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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于埋头研究自己的选题，不知从哪天起，居住的院子门口挂起了一张牌子，黄铜的，上面嵌出一行黑色的字：”进入电子监控区”。牌子挂在从门房进出的侧门上方的栅栏上。居住的院落是1980年代后建起的那种典型的机关大院，里面是办公宿舍一体的院落。院落临街的一面，被建成两层的门面，出租给店铺赚些钱贴补机关内部支出。”进入电子监控”的警示显然不是针对门口沿街店铺，而是针对院子里面的。进到院落里，进门的右边是办公大楼，左边是并排而建的两栋家属楼。我住在左边靠西的一栋里，回家需要先左拐，从家属楼与门面楼夹起的短巷中经过。进大门后左拐的拐角上方，离地约三米五的墙上，不知何时，静悄悄地，竟有一个监控探头在监视着院落。那是个圆且硬挺的家伙，约三十厘米长，银灰色喷漆均匀且精致，由一支支架直直地固定在外墙上，圆形的最前端，铸成从下至上的弧形，挡住雨水和直晒的阳光，仰首望上去，眼球能接收到圆形玻璃反射的黑黝黝的恐怖的光。这光让你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包括此刻的仰视，都在它的监视之下。

短巷很短，只有大约不到二十米，走到头就只有向右拐弯，因为尽头是门面房与煤棚连起的直角，向前，向左都是墙壁，是没有路的，惟有向右拐才有路，回家的路。家属楼的每个单元的门洞，就开在煤棚前面的过道上。煤棚就是附属在家属楼后面的一长排平房，其中也有属于我的一间。门面房与煤棚连起的直角处，在离第一个监控探头十几米的墙上，也有一只监控探头，静悄悄地埋伏在那儿很长时间了。它被安装在门面房的墙上，与煤棚平行，正对准煤棚前面的过道，离通往我家的西单元第一个门洞，只有约十米的距离。我经常想，通过它，我裤子的拉链哪天忘了拉上，也许都会被人看得一清二楚，并成为偷窥癖者暗中讥笑的笑料。

每次进出家门，我几乎都会不自觉地联想起奥威尔的著名小说《一九八四》，想起温斯顿与裘利亚最后一次做爱时，墙壁上被撕掉伪装的那个致命的电幕。

二、

有朋友建议，找个墙头顽皮小子，用弹弓把探头给干掉。我没有采纳。原因是，断定两个监控探头都是冲我而来的，目前还没有证据。不能肯定它们是冲我而来的，就把它们给废掉，未免有自作多情之感。我一个普通公民，民间学者，不以”篡党夺权”为志，只以探求真理为乐，为民众伸张权利在我眼中是体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最为可取的方式，虽然经常批评共产党，但那只因为我认为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与执政理念多是谬论和谎言，认为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属于”篡民夺权”，而且我的言论自由权是得到共产党的宪法承认的。我自认为不是什么重量级政治人物，共产党当局如果过于”赏识”，在我是”受宠若惊”，在它，则未免小题大作了。

目前我只能这样认为，两个监控探头是为了保护院子里全体居民的安全而安装的，因为此前院子里确实经常发生被偷盗的事件，我家的大门就曾被人踢开过。当时是中午，我们全家都在家里，踢破我家大门的人，见屋里有人，立即就转身跑掉了——我对加强治安持赞同观点，因为治安直接关系到我和我家人的安全，我对把力气用在维护治安而非侵犯人权上的警察，也一向持尊重和支持的态度。然而，即使是为了我们的安全，也不可以擅自作主对居民区作如此严密的监控。安装这些探头时，没有问过我同不同意。如果勉强说大门口的一个是为了防盗，那么，第二个，直接针对居民进出的探头，就毫无必要。院落是家庭的延伸，在这儿势必涉及到部分隐私权。我根本就不同意自己在院落里的一切活动都被不知名姓的人们尽收眼底，根本不愿意自己何时回家、何时出门、何时长期不在本地、何人来访等等被他人悉数掌握，更不愿意自己的某些疲态、窘态、醉态等等隐私都被别人记录在案。

警察是负责维护社会安全的，我们作为公民，却没有这个责任。警察无权把这个责任转嫁给我们。我们在回到私人性空间中时，需要负责的是自己与家人的生活自由和幸福。警察是公民花钱聘来为公民服务的，而不是花钱请来捆绑自己的。确实，这些年来随着国家里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社会治安也日趋繁重，警察为维护安全采取某些必要措施我并不反对，但是，我们不是为了国家和社会安全而活着的，安全仅仅只是生活中最基本的需要，而不是生活的目的和全部，保障安全的任何措施不得侵犯人权，除非得到公民明确授权，否则，影响到公民私生活的安全措施就不得采取。我们的生活，与生活直接相关的环境，只能按我们自己的意愿来设计安排，而不能按警察的意愿。因为按照警察的意愿，国家和公民的一切都应该服从安全的需要，并进而服从于警察的主子维护特权的需要，除非把整个国家变成监狱，否则总有安全隐患。如果我们按警察的需要而生活，除非甘愿成为服服贴贴的囚犯，否则总有让警察不顺眼的表现。

朋友急急地跑来说，有个江苏南通的拆迁户想在“两会”期间去北京上访、自焚，要我帮忙想想办法，别让她出事。这可给我出了难题，望着朋友焦急的神情，只好坦言：“最多只能写篇文章讲一下，但文章不会有几个人看，看了也不起作用。”朋友却大喜过望：“能写就好，能写就好。”说着已摸起电话，给远在南通的拆迁户张华打过去。就这样，我被迫卷入张华的拆迁案件。

由于我果断而“权威”的承诺，电话那边，张华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但我知道，这一平静的后果要由我来承担——无论我是否有能力帮她，我都没法摆脱这件麻烦事了；即使在任何一点上我都不能帮得了她，我也只能和她一起承担由强拆带来的灾难。

最后，因为担心其情绪出现反复，朋友和我商量的结果是先答应她的要求：过来与我们见面。

放下电话，从朋友手里接过一大堆材料——这足以让我读上整整一天，可不是件轻快活。

她第二天就坐车赶过来。见面先带她去吃饭，然后安排她住下。稍事休息，便开始了对她的“采访”。坦白地说，我有些不耐烦：她的情绪依旧激动，而且有些语无伦次，经常由着某个话题一直讲下去，事实陈述和道德谴责混杂在一起，让我很难从中理出一个头绪。最后，只好打断她：“我问你讲吧，不要扯太远。”

我不耐烦的原因其实还有一个。近期接二连三地接触了一些强制拆迁的案例，比较而言，南通市港闸区秦灶乡的拆迁补偿标准不算最低——给张华的补偿是每平米850元，再以相同的价格提供相同面积的安置房，而我在宜兴省庄村见识到的行情是每平米330—370元，而且不负责安置。与省庄相比，张华所在的八里庙村占用耕地的补偿也比较高，按人头计算，每人4万元（未成年者的补偿是1万2千元）；省庄的补偿标准大约是每亩1万元，由于人均耕地少，耕地占用的补偿款微乎其微。

两相比较，我隐隐感觉到张华有点贪心不足。按照南通市房产管理局裁定的补偿标准，张华的房屋可以得到13万多元的补偿，加上占用耕地多得的5.2万元（离婚后，张华与儿子张炜奇一起生活），买下一套100平米的小产权房后，还能剩余几万元现金，如果给省庄村民这样的补偿标准，他们肯定会高兴地跳脚了。

因此，对张华如此激烈地反对强拆，我是有些不理解的。但正是由于这样的不理解，我对这一拆迁案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下决心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或许是因为“斯德哥尔摩征候群”的影响，我甚至存了这样一份心思：如果我能站在客观的角度证明张华不过是个无理取闹的“刁民”，岂不是可以借此给“两会”一份特殊的献礼？

几天下来，看资料、与张华谈话、与张华的诉讼代理人谈话、向张华的乡亲们了解情况，终于把南通市港闸区秦灶乡八里庙村村民张华的拆迁事件理出了一个头绪。

张华是八里庙村村民，离异后与儿子张炜奇、母亲金淑勤一起生活，但严格说来，张华并不是金淑勤的家庭成员，金淑勤的另外两个家庭成员是儿子和媳妇，只是由于两家的房子连体而筑，共同劳作，部分财产难以完全分清权属。

2007年3月，南通市港闸区政府为将南通市科技投资集团公司搬迁，决定征收八里庙村宅基地和基本农田332亩，为此，南通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先是承诺向搬迁村民提供怡园北村的低价安置房供被拆迁人选择，购房面积小于或等于拆迁时的合法建筑面积的，该部分面积的基价为1700元/平米（层次费另计），后来却单方面更改为向村民提供“集居房”，即小产权房，这是拆迁冲突的根源之一。

南通市科技投资集团公司（原南通纵横国际股份公司）使用八里庙乡土地的方式为征收，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按照《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南通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占用八里庙村土地从事工业项目，显然并不属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不应由当地政府征收八里庙村土地进而出让给南通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更重要的是，而《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基本农田的征用，须由国务院批准，南通市港闸区政府显然想越过这一不可能逾越的门槛，于是，他们想到了一条妙计：良田撂荒，也就是说，先把正在种植庄稼的基本农田故意变为荒地，以“其它土地不超过七十公顷”可由省政府审批的规定，使项目“合法化”。于是，2007年6月份，在油菜收割之后，当地政府严令禁止农民继续在土地上耕作，开来挖土机进行作业，试图使耕地彻底荒芜。村民阻拦对基本农田的破坏行为时遭遇暴力殴打，张华的母亲金淑勤被打得昏厥在地，这深深埋下了张华一家与政府和开发商的对立情绪。

以上两点足可以证明这一建设项目用地的非法性，法律意义上，村民具有反对土地征收的充分理由。但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社会观察者，我不想在这一点上过多指责南通市港闸区当局，在承认张华及八里庙村村民完全具有“不合作”权利的前提下，我想，多数人都很清楚，法律在中国的效力抵不上任何一条上不得台面的潜规则，尽管国家一再强调要守住18亿亩的耕地红线，但在比比皆是的农村耕地征收及拆迁案例中，我看不到中央政府认真坚守这一红线的意志和行动，更不相信行政、司法机关具有严格维护《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的决心。近期以来，我先后了解了四、五起农村耕地被侵占案件，其中有些案件被公开报道过，但根本无益于阻止政府和开发商的圈地行为——现代信息传播条件下，请不要告诉我中央政府不知道这些事件的存在！

因此，过分执著于南通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占地的“非法性”其实是浪费时间，中国的很多法律，制定出来就是为了被违反的，没人会把它当回事，至少权势者不会在意这些法律的存在。那么，现实情况下，在当地政府作出“征收”土地的决定之后，对农民来说，地方政府的行为合法不合法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征地和拆迁的补偿，农民没有能力依法守住他们的家园，但总有希望获得相对公平的经济补偿，使生活在征地和拆迁后仍然可以维持下去，2008年3月8日，正在北京出席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物权法起草人之一、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也承认，目前发生的大量拆迁纠纷，仔细研究后会发现，多数的老百姓并不反对拆迁，主要还是补偿不到位。

张华和金淑勤家经济一直十分困难，近年刚刚有所好转，联体的二层小楼是全家多年的心血，也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除此之外，他们还有2.88亩粮田、一亩多菜地、二亩多鱼塘以及栽种在自家院子里的100棵银杏和两颗百年树龄的大枣树。其中的粮田可以供他们基本的粮食需要、菜地每年有15000—20000元的收入、果树每年有接近10000元的收入、鱼塘每年有6000元左右的收入，由于处在南通近郊，城镇化程度已经很高，蔬菜、鱼和果品都很容易销售，到了蔬菜成熟的季节，金淑勤整天坐在菜市场卖菜，家人负责给她送饭，虽然比较辛苦，但由此带来的收入足可使他们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因此，他们实在不愿意面对由拆迁带来的这种生活变化。他们很清楚，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将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作为失地后的新一代城市居民，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无法预知，在他们被迫搬到五公里之外居住后，生活状态的变化将使金淑勤失去谋生能力，而初中学历的张华也必须到工厂里找工作谋生。那是他们所不熟悉的生活。看得出张华对于过去生活的留恋，在与我的谈话中，张华不止一次地叹息：“那么好的一个家，再也没有了。”

比这种变化更让人担心的是安置房的性质。中国的土地分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由于这种土地的二元制，农村土地的价值远低于城市土地，但土地证、房权证齐全的两层小楼是完全符合现行土地、房屋法律的合法财产，安置房的小产权房性质却充满了不确定性，作为新一代城市居民，张华和她八里庙村的乡亲必须搬迁到五公里外建筑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上面的小产权房里，也就是说，拆迁之后，他们成为居住在农村土地上的城市居民，一群“非法居住”者。如果将来再次面临拆迁（由于城市的快速发展，这种可能并非不存在），这些居住在农村土地上的“城里人”恐怕就不能象今天这样理直气壮地维权了。

失去赖以维生的土地后，作为新一代城市居民，他们还必须面对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就是很可能在新的环境下长期失业，但港闸区却不依据《物权法》的规定“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给他们以最低生活保障，如果农民要求得到最低生活保障，则需要把全部土地补偿费（每人4万元上交），这样一来，拆迁补偿便不足以购买小产权房（含层次费）、装修、车库（储藏室）和物业管理费（购房时需交齐三年物业管理费）。《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很显然，土地补偿费与社会保障费用不应是二者必具其一的关系。

对房屋面积的计算也是村民不满的原因之一，农民住房的面积一般均大于房权证上的面积，比如说，张华的房屋面积是108平方米，而房权证面积仅86平方米，按照这一面积提供的安置房还需要抛去相当一部分共摊面积，这就使其居住条件大大降低。另外，原房屋中的厨房、厕所等，均不计入补偿面积，也让村民觉得难以接受。

对张华和金淑勤来讲，100颗银杏仅补偿3000元、枣树和鱼塘不予补偿也让她们觉得“吃了大亏”，如果参照土地管理法“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计算，对100棵银杏和两棵大枣树的补偿费应在6万元以上，目前的补偿标准仅及其二十分之一；至于承包期30年的鱼塘为何不给补偿，张华说不清原因，她认为这是当地干部欺负她们“孤儿寡母”，因为另外一户村干部家的鱼塘得到了补偿。

更重要的是，港闸区的拆迁补偿标准显然没有考虑当地的考虑经济发展和物价上涨因素。南通是一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伴随这种发展，房价的上涨速度十分惊人，目前南通的房产价格已与多数二线省会城市持平，在这样的房价压力下，总共不到20万的补偿费确实太少，如果拿这些钱买商品房的话，恐怕连30平米都不能买到，而南通市科技投资集团公司原本许诺的怡园北村低价产权房又只是一个美丽的泡影！

2007年7月2日，张华、金淑勤支付律师费2万元后，与某律师事务所签定了《聘请律师合同》，由该所律师代理诉讼南通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拆迁安置纠纷一案。这类案件的诉讼结果大都可想而知，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律师事务所接手此案后并不用心，因为无法立案，律师来过两次后就再也没了踪影。到了这时候，张华、金淑勤等村民除了坚持不在拆迁安置协议上签字以外，已经没有其它手段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面对拆迁公司的暴力威胁、打砸民宅、断水断电，村民认为成本较低而又唯一可行的维权之道便是上访。张华曾经去北京上访，也曾去过南京上访，但均无效果。2008年1月31日，张话的上访还给她招来了一场灾祸，当她带着放寒假的儿子到南京上访时，被南通市驻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截访回南通，关押五天四夜，同一时间内，12岁的儿子也被单独关押。

2008年2月20日，张华和金淑勤的房子终于被强拆，这时候她们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尚未有裁判结果。由于拒不离开自己的住房，金淑勤被拆迁公司和乡政府工作人员带走，此后受伤，一根肋骨被打折，至今躺在医院。2月22日，张华12岁的儿子张炜奇被沿河桥小学强行赶出学校，至今只能在某地一家小学借读

一家三代同时成为强制拆迁的受害者！。

在八里庙村的征地、拆迁中，要找出地方政府、开发商、评估机构的违法违规之处是很容易的，但没有人可以制止这样的违法违规。如果没有整体法治环境的改善，张华的抗争难以奏效，所以我劝张华以寻求增加补偿为唯一现实诉求。目前法治状况下，其它要求是一种奢望。上访被抓回之后，当地政府领导也曾与她当面讨论补偿条件，但由于双方对补偿金额的心理预期相差较大，地方政府不肯对补偿金额做出实质性调整，这样的协商最终是没有结果的。从那以后，张华经常表现出情绪化的一面，动辄就要以死相拼。考虑到她个人的生活压力和深深挫败感，我知道自己很难改变她的悲观情绪，只能不停地给她打气，希望以时间的流逝来增强她对于现实的接受能力。面对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村女子，我只能劝她理性维权，因为我了解这个政权对于那些“顽固分子”的打压力度。

但是，寻求一个较为合理的补偿，不正是张华唯一的目的吗？如果能有合理的补偿，谁愿意做这样一个无家可归的上访户？

张华的义务诉讼代理人倪文华认为，目前对于农舍拆迁的不成能够普遍过低问题必须从法律层面上引起关注。“有人认为，农民建在宅基地的房屋成本低，故只能按低于城市房屋补偿的标准予以补偿。这种观点在法律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撇开八里庙村土地征收的非法性不谈，倪文华认为，对于农舍的拆迁，第一步要将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这时的农舍处于国有土地之上，相当于城市的房屋，如果一方面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拆迁，另一方面又不按城市房屋拆迁标准对农舍进行补偿，在法律上和逻辑上都说不通。

而且，倪文华认为，对于农舍的拆迁仅按城市房屋拆迁标准进行补偿是不够的，还应当给与其他的补偿。对原农舍进行拆一还一的标准进行补偿，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合理，但忽略了对空间的补偿，农舍前后有空地（包括一些建筑在自家内的无证房产），可放置杂物，停放车辆，而城市小区的车库停放车辆是要收费的。对农舍周围的空地，当然应予足额的补偿。

目前，倪文华先生仍在试图用法律手段维护张华的权益，出于对倪文华先生代理此类案件的经验和成功记录，我认为张华的法律维权之路理论上并未完全被堵死，只是，在正常情况下，这一维权模式不可能被复制，倪文华的诉讼代理是免费的，如果没有他的仗义执言，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张华不可能付得起高额的律师费，其法律维权之路已不可能再走下去。

和此前所了解的一些农村土地征收、房屋拆迁案一样，张华拆迁案再次给人们提出一些普遍性的疑问：

一，国家制定法律的目的是要人们遵守的，但地方政府却可以随便违背法律并以暴力等手段保障这种违法行为的实施，此一问题的广泛性存在表明在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可能已达成某种潜规则，那么，中央政府是否还具有监督法律实施的责任和能力？

二，目前土地政策下地方政府对农地的征收多属不合法，但无力阻止开发项目进行的现实情况决定了农民并不过分追究地方政府与开发商行为的合法性与否，而主要是希望获得较满意的补偿，那么，地方政府在自身的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不合法的情况下，出于人情公理，是否应尽可能提高给农民的补偿以弥补自己的违法过错，至少，不要让农民因拆迁而降低生活质量？

三，多数有争议的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事件中，地方政府都以“公共利益”为借口推行事实上的商业性开发项目，司法机关何时能够对“公共利益”这一概念进行细化解释，以避免地方政府过度侵占农地从事商业开发项目？

四，土地征收造成的是一起起侵权成本极低、维权成本极高的纠纷，它会耗费被拆迁者大量的精力、经济和时间，最后，使被拆迁人和各级政府的信访部门，陷入旷日持久而没有实质意义的较量。我认为，为减少对立双方的矛盾激化，除了合理补偿之外，更迫切的当务之急是彻底杜绝拆迁暴力，当被拆迁人遭遇暴力侵害、人格尊严受到践踏之后，他们很容易形成不计经济代价的“讨说法”心理，甚至成为“专业上访户”，但是，在几乎所有拆迁纠纷背后都隐含着暴力和株连踪影的时候，中央政府还有没有足够权威制止赤裸裸的暴力行为？如果中央政府对此视若无睹，谁还有能力阻止暴力拆迁？

面对焦急、激动、走投无路的张华，我只能把她的遭遇写下来，试图引起人们的关注。我深知，中国有太多太多的张华，没有体制上的变革，便无法阻止更多张华的产生，而变革这一体制的难度几乎超出我的想象范围。也许，只能怀着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帮张华说句公道话，求得个人良心上的一份安宁。

2008年3月20日

哑巴蚊子咬得疼。我觉得胡锦涛先生有哑巴蚊子的风格。海外舆论一直都不大看好他，我却至今对此有保留。有人说，胡一上台就说向北韩、古巴学习控制舆论，一个十足的坏瓜。我说那是他装傻，放烟幕，涂保护色。另有人说，一个共青团，除了虚头把脑，别的啥也不会。我说不能光看出身。英谚云：“生于马槽的并不一定就是马。”有一个生于马槽的还是基督耶稣呢。再说了，慈禧太后啥出身？武则天啥出身？戈尔巴乔夫啥出身？叶利钦啥出身？所以，生于提茶倒水的共青团，未必就一定不会出现个把能开新天、辟新地的。

我生这顿感慨，是基于最近胡锦涛认可了“一中各表”。这是他说漏嘴了？我想不是。是他要玩大的了，要不见水响暗转舵了。“一中各表”虽然只是一颗橡子，但它包含了一棵橡树的全部信息。沿着这颗小小种子的逻辑发展，会长成一棵什么样的树呢？会长成一棵高耸入云的巨树。这巨树就是：一个中华地面，两个政治国家，或者一个中国，两大政党。

“一中各表”潜藏有几个要素。第一个，谁表？当然主要是台湾表了。大陆过去已经表得够多，将来“各表”，当然主要是过去表的少表。第二个，如何表？主要是换牌子，换名片。世界各地台湾“代表处”的牌子换成“大使馆”，如驻美代表处代表吴钊燮先生的名片上，头衔要由“驻美代表”换成“驻美大使”。第三个，在哪表？除上述各地之外，主要是在联合国。过去大陆不许台湾在联合国表，既然要“各表”了，自然是首先要在联合国表。

这么说，“一中各表”不就是两国吗？谁说不是呀！就是一个中国地面上有两个国家。中国不一直就是个地理概念吗？1912年以前中国地面上的国家叫什么？叫大清。1644年以前这地面上的国家叫什么？叫大明。更早一些叫魏蜀吴，叫齐楚燕韩赵魏秦，等等。这么说，国家要分裂呀。错！谁告诉你的所谓国家，常态就是统一？分裂的国家也是国家，分裂也是常态。分裂与统一是等值的，半斤八两，谁也不比谁尿得高。

话虽这么说，可是中国人还是喜欢大一统的多。那也难不住我，办法有的是：大陆对国民党开放，台湾对共产党开放，两党在中国地面上展开竞争，谁赢得人民谁上台执政。这样，一个中国地面上只有一个国家，但有两大政党，不就齐了？如此一来，民进党的朋友们可能不答应了：“我们民进党可是大中华圈民主化的功臣，你不能这么卸磨杀驴。”不会杀的。但是出路得你们自己开。第一，四年后把马英九赶下去，你们继续固守台湾。第二，修改党章，由台湾地方党变成中国地方党，然后跟国民党一起登陆大陆捞大鱼，争大天下，不强于台湾一隅称雄乎？

如此一来，大陆几大“民主党派”可能又不依了：“共产党一党独裁时不把我们当党，多党竞争了还不拿我们当党，太欺负人了！”这可怨不得别人，你们本来就不是党。你们是非洲草原上的鬣狗，跟在共产党这头狮子身后肯食草动物剩骨头的鬣狗。狮子变成食草动物了，没剩骨头了。你们当然也得改食谱，另谋生。

2008-4-1写于英格兰

[一]

每个民族的悲喜剧，常与土地的得失相连。当科索沃2月17日宣告独立时，这天便成了阿族人（阿尔巴尼亚人）的喜，塞族人（塞尔维亚人）的悲。

有了新祖国的阿族人狂欢昼夜，摇滚乐的轰鸣声从普里什蒂纳这厢滚到那厢。痛失科索沃的塞族人只能捶胸顿足于贝尔格莱德街头，除去愤怒，更多的是沮丧无奈，孤立无助。

自公元6世纪斯拉夫人越过喀尔巴阡山进入巴尔干半岛，科索沃就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塞族人的历史与宗教从这里萌芽。近一千年间，欧洲大陆战火频仍，国家忽合忽分，科索沃始终与塞尔维亚共命运，如今却成了塞族人的伤心地。

五百年前，塞族人曾在此与奥斯曼帝国大军决一死战，兵败国亡。八年前又为保住这片土地，以举国之力，抵抗美国的狂轰烂炸。然而回天乏术，只落得撤军投降。

随之而来，是无尽的屈辱，尊严扫地：一座座祖先建造的东正教堂，被阿族人摧毁殆尽；一个个塞族人世代居留的村庄，被横扫一空。战败不到两年时间，有20万塞族人逃离科索沃，变成难民。再看国际社会，鲜有人为塞族人掬一把同情之泪，多的是冷眼旁观，落井下石。

独立后的阿族人，手里挥舞的是美国国旗，对美国人的帮助感激涕零。而塞族人唯一能做，或敢做的，就是用石块砸美国大使馆，嘴里呼喊着俄国总统的名字：普京！普京！

[二]

这声声求助，反映了国际间数千年未变的现实：强权制胜。领土问题从来都是强者的游戏场。350年前就确立的“主权不容干预”的原则，何曾约束过强势之国的扩张？

联合国一致通过的第1244号决议，重申尊重塞尔维亚领土主权的完整，美国总统布什可以不屑一顾。他的代表在安理会上解释支持科索沃独立的理由是：“米洛舍维奇对阿族人太残暴”。当普京的军队血腥镇压了要求独立的车臣人，死伤多达数十万，怎么听不到布什说“普京对车臣人太残暴”，因而要支持车臣独立？布什以人权高于主权的名义，干涉了科索沃，却绕开了车臣。

普京已暗示，他将按科索沃的模式，支持格鲁吉亚境内的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的独立。但俄国却无法救助塞尔维亚。尽管两国都曾是共产党国家，又有东正教的宗教纽带，好似天然盟友。由于俄国的军力至今仍停留在虚声恫吓的阶段，加之两国相距遥远，鞭长莫及。纵使普京心有余，却力不足。

现实就这样向面临同样麻烦的中国，敲响了警钟：一国之内的任何民族或种族，谁能够或不能够独立，依然得看强权的脸色，公理没有发言权。

西藏会不会成为科索沃？

[三]

在我看来，科索沃本来不会失去。历史早已下了如此的结论：你要维护领土完整么，如果你做不了强权，那就跟强权结盟。米洛舍维奇是能够保住科索沃的，只要他选择与美国结盟。

米洛舍维奇第一次当选塞尔维亚总统时，正遇重新洗牌的乱世：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联邦分裂。在瓦解后的六国中，只有塞尔维亚被看作“布尔什维克堡垒”。但米洛舍维奇早已不是共产党人，他还没上台就把南共联盟改名为社会党。美国媒体称他的执政“是以蔑视西方为基础”。究其原因，主要还是西方阻挠了他的领土扩张野心。

塞族在南斯拉夫里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米洛舍维奇欲趁分裂之机，借助战争来扩张领土，建立大塞尔维亚国。他以为他拥有前南斯拉夫的军队，就能行铁托的铁腕。但时代毕竟斗转星移。铁托能牢控南斯拉夫六国，又不与美苏结盟，那是钻了冷战的空挡。如今美国已成唯一超强，塞尔维亚又处欧洲腹地，西方无论如何也不会容许米洛舍维奇肢解他国。

这场领土扩张战的结果，除了为塞尔维亚平添上百万难民，米洛舍维奇一无所获。南斯拉夫分裂之初，假如米洛舍维奇不支持塞族人在他国聚居区闹独立，并宣布加入西方阵营，塞尔维亚赢得的将不仅是欧洲列国的好感，而且能获大笔经济援助。同样，当他面临科索沃渐行渐涨的分离主义浪潮时，只要稍具眼力，向一国之隔的土耳其虚心讨教，阿族人的独立梦，必将永远是梦。

[四]

有评论家认为，米洛舍维奇不该一上台就取消科索沃自治省的地位，派坦克驱散抗议队伍，还打死60名阿族人。据说这是科索沃危机的根源，招致西方的严厉制裁和逐步升级的干涉。

实际上，科索沃到米洛舍维奇手上，已经是烂摊子了，阿族人闹独立闹了几十年了。当让步让到无可再让时，还有什么办法能防止独立？

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争取自治（不是独立），已经三十年了。土耳其的镇压狠过米洛舍维奇，库尔德人为此已付出四万条生命。土耳其甚至还入侵塞浦路斯，夺下近半壁江山。为何美国人只是睁眼闭眼看着，至多表一声遗憾，每年照样给土耳其援助上百亿美元？原因无他：土耳其是美国的盟友。

塞尔维亚已经实现了多党制，与西方没有制度性冲突，跟美国更无利害之争。南斯拉夫分裂时，米洛舍维奇却没能抓住关键：在巴尔干半岛上与美国结为战略伙伴。可以想象：这种同盟一旦确立，美国的军事基地一旦建在科索沃，西方投资也将源源而来。任凭阿族人闹翻天，只要美国人一声断喝：塞尔维亚的领土完整不容破坏。或声明：“科索沃解放军”是恐怖分子。阿族人就得放弃独立的念头。

[五]

把塞尔维亚引向灾难的米洛舍维奇，曾有句名言：科索沃比我的脑袋还重要。当他顽固地要在世人面前充当反美硬汉时，他的命运就已经注定：既丢领土，又掉“头”（病死狱中）。

米洛舍维奇利用科索沃问题，煽起狂热的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作为他对抗西方的后盾。

他到处发言称塞族人受到威胁，美国人想把科索沃分割出去。他的“决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奴仆”的豪语，曾激动了多少男女老少。一时间塞尔维亚到处挂着他的画像，人们用诗歌、小说歌颂他，在群众大会上高唱赞美他的歌。米洛舍维奇出尽了风头。

他把自己塑造成民族英雄，越走越远。1999年3月24日，当争夺科索沃的战争降临时，他没有回头路了。塞族人已在他鼓动的民族主义狂澜下团结起来，任何退缩，米洛舍维奇都将被看成胆小鬼、卖国贼，很可能引起内乱，甚至内战。

他希望能硬挺下去，要是死亡的平民人数剧增，西方舆论或许会掉转矛头，迫使美国重新谈判，开出有利于他的停战条件。然而美国的轰炸才78天，米洛舍维奇就不得不低头认输：一度追随他的人民，起来反抗他了。

两年后，米洛舍维奇被塞族人交给了海牙国际法庭。一度的民族英雄，却成了民族的牺牲品。那时那刻，他是否曾洒下“败者之泪”？

[六]

如今西藏正变得越来越像科索沃了。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作者：止庵,学者，现居北京

我小时候听父亲要哥哥姐姐好好念书，偶引《三字经》“苏老泉，二十七”等语，遂记在心上。也许受了心理暗示罢，二十七岁对我来说，倒是一个要紧年头。后来做的不少事情，都能从这儿找到缘由。此前我写过不少东西，有诗，有小说，然而兴趣渐渐减了；我也读过不少书，却如父亲来信所批评的，“学而不能致用”。虽然学并不非得致用，不过我的确有点儿落空了。

一九八六年春天，我先后买到周作人《知堂文集》、《过去的工作》和《知堂乙酉文编》的影印本，此外还有一套《知堂书话》。这是我首次接触周氏作品，尽管很早就知道他的名字。———初中上政治课，老师提到鲁迅有个弟弟如何如何，说他曾署名“周遐寿”发表作品，并把这几个字写在黑板上，我记得清清楚楚。对散文一类东西，我虽读了不少，当代如杨朔、秦牧、刘白羽，古代如“唐宋八大家”，周作人的文章却与这两路完全不同。借用徐訏的话就是：“他这种老老实实谈他读书与见解，中国还没有一个学者做过，或者敢做过。”（《从“金性尧的席上”说起》）这引起我很大兴趣，此后就尽量找他的书来读。张爱玲《传奇》的影印本和排印本，大概也在同一年里先后到手。她的作品此前我只读过《收获》上重新发表的《倾城之恋》。张爱玲同样令我耳目一新。还有废名，这一年里我买着《桥》的影印本，当然最看中的还是他散见于《人间世》和《世界日报·明珠》上的随笔，我从一本编得不很理想的《冯文炳选集》中读到一些。

到了冬天，我立下誓愿，要把先秦各家通读一遍。此前除《论语》、《老子》、《公孙龙子》外，都仅仅看过个别篇章。自忖好歹算个读书人，实在不该如此；后来通读《诗经》，也是类似想法。我托病没去上班，先从《庄子》起手，把所找到的七八种注本一并摊开，原文连带注疏逐字逐句地对照着读。待到终卷已是转过年了，笔记写了五万字。若论对我人生影响之大，此前此后读的任何一本书都不及《庄子》。这里只说两点。其一，《庄子》说：“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道”系指事物自然状态，乃是本来如此；对人来说，就是拒绝了固有价值体系之后所获得的自由。拒绝固有价值体系，也就不在这一体系之内做判断：不是是，不非非，不是非，也不非是。以后我又读《五灯会元》和《古尊宿语录》，更是提供一种思维方式，其特点就是拒绝所有既定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不接受他人预设的前提，不在现成的语境里说话。“逢佛杀佛，逢祖杀祖。”其二，《庄子》讲了庖丁解牛、痀偻者承蜩、津人操舟、丈夫游水、梓庆削鐻、大马之捶钩者捶钩等故事，道理都是一个：当把“技”完善到那样的程度，它不再局限于仅仅是一项技，超越了技的所有功利目的，同时也超越了技者自身，也就是通常所谓忘我，它就有可能达到“道”；从技者方面考虑，他是在一种行为之中使自己升华到某种境界。这都使我终生受益。

至此我读书大致有两个方向，其一以现代文学为标的，而又集中于周作人、废名、张爱玲等几家；其一以先秦哲学为标的，集中于《庄子》、《论语》和《老子》。我曾戏言，先秦哲学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庄子》讲的是一个人的哲学———也就是“我”；《论语》和《老子》讲的是两个人的哲学———除了“我”之外，还有“你”或“他”。在孔子看来，这另一位是好人；而在《老子》作者看来，则是坏人。先秦别家所说，可以通摄于三家之下，譬如孔子一脉有孟子、荀子，老子一脉有孙子、韩非子，只有庄子是自说自话。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并未写什么东西。也许是机缘不够罢。———现代文学史上不少人似乎也是如此。譬如鲁迅自从《域外小说集》受挫，便沉寂多年，直到钱玄同替《新青年》来约稿；他虽然编了《古小说钩沉》，若不去北京大学授课，也就不写《中国小说史略》。周作人的创作高潮，则与《新青年》、《晨报副刊》、《语丝》、《骆驼草》和《大公报·文艺》等关系密切。我当然不敢自比前贤，却也明白其中道理，说穿了就是文章可以不写。直到一九九○年，友人曾一智在《黑龙江日报》编副刊，约我父亲写文章，他转叫我写，我才动笔。起初写的很少，每月一两篇，每篇千把字，五年后结集为《樗下随笔》出版，算是我的第一本书。以后继续写着，多系读书笔记，又陆续编成七个集子。我所读的书全凭一己喜好。即使是编辑命题之作，也得自家对那题目感兴趣，所涉及的书是读过的，或者正想读的。前些天我对朋友说：平时读书，似乎颇有感想，写下来才明白并不周全。反过来讲，这也正是读书之外还要写点什么的意义所在。另一方面，因为希望写得周全，须找相关东西参考，连带着也就多读不少书，多知道不少事情。前面说文章可以不写，可是真要写了，还得认真对待，一如《庄子》庖丁、津人诸位之所为也。

我把阅读《庄子》所得写成一本书，已在最初读它十年之后。其间我读了一百来种注本，特别留心众说纷纭之处，差不多每个细部都从前人那里得到启发，但是我自己对于整本《庄子》和自具框架的庄子哲学，则越来越不完全认同于其中任何一家的说法。当时我还在公司上班，回家便写关于《庄子》的笔记；整整一年，写了三十几万字，又花半年时间整理，成《樗下读庄》一书。我在序言里借用“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形容自己的读书过程。项莲生这话乍看是对《庄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唱反调，其实讲的是一回事，不过一位是从生命的终点往回看，一位是从生命的起点往前看罢了。我说，至此为止，我的“有涯之生”里所干的“无益之事”只是读书；在东翻西看了些年以后，我想这一辈子至少也要仔仔细细地读一本书。这本书应该是由得我不计光阴地反复体味，而其价值或魅力不在这一过程中有所减损的，也就是说，这件“无益之事”真的能够成为我的“有涯之生”的对应物；我选定的是《庄子》。

我读《老子》还在《庄子》之前，母亲曾以苏体为我抄过一遍———附带说一句，她还为我抄过《诗韵新编》，整整写满两个本子。当初读完《庄子》，接着重读《老子》，我的札记却没写多少。我读先秦典籍，多少为在精神上求得一点支持，但是《老子》令人不很舒服，尤其是名为“道”，实为“术”的那一套，正如朱熹所说“老子心最毒”。不过它对我仍时时有所蛊惑，让我总想找机会再下一番功夫。后来有机缘写《老子演义》一书，得以把郭店楚简、帛书以及王弼以下几十种注本一并读了，觉得算把《老子》弄明白了。我在序言中说，《老子》是中国文化重要原典，喜欢也好，反对也好，都是客观存在；其中意思明明白白，又歪曲不得；而且自成一个整体，真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恐怕也没那么容易。书中所说真要实行起来，的确有些可怕，但也不是什么人都做得来的，因为多半没有所要求的那份耐性。譬如“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对于一点亏都不吃的人，这种办法肯定没法采用。

我对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关心，却谈得很少，只是编了一些书而已。前面讲读周作人的作品，主要是钟叔河大致依照原来样子出的那些；当时只想当读者，无意自己动手。谁知出了十几本就不出了，而没面世的，恰恰平常不大容易见到。我曾去信询问，编者复函谈及新的思路，大致即如后来出的《周作人文类编》那样。说实话，我觉得这种编法未必可行。因为每一类别背后都是一门学问，须得深入理解，才能将一篇文章置于合适位置；作者写文章又往往是打通了的，很难归在某一类里；至于查找不易，尚属次要。我想还是重印作者自己当初编的集子为好，因为编时于篇目取舍、排列顺序自有安排；打乱重编，这点心思就看不到了。我整理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乃是退回到钟先生原来的路数，将他当初做了一半的事情做完。其间承蒙他提供《老虎桥杂诗》谷林抄本和《木片集》六十年代校样，这是要特别表示感谢的。这两本书都是首次出版。还有《知堂回想录》，原先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的本子错谬太多，我则是根据作者家属所提供的原稿复印件整理而成。时值盛夏，每天早晨八点开始工作，除吃饭外，一直干到夜半，整整一个月才告完工。我编的《苦雨斋译丛》，收录的是周作人根据古希腊文和日文翻译的作品。相比之下，可能比《自编文集》价值更大一些，因为多半依据保存下来的作者原稿整理付印，而早前印本与这些原稿相比，删改之处甚多，有些甚至面目全非。《译丛》中《希腊神话》一书也是首次出版。我还发现了周作人的佚著《近代欧洲文学史》。该稿尘封多年，我偶尔上网查阅某图书馆目录，见周氏名下有此一种，遂请作者家属代为查看，果然尚未付梓。有人听说此事，辄言“不就是早出过的《欧洲文学史》么”，不免上了想当然的当了。此书由我与友人戴大洪合作校注，已经出版。

我曾说，关于周作人，我总觉得大家无论要说什么，都得先把他所写的书和所译的书读过才行，而目前最欠缺的还在这些著作的整理和出版方面。这是我作为他的一个读者的由衷之言。而我十几年来在这方面做的，首先满足的倒是自己的需要。我没有念过文科，又不在大学或研究所工作，做此类事甚是不易；假如有人先行做了，我乐得坐享其成。我编废名的书也是如此。我写文章受到前人不少影响，其中就包括废名。诗人沙蕾曾经教我：“如果我们将爱好的作家的作品翻来覆去地读，十遍二十遍地读，就会得到他的‘真传’了。”而迄今为止，我也只对废名下过这种工夫。我曾说，周作人是浑然天成，废名则字字琢磨，一丝不苟，所以前者只可领会，后者可以学习。周文多苦涩气，乃是作者骨子里的，下笔多很随意，一切皆自然流露。废名则有心不使文字过于顺畅，多些曲折跳跃，因此别具涩味，又很空灵。他最怕文章写得“流”了，我很佩服这种不肯轻易向字句让步的精神。可是废名的文章散见于旧报刊，尚未收集，查找不易。有家出版社印行一套“散文全编”，我一直盼望列入废名一种，无奈久待不得。结果只好自己来编一本，即《废名文集》。废名又著有《阿赖耶识论》，搁置已久，也经我手首次出版。我作为一个读者———请原谅我一再这样说———偶尔涉足出版，有机会印行几种从未面世的书，与其说感到荣幸，倒不如说少些担忧：我是经历过几十年前那场文化浩劫的人，眼见多少前人心血毁于一旦；现在印成铅字，虽然未必有多少人愿意看它，总归不至再因什么变故而失传了罢。

我写过一则“自述”：“平生买书第一，读书第二，编书第三，写书第四。”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谈到一些“写作计划”，说来均根植于一己的阅读经历。某本书一读再读，或某类书读得多了，不无想法，难以忘怀，就想写它下来。当然不写亦无妨。因为书既读过，要论获益多少已经有了。

[一]

七年前，著名散文家、台湾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林文月写了一篇很感人的文章，题为《在台大的日子里》，从1952年她作为新生进入台大中文系，到念研究所，再到毕业留校任教，至1993年夏退休离职，一直讲到若干年后重返校园———“我又来到这一间已不再存放我个人书籍的第四室。依旧是书籍拥挤的景象，甚至于几张书桌的排列都无甚变化。凭窗凝视，内庭的老树依旧稳立于原地。”对于熟悉林文月文章的读者来说，这棵老树很有名，二十年前，林曾专门为其撰文，题目就叫《树》，其中提到了老教授的相继凋零以及年轻人的薪火相传。而眼前这篇让我感慨万端的《在台大的日子里》，也是如此立言：“我们来看老树，我们走了；还会有不同的人来看它。在这里，台湾大学，永远不乏知识学术的新血。这一点是无疑的。”

之所以“感慨万端”，是因为林文发表后一年多，我也来台大任教，朝夕相处的，同样是这棵充满灵性的老树。走进这座建于1928年、已成台北市定古迹的“文学院”，颇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那是因为，此前我读过林文月的散文，对台静农等诸多台大中文系教授以及他们的工作环境印象极深。真是无巧不成书，系里安排给我的办公室，正是林文多次提及的第四室。《在台大的日子里》有这么一段：“靠窗对面相向那两张较大的书桌，我曾见过先后为吴守礼、洪炎秋、郑骞、叶嘉莹等诸位先生拥有过。何其荣幸，我能与所崇敬的前辈学者共同分享过这个研究室！他们每一位的学识与人品，是我追随仰慕的典范。我目睹他们敦品励学，皓首穷经，谆谆教诲，爱护学生。”书桌依旧，书橱依旧，风景也依旧。只是人去楼空，我只能遥想前辈风流，再就是学林先生，发出“何其荣幸”的感叹。

多次赴台开会或讲学，结识不少台大的老学生、新教授，听闻许多关于优雅的林文月的传说。至于有意识地集中阅读林教授的著作，则是到台大任教以后。上任第二天，系主任送我一册刚印制完成的《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系史稿》，其中的“沿革”部分称：1945年台湾光复，国民政府接收了这所创办于1929年的“台北帝国大学”，改名“国立台湾大学”，并将原文政学部分解为文学院与法学院；文学院下设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台大中国文学系于是正式成立：“唯当时百废待兴，乃由北大中文系教授、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建功先生代为邀聘教员，参与规画。”细读“年表”及“传记”，发现台大中国文学系早年诸多名教授，大部分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如毛子水、董作宾、洪炎秋、戴君仁、台静农等，再加上毕业于燕京大学的郑骞和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董同龢，难怪我到此讲学，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如此校史资料，只是供我驰骋想像的线索，真正让这所名校在我面前变得血肉丰满的，是林文月的若干散文集。

我相信，台大中文系之所以声名远扬，除了自身的学术业绩，林文月谈论台大课堂以及追怀老教授的诸多文章，至少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林先生曾提及，在某次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有获奖人前来致意：“我本来是考上电机系的。偶尔读了那篇老师写的《读中文系的人》，很感动，所以就转读中文系了。”我对此举的意义深信不疑———能让“大学精神”代代相传的，不是政府的文告，也不是校长的演讲，而是无数像《读中文系的人》这样的好文章，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故事与人物。

[二]

因我进入林文的角度有点特殊，观感自然与时贤略有差异。必须承认，另一位散文家琦君的说法很有道理，《给母亲梳头发》、《姨父送的蝴蝶兰》等抒情散文很精彩，“尤其难得的是她的文辞于平易中见情趣，于朴实处透至情，所以能格外打动人心”。可我自己更欣赏的，则是其对于台大人物以及台大生活的追怀，如《读中文系的人》、《午后书房》、《台先生和他的书房》、《因百师侧记》、《伤逝》、《饮酒及与饮酒相关的记忆》等，还有《在台大的日子》、《消失在长廊尽处》、《记一张黑白照片》、《怀念台先生》、《台先生手书诗稿》等，所有这些，都是难得的好文章。我曾将其中的《温州街到温州街》推荐给北大的学生阅读，那些对台湾的教育制度及文化学术知之甚少的大学生们，竟然也都深受感动。可见，并不是因我曾在台大教书，故情有独钟。

在《台先生手书诗稿》一文中，林文月谈及台静农先生1975年的托付手书诗卷，那诗卷上书45首诗，卷末跋文：“余未尝学诗，中年偶以五七言写吾胸中烦冤，不推敲格律，更不示人，今钞付文月女弟存之，亦无量劫中一泡影尔。”书后二印，上“澹台静农”，下“身处艰难气若虹”。这长365厘米、宽19厘米的诗卷，我曾有幸目睹。那是2001年12月，我赴台参加学术会议，顺便到台大演讲，得知图书馆有“台静农教授手稿资料展”，大喜过望。而展览中最具震撼力的，便是此长卷。

林文月的学术研究及散文写作，得到了台静农先生的鼓励，某种程度也受其影响———这里说的是“趣味”，而不是具体的写作技巧。在《读中文系的人》一书的《后记》中，林提及台先生劝其放弃小说，专攻散文，理由是林从小生活优裕顺遂，对民生疾苦等未有深刻体验。台先生早年曾从鲁迅问学，出版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晚年又有笔力雄健的散文集《龙坡杂文》传世，对“文章之道”自有独特的体味。难得的是，年轻的林文月竟认同饱经沧桑的台先生的趣味———“起初他颇嫌我文笔太过流丽，教我要往平实的方向努力才好。经过了年少好炫耀卖弄的时期，近来我自觉得以逐渐收敛，比较能够符合台先生的要求了。”

1981年，林文月刊行散文集《遥远》，其《后记》已谈及如何摆脱往昔的“喜欢铺张缘饰”，而逐渐过渡到“宁取平实而不慕华靡”，作者称“这或即是步入中年的一种心态吧”。我读林文，是在步入中年以后；之所以激赏，是否也是年龄的缘故？对于这个“敏感”问题，我曾认真反省。结论是：年龄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学养和趣味。君不见，文坛上也有越老越花哨者，即所谓“冬行春令”是也。林教授那么早就追求“绚烂”之后的“平淡”，豪华落尽见真淳，与其个人性情，也与其专业训练有关。研究六朝文章出身的林教授，多次变换方式引用刘勰《文心雕龙》的“风骨篇”：“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徴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以收入《交谈》的《我的三种文笔》来说，作者称自己同时兼及论文、创作与翻译，其中关于文章的看法，稍异于往时：“无论执笔为文，或读别人的作品，不再满足于华丽夸饰，而逐渐喜爱淡雅，甚至饶富涩味者。所谓‘瘠义肥辞，繁杂失统’，总不如结言端直为佳。”

依照我的经验，撰写文艺评论，最怕遇到的是“学者型作家”，因其思路清晰，话也说得透彻，轮到你上场，几乎已是“题无剩义”。读林文月《午后书房》的“代序”便有此感，这篇题为《散文的经营》的文章，便是极佳的“夫子自道”，毋庸我再饶舌。

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可以有点小小的补充：将学者的“专业意识”以及“学术敏感”带进来，不断探索散文写作的边界以及可能性，这应该是林文淡而不薄、雅而多趣的缘故。尤其是在一个特定时空，摒除杂念，凝神静思，抓紧话题，左冲右突，此类“专题性写作”，使得林文月的若干散文集，神定气闲，有咫尺千里之妙。早年的《京都一年》，将游学京都的种种见闻逐一纳入笔下，“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撰写那些散文的篇章，我其实是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对待的”；写散文而多有注释，虽则书生气重，对于游客却十分有用。

不仅仅是驰骋才情，而是兼及学识与见闻，这样的文章，更典型地体现在其退休前后出版的三本书《拟古》、《饮馔札记》以及《写我的书》。《拟古》最能显现作者如何尽心尽力地“经营”散文，而且，此书之兼及古典文学研究、日本文学翻译以及散文写作，恰好体现了林文月之“三位一体”。《写我的书》原是作者在《联合文学》开设的专栏，写自家书房藏书，关注的不是版本价值，而是藏书和自家生命的内在联系：“重新翻阅时，犹如翻阅自己的生命，种种的情绪涌上心头来，愉悦美好的，或感伤激越的，时则清晰，时或幽微。”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三书之中，《饮馔札记》当最为雅俗共赏。同时，此书也最能显示作者的如下追求：“平凡事物，若能写出真性情或普遍之理趣，未始不可喜。”

[三]

自谦生于富贵人家，对人世艰辛的体会不够深刻，很难成为视野宏阔、思想深刻的小说家；但反过来，若撰写谈论“美食”的散文，则不但不成障碍，反是得天独厚。清代诗人兼美食家袁枚撰《随园食单》，其《序》中引魏文帝曹丕《典论》的一段话：“一世长者知居处，三世长者知服食。”这话常被后世谈美食的人引用，大意是说，一代为官的富贵人家，只懂得如何建造舒适的房屋；而三代仕宦者，方才懂得饮食之道。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不但“知味”，而且“能文”，自然更不容易。这也是世上多有提倡“饮食文学”的文章，而少有关于饮食的“美文”的缘故。同样是“说美食”，有人只会动筷子，有人则能够且愿意亲自下厨。在我看来，“饮食”一如“作诗”，同样是“绝知此事须躬行”。整天围着锅台转，蓬头垢面，无暇品鉴，自然说不上“知味”；但从不下厨者开口说美食，恐怕也是隔了一层。

《饮馔札记》的“楔子”称：“我于烹饪，从未正式学习过，往往是道听途说，或与人交换心得，甚而自我摸索；从非正式的琢磨之中获得经验与乐趣。有时，一道用心调制的菜肴能够赢得家人或友辈赞赏，便觉得欣然安慰。”像做学问那样琢磨“饮馔”，这种生活姿态很得我心。记得袁枚在《随园食单·序》中称：“余雅慕此旨，每食于某氏而饱，必使家厨往彼灶觚，执弟子之礼。四十年来，颇集众美。”同样对饮食有兴趣，喜欢“集众美”，与袁枚派家厨前去学艺不同，林文月则根据“道听途说”，亲自下厨，逐渐摸索出一套制作潮州鱼翅、清炒虾仁、红烧蹄参等菜肴的手艺来。看书中不时提及，自家某某手艺得之于某厨，实在其乐无穷。至于我略有体会的几样家常菜，读林先生的文章，颇有同感，甚至跃跃欲试。其中说到潮式萝卜糕和台式或广式萝卜糕的差异，原因在于前者“萝卜刨丝后不入锅炒，直接把生萝卜丝与米浆混合蒸制”，让我恍然大悟。这么多年来，每当有广州或台湾的朋友向我极力推荐他们的“名品”萝卜糕时，我总觉得味道不大对；原来“此糕非彼糕”，儿时的深刻记忆，竟成了某种“接受障碍”。

在作为广西师大版《饮馔札记》“代序”的《饮膳往事》中，林文月提及，其书出版后，“有人称我‘美食家’，更有人以为既然写过‘食谱’，便欲邀我现场表演‘厨艺’。这些始料未及的后果，令我惶怖窘困至极”。可在收入《回首》的《十二月，在香港》中，却有这样一个感人的场面：学生设家宴，女主人依照《饮馔札记》制作“扣三丝”，碰到了困难，老师林文月再次出手，亲下厨房，现场指导———“不知不觉间，大家全挤到厨房来了。小小天地，充满温馨幸福的气氛，那是无庸言语形容的具体事实。”即便在偶尔露一手时，作者依旧重“心情”而轻“技艺”。这正是《饮馔札记》的魅力所在———有“厨艺”，但更重要的是宴客的心情，以及师友欢聚的乐趣；故以饮食为表，人事为里，时常旁枝逸出，显得摇曳多姿。

跟名厨的比拼技艺不同，林文月的亲自下厨，是为了宴请心仪的客人。因此，美食固然重要，宴饮的氛围以及客人的感受，更值得主人关心。读以下文字，你能大略体会此人及此书的妙处：

宴客的乐趣，其实往往在于饮膳间的许多细琐记忆当中。岁月流逝，人事已非，有一些往事却弥久而温馨，令我难以忘怀。（《潮州鱼翅》）

其实，宴客之目的，飨以佳肴固然重要，制造饮食欢谈的氛围更可贵，所以主人无须紧张慌乱，而且切忌披头散发做出一副辛劳状。我宁可多花一些事前的准备工作，整装停妥，从容与宾客共享欢聚之乐。（《口蘑汤》）

通常在构想菜单时，我总会特别在上菜的先后顺序方面多考虑，如何使自己能够有充分的时间于坐席上陪宾客说谈，而避免完全陷身于厨房内。因为宴客之际，菜肴固然重要，而席间氛围更应注意，若主人尽在厨房忙碌而无暇陪宾，实在既扫兴又失礼。（《饮馔札记·跋言》）

如此“体贴入微”，既为人，也为己，实乃一种合乎“礼”的生活方式。记得1924年，周作人写过一则文章，谈到“生活之艺术这个名词，用中国固有的字来说便是所谓礼”。于百姓日常的饮食起居中，讲求“性情”与“理趣”，如此“生活的艺术”，需要时代氛围的烘托，需要经济实力的配合，同时也需要个人的学养与趣味。而所有这些，林文月恰好都具备。

[四]

大约五年前，就在台大文学院第四室，我向来访的刘瑞琳君极力推荐林文月的作品，尤其是这册《饮膳札记》。看我说得兴高采烈，刘君频频点头。可接下来的联系版权，却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本以为此事已经作罢，未成想，几天前，刘君突然驰电，说是因我当初的推荐，她时刻挂念此书，如今历尽艰辛，终于解决了版权问题。而且，她也与林文月先生商议好，要我写序。十万火急……

恭敬不如从命，何况，还有前面所说的台大因缘。我赶紧冲进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亚图书馆，抱出十几册林文月教授的书籍。兴冲冲地走在校园里陡峭的山路上，眼前不时闪过“在台大的日子里”的诸多场景。

记得有一次，焦桐兄在天然台湘菜馆操办了一个小宴席，主客是齐邦媛与林文月。听两位台大前辈聊天，尤其聊身为“女教授”的诸多艰难，大长见识。突然间，林先生冒出一句：我实在不佩服现在那些只知道写论文，从不敢进厨房的女教授。此话在女性主义者眼中，起码是“政治不正确”。可这里有人生的感慨，也有生活的磨练。三十年前，那时还很年轻的林文月教授，撰有《讲台上和厨房里》一文，文章的结尾是：“虽然上面我也谈到女教员身兼家庭主妇的冲突和矛盾，不过，人生岂不就是苦乐参半？一个女性教员和家庭主妇有甘有苦，实在也是应该的。”如何从容澹定地享受这“苦乐参半”的人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游刃有余”的。倘若不论性别，能够同时在“讲台上和厨房里”挥洒才情，而且兴致勃勃，难道不值得推崇吗？

洪范版《饮馔札记》附录有林文月为意大利裔美国人、诗人、美食家及旅行作家法兰西斯·梅耶的畅销书《杜镇艳阳下》所撰书评，其中提到：“近来，我开始整理多年的中馈经验，断续写一些饮膳方面的文章。素材的挑选、烹调的过程等心得的记录，固然是为文的骨髓，但记述之间亦自难免有许多过往的人事记忆涌上心头，笔端遂禁不住会藉饮膳以忆往；梅耶的文章与我不约而同，令我深深有获得知音的喜悦！”那篇书评，林文月起了个充满诗意的题目《生活其实可以如此美好》。而原台大外文系才子、岭南大学讲座教授刘绍铭，撰有推介林文月及其《饮膳札记》的文章，题目同样是《生活其实可以如此美好》。

这话说得真好，只是实践起来太难了。正因为“知易行难”，我才感叹：“教授生活，可以如此优雅。”

这套书的出版使我想到二十年前开始流行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中国意识的症结是某种文化决定论。这样的看法在中国今天也很有影响。即中国意识的危机也在于把文化观念看成最为重要的东西，以观念决定社会政治的进程。另外，在中的情形是长期贬低观念的重要性。无论从二十世纪初还是今天，都是如此。当年胡适先生就主张要多研究问题，少研究些作为系统化观念的主义。从1949年以来到今天，所有教科书里都在说世界是物质决定的，不是观念决定的，长期的唯物主义教育把观念的重要性贬低到几乎等于零的程度。后来，邓小平说不争论，尤其不能由观念构成的主义问题上进行争论。九十年代以来，很多知识分子主张：”思想淡出，学术凸现”.思想是观念的综合，是对道的追求。学术只是学学”术”而已。在中国，没有人指责你不思想，而到处都有人说，你不学”术”.如此以来，观念的重要性始终得不到承认。

人是欲望的动物，也是观念的动物。人还是把欲望与观念结合起来的行动者。人要思考，而思考就离不开观念。文明之间的差异不是人与人之间欲望的差异造成的，而主要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观念差异造成的。所以，观念非常重要。贬低观念是唯物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必然结果。贬低观念与思想在当前的政治和人生谋略中也许是”合理的”.但是其长期结果对文明而言，却是灾难性的。贬低观念并不能把观念贬低掉。相反，当你贬低观念的重要性时，坏的观念就乘虚而入，恶的观念就占上风。”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貌似合理的选择。因为没有观念，就没有问题。问题都是依据特定的观念判断出来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是从观念出发的，没有观念就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没有正义观念，不正义就不是个问题，那还怎么研究社会中具体的那些”不正义”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从物质观念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的问题不是要试图通过观念来解决问题，而是要通过贬低观念的意义来解决中国问题，这才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承认观念的观念问题，通过绕过观念问题仅靠唯物主义就可以解决中国问题，这是中国一直以来很大的问题。

这套书的意义是很大的，从它出版过程艰难曲折也反映出在中国树立观念的重要性之艰难。因此，反倒更要树立观念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在读者中的地位，学者中的地位，在大学生中的地位。应该说正确的观念很重要，错误的观念同样很重要，只有你把观念的问题、观念的重要性充分展开了，那么错误的观念得到普遍认可的机会才相对比较小。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套书里还少了第一本书，就是应该选一本关于”观念”本身的书。如果有这样一本书，那么这套书就比较完美了。

从学术角度来说，还要区分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有的是概念concept，有的是概观conception，有的是观念idea，有的是理想ideal，我觉得这些所有的根本是观念的重要性，所以我期待看到我们这套里有一本书叫《观念》，而且通过这套书能够有助于重新确立观念在中国意识里的重要性，谢谢大家！

日前，本埠媒体刊登了《民主很麻烦，但我们很需要》一文。文章主旨在于，民主的确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但是我们还是很缺乏她。3月31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西风独自凉的“批评与回应”文章《民主一点也不麻烦》。文章指出，民主一点也不麻烦。麻烦的是：是否真正想实行民主，是否能够深刻地认识到不实行真正的民主，就隐含着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两篇文章都涉及到民主与麻烦的关系，并且后者批评前者。却又未能进一步对此说透彻。实有必要进一步做些澄清与阐释。

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民主是麻烦的，甚至是很麻烦的，主要是说民主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财物、人力成本。也就是说，民主麻烦在于其高昂的成本。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展开，民主是麻烦的，因为无论是从民主的理论、民主的制度、还是民主的程序、民主的实践来说，她都是相当复杂的事。

民主的理论纷繁复杂，民主的模式众说纷纭，民主的理念也不一而足，面对这些，我们经常眼花缭乱，甚至无所适从。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理论、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民主模式适合我们，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民主理念将会左右我们的行动。两个都是研究民主理论的教授，可能谈的民主理论大相径庭，甚至一方不知道另一方之所云，这样的情形完全不是没有可能存在。正因为民主理论如此难以驾驭，于是我们经常将我们自己的民主理论冠之为XX特色的民主理论。这样你总没有争议了吧？就象法律条文一样，大不了最后我来一个解释。解释权归我掌管了，难道还怕不够权威？

民主的复杂性还在于，将民主由一种复杂高深的理论概念化为一套可以理解的制度。这一过程也是相当复杂的。从理论变为制度，这中间的转换，本来就是一个理论具化和理论阐释的过程。谁来具化？谁来阐释？具化到什么程度？站在什么立场阐释？类似这样问题都会影响民主制度的生成问题。反过来说，一套可以理解、能够清楚明晰的制度，是否符合其所愿出的民主理论，这也是一个问题。特别是随着现实的不断刷新，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可能民主理论还没有完善，这时你是抱残守缺？还是移花接木？还是另起炉灶？这些都是极有学问、极可探究的深层次问题。或许我们一直谈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就是最好的明证。

问题还在于，当我们将我们上面制定好的民主制度变为可以操作、可以实际运行的程序、并且能够有利于实际执行时，也是相当艰难而复杂的事。因为你要保障公民的权利、捍卫公民的自己，最后只能是越来越复杂的民主运作、越来越规范的民主规程。可能，我们有时候也在想，民主搞简单一些，不要搞那么复杂多好！可是，不复杂，我们的公民权利恐怕就很难保障。比如说，我们说投票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秘密投票原则（制度）。如何将这一原则（制度）操作化为可以运作的游戏规则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在基层民主运作中正在日益普及的秘密写票间的问题。即选民必须到秘密写票间去写票，在写票间之外的任何地方写票均属无效的这一投票规程。而且我们会有专门的选举工作人员监督你是否在秘密写票间写票。当然，工作人员只会看你有没有进入那个秘密写票间写票。至于你写了谁，投了谁的票，这完全是你个人的事。莫说工作人员，任何人员都无权干涉。

如此说来，民主复杂不？当然复杂，而且是相当复杂。这种复杂性体现在我们上面所讨论的复杂的民主理论、复杂的民主制度、复杂的民主程序，并且还需要将复杂的民主理论概念化为复杂的民主程序，将复杂的民主程序操作化为复杂的民主程序。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都是相当复杂的事。简言之，民主就是那么麻烦的事儿。

那问题又来了，这么麻烦的民主，我们还要苦心孤诣地她干啥？简单来说，民主他对抗的是权力，捍卫的是权利。民主越是复杂，他也就越能够有效地保护权利，规制权力。他们二者之间具有这种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而且，公民一旦习惯了这套民主制度以后，他就会慢慢接受这套游戏规制。最近一个地方干部和我说，有一个四五千人的村搞换届选举，单单计票时间就是从下午一点半到晚上八点。整整花了六个半小时。六个半小时是什么概念？对于机关工作人员来说，一天能做六个半小时不休息的事已经是相当不错了。而我们的村民却要忍受着疲劳与饥饿坚持六个多小时计票。这就是麻烦的民主。民主就得有这么个复杂的程序。难道我们说，简单点，估计一下选票了事？如果那样做的话，恐怕就和民主背道而驰了。

那为什么批评文章说“民主一点也不麻烦”呢？其意在于，如果我们实行了民主，就不麻烦；麻烦的恰是，不搞民主搞独裁。这完全是两个不同意义上的民主与麻烦的关系。一个是从民主的程序、民主的运作来说，民主是相当麻烦的事。一个是从政治体制本身来说，我们是要民主还是要独裁？要民主就一点也不麻烦，要独裁就会相当麻烦。这样的结论本身就值得商榷。民主体制也有民主体制的麻烦，而且还不止一点麻烦，对于有些国家，和地区，可能还存在着相当的麻烦。专制、独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可以发挥其有利的一面。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谈论民主是否是麻烦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的是，我们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讨论民主是麻烦的。切不可用一个角度去简单否定、粗暴漠视另一个角度。毕竟，每个角度都有其特定的言说逻辑。

本文原载2008年4月2日《新快报》，发表时有删节。

那天加州气温平和，我们还在计画周末活动，突然间仁宇兄的儿子培乐来电话，他说父亲在三小时前，在去附近一间电影院时，突然因心脏病不治弃世。过了一两天，我才知道仁宇那天是由他夫人格薾驾车到离ztlaPweN二十多英哩的一家电影院去看一部文艺影片，片名叫《雪降洋杉》…… \

我的哥哥黄仁宇和嫂嫂格薾住在美国纽约州NewPaltz市，在一九九九年除夕中，我在西岸和仁宇兄通了两次电话，在交谈中互相勉慰，庆幸平安的进入一个新世纪。

二○○○年一月八号，新世纪刚度过一星期，那天加州气温平和，我们还在计画周末活动，突然间仁宇兄的儿子培乐（JeffersonHuang）来电话，那时是加州时间上午十一点半左右，培乐的语音很平稳，可是消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到的：他说父亲在三小时前，在去附近一间电影院时，突然因心脏病（CaediacArrest）不治弃世，就在这个简短的电话中，我和仁宇兄作不辞的永别了。

过了一两天，我才知道仁宇那天是由他夫人格薾驾车到离NewPaltz二十多英哩的一家电影院去看一部文艺影片，片名叫《雪降洋杉》（SnowFallingOnCedars），他们刚到达电影院，仁宇兄说身体不适，在进门厅室，一坐下来就晕倒，当时由救护车送到附近医院急诊，医生已束手无策了。

当时我除了伤感之外，还有一点诧异：平常仁宇兄作事认真，不爱浮华，为甚么要在周末白天去电影院呢？为了了解真情，我就在网络中寻找这部《雪降洋杉》影片的背景，才知道这影片是根据一九九四年间一部最畅销的小说编摄的，小说已经译成中文出版，书名叫《爱在冰雪纷飞时》，故事发生在西雅图城海湾中一个小岛。在大雪飘零之际，一个当地新闻记者查访法庭审问一件命案。其中包括不同种族男女间的爱情，小岛上住民的心理，私人间的嫉忌和偏见，都反映在记者的心目中，照我的猜测，仁宇兄对写小说有兴趣，他去看这影片，不是纯粹为了娱乐，而是要把文艺著作和电影两种媒体相互比较，有研究的性质。

当天他们夫妇离家去电影院时，仁宇含笑对格薾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拋弃躯壳，离开尘世。」随后格薾开车沿赫逊河岸转折，仁宇继续将身后事作为话题，和格薾检讨。这场经历在格薾嫂的心目中，留了不可毁灭的印象。

我和仁宇兄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一直到中学毕业，我们的父亲黄震白，别名种苏，是中国革命初期同盟会会员，在长沙时，我们兄弟年轻，父亲又常赴外省工作，在我的记忆中比较深刻的是在客厅墙上挂的国父孙中山的手笔，题赠「种苏同志」，中间是「博爱」两个大字，下首是孙中山的签名和印章。这幅字帖一直挂在家中，到了一九三九年抗战开始，家人分散，这手帖就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黄仁宇在十四五岁左右（一九三二年）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当时湖南日报副刊，连续登载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画像。黄仁宇的写作热忱，从中学时代开始，从未间断。以后他继续在文章书籍中加入自己的插图，包括白描画、地图、表格和作战形势图等，都一手细心创制，他的私人用笺，上面就有一幅白描画，描写过去运河漕运情形，原来是他写明代经济史中的插图。

一九三八年仁宇兄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念电机工程，刚过了一年，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国内比较有名气的大学都辗转迁入内地，黄仁宇放弃学业，在长沙参加抗战日报，作编辑访问工作，那时抗战日报的社长是田汉，总编辑是廖沫沙（廖沫沙后来在中共中央工作，和吴唅，邓拓用「三家村」笔名写文章讽刺当局，变成检讨下放的标的，导起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 （ http://www.tecn.cn ）

黄仁宇于一九四三年由重庆飞往印度，参加中国驻印度远征军，在孙立人部下作参谋，常到战场视察，仍旧写文章，大部在重庆大公报发表，在北缅密支那之役，他到前线观察，被日军藏在树丛中的狙击兵射正大腿，运到后方调养。

抗战胜利之后，仁宇兄随军由上海飞到东北、随后由国防部选派到美国LeavenWorth参谋大学深造、后来又到日本参加中国驻日代表团。在这个期间，我们只在日本东京匆匆见面二十四小时，一直要到一九五二年，他决心解甲读书。我们兄弟，才有比较多的见面机会。

从一九五二年开始，黄仁宇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念书和工作，那时他已经是三十四岁，把半生的事业成就全部放弃，重新和年轻的学生们生活在一起，这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他采取这途径，表示对自己写作著述的能力有信心，才愿意在半工半读的条件下，发愤攻读。

黄仁宇在密西根大学UndergraduateSchool念了三年，由新闻系转到历史系，取得学士学位，在这段时间，除开读书、工作之外，他对年轻大学生的课外活动一样有兴趣。密西根大学是美国中西部足球连盟的一员（MidwestBig1o），秋天是足球季，各校轮流比赛，每场的观众上万，黄仁宇戴上黄蓝两色上有校徽的便帽，热烈参加。

随后黄仁宇继续念研究院，一直到一九六四年，取得博士学位，美国政府，对大学文科（LiberalArts）不大重视，政府研究津贴很少花在这个部门，因为这个缘故，文科研究生都要自己找工作维持。

黄仁宇一面工作谋生，可是仍专心读书，我看着他从一个业余性质的作者，蜕变为胸藏万卷的学人，他以后的成就，都是在这个期间奠定的。仁宇兄研究明史，把明实录一百三十三卷从头到尾研读，以后写文章，下结论，都引证纪实，不凭空虚构，也就是他为学过人之处。黄仁宇辞世之后，嫂嫂格薾寄给我一盒文件，其中有黄仁宇最近十年的读书工作纪录。我打开一本，看到他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的日记，其中一个星期，他在五天之内，把「大史长篇」，重新研读一遍。我不知道「大史长篇」是怎么样的书籍，请教一位国史专家，他说大概是明朝王祎着的《大事记续篇》（七十七卷）和朱国桢着的《大事记》，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黄仁宇读书认真的情形。

仁宇兄的名著《万历十五年》开始是用英文写的，在一九八一年由雅礼大学出版所印行，当时为美国名作家JohnUpdike发现，在NewYorker杂志写文推荐，同时这本书也列入美国历史书五个最佳作品之一。翌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印行，由文革首先被清算的廖沫沙题笺，印在封面。这题笺也有一个小故事，我在一九八○年九月间，参加美国航空学会访问中国航空工业，途经北京，这时黄仁宇已经计划把《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印出，托我和妹妹粹存去拜见他的旧友廖沫沙，请他题笺。廖那时已清反复职，即刻照办，我现在手头还有仁宇写的一个短简，谢谢我们弟妹替他取得廖沫沙的题笺，并且说：出版书籍，和其他工程一样，一定要有多方面的协助支持，要谢谢你们在北京的连系工作。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北京出版，传到台湾陶希圣先生，陶先生很欣赏这作品，特别在台湾推荐，并同意写一篇读后记，台湾版就在陶先生领导下的食货出版社印行。

黄仁宇个性强，不论学术和日常交往，都是心有成竹，不轻易改变初衷。可是为人谦和，不事夸张。《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和台湾畅销，他对我一字不提，直到我们的表弟李承露从台湾来信，报告情形，我打电话给仁宇兄说：「听见你在台湾出版界和读者心目中声名鼎盛。」仁宇兄没有骄意，只问：「是那个人告诉你的？」

黄仁宇的第二本重要作品是《中国大历史》，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是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可是早在七十年代，我到纽约州去看他们夫妇，仁宇兄就告诉我：他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新的研讨方式，和美国各大学中国史专家看法完全不一样，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这学科的研究内情，只觉单刀匹马，和一班学术权威打对头，不是智举，就将这想法坦白陈述，黄仁宇一点也不同意，话题就终止了。

黄仁宇生性豪爽，古道热肠，对人诚恳，人或有机谋，他视而不见，他在NewPaltz住处简素朴实，他写作的厅房面对着纽约闻名的Catskill山地游览区，可以看见日出日落，风云变幻。在黄仁宇的心目中，比甚么高楼大厦，都要胜过一筹，同时他注重储蓄，家有余资，都细心投资。

黄仁宇夫妇爱旅游，在英国剑桥大学工作时，曾遍游西欧各国，在美国游历东西岸，最后在一九九八年春来加州访问，和家人欢聚之外，他们夫妇并开车到SanDiego和LasVegas游览。

仁宇兄最后一次旅行，是在一九九九年十月应葡萄牙政府邀请，到里斯本参加澳门归还中国纪念会，在会中黄仁宇发表论文，题为「中国的经验－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黄仁宇欢喜宾客，Newpaltz附近有几家餐馆，是他家待客之处，其中有两家在赫逊河畔，风景优美，这地方也就是他写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名称的来源。另一家中国餐馆，叫「小熊饭店」，地址靠近Woodstock，是RockMusic发源之处，餐厅背山近水，非常风雅。

仁宇兄常说：「我一生经历过中外各阶层的生活，不论是治世乱世，无所不闻，无所不见。现在我个人要做的事都已做了，可一死而无憾。」这种看法，和他最后一天和格薾嫂所讲的话，如出一辙。

红与绿

两会期间，给人们的听觉、视觉、味觉、触觉都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印象。我印象最深的是视觉上的色彩对比：股市飘绿，媒体爆红。“绿”飘在股民们的眼里，“红”却爆在记者们的笔下，请看人民网记者董宇的报道：

“今年两会，前国家领导人的后人有很多进入政协担任委员，他们被媒体亲切地称为‘红色后代’。”

在这个红花丛里，最红的一朵是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现任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正师职研究员；接下来依次是周恩来侄女周秉建，财政部离退休干部局级巡视员；刘伯承之子刘太行，原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德之孙朱和平，现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陈毅之子陈昊苏，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先念之女李小林，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党组书记；万里之子万季飞，现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党组书记……

整个3月上旬，他们的笑脸和低调言谈几乎铺红了各大网站的网页，以及许多主流平面媒体的版面，其中最有代表性、转载率也很高的，是新华社记者李宣良、王建民写的一篇报道：《毛泽东、朱德孙子毛新宇与朱和平两会握手》（图），在百度上搜索这个题目，你能得到30，900个网页，它虽然只有短短的300字，但却很入眼：

“早就盼望见到你了！”

“真是太高兴了！”

3月8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两位身着军装的政协委员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一位是毛新宇——毛泽东的孙子；一位是朱和平——朱德的孙子。他们由于忙于各自的工作，还没有机会见面。双双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给他们见面创造了契机。

“我一直关注着你，真为你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担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的朱和平大校说，“我们一定不要辜负人民的期望！”

38岁的毛新宇大校是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研究的领域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他说：“我有一个愿望，今年重返井冈山。”

“我也早有这个想法。我们一起去。一起重温老一辈的革命精神，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履行好政协委员的职责！”两只大手又握在一起。 心情激动的毛新宇还当场赋诗一首：

“革命红旗飘井冈，历史会师军威壮。光荣传统须牢记，人民军队忠于党。”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的销声匿迹。“厉股份”（厉以宁）已沉默多年，往年在两会上出语惊人的“吴市场”（吴敬琏）也突然没有了踪影。你打着灯笼，在两会期间的报道里也找不到他们脸上的风霜和口中的珠玑，更不用说胸前的勋章，但很容易发现的却是近两年来几乎把他们淹没的唾沫，咒骂者的唾沫。

不信请看新华网2007年11月13 日转贴的《小康》杂志里的一篇文章：《从吴敬琏、张维迎到茅于轼，经济学家为何总挨骂》，文章说，“我们看到，从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樊纲，直到今天身体力行地为穷人办事却说要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经济学家挨骂的名单上，在不断添加一串串新的内容。”

他们为什么挨骂？文章提供的解释是：

“市场化改革走到今日，贫富差距扩大、腐败、社会不公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在此关键阶段，任何为弱势群体说话的主张，总会因其道德的无比正确性而得到民众喝彩。

“但这些经济学家似乎并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尝试坚持以理性思考的面貌一再为富人的正当性辩护。也正因此，在‘民意’与‘市场化’的理想间艰难探索的经济学家，就承担了最多的压力和责难。”

结果就是，革命后代像春花那样走红，因为他们的亮相，能够抚慰怀念革命时代平等的“民意”；改革先驱和股市一样发绿，因为他们不仅造成了，而且还在维护扩大再生产不平等的市场。实际上，被某些人吐唾沫的，不仅是为改革提供“脚本”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甚至包括“总设计师”邓小平。

有一个名为《中国与世界》的网上杂志 （www.zgysj.com）从2004年第4期起，开始连载署名为“水陆洲”的批邓专著《邓小平的晚年之路》，全书共40章，洋洋30余万言，对邓小平的晚年思想与实践进行了系统批判。随后，“毛泽东旗帜”（www.maoflag.net）、“乌有之乡”（www.wyzxsx.com）、“左岸会馆”（www.eduww.com）、“共产主义论坛”（  www.hkcommunist.org）、“主人公论坛”（www.gongnong.org）、“共产党人”（www.gcdr.com.cn）、“”工农兵BBS “（www.gcdr.com.cn/bbs）等网站都予以转载，有的发表了支持性评论和”读后记“，为了扩大影响，它们还举办了一系列讲座和论坛。

另一方面，“乌有之乡”网站最近还正在热评马宾的一本新书《纪念毛泽东》。一篇题为“马老提出的两个重要问题”的署名文章2008年3月21日上传，截止25日上午，已被点击近3000次。文章所说的两个重要问题是什么？当然不是改革和开放，而是“在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同时，主要阐述了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个就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第二就是强调搞群众运动。”（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803/34434.html）

以我观察，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的舆论氛围似乎感染了某种病毒，出现了某种类似流感的症状。

民粹主义：病毒性精神流感

病毒的名字叫“社会不公”，“流感”的名字叫“民粹主义”。这是一种近代以来几乎在所有国家大规模流行过的病毒性精神流感。病毒的变异性和传染性强，流行面广，易于复发，而且不可能彻底治愈。只要世界上存在着风寒，就会有身体上的流感；只要世界上存在着不公，就会有精神上的流感——民粹主义。

差不多所有研究或阐述“民粹主义”的文献都同意，民粹主义是社会科学语汇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它被用来指涉的政治现象既广且杂。学术界有关民粹的讨论甚多，但是把它当成一个独立学术概念来处理的却很少，主要原因是民粹主义呈现的样貌过于丰富，难以捉摸。

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在研究了世界范围内大量民粹主义案例和研究资料后得出结论：“民粹主义有一个基本的特性：即概念上的尴尬的不确定性。”

中国人民大学林红博士在其专著《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里承认，“即使已被研究、讨论了100多年，民粹主义至今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除了一个大致认可的民粹主义名称之外，人们对它的理解或者缺乏清晰一致的理论框架，或者仅仅是一幅有俄国、美国、拉美等地的历史现象拼凑起来的非常破碎的画面。”

也就是说，民粹主义不是一个思想体系，不是一种价值表达，只是一种精神症状。它是社会不公发展到危机水平时，公开发作的社会不满甚至愤恨情绪，越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情绪越激烈。

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把这种民粹主义情绪称为“灰姑娘情结”，应该是贴切的，后妈的不公带来了她的不幸、痛苦和愤恨。在民粹主义者看来，所有高高在上的有权者、有产者和有智者都是“后妈”。对于这个或这些“后妈”，一个“灰姑娘”可能会忍受，千百个“灰姑娘”就可能发作。“灰姑娘情绪”一旦发作起来，就会变成“灰姑娘病毒”，爆发民粹主义病毒性精神流感，其典型症状有如下几种：

——发烧。这是民粹主义流感的典型症状，发烧容易发疯。从俄国到美国，从拉美到欧洲，发作中的民粹主义运动多多少少都带有某些疯狂性质，有的达到了宗教狂热。俄国民粹主义研究者乌拉姆（Ulam）将“到人民中去”比作一次朝圣；加拿大民粹主义者阿尔哈特把“社会信用”运动当作“十字军运动”来发动。至于民粹主义在美国演变为三K党，在俄罗斯演变为对沙皇的暗杀活动，在当代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演变为焚烧华人商店，则已经是疯狂的恐怖活动了。

——恐高。民粹主义者的“恐高症”有自己的特征：他到不了高处，或者害怕在高处，不埋怨自己，却埋怨世界上为什么 有比自己“高”的位置，以及所有在“高”处的东西。有些才情的民粹主义者可能会想到苏轼那几句词：“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在道德化的民粹分子看来，高的东西都不道德，道德只和自己在一起。道德有时像金砂，沉在底层；有时像空气，越高越稀薄。因此，民粹主义有三个表亲和一个孩子：大表哥是空想社会主义，因为它反对所有上层资本精英；二表哥是无政府主义，因为它反对所有上层权力精英；表弟是反智主义，因为它反对所有上层知识精英；当这三者在非宪政民主条件下，与一个赫尔岑式的父亲结婚，生下的孩子通常是暴君。

——自恋。学者杨鹏有一次到“乌有之乡”网站举办的一个论坛演讲，听众是三四十个小青年。由于话不投机，他讲一句，底下有人反驳十句，演讲很难进行下去。杨鹏于是问：

“在座的结了婚的请举手！”

无人举手。

“那么……有女朋友的请举手！”

稀稀拉拉地举起了两三只手。

“原来如此，我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等你们找到女朋友时我再来讲。”

年轻人并非都是愤青，但一个没有结婚，甚至连女朋友也没有的青年人成为愤青的几率非常大，而愤青往往又容易成为民粹主义的后备军。这是因为，第一，缺乏责任感；第二，自恋。这正是所有民粹主义者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政治运动中的民粹主义模式是：领袖+人民。领袖当然是个别自觉的民粹主义者。

“到人民中间去！”表面看是朝圣，实际上是把人民当作群氓，要自己去启蒙、发动，自己才是政治圣徒。

“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把自己当作种子，人民当作土地，土地不过是让自己开花的工具。

20世纪30年代的加拿大民粹主义者阿伯哈特自恋到这种程度，他在广播中宣称，“火星人”来探访加拿大艾伯塔省，受到了他的思想启迪。

自恋的民粹主义者与自恋的水仙花不一样，水仙花自恋是孤芳自赏，民粹主义者自恋是要做人民的领袖。这正是民粹主义者自己无法克服的“自恋悖论”：它不承认有任何高于人民的东西，除了他自己。他到人民中间去，绝不是要像一滴水那样，消失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是要像车轴一样，成为人民辐辏的核心。当民粹主义的表弟，以反智主义者自许的薛涌自我标榜说，他的博客访问量达到1300万时，他自己知道，他就是那1300万网民的肚脐眼，因此他自称“民间意见领袖”。

——好斗。民粹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极端的，心理特征是敌对的，因此，情绪化和非理性，是它的一般精神状态，表现在行为上，是好斗。由于国家制度和现代化程度的差异，不同国家的民粹主义在好斗性上也有差异，有的动手动脚动刀动枪，有的只动嘴。但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时期，在各政治思想派别中，民粹主义者无疑是最好斗的之一。在中国当下，感染了民粹主义病毒的网民，可以称得上是“网络红卫兵”，他们见到不同意见，就辱骂，恐吓，甚至骚扰，有的还登门围攻。

有网友在2月17日上传的一篇题为“从理论到理论——关于茅于轼同意高校涨价”的博客里写道：“我在新浪博客搜索茅于轼，跳出来的第一条是‘茅于轼是狗的BLOG’，第二条是‘日茅于轼的BLOG’，第三条才是他本人的BLOG.再看他博客上的跟帖，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和谩骂”。

民粹主义病毒性精神流感还有许多其他症状，比如多动，善变，梦呓，起哄，等等，因篇幅所限，不再饶舌。

中国“新民粹主义”联盟

有充分证据表明，中国当下的思想界和舆论界相当严重地感染了民粹主义的病毒性精神流感。这种流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过变异和交叉感染，上世纪初在中国流行的俄国来源的旧民粹主义，已经与其他来源的民粹主义联盟结为一种“新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主要神通之一，就是像变色龙一样，善于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颜色。

根据胡伟希的研究，“五四”运动前后到上世纪30年代，中国曾经流行过三种形态的民粹主义：国粹派民粹主义，无政府民粹主义，“乡建派”民粹主义。此外，还有一种形态的民粹主义，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派民粹主义。著名党史专家胡绳于1998年和1999年先后发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两篇文章，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实际上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理论，重新捡起了曾经被他丢掉的民粹主义，想从人民公社直接进入共产主义。

这四种形态的民粹主义，我称之为中国的“旧民粹主义”，俄国民粹主义是它的父亲，美国民粹主义顶多是个还没有串过门的远方亲戚。四派旧民粹主义的共同之处，是把人类解放的希望首先寄托在农村和农民身上，这也是俄国民粹派的遗传基因。这个基因有三个核心元素：目标是社会主义，天然的社会主义者是本土农民，道路是绕过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国粹派和乡建派是保守和怀旧的，无政府派和党内左派是激进与革命的。

有趣的是，革命时期的党内左派民粹主义一再失败；建设时期的党内左派民粹主义却一度成功，成功的标志就是“大跃进”、“共产风”和“文化大革命”。但是一种极端思潮的成功常常导致一个国家的失败，改革前的中国就是这样。改革开放，无疑是对党内旧的左派民粹主义的否定，但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一个新的民粹主义联盟，正跃跃欲试，浮出水面。

——市场经济导向、退休制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适应了“大锅饭”、“平均主义”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人产生了对旧体制和其缔造者的怀旧情绪，这使得党内传统左派民粹主义仍然有市场。《中流》、《阵地》、《真理的追求》、《当代思潮》等，就是这个市场上的几个摊位。有的摊位因为所卖商品的质量问题被市场管理部门关闭，摊主们郁闷之余欣喜地发现了网络市场，于是“毛泽东旗帜”、“乌有之乡”、“左岸会馆”、“共产主义论坛”网站等应运而生。

——社会转型带来的都市化趋势和乡村解体，让某些人产生了对传统乡村的怀念，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三农中国》+贺雪峰等人……，大概可以被看作是以新面貌复活了的梁漱溟乡村建设派民粹主义。

——中国迟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犯罪和道德滑坡，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步入的“后现代化”所造成的强烈对比，让那些用心，而不是用脑子写作的文学家、评论家们良心不安，“底层”和“现代性”问题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于是以《天涯》、《读书》（汪晖执梓期间）和《上海文学》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反现代性民粹主义派别，核心成员包括汪晖、旷新年、韩毓海等。

——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干部知识化，出现了高学历、高官位和高收入三位一体，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人自感处于无力改变自己命运的地位，这种社会心理需求被远在美国的学者薛涌洞悉到了，国内媒体丰富的工作经验告诉他，在高官、高权和高智中，最安全的是反智，于是中国民粹主义的一个支部——反智型民粹主义就在美国挂牌开张了。

——国门洞开，由于中国的落后，让西方瞧不起，一部分人崇洋，一部分人仇洋；由于中国的崛起，受西方大国限制，一部分人自卑，一部分人自豪。这种对西方对祖国的爱恨交织情绪，孳生出了一个阵容相当可观的民粹主义派别——民族民粹主义，它广泛存在于文化、政治、军事和国际政治领域中。在文化上，有“传统文化”派，主张“文化民族主义”；在政治上，有主张“政治儒学”的、有主张“天下主义”的，有反对西方民主的；军事上有《超限战》和《大国策》的作者；国际政治上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张文木了。

让人惊奇的是，这五派新民粹主义者比中国的其他思想流派要内聚得多，他们知道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着一个统一立场：“六反三仇三热爱”。具体地说，“六反”是反现代性、反改革、反西方、反市场、反自由、反智：“三仇”是仇富、仇资、仇官：“三热爱”是爱毛、爱苏（包括今天的俄国）、爱“文革”。我不是说，中国所有的新民粹主义者都同意这个立场中的每个主张，而是说，即使他们中的某些人对其中的某个主张不同意，也会同情。这个思潮联盟可以直观地在“乌有之乡”网站（http://www.wyzxsx.com/Article /Index.html）链接的“学者个人网站”上看到，我上面提到的大部分学者，在那里都可以找到。

有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旧民粹主义是新的，因为它的主要派别向前看；而中国当下的新民粹主义是旧的，因为它的眼睛向后看，怀旧，是他们共同分享的情绪。

春药还是炸药：民粹主义的三种政治形态

民粹主义作为被侮辱被损害的个别人对社会不公，以及对其它社会弊端的内心感受，只是隐藏在“灰姑娘”或“窦娥”心里的冤屈；而一旦作为群体意识被动员起来，发展为一种运动，就会变成一种政治工具，这种工具的用途就像菜刀的用途一样广泛，可以用来切菜，协助烹饪美味，也可以用来杀人，成为罪犯的帮凶。关于这层意思，没有比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说得更透彻的了：

“民粹主义已成为进步的工具，但也是保守的工具；是民主主义的工具，也是独裁者的工具；是左派政党的工具，也是右翼势力的工具。”

他没有说明的是，决定民粹主义成为什么工具的，不仅是运用它的政治领袖的个人气质和魅力类型，还有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危机水平。一般来讲，有三种政治形态的民粹主义：选举与修补的民粹主义，操纵与改良的民粹主义，以及革命与暴力的民粹主义。

显然，成熟的宪政民主条件下的民粹主义只能是选举与修补的民粹主义。这种民粹主义在现有的代议制民主的框架下运作，影响的至多是政党兴替，领导人更迭，以及政策性修补，不会对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结构性变革。

美国19世纪晚期人民党的民粹主义，20世纪30年代末休伊。朗，60年代乔治。华莱士，以及90年代罗斯。佩罗的民粹主义，都被当作选举的一种策略在加以运用，它对平民利益和直接参与是一种促进，对美国所谓的“强势民主”是一种推动。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的“社会信用党”民粹主义也是这样。

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在西欧先后兴起左、右翼新民粹主义，它所能做的，也只是在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的拳击台上，增加几个新的拳击手，以及几种新的拳击技法，或者给“克里斯马”式的领袖人物提供让其兴奋的春药而已。

依附性的市场经济和外表的民主政治下的拉丁美洲，其民粹主义则发展出另外一种形态，我称之为“操纵与改良的民粹主义”，这种形态的民粹主义，在政治类型上，是被“人民民主”的外衣包装起来的独裁统治；但在经济上，则是改良主义的，比如，追求民族经济独立，打破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促进社会公正目标，等等。一般认为，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是这种民粹主义的典型形态，它是经济上的劳工福利主义，政治上的独裁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和俄国，则既没有像样的市场经济，也谈不上外表的民主政治，老大帝国的臣民，突然发现自己的国家被西方列强欺负，自己被暴君、地主老财和资本家欺负，而且无处上诉，只有造反。想以最短的时间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前进入人间天堂，就是那个时代中、俄两国民粹主义者的梦想。这种民粹主义，自然是革命与暴力的民粹主义。

这就是说，市场经济越不发达，民主政治越不完善的国家，民粹主义越可能不是春药，而是炸药，炸药一旦爆炸，不是炸出暴君，就是炸出暴乱。美国的民粹主义可能是感冒后的一个喷嚏，但对于依然处于政治经济二元结构的中国，民粹主义一旦爆发为运动，就不仅仅是洪灾、非典或者雪灾……

未雨绸缪：加快公平主导型改革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群体性精神流感，虽然诱发它的因素很多，但受感染的主要病毒是“社会不公”，传播它的主要机制是“社会危机”。感冒虽然不好，但感染了病毒却不会发烧，更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民粹主义思潮是一种社会意识方面的预警信号，它表明，社会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公已经接近危机水平，如果不能及时加以调整，逐步深化的危机可能变成深渊。

前25年的中国改革基本上是“效率主导型改革”，这是因为旧体制只要平等不要效率，以至于国民的温饱都成了问题。要前行，你总要迈一条腿，过去迈的是平等那条腿，死活不迈效率这条腿，结果是僵在那儿，像田埂边叉腿站立、守护着“社会主义苗”的稻草人，不吃东西，只喝北风。

改革从提高效率开始，用邓小平的话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当然没有错，社会财富像被打开闸门的泉水一样涌流出来  ：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增长了10.9倍，人均GDP增长了10.1倍。200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26，792亿美元，超过英国居世界第四位。

但是，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不仅是一个高效的丰裕社会，也应该是一个和谐的公正社会。无论我们对公正下什么样的定义，某种意义上的平等必定是任何正义或公正定义中必须包含的核心内容。暂且不说“什么是公正”，但至少可以说“什么是不公正”：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肯定是不公正。

无庸讳言，效率主导型的市场化改革，既没有保障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也没有保障公民权利的公平分配。尤其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反感，有人把这种状况称作“权贵资本主义”，虽然有点愤世嫉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情况的严重性。正是这种情况，成为培育中国当前各种民粹主义的肥沃土壤。

虽然中共十六大以来，决策层高度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救助，甚至免除了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农业税，但是，离深度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距离。这是因为：

第一，权力支配下运行的市场仍然每天再生产出腐败和不公平。市场像只胃，你吃进去什么，它就消化什么。产权交易是市场行为，但一种性质的产权转变为另一种性质的产权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了，更可能是市场行为之外的分配行为。被称为“国有资产”的东西，理论上说，国家的每个公民都享有对它的平等支配权，但事实上，对它的支配权却掌握在主管政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手里，他有权决定以怎样的价格转让给什么人。在这种情况下，它既可能以最合理的价格转让给最会利用资产的人，也可能以象征性的价格转让给那个使主管官员受益最多的人，这就是所谓“黑箱分配”。

第二，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公民要对国有产权享有平等的支配权，首先要对政府权力享有平等的支配权，因为公民是通过政府去支配国有资产的。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加快“公平主导型改革”。所谓“公平主导型改革”，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要对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进行公正分配；其次，权利平等优先于利益平等。

这不是指对利益分配不平等的政策性矫正，而是指对权利分配不平等的体制性矫正。权利公平分配是一个社会的首要正义，有了它，可能没有利益平等，但至少有一半的机会平等；没有它，则肯定没有利益平等，也没有机会平等。

权利平等是一项正义原则，也是一项政治体制安排原则。这个原则在制度上的最根本体现就是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所指出的：“必须在实际上确保每一个成年公民都拥有投票权。”这实际上说的就是所谓“民主”。民主最简单的定义就是确保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如何“确保”？当然是通过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宪政制度来确保。从理论上讲，权利平等与宪政民主互为条件；从操作上讲，有了宪政民主的体制安排才会有真正的权利平等。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公平。因此，公平主导型的改革，也就是民主化改革。

民主化不仅能够在制度上促进社会公正，减少社会患民粹主义流感的可能性，即使患了，也顶多发几天高烧，打几个喷嚏，而不至于演变为革命与暴力。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部高级研究员）

——原载2008年4月2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