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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两名女学生在郑州市一家“保罗国际”店里剪发后，被要价1.2万元。4月3日，近百名市民自发来到保罗国际门前，声讨“黑店”宰客给郑州抹黑，多名网友在“保罗国际”门前打出“很黑很后台”的标语。郑州工商部门已责令该店停业整顿。（《南方都市报》4月5日）。

剪个头发就要1.2万元？这已经不是“店大欺客”，而是“店黑宰客”。难怪网友们要打出“很黑很后台”的标语。对于这家“天价理发店”，停业整顿只是一个“起步价”，它理应为自己的“黑”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当然，“天价理发店”绝非仅此一家，在它走向覆亡的过程中，考验着我们的维权成本。

在一个法治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天价理发店”之所以能够出现，其根源在于我们的法治环境不完善，作为个体的消费者面临高昂的维权成本，才给了“天价理发店”宰客的胆量和土壤。且看这家“保罗国际”，它先是冷酷地挥舞宰客屠刀，再对采访记者出言不逊，甚至狂妄地喊出“我们有后台”的口号，显然，它看透了消费者维权成本高昂，也就意味着自己的违法成本低廉。

一句蛮横的“我们有后台”，道出了维权成本高昂的重要根源。无论这句话是真是假，它既然乐于亮出这张牌，也就充分说明了“后台”的重要性。在它看来，哪怕所谓“后台”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也具有一定威慑作用。“后台”就意味着可以规避法律，可以减轻违法后的处罚力度，甚至可以对敌人进行打击报复。因而，亮明“后台”，就是借用“人治”的权威，对抗“法治”的权威。可见，“人治”泛滥，维权成本高昂：“法治”彰显，维权成本低廉——这就是真相！

北京说藏人闹事是想独立，彷佛大逆不道。错！当然是想独立，如果想让你继续统治还闹甚么？关键是，想独立有甚么错吗？想当年，满族统治你汉族时，你不也想「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吗？再早一些，南宋，汴梁城不也「父老年年等驾回」吗？陆游还写《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呢。汴梁父老年年等驾回没错，难道拉萨父老年年等驾回就有错了？「黄鳝再小，也想成鲸。」藏人再少，也想独立。你必须承认藏人有想独立的权利。想独立是人之常情！想独立无罪！

组织是半神半鬼概念

北京说藏人闹事是有组织的，彷佛大逆不道。错！组织不是甚么高难度杂技动作，只有你共产党会玩，别人都是笨蛋，怎么学都学不会。也不是你共产党发明的专利项目，只能你共产党搞，别人都不能搞，搞了就等于抢了你的专利、犯罪。组织本来是个中性概念、中性行为，是人都会，甚至连乌龟王八都有组织能力。可是在现中国，组织成了个半神半鬼的概念。中共组织，金光闪闪，彷佛天神；其他组织，妖魔鬼怪，十恶不赦。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可点灯，这太霸道了。北京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所以彷佛至今都可以任意抢杀。大错特错！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要讲古，古到一九二一年连共产党都还没影儿呢。古到当今达赖喇嘛坐床，你们连北京带拉萨那个领导人都还没出生呢。「自古以来」云云，是爱藏人的理由，不是杀藏人的理由。「砸断骨头连着筋」是甚么意思？是叫我们看在剪不断关系的份上，好好彼此相爱，而不是既然「连着筋」，所以杀你就很凑手。温家宝总理十拿九稳地说，这次西藏暴乱是达赖喇嘛主谋，达赖喇嘛恨不得扒开心肝说不是我，不是我。到底是不是，一是应由调查说了算，二是恐怕永远也调查不清了。可是双方都希望让公众相信自己，那么我出道题：你们相信温家宝总理，还是相信达赖喇嘛？按惯例，出题人一定得有自己的答案。我的答案是：我相信达赖喇嘛。为甚么？也没甚么理由，完全凭他们二人在媒体上发言的口吻。另外，同一件事上，我相信一个有神论者的话，不相信一个无神论者的话。有神论者说话时心中有神，对神负责；无神论者说话时只对人负责，只要没抓住我的手稍子，我就可以撒谎骗你，可以大睁两眼说瞎话。我是从无神论者转变成的有神论者，这两种人的心理我门儿清。

只许自己讲邪恶政治

北京说藏人，还有其他群体，是在把奥运政治化，是可耻的。奥运本来就是政治化的，本来就讲政治，要不然为甚么当初要求你北京承诺改善人权呢？讲人权、讲自由、讲民主的讲政治，不仅不可耻，而且是无比光荣的。自己讲邪恶的政治，却又不许别人讲文明的政治，不许别人以文明的政治要求你，这才是真正可耻的。

 

　　　　　　　　　　　诗歌岂能阻挡子弹？
　　　　　　　　　　　就象不设街垒的道路
　　　　　　　　　　　是坦克的同盟
　　　　　　　　　　　空气是高音喇叭的同盟

　　　　　　　　　　　医生雪白的外衣
　　　　　　　　　　　沾满了致命的毒菌
　　　　　　　　　　　天真的大学生
　　　　　　　　　　　失足落进广场
　　　　　　　　　　　那最平坦的陷阱

　　　　　　　　　　　一如爷爷当年
　　　　　　　　　　　误入宝塔山下
　　　　　　　　　　　那神圣的陷阱
　　　　　　　　　　　奶奶掉进一九五七
　　　　　　　　　　　那光明的陷阱……

　　　　　　　　　　　摸摸暂时还在脖子上
　　　　　　　　　　　寄存的脑袋
　　　　　　　　　　　真应该感谢这
　　　　　　　　　　　三千余年的仁政！

　　　　　　　　　　　在突如其来的巨变中
　　　　　　　　　　　他神经失常了
　　　　　　　　　　　从此只会对着圣像
　　　　　　　　　　　不停地磕头鞠躬

　　　　　　　　　　　从制度的枪口
　　　　　　　　　　　泼出的弹雨
　　　　　　　　　　　怎样一次射杀上千万人
　　　　　　　　　　　而剩下的生者
　　　　　　　　　　　也已被剪除了灵魂

　　　　　　　　　　　在全是病夫的国度
　　　　　　　　　　　只能由病夫统领

　　　　　　　　　　　他们把大批绿色的湾鳄
　　　　　　　　　　　放进壅塞的河道
　　　　　　　　　　　就变得水畅其流了
　　　　　　　　　　　因为在四十天里
　　　　　　　　　　　只喂它们吃《社论》……

　　　　　　　　　　　为了那个垂死者
　　　　　　　　　　　他们曾下令禁绝爆竹
　　　　　　　　　　　甚至所有的节庆
　　　　　　　　　　　让柏油路为大地戴上黑箍
　　　　　　　　　　　安检员查扣每一个塑料瓶──
　　　　　　　　　　　恐水到得了狂犬病

　　　　　　　　　　　外面绿芽满枝
　　　　　　　　　　　桃花正盛
　　　　　　　　　　　拉紧厚重窗帘
　　　　　　　　　　　糊死每一条窗缝
　　　　　　　　　　　病房里只允许有
　　　　　　　　　　　双氧水的气味
　　　　　　　　　　　只能用紫外线杀菌灯……

　　　　　　　　　　　不要去回想
　　　　　　　　　　　十九年前的事情
　　　　　　　　　　　那天在北京街头
　　　　　　　　　　　什么也没有发生！

　　　　　　　　　　　只不过此后的中国
　　　　　　　　　　　忌用“病危通知书”
　　　　　　　　　　　忌说“枪声”……

　　　　　　　　　　　（2008年4月2日凌晨）

经上记着：“苦难是神祝福之手的阴影”， 所以，人在面对苦难时需要清醒的洞见才能直面自己的真实状况，并由此领受到只有通过逼迫和苦炼才可以重续人与神的盟约，从而将内部的焦虑和危机转化成一种人性的共鸣，一种相互体恤和眷顾的情感反映。然而在中国，由于人们习惯对罪恶进行重复咀嚼和夸张想象，习惯于将无常世道中的不幸与生存困厄作外部归因，以此最易虚构敌情、设置异己迁怒于人，并长期自足于“主体正确”的道德自负和感觉傲慢，因而在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上，最易陷入专制意识形态非敌即友的二元预设和粗暴论断。基于这种认知上的障碍，一般人都很难从自己出发，然后基于人的幽暗意识进行自我反省和检讨，从而在发生学上对各种社会罪孽和道德困境作深层次的人性探源。因此，在面对历史与现实的罪错进行审察和评议时，都习惯于推咎责任淡出自身，从而要么嫁祸于人找一个从来不在场的“叛徒内奸工贼”之类的“他者垫底”息事宁人；要么干脆将自己陷于被胁迫或者“受害者”境地，以求诉公众的道德宽恕和司法豁免。

总之，由于缺乏对“我也不例外”的罪性追究和内部忏悔，所以常常让失败的怨气经年累月地煎熬折磨，让悲剧的情景和疼痛感长期纠缠不休、，并于不渐断的品尝和无法释怀的想象之中加剧心灵的不堪之重。日久之后势必导致共同体内缺乏和平共处、宽以待人的伦理依存，造成人与人、人与社群之间相互设防、彼此算计，在不断加剧社会关系的紧张感和对抗性的同时，还因此而形成一种动辄牙眦必报、同根相煎的败血性人文心态。长此以往，人性中耽于“论是道非，习惯于“口腔娱乐”的癖好必然被激活、被放纵，从而衍生成迷恋公示个人“隐私”，欣然于“窥阴探秘”，并常常辅之以文学化的渲染叙事，使得人人都习惯用暴力说话，依赖于侮辱性、歪曲化的偏执对人进行命名和定义，最终便难以做到心平气和、有理有据的辩真证伪，从而在情绪上为自己清火减压，在精神上为自己祛魅，然后直抵灵魂深处展开内省并有效化解对抗性话语中的暴烈因子。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人太囿于务实理性的点滴盘算，太精于阅人处世、看风使舵，所以很难在精神向度找到非物质的价值支持系统，因而只能在有限的资源配置中找幸福求快乐，致使人们因为生存的过度排斥、挤压，而不得以将人际交往作恶质化推演猜测，使得人人都依据这种假设而误认为人心险恶、世道阴冷且伤害性力量无处不在，并形成一系列虚拟化的想象和神经质的警觉，从而导致公共话语空间显得太阴暗、太凶险，且总是弥漫着相互攻讦、彼此诋毁的恶劣气氛。也正是基于这一事实，人们才最易受名利攻心而耽于冒险蛮干，才见惯不怪从而容忍公共领域长期诉诸刀尖讨价、恶语论战，才动辄损人、贬人惯用暴力修辞泄愤抒情。殊知这种看似爽心利性的激情表达虽则能满足语言报复以规避直接的肉搏硬伤，却也因此而最易将人心败坏，将人的情绪惹怒从而扰乱其认知系统，导致人的罪性意志被充分释放，其结果必然使博弈双方都因失去起码的耐性和教养而毫无顾忌地选择暴力对阵，操持最具伤害性的语词说话，从而直抵人的痛处和软肋进行污辱诋毁，把人妖魔化丑陋化、牛鬼蛇神化，最终将被控主体从道德上层层剥离、抽空并逐出人间正道，使得即便是最不正当甚或完全背弃公义的审判栽决，也会因当事者背负了过多的责骂和公众的道德厌恶，从而再如何含冤忍辱、再如何不堪负重也很难于获得世道人心最起码的关切和怜悯。

据此返观中国的话语环境，人们确实领受了太多对人的恶意中伤，太多的言论构陷和暴力涂毒。由于长期深陷其中而不知不觉，使得人们不仅业已失去了对极权之下暴力语境高位弹压、强制浇灌的伤害性反应和警觉，反而对这种建基于权力威慑和专制统合意图的粗鄙化、侵犯性的“言论殖民”完全失去了抗辩的冲动和能力，由此才出现了太多跟风附会、帮凶帮闲的文化犬儒，才在道里坊间流布着为暴力意识形态张目的“自愿者”和一拨拨剪除不尽的刀笔幕僚，随着这种无心无肝、人情味蒸留告罄，重度盐碱化、摧毁性话语体系的广泛移植和键入，伴随着暴力意识形态摧枯拉朽的社会清场和精神戒严，使得隶属于民间原生态、自主性的言说，连“负隅顽抗或思想游击”的冒险，都因缺少抵御的屏障而不得以偃旗息鼓、收场作罢，所以更无从奢谈所谓理性批评、温情对话、以及体面的交流。至此，要么无所适从、进退失据，从而生吞活剥盲目抄袭官话、套语，将个人主体的根性和情致放逐掏空；要么拒斥斯文嘲弄优雅，然后任意填充负向内涵重度恶搞，将丑话、恶话和各种令人不堪的污言秽语尽情发挥，从而不断放大并加以个人的发挥，使得无所不用其极的伤害性语词铺天盖地、到处泛滥，其表义功能的无限外延不仅严重腐化败坏了中国人的日常交流与言说语境，还因使其用者人多势众，从而在本质上不断改写着人们的精神谱系和认知模式。

众所周知，思想的枯竭正是从语言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信息载体，一种局限于技术层面的意识流通管道，其所能指的意义区间远远超越了所谓“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 斯大林语）这一简单褊狭的功能表述。正是基于这一认知，任何特定社会公共空间的话语形态，其所表征正是这一社群的公共结合状态和交往伦理，一种体认模型和思维方式。所以，当一个人因语言贫乏而不能完整地表达其意志时，也正是其精神失血和灵性脱壳的见证，由此推理演绎，当一个国家和族群因长期屈从于垄断性权力的专横霸道，而不得以附和个人或政团权威时，其话语生态往往呈示一种二元分裂的简单化对抗性构成模式，如此，则要么反躬自残或感觉失灵，从而集体禁声将个人真实的体验异化打折；要么将个人主体虚置弱化，从而跟风协从绕着权柄撒谎卖乖。也因为如此，人们总是习惯于恶意的假设和羞辱性的交流与责难，致使对伤痛经验太过敏感、太过神经衰弱，并郁积了太多的血泪仇、阶级恨，以此不断加剧形而下生存维度的处境焦虑和价值选择上的迷乱与惶惑。

据此返观中国暴力主义话语成因，乃是长期缺乏精神向度的积极建设，使得人们无意识地将日常的活法挂靠在食色利禄这一简单的区间煎熬折腾，因此才导致人人趋同并积极练习机巧待人、策略处世的营生之道，导致朝野坊间争相效法阴阳之谋，迷恋暴力说话做事，由此而积蓄了太多的罪恶感和伤害性记忆，历练了太多同胞内讧，兄弟相残的负面经验，导致中国人的公共空间长期弥漫着对罪孽与苦难的高度警觉，从而使得各种伤害性话语香火不灭、阴魂不散。由此便总是沿袭着一以惯之的老例，毁人伤人、损人贬人不把人当人，动辄恶语相向然后无缘无故地将人物情事往坏处恶处推测想象，并进行一系列阴暗凶险的预设和定义，由此便难于养成体面而有风度的相处和交涉，学会体己悯人然后在日常待人接物中礼节、修养和健康地对话与表达。

尽管如此，设若人们都能降身屈服看到自己的问题，都能洞穿一己的幽暗并对由此导致的各种困境作出深刻的检讨和反审，便可以看到人性中尚有值得用心体贴的温情，看到冷硬的世道之中依然有光有盐，有可以触及到的灼灼心跳和砰然涌流的脉动，因而便可以体会到人的属灵品性中依然存续着、流连着神性的祈盼和恒切的守望，依然蕴蓄着星星点点的眷顾和会心的微笑，从而于万千红尘牵累和弥眼的风情中搜寻美处，见出命运际遇中悲欢离合、阴晴雨雪的迁徙流转，以及不堪忍耐且宿命般不能拆卸的重轭，其实也是人生主题配置中不可或缺的旋律变奏，是关于人的幸福与喜乐体验在有限时序流程中的预设和铺陈。因此便能消解当下的迷乱和胶着于人际中的利害得失，以及一系列蛮横争讼的恶劣幻觉，从而淡褪现实际遇中的对峙想象和逆境焦虑，走出郁结成疾的伤害记忆，从而便了然于心、谦卑地审世度人，让胸襟开阔、让眼界拓宽，以此学会妥协退让，学会克己忍耐罪人先责己，学会与人为善而后删除个体识别人间情事的种种缺陷和误区，从而在精神上解除自我设置的辩识障碍。倘能如此，最终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做到心平气和、以礼待人，由内及外养成优雅的举止和文明的谈吐，从灵魂深处祛除造成个人或群体心理自虐的一切负面元素。

二 0 0八年三月二十日于贵阳寓所

关于清明上坟，我最早，最深刻的印象，来自于扫盲文化程度，还是个小脚老太的祖母那里。

少儿时代的我，是很盼望清明时节的到来的。清明一到，学校就要组织学生到所谓“烈士陵园”，给“革命先烈”扫墓，献花圈。我对那些从未见过其面，听过其声，也不是我的什么先人的地下死人，当然没有任何真情实感，我盼望的，只是扫墓那天不仅可以不上学，还多少有几个馒头，运气好的话，还会有几个点心吃。

在那个“打倒封资修”的年代，连给老祖宗上坟，也成了在禁止之列的所谓“封建迷信”活动，想上坟，你只能偷偷摸摸，如当盗贼般地悄悄进行。一点理论水平也没有，觉悟也高不起来的祖母对此发出了自己的疑问：给自己的祖先上次坟，是“封建迷信”活动，年年给烈士上坟，咋子就不是迷信活动了呢？我看，要是都是，要不是，都不是！

我的母亲在文革前我只有五岁的时去世，被埋葬在城郊的一个坟山上。

文革期间，农业学大寨之风越演越烈，在以“平整土地，修筑梯田，改造坡耕地”等为主要内容的“农田基本建设”运动中，母亲的坟被挖平毁掉。等到那一年清明节去上坟发现这一事件时，一切已经晚了，不仅母亲的坟，包括我的爷爷等埋葬在那里的先人的坟墓，一个也找不到了。

挖人祖坟，掘坟鞭尸，在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当中，最为让人寒心，最不为人所容。但是，千千万万户中国人在遭受这样的奇耻大辱之后，面对那样一个不讲理，不讲法，尽干一些反人性勾当的政党和政府，只能在无可奈何中隐忍，叹息。从那以后，每次上坟，我们一家都只能凭着父亲等的记忆，估计一个大概的方位，象征性地祭奠一番。这让本就缺乏母爱的我越加感到命运的不公，人世的凄凉，每次上坟，眼里，尤其是心里，都在流着辛酸的泪水。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初为人父，刚过而立之年的我越加怀念母亲。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母亲坟墓所在地附近也开始修建房屋。母亲的棺材如果当年还没有被毁掉，早晚，也会毁在建房者手中。那年清明前，根据父亲记忆中的母亲棺材特征，我和父亲请了人来到坟山上，挖了好几个坑洞，企图找到母亲的棺材。费了好大的力，我们还是万分失望地没有如愿找到母亲的棺材。无可奈何之下，我采取最后一招：根据民间传说，买来香蜡纸烛，在家中后院点上烧上，叫了幼小的儿子和我并排跪下，泪流满面、万分虔诚地向冥冥中的母亲祈祷：我的好妈妈，你知道的，元龙有多想念你。为了找到妈妈你的棺材，我已经尽了力，但还是没能如愿以偿。别无他法，妈妈，你如地下有知，你就成全你临走前万分牵挂的元龙，托个梦给我，告诉我，妈妈你的棺材究竟在哪里，一者好让元龙我将你的尸骨移安稳的地方，二者好让元龙我今后明确，的寄托对你的思念之情的所在。

从那晚上开始到较长一段时间内，每天晚上，我都是满怀期待地上床的。一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至今为止，我一直没有做到过我期待中的那个梦。每年清明，我到了埋葬母亲的坟山，还是只能估计个大概方位祭奠一下，有不平，在心里嘀咕；有眼泪，往肚里吞咽。

2005年初秋，因为四篇文章，我落入监狱，成了本省第一个因为在网上发表“反动”文章而被判刑的人。

2006年清明节前的一天晚上，身在看守所的我做了一个噩梦：我梦见母亲的棺材被大雨冲出了地面。清早起来，由噩梦联想到母亲年仅25岁就过早去世的悲惨命运，再联想到自己无罪而被囚禁的委屈，我加倍的怀念母亲，以至情感失控，哭声滔滔，泪水涟涟。一边哭，一边给妻子写了封短信，让她把我做的噩梦告诉父亲，请父亲到实地看看，真有这样的事，就把母亲的棺木埋葬好了，没有这样的事，当然再好不过。

早上九点钟看守交班时，我的泪水和哭声还是忍不回去。接班的那个看守问了原因后，大不以为然地说：“你们知识分子啊，想法就是多，就是迂酸。好大点事，值得如此。放心，我一接完班，就给你把信交出去！”

等到秋季可以会见亲人时，我向妻子说了那个噩梦，并问她收到我那天的信没有。妻子说根本没有收到那封信，但安慰我说，那年清明节她和我的父亲去上坟的，我噩梦里的事根本没有。

2007年的清明，我还在狱中。本来，我尽量不去想有关清明的事，以免伤感又伤神。有一天，风比较大，看守所附近上坟焚化的纸灰飞了好多进到看守所里来。一想到近在咫尺却不能为我深深怀念的母亲和祖母上坟，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我提起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首诗：
                         清明时节泪纷纷，此间谁人不断魂。
                         不是数典我忘祖，监狱里面怎抽身！

今年清明马上就到，前几天，我已经和父亲到坟山上祭奠了祖母和母亲。那天虽然没有流泪，但写这篇文章时，在动情处，还是悲从中来，为生养了我的母亲流了几滴眼泪。

但是，今年清明的眼泪，还没有流完，我知道，我还会为我的好朋友罗德远先生流泪的。

罗德远是我的家乡毕节一位有大才气的，我终身难忘的一个古典诗人。

由于所写之诗全都是自己的真情实感，不仅没有一首迎合权势者需要，没有一首符合“主旋律”要求的诗作，反而有不少反映自己“消极”思想，甚至是“反动思想”的内容，所以，罗德远的大才情没有为他带来一丝半毫的经济或物质方面的好处。2001年10月，刚刚50岁的罗德远，这位生不逢时、生不逢世的大才子，便在贫病交加中，在伤痛和饥饿中，永远地离开了这个让他既舍不得，又万分绝望的悲惨世界。

罗德远不幸早逝后，我去过他的坟上两次。两次，我都抑制不住自己的悲愤之情，在他的坟前痛哭失声。

约半个月前，接到罗德远遗孀的电话，说是，她的手腕十几天前跌断了，接着，她和罗德远的大儿子的腿也跌断了。我到医院去看他们时，她说，他们母子之所以如此倒霉，是因为罗德远的坟墓“风水”不好，因此，再穷，今年清明前后，她都将花一笔钱，要把罗德远的坟迁移到“风水”好的地方去。并说，到时候，她会通知我一声，我如果想去，就和他们一起去。几年没有去我深深地怀念的罗德远先生坟上看看，和我非常欣赏的罗德远先生聊聊了，我岂有不去之理。去，我说，到时候一定和我说一声。

我知道，到了那一天，我又会想起罗德远笔意纵横，意境深远的诗作，同时也会想起他终其一生的贫穷，想起他临死前极少见的悲惨情形……

那时那刻，泪水，就不由我控制了。

2008年清明时节

中国现任领导人一定非常羡慕他们的“伟大导师”毛泽东的控制能力，想将“白”的说成黑的，就没人敢再说那是“白”的。比如毛泽东将自己制造的“大饥荒”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名词还真就成了中国人俗成约定的一个历史名词，至于那三年是否真发生自然灾害早就被大多数人淡忘了。

相比之下，中国现任领导人没有毛泽东那么幸运。首先是有了网路与各种先进的通讯工具，哪怕筑就了网路长城，堵绝了外国记者现场采访，也无法将资讯阻隔得如同毛时代那么彻底；其次是“刁民”越来越多，不象毛时代那样听话驯服。所以今年以来中宣部忙得不可开交，一方面要与“抵制奥运”的国际“反华势力”斗争，另一方面要将有关西藏、新疆等中国边陲地区发生的骚乱加工后解说。最难的是还要“引导舆论”，引导中国人民对抵制奥运的“反华势力”或者“歪曲真相”的西方媒体进行舆论讨伐。

不过，我总觉得中国线民在只听到一面之辞的情况下的“舆论讨伐”少了些正义，因为正义是建立在了解真相的基础之上的。西藏事件发生后，中国当局说千道万，也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它将全部西方记者驱赶出现场，并将大批武装部队开进藏区。这一次的应急行动说穿了，还是遵循“毛泽东模式”：枪杆子＋笔杆子。枪杆子的威力使拉萨“平静”下来；笔杆子的威力在于控制舆论，开展大批判的“人民战争”。除了与香港之外的境外媒体打“新闻仗”外，还动员民众参加讨伐西方媒体的“网路人民战争”。将境外记者全部赶出藏区后，全世界能够发布有关西藏现场新闻的专业新闻通讯社就只剩下新华社一家。西方媒体绝了消息来源，只能凭藉访问从现场撤出之人。只要抓住某媒体图片上的一点错误，就可以判定“西方媒体”发布的消息全是“造谣”。CNN等一时间就成了“中国人民的公敌”，多年来唱好中国的努力顷刻间化为乌有。

但无论如何花样百出，有时候几句真话就能够将一个精心吹胀的气球刺破。3月27日，当中国政府官员与本国喉舌陪同10余家外国媒体实地考察，想借这些记者向世界宣布拉萨已经和谐安定，没料想有30多位勇敢的藏僧从寺庙里冲将出来，拦住这些记者哭诉真相，虽只来得及说上短短的几句话，但已戳破中国当局精心营造的谎言。

那些反感国际社会“抵制奥运”、支援中国政府西藏政策的中国人在表态之前，至少应该考虑几个作为思考前提的问题：第一，这些“反华势力”为何要抵制奥运，他们提出抵制的具体理由到底有哪些？到底有多少团体、多少个人参加了这场抵制？这些年中国当局给国内人看到的始终是中国的国际形象如何大幅度提高，“朋友遍天下“，这么多的“反华势力”又是从何冒出来的？一些原来支持奥运的人士为什么要退出，他们退出的理由是什么？

第二，为什么这么多人支持西藏，他们到底是支持西藏人民为人权而斗争，还是支持西藏独立？西藏问题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国际关注？达赖喇嘛作为一个流亡领袖，为何能够在西方社会赢得如此广泛真诚的社会尊重，他真正的主张到底是什么？

第三，最重要的是，当局为什么要严格控制上述新闻，它到底害怕人民知道什么？它为什么在剥夺了民众知情权的时候，又需要民众付出“爱国热情”给予支援？这到底是对人民的利用还是对人民的尊重？

对于任何有独立人格的人来说，这种表态都应该是郑重其事的，这种郑重意味着在表态之前要了解真相。根据统治者有意透露的部分资讯就轻易表态，这种表态对自己也并非负责之举。对于“反华势力”与支持西藏的各种力量来说，更不会构成任何道德威慑力，只会引起轻蔑。

真心地希望国人在表态之前向中国当局提出“知情权”的要求：我们需要知道真相！我们需要了解全面的资讯！我们是能够思索的人，而不是只能充当提线木偶的政治道具！──若能如此，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还能再在外国的大学里妄说中国人“素质低下，还未准备好实行民主”吗？

香港联合作家出版社推出盛雪女士的新书《觅雪魂》。十多年来，我给自由亚洲电台做书评节目和给《北京之春》杂志写书评文章，涉及到的书籍少说也有一百多部。但对于纯文学作品，尤其是诗集，却很少涉及。因为那非我所长，不敢妄加议论。盛雪这本《觅雪魂》是部诗集，先前又已经有陈奎德先生写了一篇十分精彩的序言，我更是没有没什么可说的了。不过我很愿意借此之机，表达对盛雪女士的敬意。

我和盛雪是在海外民运中认识的，算来已有十七八年了。我对盛雪女士最强烈的印象是她对自由民主理念的执著与坚持，高潮时不张扬，低潮时不消沉，始终如一。盛雪参与过很多组织活动，既有领导能力，又有合作精神。作为知名的民运人士，盛雪也遭受过很多误解乃至恶意的攻击和诽谤，但她能不动声色，淡然处之。然而正如她一首小诗所说：”只是能够承受打击／并不是感受不到伤害”，此所谓坚强。此等坚强，令人肃然起敬。

我曾经说过：诗人，就是过了四十岁还写诗的人。因为一般有文化、爱文学的人，大概在年轻时都写过点诗。中国素有诗国之称。在过去，每一个文人几乎都是诗人。中国的语言文字，单音节、四声、平仄、方块、象形、表意性强，一字多义；天生就是为了写诗用的。中国的诗歌艺术之发达，早在古代就登峰造极。于是就有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连李白这样的天才诗人，登上黄鹤楼，尚不免掷笔兴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前人的成就既然是难以超越，后人就必须在形式上追求突破和革新。二十世纪的中国产生了新诗革命。盛雪的诗属于新诗，但和某些当代诗人的风格不一样，她的诗不晦涩不诡异，文字优美而朴实，不故弄玄虚，且重韵律。她的诗都是可以观，也可以诵的。我喜欢诗有节奏有韵律，不用眼睛看，单靠耳朵听就能懂，就能留下印象。

盛雪的诗的基调是忧郁的，但盛雪本人并不象是一个忧郁的人。一般人都偏爱忧郁的诗，因为他们总是在忧郁的时候才想起读诗，所以他们自然总是找忧郁的诗来读。另外，人也常常是忧郁的时候才想起写诗。所以，不要仅仅根据一个人的诗就去贸然地判断整个一个人，因为一个人的诗常常只反映这个人的一部分。

在《生命的价值》这首诗里，盛雪写道：”假如有一天我突然死去／你不必为此而悲寂／这绝然的死／一定是出于我对生命太强的珍惜／／如果当我活到了垂暮之际／仍耽搁人世／你才应该为此而感伤／也可让你的眼泪滚落两滴／因为 此时的我／一定是对生命早有了倦意。”这首诗表达的意思，恰与”好死不如赖活”的人生哲学截然相反，针锋相对。这首诗写于1983年，二十五年来，盛雪以她走过的路履行了她的价值追求。

盛雪的有些诗颇含哲理。譬如这首小诗《路与树》：”做一条路，哪怕蜿蜒到不知名的去处／不做一棵树，就算活得很灿烂／也终生被束缚。”从文字到意境，从视觉到听觉，都很出色。盛雪几首描述流亡心态的诗，把那种故乡成他乡，他乡非故乡的感受刻画得很深入。另外，我也很喜欢那首《务实》：”悲观是本质 乐观是态度／用一颗悲观的心乐观地活着。”正如陈奎德先生指出的那样，1989年8月，盛雪从北京来到加拿大，诗风为之一变。愈到后来，盛雪的诗愈显出沉郁与沧桑。诗人的视野也更加开阔。这和很多诗人在”六四”后收回原本还伸向社会、伸向政治的触角，退缩进一己的小感觉、小思绪恰成鲜明对比。

现代社会，物质丰饶，余暇增加，按说人们应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艺术的创作与欣赏。然而偏偏是在现代社会，人心却格外的浮躁。诗歌在我们生活中好像越来越没有地位。不过我仍然坚信，人生需要沉思，需要感受。我们需要诗歌。因为真正的生活是思想和心灵的生活。

《炎黄春秋》是大陆一份主要供老干部及知识分子阅读的月刊，在北京一般书报摊上并不容易买到，但由於经常出现被外界视为「大胆」的言论，海内外知名度甚高。该刊总编辑吴思在受访时表示，碎步前进的民主，始终是《炎黄春秋》追求的目标。

十年前首创中国历史「潜规则」概念的吴思，在大陆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吴思出生於一九五七年，年轻时度过一段不算短的「极左」岁月，一九八二年开始从事媒体工作，一九九六年加入《炎黄春秋》，而当时的《炎黄春秋》已经创刊五年。

吴思表示，《炎黄春秋》主要探讨历史问题，但与当年他刚加入的情况相比，现在的《炎黄春秋》更贴近於现实。例如该刊去年最引起争议的一篇文章，谢韬撰写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探讨的就是中国大陆当前应该走向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问题。

谢韬在该篇文章中主张，马克思的后继者，自列宁到毛泽东根本就是走偏了路，而邓小平的路线也并不完全足够，必须把「民主」给补上。吴思说，这篇被视为「离经叛道」的文章，刊出后引起极大反响，大陆各地也发起九场批判会。事实上，《炎黄春秋》的「与现实贴近」及「离经叛道」不只一端，几乎每一期月刊都有引起争议的文章。

刊登这样的文章，在大陆媒体圈中的术语称为「打擦边球」。吴思表示，《炎黄春秋》长期打擦边球却还能生存至今的原因，首先是编辑人员的经验，其次是《炎黄春秋》作者群、编委及社长的背景因素。

他说，以刊登中共老干部李锐文章而被封的《廿一世纪环球报导》为例，那篇文章《炎黄春秋》也登了，但没事。吴思说，这是编辑人员的经验问题，《炎黄春秋》在刊登那篇文章时做过删减。

但另一方面，吴思说，如果《炎黄春秋》未做删减、同样全文照登，也有可能没事。他说，《炎黄春秋》的社长、编委和作者群，过去都是各大部门的高级干部，现在的一些宣传主管，可能当年就是他们的部下。

但即使如此，打擦边球仍是一项「艺术」。吴思表示，虽然中共现任宣传主管单位对《炎黄春秋》的老干部们都信任得过，相信他们提出的都是建设性意见，但在发表一些敏感文章时，仍要十分谨慎，不可触动政治集团的核心利益。

吴思举例说，如果一篇内容很有料的文章，已经超越尺度了，他们就会在下标时小心一些，把文章的性质拉回到尺度内来。而如果一篇文章离尺度还有一些距离，编辑在下标时就会大胆一些，让文章在感觉上更接近於尺度。但至於如何具体拿捏尺度，吴思说，这凭的是二十几年的媒体经验，很难说得清。

《炎黄春秋》长期与尺度周旋的原因，在於该刊的民主理念。吴思说，虽然与毛时代相比，大陆的政治体制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是一种集权制度。据指出，《炎黄春秋》主张采取碎步改革的路径，在媒体的开放上，先放开个一、二家；在民主选举上，也可以由现在的村自治只能选二把手（村委会主任）往前走，让村可以选一把手（村支部书记），然后扩大到乡镇、到县市。

此外，吴思认为，大陆政治、经济稳定程度都超过越南，越南的总理、总书记都可以透过差额选举选出，大陆没理由做不到。他还认为，中共应该放松对非政府组织的管制，让大陆逐步发展成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等到社会准备的程度足够，未来才可以迎接一个大的转型。他认为，台湾民主化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对於近期大陆媒体环境越来越差的说法，吴思并不以为然。他说，大陆对媒体的管制，经常是经一事、长一智的，碰到一次问题就总结一次教训，然后拉出一条线来，最后线越来越多，结成一片网。他说，对网路这样的新兴媒体来说，由於仍在结网的过程，因此会感觉越来越「紧」，但对报纸、杂志这样的媒体来说，感觉就不一样了。

他说，中共对报纸、杂志能做的，都已经走到头了，基本都做完了，从他自己经营杂志的感觉来说，过去一年反而自觉手脚活动馀地更大了。至於报纸，他举例说，《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仍然享有很宽松的空间。此外，大陆一些民间论坛、讲座，演讲者已经几乎毫无禁忌了。

奥运会前，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让某些人和团体“噤声”和至少暂时消失，西方媒体已经有不少的报导和分析，与众不同的是，最近《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首席记者记者付毕德（Peter Ford）的一篇报导。付毕德是试图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

该报导是从最近发生在北京街头的一件事情说起。报导说，几星期前，一名男子在在北京街头打老婆，引起了众人围观，一小群人聚集在那里，但是没人上前阻止。直到有一名美国人从他所住的公寓窗口伸头往下看，并且开始把这个过程拍摄下来，这时事态的“性质”才开始变化：其中的一名围观者看到了有外国人在拍照，于是上前告诉打人者赶快停手，并提醒他：“外国人在拍照哪！”

在中国，许多社会和政治的“家丑”是不许拍照的。（资料图片）

付毕德举此例，在于说明老百姓“讲面子”的一个事实：中国人自己打老婆，大家习以为常，自家的事嘛，但是，不能让洋人看到，更不能让洋人拍了去，成了他们诋毁中国人的宣传品。家事如此，国事何尝不是这样。付毕德的报导由是笔锋一转，引到了奥运会和政府的作派上。他说，这个星期，正是北京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正式，这是一个中国现代史上令国人最骄傲的时刻，她象征中国重新以一个强大的国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北京正在作好迎接世界的准备，而发生在北京街头的这类事件，则揭示了北京当局目前关切和担心的一个主要问题：国家形象。

就是说，绝不允许外国人看到那些反映政府或国家任何负面状况的东西，比如，持不同政见者的抨击或在西藏的动乱，因为这会丢政府和国家的脸。

今年8月，北京的奥运会预计将吸引50万外国游客和超过2万名记者，中国获得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来展示其过去30年的非凡成就。中国政府热衷于显示其经济发展政策的效果：如何使得4亿人摆脱了贫困；如何使得北京市转变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充满活力的国际大都市，并且建起了一批面向未来的奥运场馆和设施；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多么高，已经实现了与全球各地的互动，等等。

对此，中国文化研究所的一名自由知识分子、刘军宁分析说：“中国领导人希望这个国家更为国际化，这意味着中国将置于全球聚光灯下，而这种聚光将非常灼人。”

中国新一代政治学领军人物刘军宁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想通过贬低观念的意义来解决中国问题，以为绕过观念问题仅靠唯物主义就可以解决中国问题，这是中国一直以来很大的问题。从1949年以来，所有教科书里都在说世界是物质决定的，不是观念决定的。后来，邓小平说不争论，尤其不能由观念构成的主义问题上进行争论。如此以来，观念的重要性始终得不到承认。（资料图片）

刘军宁又指出：“这是一个中国既要显摆，也想隐藏的时刻。这种思维模式根深蒂固，深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Gérémie Barmé则认为，这也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上的一个隐秘和专制国家的典型做法，即便这个政府现在已经甩掉了它的大部分思想包袱，依然如此。他说，那种让现实理想化的愿望与潜在的中国传统和道德重合在一起。它们以一种非常强有力的方式互相强化，例如，迹象显示，几个月来，那些可能让政府感到尴尬的敏感的事物已经被清理了，同时，那些可能会向外界提供中国政府弊端证据的个人和团体，已逐步鸦雀无声。

针对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们的官方行动已经升级，愈来愈多的被骚扰或被拘禁的消息传出，中国最有影响的人权活动者之一的胡佳就于两个星期前被起诉和控以“颠覆政府”的罪名。

外国记者两个星期前已被禁止进入西藏和中国西部地区藏族人聚居的地域，不让他们跟那些心怀不满的西藏人接触。

在北京，那些从各地来京上访请愿和申述、希望中央政府主持公道的人士，已经被赶出的他们居住的临时窝棚－上访村，许多人被强行遣返回到他们的家乡省份。

据一位在中国广泛接触非政府组织的外国非政府组织的官员指出，各个领域，如环境，卫生，社会福利的许多民间组织，由于其成员都熟悉这样那样的敏感问题，在奥运会结束前，他们都不能举行实质性的活动。

美国汉学家华志坚（Jeffrey N. Wasserstrom）最近撰文指出，在美国，有些人视北京奥运为88汉城奥运，将催化中国朝更开放民主的方向走；但有些人则视北京奥运是1936纳粹德国柏林奥运“翻版”，为专制政权涂脂抹粉。美国舆论对中国的解读，向来就甚二分，就像对姚明那样，在美国不同媒体描绘下，也有截然不同的面孔：一个是克服了东西文化差异的中国篮球明星，一个却是共产主义体育机器炮制出来的“科学怪人”；对北京奥运，情况也一样。（资料图片）

上周，被当局取缔的法轮功精神运动在海外的领导人声称，近几个月来，全国有1800多成员已被拘捕。他们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政府要在奥运会召开前，绝杀他们的活动。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这篇报导说，海内外的一些分析家指出。中国政府让批评者“噤声”，或防止他们接触外国人的这种努力，是一种政治性的动作。但由于国际上越来越关注中国政府在临近奥运会时的种种做法，政府不想丢脸，要借此努力建立奥运主办城市通常所具有的那种吸引人的形象，他们的行动也反映出一种植根于该国文化的更深刻的愿望。

美国美国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中国历史的杰弗里。瓦瑟施特伦（Jeffrey Wasserstrom，中文名：华志坚）认为：“奥运会对政府当局意义巨大。”标志着他们的一种张力，也标志着中国置身于一个新的等级，而对这个等级，中国人过去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是能够置身其中的。

刘军宁博士指出，中国政府显然急于在北京奥运会塑造出一个尽可能完美的形象，这种焦虑“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和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它们是相互联系的，从面子的概念看，他们有大量的事情要做。”

广东外国语大学跨文化专家郑丽华（音译）指出，国人讲的“面子”这个概念，还掺和着人的名誉、赢得他人的尊敬这些元素，它一直主导着中国的社会关系。

美国女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一书中，最先提出了“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的东西文化差异概念。（资料图片）

一个人，或者一个政府，有多大面子，在中国人看来，是关系到他的权威和合法性的核心问题。因为丑闻如果一暴露，就要丢面子，所以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家丑不可外扬”，这句话也对应了英文的一句俗语，叫“Don’t wash dirty linen in public”（别在大庭广众下洗脏床单－暴露个人隐私）。不过中国的这句俗话，在人们心中的的份量，要远超西方人。延伸开去，可以从家事统统上升到国事，都有“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

刘军宁博士解释这种“面子”观念时说：“如果我是当父亲的，儿女要是反抗，我就没面子，如果我是一个国家元首，出一桩丑闻，将有损国家面子。我做政府的，职责就是要使任何的抗议‘噤声’和保住国家的面子。”

郑教授还利用社会学理论，通过解释中国的“耻辱感文化”与西方的“罪恶感文化”之间的差异，来诠释“面子”在中国的重要性。郑指出，虽然没有什么严格的规则，但总的来说，“罪恶感”意味着你要尽量在上帝眼中表现得好；而“耻辱感”则意味着你要尽量在邻居眼中表现得好。

郑教授还旁征博，来解释中西文化所存在的区别：“中国，这是一种耻辱为本的文化，与西方相比，西方是以负罪为本的文化。”而美国女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一书中，就曾把西方文化概括为“罪感文化”，把日本文化概括为“耻感文化”。

毛泽东与李敦白。曾在中国生活过35年美国人李敦白前年访华时说：我对中国爱情还那么深。我始终认为，中国是人类最好的希望。西方国家走不到那里去，因为它们的制度已经固定了，而且开始退化。但中国的车轮却在滚动，在不断产生新的东西。现在谁也说不清这是什么，但凭借中国人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哲学思想，总有一天会取得突破。“。（资料图片）

美国人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曾在中国生活过35年，经历了最动荡的共产主义革命年代及后来的时期。他说，不管怎么说，在中国社会，“对外保持尊严，是至关紧要的”。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受到过严重践踏，而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是中国人最耻辱蒙羞的年代。美国、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国，用自己的军事实力，在贸易及其他事务上强迫中国人服从他们的意志，并一度以天下之朝自居的中国帝王，在这些国家面前，被证明是无力抵抗的。在十多年中，日本关东军就曾经征服了大片的中国领土。

当在中国共产党1949年开始控制中国后，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时，这项成就成为了中共政权确立声望的基础。

美国汉学家华志坚（Jeffrey N. Wasserstrom）说，如今中国社会不平等、腐败等问题纷纷重新涌现，中共政府再不能吹嘘他们60年前战胜了这些邪恶所取得的胜利了。

他说，但是举办了今年的奥运会，就能够有机会重申中国的统一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了，那样作宣传就完美贴切了。“

法国总统萨科齐3月25日表示，不排除抵制出席北京奥运的开幕仪式，以抗议北京在拉萨的行动。他的助手表示，法国不会抵制整个奥运会，但仍在考虑是否抵制开幕仪式。（资料图片）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导指出，正因为奥运会对北京有如此重大的政治象征意义，当出现像达赖喇嘛这种人物的影响和西藏事件时，中国政府就会立即指责是达赖故意破坏奥运会，就如所谓追求西藏独立一样的邪恶。

官方的这种做法，现在连许多普通中国老百姓都能很快领会并同情，因为他们从小在学校里就都习惯和接受了这样的宣传：把所有中国历史上的灾难都推到外国人头上。

目前，一方面，西方报导的传入，受到严格控制，而另一方面，近日来针对西方国家对西藏动乱报导的愤怒，却开始在中国网站上铺天盖地地宣泄，显示出了中国人内心深深怀有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

实际上，“国家”两个中文字就能显示出国家在中国公民心目中的地位：分开来看，是“国”＋“家”－意味着“祖国”和“家庭”。

正如郑教授所解释的：“当中国受到外国批评时，我们内心里就感到好像是自己在被批评一样。”

李敦白先生说，尽管，中国公民自己聊天时，可以随意地批评政府，但是，“当听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批评时，就会认为那些是反华的言论，意在压制中国崛起。”

李敦白还表示，中国学校里的教科书和政府的宣传都谆谆教诲其国民，中国在近代历史上如何受到外国列强的欺辱和压榨，为此，“他们说，‘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会在自己的时间里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它们。’”

根据两家西方营销公司于去年1月完成的一项民意调查，74％的中国人都对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感到“非常兴奋”。

然而，美国学者华志坚也警告说，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可能则不会那么被人理解。他说：“奥运会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左右为难的难题。他们很想顺利地举办奥运会，但是，如果他们为了保证一切顺利而采取了过份的手段，那么，对奥运的报导就会变成说中国政府是如何严格控制所有事情的。结果政府就会冒这样的风险：以自己为敌。”

南街村一直以来都是媒体明星，在我印象中，它不止一次上过新闻联播——只要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都知道，要出现在这个客观公正真实的、收视群全球最庞大的新闻节目，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至于各路重要人物，更是一次次视察。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里，它像鲁滨逊的孤岛，那么具有传奇色彩。

早些年的资讯远没有现在发达，估量一件事情的真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再说了，有《新闻联播》背书，作为一个善良的观众，在心里放弃怀疑也属正常。现在想起来，我还是相当佩服当时的自己，在没有任何相反资讯的平衡当中，我就判断出南街村呈现出来的，只是假象——我后来不幸走上时评写作这条不归路，想来也是天意。

我的推理是这样的，一个村庄，靠“文革”那套意识形态，其他人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它什么都没摸，靠原来那块又臭又硬的石头，一步跳到了河对岸，竟然解决了一切难题；这只能说明极左思维是最大的生产力；可是，中国共产党早就宣布彻底否认“文化大革命”，宣誓告别极左路线，走向了市场经济。这两个判断不能同时为真。我自然认为南街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斌出错的可能大得多。他的做法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试验了十年，只酿成了悲剧，没理由相信它在微观上反而能成功。

请原谅我的自吹自擂，其实上面说的，也不过就是一个正常人的思维。接下来这个问题更大，为什么南街村这个秃头上的跳蚤，那么多人愿意放弃正常思维，相信它是龙种？从现在披露的事实来看，这只跳蚤，它还带有病毒：干部欺骗村民，侵占集体财产、包二奶、在清廉的表象下拥有上千万来源不明的财产、甚至售卖假种子坑害农民——这种村庄有不少，南街村与它们不同的是，多了一层“革命”色彩。

换言之，王宏斌以“革命”的名义更容易取得银行资金的支持，不得不说，他是一个对人性相当了解的人，在权力体系里还有许多人对极左怀有深厚感情，他于是把南街村变成了这些人的寄托，多像一场古色古香的托孤戏呀。当金援潮水退去以后，我们才发现，南街村没有穿内裤。

南街村裸体以后，我反而希望它能慢慢倒掉，死亡期拖得长一点。这不是风凉话，因为南街村话题长一点，骗局一点点披露，对于全民的思维健康大有好处。南街村骗局这一点病毒，可以使许多人有免疫功能，你的法眼以后可以看穿同类骗局。人很容易上当，尤其是骗局藏在美好的名词下面。骗子最擅长使用一切美好的名词，从革命到爱国，这些名词，对糊涂的人来说，有催眠功能，对于不信的人，还有震慑作用，你敢怀疑我？那当然就是不革命不爱国。

一个人嘴里的名词越是美好，越是显得真理在握，越是要对他留一点心眼，哪怕他上了《新闻联播》，时间是骗子的天敌，不妨先冷眼旁观之。 

（作者系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