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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来自一个正在变暖的世界的讯息》,(美)马克·利纳斯著,杨晋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24.80元。

《难以忽视的真相》,(美)阿尔·戈尔著,环保志愿者译,湖南科技出版社2007年4月版,50.00元。

十多年来，世界各地的气候灾害让“全球变暖”、“温室效应”、“二氧化碳排放”、“京都议定书”等词条逐渐进入人们的话语。“变暖”的后果并不像字面上那么和风细雨，如果说北方连年春天的沙尘暴还只是慢性病，那2008年初的南方大雪灾，则足以令国人见识到气候之神的躁狂。继续用“变暖”一词描述环境恶化带来的气候危机，这种轻描淡写的措辞，某种程度上掩盖了问题的严重性。

气候变暖和其它牵涉重大利益关系的国际问题一样，在公共领域也是颇多迷障。美国、澳大利亚等排污大国和中东石油出口大国在阻挠《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和施行上可谓煞费苦心。这一集团财大气粗、不择手段，使得那些用所谓“科学证据”来否定全球变暖，甚至为变暖说好话的“科学家们”显得更可疑。世界大国在限制污染的问题上都没有了“大国气度”，皮球踢来踢去，激怒了激进的环保主义者，奶油蛋糕狠狠砸到西装革履上，国际会议屡屡不欢而散。激进的环保主义者容易上镜，激进的拜金主义者却是时代的“主流”：你说你的，我排我的。

与此同时，不少媒体依然有意无意地把全球变暖带来的气候问题简单归结成“自然灾害”：一会儿说拉尼娜和厄尔尼诺是一对“坏孩子”，一会儿说北京高温“热岛效应是元凶”。两年前有媒体对加拿大环保人士示威游行的报道标题更让人忍俊不禁———“游行抗议全球气候变暖”。好像无知小孩摔了一跤，还没爬起来就指着地板骂骂咧咧。

不管能源财团手下有多少公共关系精英、新闻发言名嘴，全球气候状况的恶劣却是铁证如山的事实。美国资深气候问题专家马克。利纳斯在本世纪初的几年间，走访世界各国气候受灾前线，在《聚焦：来自一个正在变暖的世界的讯息》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问题的全球性视角：遭受雨灾的英国，被海水侵占了国土的太平洋小岛，被沙漠吞噬的中国西北沃土，飓风肆虐的美国，神圣的高山冰川融化消失的秘鲁……还有为了杯水车薪的《京都议定书》上演的国际闹剧。

大气层不分国界，气候变暖，是对各国政治家良心的考验。政治动乱可以不闻不问，种族屠杀可以视而不见，再强的军事力量，却不能把气流拒之门外。而消费主义主导的时代，能源消耗又直接与所谓的“生活质量”挂钩。所谓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对公民个人道德的考验。让新富起来的一代人不要买私车、改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让惜时如金的商人们出门坐火车而不坐飞机，那真是要了他们的命。正像马克。利纳斯所拜访的阿拉斯加居民一样，虽然气候变暖使得当地冻土融化，房屋倾斜，野生动物数量锐减，居民们却从每年大量的石油出口中获得巨额利润和就业机会。世代居住的环境面临崩溃时，他们仍然支持加大石油开采，数着钞票踏上毁灭之路。

自然，钞票可以让人在毁灭之路上慢慢地走，甚至舒适地走。天气热了可以开空调，淡水用光了可以净化海水，大不了一架专机举家迁到高山风景区去。而空调散发的热量、净化海水带来的污染、飞机排出的温室气体，留给社会底层的人消受。环境问题经过阶层的筛子，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商业集权势不可挡，在不远的将来，好的生存环境也将成为商品，“生存权”恐怕就成为“阶级特权”了。

地球大温室成了一个大“囚室”，气候变暖让几十亿人陷入一个超级“囚徒困境”，更糟的是这些囚徒分居世界各地，根本不知道我在这里心旷神怡飙大马力汽车于笔直的公路上，和你在那里愁眉苦脸对着烂在海水里的农作物有何联系。这本《聚焦》，意在帮助囚徒们了解真相，至于囚徒的小团体之间如何博弈，只能拭目以待了。

《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邵建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1月版,29.80元。

《胡适还是鲁迅》,谢泳编,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2月版,28.00元。

邵建的《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昭显了两重价值。第一，他揭示出，20世纪胡适与鲁迅的路径分歧仍然是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绕不过去的问题；第二，他心平气和地还原了代表中国知识分子两种“路径依赖”的胡适与鲁迅的思想脉络的真相。

胡适还是鲁迅？对于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可能不是简单的学术思想和文化选择问题。鲁迅是自由左翼，相形之下，胡适属自由靠右。五四后的胡适，在未放弃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启蒙的同时，把注意力转移到政治改良和制度建构的努力上。而鲁迅穷其一生行走的是他改造国民性的呕心沥血的启蒙之路。

今天，拥胡者以胡适的“宽容”不屑鲁迅的“刻薄”，拥鲁者以鲁迅的“骨头最硬”的独立精神鄙夷胡适妥协退让的“体制内身份”，乃至挟鲁批胡，以胡苛鲁，两派互扔板砖，可以说是当今思想界的一大奇观。在胡鲁之争中，围绕鲁迅的争辩尤其各执一词，鲁迅精神遗产的传承者们视之为真正的中国脊梁，钱理群坚信：“鲁迅是一个世纪的遗产，鲁迅的资源更带有中国本土的原创性。一个人，能不能与鲁迅相遇，与个人的生命选择有关。”汪晖说：“鲁迅的杂文创造出一个真正具有独立性的批判空间，它需要高超的文学技巧和敏锐的政治介入方式，才能做到。”王彬彬又说：“鲁迅颠覆的是复杂的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的流氓文化的部分。”而鲁迅遗产的批判者们则传递着另一种声音，在学者刘小枫看来，“鲁迅和萨特、加缪不可能以善抗恶、以爱抗恶，自然只有以恶抗恶，只能给这个本就充满仇恨的世界带来更多的仇恨。”而朱学勤在他的《鲁迅的思想短板》一文中则责问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企图：“谁来改造？谁有权力改造？凭什么改造？”

而邵建是客观地、审慎地、心平气和地走进这块“是非之地”。他更多的是还原了胡适与鲁迅“两种不同的价值遗产”。尽管批评了鲁迅的价值一元论，但邵建强调，启蒙的意义不可低估，但进而又指出，“不能以思想启蒙之一元排斥比如制度建构的他元。”

邵建的“还原”从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知识论开始，东方式的“知识意志上的绝对自信”和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知识不确定性的两种知识观取向，导致了二人对“宽容伦理”、“怨恨伦理”截然不同的伦理态度。这两种伦理态度可能也和他们各自赴美国留学和日本留学经历中受到的东西方知识观的强化有关，也必然也来自于童年。童年的缺失、不幸、苦难的经验对人一生的心理具有阻拒性。鲁迅的家庭变故带来的缺失使他在很早的饱尝世态炎凉中认识了社会和人性的丑陋，从小便用阴郁、怀疑、憎恶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并形成了一种趋于实际的人生态度和明显内向、孤僻又略带偏执的性格，滋生出愤世之情，这也奠定了鲁迅以揭露为指归、警世为追求，“为人生”、“改造这人生”的明确的情感机制。胡适同样也经历了家庭的败落。但父亲死后，家庭生活尚可维持，胡适只是一个年轻的继室所生的幼子，而他的几位同父异母的哥哥都已经成人。所以胡适没有像作为长房长孙的鲁迅一样去过早地在奔走于当铺和药铺之间的苦楚中经历人生的凶险。但父亲的离去，使胡适母子在大家庭里境遇非常尴尬，寡母坚韧地操持家务，按照丈夫的遗愿把儿子培养成人，她家教严格，排除万难也要让儿子读书。母亲的责任、坚韧和宽厚培育了胡适的温厚和儒雅，也形成了他的谨慎和软弱。此外，浙东绍兴人的刚健，越民嫉恶如仇、好勇尚武的传统铸造了鲁迅式的风骨，皖南绩溪崇尚新儒学、注重商业经济，成就了胡适式的开明。

鲁迅与胡适，二人的共同之处是都对“人性”感到失望，但不同的是，鲁迅要去改造人性，要把人性由坏改好。胡适不相信这样的改造会成功，并认定这种改造的危险性。他只相信建立一个好制度来节制和管理人性。鲁迅是一个道德理想主义的批判型文人，而胡适根本上是一个建构型知识分子。胡适是要用法治从内部对其改造，这就注定了他要和体制打交道，不仅要打交道，甚至要教体制怎么做。鲁迅的内心太想爱了，他起初信奉的那些良善的风景一道道幻灭，他对所有的改良道路都绝望了，他不相信宪政、民主、共和等任何一种外在的方法，对鲁迅来说，唯一有用的就是“掮着黑暗的闸门”去改革国民性。面对这样的国民，“一个都不宽恕”，不启蒙怎么行呢？不改造怎么行呢？这样，“一元论”的历史价值越来越成为他思想的主体。胡适的目光更盯在“责任伦理”上，把责任落实在行为和结果上，而非动机和意图上。受欧美影响较深的他相信，程序正义强调的是，目的和手段要统一，手段和目的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不在于他的动机是什么，而在于他的行为。胡适认为，自由的意义不仅关注个人思想的表达，更在于对异己思想的容忍。批判别人不可有“正义的火气”，而“正义的火气”正是五四文人以笔为旗的底气。鲁迅选择的道路是通过文艺来针砭时弊，但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包括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大多过高估计了文艺与思想改造的力量（即道德力量），胡适则希望通过现代法治环境的建设，造就现代性公民。在胡适看来，民治制度最先进的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的公民，也是制度慢慢训练出来的。国民素质论的要害在于它把民主难以推进的责任卸给了国民。其实阻碍民主的真正原因肯定不在国民，而在制度本身。正如邵建所阐释的命题，他倾向于相信：“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人。这不是‘国民性’而是‘国体性’。因为在既定的游戏规则面前，人本能地会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

回到邵建的《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书中，读到那场近一百年前发生在胡适与鲁迅之间的分歧，看起来只是倡导白话文的同时，给不给文言留恋者以申辩权利的意见之争，看起来只是改造国民性还是建立宪政的何种自由主义路径之争，其实，显露的还是“宽容”与“不宽容”的问题。我期待一种和平的景象，批判胡适的人能够理解胡适，他和他的思想遗产在建设和谐社会的21世纪甚至比他在20世纪还要具备更重大的价值。批判鲁迅“不宽容”的人也能宽容鲁迅，他从事的呐喊事业永远是中国知识分子担当的楷模。就像邵建那样，通过客观求证和对真相的还原来重整思想者的遗产。这让我想起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无知》：两个逃离祖国的捷克人，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结果，时间扭曲的记忆，再也找不到一丝的归属感。于是，所有的叙述都聚集到这样一个起点：全球化的现实、大同世界的历史和普世主义价值，能不能让所有新的精神历程，从“宽容”出发。

【陈家琪·“三十年间有与无”系列之三】

正是这种感觉逼迫着自己拼命读书、思考、辩论，而在这一切热烈的追求与奋斗后面，又分明看到了那匹灰色的马。所有的读书、思考、辩论，其实都是为了说服自己。

无论如何，上世纪80年代都会载入历史，但不是因其辉煌的成就，而是因其捉摸不定的诡异与充满变数的可能。

海德格尔说：可能性高于现实性。

只是在这一意义上，80年代将会是一个值得不断回望的10年。

力量已经启动

70年代的最后一年，许多不知来自何处的力量就已经启动了，而且不知在向哪个方向汇集；那一年8月27日的《参考消息》上刊登出一个美国人的这样一句话：“他们在设法把一个有洞的气球吹起来”。

从省里到中央，开了一系列的“理论务虚会”，意在激发人们的理论热情，但讨论的主题却变成了“歌德”与“缺德”之别，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给张闻天开了追悼会，说遵义会议后党的最高领导人就是他；

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给安东尼奥尼平反，说他拍摄的《中国》并不反动；

有了《生死恋》、《简·爱》、《女英烈传》这样的好电影；接着在80年代就看到了《蝴蝶梦》、《砂器》、《塔曼果》、《冰海沉船》；国产影片中的《茶馆》、《归心似箭》也好看了起来，《生活的颤音》中郑长河与徐珊珊接吻的镜头竟引起全场的骚动；而小说《调动》、《飞天》、《假如我是真的》、《大海作证》、《波动》等则引起了全社会的骚动。

继张志新后，7月的大暑天，《光明日报》发表了《一颗划破寒冬的陨星》，这里说的是遇罗克；接着，《当代》第三期上就发表了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在这一年的第10期《诗刊》上，顾城、舒婷、高伐林、王小妮等集体亮相，而舒婷的诗句“可是，七十二个人被淹灭的呼吁/在铅字之间/曲曲折折地穿行/终于通过麦克风/撞响了正义的回音壁……盛夏时分/千万颗心/骤然感到寒冷”已经在大学生中传诵一时。

听戈宝权讲鲁迅，听聂华苓讲台湾，听井上靖讲日本。

5月4日铁托逝世，5月16日，在文化大革命发动14周年的这个日子，为刘少奇正式平反，10月11日，赵丹撒手而去，留下了一句石破天惊的遗言。然后在这一年的年底正式审判“四人帮”集团成员。

12月29日，几乎所有的人都围着研究生楼那惟一的一台电视机观看审判江青的实况。所有的受审者中，只有江青装扮整齐，显然在利用最后的机会企图完成自己一生中最后的表演，听众中不断爆发阵阵哄笑，用20日的《参考消息》上的一句话说，这是一场“京戏”。

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我在听张世英先生讲黑格尔《逻辑学》，同时把毕业论文从社会契约论改为斯宾诺莎的伦理学。10月4日，在武汉开了一个专门讨论“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学术研讨会，汪子嵩、汝信、王太庆、顾寿观等诸位先生都来了，北大的几位研究生们站在经验论、也就是英美一边，我们则是一些欧洲大陆的唯理论者；前者强调利益、权利，后者从前提、逻辑出发，各有各的说法。那是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大家在东湖上荡舟，荡来荡去，反复争论；但双方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你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这都不要紧，要紧的只是得让对方说；这就是游戏规则，谁犯规罚谁下场。政体、制度、法律，等等，都必须维护言论自由，都是为了使人消除恐惧；有了这一条，什么都会有，没有这一条，已获得的一切也可能得而复失。

我们都知道，虽说在读西方哲学的研究生，但心中所想的始终是中国自己的问题，想为中国的“新时代”“移植”一套适用的“新原则”与“新方法”。野心勃勃，让人乐观，也让人感到好笑。

晓芒、克剑、中天、延武、世平、剑桥、佐成，我们这些人一起赏樱花，度中秋，看电影，谋出游，给眼花缭乱而又平庸紧张的独身生活平添了友谊与眷恋。

11月，老友二黑来武汉，说钢厂自负盈亏，自谋生路，他来为铁矿的运输想办法。我陪他到东湖。望着一望无垠的大湖，他说：要是我们的妻子也在多好。

一句话说得我泪流满面。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梦想。

为了说服自己

陈老师让我看斯宾诺莎的《论神、人与人的福祉》，英文版，原属汤用彤，后来不知怎么流落到陈老师手中，让我爱不释手，特别是扉页上斯宾诺莎那“面带愁容的受谴责的形象”。

不少的人写文章谴责新译的小说《飘》，质问它将“飘向哪里？”

我的回答是“飘向坟墓”。

旧的正在瓦解，新的尚未建立，人们无所适从，有的人就在迷茫中记住了白瑞德的话：“人要发大财，只有两个时代，一是国家正在建造，一是国家正在毁坏；建造时代的财发得慢，毁坏时代的财发得快。你记住我的话，也许对于你将来有用。”

那时的我正在《译林》上读日本作家五目宽之的中篇小说《看那灰色的马》，却牢牢记住了小说中的另一段话，并把它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

“我看到了那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人名叫死，相随在后的是阴间的冥府。”

那只是一种感觉。也正是这种感觉逼迫着自己拼命读书、思考、辩论，而在这一切热烈的追求与奋斗后面，又分明看到了那匹灰色的马。

所有的读书、思考、辩论，其实都是为了说服自己。

这一年，最激动人心的书是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陈家琪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

中国转型几时大功告成，经常被提及的年份是2040年。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谈到，中国正在穿越历史的山峡，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大概需要200年时间。2008年初，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等人主编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一书“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同样将时间指向了这一年——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从低水平民主法制化转向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如果从1979年开始，至少需要60年左右的时间。

经济还权于民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样板建立经济体制。早在1917年苏联刚起步时，由于资金不足，对大规模工业化有心无力，于是采用了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让农民无条件地为工业化支付巨额成本。轻农重工的结果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农业搞得一团糟。”（阿尔文·托夫勒）显然，“苏为中用”的这种模式也是中国城乡二元分治的肇始。除此之外，为尽快工业化，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还经常贬损服务业和白领工作，大力颂扬体力劳动，注重生产资料，而漠视消费品。关于苏联的垮掉，几年前吴建民先生曾与记者谈到自己当年两次路过苏联的印象：苏联虽然在很多方面有进步，但民用工业一塌糊涂。

如上所述，中国照搬苏联，50年代后期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将苏联体制推到极端。随之而来的是1960～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和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贫困与混乱使中国政治与社会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的改革才终于浮出水面。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两个凡是”，停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推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者“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1987年“十三大”把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界定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十四大”正式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1997年“十五大”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虽然在缓慢进行，但是经济上“国退民进”浪潮却脉络清晰。市场化让中国人渐渐走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获得越来越多的个人自由。

所谓“没有经济自由，就不会有真正的政治自由”，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财务自由与择业自由让中国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资本”，可以不必像过去那样仰“单位体制”之鼻息。

对此，经济学家茅于轼不无感慨：相较改革开放以前的穿衣服没有自由、找工作没有自由、想挣钱没有自由，想旅行没有自由，想思考没有自由等等，现在中国人的自由显然明显增加。“只要有钱，差不多什么都可以买了，除了土地以外。”

然而，“民进国退”既非大功告成，也非一帆风顺。众所周知，尤其在2000年以后，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有些地方甚至以“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等为借口，搞“国进民退”的“二次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权力与资本的结盟尽享改革的好处，同时成了继续改革的拦路虎，使社会再次陷入被抛弃与被背叛的境遇。

谈到中国近30年的成就，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关键在于改革开放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抑的潜能得以发挥出来。但在市场制度发展起来以后，就必须对这类过渡性的制度作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就会带来种种消极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更认为“只有还产于民，才能还富于民”。从交易公平的角度出发，上世纪50年代全面国有化之时，政府曾向国民许诺：你把你的土地和财产都归公、给国家，这是你的付出，但你今后的工作、生活、医疗、养老、小孩教育都由国家包了。那是一种对称的交易。如今，工作和生活责任回归了公民个人，国家基本不管了，而当年被国有化的私人财产和土地并没有还给公民，如此交易显然有失公平，更会留下祸患。

一个共识是，中国当下的转型最重要的是权力的转型，即如何完成政府从政治统治型和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所谓“权利”，对于一个身处转型期的社会而言，就是“政治上还权”、“经济上还利”。

社会成长的力量

人类历史也是一部财产观念史。和社会一样，贸易比国家古老。

在《致命的自负》里哈耶克谈到，在古希腊，斯巴达人是最强烈反对商业革命的人，“他们不承认个人财产，反而允许甚至鼓励偷窃。”而在深深卷入商业利益的元老院成员的统治下，罗马为世界提供了建立在个人财产绝对观念上的私法楷模。只是在罗马的中央政府日益取消了创业自由之后，社会自我扩展的秩序才开始衰弱并最终导致崩溃。

这一现象说明，如果政府不以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为自己的首要目标，甚至逆势而为接管公民日常生活的权利，则不太可能发展出先进的文明，因为在此条件下社会的发展注定会被“强大的”政府所中断。今天我们知道，近现代历史上“政治全盘设计社会”所导致的种种悲剧，不过是启蒙运动后全能理性的幻灭。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就是，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无论是出于怎样一种高尚的动机，在它的背后都写着一种“致命的自负”。

所以，“对经济史的了解越多，就越会发现，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国家的建立构成了早期文明发展的顶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由于我们对有组织的政府的所作所为的了解，必然大大多于个人之间自发的合作所成就的事情，因此历史说明严重夸大了政府的作用……强大的政府对自发的改进一再造成破坏，使文化的进化过程半途夭折……”

回顾本国的历史，中国知识分子对春秋战国总是有着一种莫名的乡愁。那时候虽逢乱世，但在思想上却有着空前绝后的繁荣，以至于无所作为的后人抱怨这人世间的思想过早被老祖宗们一锅端了。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每个人都在霞光与电火间各奔前程。可惜的是，对于这个时代，即使像孔子这样的“环球十佳青年”也只看到时代在交媾，却未看到时代在孕育。众所周知，其后是始皇帝中央集权一统江湖，是文字狱将一代代才子佳人变成思想上的植物人。

当然，中国历史并非总是原地踏步，它宽宏大量，偶尔也会生产几位好皇帝方便千百年后的中国导演们歌功颂德。对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繁华，爱做梦的摇滚歌手们甚至还要“梦里回到唐朝”。的确，中国历史一直并非积贫积弱。落后于世界文明，那也是近几百年的事情。在西方世界还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唉声叹气的时候，远在东方的中华帝国早已是盛世繁华，像今天的美利坚一样光芒四射。

谈到社会的大发展，熟读中国历史的人可能更愿“梦里回到宋朝”。唐朝虽然也曾强大，却也只是个用诗歌吹牛的时代。相较而言，宋朝的社会才真有万千气象。只不过，宋朝的社会成长在后世史学中多有淹没，以至于在许多人误以为宋朝只是个体弱多病却爱吟风弄月的孤儿。

难怪在《中国社会史》里法兰西院士谢和耐会这样写道：“从12世纪开始浸透了中国历史之全部观念的正统伦理，再加上其过去历史，全部简化为一些失去了任何时间维度事件的传统史学范畴（它们只关心中央政权的生存和行政管理），它使我们发自内心地相信，中华世界的社会和政治形态、基本制度、经济、思想和技术都具有永恒性。而世界上一些最深刻的变化和最令人震惊的新生事物，中国人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在欧洲历史上被认为是标志着一个新社会出现的事件，在中国历史的传统视野中，却只不过是一种‘改朝换代’而已。”

事实上，宋朝正在进行着一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所谓“四大发明”或者“四大发现”其中有三项便是在这一朝代出现或真正得到运用，宋朝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都登峰造极，GDP占全球一半。宋朝是当时世界上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国。如今，许多西方人仍在为抢做石油和上帝的生意打得头破血流，然而早在12世纪，浦江一侧已经有了10座油井在生产。

我们时常说，今天中国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代同堂”，仍没有走出农业社会。然而早在北宋时期的工商税一度占70%（其中一半来自海上贸易），而农业税只占30%。这意味着宋朝其时已经走出农业文明迈向了工商业社会。

历史学家李约瑟曾经说，如果说罗马的衰弱并没有永久终止欧洲的进化过程，但亚洲的类似发展却被强大的政府所阻止。中国文明和科技获得大发展，恰恰是在政府控制暂时被削弱的时期。显而易见，宋朝社会之所以获得空前繁荣，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政府没有抑制社会成长。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也没有“文字狱”的王朝。相较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政治，朱元璋及其他朝代对建国功臣进行屠戮者，当无地自容。

只可惜，尽管宋朝在世界上最早使用火炮等热兵器，但终究没有殖民国家的扩张性或游牧民族收割他人庄稼与人头的嗜好，终于孤木难支，像希腊一样为野蛮所吞噬。外族权力对宋朝社会的屠戮，使中国社会在连续几个涨停板后终于由牛转熊，盘整至今。不过，宋朝的开放也使尚处于野蛮中的民族看到了文明，并间接导致了西方社会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爆炸式成长。回想这个朝代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及其后中国历史的衰败，那一时代的中国人真可谓“只顾耕耘，不问收获”了。

中国30年改革实际上是一个“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梳理中国早期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社会繁华，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与社会。有心者不难发现，近年来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许多方面，与其说是因为政府做了什么，不如说是政府没做什么。

“政治好了，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

转型时代是一个亚健康的时代。有人曾经感慨，身处这个时代意味着我们在身体上“亚健康”，思想上“亚思想”，政治上“亚存在”。应该说，不能完全独立行使自己权力的权力也是权力上“亚权力”。政治传播理论认为，当有的权力用得太多时，一定有权力用得太少。部分公权部门屡屡越位的背后，恰恰是审计、人大或公共舆论等监督权力的缺位。谁也不能否认，行政长官兼任“议长”是转型期中国的一大特征。

2008年，许多人正沉醉于“改革开放，三十而立”的浪漫抒情，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尽管多年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成长方面已经取得不凡成就，但在政治领域，能够有效监督和规范权力的权力还没有进入“三十而立”的独立之境。2008年“两会”期间，做了10年的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离任之际，只给自己和工作打70分。明眼人都知道，这也是李金华对当下的中国审计制度的总体评价，扣去30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审计和其他监督力量一样缺乏必要的独立性。

现代政治理论认为，一个理想的国家结构应该是国家、社会与市场“三分天下”，国家不能越出权力领域进入市场－价格领域和公民－社会的自治领域。毫无疑问，在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市场与社会正在从国家或者政府那里一点点“收复”自己的疆界。这不仅体现在市场经济中，同样体现在公民社会的建设中。细心者会发现，近年来中国媒体甚至已经开始部分地出现了有关“罢工”或者“游行”的新闻。只不过，“游行”在词语上被改头换面以“散步”等平和的方式出现。2008年“两会”期间，经历了“PX”事件洗礼的厦门市政府发布公告，承诺“公众参与和市民反映强烈的项目不批”。由此可见公民参与在塑造政府品格时究竟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

相较经济改革而言，政治改革无疑更缓慢曲折。谁也不能否认，尽管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改革最艰苦或最关键的一段路程尚待开拓。早在1980年，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8·18讲话”中谈执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着重强调要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等弊病。如今，当中国改革船到江心，人们最为关切的是，如何能够切切实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闯过转型时期“最后的大关”。

不久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绿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财富、自由、对内和对外开放三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和政治方面摆脱了过去的不自由大为相关。今天中国所谓的问题，从道德滑坡到发展道路其实都与政治相关，其求解在于能否还权于民，用法治保护每个中国人平等自由的权利。但是，在一元政治之下，经济可以取得成就，但存在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政权是为了极少数人的。当这个少数人的利益跟多数国民利益不冲突的时候，那可以相安无事，但一旦发生了冲突，就只有执政者的利益。在茅于轼看来，中国当下的许多问题，诸如道德滑坡，环境恶化，分配不公，同样与政治有关。总而言之，“政治好了，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

改革与革命赛跑

“你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关心你。”近年来，诸如党内民主说、宪政民主说、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咨询型法治政体说、国家制度建设说、增量民主说、协商民主说等各种政改路径设计陆续出台。中央编译局当代所所长何增科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代中国人“患上了民主恐惧症”。在何看来，回顾中国政治现代化历史，渐进与激进、改革与革命曾经屡次交替出现，但是渐进改革曾多次因贻误时机而被激进的革命所代替，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因此命途多舛。而中国今天的渐进政治改革到底能走多远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改革能否适时推进和取得突破，二是现有政治制度的容纳量和领导集团的学习能力。如果领导集团缺乏改革意愿，任由矛盾和危机积累并最终总爆发，改革的机会就会悄悄溜走，革命则会不期而至。改革和革命都在与时间赛跑。

乔治·布什曾经在演讲中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熟悉霍布斯政治学理论的人知道，政府像“利维坦”（Leviathan）一样具有双面性格：它由人组成，也由人来运作，因此也就具有了人性的那种半神半兽的品质，它在保护人的同时，又在吃人。

显然，转型国家的政治改革的成败得失取决于如何将“利维坦”关进笼子。纵观人类历史，其具体路径不外乎权力主导、权力裂变、外部输入及社会反叛（革命）等几种。比较而言，权力主导无疑是社会总体代价最小的一种方式，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等等，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当然，这种渐进式变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权力对自己前途的认识，以及社会在赎买权力时究竟愿意支付多少社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从这方面，中国当下的改革，无论有多少挫折，有多少奋进，或多或少都有些“花钱买宪政”的意味。

2008年，执政党确定，到2020年建立起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尽管行政体制改革被理解为一种“矮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如有学者指出，主张行政内部“三权分立”的中国“大部门”改革，虽然不是孟德斯鸠意义上的“三权分立”，但是“三权分立”能够成为官方用语，单这一点说，“大部制”就已经迈了一大步。

有理由相信，发生于大革命之后的中国转型从本质上说是要完成一场关于国家权力的转型。即完成权力（或者国家）之于社会领域的“敦克尔克大撤退”——既要避免社会动荡，又要使权力能够安全归位，让中国历史真正“告别革命”。

回顾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成长，一切正如罗曼·罗兰眼里当年的法国：“我明白了我的力量，明白了我的民族的力量。我们只要等洪水退下去。法兰西的质地细致的花岗石决不会因之剥落的。在洪水带来的污泥之下，我可以教你摸到它。眼前，东一处西一处，有些岩石的峰尖已经露出水面了。”

旅日华人导演李缨拍摄的纪录片《靖国神社》（日本片名《靖国》）最近在东京、大阪等地一些电影院相继遭遇停映风波。该片通过对锻造军刀“靖国刀”的工匠对靖国神社复杂心情的细节描绘，暗含了对战争的批判，获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

据此，影片遭到部分立场保守的周刊杂志围攻，被指为“反日电影”，在摄制过程中曾得到公共资金赞助一事也被质疑。其后，主要由自民党保守派少壮议员构成的议员组织“传统与创造之会”会长稻田朋美出面向内阁文化厅提出质询，以此为契机，影片正式公映前，以全体国会议员为对象，先行试映。

观影的政治家意见纷呈，莫衷一是：稻田自己“感到某种所谓靖国神社乃驱使国民走向侵略战争的装置的意识形态化信息”，但也有议员认为“并非是那种硬把观众往自虐史观里拽的影片”。稻田其人的问题和初衷是该片作为公共资金赞助对象是否合适，但如此这番动议的结果，事实上却成了阻挠影片合法公映的院外活动。尽管稻田本人解释说，自己“完全没有限制表达自由和上映的意图”，但影片的上映却很可能因此而流产。

对此，日电影戏剧工会联合会向政府文化厅发出质问函，指出“试映会乃文化厅在执政党议员压力下举行，可能导致侵犯言论自由的重大问题”；工会方面还致函试映会的始作俑者、自民党议员稻田朋美，“强烈抗议政治介入”；本片导演李缨所属的日电影导演协会也发表声明，在坚持捍卫言论自由立场的同时，表示“非常担心今后出现主动放弃‘敏感’题材拍摄计划的动向”。

不过，在停映风波曝光引起舆论关注后，另一些电影院反而表示希望上映这部影片，而共同社报道，近日北海道、京都市等地电影院也表示按原定计划在5月以后公映这部影片。

电影，作为一种物化的工业制成品，不仅是通过上映活动赚取票房利益的经济项目，而且是艺术表现和言论表达的媒介。在民主社会，其表达自由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这不仅是宪法权利，更是知识界的良心共识，已成为社会“公序良俗”的核心。影院，并非一般的公共场所，而是承担了上述保障功能之一翼的社会性存在。惟其对那些赞否两论、褒贬不一的作品，才应当让尽可能多的人去观赏、思考、评价，以尽电影作为艺术文本的教育功能和作为大众媒介的思想传播功能。

正是为了充分保障这种权利，日本早在战后初期的1949年就制定了《映画伦理规程》，导入电影分级制，以立法的形式面向未成年人设立了一道防火墙。可以说，这是惟一必要且充分的法律规制手段及对需保护人群的救济手段。在此之上，法律不仅不能，而且根本无需介入。

法律如此，遑论政治、行政。正因为国家有边界判然分明的法律规制及包括政治家在内的全社会对法律的尊重，长期以来，日本电影才能像法国那样，在好莱坞商业大片无所不在的渗透之下，保持了小而精的良好创作生态，不仅拥有众多的电影大师，其低成本产出的“邦画”、日剧，成为不折不扣的造星工厂和亚洲独特的魅力风景线。

不仅立法上，在司法层面，其法治社会完备的司法体系确保了包括电影在内的艺术生态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与《靖国神社》事件前后脚，另一件名誉权诉讼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因在《冲绳笔记》一书中描写了太平洋战争后期的冲绳战役中，在美军最早登陆的庆良间诸岛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原住民集体自决事件系日军命令所致，遭原负责镇守岛屿的守备队长等老兵的起诉，后者要求作家及出版商岩波书店道歉，并索高额名誉赔偿金。但法庭（大阪地方法院）经过周密调查，得出了“有相当理由相信存在军方当局的命令”、“可认定日军深度参与了集体自决”的结论，全面驳回了原告的要求。维护了历史正义，也保护了作家的创作自由。

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正因为有了立法、司法与文艺创作之间良性循环的互动机制，东洋艺术才成为所谓“酷日本”的软实力，极大提高了国家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力。联想到最近《苹果》国内因为题材被封杀事件，两相比较，到了认真思考我们包括审片制度在内的整体电影生态环境的时候了。  

 （作者系北京学者）

作为一个反对任何以暴易暴的共生主义研究者，对于“3、14西藏暴力事件”，我首先对强权政治深深悲哀。

从历史经验来看，一次暴力事件的主要解释权，往往在强者，但强权的解释大多是掩盖真相，就像一个“大人打小孩”事件，事件的起因也许是小孩不听大人的话，甚至是小孩先失去理智动了手，但最终恶化事态，造成悲剧的根源，一定是大人，在强弱悬殊的暴力冲突中，大人永远要负激化升级的主要责任。如若不信，且看一例——汉文帝处理“西藏问题”时化干戈为玉帛的智慧。

以“联邦自治”的方式和平解决南粤

或问，“西藏问题”最早出现于唐代，汉文帝时只有“匈奴问题”、“南越问题”，哪有什么“西藏问题”？不错，整个汉代都没有“西藏问题”，但“西藏问题”的实质不过是“自治问题”，而“匈奴问题”、“南越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如何处理“弱者自治”（少数民族自治）。在这一意义上，从秦朝一统华夏，中国就一直陷入“西藏问题”的困境——要么是强权朝廷以极大的穷兵黩武成本征服夷荻，要么是强大的蛮夷以非理性的复仇心骚扰腐败的中原，其间最理想的状态只有一些短暂的“文景之治”——与夷荻真正实行“联邦自治”。这类历史纪录，其经典可推《汉文帝赐南越王书》。

公元前179年，登基才两年的汉文帝，决定以“联邦自治”的方式和平解决南越（粤）分裂独立问题。其时朝廷主旋律认为，南越（岭南广东、广西一带）乃前朝秦朝的领土，而今汉朝取代秦朝，南越王赵佗理当归顺新朝称臣，然而南越王赵佗却趁秦汉易代之机独立，实属分裂国家的罪魁祸首，应当按吕后时的既定方针办，坚决对其进行武力镇压或保持武力威慑。但崇尚“黄老之道”，信奉“无为而治”的汉文帝，却力排众议，决心“上兵伐谋”，“不战而胜”，对“化外之国”南越实行“联邦自治”：只要南越能去帝号，“奉汉约”，称臣纳贡，就可封王自治。于是修书一通，派与南越王赵佗有交情的能吏陆贾出使南越劝归。许多人对这一“劝匪自治”的结局高度怀疑，但却出人意料，大获成功：南越王赵佗读罢《汉文帝赐南越王书》，心悦诚服，当即写了《报文帝改帝号书》，从此南越和平归顺汉朝，多年没有什么大反复。

待夷以诚，真心共生

总结起来，汉文帝能以一纸书简解决“西藏问题”，有两条重要经验：

其一，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择善而从。

在汉文帝之前，有两种处理“西藏问题”的方式，一是汉高帝刘邦的“和辑百粤”宽容政策——汉高帝开国时，面对“自立为南粤武王”赵佗，采取了“为中国劳苦，故释佗不诛”，“遣陆贾立佗为南粤王，与部符通使，使和辑百粤，毋为南边害”。

二是汉高帝驾崩后吕后执政，故意压制南粤经济发展。“高后时，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这一看似可以防止南粤强大为患的妙计，却以背信弃义之违约行为激变南粤愤而由自治重行独立。“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欲倚中国，击灭南海并王之’，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武帝，‘发兵攻长沙边，败数县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领。岁余，高后崩，即罢兵。’”

汉朝国力在吕后执政时与文帝在位时没有什么明显差异，何以吕后以兵威不能压服的“西藏问题”，在文帝手上却能不用一兵一卒就圆满解决？关键是汉文帝从这历史经验中看到，还是平等待夷，以诚求和，宽容为上是上策，像高后那样“近细士，信谗臣，别异蛮夷”，出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和母马母牛母羊，只会逼夷造反独立。故而有了以“联邦自治”破“化外之国”的高明。文帝弃吕后尊高帝，实在是一“和谐真经”。

其二，待夷以诚，真心共生。

有人曾以为，汉文帝能以一通尺牍解决“西藏问题”，关键在信写得好。此言似是而非。诚然，《汉文帝赐南越王书》的确写得既谦虚诚恳动人，又讲事实摆道理暗藏威慑。但如果信中“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皆言不由衷，所云“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是假话空话，并没有处分对南粤逞霸道的长沙将军博阳侯，并没有“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赵佗断不会上当受骗，马上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愿奉明诏，长为籓臣，奉贡职”，“去帝制黄屋左纛”。说到底，文帝以一短简代替百万雄师安定南粤万里，关键在于诚心诚意想让南粤自治，而不是以有名无实的“自治”行骗。

诚所谓，真诚所至，金石为开，古今中外，凡真心想与人共生者，皆能心想事成。凡将他人当傻瓜，存心“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最终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国共一百年来的数次合作何以一再破裂？皆因国共两党皆无真诚平等共生之心，总是将“合作”当作拖延时机，积蓄力量突然袭击对方的阴谋诡计！

“北京空话”并非只对于夷人

“西藏问题”之所以五十年来多次反复，不能说藏人团体没有失误和私心，但其主要责任，当在于“北京空话”——“西藏自治”始终是有名无实，藏人从来没有真正当“一号人物”，从来都是北京做主，西藏听令。当然，公平地说，“北京空话”并非只对于夷人少数民族，它是一视同仁，不仅仅在边缘地区实行，就是对待许多汉族地区，说是“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又哪有真正兑现过呢？到处都是官僚政府，永远都是“代表官人”

比较起来，我以为近五十年来北京对西藏的许多“信”，不仅远多于文帝时代，而且远比文帝处理“西藏问题”的《汉文帝赐南越王书》写得动人，像什么“毛主席的光辉像金色的太阳照亮拉萨”，“和谐西藏和谐社会”，实在是激动人心。可惜，实际上都是空话或假话。

为何“和谐西藏”结果变为了“恐怖西藏”，“和谐社会”最终带来“恐怖社会”，这适得其反，需要我们深深反思！

对照汉文帝处理“西藏问题”的智慧，今天的执政者，是否太愚不可及？

有一则新闻，“西藏自治区负责人说，近日，拉萨极少数人进行打、砸、抢、烧破坏活动，扰乱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足够证据证明这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我想，从短期来说，也许这样说不无理由；但是从历史来看，从未来观之，这样的诊断未免太片面，太简单，太草率，不论怎么说，就如“9、11”事件一样，不论有多少原因，美国政府都要对“9、11”事件的实际后果负主要责任——“3、14西藏暴力事件”中的主要责任者，毫无疑义是西藏政府及其背后决策者：至少有激化矛盾或防范不力之过。这从汉代南粤称帝事件中吕后与文帝两种不同应对方式产生不同的结果，足以证明。

今日北京政府能否学习文帝从处分长沙王入手解决南粤问题，先追究西藏政府有关负责人之过？

2008年 3月31日  于深圳 早叫庐

清明前，我请友人整理一篇《为什么悼念蒋介石？》，内容多是正面肯定，这篇文章不可能在大陆的媒体上发表，于是我将其制成展板，印成传单，4月2日，在校园展出、散发一天，4月3日被校公安阻止，我只得将其贴到公告栏，并回答大学生的提问，4月4日清明当天，又将其贴到山大南院教工社区公告栏，想让社区的人能够多了解上些史实真相，结果当天被撕，4月5日再贴，又撕，4月6日我写了《君子动口不动手讲文明》，贴出以表抗议，也为我的权利抗争。

蒋介石对大陆和台湾都有重大贡献，功勋难以湮没，值得我们怀念、追思，尽管他还有很多错误和不足。可以看到他是抗日英雄，是国家的功臣。蒋介石对1949年后台湾的建设和守卫也是功不可没，近期台湾有人搞“去蒋化”遭到冷遇就是证明。蒋介石应该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

多少年来，大陆异口同声，谴责他是“卖国贼”“人民公敌”，说他抗日中推行不抵抗，使得一些歪曲的观念在大陆多数人的头脑中已经生根。重新审视历史，可见其中有很多不实之辞，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在一份批文中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说与日本和谈的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对蒋介石这样的人怎能说是“卖国贼”、“不抵抗”呢？知识分子有责任把真相讲清楚。今天我们应该把颠倒的黑白，再颠倒回来。

蒋介石的日记被其后人全部存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最近1917年至1945年的日记已对学者开放，从中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人品超群的人。他如何修身，如何励志，也值得后人特别是青年人学习。蒋介石从1917年开始，几乎每天写日记，连续55年，不但记录政事，也有私生活。他的日记不但成了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史料，还成为人们认识他内心世界的重要入口。蒋介石心怀坦荡，日记中不但有他的功绩，也有他的败笔和寻花问柳的丑事。从他的部分日记，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愿意而且勇于向历史负责的人，他的内心是光明的。他思考的是中国的大事，而不是个人的势力和地盘。这样一个有着伟大功绩，品德高尚的人，应该是中国20世纪的伟人之一。

回顾中国几十年来，一些被誉为“伟大”的人物，他们有蒋介石的功绩吗？他们有蒋介石的人品吗？他们敢于把自己的内心世界，书写下来，留给后世评判吗？他们留下的只是是经过再三斟酌、高级秘书润色甚至代笔的文选，有些还是会议讨论的结果。他们不敢也不愿向后人负责，向历史负责。他们朝思暮想的是权力，他们把用暴力夺来的权力当私有财产，不但想守住权力，还想死后谁来继承权力。对比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是个伟大的领袖人物。

以下是陈奚落收集整理的一篇文章，曾在4月2日至5日用于孙文广山大校内传单发放，现将原文公布在海外媒体上，希望大陆的民众能通过封锁看到这篇文章。

为什么要悼念蒋介石？

——清明祭奠之七

蒋介石（1887年-1975年），名中正，字介石，以字行，中华民国第1-5任总统。他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领导北伐，统一了中国，其后领导伟大的民族圣战——抗日战争。他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

由于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创建者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其它四国为美、英、法、苏），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由是，我们主张悼念蒋介石先生！

***蒋介石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第一、就历史而言，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外国（或外族）的全面入侵，其中有两次亡国（或亡朝）：其一是宋，其一是明。唯一没有亡国（或亡朝）、并且全面战胜了侵略的，就是中华民国。我们知道，有经济发展、军事技术优势尚且败于蛮夷小邦并亡国（或亡朝）灭身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反侵略人物，都能被称为民族英雄，那么在枪不如人、炮不如人、内讧连连、四分五裂的情况下领导中华民族长期守土抗战，并击败用坦克、飞机、战舰武装起来的工业大国——日本，最终赢得胜利的蒋介石，倒反不能被称为民族英雄了吗？

第二、就二战而言，凡被德、日、意侵略的大国，在欧洲除了苏俄，在亚洲除了中国，没有不亡国的。英国本土只遭轰炸，未遭登陆，故不在此列。由是，未亡国家的领袖，如苏俄的斯大林，其沦陷的土地不比中国小，伤亡的人数亦不比中国少；被亡国家的领袖，如法国的戴高乐，都能身负民族英雄的荣耀；相反，非但没有亡国，并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卓越贡献的战胜国——中华民国的领袖蒋介石，倒反而不能称为民族英雄了？

第三、就二战期间各国的国内情形而言，应该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比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更加难以领导。因为刚刚统一了中国的蒋介石所面临的，不仅有外患，更有内忧；不仅有日本的侵略，而且有各式各样军阀残余的连续反叛。这些大大小小的武装割据势力，对如何扩大自己的私人武装与地盘向来是处心积虑，但对如何发展经济、提升综合国力、维护国家主权、加强民族团结则缺乏热情，套用古书来说，就是“喜则连横抗上，怒则竞力相拼”，完完全全是一盘散沙。当此之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虽然面临“数面作战、国无同类”的困境，却仍能团结国人，内平叛乱叛国，外抗强敌侵略，非但没有亡国，而正是在这一场反法西斯战争中，荡尽了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奇耻大辱——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以一积弱之国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争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耀。如是，作为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之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先生，他不是民族英雄，则谁能当之？

第四、说蒋介石是民族英雄，还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国战时的领袖和他拥有领导中国抗战的功绩，其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实际原因，就是，他是那一场伟大卫国战争的实际指挥者和参加者。他在八一三抗战数次冒着被日军击落的危险多次飞向上海火线督战，其夫人宋美龄亦曾在劳军途中被日军飞机炸伤，这在二战各国领袖中是绝无仅有的。遥坐衙内，指挥虎门销烟的两广总督林则徐可以被称为民族英雄，亲赴前线的全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反倒不能称为的民族英雄吗？

***网上对蒋介石的一段评价***

蒋中正，中华民国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抗战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国军队正是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民族圣战。在一个极端贫困弱小的农业国家，中国军队凭借血肉之躯与顽强的民族斗志与强敌周旋，以冷兵器参与现代化战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由最初的空间换时间的非对称的拖延战，最后发展为逐渐对称的反击战。这支军队是伟大的，统帅这支军队的蒋委员长更是伟大中之伟大者。当时中国国民之抗战勇气不曾有丝毫之泯灭，当时中国军队之抗战勇气亦不曾有丝毫之泯灭，因为中国还有陪都重庆在，重庆还有蒋委员长在，只要有此精神支撑则人心不死，无论处于何种艰辛之地步则抗战之决心亦不死。蒋委员长以坚强的毅力和决心置个人安危生死于度外，忍辱负重，卧薪尝胆，领导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率领一支四分五裂的军队实现一致对外的民族圣战，其功其德，千载之下，一人而已。

***读真正的历史***

历史是胜利者写成的，现今的电影、电视、书报刊上的评价，那是胜利者的评价。我们每一个人，要做体格健全的人，要做遵纪守法的人，要做道德高尚的人，更要做有独立思想的人。思想来自生活，来自阅历，更多地来自于书籍。现今的教科书是胜利者写成的，我们要读的是客观的书籍，而不是教科书。

***维基百科蒋介石***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其观点以力求中立著称，以下摘自《中文维基百科》之“蒋中正”（由于篇幅有限，只摘录极少部分，其它内容请上外网去《中文维基百科》查询）：

坚持抗战

蒋中正在1937年12月17日发表《告全国国民书》，表示“中国持久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国之民心……人人敌忲，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之国土之内国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致敌于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1938年4月，国军在台儿庄大胜，史称“台儿庄大捷”。

太平洋战争

12月7日，日军突击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与美英等国同时对日正式宣战，中国成为同盟国成员之一。

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在美国华盛顿签订反侵略共同宣言，蒋中正受推举为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指挥中、泰、越等地区的同盟国军队作战。1月4日，国军在长沙大胜日军，日军五万七千人阵亡，史称“长沙大捷”。6月，苏俄在新疆以兵力胁迫盛世才，企图完全控制新疆，盛世才电告蒋，愿意归于中央政府。

中国跻身世界四强之列

1942年10月初，蒋中正敦促美国率先自动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平等新约”，随后各国陆续与中国重定新约，危害中国百年的不平等条约自此废除。10月，蒋继任国民政府主席，并与美英苏联合发表“四强宣言”，共同担负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责任。

1943年11月18日，蒋中正偕同宋美龄前往埃及与罗斯福、丘吉尔共同举行开罗会议，主张“所有日本窃夺之中国一切土地，如满洲、台湾、澎湖，均应由中华民国恢复之”，会后中美英三国共同发表“开罗宣言”。此时蒋中正得以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并列，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5年8月24日，蒋中正代表中华民国签署联合国宪章。

抗战胜利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蒋于翌日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宣示与人为善，劝勉国人不念旧恶，不对日本采报复措施。9月4日，蒋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

逝世与遗嘱

1969年9月16日，蒋中正在阳明山遭遇车祸，身体状况自此大为衰退。1975年4月5日清明节午夜十一时五十分，蒋中正因突发性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官邸逝世。

正面评价

蒋中正坚忍不拔，在孙中山之后领导国民党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重建了中华民国。

蒋中正在抗战中的地位无人可以替代，是民族英雄。中共领导人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首次公开承认“国民革命军也是抗日战争的主导力量”。大陆民众更逐渐认识到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实际上也属于“国民革命军”建制，全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名“第十八集团军”，传统习惯上一律称“八路军”）是在蒋介石领导下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蒋中正主持制定并颁布了基于孙中山“五权宪法”理想基础上的1948年《中华民国宪法》，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称这部宪法是“比美国宪法还民主的宪法”。

马英九认为蒋中正对台湾的贡献有三方面：光复台湾、建设台湾与保卫台湾。建设方面除了土地改革、9年国民义务教育及发展经济外，更重要的是蒋中正在政府刚迁台、韩战方酣的动荡之际，毅然推动地方自治，对台湾民主发展有很大的贡献。蒋中正还支持妇女解放、废除养女制，对台湾的人权进步有很大贡献。当初若没有蒋中正保卫台湾，台湾可能已沦入铁幕，也就没有后来的经济发达与教育普及。

蒋中正努力以台湾为中华民族复兴基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精华得以在台湾保存，未受中共发起的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

蒋中正一生致力维护中华民国法统，不论是刚迁台的危机期或是之后的安定期，坚决反对台独和国际托管台湾，重视中华民国利益及台湾人民意愿，是真正的爱国者。

几乎所有跟蒋接触过的中外人士都不否认蒋品德上的优点。蒋日记自1915年即未间断，至1972年健康恶化为止长达57年之久，此等自律、有恒之功夫连许多学者都佩服不已。西方史学界对蒋中正的正面看法有：“律已甚严”、“生活节俭”，有“钢铁般决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的各种伟大优点，使他成为一个忠诚爱国的、不与人同流合污的和足智多谋的领袖，他百折不挠地决意保持其他国家的独立，不受任何外国控制，一心要为他宪政的民主政治奠定基础”。

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蒋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

历史学家郑义在《客观公正地评价蒋介石这个历史人物》一文中指出：“根据避免泛道德主义的标准，根据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原则，根据改朝换代后不用政治力量污蔑对手的中国历史学传统。再参考大量的国府档案，我们可以确认蒋在近代史上功大于过，蒋的失败不只是蒋个人的失败，蒋的失败可视为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的重大挫折，共产主义的暴兴，是中国现代化的一股逆流，这股逆流牺牲了大批国共双方的菁英份子，这股逆流饿死了数千万善良百姓，这股逆流让中国社会倒退了几十年。最后共产党放弃了共产主义（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以致于虚耗了几十年后一切从头开始。”

以上由陈奚落收集网上资料整理

2008年4月6日孙文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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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俞可平先生《民主是个好东西》之后，中央党校学者所撰《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正式出版，这是又一部接近决策层的人士谈论民主的重要著述。在此书中，作者将未来政治改革的目标锁定在“那些阻碍经济协调运行、市场有序发展、社会充分发育的政治体制部分”，但认为要实现成熟的政治民主，需要六十年左右的时间。

作者也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就是民主问题，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还是人民民主。按说，这信息挺让人遐想联翩的，作者想要实现民主的愿望也是真诚的，尤其是作者在答记者问时，谈到重大事情要由人民代表大会来决定，人大代表专职化，废除政府部门立法，监督若是缺乏民主，监督也会变成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等等，都是现有体制下的问题和可行的改革方案。但我看了一下新浪上的跟帖，只有寥寥一百余条。推其原由，应当是该书提出的时间表。

这本书的总撰稿是一位经济学者，从经济学来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考虑能不能操作，代价多大，有没有风险，有没有不确定性”。我个人不太相信实行民主的时间可以靠任何学科得出一个量化结果。正如该书作者所说，民主的前提是利益，有利益才有民主。因此，只要执政者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实行民主并不是难事。如果像该书所主张，由上而下推动民主，正是社会成本最小的，也是阻力最小的，关键还在执政者的政治决心。

对于民主，我们一直有一个认识误区，认为民主需要有高素质的民众，否则就会造成社会动荡，好像民众会起来反对自己当家作主似的。其实依现在的教育水平和资讯，普通老百姓对民主要比我们想象中懂的多得多。前一时期，一个深圳的打工仔跟我谈起，他很羡慕今年全国两会上有几位农民工代表，他说他是个高中生，常常跟周围的人谈论民主选举，他的疑惑是，为什么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就没有当地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除了为他这种民主参与的愿望所感动，就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

既然该书主张由上而下推行制度建设，民众的因素就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因素还在手中握有权力的人。按照该书作者的说法，其研究民主制度的起点认识是，“不愿意推动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毕竟是少数”。又说，“一定要朝民主与法制国家前进，又能不付出国家不安全不统一的代价。”既然反对改革和民主的不是多数民众，也不是多数官员，由此看来，改革的阻力和民主的不安全因素就是那些少数利益者。

民主政治真就那么难么？所谓“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仁至矣”。比如说，按照传统说法，经济制度比政治制度更稳固，更基本，更能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由上而下的经济基础的变革，其难度应当远远高于上层建筑的改革，但邓小平一句话，我们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说变也就变了，很短时间内就实行了市场经济，甚至当目前出现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时，也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动荡，就因为普通公众明白，无论怎样，市场经济还是使大多数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目前的问题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

民主从来不会造成社会的安全问题，这里所说的民主是指现代宪政民主，有法治保障的民主，不是“文革”时期的“大民主”。那个时代的社会混乱，恰恰是没有政治民主所致。不但没有社会民主，也没有执政党内的民主，全凭领导者个人的一己好恶，结果连国家主席的生命都没有保障，遑论社会安全。

最近邻邦小国不丹开始实行民主制，也是由国王辛格自上而下一手推动的，并且顺利地完成了大选。凤凰卫视的节目里，一位嘉宾引用国王的话，解释他为什么要主动实行民主制，因为他认为，推行民主就得趁国泰民安的时候，等到体制造成的社会问题全部暴露出来时，就可能一切都来不及了。良哉斯言！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原定于3月30日公布的津巴布韦总统选举结果至今尚无最终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穆加贝没有取胜。反对党民主变革运动（MDC）宣布己方候选人兹旺基雷以50.3%对43.8%的得票率击败已连任5届的现总统穆加贝，且已超过半数，应按选举规则自动当选；而政府信息部副部长玛通加则认为“胜负未分”，暗示将举行第二轮选举。不仅如此，议会选举的结果也已被官方公布，MDC获得210个议席中的99席，压倒了穆加贝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ZANU-PF）的97席，这也是津巴布韦1980年建国以来的第一次。

尽管穆加贝曾表示过拒不交权的强硬姿态，选前一周的集会上他曾高呼，在自己有生之年，没有人能在选举中战胜他，因为是他“亲手组织了解放斗争”，津巴布韦才有今天的独立，但在选票和数据面前他却选择了沉默，虽然迟迟不公布选举结果引起非议，虽然有关他将自动选择退出的传闻未得到证实，但他显然至少默认了自己未能取胜的事实：官方媒体不断暗示将为第二轮选举“苦战”，而早在选前最后一刻的3月27日，津巴布韦本土化与经济授权部部长曼格瓦纳也曾对BBC表示，穆加贝是个讲民主的人，如果选举失利，他将“尊重选票结果”。

穆加贝当初显然过于自信，认为自己将凭借威权和5次当选的惯性顺利出线。事实上他的自信也并非没有道理：在部族政治盛行的非洲，族大人多就是当权的最好保证，不论专制或民主都一样，只不过前者比谁枪多，而后者比谁票多而已。穆加贝所倚靠的修纳族占人口比例79%，而反对派所倚靠的恩德贝莱族仅占17%，因此按照传统的看法，穆加贝可谓稳操胜券。然而选举进程却让全世界大吃一惊：不论是否要举行第二轮选举，不论穆加贝会否就此下野，但有一点已毋庸置疑：相当大一部分穆加贝的同族人选择了抛弃他，这也许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非洲，已开始步出部族政治的阴影。

在“土改”、“城市净化运动”等激进措施下，曾经号称“非洲谷仓”、安宁富庶的津巴布韦，经济凋敝，失业率高达80%，2008年1月的通胀率竟达100000%，加上其任人唯亲，腐败盛行，大量从白人农场主那里没收来的土地和财富，又重新集结到以穆加贝及其家族、亲信为首的新黑人权贵手中，普通津巴布韦人已到了吃不起、穿不起、活不起甚至死不起的地步，正是这残酷的现实，迫使津巴布韦人开始忘记部族，忘记穆加贝领导独立的功勋，而把选票投给以“振兴经济”为政纲的反对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穆加贝当初不顾国际压力和国内反对，强制推行激进改革，其目的恰是为了选票：由于津巴布韦独立后，财富仍长期保留在少数白人手中，造成大量黑人退伍兵和贫民不满，而后者正是穆加贝及其政党的基本盘，他推行土改，目的正是为了巩固基本盘的支持。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他的再分配大棒敲碎了盘子里的鸡蛋甚至盘子本身，损害了包括支持者在内大多数津巴布韦人的利益，并最终伤及自身。也许津巴布韦选民并没有厌倦穆加贝本人，但肯定已厌倦了贫穷、贪腐和无休无止的恶性通胀。

被称为威权统治的穆加贝政权，当初却是通过一次得到世界广泛认可和赞许的民主选举，在国际监督下击败白人穆佐列瓦主教建立起来的。如今虽尚待最后的尘埃落定，但这个始于民主的威权体制，最终极有可能被民主所终结，而这无疑是符合世界潮流，也符合1200多万津巴布韦人利益和愿望的。

（作者系旅加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