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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保守主义思潮掌舵人《国家评论》创刊人勃克莱於今年二月二十七日逝世，享年八十二岁.他一生写作丰盛，个性鲜明，说实话，令人尊敬。

● 美国保守主义理论大师、多产作家威廉。勃克莱.

当美国着名保守主义刊物《国家评论》於一九五五年创刊时，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已极浓厚。五十年代，麦卡锡参议员在文化界影剧界调查共党间谍、诬指清白人士的国会听证会在无线电上广播，我几乎每晚都听。那时我所喜读的两本刊物《国家》与《新共和》都比较左倾，《国家评论》的面世给予我另一角度的认识.这三本杂志现在都还存在，《新共和》已在渐渐偏右，而《国家评论》则仍保持原来立场。五十多年来，创刊人威廉？勃克莱一直把舵（虽然他早已不当主编）。接班人都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门徒。

一本杂志把里根送入白宫

《国家评论》言论对近数十年来的共和党政治起了极大作用，特别是里根总统的进入白宫可算是《国家评论》的功劳，它替「水门丑案」发生后气馁的共和党打了一支强心针。现在，经过布殊八年劣政，共和党气势又进入低落时期，可没有威廉？勃克莱再撑腰了。他於今年二月二十七日逝世，享年八十二岁.

勃克莱不仅是保守主义理论大师，也是多产作家（也写虚构小说）、杂文家、新闻工作者、专栏作者。当他的儿子在书房中发现他的遗体时，他正坐在书桌，未能完成一篇即将交稿的专栏。在他一生中，曾出版过五十余部着作。他也主持过一个叫「开火线」的电视讨论节目。他会滑雪、驾帆船，常在家中宴客，客人之中，左右两派都有，只要学识丰富，谈话机智，都可做他家中常客。

他的第一部着作是一九五一年的《在耶鲁的神与人》（God and Man at Yale）。那时他刚自耶鲁毕业，对耶鲁大学的忽视宗教的自由主义气氛非常不满，主张那些不顺从耶鲁传统价值的教授应被革除。这本书成了现代保守主义的先声，一反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的进步思想潮流，颇引起某些青年的共鸣.《国家评论》因而也能经济独立。这本刊物也吸引培养了不少思想保守、文笔优秀的青年编辑与作家，有的在今日文坛与新闻界大名鼎鼎，最显着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正如勃克莱自己一样，布鲁克斯的精粹文笔、尖锐观察与精确论理甚至也为自由主义者所拜服，我自己就必读他每周两次的专栏，看看今日保守主义者对一个问题的看法。

勃克莱的最后两部着作是二○○七年写成的政治小说《铁耙》（The Rake）与一部有关《国家评论》的历史，书名《取消你自己那份他妈的订阅单》（Cancel Your Own Goddam Subscription），书名就显出他的俏皮讥刺。此二书定於今春出版，同时他临死前正在筹写一部他与里根总统相处的回忆录。另一部是已写完的有关另一保守主义大师、参议员哥德沃特（Barry M. Goldwater）的回忆录也已定今春出版。

他的着作出产率如此丰富，单是他的多达四百五十万字，名为《靠右边》的专栏（在全国五千六百家报纸同时发表）也可合成四十五本文集。他的大量着作与《国家评论》大大地影响了二次大战后的青年思想，终而奠定了现代保守主义政治基础，把里根捧上政治舞台。在此之前，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只是中间偏右，不能算是保守。比尼克松更右翼的哥德沃特才是真正保守主义者，可是竞选总统未能取胜。

美国自由主义政治乃是罗斯福总统的「新政」（New Deal）开始，一九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股票市场大跌，大批人民失业，把美国投入黑暗时期，罗斯福开明政策把美国拯救出险，二战结束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着名知识份子哥大教授屈瑞林（Lionel Trilling）曾於一九五○年声言：「在此时的美国，自由主义是佔优势，甚至是惟一的知识界传统，显然，民间已没有保守或反动思想在流通。」

屈瑞林不知成为未来一股保守主义思想的苗芽正在蠢蠢欲动。勃克莱系於一九五○年在耶鲁毕业，立即向自由主义宣战，称呼耶鲁大学乃是「无神的集体主义藏身窝」，次年写出一本《在耶鲁的神与人》来攻击一般知识份子教授的自由主义思想。他於一九五五年创刊的《国家评论》造成的影响甚至引起另一位专栏作家乔治。维尔（George Will）於一九八○年的夸言：「在里根之前，是哥德沃特，在哥德沃特之前，是《国家评论》，在《国家评论》之前，是威廉。勃克莱，於一九八○年化成大火。」他无异是说勃克莱乃是现代保守主义始祖，引发了里根总统的保守政治。《华盛顿月报》於一九八八年指出，里根政治时期，五千名中级官员、新闻工作人员与关心政治者都「深深地受到勃克莱的影响……」

威廉。F.勃克莱於一九二五年出生於一富有天主教徒家中，自幼聪慧，於贵族中学毕业，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间服过兵役，他的高傲自大态度与其他大兵合不来。他在耶鲁大学同学中以能言善辩出胜，被选为耶鲁校刊主编。四年级被选为在耶鲁校友庆祝会演讲，他借此机会攻击本校的自由主义气氛。他说他的保守主义是基於国家的利益与高尚道德。他也曾在CIA情报机构服务过一年，於一九五四年与人合作写了一本《麦卡锡与他的仇敌》，替那个借反共为藉口、恶言譭谤清白人的参议员作辩护.此书当时畅销，但他对麦卡鍚的捧场，一直令那些敬服他才气的知识份子界左右两派人士不解。

当年创刊时，《国家评论》完全与南方主张种族隔离者站在一起，以为黑人天生低能，无论在政治或文化上，白人有权控制。经几位同人反对后，勃克莱才主张未受教育的白人与黑人同样不能参加选举.

销量从一万升到十六万

勃克莱不一定是向共和党一面倒的。《国家评论》对艾森豪威尔就有意见，并不完全支持他，仅在社论中温吞水似的说：「我们宁愿推举艾克。」刊物销路开始只有一万六千份，到了一九六四年支持索尔德沃特竞选总统时增至七万份，於一九七二年增至十一万五千份，今日共增十六万六千份，如此销量在着重思想评论的知识杂志中算是不错了。最初经常撰稿者多是已成名的保守学者与评论家，但《国家评论》由於它的水准高，也曾吸引与培养了不少青年作家。这些作家有的脱离右翼而倒向左翼成名，也有的在右派言论家中着称.勃克莱的保守主义运动不屑与偏激右派为伍，一直保持他在社会的主流地位。

除了《国家评论》以外，勃克莱同时也主持一个名叫「新火线」（Firing Line）的电视讨论节目。这个节目一共历时三十三年，自一九六六年直至一九九九年。我自己就是这个节目之迷，每星期日就要收听勃克莱与应邀之客舌战。由於客人多半是与他观点相反的各界名人（基辛格也是常客），针锋相对的辩论特别引起耹听者兴趣。例如，他与社会主义运动领袖诺曼。汤麦斯（Norman Thomas）辩论外交政策，与女权主义运动领袖娇曼。葛里（Germaine Greer）讨论男女平等，与黑人名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umes Boldwiu）讨论种族问题.他发言机智诙谐，爱用艰涩字眼，有时把对方难住，就露齿一笑，自鸣得意。但有时也会遇到出口伶俐的尖锐对方，他就不免会失去冷静姿态.某次他与名作家诺曼。梅勒斗嘴，双方不欢而散。我觉得最有趣者是他与另一名作家戈尔。维达尔的辩论。双方都以出言机智诙谐讥讽刻薄出名，一言不合，维达尔把勃克莱骂为「秘密纳粹份子」，勃克莱把同性恋者的维达尔骂为「Queer」。此字是对同性恋者的侮辱。维达尔火气大发.两人几乎在电视公众前打起架来。

勃克莱生活阔绰，一生好客，常在家中设宴请客，与他特别交好的很有一些自由主义思想者，例如曾在肯尼迪总统白宫任职的两位哈佛名教授：约翰。肯尼思。盖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rvnith）与亚瑟。舒莱辛格（Arther Schlesinger）。因他们至少与他相当，他觉得谈话便有意思。

勃克莱爱驾驶帆船，五十岁时曾横跨大西洋，同时也开始写间谍小说，其中十一部的主角都是同一间谍。到了一九六五年他对纽约政治产生兴趣，以保守党名义竞选市长，获票仅全部票数百分之十三，但却害了共和党的得票。后来里根总统曾有意派他做驻外大使，但他对做官毫无兴趣。进入老年后，他渐渐放弃各种任务，於一九九八年停止公开演说，有四十年时间曾每年应邀演讲至少七十次。他也出售了他心爱的游艇，写了最后一部间谍小说，也开始写一部历史小说（未完成）。他的爱妻於二○○七年四月逝世，他就一直陷入低落情绪中。

回顾我对他五十多年来的成就认识，我尊重他的高见，所最不乐见者是他从未改变他对麦卡鍚参议员的评价.但是他把伊拉克战批评为「失败」，能坚持说实话立场，令我保持我对他的敬意。

二○○八年三月十一日於纽约

 

艾鸽获第三届“中青社区十大网络写手”称号
http://bbs.cyol.com/viewthread.php?tid=74801&page=1&extra=page%3D1

艾鸽
评委会评语：
哪怕是自说自话，哪怕是不能引发巨大的眼球效应，但爱鸽的诗和诗意是我们这个时代也是网络里面不可或缺的。爱鸽在论坛上提供的是另外一种层次的美和享受。

艾鸽长篇小说《死亡地带》入选为新浪第五届原创文学大赛优秀作品
新浪第五届原创文学大赛第四轮月晋级赛作品榜单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02月26日 20:17  新浪读书
新浪第五届原创文学大赛第四轮月晋级赛作品榜单在年初重装登场，共计三类三十六部作品成为第四轮月晋级赛的胜利者。其他没有入选第四轮晋级赛榜单的作者也不要气馁，您的大作将会自动进入到下一轮晋级赛的评选中。
各位入选第四轮晋级赛榜单的作者请注意，为方便将作品推荐给影视公司和出版社，请在结果揭晓后10天内将作品的故事大纲(1万字左右)发送到大赛指定信箱5thycds@vip.sina.com，逾期则视为自动放弃入选晋级赛榜单的资格。
以下为第四轮月晋级赛榜单：
军事历史类：
晋级赛分类优秀作品：《死亡地带》
作者：艾鸽
评委得分：30.4 网站得分：12.5
评委点评：独特的视角立足点，从始至终的心理压抑感，甚至是悲恸，可以说这个营造是成功的。但如此另类的描写手法，其阅读群会相对受限。

● 中国养殖业大量用人粪、畜粪及家禽粪便作饲料，虽然大发其财，但却造成严重的生态和食物污染，危害人类健康。

中国出口的受污染食品日见严重，美国人员也奇怪何以中国进口的虾会有高达百分之十含有沙门氏菌，直到去年年中才找到污染的一大可疑源头，就是他们发现中国的水产养殖商以鸡粪为饲料，有的直接在养殖海鲜的池子上面搭建巨型养鸡圈，让鸡粪直接掉到水里喂鱼喂虾.此发现让许多外国人大倒胃口。为了安抚民众恐慌，美国联邦政府下令禁止进口五种屡次违反食物安全标准的中国养殖海产：虾、鳗鱼、鲮鱼、鲶鱼、和巴沙鱼，而中国养殖商就把大量滞销的鱼虾向尚未下禁令的地方贱价倾销.

中国以粪为畜粮历史悠久

以粪便为粮的做法，在中国已几乎应用到所有畜养的产肉动物上面。这是中国食品界的一个黑洞。虽然中药里面也有使用人和其他动物的粪便，如人中黄（人粪便）、粪清（人粪汁，详见《本草纲目。人部。人屎》）、鸡屎白、夜明砂（蝙蝠屎）、望月砂（兔屎）等等，现在一些财迷心窍的中国人也会使用人粪作为速制臭豆腐的添加剂，但这一类中药可以不用，臭豆腐也可以不吃，但除非是戒杀生的，否则鱼、虾、猪、鸡等等总难通通不沾。

中国人使用粪便喂养产肉动物，已有悠久历史。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学者萧璠的考证，中国人把猪圈跟人用厕所搭建在一起，即所谓的「带厕猪圈」或「连茅圈」，让猪可以直接吃掉人拉出来的粪便的做法，早於春秋时左丘明撰的《国语》里面就有记载.这种以人粪喂猪的「连茅圈」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在北方盛行了很长时间，现在已较少。猪什么都吃，极其符合中国人天生天养（即自生自灭）的哲学，加上牠们这样长出来的肉中国人也吃得津津有味，相信这是中国人那样爱养猪和吃猪肉的一大原因。按此线索，中国人爱吃狗肉，也很可能与狗较杂食并喜欢吃屎、容易饲养有关.

至於用粪便养海产的历史，据萧璠的考证，「可以确定最迟在北宋中晚期时，至少在某些地区人们已经有意识地利用人畜粪便来作鱼塘里的肥料了。」今天，中国南方一带不少鱼塘上面依然搭有茅厕，给海鲜提供新鲜人粪尿。人粪尿在养殖业中依然地位崇高。据中国出版的《新编实用养鱼手册》：「粪肥是池塘成鱼养殖的主要肥料，常用的粪肥以人粪尿肥水效果为最好，其次是家禽粪便，再次是家畜粪便。家畜粪便中，猪粪好於牛粪.」无怪在香港市场上来自中国大陆的鱼、虾，往往渗出一阵阵的粪便气味，怎样用水清洗都没有用。幸而这些海产煮熟后，特别在一些薑葱的配料下，粪便的味道并不明显.

以粪为畜粮有助歼灭竞争对手

人粪尿之外，中国养殖者对以粪便为鱼、畜粮的应用组合十分丰富，当中对鸡粪的应用尤为广泛，其次是猪粪.市面上专以鸡粪喂产肉动物为题的书就有好几本，如《鸡粪饲料生产利用技术》、《鸡粪再生饲料》等。鸡粪可以喂鱼、虾、猪、鸭，甚至草食性的兔、牛、羊。动物又可以互吃对方的粪便，如猪粪喂鸡，鸡粪也可喂猪；鸡粪喂牛，牛粪也可喂鸡；猪粪喂牛，牛粪也可喂猪；鸡粪喂兔，兔粪也可喂鸡；甚至让动物吃回自己的粪便，如猪粪喂猪，鸡粪喂鸡，兔粪喂兔。而吃粪最多样化的要算是鱼了，中国养殖者除了较常喂以人粪、鸡粪、鸭粪、猪粪和牛粪之外，鹅粪、羊粪、狗粪等等什么都掉到鱼塘里.

因此，中国养殖者往往同时养殖或畜牧几种产肉动物，或再辅以种植，务求「物尽其用」，省回大笔饲料费，并称此为「生态养殖」或「立体循环养殖」。他们把这些动物粪便叫做「非粮饲料」，并设法以这些贱价的「非粮饲料」尽量取代昂贵的正常饲料。这种暴利经营已经造就了好多暴发户。央视国际曾介绍过千岛湖的养殖明星徐廷忠。

二○○四年徐在当地一小型水库，投放鲢、、鲤、鲫等种苗八万条，但一天就吃掉几千元的鱼粮，非常肉痛，於是在水库上游搭建鸭棚，天天把鸭子赶到水里拉屎。但「鱼总是不大」，徐请教农业局谘询专家，原来八千只鸭子的粪便不够吃﹗於是他增加到一万八千只，鸭粪够吃，鱼就「长得很快，大起来了」。在中国靠这种「生态养殖」发大财起家的，最着名是身家过两百亿人民币的希望集团刘家兄弟刘永好和刘永行，他们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鱼粪养鹌鹑，把鹌鹑蛋的成本降低到和鸡蛋差不多，并曾拥有一千万只鹌鹑，获誉为「鹌鹑大王」，最后把一千元的本金变成了一千万元。

所以中国海产或肉类特平，不仅是因为中国没有人权，可以依法压榨劳工，也是因为整个生产过程可以无法无天，如此黑心经营法，其他文明国家即使知道，但限於良心或法律也不能奉陪。但同时，许多国家由於中国这样不择手段的崛起而变得越来越穷，而不得不购买这样廉价而危险的中国食品。中国每被揭发贩卖这些粗劣毒货时，总会抵赖，并作报复。中国财大气粗，没有任何道德牵挂，并由党中央统一全国口径对抗外力，民主国家最终多会让步。所以，贸易全球化，中国必定是无坚不摧的。美国和澳洲的养殖业者已经处於等死状态.早前美国股神巴菲特沉痛表示：美元贬值并没有带来贸易平衡。美元再贬值，无法无天的中国商人还是有办法图利的。显然，中国已成为食粪症（Coprophagia） 的最大得益者 .

一亿五千万中国人染寄生虫

中国虽然大量以粪代粮，大大降低成本而歼灭竞争对手，但也带来灾难后果。人畜粪便虽然有一定的营养成分，但也含有多种有害物质，如呵跺、胺类、尿酸、尿素、亚硝酸盐、多种细菌、病毒、寄生虫及其虫卵、药物或农药残余等等，这不单严重污染水质、地下水和周围环境，也极易造成畜禽或人畜间的交叉感染，着名生物学教授Jon Fjeldsa甚至认为国外一些地方输入中国这些用鸡粪制造的鱼粮，成为禽流感扩散的一大漏洞。

据中国卫生部在二○○五年发表的《全国人体重要寄生虫病现状调查报告》，推算出以下惊人数字：全国感染土源性线虫人数为一亿二千九百万人；全国感染带绛虫人数为五十五万人；全国流行区感染中华分支睾吸虫（又称肝吸虫）人数为一千二百四十九万人。

该报告指：「应禁止将厕所建在鱼塘上或鱼塘边，粪便要无害化处理后再施用，不要用新鲜人粪或猪粪作为鱼的饲料……将新鲜粪便直接投入鱼塘中作为鱼的饲料等，可使肝吸虫虫卵进入水中，通过中间宿主螺蛳发育后而感染鱼体.将洗鱼的水喂猪，用生鱼、虾喂猫狗，均可引起这些动物的感染。」从一九九○年至二○○四年，广东肝吸虫感染率上升了百分之一百八十二，目前预计感染总人数超过五百万.

本身为肝吸虫专家的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张立伐主任说，「广东的淡水鱼虾感染肝吸虫比例超过百分之九十……肝吸虫虫卵通过人畜粪便排出体外，而吃了被肝吸虫感染的食物就会感染此病。」由於香港的淡水鱼虾海产绝大部份来自中国，当地也约有十万人感染肝吸虫，但碍於中国是主子，而只能任由中国的毒鱼毒虾毒肉横行。

我是不承认中国被妖魔化的，但为什么我要言说这个问题呢？那是我们的官方传媒和太多民族主义情绪的人，一看到西方对中国偶有的不失报道，便说这是西方集体的、有意的对中国的歪曲。英国作家吉卜林曾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不相遇。吉卜林说得太绝对，遇是要遇的，怎么遇，如何处理遇？这才是东西方问题之所在。如何处理遇，这涉及到东西方精神与物质生活的许多方面，是个值得永久探讨的大难题。但在东西方交汇的际遇中，中国在其间的反应，与许多东方国家的做法并不相同，这是不言而喻的。西方的问题西方自有多方利益的博弈与制肘（只要我们稍微理智一点，他们在新闻等方面的自我纠错能力与机制，都不是中国可比的，除非一家新闻机构想垮台，否则没有任何一家机构不把传媒公信力当回事），我认为中国人应该思考的是，如果真有中国妖魔化，那么我自己做错了什么，容易被他们妖魔化？我认为一个人遭别人误解，首先要想想自己是不是有问题，这也是我这篇文章着力点在反省我们中国自身问题的一个原因。我不可能在一篇急就章言说清楚这么宏大的命题，但我有几点并不完整的看法提供如下，用于大家批评与思考。

一：今天不理智的民族主义地雷，皆拜中国愚民教育所赐。香港作家陶杰曾说过，中国的教育是在为未来埋地雷。这话与袁伟时先生所说的“狠奶教育”，只是对同一事实的两种表述而已。由于我们是把爱国家、爱政府、爱党一锅烩的愚民教育，所以一旦看到西方对共产党极权的批评，官方便用其愚民教育，说这是在批评中国，这是在反华辱华，一些接受这样受害教育的人，便起来为虚幻的愤怒而战斗。我的意思是，国外许多对中国的批评，都只是批评官方批评中共极权，并非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文化，有什么偏见而已，作为一个普通人，要分清这一点，不被官方的宣传所左右。可惜的是，中国那些对自己糟糕的生存并状态不愤怒，却有一股子无名的爱国之火的人们，有多少人能分清这一点呢？官方正好利用这一切，来为其统治合法性并实现其统治小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二：作为后发国家一种天然的挨打感，导致别人的任何批评，都视为挑衅。四九年我们的教育是，落后就要挨打。这样的命题十分可笑，却至今被普遍接受。世界上有许多国家落后，却从来没有被挨打过，落后与挨打不存在天然的联系。但落后的观念的确给交往越来越多的世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鸦片战争，只不过别人想惠互利的商业意图，却被中国无端的拒绝，从而导致了效往的麻烦。当然导致这样的战争，西方也是有恃强凌弱之嫌，但中国自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自己却不能忽略过。从鸦片战争到现在，我们都摆脱不了受虐狂状态，这是整个民族心理扭曲、脆弱之表现，而这样的脆弱和受虐心理，却被我们糟糕的近现代史研究和意识形态需要而放大，从而形成了一种癫狂的民族主义情绪。

三：官方培养民众的虐待狂的状态，来反衬其作为所谓大救星的救世作用。四九年后得鼎，官方一开始的宣传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后来觉得这样绝对的话太无耻，于是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种“没有……就没有”的武断句式，在四九年后的官方宣传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滥用，从而加强了一种没有共产党，中国人便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活不下去的虚幻感觉。为什么他们要愚弄民众，培养这样的虚幻感呢？那是因为他们深知自己是武力夺取政权，而且是在日本凌侵中国时发国难财而壮大，害怕民众不服他们，从而采取一系列的洗脑策略，从而成功地在民众头脑中植入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的芯片，从而使民众完全丧失独立思考能力。从受虐待狂心理的培养，到虚幻的受虐狂压迫（夸大他国的压迫与侵略），从而完成官方从精神对国人的完全奴役与统治，复以极权经济对人之物质需求的全面控制，便很好地植入“大救星”这样的芯片。

四：植入“大救星”芯片，夸大帝国主义侵略史，培养民族主义鸦片。西方对中国有无侵略，这不是个问题。的确西方在与中国相交之时，其恃强凌弱的行径，应该受到批评，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自身的专制制度、排外闭关有关。近现代许多战争，固有外国凌侵挑衅的原因，但中国自身的问题也促使了这些灾难的发生，我们必须理智对待。在四九年前，对西方的侵略，我们都还有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务实态度，但在四九年后，完全为了党派利益，而不惜歪曲一切历史，为剔除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焦虑服务的做法，比如因为美国支持国民党，而将美国的一切都将以否定，五十年代的反美浪潮，皆是官方为一己之私利服务而已，非为民众亦非为民族着想也。五十年代这样对美国的妖魔化，当然有共产极权阵营和民主阵营冷战的原因，但共产党官方倒向苏联极权，为一党之私利服务的做法，却是不能否认的。

五：为党派利益而非为民族利益的外交政策，是东西方摩擦乃至导致中方所谓妖魔化的一个原因。五六十年代不说了吧，国内死了很多民众，却要勒紧腰带去支持意识形态的阶级“兄弟”越南，后来又因为意识形态和党派分歧，又去惩处他的“兄弟”越南，这些都是党派外交，但却带来了民族灾难。即便是如今，官方的外交政策中，朋友与否的概念，还是党派和意识形态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一大世界景观便是，谁被民主自由的世界认为是流氓政权，谁便是中国官方的朋友，如朝鲜、古巴等，这样为党派利益不顾一切的不理智选择，你让西方怎么评价你？民主自由制度的确有它的问题，但已经被三四百年的时间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比其他制度包括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更优越的制度。

六：极权统治是导致西方“妖魔化”中国政府的真正原因。现在政治文明需要的是破除垄断，讲究权力与政党之间的制衡，因为只有这样，每个的权利与自由，才能逐渐得到保护。那种在政治上搞垄断，搞一党独裁，就是延续过去那种野蛮的丛林法则，是一种不文明的强权政治，这样的制度应该受到批评与谴责，并加以改正。极权制度导致许多方面的走样。单就目前的西藏问题，举其大者：一是封锁信息，排拒真相，不能给西方传媒真实接近西藏的机会，这是西方传媒失误的原因；二是官方宣传的公信力丧失殆尽，却只允许官方独家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当然会引起全世界各方面的强烈反弹；三是宣传组织传媒去采访的做法，也是限制传媒的自由采访，“组织采访”的做法本身就很荒诞，与新闻采访的真实要求大相径庭，何况采访过程中，已经爆出官方的造假行为。可以这样说，这次国际上对西藏事件的强烈反弹，乃至有些不实报道，可能有他们自身价值观与偏向的问题，但最重要的是，中国官方的封锁态度和应对危机公关的能力，极其低下，他们以为用此前一手遮天的做法，便可消弥世间的一切不同声音与质疑，这其实是自欺欺人。不能真实报道，当然难免在一定程度上不实，而被中国官方夸大为“妖魔化”。

七：不理智的民族主义是柄双刃剑
，民众和国家是最终的受害者。几十年的爱党即爱政府，爱政府即爱国的愚民教育，官方已经成功地偷换概念，成功地将党派利益凌驾于民族国家利益之上，并且成功地利用党派利益而偷用了国家民族利益，而许多人的利益因此惨受剥夺，却并没有意识到此点，这是官方几十年来愚民的成功。而且他们为了党派利益，成功地“妖魔化”民主自由，让民众觉得中国不适宜于搞民主自由，从而完成对民众利益的绑架。为了利用民族、国家这样的大牌牢牢攫取党派利益，不惜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歪曲民主自由国家的好处，不惜一切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比如台海问题，他们对台湾强硬，不是他们爱国，是因为这对不理智的民族主义者、不清醒的爱国主义者无法交待，因为这会涉及到他的统治合法性。其实真要解决台湾问题，就是放弃党派利益，把民众、民族、国家利益放在头等位置就行了，可是极权的官方，他们会这样做么？我也希望统一，但你不放弃党派私利，不放弃独裁统一，台湾怎么统一？能享受到民主自由，谁愿意统一到一个独裁政权之下？香港模式根本就不适用台湾问题。倒是最近胡锦涛的一中各表相对务实，但是真正要统一，那真是一件非常慢长的事，除非民主自由，中国无法统一台湾。中国不改变其独裁统治，用党派利益来与全世界的民主自由国家和国内民众的利益作对，如果你不幸被妖魔化，你能怨谁呢？

2008年4月10日8：40分于成都

近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先要解放表达》的文章，指出：“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没有自由的表达，难有活跃的思想；限制了表达，也就限制了思想”；“在百花齐放的表达中，我们才能接触更多观点，收集更多信息，才能对思维模式产生强有力的冲击，新思想方能应运而生。”考虑到当前官方大力提倡思想解放的背景，“解放表达”这个提法自有其现实意义。

解放思想为什么首先需要解放表达？因为生活中存在着针对思想表达的禁锢。语言的本质是权力，控制了言论就等于控制了权力。在思想禁锢的体制下，“主流声音”之外的言论会被认为是“空谈”、“说胡话”，甚至连空谈和“说胡话”都不被允许，一切它看不顺眼的东西会被轻而易举地扼杀，很多时候，人们还会因言说而付出血的代价。历史上曾经有多少人因言说而献出生命，已经弄不清楚了。当思想者把自己的思想说给被人听、写下来给别人看的时候，也就把自己的脆弱的生命放置在风暴必经的路途上了，而他们的“罪”，不过是说出属于自己的思想而非“主流”的或“钦定”的思想而已。

任何思想，无论它多么深邃伟大，“说出来”才有意义。正是为了保护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存在的“潜在真理”，所以才不能给任何人以绝对真理自居并封住别人的嘴、迫使别人服从的权力。只有把束缚言论的绳索解开，撤掉所有遏制思想表达的权力，思想才能通畅传播，才能自由地冲向蓝天自由飞翔。如惠特曼所说：“真理的不可压制的特性，就在于它的全部要求和全部需要在于自由表白。太阳无须用碑文使其区别于黑暗。”一个国家，如果一方面呼吁人们解放思想，另一方面却不许人家张口说话，谈得上什么解放思想？如果说真话的人总是要冒风险，不得不蜷缩在某个角落，而说谎者却总能登上大雅之堂，到处招摇撞骗，它的前途在哪里？

执掌权力者热衷于限制表达，无非是怕人把话说过了头，说出了格，其实，稍微懂点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让民众说话而“亡国”的，由言论自由而推动社会进步的事例却比比皆是。自由表达虽然并不能够保证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会发生悲剧，但是，起码可以保证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至于整体性地陷入悲剧中难以自拔。

有人把解放表达理解为“让人说话”，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它没有回答“谁让”和“不让又怎么样”的问题。那么，谁来解开思想表达之索？答案其实很简单，唯有法治。法治保障人们表达思想的权利，就是用法律确认和保护人的言论自由，就是思想无罪，言者无罪。有什么言就发什么言，无事不可言，无言不可论。不管什么样的思想观点，只要说出来的，都是合法的。思想解放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探索真理、寻求发展之道，它只是为了赋予和维护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所以，应该是法治“使”人说话，而不是谁让不让的问题。

表达自由与表达的内容没有关系，与发表言论的人是好人还是恶棍没有关系，与表达出来的东西是真理还是谬误没有关系。宪法和法律不仅保障公民说“对话”的权利，也保障公民说“错话”的权利。因此，解放表达对法律的最基本的要求是，第一，鼓励和保护人们独立思考、自由言说；第二，允许“异见”存在。人群中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是一个正常社会里的正常事，万众异口同声，肯定有问题。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上都规定有言论自由这一条，我国的宪法上也有，那么，为什么还要强调解放表达呢？因为我们国家的法治状态还没有能力对国家（政府）实施以下限制：不得以任何借口，包括社会稳定、重大事件、战争状态、紧急状态等等为理由，剥夺或限制人民的言论及新闻出版的自由。当然，会有人抬出“自由不是绝对的”来反驳这样的观点，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就会有言论的绝对不自由。

法治社会中，任何人都有权说出自己的观点或想法，只要当他说话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法律规定，便不能干涉。即便是凭空说谎，无故造谣，蓄意诽谤，存心诬陷，政府也不得以行政命令的手段去干涉、取缔之，而必须按法定程序，经法庭审议判决。为什么强调时间、地点、方式的合法性呢？打个比方，如果在一个坐满观众的电影院里，明明没有发生火灾，却有人高喊：“着火了”，这就属于违法行为，就必须承担由此而来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说，法律保障的是合法的表达权。表达是自由的，但表达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法治社会的政府，是允许人民说话和思考的政府。一个真心追求民主的政府，不能限制人民说什么听什么看什么相信什么，不能只让说好话不让说坏话，不能只允许人民听见政府自己的声音，更不能要求人民相信这就是人民自己的声音。其实，把自己的好坏可以一齐端出来，坦白于整个社会、整个世界，让人品头论足说个够，这世界上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事情了。正如马克思所说：“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爱私人生活的人。”

据说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刻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几个字，笔者相信，所有针对思想的障碍被清除之日，也就是思想之花到处开放之时。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就是用自己的双手解开束缚思想的绳索，书写中国思想解放史上的极其重要的一页。

“革命”这个词在汉语中的含义十分复杂，是一个令人搔头的问题。因此，首先对”革命”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考察，以廓清笼罩这个概念上的迷雾，就是一个十分必要而紧迫的问题。

1．通常意义的革命

我们现在使用的”革命”这个词，其实主要是在外来语的意义上来使用，但汉语中早就有这个词，多重含义的掺杂，使得这个词更为复杂。最早使用革命的，大概是《易•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的”革命”是变革天命。中国几午年的王朝变更，其实只不过是一家一姓的家产、畜产等等产权的变换而已，谈不上任何进步性，革命性。到后来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简单循环，更是一部令人痛心的相互砍杀的历史，这部历史看似庞杂繁芜，浩如烟海，其实可以归结为完全泯灭个人价值的臣民与暴戾恣睢的僭主之间的角色变换。革命成了一个简单的过程：手执钢鞭的强悍者除掉处于待宰地位的弱者。

西风东渐之后，”革命”这个词也涌入这片古老的大地。通常是在如下意义上使用革命：1．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革命是事物的根本质变过程，与”进化”相对。探究英语中的革命（revolution）这个词，会发现东西方思维的相似之处。Revolution的词根revolute是循环、旋转、周期、涡轮机的意思。一直到光荣革命（1688年），革命都是反复循环、一个君主代替另一个君主的意思。十八世纪后，法国、英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求才发现光荣革命的重大意义：

我们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就是威廉国王统治下的革命时期。正是在那时，在经历了多次动荡、经历了政权机构的不同成员为争夺权力所进行的频繁的争斗（参与者中有些人付出了很大的血的代价）之后，我们的宪法终于确立了下来。像这样非凡并且取得了如此可喜成就的革命，直到近年来美国和法国发生了更加非凡的革命之前，恐怕在世界历史上都可谓是独一无二的。正像休谟先生所说的那样，这场革命割除了一些以世袭权为依据对权力的要求；当一位王子被选中时他要在一些明文规定下才能获得王位，并且把他的权威建立在与人民权利相等的基础上。（科恩《科学中的革命》）

2．近代革命的类别

近现代革命大体可以按国别分为：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中国辛亥革命，俄国二月、十月革命。

从革命的理念、方式、效果、参与者、领导者等因素来看，上述革命中影响最大的是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这两类革命具有如下共同点：狂热的理想主义倾向，在地上建立天国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都对革命领袖寄予过高的希望，参与者都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和智力优越感，都把自己看成是拯救他人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解放者，参与者都未经人文主义思想的充分的洗礼，都远远没有完成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对社会的振荡、对道德的颠覆、对信仰的败坏都远远超过其建设性和革命性。这两类革命对亚洲、非洲、南美洲的影响十分巨大。对人类文明进程贡献最大的是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革命。这两类革命是以扞卫宗教信仰的自由为最高目的；以扞卫”无代表不纳税”、保护财产权为世俗性的追求；以理性、节制、妥协的方式，建立一个最不坏的受到种种制衡的政府；经验论、怀疑论和坚定的新教信仰使他们避免了乌托邦主义的蛊惑，从而得以在地上建立起人间的国度。英美革命的参与者有虔诚的信仰，有理性的诉求，有温和的手段，有二三百年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提供思想利器，有强大的人文主义思想作为底色，有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作为支撑。英美革命的领袖相互之间均能受到制衡，均有一种需要得到社会授权的受制约意识（克伦威尔始终把自己定位为执政，华盛顿向议会交回军队指挥权），均对革命的合法性、权力的正当性充满虔敬和惕惧之心。

中国的辛亥革命是后发文明摆脱野蛮走向现代化的一首悲壮史诗。无论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谭人凤、胡汉民、蔡锷等领袖人物，还是方声洞、林觉民、孙武、刘公、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等参与者，都有一个明确的理想：在亚洲地区建立起第一个共和立宪的现代化国家。领袖之间有互相磋商甚或是互相争吵的氛围（而不是一人独大、乾刚独揽、唯我独尊的独裁方式），参与者都是我们这个饱经精神摧残的民族的最敏感的分子，最具有道义担当意识的先进人物。然而，由于缺乏”人”的意识的觉醒，缺乏人文主义思想培育自主型的公民意识，依附型的奴性人格是绝大多数国民的生存状态和心性状态，因此，革命志士的鲜血最终只是染红了投机者的顶戴，成全了如袁、毛之流的元凶大憝。

3．当代革命的含义

人类理性发育到今天，理所当然的应该赋予革命以新的含义。在汉语语境下，”变革天命”式的中国传统革命观已经被相当多的当代人扔进垃圾筒，”除掉性命”式的仇杀革命观也被越来越多的当代人唾弃，”一个阶经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为”的革命观仍然有不少的信奉者。外来语语境下的革命含义愈来愈丰富、成熟。本原的”循环反复”的revolute逐渐被更多内容的revolution所取代。人类的政治实践、政治学、政治哲学在逐步完善革命、丰富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目标、理念、手段、效果、参与者、领导者等方面入手，对革命加以厘定。

从目标这个维度来看，革命的宗旨是建立一个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和社会。从理念这个维度来看，自由、平等、博爱、公平、正义、法治不应该是空洞的口号，而应该是制度化的实践，应该牢记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如果没有正义和法律，人就成为卑劣的兽类。”

从手段这个维度来看，暴力绝不是革命的唯一选择。虽然在人类最伟大的革命——光荣革命和独立革命——中，也无可避免地伴随着暴力，但暴力只是方式。如果没有理念和目标的导引，仇恨只能滋生更多仇恨，暴力只能衍生更多暴力，1789年、1871年、1917年、1949年、1966年、1968年已经为人类的编年史提供了太多的证伪材料。今天的革命，理由弃绝陈胜吴广式的锄耰棘矝、钩棘长铩，理当弃绝梭镖、红缨枪、闪闪的红星，理当弃绝冷兵器和热兵器的绞杀，理当有更多更具有人的尊严的选择.

从效果这个维度来看，应该认识到欧美的文明能在今天引领人类，是与其理性思维、神性信仰的远因以及文艺复兴700余年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沐浴的近因密不可分的。如果说克伦威尔、华盛顿是人类文明这片森林里的两棵参天大树，那么他们的成长是离不开众多的追随者、制衡者所形成的这块沃土的。暴力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迅速建立起一个新的政府，分封一批人为领导者，但却无法迅速消除臣民社会的奴性和盲从，无法迅速建设公民社会的独立平等。因此，革命只能追求最不坏的效果，追求一种”不完美的善”（奥古斯丁），追求以五十年、一百年为单位计算的人格的独立、民意的苏醒、民风的淳朴、文明习惯的养成、法治社会的成形、理性博弈意识的发育。毕竟我们还没有走出近代的泥沼，
毕竟我们才刚刚认识到先进文明在器物方面的优越。随着文明的演进，相信制度、思想的优越性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识识到。

从参与者这个维度来看，随着文明风气的熏育，应该审慎乐观的看到，文明的力量在成长壮大。虽然目下的中国人格分裂成为一种常态，虽然丑恶野蛮通常以美好文明的面目示人，虽然附庸风雅是一种痼疾，但也应该看到，就算是野蛮也不大敢肆无忌惮的嚼肉饫血，就算是沐猴也要冠冕一番假充人形，就算是疯狂的掠夺也要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文明的力量无远弗届，文明的向心力使得野蛮也产生　向往之心，文明的强大使得野蛮也产生畏惧之心。从这一点来看，文明战胜野蛮是势所必然的。尽管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高度远远无法与五四一代相比，尽管1949年前所培育的元气耗尽之后表露出来的种种怪现状将贻羞万代，但认可普世价值、希望与文明接轨，越来越成为更广大民众的共识，民众的这种状况远胜过五四时期的民众思想状态。由此看来，在文明的熏育下，板结贫瘠的土壤正在变成培育参天大树和连天芳草的沃土。

从领导者这个维度来看，新型领袖应该具备道德力、亲和力、智识力、行动力、洞察力、凝聚力、沟通力、包容力。新型领袖不是一言九鼎的最终裁决者，不是某个思想或主义的冠名者，而是受到制约、相互制衡的领导群体。华盛顿之所以能成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除了他自身的虔诚的信仰，启蒙运动施加给他的影响之外，还有英国文明中”无代表不纳税”的光荣传统，还有军事指挥权来自代表民意的议会的授予的传统，还有杰弗逊、麦迪逊、汉密尔顿、亚当斯、富兰克林等领袖的制衡。这些品质的养成，有赖于彻底摧毁传统依附型人格，有赖于彻底摧毁”打江山坐江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东方信条，有赖于在思想领域、教育领域里进行长期的、孜孜不倦的开启民智工作。只有有了肥沃的文明土壤，有了文明种子的播撒，才会有文明之花的绽放；只有有了民众对文明、体面、富有尊严的向往，只有有了自身意识的觉醒，只有有了普世价值观的深入人心，才会有引领我们走出泥沼的领袖群体的产生。（既要警惕救世主情结，又要承认领袖的重要作用，这其实是并行不悖的原则。）

综上所述，革命应该包括如下要素：一点一滴，流血最少，牺牲最小，有进步，新理念，新方式。

4．当代革命的类别

一个总是指重陈胜、吴广、洪秀全的民族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民族，是一个终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沉沦的群落，是一个只会在”消灭旧的暴君——拥戴新的暴君”的泥潭里打滚的冥顽不化的顽类。固然，羊哀求狼发善心、讲慈悲是愚蠢可笑的；固然，手无寸铁的民众指望掠夺成性的统治者有所节制、具备博弈意识是痴心妄想、与虎谋皮，但我们能做的，能使我们走出循环怪圈的，还只能是我们自己。惟有我们自己，才能斩断”摧毁旧暴政——制造新暴政”的蛇咬尾的循环怪圈。

（1）散步革命

在厦门px项目，上海磁悬浮列车事件中，厦门人民，上海人民以手机短信互通音讯、互相协调，以一种看似无奈、实则坚定，看似委屈、实则理性，看似屈辱、实则光荣的温和平实的态度，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以群体散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尽管最终结果的形成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民众在生死攸关的利益问题上的胜利，毫无疑问是一次革命性的胜利，一次新理念，新方式的胜利，一次牺牲最小、切切实实的胜利。让我们对连岳、赵玉芬等人表达足够的敬意！也许这将是中国人民奉献给人类文明的一种略显苦涩的革命方式。

（2）抗暴革命

在湖北天门魏文华被虐杀事件中，成千上万的天门人民自发到魏文华灵堂，去吊唁这位路见不见、立此存照的有良知、有血性的牺牲者，表达对”苛政猛于虎”的不满和悲愤之情。天门市的士司机也在此期间罢工，赢得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同情。在孙志刚事件、山西黑煤窑事件中，互联网和纸媒形成一种”全民共讨之”的声势。孙志刚等人以生命为代价维护人的迁徙权和工作权，有良知的媒体和民众迫使政府废除恶法，成为中国人民抗击暴政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成为中国人权史上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3）维权革命

从广义上来理解”维权”，其实所有的革命都是维权。这里特指维护切身的权益、生死攸关的利益。像生命权、财产权等。高耀洁、胡佳之于河南艾滋患者，郭飞熊、艾晓明之于太石村，四川万源民众之于大坝兴建，众多上访民众之集结京城，李健之于众多冤案，刘飞跃之于民生观察，黄琦之于天网，还有郑恩宠、许志永、宋先科、俞梅孙等一大批法律工作者，他们为维权事业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4）代表权革命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打破官方钦定代表、剥夺民意表达权的格局，是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湖北潜江的姚立法是代表权革命的领军人物。在他的影响下，一大批独立候选人冲破阻碍，不惧打压，为收回本属于自己的权利而不畏强权，谱写了一曲代表权革命的壮歌。

（5）土地革命

以集体、政府的名义，剥夺在现代化浪潮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的唯一安身立命的土地，是双重的不义——根据文明社会的惯例，政府应给予农民以一定的补贴。然而，现在还不仅仅止于双重的不义，而是多重的不义。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唯一能做的，就是像觉醒的黑龙江、陕西等地的农民那样，成立农民自治会，协商团结，明晰产权，把本来属于自己祖祖辈辈的土地看管好，并分到各家各户。在权贵瓜分土地的左后一波狂潮到来之前，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奋起保卫自己的财产。

（6）思想革命

思想革命是一场需要以百年为单位计量成果的革命运动。欧美的思想启蒙运动在四五百年后才收到显着成效即可证明这一点。中国的思想革命应该从五四时算起。1840—1898年，这是中国认识到欧美器物文明的优越性并努力学习的时期；1898—1919年，这是中国认识到欧美制度文明的优越性并努力学习的时期；1919年起，这是中国认识到欧美思想文明的优越性并努力学习的时期。近90年来的思想革命，致力于摧毁王权主义下的主奴观、道德观、哲学观、文学观、妇女观，致力于传播普世性的价值观、自由观、平等观、正义观、公平观、民主观。这个过程波澜壮阔，曲曲折折。1949年以来，一个个名字铭记着一个个悲壮的故事：林昭，张中晓，顾准，王申酉，李九莲，张志新，遇罗克……；1978年以来，一个个英雄憧憬着走出黑暗、走向文明的未来世界：李慎之，包遵信，钟叔河，苏晓康……；1989年以来，一个个思想者如青铜雕塑一样执着坚毅、笃定沉勇：刘晓波，秦晖，金雁，艾晓明，崔卫平，袁伟时，钱理群，丁东，刑小群，赵诚，余世存，傅国涌，冉云飞，余杰，王怡，金纲，鄢烈山，刘洪波，李勇，老饕餮，杨支柱，贺卫方，吴思，何清涟……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人民思想的进步都将需要大批思想者作为”中间物”而存在，作为通往”文明大道”的铺路石而存在，作为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轨的扳道夫而存在，作为扫除垃圾、洁净路面的清
道夫而存在。他们中的一些人注定是将被历史牢记的人，他们中的另一些人注定会成为被历史洪流淹没的人——正如我们今天在感激一批先驱者，却也遗忘了一些盗火者一样。

（7）教育革命

教育的最高宗旨在于以人类文明的最优秀成果促进学生的心智成长，在于激励学生葆有并壮大探究的欲望，在于培养学生接纳普世价值观的胸怀，在于激发学生对真、善、美的强烈向往，在于鼓励学生摆脱依附型人格的蛊惑，在于引领学生走向建构独立型人格的康庄大道。”愚民——驭民”从来是蒙昧社会统治者的基本伎俩。以谎言、偏见、谬说填充学生的心智空间，以看似高深实则僵死的知识屏蔽学生的视野——我们可怜的孩子的大脑成了垃圾回收站，成了核废料掩埋场。从三四岁开始的”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到二十三四岁的研究生政治考试，二十多年的洗脑使他们”吐啊吐啊就习惯了”。他们吃惯了富含催长素、乙醛、防腐剂的食品之后，对新鲜、绿色的食品反而恶心、呕吐——这就是吉林艺术学院教师卢雪松向学生介绍林昭而被举报受处分的现实土壤。樊百华等大学教师面临着被举报的命运，成千上万觉醒了的、充当盗火者角色的中小学教师也有这样的遭遇——蔡朝阳、梁卫星、笔者……他们被找去谈话，被恫吓，被软硬兼施，然而，见识了大海的宽广无边的人，怎么还会去礼赞绝望的死水如桃花翡翠般鲜艳美丽呢？如何韧性的战斗，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赢得传播真善美的权利，这是摆在所有富有责任感、历史感的教师面前的一个问题。为未来社会培养公民，这需要一代又一代教师以坚韧、平实、淡定、默守的姿态，去做永不妥协、永不中断的努力。文明的层累渐进、薪尽火传的真义，肩住黑暗的闸门，端赖这些在奴化教育和本真教育的夹缝中仍然仰望星空、向往光明的人。眼下的他们可能会被讥嘲为迂阔、徒托空言，可能会被谈话、被处分、被喝茶，然而这也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漩涡而已。如果说思想革命是在为我们制造、输送武器，那么第一线的有担当意识的教师则是在充当”思想小贩”（魏勇语）。作为这个光荣与荒淫齐飞、希望与绝望一色的时代的见证者，我向下述老师表示敬意：周迪谦，魏勇，范美忠，夏琨，李玉龙，童蓓蓓，欧阳懿，刘飞跃，梁卫星，蔡朝阳，周慧英，郭初阳，周仁爱，吕栋，刘艳坤，王雷以及林江仙的乡村图书馆建设……还有更多我们不知道的教师，他们”拆下肋骨当火把”，以普罗米修斯的牺牲精神，以西绪弗斯的执着，去撞一堵坚实高大的墙。其中的很多人注定 成为历史长河中一朵不起眼的浪花，但他们播下的文明的种子，注定将长成参天大树。教育革命一定会引起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重视。正如在我们民族思想解放的黄金时期，朱自清、叶圣陶、夏丏尊、梁漱溟、晏阳初、李叔同等最优秀的人投身于基础教育，今天，钱理群、袁伟明、冉云飞、傅国涌、余世存等一批思想者也在向基础教育投以关注的目光。让我们期待文明的火把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教师的目光，期待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教师接过文明的火把，在这场文明火把的接力赛中跑好自己的这一棒！

（8）信息与真相革命

2．1亿互联网网民，4．2亿手机用户，意味着更便捷，更自主的信息传播方式 为人们了解事实真相、发起某种温和运动提供一种较好的方式。在铁幕屏蔽文明阳光照耀的情况下，在申请成立社团、群体性活动被统治者视为最危险的情况下，在13亿人处于最为软弱，最好欺负的一盘散沙的单子化状况下，网络和手机为我们撕开铁幕的一角，在文明与野蛮的罅隙里透射着一抹温暖的阳光，以培植真善美的种子生根发芽，成长壮大。在散步革命、维权革命、教育革命等革命中，信息与真相革命提供了巨大的技术支持。

（9）颜色革命、真相与和解革命

底气充足、行动坚决的颜色革命展示了域外文明的强大力量。真相与和解革命则表明：面对种族的歧视、屠杀，以博爱化解仇恨、以平等消除杀戮的大智大勇。

消除意气之争，屏除求全责备的心态，摆脱急功近利的干扰，千帆竞发，万流归海，终有迎来光明的一天！

最近由于俗务缠身，很想暂时既不写文章也不上网。当然网友可以理解为最近敏感的话题太多，如果不想把自己也弄得敏感的话，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不要假装聪明，对什么都来指手画脚一通。真正聪明的作者都明白：有些议题最好绕开来——例如宗教和民族问题，这样你才能永远保持政治正确。

对于我这个业余写手，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虽然网友不停提醒我“你没有权力保持沉默”，可我毕竟不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对不对？我可以突然消失一段时间，我可以借机到世界各地旅游一番，去搞我的国际问题研究，而且，最妙的是，狡兔三窟，我还可以离开东半球到西半球，随着太阳转；也可以离开北半球到南半球，来到最适合人类住居的澳大利亚——那里的季节由于和中国的正好相反，我发现人类最高的理想都可以实现了：你可以选择春夏秋冬——不喜欢冬天的可以一年过两个夏天，不适应夏天的可以一年享受两个冬天。再说，又可以和儿子在一起，何乐而不为？

不过一来到澳大利亚，就发现问题大得很。原来最近一段时间，这里的电视新闻几乎每天都把西藏、中国人权和奥运圣火等当成头条新闻，我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只当没有看到的，也不见朋友，不写文章，不发表议论，可是我的两个儿子却看得清清楚楚。小儿子还可以对付过去，上高中的大儿子就不好办了，而且我感觉到，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好像他老子是来自一个蛮荒之地，来自一个毫无人权可言的国家，来自一个侵略者的国度，来自一个——

躲得过网友，躲不过儿子。一个人可以对全世界隐瞒自己的观点，却绝对不能不对自己的儿子有所交待。我还是不能回避西藏问题——这可是一个集统一与分裂、宗教信仰与民族冲突于一体的超级大问题。不过，既然是对儿子讲，我就天马行空，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吧。

1）小心老子揍死你！

我的两个儿子从幼儿园到小学都是在美国和澳洲上的。他们都有正规的中文名字。当时孩子出生时，远在湖北的奶奶（上帝保佑她老人家在天堂里幸福快乐！）按照家乡农村的习俗给两个儿子取了小名：大儿子叫“铁蛋”，小儿子叫“铜锁”。他们奶奶的意思是有了如此“土”的家乡名字，今后无论在华盛顿、纽约，还是悉尼和伦敦，想忘本都难。

可是——别提了，几年下来，他们的中文一塌糊涂，普通话比我讲得还糟糕，可是英文倒是越来越溜，比那个整天出现语法错误的布什总统都强。我也就只好安慰自己，入乡随俗吧。

在我的记忆中，和已经上到十年级的大儿子铁蛋只有两次严重的冲突。第一次发生在他上小学的时候，事件经过我都详细记录在《父与子》这篇短文中。当时，铁蛋在学校欺负一名来自意大利的新移民，人家的奶奶过来求我们不要让铁蛋欺负她孙子。我真地火了，对儿子动了粗——我想，儿子应该记住了，这一辈子宁肯被别人欺负，也永远不要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三年前铁蛋已经上了初中时。有一天他回到家，说起中国，满脸不屑，甚至使用很重的“恶毒攻击”的语言。我大吃一惊，他说的不是中国的某项落后或者不好，而是表现出对整个中国和中国人的鄙视和愤怒。

我很紧张，问他在学校学了什么。原来，他们正在学习一些和人权有关的知识和理念，老师把中国作为一个违反人权的国家举例了。我后来猜想大概是他们的老师传播了一些有关中国的相当负面的东西，加上儿子当时有逆反心理——反对我这个处处强调中国式教育方法的“中国人”。结果，在我多次解说和辩论后，他仍然坚持己见。

要知道，我自己就一直在批评中国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批评中国和中国人，是因为我是中国人，也热爱中国，我相信中国可以发展得更好，中国人可以更平等、更自由和活得更有尊严。和儿子那段时间表现的鄙视中国的态度有本质的区别。由于儿子一直不听我说，说到中国就用极其负面和不公平的词语，最后我终于使出了杀手锏。我吼道：别以为这是澳大利亚，老子就不敢奏你，你到镜子前面去看看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就算你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你老子我还是中国人！再敢在我面前说中国人坏话，老子就揍你！

当然后来情况改变了，不知道是儿子懂事了，还是我的“爱国教育”起了作用，铁蛋后来再也不和我讨论中国有关的问题了。

现在电视上突然出现那么多关于西藏、奥运圣火和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我总得有个说法吧——

2）儿子，我们是少数民族！

如果问我对儿子在美国和澳洲小学读书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认为有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一是他们班上的小朋友的皮肤和头发颜色几乎囊括了世界上各人种的。特别是在华盛顿小学里，儿子拿回一张班上同学的合照，我一看就乐了。十几个小朋友，竟然有四五种颜色的皮肤和三四种颜色的头发，像个人种孩子博物馆。最近澳洲的小学里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同肤色的孩子，说明澳洲也开始在多元文化的路上大步跨进。

第二点给我很深印象的是，孩子们都是“色盲”。我发现在美国和澳洲的小学里，孩子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对方的肤色。我多次问儿子，你的某某同学是哪里来的？他听不懂。我再问他那个同学的皮肤是什么颜色，他竟然要想一会才能想起来。要知道他们都是每天在一起玩耍的。

我想，这也许就是族群和谐的最高境界，也是我们住在海外的华人最想看到的和谐社会。毕竟，离开中国，我们这些“中国人”就是少数民族！

虽然目前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总数多达两千多万，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华人仍然是少数民族。当我对儿子讲我们是少数民族的时候，我都会把西方一些国家过去排斥华人、歧视和侮辱华人的历史多多少少讲一些。我讲这些当然不是激起仇恨，而是告诉儿子，很多东西都不是想当然的，特别是有些人在灌输白人比黄人优越和更适合民主、自由、尊重人权的社会制度时，我提醒他们：就在不久前，白人们还在疯狂践踏人权——非白种人的人权。

当然我还想让儿子知道，今天这一切也不是想当然就到来的，它是几代人奋斗争取的结果。这些前仆后继争人权的人既包括我们这些被歧视的少数民族，也包括那些各种肤色的人一起游行示威的白种人。

在和儿子讲到我们华人是少数民族的时候，我也告诉了他们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也就是西方如何侵略中国的。那时西方人以为自己是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代表，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虽然有些人一直在为西方的侵略行为辩护，说是他们给封闭落后的中国带来了文明，但西方的文明却始终没有在中国扎根，倒是在枪炮声中，混乱和屈辱伴随中国达百年之久。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不管是真正落后还是被认为落后的民族，它的发展都有自己的轨迹，一些自以为强大和先进的民族如果依仗强权，使用武力来施舍文明和培养一种不伦不类的新文化，不但达不到预期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我告诉儿子，有人说美国是民族的大熔炉，我并不喜欢这种说法，也许你们在美国出生和生长的这一代很自然地融进了这个所谓的大熔炉，但像我这样的人永远也融不进的，再说，我也不想融进去。

澳洲在霍华德执政时，出现了一个种族分子韩森，她是个炸薯条的，组织了一个党，叫“one nation”党（一个国家党），听上去就让人气愤，因为这个nation 也可以理解为民族。我可不和你同一个民族。韩森最终失败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又回去炸薯条了。

作为一名住在西方的中国人，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华人华侨）都会说，那就是自由和平等，你可以保持自己的传统，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没有一个人，更没有一个强大的自以为优越的民族（如白人）和政府居高临下地告诉你，你应该怎样生活，你不应该吃油腻的中餐，你不能供奉中国的鬼神，你应该信仰上帝——

自由、平等和民主，这不但是指导政治社会和民众生活的普世价值，也是指导民族和国际事务的唯一标准。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民族闹独立搞分裂的时候，我们都是使用历史和地理的知识去诠释，或者用文明冲突论去解释，结果越弄越复杂。其实，从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的经验中，我们可以总结一条规律：所谓民族分裂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和人权、宗教自由、人人平等以及民主这些普世价值密切相联的。

以前华人在西方国家受到歧视和排挤，不是因为我们国家弱，也不是因为华人天生没有尊严和不重视人权，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包括西方强国在内尚未有完全拥抱自由、平等和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当一个社会真正接受了人人生而平等，享受信仰、言论、结社和游行等自由的时候，皮肤的颜色不是问题，宗教信仰不是问题，生活习惯不是问题——

这个时候，就是和谐社会了。也就是说，中国要想最终实现和谐社会这个理想，一定是在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等基础上的。

3）我真想对他们说一声：对不起！

不好意思，让你看到这里，还没有看到我对儿子讲西藏问题。请允许我拉扯一些其他的。这次回澳洲，我首先要祝贺大儿子铁蛋。为啥？因为陆克文当选澳洲总理了。铁蛋不到18岁，虽然没有选举权，但观察总理大选也是他们学校讨论的内容之一。儿子希望陆克文能够取代霍华德出任澳洲总理。

我也希望陆克文当选，原因是看腻了霍华德，他那个长相看上去地道，可实际并不老实。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对那个种族分子韩森多有包庇。加上他一直限制移民，害得我好几个朋友多等了好几年才能够移民澳洲。

儿子铁蛋可不管这些，他希望陆克文当选的理由涉及到一段澳洲历史。就是澳洲政府主导的把土著人的孩子从他们父母那里弄走的历史事件。当时澳洲政府认为土著把自己的孩子像牲口一样养，不让他们上学，不培养他们过文明生活，于是决定把他们的孩子强迫带走，送到条件更好、更文明的家庭去抚养。

要说清这段历史，确实不容易。从我自己所见所闻来说，我得私下承认，至今都有很多澳洲土著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不重视，甚至不管不顾，生出来就把他们放在那里，任其发展，有点自生自灭的味道。当时澳洲政府的决定可能也是有些“有识之士”担心这些土著孩子长大后不适应现代文明，无法立足等。而且让人难堪的是，那些被从土著父母手里夺走的孩子现在都长大成人了，比起那些没有被抢走的土著孩子来说，不但受到了更多的教育，而且也大多事业有成，过得比较富裕。可是——

可是这不能成为一个自以为优秀的种族用如此方式“帮助”另外一个被认为落后民族的理由。历史问题尽管需要结合历史背景来看，但总还是有大原则的。我儿子铁蛋就把握了这个“大原则”，他的大原则是基于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有人把我从你们身边带走，你们说那是对，还是不对？

评判一段历史的标准竟然如此简单，是我们太复杂了，还是有人想故意把它弄得复杂？

霍华德当了十几年澳洲总理，却一直不愿意为“被偷掉的一代”向澳洲土著道歉，他始终认为政府没有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帮助澳洲土著用文明的方式抚养他们的后代——当然，代价是活活分开父母和子女！

好在一个用选票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国家如澳洲，过去的历史也许不都是由人民创造的，但所有的历史则绝对是由人民来书写的——用手中的选票来书写。——这是读中学的儿子铁蛋最近学到的最深刻的一课。

霍华德在这次大选中失败，借用何与怀博士一篇文章的标题来表达，“澳洲一夜变天”——陆克文当选为澳洲总理。陆克文一上任，马上就那段历史向澳洲土著道歉，他真诚地说：对不起。

对不起——只有三个字，但就在那三个字从陆克文嘴里吐出来的一霎那，澳洲社会变得更加和谐，父母们笑了，孩子们也笑了，历史并没有被改变，然而却被拨乱反正和重新书写。没有人否认，如果没有欧洲到来的白人移民，澳洲土著至今还可能生活在沙漠和森林里；没有人否认，白人移民把澳洲这块蛮荒之地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强国。然而，绝大多数澳洲人也同时感到，这句迟来的“对不起”却是澳洲族群和解的真正开始，社会也将更加和谐。

我惊讶于“对不起”这三个字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分量和作用。

前不久加拿大政府也向半个世纪前遭遇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华人劳工道了歉，说了“对不起”三个字。其实，随着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这些普世价值观念的继续推广和深入，我们将会听到越来越多的“对不起”从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口中说出来。对于一个权力来自于人民手中选票的政权来说，权力的傲慢已经被谦卑的权力所取代。作为一名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来说，伴随每一声“对不起”的是华人地位的提高和人权更加有保障，社会更加和谐。

且慢，怎么说到这里我感觉到自己好像是一个弱势似的？哈——我可是堂堂的中国人，我们有13亿人，是正在崛起的大国，可怎么倒成了少数民族？难道我要一直等人家来对我们说“对不起”？难道我们没有对不起过别人，或者其他的民族？或者我们自己的同胞？

写到这里，我突发奇想，大家还记得我写过一篇《其实我也可以当省长》吧，那篇文章写到后来，我得出了让人沮丧的结论，在缺乏监督和不民主的体制下，就算我阴错阳差地当上省长，不但不会有什么作为，而且绝对会像现在所有的省长一样，沦落成贪污犯和徇私枉法的罪犯。可是，如果换个体制呢？例如用选票的那种体制呢？

我说过，等到那种体制到来到时候，我就周游中国去。不过现在我后悔了，因为我想去当一回主席或者总统——别误会，我只想当一天或者一个小时的最高国家领导人——为什么呢？

因为我只需要一天，甚至一个小时就够了，我发现了使用权力的最好方法，我要用这一天或者一个小时说出无数个“对不起”——

——对不起，所有非正常死亡的中国同胞！

——对不起，所有在这个强权下受到过迫害的中国同胞，包括那些痛失家园、妻离子散，以及心灵受到巨大创伤的中国人！

——对不起，这个被人民供养的政府，本应该照顾到千千万万个弱势民众，可现在却让他们无依无靠，看不到前途，在无助中静静地消失和死亡！

——对不起，让你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居住却需要办理“暂居证”的农民兄弟！对不起，这个政权培养了这么大一批贪污腐败分子！

——对不起，在荒唐的岁月里，这个政权却以国家的名义，肆意践踏了你们的宗教信仰，摧毁了你们的生活方式，把你们变成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

——对不起……

当然最后，我还得对你说一声“对不起”，让你一路看下来，却始终没有看到我谈西藏问题。

对不起！

杨恒均 2008-4-9 悉尼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熊培云：广交会强办无罪证明与巫术何异

广交会即将开幕。据当地媒体报道，广交会组委会于4月2日突然下达的一纸命令，让参展商和公安机关忙得七窍生烟——命令要求，凡是进入馆内的人必须出示公安机关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国外采购商除外）。最近的情形是，数百名广交会参展商在仓边路的刑警支队办证处排起长龙，自证“我们不是害虫，我们都是良民”。

作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的一大盛会，加强广交会的安全保护无疑十分必要，更何况今年发生的种种事端让广交会组委会对安全问题备感压力。然而，以一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态度逼迫参展商承担不必承担的义务，广交会组委会此举显然越过了权力的边界。

稍有法律常识者都知道，广交会这一规定实为“有罪推定”。从法律上讲，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条件下，公民没有任何义务自证清白。事实上，根据有关规定，公众通常只在办理出国、入职、提干等特殊情况下才要求办“无犯罪记录证明”。这意味着国内参展商们没有任何义务配合广交会递交无罪证明以洗脱这种“有罪推定”，更不能因为拒绝这种合作而遭受惩罚。站在权利的维度，一个人即使曾经犯过罪，组委会也无权剥夺他参与展会的经济权利。

从逻辑上看，有犯罪经历者未必有犯罪记录，有犯罪记录者未必会在广交会上作案，无记录者未必不会作案。换言之，有无犯罪记录与会否作案无必然联系。众所周知，犯罪记录充其量只是对一个人过去生活的“局部”记录与描述，它既不能充分论证一个人过去的品性，更不是反映其当下心境的魔镜。

显然，借助无罪证明进行公共安全管理更是一种形式主义，兴师动众开证明的背后藏着一种管理上的“偷工减料”。毕竟，这种基于文牍主义的所谓“安全措施”并非具体而有效的安全应对。其害处更在于，不顾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不计成本地增加社会成本。更何况，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说，犯罪记录对于曾经的罪犯来说更是一种隐私，而这种隐私权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美好的愿望不能脱离美好的手段。假如“有罪推定”是合理的，为什么不坚持“疑罪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为什么不在追索国外采购商的无罪证明时，同样要求组委会成员面向社会出具无罪证明，好让参展商相信破坏分子没有混进管理者队伍？

事已至此，不难发现，最具有戏剧性的一幕莫过于，广交会要求国内参展商出具无罪证明的同时，却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一个“自证有罪”或者“自证不清白”的过程。

拯救大兵瑞恩不如拯救大兵瑞恩的出生证明——相较于广交会组委会的这个“清白乌龙”而言，我更感兴趣的是深藏在这种管理思维里面的笑料。按广交会组委会的理解，假如每个人在其人生的中途或者早年，即在尚未犯罪之前，能开个无罪证明，那么这个社会便可以在这一纸证明的呵护下从此天下太平。警察不必为抓捕罪犯劳神，防微杜渐只需赶在一个人犯罪之前救出一份无罪证明。如此一来，为了省事最好让警察守在妇产科医院。读者朋友一定认为我夸张了，在此，我更想追问——这种试图通过一纸无罪证明以消除祸害的管理，究竟与巫术何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