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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语言暴力的一般场景

“语言暴力”一词（或作为文化现象），越来越受到政府组织与舆论界的重视。一贯擅长运用语言暴力的共产党组织对此也开始忧心忡忡，比如《红网》在几年前就发表文章，关注学校中的语言伤害，特别是施教者对受教者的伤害，诸如老师说学生“你天生就是个蠢材”、“一辈子没出息”等等[参见高福生：“‘语言暴力’是把杀人不见血的刀”，转载于《人民网》2004年11月8日]。

时下的语言暴力则与严重的民粹化倾向正相关，比如称之为“90后炫富”的现象，就是由“我口袋的钱比称银行卡上的钱多”、“挤公交车的都是下等人”诸如此类的极度轻贱平民社会的语言来表现的。语言暴力还与虚拟形象——90后女孩显摆钞票的网照、开本田系列汽车的“雅阁女”的自我塑造——紧密地联系起来，结果引发了“网络战争”，虚拟战争的快感很快淹没了道德评判，也即：“针对这些形象的愤怒鞭挞其实已经形成一种参与度很高的公众狂欢，…而被批评的一方则扮演着主动挨骂的受虐狂角色，或以能够激怒甚至戏弄公众为乐。”[参见塞林：“权贵化与民粹化间的审慎魅力”，载于《凤凰周刊》2007年第35期]。

可以相信，现实的责骂（如师道尊严之特权的继续发挥）、虚拟的狂欢（如网络里展现更多的炒作热点）还会继续，但是从历史根源上进行跨文化批判，则是为日后高质量的民主积累的基础工作。故而，本文作者不揣简陋，试图作为，并就教于自由同道。

一、跨文化批判：从《论语》到《圣经》

一直以来，西方汉学界从未停止过对孔儒经典的研究，此状使中国肤皮潦草的“西学研究”顿显无力气。对于儒家重要经典《论语》的研究，美国的二白氏（E.Bruce  Brooks和A.Taeko  Brooks）著书《The  Original  Analects》，把论语称为“孔门福音书”[参见高峰枫：“《论语》是不是‘孔门福音书’？”，载于《读书》杂志2002年第5期]。之所以如此，二白氏试图将希伯来文明中的《新约》道德规制与中华文明中的《论语》训诫律例，对偶比较。

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固然有多种渠道，比如我们稍加注意，就能从《史记》中发现《圣经》，并且不是一例。关于传贤而不传子以及由传贤变为传子的部族权力变化，《圣经?旧约》中有《撒母耳记》与《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及《夏本记》来为对观；关于更为现实的权力之争，《史记?秦本记》中的胡亥之代扶苏，几乎可用《圣经?旧约》中“长子的名分”的故事来印证。后者说，狡猾的雅各用一碗红豆汤换得了兄长以扫的继承权。

虽然，本文不是为从事比较宗教研究而作，而是以跨文化研究为背景来述说西方的道德规制与中国的训诫律例之相通性。这样的相通性的背景，又是道德强势集团面对合法的暴力集团采取的同样抗争手段。并且，抗争手段一般不会采取武力性对抗（决战），恰恰相反，道德颠覆成为“惯用伎俩”。或者说，语言暴力（在长期看来）足以消解合法暴力（武力）。

《论语》对现实道德的批判性是众所周知的，它的颠覆后的秩序性追求（君臣、父子、阶位的再明晰）也是显而易见，而它的表现语言暴力的“话语点”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一个对老年人骂为（今天通俗化为）“老不死”的细节。

这个故事出自《论语?宪问》：孔子的旧交原壤是个愤世嫉俗的人（如母死而歌），而愤世嫉俗对旧制度的冲决几乎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新传统；他对待故人的来访也不待以礼节，而是又开两腿坐着，于是，孔子说他：“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在当面指责旧友小时不敬兄长、成人后无所作为、老了该死之后，孔子使用了“小小的暴力”——以杖叩其胫。

如果说《论语》当中的语言暴力对礼崩乐坏后的现实之颠覆性还不那么明显，只能表示为新道德集团的“小小的暴力”的话，那么《圣经?新约》作为一个道德重建的新版本也是具有强烈的语言暴力倾向的。这种倾向为基督教的分支——共产主义邪教的领袖所继承，马克思和列宁非常轻松自如地使用了《新约》中的语言暴力表达方式。

仍如对《论语》的“话语点”之分析那样，《新约?马太福音》（对应于《论语?宪问》）中道德判断，至今读起来仍令人心惊肉跳：施洗约翰因为杰出的个人道德与对宗教进行改革的热忱，影响了大量的底层民众，甚至连那些曾经反对他的人（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请求他予以洗礼，借此机会，约翰就大声地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能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忿怒呢？…（后来的耶稣基督）他手里拿着簸箕，要净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太3：7-12）

二、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特色”

马克思和列宁的各自经典著作中，语言暴力比比皆是，但是为什么在共产主义取得政权的国家里，语言暴力仍然存在，且更加强劲呢？原因除了语言暴力是高压政治下的社会心理疾病外，还有，封建主义独裁秩序稳固的革命国家里，共产主义领袖集团更容易借助历史上的语言暴力习惯。在中国这样的语言暴力悠久特别是语言暴力被合法集团迅速占有的历史中，情况更是如此。

在孔儒长期合法化后，类似于今天西方学术界所讲的“学术黑社会”（直接判断、无须学理推演）迅速成为国家常态。如儒学极盛时期出现的史学经典汉书，最早出现了政治血统论（可视为“文革”时代“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最初版本）：《汉书?霍光传》把试图夺取汉刘政权的西汉重臣霍光家族，描述为西周时代的王室叛乱分子霍叔（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的后代。至于对进行“古装改革”的王莽也是批倒批臭，丝毫不承认他的削除冗肿的汉刘世封集、限制过度土地兼并的改革，《汉书》评论曰：“（王莽）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毒流诸夏，乱延蛮貉，犹未逞其欲焉。”

“文革”中使用频率颇高的“穷凶极恶”一词，确始于此处的历史的文献；贬低被批判者思想为“流毒”，也是套化自此处的“毒流诸夏”。

既然历史文本与共产主义革命经典都为中国共产主义执政者提供了语言暴力的遗产，那么在特定时期恢复历史与继承革命传统，则成为必然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根本不能成其为“文化革命”，而恰恰是反动的历史复辟。所以，今天有学者提出要警惕“学术黑社会化”即复辟历史上的语言暴力，是十分明智的警策。由于这项学术论述超出本文范围，故不深论（引）。

结合着历史上的如《汉书》之政治血统论及共产主义混合封建主义语言暴力的经典，现在似乎不太为“文革”研究者们所注意。专家们更多地注重故事与案例，却少能从“历史——文化——跨文化”的角度来提供批判视角。事实上，为了中国未来高质量民主，“文革”语言暴力的本质不可能被遗忘。比如在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之外衍生了一系列的“带血的语句”，最具震撼力的莫过于“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横批）谁敢翻天”一幅[参见丁晓东编者《红卫兵猛想曲》，P241-247，中央党史出版社，2006年3月版]。

在今天体制内民主诉求的高涨期，一些颇有希望的体制内改革表态仍有“文革”之语言暴力的遗风，如汪洋先生所说的为解放思想“杀出一条血路来”，无非是“文革”早期清华附中著名大字报《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语句的套化。后者有云：“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同上引，P28]。

新瓶装了旧酒式的表达是后共产主义条件下的语言暴力的中国特色，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中国特色的语言暴力呈现社会生活中呈现四个梯度状况：

第一，网络的泛众化语言暴力，此者已在本文开头部分涉及到。

第二，小众化宗教集团的道德抗争，仍借助于“文革”形式，如“线杆上的标语”[见图1&2]。

第三，政府管制体系习惯于向公众暨社会的宣战性叫嚣，大多采取与“线杆上的标语”无本质差异的“条幅式口号”[见图3&4]。

第四，与第一项无本质差异，但更多地表现为从俗与个体冲动混合的方式，春联表达是唯一且独特的媒介。

比较而言，第二项与第三项对中国民主的未来质量影响比较大，因为：（一）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避免其一种宗教训诫成为单一（独特）道德标准，同样是在避免历史不良一面的复制；（二）民主提供了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合法化重建的可能，而特定的政治集团有否“文化自觉”则决定着他们未来的生存质量。

三、西方的参照：来自宗教的自由主义

后共产主义时代里的语言暴力虽然时有表现，但毕竟它蜕变了。正如有钱的人家还是没钱的人家都可以贴一幅霸气十足的对联，来炫耀庭院里的财富或表达强烈的追求愿望一样，只是“说说而已”，不再具有类似“文革”时代的那种对社会的杀伤力，尽管后者仍以文化遗传的方式顽强地存在于“杀出血路”之类的激情表达中。如此变化，端赖于中国主动进入后共产主义时代并与世界广泛接触之政治选择。

在纯政治层面，以上变化满足了执政集生存的迫切需要，也为其合法性转变提供了可能。

在纯文化层面，知识精英阶层之大多数不再相信“文化决定命运”那样的伪命题，而旨在建立全新的文化自觉性。

西方的历史出现过这类现象，只是作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它比中国尚未完成的当下蜕变，更深刻而已。而为什么中国似乎不太可能出现彻底的政治与文化层面的变革呢？初步估计：（一）缺乏宗教革命的动力，即使人们把孔儒当作标准的宗教；（二）后共产主义政治发展方向未定，尚不能提明晰的价值二分法——政治需要工具理性，更需要价值理性。

中国到目前为止，从洋务运动以来近150年的时间，从未面对价值理性问题，一切政治变革均为“绍圣绍过”之表达。西方社会的幸运之处，不在于基督教突然间被罗马帝国合法化，而是因着《圣经?新约》里的另两个道德原则，解构了施洗约翰留下的语言暴力倾向，尽管不是后两个原则一下子就清除了前者。两个道德原则分别是：

（一）政教分离原则，它出自耶稣解答“纳税难题”的典故。在判定信众该否纳税之时，耶稣告诉众人：“该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22：21] 。

（二）将罪比罪原则，它出自耶稣解答“淫妇难题”的典故。在判定淫妇该当何罪之时，耶稣告诉众人：“你们中谁是没罪的，谁就可拿石头打她。”[约8：7] 。

政教分离原则成为基督教为近代自由主义提供二元政治观的不二基础[参见丛日云《在上帝与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P25-38，P313-323，北京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将罪比罪原则成为西方宽容文化的基础，至少是将希腊的“多神”包装在了一神的“多人”体系，也等于放弃“毒蛇的种类”之判断的自为道德强势即语言暴力的伦理基础，或者说，埋下了解构的基因。

政教分离原则促使西方世界经过宗教革命把人从国家枷锁中解脱出来，但尚未能从宗教枷锁中解脱出来。最后，如何让人简单而自由地面对上帝呢？伟大的阿克顿勋爵（1834-1902）异乎寻常的通俗化表达总结了历史：他说“宗教是历史的钥匙”，“宗教自由是世俗自由的源泉”。这样的表达当然得益他对《圣经》的领悟，其不可必或缺辅助因素则是洛克（1632-1704）的宽容政治理论构筑的世俗政治、宗教精神、个体自由之间的“环桥”，老康德（1724-1804）的“知识要为信仰留有余地”之信条的影响。凡此等等。

宽容政治理论承担了将罪以罪原则，使自由主义能够抵抗基督教内在的语言暴力习惯，而知识与信仰思辩则让自由主义企借着个人力量而寻求到了对于国家政治与宗教辖制的双重自由。

宗教自由的先决条件是摆脱宗教的语言暴力，而后“人”才能塑造自己的双重自由，丛日云在对西方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的研究很清晰地勾勒出这个路径：新教摧毁了统一的神学权威，带来了神学权威间的竞争。统一的上帝不存在了，每个人心中或至少每个教派都有自己的上帝；特别是经常处于少数弱势地位的加尔文教派中，逐渐形成一种意识，即宗教上的一致是不可能的，甚至也是不必要的[同上引，P32]。

结语：交往理性的中国化

现代西方政治哲学话语如何细分，都不外乎对自由主义价值作出自己学派的阐释。在“洛克——康德——阿克顿”这样一个阐述体系（——西方学术界并没人勾勒这一流脉，中国学者丛日云的学术论述止于洛克完成的个人从教会与国家的双重分离，特此证明）之后，西方哲学里出现的“交往理性”则是对语言暴力深刻警惕的后续“产品”。在法兰克福右翼代表哈贝马斯（1939-？）看来：在理性没被完全物化为科学技术成为工具理性，尚能应用理论认识、道德实践和美学批判诸方面时，人们通过语言交往活动，达到相互理解并遵各自行为所体理出的共同性——就是交住理性。简单地说：把握判断尺度，避免语言暴力，是社会理性的基础。

交住理性之原则对于中国当今政府规制与民间表达的二元实然，有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意义。因为中间社会的建立有赖于政府方面沿着工具理性的维度作出放松，更有赖于民间方面沿着价值理性的维度作出调整乃至妥协。

没有人能够要求民间的领袖们都具有洛克、康德、阿克顿和哈贝马斯那样的素养，但是为了中国未来的民主之质量，民间学者应当努力为未来领袖积累政治治理的伦理资本，是不能不为的学术努力。这种努力是战略性，而不是中国传统中“帝王师”心态的表现；这种努力是非功利化的，因此本文不是向任何一个小众集团（阵线）提供的研究报告。

如果说这样的学术解析一定不排除战术性与功利性，那么它可以称为“七八九工程”——为1970、1980、1990三个年代出生的民间政治领袖提供学术资源。套用毛泽东的“变修理论”，我可以说：“我是把中国民间力量变‘修‘也即更好的希望，寄托在七八九这一世（30年为一世）身上了。”

虽然“七八九”一世人的学术功底尚未夯实，毕竟他们对跨文化图式的理解以及自觉的文化批判，有着无可比拟的吸收基础。

2008年3月3日初稿，3月18日定稿于绵逸书房

附图：

 

精神分裂，乃是极普遍的心灵灾难。人前人后，心内心外，此事彼事，人与事间，事与心间，永无恒定的准则。基于人自身的性格缺陷、构建漏洞，基于普遍人心的困惑、冷漠、阴暗，基于复杂社会形势的压迫、排挤、驯服，基于周边环境的失衡、恶化、骤变，基于潜规则的大行其道和谙熟必备，以及基于个人、家庭、势力之利益追求，与观念、舆论、道德、法律、信仰等多方面的矛盾、冲突、冒险……，在这个世界，精神要不分裂也难。尤其是在精神重灾区的中国，长期以来，假、大、空的制度性流毒甚嚣尘上，谎言不但成为中国人最不易丧失的习惯，更成为各种社会交际、行政事务、国家立场等方面的常弊。而这种“常弊”，不唯意味着负面、贬义、耻辱，对于撒谎者本身而言，那是精心密谋的权术，也是精心设计的遮掩，既是权谋学或厚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官场文化和党文化的支柱之一。当我们看到一群官员竟是如此信誓旦旦、深情并貌、高调反腐、满口和谐之时，谁也不清楚这皮肉底下究竟又是一张张怎样的脸。

最愚蠢的伪装或欺骗，就是过分拔高自己，拔高到一个虚张声势、无限光辉的位置。这个位置的拔高，仅仅是为了赢得少数上级领导的信任，或者适应最基本的官场骗术生态。权力，在现实中需要“唯上”，一望、再望、三望高层；权力，在理论中需要“唯下”，最起码也要坚持民本，以民众之事为自己的基本义务。在这种唯上与唯下、现实与理论的巨大冲突之间，任何人都在比较不同的代价、后果，继而从代价、后果最小的一面，来打自己的算盘。劣质政治的标志之一，就是劣胜优汰的原则，亦即优秀的能人必须驯服于恶劣的圈子势力，否则必遭淘汰。许多颇有抱负追求的人，一旦投入现实官场的复杂情势，就如同进入了一间无形的森严监狱，在极为痛苦的自我责备之中，不得已或自愿地，成为自己曾经不齿的腐败队伍之一员。权力型的精神分裂由此而来，它因权力本身在中国的独特属性而起，并不表示有怎样的性格、根基、理想就可以彻底避免精神分裂的产生，也不表示任何舆论、道德、刑法能够将此问题一刀切断。几千年的专制统治，致使中国政治涌现出99%以上的庸、贪、腐，真正能够跳出局限并一展手脚的从政者，可谓凤毛麟角。

中国式的权力特性，从当前的各国、各地区选举的对比中，即可看到荒谬。其保守、僵化、守旧，只是一些简单印象；最遭人垢病的，是权力本身的非法性。美国的民主选举就如中国拿筷子吃饭，已经是每个人的基本生活习惯；俄罗斯自专制的苏联脱胎换骨，国力强盛，举国拥戴普京多年，且以真正民主的方式推出，至今全球再无第二人达至如此“偶像”级别，连英国首相布莱尔也难以望其项背；台湾民主选举已经持续12年，在此12年之间，所有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培养民主，即使当中事件不断、危机不断，但正是在这种剧烈的激辩之中，民主才被强化、普及、深入；更不可想象的是，越南、缅甸这种军政府超级强大、独裁色彩异常浓厚的小国，竟然也要向民主倒戈；最令中国感到耻辱的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尼泊尔，居然也是后来崛起，追逐民主。不但全世界都在真正从制度病根上大刀阔斧，就连亚洲，这个一直以东方文化为主流根基的地区，居然都以“民主包围专制”的态势，包围了中国及朝鲜。我们已是如此孤单寂寞，如此自形惭秽，如此无地自容。

权力，倘若丧失了真正的授权，而只以洗脑式的宣传、走过场式的投票、跟真正民意大相径庭的“代表”行事，最终，这权力所导致的危害，堪比恐怖势力的劫持。我们的人民是那么的弱小、边缘、一盘散沙，多少年的努力，多少年的呐喊，最后还是换来这样的局面。人心冷了、淡了，一一回避着这种奇耻大辱。所有的权力合法性，唯有凭借经济建设的成就来满足——而事实上，即使经济真的在增长，也只能证明此乃各界之效力，而非行政之单独效力。何况，评价一个社会的综合成绩，是不能单看经济的，还必须进入到法治、人权、教育、医疗、福利、保障、环保、文化、艺术等多项领域。经济的增长本身，更需要着重于受益人的不同分布，各产业的不同比例，经济制度的市场干扰，金融机构的犯罪现象，要看物价、房价的抬升，要看股市证券的剧烈振荡。即使以最低层的角度来观察行政绩效，权力本身也很难谈得上合格。一场奥运就试图中国国力之强大，就如军事演习需要证明军事之强悍一样，一个要证明有钱，一个要证明有枪。这一切都是由权力做主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奥运究竟需要花多少钱。

如果不赞同这样的花法，譬如可否让运动员彻底进入民间机制，而不是由人民供养，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找谁谈判？难道跟胡锦涛谈？这样的做法，事实上又屡次认定了权力的合法性，好比我们在法律纠纷上常常需要寻找公司第一法人代表为谈判对象一样。这是非一般的权力，全世界无双。每一个到中国交流的外籍官员，都将体会到何为特权，何为“高枕无忧”。我们的人民是不常生气的，或者说，人民的生气就象一个屁，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力。我们甚至没有自己的说话平台，譬如有位浙江朋友要办《中国真话报》，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恐怕就是打水漂的买卖。也就是说，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不管是恐怖的政治运动，还是此起彼伏的杀鸡儆猴，官方已经相当成功地解决了自己的权力担忧。然而，要能维持这种“不担忧”的状况，不能仅仅依靠大一统的国家机器，更需要依靠自己“做”出来的形象。这种形象就是，一大群的知识精英聚集在名利场之中，只要你有这个实力，能够出卖自己或者适应这种规则，那么你在我们这里想要什么就能有什么。这是财大气粗的暴发户对待饥肠辘辘者的态度。可以是统战，可以是收买，可以是利诱，可以是策略，甚至可以是制度——事实上早已是制度，这制度之一，就是政治协商制度。

权力要“做”出来的形象不唯独如此，还包括道德权威、正义表演、歌舞升平、影视歌功，中国人的“民心”就是这样被掌握的。曾几何时，在最巨大的灾难之中，只要有他们的身影存在，那一定是需要赞颂的，而具体到灾难的成因、预防、控制，却并不是最重要的议题。我们的人民会善良到如此认定：只要有他们，任何灾难都不怕。骨子里最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定胜天”，超越了自然法则，然而人民的善良仍在持续着，似乎并不清楚我们究竟要畏惧什么，究竟要反思什么。权力是一团阴影，他们活在自我营造的盛世、繁荣、稳定、和谐、团结的气氛之中，又活在实实在在的政治生涯之中。这政治生涯，意味着无论你自己曾经干过什么，你都不能让任何人抓到把柄，必须隐藏得那么深，包装得那么严，掩饰得那么好。诸位可能想象不到，国家法治精神的执行者，居然会站在审判席上，这样的人不唯独是各级行政官员，也包括各级司法官员，其中有几位，竟然都是不约而同的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自法院院长到腐败囚犯”，绝对是个吸引国人眼球的标题，之所以如此，是人们居然会“奇怪”——悲哀的“奇怪”。

2007年底，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周文轩，在湖北汉江中级人民法院被判10年，罪名是“受贿罪”。这个人，被媒体及反腐学者称为“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周文轩的演技，足以在电影学院或戏剧学院教授专学。他的表演，譬如反腐的决心、感想、思路、做法，都带着一定的“新政”气息，其演讲水准，可以为处级以上干部上党课，听得你心为所动，可谓慷慨陈词、撕心裂肺、苦口婆心。他的前几任，皆是倒下去了的，轮到他时，早已是众人关注的“救火院长”。可以想见，他的腐败风险之高，绝非一般贪官可比。周文轩一面扮演着让所有人都信任、敬佩的“有党性、有原则的人”，一面又不断受贿，甚至强逼着别人给他送钱、买房。他曾经找来60多位法官的妻子，说：“为了法官的清正廉洁，为了家庭的幸福，大家不妨在家里学学电影里的河东狮吼，当个好妻子。”岂不料，他之受贿，恰恰是通过妻子的手来实现，妻子不但无所谓“河东狮吼”，反而是一次次“狮子大张口”，专门负责向他人传达索贿命令，成为权力腐败的积极推动者。

我不认为周文轩不懂法或不懂潜规则，甚至也不认为他在法庭上“我对不起党和人民”的所谓“忏悔”有任何真诚可言——他应当是在看守所、审讯室领教了党的一流专政技术，精神完全崩溃——，在我眼里，这就是长期活在自我欺骗和欺骗他人的生活中，以至于太累、太累、太累的一条可怜虫。中国式的清廉，常常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有时甚至会让人产生对“人”的错觉：这个人，人性何在？这样的人已是凤毛麟角，而民间却称道不已，其实那都只是以个人的顽强来对付强大的诱惑网，其受到的威胁、恐吓、拉拢、人情，乃是巨大的。这方面的例子，譬如江苏省扬州市纪委书记高海山，这个人就是以性格底线来应对官场黑暗和权钱腐败，逼得自己的妻子下岗后走投无路去当清洁工。面对曾经抚养他、供他读书的二哥（农民）解决侄子工作问题的求情，他也只能说：“二哥，你如果缺钱花，就到我这儿来拿，但让我做这事可不行。你想想，我是干纪检的，今天帮助这个侄儿介绍工程，明天帮助那个侄儿找活干，自己不做好样子，怎么去监督教育别人？”颇有影视题材中的苍凉色彩。

执法犯法、司法犯法、立法犯法，较之一般意义上的权力腐败，更叫人警惕——若是连反贪官员都腐败，则根本无须再反腐了（事实上，中国曾有数起反贪局局长被审判的案件）。在与法律本身打交道的过程中，“成本”是极其精确的一种计算，摆在面前的，是不受监督、制横的权力结构，别说一个部门、一个政府，就连整个制度框架，也为腐败留下了无穷后患。因此，现实政治中类似高海山这样的清廉官员，就象男人进入妓院却要在色欲面前念佛经，完全是“强忍”的后果，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精神分裂。海外固然也有腐败，最近就有两大消息：一是2008年2月1日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杰基?塞莱比因，接受法院的正式指控腐败和妨碍司法调查；二是2008年1月29日泰国反贪委调查泰国总理兼人民力量党主席沙马的两桩腐败案。然而，这种级别的腐败调查，却是真正具备“弹劾”性质的。无论权力之高如何如何，或者无论财力之大如何如何（如最近受审的韩国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健熙，涉及数亿秘密资金），照样会因在中国看似“小问题”的问题而倒下。

中国式的腐败揭露，多源自信访，据统计，占46.2%的信访成因。要了解这当中的“内幕”，掌握铁定证据，需要局内人的手笔。这就存在一定的“官官相逼”、“官官相斗”乃至“官官相杀”的情况。残酷的权力斗争，带来的是比一般黑社会更为惨烈的后果。安徽阜阳这次“一次性”倒下260余名官员，那倒下的不是一般社会烂仔，而是致使阜阳在未来十年之内也不一定能够恢复政治元气和经济元气的罪恶黑手。阜阳这帮政治集团的人，已与意大利黑手党无任何区别，他们买官卖官，形成权力、利益同盟，划地而治，划地而贪，划地而分。“受贿”已经是小问题，打定工程主意，侵吞国家资源才是大问题。湖南郴州亦不甘示弱，不但市委书记、市纪委书记、副市长、市委宣传部长一起落马，而且还牵出158名官商。在阜阳、郴州之外，另有同样是“一倒就倒一大片”的黑龙江绥化大案，被命名为“马德案”，即以市委书记马德的犯罪为首，导致18名县区级党委书记纷纷落马。即使在以“共产党决心反腐到底”为号召的党刊、党报上，这样的大案也仍被自己人拿出来，力呼制约权力，并直言严重威胁中共统治，导致执政危机。许多人都在不丧失我听不懂的“党性”立场上，以最大力的憎恨和唾骂，来表示对腐败的坚决铲除，更何况中国民间之怨声载道和冷漠不齿。

权力型的精神分裂，大量展现于腐败官员的犯罪生涯及其后期忏悔。然而，就真正的忏悔而言，众官员皆不如“远华走私案”罪犯赖昌星及来自《故事世界》的一则案例。许多年以前，一位商人向某副市长行贿100万元，做起大型水库工程。商人投入行贿成本，因此肆无忌惮，偷工减料，最终导致水库崩塌，当地人口死亡20余人。副市长为掩盖罪行，四处奔波、掩盖、做假，最终使商人脱离罪行，令事故成为“纯属自然事故”，与任何人无关。多年以后，商人良心发现，内生忏悔，做起善事。此时，副市长已是市长，而商人又是市长的亲家。市长见商人之良心发现，担忧后患安危，于是以致幻物质放于茶叶之中，意图杀害商人。商人中毒后，产生自杀幻觉，跳入大江淹死。尸体被警方发现，市长要求立即火化尸体，但被警方将尸体调包。尸鉴结果证明：商人死于剧毒谋杀。警方在商人电脑中，恢复了被删除的文档，其中包括商人日记，日记中涉及与市长的幕后故事。市长得知此讯，迅速逃逸，在一个月的逃逸中，精神崩溃，写下自己的忏悔录10万余字，并自杀于山林。在这起案件里，看得出来，权力掩盖罪恶的手段比一般人更为残忍，而其起因又是远高于一般人的权力恐惧。可以说，即使以人民币一个亿和权力来做对比，官员也会死死保住这个权力，而不会傻到选择前者。再者，并非所有的忏悔都是以“我对不起党和人民”为交代，而是作为当事人，更犀利地看到自我腐败的制度成因、社会成因，最终才能明确地知道自己究竟在面对着一个怎样的统治处境。

妻子常问我：“为什么所有官员脸上的表情都是一样的？皮下无情。”我回答说：“他们是人精啊，精得冷酷，精得够彻底，把脸当面具用，这跟你看的电影《夜宴》没区别。”权力型的精神分裂，在表面上需要道貌岸然、正义凛然、谦谦君子的表演，而骨子里又需要冷酷残忍的权谋、贪婪狡猾的物欲、拉帮结派的同谋、大难临头的杀心，以及超级熟练于实质政治运作和法律暗箱的本领。奥斯卡的所有获奖者，永远不敌中国的官场高手、玩权专家——那些演员、编剧、导演根本敌不过中国式的权力型精神分裂。在普遍的官场生态灾难面前，官场是比战场狠一百倍、丑一百倍、脏一千倍的领域，其中之关系、环境、人心，已经不能以“叵测”、“乱象”、“黑暗”、“危险”来形容，而应该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国家恐怖分子的帮派”，简称“国恐帮”。拉登可以撞击美国世贸大厦，那只是一时一地的，而中国的贪官们，却可以祸国殃民、生灵涂炭，将人民绑架，并且可以让被绑架者在感觉不到痛苦的过程中，直接承受其罪恶的所有代价。这种代价，大到数百年都挽救不回来，因为制度性的毁灭，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道德、法律、生态等一系列的整体破坏，从来都不是单一的灾难。拉登不过是仇富式的暴力分子，相较而言，他的破坏力量显得那么原始而粗糙。

正要结束此文，我又看到一起更富有中国特色的案件。山西省霍州市委书记王月喜（此后是临汾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绝对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欢迎对象，此人诗词、书法、历史、小说、散文、杂文皆有一套，既是地方一把手，又是真资格的作家。这是一个聪明得过了头的人，其另类之鲜，其做秀之大，远在一般权术信徒之上。把历史读烂了、读透了，人的心灵也就跟一摊粪没有什么区别了，那是千疮百孔的体会，因而也就异于常人的阴暗、狡诈及韬略。大约经商或从政的人，都要看《三国》或者读《毛选》，看上去是风潮，其实是摸心，摸透了，也就“适从”了。王月喜的水平，当大学客座教授绰绰有余，当“深如大海”的文官更是不在话下。这样一个人，就是不用行贿，不用巴结，单凭一手文章也能在体制内混得人模狗样。但是，这个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的作品，一旦印刷成书，就立即亲自兜售，当面收钱，并以空白零售发票报销。三个方面，他是哪方面都没放过：一是求名，二是求财，三是求权。仅担任霍州市委书记的三年期间，他一个人就提拔了1,000余人次，科级干部由原来的500余人增加到1,000余人，吃“财政饭”的人比以前增加了1,800余人——没有任何黑社会的规模能够有如此增速。最搞笑的是，王月喜曾经主编《廉政读本》，欲要令各级地方官员奉为经典。为增加影响力，他居然将国家领导人的照片拿来与自己在电脑里合成“合影留念”，俨然是“领袖招见”级的大才。

透过层层黑幕与荒谬，我看到的是一群可怜虫，一批黑手党，一帮国家恐怖分子。数千年以来，政治专制酿就了无数的国家灾难，从上至下，自外而内，一一欺骗之、浸染之、侵蚀之、杀戮之、毁灭之。这个民族不死的精灵，是那些真正站起来反抗的人，然而几千年以来，他们仍然孤独着、踌躇着、势单力薄着。这种恐怖力量实在太强大了，强大到任何的善良与正义都成了异端，强大到即使以个人之力来痛做改革，也意味着绝对的流血牺牲和绝对的牵连无数。这永远不是“最后的疯狂”，对，永远不是。因为这一切所形成的局面，已经不是一个党自身的单方面的问题，而是在不断的恶性循环中继续循环着，从浅一层到更深一层，再到更深一层，渗透到了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骨髓里、灵魂里。人要服从自己的良知，遵从自己的真实，是多么的不易；要铲除内在的毒素，形成浩大的气场，是多么的艰难。况且，我们只能看见眼睛所能看见的，却不能看见眼睛所看不见的，有太深太深的阴谋、肮脏与罪恶，还在继续进行着。就在这个国家！就在这片土地！就在你和我的真实生活中！今夜，当我说着这样的话，我的整个身体和心灵都已经不在这里了，仿佛已经飘得很远很远，极高极高。

政治腐败乃最大的腐败，政治罪恶乃最大的罪恶。我痛心疾首，忍无可忍，非要高呼人民之“起来”不可，反击腐败，澄净自我。

作者：陈丹青 著名画家

年初去纽约探望母亲和弟弟，饭后闲聊，弟弟说起单位的小事：2005年，南洋海啸万人死。单位午餐时间，便有同事搭起临时桌面，大家围拢，当场掏钱：20、50、上百美元，各人自便。如是者三五天，都在午餐时间，顺便，不耽误上班。临了捐款数目一并公布，做成账，上交专门机构汇到南洋灾区去。

弟弟供职“联邦交通局”，算是“公家”，许多纽约大公司（即所谓“私营企业”）的芸芸白领也都踊跃捐款，用我们的老话：“群众发动起来了！”其实没人发动，和政府更不相干。美国政府的恶习不是扮演“世界警察”吗？美国人民的恶习之一，捐款救灾是也：但凡那些不相干的国家地区遭了灾，“群众”就来纷纷掏钱管闲事。我居停纽约那些年，没单位，但常见教堂或社区的走廊院子里，悬个告示，搭开桌子，太阳底下一堆老百姓不动声色在捐款，事情办完，撤摊。

翌年美国新奥尔良州飓风肆虐，屋毁人亡逾百千，弟弟单位，一点没动静——这是美国自家事，华盛顿会管，新奥尔良政府会管，全国各州援助，无数民间机构更会援助。这帮慷慨而精明的纳税人很清楚：南洋灾民比美国人更需要援助，而美国要比南洋更知道如何援助，援助，是一项专业。我有位中国画友那年正在新奥尔良，海水淹了他满架子画册和书籍，“丹青啊，你给我画的像也淹了！”他笑呵呵叫道，然后问我要不要买油画材料：“尽量买！除了家具、物资、抚恤金，光是政府赔我补充画材的经费就有四千美金，两年了，我还用不完！”“9·11”过去七年了。你打听打听纽约下城密密麻麻得了高额补偿的私人与公司，就会知道什么是福利与人权国家的“国难财”，也会明白捐款南洋的热心公民何以母国遭灾，个个无事人一般。

好了。读者看出我是在暗示今春我国大雪灾沿途一塌糊涂的交通线……谢天谢地，过去了。近时“各级领导”正忙着论功行赏吧：论天灾，此番死伤比之海啸飓风，轻太多了；论人祸，则救灾的机制、援助的效率，早有不少文章聒噪过——政府独揽，民间无为，一方有难，八方措手，便是体制与国情的大隐患。“文革”时有句口号叫作“一切交给党安排”，有位文人私下多嘴：“唉呀，党多累啊！”随即被揪斗。而此番全国救灾的一笔亮色，是十几位河北农民义重如山，驾辆破车跨省越界径赴现场去救灾。人家有钱出钱，咱们有力出力，两者性质虽存大差异，但我那天读了报道，沛然神旺，简直活生生瞧见一组现代迷你型薛仁贵征西，好气派！昔年，杜月笙尚且划拨黑钱给河南灾民大捐款，今时燕赵好汉的义气丝毫不减。可是诸位明鉴：当今不是讲义气的时代，灾情骤起，偌大的国家和社会还看有没有自为自在的民间。什么才是真的“民间？”怎样叫作“自在自为”？答案说来简单，做到委实很难，就是：各单位安安静静排几张桌子，从善如流，利用午餐那点时间。

因涉二战内幕成被告

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在最近赢了一场由《冲绳日记》中的敏感话题引发的官司纠纷。

大江健之郎在1970年发表的作品《冲绳日记》中，描述了日本军人劝导甚至强迫冲绳平民在二战尾声集体自杀，禁止他们向美军投降。历史学家普遍认可这段历史属实，同时不少幸存者或其家属都曾对此作证。

该事件对于日本南部群岛的居民而言一向极敏感，也时而出现否认该段历史的辩驳。比如，一对90岁开外的兄弟争辩称大江健三郎虽没指名道姓，但实际上是指控了他俩在1945年曾下达“自杀”军令。两位否认曾有此军令，并要求大江健之郎及其出版社赔偿两千万日元。两人从2005年开始提出上诉，但终被法院以“有理由相信日本军方对此负有责任”为由拒绝。

法院认为，法院不能确认上诉的两人就是书中所指下军令的两人。大江健三郎认同法院判决。对于“冲绳集体自杀”这一历史事件，他认为法院方面的判决书下过一番工夫，才会得出如此“精准”的决定。

为安妮宝贝“平反”，增补徐则臣进入提名，4月13日将隆重颁奖

经过七位终审评委前后三天的认真审议和记名投票，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终审已于日前结束。此次文学盛典由南方都市报与南都周刊联合主办、方圆集团协办，目前，六位作家、评论家脱颖而出，分别获得年度杰出作家、年度小说家、年度诗人、年度文学评论家、年度散文家和年度最具潜力新人的荣誉。而他们的名字将在4月13日下午的“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颁奖典礼上正式对外公布。来自南方公证处的两位公证员见证了整个评审过程。

有意思的是，今年的终审现场出现了很多新鲜事儿：首次出现了四位终审评委临时动议，增补青年作家徐则臣进入年度最具潜力新人的提名名单；而一贯被视为小资读物和流行文学作家代表的安妮宝贝在这次评议中大打“翻身仗”，被评委赞为写作水准不亚于很多著名作家，《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甚至认为她对文学的态度“比我们很多所谓主流作家更虔诚”。

临时增补徐则臣进入新人提名

终审会议的七位终审评委分别是马原、程光炜、林建法、王尧、程永新、李敬泽和谢有顺，他们是来自小说、诗歌、散文和文学理论等领域的研究专家。他们闭门两天研读入围作品后，在国家公证员的现场公证下，在多名记者的现场记录下，七位评委各抒己见，对每个被提名的作家作品依次进行点评。投票之前，每个评委需要明确表态自己倾向于将票投给哪位作家，并说明理由。

“我要先发个言，我认为新人的名单有重大的遗漏。”刚刚进入审议年度最具潜力新人的环节时，《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就抢着发言，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在我对文学新人的阅读中，2007年我觉得徐则臣发表了很重要的作品。我们曾经提名过他两次，上一届仅以一票之差落选。2007年他的成就不容忽视。”林建法说，徐则臣去年在《作家》杂志上发表了长篇，在《收获》等刊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表现很出色。“我提议把徐则臣增补到提名名单中。”

“华语文学传媒盛典”评委会秘书长、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对此作了现场说明，“从第一届开始，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评奖章程第五条就明确规定，‘若公布的提名作家作品出现重大遗漏，经三名或三名以上的终审评委联合提名，此作家作品可列入提名，直接进入终审评奖。’别的文学奖的章程中一般也有这样的规定。前面五届我们都没有动用过这一条款。现在林建法先生有此提议，不知是否还有其他评委附议。”

对此，王尧、程永新和马原三位评委都表示附议。王尧说，“这个名单还是不错的，但确实如林建法所说，还有合适的人选被遗漏了。我支持增补徐则臣。”有四位终审评委的联合提议，谢有顺宣布徐则臣进入本届新人奖的提名名单。这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举办六年来首次动用这一条款。这个条款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由30多位提名评荐专家推荐的名单中可能出现的重大遗漏。

为安妮宝贝“平反”

从网络写手到畅销书作家，从小资代言人到上榜富豪，安妮宝贝在公众媒体上始终是商业写手、流行作家的形象。尽管她拥有大批白领和大中学生的粉丝，但文学界对她一直不够重视。而在今年的“华语文学传媒盛典”评选中，安妮宝贝彻底获得了“平反”。她不仅进入了提名名单，还得到了李敬泽、马原、谢有顺等评委的大加赞赏。

“有时候主流文学界的偏见不知是怎么形成的。很多人从来不认为安妮宝贝的作品是文学，事实上，无论是她的书还是她的发言，安妮宝贝对文学的信念都比我们很多所谓主流作家要虔诚。”在审议年度散文家的时候，评委李敬泽明确表达他对安妮宝贝作品的肯定。

李敬泽表示，他很喜欢《素年锦时》，尤其喜欢安妮宝贝在这本书中体现出来的文体意识：“中国散文从五四以来逐步体制化，作品一写出来，起承转合洋洋洒洒几千字，一定要是一个块儿一个东西。所以我特别喜欢安妮宝贝的这种文体，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这是个网络式的文体，但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回到中国随笔传统、笔记传统的文体。”

程永新也表示，虽然从个人趣味的角度他不喜欢安妮宝贝，但并不等于说安妮宝贝的文字没有价值。“她的文字可能毛病很多，但我们不能说她在散文中没有自己的东西，像古代散文那样，很自由，很散漫，在文体上不太讲究，却可能是真的回到了中国散文的本真。”程永新认为，不能不注意安妮宝贝在青年中的影响力，这也是评奖应该关注的一个因素。别的评委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此前，推荐评委李少君也认为，安妮宝贝“其影响力大于不少所谓著名作家，视而不见不符合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奖的公正、平等原则。”

这是专业评论家首次对安妮宝贝作出如此正面和集中的肯定，这一赞誉，于她的创作生涯或许将是一个转折性的事件。

在新浪读书频道的网络调查中，截至记者发稿前，安妮宝贝也在年度散文家的提名中名列第一。

王安忆与阿来角逐“年度杰出作家”

根据终审规则，七位评委对每个奖项都进行两轮投票。第一轮从五位候选者中选出得票最高的两位；第二轮经过进一步讨论后，再从入选的两位当中投票决出最后的获胜者。征得评委会同意，现在抢先公布每个奖项进入第二轮投票的两个入选者名单。

在年度杰出作家一项，在逐个分析了获提名的五位著名作家之后，评委们普遍将目光集中到了以宏大的六卷本《空山》系列构造一部乡村史的阿来和以《启蒙时代》书写“文革”历史的王安忆身上。经过七位评委记名投票，阿来和王安忆两人以高票数成为最后角逐年度杰出作家的两位候选人。最终谁将获得本年度的10万元大奖，谜底将在4月13日揭晓。

根据同样的票选程序，年度小说家将在麦家和迟子建两人中间诞生；年度诗人的第二轮入选者为朵渔和杨键；年度散文家的候选人为舒婷和安妮宝贝；年度文学评论家的最后角逐者为陶东风和陈超；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则在鲁敏和徐则臣中选择。

在新浪读书频道的网络调查中，截至记者发稿前，年度小说家、年度诗人和年度散文家三项，与第一轮投票结果完全一致；年度杰出作家前两位为张承志和张炜，年度文学评论家的前两位为陈超和施占军，年度新人的前两位为葛亮和鲁敏。

据“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秘书长、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介绍，“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颁奖典礼将于4月13日下午在广州隆重举行，届时将揭晓获奖者名单。同时邀请之前五届的29位获奖作家连同评委、嘉宾、记者近百人一起出席这一盛典，共同见证“华语文学传媒盛典”走过的六年辉煌历程。

“华语传媒文学周”名家汇聚

据“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和“华语传媒文学周”的具体负责人谢有顺介绍，自4月10日起，为期七天的首届“华语传媒文学周”将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举行一系列文学活动，除了4月13日下午在中山大学小礼堂举行“华语文学传媒盛典”颁奖典礼这一核心环节之外，还将举行多个文学论坛，其中“中国当代文学高峰论坛”将有近百位文学名家出席，令人期许。另外，从外地赶来出席颁奖典礼的著名作家还将在中山大学等高校进行一系列演讲，之后，还将有“获奖作家东莞深圳行”等活动。

谢有顺简单介绍了这一系列文学活动的相关主题：“中国当代文学高峰论坛”的主题定为“失语与发声：公共空间里的文学写作”，将就社会转型期文学如何重返公共空间、面对现实发言等问题进行探讨，警惕文学的失语状态。另外三场文学论坛的主题分别是“以心声破恶声：现代世界里的文学与媒体”、“散文时代的文学道德”、“文学与生态”。谢有顺说，现在一些作家、批评家，正在丧失倾听心声的能力，而热衷于以“恶声”的方式说话，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以骂人、贬损人为乐，却缺少诚恳、知礼的话语风度———在这样的语境里，如何“以心声破恶声”，实为现代世界里文学与媒体的共同责任。另外，如何在文学写作中强调创造与发现、重视文学写作的物质生态和精神生态等问题，也值得作家们重视。

届时，包括从台湾专程赶来的余光中等著名作家，还将向广大文学爱好者发表精彩的演讲。

记者从“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组委会获悉，初定从全国各地来广州出席颁奖典礼和文学论坛的获奖作家和评委有：史铁生、莫言、格非、贾平凹、韩少功、韩东、林白、东西、北村、于坚、王小妮、多多、李亚伟、雷平阳、李国文、余光中、南帆、徐晓、李辉、陈晓明、王尧、李敬泽、张新颖、王德威、盛可以、须一瓜、张悦然、李师江、乔叶、王安忆、舒婷、马原、林建法、程光炜、程永新等人。此外，还将有数十家外地媒体派记者前来采访，再加上广东本地的作家、学者，多达一百多人，“这将是广州目前为止举办的最大型、名家最多的文学活动”，谢有顺介绍说。

在前天举行的2008上海世界音乐周记者会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著名音乐人何训田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曾创作出《阿姐鼓》等著名作品的何训田谈到当前火热的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时，坦言对余秋雨评委非常不认同，直言他对选手的考评“几乎就是一种刁难”。

评委对选手近乎刁难

何训田称自己对青歌赛综合问答及点评“很有看法”，“余秋雨是一个大学者，那些问题本身就是他的专业知识，对于他来说是常识性问题，当然可以口若悬河。但是拿自己的专业知识，去考那些选手，特别是那些从山寨来的原生态歌手，这是不公平的强势说教。”

何训田并指出，余秋雨式的“居高临下”点评，还在于他本身就是考题的设置者，早已“复习”了考题的答案。拿他的“长处”去比较弱者，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刁难。

选手遭受不公正待遇

本届青歌赛开赛以来，作为文化知识点评人的余秋雨，不管选手的答案是否正确，都要对每个问题进行展开解读，令不少观众炮轰其“兜售知识”、“喜欢显摆”，更有人称他是又一个话题人物“杨二”，也有不少观众对他点评中的失误揪住不放。

3月30日，压力之下的余秋雨在赛场忽然发飙，因为选手“临时磨枪”。认为如果选手赛前参加培训或只是死记硬背答案，而并不了解题目中的知识，综合素质问答就失去了存在意义。余秋雨说：“如果这种现象再放任下去，我就失去了每天坐在这里给大家点评的意义，那我就要退出青歌赛，我也会建议组委会取消综合素质问答这个内容。”

对此，何训田认为，即便选手“临时磨枪”，那些题的设置对他们也是不公平的，“评委早已磨好了枪，却不允许别人有所准备，这对选手来说是不公平的。要是原生态歌手也出道题让他回答，恐怕他也未必能够回答得出。”

对《狼图腾》最激烈的批评，来自德国汉学家顾彬。他说：“《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还有批评者说：“《狼图腾》满足了大众对简单通俗的历史观的需求，可以说是一种慷慨激昂的媚俗。”

50万字的《狼图腾》，有段话被引用得最多，“中国汉人崇拜的是主管农业命脉的龙王爷——龙图腾，只能顶礼膜拜，诚惶诚恐，逆来顺受。哪敢像蒙古人那样学狼、护狼、拜狼又杀狼。人家的图腾才真能对他们的民族精神和性格，直接产生龙腾狼跃的振奋作用。”

姜戎书中观点和言论，在网络上引发了巨大的争论，各持己见吵作一团。法国《快报》杂志评论（弗朗索瓦。布奈尔）说：“《狼图腾》是伴随着声声鼓点，在生态主义底色上绘就的启蒙小说，它所激起的热烈讨论尚未结束，包括在对地球的保护常常会与人们对生活略过于甜蜜的看法发生冲撞，以及西方不太接受的对狼的歌颂。”

2007年11月，由葛浩文翻译的《狼图腾》英文书稿打败了240部来自亚洲的文学作品，获得了香港亚洲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加拿大前总督阿德瑞纳。克拉克森（Adrienne Clarkson）的评奖词说：“这是部景观恢弘的小说，讲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内蒙古草原上的生活，对牧民与殖民、动物与人类、自然与文化等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有独具匠心的深切体会。”

姜戎不希望人们把《狼图腾》只看作是小说，他在意的也不仅仅是故事。“我用亲眼目睹的事实来揭露和批判农耕文明对草原的破坏，唤醒国人来反思我们民族的弱点，学习狼顽强进取、友爱合作，为争取独立自由，不屈不挠的精神。”

企鹅出版社的中国区总经理周海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像《狼图腾》这样的新奇故事，西方人很少碰到过，像一部风景电影，特别适合翻译成英文。应企鹅出版社要求，也为迎合西方读者的需要，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对《狼图腾》里的议论进行了删除，还去掉了小说背后的5万字总结。

2008年3月，长江文艺出版社获得在中国大陆地区授权发行英文版《狼图腾》。在故宫的《狼图腾》英文版发布会上，南方周末记者看到，在美国售价30美元的《狼图腾》到了中国，价格下降了约一半，变成96元人民币。

马英九赢得了选举，几乎所有人都说这是场“民主的胜利”，原因之一是台湾人民在这次选战中表现出来的高度理智。从前盛行的买票与“奥步”渐渐退隐，选后曾经会因愤怒而聚众闹事的群众也都静静归家。经过一轮政党轮替，过往长期执政又熬过了八年在野岁月的国民党，如今应该变得更谦卑，更懂得行使权力应有的戒慎之心；曾经由异见分子一跃成为掌政团伙的民进党，现在也总算尝过了手握大权的滋味和权力带来的诱惑，应该可以在未来的岁月里检讨己过重新出发。

然而，很多人赞赏这次台湾选举的理由却是：绿营等急独分子终于下台了。换句话说，是这趟选举的结果令人满意。且让我们问一个假设的问题：假如赢的是谢长廷，那是否就代表台湾民主没有胜利呢？假如台湾人选出了绿色的民进党执政，那是否就表示民主始终是一个不大好的制度呢？

没错，台湾过去八年来的种种乱象的确叫许多人看傻了眼，不少心仪民主选举的人都为此感到痛心疾首，大家盼了那么久的民主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吗？台湾著名评论家杨照曾经在《10年后的台湾》中说过一段令人感伤的话：“……我清楚记得，自己年少时候，被美丽岛事件与军法大审震骇，领受到那股历史性的悲剧感。国民党威权体制像只怪兽，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运动者。……我从来不曾自认是个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却悲剧性地预见：等时机到了，我这一辈的人会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与犹豫。去站在怪兽前面，被无所不在的极权系统监视、追捕、入狱。”台湾的民主就是这么来的，是由一代又一代像杨照这般的知识青年用自己的生命换回来的。可是，最后他却发现：“我们万万也没料到，民主制度建立之后，我们当年持守以信仰民主的价值，人的价值，文化的价值，所有崇高的、伟大的、深邃的、美丽的，竟然都被民主给扫进历史的垃圾桶里了……多么大的讽刺！”

如果连杨照这种曾经打算身殉民主的人都对民主感到心灰，我等隔岸观火的看客岂不更该深思民主何价？于是又有些抱持政治实用主义的论者，乘机指出民不民主为其次，只要政府确保国泰民安，领导层清廉有为，任何制度都是可以的。若说集权导致腐败，难道民选的陈水扁就很廉洁吗？可见民主实在保证不了什么。

正当大家都在关注台湾选举的时候，不丹这个小佛国的第一次大选却好像被我们忽略了。要说“和谐社会”，世界上恐怕没有比标榜“国民快乐指数”的不丹更和谐的了，虽然也有驱逐少数民族和限制资讯自由的事，但它大体上还是个人民生活安稳的地方。曾经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国王凯撒尔年轻英俊，深受国民爱戴，他一力推行民主选举，要把百年帝制终于己手。不丹国民不只不欢迎，还感到非常疑惑，“我们的国王那么好，为什么要民主呢？”铁了心的凯撒尔硬生生地把下属大臣训练成两个彼此竞争的政党，甚至命人“演出”一场“街头示威”，好叫百姓习惯民主生活（事后，有些淳朴的不丹国民居然受惊报警）。对于国民的不解，他的答案很简单：“你们今天或许拥有一位好国王，但是谁能保证以后的国王也会这么好呢？”诚哉斯言，就算现在的政府再好，谁能保证以后的政府也会这么好呢？陈水扁确实很糟糕，但民进党毕竟还是给人唾弃了，不是吗？这不就是民主选举的自我修正吗？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就算民进党再次赢得大选，民主的自我修正机制失灵，我们就能否定民主选举的价值了吗？过去八年以来，不断有人拿台湾当作民主的坏榜样，从高层的腐坏到底层的盲目，从媒体的恶俗到“立法院”武斗，一切问题都可以算到民主的头上。如果这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粗暴推理，那么我们还有另一种比较精致的诡论，那就是说中国文化并不适合民主选举。近年流行一种近乎清谈的“文化分析”，总是玄而又玄地高谈“文化特质”和“民族性”，总是动不动就从个别的现象迅速上升至“文化层面”，貌似很有深度，实则反映了基本社会科学知识的匮乏。我们真能如此简单地把民主失效归因于文化吗？

依据最一般的历史见识，我们知道现代民主其实是种很年轻的政体，而且远远未臻完善。美国的民主不是突然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早在独立以前，北美十三州已有过百年的地方自治经验。英国的民主更是从大宪章以来，匍匐前行地实验了几世纪，才有今天的格局。饶是如此，英美的进步人士仍觉得现行的体制缺陷重重，提出了种种对治的方法。例如针对当前公关手段横行，选民不熟悉各候选人政纲实质差异的情况，于是有了“审议式民主”的理论和投票前政策讨论日的建议。由于财团势力高涨，政圈权贵勾结商界精英的问题日渐肿大，所以才有左翼学者勾勒出种种代议政制之外的“激进民主”构想。可见即便是国人心目中最成熟的民主国家，也还大有改善的空间，我们又怎能奢求台湾地区在十几年间变得毫无瑕疵呢？

民主或者不民主，从来不只是有无之间的是非题；我们不能以为从威权体制到民主政体就是个从无到有的简单一跃，或者开电灯般地一按按钮就有了光。相反地，民主没有终点，它是一条漫长的演进过程。不只如此，民主也是一种十分脆弱的机制，一个业已民主化的国家不仅要面对种种问题，甚至还会往后倒退。因此，政治学界除了研究民主化的进程之外，近年也越来越关注“去民主化”这种昔日不受重视的现象了。

其实，单是从各路记者在台湾大选期间得到的透明化招待，与各派政治人物的开放态度，我们就该为台湾短短十多年间的变化感到讶异了。可别忘了，不过二十多年前，参加示威游行还是一件令许多如杨照这般反对派要打从心底发慌的大事。

台湾在过去十多年间产生的各类困难，多是民主转型的问题，多于民主体制本身的毛病。民进党和绿营分子喜用“ 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去包装诸如“中正纪念堂”更名等刺激民粹的行动，固然是滥用和误解了此一概念。不过话说回头，“转型正义”本身确实是很值得重视的课题，由威权体制蜕变为民主政治，一定会有许多前朝遗留下来的社会隐疾需要省思清理，绝对不是一两场选举解决得了的。例如民进党政府最爱用来“消费”国民党的党产问题、白色恐怖与“二二八事件”，这全是两蒋在位时埋下的政治包袱，民进党借之炒作固然不对。但要是国民政府当年早早自行了断党国不分的恶习，早早清理自己犯过的错误，连战和马英九等后人又何须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此受辱呢？台湾的民主实验充分显示出了转型的艰难。如果迟早要踏上这条不归路，那么一个具有威权性格的政府就该及早准备，明智并且负责地为未来铺下更顺畅的路基。

说到基础，很多人会说民主很讲究人民素质，以台湾当年的平均教育水准和财富积累，一路走来尚且跌跌撞撞，更不用说其它地方了。这也没错，实行民主是很考究人民的“公民能力”（civic literacy）；但我们又不能等到大家都把书念好了，考试也及格了，才开始试行民主。因为“公民能力”的培养，除了教育之外，更要依靠实践。例如“公民能力”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要素，理性沟通与妥协的能力，它不是从书上学来的，而是来自言论开放的环境中的日夜浸染，来自参与决策过程的经验积累。就像游泳，没有人是在陆地上学会游水的，你不大胆下水摸索，你就一辈子也别想成为游泳健将。

如果这回台湾选举的胜利者是八年来劣迹斑斑的民进党，顶多也只能说是台湾人民民主学步的临时顿挫，前路漫漫其修远兮。从这种历史的宽度来看，台湾人现在表现出来的成熟反而是奇迹了，社会变化的过程竟然可以快到这个地步。我想起了人人称羡的香港廉政，其实它也只不过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罢了，在我成长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香港还是个警察四处索贿的地方，你能够相信吗？政治的改革，社会的变化，固然要放在足够长远的尺度下衡量；可一经启动，它有时又会迅速得出人意表。

印度在很多关口上，几乎完全靠甘地个人的魅力和意志挡住了暴力革命的洪流

幸运的是，甘地的主要政治对手是遵守基本文明规则的英国人。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甚至在南非，他都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抨击政府的文章。即使被关进监狱，也能受到文明的对待，这在很多国家可以被当做是奇迹。

甘地的妥协是对对手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善意，他不愿意用强权让对手屈服。甚至在己方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他也会针对哪怕对手的一点点让步给以最大的善意来回应，甚至主动作出让步，以致无数次让他自己的同志都怀疑他是叛徒。

甘地以几乎单枪匹马的努力，挡住了仇恨和报复的嗜血波涛，以个人信念为一片土地和它的人民在苦难煎熬中的重生之路带来了温润的道德色彩；他所崇尚的宽容和妥协，他对野心和暴力的憎恶，为印度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矛盾极为复杂的多元社会向现代民主体制的转型和制度化营造了适宜的文化土壤。

至今甘地被称作“非暴力不合作之父”，毫无疑问他是第一个把非暴力不合作的理念提升到如此实践和哲学高度的公民领袖。从马丁。路德。金到纳尔逊。曼德拉，都从甘地身上获得过启发。

非暴力不合作的局限

甘地的灵感之一来自梭罗。梭罗说：“一个人如果认为国家的法律是不公正的，就有义务拒绝服从它。”他的著作在中国被翻译成《公民的不服从》，而实际上更准确的翻译是“论公民不服从的义务”（onthedutyofcivildisobedience）。秉持这样的信念，意味着面对不义的强敌，既不屈服于敌人的意志，捍卫自己的尊严，又体现仁爱与宽容，在道义上让统治者屈服，并最终弃恶从善。

1930年4月6日甘地在海边俯身抓起一把海盐，被很多人称作他一生中最经典的镜头。那是为了抗议殖民政府的食盐专卖法，甘地和他的78位弟子们发起，数以千计的人随着从德里到Ahmedabad游行达400公里，被称作“食盐长征”。英国当局最初只是看热闹，但当势头越来越大以后，便急于挥舞警棍去镇压。但打倒一批，接下来就有人顶上去。当记者把这一消息传遍世界，当世人看到甘地跟随者的克制和严格的纪律，任何宣称印度人素质低下、不配享有自治的言论就不攻自破，成了赤裸裸的谎言，那可说是号称文明世界代表的大英帝国最斯文扫地的时刻。

有人认为甘地号召的非暴力不合作在用另一种方式展示人民的力量，用礼貌的方式表达威胁：我们的人可以填满你的监狱，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的行动。这种理解并不能算错。但甘地自己强调他的本意并不是威胁谁，而是表达“我很在意这件事，以至于我甘愿承担法律的惩罚，包括被关进监狱，牺牲我的自由，让你来理解我有多么在意这件事。因为只要当你见识到我的深度关切和我‘文明’的姿态，你就会不得不改变你对我的看法，而调整你顽固、不正确的态度，并且让我来帮助你理解我的事业的正义性。”不要忘记甘地不单是人所皆知的公民运动领袖，还是一个在大英帝国受过系统教育的律师。他要求他的跟随者，无保留地尊重即使不义的法律；强调只有高度尊重法律的人，才配投身公民不服从运动。他不允许他的跟随者用身体去阻挡别人；不允许辱骂；不允许毁坏物品；甚至不允许有秘密策划的行动，一切都要公开。

甘地的信念如此坚定，以至在很多时候显得迂腐，尤其在二战中，他对国际局势发表了不少善意的意见，今天看来却不乏怪诞。比如他劝告捷克人、波兰人和犹太人，以非暴力的力量反抗纳粹；当丘吉尔呼吁国民奋起抗击纳粹时，他竟倡导：“你们可以邀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随意征服你们的国家，征服你们被称作为属地的国家。你们也可以让德国人跨上你们的美丽的宝岛，占领你们的无数富丽堂皇的名胜古迹。让他们任意占领吧，但你们决不可丧失心志。”他还曾在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发表声明，敦促埃塞俄比亚人要“任人宰割”。他解释说，任人宰割的结果比反抗效果更大；当维西政府向纳粹投降，他又赞扬其“接受不可避免的结果，拒绝作一场愚蠢的屠杀的帮凶”的勇气；甚至试图用自己的道德力量去打动希特勒，为此专门写信，希望希特勒“意识到人类的痛苦”。信件被英国当局拦截了，不然恐怕还会闹出更多笑话。

这恐怕只能解释为君子心度小人腹的一腔热诚，而幸运的是，他的主要政治对手是遵守基本文明规则的英国人。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甚至在南非，他都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抨击政府的文章。即使被关进监狱，也能受到文明的对待，不仅依然可以与外界通讯无阻，甚至可以与在另一监狱的尼赫鲁互发电报，这在很多国家可以被当做是奇迹。

甘地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经历并不能普遍复制，对于对手非暴力的善意是需要条件的，当缅甸的僧侣倒钵请愿时，他们所展现出的谦卑和克制正是非暴力不合作精神的体现，而他们所反抗的邪恶，却没有可以对话的文明基础可言。

不合作的实现还需要社会对消极自由的基本确认，当一个人可以非经审判而被剥夺自由甚至被处极刑，对此非但不能抗议，反而要人人过关表态支持，连沉默的权利都不可得，这种条件下任何形式的不合作都是困难的。不过甘地的理论从原理上讲也很难说是错误的：即使最不义的统治，也无法不依赖被统治者的合作而继续。这使我们可以认识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就像从佛教的角度理解“文革”这样的浩劫，这并不能只怪哪一个统治者，而是整个人类的共业。

伟大的妥协家

有很多理由可以证明甘地不具备搞政治的基本素质，很多人都相信，政治的核心议题是夺取并控制权力；随机应变的实用主义是政治的最高原则。我有时突发奇想，假如生在中国，甘地这种对道德准则坚持到偏执地步的领袖，恐怕会比宋襄公遭到的嘲笑还要多。

而偏偏历史就选择了这样一个人来领导印度建国。如果历史可以重新沙盘推演，印度的道路或许会根本不同。几乎跟中国同时，印度就有了共产主义组织，也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并获得了支持。印度有大量的农村贫困人口、长期受压迫的部落民以及低种姓阶层，他们都是革命思想天然的接受者。而独立前印度也大约有四万万同胞，统治印度的真正英国籍“皇军”不过几千人，绝大多数都是印度裔“伪军”，更不要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人自顾不暇。那个时候印度的革命条件比中国更加成熟，我在印度就听到一个人恨恨地说：“要不是甘地这老家伙，印度革命早成功了。”

确实，印度在很多关口上，几乎完全靠甘地个人的魅力和意志挡住了暴力革命的洪流。1922年2月4日，印度联合省戈拉克普尔地区乔里乔拉村村民示威游行，警察开枪射击，直至子弹射完才撤回警察局：愤怒的农民纵火焚烧警察局，使22名警察丧命，殖民政府又进行镇压。就在全国上下情绪沸腾时，甘地要求国大党停止不合作运动，以恢复社会秩序。甚至他的同志都觉得他疯了，人民群众刚被唤醒，敌人的暴行正是鼓舞革命激情、让星星之火燎原的大好时机，怎么能停下来呢？甘地于是宣布绝食，因为他不愿看到用走向仇恨的方式来唤起民众，最后国大党只有遵从。

但根植于甘地内心的一贯信念是，只有用尊重和善意才能赢得对手的转变。甘地把这称作satyagraha（真理的力量）。他所期望的民族解放不是权力的更替而是文明的胜利。1931年罗曼。罗兰试图说服他相信苏联是“全世界的希望”，甘地却指出那是以暴力为基础的，而任何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统治都不可能持久。他经常在他的追随者因挫折而气馁甚至急躁的时候，警告大家：不要相信暴力学说；一旦那些造反者掌权，他们会自然延续他们已经习惯的暴力手段，最后把国家管理得像一个集中营。1946年他与他的传记作者路易斯（LouisFiscer）谈他的社会主义和苏俄模式的区别：一个自由的世界，并不是他们的愿望。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将精神降低至奴化程度的制度。当然他也受到对立面的批评，比如斯大林1930年在联共十六大上说：“至于甘地一类的帮手，那么沙皇政府也有过一大群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妥协分子做帮手，但结果也不过得到狼狈的下场而已。”印共也发表《印度共产党行动纲领草案》，定性甘地为英帝国主义和印度资本家一贯的同盟者，破坏并出卖了人民的斗争。

从1919年阿姆利则惨案开始正式谋求印度独立，到1948年建国，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奋斗。在很多人眼里，这个进程实在太漫长了，而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在一些关键时刻，甘地作出了不大符合常人逻辑的独特选择。

前面提到的1930年“食盐长征”，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给殖民政府的威信和合法性以沉重打击，英国当局的武力镇压无效，按理说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大好时机。结果就在1931年3月5日，甘地与英印政府总督欧文勋爵签订了《甘地—欧文协定》（即《德里协定》）。甘地同意完全停止不合作运动，并派代表参加国大党曾抵制的伦敦圆桌会议。欧文则同意恢复国大党的合法地位，释放除“暴力罪”之外的全部政治犯，停止对群众运动的镇压，废除戒严法令，有关恐怖活动和“共产主义威胁”的法令除外。而不可思议的是，经过这样一番奋斗，英国殖民政府依然垄断食盐生产。这个协定受到包括尼赫鲁在内的大多数国大党领袖和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想不通，在这么有利的时机反而接受妥协，那当初苦苦奋斗为了什么？但因为甘地的顽固坚持，国大党最后还是在1931年12月的卡拉奇年会上通过了承认《德里协定》的决议。

我们往往熟悉甘地作为一个号召者和鼓动者的卓越才华，这在很多革命家身上都有体现。而在我看来，甘地最不可思议甚至独一无二的品质，其实是真诚的妥协精神。这种妥协不是出于策略需要，不是弱势条件下的权宜之计，不是不得已时优雅地握手言欢，甚至卧薪尝胆，一旦得势就翻脸不认人；甘地的妥协是对对手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善意，他不愿意用强权让对手屈服，甘地说：“我本质上是一个倾向于妥协的人，因为我从来不敢肯定自己占有真理。”甚至在己方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他也会针对哪怕对手的一点点让步给以最大的善意来回应，甚至主动作出让步，以致无数次让他自己的同志都怀疑他是叛徒。

前面提到的安倍德卡，很多次不留情面地把甘地和国大党骂得灰头土脸，但当印度建国时，甘地坚持提名一定要让安倍德卡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还有穆斯林联盟的领袖真纳，他是甘地后期最主要的政敌，他称甘地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一位印度教的福音传教士”。在殖民统治即将结束的最后关头，他坚持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当时信奉印度教者占人口的绝对优势，更不要说政治经济地位，如果诉诸民族情绪，大印度主义应该可以完全占上风，而这时甘地对蒙巴顿提出的方案使所有人都震惊。他提出：可以把整个印度交给穆斯林，但千万不要分裂印度。请将三亿印度教徒置于穆斯林统治之下，委托真纳组建政府，把英国的主权移交给他们。

只是到最后，当甘地看到全国各地在宗教极端分子煽动下的相互仇杀的暴力，他不得不痛苦地同意了印巴分治。而划界分裂的过程中，双向迁徙带来的痛苦又进一步刺激了宗教种族冲突，印度政府的一部分官员甚至打算扣押巴基斯坦政府按照分治协议该得的五亿五千万卢比的资产。两个国家就要建立了，新的政府班子已经建立，政治又恢复了“常态”，各个利益集团都打着自己的算盘，牟取最大化的利益，似乎没有人再爱听这个喋喋不休的老头唠叨了。

为了呼吁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和解，1948年1月12日，甘地又一次宣布将绝食“至死”，这是他一生16次绝食的最后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施展非暴力的魔力，用自戕来恳求他的同胞，告诉他们对和睦和宽容他有多么在乎。电影《甘地传》里有个镜头，尼赫鲁跪在地上，流着眼泪请甘地进食。但甘地的态度是，如果同胞们还在相互仇杀，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毫无意义。当甘地生命垂危的消息传遍印度，奇迹降临了，整个国家终于从亢奋和仇恨中安静下下来，六天后，印、穆、锡克三个教派的代表都承诺放弃暴力，甘地才结束了绝食。

今天很多人从甘地的言行思想轨迹中，会发现他理想中的社会，其实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一个奇迹般的事实是，正是这样一个奇里斯玛型的领袖，很多次以几乎单枪匹马的努力，挡住了仇恨和报复的嗜血波涛，以他个人信念为一片土地和它的人民在苦难煎熬中的重生之路带来了温润的道德色彩；他所崇尚的宽容和妥协，他对野心和暴力的憎恶，为印度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矛盾极为复杂的多元社会向现代民主体制的转型和制度化营造了适宜的文化土壤。

60年前的1月30日，甘地像往常一样参加晚祷会，祈祷各种族宗教的和睦尊重，这时一个装作来行礼的人，掏出枪顶住甘地的心口连开三枪，这个人早年是甘地的追随者，并为独立运动蹲过监狱，后来认为甘地出卖了印度教徒的利益。甘地倒下去的时候发出像是感慨的最后叹息：“神啊！”

在人类追求尊严和解放的历史上，会记下甘地的成就，甘地的无奈。

甘地不朽！

“自由公正”意味着“你可以上，我也可以上”，而且要按照同等的合理的规则上。

俄罗斯、伊朗和台湾这几个地方有什么共同之处？它们在2008年3月都有世人瞩目的选举。

选举正如电视剧，有好看、难看之分。好看的电视剧有什么特点？有悬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台湾选举比俄罗斯、伊朗的好看。选举之前，虽然绝大多数人预测国民党马英九会得胜，但由于族群冲突余温未消，加上西藏问题节外生枝，很多人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还是疑虑重重。相比之下，俄罗斯的总统选举毫无悬念，从去年普京牵手梅德维杰夫亮相的那一刻开始，全世界人民就知道了谁会当选总统。至于伊朗的国会选举，在神职团体“护国议会”的护佑下，保守派势力“再次赢得国会绝对多数席位”也不足为奇。

选举缺乏悬念，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某个政党以及候选人众望所归；另一种则是，地球人都知道，背后有人“操作”。不幸的是，俄罗斯和伊朗的选举不好看，都有后者这个因素。伊朗作为政教合一的“半民主”国家，神职团体“护国议会”有权对候选人进行过滤。于是，1700个具有改革倾向的参选人——也就是1/3的参选人——以“对伊斯兰革命不忠诚”的名义被“过滤”掉了。俄罗斯的反对党同样在选举前遭到政府的围追堵截，很多位反对党成员收到恐吓电话，一些有力的参选人，比如人民民主联盟的Mikhail Kasyanov，干脆被禁止参选。自由派的媒体要么被政府关闭，要么被驯服。其实，即使没有这些“猫腻”，梅德维杰夫在俄罗斯、保守派在伊朗支持率也很高，但这就使他们的“猫腻”显得更奇怪了——既然不需要怎么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怎么地，为什么还要怎么怎么样呢？

相比之下，选举有悬念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真正的政党竞争正在展开。学界对民主化的共识是：“自由与公正的选举”是民主的基本标志。正是在“自由公正”这一点上，台湾走在了伊朗和俄罗斯前面。众所周知，选举几乎世界各国都有，但是民主却不是每个国家都有，选举和民主之间的距离，就是“自由公正”这四个字。“自由公正”意味着“你可以上，我也可以上”，而且我们要按照同等的、合理的规则上。在伊朗和俄罗斯，我们看到的却是“我可以上，但是你不可以上”，或者“我可以跑步上，你却只能迈着小碎步上”。

可能有人要问，台湾的民主竟然还是民主化国家的榜样？今天我骂你爹搞外遇，明天你用30万根蜡烛拼“屁”字，鸡飞狗跳，乱象丛生，这样的民主，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其实不然。检验一个民主制度成熟度的标准，并不在于有多“乱”，而在于这些“乱”能否在法治的框架里解决。分析台湾政治这几年里重大政治危机：“3.19”枪击案、陈水扁家族腐败案、马英九的特别费案等等，我们发现，不管事情闹到多大多丑陋，事情的解决终究还是在法治的框架里，而不是像巴基斯坦那样靠暗杀政治家，或者像伊拉克那样靠军阀混战解决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台湾之乱甚至是好事，因为正是在这些乱象中，权力机构学习了如何相互制衡，民众学习了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利，而政党和政治家也学习了如何谨慎、透明行事。“公正自由”四个字，实际上是各国民主化的瓶颈。历史表明，民主国家的很多政治危机都是一个起源：由于选举的不够自由公正，失败方不能接受选举结果，并因此引发冲突甚至内战。最近的例子包括乌克兰、刚果、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肯尼亚等等。就拿肯尼亚来说，2007年底的选举出现舞弊，反对派拒绝接受选举结果，2008年初对抗引发暴力冲突，导致一千多人死亡。相比之下，由于台湾选举相对自由公正，失败者也心服口服，所以谢长廷才会在败选后说：选举的失败是我个人的失败，不是民主的失败。这个态度表明，台湾社会已经把权力当作公共财产，而不是私人或者政党财产。

3月底其实还有一个举世瞩目的选举——津巴布韦总统选举。这个选举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全世界都很好奇，当了28年总统、已经84岁高龄的穆加贝，在把一个非洲之星折腾成一个失业率高达80%、通货膨胀率100000%的国家之后，是否还能以民主的名义当选。虽然穆加贝在津巴布韦几乎已经人神共愤，从选票而言不可能当选，但是军方表示他们坚决效忠穆加贝，同时还有流言说，政府多印了350万张假选票。所以，如果最后穆加贝这次还能“顺利当选”，那就真是非常难看的胜利了。

（作者为剑桥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