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台湾民主基金会邀请，海外民运组织了10人观选团赴台观选。从3月19日到24日﹐东道主将日程安排得十分丰富。
共进行了四个座谈会﹔
在民进党中央党部会议室举行的由民进党国际事务部副部长赖怡忠主持的座谈会。
在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会议室举行的由陈锡蕃教授主持的座谈会。
在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会议室举行的由主任陈明通主持的座谈会。
在台湾民主基金会会议室举行的由基金会执行长林文程主持的座谈会。
参观了国父记念馆﹑故宫博物院﹑中正纪念堂。
游览了士林官邸﹑101高楼。
参观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立法院会议大厅。
观摩了三场造势大会最后王金平院长在立法院会客厅接见了观选团。
此行我深感极有收获。台湾中华民国的平民政治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如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牌子只有大陆一个乡村信用合作社的牌子那么一点大。而执政党——民进党的中央党部只是租用了一间大楼中的一层。约500平方公尺。里面只有十几个工作人员。这与海峡对岸共产党机关的奢华有天渊之别。
王金平院长给我留下印象尤其深刻。作为中华民国最高立法机关的首长﹐王金平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在百忙之中抽空与观摩团进行了亲切谈话﹐并赠送给们精巧礼物﹐合影留念。
这次台湾之行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见到马英九先生。听说他到中南部催票去了。累得已经站不稳。选举结束后更忙。
今天下午四时回到纽约。回想起这一星期的耳闻目睹﹐觉得极有收获﹑极有感触﹐遂决定立即执笔整理出以下若干思绪。以呈台湾各位师长和各界朋友。由于是长途飞行后的匆匆运笔﹐更兼学养低下﹐所言想必缺失甚多﹐望各位师长和各界朋友阅后不吝赐教。
一﹑仅系恢复“疆域”﹑务请慎言“狂胜”
开票前夕﹐观选团十人猜测选举结果。我毫不犹豫地说﹕“蓝营一定选胜﹗”
开票后报界一片惊呼。曰﹕“蓝营狂胜”﹐根据是蓝营得票超出绿营二百二十一万票。对于胜出数目如此之大笔者也感到意外﹐但并不呼“狂胜”笔者认为这个开票结果只是恢复事物原来面目而已。
此次大选蓝营得票率58.45%.翻翻2000年的“旧账”﹐那次连战得票率为22.41%.宋楚瑜得票率为35.74%.新党得票率为0.13%.相加为58.28%.两次得票率几乎相等。故竞选固然胜利﹐但“疆域”并未扩展。那次蓝营若不分裂﹐民进当根本不可能选胜。某些国家的选举法规定。若有数人竞选总统﹐而又无一人过半﹐则由前两名复选。如此﹐蓝营也会重新联合起来夺取选胜。换言之﹐如果这次蓝营继续处于分裂状态﹐那很可能又是败绩。
或许有朋友不以2000年大选为参照物﹐而以2004年作参照。他们说蓝营2004年为49.9%﹐绿营为50.1%.绿营此次降至41.55%.怎么不可以说蓝营大胜﹖笔者觉得这样看问题有沾沾自喜之嫌。绿营是降了﹐可是它的基本盘并没有消减。2000年是41.72%﹐此次是41.55%.如果说﹐2004年绿营可以从41.72%窜到50.1%﹐那为什么以后就绝对不可以呢﹖
或许有朋友反驳说﹐2004年大选时民进党以“请给我们多些机会让我们学会走路”的恳求打动许多本来对他们不佳的表现颇有微词却心地善良的中间选民﹔还以两颗子弹的“千古之迷”去搏取同情﹐这才以极微弱的多数票胜出。这些机会民进党以后都不会再有了。
这样讲似乎绝对了点。世事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一模一样的事情不会重复再现﹐但类似的情况则可一再发生。从41.55%到50.1%并不太遥远。在民进党执政八年政绩如此之差的情况下﹐它的基本盘秋毫无损﹐这难道不值得蓝营大将们警惕吗﹖一般蓝营群众的狂喜欢呼可以理解﹐但若蓝营领导群也陶醉其中则十分不智。居安思危难道不是他们须臾不可淡忘的座右铭码﹖
二﹑未必因马哥太好﹐肯定是阿扁太差
马英九先生的操守和形像的确堪称一流。可是此次民进党的败选应另有原因。2004年在两颗子弹的冲击之下﹐蓝营以49.9%败北说明蓝营拥有五成的基本盘。2000年和2008年绿营的得票率说明它有略超出四成的基本盘。中间选民于是成为关键。2004年﹐中间选民全部倒向绿营﹐绿营因此险胜。此次中间选民的90%倒向蓝营。10%不投票。他们否定绿营却不肯支持蓝营。
阿扁差到什么地步﹐不妨到美国来找找参照物。
2006年5月，新泽西州发生一件小小的的交通违规事件。警员费尔维要开两张罚单给违规驾车者古尔。这时古尔的朋友法搏赶到现场。警员费尔维发现古尔的朋友竟是州检察总长法博时，就取消了那两张罚单。这件事被知情者上报州长，州长认为法博这样做是犯了假公济私，影响司法公正的错误。要求她辞职。法博没有辞职，而是在州议会的新闻发布会中道歉。她希望事情能就此化解。但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包括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均要求法博辞职。理由是她的行为即使不涉及刑事罪的滥用职权，也引起道德争议，不适于担任检察长的公职。于是2006年8月，法博黯然辞职。
再举一例。2002年就任纽约州主计长的赫维希几年来政绩卓着，深受各方面好评。2006他突然被审认罪受罚下台。事情很简单。他从2005年至2006年间常派一位下属用公车接送他患病的妻子去医院。这个情况被揭发后，陪审团裁定他有假公济私滥用职权的刑事罪。法官按刑律将可判他1-4年徒刑。赫维希认罪不上诉，发表深切道歉书，并立即交纳5000美元的罚款，获轻判没有坐牢，然后就离开了他成绩斐然的工作职位。
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里﹐对公职人员的要求就是如此严格。
阿扁的假公济私“贪于财货”与海峡对岸的共产党官僚相比固然是小巫见大巫﹐可若与法博和赫维希相较就严重得多。阿扁既仍尸位素餐﹐又怎能不成为民进党的“票房毒药”﹖
本来民进党还有转圜的机会﹐起码可争取个小输犹荣﹐那就是阿扁鞠躬下台。全党与阿扁切割﹐诚恳向民众道歉﹐兢兢业业地再出发。这样﹐中间选民还会有相当的比率把票投给民进党。可是﹐怎奈非理性的“本土意识” 使民进党极为护短﹐硬把民众对阿扁的抨击看成是对整个民进党的敌意而坚拒之。如此颟顸执拗导致是非不分﹑正义不彰﹑中间选民遂大量流失。待到谢﹑苏进入竞选高台时才觉得须与阿扁划线区隔但为时已晚。阿扁几年来的宵小行径﹑肆意妄为﹐其恶果由整个民进党承担。
从四成出发﹐曾冲至五成﹐最终又回到四成。八年周期﹐民进党玩了个怪圈轮回。
三﹑族群政治式微﹐社会和谐可期
这次大选的落幕将为台湾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带来正面契机。
多年来﹐台湾蹒跚在族群政治的沼泽之中。在民主国家中﹐政权的功能是管理社会﹐不象专制政权那样除了管理社会外还有镇压异己的功能。台湾的政府很特别。它当然是个民主政权﹐但它的职能似乎不那么单纯﹐因为它面对海峡彼岸虎视眈眈的中共专制政权。
怎么处理与这个专制政权的关系﹖蓝营说﹐不要刺激它﹐否则惹恼了它打过来难以抵御。而宣示独立是最尖锐的刺激﹐故不要轻言独立。绿营说﹐你蓝营讲来讲去骨子里就是投共卖台。因为你们蓝营的主要人物都是大陆人。你们是外来政权﹐你们与大陆人的共产党政权勾勾结结﹐欺压本土台湾人。蓝营除极力辩白自己绝无投共卖台之事外﹐且反过来指控绿营不负责的独立主张是把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推向战争深渊﹐名曰爱台﹐实为害台。
这场由台海危机互控纠葛着的省籍分野﹑身份认定﹐再加上“二二八”原罪和国民党威权时期的错失﹐社会被高度撕裂。选战的深层意识也不仅仅停留于通常为争取执政权的层次﹐更主要的还有在这个社会中的资格问题。2004年大选时﹐李登辉竟然说﹐如果陈水扁不能连任﹐他就出国离开台湾。而许多蓝营人士则说﹐如果民进党﹑陈水扁长期当道﹐他们宁愿选择移居他国。
在族群政治甚嚣尘上之时﹐一个政绩不佳﹑操守可议的人可因身份认定的强势而继续把持政权。而一个操守良好﹐预测可给予社会优质服务的人也会因身份认定的弱势而被淘汰出局。于是台湾的选战就不似欧美民主成熟国家那样“平淡无奇”。蓝﹑绿两方不但为了执政权﹐还为了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具有不受歧视的人格都高度动员﹐创造了极高的投票率。
欧美成熟民主国家投票率常在50%左右﹐超过60%就是高投票率。这是因为民主制度已稳固建立。任何一个政党上台都不会改变民主制度。争取执政权的各方只是在某些具体的管理社会的方案上有差别。而这些差别在许多人看来无伤大雅﹐或与自己关系不大﹐以至半数以上的人都患上“政治冷漠感”﹐懒得去投票。
台湾这几届的高投票率源于选战中参杂了单纯挑选社会管理者之外的因素。这说明台湾的民主尚在发展完善之中。
现在﹐近60%的选民向操弄族群政治说NO﹐这向那些以操弄族群政治的人士传递了一个信息﹕从前常搞的那一套已不是万应灵药。要想获取选票应回归正道﹐即用自己的操守﹑理念﹑才能和政绩去打动选民。
3月22日开票结束后﹐台北新唐人电视台请我和中国民联主席薛伟等去做节目。回程时我与薛伟同乘一辆出租车返回旅店。行车间与年约四十的司机吴先生谈及大选话题。吴先生告诉我们他是地道台湾人﹐祖辈何时从大陆移居台湾已不可考。他说他在2000年时把票投给陈水扁。2004年时对陈水扁已有不满﹐但听到陈水扁竞选讲话中的恳求﹐就又把票投给他﹐再给阿扁一次机会﹐想不到他那么糟糕。这次再也不投他的票了。民进党总不好好反省﹐到现在还在叫本省人投本省人的票。中华民国来台湾都快六十年了。还有什么本省人﹑外省人之分啊﹗现在应该是谁能做得好就给谁做。
我说吴先生讲得很对﹐我很钦佩。吴先生谦虚地说﹕“哪里﹗我只是个出租车司机﹐文化水平有限。”我和薛伟异口同声地说﹕“那更可贵。如果台湾的普通民众都有了这样的理性和认识能力﹐那台湾民主的成熟和社会和谐就很快会实现了。”
我想﹐吴先生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今后到某个时候﹐台湾的竞选中再没有省籍区隔﹑身份认定等因素时﹐投票率就会有所回落。回落到欧美国家常见的水平。
马英九先生当选后立即发表讲话。其中说到﹕“选举的胜利不是某个政党的胜利﹐而是民主的胜利和全台湾人民的胜利。在选举中有五百多万选民没有选国民党的候选人﹐但国民党组成的政府将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们﹐爱护他们……”
马英九先生是位有诚信的人﹐我坚信新届国民党政府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国民党所组内阁会延揽民进党籍的才俊。国民党尤其应向绿营的青年一代招手。在他们中间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加强双方的沟通了解融合。总之﹐作为执政的国民党政权应该张开双臂无一遗留地拥抱台湾岛上两千三百万人民。
整个大自然中的最大两个元素不就是蓝天和绿地吗﹖蓝天和绿地不应该对立﹐应该融合。族群政治的阴霾曾遮住了蓝天﹐阳光不足草木也难茂盛。而今阴霾散去蓝天重现阳光普照﹐绿色草木也将郁郁葱葱。当社会各阶层中吴先生那样的理性人士越来越多并站主流地位起主导作用时﹐台湾社会真正的和谐就稳固确立了。
四﹑水到自然渠成﹑统一何须匆忙
司机吴先生还向我们提及统独问题。他说﹕“你们说台湾与大陆会统一吗﹖”我反问他﹕“你看呢﹖”他说﹕“我担心越来越难。现在最热心统一的是当年中华民国来台湾的那些人。如果这一代人都去世了﹐他们的后代已对大陆没有直接感觉﹐那时恐怕就没有什么人提出要跟大陆统一了。”我正想响应他﹐但车已到旅店﹐只得匆匆道别。
作为一个中华情结十分浓厚的人﹐我当然乐见台湾与大陆统一。但我又认为目前根本不可能统一。而且统一又不是迫切问题。只不过﹐吴先生所说的统一的难点只是很次要的。
统一的难点之一是民进党的既定政策。民进党为保持执政﹐而又感自己的政治能量不能稳固超越蓝营﹐便设法压缩蓝营的政治空间。途径是挑起两岸紧张关系﹐利用蓝营的大陆历史背景和威权时代的错责包袱来实施压缩。这样﹐台湾与大陆的统一当然无从谈起。
统一的根本难点是盘踞大陆的是个专制政权。民主的台湾与专制的大陆谈何统一﹖所谓一国两制是欺人之谈﹑骗人之术。民主与专制孰优孰劣已属世间的ABC.既要统一﹐若真有诚意﹐何不统一在一个民主的制度中﹖除了政治制度的根本症结外﹐大陆公民社会的建立也是前提条件。在台北一星期的四处观摩中﹐我觉得那里公民社会已经建立。人们的公民意识较强。遵纪守法﹑诚恳友善﹐连等地铁都自觉排队。比美国人的公民意识还高。反观大陆。经过邓小平二十几年“经济改革” 的催化﹐整个社会人心浮躁﹐个个想一夕致富﹐于是弄虚作假﹑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坑蒙拐骗不一而足。最起码对人态度都不诚恳﹑不友善。甚至陌生人问路竟有人以指错路戏弄他人为乐。这样的社会境况会为台湾同胞所厌恶﹐故也会成为统一的障碍。
如果大陆民主化了﹐公民社会也建立了﹐我想那时大多数台湾的华夏子民都会愿意与大陆统一的。除了少数人会从民族大义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外﹐多数民众即是为自己营造个更广阔的国家天地也会主张统一的。那时﹐事情就水到渠成了。
至于那些社会俊才﹐我想他们也会主张统一的。在一个幅原辽阔的国土上难道不是能更精彩地发挥自己的才干吗﹖历史上许多着名的人物（无论是正面的﹑反面的）﹐都并非出自经济文化中心的大都市。拿破仑出自法国属地科西佳岛﹔希特勒来自奥地利外邦﹔斯大林出自格鲁吉亚山地﹔赫鲁晓夫生于乌克兰矿区﹔孙中山诞生南海边陲﹔毛泽东出自湖南小村……谁能说将来某届中华共和国的总统﹑总理不会出自台湾的某处阡陌﹑某个村落呢﹖
我深信台湾与大陆会统一﹐但不是现在﹐也可能不是不久的将来。我们这一代未必能看到。但这并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迫切问题是大陆的民主化。我辈已为之奋斗三十多年。多么希望不久的将来民主旭日在大陆的地平线上升起。
五﹑中共郁闷烦恼﹑民运喜上眉梢
阿扁﹑谢长廷﹑马英九这三组人马﹐中共各有何种感受﹖
毫无疑问﹐中共最厌恶的是阿扁。阿扁在其位﹑不谋其政﹐专事操弄族群话题﹐挑动台海紧张局势。他原意是以此压缩国民党政治空间﹐却使中共十分恼火。因中共的宗旨是稳固其大陆政权。它并不真想对台动武。真动武对于它未必有好结局。但阿扁屡次三番插探其底线﹐令其十分烦恼。
谢也为压缩国民党政治空间而叫独立﹐但他懂得适可而止﹐不去插探中共的底线。中共也乐淂打反台独的民族主义牌。它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弘扬民族大义自居﹐为其非法的政权涂抹一层合法油彩﹐它还可以用反台独来转移民众的视线﹐消解国内民众与它的矛盾。于是乎﹐一个假台独﹑一个假打独。两个假的玩在一起﹐成最佳玩伴﹐玩得很开心。
然而非常失望的是﹐谢长廷败选﹐马英九胜出。表面看来马英九态度平和﹐应不难打交道。其实不然。马英九也搞“台独”﹐而且是最难对付的“台独”
阿扁﹑谢长廷是对中国独。马英九是对中共独。马英九说过﹕“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要谈。”对扁谢的独﹐中共可以厉声叫骂。大陆的那班“愤青”会为中共的叫骂喝彩。但马英九的对中共独﹐使中共难以叫骂。它甚至都不敢把马英九的“台独”公布出来﹐因为那样一定会在大陆引来一片对马英九的叫好拥护之声。故对马英九选胜﹐中共十分郁闷。虽然不象从前那样面临阿扁屡次探底的麻烦﹐但马英九的民主牌可对它的政权会造成威胁。
至于我们大陆民主志士当然喜上眉梢。
中共有一个很可蛊惑人心的说法﹐就是中国人的素质不能搞民主﹐一搞社会就大乱。只能由它垄断社会公权力才能保障社会的安定。然而现在台湾的大选击破了中共的谰言。
我观看了几场投票前的造势大会。那真是人山旗海﹐呼声雷动。蓝营大概是由于民调一向较高﹐胸有成竹﹐会场气氛固然热烈﹐但并不太躁动。绿营则由于民调偏低﹐有危机感﹐故上台演讲者和与会群众都激昂非常。演说和叫口号已达声嘶力竭的地步。大会结束时群众并不散去。等到绿营领导人的几辆座车离去时群众夹道欢呼﹐仿佛他们是凯旋归来的英雄。
在这样的情况下﹐绿营败选了。许多绿营群众都流下眼泪。但是他们都平静地接受了民主选举的结果。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五百多万绿营选民﹐没有发生任何暴力发泄事件。就这﹐绿营群众是值得尊敬和赞许的。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上为华夏民族争了光。我们应该给绿营民众献上一束鲜花。
相比之下﹐亚洲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都有选举暴力事件。甚至前不久法国都有。但台湾没有。
台湾的大选告诉世界﹐华夏民族是最能实践民主选举的民族。投票前造势大会的激昂说明华夏民族有政治热忱。败选后的平静接受说明华夏民族的理性和自制。华夏民族如此优秀而中共却说中国人素质低下不配搞民主﹐这真是莫大的诬蔑﹑污蔑。事实说明中国大陆是共产党用暴力不让人民实践民主﹐而决不是人民没有能力实践民主。
蓝营的造势大会使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那简直象一场嘉年华会。除了演讲外﹐有时是二十几个人在台上载歌载舞。那明显是经过彩排的﹐动作十分划一。群众则在下面摇旗和唱。这时我想﹐民主啊﹐那就是民众的节日。我们大陆什么时候才有这样的节日﹖
马英九先生承诺过要支持大陆的民主。我们都相信马英九先生的诚信。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他首先要考虑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的安全和福祉。我们大陆民主志士不会要求马英九先生采取与中共政权弩拔弓张的方式推动大陆民主进程。马英九先生会在原则上谴责专制﹑弘扬民主的同时﹐以推动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把民主价值观带进大陆。
总之﹐台湾的民主是镜子﹑是范例﹑是灯塔。
镜子照出了中共政权的反动专制﹔范例向中国人民显示了民主的形貌﹔灯塔给中国大陆人民照亮了努力的方向。
六﹑语昭颠沛流离﹑逆字如何发音﹖
蓝营﹑绿营的造势大会上都会反复地叫一个口号“冻蒜﹗冻蒜﹗冻蒜﹗”这其实是叫“当选﹗当选﹗当选﹗”国语音的“冻蒜”﹐就是闽南音的“当选”。也即﹐民众是以闽南音叫“当选﹗”的。
除此之外﹐绿营民众还有个口号是“逆转胜﹗”我听了很久﹐断定这是用国语音在叫“逆转胜”。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象“冻蒜”那样用闽南音叫“当选”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问几位绿营群众。他们起先是以为我不懂得“逆转胜”是什么意思﹐便比手划脚地向解释是他们处于劣势﹐要翻转过来﹐反败为胜。我笑了﹐我说我当然明白逆转胜这个口号的意思。我是问你们﹐用闽南话发音“逆转胜”该怎么讲﹖这会儿他们都傻眼了。他们几个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半饷才对我说不知道。我又问了几堆人﹐也是如此。最后总算有个人会用闽南音讲出来。那很难听。是用英文字母拼不出来的。
我想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逆字带有书面语言的成份。如逆水行舟﹑大逆不道。华夏文化以中原为正宗﹐能书写的字﹐在国语系统中必有音。而在各地方言中则未必。即使有﹐也会是强造出来的。为了方便发音﹐绿营领导人遂以国语音带领群众叫“逆转胜”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笑了。某些绿营大将非常排斥国语。在立法院坚持以闽南话发言。可是这次他们都向现实低头﹐用国语音来叫“逆转胜”了。
此后几天我特别留意人们的讲话音。我发现绝大多数都讲国语。只有在出租车总站听到出租车司机彼此讲闽南语。一对恋人在我身旁走过﹐他们讲的是国语。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带着他的妹妹玩﹐讲的也是国语。我问他﹐你在家里跟爸爸妈妈也是讲国语吗﹖他说是呀﹗于是我明白﹐这国语已成为他们的母语了。
然而﹐台北国语很具地方特色。它当然明显区别于大陆“普通话”。但它也区别于江浙腔的国语﹐尽管它主要由民国三十八年大量赴台的江浙人士首先使用。它还区别于纯闽南腔的国语﹐尽管闽南话是多数台湾人的母语。
约五十年前台湾开始推行国语运动。我碰到的那个十岁男孩可能已是国语运动的第三代。一代又一代地累积下来﹐台北国语已远离了它的最初载体——江浙音和闽南音﹐而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尾音拖得较长﹐很带温柔意味的台北国语音。
听着这种奇特的台北国语﹐我心中突然泛起一阵强烈的悲苍。因为我一下意识到这个奇特的汉语分支昭示着中华民国的一度颠沛流离。五十九年前﹐共产党政治暴力迫使两百万大陆汉人逃至台湾。所幸蒋老先生有远见大力推动国语运动。促进了新到汉人与早到汉人的融合。在这里保存了中华民国的一支血脉。
长于大陆南方的我却很具大中华情结。我对正宗国语推崇备至。极赞它是世界上最动听悦耳的语言。音乐中有七声音阶﹑五声音阶。而我们汉语就有四声和轻音。讲起来抑扬顿挫如歌曲一般。但坦率地说﹐我不大喜欢听上海腔﹑湖南腔﹑广东腔﹑闽南腔……的国语。总觉得有点怪怪的。但我却一下爱上台北国语。这是出于对它温柔尾音的喜爱﹖还是出于对中华民国血脉的一份珍惜﹖或许﹐都兼而有之吧。
七﹑奇奇表哥何在﹐祈望共仰忠烈
很多年前我父亲就告诉过我﹐我有个表哥小名叫奇奇。后来我姑爹把奇字拆开成大可。他姓朱。全名就是朱大可。父亲还告诉我﹐大人把我们俩放在床上﹐逗我们在床上打架。一个三岁﹑一个两岁。像两只小狗滚在一起。大人则站在床边保护着﹐同时哈哈大笑。
民国三十八年﹐姑爹姑妈带着不足五岁的奇奇表哥去了台湾。父亲告诉我﹐我姑妈还很有一段故事。
出生于1915年的姑妈是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她被国民党警察机关抓去过，由爷爷请人保释出来。后她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并被动员起来去延安。临出发前，她要求回家与母亲告别。母亲特别喜欢这个女儿，舍不得她走。母女俩抱头痛哭良久。姑妈哭着对祖母说：忠孝自古不能双全。为了抗日救国，女儿不孝了。当她终于辞别父母赶回到出发集合点时，汽车已经开走了。大姑留下来后继续投入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终于她又被抓了。这次情况有所不同。三青团的干部到狱中向他们游说：谁说只有共产党抗日？我们国民党、三青团一样抗日。特别是三青团，是一群热血先进青年的集合。并且对国民党中的一些腐败无能现象深恶痛绝……你们要求抗日，很好！何不参加到我们三青团里来呢？……姑妈就这样参加了三青团，还作了三青团的干部，与另一位三青团干部结婚。后来到江西去了，成为蒋经国的嫡系。
小时候身受政治歧视时我常常想﹐如果姑妈那时到延安去了该多好﹐那样我就有个延安老革命的姑妈。不但不会像现在这样受牵连﹐而且会有许多荣耀了。
四十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从一个受尽政治歧视的小政治贱民长成一个坚定的民主志士。可是奇表哥﹐你现在怎么样了﹖当年你随父母迁台﹐异乡成长想来也有其艰辛。我曾听说你天资聪颖且非常勤奋﹐至学有所长﹐在台大任教。这次赴台我很想找到你﹐重拾我们断了五十九年的表兄弟前缘。
三月二十二日﹐世界民主联盟主席刘志同先生设宴招待我们。前陆委会主席焦仁和先生在座。我听说他也曾在台大﹐十分高兴﹐便问他是否认识你。他说认识你﹐但许久没有联系了。他还纠正说﹐你不是任教台大﹐而是任教政大。他说如果找到你就打电话告诉我。
今天早晨（应该是昨天早晨﹐因为现在已是26号凌晨三点了）我启程去飞机场离开台北时﹐知道这次是见不到你了。心中不免遗憾。不过转念一想﹐这不过是民族大分隔的大悲剧中一个极小的音符。以前在报章上看到好些这样的报导。几十年前一个刚结婚的农村大男孩被国军征发入伍。后来随部队撤去台湾。新婚燕尔的妻子留在家乡。只一百多海里的台湾海峡成为无可越逾的天障。当年约七﹑八十的老荣民回到家乡寻找他的妻子。家乡人把他带到一堆很不起眼的小土包子旁。那里长埋着一具含憾而去的遗骨﹐是等了他几十年终身未再嫁的妻子。
历史最悲惨的一页好像已经翻过去了。但海峡对岸的种种人为灾难并未终止。衷心希望台湾通过这场大选造就一派政通人和的好景象﹐并给海峡对岸以良好的示范。我辈虽韶华已逝﹑青春不再﹐但也要为华夏民族的康复兴旺出尽一份绵力。
奇表哥﹐希望再有机会来台湾能找到你。我们一起去忠烈祠鞠躬。告诉中华民国的先贤烈士们﹐现在台湾岛蓝天阳光之下绿草如茵﹑一派兴旺祥和。而我们并不以此满足。我们还希望大陆也能云开雾散﹐蓝天白云之下处处都是一片郁郁葱葱。
2008年3月26日凌晨3点50分于纽约
作者简介
刘国凯，独立中文作家﹑工程师﹑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
撰有近两百万字的各类文章。已出版的有<封杀不了的历史>（35万字）
<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18万字）
<草根蝉鸣>（40万字）
<人民文革>四卷（70万字）
是在我的故乡？为什么触目所及都是熟悉的风光？家家户户门上，犹张贴着红色的春联。田野里水波荡漾，俨然是大陆南方的模样。早晨与同事们在台北市的大街小巷里寻找地方吃早餐，同事疑惑地问，这与中国南方的一些城市有什么区别？晚上看电视，政客们天天在吵来吵去，觉得两岸应该似同水火，老百姓却依然安闲地过日子，该去大陆读书的去读书、该去旅游的旅游、该去做生意的做生意。有大陆学者开玩笑，这么两个地方，不在一起似乎都说不过去。
通常选民投票通常有政党取向、候选人取向、议题取向三种可能，这次选举可以说候选人的人格特质成为胜负的最主要因素。马英九与谢长廷，一个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一个是日本京都大学法学博士（结业）。一个温文尔雅、清廉正直、人称“不沾锅”，一个能屈能伸、长袖善舞、能言善辩。马英九胜在形象清新、为人清廉。民进党也深知马英九的特点，因此，选战的主轴是“人格毁灭战”。绿卡事件、“岳不群”之谓、马英九夫人周美青留美期间偷报纸、马英九大姐与中国大陆政协官员私通之类，含沙射影，无一不是从人格上诋毁、攻击马英九。可是，人格特质本是天长日久建立起来的，马英九也不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即使选举赢了，他还在说，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做起。马英九说民进党是“上梁不正下梁歪”。陈水扁的贪污腐败更能衬托出马英九的洁身自好。民进党的恶劣攻击也只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中间选民对恶质选举文化的厌烦、对政府贪腐的失望、对廉洁政治的期待，终使马英九脱颖而出。
作台湾人民的工作要注意细节。举个简单的例子，马英九的政策之一是“开放大陆人士来台观光”，他看到的是“一年约600亿元新台币”的收入，这是好事。但是，大陆政府与人民已经做好接过这个议题的准备了吗？想一想1994年的“千岛湖事件”吧，一个恶性的刑事案件使两岸关系降至冰点。如何从程序上预防个别民事、刑事案件上升为政治问题，影响两岸关系的大局？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制造”引起的问题、吸引外资与劳动力权益保护的冲突、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社会效益的平衡、产业结构的调整，诸如此类，不仅是大陆在两岸问题上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大陆现在与欧美诸国打交道时要面对的问题。制定各种政策时审慎、通盘的考虑，带来的收益不仅仅是和平统一，更是本国实力的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