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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琪·“三十年间有与无”系列之一】

30年过去了，也许最大的不同，就是自己知道了自己不知道。那也就是说，自己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能说自己知道了吗？既然业已“耳顺”，就应该向自己重新提出这一问题。

不知不觉中，现在计算日子，已经以十年为一个单位了：40年前的1968，留在记忆中的是大规模的武斗和下乡插队落户，是在农村的炕头夜读《哥达纲领批判》；30年前的1978，命运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转折。

那一年的10月6日，我走进了武汉大学的校门，成了一名外国哲学史的研究生，那也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而此前两年的这一天，“四人帮”被捕，当时没有谁能想到个人的命运会与国家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留在记忆中的，就是每日每夜、无穷无尽的电影和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辩论：“难道我们的生活中真的就没有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了吗？阶级斗争是一个说消失就消失了的社会现象吗？”“工业不学大庆，农业不学大寨，你说工业和农业该怎么搞？”

没人知道该怎么回答。

那年的我已入“而立之年”，自以为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能经历的也都经历过了；精神上虽说还寻找着什么，但不知在寻找什么。

哲学上有一句很著名、很简洁、几乎用不着进一步论证的名言：“你知道，你必定知道你知道”。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知道，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似乎说的是人自然而然地就有了自我意识，就知道了“自我”的“存在”和“所思”。且不谈这些可怕的概念早就让人望而却步，就是其中所包含着的反思、自我意识等一系列复杂的哲学思辨也不会给人多少兴趣。但列奥·斯特劳斯却从中引出了一个同样著名的反命题：当你心中没有问题，或者不知道什么才是你的问题时，你就不知道你不知道。

回过头来想，“而立之年”的我们之所以自以为“该知道的都知道了”，就是因为那时的我们还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所以不知道自己其实并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不知道。

但我却有些怀念“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时的严肃、期待与寻找。

那是一种“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懵懂和“不知道要寻找什么”中的寻找。我把它理解为一种精神性的本能。

下面就是这种“本能”留在我1978年日记中的一些印痕。

首先要提及的就是那年2月17日的《光明日报》上刊登了徐迟的一篇长文：《哥德巴赫猜想》。

这篇文章简直如晴天霹雳一样把人惊呆了：文章竟然可以这样写！世上竟有陈景润这样的人，竟有这样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需要解答！一切都匪夷所思！最让人震惊的还是那种文体，那种介乎中文与译文、小说与人物传记、理论思考与报告文学之间的自由洒脱与豪迈大气。我当时拟出了十个可供讨论的问题，感觉到那种唤醒某种情感，让人在联想中进一步思索的力量才是最伟大的力量。

5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的文章：《科学和民主》，让人精神为之一震；这样的文章，打出如此鲜明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旗号，以后每到“五四”，就似乎再也没有过了。

5月8日的《参考消息》上刊登出了一篇雷震致蒋经国的长信，有一万多字，详尽论述了解除党禁、开放言论、维护法制的必要。我把它保留下来，觉得很有价值。

6月14日的《参考消息》上转载了香港《争鸣》杂志的一篇文章：《话说浪费人才》，看了让人欲哭无泪，尽管从未想过什么人才是“人才”的问题。

当年的《天安门诗抄》也已作为手抄本流传到我手中，印象最深的是一首类似于“打油诗”式的《向总理请示》：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跨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最值得记下的，就是在1月10日的日记中，我不知道根据从哪里看到的材料，把有关社会主义的复杂理论概括成6个问题：（1）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2）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为什么可以说表现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矛盾？（3）为什么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既不是一个经济形式、也不是一个法律形式的问题，而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的问题？（4）出现国家资产阶级的根本标志就是群众的非政治化，苏联社会的保守性是否与整个社会的“非政治化”有关？（5）苏联社会的演变过程，“阶层”与“阶级”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与联系；（6）关于社会的历史决定论与意志决定论的关系问题。

这篇日记的危险，就在于它预示着某种想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苗头与可能。

1978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在武汉大学露天电影场看的是《激战前夜》。这是一部什么电影？什么内容？国产的还是外国的？全不记得了，留在日记中的，就是这部电影的名字。

那一年，在我的记忆中，就以“哥德巴赫猜想”开始，以“激战前夜”结束。

“猜想”什么？“激战”什么？

不知道，而且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30年过去了，也许最大的不同，就是自己知道了自己不知道。那也就是说，自己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能说自己知道了吗？

既然业已“耳顺”，就应该向自己重新提出这一问题。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

同济大学陈家琪教授有着写日记的习惯，从1978年到2008年从未间断，其所涉及的多是发生在这段历史中的思想文化争论。为此，我们特约他以日记为脚本，每年的日记整理成一篇文章，撰写“三十年有与无”系列评论，以此个人记录，观照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并启发我们的思考。——编者

　　【总榜】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1.生命之痛：社会能见度（↑新） 曾子墨 中国青年出版社 26.00

　　2.明朝那些事儿（伍）（↑3） 当年明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8.00

　　3.家具篇：马未都说收藏（↓1） 马未都 中华书局 29.00

　　4．求医不如求己2（↓1） 中里巴人 江苏文艺出版社 29.00

　　5．沉思录（↓1） （古罗马）马可·奥勒留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6．别笑，我是英文单词书2（↓1） (韩)文德 中国档案出版社 29.80

　　7．货币战争（↓1） 宋鸿兵 编著 中信出版社 38.00

　　8．二十几岁决定男人的一生（↑1） 砍柴人 漓江出版社 19.80

　　9．20几岁决定女人的一生（↓1） （韩）南仁淑 南海出版公司 22.00

　　10．天机(第三季)：大空城之夜（↑新） 蔡骏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2.00

小说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1.天机(第三季)：大空城之夜 蔡骏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2.00

　　2.大象的眼泪 格鲁恩 上海人民出版社 25.00

　　3.杜拉拉升职记 李可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6.00

　　4.追风筝的人 胡塞尼 上海人民出版社 25.00

　　5.我叫刘跃进 刘震云 长江文艺出版社 25.00

　　6.活不明白(全新修订版) 孙睿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3.90

　　7.山楂树之恋 艾米 江苏文艺出版社 25.00

　　8.匆匆那年（全二册） 九夜茴 东方出版社 29.00

　　9.午后薰依茶 明晓溪 新世界出版社 22.00

　　10.狼图腾 姜戎 长江文艺出版社 32.00

非小说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1生命之痛：社会能见度 曾子墨 中国青年出版社 26.00

　　2.明朝那些事儿（伍） 当年明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8.00

　　3.家具篇：马未都说收藏 马未都 中华书局 29.00

　　4.沉思录 （古罗马）马可·奥勒留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5.别笑，我是英文单词书2 (韩)文德 中国档案出版社 29.80

　　6.二十几岁决定男人的一生 砍柴人 漓江出版社 19.80

　　7.20几岁决定女人的一生 （韩）南仁淑 南海出版公司 22.00

　　8.做一个会说话会办事的女人 赵晨苓 中国致公出版社 26.80

　　9.绝对小孩 朱德庸 上海画报出版社 28.00

　　10.德云日记:我给师傅开车 赵峰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2.00

学术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1.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 （英）麦迪林 上海人民出版社 30.00

　　2.浪漫主义的根源 （英）伯林 译林出版社 18.00

　　3.权力语录 （美）贝克 江苏人民出版社 28.00

　　4.帝国统治世界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德）明克勤 中央编译出版社 29.00

　　5.古希腊星象说(经典与解释) （德）莎德瓦尔德 华东师大出版社 14.80

　　6.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黄仁宇 九州图书出版公司 38.00

　　7.人生至理的追寻 梁漱溟 当代中国出版社 35.00

　　8.信息改变了美国：驱动国家转型的力量 （美）钱德勒 等 上海远东出版社 58.00

　　9.博尔赫斯谈诗论艺 （阿根廷）博尔赫斯 上海译文出版社 16.00

　　10.经济学思想史讲义 汪丁丁 上海人民出版社 40.00

经管

　　书名 出版社 定价

　　1.货币战争 中信出版社 38.00

　　3马云点评创业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38.00

　　3.野蛮生长 中信出版社 39.00

　　4.理财有道 人民出版社 23.00

　　5.牛奶可乐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9.80

　　6.决胜红海 人民出版社 28.00

　　7.管理感悟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0

　　8.马云如是说 中国经济出版社 39.80

　　9.激荡三十年(下) 中信出版社 42.00

　　10.次贷危机 中国经济出版社 32.00

生活

　　书名 出版社 定价

　　1.求医不如求己2 江苏文艺出版社 29.00

　　2.文怡拿手家常菜 中国纺织出版社 19.80

　　3.快乐生活一点通（家庭珍藏版） 哈尔滨出版社 29.80

　　4.1039生活手册 地质出版社 28.00

　　5.家有妙招-2 现代出版社 26.00

　　6.不生病的智慧 江苏文艺出版社 29.00

　　7.美丽俏佳人 中信出版社 35.00

　　8.行为习惯决定健康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6.80

　　9.北京的吃儿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9.80

　　10.生活小窍门1001问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29.90

儿童

　　书名 出版社 定价

　　1.窗边的小豆豆 南海出版公司 20.00

　　2.哈佛给学生做的300个思维游戏 黑龙江科学技术 32.00

　　3.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 人民文学出版社 66.00

　　4.福娃奥运漫游记(一)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50.00

　　5.小故事大道理(小学版) 华语教学出版社 19.80

　　6.我的野生动物朋友 云南教育出版社 29.00

　　7.蓝色的兔耳朵草-笑猫日记 明天出版社 15.00

　　8.兵器世界 航空工业出版社 19.80

　　9.迷糊草：喜羊羊与灰太狼2 人民邮电出版社 10.00

　　10.女生日记（新版） 作家出版社 19.00

 

【榜说】

“曾子墨”这个名词，在某些公司的白领阶层中，被认为“知性女白领”的形象代表。很难界定“知性”究竟是何种状态，我在网上对这个新词查到了这样一个解释：“知性是指内在的文化涵养自然发出的外在气质，说白了就是让人拿眼睛一看就觉得此人有文化有内涵的气质，跟理性算计没什么关系。”看上去就很知识、很白领、很内涵、很品位的女性，就是“知性女白领”，比如曾子墨、杨澜等。“知性”不仅是一种“审美”，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眼球经济”和生产力。曾子墨写《墨迹》，说穿了是主持人玩票。在这一点上，凤凰卫视的花旦们其实是后来者，再早一点，央视的当家花旦与小生们都纷纷玩过一次。这次跟进的曾子墨的《生命之痛》和《精彩杨澜》，其实不是她们写的书，而是出版商根据她们的品牌效应提供给市场的。我想，如果于丹乐意的话，也完全可能出一本《精彩于丹》之类的“知性”读物，也不会卖差。

“注意力经济”，这是网络时代闹出来的新说法，其实未必备受关注的都能转化为正面的经济效益。应当说，“好的”受关注程度才能转化为经济效益，比如前段时间香港某些明星的“照片”事件之后，一群女星纷纷身价暴跌，跌得最惨的往往是最装“纯”的，真是二十几岁，一不小心就决定女人的一生。当然，这个例子很极端，通常情况之下，如伊能静、大S，隔那么几年出本小说或者美容读物，读者都是趋之若鹜的。

学术榜上的伯林值得一说，他的新书《浪漫主义的根源》并不算他的重要著作，国内译介他的著作，现在快接近尾声了，还有一本《马克思传》可做预告，未知这本大著究竟何时能出版。伯林的著作的表达能力，其实完全具备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的全部资质，文笔优美流畅、观点通俗。另外新近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让人回想起的是《大分流》、《白银资本》这样反思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的学术作品，这始终是一股学术潜流，随着“大国崛起”的调门越来越高，这股潜流大有成潮流的趋势。

经管榜被几股潮流占据。轻阅读经济学，比如《牛奶可乐经济学》以及未上榜的《在星巴克要买大杯咖啡》是一个趋势；另一类趋势和电视、明星企业家紧密结合，比如马云和牛根生这样的企业家的新书；再一类趋势是始终榜上有名的管理类著作。很难去判断这些沉浮不定的面孔究竟谁优谁劣，但毫无疑问最贴近这个时代的阅读特征的，还是财经阅读。2007年，财经阅读榜上最热的书基本上都是股票、基金类的。随着近半年牛市退潮，这类图书也跟着退潮了，甚至有可能进一步被清理出市场，重新思考、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这才是今年的主题。

新京报图书排行榜数据由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涵芬楼书店、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万圣书园、风入松书店、国林风书店、第三极书局、卓越亚马逊网上书店、当当网上书店等提供。

日前，中国曲艺家协会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委员姜昆以发言和提案形式要求对恶搞和低俗进行“齐抓、共管、治理污染”，此建议引起网络、报刊和民间的热烈讨论。从语言逻辑和情理上看，他提出的“治理污染”显然也包括德云社和相声界的所有人，姜先生不可能只对网络和电信的恶搞提出治理而为相声划出恶搞的自留地。姜昆先生思考了一个颇为重大的艺术问题和政治理念。

从文艺学上界定，搞笑或者说恶搞其实就是利用观众对以往艺术作品、当下话语或者社会现象的熟知，使用相关、沿用、变形、嘲笑、改写等手法来制造幽默。这种手法时常在原有的作品或者话语之上添加些许新的作料或者重新翻炒，这样往往让读者产生陌生感之后稍作联想，于是发出会心的笑声。必须承认，这种手法有许多时候是用新形式给我们带来某种惊讶和一些不悦甚至不舒服，但它也引起爱好者的思考和愉快。这些就是大家一般都把它视为创意的原因，也是它时常被人用很有些贬损、批判意味的“恶搞”来形容的道理所在。

浏览古今中外的艺术史，恶搞可是遍地风流。金圣叹算一个搞笑的老师爷，此人没正经说笑的时候居多。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就是对中世纪骑士文学的恶搞。如果要论当代艺术的恶搞源头，大概可以数法国的马赛尔。杜尚，他在1919年用铅笔把《蒙娜。丽莎》画上了左右两撇八字胡须，还在画中人的下巴上恶涂了一笔山羊胡子。就这三笔胡子，不光使那一纸古典名画的印刷品价值连城，也造就了当代艺术的经典。要论恶搞，相声创作者可以说是职业大师和必须恶搞的卖笑谋生者。笔者这里的“卖笑”就有利用双关来恶搞的意思。苏文茂先生曾经在相声中说要把《汾河湾》的唱词“改一句计划生育内容的”，那说词就是恶搞的一个成功的典范。也是咱们国，香港的许多电影人也用恶搞的手法点燃了许多创意的火花。《喜剧之王》、《买凶拍人》、《麦兜故事》都创造了搞笑范例。以搞笑、恶搞为招牌卖点的《武林外传》获得了电视剧飞天奖，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已经在对话、交流中懂得了宽容，懂得了在游戏的地方按照游戏的规矩来。再认真说一句，笑声真的很难区分出是“灰色”还是“黑色”，笔者实在不知道姜昆先生提案中要警惕的“黑色地带”是指哪些艺术作品。但看看世界各国和香港的文学和电影，“黑色幽默”都是重要艺术风格。科恩兄弟的《冰雪暴》、《老无所依》，杜琪峰的《暗花》、刘伟强的《无间道》，这一类“黑色电影”可是为奥斯卡奖和香港电影争得了不少光彩和银两呢，也都成了作者和当地文化人愿意显摆的亮点和勋章。

说这一堆搞笑的经典或者不入流的恶搞也许是笔者趣味低级，但我的真心就是想认真严肃地、大声疾呼地说一个道理：笑声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是我们的重要文化资源和宝贵精神财富。郭德纲和姜昆们曾经把我们说得哈哈大笑，这当然是我们的娱乐消遣，是我们的轻松愉快，同时也是我们的文化资源，是我们的心理自信，是我们的文化档次。允不允许笑，会不会笑，是一个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作为营造笑声的大师，姜昆先生应该比大家更知道，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中，幽默都是正面的价值观。在很多场合，说一个人没有幽默感大概不止是说你这人没有艺术感觉，往往跟说这人反应迟钝、毫无趣味、毫无品味差不多。所以，一个职业搞笑、卖笑的艺术家，一个造笑艺术家们的领导者提出用行政手段管理笑声，取缔恶搞，实在是一件很搞笑但又让我们笑不出来的事情。

不管是不是职业营造笑声的人，我们都应该看看周围，想想当下。我们的社会到底是过于轻松、太勇于讽刺、幽默笑声太多以至于大家都没正经导致社会文化乱做一团了呢，还是个个敏感、时常紧张，由于不会幽默、不敢幽默而笑声稀缺呢？

也许，姜昆先生和许多人一样不喜欢“灰色”，不喜欢搞笑，这又不是罪过，去听别的创新严肃宣传教育相声、读别的严肃小说就结了。但怎么对待自己不喜欢的艺术趣味和言论腔调是有讲究的。在世界多数地方，艺术活动都是被归入言论自由的领域，今日中国的领导人也多次倡导法制、宪政理念；这些多少都在讲究用宪政精神调节个人趣味。大致来说，只要不违法，就要允许。你感觉不舒服，非礼莫视便罢。随便将各种笑声或者不如自己意的言论打入黑色，要求用强力、权威来清除，这既是我们封建专制权威心态的遗留又是被权威电击之后的创伤。如何区分香花毒草，要不要区分香花毒草，在宪政理论也算是早已解决的问题，就实际生活中的处理说，中国和世界都早有经验，一般是事后处理，实在不能和气生财的，还有法律调节。对于眼下姜昆提起的搞笑和灰色一类艺术活动，绝对不能首先想到行政管理，更不必再“成立一个专门机构”还要“其他相关部门积极配合”来实施行政或法律惩治。

 

　　　　　　　　　　要在这块大陆上行舟
　　　　　　　　　　格外艰难
　　　　　　　　　　因为北方河流枯干
　　　　　　　　　　南方冰雪如磐

　　　　　　　　　　大地的脸上横纹万里
　　　　　　　　　　纵裂千年
　　　　　　　　　　比岩石更硬的是
　　　　　　　　　　一道道发黑的血痂蜿蜒

　　　　　　　　　　“不许片木入海”
　　　　　　　　　　古老的禁令
　　　　　　　　　　暗中仍存威严
　　　　　　　　　　不然为什么道路两旁
　　　　　　　　　　站满扯尽帆篷的桅杆？

　　　　　　　　　　西太后的石舫中
　　　　　　　　　　不知什么是六分仪
　　　　　　　　　　纸上罗盘
　　　　　　　　　　只陈列于历史博物馆

　　　　　　　　　　每支笔只许灌注
　　　　　　　　　　同一牌子的墨水
　　　　　　　　　　一写到白纸上
　　　　　　　　　　真相顿时漆黑一团

　　　　　　　　　　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
　　　　　　　　　　于是上千万
　　　　　　　　　　孟姜女范喜良
　　　　　　　　　　征发到边疆筑新长堤
　　　　　　　　　　拦阻“苏修”洪水泛滥

　　　　　　　　　　为了历代君王在火锅中“航海”
　　　　　　　　　　几千年曾有多少人肉
　　　　　　　　　　被切成薄片
　　　　　　　　　　多少大腿骨
　　　　　　　　　　烧成了木炭？

　　　　　　　　　　他们携妓载酒
　　　　　　　　　　乐而忘返
　　　　　　　　　　过去十六条人腿做篙
　　　　　　　　　　如今是四个橡胶螺旋桨飞旋
　　　　　　　　　　“要革命哪有不流血的？
　　　　　　　　　　不流血怎么浮得起船！”

　　　　　　　　　　不过伟大舵手
　　　　　　　　　　只在池子中游泳
　　　　　　　　　　从来没有跨出过海岸……

　　　　　　　　　　（2008-03-25）

五篇文章，两次采访，这，就是北京司法当局展示给世界的”证据”。藉口这些所谓的证据，又一个公民被打入了”文字狱”中。

胡佳是北京著名的维权人士，一贯以理性非暴力的方式为底层，为自己，也为我们所有中国公民维权，在国际国内舆论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因为这个缘故，胡佳被捕后，马上受到举世瞩目。此前”人大”会后向全世界现场直播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就曾经被国外记者直接指名道姓地问过”胡佳案”，美国国务卿和欧盟议会，都曾明确表达过对此案的关注和对胡佳的支持。显而易见，当局对胡佳以言治罪的行径，直接违反了此前向全世界作出的奥运承诺，将会让全世界看清楚指望中共在奥运期间保障人权是不可能的，在国际上必将受到普遍的强烈的谴责。从政治上考量，对胡佳实施以言治罪，可以肯定必然会严重损害中共的国际声誉，可谓是一笔亏血本的买卖。但即使如此，中共仍然一意孤行，宁可置自身形象于臭水沟中，也要冒天下之大韪，对一个公民以言治罪。

是什么原因让中共如此鬼迷心窍一意孤行呢？熟悉国内政治生态的人一般倾向于认为，胡佳被判定罪，实际上并非真的因为那些文章，而是他的维权行为。胡佳数年来坚持为爱滋病患者奔走呼吁，代北京的访民说话，不屈服于警察的淫威坚持维权，早已成为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奥运将至，当局出于给奥运增加保险的考虑，采取提前清场的策略，在访民等对当局严重不满的人群中享有良好声誉和形象的胡佳，自然就成为被提前清理出场的对象，所以才会被罗织入狱。当局借助于此案，既消除了一个”奥运安全隐患”，也是”杀胡佳”以给那些具有行动能力的”猴”看，警告天下，绝不许将不同政见付诸行动。

此论如果属实，如果北京当局真是出于打击行动能力的目的而以言判罪，则当局的行径比以言治罪更加愚蠢，也更加恶劣。说中共此举愚蠢，是因为根本不会计算成本与收益。留胡佳在外面，奥运期间受到外国记者采访，甚至于一个不小心让他跑到天安门、奥运会场等地举举牌子，拉个横幅什么的，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何况在严密管制下还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美国等地举办奥运，这边在比赛，那边在抗议，不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么？胡佳一贯坚持和平抗争，若是采取任何暴力手段威胁到奥运安全，都只会在国际舆论面前自毁形象。他最多只能以和平的方式表达抗议。和平抗议，对北京，对奥运，能起什么破坏作用？对国家，对中共，能有多大威胁？中共在奥运期间能允许公民抗议，岂不正好反证了自己真正在保障人权么？奥运期间北京出现抗议的画面，对中共来说，实际上更有利于树立自身的文明形象和正面形象。这可是中共花数以百亿计的钱财，开动不计其数的宣传机器，施尽骗术，苦心孤诣，刻意营造，想实现也实现不了的效果。若是果真让胡佳等抗议一下，只一下子，画面闪几分钟罢了，一分钱不花，就得到了。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零成本高收益的政治帐，北京居然就是不会算，偏要把一件对自身有大利的事，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变成一件对自身有大害的事，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这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愚蠢了，这简直就是愚蠢至极！愚蠢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说中共此举恶劣，是因为这是明知无罪，还要罗织致人以罪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为全世界所谴责，而且在中国现行刑法中都是被明确定为罪行的。也就是说，所有参与此案的人员，从胡佳被判之日起，无一例外全是犯罪嫌疑人了。虽然这些迫害者良心全被狗吃了，不会良心不安，但是，国际国内所有知晓此案的人们，完全有权利将这些迫害人权的犯罪嫌疑人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并履行告知其家人、同事和其所有社交圈成员的义务，让人们看清这些被各种职务、制服掩盖着的迫害者的丑恶嘴脸，把他们置于道德和舆论的唾骂声中。虽然目前由于中共的袒护，胡佳及其家人不能把他们送进监狱，但此案的追诉期也将因此不受时间的限制，不论时间过去多久，只要胡佳案出现转机，所有参与此案的人员，无一例外，都应该被缉拿归案。即使死了，也应该把他们的名字钉在耻辱柱上，就像犹太人对待纳粹迫害者一样，让其家人，让其子子孙孙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先辈而直不起腰来做人。

在此，我特别要向世界呼吁，向所有以保障人权为基本价值观的国家呼吁，向所有关注过胡佳一案的人们呼吁，呼吁你们将所有参与胡佳案的人员名单向全世界公布，将他们的名单列入禁止入境的黑名单上。把他们的罪名和犯罪事实记录在案并公之于众。我们要调动起一切良知的力量，来遏制迫害人权的黑暗势力！

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全人类谴责的罪恶行径，为文明所不容。在胡佳案上，不论中共为自己又一次制造的”文字狱”举出多少理由，都绝对是诡辩，狡辩！绝对不可能让任何人信服！举出的理由越多，丑恶的程度越深，脸上也越黑。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中写得明明白白，公民有言论自由，政府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中共对胡佳以言治罪的事实只不过再一次向世界表明，宪法也好，那些投票表决过宪法修正案的所谓人民代表也好，全是虚假的，是伪的，不作数的，没有价值的。
胡佳因言系狱，实际上是中共专政机器掴在宪法、”人大”脸上的一记耳光，进而也是掴在人民脸上的一记耳光。

对于民主宪政制度，不需要再空谈，重要的是行动，通过维权行动消解极权专制制度。

年初，原重庆市委书记汪洋调任广东省委书记之后，高调鼓吹“解放思想”，这可以看作北京的意图，他做了一次吹鼓手。广东媒体闻风而动，这个“话题”继而被全国媒体热捧，但异地官方和民间对此都很冷漠。在北京两会期间，反而被搁置起来,两会的政府部门合并和领导新面孔，没有多少新意。“解放思想”论调遭遇冷热处理，试探踌躇，这很符合官场一贯的逻辑。这是官方有计划有用心向民间抛出的馅饼，其目的是在谨慎转移30年改革开放已经陷入僵局的注意力——累积在体制内既得利益者的僵化腐败和来自民间分享改革成果的诉求。历史上中共几次三番制造“解放思想”的兴奋点，其用意不是为了从根本制度上实施社会转型，而是往天空又竖起了一把梯子，让信以为真的人往上爬，他们好站在地面扶着天梯等着收尸，继续扮演“伟光正”角色。

  

不久前结束的官方十七大重新确立、稳固了权力核心， 再次提出“解放思想”口号，可将其理解为新的权欲冲动，但并未走出邓小平在南方划圈的“春天的故事”的窠臼。屡屡试探，了无新意，无法激发蒙骗公众，释放的只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权术而已。不能否认历任中共领导者都是从权力底层爬升上来的政治精英，他们难道不明白中国社会的症结在哪里？当然很清楚，只是不愿意放弃权力而已。他们拥有权力，却不推进中国民主化，造福国家和人民。政客尚懂得左右逢源、取悦平衡各方利益集团，他们只能算是权力掮客，为权鞠躬尽瘁、为利死而后已。可供参考的一个例子是：同样标榜社会主义的越共，效仿中共“老大哥”实行经改，近年民间组党渐趋活跃，去年开始其它党派开始进入国会分享并制衡政府权力，而不似中国的花瓶民主党派。越南的改革已从经济领域深入政治制度层面，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突破了制度瓶颈，为苟存的社会主义制度解了套，他们终于闹明白权力来自人民，权为民所用的简单公理。

这轮“解放思想”，官方再次选择广东作为操作平台，既有广东的人文背景，也是执政党的迫切现实需要，但遭遇社会普遍的冷漠甚至质疑，最终走向流产则是必然的。广东古有开放风气，虽然是在鸦片战争就被枪炮打开门户，皆在于广东得天独厚的河流文明，以及广东人遍及全球的侨民文化。河流是古今城邦文明的起始，在提供居民生存的保障之外，更重要的是搭起了与国际贸易的桥梁。不管文明是紧随战争被强制推介的，还是被不平等贸易逐渐陶冶成长的，工业文明以不可阻挡之势经由珠江口，向中国内陆腹地蔓延扩展，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国最早的门户开放，被动地被选择为广州，而不是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在于广州处于中国大陆南端的优越地理位置，便于欧洲殖民者最近最快进入中国大陆。码头和侨民，是广东保持与世界文明接触的两个触角。如果说中国还有近、现代社会文明的话，香港和澳门算得上是旁依广东仅有的两个文明遗迹。
    
中共把改革开放试验田选做广东，是在享用殖民地文化的红利，并未有丝毫造血功能的创新。

  

今年是中共改革开放30周年，无论是当局还是海内外各政经利益集团纷纷进行盘点。我们不否认30年时间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把城市与乡村、权势者与弱势群体作为细化样本，就会发现30年改革成果都流向前者。占人口少数的城市人口和权势者，几乎瓜分了改革成果的绝大部分，而占居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和城市弱势人群，沦落为被歧视和盘剥的对象，这可以户籍制度、迁徙自由、教育、就业、文化和福利等作为标本。如果再联系到去年政府财政收入高达5万亿人民币，政府惯于把纳税人的钱挥霍在吃喝、旅游和出国，极少用做社会公共产品和福利。藏富于党、藏富于权贵而不是藏富于民，这是对30年改革的一个基本结论。那么，经济改革的意义何在？

改革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和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对于一个个体，无非是物质丰富与精神自由。二者互相支撑。自由，是一切创造的出发点。在中国现实政治权力语境下，党政国一体——国家等同于政府，政府等同于中共，中共等同于国家，循环往复。党政国一体不仅体现在行政、司法、立法和军队权力的垄断方面，还体现在对财产的占有上，即党产和政府财产、国产混同。此外，“执政党”是民主制度的产物，“执政党”诞生的前提是在民选基础上的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执政党和在野党是由选票多少来决定的。中共不是依靠全民选举获得执政权，而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或者准确地说中共，仍然未脱专制极权的本色，它的权力合法性来源并未靠所谓的改革开放获得解决。因此，“执政党中共”就是一个伪概念。

人们之所以对改革开放30年寄予巨大预期，是有国际参照和标准的。韩国、菲律宾、泰国、台湾等许多东方国家由威权政治成功转型为民主制度，都是以经济起飞30年左右作为时间基准的。固然，经济硬实力对于国家和个人都很重要，但是，如果把30年改革开放当作中共对文革前近30年对政治、经济、文化摧残而危及政权统治迫不得已的矫正和转化，并取得一定成果，那么中国30年改革开放，在普世价值观和人民自由度等软实力方面，并未有丝毫进步，反而在倒退。改革开放或者文艺复兴，终究需要解放的是人，赋予人以自由。只有人性的自由和解放，并在多党制的民主宪政保障下，才能更好地创造人类文明。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后果，一开始没人能预见到。在不算短暂的30年时空维度，中共只站在2000年专制文化的基点上虚幻地仰望星空，而不愿意跨越海洋打量和学习人类几千年文明汇集而成的宪政民主制度，甚至是在故意抵制这种文明制度。据此判断，30年改革开放是失败的、跛足的。这是由专制制度本性决定的，某种程度上中国人也参与其中，这是中国人未能摆脱几千年专制制度毒害的原罪。

社会改革或者说制度转型，从国际成功经验来看，是有硬指标的，一个是经济层面的，另一个是制度层面的。经济层面在上面做出分析，那么我们将制度层面改革归结为民权复位，这同等重要。但是，站在今天回望30年改革，如果说赋予社会财富总体进步（不是总体富裕）之外，民权并没有随同民生进步而增长，民众根本的权利没有得到同步改善，比如受教育权、医疗权、迁徙权、言论自由权、选举与被选举权。

任何国家的社会改革都是趋向于文明的，但是并不必然带给社会全面进步，只是圉于权力的恐怖控驭，而将巨大的社会隐患隐藏起来，中国改革就是这样的改革。我们再来观察中国30年改革，权力仍向民间紧闭，官府对民间盘剥，城市对农村掠夺，这样的改革不是建立在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基础上，注定要埋下定时炸弹，蕴藏高风险和不确定性。而作为中共改革的一代代执政者、权势者以及他们的子嗣，他们都能够荣华富贵、功成而退，却将改革不彻底积聚的炸弹遗产留给了国家和人民。苏共70年暴政，留给前苏联和人民的遗产就是：国家分裂、经济崩溃、社会全面倒退。普京以及候任新政府是拥抱独裁还是走向俄罗斯的初步民主化，尚需时日观察。对于一个大国，独裁专制期限越长，其遗留的炸弹就越庞大，社会改革遭遇的阻力就会越强劲，俄罗斯就是一个显例。韩国和台湾的末世独裁者顺应世界民主潮流，成功完成国家的制度转型。他们都做出了多党制、言论自由、法制和选举制度等像样的制度安排。中国的跛足改革将社会转型严重异化和扭曲，并正在错失制度转型的最好时机，这不仅让中国的有识之士充满担忧，也让世界力量对中国未来抱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迟早要选择民主宪政制度。而民主社会特有的宽容性和理性，也让历任独裁者不害怕对他们及其子嗣的清算。如果说民主制度诞生前的独裁者还胆敢喊出“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那么今天独裁者的底气则来自“我死后不怕清算！”这让他们丧失的改革动力，只图谋在位在世时制造暴力强势下的所谓社会和谐和稳定。这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陷入僵局的根本原因。

思想属于言论范畴，思想如若不能通过公开出版和新闻媒体传播也就不成为思想。从这个角度诠释，解放思想等同于言论自由，但吊诡的是，一方面中共宪法保护言论自由，另一方面中共却因言治罪，根本原因就在于宪法被虚置，中共凌驾于宪法之上，实行党天下统治。因此，解放思想的前提是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必须建立在多党制基础上，这样权力才能被分散并受到强有力制衡。因此，中共执政下妄谈解放思想等于一句空话，是中共抛给公众带毒的饵料。现时官方提出“解放思想”，可以看作强势政治压制下，呈现的社会虚假和谐和稳定基础上的旧制度修复和打补丁，不能当真。
    
中国统治者历来对民间社会实行严酷打压政策，防民甚于防川。这让中国一直未能成长起与当政者博弈叫板的民间社会核心力量，民间力量涵盖独立于官方的社团、媒体、组织以及民间异见领袖，它们不能合法渗透进入政府行政、司法、军队等政权体系，为自己的利益展开谈判，资格完全被威权政府剥夺。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基因，注定中国的民主化过程要漫长曲折许多。对于专制极权制度，不需要再论述、声讨其邪恶性；同理，对于民主宪政制度，也不需要再空谈、画饼充饥。重要的是行动，通过维权行动消解极权专制制度。

“汤唯门风波”再次暴露了文化管制和文化发展间的尖锐矛盾。此案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板子究竟应该打在谁身上？色戒男主角梁朝伟露得比汤唯更加彻底，但 毫发无损；导演李安应是此情色巨案的始作俑者，却没有关于制裁他的风声；作为投资商的美国焦点影业公司、香港安乐影业公司、在港中资企业银都机构电影公司 和上影集团，都没有被制裁的迹象。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作为其中重要投资方的银都机构，恰恰就是广电总局遥控的驻港企业，而为该片提供许可证的上影集团，更是广电总局的分管机构，这个宣传情 色的板子，首先应该打在广电总局自己身上——该局先是积极投资，继而又提供许可证，最后又放任其在中国各地上演，但结果却要道貌岸然地制裁一个弱小女演 员。请问这究竟是怎样的管制逻辑？

这无非就是“替罪羊的逻辑”。当一种反对声音从高层或内部传来时，广电总局必须要对此作出反应，也即寻找一只用以替罪的羔羊。而选择羔羊的标准，必然是她 （他）的弱小性、无反抗性和最低副作用性。汤唯不幸中选，并被送上意识形态祭坛，成为令人同情的牺牲品。汤唯本人引颈就戮，哀声低婉，更是触发了普遍的声 援，当事人李安和梁朝伟都挺身执言，就连那些激烈的“持不同色见者”，都转而批评广电总局，为汤唯高调鸣冤。所有这些变化，完全出乎有关部门的意料。

假定电影主管者有一万个制裁汤唯的理由，那么封杀的对象应是影片，而非女演员所代言的广告，因为汤唯介入的旁氏化妆品广告，没有任何情色内容。《色戒》 （事）未被禁演，而汤唯（人）却遭封杀，其演艺生涯面临重创，并牵累联合利华公司陷入品牌危机。所谓“对事不对人”之说，与事实截然相反。对此，文化部官 员回答记者的质疑时称，“只要符合中国的广告管理的有关规定，我想这些都应当是被允许的。”此番言论，含蓄批评了广电总局的做法。

广电总局日前发出《广电总局关于重申电影审查标准的通知》，其中有关色情的第三条作了重大增补：“夹杂淫秽色情和庸俗低级内容，展现淫乱、强奸、卖淫、嫖 娼、性行为、性变态、同性恋、自慰等情节及男女性器官等其他隐秘部位；夹杂肮脏低俗的台词、歌曲、背景音乐及声音效果等”。尽管做了若干修订，打板子的标 准究竟在哪里，依然语焉不详，根本无法成为科学管理的依据。导演冯小刚对此只能无奈地诘问：“扣子解到第几粒才算色情？”

在中国文化史上，“色情”这个罪名，向来可以由管制者任意加戴。例如，接吻长期以来都被电影审查当局视为“色情”，因为它会玷污广大无产阶级观众的纯洁灵 魂，这种清教徒式的管制，直到1980年代才被部分修正。邓丽君歌曲在80年代风行时，更是遭到严厉围剿，而罪名恰恰就是“色情”，因为它们充满“肮脏低 俗的台词”和“下流的气声”。由此连带李谷一等内地歌手的抒情歌曲，都沦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色情罪”的界定，竟是如此宽泛，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 程度。

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大而无当的罪名，在经历了近60年的历史轮回之后，没有获得技术上的任何改进。以所谓“一脱成名”定罪，更是难以令人信服。渴望成 名，何罪之有？而若是“一脱成名”有罪，那么究竟需要脱多少次，才能获得赦免？而要减少汤唯曝光率，又该减到多少次才算达标？

此前的“脱衣嫌疑犯”，女星包括范冰冰（苹果）、章子怡（艺伎回忆录）和郝蕾（颐和园）等，男星则有梁朝伟、佟大伟和梁家辉等，都未见广电总局出手制裁，而仅对汤唯一人痛施大板，显然违反了行政公正的原则。

此外，禁黄不禁暴，更暴露出文化管制的失衡。“电影审查标准”明文规定，严禁夹杂凶杀、暴力、恐怖、鬼怪、灵异等内容；有强烈刺激性的凶杀、血腥、暴力、 吸毒、赌博等情节；有过度惊吓恐怖的画面、台词、背景音乐等，但今年来热播的影片《集结号》和《投名状》，以及银屏上的各类武打剧，都以暴力和血腥镜头著 称，也未见广电总局虎颜动怒。对“色情”的管制日益严厉，而对影像暴力的管制却日益松懈，这难道不意味着管制逻辑、标准和手段的混乱么？

不仅如此，禁汤事件还引发了来自法律界的强烈非议。此举被认为是滥用公权，也就是以执法名义，公开侵犯个人权力，把公共政策变成伤害艺人的老鼠夹子。针对这种违宪行为，如果汤唯本人和广告商提起民事诉讼，向司法层面寻求公正，有关职能部门将陷于更加尴尬的处境。

广电总局的管理难度，在于它始终摆动于旧体制和新经济之间，被保守的意识形态势力和开放的文化市场所夹击。它言词闪烁，左支右绌，满含无法对外诉说的苦 衷。而摆脱这种行政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告别旧的行政思维，改变模糊定性的传统，对所谓“色情”（暴力等）的定义，作科学细致的量化规定，找到那个划 定“色情”与“健康”的“第N个扣子”，并且放弃陈旧的“计划时代”的文化管理模式，尽快推出电影分级制度，完成影视管理的现代化转型。尽管失去了广告代 言的高额报酬，但这场充满戏剧性的献祭，要是能够反促文化体制的变革，羔羊汤唯便将永垂于青史。这不仅是汤唯本人的万幸，也是中国电影及其观众的福音。

（本文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3月28日，发表时标题被改为《“封汤”的替罪羊逻辑》，内文也因可以理解的原因，由编辑作了若干技术性处理，本站发表的是未修改稿）

胡佳于2008年1月30日遭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正式指控，于2008年3月18日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审四小时。胡佳的两个辩护律师、他的妻子和母亲旁听了今天上午的开庭宣判。

“很难设想还有对受普世界保护的言论自由权的更明显违反。”美国笔会会长弗朗辛·普罗斯今天在纽约说：“胡佳遭受监禁，只因五篇文章和两次采访，其中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权纪录以及它是否胜任主办奥运会的观点，属于受中国法律和国际法明确保护的活动。在距奥运开幕式仅四个多月前判处胡佳先生的三年半徒刑，是威胁要消除人们对中国确保奥运的承诺残存的一点信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