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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日前指出，深圳可以借鉴利用香港在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成熟经验，加快推进深港经济一体化，其重大历史使命就是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示范城市，但不是要搞“政治特区”。读罢此则新闻，犹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从实行改革开放至今已经30年，勿庸讳言，大陆经济实现了飞跃发展，综合国力得到了飞速提升，国际地位也迅速提高，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贸易强国。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经济的发展达到一定极限的时候，各种矛盾就会接踵而至，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就是高层已经认识到这种矛盾对未来社会的影响，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的继续向前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应该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这个道理我们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地方大员大多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更应该明白这个基本的原理，但为什么就是不敢正视我们现在的上层建筑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呢？

当然，应当承认，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自主选择政治制度的权利，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我们不一定非要实行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追求民主政治，让国民真正有当家作主的权利应该是普世的价值观念，敢于吸收人类发展一切优秀的成果应该是我们一直倡导的。我们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为什么就不敢吸收西方已经证明是先进的政治制度呢？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中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如果实行，就有可能使国家陷入四分五裂，混乱不堪。这个恐怕也是一种危言耸听，甚至是没有根据的猜测而已。非洲一些国家比我们不知贫穷多少倍，但人家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初就实行了多党民主制度，国家也没有崩溃和分裂嘛。至于经济发展不尽人意，这有历史原因，这里不作分析。再比如俄罗斯，当苏联解体，实行多党民主之初，经济陷入困境，我们的政治家们都理直气壮指责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时候，还暗自庆幸我们好在没有象苏联那样，可是看看今日的俄罗斯，经济稳步发展，国家正一步一步重振雄风，社会稳定，人民已经比我们中国人富有，社会福利也已经大大超过了我国。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超过中国已经指日可待。过去和台湾比的时候，有人说没有可比性，可是东西德国呢？南北朝鲜呢？我们不否认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初，我们建立的政治制度的历史现实性和客观局限性，但是，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今天，如果我们新一代的政治家仍然抱残守缺，墨守成规，不敢去触动已经证明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政治制度，那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对历史的不负责。其实，人家指责我们实行一党专制，不民主，也是有一些道理的。只是过去专制统治的是一个家族，现在是一个组织，一个集团而已，原来是老子传儿子，现在是体制内循环，党内交班，和历史上封建王朝朝代内传位有什么两样？

中国是个具有独特秉性的民族国家，几千年的封建皇权统治形成的独特文化仍然主导着人们潜在的思想，中庸之道不仅奉行于普通的人与人交往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甚至主导着我们国家的外交。历史上有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建国后有毛泽东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现代有邓小平提出的一直沿用至今的“韬光养晦”，都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就再来个中庸之道何妨，就算担心立即全面解除党禁、报禁、直选和三权分立等，国家可能乱，那未尝不可划出一块地方，搞个“试验田”，例如，在深圳，胡书记也来个南巡，发表个讲话，建立一个政治特区，全面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成功了，推而广之，不成功也无碍大局。现在也有人建议把福建和台湾划为一个政治经济特区，实行多党制民主，让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在这里发展竞争，这个设想也很有建设性，到那时台湾政治家就是再拒绝统一也没有借口了吧。我想，既然我们伟大的共产党是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党，难道还担心人民会用选票将你赶下台吗？难道我们在大陆经营了这么多年，就没有这个自信和气魄吗？

汪洋书记此前在深圳考察时的一番话，曾经让人民感觉到了一丝丝政治新意，但在一些“好事之士”的自喜解读后，在没有得到政治授权的情况下，汪书记立即划出深化改革开放的底线也令人理解。

以上感想，也许缪矣，但拳拳赤心，望能察之。

江苏镇江 浦伍

只要看见一只蟑螂，你就可以推断肯定还有成百只跟在它后面，这种“老农的智慧”显然也适用于当下的金融体系。近来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投资管理下的数家基金宣告破产，很可能会带来雪崩似的连锁反应。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投资所管理的资金超过3万亿美元，它们的负债可能两倍于此。它们的投资方式主要是借来低息的资金，然后投资于“高回报”的资产。然而近来，“高回报”含义已渐渐变成了资产本身“更快速的增值”，而非所获得的资产能够提供“更高的产出”。随着债务成本上涨和资产价格下跌，成千只基金可能早已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当银行打来要求追加保证金的电话时，它们就只能破产清算。

这些破产清算又会反过来影响他们的债主。大部分的主要金融机构都已经在模仿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投资用负债的方式购进和持有资产，期待升值，并将账面上的升值计入利润。随着这些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投资的破产清算，它们必须将手中的这些资产按市价调整，在资产负债表上按当前的市场价值来估算其资产和负债价值。全球的金融机构此前曾声称需要减记价值1600亿美元的资产，但实际数字可能还要三倍于此。

当金融市场崩盘的时候，很多投资者会希望从表现好的基金——通常是一些规模小的对冲基金——中撤出投资，以保护自己的财富。但他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这些基金似乎没有想象中的优秀：这些基金一直在使用资金支撑一些小上市公司的股价，当这些基金被清算的时候，很难找得到人来接盘，因此，它们的实际表现甚至可能会比其他的基金还要差。

当下正在坍塌的，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叠罗汉游戏。自从2000年3月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灭以来，对冲基金、私人股本投资，以及银行间的产权交易，支配了整个资本市场的财富增值，而这种新的商业模型必须基于资产价格上涨。当如此众多的力量在同一时刻站到同一边时，需求自然就推高了资产价格，因而，这个模型就得以自我循环，运行无虞。

如此巨大的借债需求早该推高举债成本并摧毁整个模型。商业英雄们幸运的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让供应了流动性的水龙头源源不断，使这些借债需求屡屡得到满足。英雄们通过向其他人募资或者向金融机构举债——这些资金也是金融机构从其他人处吸储而来——而繁荣昌盛。这种新商业模型造就了众多年轻富豪。

“只有退潮的时候，你才能知道谁没有穿泳衣就下水了。”现在，潮退了，没有一个人穿着泳衣。我们的裸体英雄们如今正被四面八方的攻击所包围。他们头发灰白的老板指责英雄们给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但英雄们的虚假利润给老板们带来的数千万美元的报酬则可忽略不计。在纳市泡沫破裂时，那些衰落公司的CEO们一开始也指责其他人，声称对于自己公司的财务诡计一无所知。但正义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一个接一个都进了监狱。我怀疑我们正在目睹这一永恒主题再次上演——这次也会有那么几个华尔街CEO即将锒铛入狱。

我们正在经历的，仅仅是这次信贷泡沫破产的第一波，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投资的破产将会导致它们的投资人和贷款银行的资本损失。而在前面不远处，我们要经历的第二波衰退，将是来自按市价调整的抵押担保证券、公司贷款和过桥贷款。当金融业的混乱拉低经济的时候，消费信贷的质量将出现恶化，这衰退第三波将是大量失业，会在今年晚些时候或者明年年初出现。

到目前为止，资产价格的下跌，绝大部分仍属回归正常。它们只是被过高的财务杠杆作用夸大了。资产价格的持续衰降将暂时阻碍消费和投资，从而造成经济衰退和金融市场的信心危机；而日益走低的全球市场的股价将成为更大的影响因素。正确的应对措施是，美国政府应该建立一个“重组信托公司”（ResolutionTrustCorporation）来接管那些失败的金融机构——包括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投资——美联储则专心处理通胀问题。但是，一个共和党的行政机构不可能为了给这么个公司筹资而走进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况且，对于那些欺骗了全球投资者、为私利而摧毁了美国完善的金融体系的家伙，花费1万亿美元去拯救他们，从道义上也说不通。结果，美联储还是得同时致力于拯救金融系统、提升经济和抑制通胀这几个目标。

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将会以一个悲剧的角色谢幕，他一直将稳定金融体系作为首要目标，他对于利率水平的调整造成了在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之间的巨大落差。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借入低息的短期资本投资于长期债券，从这个利差中大获其益。不过这个小伎俩现在无法运作自如了，因为金融机构都缺乏资金。于是，它们便致力于从大宗商品市场挣点快钱，这无疑也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华尔街正在把救命恩人推下水。以后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将伯南克比做制造了经济滞胀的1970年代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

当金融系统得到稳定时，通胀压力将迫使伯南克迅速提升利率至一个很高的水平，这将带来一场令人极为痛苦的衰退，情况一如当年美国财政部长沃克尔治愈伯恩斯的滞涨。伯南克将可能会成为集伯恩斯和沃克尔于一身的角色。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各方面都在总结、回顾30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所取得的进步。我们这一代，现在被人称为50后，自然是相对于80后来说的。80后和50后，关系非同一般，血肉相连，自不待言，精神上也是“剪不断，理还乱”。80后的“胎教”就是由50后完成的。80后的人生飞扬和枯寂苦闷，50后都脱不了干系。50后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人，大学教育基本上是在80年代完成的。我的同学中，除了个别四八、四九年的人之外，绝大多数在五零年至五九年之间。所以说，80年代对我们这一代非常重要，属于先天不足，后天恶补的时期。前几年有一本书，叫作《西风吹书读哪页》，用来形容80年代的读书风气，倒是十分的贴切。我至今还记得，学校开办选修课，讲弗洛伊德，老师是从校外请来的，那些天，教室里挤满了学生，教室坐不下了，就趴在窗台上、站在楼道里听。后来读萨特，读尼采，读马尔库塞，都在那个时期。

50后的80年代阅读，有两个前提，一个是改革开放，门户渐开，先是开窗子，继而开门，外面的东西都涌了进来，让我们应接不暇；再一个，“文革”当中，专制主义当道，我们都被压得透不过气来，读书成了很奢侈也很冒险的事。忽然有了很多书可读，而且是光明正大地读，不用再偷偷摸摸的了，那我们就很开心，天天像过节一样。那时大家最关心，说得最多的“关键词”，就是自由、民主、人性、人道，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个性的张扬这类东西。这是我们最缺乏也是迫切需要的东西。那时我们都信奉这样一句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尼采宣布上帝已经死了，这个让我们感到很震撼。虽然有人早就宣称“我不相信”，但理性地“怀疑一切”，对现存的一切进行反省、反思、反拨、反动，却是在80年代读了一些书之后。那个时候，审美主义盛行，追求艺术至上，但又不是要养眼，要把玩，不是那种沉迷其中、享乐玩世的心态，而是将审美、艺术视为人类唯一能够走向自由的途径。如果要概括80年代的阅读，其主要精神特征我以为是在两个维度上展开，社会历史方面表现为本体或主体之维，文学艺术方面则表现为审美之维。

然而，80年代正在离我们远去。这个距离不仅表现在时间上，也表现在心理上，表现为一种内心的隔膜。最直观并可以感知的，莫如社会的阅读倾向。现在大家反观80年代的社会风尚，认为是理想化的，乌托邦式的，但它也是健康的、革命的。那个时候没有畅销书排行榜，但哪些书畅销，哪些书在大学生中间最流行，大家心里都有数。那才是真正的排行榜，是读者心里的排行榜，和现在的花钱买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看现在的排行榜，更多的只有伤心。我认为，它记录了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精神退化的历程。有时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年纪大了，变成了鲁迅讽刺过的“九斤老太”？但现实总是无情地粉碎我的自责和内疚。我看到，我们确实变得太“现实”，太“实际”，太物质化，太享乐，太自我，太相信钱是好东西，太犬儒主义，也太容易接受现实的秩序安排了。我们都成了既得利益者。所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竟成为我们向现实妥协的托词，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我们曲解了弗洛伊德，眼睛盯着自我，心里想着本我，而鄙薄超我对人的精神的提升。在艺术审美方面，我们抽空了艺术审美中的社会历史内涵，放弃了艺术审美应有的对社会历史作自由超越的冲动，堕落为一种唯美的把玩和欲望的消费。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精神风貌，自然不能由阅读来完全的负责任，但社会的阅读风气，总是可以照见它的影子，并给予它一些影响。二者是互为因果的。有时看到书店里铺天盖地摆满了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而且，很多都摆到了儿童读物的书架上，向孩子们推荐《三字经》、《弟子规》、《二十四孝》，我就想，究竟是社会需求制造了这些图书，还是这些图书制造了社会需求呢？答案可以慢慢地研究，但现实却要求我们有一个了断。我又想起鲁迅的“救救孩子”，现在是80后要为他们的下一代负责了，他们希望下一代在精神上成为怎样的人呢？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看你给孩子吃什么奶粉，上什么学前班，而是看你读什么书，看你的孩子读什么书。这样看来，我倒应该感谢80年代，我的80后的儿子也应该感谢80年代。80年代给了我们可以保持人的自由和尊严的精神营养。这是80年代不能使我们忘怀的理由之一，也是我宁肯选择重读80年代的理由之一。但斗转星移，物是人非，重读也许竟然“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呢。

章太炎现在的名头，是国学大师，但是，在清末民初他名声最大的那些年，他是革命家，政治家。只是他这个政治家，却是从故纸堆里硬爬出来做的，赶寸了，有声有色，赶不到点上，就一塌糊涂。他的学生说过，老师是学者，谈起学问，昏昏欲睡，谈起政治却眉飞色舞。只是眉飞色舞之际，往往带着任性，有时候任得让同志啼笑皆非，有的时候，令敌手啼笑皆非。

章太炎是同盟会早期的骨干，在东京办民报的时候，很是打了些大仗，若没有他一支骂人骂得酣畅淋漓的笔，革命党人的声势，早就被梁启超们压下去了。然而，很快，章太炎就跟孙中山闹翻了，不是同志之间的那种争吵，而是公开的翻脸。在民国的最初岁月里，政党分分合合，章太炎虽然都是热心分子，但却一直站在先是同盟会，后为国民党的对立面。他厌恶孙中山，对黄兴不感兴趣，甚至跟原来光复会的同志也貌合神离，倒是对那个被造反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黎元洪，有着绝大的热情，连续絃找老婆，也非湖北人不娶。所以，在袁世凯压迫国民党的时候，章太炎和他身属的共和党，如果不是帮凶的话，也是袖手旁观的。可是，当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不再需要国会这个选举机器了之后，借追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实际上把个国会废了（够不成半数，无法开会），到这时，醉心于议会政治的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梦方醒，但是木已成舟，悔之莫及。

不过，章太炎不是梁启超，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善罢甘休。他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章给弟子和夫人的信），于是新婚不久的他，毅然离开了自己的温柔乡，北上北京，找袁世凯算账来了（时1913年12月）。于是出现了他的学生鲁迅描绘的一幕：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这是根据当时的《申报》（1914年1月14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骂了人，还砸了家具什物。

章太炎这样使性子，袁世凯在难堪之余，不肯再难堪，于是，对外宣称，章太炎疯了，被京城的宪兵头子陆建章手下带走，治病去也，实际上是被软禁，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囚禁生活。

章太炎之囚，钱到是随便用，章夫人汤国梨也说，章太炎在被囚期间，每月的费用是500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大学里最牛的教授，每月不过400元）。这一段，肯定是他一生中最阔气的时光。

尽管待遇优厚，但囚禁毕竟是囚禁，这既是对章疯子闹事的一种惩罚，更是袁世凯对未来可能性的“不安定因素”的一种防范。当然，章太炎不可能痛快地就范，他必然要接着闹事。在当时的条件下，写文字不行，叫骂，袁世凯也听不到，于是只好拿看押的警察开涮。章太炎是个穷书生，一辈子没钱，生活极其简朴，可是他在软禁期间，居然一口气雇了十几个厨子和仆人（他当然知道这些仆人都是警察改扮的），而且，大摆其老爷的谱，强迫这些人称呼他为“大人”，他的客人来了，要称呼为老爷，见面要垂手低头，每逢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磕头，犯了错，还要罚跪罚钱。为了将这种羞辱落实到位，他甚至强迫这些仆人（警察密探）照这些条件跟他具结，签字画押，害得我们的警察老爷，个个像是签了卖身契。

涮警察密探，解气虽是解气，但毕竟伤不到袁世凯，甚至连陆建章、朱启钤也碰不着，被关着做大人老爷，虽然耳边听取奉承一片，时间长了，也一样气闷，所以，章太炎又开始绝食。不过，章太炎虽然又疯又倔，但此时的绝食，似乎却并非真的以死抗争。无非是借此闹出点动静，制造一些不利于袁世凯的舆论，让这个奸雄难堪。因此，章太炎的绝食，时断时续，一年多下来，也没有死掉，在不绝食，吃饭的时候，还坚持用银餐具，说是防止袁世凯下毒。

我们知道，章太炎之囚，一直到袁世凯称帝失败、自己翘了辫子才告结束。这期间，虽然袁世凯少了若干公开骂街的聒噪（一个梁启超已经够受用的了），但章太炎也因此而洗白了自己，民初上当的经历，不再有人提了，自家的形象，复归到昔日的光辉，他的学生在总结他的历史的时候，这段经历，已经带点传奇色彩了。

南京市公推公选局长级官员，已经成为瞩目的新闻。中国新闻网报道：“南京市此次以电视‘竞选’的方式选拔四名局长人选，这在中国尚属首次，成为任用官员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有益尝试。”《东方早报》的评论为此事叫好，用的标题是“直播竞选局长让民主政治更醒目”。网络上甚至有这样的呼声“南京一小步，民主一大步”。从报道到评论到网络，“民主”成为此一事件的亮点。然而，在我看来，把民主用在这里反而是对民主的误读，同时也是对民众的误导。因为，局长之类的职位，选举也好，非选也罢，其权力可以与民主无关。

民主作为票选的程序，选票来自民间，最后亦由民间决定。然而，据中新网报道，南京市公选局长第一步是“经过首轮民主推荐、市委常委会研究票决”，第二步是候选人电视答辩，“来自社会各界的二百四十多名人士参加演讲答辩会”，“他们在会后当场填写测评表，对各位人选排出名次。”第三步亦即最后一步是“测评排名前三位的人选，将提交南京市委常委会、全委会分别进行差额票决。”这样一个程序与其说是民主，不如说是几十年来我们一以贯之的“民主集中制”。候选人是由市委常委决定的，当选人最后也是由市委常委决定的。只是在当中那个环节部分地涉及到民。然而，并非涉及到民便是民主，正如民主和民主集中制并非一回事。从程序角度，这次局长公选，可以是公开的，可以是竞争的，也可以是择优的，但未必是民主的。民主就是民主，民主无须集中。

我不但认为这次南京市的公推公选并非民主，我更认为政府中局长之类的官吏推选并非需要民主。民主要用在刀口上，用在这里庶几用错了地方。那么，什么是民主的刀口呢，这要从国家政治的两种权力说起。自古而今，自中而外，任何一个国族，其政治权力都可以一分为二，即“政权”与“治权”。政权是国体的表征，它表征一个国家的政权性质。治权是一个国家分门别类治理各种行政事务的权力，又可称“事权”。以中国古代社会（唐代）为例，李世民的皇权是政权，而唐代中央机关的六部（户部、礼部、工部等）则是治权。两权相较，政权优先；而且政权在上，治权在下。看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只能着眼于政权。政权是民主的刀口，只要政权民主，治权是否民主，并不重要。反之，治权民主，政权不民主，仍然不能说这个制度是民主制度。

所谓民主，政权在民，治权在府。中国民主政治，首先应当从政权开始。从中国历史来看，治权并非缺乏“民主”，缺乏民主的恰恰是政权。就政权言，中国社会从先秦的贵族专制政治，到秦汉而下的皇权专制政治，以至现代以来的威权政治和极权政治，虽然今天强调政治制度改革，但，距离民主还有一段根本的距离。这个距离有待从民主集中制到民主制的转化。转从治权看，在皇权政治的框架下，汉代的“举孝廉”，即全国各地每二十万户每年推举孝廉一人，再由朝廷任命官职。这和以上南京市的公推公选，未必就不相同。儒家有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说。这里的“选”和刚才的“举”就有民间选举之意。如果说南京市的局长公选是民主，那么，这种民主中国古代就有了。然而，即使民主，这也是治权的民主，并非政权的民主。前者是吏治，后者是政治。它所以不是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治层面上的皇家权力是不容选举的。

政权在民，是指国家或地方的最高执政权力，无论一个党、一个人，还是其他，必须来自民间选票，这就是选举权。不但如此，民间对各级政府及其官员还有弹劾权和罢免权。同时，在社会制度上，民间亦有自己的创制权和立法权（通过议会）。这大致就是政权在民的基本内容。政权如此，其治下的事权，就可以交给政府而民间不必直接过问了。治权在府，是因为民间把各种行政事务委托给政府，这个政府是责任政府，组阁就是它的权责之一。例如英国，在议会获得多数选票的政党可以直接组阁，不需再经民选。阁员对首相负责，首相则对选票负责。如果部厅局科之类的官吏都还要社会一一选举，不但导致选举泛滥、行政成本增高；而且在专业取向的行政事务上，民间未必知道谁有长处，谁更合适。

根据以上，这次南京市的局长公选，充其量是治权民主，或，吏治民主。吏治民主不是政治民主。进而言，吏治可以不民主，政治却不能不民主。来自民间选举的政治民主，不是局长选举，而是选举最后决定谁当选局长的那个权力。

选前、选后，各国学者赴台访问络绎不绝于途，大家都有不少机会和相关人等交换意见。其中英、美学者最关心的是台湾政局发展和两岸关系的走向。当时笔者就说，长远看来，为了生存发展与胜选，国民党终究会变得更为本土，否则每次都会选得非常辛苦。而民进党则必须往中间的方向发展，因为只靠其基本教义派并无胜选的可能。

这是不随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必然趋势，否则两党前景都不让人看好，光靠普通常识就能得到这种结论。

但就短期而言，国民党既然已经控制国会多数，马英九又以压倒性胜利赢得大选，在可预见的将来，笔者不相信有人敢于或有能力挑战马英九的领导权威。但，这也要看其内部的权力分配和运作能否更为合理，党政之间的协调是否圆融。

同时也要看马英九能否快速改善台湾经济，拒绝新的造神运动，国民党能否真的给人洗面革心、重新出发的感动，建立廉能政府，彻底监督国会。否则新政府上台蜜月期一过，人民及媒体仍然不会给国民党政府和马英九太多的包容。

至于民进党方面，坦白的说，目前仍在群龙无首、尔虞我诈的斗争阶段，所谓的几大天王、不同派系仍有各别权谋算计，将来要看经过公开批斗、权力斗争之后，到底是谁出线，领导民进党往前发展而定。如果民进党让一批吃相难看的领导人出线，或是被一批革命闯将夺得路线的主导权，我们实在不能排除在民进党彻底改造之前，仍有持续探底，往极左、深绿靠拢的可能。

不知小马能否争取双赢

台大教授石之瑜曾把小马的不独不统批为可统可独，并以汪精卫为例，讥讽小马的曲线救国论，虽然言重，但也反映出许多蓝营支持者心中的隐忧。他们担心小马主政之后，在两岸关系上虽然不会支持台独走向，但由于其抗压性不强，领导作风或非强势，受到党内部分独台人士影响，身怀外省人原罪的错误认知，选后多次发言失当，若再加上其对西方民主的盲目崇拜，对民主、人权、法轮功、六四事件的一些看法，两岸关系能否往整合、双赢的方向发展并不让人放心。

在民进党方面，陈水扁曾经表示，其任内最大成就在于把蓝军绿化了。如果我们不以人废言，国民党这些年的表现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是有点这种现象。但是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如果绿化只是意味着国民党为了胜选，必须回应所谓的台湾认同、台湾优先、或台湾主体意识，许多蓝营支持者还能持着一种包容、理解的态度。可是这如果代表着国民党不能、不敢坚持，甚至放弃了自己追求两岸双赢、共存共荣的理想，这却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退一万步说，笔者过去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容忍美国界定何谓两岸现状，不同意由北京来决定何谓台独，同样的，笔者也强烈反对让民进党享有对爱台湾的解释权。国民党之所以让人接受，在于其主张国家统一、民族富强，反共但不反华；民进党之所以让人无法容忍，在于其操弄族群、破坏是非价值。连谢长廷最后都不得不承认，不应垄断对本土的解释权，新潮流要角段宜康也承认，民进党把本土当做斗争、夺权的工具。

进取、外向、包容的精神

其实，这里笔者想要讲的是，马英九胜选之后，应该利用执政的机会，好好为民谋福造利，在把台湾建设的更为美好进步之余，同时要教育民众，爱台湾不必然就要反中国，有台湾意识并无不可，但这并不是国家建构的必然过程或要件。

如果马英九有更大的视野及远见，他应该鼓励大家要用前瞻、进取、外向、包容的台湾精神，来取代目前这个已经遭到人为操弄、扭曲，内向、偏执、排他、病态的台湾意识。如能成功，这才将是他对国家民族、两岸关系最大的贡献。

正如台湾着名学者余英时所说，在面对中国庞大压力的情况下，台湾最大的优势在于民主和中华文化。笔者完全同意这个观点，舍此，台湾绝无幸存之理。

台湾的民主经验即使仍有许多缺失，也未必能够发生灯塔效应，但台湾同为中国人的社群，其相关经验必然可以成为中国大陆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借镜。北京现正尝试由中国文化的精髓寻回、发扬固有的光荣，由于台湾保留许多中国文化美好的传统，台湾正可由此发挥影响力，为中国的现代化贡献心力。

前国立新加坡大学东亚所同事郑永年教授日前在《联合早报》撰文指出，台湾这次大选结果意味着两岸的争执已由过去的统独之争回到制度之争，确为一语中的。其实，在蒋经国先生时代，两岸并无统独之争，而只有制度的对抗。

为了台湾、为了中国，台湾必须和中国大陆良性的竞争下去。台湾经过李登辉、陈水扁纷纷扰扰的搞了20年的对内、对外、两岸抗争，到头来又回到原点，浪费了许多的社会资源，民众的心力，真不知所为何来？马英九千万不能重蹈覆辙。

作者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山所教授

2008年是北京奥运年，中国当局本想借助于奥运盛会显示自己大国的地位和政权的形象，但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责任和中国人权的关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导致诸如斯皮尔伯格等国际著名艺术家、运动员对北京奥运的抵制；事情远没有结束，3月14日发生在西藏拉萨的暴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