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分析近百年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要对他们所生活的不同时代先作一个基本评价，然后再观察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里我想先从三个北大校长说起。

一般谈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常要从严复开始，晚清历史处境中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在传统与现代转型中发挥作用的，从晚清到民国，虽然时代变了，但对社会基本结构的震动并不很大，创造民国的领袖在很长时期里，是与晚清的旧臣在共同进行政治活动，虽然冲突不断，但并非你死我活。民初中国政治的变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是渐进的，中国文化的基本传统没有断裂。科举的废除、新政的实行、立宪运动的兴起、地方自治的热潮等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基本是正面的。虽然科举的废除，把有志于仕途的读书人放在了半路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绝了他们的生路，因为有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为不能再进入仕途的读书人预留空间。政府没有限制民间办学，民间还有办报纸、办出版社和通讯社及宗教活动的自由。民国以后，严复做了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他以后的校长蔡元培和蒋梦麟，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国文化的命脉基本保存在他们手里。在政府眼中，他们的作用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是文化和道德的先锋。

到了胡适等人发挥作用的时候，在北洋和国民政府两个时期，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府眼里还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那时从事民间文化活动的条件并没有消失。这两个时期，都杀害过新闻记者，如林白水、邵飘萍和史量才等，查封报纸和杂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但构成这些民间活动的主要法律保障始终存在，所以才出现了许多独立的报纸杂志如《申报》、《大公报》和《国闻周报》、《观察》周刊等，同时有大批著名报人出现，民间社会的生机还是很旺盛的，私人可以办大学，而且办成了名校，如南开大学。教会也可以办大学，同样也办成了名校，如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等等。在国家之外，社会的力量随处可见。在国民政府面临困境的时候，胡适又做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当时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保存了敬意。

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先后做了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这是他们与政府关系的一个缩影。当年胡适的好友傅斯年曾在给他的信中说过：“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从严复到胡适，他们和政府之间，基本是一种诤友关系：你不对的时候我批评你，你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你，这种关系建立在一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有人格和知识做最后的底线。

蔡元培和胡适他们曾有过“好人政府”的倡言，政府也在不同时期尊重过这种意见。当年无论北大还是清华，都曾有过名教授从政的先例。从早期的罗文干、汤尔和到后来的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与何廉等，虽然最后合作不很愉快，但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敬意。那时政府官员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天然联系，即同出一校或在同一地留学。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主要来源于科举，科举的传统是特别看重同年同科，这一传统到了现代转化成同学同校之谊，这是中国现代政治的一个特点。在政府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政府总是强者，凡强弱关系能保持合作，必是强者一方有大的诚意，所谓“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我必以众人报之。”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召开的庐山谈话会，表现了政府对所有社会力量的尊重，因为政府邀请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社会力量来讨论国家面临的问题。

1949年以后，严格说，中国已不存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然从人数上说留下来的不少，但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却走了，北大的传统实际是到了台大，因为傅斯年本来就代理过北大的校长，台大后来的声望是在傅斯年手里开始建立的。

在中国大陆，经过历次政治运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凋残。当时只有极少数从事军工研究的人员得到了保护，如王淦昌、彭桓武和邓稼先等。当全能政府健全以后，民间社会窒息。以往的改朝换代，社会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常能得以延续，而全能时代却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基本破坏了。旧朝退去时在政治、外交、司法、经济、文化及道德方面积累的传统资源，没有得到保留，特别是国家和社会在政治活动的中间地带出现了真空。马寅初是新政权建立后的首任北大校长，但政府却不容忍他的一个学术观点。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到了他这里已经奄奄一息，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已成绝响。

常态社会里总要有中间力量，他们常以社会贤达出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这个群体中的重要力量。社会贤达由前朝官员、地方绅士、大学教授及各行业中具有社会声望的人士构成。他们一般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为社会各政治力量认可的社会声望。他们通常不直接介入政治活动，只在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作用。

如今，对于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面临重建民间社会的重任。近三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些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如律师、工商业者和各种自由职业者等等，随着大学改革步伐不断加快，教授的自由流动早晚将成为现实，他们有可能再承担起社会贤达的职能，架起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在此基础上建立与政府新的合作关系。不过这一切都取决于政府的诚意。

未来中国的大学校长，主要应当由具较高社会声望的人来担任，他们以独立知识分子的面貌，为社会进步承担责任，为民族复兴尽心尽力，为国家的自由和民主奋斗。

2008年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巨大挑战，驱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似乎都走向动力衰竭，因为流动性过剩引发的通货膨胀阴影又对经济体构成巨大的威胁。如果无法展开深层次的制度变革，释放更多的经济活力，那么中国经济体将滑入一个痛苦的滞胀泥潭。

让我们先做点简单分析。

先看投资。长期以来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这种投资模式效率低下，导致资源错配，经济冷热无常，本质上是无法长期持续的。2008年当局采取从紧货币政策来试图为经济降温，虽然政策效果尚待观察，但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权重下降则是无疑的。房地产市场可能是重要的风向标。一刀切的从紧政策对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伤害将出现很多让人无法意料的后果。

再看出口，由于各种要素价格的上升，包括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出口退税的降低，人民币不断升值，再加上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消费市场萎缩，尤其是美国市场的萎缩，都导致了2008年出口不会再“风景这边独好”。08年已有的出口统计数据已经佐证了这点。当然实际问题可能会更加糟糕。因为统计数据本身并不可靠，它无法有效甄别国际热钱通过一般贸易渠道渗入经济体的数据，出口增长下降也许早已经发生，只不过没有反应在统计数据上面而已，问一问出口行业从业者，他们的悲观感受远为真实。

至于消费，虽然这些年来一直保持着温和增幅，但是由于深层次的体制因素，没有理由认为2008年的消费会提供额外的惊喜。消费增幅几乎没有可能弥补由于出口和投资下降带来的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当然，消费增幅也有可能出现意外，那就是由于通货膨胀预期的不断深入，而出现抢购风潮。但是这种行为对于任何经济体几乎都是最糟糕的一种状态。

面对经济增长这幅相当黯淡的图景，有哪些应对措施呢？作为坚定的市场主义者，本来我们并不需要对这种经济周期或者经济的自我调整有太多的担忧，在一个正常的经济政治形态下，这种经济周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经济增长正如四季轮换，温度有高有低，对于大多数民众，适时调整经济行为，总是能挨过去的。

不过由于长期以来的畸形发展模式，中国的经济政治架构特别脆弱，似乎统治合法性和社会稳定都系于经济持续发展一端，矛盾在社会各个领域的积累已经让整个社会无法经受一次经济危机的自我纠错，因此让经济增幅滑落并不是能接受的政策选项，执政的本能的就是要保障经济发展而展开刺激性的政策。

那么有哪些可供选择的招数呢？理论上，可以在投资，出口，和消费三个领域做文章。不过消费（或者说内需）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之间能做到的，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起码在表面看来已经进行多年，但是都没有有效的刺激内需。说到底，内需或者消费的提升进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必须是一项制度变革的系统工程，在目前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任务。至于出口增长，一方面和国际市场息息相关，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各种内在隐患，使得政府在推动出口动力方面恐怕有心无力。那么还是要回到投资上做文章。对于一个掌握巨大资源的政府来说，最便利的选项自然是通过增加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选项也符合现有政治结构的特别口味，因为2008年地方政府换届刚刚完成，政绩驱动必然转变为雄心勃勃的投资增长计划。中央政府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在庞大的财政收入支持下，一些大型的投资项目将会纷纷推出。比如已经见诸报端的大飞机工程，京沪高铁等等。

一些讨巧的学者又在适时的论证积极财政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许要不了多久，积极财政政策就成为决策层的共识，得以堂而皇之的推展开来。考虑到当下经济政治结构的现实，我们丝毫不怀疑，当积极财政政策这个通道重新被打开后，政府完全可以提交漂亮的经济增长数据。不过可怕的是，从紧的货币政策根本栓不住财政这头巨兽，却扼杀了无数的中小企业的生机，国进民退的悲喜剧以各种方式上演，中国经济体以一种畸形的形态越走越远。问题是，我们的环境，社会现实还能提供同样的承载能力吗？这种权力驱动的经济增长，我们还能忍受多久？

在经济发展的这个重要十字路口，经济政策面临重要的选择，但是显然选择并不只有一个，上述选择虽然特别符合执政当局的口味，但是多少有些类似饮鸩止渴，后患不菲，更重要的是这种选择长期来看是无法持续的。其实只要政府决策层对经济增长本质有一定的认知，对特殊集团利益采取必要的克制和约束，同时领悟公共利益的真谛，那么一个更加自然的选择就出现了。这个政策选项，简单的说就是促进经济自由化改革，让经济体迸发自身的活力。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自由，改革开放三十年就是经济自由化的三十年，但是又是自由化远未充分展开的三十年，在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的时刻，正是凝聚共识，重新切换到经济自由化轨道的时刻。2008年的宏观经济尤其需要市场经济内在的自由甘露，而不是政府牌子的兴奋剂。

如能回归到这种经济发展共识，那么一系列推进经济自由的政策窗口将自然开启。

比如当局可以通过大幅度的降税计划来刺激微观经济体的投资和消费行为，这种做法将远比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更有效率，更具可持续性。

比如当局可以通过推动必要的法律变革，使得更多的要素可以市场化，在交易中创造财富和价值。仅仅土地，金融等这几个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就能提供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空间。

当局也可以打破行政垄断，把国资委和它名下的100多家巨无霸企业进行市场化改制，引入充分的竞争。因为这些通过权力依附在经济体内的特殊利益集团本身已经成为毒瘤，吸收无数资源，毁坏市场价值。打破这种垄断，将让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具备普惠性和公正性。

只有采取这种激活经济体内部活力，破除经济发展障碍的政策，中国的经济前景才能拨开云雾，重见蓝天。

在金融体系日益全球化时代，这种政策选项变得尤其紧迫。中国经济已经深刻的融入全球化进程，全球流动性过剩与中国的资产泡沫和经济过热息息相关，中国经济周期和全球经济体的周期已经呈现某种共振现象，只不过由于资本管制等原因，这个共振有个时差。这个共振可能是逆向的，比如全球流动性紧缩的时候，中国的流动性反而过剩，那是因为中国成为资本套利的最佳场所。而反过来，当全球经济体系恢复元气，尤其是美国经济体开始恢复的时候，资本开始外流，这时候对中国经济的真正考验就开始了。正如巴菲特的那句名言，只有当潮水退去后，才知道谁在裸泳。如果上述经济自由化政策得不到落实，经济活力得不到有效的培育，那么意味着这些年的流动性过剩并没有增加中国经济体的内生能力，经济增长在低水平重复。在货币流动性汹涌的时候，我们看到经济过热，人民币升值，但是潮水退去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人民币贬值，经济萧条，公共福祉遭受重大损失。

回顾改革开放的30年，第一个念头是，幸亏有了改革开放。对我们个人来说，改革开放不仅意味着职业和收入改变，旅行和迁徙增加，买东西不用票证。最重要的是，我们侥幸地赶上了末班车，重新进学校完成了我们的基本教育。这一切，对后代来说是那样的稀松平常不足为奇，对我们来说却是人生道路上的一次起死回生。这30年的变化，大概只有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有切肤之痛的体会。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毕业以后，有一位儿时好友中文系毕业分配在全国最大城市的政协机关做秘书工作。在“文革”浩劫之后，这样的机关出现了年龄真空，老一代都即将“离休退休”，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正好赶上接班，前途无量。那时的机关有午休的习惯，午饭后是要睡午觉的。一天中午我就趁他们午觉的时候去市政协拜访老朋友，这位朋友给我看了他正校对的一件文稿，那是他为政协大会主持人起草的发言稿。想来那时政协干部年龄都比较大了，文稿是大字印刷的，纸张和印刷质量都非常好。这一段发言稿一句一行，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现在表决某某市政协大会某某决议。”

“同意的请举手。”(看一下)

“请放下。”

“不同意的请举手。”(看一下)

“没有。”

“一致通过。”

在后来的20多年里，我好几次想琢磨这么一个问题：论人，当时的政协里面，聚集着我们社会最出色的精英，不少是我们听来如雷贯耳的鸿儒硕学，这些前辈在旧社会大多都有过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的可歌可泣的奋斗经历，要说民主的理念和规则，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开拓者，还有谁比他们更清楚，可是他们怎么能够容忍得了这样照着剧本演出的“民主”，他们怎么还能够一本正经而不感到荒诞呢？

我曾经认为，这是因为他们老了。老人和年轻人不同，不再血气方刚，不再能拍案而起，也许他们在想，政协重开，不管怎么说，总比什么也没有要好许多。尽管这是照着一个秘书起草的稿子照本宣科地演出预定结果的投票表决程序，尽管那括号里的“看一下”体现出工作的细致，实际上却是多么地伤人自尊心，但这总比“文革”浩劫强了一千倍。中国人从西方学民主，学到20世纪80年代，终于在他们这一代手里学成这个模样。这确实还不是他们曾经为之奋斗过的理想，可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是现实，你只能从现实出发。

又过了二十多年，我现在渐渐地明白，那个时候，这些政协前辈恐怕更多的只是简单的无奈。面对发言稿上预先给你印好的“看一下”，你要么“看一下”，要么就退出这个游戏。这些前辈，也许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也许抱着渐进改革的希望，不管他们个人的原因是什么，不管他们心里明白到什么程度，他们要想在有生之年再做点事情，再为理想而奋斗一番，那么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立足现实，只有参与到这个游戏里来，尽力而为。这就叫历史的局限。

如今我们也要步出中年了。我的那位好友，此后不久就终于忍受不了成天创作这样的文稿，抛弃官场大好前程，义无反顾地调到学校教书去了。我则越来越明白，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嘲笑那细致到家的“看一下”，却实在没有资格来嘲笑老一辈人。如果我们处在那一代政协前辈的地位上，不见得能有别的表现，不见得更能无愧地面对下一代。我作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我们自己在改革开放30年里的作为。

别看我们这一代，似乎比上一代强很多。如果面对20年30年，或者50年100年后的人们，我们表现出的懦弱、无知、愚昧、心口不一，乃至于荒唐羞耻的地方，就太多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家人和周围的人们，我们的城市和道路，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确实有了巨大变化，可是，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到几十上百年以后，用那时人们的眼睛来反观自己，那么，值得我们羞愧的事情大概不会少于能够让我们骄傲的地方。后代们会大惑不解：明明是那么清楚的事情，你们为什么就看不清楚，如果是看清楚了，那怎么就没见你们写下过一个字来说明？有那么多重要的话题，你们为什么整整一代人，整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闭口不提？

如果现在就面对后代询问，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怕是只能请求原谅，我们实在是出于无奈。我们仍然是生活在一个过渡时代。后代将会指责我们这一代人，指责我们没有尽到公民责任，指责我们中没有大师，指责我们没有为后代建设起恒久的价值观，指责我们的低能和无为，指责我们没有保护好文化，指责我们破坏了环境和生态，指责我们留给后代一个个巨大的麻烦，而我们将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

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局限性，我们的无奈之处。

明太祖是最要人守法的，反贪赃枉法严厉得很。问题是，那种国家政治制度必然导致“参加政府的一切人的朋友和双亲”都要借权发财，终致大明的“国势如溃瓜，手一触即烂；民心如实炮，捻一点便燃”。

这个判断的出处且按下不表，显然它与不丹主动弃位、推行议会民主制的老国王辛格的那名句言“好的制度比好的国王更重要”是相关联的。

“制度”与“国王”的关系

不丹老国王辛格正当威望如日中天之时，决定在不丹推行宪政。2002年他提议修改宪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根据血统而不是能力选择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是不明智的，不丹不能拥有一个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盛行体制不同的政治体制。”对前一点他的一个大臣说得更明白：国王贤明固然是国民之幸，如果遇到一个坏国王呢？

其实，君主世袭制也有它的历史合理性，是人类社会在没有民主选举制的条件下，避免血腥的王位争夺战的不最坏的选择。而今选举民主制的政权交接方式被证明更先进，以致成了世界潮流，辛格国王和继位的儿子凯撒尔识时务，为了国家和王室的长治久安，顺势而为，可谓有仁有智。

说“好的制度比好的国王更重要”，在当今世界上，虽然还没有成为普遍共识，还有国家理直气壮坚持世袭君主制，还有人一直崇信“铁腕人物”治国效率更高，但它毕竟已成了主流观念，本文不拟论证之。我们来看看“制度”与“国王”（掌权者）的关系。

制度与国王的组合无非四种。“好制度”与“好国王”，当然是最理想的。但现代社会所谓的“好制度”必是立宪限制国王权力的制度，所谓“好国王”与专制制度下一言九鼎的国王的作用已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是国家的形象与威仪罢了；因此，“好制度”与“坏国王”的组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之而不畏”，无非让世人觉得这个国王“望之不似人君”，要求王室换马而已。

剩下的两种组合就是“坏制度”与“好国王”，“坏制度”与“坏国王”。现代人所谓的“坏制度”当然是专制制度，却不仅指奴隶主专制、君主专制，还有寡头专制、军阀专制、官僚专制等。坏制度之下而有“好国王”，这就是五千年来中国老百姓梦想的仁君、明主，比如电视剧《雍正王朝》里那个为国为民操劳的好皇帝。中国历史是不是有，今天的中国需要不需要编导们向我们推销好皇帝，本文不想浪费篇幅说了。

“坏制度”与“坏国王”

这里只想讲最坏的一种组合即“坏制度”与“坏国王”，两坏之中谁更坏？

本文标题给出的这个判断，是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一书讲的。这个启蒙思想大家在这本书中有许多极精彩的论断。比如，他说“迦太基亡国的原因是：正是应该消除滥用职权的行为的时候，它竟不能容忍甚至是（他们伟大的统帅）汉尼拔这样做”：“在亚细亚的专制制度中，这就是说，在一切并非温和的政府的和谐，却总是有一种真正的纠纷。农民、士兵、商人、官吏、贵族等人所以结合到一起，不外是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没有遇到另一些人的反抗罢了”：“贱民却不断地从激昂狂暴的一个极端（注：即暴民）走向软弱无能的另一个极端（注：即草民）”；还有关于自由，关于人民的名义等。

孟德斯鸠写道：“对国家来说，一个国王的暴政的害处比起不关心公共利益对一个共和国的害处还要小些。”施行暴政的国王当然是“坏国王”；而一个不关心公共利益的共和国，它所实行的制度当然是“坏制度”。不过，这里说的“制度”是广义的制度，显非专指君主专制，而包括共和国的权力组织制度和运作机制，举凡公权力不是执政为公，忽视了公共利益而为少数人所用，就是坏制度。

孟德斯鸠接着写道：“一个自由的国家的优点是它的收入分配得比较好，但如果分配得较差的时候，则自由的国家的优点是它根本没有宠臣；但是当事情不是如此，不是（只）使国王的朋友和双亲（注：即宠臣）发财，而是使参加政府的一切人的朋友和双亲发财的时候，那么一切便都垮台了”：“这样的违法乱纪比一个国王的违法乱纪要更加危险，因为作为一国公民之首的国王，他们照例是最关心守法这个事情的。”国王要人们守的法，自然是对王室有利的“王法”，而“王法”当然是要保障国王特权的。

孟德斯鸠这番话所依据的西方的经验事实我不清楚，但考诸传统中国的历史，不能不承认他概括得有道理。明太祖是最要人守法的，反贪赃枉法严厉得很，他并不认为这与自己搞三宫六院以及将他的皇子皇孙分封到全国各地圈地为王有什么矛盾。如果只是朱元璋及其子孙食用民脂民膏，明朝肯定垮不了。问题是，那种国家政治制度必然导致“参加政府的一切人的朋友和双亲”都要借权发财，这样的违法乱纪终于导致大明的“国势如溃瓜，手一触即烂；民心如实炮，捻一点便燃”。

不必讳言，巨额公款消费以及“特殊关系人”借权发财的现象，并非传统中国，更非明朝才有。如果财政开支与财富分配制度不合理，它所造成的后果，将会非常可怕。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特别讲到要让人民的钱用在为人民谋福利上，当然不是无的放矢。

其实，关于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邓小平已有论述，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做起来不太容易，但记下来并不难。

“民族主义问题，毛泽东立了大功；邓小平改革开放三十年，解决了十三亿人的温饱问题，这很了不起；现在是民权问题，谁彻底解决了民权问题，谁就要在中国历史上立下一个大功。”

★ 本刊记者/陈晓萍

2007年12月，甫到广东上任的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在广东提出解放思想实践科学发展观，掀起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其实这个被称为“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在更早的一年就有了预热。

2006年12月28日，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在《北京日报》发表，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关注。敏感的海外媒体认为，俞可平的文章拉开了新一轮思想讨论的序幕。

一个多月后，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政治学教授谢韬的一篇长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掀起了一场范围更大、程度更深的讨论。

当“思想解放”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词汇的时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前署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

中国新闻周刊：思想解放运动，一般的理解有三次。第一次是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第二次是1991年发起的关于社会主义要不要搞市场经济的争论，你如何理解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杜导正：汪洋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任的广东省委书记，带头大声地频率很高地呼吁新一轮思想解放，广东的一些报纸，用很大的红字在头版连续刊登这些讲话。有人猜测，这是不是有什么背景，有什么来头。我认为这些讲话在十七大报告里面都有，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胡锦涛近一个时期的讲话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汪洋的讲话）就是贯彻这些精神，这就是中央的支持嘛。

中国新闻周刊：思想解放应该在哪些层面展开行动呢？

杜导正：我把汪洋的讲话概括总结起来，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要想继续前进，就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前提就是解放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也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我称它为三大工程：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包产到户，三大工程的前提就是真理标准讨论，不搞真理标准的讨论，如果还是“两个凡是”，怎么搞冤假错案的平反？怎么包产到户？所以大前提是思想解放。

当时《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大造舆论，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讨论了一年多，思想一下子解放起来了，核心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讨论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而不是以曾经的决议正确与否、毛泽东的哪句话为标准。标准最后归结为老百姓，归结于人民，归结为实践，思想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这一次，汪洋反复重提小平1992年著名讲话的口号：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是高度赞同汪洋的讲话的。

中国新闻周刊：从2004年开始，对市场化改革路径又有反对的声音，有人提出暂停市场化改革，是否可以说这也是这次思想解放的一个背景？

杜导正：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国家又遇到了一个坎，如果这个坎过去了，我们国家将会进入一个更加繁荣更加民主的时期。如果这个坎过不去，停滞了，那么现在出现的矛盾就会爆发，会很危险。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理解这个坎？

杜导正：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建设总体是很成功的。当然，中国目前有许多问题，我总结为四个方面：官员腐败；贫富悬殊；治安不好；道德滑坡。这些问题的出现正是改革开放还不够，还不够彻底。

比如说土地问题，实际上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20年不变、30年不变，但是，农民如果发现承包的土地下面有矿产怎么办？不太好搞，我倒主张可以搞永佃权，就是包产到户的土地，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拥有永久的使用权，这个权利可以继承也可以出卖和转手，这个问题专家可以研究吧。还有垄断企业，国家很多资金往里面投，这是一个无底洞，一般来说，现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比，效率相差好几倍。

中国新闻周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讨论，树立了“实践”标准；第二次思想解放讨论，树立了“生产力标准”。有学者把前两次思想解放理解为“还利于民”，第三次思想解放被理解为“还权于民”，树立“以人为本”标准，包括重新调整利益格局、更加尊重民众权利。

杜导正：民族主义问题，毛泽东立了大功；邓小平改革开放三十年，解决了十三亿人的温饱问题，这很了不起；现在是民权问题，谁彻底解决了民权问题，谁就要在中国历史上立下一个大功。

中国新闻周刊：前两次思想解放侧重于意识形态的争论，比如实践真理、姓社姓资，这一次侧重利益调整、制度革新、改革成果让百姓分享。但问题是，这一轮思想解放如何才能不流于形式？

杜导正：现在中国主要的问题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所言，“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说句不好听的话，这就像一个人瘸腿走路一样，一个腿长一个腿短。

目前中国经济改革虽然存在问题，垄断的问题，非国有制企业的支持问题，农民永佃权问题，这些都要需要深化，但这问题不大，我个人认为不用太担心，现在矛盾的焦点是，权力过分集中，这就容易导致了一个问题：一边是票子，一边是过度集中的权力，两边一结合，就产生了权钱交易，也就出现了权贵政治，官员腐败就是这么来的。

中国新闻周刊：这也就是说出现的问题不是改革本身带来的，那么这次思想解放的现实意义及路径何在？

杜导正：新一轮思想解放，发展政治民主是第一步，发展政治民主的第一步是先要放开舆论，要首先在我们党内，然后是国家，营造一个更加宽松的舆论环境，更加宽松的舆论氛围。

这个提法我有充分的根据，胡锦涛今年2月1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要在党内特别是干部队伍中大力营造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宽容失误的环境和氛围。

所以这是很现实的，通过进一步放开舆论，进一步促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促进政治民主。解放思想，目的就是这个。

4月11日的《北京晚报》刊发了一篇奇文《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此文主题是反对造谣，文中居然处处造谣中伤，简直是史上最强幽默，让人怀疑作者错把日子看成4月1日了。

当然很多朋友不这样看，他们看到了一种久违的文风，为此感到紧张、恐惧和愤怒。这种文风也让我万分错愕，但是我更愿意就文中的事实和道理作一些解释。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近日遭到网友们群起批判喊打的一位叫南都长平的人，可能又要为自己的言论自由辩护了，认为网民们要剥夺他说话的权力。”本来猜测一下也无妨，但作者文峰先生自称对我作过一点了解和调查，请问我什么时候表达过这种“可能”？事实是：我在4月9日的博客中说：“感谢所有支持的朋友，也感谢所有反对的朋友。祝福每一个人，赞扬我的人，以及辱骂我的人。”

我从来都认为有争议是好事，但是近日来网络上有人对我造谣中伤、肆意辱骂，超出争议范畴，的确让人震惊，不知今日何日，难道国家不是正在“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吗？有很多为我辩解的朋友称他们是“猪”、“脑残的人”，我并不赞同。我理解这些朋友，他们希望这样能够减轻对我的伤害。通过还击来防卫是人的一种本能，但是作为一个思考者，我觉得这是一种偷懒的办法。这几天我花了一些时间去阅读那些骂我的帖子，希望透过污言秽语去了解其作者，这是我要感谢的原因；我相信说脏话首先脏的是自己，伤的是自己，这是我要祝福的原因。

我认为，那么多网民骂我，是因为一些人的造谣和煽动，比如这位文峰先生对我的言论自由主张的歪曲。他引用我的一段文字来总结我的“言论核心”： “言论自由天然包括说错话的自由，尤其是质疑权力的自由，比谣言更可怕的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这三个判断中，前面两个我想小孩子都能够理解，也都在践行。容易误解的是后面一个判断，为什么说对言论自由的剥夺比造谣更可怕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言论自由，谣言就不容易被揭穿。比如这次西藏事件，如果不让网民说话，我们能够知道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吗？这么简单的道理，文峰先生不懂或装不懂，作了这样的理解：“按照这个逻辑：‘言论自由’就可以颠倒黑白、捏造事实，就可以肆意歪曲历史、可以信口雌黄、可以‘自由’地造谣、‘自由’地抹黑、‘自由’地扣帽子。”文峰先生，这不是我的逻辑，这是你自己的逻辑。你把我的话自个儿推论了一番，然后把你的这个推论当作我的结论来反驳，世界上哪有这样讲道理的人？

遗憾的是，文峰先生的文章通篇都是这样“讲道理”的。比如他说：“在一些所谓要求普世价值的南都长平们看来，只要是西方的东西，就是普世的，就是要坚持的。”然后对此进行批驳。请问我什么时候说过如此愚蠢的“凡是”论？事实是：我无数次在文章中指出西方的问题，谈到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也多次对激烈批判西方偏见的乔姆斯基、萨义德等学者表示赞赏。又比如，文峰先生说，“南方报系中以《××周末》为代表的报纸，一直以来标榜自己是中国最‘西化’的报纸”。我还真是没听说过这家周报这样标榜自己，文峰先生能否拿出证据来？当然，要原始的而不是经你加工过的证据。

我从来没有说过言论自由是造谣、抹黑和扣帽子的自由，也不是侮辱诽谤别人的自由。这样说而且这样做的人，恰恰是文峰先生和部分网民。比如有网民说，你不是主张言论自由吗，我也来给你自由一下，然后就破口大骂。我只能说，这不是我曾主张而是你正实践的言论自由，别把“功劳”归我。请就我的文章原文原意进行讨论，而不要像文峰先生这样，制造出一个假想的敌人，然后自己跟自己的想象打架。就大多数网民来说，我不是你们的敌人。我也爱这个国家，爱包括你们在内的人民。我们之间的分歧，一部分是被人歪曲导致的误解，一部分是真实的，那就是怎样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的意见分歧。你们可以反驳我，说服我，但是要讲道理，不要企图通过谩骂和打击来让对方顺从。

至于文峰先生说的什么“恐怕连自己的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扯下来了”、“不过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阴暗目的”，我的看法是，这样说话本身就让人害羞，本身就比较阴暗。我也只好如是解释在你做过了解和调查的功课之后，为什么从标题到内容都弄错我的名字，称我为“一位叫南都长平的人”，“是南方报系的‘当红炸子鸡 ’”。如果我称文峰先生为“一位叫北晚文峰的人”，“是京报集团的‘冰糖葫芦’”，恐怕也不大好吧？我也不会说京报集团出了文峰先生这样的言论“自然毫不奇怪”，我反倒要提醒自己贵集团的《北京日报》也刊发过俞可平先生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样的好文章。

我解释了半天，可能仍然会有网民认为我回避问题，要求就藏独问题表态。我的回答是：第一，我反对强制表态；第二，我自愿表态如下：单就统独而言，我也赞同统一；就暴力恐怖活动而言，我更是坚决反对，无论任何理由、任何时间及任何形式。但是就新闻报道怎样做得更好、各民族如何相处得更好等等问题，我希望能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如此而已。

（2008年4月11日纽约讯）美国笔会今天宣布，正在狱中服12年徒刑的中国异议作家杨同彦（笔名杨天水）为2008年笔会暨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PEN/Barbara Goldsmith Freedom to Write Award）得主。
 
此奖授予因行使或维护言论自由权而遭迫害或监禁的国际文学人士，将于2008年4月28日在纽约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举行的笔会文学庆典上颁发，笔会董事、著名作家兼历史学家芭芭拉·戈德史密斯到会监奖。
 
异议作家杨天水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以在《博讯》和《大纪元》等网站上发表的批评文字而知名，其网上作品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和回忆录，其中很多是在狱中所撰写。
 
2005年12月23日，杨天水在南京遭非法逮捕，被关押禁见于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看守所。直到2006年1月27日，其家属才收到镇江市公安局于1月20日签发的逮捕通知书，才知道他在何处。他被控在网上发表反政府文章、组织被取缔的中国民主党分部、参与中国的“天鹅绒行动”并当选其“民主中国过渡政府”成员、接受海外非法资金并转交给其他系狱政治异议人士及其家属，以“颠覆国家政权”定罪，于2006年5月16日在一次三小时的不公开庭审后，被中国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十二年徒刑及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杨天水是独立中文笔会当时不到200名会员之一。独立中文笔会于2001年由中国海内外的主要异议作家创立，已成为中国言论自由的重要声音，其会员因此处于中国当局日益增加的压力之下。2007年12月，中国警方关押了两位作家，布岗哨在数十位其他人士的家外，阻止独立中文笔会在北京举行一个非正式的颁奖餐会。当局迫使餐会预订的酒店取消此活动，在全国各地警告所有受邀者以及数十同事和支持者。警察守在独立中文笔会主要成员家外，将两位获奖者关押了整个周末，并告诉其中一位，这些行动是在北京夏季奥运会前节制异议人士的联合行动的一部分。
 
美国笔会自由写作和国际项目主任拉里·赛姆斯（Larry Siems），在今年宣布此奖时赞扬今年笔会暨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得主不屈不挠的勇气，并向独立中文笔会的其他系狱会员致敬：“杨天水因拒绝向官方审查低头，因坚持自己受普世保障的批评政府政策的权利，自1990年来已三次入狱。中国当局宣称它有意改善其人权记录，但在一次仓促的不公开审理后以颠覆罪名监禁杨天水，看来很难象是进步。就象独立中文笔会另四位同仁一样，杨天水以极大的代价维护言论自由，体现了笔会的最高价值。我们骄傲地称他为我们的同仁，极为荣幸地授予他今年的笔会暨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
 
赛姆斯提请注意，杨天水是笔会认为中国侵犯其言论自由权正关押的38位囚徒之一，并重申笔会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的呼吁：“2007年12月，美国笔会与独立中文笔会一起启动‘我们为言论自由准备好了’的行动，一个国际协调的努力，争取在北京奥运会8月开幕前，使所有中国系狱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得以释放。正如沙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在我们启动时所说，‘很简单，当明年8月奥运会开幕时，即使他们中还有一人仍在监狱里，就令中国极为难堪。只有一个好数字：零！’”
 
今年是笔会暨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荣授予因行使或维护言论自由权而遭迫害或监禁的国际文学人士的第22年，候选人由国际笔会及其全球的任何145个分会之一提名，由美国笔会和由此领域最杰出的专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筛选。笔会暨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顾问委员会包括：人权观察副主任卡罗尔·博格特（Carroll Bogert），卡内基基金会总裁瓦坦·格雷戈里恩（Vartan Gregorian），国际笔会副会长乔安尼·利多姆-阿克曼（Joanne Leedom-Ackerman），开放社会研究所主席阿莱

·奈尔（Aryeh Neier），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乔尔‧西蒙﹝Joel Simon﹞。笔会芭芭拉·戈德史密斯奖是笔会全年支持目前正遭威胁或系狱超过1009位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一项延伸。自1987年以来，39位男女人士已获此奖，31位在授奖时系狱的获奖者中，有28位随后获释。
 
联系人： 美国笔会拉里·赛姆斯（Larry Siems），(212) 334-1660 ext. 111, [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产经生活新闻》是一家面向已婚妇人的报社。该报社应全国读者的要求：即要知道最好看的书，主办妇人选择的书籍大奖。叫做“夫人选的BOOK大奖”，０７年开始，今年是第二次。557册报名的出版物中，通过各界专家和读者代表的选拔选好了各部门20册。然后征读者的投票最终决定了获奖作品。投票方法有明信片、网上、传真的三种，一共23897个人投票。读者们最多的需求是“想知道最新的知识”和“实用性很高的知识”，结果被选的获奖作品题目都是切身问题。

每个部门都有金、银、铜的三种奖，一个是“期待畅销书”、一个“能提高家庭妇女的力量的书”、还有“想让丈夫读的书”。

周勍先生的日文版《民以何食为天》获得了“期待畅销书”的银奖。这个部门的金奖是上野千鹤子（东京大学的女教授，是著名的女权主义者）的《独居女人的晚年》，铜奖是松本Prits《我的三姊妹》。

《民以何食为天》为什么获奖呢? 最近中国的问题食品威胁世界的食品安全，一般人对中国食品关心越来越大。这本书中国的一个新闻工作者经过4年的采访写的报告文学。它获得的德国“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大奖”的佳作。周勍先生描写了食品问题的真实情况，写成了食品问题的社会背景。日本读者读完怀疑以后能不能阻止污染食品。

作者纳村公子女士是日本汉学家，翻译过《中国农民调查报告》。

始于3月10日的西藏危机，至今仍然是世界关注的中心。如果胡温政权不能妥善回应，藏人的反抗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必将伴随到北京奥运的结束，北京奥运也将变成世界认同度很低的奥运。现在，奥运圣火在境外传递的艰难旅程，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不错，中共政权可以靠强力平息大陆境内的藏人反抗，也可以利用大汉族主义取得多数民意认同。通过对3•14拉萨骚乱的掐头去尾的孤零零展示，通过单方面放大西方媒体的某些失误，通过“反分裂，护圣火”的舆论动员，更通过严格的新闻封锁和单方面宣传，中共当局已经成功地把西藏危机转化为极端民族主义的狂潮。把自由与独裁的政治冲突转化为汉藏的民族冲突。但中共无法消除境外藏人的反抗，也无法取得国际主流社会的认同，更无法消除西藏困境之根源，正如现政权无法消除整个中国的深层危机一样。所以，中共在国内取得的这些优势，不过是鼠目寸光的权宜之计，只有维护独裁体制的暂时之功，而无助于多民族中国的长治久安。

外界普遍认为，在此次西藏危机之前，达赖喇嘛的特使与北京相关官员进行过六次对话，而现在，爆发于中国奥运年的西藏危机，对胡温政权来说无异于“砸场子”，给风光无限的“国际大PARTY”填堵，必然加深了北京对达兰萨拉的不信任乃至仇恨，使西藏问题的解决变得遥遥无期。

在我看来，西藏危机的根源也是中国危机的根源，大一统与高度自治的冲突，实质上是独裁与自由的冲突。西藏危机延续到今天的最大危害，不是汉藏之间的冲突和仇恨的加剧，而是民族冲突遮蔽制度之争。就当下中国的制度现实和胡温政权的执政策略而言，即便没有此次危机，中共也决不会接受达赖喇嘛的“不谋求独立而只要求自治”的中间道路。如果胡温答应了达赖喇嘛的“高度自治”，也就等于中央政府向西藏出让了治权，使大陆地区出现类似香港的“一国两制”，这是胡温政权难以接受的。

而西藏问题，既不同于香港，更不同于台湾。

台湾的治权脱离中国中央政府已经百年。即便1949年夺取大陆政权的中共也从未治理过台湾, 台湾在国民党政府的治下，不但有独立的外交和军事，而且保有联合国成员资格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现在，台湾已经完成了政治制度的转型，拥有基本人权和日益完善的民主制度，台湾总统来自2300万台湾人的直接选举，北京就更无法染指台湾的内政、外交和军事。

香港的治权一直操控在港英政府的手中，1997年的回归大陆也仅仅是主权意义上的回归，而香港的独立治权由“一国两制”来保证，其经济、政治、法律等基本制度还是港英政府留下的，即便回归后的特首需要北京的点头，但特首必须由港人出任，特区政府也是独立治理香港事务。何况，香港还拥有不同于大陆的市场经济、独立司法和新闻自由。

而西藏，如果说，截至1959年前西藏治权还部分地掌握在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手中，多少还有点“一国两制”的味道，那么，1959年之后的西藏已经彻底丧失了自己的治权，十四世达赖被迫流亡，十世班禅被软禁在北京，中共中央强行夺取了西藏的治权，派往西藏的历任党委书记就是这种治权的具体执行者。从此以后，藏人也像汉人一样，不仅必须臣服在中共独裁的治下，而且也经历了汉人所遭遇人权灾难，特别是在文革时期，藏文化和藏人所遭遇的大灾难决不次于汉文化和汉人，藏人的活佛、贵族、商人、艺人、藏医等被批斗被游街被殴打被囚禁甚至被迫害致死，十世班禅喇嘛就被囚禁了将近十年，汉人的走资派和社会名流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改革开放以来，汉藏民众都经历过八十年代充满希望的时期，也都在1989年经历了喋血的惨剧，经历了八九后的强力镇压与金钱收买。现在，虽然汉藏两族的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民众的物质生活也得到提升，起码不必像毛时代那样为起码的温饱而挣扎，但是汉藏民众仍然都缺乏基本的人权，藏人所没有的各类自由，汉人也没有。达赖喇嘛无法回家，六四后流亡海外的汉人异见者也无法回家；西藏当局对付达赖喇嘛的手法，也被用于对付汉人的法轮功和其他民间宗教（比如，逼迫藏人诋毁达赖喇嘛，逼迫法轮功信徒诋毁李洪志）。

西藏危机中的汉藏民族冲突是误导、是表层，独裁与自由的冲突才是实质、是深层。汉藏民众共同面对同一个独裁政权，藏人面对的主要问题，也是汉人面对的主要问题，在此次危机中，当汉族民众在互联网上向达赖喇嘛大吐口水时，遮蔽的恰恰是汉藏民众最真实的处境——我们都是独裁制度的“囚徒”。只要汉人还处在无自由的独裁治下，藏人也不可能先于汉人获得自由；只要内地民众无法获得真正的民间自治，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民族自治。

所以，西藏问题的解决，在根本上有赖于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的解决。不管西藏问题的未来解决采取何种模式，整个中国的民主化都是必须的政治前提。达赖喇嘛与胡温的真正和谈能否开启，开启了能否谈出具体成效，不取决于北京与达兰萨拉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位，也不取决于西方社会的外部压力，而是取决于大陆内部政治改革进程，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真正启动之时，才是北京与达赖喇嘛的谈判真正开始之日。

一句话，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

反过来也一样，藏人无自治，汉人无自由。

2008年4月10日于北京家中（《观察》2008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