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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奥运梦
槟郎

奥运圣火
从遥远的奥林匹亚来
带来古希腊的不朽精神
带来西方普适时兴的文明
来到同样古老的黄土地
却陈腐于封闭中的东亚
冲击历史惰性积淀的风尘
抚慰民族新生的憧憬

圣火传递
东方沐浴新鲜的世界雨
拥抱一个光明的梦想
孵化一个和谐的暖阳
太多的冲动与追求
太多的挫折和失望
往者难追未来犹可创
从此让苦难得以缓解
从此使拘束放飞翅翼而翱翔

奥运精魂
白鸽衔来橄榄枝上的和平
五大洲彩环挽起臂膀
停止敌对，放弃怨恨
以慈悲包容和仁爱
继承奥林匹克休战的传统
光明勇敢团结和友谊的火炬
体育的盛会已被赋予丰富的人文
既然如此，那就接受世界检阅
同一个人类的世界
同一个梦想的家园
中国，二00八的骚动
愿我的眼泪能流淌出笑声
2008-4-6

叹胡佳
槟郎

未曾相识却多闻，
冬雪棉衣送访民。
爱挂艾滋病疾苦，
心系环保国澄清。
虽遭磨难志不改，
却蒙系狱愿难成。
长叹好人命多舛，
安度困境祝愿君。
2008-4-6

 

在花开花谢之间

我沈默了

在日升月落之际

我沈默了

紧闭双唇

心遂开放

绕过那片未粉刷的墙

从一面新镜子里

用尺仔细丈量天使陈旧的翅膀

暮色前来到窗前的雨滴

我以苏醒的灵魂

品嚐祂褪了色的容光

阳光下

笔尖

太多颜色

由回忆和梦境里飞走的鸟

衔不回逝去的青春

完美

只能存在心中

将就永远

无法呈现

口渴的夜晚

你的网

捕获不到任何一条游过的鱼

被囚的心   被锁住的祕密

谛听

大海的故事

啊，那波光    那琉璃

大千世界

无言的菩提

 

人生总是不断给人各种各样严苛的课题.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忧悲恼苦、怨憎会苦，恩爱别离苦、所欲不得苦。

诞生在这个世界，就注定要接受痛苦的折磨，因为我们有了身体，有身体的人必然会老、会病、会死，年华老去的悲哀、辗转病榻的折磨、面对死亡的忧伤与畏惧，都是我们痛苦的缘由。

这个世界上人人都一样的痛苦，只是痛苦的形式不同，痛苦的本质都一样的，痛苦的来源也没有差别，简单的说，就是色、受、想、行、识五种障蔽与燃烧使我们聚集了这些痛苦。一个人到了中年，通常已经历练过无数次的八种痛苦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有些难言的苦」。我们在世间尘缘之中，看到了许多微笑着生活的人，也看到了许多和乐的家庭，那是因为我们尚未看见他人苦痛的实相，而我们反省起来，会发现人生的过程其实只是不断疗伤止痛的过程罢了！

滔滔人世，滚滚红尘，有那么一个人和你之间虽然像是各自长成独立的树，而泥土深处支持着生命本源的根脉却悄悄相连.当文字老了，心老了，风霜是埋伏於眼皮下的阴影。然而，当你一想起那一个名字，往往就令人泪下沾襟。

释迦牟尼佛坐在菩提树下，静静地拿起一朵花，和他心灵相通的弟子迦叶就心领神会了。

不要太害怕「沉默」。

人与人间「一切尽在不言中」也是相处的一种方式。

亲密伴侣之间沟通如果很重要，那么，两个人在一起时能够自在地和「沉默」为伴，或许也是需要学习的另一种「沟通」。

我一直蛮向往人和人之间偶而可以有一种「带有理解」的沉默。

沉默只是不用嘴巴讲话，而不是没有沟通。人不光是嘴巴会讲话，身体也会讲话， 眼睛也会讲话，心更会讲话。特别是心，心是最好的沟通工具，最微妙，最敏感。心灵的沟通与了解，比嘴巴讲个不停更重要。

常常我不会因为某人「讲」了什么就喜欢他，或觉得他是好人，我会因为他「是」什么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好人，或是不是我喜欢的人。

「是」什么，不是靠嘴巴讲，靠写了多少慷慨激昂、理念高远的文字。有时候表现在生活中的一切，包括「做」了什么，是判断一个人更实在的指标。

至於「讲」什么，反倒不是那么重要。会说话的器官不是嘴巴，而是心，而心常常会表现在某个「人」的身上，是一种气质.

思想清楚对文艺创作而言是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却是生活本身的感受。

生活本身比任何「思想」都要複杂.

过多的语言文字所带来的有时不是更进一步的亲密，有时反而是更多的偏见和误解，複杂的语言文字常带来纠缠不清的东西。

放空思维、沈淀心念的杂质，沈默是一种节制，也是一种选择。

如果有个人在你每次拈花时，都能和你相视而笑，莫逆於心，是很幸福的遭遇。

然而人与人之间更多时候所面对的是错身而过的遗憾和有花无果的残缺。

而我，正在学习，於不拈花处，也能微笑。

齐家贞注：澳洲销量最大、最受欢迎的太阳联合报（Heraldsun）专栏评论家，安佐？波特（AndrewBolt）三月下旬写的这篇文章，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对北京奥运的看法，很有独到之处。二千零六年二月，安佐？波特与他称之为“勇敢的年轻人”余杰和王怡会面交谈过，他一直很关注中国的事情。我不揣冒昧，把本文译成中文，希望与大家共享。水平有限，敬请原谅。

导文：鉴于中国的贪婪和对人权的践踏，对于召开北京奥运的所有消息，包括奥运火炬在二十多个国家的传递，都应当给予充分完全的报导。

全文如下：

不，不要。我们不要杯葛北京奥运，让它继续进行下去，这样对中国的打击更加沉重。

中国极其渴望通过主办奥运来宣布“中国世纪”黎明的到来。但是，在花费了据说四百亿元之后，中国开始发现他们所展示出来的并非是所期望的新威力之光，而是满脸的脓疮。

它的宣传机器现在冒着陷入巨大失败的危险，因为人们，像我一样，意识到我们将会更加安全，如果我们的邻居也是民主国家的话──没有比这更令人开心的事情了。

中国的麻烦起始于上个月（二月），斯蒂文？斯毕堡格（StevenSpielberg），这位世界上最有名的电影导演，为了抗议中国支持搞种族灭绝的苏丹政权，他辞掉了北京奥运艺术指导的职务。中共政权脑羞成怒，谴责斯蒂文的辞退没有理由，是不负责任和不公平的。

但是，斯蒂文这样做，已经对中国造成了损害，他使成千上万的人突然了解到，中国为了确保自己日益增长的石油需要而出售军舰、飞机和枪支武器给苏丹这个伊斯兰政权，这些武器在达尔富尔（Darfur）屠杀了不计其数的民众。许多人还知道了，中国甚至有意阻止联合国制止这种种族灭绝的罪行。

星期一（三月二十四号），那些为西藏独立而抗议的人们冲进了正在古奥林匹克地举行北京奥运火炬的点火仪式，中国宣传机器面临另一个灾难：他们的电视台立即剪掉这一段录象，屏幕上代之而起的是以前拍的胶卷，以避免人们看到这个为提升中国形象的火炬典礼，怎样使火炬照出了它自己的真面目。这次事件，对中国造成了又一次损害──电视审查帮了倒忙，不是更好，而是更糟──它不是发生在这个政权力量所能企及的它自己的家里。很少的中国人被允许听见那些抗议者的声音，但是，这些抗议者将在今后的130天里打击奥运火炬的传递，直到它传递到北京。

这些损害，把中国的真实形象显示给它以外的全世界其他国家看，这些国家的人民过去尚未意识到中国世纪对他们意味着什么，现在，有许许多多人真正地紧张起来了──怪不得，中国政府把西藏抗议者（的消息）放在最不引人注目的底部。它今天屠杀西藏的僧侣和抗议的人群，生动地说明了一个事实，这样的政权，是建立在暴力上而不是民主的基础上。

现在，我们这些非中国人的人们有了更多的担忧，中国现在向世界出口它的反民主意念，中国共产党不仅欺侮它自己的人民，还帮助其他国家的政权欺侮该国的人民。当然，最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曾经利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阻止西方国家打算获得联合国的批准推翻那些杀人政权，斯洛波丹？米罗舍维克（SlobodanMilosevic）和萨旦？候赛因，它现在还操控着苏丹。中国意识到，假如联合国尝试着手解决独裁者们，某一天，联合国也就可能决定解决北京的那一个。所以，它最热烈地鼓吹“不干涉”原则──它也以此证明，支持那些贪污腐化的独裁统治集团是对的，特别是在非洲。

我们西方的抗议者喜欢拼命对着自己的国家吼叫，但是，至少西方国家和宪法坚持了这一点，当它给外国政府金钱的时候，作为交换，它要求受援国承诺减少贪污腐败和推进民主。

但是，中国无附带条件的贷款和援助可以给予任何领导人，无论他们是如何的腐败，或者独裁，只要他们给它所需要的回报。安哥拉就是个最好的例子，中国外交官把竭力反对白人努力宣传的西方价值的政府称为是好政府。人权观察说，安哥拉一九九七年至两千零四年“失去”了四十亿美元的石油总收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把它的收入纳入管理之中，使之有更高的透明度。但是，在这个合同即将签字之前，安哥拉告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你们可以带着你们的钱袋离开这里。中国已经提供了二十亿元的贷款给他们，不过问任何事情。

相同的故事发生在整个的非洲。那个深陷贪污泥潭的塞内加尔总统阿道雷瓦德洋洋得意地说：“中国满足了我们的需要，我们只需简单地接受，比那种缓慢的有时候以恩人自居的后殖民主义对欧洲的投资者好……”

这就是说，西方避之唯恐不及的津巴布韦的独裁者罗伯特？谬嘎比（RobertMugabe），可以从觊觎它的白金、镍和铜的中国，买到军火、雷达干扰器等。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中国甚至接受了津巴布韦八顿象牙作为交换。

人权──更遑论象权了──根本不在中国政府的备忘录上。最近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报告说：“中国没有像美国以及欧洲国家一样的对人权的关注，所以，它出售军诫和武器给几乎所有的国家。通过这种途径，中国在非洲迅速成长为第三贸易大国，仅次于美国和法国──可能很快便会把他们扔在后面。”

紧跟着贸易和援助，中国赢得了极多政府机构的朋友，这些朋友有权投票决定做影响我们的事情。

现在，很清楚，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伟大的民主力量的影响正在衰败，而独裁制度的巨大影响正在上升。在一九九五年，美国在军火控制的问题上赢得百分之六十的选票，在强调人权问题上赢得百分之八十一的选票。到了两千零六年，它们各自降到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二十八。与此同时，一位外国政策研究权威马克？雷纳德说，中国在联合国的人权问题上赢得的票数从百分之四十三上升到百分之八十二。中国是联合国人权的优秀模范──谁会想到？

事实上，甚至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里，有沙地阿拉伯、苏联、巴基斯坦、埃及和安哥拉这种国家，就是没有美国。

世界变化得非常快。真的，人们在小心算计着为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便开始软弱，特别是西方领导人，他们以软弱的态度渴求生意良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很工于心计，它黄金般的商业诱饵使西方领导人对中国践踏人权的指责逐步弱化。举个例子，我们澳洲会说国语的总理凯文？陆德，可以愤怒地发誓要竭尽所能，做一切他所能做的事情来制止日本屠杀鲸鱼；但是，面对屠杀西藏人的中国政府，他只敢自己咕噜：中国应该“保持克制”。

和这些搞政治的人一样，给予中国二千零八年举办权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他们的借口是这样可以鼓励中国接受更多的西方价值，比如言论自由等等。但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不是让中国接受更多的西方价值，而是试图要西方运动员们接受中国的，强使他们在居住中国期间限制他们言论自由的合同上签字。甚至，澳大利亚运动队员们需要他们经理的批准，才能在中国谈论有关政治的话题。

现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权威代理人凯文？戈斯普尔（KevanGosper）甚至已经告诉我们，大家不要在接近奥运火炬的地方进行抗议。这就是粗暴的中国所努力要做到的事情。

但是，中国所依赖的一切竟是如此地虚弱无力，不起作用。在这里，往往只要一件事，它就足以驱使我们的政治人物比中国的黄金商机更强硬，这要靠他们的选民和（人权]运动积极分子以及名人等去推动。

当这个奥运火炬在西方民主国家间传递时，更多的人民将最终面对一个他们过去从未被问过的问题：联合国是不是真正面临着巨大的人权威胁？或者，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地担忧中国的镇压行为？当然，美国的左翼将一如既往停留在一有问题就指责“美国鬼怪”的立场上。

现在中国所做的一切都以宣传为目的。它花掉几十亿元钞票修建体育馆，进行奥运火炬的传递──它短短的火光将从世界各国的首都拽来成千上万人的抗议──随着这种作秀，西藏问题在促使人们关注重视，那些抗议者将使大家对中国政治说“不，不！”。

此地的奥运火炬传递者，儿科专家费欧纳？斯汤雷（Fiona.Stanley）和人道主义者纪霖？海克斯（Gillian.Hicks），也将受到巨大的压力，退出澳洲堪培拉火炬传递支部──无论他们是为了支持民主，还是为西藏、法轮功、达尔富尔或者许多同类的被中国独裁政府镇压的死伤者而抗议。

这个奥运火炬将经过二十多个国家，每到一个国家，中国都将处于众目睽睽之下面临挑战，这是它过去不曾有过、历史上也前所未有的。

最终，我们可以看到，这将是怎样一个不可思议的颠覆性的主意啊！

一句话，给北京举行奥运。让我们从中做出尽可能多的好事来。

长平是汉奸、南方都市报是中国版CNN.乍听之下不免会奇怪，怎么好端端地反击西方媒体扭曲西藏事件的民间行动扯上了南方都市报？原来，4月3日，《南都周刊》副总编辑长平发表了一篇文章《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正是这篇呼吁我国政府摒弃新闻封锁，以开放的胸怀保障信息的自由流通，粉碎外媒恶意中伤式的资讯传播。但就是这样的一家之言竟然被扣上了“汉奸”、“走狗”等久违了的民粹流毒，更有甚者，居然倡议起“查封报社”，严惩里通外国的中国媒体。这种几近歇斯底里地反扑给予外界的印象莫过于文革又回来了，那个靠着争相攀比谁更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年代又来了。

关于西藏，自从314之后，官方和民间的评论铺天盖地，有旗帜鲜明痛批藏独分子的；有反感北京大动作平暴的；有狂热爱国的；有理性思辨的，不一而足。唯独当外媒从拉萨被“请”出去后，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了，一下子中国内政变成西方妄图颠覆红色政权了，依据着达兰萨拉和亲近达赖的境外团体的提供的信息来源，秉持既定的仇共传统，拉高了西藏事件在奥运年的政治分量，并有机地与抵制奥运联系起来。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注意过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事后反驳德新社记者的这句话：“我们打个比方，如果有一个人他饿了，没有钱去买吃的，他就能去偷，去抢，去抢银行吗？这是一种强盗的逻辑。”人们在追捧这位发言人有骨气地维护了中国尊严的时候，全都忘了到底德新社记者问了什么：“我是德新社记者，现在我们只能从一些流亡藏人那里获取有关信息，我们也不想这么做，但因为我们没法从中国有关部门获得更多的信息，我们也希望向当地政府核实有关信息以进行客观报道，但这很难。”通过还原对话前后经过，我突然发现我国的发言人是如此的无耻和无聊，他不对任何关于体制内习惯性封锁新闻的动作导致新闻报道失真表示哪怕一丝的歉意，还反过来指责外媒为什么不相信CCTV、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国官方的宣传报道，非要去抢劫、变造、歪曲、误读。

长平文中的一句“在Youtube这样的著名网站上火热播放。假如这些网络媒体都受到限制，那么揭发进程就会遇到很多困难。”是什么意思？中国的网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突围：一面突破中国政府的信息封锁，一面则抨击西方媒体放弃专业道德的肆意抹黑。面对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当局的手段依然是先封锁消息再说，于是乎youtube率先阵亡。就在外人质疑中国政府心中若无鬼，为何封锁网络的时候，民间情绪选择站在同仇敌忾的高度“谅解”政府的行为，一致对外才是挽回民族自尊的正途。

谁都明白，新闻无国界只是一句虚幻的口号，他后面的“媒体有国籍”才是如今中西媒体尖锐对立的根源，或者说就是因为无知。这种无知既存在西方对红色中国的偏见，这其中更多的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歧见；也出现了多数中国人对本国官方媒体公信力完全破产的无知。前者论述太多，无须赘言，至于后者，早前一场“做人不能太CCTV”的民间抗拒假新闻的高潮似乎掀起过一阵对宣传喉舌的反思，但殊不知，这种近乎恶搞的反思根本没有触及中国特有的新闻管制体系对国家形象的巨大危害。

曾几何时，胡绩伟与胡乔木之间有关《人民日报》是党性高于人民性，还是人民性重于党性的理论争执，随着胡绩伟卸任人民日报社长一职后大致底定，党报跟党走是不可动摇的铁律。也因为在中国，为人民发声的媒体从来都没有好下场的血泪史促使任何一个境外新闻人都自动接受中国媒体是党的一部分，他们永远为官方辩护的天然逻辑。所以，外媒被“逐”出境后，反感北京官方propaganda的西方记者只能瞎子摸象式报道西藏发生的一切。这么说不是为CNN等媒体的扭曲报道找寻脱罪的借口，而是对有着光荣的拒不反省前科的中国政府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浇盆冷水。

前不久《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接受香港《亚洲周刊》专访时独家爆料了一段内幕：“中共十七大，当局原先对境外媒体卡得很紧，总是忧虑这些媒体偏爱那些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后来官方放开了一下，觉得效果不错。中南海主管意识形态和媒体的领导人最近总结说：「没想到境外媒体写我们的东西，说了那么多好话，那么客观，达到了我们自己要说却达不到的效果，今后要继续开放。」”杜导正的这段话，相信不会有人怀疑他的真实性，只是对照起西藏事件中驱赶记者的场景与中南海领导人的总结居然如此南辕北辙所折射出的讽刺太过强烈。连向来保守的意识形态领导人都能感觉到开放后的外媒是能够做到公正、客观报道中国的，为什么偏偏在西藏事件上自打耳光呢？

所以回到长平的文章，我们不难发现，他只是发出了一个中国新闻工作者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善意提醒，用倾听、了解的持平态度对待异见，这种态度决非认同、赞许，更谈不上助纣为虐，而是对国人醉心于仇外的民粹嘉年华中的警惕。

西藏的问题是历史、宗教、文化、政治缠绕已久的地雷，现在炸开了，却惊讶地发现我们找不到究竟谁是触发爆炸的原始罪人。而沉迷在民族爱国热情中的人们又有多少是熟读西藏历史、人文的行家？又有几位对北京与达赖之间的恩怨纠葛清清楚楚的？或者更大胆的问，是不是有人刻意放大西方媒体扭曲、诋毁西藏问题的细节，企图转移中国人对政府的西藏（少数民族）政策的反思和检讨的视线？那么，再来看看长平文末对官方轻声细语地呼唤吧：“除了官方的定性之外，能不能允许媒体自由讨论以进一步揭示真相？”随着这声呼唤，彻底厘清汉藏民族间恩怨情仇，等到汉藏一家亲的时候，西方媒体的嘴还能四处咆哮么？

“五四”这个名词是当代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十分熟悉的一个名词。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五四”的理解却存在着诸多误区，我认为这些误区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个误区是将“五四”狭隘化，一提到“五四”，就想到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上街游行，并且火烧了赵家楼那一幕。第二个误区是将“五四”单一化，或者说做“一元化”的理解，即把“五四”理解为全盘“反传统”、“反儒家”的运动，仅仅是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反对旧文化的运动。第三个误区是把“五四”政治化，即把“五四”与后来发生的各种政治思潮、政治运动、政治斗争片面地捆绑在一起。

那么，真正的“五四”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真正的“五四”首先是一个时代的概念。“五四”绝不仅仅是指1919年一批学生上街游行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它实际上代表了近代中国一次重大的变迁，其起止日期大致从1914年、1915年开始，到1924年、1925年落幕，前后大约十年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大时期。期间，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也不仅仅局限于文化层面。

我们知道，现在讲“市场经济”，讲“发展民营经济”。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民营经济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就是在1914年到1921年，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经济得到高速发展的时期，持续了大约六七年的时间，“民营企业”、“民营银行”都是在这个时代蹿升起来的。因而“五四”不仅是政治的“五四”，也是经济的“五四”。“五四”还是社会的“五四”。那时，“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等话题在公开的报刊上都有广泛的讨论。所以，我想说，“五四”完全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各种不同的思潮、不同的主义、不同的主张、不同的理想，都获得了空前的同等表达的机会，无论是独立的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还是国家主义等等，真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这个意义上，“五四”更主要的不是反传统，而是引入新思潮，引入各种各样的思想资源。

记得历史学家陈寅恪讲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书虽多，不过基本的只有几十种而已，其它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这几十本书基本上都是先秦时代的创造，包括《论语》、《老子》、《庄子》、《韩非子》、《孙子兵法》等，这些著作都出现在中国第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那个时代，不同的主张、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说、不同的社会理想都有同等的表达机会，所以创造了思想和文化的繁荣。那个时代是个乱世，乱世的好处是没有“天下定于一尊”的标准，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的文化基本上被归结到了儒家这一宗上，而且长期以来对儒家进行不断的一元化的、政治化的解释，这使得我国文化的创造力受到极大的限制。从那以后，中国的读书人几乎都是在儒家的轨道上按部就班，最多有一点“儒道互补”，“儒”是主体，“道”是补充。这种格局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大约两千年，实际上，中国社会在文化上已停滞了，“百家争鸣”的时代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那一刻就结束了。

“五四”迎来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百家争鸣”时代。为什么在“五四”这个时代会再一次地出现“百家争鸣”？这是有历史大背景的。这个大背景就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中国这个民族要在世界上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寻找新的出路。那么，我们找到的第一条出路是什么呢？从历史教科书中可以知道，第一条出路叫“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学习人家的技术——坚船利炮，你有枪，我也有；你有炮，我也有；你有军舰，我也有。这一步我们学的是人家的技术层面，产生了洋务运动，包括建立了北洋舰队。但是，我们虽有了相同的舰队，相同的炮，在甲午战争中却惨败于一个蕞尔小国、一个从未被放在眼里的岛国日本。在此情况下，中国有识之士，朝野上下，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开始在技术之外寻找新的资源，这就产生了“戊戌变法”。这个“戊戌变法”真正的高潮只有103天，所以也称“百日维新”。这条路还是没有走通。接着又蒙受了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这样的民族耻辱。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耻辱。连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都仓皇出逃，颠沛流离到了西安，一路上饱经风霜之苦。这种苦是深宫之中养尊处优的她没有经历过的。吃了这样一番苦头，到了1900年，她决心接过光绪帝在1898年变法的衣钵，开始了“晚清新政”。在教育方面，她推行了包括废除科举制度、设立新式学堂等一些新政。今天我们的学校，就是在慈禧那个时候开始的。这些新式学堂奠定了近代中国教育向西方学习的模式，奠定了基本的学制——小学、初中、高中。她还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特别是1906年搞了一个“预备立宪”。当时她搞宪政当然是有各种原因，比如迫于压力，为了挽救清王朝摇摇欲坠的命运，可能带有欺骗性，但无论她有什么样的动机，从客观上，她实施的新政推动了中国从一个古老的专制国家开始向近代国家转型。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当时中国外有民族危机，内部更是矛盾丛生，种种问题，最终导致慈禧死后不到三年，武昌一声枪响，一场小规模的革命就把大清王朝颠覆了，而且把绵延了两千年的帝王一统江山的模式一夜之间翻了个个儿。从此之后，任何人，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张勋，无论是什么人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称王称帝，不可能得逞了。我们知道袁世凯称帝只有83天，张勋复辟只有12天，也就是说帝王一统山河的模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行不通了。“五四”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

那么，“五四”的主题是什么？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有一个标志性刊物，叫《新青年》杂志，它创刊于1915年9月（最初叫《青年》杂志），与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差不多同时，在太平洋的彼岸的美国，一批留学生在1914年成立了叫“中国科学社”的小团体，创办了一家影响非常深远的（尤其对自然科学）《科学》杂志，这个《科学》杂志与《新青年》杂志遥相呼应，比翼双飞。两个不同的杂志，不同的定位，它们追求的东西却是相通的。我们知道后来陈独秀把《新青年》杂志的主题概括为“德先生，赛先生”，“德先生”就是民主，“赛先生”就是科学。实际上，科学的观念更多是由《科学》杂志、“中国科学社”来阐述的，陈独秀阐述更多的是“德先生”，他打出的旗帜主要是“德先生”。由于《新青年》、《科学》杂志的出现，中国年轻一代的读书人，或者说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开始寻找新的道路。这是现代中国的一个新起点。因此，从根本上说，“五四”就是重新寻找方向，重新为中华民族定位。这个起点对于中国人、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起点。正是在这个起点上，我们的前辈们开始把古老中国带入现代文明社会之中。

《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张朋园著,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1月版,40.00元。

选举不是民主政治的全部，却是民主政治的初步。一如约瑟夫。熊比特所说，没有选票就没有民主。职是之故，检讨中国民主政治的曲折进路理所当然要从选举开始，张朋园的《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一书就展示了“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本书副题）的情况，由此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所在。

这四十年间的议会（国会）选举其实只有四次：清末咨议局和资政院选举（1909）、第一届国会选举（1913）、第二届国会选举（1918）和国民大会选举（1947）。第一次是在君主立宪时代，后三次是在民主共和时代，中间发生了一场革命。第三次和第四次相隔近三十年，乃是由于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即停止了议会选举，虽然按理在1936年即应实行宪政（议会选举自是不可或缺），但由于抗战军兴和国共政争，一直拖延到1947年才举办了一次并非全国范围的选举，两年后国民政府丢掉大陆，其国会选举只能到台湾去继续演练。

观察议会选举主要应着眼于以下诸端：什么人选（选民资格、人数），怎么样选（选举程序、方式），选什么人（议员背景、品质）。选举的第一步是确定选民人数。由于中国直到1953年才有第一次人口普查，这四次选举都没有完整的人口数据，选民调查只能敷衍了事，甚至于完全凭空造报。清末的选举几乎限于功名绅士阶级，第一、二届国会的选民人数有所增加，但仍有性别和财产等诸多限制，国民党时代放弃了这些限制，选民人数因而大增，但投票率也不可能像传说中的那么高。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非常之长，民众的权利意识非常之弱，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选举为何物，因此对议会选举态度冷漠并不奇怪。反观西方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其制度之良否与经济发展（包括工业化、城市化、财富及教育四项）成正比，即经济发达的国家，其下层社会或市民阶层必然热心于公益事业和公共事务。对照中国当下，民众的权利意识确实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大为增强，所缺的只是制度化的表达渠道。

这四次选举，大体上遵循多数决制度，获得较多的票数即为当选。前三次都采用复式选举，先由选民直接投票产生选举人，再由选举人互选产生定额议员。这一制度之实行似受梁启超的影响———他认为中国人的教育程度太低，“惟有间接（选举）制，可以略矫此弊”，另外中国幅员辽阔，两次投票有大小区域之分，运作较为容易。复式选举虽有上述好处，可也容易被人操纵，互选时往往贿赂横行，当选者大多数为富人。贿选自然是腐化的表现，但对于初试选举的中国人来说实属无可避免（英国消灭这一顽症也用了很长时间），而且有贿选就说明有选票，这总比暴力胁迫投票要好（因为贿赂带有认同的意味，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有认同才有安定），也比“名为民选，实为官派”要好。第二届国会（也称安福国会）选举和国民大会选举的官派现象就非常严重，特别是国民党操纵下的选举（一次决）提名即当选，未经提名竞选成功也无效，这样一来其实根本无需选票，所谓选举不过是个谎言。

选举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代议政治，出任人民代表者必须具有良好的教养，能为人民的福祉着想。从这四届国会议员来看，他们大多来自殷富的家庭，其中以绅士阶级及地主阶级为主，都属于社会上层结构。革命党人多数没有科举功名（没有赶上科举考试之故），但他们大多是绅士阶级或地主阶级的子弟，具有新式教育背景（或者留学海外或者就读新式学堂）。这样的家庭出身和教育背景，决定了这些议员大多倾向保守，即便有心改革，态度亦较为温和。当然，这些精英在国会中的表现是否以人民的福祉为依归并非本书讨论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他们所形成的政策可能有利于人民，也可能不利于人民。因为国会选举的实质是精英分子让他们自己中选，而非人民要选举他们。可以推想，由于下层社会的冷漠和某一派系的操纵，这些议员的代表性及其与人民的联系程度都非常可疑。

张朋园认为，这四届国会选举一届不如一届，由此可说中国的选举试验是失败的。对于中国民主政治迟迟不得发展的原因，张氏在引述了黎安友的十点归纳（民主政治没有共识，国家不安定无暇行民主，政权总是操在军人手里，中国人不容纳异己又害怕冲突，没有公民社会，宪法不好，道德不振，精英不下台，帝国瓦解后不易建立新制度）之后，特别强调了威权主义的影响。在他看来，三、四两次国会选举就是在威权主义的作用下而大大变形的。段祺瑞、徐树铮都是留学德日回来的军人，脑子里没有民主观念。国民党北伐成功后，法西斯主义袭来，遂以训政为由终止了地方议会选举。殊不知地方议会乃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没有了地方自治，1947年的国会选举归于失败又何怪之有？萧公权当时在《论选举》一文中就指出：“与其举行一次残缺仓促的全国性选举，不如实事求是，举行一次比较踏实的地方性选举。前者不免为宪政之累，后者可以作宪政之基。”惜乎当局不予理睬。“威权主义下的选举”没有公开、自由、公平的实质，统治者一手操控，大把的选票由他们分配，让自己的人当选，排斥异己。有学者指出，选举在威权主义下是一个谎言，统治工具。威权主义以选举取得合法性，严加控制，长保权力，看似民主，实质极权。诚哉斯言！试看今日之宇内，威权主义的幽灵不是依然在徘徊吗？吾人不可不深长思之。

威权主义之外，张氏也有提及公民社会问题。公民社会对民主政治是一种支持和稳定的力量，也是民主性格的基础。有了公民社会，人民与政府之间就有了一个缓冲体，极权与暴政也就没有了生存空间。没有公民社会，下层群众参与社会改造的激进行动，就会导致上层丧失对社会变革的控制，其结果是天下大乱，血流成河，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就是明证。清末以迄民国年间，中国的公民社会有所发育和成长，但显然非常羸弱，其原因主要是人民贫穷愚昧，阶层之间缺乏沟通和配合。晏阳初发起平民教育运动，正是痛感下层民众为贫弱愚私四大病症所苦，其中针对“私”病而施的公民教育就是要把民众从臣民改造成公民。相对而言，当下公民社会已有相当规模，但还不能作为一种平行的结构对官员阶层施加应有的影响，即让执政者感受到竞争压力和舆论压力。

中国的选举试验失败了，但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西方的民主制度经过了几十数百年的发展才臻于完善，中国虽然试行宪政也近百年，但中间荒废的时间太长，真正的操练并不算多。如今迈步从头跃，只要上了正轨（民主的法治），假以时日终会修成正果。这不是盲目乐观，萧公权先生写于1944年的《宪政的心理建设》一文专门提到要扫除疑虑。他说：“宪政是人民自己的事。宪政是否成功，最后的关键系于人民自己是否要宪政。所以我们不要问政府有无实行宪政的诚意，而只要反躬自问人民是否有实行宪政的诚意。”只要人民自己有诚意，选举终会完美，宪政终会实现。

根据白桦的剧本《苦恋》而拍摄的电影《太阳与人》，其实并没有在影院上映。因为这部影片的导演彭宁是一位烈士子弟（与高干子弟相同），因而更方便有途径让高层的人们先观看，所引起的震动也在这个范围。首先批评这部影片的声音来自军队，继而惊动了胡耀邦和邓小平，他们二人都看了影片。邓认为问题严重，但对于最初粗暴的批判不满，因而下达了组织高水平批评文章的指示。

没有在影院公开上映这个事实，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公开批判是有矛盾的。弄得不好，就像稍前批判安东尼奥尼的那部《中国》，报纸上拿整版的篇幅谴责这部影片的反华立场，但一般读者却莫名其妙。于是这回的方案是，拿这部影片的公开发表在1979年《十月》第三期上面的电影文学剧本开刀。后来的人们想要再度谈论此事，也只有根据这个电影剧本。好在白桦也表示过，在他所有被拍成电影的剧本中，这一个是与成品最为接近的。

这个故事有着与影片《牧马人》相同的旨趣，即主人公在经历了种种非人的磨难之后，最终还是如何不离开这个国家、如何深爱这个国家。但在《苦恋》这个故事中，这个主题经历了一场不小的考验：主人公的女儿在出国之前说：“爸爸！您爱我们这个国家，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包括其中“尘世间有很多事情的结果和善良的愿望往往相反”的表达，都指向一个在当时是比较危险的思想层面：如此“单相思”只是一厢情愿而已。这个国家本身的现实确实是糟透了。离开它远走高飞，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然而，从今天看过去，在当时“誓不两立”的人们之间，其实分享着一些重要的语境和立场。他们的分歧远远没有当年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我们回过头来看，与其说是要得出谁是谁非的结论，不如说从中了解那个时代才是更重要的。

其一，再三出现有关“历经苦难之后，却始终爱国至死不渝”这个主题，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当时某个思想危机的确是存在的，即对于这个国家这么多年来曲折道路产生怀疑。批判者也在这个问题上最不放心。这反映了人们开始从自己的经历中，撬动对于这个国家的思考，而不再是仅仅接受从外部灌输的理论。这也可以算作那个年代“思想解放”的体现。至于从这种思考中，应该得出什么结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其二，因为“内存”严重不足，某种思考便只能在当时提供的框架之内进行，因而显得比较逼仄。将出国与否与爱国与否相联系，以国家生活作为个人生活的唯一起点，这也是由当时的现实所规定的。实际上，一个人是否离开他的国家，这远非仅仅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而首先是个人生活立场的问题。选择在国外生活并非就是不爱国，仍然呆在国内，并非就是爱国的体现；而不管选择什么地方，这个人首先面对的是他自己的生活情境，比如工作、生活习惯、语言、被他人认可的程度等问题。

不可否认，当年许多出国的人，正是因为对这个国家深度失望而离开的，但是当他们在国外生活了一段时期之后，就会明白他们实际生活的出发点，与一个国家相去甚远。而如果有了后来这样的视野，这个故事中的女儿选择出国，就不会使用那样刺激人的说法了。

其三，当时的人们不具备的视野还有，“祖国”与“国家”不是一回事，它们不可以互相替代。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凌晨光是位画家，从小在风景如画的地方长大，从民间艺人那里学得绘画本领，他的目光深深停留在“祖国”的山山水水，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并不能用来论证和说明他对于“国家”的拳拳之心，因为“国家”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意味着这个民族政治生活的结构。一个人在政治生活中所受非人待遇，并不能在美丽的山水中得到抵消。因此，由故事提供的具体脉络和细节来看，从一个热爱美丽山水的画家身上，硬要得出他多么爱这个国家，发展到那样一种苦恋的“单相思”，则显然比较牵强和矫情。对于这个故事，我们最好看做当时人们想挣脱旧有框架，但又身不由己深陷其中的一个范例。

从电影的叙事方面来说，这个故事有着非常多的漏洞。看上去它着重在从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出发，营造一种诗意效果，而不去顾及叙事上的可能性；而这种效果在今天看起来更像是掩盖叙事逻辑的缺乏，叙事纹理的不足。其间人物的关系、人物的出场都是比较任意的，缺少合理铺垫。

据说杨绛就批评过，说画家在返国途中的远洋轮上看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激动得热泪盈眶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那船是外国的，在船上仍然如同在外国，而那船上是不会挂五星红旗的。当然杨绛不同意对这部影片进行那样一种方式的批判。又说当年吴祖光在会上对于这种批评提出他的激烈反对之后，钱钟书特地与吴祖光先生握手，以示支持，这在低调的钱先生又是十分少见的。可见当年的人们在经历了所谓“浩劫”之后，真的渴盼平安。

白桦近照。摄影本报记者黄长怡

1985年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胡耀邦与白桦握手。此照片一经发表,海内外都误以为意识形态的形势好转。

《太阳和人》海报,画家袁运生绘制,也是唯一一份样张。

约好早上九点的采访，八点半的时候，白桦打来电话：“我提前到了。”老先生穿着黑色大衣，戴着鸭舌帽，背着一台笔记本电脑进门来。他谈吐敏捷，思维清晰，看不出78岁的年纪，不过眉宇间有一层淡淡的忧虑神色。“我是个很乐观的人，现在反而不是那样乐观了，也许是年龄渐渐大了的缘故。”

剧本《苦恋》是白桦若干作品之一，当初创作的时候，他并没有对这部实验性的电影诗寄予太高的期望，也没有意识到它将给自己的一生带来巨大的影响。剧本拍成电影之后，白桦受到了长时间、大规模的严厉批判，最大的原因是这部电影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爱你的国家，可是国家爱你吗？”这个剧本带给白桦沉重的磨难，但并非唯一的一部。在《苦恋》前后，他的另外几部作品也让他被批得厉害：“我这个人是一定会出问题的，这是必然的。一旦我从虚伪走向真实的时候，那就是走向个人的灾难。但是我必须走向真实。”白桦现在依然在“走向真实”的路上，写小说，写剧本，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状态，“前两年一天可以写一万字。”他说自己虽然不再乐观，但依然相信，“最终还是有一点希望的。”

“这部电影很恶毒，对着红太阳打了六炮”

南方都市报：电影剧本《苦恋》是你30年前的作品，到今天依然很多人记得它。

白桦：是的，关于《苦恋》，已经说过很多年了，当年的年轻演员都老了，当时的导演是刚刚担任导演的新人彭宁，他已经在前年去世。但是严格地说，这件事并没有说透。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作品的问题，涉及的领域很广。不少人以为他们知道，实际上他们并不太清楚。

凤凰卫视在中国电影百年纪念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关于《苦恋》的节目，采访了黄永玉。这个节目把他当作戏中主角的原型。但他只是在片头说了两三句比较抽象的话，基本概括了他想要表达的情愫。他说：“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某一个时期，让人感到悲凉，也让人感到遗憾。”说黄永玉是这个作品的原型，这个提法并不完全对。

南方都市报：实际不是这样吗？

白桦：“文革”最后的一年，黄永玉周围有些相知很深的朋友，大家的交往非常密切。所以我对他有比较多的了解。“文革”后的两三年间，我在北京为话剧《曙光》的演出作准备，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写《今夜星光灿烂》，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写《孔雀公主》。当时导演彭宁就提出请我写一部关于黄永玉的纪录片的脚本，我立即就答应了，连访问都没有做，就写了一个纪录片的脚本。这个脚本《路在他脚下延伸》很快就在香港《文汇报》发表了。严格说起来，这个作品没有故事，也不是一个传记片，全都是黄永玉平常和我们接触时谈到的一些事情，他的过去，他的观点，是按照一首电影诗来做的。写完以后，我给黄永玉全家读这个剧本，他们也为之动容。

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房子。他们家住的房子还不到十平方米，没有桌子画画，就在墙上画。后来正打算由黄永玉自己来扮演自己，准备实拍的时候，我们共同的师长、前辈剧作家夏衍先生要看脚本，那时夏衍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由我朗诵，用当时时髦的盒式录音机录下来，请夏衍听。夏衍先生听了以后表示不太赞同拍纪录片。他说，让黄永玉自己来演是很滑稽的。他建议还是写个艺术片，不一定要写黄永玉，就是写一个艺术家。其实黄永玉本来倒是想过这个瘾，想自己来演的，结果我们还是尊重夏衍先生的意见，重新为一部艺术片作准备。

南方都市报：这个纪录片提纲是1979年完成的？

白桦：是的。进入1980年，我和导演、美工师、作曲一起开到广州，由我重写剧本。很快，我就完成了，而且写了上下两集，后来发表的剧本，是原来的一小半。原作我也给夏衍先生听了，他认为太长，我们就听从他的建议删改成一集。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跟别人提起夏衍先生听过这个剧本，按照往常事态的发展，如果有人知道夏衍听过每一次的剧本，他们一定会栽赃夏衍，把他当作“幕后黑手”。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夏衍接触过这件事情。这个剧本发表的名字是《苦恋》。拍成电影以后也叫《苦恋》，剧名是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写的。后来在送审样片的时候，才改名为《太阳和人》。

南方都市报：剧本完成是1980年4月。

白桦：当时越战开始了，北京总政治部的文化部长刘白羽下命令让我到广州军区领取武器装备参战。但我属于武汉军区的人，所以我就打电话请示武汉军区的领导。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们的回答是：不要理会。我也就没有去成，否则这个剧本也许就会夭折了。

当时我留在广州写剧本，住在广州迎宾馆。导演、作曲、美工全都在，我每写一场就跟他们读一场，让他们感觉一下怎么样。这个剧本依然是按照诗体写的。我觉得它并不一定能被拍好，因为它是一个尝试，导演又是一个年轻的导演，他没有独立拍过一部影片。结果那年年底，导演带着双片到上海来找我。

南方都市报：什么是“双片”呢？

白桦：“双片”就是声带与画面还没有合成，看样片时只能双片同步放映。看完样片，我觉得比较忠实体现了我的文学设想，效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彭宁敢于把那些空镜头、象征性和比较抽象的东西拍出来。因为一般的导演还停留在讲故事的阶段，实打实地去拍。而他是按照诗句来拍的，这在当时是没有人敢尝试的。

但是我发现电影中彭宁有一个重要的镜头没有拍，就是结尾主人公在用生命最后的力量在雪地上爬出的那个问号。彭宁告诉我，在拍摄中间，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派人直接到了现场传达指令：你们这个戏，别的地方暂时我不管，结尾那个大问号不能拍。导演和我商量怎么办。商量了半天，我们考虑把“问号”改成“未尽号”，就是画面上出现六个点。

南方都市报：怎么拍？

白桦：在结尾时，一切安静下来，一个太阳，一枝风中芦苇在日轮里飘呀飘呀，然后画外配以定音鼓的一声强击，一个点就出现了。连续六声强击，六个点出现在银幕上。这也很有力量，但是后来演变成荒诞的结论。有些领导干部看了之后，说“这部电影很恶毒，对着红太阳打了六炮”。

南方都市报：电影真的没有按照剧本拍出最后那个大问号吗？

白桦：没有，人们攻击的目标之一就是那“六炮”。实际上这部电影完成后，尽管山雨欲来风满楼，长影很有信心，我们也很有信心。艺术家思考问题，总是相信“以情动人”，实际上是大错特错。因为有情感的人才会动情，没有情感的人是不会动情的。我们这部影片要唤醒人性的复归，人性的尊严，但在当时，人性是禁忌。

这个戏的第一道门槛是文化部电影局。当时我和导演都在场，还有电影局的局长、副局长，艺术处的处长、副处长等人。那时文化部只有代部长周巍峙。这次审查，我们都期待着最后的热泪盈眶或者热烈鼓掌，结果响亮的六响定音鼓之后，一点声音都没有出现。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在此之前有人给他们打过招呼，审片人个个对这部影片如临大敌。一点声音都没有，这就是审查的结果。当时的电影局长陈播，原来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在“文革”中几乎被“四人帮”整死，刚刚调过来当局长。我问他：陈播同志，请你发表意见。他说，让我想一想，研究研究。我很奇怪，电影好看不好看还要研究？一开口就说出来了嘛，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南方都市报：你不知道他们之前有人打过招呼？

白桦：不知道。当时导演彭宁比较年轻，三十多岁吧，当时很活跃，坚信这部影片会感染所有的人。他不管领导是什么意见，拿出片子就在外面租场子放映。以影协的名义放过一场，还招待过新闻记者，包括外国记者。这部影片马上就在北京引起很大的波澜。作家黄钢非常兴奋，撺掇中纪委的领导出面把影片的问题当作政治事件来干预，后来很快由胡耀邦出面制止了这样的干预，认为“这个事情不属于纪律检查问题，这是文艺作品，你们就不要管了。”否则这件事情要是由他们来管，就更糟糕了。当时黄克诚也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他当时双目失明，根本没有看过这个剧本，也没有看过这个影片。只是听有人向他吹风，他就被激怒了。

南方都市报：这个应该是1981年初的事情吧？

白桦：是1981年1月份的事情，当时在北京体育学院召开了一个电影创作会议，放映了一些新片，其中也放了《太阳与人》。电影界的创作人员都集中在一起，当时已是风声鹤唳了，大家隐约地知道矛头所向。有些人很欣赏，只能在私下里竖大拇指，会上噤若寒蝉。还有人来跟我打招呼，叫我赶快争取主动检查交代。出面的是位作家。她表面上是因为彼此的交情，但是实际上是受人之托。

这部影片的问题在北京马上引起了连锁反应，各个单位都想去看这个影片。这个影片最早在单位里有组织地放映，第一个是中央党校，中央党校有一个宣传部长们的学习班。大多数人都是一边倒，认为它有很严重的问题。第二个单位就是正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军政治部主任会议。总政治部的领导听说有《太阳与人》这么一个影片，没有看就觉得有问题了。因为此前有一部我写的影片《今夜星光灿烂》，这个影片就被他们视为有修正主义倾向。

总政文化部刘白羽部长向文化部电影局调看《太阳和人》，但他们借了影片以后，就不是“少数老同志观摩学习了”，立即飞车跑片，一面在京西宾馆的全军政治部主任会议上放映，一面在西山召集军委委员们观看问题电影。他们的意图很清楚，想让军委或者全军政治部主任会议形成一个简报，制造更大的声势。

南方都市报：没有事先打招呼吗？

白桦：没有。“文革”结束不久，老将军们也不得不接受一个重要的教训，那就是往往对一部小说、一部电影、一台戏剧的态度就成为一种政治倾向。就像《海瑞罢官》那样，他们心有余悸，跟文艺沾边是很不安全的。所以，他们也都抱着一种很奇怪的眼光来看这个影片，让我们来看是什么意思啊？放完影片之后，总政文化部门要请首长们留下来发表意见。这些老头儿都很警惕，个个都说自己没意见，看都没有看懂。有一位军委委员把大衣一披，喊了一声：吃饭喽！就一哄而散了。后来总政文化部派秘书打电话，一再分别征询每一位军委委员们的意见。但是没有人发表明确的意见。最后全军政治部主任会议有一个小组还是写了一份简报。这个简报很严厉，说要开除我的军籍、党籍、押送还乡。第二天日本的报纸就有了报道。

在这件事情里，所有人都注意到了，最起劲的是一位作家黄钢。他当时主编了一个小报，叫做《时代的报告》。不仅它有长篇批判文章，还发表了我的电影剧本，狂印了几十万份，在王府井雇佣了很多报童，在那里叫卖。不仅生财有道，而且京华为之震惊。因为1949年以后，报童已经早就绝迹了。

面对批判，“文革”前与“文革”后大不相同

南方都市报：《解放军报》的文章是怎么发表出来的？

白桦：《解放军报》在4月17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以“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的名义发表文艺批评文章，读者压根就没有见过。而且后来我问过王任重，他说事先他也不知道。他不知道，胡耀邦也不知道。

头一天晚上“百花奖”颁奖的时候，外国记者问，听说要批判一个电影，有这件事情吗？文化部发言人回答没有这种事情。第二天《解放军报》评论员的文章就出来了，搞得全国都昏头了。全国许多报纸、电视台、电台都播发这篇文章。但是，还是有一些报刊没有转载，如《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和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等都抵制了转载的要求。据《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后来的回忆，他接到的是一个私人电话，他觉得正常渠道应该是中宣部，他拒绝了。事后分析，有些人的矛头公然针对的是胡耀邦。

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时我们导演彭宁的父亲以前在红军时跟胡耀邦是战友，他们有很多的私人来往。彭宁是年轻人，口无遮拦，这就很容易造成了一个错觉，认为胡耀邦是这部影片的后台，否则不会这么大胆。

结果这个片子引起争议以后，我求见胡耀邦，请他看看这部影片。他说他还不能看。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

白桦：他一定意识到这些现象很怪异，他尽量在回避。他告诉我，他的秘书、家人都看了，他不能表态说支持谁。后来北京召开了一个题目很长的大会，叫做“首都部分文艺家学习小平、耀邦同志关于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据说与会者在三百人以上，包括中央、地方、军队三方面。这是一个背靠背的会议。就是我这个当事人被排斥在外，没有让我参加，缺席批判。

1981年4月17日《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一播出之后，我就感觉到跟过去大不一样了。

南方都市报：你那时住在哪里？

白桦：在武汉军区大院里。那天清晨播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不相信。很多朋友给我打电话，叫我听一下广播什么。我说这不可能，因为我知道胡耀邦曾经说过，不能因为一个文艺作品引起一场运动，他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一听，果然在批判我。紧接着，我就接到了雪片般的电报，全国各地的电报就飞向我这个地方，都是支持我、声援我的。

南方都市报：什么人发来的？

白桦：什么人都有，都是不认识的人。这个跟过去不一样，过去一个人挨批判，所有人都会离你远一点，现在大家公开表示支持。而且署名，包括地址电话，单位班组，毫不含混。

南方都市报：可是当时普通民众都看不到这个电影啊？

白桦：虽然看不到电影，但是他们听到早上广播这篇文章的本身就够反感了。后来，这样的信我一天之内收到了好几千封。我就感觉到，“文革”前和“文革”后是大不相同了。

南方都市报：什么不一样了？

白桦：人们不再像“文革”时候一样，脑子连想也不想，就去参加批判。而且他们觉得这些批判的语气跟“文革”仍然别无二致，所以很反感。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还记得当时批判得最严厉的是什么？

白桦：说我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1981年的夏天，邓小平召集过几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对这部影片讲得很严厉，后来被胡乔木整理收录到《邓小平文集》里。从批判《苦恋》开始，作品和人就被等同起来的。如果作品被认为有问题，那么作者也有问题，一直带着这个框框来对待人。

南方都市报：到现在还是这样？

白桦：是的，到现在还是这样。不过我无所谓，历史最终会证明，无需平反。我从来都认为平反是一个文化误区，谁给谁平反？只有历史老人才有资格来为历史中的人和事平反。

南方都市报：影片《太阳和人》现在放在哪里？

白桦：还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片库里，据说片库是恒温的，标准拷贝都在那里。我自己没有副本。那个时候没有磁转胶、胶转磁这种技术。我相信，直到现在，它的母本还是相当完整的。在当时，这个片子在技术上和艺术上应该说都是制作得很不错的。

南方都市报：这部影片里面有个焦点，是“您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

白桦：是的，这是焦点之一。但他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在向上级汇报的时候，耍弄了一个小小的技巧。他们说我写的是“您爱这个祖国，可这个祖国爱您吗？”其实我不是这样写的。剧本里什么地方写“国家”，什么地方写“祖国”，我非常清楚。当时一家法国报纸就明确指出：在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里，“祖国”和“国家”都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南方都市报：邓看过这个电影吗？

白桦：据说他看过。批判我的人反复让邓小平表态几次，开始第一次邓小平不大注意。他就说“批评可以，不要一棍子打死”。文化部的周巍峙说，要批判的话大家就要看片子。“那就不要批了吧，”邓小平又表示。后来总政治部又打报告，说这个剧本发表过，造成过很坏的影响。所以，后来批剧本而没有批影片。彭宁还有点不大服气，“为什么不批我呢？”

南方都市报：“文革”后胡耀邦曾在他家里组织过一个“无拘无束”的作家座谈会，给你的感觉就是当时的政治氛围松动了很多，是不是这次座谈给你的印象？

白桦：对，特别是胡耀邦支持那一条意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我就觉得共产党从此可以面对真实了。其实知识分子这种错觉常常会发生的。

南方都市报：你还是比较单纯的，没有想过会出这么大的问题吗？

白桦：没有。我相信艺术的感染力来自人性，情感可以打动一切人。

南方都市报：经历这么多，你还是一个乐观的人。

白桦：对，我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酷的环境下还是很乐观的。但是，我现在反而不那样乐观了。中国的机器运转得很缓慢，我童年时的向往，看来这辈子是看不到了。

南方都市报：你是一个很全面的作家，写诗、小说、剧本，而且有很多涉及政治敏感的作品，《苦恋》不是第一部。

白桦：是啊，我从“文革”结束那天，就开始跟发烫的东西发生关系了。当我在武汉听说“四人帮”已经被抓起来的那天晚上，我就开始写第一部作品《曙光》。它就是写和我在三十年代初发生过的与“文革”很相像的一件事件。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没有因为这出戏挨批？

白桦：1978年在北京内部演出了好几个月，没有人敢点头公演。当时在开三中全会，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张平化不敢来看，来看的都是退位的、没有职务的人，包括罗瑞卿。他是坐着轮椅来的。后来我们的司令员、政委杨得志和王平跑到我们的剧场里，突然站在舞台口宣布，“明天你们就登报公演。”演员们都感动得哭泣起来。我们都已憋了很久，排练了一年多，总算公演了。

南方都市报：应该说这次是《曙光》运气好啊。

白桦：在演出之前，我一个杭州的画家朋友就打了个电报到北京给我，他说，我求求你，把这个剧本撤下来，不要演出。你的一生已经颠沛流离了，你们家已经遭了那么大的难，你还不想想你的妻子儿女的事情？结果我没有撤下来。这是“四人帮”垮台以后的第一个剧本，虽然它不完美。当时开始演的时候，看的都是老红军，他们面对真实时受不了，最后一幕都捂着眼睛跑出去了，说明他们还是懂的。第二个受批判的戏就是《今夜星光灿烂》。

南方都市报：“文革”结束后，你还顶着压力写了这么多明知会带来危险的作品？

白桦：那时候天天开我的批判会。所以我儿子就说，别人家的文化大革命早就结束了，我们家的还在继续。鲁豫采访我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你怎么老往炮口上撞啊？”

南方都市报：对啊，你给人的感觉很温和，不像一个“战士”。

白桦：陶铸的夫人曾志问我：“你人很和蔼，但你的文章怎么这么厉害呢？”我说：“甘地也是一个很温和的人，可是如果没有他，可能整个印度还在睡梦之中。”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点点不同的声音，也是很遗憾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你天天受批判，几年下来从来没有动摇过吗？

白桦：“文革”以后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搞大批判的人也是很少数的。有些人白天“表演批判”，到了晚上也许会溜到我的房间里跟我聊天。比如说我被打成“右派”以后，在火车上碰到老导演凌子风。他碰到我时，不知道怎么对待我。结果走到我面前，还是决定不理我。

南方都市报：你看出来了？

白桦：是的，最后他的脸看着天花板，走了过去。那是1958年，他因为这件事，一直遗憾和痛苦。后来《曙光》在北京演出，他去看了两次。后来他送了我两幅画，那是李苦禅的画，什么都没说，内中的含义我理解，他是在弥补他的歉疚。

“文革”后，我还在北京烤鸭店宴请过一位在“文革”中打过我的年轻人，可以说我是一个温和到家的人。

南方都市报：相信很多人见了你的面都觉得和作品联系不上。

白桦：八十年代初，一位雕塑家给我塑像，开始很犯难，老是塑不像。他在观念上认为我是一个铁汉子。他想把这两个“人”统一起来，总也做不到。我说，还是现实主义些，把我塑成一个老实巴交的普通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