兩個組塊,簡化(草書化)以後反而成了一個無中生有的獨體字“农”,必須一筆一劃地特別記憶。

格式塔心理知覺原則告訴我們,在觀察周圍環境時,我們易於把相近的物體看成一類(相近原則),或把相似的物體看成一類(相似原則),或以整體而非部分看待物體(閉合原則),或把線段看成連續的而非斷裂的(連續原則),或把對稱的而非不對稱的物體看成一類(對稱原則)。(Robert J. Sternberg 著《認知心理學》第94頁)。對於學習漢字的人來說,會把一些相近於偏旁、部首的漢字部分,想像成完整偏旁、部首的一部分,或把一些相似又不盡相同的漢字成分歸為一類。

心理學和教育學者發現的筆劃數效應、部件數效應雖然不是絕對的,畢竟還是發揮作用的。那又如何解釋呢?應該說,這些效應發生在早期加工階段。例如,一個沒有啟蒙的孩子,一位從未學習過漢字的外國人,初次接觸漢字,當然覺得筆劃少,構造簡單的漢字,容易掌握,出錯少。還有,一個已經學習了一些漢字的人,又接觸到一個新的帶有從未學過的筆劃或偏旁的漢字,當然會感到筆劃數和部件數效應。針對這個漢字他又要開始早期信息加工的過程。但是經過學習,反復操練,一旦陌生的筆劃和部首被熟悉,多筆劃字和多筆劃的部首就變成了新的組塊,筆劃數效應驟減,或者只剩下組塊.如前所述,這樣的轉變不僅會出現在大中學生那裏,實驗表明也會出現在小學低年級學生那裏.當然,就像千百年來中國的教育所注重的那樣,在給初學者和啟蒙兒童的教材中應該儘量選用筆劃數較少,結構簡單的漢字,循序漸進,逐步深入。必須指出的是,不論是簡化字還是繁體字,情況幾乎一樣。西方的拼音文字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多筆劃效應,例如l 和w,這l只有一豎,而w卻有三個彎折,初學讀寫的孩子常常一筆根本畫不好一個w來,也需要不斷讀寫練習才能熟練。學中文的小學生總是被教導注意生字的筆順、邊旁,老師總要介紹一些簡單的漢字知識.1983年國家語委公佈了《漢字統一部首表》草案。將部首統一為201部,基本回到《康熙字典》的時代,水和氵,言和讠,食和饣,金和钅重新合併。教學中,老師必須把這些簡化偏旁的原形告訴小學生;他們還是必須學會並記住這些繁體範型。中國大陸和港臺的小學老師努力的要點幾乎一樣,港臺的學生在短時記憶早期信息加工階段會遭遇多一點筆劃數效應,大陸的學生相對少一點,(簡化字平均筆劃從16畫減少為10.3畫,但是並不是全部如此,兩千多個簡化字之外,常用漢字還有四千多並沒有簡化),對於機械記憶力最強的學齡兒童來說,多這一點點筆劃數效應根本不是問題.這樣的認讀和記憶漢字的操練正是對於中華民族漢字文化認同的熱身訓練的第一套動作。

前面介紹,認知心理學證實,第一,大腦處理漢字信息是同時進行平行加工;由於漢字的信息熵高,冗餘度大,從大致的輪廓就可以辨認漢字,不需要全部都一一涉及具體的筆劃,就能依照格式塔原則認讀並理解。如果遇到有疑問的信息,再進一步深入分解字中部件,然後綜合辨認之。第二,一般學習語文總是循序漸進的,也就是說由簡單到複雜,溫故而知新;先學“人手口刀牛羊”,認知許多偏旁部首,就有利於深入提高。偏旁部首就是認知心理的“組塊”。第三,在短時記憶中,記憶項目不超過五到七個,最多不超過九個,就能同時留下短時記憶,然後進行閱讀抄寫應用,便能過渡到長時記憶。這類記憶項目,具體到中文裏面,包括筆劃、偏旁部首,還有就是他們相互間的結構排布模式。 第四,偏旁部首出現的次數增加,就能加強記憶,反復訓練就是讓低頻字印象,逐步成為高頻字的印象,頻繁度高的,我們就稱它們為常見字、常見偏旁部首。這樣的記憶組塊既節省心理反應時間,也不容易出錯.

1956年對漢字進行簡化的基本原則是“述而不作”,大致上分成八個部分。根據以上介紹的心理學原理,我們一一分析這些簡化字為什麼沒有必要簡化。

第一,簡化字採納了一部分筆劃簡單的古字,从、众、礼、尘、云、无等等。這些字都是《說文解字》已經加載的俗字。當時就已是被淘汰了的非正體,這類淘汰一定有相當的原因,今天只是我們缺乏史料很難論證而已。繁體的正字延續了大約兩千年,又去恢復此前的古字,這些古俗字沒有正式承載過跨越千年的歷史文獻,這類“恢復”本身就是一種割斷歷史的做法。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強調延續性,改革也不應忽略延續性。簡化字的理論強調的歷代簡化俗體的運用,其實是十分片面的。俗體字是民間的而非官方用字。正式的古典字書往往都標明它們是俗字,也就是不認為是官方文字;宋元話本明清小說,都是民間俗文學,不登大雅之堂,當時的小說作者一般都不敢堂皇署名,以免為惡名所累。其作者隊伍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抄繕刊刻原非嚴謹,在用字方面是根本不能跟官衙文獻、史書方志、科場試卷和楷書碑帖相提並論的。拿這些字書俗字和俗文學文本作為歷史上已經廣泛使用的例證,本身就十分牽強。而且從認知心理過程來分析,它們也不比繁體簡省心力。從字比从多了兩個成分,一個是雙人旁,一個是走字的下半,兩者都是常見項目,共三個部分,結構左一右上下;从字則兩個人字並排,成份和結構都常見,簡繁兩體的記憶項目都少於五個。認知心理過程相同。众字本來是眾,上面是橫寫的目,下面的則是众字的變形,三個人勾肩搭背在一起。上下結構。簡化的众字由三個人字組成,常見部首,他們的記憶項目都是五個以下,認知心理過程相同。礼字,礻字旁加豎鉤.繁體為礻字旁加上曲下豆,記憶項目都不多,都是常用偏旁。按認知原則分析,繁體並不難記。雲字的繁體是上加一個雨字。雨字很常用,下面云字又簡單,上下結構,繁體也不比簡體難記。无字的繁體是無,簡繁兩體都比較特殊。如果一個沒有學過這個字的人,不論學簡體還是繁體,都要從頭記憶。无,要記住它既不是元,也不是天,末筆平伸再上挑,這樣一個獨體字。無,要記住上面一撇,然後三橫四豎下加四點的結構,下面四點也是常見部首。也只有九個記憶項目。

第二,假借字。同音假借,如把面孔的面借作麵粉的麵.其實原來的面加上了麥字是合乎邏輯的偏旁。麥字本身是來字約略變形下含夕字,都是常見偏旁。山谷的谷借用為稻穀的榖.原來的榖是壳字頭下加禾旁,右邊加殳(沒有的沒的主要成分),部首常見,仍屬於容易分解的字。谷字分解為三個項目,穀字分解後也僅有四個項目。假借斗作鬥爭的鬥,卜作蘿蔔的蔔,发作頭髮的髮,都是非常沒有道理的假借,而且是不同音假借。原鬥字有一種最簡單的寫法類似繁體的門字,左右都由一豎加一個王字組成,相向對稱,是典型的對稱結構型漢字,最易於觀察和記憶,完全不需要簡化。蘿蔔的蔔本來上面是菊字頭,裏面是福字的一半,也很容易分解成好記的組塊.發字的問題非常多。本來是登字頭,下面加弓和殳,容易分解和記憶。結果廢止這個發字,借用頭髮的髮字的簡化字,原本上面是髟(右邊是長字的變形,左邊三撇),下面是友字加個點,不難分解記憶。結果簡化後发字一身而二任,變成了一個多音多義字。發展的發和毛髮的髮古音都是入聲,到了普通話裏,發展的發成了陰平,而毛髮的髮則成了去聲;這樣的不同音假借純屬倒退。

第三,形聲字。1)形符簡化:刮風的刮,原字是風字加舌,都是常見字,邏輯性強,其實並不難認,肮髒的髒,原本是骨字旁,改為月字旁。從認知心理過程分析,月字和骨字都是同等常見偏旁,記憶的難易相仿。2)聲符簡化:襖原來是衤字旁加奧,改成袄,聲符失准,夭和奧都是次常見的偏旁,記憶難易相仿。襯衫的襯,原來是衤字旁加繁體親(亲加見),改成襯,聲符失准,(本來不准,改後仍不准) 亲、見和寸都是常見偏旁,記憶難易亦相仿。礎原來是石頭旁加楚,改成础,聲符聲調不准。楚雖然不如出常用,但是楚是完全準確的聲符。础的記憶難度未必輸於礎.3)聲符和形符都簡化:髒和驚.脏原本是骨字旁加葬。改為月字旁加庄。聲符失准;而且跟心臟的臟撞到一起,造成簡繁轉換時,心臟變成了心“(肮)髒”。驚原來是上敬下馬,形容馬匹受驚狀貌,簡化後從心,從京,改為形容人心受驚的狀貌,敬和京、豎心旁同馬,都屬於同類常見度的偏旁,從認知心理分解來說,難度相同。4)非形聲字形聲化:郵和竄.郵原來是垂加右耳旁;簡化後獲得了聲符,但是垂(常用字睡的一半)常見程度與由字相類,認知難度亦相若。竄原來是穴字頭加鼠,形容老鼠急穿洞穴,十分形象。簡化後,聲符失准,串chuan,,竄cuan.在常見度上,串和鼠相類,認知心理亦應相若。

草書楷化字。东、车、专、贝、农等。這類簡化字都是獨體字,或者草書楷化以後,成為獨體字,除了簡省若干筆劃外,因無法分解成已認知的部首偏旁,所以在認知心理上沒有任何簡省作用。反而還要重新花費精力作特別的記憶。東、車、貝這樣的繁體字原本都是典型的對稱型結構漢字,最易辨認和記憶,簡化後顯得不三不四。草書的筆意,楷書的筆觸,十分彆扭。

第五,特徵字。去多留少:醫、聲,捨棄的是殳、酉、耳等部首;去少留多:墾、陽、際,捨棄的是豸、一勿、登字頭等部首;半去半留:录、号、丽,捨棄的是金、虎、鹿等常見偏旁。按照上述心理認知原則,這些被簡省部分原來都不是認知的負擔。

第六, 輪廓字。鹵,省去其中四個點;龜,省去其中的複雜筆劃,僅保留一個輪廓。簡化字中,只有這類繁體字,筆劃很多,又是獨體字,省去若干筆劃,變成在九劃或七劃以內,可以便於記憶。但是,例如烏,省去其中的兩個短橫,下面四點改為一橫;本來筆劃就少於九劃,四個點並列是常見偏旁,很容易記憶。烏字原本與鳥字字形很近,簡化以後兩個字仍然差不多。慮,本來可以分解成虎字頭,田字和心字,是思想的思,義符的邏輯意義顯豁,決不難記。愛,本來其中含有一個心字,其餘皆是常見部首,簡化這類常見部首,無助於記憶。只有這裏的龜字是一個特例,後面將專門討論。

第七,會意字。將原字中筆劃較多的部分簡化成筆劃較少、又與字義有一定邏輯關聯的部首。塵尘、筆笔、淚泪,這三個字,原來的組成部分是鹿、聿和戾(戾可以分解成部首戶和犬),十分常見。如果已經學習過這些部首,這類簡省就對記憶並沒有幫助。繁體的塵是描繪自然界鹿奔跑時,絕塵而去的景象;筆的繁體,竹字頭下面一個聿。聿的本意就是古代的筆.淚的繁體是三點水加戾。戾代表聲旁。吳方言至今仍然戾淚同音。簡化所精簡的都是寶貴的歷史文化傳承信息。

第八,符號字。用沒有形聲意義的簡單符號代替許多繁體字的偏旁,漢汉、歎叹、艱艰、難难、歡欢、觀观、權权、勸劝、僅仅、雞鸡、鄧邓、戲戏、對对,用又字作替代符號;還还、環环、懷怀、壞坏,用不字作替代符號。省略的部分分別是漢字的一半,灌字的一半、登字等等,都可以分解成較小部首:廿、口、夫,艸、口、佳,登字頭、豆,虎字頭、豆,业、八、王等等。還字系列的核心偏旁可以分解成四、一、口、衣等等。都可以幫助記憶。這些部首比較常用,一旦學會,就可以成為以後學習的基礎.再以鄧字為例,原是登字加右耳旁,跟簡化後的又字加右耳旁相比,都是用兩個常見的記憶項目,對記憶過程並無簡省,反而失去了合理的聲旁。而且跟原來的以登字為偏旁的系列脫離了關係.(燈字的情況是將登字換成了丁,登原是準確的聲旁,丁僅是近音而已,對習得記憶沒有幫助,反有干擾.證字原來的登字簡化為正,聲旁準確了,但是依然是兩個記憶項目)。原來這些漢字都有自己比較完整的音韻系統.符號字把這些系列徹底給攪亂了。誠然,漢字的形聲系列因歷史演變已不太準確;但是改革的目的是什麼?就是要讓不夠系統、不夠準確的地方變得更合理、更準確.漢字簡化的結果卻使得這些符號字的系列關係更加面目全非、更成一筆胡塗賬,這樣的改革怎麼能說是成功的呢?

龜、鬱兩字是兩個著名的實例,很多簡化字擁護者都拿著兩個字來舉例。其實這兩個字剛好證明了認知心理學的結論。龜字不僅筆劃多,更加不好記的是它是一個獨體字,完全沒有什麼常見的偏旁部首可供分解,結構也獨特,即使是中文基礎很好的人,也必須死記硬背它的筆劃和結構。龜字的簡化也簡得不好,保留了上面的魚字頭,下方的部分卻不能歸於任何一個偏旁,應該改為甩,既便於稱說,又很形象,好似甩尾而行。鬱字的繁體不僅筆劃多,而且即使分解部首也找不到常見的部首。雙木林中間插入一個缶,很陌生,無點寶蓋頭下,鬯字也很陌生。只有三撇簡單一點.二十九個筆劃,幾乎無所依傍,當然很難記。這樣難記的漢字才是應該簡化的少數對象。而前面分析的許多字,即使筆劃多,仍然可以分解成常見或比較常見的偏旁部首,就能減少記憶項目負擔。漢字改革不需要如此大面積地改變,只要按照認知心理學的理論,改掉極少部分像龜鬱這類確實過於繁難、無法分解成常見部首的漢字就可以了。五十多年的實踐證明,為了少數難寫的相對冷僻的漢字,去改變大部分的偏旁,進而改變了整個的正字法系統和傳統的檢索系統,實在是得不償失。

簡化對於認字沒有幫助,最雄辯的例證就是小學的學制始終無法削減,仍然是六年。這是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大陸各地各級學校教育實踐的結果,是大約三代人共二、三十億人次的認知實踐的現實結果,(少數經過考生精選入學的學校不足為訓),決不隨個別領導人的意志而轉移。毛澤東在六十年代多次關於教育革命的講話(例如與毛遠新的談話)和文革中的《十六條》中都強調過“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之類的說法,可是小學的學制始終無法縮短。德國的初級學校(小學)只有四年,可是深入瞭解德國的國語教育就會發現,他們的德語語文聽寫一直持續到中學階段,幾乎到八年級才結束,大約相當於中國的初中二年級左右。

認知心理學要求語文學習儘量循序漸進,先學會簡單的漢字和偏旁部首,然後逐步接觸偏旁部首比較不常見的漢字。世界各國的語文教育可以說都離不開這個規律。但是也要承認,初始發蒙的學童並不能保證一定是循序漸進地學到漢字詞彙。例如,港臺的小學生一開始就不可回避地要認讀學生的“學”字。上面的偏旁足夠複雜,小學生不可能有什麼分析基礎,就得死記硬背,學會它。然後忽然有一天又遇上睡覺的“覺”。他就覺得不怎麼陌生,改變下半部就可以了。我們橫看世界,外文世界也不能避免類似的情況.德國小學生入學,也會不可回避地接觸到字母較多的單詞,例如:故事Geschichte, 有趣的interessant, 幼兒園Kindergarten, 不好玩(沒勁)langweilig, 聖誕節Weihnachten, 夢想樂園Schlaraffenland(這些單詞都是德國兒童非常熟悉的概念,竟都超過十個字母),低年級的小學生不一定很早就能掌握分析單詞,將長詞分解成詞根、詞綴和詞尾等若干部分,僅是機械地記憶而已,多字母效應、有字母卻不發音的現象也會困擾他們。隨著年齡的增長,小學生積累的詞根、詞綴和詞尾變化形式多了,分析、綜合的能力也開始逐漸成熟,理性的習得和認知自然水到渠成。

在漢字部首中,即使是繁體字,超過九劃的也並不算多。臺灣比較權威的《國語日報詞典》的部首索引中,十劃和十劃以上的部首共二十八個。其中馬、魚、鳥、鹿、鼠、龍等動物名稱,黃、黑等色彩名稱,還有一些麥、麻等植物名稱,骨、齒、鼻等器官名稱都是常用字,剩下的還有高、齊等常見形容詞,還有鬼、鼓、鼎等次常用名詞,和鬥這樣的常用動詞,隨後是一個現代已不太常見的植物名稱黍,剩下的則是比較難認的髟、鬯、鬲、鹵、黹、黽 、龠,其中幾個是組成鬢、髮、隔、繩、鑰等常用字的組成部分,而鬯、鹵、黹則很少使用,一般不會進入小學課本。說到底,在一個人記憶力最強的童年時代記住二十幾個最難記的漢字和偏旁,實在算不得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起先比較繁難地認識了馬、鹿、魚這樣的多筆劃常用漢字或部首,嗣後在進一步學習漢字的過程中就可以受用無窮,並不是什麼吃虧的事情。

經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凡是可以分解成常見和比較常見偏旁部首的漢字都不難學習,跟外國人學習母語文字的情況,沒有本質的區別.少數筆劃比較多的部首偏旁,存在多筆劃效應,必須多用一些心力,如果是常用的記憶單位,一旦記住,以後終身受用。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認定漢語漢字比外國語文難學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同理,簡化字只是減少了筆劃,並沒有改變漢字的基本構成,所以簡化字的習得認知記憶過程跟繁體字基本相同,除了少數特別的例外,並不比繁體字更容易。從以上的論證出發,“漢字簡化有助於更方便地認字”這個説法完全不是一個經得起推敲的科學論斷。

贺卫方:改变中国国际形象需开言禁

 

贺卫方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和波恩汉学学会联合举办的奥运年大型系列活动“相遇中国”于上周在柏林和波恩拉开帷幕。北大著名法学教授贺卫方在波恩老市政厅发表的有关中国民主化和宪政的演讲是该系列活动迄今的一个亮点。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随后就西藏、新闻自由和民主化等问题采访了贺教授。

德国之声:贺教授,您刚才在演讲的一开始开玩笑地抱怨组织者几个月前在邀请您来德国时没有告诉您,在德国主要谈的将是西藏问题。那么我也从这个问题开始。您认为西方在西藏问题上的激烈反应是由于此间媒体的片面报导吗?

贺卫方:西方的反应应该说是最近这几年来,中国与整个西方之间的关系发展的一个阶段性表现。8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首先是中国热,大家觉得中国是代表一种开放发展、走向民主化的希望。尽管中间有1989年的事件,但西方还是抱着一种乐观其成的态度。但是最近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政府也很愿夸耀这一成就,我们也喜欢说我们是大国崛起,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不断地展现我们的存在,这一切使得西方从对中国的赞许、热情的拥抱逐渐走向怀疑,也许积累到一定阶段,现在是一个爆发。西藏只是一个导火索。

德国之声:现在中国成了国际舆论的众矢之的。奥运圣火传递期间在伦敦、在巴黎都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插曲。作为中国人,您看到这样的画面,您的感情是否受到伤害呢?

贺卫方:任何重大的活动受到某种程度的抗议在我看来都是很正常的。西方国家有很多事情也是抗议不断。比如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到现在还引发抗议活动,其他反对政府的抗议活动也经常出现。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媒体过度解读,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涉及了西藏问题。我觉得中国有义务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我们需要面对几个问题,比如如何与达赖喇嘛进行更加友善的、更加积极的沟通;第二如何对待真正的自治;第三如何真正保护藏人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第四如何解决汉人和藏人之间的关系。西方人很关注藏人说的他们的文化被汉化。但是如何换成一个西方国家,会不会允许一个州、一个省为了保全自己的文化,不允许其他族群去居住。我想很多国家都倡导一种更大的融合。我们要看到西藏文化需要保护的一面,但我们也要看到要体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人民应当彼此融合,而不是彼此隔绝。在目前这个时刻,我认为中国应当更加开放,我们本来承诺了给外国记者更多的自由,在西藏事件发生后出现了不应有的限制,这会带来外界更大的怀疑。

德国之声:中国在2001年申办奥运会的时候也作出承诺,在奥运会期间保证记者自由报导。在西藏事件的背景下,您认为这样的承诺还有兑现的可能吗?

贺卫方:在其他的地区问题不大。我在北京也经常接触其他国家的媒体朋友们。他们都觉得确实现在是很自由,去外地旅行以前都需要得到外办的批准,现在不需要了。唯一的一个例外现在看起来是西藏。我有点儿担心的是西藏问题会不会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障碍,一个向后拉的力量。我这几天见到一些德国的议员,我都表达了这样的忧虑。西方政府和政治家现在有很大的责任,如何与中国交往,不要为了迎合本国民众,一味说一些很激烈的话。这样会引发中国政府更加强烈的反弹,会激发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中国的改革进程停滞,甚至倒退。

德国之声:您在演讲中谈到社会主义的特色之一是没有新闻自由,那么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框架下,实现新闻自由有可能吗?

贺卫方: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一直在变化。社会主义成了一个麻袋,什么都能装进去,只要加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社会主义了,而是在演变中。比如我们不叫新闻自由,我们叫舆论监督。过去是党报一统天下,现在出现了很多的都市报,比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报纸现在受商业逻辑的影响,如果不去做广告,生存就很困难。所以为了让人来做广告,就必须把报纸办好。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媒体的发展。我自己觉得现在中国还谈不上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但是不断地放松,这个趋势非常明显。是否迟早有一天,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会宣布说,开放报禁,老百姓可以随便办报。只要你能办得起。我自己比较乐观,我觉得这一天一定会来到。

德国之声:您曾经说人大缺乏合法性,您也建议共产党应当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并允许他们与共产党竞争。您发表了这样激进的言论,还能够到德国来演讲,是否也是中国言论自由的一个例证呢?

贺卫方:对,我觉得这点值得特别、特别的强调。我个人的例子表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现行政府制度的一个巨大进步。退回到50年代,当时许多人被打成右派,被判处徒刑,他们说的话远远没有我的言论激烈。我很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没有任何对我的压制。我在北大可以自由地讲课,没有任何人跟我说你能够将什么,不能讲什么。有个别报纸现在还不大敢发表我的文章,但还有很多报纸很愿意发表我的文章。我有一个博客,经常触及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以前还经常被删掉,但最近也不删了。我能感受到社会正在朝向好的方面的变化。

德国之声:您今天报告的主题是中国的民主化。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中国现在的国情还不适合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您认为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这样成熟的程度吗?

贺卫方:其实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一些冲突的信息。你说的这个话我看到过,但是我也看到最近“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发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所长发表的文章,谈中国的民主。他引用了温家宝总理在他访问中国时的讲话。他发现温家宝几乎用了整个的会见时间与他们讨论什么叫民主,如何建设民主。温家宝认为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体现在选举,人民要选举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这才叫民主;第二要体现在权力的制衡;第三要体现在司法独立。你看,他谈得很到位呀。所以我自己觉得现在不大容易判断国家领导人所持的观点是什么。如果说民主那么依赖于教育程度,首先你无法理解为什么16、17世纪英国会发展民主制度。那个时候英国的教育程度很差;第二,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中国的民主不应该从农村开始。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民主是让村民选村长,农村人的教育程度是最低的。既然说教育程度高才能搞民主,那你为什么不能从全国人大,从最高层开始呢?我觉得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村子里,你收了老百姓的钱,你要开放帐户,你要告诉我们你怎么花了这些钱。大到国家,你收了我们纳税人的钱,你一笔一笔地跟我们说清楚。你到底怎么去花的。哪个官员是我们信赖的,谁可以成为我们的领导人,你来竞争嘛。不见得选择都是正确的,民主的决策有时不如专制国家的决策合理,但老百姓可以感觉到他们是主人。

德国之声:而且还可以把他选下去。刚才在讨论的时候也提到了台湾的民主。您说,让您感到很高兴的是,台湾的主要政治家都是学法律出身。中国的第5代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也是学法律的,您认为到他们当政的时候,中国实现民主的机遇是否会大一些呢?

贺卫方:李克强是真学法律的。他是北大1977年入学的。习近平其实不是学法律的。咱们学科分配,学习马列主义的,最后拿学位都是法律系。习近平的毕业论文是关于马列主义教育的。从现在的趋势看,学文科的越来越多地走上政治舞台。过去基本上是工程师,有人说满清王朝北大荒,领导人都是清华毕业的,叫满清王朝。北大就荒了。所以李克强进入高层是很少见的。不过最重要的不是领导人的学历背景,而是整个的决策模式。如果最基本的人权、自由得不到尊重,学历变化也没有什么意义。

德国之声:最后我还想问您,西藏问题表现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国际形象很差,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政府在考虑请一家外国公司咨询,如何改善公关工作。您认为中国改变国际形象的最佳办法是什么呢?

贺卫方:实实在在地在国内推进民主、法制、宪政这些最基本的价值,作出真诚的决策,然后认真地去实施。如果说传统的媒体还没办法开放,先开放网络,撤销网络检查,让人们适用不同的观点,让司法逐渐走向独立,要形成朝向正确方向走的趋势,而且不要让人感觉这种趋势很脆弱,随时都可能倒退。这比请任何的公关公司都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种真正朝向合理目标迈进的、坚实的、让全世界都能听到的脚步声。

丘岳首:近代百年中国社会错失的和解机缘

引言:5千年中国皇权政治遵循成王败寇的铁律,一路打打杀杀来到近代,终于老树抽出新芽发生了些许变化。自梁启超始,从宋教仁、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罗隆基直至1980年代以降的胡耀邦、赵紫阳及新生的自由主义者,吮吸西方文明乳汁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终于对中国的弊端有了较为清醒的了解认识,开始了走向共(治)和(解)的艰难尝试。

那么,百年之中这一旷古未有的艰难尝试成几多?败几多?

一、1913年:军阀武夫之流扼杀共治共生

1913年的前几年,中国报馆丛生政党林立,尽管这些“政党”带有浓重的帮派会党色彩但古老的皇权政治毕竟呈现出崭新的气象。其时的“议会迷”宋教仁已经具有“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这么清晰的共治共生思想(《宋教仁集》)。在政党政治出现危机之时,为了保共和,本可与袁世凯大打出手拼个鱼死网破的孙中山、黄兴(手握重兵)也通过一让总统一辞留守来践行西方政治文明中的权力和平转移,“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的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之战争,是以让位。”。其时,各个政党通过大选组阁,循宪政轨道在政治上和平竞争建立共治共生的民主制度,已经曙光初露。

但不幸,“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宋太祖当年拒斥南唐求和使者的一幕再次在苦难中国上演。习惯以拳头拿人头、脑子里没有半点民权民主理念的武夫们根本就厌烦什么议会选票。“不解民治为何物”的段祺瑞、陈英士、陈炯明等“专制武人”无视约法,铲除异己,钳制舆论,解散议会,封闭报馆,枪杀报人……阴险、奸诈、残酷的袁世凯更无法忍受自己的大权被别人制约分享。说来袁世凯与宋教仁也是多有交往的朋友,他也知道宋是正人君子。但他先是利诱宋教仁,又是送西服银票,又是封官许愿。当利诱无效,袁意识到他的权力独占欲与宋的议会民主理念无可调和时,就以残忍的手段将他枪杀。宋教仁临终前还致电袁世凯对他放弃独裁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其实,在我开来,宋教仁是至死不放弃社会和解的一线希望。他不见得不知道子弹来自何方,我更愿相信他是为国族民生免陷战火而宽恕罪恶。如同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反对仇恨的人死于仇恨之手,夫复何言!可以说,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射向宋教仁的子弹,击中的是近代百年中国社会初生的政治和解婴儿。随着这一声枪响,倒下的是刚刚生长起来的政治和解的希望,中华民族鲜红的血再次从宋教仁的伤口流出。

随后,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立即发动“武力讨袁”进行二次革命。烽火又起,血腥续接。林长民给宋教仁的挽联中有“政举人存,人亡政熄”的句子,有点夸张,却对宋教仁之死的严峻后果看得很清楚。

二、1945年:国共两党联手断送议会和谈

1945年,历经8年艰苦抗战,中华民族本来应该喘口气生机养息,过过太平日子。加之当时急需恢复元气的美国、苏联都不希望中国再生战火,一个社会和解的新机缘又稍然而至。

在国内外国共和谈的呼声和美国的调停努力中,曾被毛尊为师长、在知识界享有极高声誉的胡适,于8月24日给毛泽东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此时正值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而斯大林于胡适电报之前两天也给毛发了电报“坦率告诉(中共),我们认为暴动的发展已无前途,中国同志应寻求与蒋介石妥协,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队”催迫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

胡适曾对青年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给予支持,高度评介、赞扬毛泽东领导的湖南

革命运动与《湘江评论》。毛尊胡为师,二度登门求教,两人也有书信往来。但书生胡适根本不知,此时今非昔比、羽翼已丰、屯兵藏粮的毛正在做着帝王登基美梦。一方不甘当“老二”,一方死抱“党国”邪念,毛与蒋双方早已各怀鬼胎,磨刀霍霍,假和谈真备战,密锣紧鼓准备在沙场上为独占权位决个你死我活。

面对迷信枪杆子出政权、连苏联的高压都不起作用的政治领袖,仁人君子“规劝”的话语是如此孱弱无力。在1949年的枪炮声中,胡适黯然浮于海远离这块不宜生存宽容、无和解立椎的大地。(参阅《温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

另一位与胡适一样强烈意识到中国需要“反对党派之自由”的多党制,是来自共产党阵营的先贤陈独秀。1940年,陈独秀在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和痛苦之后,终于痛定思痛回到了民主的轨道。他在病中给友人的信写道,“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把民主政治当着这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他沉痛地指出“试问史大林的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陈独秀《给西流的信》)然而,在西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斗争乌托邦意识形态的鼓动下,“砸烂旧世界”的冲动正呼啸而行,被边缘化的陈独秀1942默默死于四川江津。

随着胡适远去和陈独秀逝去的,是中国人在议桌上解决政治纷争从而免于流血的宝贵机会。国共两党在相互残杀对方几百万人后,一方退走台湾岛“戒严”了40年后才痛定思痛放开党禁开始了执政党的轮替,一方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并在这种专政下继续革命了30年后才觉今是而昔非开始了“改革开放”。国共两党曾在战场上有过二次合作,在国民党经政党轮替执政获得新生之后,国人再次期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议会里的第三次合作能早日到来。

三、1989:政治强人铁手打断社会和解进程

为了夺取国民政府手里的政权,中国共产党从20世纪40年代起极力联合各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民主宪政是当时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各方的共识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宪政,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时,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民主宪章,由多个党派组成联合政府。非中共人士约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的半数,三人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人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两人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二十人出任政务委员和部长职务。不少战犯被特赦,许多专家从国外被请回。或可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治和解的局面。可惜好景不长,1954年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宣布建立“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副总理位子上的民主党派领导人,皆转任人大副委员长。联合执政的党派自此分为“执政党”与“参政党”,执政共产党的权力自此一路恶性膨胀,最终成为党即国、党国合一的巨无霸。

作为一种中间势力,民主党派曾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起到缓冲和调停的作用,1949年后也曾努力试图调解社会冲突。但在1954年后民主党派不但失去联合政府中的参政地位,连在野党的监督功能都损失殆尽。没有得到有效监督的共产党权力导致“若干重大的失误”,酿成的接连灾难让中国社会走到频临崩溃的地步。

1977年开始,为了挽回流失殆尽的执政合法性,在中共党内开明派胡耀邦、赵紫阳等的主导下,中共启动了与知识分子群体为主的社会和解进程。随着大批“右派”、“黑五类”、“反革命分子”的大规模平反,万千家庭重新有了欢声笑语,中国阴云密布的政治天空露出了些许蔚蓝。我们回顾屡失和解良机的近代史之后,会倍感这次大和解的弥足珍贵。不难想象,沿着这条正道前行,中国社会会是怎样的另一番观景。

然而,国运不佳,1989年一场本可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化解的危机,由于军政二界“老强人势力”(胡绩伟语)囿于知识结构的残缺而缺少对政治文明的认知,由于奸人捏造谣言的蛊惑怂恿,终致和解的进程嘎然而止。曾统帅雄师百万的邓小平等军界强人,继续在马背上治天下,不惜以人头换他们所谓的“稳定”,悍然以野战军的坦克对付示威抗议校园书生。天安门广场上,近代百年诞生的第三次和解机缘又被罪恶的子弹击碎!

据陈子明回忆:1989年“六四”之前曾经有一个政治和解的契机。十三大以后,社会协商机制不是只说说而已,当时中共曾经着手研究和做这件事情。即使像我这样的人,从1976年“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竞选运动以后,长期被当局认为是一种反对派力量,被窃听、监控,但是到了1989年的二三月份的时候,统战部多次开知识分子座谈会都找我参加了,这表明他们确实想要建立一些对话和沟通机制。建设性的工作刚刚起步,因为“六四”而中断了。在1989年民主运动中,政治和解这种新思维已经萌芽。刘晓波、周舵起草的《6??2绝食宣言》有关“和解”这个话题:“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为中国人的遗传;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我们呼吁,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弃旧的政治文化,开始新的政治文化。我们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对立。”“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经济学周报》据何家栋的意思在6月4号那一期发的一篇署名陈非文章《中国需要平心静气》,还有我在那个时候给《经济学周报》起草的一篇社论稿,叫《以妥协求共识以理解求团结》都是具有和解理念的文本。(陈子明:在“冲突与和解主题座谈会”的发言)

尽管部分学生确有激进之嫌,尽管缺少民主实践经验的中国知识分子事实上未能负好引导事态健康进展的责任。但举世皆知,如若不是一批视人血为胭脂的暴力迷信者在幕后用枪指挥朝政,如若陈子明、何家栋、刘晓波、周舵、戴晴等人的理性话语能被朝野两端的“领袖”们认真的掂量一下,学生和社会的流血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历史无言,只有苍天为这个动辄抄家伙、“搬动一只桌子都要流血”的苦难中国垂泪。枪声响起来,政治体制改革不再,代之而起的是“无节制掠夺”、“可持续榨取”的狂欢。在改革成果分配不公、改革共识严重分裂、改革资源优势近于耗尽的眼下,摸着石头过河的人们连同沉醉于尽情享受国库民脂美妙大餐的权贵们,谁也不知一场巨大的冲突将在何时不期而至。

尾記:回望和反省近代百年中国社会错失的和解机缘,我们可清晰的看到一条“武人乱政”的“政统”主线——由军阀武夫为主要构成的强人政治一直顽强地主宰着中国社会和国人命运。我们看到族群、社会和政治和解在中国立足之地的贫瘠和荒芜。有人说宋教仁是“英而不雄”,我们不仅要问,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到毛泽东……难道中国土壤真只适宜生长善舞长剑的枭雄?百年屡失政治和解的良机使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遭到重挫,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不亚于一场国际战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将如何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和解机缘?能否抓住它不再让它与这个不断流泪流血的苦难民族擦肩而过?这将逼问和考验活着的知识学人和当政的领导人。宋教仁在被刺杀前22天的1913年3月2日游杭州时所写的《登南高峰》一诗中有“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的诗句,值此新的和解潮流正在全球浩荡澎湃之时,又有谁来挽中国大陆这把強弓?

但愿这不是又一个无解的天问。

2008/4/8修正

注:本文据3月29日在北京举行的“冲突与和解主题座谈会”发言扩充而成。

郑  义:海边的豪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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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老魏是”革命战友”,又是酒肉朋友。

老魏就是大名鼎鼎的魏京生。

老魏小我几岁,但我还是尊他个”老”.一来这是江湖上的礼数,二来他的那些苦难和付出,确实够得上我们这些同时代人的敬重。说我们是”革命战友”有点水份,他蹲大牢时分,我还在山西上学,读文学史,与79年的民主墙尚有千里之遥。说酒肉朋友,却是一点水份没有的。随便找个理由就聚聚,烟酒烟酒问题。想老魏刚到美国那阵儿,没驾照就要开车,谁敢把方向盘交给他?我是傻大胆,他要开,我心一横,就把方向盘让给他,由他左一摇右一摆地把车开回我家,然后喝酒吃肉,给他接风也捎带给自己压惊。那两年,他的病还没有得齐全,常到我家喝酒。临时打个电话,就开着车兴冲冲来了。

常言道,烟酒不分家。我跟老魏两人不光是不分家,还品味一致,无论牌号,是烟就抽是酒就喝,来者不拒,没多少讲究,段数都不高,勉强算得上专业初段吧。他是蹲监狱蹲出来的,我则是流浪浪出来的。老魏有一个特殊的点烟动作,举世无双,是应该申请专利的:打着火,先要把过滤嘴用火苗燎一下,然后再叼嘴里点燃。我问他这又是什么学问?他说过滤嘴是化纤丝做的,燎一下就不会吸进去了。有道理,监狱还真是一个长学问的好去处!可是,美国不禁酒却处处禁烟,想冒冒烟儿,请您到门外边去!怎么能请老魏到门外边去呢?就冲他蹲了那么多年大牢,我也得忍了。何况,我也好那一口,自己也不愿意天寒地冻的跑到门口去呀。就宣布:老魏在咱们家可以抽烟,永远!北明是好老婆,给我们面子。后来我戒烟了,但这个规矩并未失效。而且,但凡老魏来,总还是要陪他抽上一两支的。(前些日子,很高兴发现吾道不孤:除了我家,赋予老魏抽烟特权的至少还有澳洲总理陆克文。)

老魏酒量不大,几口酒上来就成了大红脸。北明就开始跟他吵,吵他没痛快利索否认”民运之父”,吵他革命策略有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我比较温和,一般不跟他吵,紧顾喝酒抽烟了。老魏是条汉子,老魏是个朋友,其他的,就不那么重要了。虽然已无”会须一饮三百杯”的青春豪情,但我们一起喝酒的日子还是很温馨的。现如今,老魏的心肝脾肺好像哪哪儿都不对劲,又满世界乱跑着跟老共死磕,喝酒的日子就越来越稀疏,像秋风里的树叶了。

不过,前些日子还畅饮一通,就在老魏的”别墅”.边喝边聊,数算海外民运的成败得失,不觉便是一通宵。看看天亮了,曙色从窗户里透进来,有点饿,就下一指儿挂面,把剩菜和进去,倒上一股醋热乎乎吃一碗。接着再喝两盅,乏劲儿上来,飘飘然说睡便睡。老魏去他的主卧室。我不想到”客房”去滚有里没面的棉花套子,就往炉子里塞进几块大劈柴,穿上老魏跑北欧的大皮袄,裹紧了往客厅沙发上一躺,做个暖暖和和的梦。

醉里挑灯看剑,

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

五十弦翻塞外声……

2

传说老魏在海边置得一处豪华别墅,我听了也就是笑笑。前十多年,坊间也风传我用《红色纪念碑》的稿费在普林斯顿置了一处豪宅,还真有人跑来问我。提起那本书的稿费,实在太丢脸,买辆二手车许是够了,买座豪宅嘛,也就是几片瓦吧。当然老魏不一般,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世界级别的大名人,再不济也应该盛几个钱,日子总可以混个小康。但他没开窍,把银子都捐给西方各大航空公司了。手头一紧,才寻思着往回挣。思来想去,最稳当的买卖是盘下个农庄,种菜。我也觉得这主意不赖,说在新泽西州看过一处中国人开办的农庄,往附近各中国店销售鲜菜。他娘的美国这地,真是肥得流油,不上肥那菜秧子就唰唰往上窜。不小心掉下个烟头,没准儿明年就能长出棵烟卷树!老魏办事不含糊,立马就买了一处农庄,在马里兰州靠海那一边,东边,德拉瓦半岛上。不断欢迎我们去玩儿,说够大的,一枪打不出自家的地界。问离海边呢,有多远?老魏就面带愧色,嗫喏道,嘿嘿,有点远……抖开张马里兰地图来看,德拉瓦半岛就像一片下垂的柳树叶,除叶柄挂在德拉瓦州,几乎四面临海。东面是德拉瓦海湾和波涛壮阔的大西洋,西面是著名的切萨皮克海湾,越过海湾才是北美大陆。老魏买下的农庄,看上去位置不错,西临首都华盛顿,只可惜中间隔了个海湾。所谓海边的豪宅,总是要跟海发生一点关系的。凭窗看得到帆影,枕边听得见涛声,最起码,房顶上总要站一排海鸥吧?老魏这豪宅,西距切萨皮克海湾十几二十英里,东距大西洋更远。沾了个海边的名儿,一点海腥味也闻不着的。有一天,老魏问我能不能代他经营农庄,隔长不短的他要跑外交,顾不上。我倒是种过几年地,但眼下是家庭妇男加业余作家,抽不开身。老魏也就只好嘿嘿一笑,掐指头算算节气,自己干了。

渐渐地,农庄有了出产,老魏就开着车到每家中国店兜售各色新鲜蔬菜。但隐约传来的消息,是经营得不算好。又要干革命,又要发财,难度是高了点。这倒不意外,反正老魏的买卖都赔本,那是规律。前几年盘了个小饭馆,还没来得及去蹭顿白食,转眼就垮了。

忽一日,接老魏一通电话,说马上就到我家,送来些黄瓜,尝尝鲜儿。话音儿刚落,一辆银灰色吉普就停到了家门口。老魏搬着一个大纸箱子上了楼,往厨房一撂,笑嘻嘻地说,黄瓜,一点黄瓜……我心里感动万分,这么一大箱黄瓜,值多少钱啦!打开一看……还真是……黄瓜!颜色黄黄的,赶得上香瓜了!个头也忒大了一些,有胳膊粗,一胳膊肘长!就奸笑着说:老魏,你这是留种的吧?老魏嘻嘻笑着,正要分辩,我又说,长这么大,这瓤子肯定是长成了,能洗澡。就是多了点儿,十年也用不完。老魏用巴掌抹了把汗,抖出颗烟来点,一边说,嗨,嫩着呢,你掐掐看!还真是奇了怪,老魏的黄瓜,长到二尺长还嫩得一汪水儿。我这个农民就傻眼了,问是什么品种。老魏说,中国黄瓜呀,这美国的地实在肥得他妈的过于了!你要瞧这皮儿不顺眼,把皮儿削了,凉拌、做汤、炒着吃都行。后来,我家很吃了一阵儿黄瓜。黄瓜有点贵,总舍不得买,这回托老魏的福,吃了个痛快。黄瓜能长成一胳膊肘长的黄,这农庄也该黄了吧?两口酒一下肚,老魏笑嘻嘻地就侃起他的农庄。关键是拢不住人:愿意来打工的,都是些没身份的偷渡客。过几天找着了北,一拍屁股就走人。那么大的一片地,老魏哪能照顾过来?两场雨一下,黄瓜发了黄,豆角结了豆,豆苗就发了疯。

老魏属于那种最豁达的性格,嘿嘿一笑,这农庄就不再折腾了。好在投入不算多,十几万块钱再加上几部旧农机。就算那座房子,也值这个价儿了。往西,过了海湾,房价起码要翻两个滚儿。地处乡村,又靠海,不就是度假别墅吗?所以,满世界说老魏在海边有一栋豪宅、农庄、豪华别墅,也还不算是捕风捉影。

3

只是这豪宅交通不太方便,去华盛顿办事,只有西北方向上有一座海湾大桥。老魏的事儿,主要是跟国会和白宫掰手腕,还有就是去机场,和大西洋、太平洋对面的政治家品茶,这就远了点。老朋友们走动一下也不大方便。去年夏天,下决心携家邀友去看老魏的农庄。那是一片濒海平原。麦子熟了,四面看去,皆一望无垠的金黄,直至遥远的地平线。麦浪中那一丛绿,就是豪宅之所在了。

刚驶进柏树掩映的车道,就听见枪声。循声而去,是先到的遇罗文正在过枪瘾。罗文和老魏都是枪支收藏者,算不上家,但也有几条好枪。罗文住马里兰北部一小城,8万块钱买了座百年鬼宅,边住着边修。老街形势逼仄,无处放枪。心里憋屈了,就到老魏农庄来散散心。屋边草地上,舖了张旧线毯,乱放着几支长短枪。我认得的,只有小口径步枪和AK47半自动步枪,还有五四型军用手枪和左轮。标靶在几十米开外,旁边是机修棚,有拆卸开的农机,散发出淡淡的柴油味儿。几台大大小小的拖拉机割草机,红白蓝绿黄,乱停一气。罗文的枪瘾有点怪,每次要打一二百发子弹,神情专注,使人不得不联想到他哥哥惨遭杀害的往事。那时候杀一个政治犯,老共还跟家属要子弹费。我知道杀林昭是要了的,五分钱,杀遇罗克据说要了一角三,没敢跟罗文核实。

跟罗文打过招呼,转身往老魏别墅闯。这是一栋低矮的农舍,制式陈旧,面积也不大,第一眼看上去是陈旧的白色,细看才发觉是尚未褪尽的浅蓝。打开后门,首先看见的是一对老式洗衣机烘干机,把身子侧一侧,几步就走到了屋中央。右手是厨房,左手边是三间小卧室,前面是一个袖珍客厅。喊过一声老魏,就要他带我们参观豪宅。老魏不知道正瞎忙活什么,呵呵一乐,说,不是一眼都望到底了吗,自个儿瞧去!印象深刻。三间卧室里倒都有床、柜、桌等家具,但看上去很像街边捡来的旧货。床上凌乱不堪,典型的光棍儿日子。主卧室好一些,大床上鋪着一床粉绿色缎被,被里被面按传统方式大针脚缝在一起,倒是很整洁。厕所的抽水马桶,水面以下凝了浅褐色水锈——老房子,年久失修的征象。厨房吊柜的小门,有几扇总也关不上,关上又自动打开,看来是墙内倾了。以我这老建筑工的眼光来看,这座小房,从开间设计、层高,到装修、厨房厕所设备,处处透露出半世纪以上的古典信息。就在心里骂,他娘的,钱都买航空汽油了!嘴上则赞不绝口:不赖,你这别墅还真不赖,够古典,老魏您可是真有眼力!老魏就咧开嘴呵呵地乐。我夸他的眼力,自然不是说房子,而是这稀烂贱的价钱。十三万块钱,”一枪打不透”的地界,外带一座绿树环绕的小农居,而且,还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海边”.

这种老房子总得有人伺候,不经常伺候着就漏雨跑电、下水不通。电的事好办,老魏当过电工。其他的,就靠罗文了。罗文原来是工程师,来美国后拎起钉枪搞了房屋装修。我有一个上学的女儿要照料,老魏是从来不麻烦我的。

4

那一天,小女儿美妮和她的同伴端端也去了。

魏京生拿不出招待小姑娘们的节目,就交给她们一台割草机,手把手教练一番,指划出房后一大片撂荒地,任由她们歪歪扭扭胡乱割去。几圈转下来,女孩们居然也把这台鲜绿色的小拖拉机开直了。看她们脚踩油门手把方向盘满脸认真地干农活儿,不由得忆起插队的年月。初中的同学,不也就是她们这个年纪吗?

路那边邻居的大田里,是一台暗绿色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在割麦子。两机交会之际,马达震耳欲聋,草梗麦秸横射,成千上万小蚂蚱如水花漫天飞溅……

一两个钟头下来,一大片荒草居然全部割倒。两个女孩儿晒得满面通红,跑屋里找吃喝去了。

望着这满眼的荒芜,问起老魏如何能对付。

“这算什么?”老魏呵呵一乐,”要是去欧洲跑上半月二十天,回家车就开不进院子了!……怎么?两场雨一下,草封门了!也真是邪乎了,你信不信?”老魏伸出他那胖乎乎的大拇指,”能长这么粗!要回去把大拖拉机开出来,小机器还割不动,这才能进了门。兔子獾子都不怕人了,还瞧你眼生呢!那回,一兔子在后院立着,跟我眼对眼瞪,看着还挺不服气的。我一跺脚,人家也一跺脚,然后才转过身,不紧不慢地走了!”

我不信,说兔子也会跺脚吗?老魏说你爱信不信,我养过好几年兔子。那是,老魏在劳改农场跟兔子是相依为命,自此不打兔子也不吃兔子。我也只好叹口气,说可不是吗,老房子,没人住也就成了荒宅鬼屋,连兔子都成了精……

那天晚上很喝了几盅。”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酒酣之际,瞧着这一桌人,就感叹这世事真是变幻无常:老魏,早年间整个一”老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上联。罗文之兄遇罗克则是中国人权第一人,死难于跟血统论的直接对抗。我是 “老子反动儿混蛋”,下联,再加上”造反派”,与”老兵”水火不可相容。北明跟老魏一样,根红苗正,出生于老革命家庭,但对自由之追求使她走上反叛之路。四十年前你死我活的两彪人马,如今却走上同一条流亡之路。

生活自有其奥秘。真理的召唤毕竟是不可抗拒的。

5

多年来,魏京生这个名字,在我心里所勾起的,主要是愧疚之情。

我家客厅茶几上放着几本画册,其中一本是八九图集,印制精美,以200余幅照片记叙了89民运全过程。书名为《献给自由》,封面是王维林只身阻挡坦克车队那张感动了世界的照片。凡到我家的八九战友,我都请他们在扉页上签名:柴玲、张郎郎、李禄、严家其、老木、封从德、王若望、陈一谘……有次老魏来坐,我也请他签。他毫不推辞,拿支签名笔,赫赫然把他的大名签在最前面,还念叨说,”我也算参加了八九民运的,”又补充一句,”……在监牢里。”

老魏确实应该算参与了八九民运,不仅仅因为知识界要求释放他的联名上书在事实上成为八九民运之先声,而且,在游行示威现场,我也多次看到有人高举起他的名字。某夜,在纪念碑南面,有人拉起一条要求为魏京生平反的大条幅,绑到高耸的白云石碑座上。纪念碑下坐满黑压压人群,就有一些人鼓噪”拿下来拿下来!”我沉默着,眼看着那刚刚系上去的白底黑字大条幅被摘下来。我理解这是青年们的自保之举,怕当局找茬儿。那末,79的英雄,在89就成为负资产了吗?我无法释然。一种出卖感如黑色小蛇在心的深处游动。

魏京生受难,是近三十年前的事情了。1979有一个不平常的春天,风云变幻,乍暖还寒。民主墙运动蓬勃兴起,举国震撼,算是出了几天太阳。转眼间魏京生入狱,民主墙取缔,又是一派料峭春寒。也正是在这个春天,我发表了处女作《枫》,一炮打响,从此走上文学之路。而老魏,却开始了他漫长的铁窗生涯。我的愧疚倒不在于此,而在于某种类似”出卖”的心态。老魏因呼唤民主而入狱,但其後之政局似乎并未逆转:”解冻”不可阻挡,数以百万计政治冤狱继续得以昭雪,”改革开放”成为潮流,毛泽东帝国轰然崩塌。——时代,毕竟前进了。在政治天平上,一个人的命运有多大份量呢?也许,历史就是这样曲折发展的?也许,英雄的蒙难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代价?虽然不时还有一些关於老魏的遥远的信息,但毕竟是渐行渐远了。”新时期”到来,每日扑面而来的尽是”新成就”、”新问题”,谁还会挂记那个在大牢里啃窝头的魏京生,谁还愿意直面他当年贴在民主墙上的那个先知式的诘问:”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直到六四那个血肉横飞的凌晨,我才过迟地醒悟:这是一个打着变法旗号的新独裁!在易装逃亡的日子里,我实在是有太多的时间来咀嚼悔恨的苦果。为了”历史的进步”,我们与统治者合谋,奴颜卑膝地保持沉默,牺牲了魏京生和他疾呼的”第五个现代化——民主”,报应终于来临。89屠杀刚过去几年,出狱不久的魏京生再次重判十四年,全球哗然。怒不可遏的刘宾雁先生告我说,国内竟然有如此议论:现在经济发展形势不错,魏京生还折腾什么?乾脆毙了算了!后来,我为第一本魏京生传作序,表达的便是这种愧悔之情。

6

在奥运会主办权表决前一天,作为一种国际人权交易,老魏被匆匆塞上飞机逐出国门,再打开机舱门,就到了美国,一下飞机就受到英雄式的欢迎,这可真是一个现代童话。到处是红地毯、闪光灯、鲜花和掌声,媒体称之为”魏京生旋风”.排队等候的记者有一百多,全世界总统由他挑着见。克林顿抢了个先,握着他的手还奉承说他的书写得不赖。纽约市长朱利安尼赶紧给老魏一把纽约城的金钥匙,请他出入自便,红地毯铺来铺去就太累人了。几个主要民运组织也发出联合倡议书,呼吁老魏出来”整合”内斗频乃的各路英雄,再创辉煌。有人尊之为”中国民运之父”,有人斥之为过于自负,应做”民运之子”……这么说吧,初到美国,老魏被两种事物所包围:一是掌声鲜花,一是提醒忠告。我不知道如果见天有人送金钥匙烦不烦,但知道见天的语重心长把他整烦了。记得在他首赴华盛顿的火车上,我打通了他的手机,要他少说多听,还给他支了一招儿……没等我说几句他就烦了,打断说:又是叫我当甘地?……那时候的手机比较原始,一阵儿噪音就替我们把对话结束了。所谓”又”,是指这主意他已经了解。那些日子他看上去比美国总统还忙活,替他接电话安排日程的至少就有陈破空、张林两员大将。我专门写了一个”向自由进军”的计划书,托他们交给了老魏。很费了一番心思,五千多字。主要意思是劝老魏不要当政治领袖,不要介入具体政治运作,卷入权力斗争,而要高屋建瓴,成为甘地、达赖式的精神领袖。前后蹲了那么多年大牢,其道德勇气人格力量已然是够了,一出狱,一到美国,就要确立一个高瞻远瞩的”精神”定位。

具体计划,是叫他从纽约往华盛顿徒步长征,穿村过镇,大约在千里左右。从纽约自由女神像下出发,”6.4″纪念日进入华盛顿,在华盛顿纪念碑下发表一个类似于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的讲演。入夜,在中共大使馆前开一个盛大隆重的烛光音乐晚会……这个计划实在太令人动心了!你就眯上眼,让想象力在美国东部滨海平原上驰骋一番吧!……每天走几十华里,白天沿华盛顿和林肯当年的行军路线,穿过一个接一个战场,晚上住帐篷……每到一处革命圣地,发表一个简短演说,最后连缀成一篇人类自由的誓言……最后几天,该是潮水般的追随的人群吧?彩旗飞舞,歌声起伏……在这个吸引了全世界目光的流动讲坛上,魏京生将从容表达对自由的梦想:沿着这条自由之路,我将回到我的祖国,总有一天,我将在那片充满苦难的土地上继续行走,继续寻求那种远比黄金闪亮的属于我的人民的自由……最后,我激动地写道:这是甘地的”食盐长征”和马丁。路德。金”向华盛顿前进”的完美结合,是自由朝圣和人权进军。——最后一句,我想了想,把它加重为黑体——”这种壮举,多年来在整个世界已成绝响。”

结果他说什么:甘地走过了,我再走不就成了笑话?再说,也太忙,没时间!

7

话不投机半句多。关于甘地什么的,我再没跟他絮叨一句。后来才发现,别说甘地,这老小子瞧得起谁呀?他身上有一种不加掩饰的自负甚至狂妄。他就是那种老天爷第一他第二式的人物。多年前,刚出来那阵儿,老魏在我家喝酒,记不起为什么北明和我提起了曼德拉,叫老魏也跟人家学学。老魏把喝红了的眼珠子一横:曼德拉算老几呀!一句话把我噎住,端起的酒杯愣在了嘴边上。是,曼德拉不算老几,老魏你又算老几?一起煮酒论英雄的日子多了,老魏的脉也就慢慢号准了。天下英雄,从哈维尔、瓦文萨、曼德拉到达赖、图图,老魏瞧得上谁呀!且不说,这几位还都是高看老魏的。就算是喝迷糊了,也不至于如此目空一切吧?

再往后,就慢慢明白老魏倒也不是傻狂。他研究过这几位,总是觉得他们在政治上还不如自己老到吧。多年之后,又慢慢品味出老魏那狂傲背后欲言又止的情节:从哈维尔、瓦文萨、曼德拉、图图直到达赖、昂山素姬、甘地,有谁蹲过中共式的监狱吗?从中共大牢里熬出来,再看那些世界名人,自然心有不平。就专政之彻底、监狱之冷血,中国政治犯确是有资格傲视天下的。更何况,老魏还是个钦犯。饶是如此,他也太二了,这是闯荡天下之一大忌讳。《三国演义》青梅煮酒论英雄一节,曹操说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直惊得刘备连筷子都掉在了地下,还得赶紧掩饰,说是打雷吓的。这叫懂得隐忍不争。有次和老魏吵,记不清为什么事,忍不住骂他说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老魏你也忒狂了!

8

老魏的狂是源远流长无微不至的。

在监狱里读了不少书,成了大杂家,天上的飞龙水里的王八,说起来头头是道无所不知!到了美国,老共还穷追不舍,他的车不是爆胎漏油刹车失灵就是发生高度可疑的碰撞。过不了多少日子,老魏就会神采飞扬地跟你说,老共又暗算了他一次,把他的车又如何如何了。起初,FBI给他派了保镖,还是跟过江泽民的,这倒是不假。可过了一年半载,他还总说跟在后面的那辆车一准是FBI的便衣。所以,他敢超速驾驶,不怕警车。有时候,他又会感觉跟在后面的是老共,想验证一下,就一踩油门,在车队里穿梭驾驶。其结果可想而知:那些在公路上巡逻的地方警察一概不认他老魏,也不认”FBI”或”老共”,超速就抓,每月罚单好几百,直至吊销驾照。

老魏爱开车,又牛,哪儿能服这个软!他第一辆车是那部紫红的德国”大众”,二手车,扛不住老共和美国警察联手折腾,就在我家门口的车行买了辆崭新的ISUZU,大吉普,银灰色的,面目特狰狞,长得像鬼怪式战斗机,性能极佳,不踩油门就跑,踩刹车还不愿停,接茬儿跟整个美国东海岸警察练。好几年过去,他才想明白,已经把那么多银子捐给航空公司,不能再捐给警察局了。多年之后,我才慢慢品味出,老魏这遭人诟病的超速驾驶背后,也有值得同情的隐衷。把一个人从监狱直接塞进飞机,一落地就是车轮上的美国,你以为他能如何?其中之身手矫健者,又如何能拒绝速度的诱惑?回想起自己初到美国的超速驾驶,那真是一种自由的陶醉。当然,老魏这瘾是大了点,也确与他狂放不羁的性格有关。

被追踪的幻觉我也有过,长年逃亡的后遗症,到美国后才渐渐失去对”背后”的警觉。我们之间的差别是,我的幻觉始终是幻觉,而他的幻觉三十年前曾得到过铁锚般沉重的证实:被捕前,他说被盯梢控制了,”向四周任何一边看,全有危险的影子在逼近”.刘青说这是幻觉。那是一个寒冽的春夜,北京的一条小街上,两位民主墙战友并肩而行。不知觉间,两辆小车把他们夹在中间缓缓而行。魏京生笑道,你看,不是我疑神疑鬼吧!——纵然如此,老魏的后遗症也忒那个了一点。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老魏是第一大牛人。或者去掉那个”人”字,不是人,丫整个是一头牛,天下第一牛,吹牛的牛。

为什么牛皮满天飞?

那是老魏在可劲吹!

9

他不愿踩甘地的脚印。他还是要投身政治肉搏。

搞政治要有追随者,水泊梁山还有一百单八将呢。终于,老魏招兵买马,拉起了一个”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美中不足的是没看见几苗新人,终究还是走不出”收编”二字。他出来得太晚,哪儿还有待字闺中的黄花闺女呢?那时节,从王炳章创办《中国之春》的1982年算起,海外民运已有十五年历史。就是从89民运失败后成立的”民主中国阵线”算起,也有八年了。

记得联席会议的成立大会是在加拿大开的,我和北明从华盛顿驾车北上,千里迢迢去给老魏捧场。结果又是见面就吵:老魏怀疑搭我们便车的朋友G是特务。证据呢?——会场上摆的那一摞材料。这一摞材料确实是G拿进会场的,但整理复印者却是另有其人:一位无暇赴会的老民运说,我这儿印了些近年民运内斗受挫的材料,你带到会上去,给老魏提个醒儿吧。这些材料就搭上我们车,从华盛顿到了多伦多。搭便车的G不过是从车上抱进会场,如何就成了特务?见抓特务抓到我头上,老魏也就不吭声儿了。但悻悻的,把一张圆脸拉得老长。早就跟他讲,抓特务只能是混战一场,就算抓出几个,又不能像老共早年间打黑枪、杀全家,反而是互相猜忌,把自家队伍整散了。老魏是倔脾气,抓特务挺上心,谁说也不听。前些年,一说起这事,大伙儿就乐。现在不乐了,特务真是越来越多,老共真他娘的盛钱!如今翻回头去看,恐怕老魏还是抓对了不少。肯定也抓错了一些:按他的意思,只要客观上破坏民运,无论有无组织关系,都算。这是后话了,当时大家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阴影:联席会议的主席一职是世袭罔替,万年不换的。看在老魏刚出来的份上,大家都没说什么,但禁不住心里犯嘀咕:这跟民主哪儿是哪儿呀?还有,”魏京生办公室”这个名号也太扎眼——什么”魏办”,不就是”毛办”、”邓办”、”胡办”、”赵办”那一套吗?

10

民运圈子里,恐怕有不少人会过电般哆嗦一下,猛然联想到老魏开罪老邓的那张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

那些日子,烟酒之间,我们没少吵。以北明为甚,吵起来一句不让,字正腔园,把人要顶到南墙。老魏急了,也会放开大嗓门来吼。我一般是当和事佬,不能两口子合伙欺负人,就斟满杯子,说停战停战喝酒!老魏就会捏出一颗烟,打火机咔哒一声打着,先用火苗熏熏过滤嘴,然后叼嘴里点着,狠吸一口,喷出长长一股烟气,说:嗨,懂什么呀?不跟你们这些女的咧咧……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敢跟我这么说话……谁?——一个是魏玲,一个是你!

有一次,我也忍不住撂了句重话:老魏,我们支持的可不是你……不完全是你,我们支持的是民主。有朝一日你搞独裁了,我们照样反对你!

屋里烟雾弥漫,出门透口气。

我家后院有合抱大松,树梢之上是浩瀚星空。俯仰之间也有些自我怀疑:莫不是老魏的尺度大,狂放不羁,汪洋恣肆,而咱们这些人太刻板拘泥太平庸了?

或许,这是十八年监禁所造就?在那些看不到头的困厄中,总得有某种支撑人活下去的东西吧?比如仇恨、爱、信仰、自我崇拜、肩负天下的责任甚至幻觉等等。不崇拜神,又不崇拜自己,怎么活下来呢?

11

日子还得过,不能停下来琢磨,尤其老魏还是个琢磨不透的人物。

多伦多”联席会议”刚成立,纽约就有几位弟兄要搞一个”圆桌会议”,公开跟老魏唱对台戏。我和一位作家老友X君心有不甘,以自家信誉做保,愣是把魏京生、王希哲、王炳章三位”之父”级人物拉到一起包了回饺子。结果是饺子消化了没几天,又是座次排不好,各自东西了。海外民运这个圈子里,蹲过大牢的如过江之鲫,岂止老魏一个。共产党都不服,谁服谁呀!各路豪杰分分合合,江湖恩怨欲说还休。早几年,老魏还没在华盛顿设办公室,更没有买下海边的豪宅,来DC办事,常住我们家。有一次,本地几位民运领袖要见老魏谈合作,我无权挡驾,就把他们请了过来。当晚大家相谈甚欢,没两天就传出消息,说我撺掇老魏收编别人队伍,”挖墙脚”.打这儿往后,尿尿都不敢再冲着海外民运大联合的方向。也许,流亡政治组织远离选民与政敌,自有其难逃之劫数。其祸福兴衰,非人力所能把握。

我确实也不懂政治,也就不在老魏跟前”参政议政”了。

说是酒肉朋友,民运的事情,短不了还要瞎操心。有一天也是在我家喝酒,怎么就说起了《大参考》,为李洪宽抱屈。通过互联网向国内群发新闻,那是一项创举。苦心经营多年,《大参考》终于发展成海内外首屈一指的拥有数百万国内电邮信箱的网刊。可李洪宽既无收入,亦无捐助,混得连饭钱都成了问题。老魏问怎么办,我说帮他找点钱。赶紧一个电话把李洪宽叫来,叫他们直接谈。令人感动的是,老魏竟立马掏出支票本,从自己私人账户里开出了好几千。行,出手阔绰,有点大款儿气派!

(那是他们第一面,后来他俩挺走近。老魏网上买旧货是一绝,略施小技,给李洪宽在华盛顿495环线上买了一处房,单栋独立房,几万块钱,还带着一片小树林,说出来没人信。冬天太冷,李洪宽想烧老宅里的壁炉,提了把油锯去锯树枝。树枝掉下来砸到他腿,不料他腿不经砸,一砸就断。这是后话,属于另一个故事。上帝是公平的,总卖给老魏些便宜得出格的二手货。比如:拖船的小卡车1000块,平底船加小拖车加船用外挂电动引擎统共270块——基本上都等于白送——除了枪,全套狩猎装备不过1000多美刀。不过也有朋友不屑,说老魏那院子,整个一垃圾场!)

12

人们都说老魏盛钱,那是合理推测。可我知道老魏那点钱纯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过是仰慕者所捐赠。时过境迁,等红地毯没人铺了,金钥匙没人送了,银两终会断了来源的。问老魏有何长远打算,别坐吃山空,玩车到山前自有路那一套。他总是嘿嘿一乐,一副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架势。一次在华盛顿的中国城吃饭,好像是最大的一家餐馆,听说是魏大英雄光临,老闆赶紧出来寒暄合影,聊表敬意。记不清这话头是怎么提起的了,反正结果是老闆愿意免费给老魏办筹款餐会,上下二层楼,席开五十桌,筹来的钱全是老魏的,只要能请动一两位参议员赏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督着老魏立即和老闆敲定。老魏还算积极,叫秘书和那位热心的老闆交换了联络方式。一出餐馆,我就开始给他算账:以这次餐会积累经验,拉起一个班子来,然后在美国的纽约、费城、波士顿、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亚特兰大等特大城市举办讲演筹款餐会。再往后,移师欧洲,伦敦、巴黎、柏林、罗马、斯德哥尔摩、马德里什么的。一大圈转下来,不光宣扬了自由民主理念,还能攒他百八十万美元,活着有口饭,死了有棺材。秘书大卫是个白人小伙子,刚从大学毕业,瘦高条,办事沉稳负责,一口流利中文。在华灯初上的大街上,三人边走边聊,越聊越起劲。后来醒过劲儿来,才发觉我和大卫是真上心,老魏是虚应承。果不其然,这么好的一件事,白捡银子的好事,让他一个”忙”字就又拖黄了。忙什么呢?搞外交,满世界围追堵截老共!

多年后追忆往事,我才渐渐明白:老魏不是温顺的耕牛,是条桀骜不驯的斗牛,见不得谁晃悠红斗蓬。常言道,杀敌一万,自损八千,老魏遭受的谩骂诽谤与他的全球性声誉是成正比的。老共的攻击不算,就连华尔街的大老闆们也瞧他不顺眼,特地在《华尔街日报》上整了篇纪实文学,真真假假连损带挖苦,无非是”浅薄””粗鲁”、”自命不凡””四面树敌”之属,让老魏臭了回大街。这一枪是从背后杀过来的,老魏照样得扛住,谁叫他是一条斗牛呢?他是一条浑身扎满短矛,血流如注的牛。每一剑都激起雷鸣般的喝彩,每一支短矛把儿上都扎着神采飞扬的小旗儿……对于种种造谣诽谤流言蜚语,老魏从不辩解,这就令人肃然起敬了。再一想,恐怕也不都是什么胸襟辽阔吧,这小子忒忙,实在是顾不上。

我见识过西班牙式斗牛,不在西班牙在墨西哥。仅此一次,发誓再不入斗牛场。我全部心灵与感情,都站在牛的一边。那是一种不计成败生死的英雄式的投入。宁死不屈,每一条筋肉每一滴血液,都渴望着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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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一笔钱是美国国会已经拨下来的200万美元,老魏一怒之下声明放弃。

过程漫长,记忆模糊了。大致情况是,美国国会拨给中国海外民运一笔捐助款共200万。据我理解,是头一年200万,视使用情形(是否账目清楚,卓有成效)再行增减。当时,有十几位著名流亡人士集体出面,我也躬逢其盛,在华盛顿民主基金会和议员办公室开过几次会,商讨接收资金的细节。官僚机构办事效率不高,但住在华盛顿,也能感觉到那笔巨款一步步朝你走过来的快意。半生坎坷告诉我:没吃进嘴里的不算,煮熟的鸭子也会飞。不出所料,这只美国鸭子渐渐……扇动了翅膀——

中转这笔资金的R基金会拟定了几项令中国流亡者甚为不快的条款:接受这笔资金的组织和个人不能公开评论美国对华政策,并且,这笔钱将由R基金会而不是由中国人组成的理事会来支配。事情吵到众议员南希。波罗希和福兰克。沃尔夫那里,我们获得原则性支持:此条文可以修改。看起来,事情有惊无险,前景光明。

忽一日,老魏告我说,R基金会具体主事者似乎并不打算修改。上门去问他,定下来的事怎么又变了?回答是:你理解错了,美国人的钱当然是美国人说了算。老魏说,国会法案里写得清清楚楚,钱全部是用来支持中国海外民运的,你们只是负责监督使用……吵到后来,老魏只好说,请你把我的名字从名单中去掉。主事者笑眯眯地说;你不用,我们会给别人用。你不怕你的组织会越来越小吗?老魏心说,威胁我呢?也笑一笑答道:谁破坏中国民运我会记得他,你知道我是说到做到的人。我如果没事干了,就住到那个谁的州里去。两个人,相对笑笑就分手了。

我埋怨老魏太意气用事,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决裂。老魏说此公是克林顿”拉链门”的律师,也就是说,这意思是克林顿的。”——拿200万来封我的口。这钱,我真不打算要了。”道理上,我当然支持老魏。我从来认为接受捐助不能有丝毫附加政治条件,尽管我不甚赞同他对美国政府的过于激烈的批评。但200万两银子是多了点,就没有一个转圈的法子吗?再说了,我们的对手不是克林顿而是中共呀!”你们接着要吧,”老魏最后说,”不过,这钱是顶着我的名字下来的,我一退出,希望就不大了。”

老魏是个不听劝的,没过几天还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搬了几回家,杂七杂八纸张扔得差不多了,可这份字迹已然淡去的传真居然还安稳地在文件夹里躺着:

“声明  我本人不适合在一个外国政治机构的领导下工作,因此我不准备参加R基金会组织的29日的会议。

“同时,我也不准备参加这个项目的其他工作和活动。

“我十分感谢沃尔夫众议员,波罗茜众议员,凯瑞肯尼迪女士,对中国民主运动所给予的帮助。”

三句话,一句一个自然段。中英文两式。然后是签名:魏京生。2000年1月24日。

我还记得当时站在传真机旁的那种极其复杂的心情。完了,心里咯噔一下,这200万两银子算完了。200万那,能做多少事呀,都完了!国内愤青一直认定海外民运拿了美国多少钱,百般辱骂。事实恰恰相反:美国政府”支持中国民主化”的钱,老共民运两家都在拿。不过老共(搞民主实验)拿走的是大头,不是西瓜也是香瓜,民运这头嘛,也就是捡了颗芝麻。200万可不是芝麻,至少算个山药旦,太不易啦!虽然我不认同机会主义,可如此干脆明确地拒绝,就把后路也绝了。果然,中国流亡民主运动获得大笔资助的机会,仅此一次,如闪电照亮夜路,转瞬即逝。当时的感受甚为复杂。从事实判断上,我不认为那是一笔”封口费”,至少证据不足,老魏是不是过度防卫了?但懊恼惋惜之外,忠诚,老魏对祖国的不二忠诚令人肃然起敬。说破了大天,不过是一被驱逐的囚犯吧,别不把自己当外人!我深知,那忠诚绝非权位与金钱的交换,而源自内心,赤子之心,源自生死不渝的祖国之爱。

后来,在是否延续对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国会大辩论中,老魏奔走游说,兴风作浪,整得克林顿焦头烂额,勉强过关。再往后,在一次颇具台独色彩的世界大会上,传出克林顿将以30万美元出场费发表演讲,老魏公开发表言论,告诫这位卸职总统哪些话不能讲,结果克林顿猛讲环境保护,使会众大失所望。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肯定不能让我们这些中国流亡者满意的。克林顿也是主事之后软化了,上台那阵儿不还疾言厉色地要收拾”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吗?美国政治家眼里不光有中国。作为事实上的世界领袖,美国有需要自己认真对付的大棋局。多年前,克林顿跟老魏在白宫握手言欢时,除了夸奖他大牢蹲得好,书写得也不赖,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对于民主自由的追求上,我们是一致的,不过是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我想大概是这样的。

他们都扮演好了自己的角色。

也许老魏演得更好,也许。

2008年3月23日于华盛顿DC

时值复活节,报春花初放。

连岳:允许质疑是真理存在的前提

仇恨是廉价的筹码,这从来都是相对偷懒的统治技术,只要一出问题,就虚拟出一个敌人,不过这种方法在文明社会怅然式微了,因为它根本不利于一个国家的进步,反而像吸毒一样,快速有效过瘾的同时损害了身体机能,下一次需要更大的剂量,所以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离奇。

大家在地球上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彼此都会有一些过节,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存在被仇恨利用的可能。法国与德国经常以世仇的姿态出现,不过近来他们却为自己的国民做了一件善事:两国的高中生五年前在柏林召开青年议会时,提出德法联合编纂历史教科书的点子,当时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施罗德都欣然接受,两国的历史学家随即开始工作。

据中新网4月10日新闻,最具争议性的第二册9日正式出版,锁定十九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和世界史,“这本在两国同步出版的历史课本不论德文版或法文版,从外观到内容一模一样,而且同时符合两国高中历史课程的要求。全书不仅德国和法国的历史观点并存,图表和照片丰富,而且大量引用演讲、日记、经典著作和学者分析的原文,同时另辟章节解释如何找资料、读地图、理解统计数据和从事口述历史。”

代表德国政府推动对法文化关系的柏林市长渥瑞特则表示,没有德法友好的关系,就不会有欧洲的统合,这本书的意义是用两国不同的观点呈现历史,用变换的视角取代单一的角度,让学生自然发现历史诠释的主观性,注意到历史被政治利用的可能。他说,但愿德国与法国的经验能引起全世界仿效,能通过一起编历史课本的方式达到和解。

德法两国的做法确实值得全世界其他国家效仿。教科书,尤其是历史教科书,反而容易成为权力的私器,巧妙地包装仇恨——对立的国家都采取这种策略,则史实日远,仇恨日炽,一遇煽动就红了眼喊打喊杀。只有不道德的政客才会这样戕害人民的理性。

德法两国的分歧,我想通过这本教科书也消弥不了,所以才会将双方的不同观点一起呈现。这其实是最聪明的做法,充分尊重每一个学生的理性。也是体现自信,只有心虚的人才害怕不同的观点。共识与和解的第一步就是面对你的反对者,让人行使发言权。如果德法两国都不许对方发言,那么他们的任何结论都没有说服力,即使是对的,也失去了合法性。允许质疑是真理存在的前提。

古代雅典城的苏格拉底,不停地追问各种坚固的结论,问得许多人无法自圆其说,最后不得不改变看法。在雅典政府眼里,这个不安分的家伙把天上的东西说到了地上,又把地上的东西说到了天上,是个麻烦制造者,为了让他闭嘴,索性就把苏格拉底搞死了。短时间有效,雅典城没了杂音,不过现在看来,当时处死苏格拉底的雅典却成为史上最著名的流氓政府——德国与法国若效仿这种做法,就得想办法干掉对方不同观点的历史学家。感谢人类的进步,我们终于知道所有人都说话才是人类大同的唯一途径。

(作者系专栏作家)

张鸣:风险再高也吓不退官帽投资者

最近有好事者发现,安徽一些涉案的官员,尽管案情清楚,罪名确定,却好官照做,行贿买来的乌纱帽还戴在头上。于是,舆论大哗,一位买来乌纱帽的中级法院院长被称为“行贿院长”。

买官卖官是一个古老的行当,而中国由于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官僚体系,这个行业尤其发达,行规繁复,有明的有暗的,在买主和卖主之间,必然有中间人和掮客,弄不好,买家就成了冤大头。不过,古代做官,在科举制实行后,多数情况需要考试,在考场上脱几层皮,命还要足够好,才有资格戴上乌纱帽。买官帽子基本上属于一种制度的补充,或者说无奈的补充——朝廷没钱花了,开捐填补国库。只是官帽子一开卖,车就往往刹不住,越卖越多,越卖越想卖,最后买官卖官不再是补充,而成了做官的主要途径,到这个时候,朝代也该换了。

在多数情况下,古代买官卖官是公开的,由吏部专门机构操办,买官的钱理论上是要进国库的,而且明码标价,一清二楚。只是官帽子底下名堂多,秘密也多,同级别的官帽子,含金量大大不同,而且补缺早晚长短也大有讲究,这都关系到买官的投资能否早日收回的大问题,不是内行,无论如何弄不明白。凡是名堂多,而且黑箱、灰箱操作的所在,就得走门路。不过,古代的买官卖官,毕竟已经纳入制度范围之内,说起来虽然不那么正大光明,但大家知道到哪儿去交易,跟谁交易,不走门路,顶多多花点冤枉钱,只要资金足够雄厚,不愁买不到官帽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买官卖官,留给掮客私下交易的空间不那么大。

现在的情况可有点乱。就算对“干部队伍”最乐观者,大概也没有人敢出来拍胸脯,说我们没有买官卖官的。买卖到什么程度,有多普遍,不好说,至少买官卖官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若要富,动干部”,是民谣,但也是一些地方的事实。毕竟,我们的公务员考试选拔制度还不是官员任免的主流,官与非官,大官小官的分别,往往取决于主管领导的主观意志和主管部门的参考意见。制度上的门槛和限制,群众的监督不是没有,但往往起不了决定作用。既然一把手说了算,一把手的个人喜好就显得非常关键,而如何打动一把手就成为那些想打主意的人操作的必需环节。于是,局面混乱。说了算的人,意志不坚定,躲躲闪闪,半推半就者有之;能吃则吃,贪得无厌,甚至主动索要者亦有之;意志坚定,死活不肯受贿者也不是一个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想要挤进官员队伍的人,想要升官的人,就有点麻烦。因为首先大家的共识是,当官得买,但怎么买,价钱如何,却不甚明了,碰到一个公开要钱的,倒是好说,痛快付款或者讨价还价就是,如果碰到躲躲闪闪的,事情就多有曲折,给也不行,不给也不行。不幸摊上一个清廉的,掏钱说不定还会有罪过。这些问题和麻烦,无形中增加了买官的成本和难度,不仅给了很多掮客可乘之机,而且也给了骗子太多的机会。越是级别高的官员,吃骗子亏的可能性就越大。贵为厅局级,却被一个农民忽悠了,也不是一个两个。

与此同时,反腐力度的加大也增加了官场上抢帽子游戏的风险成本。买官做,等于是一种投资行为,如果这种行为风险足够大,就变成了一种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想要将本求利不那么容易,一不留神就本息全失,吃上几年牢饭。买官过程的不透明,已经把这种投资成本提高了,于是做官就成了一种投入很高的风险投资。

风险高了,不会吓退投资者,因为里面的利润太高,已经高到比马克思当年所谓甘愿为之上绞架的利润还要高上若干倍的地步。买官卖官,只能越来越普遍,普遍到一定程度,法不责众,要抓也只能抓几个为首的。因此,大鱼之外的中鱼小鱼,也就只好睁眼闭眼,随他去了。组织上甚至还可能在继续任用的同时,给这些负案但罪行要轻一些的官员某种“组织结论”,让他们安心,以稳定“干部队伍”。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大家都彼此彼此,官帽子都是买来的,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只要上面没有压力就不肯深究。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说明什么?只能说明官员任免升迁制度已经混乱到了危及体制的境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雷颐:南街村何以会被树为“共产主义样板”

被宣传为当代“共产主义”样板的南街村悄然改制已不是新闻,它的改制是否透明、公开、公平、公正、合理自然引起人们关注。不过,现在改制的企业多的是,为何小小南街村却引起这样强烈的关注与反响?盖因其“共产主义”的样板也。所以,一直否定、反对这种“共产主义”模式者因此而欢欣,而赞同、支持这种“共产主义”模式者则因此而愤懑。二者立场、观点虽截然相反,却都认为它是“共产主义”。因此,比现在“改制”更应引人深思的是,一开始就明显不是什么“共产主义”的南街村,为什么会被宣传为“共产主义小社区”样板。

近代以来,“共产主义小社区”不乏实验。近两百年前,傅立叶在美国建了“法朗吉”,欧文在美国搞了“新和谐村”,而当代,还有以色列的“吉布兹”。这些实验虽有所不同,但都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雇佣劳动,没有剥削,“四海之内皆兄弟”,不分内外。但反观南街村,早在重新集体化后的第二年就雇佣外来劳工,到1990年外工就开始超过本村工人,尔后外来劳工越来越多。现在,体力劳动者中南街村外来工已占了绝大多数。与“共产主义”更有本质区别的是,这些外来工工资比本村村民也低得多,南街村籍职工中40%担任车间主任以上管理职务,其余本村籍职工要么从事如业务员等收入较高的工作,要么从事比较轻闲的工作,如仓库保管员、治安员、门卫等,绝少在一线从事体力劳动。而且,外工住6人或8人一间的集体宿舍,条件比起村民公寓来说要差得多;外来工亦无权享受本村村民及其子女的免费医疗、教育等多种集体福利,如果算上这些,外来工的收入还要低得多。可以说,南街村是靠雇佣(或曰“剥削”)外来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致富的,完全不是什么“共产主义小区”。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庄园经济”,南街村村民是庄园主阶级,而外地村民都是打工仔。

为避免误解,我想强调,南街村的这种做法当然完全合法,而南街村领导人以“文革”中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做法来强化自己的领导也实属精明。他们奉行市场经济的雇佣劳动、等价交换的实际经济活动,却又以一套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符号系统作为“招牌”(无贬意),恰恰可以在国家实际经济发展路线与意识形态话语中左右逢源。这也是一种“中国式”的生存、发展智慧。

南街村之富明明是拜市场经济,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雇佣的改革开放之赐,面对种种来访者,南街村领导人也并不隐瞒此点,但却被树立成“共产主义小区”典型,颇堪琢磨。

南街村是1989年秋被“发现”的。在当时气势汹汹的对改革开放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质疑声中,在有种力量提出农村要重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强烈要求下,它的符号系统被赋予了实质性意义。南街村“低价”雇佣大量外来劳动力的做法,恰恰是为那些将其树为“典型”者所反对的,因为按照他们所坚持的理论,这就是典型的剥削,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然而,“树典型”已成几十年来的一个政治文化传统,“典型”不够可以拔高,为了需要,甚至可以编造。南街村“典型”的制造者们强化自己需要的“仪式”部分,突出“庄园主阶级”的集体富裕,掩饰大量外来雇佣劳动者“受剥削”事实。这种“树典型”方法,短期可能有用有效,长期则对民族的“政治文化”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如果说政治力量如此“树典型”尚不足为奇的话,在南街村“神话”的制造中,一些学者也“功不可没”。这些学者无视外来工受“剥削”的事实,以一套“学理”来论证其“共产主义”。他们或是出于自己理念的先入之见,想以一个“实例”论证自己的学理,或是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有意无意无视基本事实。学者应以“求真”为鹄的,却也参与这种“典型塑造”,委实令人遗憾。

南街村领导人巧妙利用政治气候变化而成“典型”,自然为村庄和自己都带来巨大利益,只要合法,不必非议。然而,在南街村“神话”制造过程中的政治、权力与一些学者提供的“知识”间的共谋互动,却值得重视与反思。

(作者系历史学者)

南都报社论:基层自治缺的不是热情而是权利

眼下正是基层换届选举之时,各级公共机构、人事更替渐次推进,正是中国现实政治的生动源头。据统计,今年广州就有1443个居委会、1146个村将举行换届选举。选举工作至6月底将全面完成。在换届选举中,居委会将选举出新一届的居委会主任、副主任、居委会委员及党支部,村改制公司则选举出新一任的董事会和党支部。围绕换届选举,各路话语持续活跃。一边有百年古村海选村官,竞选、辩论、拜票一一上场,一边有政府参事建言,选择十数小区进行居民直接投票选居委。可见基层自治、基层民主,始终是灼热的词语。

就“两委”换届选举情形看,虽有媒体舆论高调捧场,甚至冠之以选战渐酣之谓,个中细节却不应看淡。毕竟是国人身边的政治实践与民主自治,春江水暖鸭先知,于宏大无着的政治生活,这样的细节最可探勘。一方面,有城市社区居委会换届,苦于主动登记当选民的人少之又少,以至于工作人员要逐户上门问意见,待至投票环节,又因为投票人数不足,不得不抬着移动票箱“洗楼”请人投票。另一方面,在基层村委,有现任村委主任面对竞选不利,私拿村委会公章走人,拖延选举工作。基层换届选举的种种状况,似乎又再印证了当下现实的政治冷淡症与民主素质论。

基层选举真的患上了可怕的政治冷淡症?这样的说法,可能描述了一种现象,却误会了选举的本质。《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规定,“居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本居住地区全体有选举权的居民或者由每户派代表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规定,由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选举村民委员会,但实践中却多由乡镇政府或村党支部先提名村委会候选人,再由村民投票。居委会和村委会,作为主要的基层自治组织,其自下而上的自治特点与民主实践,正是其生命力的本质体现。但当前现状正是,两者均已演化为政府机构事实上的行政末梢,交办事务繁重,自治空间不足。不经特别指出,普通民众甚至难以分清二者与政府机构有何实质区别。

地方行政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和干预要自负其责。据省政府参事王则楚调查,广州市的居委会主任、副主任基本上都由街道指派工作人员担任,而其他工作人员,绝大多数也为街道指派,形成了居委会只对街道负责,不对居民负责的模式。就在见诸媒体的换届报道中,仍有基层政府领导要求,要确保完成各村“两委”换届有一名女干部的任务。既然要基层自治,选男选女自是村社事务,这确保要完成的女干部指标,不就是不当介入吗?既然基层政府难以舍弃干预介入的意愿,居民自治又如何逃过无孔不入的行政支配,如何为居民关注自身事务留下空间?

因此,就这样的背景看居民的政治冷淡症,非但看不出他们热情的缺失,反倒可以见出那些被压抑的巨大热情来。没有人不关心自己的利益,这是一切政治参与的逻辑起点,除非一种政治参与根本就和自身利益无关。当下频频发生的物业纠纷、小区维权,是公众利益表达旺盛的直接体现,基层自治所要承接的现实,恰恰正是这种利益关注的高涨与权利意识的复苏。如果通过基层的民主选举,居民可以用选票来换得自己期望的福利、换得紧缺的公共物品、换来真实完整的利益表达,这样的政治参与恐怕绝无冷淡之虞。

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相提并论,且要求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正在进行中的社区、村社“两委”换届选举,无疑为这些宏大的民主政治表述提供了具象的细节表达。全能政府与弱势社会的长期维系之下,基层自治的权利复归是首要问题,行政权力的自觉退出,则构成这一问题的两面。居委会与村委会两个基层自治组织的换届选举,既无关似是而非的政治冷淡症,也无涉村民与居民的民主素质论,有了真实而免遭掣肘的权利,这些都不成为问题。

【书籍下载】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当共产极权体制在整体上崩溃之后,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已经明确:个人的自由权利成为最受尊重的价值,宪政民主也就必然成为最受尊重的制度。

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强制的厌恶,在根本上并不是来自理论和设计,也不是来自所谓“文化素质”或“知识积累”,而是来自人性的本能欲求和自发行动,来自多元化的个人经验的渐进累积。理论至多起到唤醒被压抑被遮蔽的本能的作用,人工设计常常起到适得其反的强制压迫。然而,追求自由权利的本能欲求一旦觉醒,就会导致难以抑制的自发行动,并通过渐进累积和成功示范而逐步变成普及性的社会常识,任何强制力量都无法灭绝其顽强的生命力。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人是命定要自由的,此乃上帝所赐的最好礼物,而追求自由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天职”。

当中国民间的权利意识和自由意识觉醒之时,推动中国变革的根本希望就不在官府而在民间。觉醒之后的国人,只有坚持体制外立场和持之以恒发出独立的声音,必将逐渐凝聚成组织化的民间压力。这才是催生民间的自发建设性力量的根本动力,也是使体制内部发生有益变化的最佳压力,是形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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