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专制政权实质上最怕别人讲政治，尤其害怕别人讲自己的政治，讲真正的政治。
虽然反右，虽然文革结束好几十年了，但由于一党独尊，一党独霸，一党独裁的大环境使然，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党报当过或正在党报当着喉舌记者，喉舌编辑的人都知道，党报的“讲政治”，可完全不象党头党脑们在会场主席台上那般气定神闲、气宇轩昂，而是不得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行而踌躇。否则，轻则坐冷板凳，扣工资奖金，重则敲掉饭碗，卷铺盖回家。
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说是某党报老编辑由于一时疏忽，把本市市委书记的大名弄错了一个字。第二天上午在已经在已经送到读者手中的报纸上发现这一错误时，老编辑惊出了一身冷汗：坏了，晚节，就毁在书记这一个字上了！就在报社在一片凝重气氛中讨论处理这一“政治错误”的方法时，意外的好消息传来：书记“双规”了。报社的政治风向标立即急转下：他不仅不是书记了，还是个腐败分子，把腐败分之的名字弄错了，按照普通文字错误处理好了——您老工资、奖金不用扣，级别不用降，岗位不用调了，该干嘛干嘛吧！谁知没多久，书记“双规”解除，官复原职。自然，对老编辑那次编辑错误的处理，也就必须与时俱进，提高到“讲政治”的高度来处理。
当然，这是杂文，读者不难出情节上的“创作”痕迹。党报在实际操作中讲政治的故事情节虽然不会如此跌宕起伏，但是，其可读性和经典程度却一点也不亚于这个故事。
据《新京报》报道，《通州时讯》记者王力利因为把北京市通州区区长邓乃平读发言稿时眼睛微闭的，区长自认为不光辉形象拍到了报上，“出现导向性偏差，政治影响极其不好，是一起政治事故。”尽管“因为珍惜这份工作，当领导说他拍的这张照片出了政治事故时，他吓得脸都发白了。正因为珍惜这份工作，尽管他感到满肚子委屈，领导叫他作深刻检讨，他就作深刻检讨，领导罚他500元钱，他也认罚了。正因为珍惜这份工作，当领导宣布因为这一“政治事故”将他辞退时，一个堂堂的男子汉竟在大庭广众之中哭了，他的同事也跟一起哭了。”哭也没用，这就是现实的残酷和无情，小事若一讲起政治来，那就有如肉眼看不见的细菌被放到了射电望远镜下面，会被放大到惊世骇俗、惊天动地的程度。
首善之区党报“讲政治”登峰造极，乌蒙山区党报“讲政治”也穷尽其相。
别看我当年所在毕节日报在党报中属最低级别，但它“讲政治”的水平，也各有千秋，堪与最高级别的《人民日报》匹敌。人往往就是这样，你越是怕在哪里出错，就越是爱在哪里出错。某年某月，有一个新来的编辑把最不该出错的“总设计师”的名字弄成了“邓不平”。这边还没有检讨好，那边我这个老编辑在领导的一再叮嘱当中，还是鬼使神差地把另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岚清的尊名弄成了“李岗清”。接二连三出现这样的最不该出现的错误，不仅宣传部，连日理万机的地委、行署多个领导也高度重视起来了。报社赶紧召开紧急会议，很快研究出了处理意见：过去每弄错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姓名一个字扣20元钱的规章制度看来已没有什么威慑作用，从今往后，每弄错党和国家领导人姓名一个字，按照政治错误来处理，不仅要调离编辑岗位，到校对室去认真、长期“反省”，还要配合经济上的重罚，每错一个字，扣工资200元。
在那个低级党报报社，“四大班子”领导姓名见报排名先后是不能乱的，乱了，就会有“好果子”吃。那不少记者编辑就倒过这样的霉：羊专员的排名本该在牛书记的后面，可是，报上的排名却弄成牛在后来羊在先，或者，新招聘的记者根据口头称呼，把某某某副专员写成了“专员”。得此升迁“吉兆”的领导自然闷声不响偷着乐，可是，那没有被发现有腐败迹象，更没有被双规的领导遭此降级“不详”，岂有忍气吞声的道理？于是，被报纸降级的领导或打电话，或亲自上门兴师问罪：你们的记者、编辑，你们的报纸，那个权力，大啊，不声不响，就把我降下来了，把别人提上去了。唉，对我的工作有意见，你通过正常渠道好好的讲嘛，怎么在暗中下此毒手啊。
经历“邓不平”、“李岗清”事件之后，几大班子几个“最主要”领导因我们之祸得自己之福，姓名“政治待遇”一步升天：若把这几位“惹不起”的姓名弄错了，与弄错党和国家领导人姓名处罚等同。
无独有偶，本地一份文艺性“准党刊”在封二里把某某副专员也弄成了某某“专员”。幸好，这一政治性错误发现得还算及时，已经送到邮局的刊物被全部召回并被永久打入冰窟，财政现批一笔款项，更正那个政治错误后重新发行。纳税人钱财事小，讲政治事大，折别人钱财免自己灾祸，何乐不为。
为保护别人的官，也为保护自己的官，报社经常更新印刷“护官符”发放到办公室。那政治素质好，闻屎不以为臭，食便不以为脏的记者编辑，他们将“护官符”烂熟于胸，并随时更新胸中的“护官符”版本。那政治素质稍差的，则把“护官符”贴在墙上，以供随时备查。如我等简直没有政治素质而又要避免政治错误的，只好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消极办法对付领导们：首先，尽量不去写有领导参加的会议、活动等狗屁新闻；其次，无可奈何写了，尽量不提领导姓名；再次，编稿时遇有“关键”领导名姓，只要不影响新闻要素，能“枪毙”的，从中央到地方，尽可能提前把它一笔勾销。
“邓不平”之类的政治错误相对容易避免，但“邓乃平”之类的政治错误则无法避免，比如下面这样的政治错误，就是神仙编辑，也想不到这也是政治错误。
贵州不是出了两个姓刘的省级腐败分子么，记不清是刘方仁还是刘长贵了，反正，其中某位腐败份子东窗事发但处于“密不发丧”阶段的最后一晚上，毕节日报发表有关胡总书记视察“试验区”的照片时，刘腐败当初与胡总书记合影的模样也叨光跟着在党报上以正面形象最后一次出现。恰好，第二天刘腐败被“拿下”的消息公布了，各级领导的责问，也因此劈头盖脑地在总编们的头上炸开了：怎么还把腐败分子和总书记在一起的照片也发出来了？你们什么意思，是政治嗅觉成问题，还是为腐败分子鸣冤叫屈，故意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报社领导找到责任编辑问个为什么：民间不是早都传得沸沸扬扬，刘腐败“进去”了，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看你干的好事，你一个人政治嗅觉不敏感，害得我们领导，害得整个报社的政治嗅觉都受到了否定。责任编辑当然委屈：这应该不怪我啊！小道消息能当真吗？那民间现在还在传说，某某某，某某某也进去了，我们是不是也不让他们的名字和照片出现在报纸上？总编们问他：什么叫政治错误？这就叫政治错误。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该背书背书——犯错误者到主管领导面前背诵有关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等，以示认错态度非常虔诚——，该写检查写检查吧！
有两次有惊无险，但至
今还让总编们后怕不已的“刮宫”政治错误。
有个副总编老弟，他写不了新闻稿，也编不了新闻稿，他值班时，只能把“政治关”。他在这方面也真称职，有一次，他赫然发现：清样里有一篇文章，居然把“三个代表”活生生弄成了“三不代表”。天那，我们党是三个都“要代表”，你说你打字员，你怎么错不好，偏偏错成三个都“不代表”；你说你责任编辑，你什么错误没有检查出来都说得过去，你在这种最不该出错的地方出错，这不是要敲我这个值班领导的饭碗，揭我这个值班领导的乌纱帽么。这次政治错误虽然被他及时“刮宫”，但是从此以后，每逢这位值班，其他内容可看可不看，但什么地方有“三个代表”，什么地方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姓名等要害、要命之处，他都要亲自把关，用手指着戳着，翻来覆去看好几遍，他再也不敢信任其他人了。
1999年中共整治法轮功之初，新华社发了个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的通稿，要求所有党报必须在头版头条刊登。那年7月25日，恰好我也值编辑班。我负责的版面清样拿去签字时，因领导在看其他版的清样，我便坐在一边看已经签了字，准备发排的一版清样。我这一看，不想看出了一个笃定会引起全地区，甚至是全省新闻界大地震的超特大政治错误：头条黑体大标题在转行时，居然在“不准”和“修炼”之间转行，犯了报纸标题转行的大忌，使得第二行的标题极容易被人误读为：“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这在民主法制国家，顶多不过成为同行之间笑话对方的花边新闻， 在报社内部，也就是个常识性错误而已。但在专制集权国家，这样的报纸如果与读者见面了，那就是天塌地陷般的政治错误。怎么想象都不为过：别说所有报社领导，宣传部，地委等，都会被拿下好几个领导？这也罢了，报社关门大吉，上百个同事马上面临生存危机……指出还是等着看笑话，当时，我不是没有在心里打过漩，正是基于后者考虑，我才将这一惊天大发现告诉了值班领导。所有在场的记者编辑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字都签了的啊，不是你及时发现，这个政治错误，就没办法挽救了，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直到四五年之后，那天的值班领导脊背还在发凉：不是你眼睛尖，及时发现了当年那个错误，别说当总编，扫地，报社也没有我的位置啊！
不过，领导贵人多忘事，他感谢的“你”，是一个姓刘的编辑，不是姓李的我。姓刘的编辑不贪天之功，又把领导错戴在他头上的“李冠”，归还到了我的头上。
党报还如此讲政治：没有侦破的暴力案件，不要报道，以免给犯罪份子“通风报信”，同时有损“保护神”的光辉形象。有关计划生育的负面新闻，不准报道，这不利于“国策”的执行。有关下岗工人请愿等“群体性事件”不准报道，这会影响“稳定”。有关税收的反面报道，不准见报，这会给税收政策的执行带来“不便”。有关军队的反面报道，一个字也不能写，长城，不能任由人“动摇”。即使观点、口吻与党中央高度一致，有关法轮功的稿件，一篇也不准采用，要用，只能用新华社通稿。港台慈善人员，尤其是外国教会人员来捐款捐物时，受派采访者都要被打招呼：一是见报稿件要尽量少提或不提慈善机构、教会名称，二是对他们要保持高度政治敏感，千万不能让任何有实用、利用价值的资料落入他们手中……
我常常在想，这“讲政治”三个字，它明明是中性的，你往左讲，是讲政治，我往右讲，它也是讲政治啊。这就有如拉拔河，你往东拉，是拉拔河，我得往西拉，才是拉拔河啊。我往西拉，怎么就不是拉拔河了呢，大家都往一个方向拉，那还是拉拔河吗？讲政治的关键，是要放人讲，让人讲，有人讲，而不是你只能讲什么，怎么讲，在哪里讲。否则，后者的讲政治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就是叶公好龙，说穿了，就是不准讲政治。
正因为如此，独裁专制政权实质上最怕别人讲政治，尤其害怕别人讲自己的政治，讲真正的政治。脚镣，手铐，紧箍咒，党报讲政治，就意味着掣肘，打压，阉割，偷心，换脑，去棱角，俯首贴耳，唯党首是瞻。
小小心心当喉舌，战战兢兢讲政治，党报的内容、形式要讲政治，党报的发行、订阅，也要讲政治。
党报假大空，没几个读者。700万人的毕节地区，毕节日报的发行量，也就在可怜兮兮的1.5万份左右。就这少得不能再少的发行量，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还是不得不靠讲政治“讲”来的——每年的发行季节，“分管领导”都要在毕节日报上正经八百地“强调”订阅党报的必要性，必须性。“三讲”从天而降那年的发行季节，毕节日报的“促订”标题大致就是“要把党报订阅提高到讲政治的高度来重视”——讲政治的大棒已经高高举起，这回看你订，还是不订！
你可以强迫我订报，你不可以强迫我读报。你讲政治，讲假话，讲鬼话，读者讲实用性，讲可读性，讲真实性。毕节又一份等而下之的党报毕节晚报那年被作为增加基层负担的玩意砍掉时，那帮子所谓的记者编辑竟然在最后一期报纸上对自己的过去很劲地歌颂了一番，标题竟然大言不惭，不羞不臊地就叫《我们曾经辉煌过》。我哪有如此良好的心理素质，每次在乡镇办公室看到成摞成摞堆在地下的毕节日报，作为其记者编辑一员，心里真是无地自容，羞愧难当。所以，在有思想，有档次，有品位的人的面前，我从来羞于齿及自己是“记者”，报社为我制作的名片，我一张也没有好意思发出去过。
文革期间，说是台湾的蒋介石败坏了台湾的政治秩序；文革之后，说是大陆的“蒋关系”搞坏了大陆的社会风气；今天呢，我说，是大陆的“蒋政治”那厮，还在顽拒着人人翘首以盼的新闻自由、政治民主的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