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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言论史上，曾经涌现了许多的时评家，然而，如果我们以“国家”、“人民”、“社会”这三项作为衡量言论水平的标准，张季鸾大概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时评家了。张氏生于1888年，卒于1941年，早年留日，与当时许多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样，张也曾经是一个反满愤青。20岁张回国即投入报界，最早曾服务于革命党的机关报《民立报》，因此，辛亥光复季鸾也不无小功。

入民国后，张季鸾曾担任过当时中国第二号大报《新闻报》驻北京记者。不过，其兴趣似乎仍在于政治，1916年开始任政学系机关报《中华新报》之总编辑，该系虽源于国民党，但与孙文中华革命党一派早已分道扬镳，政治主张偏向于走合法议会路线，与既有权威势力作妥协，与激进派不惜一切以武力解决时局之主张恰成对照。 1924年，《中华新报》停办，张季鸾一度出仕，然不久仍回到报界，担任已为政学系干将吴鼎昌、胡政之等人接盘的《大公报》的总编辑。从此张氏为这家报纸算鞠躬尽瘁了，也开始了他一生笔政的黄金时代。

张氏一生究竟为报刊写了多少时评，似乎尚无人统计，从其勤勉敬业的性格来看，即使按一月10篇计算，其数量也在千篇以上。过世后胡政之曾将其评论选编二册成书出版，号《季鸾文存》。据其知交回忆，张季鸾下笔迅速，言辞犀利，以敢骂敢讲而闻名于世。张氏也曾称自己要“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读其许多文字，确实能让人有如沐清风，如登高峰之感，越复杂的时局，读其评论越能让人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特别是其主持大公报笔政时所揭之四大办报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盲、不私），虽然在当时南北鏖战中有自保之意，但对于当时习惯接受政客军阀津贴之报界来说，这四条方针无异于一声惊雷，它也让国人第一次知晓“新闻媒体”真正应该扮演的角色。

张季鸾大概也是民国时代报人中对“新闻自由”体会最深者，他尤其注意到此种自由与民众知识以及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1936年6月，张季鸾在《大公报》撰写过一篇社论，专门谈及舆论与国民意识的问题，文中，张氏批评当时政府干涉本国媒体的报道自由，他认为，一旦国内有重要事件发生，当局最多也只能禁本国报纸刊载信息，无法控制外报，但是外报往往“以所属国之利益为利益，且情状隔膜，采访不灵，故或为无意的讹传，或为有意的妄议，或事出有因，而宣传过甚，或部份近似，而全体失真。”同时，关心时事之人民，于本国报不得消息，只有求之外报。如果不信，又“别无反论之方法”，更不知真相何在。因此，“每有大事，社会辄现惶惑之状，而谣言更乘之”。当谣言之势力大于事实，报纸之公信也降于零点。是故，张氏建议当时政府，不论关于外患或内忧，应尽量宣布事实，并随时表示政府之态度意见。对于报纸纪载错误者，随时告以事实，使其更正。至外籍通信社电讯之错误者，据事实纠正之。亦即采取积极宣布政策，切勿消极封锁。张氏最后语重心长告诫当局“总之，欲国民对国事尽责，首在使国民知悉时事，然后能识利害，辨是非，然后能真正形成一致的舆论。”因此，国家面临局势越是危险，则越需要集中民志，越需要依赖有聪明健全之舆论。否则不但民气萎缩，失判断之能力，对国家之损害亦不可胜言也。

张氏此篇社论虽然写于70多年前，但是今天读来，仍能感觉其识见之卓越，固然，张氏文中所谈一国中本国外国报纸的问题眼下似不存在，但现今广播电视与网络，外部舆论之影响更甚于昔矣，或许国人可从张季鸾氏的语中稍得知识，能用更加聪明的办法来处理内外问题，以免自陷于尴尬被动之境地。

蒋介石虽然生性固执，但是在对于舆论的态度上，他有时却颇能从善如流，尤其对张季鸾之批评性意见，蒋多能接受。因此，尽管张曾经在报纸上撰文批评过蒋，然而，在整个三十年代，他依然成为蒋介石最重要的智囊之一。蒋在1941年前之内外应对举措，尤其在外交方面的成绩，可能也离不了张季鸾的劝谏之功。张氏离世后，蒋身边便不大能找到这种有水平的谏客了，其后来的失败或多少也与此有点关系吧。

乐之史，2008年3月24日

美国研究中国问题专家、1979年—1980年《纽约时报》驻北京首席记者巴特菲尔德曾说，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总是乐意花许多时间和精力，来接待那些纷至沓来的来访来宾。

巴特菲尔德说，这种接待几乎成了每日的神圣礼仪。从早到晚客人川流不息，有非洲的上校，法国的银行家，日本的产业巨头，也有美国的国会议员，还有各国共产党分裂派别的领袖……他们前来中国，走进铺着红地毯的会客厅，晋见年岁已高的中国领导人。所有被接见者都要被录像，然后出现在当晚的电视新闻上。而在西方国家，绝大多数这样的来访者均无新闻价值，并且在西方国家，也没有哪国高级官员能这样耗费时间来逐一接待外国人，不论他希望采取何种姿态。

巴特菲尔德说，中国的高官之所以乐此不疲，其实是想给人民一种信号：中国已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成为各国贵宾们争相向往的强国。

中国的领导虽然发展到了第N代，但每天在电视上“忙外忙内”的传承却一代代发扬了下来，以致于每天打开电视机，从中央台到省台到地方台，各级领导无一例外地比明星们还能在电视里忙呼，不知这是否也已被某党计算为我泱泱“盛世”里的“中国特色”？

今年美国总统大选，其国家电视台给两位候选人“亮相”的时间只有各45分钟，其它时间当然也可以上，但必须得自掏腰包。——也难怪人家的选举费用会“居高不下”。而中国电视等媒体都是党的喉舌，于是乎不用白不用。以致于上个世纪的某一天，小平同志都感叹说：“打开电视机，天天都看见你们在开大会，开长会”。那之后，领导同志在电视里开会的风气确实狠刹了一把，甚至还出台了每天的会议新闻不得超过多少分钟之类的“硬举措”。然而，地球人都知道，这样的好政策从来就是“惜不长久”。

如果有一天，中国的领导也与世界接轨一把，到电视里风光荡漾时需要个人“付费”，估计我们的电视等媒体才会如同外国佬的一样，是教训或监督政府及其官员的有效载体；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沦落为领导们教育或蒙蔽子民的附属“器具”。

在奉行一元化价值标准的社会里，叛徒是一个最令人憎恶的字眼——比敌人更可恨！所谓“曾经是敌人，将来可以成为朋友；曾经是朋友，一旦变成敌人，决不可能再成为朋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既然从一个营垒、一支队伍、一种信仰中分化出去了，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都会给昔日的团体和同志带来比敌人更大的危险，所以对于叛徒，必须以最严厉的手段予以惩处。而主动或被动分化出去的叛徒，因为深知退路已绝，大多也会选择一种决无反顾的“铁杆”态度。于是，两者之间形成最尖锐的对立关系。

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专横和残忍众所周知，而它所处置的绝大多数便是神职人员或教民中的异端分子。所谓异端，也就是叛徒。最典型的是西班牙，当摩尔人的势力退到直布罗陀海峡以南后，原来天主教地区的诸侯们为了惩罚那些叛教的天主教徒（主要是出身犹太人或穆斯林者以及光照派信徒），委任托尔克马达任宗教总裁判官，这个托尔克马达，任职期内火刑处死异端叛教者两千余人，对叛徒可谓毫不心慈手软。而他本人却是犹太人出身，为了恪尽职守，他曾将十七万不肯悔改（改宗受洗）的犹太人驱逐出境。对犹太人而言，他大约也要算是最大的叛徒。

从本质上说，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接受多元的价值观念，所以对待异端（叛教者）的宽容只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逐步实现中才成为可能。宗教裁判所到了十九世纪才最后退出历史舞台（明令废除是在1908年），各主要宗教终于达成了和平共处的局面，因为政教既已分离，它们都必须遵守世俗的法律，而每一部宪法都体现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

我们的宪法当然也明载着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不过在向有神论者提供自由的同时，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无疑也是受到保护的。多年以来，我们的教科书里遵循的便是一元价值观。因此，我们从小也养成了一种对叛徒深恶痛绝的观念，大到张国焘，小到甫志高，都是最卑贱、最可耻、最可憎的人渣。而叛徒的凶狠恶毒也确实令人发指，如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头子李十群、皖南事变后枪杀项英的刘厚总等等。

八十年代以来，神州上下，“咸与维新”，各种思潮纷纷涌入，视野一宽，一元价值观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似乎很自然地，叛徒的嘴脸比原先有了很大改善。“此亦—是非，彼亦—是非”嘛，对利益群体、宗教信仰、政治路线的重新选择，各有其主观或客观上的原因，弃暗投明，固然是好，理应赞扬；弃明投暗者，则或不得已，或昏了头，或另有图谋，总之也不宜深责，况乎孰明孰暗，一时之间，本难定论。而且，从人权的观点出发，就其个人而言，重新选择乃是天赋之权利，只要不涉及伤害他人的具体罪行，别人无权追究。于是，有些人为了证明自己思想的进步与开明，或者出于单纯追赶时髦，便翻箱倒柜，搜索枯肠，对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叛徒行状重新诠释。可惜，中国人接受新事物虽快（模仿往往惟妙惟肖），但骨子里的一元价值观却难得改变，遇人遇事， 说来说去，归根结蒂总还是要分出个忠奸善恶、黑白是非。比如，要清除一元价值观的片面影响，还叛徒的本来面貌，结果却大抵变成一幕幕的平反闹剧，因为习惯的思维方式是：既然不是坏人，那就得证明是好人，否则还叫什么平反？如此这般，歪曲和粉饰历史的许多笑话便雨后春笋般地到处冒出地面。不独对死去的亲属、故旧或毫无关系者肆意美化，某些活着的，往往胆子更大，回忆录或访谈节目里，无中生有，信口雌黄。这些东西，在今天，因为有知情者在，只能是一堆笑料，然则数十年后，焉知它不能堂而皇之地走进史学的殿堂？令人真假莫辨。比如一个周作人，在文学史上又何尝是什么大不了的重要人物，他的业绩和劣迹让历史按原貌保存下来不就足够了吗？何须花那么大的功夫考证来、分析去？恨不得要把他的叛国说成是勇入地狱、解救众生的英雄行为？其实，某些人想证明的并不是周作人，而是他们自己，证明他们的手眼不凡，翻案文章做得震古烁今；证明他们的喜膻逐臭、嗜痂成癖是思想超前、胸襟博大；或者还证明他们自己德行有亏的往事不过是小菜一碟不足挂齿，便是环境使然人所难免。周作人只是一个相对突出的例子，等到秦桧、严嵩都重新做出结论以后，古人似乎便没多少文章可写了。比较起来，现代晚期或当代人的翻案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一则因为这些人或与他们有关的人还在，二则因为读者群众对他们的故事较为熟悉，或至少有一定程度的感知。于是有人要说，有人愿意听，供需双方的一致性决定了它广阔的市场前景。

因为没有大型的国家民族、政党集团、利益群体之间的正面冲突，当代人对叛徒的概念定位往往难以落实。不过，在大一统集权的社会条件下，另一类和叛徒词义近似但又差别甚大的社会角色却人丁兴旺，这就是告密者（港、台片中把职业的告密者称为“线人”）。说告密者和叛徒是近义词，依据的是他们表面相近似的行为方式——因为要保证情报的充足来源和上乘质量，告密者总要设法先靠拢或打入被告发者的一伙，取得信任，然后再反戈一击。说告密者和叛徒差别甚大，依据是他们不同的行为前提——相当一部分叛徒背叛的是权力或主流体制，常常牺牲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是非功过要留待历史评说；而告密者却完全以投靠和依附权力并损害他人来换取自身的利益，功过姑且不说，在道德价值的判断上是一目了然的。正因为如此，尽管可以说，选择背叛是一种权利，但不能说选择告密也是一种权利，无论处在什么外部条件下，告密者都必须为他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伤害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告密是一项历史甚为久远的职业，它的产生和国家机器的强制性同时或稍后，可以说是统治权力的共生物。人类社会有一些很难克服和纠正的缺陷，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便是其中一种（尽管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形形色色的民主制度的鼓吹者总是倾情于一种多数人对少数的统治，但实际上却全是空中楼阁式的幻想）。少数人要维持自己的统治，不能不时时防范被统治者打破现存秩序取而代之建立新的统治，为了洞察被统治者这方面的动态，就必须依靠告密者的合作。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统治形态随着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不断完善，国家机器的分工日益精细，公务人员数量不断膨胀，不消说，对告密者的质量和数量的要求也渐次提高。例如，伦敦的苏格兰场，数百年来（直至上个世纪）对于告密者据说还规定了大致的数额，并建立了相应的考核制度。告密者（informer）这个词原来并没有贬义，因为它是为政治权力服务的，而且服务的成效人所共睹，又无可替代。政治权力在行使镇压功能时，除了针对政治上的反对派之外，常常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其他各种反社会行为，而许多反社会的罪行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要有效地遏制和铲除他们，就不能不依靠告密者提供准确的情报。既然如此，历史上的无数告密者们，应该说都为维护社会的安定、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所以，在美国和意大利，对摧毁黑帮势力起了重要作用的某些告密者，都受到严密的保护和丰厚的奖赏。

告密者的名声坏在政治斗争波诡云谲的反复无常中。任何统治者都不能容忍反对势力的孳生和坐大，在对反对派的扼杀、遏制、镇压和扑灭过程中，自然会借重告密者提供的帮助。这些帮助大都是卓有成效的，因此，处在被动位置上的政治势力（集团）对往往带来致命危险的告密者十分痛恨，通过他们带鼓动性的宣传，告密者 （特别是其中声名显赫者）便自然成为永远不能超生的千古罪人，像童话中浑身粘汁、腥臭无比的癞蛤蟆一样，令人憎恨和嫌恶。政治反对派可不像黑帮盗匪，后者是注定要忍受黑暗而无法见天日的，而前者却往往可能在一夜之间峰回路转，取代了先前的统治者。新的统治者不会放过那些先前危及自己生存的告密者，清算和惩罚难以避免，虽然紧随着又需要组建起自己的告密者队伍。在历史长河中，权力的转换周期或有长短，但其翻烙饼一般的规律却是永远如一的，于是，告密者最终成为一个在道义上备受谴责的贬义词。

随着近代民主潮流的大势所趋，政治话题和行为逐渐失去隐蔽性而走向公开化，告密者在这块传统领地里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有了相对自由的话语空间和相对公正的选举制度，告密者还能有什么作为？只能沦为十足的“线人”，与那些鼠窃狗偷或杀人越货之辈厮混，为执法部门搜集罪证。这当然是有益于社会安定的，加之港台影视中对“线人”悲惨命运的描述，于是“线人”渐渐成为许多人同情甚至钦佩的对象，不再是过去人们印象中的“癞蛤蟆”一类人物了。

但是该怎样看待旧权力体制下的那些政治告密者呢？这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所经历过的某个历史阶段，孳生了为数众多的自觉的告密者。这种自觉性的重要标志是，他们并不像“线人”一样是出于把告密当做谋生的手段，他们要“告密”，或者是为了打击敌人以维护信仰（为数极少，且不纯粹），或者是为了划清界线博取信任（为数甚多，且直白而卑鄙），或者是为了落井下石以图自保（为数最多，但被动程度较大）。现在也许是受人道主义影响太深的缘故，出现了一些为历史上的“告密者”开脱的舆论，这些舆论有不同的视角和论据，有些观点也言之成理，但在根本结论上而言，对告密者所持的谅解态度却大体是令人失望的，特别是使那些身受“告密者”之害的人极为不满。为什么在价值取向往往相同的人们身上，对这个问题会产生极为对立的分歧？我想大约思考时都没有注意到“告密者”的分类问题。对上述不同类型的“告密者”必须有区别地分析对待，仅有泛论而无个案（或个案归类不当），则只会导致判断失误，或使盲从者受到过分的责难，或使卑鄙者逃脱良知的审判。

为告密者在道义责任上作开脱的文章，虽然有理论深度，也有时代精神，但我总以为不必要把事情说得过于复杂，简单明了指出行为本身的动机及其后果，其实就已经足够了。在这类文章的行文逻辑中有两点是需要认真给予分辩的：

第一，指责人们总是淡忘了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凶残的总督，却揪住犹大不肯放手；原谅了浩劫的总设计者，却要在弱者（告密者）身上去清算全部责任。以上的说法是在随意置换话语对象，大家讨论的是“犹大”，谁也没有主张原谅“总督”，你可以就犹大该不该指责的话题发表意见，但不能要求别人一定要先声讨总督之残暴然后才能批判犹大。不要说这二者的责任很难分清先后（没有总督，便没有犹大的叛卖；而没有犹大，总督也是无从对耶稣下手的），就算理应先审判总督， 我们总不能忘记自己究竟有多大的话语空间吧！其实那些作者对这一点还是很有分寸的，但看其关键处行文之晦涩就不难想见。

第二，关于所谓“雅斯贝尔斯原则”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确实，对于那个严酷的时代，特别是那场空前的浩劫，全民族都有无可推卸的罪责（除了个别公开举起反抗旗帜的人以外），所以有些文章里反复地引用耶稣对那些要治妇人行淫之罪的人们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但是，正如“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我们还必须承认，没有区别，就没有公平。虽然全民族曾经同声呼喊过一些愚蠢而无聊的口号，可是，许多人并非发自由衷，有些甚至当时是忍着伤痛，噙着泪水，心底在流血。当然，从远处看，他们也是那壮观画面的一部分，但毕竟和那些挥动着小旗和皮鞭的声嘶力竭、扬尘舞蹈的“积极分子”不可同日而语。说实在话，“积极分子”没有几个不是告密者，他们的行为直接危害过无数人的命运，制造了数不胜数的家破人亡、惨绝人寰的悲剧，让告密者与受害者去共同承担时代的罪责，这难道公平吗？雅斯贝尔斯可以要求没有反抗纳粹的全体德国人忏悔，但他不能让所有德国人和纳粹分子一起受审判。纳粹分子要受到追究，直到今日，诉讼时效的限制仍未适用于他们。如果真的主张罪责由大家来分担，那么首先赞扬这个观点的将是纳粹分子。

我很赞同那些作者对时代的特殊性的分析，不过这特殊性里首要的表现是其残酷性。二次大战时有一张著名的摄影作品，题为《捷克妇女行纳粹礼》，看过的人应当不会忘记那女人脸上的恐惧、悲哀和无奈。我们不能苛求这个女人以行动去反抗纳粹，但良知也绝不会允许她去做告密者。在严酷的时代里，绝大多数人会选择走做守法良民的道路，真正热衷于把别人推下火坑而交换某种利益的人总是少部分迷失了人性的人，不能够把他们混为一谈。

随意为告密者作开脱，从某种意义上看，正如俗话所说：“站着说话不腰痛。”有些人可能没有体验过告密者所能够给他人带来的种种痛苦。想想那些长达数十年甚至终其一生的被折磨、被凌辱，在饥寒交迫中求告无门、在苦役酷刑里奄奄待毙的被害者吧！天下岂止一个张中晓，无数的告密者们制造了无数个张中晓一般的故事。原谅了那些告密者，我们何以面对千万个张中晓的亡魂？泛泛的主张什么“选择的权力”是轻而易举的，但如果自己或与自己亲近的人被告密者戕害了一生，那话该怎么说呢？至少我们该承认那些被告发者的生命的权利也是神圣的、天赋的，总督也好，犹大也好，都是侵害这一权利的犯罪者，责任或有轻重，性质并无区别。无论为告密者作出多少振振有词的辩解，也不能改变一点，那就是告密者的行为，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对他人的伤害。如果不能向他们讨回一个公道，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公平和正义的审判呢？

人类群体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杰出的人物。所谓“杰出”，就是出类拔萃，精神品质或者生理品质突出于群体的整体水平之上，“杰出”的内容，因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历史文化的不同状态而有所不同——原始社会，一个人杰出是因为他具有强健的体力，可以快速奔跑，并且有高超的智力，能够猎取更多的猎物；封建时代，一个人杰出则可能因为这个人具有传统道德，具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素养和才能；在资本主义时代，一个人杰出，则要求这个人具有健康的人格，能够做有益于全体人类或者身边人福祉的事情；在社会主义时代，一个人杰出，则必须体现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即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国家、集体的长远和现实的利益……可见，杰出者都深受他所处的那个世界的基本价值观的约束，既不能“不达”，也不能超越。从这个角度上说，杰出人物，或者说英雄，是特定时代产生的特殊个体，脱离了时代的条件，这些人将变得难于理解，甚至很怪异：在今天，一个能够快速奔跑的猎人不会被我们尊崇为英雄，相反，我们会认为那个家伙很疯狂，或许可以被归入到“畜生”之列；一个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家在中世纪或者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就是大逆不道的人，需要被“凌迟处死”，就像当年在北京菜市口喋血的“戊戌六君子”那样；同样，中国的雷锋、王杰之类的英雄，在美国尽管也会获得某些赞誉（比如全人类都视为美德的关心和帮助他人的品质），但是美国人自己不会按照中国的标准制造和推崇他们自己的“雷锋”和“王杰”，因为美国佬有美国佬的英雄标准和个体行为的价值尺度。

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引起我注意的不是这个问题，我注意的是：现实中的英雄是在何种条件下成为英雄的？这里面有没有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

下面，我讲述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情。

一九九一年（那时候我还在西安工作），我的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请求我帮助他撰写一部电视连续剧剧本。事情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洛泉地区委员会（请原谅，我必须隐去故事发生地的真实地名，下同）宣传部和教育局决定大力宣传本地区北部偏远山区的优秀教师李保生（我同样隐去了人物的真实姓名，下同），拟出巨资邀请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以这个教师的先进事迹为素材的电视连续剧，事情进展到一定程度，却因为剧本问题搁浅，我的那位朋友希望我帮助润色一下，他说：“钱不成问题，稿费，出差费用，都由洛泉地委宣传部和教育局解决。”当时，我的个人生活中正面临钱的问题，突然遇到“钱不成问题”的事情，自然很难抵御这种诱惑，于是，就把事情承揽了下来。

或许是我太认真了，我竟然提出去见一下那个著名的乡村教师李保生，去跟他生活一段时间，了解那些先进事迹，了解李保生的内心世界。洛泉地委宣传部和教育局无条件支持我，这样，我就到李保生所在的洛泉地区阳山县崔家沟公社老虎凹村去了。阳山县教育局局长马三生同志亲自陪同我到了老虎凹，陪同我吃了午饭，然后，工作繁忙的马局长就返回县上了，我独自一人在老虎凹住了下来。在此之前，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李保生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带领这个乡村小学的学生，勤工俭学，盖起了漂亮的校舍。我就顺着这个线索进行采访，从县教育局印发的材料和即时采访中，了解到很多细节，李保生也成为了我无话不谈的朋友。

我在老虎凹呆了三天，这三天收获巨大。

我临走的那一天，李保生告诉我：“其实，学校不全是勤工俭学挣来的钱盖的，县教育局给我解决了百分之九十的建设经费，才把它盖起来。”

我当时很吃惊，这等于摧毁了李保生先进事迹的最重要基础，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对这个世界有了基本了解，知道这样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所以也就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儿，继续用以前宣传的口径写作剧本，继续拔高这个“虚假”的典型……我写出了剧本，拿到了阳山县教育局支付的稿费，电视连续剧被拍摄，被中央电视台播出，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这件事就隐没到我的记忆深处去了，我和李保生早就失去了联系。

最近几年，我在写作长篇小说之余，一直在构思和写作一本或许可以被列入政治哲学方面的书，着力探索强力状态下人的生存处境问题，为李保生写作电视连续剧（确切地说是为洛泉地委宣传部、教育局，为阳山县教育局写作）的事情就被调动了起来，成为我的考察对象。

当年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有三个方面的动力：一是我这方面想拿一笔稿费的动力；二是李保生想在“典型”的保护下继续获得县教育局、地委宣传部和教育局支持和帮助的动力；三是洛泉地委宣传部、教育局以及阳山县教育局以此作为“政绩”的动力。这三个方面的动力消泯了“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反映事情”的原则，使得被反映的事情在与事情的真相背道而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那么，在这三方面的动力中，哪一种动力又是决定性的呢？这就需要把我上面的排序颠倒过来：处在第一位的决定性的动力来自洛泉地委宣传部、教育局以及阳山县教育局，我们可以用“权力”来概括它们，换一句话说，权力的政治需要导致了对事情真实性的扭曲，然后才外延为第二动力的产生：李保生想在“典型”的保护下继续获得县教育局、地委宣传部和教育局支持和帮助。有了上面两个层面的动力，才有了用于宣传这个先进典型的资金的进入，才有了我想从被扭曲的事情当中获取稿费的动力。

很难对这三个方面的动力做道德判断，就像我当初很难对李保生有意利用权力的需要达到增强办好学校的实力的行为做道德判断一样。归根结底，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这件事所蕴涵着的丰富的社会学内容，也是最近才被我注意到。

下面我就来说一下被我所意识到的东西。

权力状态下的英雄价值，无论多么冠冕堂皇，反映的实际上都是权力的内在渴望。那么，在李保生事件当中，权力在渴望什么东西呢？我认为，权力在渴望被更高的权力的认可，权力从这种认可中获得存在的合法性以及谋求更大权力的期望值。也就是说，阳山县教育局试图通过李保生这个典型说明自身工作的成绩，洛泉地委宣传部和教育局也试图通过这个典型向更高的权力证明自身的价值，他们具有将这种价值变现的丰富手段，比如可以无限制地使用宣传的公共资源，比如可以进行巨额的资金投入……在这个过程中，李保生在哪里？尽管名义上他仍然是整个事情的主角，但是他实际上早已经被抽象化成为了一个符号（当年给我感触颇深的是：阳山县教育局马三生同志对李保生个人生活状况完全不感兴趣，马三生同志却极为关心我的剧本写作情况），一个被权力榨取政治利益的抽象物。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内容被扭曲和夸大，几乎无法避免。

于是，权力状态下的英雄价值，必然与英雄的实际价值悖反。我们经常听到某位去世的官员被作为廉洁奉公的典型宣传，经常听到某位典型被塑造成为疯狂的利他主义者，就是因为权力有宣传这种价值观的巨大动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价值观往往与英雄人物的实际的精神图景风马牛不相及，有的时候甚至完全颠倒。

这种状态造成一个严重的现实结果：英雄人物的利他主义行为与我们日常感受到的人际关系状态距离极为遥远，那些对英雄人物的宣传由于肩负证明社会美好、并倡导一种价值观的政治目的，则越来越缺少现实性的依托，越来越不能感动我们……结果，所有的宣传就成为了宣传，仅仅是宣传。“雷锋三月来，四月走”，并不是因为雷锋的事迹不好，而是因为被宣传的那些行为在生活中很少被经验所证实，是因为雷锋压根儿就没有进入到人们所生活的现实当中。所以，雷锋总是四月走，人们总是在没有雷锋的日子里度过漫长的十一个月，然后等待他再来——再来的仍然是宣传。

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居然一下子如此人欲横流，贪官酷吏如此猖獗，道德如此滑落，人与人之间如此冷漠……或许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连篇累牍、无休无止的虚假宣传肯定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假设我们摆脱权力利用典型进行宣传的动机和欲望，把杰出人物的真实情感真实地摆在人们面前，那些事情可能不像目前被宣传的事情那样辉煌，但是它会打动人，人们不会有被欺骗和愚弄的感觉，会把他们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会促进这个世界的和谐。但是权力不主张这样干——具体地设想一下，假如我真实地描写了李保生的智慧（利用权力的宣传动力来获取小学发展的条件，在我看来无可厚非），那部电视连续剧还能够被拍摄吗？还能够被播出吗？还能够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吗？

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身影，决定着事情何以这样发生而不那样发生，这就是被波普尔归纳为“历史主义”的那种价值观——历史发展、人类社会存在以及人作为个体的生存，都必须为一个终极的历史目标服务，这个目标，在我们这里被宏观地描述为“共产主义”，就微观情景来说，则是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共产主义实际上仅仅是一个招牌，推动事情这样发生而不那样发生的根本动力仍旧在于：权力的现实欲望和权力的现实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从现实生活的角度解释“历史主义”了——它是权力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制造出来的历史的终极目标，这是一个十分辉煌却虚无缥缈的目标，这个目标遮掩着权力的一切欲望与贪婪，遮掩权力对于社会的人和个体的人的操纵，遮掩现实生活的任何真实图景……社会就是这样进入到虚假之中的。

前几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某市市委书记因病去世，被树立为人民的公仆，被强力宣传，排演了话剧《好人某某》，没想到后来发现这位“好人”生前曾经卷入几宗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件（据说从这个“好人”家的墙壁夹层里挖掘出大量现金、财宝），好人成为了坏人，于是，有关宣传部门紧急叫停《好人某某》的话剧。这件事是一个讽刺吗？不是，这不是讽刺，这是真实的写照，这个写照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在权力的价值系统中，人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历史主义的目标，是权力的合法性存在的现实证明。

权力的确非常成功地获取了它所需要的东西。

权力总是能够非常成功地获取它想得到的任何东西。

（2007-3-25凌晨）

1949年之后，通常被新政权称为“解放后”。然而回顾“解放”了近60年的中国，尤其是1978年之前，人们不禁要问，新政权到底“解放”了什么？人们在“解放”之后真的“翻身做主”了吗？

“解放”前后有什么不同

“解放”一词，是指解除束缚，得到自由或发展。对照这个解释，我们不妨看看“解放”前后，中国人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教育所拥有的权利上有什么不同。

“解放”前也好，“解放”后也罢，中国人不论是生活在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统治之下，基本的政治模式依然是“一党专政”。共产党尽管曾经反对蒋介石独裁，要求民主、法治。可实质上，他们用这个利器夺得政权——“解放”后，却不准有人再批评一党独裁。从这个意义说，“解放”前后，中国政治专制的性质没有根本变化，祇不过统治者的名称变了，换汤不换药——这难道也叫人民得解放？

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基石。“解放”前，知识界还能活跃着一批自由知识份子，如胡适、 张君劢、罗隆基、张东荪、王造时、储安平等，他们积极倡导实行 “立宪”、“法治”、“宪政”、“司法独立” 反对人治，尊重人权民主宪政社会，推崇英美民主在当时是已很多人的共识。毋庸置疑，这些普世价值理念，对建设民主法治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后“解放”后，新政权要求思想高度统一，排斥异己，定于一尊，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使自由知识份子遭到残酷迫害，全社会万马齐喑高唱“共主党好，社会主义好”。法治体系完全遭到破坏，司法沦为政治服务的工具，社会秩序被打乱，公民权利丧失殆尽，尤其是文革时期，各种军管会、革委会代替司法，对民众实行暴力、血腥的镇压，公检法机关已名存实亡。中国人重新回到极其黑暗、野蛮、愚昧的时代。即便是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相比，不管是在尊重法治层面还是实施法治层面都是极度的倒退，如此一个反人权和反法治的罪恶的社会——这难道也叫人民得解放？

“解放”前新闻出版宽松自由

“解放”前的新闻、出版以及大学比“解放”后还要宽松自由。个人可以自由办报刊、出版社，自由出版书刊。当时民间办的有名的时政刊物就有《新月》、《自由评论》、《独立评论》、《观察》等；民营的出版社有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等，甚至共产党报刊《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还可公开、合法发行；大学也是呈政府与教会、私立学校并存格局，且各种思想兼容并包，学术独立自由。然而“解放”后，一切新闻媒体都是党的喉舌和宣传机器，个人别说办报刊、出版社，连说话都得小心谨慎，一旦犯忌，轻则批判，重则有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高校则一律党控，思想学术务必体现党的意志。诸如此类，新闻、出版自由以及文化教育出现大倒退——这难道也叫人民得解放？

“解放”后，全国上下实行经济模式也不可谓不恶。建政初期，所谓的地主、资本家、反革命份子惨遭灭顶之灾，不但强行剥夺他们土地和财产，还试图把他们赶尽杀绝。在所谓的杀富济贫过后，转眼之间，便利用“共产合作”，将一切经济命脉都掌控在党政手里，那些分到土地和财产的人们最终一无所有，甚至连拥有一口铁锅、一把铁勺的权利都没有。大跃进之后接踵而来的大饥荒，饿死生灵无数，这在中外历史上可是前所未有的惨剧——这难道也叫人民得解放？

“解放”后剥夺公民迁徙自由

迁徙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解放”后，建立了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不但变相的剥夺公民迁徙自由，而且是极其残酷的反人性等级制度，它就像枷锁一样将人牢牢固定在一个的地方。尤其是在1978年之前，政府通过对户籍、工作和其它生活资源的控制，实现对城镇居民的控制，有的夫妻因此长期两地分居，直至退休才得以团聚，上演了一幕幕有悖人性的惨剧。农民同样受户口控制不能自由流动，不能进城谋生。非但如此，城乡户口性质还与住房、教育、就业、社会福利等公民的权益挂钩，持农业户口的农民尤如二等国民，几乎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保障，由此也造成巨大的城乡差别。更为不幸是出生在农村的孩子如果想进入城市，祇有通过考学、参军提干等非常有限的几种途径，造成中国公民从一出生就没有平等可言。就这样既没迁徙自由又没有人格平等的社会——这难道也叫人民得解放？翻身做主人？

综上所述，1949年之后，中国人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还是思想文化方面，所拥有的权利和“解放”前都无法比，更别说什么“解除束缚，得到自由或发展”了。因此，新政权所谓的“解放”不过是众多谎言中的一种而已，无需更多驳斥，大凡有一点思考能力的人对此都是心知肚明。正如一位思想家论断的那样：“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

三月十四日晚，刚刚往包里塞进了几小时前在浦东机场书店买的《沿着青藏铁路去旅行》在新加坡机场转机，只见候机室气氛异常，大多数旅客立足止步，睁大眼晴看着巨型屏幕，新闻被反复播出，全世界，除中国之外都起惊讶地看着当天在中国西部上演的一出历史连续剧——西藏又发生了暴乱。

随即给国内几个朋友打电话问是否知道这个新闻？回答是否定的。两天后新华社以最少的字眼告诉了十三亿中国人，有那么回事，并声明在西藏事件中，中国的新闻是透明、自由、公正的。可此时此刻，在拉萨的港澳和西方记者正在被当局押解出西藏的途中，在历史的布景还没搭到导演满意之前就来采访是不合适的，过几天再来吧。

没错，大量的资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是一次示威，这是一个针对中央政府和汉人的示威，这是一次以非和平手段进行的暴力示威。不管从中国官方的媒体和西方的媒体我们都看到藏人在砸商店、烧汽车、扔石头、打汉人，一切表明，在西藏和中国西部的藏人对汉人政权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和愤慨，僧人甚至放弃出家人心中应有 “慈悲 ”，发泄无比的仇恨，一群群披着红色袈裟的僧人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和宽容，瞬间成了中央电视台和正在迎接奥运的全国人民眼中的 “暴徒”。全世界的汉人们都感到了委曲和气愤，深深地感到西藏民族的确是一个忘恩负义， 过河折桥，不懂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不是 “劣等”，甚少是不怎么的民族。

1950年中国共产党 “解放”了西藏，藏人曰为“侵略”，1959年，毛泽东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事后达赖喇嘛说这是刺刀顶在背后的交易，不能算数。很明显，藏人对汉人在西藏地区搞 “民主改革 ”怀有敌意，不放心，汉人对藏人事务的关心远远超过了藏人自己关心的程度。从唐蕃联姻开始，元藏、明藏、清藏、直到中华民国和西藏的关系一直维持 “帝师 ”“宗主国 ”的水平，既没有独立，也不像一家人，婚丧喜事，人到礼到，理到情到，两千年来，两个民族基本相安无事。照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继承中华民国光辉遗志，将藏汉人民的传统友谊进行到底，问题是主政的毛译东偏说不。

睡在中南海的毛泽东，明正言顺的成了西藏自 “三大领主”后的另一位救世主，他把达赖喇嘛赶到印度后，1966—1968年，毛一声令下，红卫兵砸掉了西藏99%寺院，命令所有僧人还俗，尼姑嫁人，“西藏的汪精卫”们满怀深情唱起了《北京的金山上》，汉人强行在藏人的血液中推进 “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 ”的维生素，可惜藏人对这一切天然排斥，基因不对。当他老人家流着口水，手脚开始发直发硬时，他的继承者认为“内补”不行，汉藏关系应通过另外一种形式进行修补。胡耀邦开始修复寺院，扔了大把的金钱，连续十多次访问拉萨，细心倾听藏人在 “物质”上的需要，结果，佛像被一遍遍贴上金箔，灯火被一次次灌满香油。西藏在外貌上好像恢复到以前并有所超越，藏人的生活在 “次意识形态”下好象变得安定了一点，为此，汉人也感到只要在物质上能够满足藏人，这个离太阳最近的民族是不难被征服，不难被同化的。

据新华网报道：自1994年以来中央发出全国沿海发达地区支援西藏建设，10年共有18个省市1698项目在西藏上马，累计资金64亿，2004年产值超过200亿人民币。今天的西藏，有肯德鸡，有麦当劳，有牛仔裤，有星巴克，有迪厅，有卡拉OK，机场修了，火车也到了，西藏变了，西藏人也变了，汉人们自以为藏人能和他们一起在 “三个代表”“和谐社会 ”的带领下奔小康，总该高兴了吧？

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无法理解一个有信仰的民族的，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却还自以为给有信仰的民族带来信仰，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继续写着。藏人心中有个神，这个神你知我知，他不是共产党，更不是毛主席，他们血里面对神的敬畏，由祖辈通过他们传给子孙，用藏传文化的形式牢牢地固定下来。可汉人们不管，我给你吃，给你用，我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就得报答我，长期的汉藏人格上的不平等，导致把自已的意志、文化、思想强加于藏人，尤其可恶是把共产主义价值观强加于藏人。汉人对藏人也是一百个不放心，号称自治区的西藏没有一个党委书记是藏人，哪怕是最小的书记，几个汉人凭什么要当百万藏人的家？藏传佛教四大教派领袖逃掉了三个，还有一个在北京学习 “十七大”，藏人的心结在哪儿，共产党真的不知道？不知道才怪呢！

外交即发言人秦刚说这是一次暴力示威，西方任何一个国家也无法忍受暴力示威。说得太对了，的确是一次暴力示威，一次非常暴力的示威。但是，话说回来，中国政府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给过西藏人和平示威的机会，和平示威的权利？1949年到今天一次也没有，一点都不给，不但不给，而且坚决消灭在萌芽之中。可怜的西藏人在吃饱之外有点自己的信仰，有什么不可以呢？国家不允许暴力示威的前提是, 应该充分允许有和平示威的空间。和平的表达，和平的申诉，和平的要求全部被禁止了，你能想象要求西藏人能做出比暴力更文雅的事？其实西藏人并不特别，全国每年八万件示威抗议事件中，大部分都是以 “暴力”这个可爱的形式来表达的，中国的媒体上何时报导过一次人民的和平的示威，和平的抗议，人民何时能和政府进行和平的对话，是政府自已堵死了和平路，是政府自己走进了以暴制暴的新时代！

3.14暴乱不是第一次，也决不是最后一次，经常给压力锅放放气，它反而不会爆炸，中国领导人应该懂这个简单的道理。给西藏人一次和平示威的机会，仔细听听他们除了物质以外，还需要什么！

中共的两会是地地道道的荒诞剧。今年又增添了新剧目，主角是农民工代表。

中国有两亿农民工。在两亿农民工的背后，还有同处二等国民地位的六亿农民。近些年来，为农民工鸣不平的声音日渐高涨。今年春节前后的一场大雪灾，阻断了数百万农民工归家之路，更把农民工的困境凸显无遗。当局发现它再不能像过去那样置之不理了，于是在本届人大3000名代表名额里安插进了3名农民工代表。这3名代表分别是上海的朱雪芹，广东的胡小燕和重庆的康厚明。

广东省政府官员在电视里侃侃而谈，讲述了他们农民工代表的产生过程：先是由省政府下达指标，由各市级工会物色人选。有三个条件，一要拥护党和政府，热爱祖国；二要必须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三要敢说话，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位官员的本意是表功，无意间却不打自招，承认了所谓人民代表根本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这一公开的秘密。三个条件中第一个就是拥护党和政府，这倒也把“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以及全国人大的性质揭示得很清楚。

尽管如此，这3名农民工代表的出现，还是吸引了外界的大量关注。中外记者纷纷采访，这3名农民工代表应接不暇，还举办了专场记者会。

3名代表，开口闭口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有记者问到来自上海的农民工代表朱雪芹，是否已经是上海市户口，是否希望转为上海市户口。朱雪芹回答说，虽然已在上海工作了十几年，但自己的户籍目前还在江苏老家。朱雪芹还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是全国农民工有两个亿这样一个庞大队伍的情况下，作为我们国家的话，会一步一步落实，但你需要给出时间。”

此话一出，立即招来许多网友的批评。由共产党一手制造并延续到今的城乡户口二元制，是当今世界绝无仅有的苛政恶政，废除这样的制度不过是广大农民的一项最起码的要求，两亿农民工，谁还愿意继续受歧视，得不到迁徙自由的正当权利？身为农民工代表，朱雪芹连“希望”二字都不敢说出口，哪里还算得上农民工的代表？

更成问题的是朱雪芹讲话的口气或立场：它不像是出自农民工的代表，倒像是出自圆滑老道的政府发言人；因为它不是代表农民工向政府提出自己的正当利益要求，而是为政府歌功颂德，替政府的错误开脱责任。

不过细究下去，我们可以发现，这里面还有名堂。应该说，朱雪芹并不是站在政府的立场讲话，朱雪芹是站在一个假设的农民工的立场讲话。这里要的就是讲话者的农民工身份。道理很简单，所谓农民工问题，所谓城乡户口二元制问题，分明是共产党一手制造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胡温上台也已经有5年多，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没有纠正，共产党推托不掉责任。毛泽东固然是罪魁祸首，邓小平、江泽民也推脱不掉责任，胡温也推托不掉责任。当局深知自己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完全的被动，除了向农民认错请罪并立即纠正外，没别的可说。假如政府发言人出面回答记者的问题，还自己表扬自己，还说政府为解决农民工问题作了多么了不起的工作，还说广大农民工对政府是多么的感恩戴德，那不是太荒谬、太无耻了吗？所以在这时就需要推出别人出面，最好是由所谓农民工自己出面，去讲出那些政府自己都不好意思讲出来的话。

这是共产党的一贯手法。每当中共作出坑人害人之事自己无法对外交待，它就会安排几个受害人出面，让受害人为自己涂脂抹粉，文过饰非：既然受害人自己都不认为他们受到坑害，别人打抱不平岂非多此一举？既然当事人自己都对党和政府满怀感激，别人凭什么还对之严加指责？人家皇帝都不急，你太监急什么？这就像十年前国企改革，3000万工人失业下岗，昔日的领导阶级一下子沦落为一无所有、两手空空的弱势群体。政府自己实在找不出词为自己辩护，于是就演出电视剧，让剧中的下岗工人高唱：“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祇不过是从头再来！”——人家下岗工人自己都这么无怨无悔，充满信心，别人还有什么好批评的呢？

真亏它共产党想得出来，做得出来。

中国官方称每年一度检验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人大、政协大会叫“两会”，以党的名义安排会议议程，实际上是绑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大会”，让其浪得虚名而已。如果说是1949年10月成立的“全国政治协商大会”及其起草的“共同宣言”起到了组建新国家即改朝换代的作用，但随后就不再是“两情相悦”，而是被生硬地强暴了。经过反右和文革，政协如今沦落成真正的“二奶”机构。政协主席从毛泽东、周恩来到邓小平，一直没有摆脱“党中央领导”之手。从中央到省、地市、县、乡镇五级政协机构，在《宪法》上并没有明确其到底是国家机构，政府机构、群众团体，还是一个特别的政党？祇是在1982年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中增加了这么一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又在此后加了一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从此，中国的新政协就是成了这个样子了——1949年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协似乎被中国宪法所认可，但仍不能摆脱其身上的一层“二奶”遮羞布。共产党是政协的主子，通过宪法加进去这么一行字，就证明了政协被玩弄的法定地位。前政协主席周恩来所谓其他党和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的文字游戏，不过是掩人耳目。看全国五级政协组织，哪一个不是共产党党委领导下的？哪一任领导不是共产党的组织部门、统战部门任命的？哪一个开支不是从国家财政支付的？国家财政岂是共产党7000万党员创造的吗？莫不是以全国劳动民众为主要构成的广大纳税人养活的吗？政协全国各级组织的委员、特邀委员，历届委员以及政协省委成员办公室人员，办公大楼，都是公务员，他们有什么公务可作？全国政协新一届委员就有2237人，其中中共委员892人，非中共委员1345人。一届五年，每年中央、省、地市、县区、乡镇每年都有两会，全国几百万成员和工作人员，轻说每年要耗费上亿政府财政收入，真是莫大浪费。政协委员不过是提几句建议案，当政治花瓶，何曾与普天劳苦民众有共同的利益？政协还办有《人民政协报》，每年“两会”其广告收入超过全年广告收入的一半，这都是政治花瓶借机宣传自己的模样。各省还都有自己的政协报刊，如浙江的《联谊报》、湖南《湘声报》、广东《同舟共济》、陕西的《各界》等等，也都能在各地“两会”时分一杯既得利益羹。这些报纸虽然也是接受共产党领导，但比《人民日报》无奈当“妓女”要好一点，有时候自愿当“二奶”还是要顾忌几分自己和主子的面子来，偶尔也会在公众场所说几句真话，打打“良心发现”的擦边球。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就有近5000人，服务人员和各种保卫人员就高达数万，全国中央级别的报刊和各省采访两会的记者粗略算也有2000来人，由于新闻单位都是党委政府机关官方主办的，也全部是公费开支，来回飞机、火车等交通费，又加吃、住，半个月的大会，仅此一项开支也得上千万花费。

2008年“两会”，不光有新退休不久的李鹏把他的女儿李小琳塞进政协，还包括把罪大恶极的毛泽东的后代也一一塞了进去，其女儿、孙子都进了政协，这样的政协组成恰恰证明了六四时反官倒没有反错，证明六四之后的共产党执政越来越没有合法性，越来越以人民为敌。

2008年3月6日，美国之音记者就在公开提问中直接揭露了中共统战部主管民主党派具体事务的荒诞。该记者说：我们曾经打电话给民革中央，希望采访该党领导人，但答复是需要得到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批准，为什么民主党派接受采访要得到中共的同意？面对如此重大的敏感问题，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似乎很巧妙地回答“我很愿意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但他又不得不解释“在两会期间，对大会进行采访是要做统一安排的，如果你要专门采访民革中央的话，那民革中央自己就可以作出决定，是接受采访还是不接受采访。”

本来，政协的使命就是行使正当的参政议政权利，可“两会”上政协委员却不是监督和批评这个政权，而是玩弄了一个文字游戏，叫“审议”。在百度网上搜索“报告暖人心”，找到相关网页约249000篇，不是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句句暖人心”，就是“十七大报告暖人心”，很多话就是出自本来行使“参政议政”权利的政协委员之口。“两会”讨论期间，全国政协民盟界别第6小组委员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发言，处处可见“二奶心态”。如郑泽根委员称“政府工作报告是一份爱民、亲民、利民、暖民，与民共商国是的报告”，梁荣欣委员称“总理报告暖人心，字字句句想人民”，李嘉琥委员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近几年最好的”，王耀华委员说“政府工作报告非常好”，索丽生委员说：“去年政府工作有很多鼓舞人心的地方”，储亚平说“这是一份鼓舞人心、实事求是的报”告。祇有几个委员提到“目前高校的贷款比较多，有的甚至达到30多个亿，这个将来谁来埋单？”、“房地产应增加普通商品房的供应，但很多地方贯彻起来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这与国家财政体制有关，中央财政拿走了财税的大头，地方财政有些吃紧，祇好通过土地转让、房地产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尖锐问题，但也是喊几声而已，就被“总理报告暖人心”这样的势头给掩盖住了。甚至还有一些政协委员不甘寂寞地记录温家宝总理的报告“赢得35次掌声”，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把“二奶心态”表现到极致。

《战国策》上有一个故事缴“邹忌讽齐王纳谏”，说美男子邹忌问其妻妾等人自己与城北徐公谁美，当然妻子会真心夸自己所爱的老公，而他的“二奶”则说“徐公何能及君也”。后来邹忌见徐公“自以为不如”，才“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从此邹忌明白了这个道理，妻子的话情有可原，而”二奶“的话绝对不靠谱——妾身畏惧啊。被养着的”二奶“时刻提心吊胆，担心有一天被休掉，所以连真话也不敢说，这就是二奶心态。”政协委员心态“，说白了就是典型的”政治二奶心态“。

 

现在我面对狱中的墻壁
为你作一首情诗，我的爱人
今夜，星星依旧在寒寂的夜空闪烁
萤火虫仍在低矮的草丛间时现时隐 

请告诉我们的孩子，这次来不及
和她告别，爸爸就要出趟远门
请你每天在她入睡之前
和醒来之后，给她暖暖的一吻 

请带孩子去摸一摸栅栏下的车前子
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如果她能注意到叶片上的露珠儿
她就会感到我的爱是多么深沈

请在给丁香浇水之后 弹一曲渔舟唱晚
相信我能够听到，我的爱人
请照顾那些沉默而快乐的金鱼
那沉默里隐藏着我丰富而动荡的青春 

我正行走在一条崎岖颠簸的路上 
但我未曾停止过歌唱，我的爱人
路边的柳叶缓缓地变换着颜色
风中隐隐传来远方化雪的声音 

一切声音都在安静里面，这里的夜晚简单至极
请你在想起我的时候不要叹息，我的爱人
我的痛苦之河与喜悦之河已经溶汇
它们曾经长久地穿越我的肉身 

在一场濛濛细雨结束之前
我会再次回到你的身边，我的爱人
在雨中，在雨中我怎能擦尽你的泪水
——用我已经得救的灵魂

（作于2008 年3月7日，失去自由第二日。当时完全不知道要呆多久才能出去，索性以狱为家，练字写诗，面壁神游。当时写在一张纸上，被看守拿走。3月8日下午获释，深夜凭记忆写出。我至今不知道关押我的“监狱”在什么位置。）

一

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其实未必，因为失败者也能写历史。但历史肯定是活人写的，死人不可能写历史。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偏偏是那些死人最多的历史悲剧往往只留下很少历史记载的原因：因为那些最有资格的见证者们都默默地長眠於九泉之下了。

中共的土改就是明证。一场土改，逾两百万地主死于非命。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被迫害致死的地主又不知凡几。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E. Frankl）说：”我们这些仗着许多机运或奇迹――随你怎么称呼――而活过来的人，都知道我们当中真正的精英都没有回来。”是的，你可以说，土改也整死了一些真正的土豪劣绅。但那又怎么样呢？谁能说纳粹集中营里整死的犹太人中就没有真正的奸徒恶棍呢？无可争辩的是，在迫害致死的地主中，绝大部分是好人，是无罪的人。可以想见，在几近三十年的对地主的毁灭性打击下，那些最有声望的、最刚正的、最有血性的、最重情义的人，都最难活下来――如果还有这样的人侥幸活下来的话。死者无言。一段最血腥的历史，就这样永远地消失在黑暗之中。

二

被整死的地主固然不可能再发声，为什么幸存的地主也一直沉默无语？通常，一场灾难下来，总还会有一些幸存者。这些幸存者总还会有一些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我把这种人称为”幸存者见证人”.所谓”幸存者见证人”是指这样一种人：他们不只是笼统的亲历者，他们是受害者，不是旁观者，不是施害者；他们不但是见证，而且作见证，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承受了灾难，而且向公众讲述出他们身受的灾难。例如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威塞尔，古拉格群岛的幸存者索尔仁尼琴。中国也不乏这样的幸存者见证人。提到反右，提到大饥荒，提到文革，提到六四，提到镇压法轮功，我都能想起一连串幸存者见证人的名字和代表性作品。可是，提到土改这场最血腥的政治迫害运动，提到地主这个最受打击的群体，即便是长期对这种事情密切关注的我，也想不起任何一个幸存者见证人的名字和作品。这就比恐怖更恐怖，比悲哀更悲哀。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记得当年”伤痕文学”问世没多久，就有人抱怨：好啦好啦，你们揭露共产党暴行（他们叫”错误”）的文章已经太多啦！不，不多，还太不够。我相信，最深重的苦难还没有讲出来。我担心，它们已经讲不出来了。

小说《如焉》里有位人物卫老师，是个老革命，也是个文化人，49年后曾出任党的高级文化官员，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备尝艰辛，二十五年后才获平反。大彻大悟的卫老师复出后发表了不少作品，又被当局视为自由化分子。卫老师对朋友们说：”（我）晚年写了很多主旨宏大的文章，却没有写过自己的经历和个人生活。不敢。想过的，真要动起笔来，受不了，那等于是将那些日子再过一遍啊。我就知道了，中国多少刻骨铭心的故事，都被它们的主人带到坟墓里去了。而那些写着的人，多数是隔着很远的。””中国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作恶者不说，因为心里有鬼，受难者不讲，是因为伤痛太深，或作恶者不让讲。年深月久，历史就给掩盖起来。”受迫害的老革命尚且如此，何况比他们遭遇更悲惨得多的幸存的地主们。不仅有永远抹不掉的伤痛，还有永远抹不掉的羞辱。有如令人头晕目眩的万丈深渊，你若敢俯身低探，你就很可能会一头栽下去。

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是极端残酷的，但所幸第三帝国只有十二年的寿命。幸存者还可以从休克中苏醒，所以他们还可能讲出他们的苦难，成为历史的见证。中国地主的厄运太长了，太长了。想一想他们这几十年是怎么活过来的吧。起初，是极度的震骇、极度的愤怒、极度的悲伤和极度的恐惧，其后则是无边的忍耐，无望的屈服和无奈的认命，并伴随着永远的战战兢兢。痛苦的极致是麻木。唯有麻木才能苟且偷生。麻木竟然成为他们生命的保护神。他们一定有过强烈的诉说苦难的冲动。天大的苦难，只要讲出来了，或者记录下来了，就是可以承受的了。这个道理不需要哲人讲出来才恍然大悟，只要你身临其境就无师自通。然而对于中国的地主们，就连这样一种最后的愿望也是无处寄托的。因为”老大哥”无处不在，因为他们看不到一丝希望，也因为他们的周遭一片冰冷，就连他们的子女都没有倾听的愿望，不和你划清界限，不抱怨你就是好的了。无比的哀愁悲愤在半个多世纪的压抑下终至萎缩于无形。当苦难的持续超过一定时间，人心就变得迟钝，麻木，而且开始遗忘。包括那股叙说与写作的冲动，你一次又一次地压抑，最后一看，它已经窒息而死了。

感谢廖亦武，从2005年年底起，断断续续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土改幸存者采访录《最后的地主》。五十多年来，有关土改的文章、文件、学术论著和小说影剧并不缺少，撇开各自不同的真实程度和价值取向不谈，其中最缺少的是最重要的一方即受难者自己的声音。廖亦武这本书让我们听到了受难者自己的声音。这是来自坟墓边的声音。正如作者所说：”的确，根据被访人肉体及精神的衰弱程度，我估计再过四五或五六年，作为亲历者口述的土改历史将彻底无迹可寻。”

三

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廖亦武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作为地主的后代，他本来是很容易从他的爷爷和父亲那里去了解土改，了解地主的，为什么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却没有想起这么做呢？那时候，自己很青春，精力充沛，满怀文学理想，周遭经历过土改的人不少还在世，为什么在当时自己却没有了解他们和记录下来的冲动呢？廖亦武写道：”而应该成为本书缘起的我的父亲，另一乡村地主家族的长子，2002年10月因肺癌逝世，享年80岁。我曾在他的病床边厮守近一年，却懵懵懂懂，没产生一丁点怀旧交谈的动机。如今徒劳后悔，惟愿他的在天之灵饶恕！虽然造物主让我们具有父子血缘，但彼此却缺乏真正的了解。”

其实，象廖亦武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大部分地主的后代对他们长辈的遭际都很少了解。这就是说，即便在地主的家庭内部，人们也很少触及，乃至于常常刻意地回避这个话题。

在毛时代，地主的后代因为家庭出身问题饱受欺凌压抑。他们未必都相信他们的长辈是坏蛋是罪有应得，但多少也认为他们的家庭是不光彩的，所以对之宁可回避。有些人则下意识地感到，彻底了解真相是会有麻烦的，是会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的，所以通常他们也不会去追问。

毛死后，中共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昔日的贱民恢复了名誉，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例如不少57年的右派，一时间被视为敢讲真话的英雄。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右派们自然不再忌讳向子女、向公众述说其所受的苦难，许多右派子女自然也愿意了解其父辈的遭际。地主的情况则不同。地主只是摘帽，那好比罪犯刑满释放。地主并没有平反，他们过去那段历史仍然是一片不准触动的禁区。因此，幸存的地主不得不继续沉默，而他们的后代则习惯性地继续回避。

再到后来，私有产权的概念重新获得合法地位，照说这就已经为理论上否定土改扫清了最主要的障碍。然而，今日中国之荒诞正在于，很多事情其实只隔着一层纸，无需费多大气力就能看穿的，但只要当局还在那里一如既往地捂着盖着，多数人也就习以为常，不去探究那层纸背后的东西。尽管在今天，当局已经不可能操控人们的思想，但是它仍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操控思想的公开表达，它还有很大的操控话题的能力。其结果便是，有些被当局一贯封杀的话题，哪怕它们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时间久了，就连我们自己也常常想不起来了。等到我们终于想起这些问题时，它们已经离我们而远去。

地主并不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地主就生活在我们的四周，就生活在我们的家庭里。可是，我们对他们是那样地缺少了解，而且已经不可挽回。我甚至怀疑，今天，有谁能用第一人称写出一部以地主为主人公的小说吗？那是否已经超出了作家的理解力和想象力。

四

谈到土改，谈到地主，我们还必须提及一种人：那些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参加过土改的老革命。

中共的老革命有很多出身于地主家庭。他们成长于”旧社会”，对地主，起码是对自己地主家庭的情况相当了解。他们参加了共产党，直接参加了土改乃至领导过土改运动。因为他们既了解土改也了解地主，他们本来应该是这段历史的有力见证者。

譬如《地主之殇》作者野夫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老革命。野夫的父亲出身地主家庭又参加共产革命。就在他奉命去别地参加土改和镇压当地反抗的地主的同时，在他的家乡，他的地主家族也遭到灭顶之灾。此后，他在子女面前绝口不提家族的故事，也从不还乡；直到1994年病故，被一面血红的党旗覆盖，”带着他隐忍一生的巨大秘密等待着最后的火焰——他几乎已决意要将一切胸中块垒都化为灰烬——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这又是一个无可言喻因之也无言而逝的悲剧人生。怎么能不是呢？他们为着一个据说是无比美好的理想而革命，革命要求你去杀人，去杀那些你明知是无辜的人，而你自己的亲人也在这场革命中被杀死。但凡还有人性者，怎么能不被这样的革命所撕裂？作为这样的革命者，如何能向自己的儿女讲述自己家族的历史？如何能面对家乡的父老乡亲？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或许还用这样的话来麻痹自己：要革命就会有牺牲，难免也会有一大批好人成了无辜的受害者。历史就是在这样的血污中进步的。可是到了后来他们不能不认识到，那个无比美好的理想实际上是虚幻的，那场血腥的革命因此也就是不必要的，是错误的。纵然你绞尽脑汁，力图给土改找出多少正面意义，可是它绝对抵消不了那滔天的罪恶。连老农民都知道：”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解放前我们村原来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是啊，何必当初？被革命杀死的千千万万的人何苦被杀死？为革命牺牲的千千万万的人又何苦牺牲？

主义的布景一旦坍塌，鲜血淋漓的苦难――包括自己家族的苦难――便还原为苦难而兀立眼前，老革命们情何以堪？当俄狄浦斯最终发现他娶下的是自己的母亲，杀死的是自己的父亲，他感到他无法再正视这个世界，于是刺瞎了自己的双目。我们的老革命们则发现他们说不清自己心中的种种不堪，剪不断，理还乱，于是只好不想，不说。是的，很多老革命写了回忆录，有的回忆录还提到了土改，甚至披露了一些原先一直掩盖的真相，但是他们没有写出他们内心的感受。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心灵的历史。在应该有心的地方，他们留下的是空白。随着这一代老革命的凋零，这段空白已无从填补。

五

我尝言：”对于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我们中国人一旦对历史产生了怀疑，怀疑历史能否沉淀出真实，怀疑历史能否对人物和事件达到公认的道德定论，怀疑历史的公正性和可靠性；换言之，我们中国人一旦失去了对历史的天真信仰，我们传统的道德秩序就整体动摇了（这正是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诚然，历史不是历史书，但是，我们是通过历史书去了解历史的。平时我们说”历史不容篡改”，”历史不容抹煞”.那都是说不应该，不是说不可能。暴政的罪恶不仅在于它制造罪恶，而且还在于它毁尸灭迹，营造假象，抹杀罪恶的存在，并无耻地把罪恶改成光荣。如果我们由于一时未能战胜暴政，因而未能防止罪恶的发生，那固然是我们的失败。如果我们由于恐惧，由于苟且，未能把暴政犯下的罪恶忠实地记录下来，并努力让它们流传下去，那才是更大的失败。人类反抗暴政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无比遗憾的是，在这场斗争中，难免会有一些十分珍贵的记忆不幸沦为牺牲品而湮灭无闻。我们读到的历史几乎都是残缺不全的，而越是暴虐的历史很可能就越是残缺不全。纵然有一天我们战胜了暴政，赢得了自由，我们也未必能完整地恢复记忆。毕竟，我们只能根据有幸留存下的记载重建过去，那些未被记载或被销毁了的事实，势必就永远地消失了。

土改的历史，尤其是作为受难者的土改史和作为心灵史的土改史，已经大块大块地沉没，我们现在只能打捞出一些碎片。亡羊补牢，我们当尽力而为。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拿起笔来。我们已经动手得太晚了，不能再晚了。

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斗争的死难者，很多国家修建了无名英雄或无名战士的纪念碑。这里的”无名”当然和我们平常所说的甘当无名英雄一说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是一种被迫的”无名”、无奈的”无名”――不是我们不愿意记住他们的名字和记住他们的事迹，而是我们无法知道这些名字和事迹。同样地，我们在书写土改和地主受难的惨痛历史时，我们也需要留出一页空白，以此表明人类记忆的中断或遗忘，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种遗忘，让大家知道那谁也无法知道的事情，并努力倾听、追思和领悟，怀着深厚的同情。

六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市中心地带，有一座三米多高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其形式取材于中国八九民运期间一度耸立在天安门广场，而后又被中共的坦克碾碎的那座民主女神像。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在讨论纪念碑的蓝图设计时，曾经提出三个草案，一个是柏林墙，一个是布兰登堡城门，一个是天安门民主女神像。所有东欧国家的代表，包括受苏共蹂躏最烈的波罗的海三小国，都毫无异议地投票给天安门民主女神像。民主女神的底座正面镌刻：”献给一亿多共产主义受难者和热爱自由的人们”.背面是：”献给所有受奴役的国家和人民的自由和独立”.

在超过一亿名共产主义的受难者中，中国人就占一半以上。我希望，未来，我们将在天安门广场树立一座中国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献给所有中国共产主义的受难者，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