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逸明:毛泽东孙子为“两会”争光

熟语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盛传中风而行将就木的前人大委员长李鹏,虽然被很多人认为是政治庸才和道德败类,但因为是周恩来的养子而纵横官场几十年。李鹏的才能虽然平庸,但还不至于被人讥笑为白痴,只是在“六四”问题上遭人痛骂。今年的“两会”,江泽民和李鹏等一众元老均未亮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江泽民和李鹏的身体问题,他们是前朝的一二把手,他们不参加,其他的元老也只好选择作罢。

长江后浪推前浪,中共元老虽然没有来,但仍然有新的面孔能吸引人们的眼球。中国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人选名单于近日公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被外界普遍质疑为白痴的毛泽东孙子毛新宇首次进入全国政协名单。据说,毛新宇这次是以军队正师级干部身份当选社科学界政协委员的。

政协会议的会前会后,毛新宇成为了媒体记者热追的人物,有记者戏称其为“毛委员”,向来喜欢对他爷爷毛泽东涂脂抹粉的毛新宇仍然不忘放弃这个好机会,称他爷爷“太伟大”,并自愧弗如。毛新宇喜欢习惯性地称毛泽东为“老人家”,和记者交谈的过程中,他也总是不自觉地提起他的爷爷毛泽东,而且每次都会滔滔不绝,眼里充满了崇拜和自豪。即使在繁忙的“两会”期间,他还随身带着两本书:《毛泽东经济哲学》、《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开辟》。

毛新宇对毛泽东的痴迷程度和当年毛泽东麾下的子民相比,也许还稍稍逊色,但在当今世界,他对毛泽东的推崇可谓是无与伦比。毫无疑问,毛泽东为共产党打天下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毛泽东生前的罪恶可谓是罄竹难书。阅尽毛新宇的文章和他所接受的访谈内容,再细心的人也无法找出他对毛泽东的半句批评,就连中共自己也承认的毛泽东所犯下的文革等历史性错误,毛新宇也认为无可厚非。所以说,毛新宇对毛泽东的崇拜到达了常人所无法企及的境界,那便是爱屋及乌。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讲究孝道,孝道在今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要是对自己长上出言不逊或是大打出手,肯定会被人认为是忤逆不孝。但是,人非圣贤,每个做长辈的都难以保证自己能做到完美无缺,说错话和做错事都在所难免。做晚辈的对长辈尊敬理所当然,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惟命是从,能够帮助长辈改正错误的人往往更能让长辈觉得一代胜过一代,因此而自豪。蒋介石虽然也在历史上屠杀过民众,但其数量远不能和毛泽东相提并论,他的孙子蒋友柏却能正视蒋介石的这些事情,而不去往先辈脸上贴金。蒋介石的后代可以说和毛泽东的后代行成了鲜明的对比。

毛泽东的一生,除了戎马倥偬之外,就是在权力的最高宝座上随心所欲,他的贪淫好色和滥杀无辜可以说古今中外无人能出其右。常言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对于毛泽东来说,此话似乎很是灵验,毛泽东虽然工于权术和学富五车,但其后代却一蹶不振,即使生了一个脑袋灵光的儿子毛岸英,但不幸的是他在朝鲜战场上和其他无辜的战士一样英年早逝。有人说这是天意,毛泽东一心希望他的儿子能立功回国,然后继承皇位,可惜这只是黄粱一梦。后来冒出的政坛黑马华国锋据说是毛泽东的私生子,看其长相,确实和毛泽东神似,可惜一般人无法找到支持此说的证据。

毛新宇是毛岸青的儿子,毛岸青的头脑不灵活众所周知,虽说娶了个还算不错的老婆邵华,但还是生下了这个在思想和人格上毫无建树的毛新宇,据很多和毛新宇在人民大学同学过的人在网上透露,毛新宇也和他的父亲毛岸青一样头脑有问题,他在人民大学的博士头衔还是学校送的,凭他的智商,读一辈子都考不上大学,更不用说读博士了。

毛新宇不仅仅将毛泽东思想奉为圣经,而且身材和饮食习惯也很象毛泽东。有媒体报道,毛新宇胖乎乎的身材,加上歪戴的军帽,形象非常草莽。不仅如此,他还爱吃红烧肉,而且喜欢游泳爬山。笔者不相信隔代遗传会有这么厉害,从毛新宇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来看,他的这些表现模仿他爷爷的可能性更大。可惜的是,君主世袭制早已经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否则的话,毛新宇极有可能会成为毛家王朝的一大昏君。

毛新宇这回在记者面前的表现还算不错,能够放下他是毛孙的架子来接受采访。记得在两年前毛新宇和其母亲邵华一起出席第60界香港国际沙龙庆典时,他对《明报》记者的无理态度让人深深感觉到其道德水平的低下。他当时不但不回答记者提问,而且还当众揉烂记者的名片,这一幕至今令很多人记忆犹新。而毛泽东出世112周年的日子前两天,《人民日报》还刊登过毛新宇纪念毛泽东的文章,据说该文一出就招来了海内外良知知识分子此起彼伏的口诛笔伐,并被自由媒体称之为“2005年中国第一大淫文”。

毛新宇作为新任政协委员出席“两会”,并能够成为一个看点确实并不奇怪,媒体记者对他的特别关注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代暴君毛泽东的后代,更因为他那滔滔不绝的丑态,据笔者观察,在每个网站上面有关毛新宇参加“两会”的新闻都非常抢眼,点击率也非常高,看来,广大读者也和记者朋友们一样,喜欢看这个不伦不类的毛泽东孙子。因为毛新宇,原本一本正经的“两会”让人情不自禁地多出了几分笑意。从这种意义上讲,毛新宇确实为“两会”增色不少。“两会”年年开,毛新宇也许还将年年来,他将再次为我们奉献什么样的精神大餐,我们拭目以待!

2008年3月7日

王  丹:大陆民主化是两岸问题的关键

台湾总统大选在即。这次大选的结果对于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认为,不论马英九先生还是谢长廷先生当选,都应当看到,两岸关系有它内在的本质,是双方不能回避的,那就是中国民主化在两岸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

推动大陆民主化有助于台湾的国际形象。台湾与大陆相比,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更不用说外交,都处于相对劣势,祇有民主政治是领先于大陆的。高举民主的旗帜,更加可以凸现与大陆相比之下台湾的独特价值,更加可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也是面对中共的战略优势。

推动大陆民主化更可以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自从小布希政府上台以后,尤其是国务卿赖斯任内,都极为强调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民主的重要性,并将之定为国策。台湾如果积极推动大陆的民主化,对美国来说祇有赞扬的空间,没有批评的余地。

推动大陆民主化可以争取大陆民意。中共一向主张“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台湾方面也应当“寄希望与大陆人民”。中共是大陆的今天,但是不必然是大陆的明天。有远见的政治家应当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大陆正在崛起的公民社会。对大陆民众来说,民主始终是追求的目标,如果台湾可以对大陆的民主化给予积极的道义甚至实际的支持,可以有效争取大陆人民的民意。不管台湾未来走向哪里,大陆人民对台湾的善意,对台湾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胡俊:黑夜中的琴声

我已习惯于在回忆中发现生命的意义,这几乎成了我的生存方式和动力。我惊奇地发现,我赢得了幸福的回忆,却总也抓不到现在和未来。

                                 ——自言自语

 

在“文革”中期,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时我刚上小学四年级。

一天,父亲带我们兄妹三人去远房伯伯家走亲戚,席间,里屋响起一阵柔和的琴声,慢慢地琴声弥漫在整个房子里,伯伯看我们好奇,便说是堂哥在弹吉他。

伯伯把堂哥叫出里屋,让他弹奏给我们听。记得当时堂哥弹的是一首后来为人熟唱的澳大利亚民歌《剪羊毛》,优美的琴声,娴熟的技巧,加上欢快的旋律,立刻令我们“神魂颠倒”。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吉他。堂哥看我们如此出神,问想不想学,想学的话他来教我们。

伯伯听到堂哥要教我们弹吉他,忙对我们说,吉他这东西名声不好,听听可以,但不要去学。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文革”时期,不管是吉他还是外国歌曲,统统被贬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表现的靡靡之音,在主流文艺舞台上被禁止演奏或演唱。

在哥哥的要求和父亲的默许下,几周后,堂哥帮我们买来了一把价格为十多元的二手吉他。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吉他,我兴奋得真可以用“三天三夜睡不着”来形容。从此,如现在的一部电影《阿甘正传》中所言,“我在吉他的世界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文革”时提倡“读书无用论”,学生没课外作业,放学后我就拨弄吉他,收集少得可怜的吉他资料,凡书刊中出现“吉他”两字,都会让我眼睛发亮,反反复复看个够。小学同学“胖子”,平时爱抄袭我的作业,知道我在学吉他后,不时地从他搞音乐的阿姨处借一些以前出版的音乐书給我。有一次,他神秘悉悉地帮我“搞”来了一本封存在学校图书馆里的原版圣诞歌曲书,书已严重泛黄,不少地方已破裂,我象考古工作者修复文物一般小心翼翼地用透明胶把它粘好,为看懂歌谱还硬着头皮自学五线谱。从这本圣诞歌曲书里,我学会弹奏《铃儿响叮当》,它成了我日后的“拿手好戏”。

因为路远,堂哥基本上是一个月来教一次。一天,堂哥兴冲冲地拿着一把“其貌不扬”的吉他来我家,我大惑不解,他解释说,这是一把日本产的琴,虽旧了一些,但音质非常好,琴是越旧越好。在我家晒台上,堂哥用这把淡黄色的日本吉他弹了一首古巴乐曲《西波涅》。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优美的琴声,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进口商品”。那一夜,堂哥还弹了其他乐曲,有《美丽的村庄》、《请不要在礼拜天约会》、《在路旁》、《鸽子》等,如情人絮语般的琴声飘荡在繁星点缀下的夜空中,激起我这个早熟的少年平日里心中难以寻觅的一些情愫。后来才知道,堂哥平时爱唱外国歌曲,弹吉他,脸的两侧留着在当时看来属“思想意识不健康”的长鬓脚,被单位领导树为不求进步、精神颓废的“落后分子”典型,不但要他写检讨书,还勒令改变发型;堂哥不服,据理力争,搬出那时无人知晓的“异端邪说”——个人权利说,几个会合下来,最后他被停止工作。那一夜,堂哥是来我家发泄心中的苦闷啊!

见识了那把日本吉他后,我几乎不想再弹自己的那把吉他了。在听说杭州制作的吉他不错后,我偷偷给舅舅写求助信,次年表哥来上海过年,给我带来了一把崭新的音质柔美的“西湖牌”吉他。当时我的兴喜之情难以言表,但同时令我纳闷,为什么上海就没有买吉他呢,要知道那时舅舅家用的肥皂、糖、布料等日常生活用品都是母亲托人或寄往杭州的。我哪里搞得懂政治啊,那时上海作为“文革”的发源地,对吉他之类的资产阶级文化艺术采取了“赶尽杀绝”的做法,而人间天堂杭州则不全然如此。

    有一年暑假特别热,我突然在邻居的视线里消失,因为姐姐有幸借到一本《外国民歌200首》,于是我便闷在家里,一边擦着汗,一边恭恭正正地把书上所有的歌曲都眷抄在笔记本里,为了美观,还配上小插图和用美术字体写的中外音乐家和文学家关于音乐的名句。当时买不到任何外国歌曲书籍,都被禁止出版,这本浸透着汗水的手抄歌本在我心中无疑就洛阳纸贵了。不料,一天父亲休息在家,无意中发现了被他视为“黄色”的手抄歌本,他气冲冲地把我从外面叫回家,一边撕本子,一边吼道,你小小年纪,竟然抄写这种爱啊情啊的黄色歌曲,买吉他是让你弹革命歌曲的,真后悔买给你!看到宝贝似的手抄歌本被撕破,我愤怒的情绪无法形容,但因人小,只能象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那样,“把仇恨的种子埋在心底”。其实,父亲的“文化专制”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随着年龄增长,我开始思考产生父亲行为的原因,埋在心底里的那颗种子也逐渐转变成“批判的武器”。

到了“文革”后期,社会气氛有了某些变化,文化生活中出版了《战地新歌》一书。这种变化反映到我们家,就有了家庭音乐会。通常在周末,我弹吉他,哥姐在母亲的带教下,演唱前苏联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喀秋莎》、《小路》、《三套车》、《遥远的地方》。母亲虽不是文艺工作者,但年轻时是一位文艺积极分子,那时正处50年代中苏蜜月期,她接触到的音乐全是苏联歌曲。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母亲抄录在笔记本里《遥远的地方》的歌词:

“在遥远的地方,那里云雾在飘荡,微风轻轻吹来,飘起一片麦浪。在亲爱的故乡,在草原的小桥旁,你同从前一样,时刻怀念着我,你在每日每夜里,永远不断地盼望,盼望远方的爱人寄来珍贵信息。”

音乐对一个人的看法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在中苏双方象两个泼妇彼此揭短、对骂的时候,我还是对“老大哥”怀着诗意般印象:白云袅袅的蓝天下,到处盛开着红莓花,绿油油的麦浪边,天香之质的冬妮娅静静地在读普希金的诗……直到日后读到《俄国人》、《权力学》等政治书籍时,我才知道铁幕背后的真相,恍然大悟。杜勒斯曾引用《圣经》之语,把独裁政权比作“刷过白灰的坟墓,外表看来漂亮,里头却尽是尸骨和赃物”。

随着“文革”的临终,人们正试图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外部世界。有一段时间,我通过家里的一台主要供我哥学外语的三波段短波收音机收听外国音乐,当然也包括时事新闻。当时收听如“莫斯科广播电台”、“英国广播电台”、“美国之音”等这些对华广播的外国电台,被叫做“听敌台”,这是不允许的,只能在家偷听。每天中午放学回家,我都要收听一档由日本的一家非对华广播的电台播放的音乐节目,全是电子音乐——当时还没有“电子音乐”这个概念,只是感觉惊美,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美妙的音乐,听得我如孔子听韶乐后所言:“三月不知肉味!”直到改革开放后,听到《爱琴海的珍珠》时,才知道日本的那家电台播放的是法国著名的保尔·莫里亚乐队演奏的轻音乐。再后来,读到法兰克福学派的东西时,被告知这些如梦幻般美妙的“电子音乐”、“轻音乐”是消费社会里的“精神鸦片”。

时光在音乐中流逝,历史在诅咒中翻过最黑暗的一页。“四人帮”被粉碎后,社会生活开始多样化,上海街头出现了港台流行歌曲以及青年人自发的民谣吉他“音乐会”。吉他大致有古典式、匹克式、民谣式和夏威夷式这四种演奏法。中学同学“小和尚”,平时说话带着大舌头腔,但偏偏弹的是民谣吉他(当时弹民谣的人比较多,弹匹克和古典的人较少,因为需要一定的乐理知识),他邀我做搭担,因为我跟堂哥学的是匹克。我们配合默契,每次音乐会开始,“小和尚”必以一首欢快的非洲歌曲《伊黎妈妈》来制造气氛,以邓丽君一首煽情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结束,中间穿插我弹奏的《铃儿响叮当》、《西波涅》、《车轮》等曲子,表演常常造成人群围观,直到夜深附近居民出来抗议,结束后还会有人围着我们讨教,希望拜我们为师,这让我俩感到格外沾沾自喜,自命不凡。

“阿七头”是隔壁里弄里的一个以打架斗殴出名的民吉他手,他比我大5,通过我的小学同学找到我,希望我能给他一些指教。每次我抱着吉他家时,邻居会不解地问我这个“秀才”,你怎么会和“阿七头”在一起?在他们眼里,“阿七头”是个十足的小流氓,“秀才”与“兵”怎么会扯在一起呢?其实,在与我交往中,“阿七头”知道“能者为师”的道理,始终对我很客气,很尊重——用后来流行的官话,这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在“阿七头”那里,我听到了“老三届”的一些悲惨故事,学会了曾在他们中间广为流传的歌曲《精神病患者之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喜欢“阿七头”弹唱的这首调子忧伤的歌曲,但知道“阿七头”为什么常常把它挂在嘴上,因为在他七个兄弟中,三哥在云南插队时与拖拉机一起坠落山沟,四哥在江西插队时精神遭到重创每当他和着琴声低低吟唱这首歌曲时,平时凶神恶煞般的脸会立即变得忧伤而凝重,表情中似有一片穿不透的迷雾,让人沉沦、深陷:

“失去了伴侣的人,神魂两分离,眼望秋去冬要来临,雪花飘纷纷。世上人,嘲笑我,精神病患者。我的青春将要埋没,有谁同情我。”

无论是街头表演还是与不同人群交往,都使正处人格转变中的我对自己产生一些新的认识,开始用一种开阔的眼界来看待生活和人生。

八十年代始,我考上了大学,一头扎进图书馆,用社会政治书代替音乐书,不知不觉成了时代的“牛氓”。

暌违二十多年,如今在我居住的大学城附近开了大大小小的吉他专卖店,看到店里那些莘莘学子专心致志地在拜师,我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段与我早熟但不失纯真的少年有关的“吉他世界”。

                        

《自由写作》首发

李笠:长安游(诗三首)

兵马俑

——给沈奇和伊沙

地狱打开

混乱的碎片鼠窜着迅速聚合,变成6000个人体,俑

个个手执长矛、挽弓挎箭

一支威风凛凛的部队 。《义勇军进行曲》

从滚动的战车上升,升成一面血色的旗帜:用血肉筑建

长城!

我不知道我在战国还是民国。我聆听

“我们不是人。我们是泥块

经历了火的锤炼,为了活在地下——守卫腐尸

我们陪葬。毫无怨言。我们比死于矿难的矿工命好……”

我停步。我是游客。我必须在瞬间触及世界第八奇迹的

心脏

一个无头俑猛地哭着抱着我:

“秦始皇死了,但他的思想还活着。阿房宫仍在扩

建!”

我挣脱他时,另一个无头俑把我抱住

他说:“那是雨天,石榴成熟的季节,我

在骊山脚下和玄宗谈论人权和民主

他的朋友——几个打高尔夫的商人走来

他们听到我的话,狠狠斜了我一眼,像遇上了禽流感

不久,因网上发表批评文章

我被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

判有期徒刑四年,罚每天十二小时以上的劳动……”

我打量这些灰暗残缺的人体

我是照明灯。我只要离开,这些声音就立刻会熄灭

“我们在黑暗里。我们自甘堕落!” 一个斜躺的缺腿

用比国歌更悲壮的声音喊道

这是一个失去土地的农民

他在生机无法维持的情况下

发出了‘不要奥运要人权’的呼声

他成了国家的敌人。他被关进了监狱

“但为了孩子的前途

我写了份悔恨书,发誓以后不再呐喊” 缺腿的俑说

我打了个冷战,突然觉得我就是迷途的但丁,和诗歌一

起穿越地狱

“我们不是人。我们是麻木不仁的泥佣

我们相信杀一个够本

杀两个赚一;杀二十万,能保六年的稳定

我们喊暴君万岁,万万岁

我们是奴性的果实,被绑在原地的经轮……”

我泪水夺眶,不是因为眼前的残肢败体

而是因为这黄河一样滔滔不绝的自白

只有站稳,像仰望中秋明月,我才能听到这些来自地狱

的声音

声音在我走动时散成一个个武士

他们静静地蹲着,等待射击

他们紧张地站着,准备冲杀

他们梦见刻有“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纪念碑

他们更习惯(喜欢?)黑暗

他们身上的色彩在和光相遇的时候变成了灰烬

 
 


 

和儿子一起登大雁塔

 

落日把它塑成金茂大厦的模型

我相信它是后者的母亲

 

母亲,游子的心,此刻

我要让你混血的孙子把你认真端详

 

七重天。我们沿楼梯

盘旋而上,化成凭栏远眺

 

每层都有四个拱券门洞

聚集在那里的纸币露出佛祖的笑

 

为啥叫大雁塔,孩子问

在这里闭上眼睛,就会飞成大雁,我答

 

羽翼喧响。取经的和尚

和忧国忧民的杜甫在上下漂泊

  

六层!景色和四层的一样

但我们继续攀登,追赶

 

攀登的意义。看过的东西

随暮色涌入:比塔更高的楼群,车墙…… 

 

 

 

陕西博物馆

——给沈奇和伊沙

 


它在我想飞天的时候闪现:美丽的

博物馆!我被早已变成废墟的朝代

捕获。我是蜘蛛网上拍翅的飞虫

我的饥饿——文物——像沙漠上空的群星涌来

月亮——一个猿人的头——抢先到达

它的忧伤比夜空更深,比四周的人

它拦住我。它咕哝我母亲生前

爱说的话:“好好做人,你应该比我强!”

我昂头。但很快又向秦俑坑出土的铜剑

俯首:90公分。寒光四射

“它仍能一下划破五六张纸!”

寒光。我低头——我的诗没那么锋利

都想成为铜剑。没人想当被切割的纸张

我在一个叫“虎羊勺”的文物前停下

羊前,虎后。生存的朴实象征

它在讲述我们:弱肉强食。这是一级国宝

“来西安,一定要看唐三彩!”书上说

我们看:一匹匹涂色的马。腾飞的

姿势——像工地的吊车。旌旗和沙漠

呼啸着涌出马眼。一片吞噬月光的白骨

但我们的注意力很快被一只铜壶上的马吸引

“这是一匹会跳舞的马,听到音乐

它会翩翩起舞。音乐高潮时

它会后腿跪地,衔酒杯向皇帝祝寿!”

哦,此刻谁又在给皇帝写信:“警察

用巴掌抽我,还猛拉我耳朵,并像

文化大革命那样按我的头……由于权贵霸道

被打时,竟没人敢站出来说话!”

 

鎏金弥勒佛。似曾相识。他无处不在

就像人民币上暴君的头像。金和钱

一个比老庄更精深更神秘的笑:

“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天下可笑之人”

继续边走边看:骨器、陶瓷,木器、漆器

它们从古拙走向典雅走向精致。猿

直起了脊梁,变成了人。但我——知识分子

弓着背。我怕某个东西突然把我吞咽

这里没有时间。但有重复的脚步声和饕餮

饕餮从云中窥视我们,低语:

“我不是你们不敢正视的残忍的野兽

我不会吃人。我是龙的母亲,你们永远的骄傲”

                          

《自由写作》首发

李劼:美国风景(散文)

葡萄园、森林、湖光、迷雾中的海岸

 

亨廷顿花园尽管好比加州的一个缩影,但毕竟不是加州的全貌。加州最具人间烟火气息的景观,可能当推大片大片的葡萄园。葱绿的景致,掩映着“葡萄美酒夜光杯”那样的诗情画意。加州的富庶,葡萄酒的酿造可谓是个象征。不要说在一望无际的辽阔平原上,就是在山坳里,也整整齐齐地躺着郁郁葱葱的葡萄园。那样的情景,很有点“依依墟里烟,瑷瑷远人村”的风韵。在美国西部有不少陶渊明笔下的景致,但那里却很少有陶渊明式的诗人。许多年前在美国东部的一些田园诗人,诸如爱默生、梭罗、爱米莉·迪更生等等,似乎并没有同样出现在西部那些田园风味十分浓郁的地方。即便是稍后在加州出生的罗伯特·弗罗斯特,也是儿时就让他母亲带到东部、上了哈佛大学之后,才成为田园诗歌的一代宗师。弗罗斯特的诗歌,只消看其诗集的命名,《波士顿以北》、《新布罕什尔州》等等,即可明白与加州与西部是多么的无缘了。地理上的自然景观,抑或人工奇迹,假如没有文化上的洗礼,无疑会失色不少。同样的大桥,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就没有纽约的布鲁克林大桥那么富有诗意,因为布鲁克林大桥被写进了纽约一些著名诗人的著名诗歌里。

美国西部有许多十分动人的景观,都跟文学或者艺术无缘。这跟中国的景观很不一样。中国的江河山川,几乎很少没有被诗人或者画家所关注过。当然,从另一方面说,这也使那些景观保留着本真的质朴,保留着上苍赋予的韵味。且不说西部的其它地方,即便仅在加州,就有不少去处,天然的鬼斧神工,充满了诗情画意。比如地处加州与内华达交界处的太浩湖,或者大杉木国家公园,乃至一个叫做“十七英哩”的旅游胜地。那里的海岸,别具一番气象。烟雾茫茫的,好像哪部神秘兮兮电影里的某个画面。比如说,梅里尔·斯特里普主演的《法国中尉的女人》。沿着海岸再朝南行驶一段,可以看到加州那个地标性的景观,孤柏岩。该景跟位于中国东南部的黄山上面的迎客松可谓异曲同工,只是一者在高山上,一者在大海边。

朝孤柏岩的东面去一点,是拥有着闻名世界的那个高尔夫球场的披博海滩。那个海滩依山傍水,气象雄浑。坐在海边的草地上打坐,不一会功夫,就感觉到丝丝的地气透过背脊,沿着督脉直冲百会。浑沌间,好像变成了一棵小草,又像变成了一棵大树,如同席科瓦国家公园里的千年巨杉,拔地而起……当双脚重新踩在草地上的时候,脚底间充满了弹性,身子轻得好像可以凌空飞翔似的。

那个席科瓦国家公园地处王者峡谷,里面十分完好地保存着数千年的大树。在那样的原始森林里走着,人变得十分弱小,身体又显得不无笨重。这时候很羡慕一只小松鼠,可以自由自在地窜来窜去。按照人类学家的研究,人类当年就是因为从树上下来,才学会了行走,才站起来仰望着天空,慢慢地进化成了人类。

但这些科学家们没有进一步论说,这究竟算是人类的幸运,还是人类的不幸。站起来的人类,头脑真的变得很发达么?

这样的问题,一到太浩湖里游荡,就根本毋须回答了。看着湖岸上白晶晶的雪山,所有的思考全都中止。思想不知不觉地被冰冻起来,身体的所有部位都在朝一个方向凝聚。你感觉自己成了一座塑像,阳光并不使你融化,只是让你闪闪发光。此时此刻,你看到什么,你就成了什么。看着山,你成了山;看着湖水,你成了湖水;看着湖中的轻舟,你成了轻舟;看着湖光山色之间的一缕轻烟,你变成了轻烟袅袅而去,再悠悠而来……

突然,一阵马达声呼啸而来。原来是一对青年男女,操着快艇,从湖面上一掠而过。

于是,我醒了过来,发现美国人在山水之间的玩法与中国天人合一的方式确实很不一样。难怪科学家说,人类的头脑有发达和不发达之分。也许真是那样。活在现代的头脑,一般说来,总要比活向古代去的头脑要发达一些,否则,快艇的象征性就不存在了。快艇追求的是一逝而过,如同白马过隙;中国古人向往的,却是徜徉于山水之间。很不幸的是,那样的意境,到了今日的中国人手里,却变成了好死不如赖活。

从仙境般的湖上返回人间,觉得一切都变得虚无飘渺。耳边传来絮絮不断的声音,仿佛在诉说人生的迷惘,又像在感叹选择的不易。那声音虽然相当沉稳,但那样的诉说却不无虚幻。我知道这不能相信,一相信就会消逝得干干净净。但最后还是相信了,于是果然消逝了。

阳光灿烂的加州,骨子里依然那么的云遮雾障,就像“十七英哩”海边的景色一样,让人想起飘飘乎乎的《法国中尉的女人》。我一直记得影片里的那片迷雾,哪怕整个故事从记忆中全部消失,依然记得那片神秘的迷雾。

 

夏威夷的天,夏威夷的海

就对比度而言,夏威夷与纽约的对比也许是最为强烈的。在纽约这个城市里,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不着急的,走在曼哈顿街上的人们,永远是那么的行色匆匆。但这在夏威夷正好相反,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着急的。整个世界突然变得如此的悠闲,人世间所有的不安和焦灼,诸如股市、战争、饥饿、贫穷、激烈的竞争、婚姻的破裂……等等,等等,全都变得那么的遥远,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生活原来是如此的安逸,如此的宁静,如此的轻松。夏威夷的天空是如此的明净,致使整个世界都显得十分透明。在夏威夷的天空下走着,你根本不需要刻意地做深呼吸,因为你的每一下呼吸都已经自然而然地透心透肺,使你变得如同竹笛一样空灵。

在华基基海滩上散步时,无意中看见四个黑人围着一张石桌打麻将。我不由驻足,朝他们打量了一会。他们看看我,我看看他们,彼此交换了一个微笑。随意的笑容,却相当的纯净,如同与大海相映照的天空一样。麻将是中国的特产,但中国人打麻将时,脸上很少出现这四个黑人脸上那种放松和无邪的神情。中国人在麻将桌上通常严肃到了连音乐都不能放的地步。很遗憾当时没有将这四个黑人打麻将的情景拍下来,立此存照。这将会是一张很有意思的图片说明:在夏威夷的海边没有输赢,唯有休闲;即便在麻将桌上,也同样如此。

入夜时分,华灯初上,天空愈加宁静。戴上耳机,托斯卡在生命最后时刻的那段咏叹调,如同一道清澈的瀑布,从星空中飞流直下。顿时,整个身体仿佛飘浮了起来,随着卡拉斯的嗓音升上云端。托斯卡的这段咏叹,过去不知听过多少遍,唯有此刻,在夏威夷那宁静的夜空下,才领略了此中不同寻常的意蕴。

这意蕴要而言之,是一种彻悟意义上的空灵。《红楼梦》所谓的由色而空,在托斯卡则是由绝望而空灵。这是一种绝望的空灵,也是一种空灵的绝望。绝望通常是黑色的。绝望在许多情景里,非但不空灵,而且往往充满了更深切、更焦灼、更难以自拔的渴望。绝望者因此或者走向黑暗,或者走向暴力,甚至走向毁灭。但在托斯卡的绝望里,却带有一种看破红尘般的了悟,从而使自己整个生命如同一只攥得紧紧的拳头一般,不由自主地松开。拳头一旦松开,绝望就不再是黑色的了。这个晴雯般心比天高、晴雯般敢作敢为的女子,竭尽全力、不惜任何代价地解救心上人。越过一道又一道的难关之后,当她终于看见了团聚的曙光、宛如穿过长长的黑夜、欣喜若狂地扑向黎明中的胜利时,却发现胜利不是真的,躺在刑场上的不是假装死去、而是真的被枪杀了的心上人。这是多么令人断魂的时刻,这一刻足以比之于俄狄浦斯最终发现自己还是落入了命运圈套的那一刻。托斯卡因此如同遭了雷击似地变成了一片空白。然而,生命也就在这一刻,经由绝望进入了空灵。与俄狄浦斯刺瞎自己的双眼、从而由绝望走进无尽的黑暗不同,托斯卡选择了站到城墙上放飞自己的灵魂。在她跳下去的一瞬间,其生命如同升空的火箭似地一面脱落被激情燃烧殆尽的沉重躯体,一面将经由绝望而变得大彻大悟、变得晶莹透亮的灵魂推向高远的天国。

在一部歌剧的咏叹中要写出如此一种具有古希腊悲剧风格的高远意境,着实不易。但这在普契尼恰好驾轻就熟,既写出了命运的沉重,又写出了生命经由绝望而得以升华的空灵。生命在重压之下,穿过一片沉甸甸的命运,在最后的那段华彩之中极其清澈、极其优雅地飞向天国。激情慢慢地冷却,最后变成晶莹的永恒,如同夜空中的点点繁星。

听完这段咏叹,很难再有心境继续倾听其他的女高音选曲。在所有的歌剧作曲家中,我最喜欢普契尼的作品。普契尼在其歌剧中,总是全身心地挚爱着剧中的女人们。在莫扎特的歌剧里,女人像莫扎特一样的孩子气十足,偶尔也像莫扎特一样的才华四射。在威尔弟的歌剧里,女人通常被作者用来体现男式的、或者说阳刚气十足的英雄气概,无论是茶花女的悲愤,还是苔丝德蒙娜的哀婉,尤其是阿伊达的激越,隐隐约约地总是蕴含着“让自由插上翅膀”那样的豪迈。至于在瓦格纳的歌剧里,女人不过是男性英雄的陪衬而已,或者说,神明般的男性英雄身后的一道世俗背景。但这在普契尼的歌剧里,女人却是真正的主角;并且,他将每一个女主角的咏叹调都写得清丽动人,光芒四射。正是因为对女人的如此挚爱,使得普契尼两首男主角向心上人表达爱情的咏叹调成为歌剧之最:一是《绣花女》中“咪咪,冰凉的小手”,最好由卡雷拉斯的明亮嗓音表述;一是帕瓦洛蒂那个无与伦比的压轴曲目,《图兰多》里的“今夜无眠”。第一次听到这两曲咏叹,整个人像被点燃了一样,一会儿回肠荡气,一会儿转辗翻侧,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就像贾宝玉第一次见到林黛玉那样失魂落魄。丹麦的大评论家勃兰兑斯在论说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时,曾经使用“燃烧”一词,描述那种以原始森林做背景的恋爱激情。那样的激情听上去十分吃力,仿佛把整个原始森林都点着了似的。这在普契尼的那两首男高音咏叹里,同样的燃烧,却是举重若轻的自如和潇洒。普契尼有颗透明的心。爱,因为透明,而变得空灵。

要把握这样的空灵,对于歌唱家来说,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即便具有希腊血统的卡拉斯,有时也会不太恰当地以《特洛伊妇女》中的激越,来演示托斯卡空灵的绝望。当然,在卡拉斯比较宁静的时候,她可以将托斯卡的那段咏叹唱得比任何其他女高音歌唱家都要空灵,仿佛一束明净的灯光,从内心深处徐徐地射向浩瀚的夜空。

不是任何人都能唱出那样的空灵,要听出那样的空灵也同样不易。感谢夏威夷那宁静的天空,使我得以进入那道明净的光束里,体味生命在绝望时刻的升华。这可真正是叫做,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两句话,正好是夏威夷的写照。夏威夷那宁静的天空,让功名心再重的人也会不由自主地淡泊下来。

也许是因为天空的缘故,夏威夷的海水与其天空一样的宁静。人说,当地土语火奴鲁鲁的意思就是,平静的港湾。遗憾的只是,这样的平静,在半个世纪之前,曾经很不幸地被打破过一次。

当日本联合舰队驶向珍珠港的时候,踌蹰满志的指挥官们可能沉浸在历史的幻觉中。他们以为即将开始的致命袭击,会使美国像当年被甲午战争击败的中国一样,被打得落花流水,然后跑到东京签定又一个马关条约,向天皇拱手送上二亿赔款。也许正是带着那样的幻觉,他们的袭击特别凌厉,下手凶狠得带有一种不将对方致于死地誓不罢休的劲头。那场袭击与其说是两军交战,不如说是肆意屠杀。就军事上的效果而言,这场袭击确实得手了。日军凯旋而还。但从政治上来说,日本法西斯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以虎虎虎的密码呼叫真的激醒了沉睡在太平洋对岸的一只老虎,从而走向日本现代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作为一个历史教训,袭击成功的日本人从珍珠港事件中得到的远甚于当时遭到重创的美国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关珍珠港事件的历史文献和历史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这个事件美国人不会忘记,日本人也不会忘记。然而,假如有人问:为什么遭到重创的美国最后打败了成功地袭击了美国基地的日本军队?人们的回答肯定会很不一样。而我的答案碰巧是在前去参观美国珍珠港纪念馆的那条渡船上,偶然发现的。

那天阳光很好,晴空万里,海天一色。自然了,游客也因此蜂涌而止。开往纪念馆的每一趟渡船,全都座无虚席。在渡船回到码头之后,大家一排一排地下船,如同在往常所有的场合一样,井然有序。无意中朝依然在船内等着下船的乘客看了一眼,突然,我的目光被一个美国老人吸引住了。老人站在最后第二排的第一个座位的位置前,他的前面是过道,他的身后是一排老少不一的美国人,弄不清是他的一家大小,还是其他游客。假如老人是在等着他前面和对面最后第三排乘客走完,那当然很正常。但我注意到他是在等他后面和对面的最后一排乘客,从他面前鱼贯而过。因为他看到后面那两排乘客中的某些人有一种争先恐后的劲头,仿佛害怕下不了船一样,所以他特意让他们先走。让我感到非常难过的是,那两排乘客大都是中国人,其中只有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儿子。

接下去发生的情景,更让人难受。几乎所有从后排走过老人跟前的中国人,没有一个对此有所表示,哪怕是向老人做出一个或者不无歉意、或者不无敬意的微笑。他们十分麻木地从老人前面走过,目光是泰然自若的。唯有那个年轻的美国人,觉得这么泰然是不自若的。只见他拉着孩子,在老人身旁驻足,十分谦和地站到旁边的一排位置上,反过来请老人先行。由于距离较远,我没能听清他对老人说了什么。在他的谦让下,老人终于起步。同时,跟在老人身后的那些美国人,再反过来让那位年轻的父亲和他的孩子走在他们的前面。

这一切全都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谁也没有想刻意地表示什么。他们只是觉得本来就应该如此。也正是一切发生都自然而然,这个场面无论对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可能谁也不会太留意。中国人不留意是他们习惯了从别人面前那么走过去,美国人不留意是他们习惯了让别人如此这般地从眼前走过去。

但这在我却很难忘却。尤其是老人谦和的神情连同站立的身形:不是昂首挺胸地站在那里,而是如同一颗成熟的稻穗那样,略略低垂着脸,目光十分平和。老人的脸上没有因为那样的教养而产生任何优越感,他的目光里也没有因为别人的行为而产生的任何鄙夷。即使那个年轻的美国父亲,也并不是因为别人的缘故而向老人表示谦让。那一刻转瞬即逝,不留意的也许就永远不会想得起来了。再加上那天的阳光确实非常明媚,没有人会那样的小事而改变自己的美好心情。

我难忘那样的场面是因为,被那样的场面所提醒的,乃是中国人久违了的尊严。尊严不是因为什么什么被炸才出现的,也不是互相冲撞才发生的。尊严首先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并且非常的朴素,朴素到了让人不留意的地步,朴素到了甚至让人难以察觉的地步。尊严也不是谁高高在上、谁低低在下的贵贱区分,而是基于每一个人对他人发自内心的尊重。

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场面,使我突然领悟,美国最后打败骄横的日本法西斯,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对方侵犯了他们的尊严。过去中国古人有句老话,叫做“士可杀而不可辱”,意即人死也不能丧失尊严。尊严在日常生活中是低垂的,谦和的,但一旦受到侵犯,就会变成高贵的,不容侵犯的。侵犯尊严是要付出代价的。那样的后果,当年的日本军队应该充分领教了。美国人胜在他们受到侵犯时的有尊严,而日本军队则败在他们的偷袭没有尊严。尊严是不能没有的,尊严也是不可侵犯的,尊严由于被侵犯而激发出来的文化能量,远胜于原子弹爆炸所释放出的核能量。美国文化虽然年轻,但却牢牢地确立起了人的尊严。而中国文化之所以没落至今,就因为人的尊严经由数千年的专制统治几乎丧失殆尽。

据从9·11灾变的现场逃生出来的中国人说,当时他们最为感慨的情景,就是人们在那样的紧急关头疏散时,照样互相礼让,没有人争先恐后。确实,从一个互不相让地拥挤惯了的国家来到美国,对美国人在排队时的从容、前后的间距,不会印象不深。

由此又想起另外二个故事。一个是早期的共产党领袖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的回忆,说他之所以投身革命,与他曾经亲眼看见一群外国水手在船上当众折磨由于无钱买船票而逃票坐船的中国乘客的经历有关。再有一个就是中国现代具有象征性的文学家鲁迅,早年在日本学医时,看见幻灯片上放映的,乃是在中国土地上打仗的日本人,抓了一个替同样在中国土地上打仗的俄国军队做所谓间谍的中国人,然后杀了那个中国人的头。那个可怜的中国人被杀的时候,旁边围着一大批同胞,麻木不仁地看着他的被杀。此情此景激发了年轻鲁迅的义愤,从而断然弃医从文,矢志以文学唤醒和拯救中国人的灵魂。

那个革命家后来从容就义,那个位愤世嫉俗的文学家还没过世就成了批判国民性的典范。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革命成功了,批判也人所皆知了,唯有人的尊严却依然阙如。

中国人的丧失尊严,由来已久。远不说当年周公孔子如何建立了与人性的尊严相悖的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即便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为例,也可见出尊严是如何丧失的。当人们醉心于互相算计并且以此为荣的时候,当人们以造反有理的名义、举起板斧排头砍去的时候,尊严的空间就被挤碎了,尊严的空间也因此而被迫关闭了。

尊严的消失,与人们对权力的崇拜、对暴力的崇拜是成正比的。在尊严阙如之后,权力和暴力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至尊。与此同时,由权力和暴力而派生的面子,取代尊严,成为一种满足虚荣心的方式。面子和尊严的区别在于,尊严是建立在个人的自尊和尊他之上的,因而通常是孤独的;而面子则是建立在权力的威严和服从之上的,因而往往被诉诸群体的形式。尊严的要义是尊重不尊重,而权力的要义则是服从不服从。所谓民族的尊严,是建立在对个体的尊重基础上的。一个民族的自尊首先在于,对个人的尊重与否。

当一个民族从来不把个人的尊严当回事,那么即便没有他族的羞辱,也已经自己羞辱了自己。其情形一如假如个人不懂得尊重他人,即便没有他人的羞辱也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尊严。

这样的自我尊重和尊重他人,不单单是教养和礼数,而且更是不可缺如的人文意识。一个民族的丧失尊严,通常在于因为无视个人尊严而导致的整个民族的自轻自贱。对于一个自轻自贱的民族来说,最可能遭到的轻蔑目光,与其说来自他族,不如说来自本族内部。尤其是当一个民族经常因为维护权力的面子、以此向权力献媚而陷入虚假的民族狂热时,尊重与否的问题完全被服从与否的心态所覆盖了。表面上是要求群体性尊严,骨子里却是完全臣服于权力甚至与权力打情骂俏。这与其说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强权,不如说是双方的互相取悦。历史上诸如此类的狂热、或者狂欢,大都是这样一种互悦的淫乐。

因此,一个经常纠缠于群体尊严的民族,可能面临的一个最为尴尬的问题是,这个民族究竟有没有会被他人伤害的尊严?

姑且不论我的刻骨铭心之处、与那位革命家和那位文学家的刻骨铭心经历,是否完全一样,心中的创痛却同样的剧烈。亚当夏娃的原罪是偷吃了禁果,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悲哀却在于,生为中国人本身就像是一种原罪。夏威夷的海水与夏威夷的天空一样,平静而美丽。难以平静的,是无可奈何的心境。假如中国人也像美国人那样具有不可侵犯的尊严,那么当年的甲午海战是否会成为中国式的珍珠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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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残酷时代的中国两会

痛苦的话题被世故地遗忘

究竟是“留点口水养精神”,还是“我要说、要说、要说”,在历届人大政协两会中是为难的选择。在人们早已回避政治、远离政治,崇尚金钱与时尚,举国进入“奥运年”的全民狂欢气氛时,那些令人痛苦的话题早已被人们越来越“世故”地遗忘。这些话题即使能够存在,也祇是被紧紧束缚在一小群人压抑的心胸之中。两会之中第一主角是“民生”,人们普遍关注房价、物价、工资、税款,而不是政治改革。历届两会都高喊“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此次已没有那样的高调。总理报告,代表委员的提案,90%以上都在谈经济、民生、建设领域。关注“文化”的,诸如喜剧演员巩汉林之“提高全民审美情趣”,“纯属多余”的废话。而针对“艳照门事件”欲求立法的提议者,更是搞错了说话的场合。这好比民国初期要成立国民党的竞争党,其中一个党的方针是:“我党同志坚持不喝酒、不抽烟、不嫖娼的原则”,这些事还是“跟你老婆说去”比较恰当。

政治会议的高规格,并不因布置之豪华、秩序之良好、参与热情之高,而成就其价值。相反,那些似乎“代表”了民意的代表,以及那些似乎敢于“协商”的委员,哪怕仅仅集中关注那么十来个重点提案,且有着绝对的执行后盾之保证,也算是历史功德。这次的两会是“做”出来的,形象十足,太多媒体记者有此感慨:“规格与以往不同”,“看上去很壮观”。而网民也仿佛从不恐惧“阳谋”似的,在各大门户网站和官方网站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要“向总理提问”,说“房价太高,工资太低”、“杀贪官、杀贪官”之类。剃掉那些重量级的硬话题,大量保存无足轻重的软话题,乃是媒体的一贯做法,人们的眼球会更多地关注到导演冯小刚倡议网民签名来共同打击网络盗版,或者“给总理搬把椅子坐着读报告”的建议之类的废话,而恰恰忽略了此时中国最为急迫的重大灾难。整个中国可谓恐怖而窒息,物质的诱惑、道德的沦落、欲望的浮华早已抛弃掉了血淋淋的真相。

“向总理提问”,已经成为此次两会的时尚。提问者最多的省份来自广东,其次是山东。很多年前我就注意到,广东的敢言者远在其余省份之上,其卓识远见与洞察深刻也因“地利”而独异。别看这里经济飞跃、繁华无限,其中深刻矛盾简直比“蚂蚁暴动”的规模还要来得大,密密麻麻、层出不穷、源源不断。广东集中了中国最多的廉价劳动力,当中的劳资矛盾、圈地运动、房地产暴利以及严重的基层腐败与冷血而紧张的高层政治情势,简直就是其余省份的第一警示版本。人们羡慕这里的高度发达,但又窒息于这里的生存空间,谁来广东,谁就迷茫。在中国内地,再大的腐败案跟沿海广东比起来,其档次完全不一样。这里的人真正懂得资本的力量,真正懂得权力的运作,跟上海人比起来,这里的人心早已“硬”得不是一般,大概也因此之故,广东人之抗争向来都比其余省份人民之抗争来得有气魄、有规模、有层次。

“大国寡民”民怨沸腾

整个中国的行政者,此时都在思索怎样将沟通的渠道扩展一些,若再不如此,恐怕民声之洪流真要冲垮长城了。所有的官员都稳稳地端坐着,“让你们去说吧”。于是,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在骂腐败,在骂“日子没法过”,在骂“我对这个社会不抱任何希望”。从网友建言录到天涯社区、凯迪社区的网民热烈发帖,我们看到了更真实的中国生存状态。老师们在抱怨工资太低,下岗工人在抱怨没有养老保险,打工仔在抱怨新的《劳动合同法》已经成为资本家变相剥削的利器,走投无路的拆迁户在抱怨“暴力拆迁”的恐怖与冷血,医生在抱怨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强硬地推给医生来执行是“外行管内行”,更多人在抱怨物价涨得太快,腐败蔓延得越来越广……。总而言之,人民都在抱怨,我们通常所说的“怨声载道”或者“民怨沸腾”指的就是当下这种状况。在中国,“先富起来”的人毕竟祇是少数,更多人生活在贫困线左右,结结巴巴地过日子,他们的理想并不宏远,祇是力求保护自己的生存空间,但恐怕连这一点在号称“GDP数年持续增长”的中国,在短时间之内也未能实现。

看上去整个中国越来越富,但实际上真正握在人们手中实实在在的钱,依旧是那么微不足道。这里不是台湾,不是新加坡,不是瑞典,不是美国,不是日本,这里是铁血、残酷的中国大陆——极其特殊的国情就是“大国寡民”。在这个国家,单是民生话题,我们就可以谈起许多许多,更不必说其余更为“重量级”的天下大事。凭藉工业化的推进与资源的疯狂掠夺,我们的生态正在走向毁灭,物欲充斥人心,犯罪率持续上升,统治成本急速加大。对于教育、医疗、住房、工资、物价,这一系列目前都还祇是在“钱”这个字眼上着笔。大家清楚中国的灾难特别多,罄竹难书的天灾人祸,加上比天灾人祸更为猛烈的“制度之祸”,乃是一般国家所无法承受的。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再离奇再疯狂的事件,在中国都显得并不稀奇。所有的媒体都被控制束缚,因此真正的重点并不在总理那里,也不在媒体上面,这里充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统战传统,你能看见,你也可以说,但是你总感觉自己早已成了哑巴,成了废人,因为你的意见总是无足轻重。

流于“势术”的中国政客

整场两会最荒谬的是首次集体亮相的八个“民主党派”主席,连微笑都不带真诚与坦荡。他们有着各自辉煌的头衔,但似乎都在说相同的八个字:“风雨同舟,荣辱与共。”这个“共”指的就是共产党,与李敖献媚的那个“休戚与共”的“共”是同一个概念。他们公开承认,其“合作”“协商”的对象,同时也是他们的“领导”。在这里面聚集了大量的社会精英,医学的、科技的、企业的、教育的、文艺的,他们为自己这个所谓“党派”曾经拥有那些“明星”而自豪。其实他们自己并非台盟或者九三学社抑或其它,他们真正的名字,就是共产党预备性的、下属式的“共产党的共产党”。他们的所有运作都掌控在这个党之下,心甘情愿地,服服贴贴地,任劳任怨地,寄人篱下地“大树底下好乘凉”。有一位记者问:“你们的建议有用吗?你们有实权吗?”他们照样洋洋自得地承认:“有。”而这理由竟是,他们的建议可以被中共部分采用。奴才向来如此的,主子说你能干,你就是好奴才,因此,坐稳奴才位置成为他们对自己最大的期许。

在这场两会里,没有提及也无人敢提及的问题实在太多。我非常不明确这一点,因为依照法律,人大代表具有因发言而获罪的“豁免权”,有任何发言后果都是不用追究的,但是仍然没有人在那个场合这样做,毕竟那祇是纸上说的,没有力透纸背,更没有实现于真实政治之中。姚立法们是不可能在那里说话的,你我也是不可能在那里说话的。但是事实摆在眼前,我们必须废除老旧的户籍制度、劳改制度,必须出台中国的《新闻自由出版法》,必须撤除意识形态的禁锢,允许流亡者回国,释放政治犯、良心犯……。诸如此类,没有人在那个场合提起。有的委员比较大胆一点,他们建议撤消中科院和社科院,建议抵制房地产开发向农村范围蔓延。有的评论作家也很敢言,他们看到了一个紧迫的眉头,每届两会都有地方官员拼命要钱,他们简直不是来开会的,而是专门来讨债敲诈勒索的。有一位叫巩献田的人,在两会中还有这样一个提案:“建议公布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这在中国已经算是重量级提案了,不知我们应该深感喜悦还是悲哀?在那个会议里,我们同样看到了许多开发商的身影,有人是敢批评他们的,他们很清楚这个事实,“钉子户”憎恨他们的强暴,全中国都在憎恨他们的贪婪,但是他们并不恐惧,因为他们深知两会的性质:经济建设嘛,我们就是贡献者。这就像摇滚歌手左小祖咒唱的那样:“他已深刻地掌握了世界,与你们不同。”

在一个过分强大的统治者面前,说话是需要胆量的。想要理直气壮地说话,就必须把自己放得和对方一样高,甚至来一点“你以为你是谁呀”的气概,这样才可能完全呈现你的独立意志。中国的政客们有太多太多流于“势术”一类,没有“道义”的追求,比历史上的忠臣、诚公、谏客还不如。整个两会既无“辣妹”,也无“猛男”,实在不够看。两会之后,人们依旧忍受生活的痛苦、社会的揉打,艰难地过日子。作为平常百姓,他们祇是这样句且地过着,与一百个、一万个两会都无关。当然这并不否定在中国照样有许多人在默默奋斗,即使是那些“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徒们也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业绩。在任何一门了解真实中国的功课里,都有“人心、人情、人性”的必选课程,这里面的学问很复杂。好比真实之中国,这里的人也许并不都是那么无能、懦弱和虚妄的,譬如你我,一样生长在这片蓝天之下,怀着各自不同的梦想,想让这个国家多点自由,想让这个国家之民主法治能够实现我们的权利,真正像个“人”那样地生活。时代非常残酷,但我庆幸这残酷至少没有毁灭掉所有的人,因此我对中国人寄予这样的希望:按你想的那样去说,按你说的那样去做。一切都有可能改变,包括你自己,以及这个你痛爱、痛恨的世界。

山形电影节和中国独立纪录片

今年的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两个竞赛单元:国际部分和亚洲新浪潮的首奖,都由中国作品获得:王兵的《和凤鸣》获得了国际部门的弗拉哈迪大奖;冯艳的《秉爱》获得了亚洲部门的小川绅介奖。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结果,但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在2003年第八届的山形就出现过一次(山形为双年展)。那一年的两个获奖作品分别是王兵的《铁西区》和沙青的《在一起的时光》。因此王兵已经是第二次得到这个奖了,这在山形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稍微转换一下视角,另外一个有点儿像是奇迹的事实是:山形已经连续三次,把国际竞赛的大奖给了中国作品。除了王兵的两次获奖,2005年,获得国际单元大奖的是李一凡、鄢雨的《淹没》,一个以宏阔的视野,展现三峡工程中,一个古老县城(奉节)被彻底拆毁和清空的过程的作品。

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开始于1989年,每两年一次,由已故去的日本纪录电影的大师级人物小川绅介先生发起创办。当时小川先生办这样一个电影节的初衷就是为了推动亚洲纪录电影的发展。第一部参加这个电影节的中国作品是吴文光的《流浪北京》,那是1991年,中国独立电影刚刚开始萌生的年代。此后每一届山形,都有中国作品参加,它们更多集中在亚洲部门;如果把所有参加过山形电影节的中国作品列一个片单(附在文后),不夸张地说,它们构成了一个虽然不能说全面,但是完整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发展史。吴文光以外,蒋樾、段锦川、张元、李红……这些人的名字都是在其中的;而90年代末,中国更年轻一代独立纪录片作者的登场,他们给中国独立纪录片带来的新鲜气息,也最先通过山形表达和传递出来。1999年的山形,进入亚洲新浪潮的三部作品都是DV制作:吴文光的《江湖》、朱传明的《北京弹匠》、杨天乙的《老头》,最终后面两部获得了这个单元的优秀奖;这对当时国内方兴未艾的DV纪录片制作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这些作品在酒吧、高校的传播:其余作者或者想拍片的青年也受到激励,因为他们会觉得纪录片制作的门槛还是挺低的——“我也能做”。杜海滨就在访谈中说过,没想到“这么粗糙的作品也能入选,得奖,觉得还是挺受鼓励的”;他和朱传明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同班同学,他的《铁路沿线》进入了此后一届2001年的山形,同时入选的还有王芬的家庭录像作品《不快乐的不止一个》,以及仲华描述部队生活的《今年冬天》。

那之后就是2003年,过渡到本文开始描述的局面:王兵的《铁西区》作为中国作品第一次进入国际竞赛,沙青的《在一起的时光》获得小川绅介奖;以及连续三届中国作品获得大奖的辉煌……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山形的创办大致与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出现和发展在同一时期,从那时起将近20年来对中国作品持续的关注,使它成为了一种成长的见证;现在独立作品有越来越多和容易的机会参加国际电影节,而山形与中国独立纪录片特殊的渊源在于此。

中国作品到今天为止在山形取得的成绩不好用偶然或必然来分析,但基于国内独立纪录片创作的现状,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是有道理的。这些作品当中存在着某些对于纪录片来说永远值得珍视和肯定的价值,也传达出一种可以直接被感受到的力量——对中国独立纪录片而言,这种力量还正在不可抑制地释放出来,只是尚未被更多处于同一情境当中的人们感受到;获奖作品难免更多被提及,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就是弱的;具体到一次电影节,哪些作品得奖和入选往往有很大偶然性,就此次山形而言,《和凤鸣》和《秉爱》以及其他两部入选新浪潮单元的作品,黄文海的《梦游》、胡新宇的《姐姐》,都是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讨论空间的作品,无论在社会和人的层面还是纪录片的意义上。它们暂时被放在同一平台上,不期然勾画出目前国内独立纪录片状况的基本轮廓,以及它向各个方向生长的可能性。

在这四个作品中,《秉爱》也许是与某种纪录片的传统联系最为紧密的一部。这种传统在最表面和当下的意义上,是中国独立纪录片在近十几年的发展中,尤其在DV出现之后,一种明显且一以贯之的与非既得利益阶层或群体站在一起的倾向。它们对这些人物和他们境况的表现,常常是直接的,粗砺的,(有时也是来不及思考的)。《秉爱》具备这些品质,而且非常质朴。这部作品从拍摄到完成中间经历了很大间隔,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对她的人物,一个在三峡移民过程中,坚决不离开土地的农村妇女,有了越来越深切的理解,而且最终找到了将这种理解全面表达出来的形式。说到这里,不禁要问,冯艳是谁?她作为一个纪录片作者,此前还不太为人所知,尽管她的拍摄工作,关于三峡移民的,早在1994年三峡工程刚启动时就已经展开,她在第一阶段的拍摄(1994—1997年)之后完成的《长江之梦》也早在10年前就参加过山形;然而如果说她就是台湾远流版《小川绅介的世界》一书的译者,那很多人也许会恍然大悟。因此《秉爱》这个作品,初看起来其形貌与这时期的大部分独立纪录片似乎没有太大差别,但内在的气质秉承的却是小川的精神——那种与战斗的人们站在一起的立场,与最基层的民众在同样的土地上生息劳作,为他们作一种生活纪录的亲密感情。因此《秉爱》在中国的现实和土地上生长出来,它在描绘国家意志对个体命运的改变以及个体对此进行竭力抗争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那一种强悍的道德力量,既是发自内心,又并非没有来路。获奖结果公布的晚上,大家一起去酒吧喝酒,云南省社科院的郭净老师就跟冯艳说,“这个奖是你该得的。它跟你有缘份。”是的,小川绅介是最早为国内纪录片工作者所知的国外纪录电影大师之一,一些独立纪录影像的先行者,还曾经见过他。但也许直到今天,他的精神才真正开始进入中国的作品。这是《秉爱》在作品本身的力度和美之外,传达出来的另外的讯息。而它的力度和美,是因为呈现了一个想要有尊严地活着的人。

这种尊严的获得,很多时候是极其不容易的。王兵的《和凤鸣》是关于另外一个女人的经历。它是中国当代纪录片中罕见的勇气之作。这种勇气一方面表现在它所讲述的历史,另一方面则在于作者选择的讲述的形式。《铁西区》对观众而言,更多是长度上的挑战,你要想看完它,就需要花一天的时间;而《和凤鸣》要求的,是你能不能够专注地听一个大约70岁的老人,讲自己的经历,连续3个小时。影片中和凤鸣穿一件红毛衣,除了片头和片尾,始终坐在沙发上,大部分时间正对着摄像机,因此也正对着观众,讲自己从反右开始到文革后期这一段特殊时期的经历。从天亮到天黑,一直用大的景别,从中景过渡到特写再到更大的特写;摄像机不动,但有剪辑的痕迹,虽然只是最简单的切换,而且使用的非常有限和谨慎。这部影片的叙述,于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和凤鸣的叙述。她记忆精确,脉络清晰,言语生动,感情强烈而节制。王兵使用最单纯的影像语言,来处理一个关于历史和记忆的命题。他作为一个导演的角色和意义,在影片内部被自我限制到最低;但他作为一个导演对所处现实(包含了历史的现实)应当提供的看法和态度,都包含在用这种极端的方法再现这个题材的选择当中。而且,他的看法是鲜明的,不容置疑的,他用影像的方式,说出的是一种迫切需要说出的东西。之所以迫切,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无论主流还是民众,都在试图遗忘,而作为亲历者的那一代,在10年之间,将会纷纷死去。和凤鸣是一个另类,她晚年生活的全部,就是要告诉别人自己曾经怎样活过,她说“我们要是不写,还让谁来写呢”?影片中她的讲述,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之前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并非没有触及过此类题材,但它们的叙述,还没有过这样的强度。

作为导演,王兵无可置疑地是一个电影作者——那种对现实和电影有自己的观点和风格,并且能够通过影像把这些不断地表达出来,在最后的作品序列中体现出某种一致性的导演。目前活跃在独立纪录片制作领域的作者,大部分还很难说具备了这种作者性。因为这一时期(DV时代)的纪录片制作,更多是建立在直觉和感性的基础上。一部作品的力量往往来自于它所纪录的激烈现实,拍摄者个人的看法和思考,往往是缺席的。这其中原因很多,但无论如何,在独立纪录片发展了总共还不到二十年的今天,要求有一批成熟的作者,肯定是不现实的;今天的时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一个作者产生和成长的年代,他们需要在不断的拍摄和生活实践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黄文海就是这样的一位。他的作品中越来越明确地带有一种作者的痕迹。《梦游》是他的第三部纪录片,“混沌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是《喧哗的尘土》)。在参加山形之前,这部作品其实已经获得过欧洲最有声望的纪录片电影节,法国巴黎真实电影节2006年的大奖。它是一部有些诡异的作品,黑白影像,关于一群艺术家的生活。他们是画家,诗人,行为艺术家,还有一个试图以这些人为角色,拍独立电影的人。但片中看不到他们拍电影,只看到他们裸着半身喝酒,四处游荡。这部影片的难度在于,如果你对文本之外那个更大的语境不够了解,就不会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活着,活得这样困窘和不适(俗称拧巴)。这种困窘和不适,其实是这个时代和国家、人普遍具有的一种精神症状。在这个意义上,《梦游》达到了一种心灵的深度,是同时期的(纪录)影像尚未有意识和能力充分表达的;它捕捉和营造的超现实氛围在某些关节上,直接触及到了时代生活的本质。具体到那些艺术家身份的人,他们其实是被抛出去的,从他们的历史和背景当中,到一个未明的所在,他们来自哪里?另外一些纪录作品就提供了参照,那是吴文光的《流浪北京》,赵亮的《告别圆明园》,还可以有蒋樾的《彼岸》,沈晓闽的《798》。这些关于艺术家生态的作品,从不同视点解释了这些具有更敏感神经的人——黄文海称他们为觉醒的人,生命显得如此滞重的原因——他们并不能够同时抛去沉积在他们身体当中的一切。他们没有办法不是他们已经被塑造成的样子。显然,这并不只是一些个人的悲剧。黄文海作为一个独立电影工作者,在这个领域中大约已经有六年的经验,此前他在电视台做了很长时间的新闻专题片。他对自己所处理的那部分现实的洞察,并非天生就有,而是在创作的实践中逐步获得的。他的生活经验,显然也是他持续的创作力的来源——这种能力在国内的纪录片工作者当中,还是很难得的。他逐渐明晰起来的作者性,是因为在用纪录的方式观照自我的内心——那里总是有所疑虑,当那些疑虑随着作品的完成解除,就会变成印记,变成影像上个人的标签。

和上面谈论的三位作者不同,胡新宇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拍摄的是家庭录像。他的镜头是向着自己和家人的。家庭录像一类的作品,在独立纪录片的制作中,也是有线索可循的。杨荔纳在拍过《老头》(署名杨天乙)之后,曾制作《家庭录像带》;王芬到现在为止惟一的纪录片作品《不快乐的不止一个》也是关于父母家人间的关系和感情。它们都是2001—2002年间的作品,在之后若干年的时间里,家庭录像类的纪录片就没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家都忙着去拍社会现实了,那里正在发生的激烈变化和紧张关系是有目共睹的,何况,把自己的生活给别人看需要勇气,可能涉及的问题也更加敏感。在这个意义上,胡新宇的拍摄是一种延续。他是山西某个艺术学院的声乐老师,所以还很难说是一个职业的纪录片作者,但拍摄的行为显然对他来说有教书育人不能比的意义,而且从他的作品和在山形的观察看来,他已经把这种行为日常化了。他自己也说他拍家人好几年了,积累了几百个小时的素材。他的拍摄在多大程度上以作品为目的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他有一天把其中的一部分剪成作品呈现出来的时候,会带有他在那段生活中获得的感悟。《姐姐》就是带着触动的。他作为旁观者,也作为介入者,在姐姐美国加州的家中(本来度假去的),记录下了一段家庭纠纷。胡新宇本人在这场纠纷中扮演的角色,常受到观者的置疑;但作为一个作品,虽然有点长,它还是提供了许多可以被分享的感情和被讨论的议题,诸如两代人的沟通,两种文化的差距,对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表现和理解等等——家庭录像中蕴藏着更深入探讨与生命和存在相关的那些重大命题的能量,如爱,如生与死,以及相关的软弱与恐惧。在国内纪录片的创作中,这些还远远没有展开。胡新宇的作品和拍摄行为重新开启了向这一边延伸的可能性。他的态度中还有一种抛弃了常规意义上的道德顾虑的自由——也许他的问题恰恰是以为自己真的自由了。他需要面对那些道德感当中无法舍弃的部分,来让自己的作品真正自由。

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在阻力,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发展和成长不会轻易停止。它在山形获得的非凡成绩当然令人兴奋,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工作者们(无论何种角色)也应当认识到,这意味着一种重大的责任。这种责任不仅面向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同时也是对于整个亚洲的——当年的小川先生和他的同伴,在日本战后的社会现实中,经历过扛着摄影机战斗的年代,然后扎根农村,继续用纪录片进行他们改造社会的行动。80年代末他们左派理想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失败之后,小川开始把眼光转向整个亚洲,通过电影节的方式推动每一个地域的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语来表达自己——他那时承担了对整个亚洲纪录片的责任——1989年第一届电影节结束时,与会的亚洲电影工作者集体发布了“亚洲宣言”,明确无误地表达了愿意共同承担这种责任的愿望。19年后的今天,日本的社会状况又有所改变,山形作为亚洲最重要的纪录片电影节,也面临前途未卜的局面。直接的问题是经济上的:之前一直是山形市政府为电影节提供80%的财政预算,但2005年之后,政府就不愿再直接给电影节经济支持。从今年开始,山形电影节已变成一个非盈利性民间组织(NPO)。它之后如何获得资金运作,还很不明了。日本纪录片的辉煌年代(取决于纪录片这种形式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的效用),也许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过往;亚洲纪录片的中心,事实上已经在中国发生。因此这是一种时代性的责任。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工作者们,惟有对此有清醒的认知,才可能接受他们的命运,并在这时代里找到方向。(完)

 附:
入选1991年—2007年历届YIDFF(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中国作品片单
                  1991
                  吴文光《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1990)
                  陈真《盆窑村》(1990)
                  1993
                  段锦川、温普林《青朴-苦修者的圣地》(1992)
                  郝志强《大树乡》(1993)
                  时间《我毕业了》(1992)
                  蒋樾《天主在西藏》(1992)
                  吴文光《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1993,亚洲新浪潮小川绅介奖)
                  傅红星《藏戏团》(1993)
                  1995
                  张元、段锦川《广场》(1994年,国际竞赛)
                  吴文光《四海为家》(1995)
                  康健宁、高国栋《生活》(1995)
                  蒋樾《彼岸》(1994)
                  1997
                  段锦川《八廓南街16号》(1996)
                  冯艳《长江之梦》(1997)
                  李红《回到凤凰桥》(1997,亚洲新浪潮小川绅介奖)
                  汪建伟《茶馆》(1996)
                  1999
                  张元《疯狂英语》(1999,国际竞赛)
                  汪建伟《生活在别处》(1999)
                  吴文光《江湖》(1999)
                  杨天乙《老头》(1999)
                  朱传明《北京弹匠》(1999)
                  2001
                  王海兵《山里的日子》(2000,国际竞赛)
                  杜海滨《铁路沿线》(2000)
                  王芬《不快乐的不止一个》(2000)
                  仲华《今年冬天》(2001)
                  2003
                  王兵《铁西区》(2003,国际竞赛弗拉哈迪大奖)
                  沙青《在一起的时光》(2002,亚洲新浪潮小川绅介奖)
                  2005
                  李一凡、鄢雨《淹没》(2005,国际竞赛弗拉哈迪大奖)
                  甘超、梁子《房东蒋先生》(2004)
                  林鑫《陈炉》(2004)
                  苏青、米娜《白塔》(2003)
                  孙悦凌《风经》(2004)
                  钟健《Try to Remember》(2005)
                  2007
                  王兵《和凤鸣》(2006)(国际竞赛弗拉哈迪大奖)
                  冯艳《秉爱》(2007)(亚洲新浪潮小川绅介奖)
                  黄文海《梦游》(2006)
                  胡新宇《姐姐》(2007) 

刘小枫:诗人的“权杖”

在我们的耳朵里,荷马的名声比赫西俄德响亮得多,但早在古时候,希腊就流传着赫西俄德与荷马赛诗胜过荷马的故事——尼采年轻时考索过关于这事的流传文本的真伪(《尼采早期文稿》,第二卷,306页以下),尽管查证出故事是编出来的,但古人编造这样的故事至少表明,在当时的一些人眼里,赫西俄德诗作与荷马诗作相比差不到哪里去……事实上,在雅典的古典时期以前,人们就已经把赫西俄德与荷马相提并论,尽管赫西俄德稍晚于荷马,生活年代大致在公元前七百年间——希罗多德在《原史》中这样写道:

我认为,赫西俄德与荷马的时代比之我的时代不会早过四百年;是他们把诸神的家世教给希腊人,把诸神的一些名字、尊荣和技艺教给所有人,还说出了诸神的外貌。(第二卷,53页,王以铸译文,略有改动)

在希罗多德笔下,赫西俄德不仅与荷马并称,还摆在荷马前面……其实,作为诗人来说,赫西俄德与荷马非常不同,就文辞而言,赫西俄德的诗作的确显得笨拙、粗糙些(尽管有的说法也过于夸张,参见默雷《古希腊文学史》,57页,孙席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这倒不一定是因为赫西俄德缺乏诗才——据推测,荷马出身于贵族世家,他的诗作是为贵族圈子里的歌手们写的,赫西俄德出身农民,对贵族们的习规没兴趣,在他笔下没有英雄、美女,没有宏辞、壮举,有的则是农民们操心的事情:筹划、劳作、交易、日常的艰辛乃至统治者的不义……据说,荷马“从上面”看人世,赫西俄德“从下面”看人世,以至于如今有人说,赫西俄德是西方第一个社会批评家,有反贵族品味,关注劳动、虔敬和正义……

把赫西俄德与荷马相提并论自有道理:他们采用同一种诗律形式——六音步格律来作诗……据说当时诗人只能以此诗律来作诗;以前,通常认为荷马写的是叙事歌谣、赫西俄德写的则是警示式的教喻诗,其实不对,赫西俄德的诗作也是叙事诗,只不过讲述的故事不同……无论如何,希罗多德把两位诗人相提并论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希腊人赖以生活的宗教是靠赫西俄德和荷马首先形诸文字的。

与荷马的诗作一样,赫西俄德的诗作也以缪斯起头,比如《劳作与时日》是这样开始的(以下引诗均为刘小枫译文):

缪斯们啊,你们以歌咏得享盛名,快从皮厄里亚

来这儿吧,叙说宙斯,赞颂你们的父神!

看来,向缪斯祈祷,是那个时候作诗的起兴程式。不过,倘若我们稍加留心,就会发现,赫西俄德诗作的起兴与荷马诗作差异不小:比如在这里,诗人并没有像荷马那样请求缪斯赐予灵感,而是径直请求缪斯唱颂宙斯和这位天神的伟大权力……《神谱》的开篇差别更大,也更为意味深长。

让我们以歌咏赫利孔的缪斯开始吧!

《劳作与时日》与荷马诗作的开头至少形式上一样:祈请缪斯出来“叙说”,诗人仍然仅是传言者,但在这里,“我们”[诗人]直接叙说,以“歌咏”缪斯起兴……诗人不再是原诗人缪斯的传言者,诗人的身份、地位都变了——古希腊上古时期的颂诗都以“我要歌唱[某位神]……”的***(此处省去希腊文若干)[序歌]起兴(托名荷马颂诗就如此开篇),与叙事诗以吁请缪斯出面歌唱的序歌起兴不同,但《神谱》更多属于叙事诗——而且绝非偶然的是,这里开头的是“我们歌咏”,从而与托名荷马颂诗有所不同,在接下来的缪斯咏中,诗人又说到缪斯向自己“授权”的事情。

《神谱》的“序歌”缪斯咏很长,共115行,诗人一上来就咏唱缪斯们如何清妙,沐浴过清泉的玉体如何娇柔无比(1-21行)……然而,这段赞咏绝非仅仅是在赞美缪斯们如何迷人得不行,而是她们属于宙斯神一族——换言之,诗人真正要歌咏的并非是缪斯们,而是她们的家族……赫西俄德随即提到了好些要神的名字,似乎在为紧接下来叙述缪斯向赫西俄德授与诗人的“权杖”作铺垫:

[22]从前,缪斯们教给赫西俄德一支美妙的歌,

当时,他正在神圣的赫利孔山下牧羊。

女神们首先对我说了这些话——

[25]奥林匹亚的缪斯、手持盾牌的宙斯的女儿们说:

“粗野的牧人们呵,可鄙的家伙,只知道吃喝!

我们当然懂得把种种谎话说得来仿佛就跟真的一样。

不过,只要愿意,我们也能述说真实”。

宙斯的女儿们如是说,言辞清晰确凿。

[30]说着,她们从盛开的月桂摘来一枝耀眼的

枝条,作为权杖赠给了我,还把神妙之音吹进,

我的心扉,让我得以咏赞将来和过去;

她们还召唤我歌颂那幸福而又永生的一族,

并永远在起头和结尾时唱颂她们。

“缪斯们教给赫西俄德一支美妙的歌”的动词“教给”支配双宾语:“赫西俄德”和“一支美妙的歌”,这两个宾词其实可以互换,似乎赫西俄德自己就是女神所教的美妙的歌本身,或者说美妙的歌就是赫西俄德自己。

更显眼的是出现了赫西俄德自己的名字,这可是希腊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荷马诗作中,诗人荷马没有任何关于自己的说辞,以至于后人对荷马的身世一无所知……荷马是个无名的歌手,在所属的歌手族中并没有作为个人凸显出来,赫西俄德却在诗作开始不久就彰显自己的大名,成了第一个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作品的诗人——有现代古典学者解释说:赫西俄德本来是农民,要当“职业诗人”就得为自己“正名”……何况,赫西俄德作诗带有纯粹私人性的动机——与自己的兄弟争夺遗产曾受过上层权贵欺负,要通过写诗来为自己伸张“正义”……诸如此类的说法不妨看作现代学者的度君子之腹,赫西俄德诗作毕竟具有贵族制文明性质,其中的人与诸神竞赛的故事就是证明。更为关注公义问题倒是真的,但这一关注是在诸神与人、人与自然的劳作关系等主题中出现的——人生中日常的受苦和劳作有何意义,才显明了赫西俄德诗作与荷马的不同。

从词源上看,Hesiodos似乎是个“笔名”(而非如默雷所说不像是个笔名),因为,这个名字恰好体现了诗人的职分以及缪斯与诗人的特殊关系:这个名字的前半部分 Hes- 派生自动词***(此处省去希腊文若干)[送走;发出(声音)、说出],后半部分-odos 派生自***(此处省去希腊文若干)[人声、话语;讲述、神喻]。这倒不是创新,荷马的名字就是如此:Homēros的前半部分源于***(此处省去希腊文若干)[一起、一同],后半部分-ēros 源于动词***(此处省去希腊文若干)[配上、连接、使结合],合并后的意思便是“用声音配合歌唱”,与赫西俄德在《神谱》39行对缪斯的描述正相符合。

“女神们首先对我说了这些话”——叙述从第三人称的“赫西俄德”一下子便直接跳到第一人称的“我”,显得相当张扬……荷马吁请缪斯,这里却像是缪斯在吁请赫西俄德,诗人与缪斯的关系颠倒过来……赫西俄德看似在以传统的歌咏方式想象、美化缪斯,实际上刻意拉近自己与缪斯女神的关系,通过讲述自己与缪斯的相遇抬高自己的身份,似乎他正因为曾经亲身有过这个难以言传的经历,他才相信,自己的歌咏技艺是与宙斯有亲密关系的缪斯们教给他的——在《劳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更为具体地描述过这次与缪斯的相遇,好像与缪斯相遇真有那么回事:当时他参加了一个诗歌竞技会,凭自己的颂诗得了一只三脚鼎,于是送给缪斯,缪斯们便在山上为赫西俄德指明了“吟唱之路”(《劳作与时日》657-658行)……

“我们当然懂得把种种谎话说得来仿佛就跟真的一样”——这句与《奥德赛》第十九卷203行的“他[奥德修斯]说了许多谎话,说得来仿佛就跟真的一样”几乎一模一样——当时,奥德修斯伪装成异乡客人回到故土,见到自己的妻子佩涅洛佩却对她说,他在克里特岛见到了她丈夫,佩涅洛佩边听边以泪洗面……以前多认为这是赫西俄德攻击荷马的铁证,文人相轻嘛……可是,《奥德赛》中奥德修斯说谎的例子还有的是,单凭这句文辞相同就认定赫西俄德在贬荷马仅善于编故事或让笔下人物善于说谎,证据当然不充分;何况,赫西俄德在随后(《神谱》99-101行)提到游吟诗人对公众的作用时,显然肯定了吟咏《伊利亚特》的荷马(亦参《劳作与时日》651-653行),并乘机暗中将自己与荷马相提并论。

更重要的是,这话是缪斯之言,而且与下句“我们也能述说真实”紧密相连——“我们”是原诗人缪斯们的自称,能把假的讲得来跟真的一样,也能叙说真实,在此乃缪斯们赠给赫西俄德的法宝,而且从语气来看,似乎能把假的讲得来跟真的一样才是诗人的本行,丝毫没有谴责的意思……接下来赫西俄德就说到,缪斯女神从月桂上取来***(此处省去希腊文若干)[权杖]交给赫西俄德,使他负有的诗歌使命有如神的使命,还带有王权性质(在《伊利亚特》中国王或代言人往往拄着权杖,参见第二卷85、110、186行)——赫西俄德再次强调缪斯对“我”的吁请,从而与其他诗人区别开来:缪斯神赋予了赫西俄德“诗人”职分,既然这职分是天神赋予的,诗人职分就是一份“天职”,由此诗人的身份获得了新的宗法地位——显然,这权杖与赫西俄德接下来要咏唱整个宙斯神族有关。

无论如何,“懂得把种种谎话说得来仿佛就跟真的一样”是诗人的权柄之一,而且成了诗人的传家宝:“诗人多假话”很早就成了一句谚语(参见梭伦辑语)——然而,随后出现的自然哲人却指控诗人编造虚谎的故事,挑起了哲人与诗人相争(Xenophanes,frs. 1、11-12、 14-16、22、34;Heraclitus,A22-3, frs. 40、42、56-7、104);修昔底得也跟着说:荷马这样的诗人完全有可能说话不实(《战争志》1.10.3);不过,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指责说,赫西俄德和荷马一类诗人编造的假故事并不“美好”(柏拉图《王制》377d3-e1),似乎美好的假故事还是必要的……在后来的西方思想史上,为诗人说谎话辩护的大有人在(锡德尼《为诗一辩》),到了启蒙时代追求“真实”呼声高涨时,还有人主张“诗人宁可选择虚构的遭遇,而不选择真实遭遇”(莱辛《汉堡剧评》第九十一篇,张黎译文)。

当然,赫西俄德这里强调的可能是,他的《神谱》要讲述的是真实故事……什么真实?

唱完“缪斯咏”之后,赫西俄德就开始了自己的叙述,说起了世界的“开端”……似乎赫西俄德在此提出了后来自然哲人们经常问的问题:什么是arche[开端],以至于有古典语文学家(比如大名鼎鼎的Burnet[1892]、Gigon[1945]等)认为,西方“哲人”的原父并非泰勒斯,而是赫西俄德……亚里士多德把西方哲人的开端定在苏格拉底之前的自然哲人们,前不久还有古典学者觉得,至少应该把赫西俄德算作自然哲人一类人(Clay,2003,50页),因为《神谱》试图完整地把握和解释整个世界,这正是后来的哲人们所要探究的……

《神谱》116-125

[116]最早生出的是混沌,接着生出

大地,她胸脯宽广,乃所有不死者永远牢靠的根基,

不死者们拥有积雪的奥林波斯山顶,以及

寓居辽阔大地深处的迷迷濛濛的塔耳塔罗斯们,

[120]然后生出爱若斯,不死的神们中数他最美,

他肢体柔软,却使得所有神和人的

心思和聪明才智在他怀里衰竭。

从混沌中幽冥和漆黑的夜生了出来;

从黑夜中,又生出苍天以及白昼。

[125]黑夜与幽冥因情欲而交配,受孕后生下他俩儿。

主干动词“生出”在这里起主导作用,主语首先依次有两个:最初是Chaos[混沌],然后是“胸脯宽阔的大地”这一“稳靠的基座”,再接下来是爱若斯……最初诞生的神只有三个——塔耳塔罗斯不能算在其中,因为提到塔耳塔罗斯时没有说到“生出”这回事,而是说他们居住在大地深处……“永生的神中数爱若斯最美”,在神族中排行也非常靠前,奇怪的是,后来却再没提及爱若斯,仅在201行说到,爱若斯陪着初生的阿芙萝狄特来到神们中间。不过,放光的苍穹和白昼得以出生,是幽冥和夜被爱欲搞晕后的结果,靠的毕竟还是爱若斯的力量。

谁在创生这些神们?不清楚,清楚的倒是:所有的神们都是被生出来的,包括第一位诞生出来的空荡荡的“混沌”—— Chaos的字面意思是“开口、豁口、空洞或张开的深处”,绝非“全然混乱”的含义,如何翻译,西方的古典语文学家也觉得头痛,尽管基本意思清楚:天地未分,空间的上下边界尚未确定,模糊一片——“览乾元之兆域兮,本人物乎上世;纷混沌而未分,与禽兽乎无别”(曹植《迁都赋》)……大地和爱若斯都具有孕生能力,但也是被生出来的神。总之,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中没有一个原初的造物主,以至于得把混沌看作是自生的,尔后便是连串创生过程。

幽冥不也是漆黑的吗?和“漆黑的夜”有什么区别?在荷马诗作中,“幽冥”是亡灵所在的处所(罗念生先生译作“冥界”),从而有别于“漆黑的夜”。但这样一来,幽冥与塔耳塔罗斯又如何区分呢?塔耳塔罗斯也是漆黑的处所呵……幽冥和塔耳塔罗斯都是亡灵所在的处所,但性质不一样,亡灵住在塔耳塔罗斯是要受煎熬的,住在幽冥处却似乎是享福……如此对比要表明什么?公正的赏罚吗?看来,赫西俄德编造这个神谱有自己的“文心”……

《神谱》“为文之用心”究竟是什么?为了认识世界的“开端”?

开端是混沌、大地、爱若斯……从“混沌”中跃出来的神性生命中,最初只有爱若斯显得具有让人可以感受到的人身形态,混沌、大地以及在爱若斯之后出生的“幽冥和漆黑的夜”、“苍天以及白昼”都是非人身性的空间和时间、光明和黑暗——在后来的牧歌诗人忒欧克利托(Theocritus)的牧歌中,爱若斯成了有点淘气的小孩模样,圆嘟嘟的像个苹果,还带着羽翅……换言之,非人身性自然力量与人身性诸神的诞生是交织在一起的,根本没有探询“何谓开端”的哲学问题……接下来诗人叙述到,“大地首先孕生出与自己相若的繁星无数的天,以便天得以整个儿覆盖着大地,并成为万福的神们永不动摇的居所”(126-128行)……非人身性的自然的创生似乎不过是为人身化的诸神的诞生作准备……继续读下去,我们就会看到,诗人叙述的重点并非宇宙的诞生,而是人身性的神们的诞生。

今人怎么会从《神谱》的开端叙事中读出形而上学的端倪?其实,你只要戴着形而上学的眼镜,从文本中截取出几个所谓“关键语词”——海德格尔称为对文本施以“强力/暴力”——就可以读出形而上学的端倪……如果我们首先看这段诗文处于《神谱》中的哪个位置,而非孤立地来看待这段所谓宇宙“开端”的描绘,得到的东西就全然不同了。

序歌到115行才结束,长长的序歌仅仅是在说诗人与缪斯们的关系?当然不是……序歌的重点毋宁说在于:通过缪斯女神引出宙斯神族,然后引出一族“王者”,这些“王者”的共同品质是“拥有明智”,能够解决人世间的“纷争”(84-88行)——如果我们细读“序歌”就会发现:诗人三次提到缪斯们唱颂诸神一族,都美妙得不行,但每次都有所不同。第一次唱颂(11-20行)时,地点在赫利孔山,提到诸神的名字不多,而且相互间的亲缘关系不明,出生顺序也是乱的……第二次唱颂(36-52行)时在哪里,地点不明,但缪斯们的歌咏声甚至在宙斯的殿堂回荡,想必离奥林珀斯山不远,更重要的是:诸神一族的谱系开始显得秩序井然……第三次唱颂(68-79行)时,缪斯上到奥林珀斯山,直接唱颂宙斯父神:他如何推翻其父的统治,“公平地给神们分配”荣誉和财富(73-74行)……

116行开始的“最早生出的是混沌……”显然是跟随“序歌”中缪斯们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唱颂。缪斯们的第二次唱颂“从头”——从天地的开端唱起,与第一次唱颂构成的差异在于,神族秩序由混乱变得井然,第三次唱颂似乎要解释的是神族秩序何以变得井然起来……赫西俄德随后的唱颂同样如此(结构上分为两部分:神的职分谱系[116-506行]和宙斯如何建立和施行统治[507-885行])——说到底,诗人赫西俄德唱颂的仍然是缪斯已经唱颂过的。

诸神的诞生处于从宇宙的诞生到人类一族的诞生序列的中间,为什么非人身性的自然秩序与人世的秩序被诸神们的诞生隔开?自然时序中并没有道德和正义,人世中则有,这岂不是说,有了诸神的诞生,而且宙斯当权之后,人世才有道德和正义可言——“当宙斯以公正的决断作出裁决时,所有人无不仰望着他”(84-85行)……这岂不表明,《神谱》的母题是道德—正义秩序的诞生,而非形而上学的“自然”? 诗人赫西俄德从缪斯那里禀得“权杖”,获得的使命是唱颂宙斯神族的统治秩序——所有秩序中最好的秩序,因为,宙斯神族统治的秩序才是一个有道德的政治秩序。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自然哲人对世界起源的关照性沉思出于“惊异”;在赫西俄德笔下,并没有诸如此类的出于“惊异”的思辨性沉思,而是将时序的自然与人身性的诸神世界相续并置,似乎只有两者的结合才给这个世界带来稳妥的秩序。“序歌”清楚表明,《神谱》叙事是道德—政治性的……幽冥的诞生先于有人身的神,大地生出天,以便诸神可以在那里筑居;山脉和大海,所有诸神都是天和大海的孩子,这些年长的诸神都是自然性的,诗人没有为这些自然性的神们的诞生提供一个清晰的“神谱”线索,甚至没有避开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逻辑矛盾:起初的自然诸神既是出生的,又是自在的……爱若斯并没有让混沌和大地结合起来,反倒像是将它们分离开;混沌并非原父、大地也并非原母,两者既非目的论式地相互关联,也非因爱若斯而结合成了一个统一体——赫西俄德没有清楚地解释何谓自然的“诞生”,我们也没有见到所谓的宇宙诞生学说,这不是他关心的对象。

“初始”都是黑暗笼罩……世界诞生之前,一切都在黑暗之中,《旧约》也是这种说法(《创世记》1、2)——人们难免要拿希伯莱圣经的《创世记》来比较一番……赫西俄德的诸神诞生谱系并非像希伯莱民族的《创世记》那样,有一个造物主从虚无中造出了一切,最初出现的是混沌、大地和爱若斯,听起来像是由爱若斯结合起来的一个创生原则,任何这样的原生都有其后续者,要么借助、要么不借助爱若斯……黑夜纯粹从自己(没有靠爱若斯)生出“黑夜之子”,为所有损害性的要素(死亡、受苦、欺骗、年迈、争纷)提供了基础——尤其是Eris[争纷],由此又生出谋杀、战争、谎言、违法等等等等……然而,《创世记》叙事的重点也不在宇宙的诞生,而在此世的正义秩序是怎么出来的:从伊甸园的故事到大洪水的故事,通过先知立法的必要性逐渐凸显出来……与此相似,为人世建立公义秩序的宙斯出生得较晚,此前也有一个凸显建立公义秩序的必要性的过程:乌拉若斯—克洛诺斯—宙斯的故事。

总之,与自然哲人的兴趣不同,而与《创世记》的旨趣相似,《神谱》提供的是一个神话诗式的政治神学,整个说的是公义的统治何以可能——宙斯不再靠计谋来取得统治(宙斯没有参与其母的计谋),他显得具有一个理想的统治者所需要的一切:热情、好胜、强有力(401行),但也为自己保留了机灵(metis,889行以下),与正义女神忒米斯(themis)联姻造就出正义、安宁、良好的秩序和公正,从而,宙斯的正义统治基于更为机灵的政治设计——这位圣王的统治凭靠的不仅是强权,也有聪明和正义……赫西俄德的神谱叙事绝非杂乱无章、没有意图,人身化诸神家族的形成明显有一个政治神学的目的论含义——从哲学角度来读《神谱》,只会南辕北辙。

无论荷马还是赫西俄德,都没有去沉思什么“自然本体”、“世界本质”之类,这是自然哲人喜欢做的事情……赫西俄德对荷马可能确有不满,但问题涉及的恐怕不是“把种种谎话说得来仿佛就跟真的一样”,而是对神义秩序的理解不同。后来,自然哲人指责诗人说谎,也把赫西俄德算在内,但与赫西俄德攻击荷马不同,自然哲人出来攻击古诗人,为的是要把神义的世界秩序置换成自然的世界秩序——帕默尼德讲述过自己的寻神之旅,这个新神才对他揭示出宇宙的“本质”……恩培多克勒把自己等同于一个落地之神,以便得以叩问宇宙的起源……他们带出的一帮学生后来凭靠“自然”之神在雅典搞起了一场启蒙运动——史称“智术师运动”……“保守主义”的大诗人阿里斯托芬在喜剧《鸟儿们》中编了一个“鸟儿们”的神谱来挖苦这帮自然哲学家们。

在唱颂自己的神谱之前,阿里斯托芬的“鸟儿们”先唱了一段幽美的合唱序歌——与赫西俄德《神谱》的“序歌”相比,这里唱颂的主题不是宙斯神族,而是鸟儿们神族:与人类一对比,鸟儿们发现竟然自己才是神样的。

[685]喂,你们这些靠自然为生的人,虚飘飘的,简直与草木没差别,

孤苦伶仃,根本就是稀泥和成的,虚弱得无异于一族浮光掠影,

你们没翅膀,生如朝露,这类悲惨的人哦简直就是梦影,

把你们的理智奉献给不死的鸟儿们吧,咱们才永生不老哩,

咱们才在太空中,不会老朽,思忖着不朽的东西,

[690] 从咱们这儿正确地聆听所有关于悬在半空中的东西罢,

什么鸟儿们的本质喽,以及神们喽、大江大河喽、幽冥混沌喽等等的诞生;

一旦你们正确地搞懂了这些,那就从我这儿去对普罗狄科斯说,他自个儿哭兮兮地去吧。

起头的“喂”是动词命令式变来的呼语性副词,随之连续三行都是鸟儿们对“靠自然为生的人”的称呼,谁“靠自然为生”?希腊人民吗?……非也,希腊人民靠诸神的统治为生,“序歌”最后一行提到智术师普洛狄科斯,我们才明白,这里称呼的“靠自然为生的人”指的是跟着哲学家跑的人,他们听信了哲学之言后,不再靠神义的统治为生……

对“靠自然为生的人”的生存品质的刻画看起来就像是在刻画哲学家,历数这类“人”活得如何悲惨,为下面鸟儿们提出建议埋下伏笔——人是泥土做成的,这样的说法在古希腊作品中还是第一次见到(参见《创世记》2、7,3、19),而且带有贬义——“稀泥和成的”……把人的生命比作幻影,倒是早有悲剧诗人说过(参见索福克勒斯《埃阿斯》125-126行;“你们没翅膀,生如朝露”),但并非用来描绘可怜的凡人,阿里斯托芬援用如此说法,大概是在挖苦想要“靠自然为生”的哲人们总希望自己能像鸟儿一样飞上天……

接下来的诗句就更清楚了:“把你们的理智奉献给不死的鸟儿们吧”……“你们的理智”,谁强调理智?不是哲人们吗……鸟儿们用了五种说法来描绘自己,语词大多是用于宙斯神族的传统说法,与前面三行对“靠自然为生的人”的五种描述形成对比——“永生不老”就是典型的荷马语汇,专门用来描绘诸神,在阿里斯托芬的观众耳朵里听来绝不陌生;689行的“在太空中”不是荷马语汇,但自荷马以来,希腊人民都相信宙斯生活“在太空”(伊2、142,4、186;奥15,523)……鸟儿高飞到空中,同样可以被设想成生活在那里——但在自然哲人那里,这个语词成了哲学语汇,从而在这里具有了双重含义。

“思忖着不朽的东西”这种说法本来也是用在宙斯身上的……思考不朽不是人的事情,而是神们的事情,阿里斯托芬转用到鸟儿们身上,观众听来一定会忍俊不住……“正确地倾听”是智术师们的口头禅,研究“关于悬在半空中的事情”以及“本质”之类,都是自然哲人们的爱好,***(此处省去希腊文若干)[关于]这个语词则是当时兴起的哲学论文题目的标准格式……“幽冥”、“混沌”的说法本来会让人们很自然地想到赫西俄德,但阿里斯托芬却提到的是智术师普洛狄科斯,如此故意张冠李戴会让人发笑,但阿里斯托芬却是在挖苦自然哲人们的观点:诸神都是人的发明……鸟儿们就这样把自然哲人们挖苦一通,要他们“自个儿哭哭啼啼走路”,这可是极不礼貌的说法。

接下来,鸟儿们唱起了自己的神谱版本:

一开头只有混沌、黑夜、漆黑的幽冥和茫茫的塔耳塔罗斯;

既没有大地,也没有空气和天空;从幽冥无边的怀里

[695] 黑翅膀的黑夜最先生出一只风鼓鼓的卵,

几轮季候之后,渴望不已的爱若斯生了出来,

他闪亮着背,带一双金色翅膀,看起来旋风呼啦呼啦的;

正是爱若斯夜里与风飘飘的混沌交合,而且在茫茫的塔耳塔罗斯下面,

才孵出咱们这一族,并最先把咱们带进光明。

[700] 起初,也就是爱若斯促成大交合以前,根本就没有这族不死的神们,

这个与那个交配以后,天空以及海洋才生了出来,

还有天地,以及整个幸福的诸神这不朽的一族。所以,咱们噢

比所有幸福的神们年岁都要大得多哩。

读过赫西俄德的《神谱》116-123行后,我们一眼就能看出,“鸟儿们”的说法整个儿是在摹仿赫西俄德,但好些细节不同。首先,赫西俄德用的是动词“生出”,而这里是“已有”;其次,在赫西俄德那里,大地是创生过程开始之前的原初存在之一,这里却不是——也许因为鸟儿们并不生活在地上……在赫西俄德那里,爱若斯也是原初存在之一,这里却不是,黑夜的孩子却是(695-696行)——把幽冥和黑夜作为第一代,而非混沌之子,倒是与赫西俄德没有不同。

塔耳塔罗斯被当做原初存在之一,也与赫西俄德不同。“鸟儿们”一族的诞生是爱若斯“在夜里”、而且“在茫茫的塔耳塔罗斯下面”“与混沌交合”的结果……为什么需要在塔耳塔罗斯孵化鸟族?鸟族的种类比人和神的种类都多得多,塔耳塔罗斯才有足够宽阔的地方供爱若斯与混沌配对,孵化出各类鸟儿……“并没有不死的这一族”指宙斯神族,与上一行的“咱们鸟族”对比,这无异于说,鸟族比神族更年长,该算得上最老的神族;随后的“在爱若斯促成大交合以前”……意思是,宇宙的诞生都是这以后的事情——注意创生的顺序:奥林匹亚诸神同样是后于天地和海洋才生出来的……

“鸟儿们”的神谱叙事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却不清楚一切最终是怎样创生的,因为,尽管说到爱欲这一基本原动力促成了创生性的交合,但爱欲本身是在这一创生过程的中途产生的。有的古典学者认为,这是俄耳甫斯教的神谱版本,但阿里斯托芬也很可能是在挖苦自然哲人的创生学说,因为,按照恩培多克勒,并没有最初的创生者,最初的原生力不过是两种对立元素的冲突……

我们的学堂受西方现代启蒙学理的影响太重,从哲学史角度来看待西方文明的起源已经成了习惯,对前苏格拉底哲人的兴趣远大于对荷马或赫西俄德的兴趣,国朝学界的西方古典文学研究中缀已久……不了解“诗人的权杖”,能把握西方思想发展的内在张力?

延展阅读书目:

[1] Jenny Strauss Clay, Hesiod’s Cosmo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 德拉·孔波:《赫西俄德:神话之艺》,吴雅凌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

高华:中国共产革命中的毛的因素

在今天的中国,有关毛泽东的叙述,是一个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有关毛泽东的研究已经越出学院的范围,不同年龄段的人,不同社会背景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对毛的叙述,有时,这些叙述是和具体的历史事实相联系的,有时这些叙述只是表明一种态度和立场,而不一定要有具体的历史事实作基础,也就是说,把毛已抽象出来,成为一个符号象征。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毛对中国的影响有何等深远,尽管他已去世二十七年,中国的情况和他离世时相比,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是学历史的,应该比较客观,但即便这样,不同的历史学家,他们的有关对毛的叙述也是不一样的,一个原因是不同的历史学家或学者,他们有不同的评价系统,再有,就是毛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他有着不同的面相,梁漱溟先生就说过:“毛泽东不是一个,而是变化中的许多个”,当我们只看到毛的一个或几个面相,有不同看法,发生争论就在所难免了。对于毛,自可以有不同的认识角度,这些不同的认识角度构成了一个很宽大的平台,能够帮助我们来认识毛泽东这个在二十世纪中国舞台上极其重要,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我只能从自己的认识角度,就这个问题粗线条的谈一些看法。

(一)

我谈的主题或一个基本线索是:毛泽东的崛起和1949年中国共产革命的胜利,也就是中国共产革命中的毛的因素。毛在晚年对他一生的事业也作过自我 评价:我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把日本人打败,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二是发动了文革。对第一件事,没有人反对,第二件事,支持的不多,反对的不少。

毛在中共崛起与他是中共最有名的军事领袖分不开的。1927年9月之后,毛上山,但是当时中共党人上山的也很多,毛有什么特别之处呢?第一,他做的最成功,第二,毛不仅仅是军事领袖,他在政治上也有许多见解,1928——1930,毛在赣南和闽西开创出一片新天地:这就是以共产党军队为中心,发挥政治动员的巨大功能,开展土地革命,争取底层群众支持,创建中国的红色政权。而他的基本的政治态度和领导风格也在这个时期的浮现了出来了:

1,重视革命暴力,强调革命专政对于无产阶级反抗和夺权的极端重要性,

2,有一套改变中国的大见解,随形势变化而变化,从不放弃,

3,重视动员底层群众,

4,非常现实主义,

5,强势的领导风格,

这五点一直延续到1976年毛逝世,基本没有改变。

1928年后的上海中共中央:

1、以城市为中心,

2、对毛乐观其成,

虽然有时觉得毛偏离“正统”,但基本上对毛是肯定和支持的,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毛缺席仍被选为中央委员。1930年后,因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上海中央向江西转移,1931年底-1933年春,上海中央到达江西苏区,与毛的分歧冲突加剧:毛的军事路线与中央的军事路线的分歧是最重要的;其次,党中央要树立新权威而对毛加以防范。

中央的路线是“进攻路线”、“阶级决战”。毛的军事路线:敌强我弱,要有长期的观点,要避实就虚,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大幅度前进,大幅度后退,不以一城一地为目标,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毛的这一套确实很成功,将国民党军的几次围剿都打破了,创造了“以少击多”的典范。

留苏派在周恩来等的支持下,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一个苏式社会在江西二十多个县建成,但由于没有军事上的成功,蒋介石以“步步为营”、“碉堡政策”逐渐蚕食中央苏区,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长征途中,损失惨重,到了遵义,为了党和军队的生存,领导层决定开会,也是毛有意促成的。他有句名言,当仁不让。在这次会议上,毛分化了国际派,争取了周恩来,毛重新进入核心层,毛这时的权力还是相对的,尽管他已成了最重要的领袖之一。毛泽东以后说过,他这个人是 “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的“菩萨”,在遵义又开始“香起来”,并被大家捡了起来,果然遵义会议后,他立即就行动了起来。

毛面临的两个问题

1、如何对付国民党?

2、如何进行党内整合?

毛在1938年和梁漱溟先生说过,他是“以其道易天下者”,1935一1936年,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追击,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头等问题,但是对毛而言,事实上却存在着并行的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战线。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缚国民党之“苍龙”。在中共未夺取政权之前,威胁中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只能是蒋介石政权。因此,如何回击并打败国民党,不仅是毛须臾不能忘怀的首要问题、也是毛用以凝聚、驾驭和统一全党的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和驱动力量。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第二条战线虽不那么凸显,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对党内进行统合的战线。显而易见,欲易蒋介石政权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军队,则一切免谈;而易国民党之天下,又必先改变毛所认为的凡不利于夺取国民党政权的中共方针、政策等各个方面,是故,第一条对外战线与第二条对内战线,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935一1936年,毛泽东将其侧重点主要放在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在毛的努力下,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使中共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明显改善。毛在军事上的成功,对其政治生涯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只是以擅长指挥军事而著称于中共党内,从主要担负军事领导责任到一身兼负党和军队的决策以及指挥责任,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环境下变化的产物,又与毛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资源有关。同时,这也是毛顽强努力的结果。

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状态下发生的变化,对毛泽东顺利地将其在军事指挥领域的权力延伸至党的领域有着直接的影响。长征前夕,战况瞬息万变,形势极端危急,为了适应战略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而中共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的“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但在1935年3月,又根据毛的提议,为便于“应付紧急军事行动”,重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然而,“新三人团”的体制却不同于老“三人团”,代表党的洛甫并不在“新三人团”之列。遵义会议原来决定,周恩来是代表党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毛泽东辅助周工作,但到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来与毛泽东调换了角色——周成了毛的辅助者。这样毛成了事实上的中共最高军事指挥者。毛与周角色的互换对毛有重大意义,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实际已溶入一体,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事实上他己处于随时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毛泽东在1935一1936年使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愈来愈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对党的大政方针和全局性方面的工作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不敢冒任何风险,谨慎地在莫斯科划定的禁区前穿插迂回,努力维持着中央领导层的稳定;另一方面,毛又不失时机,利用战时状态提供的组织机构变动频仍的机会,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有条不紊、小心翼翼地对党的重要机构进行局部调整。

然而毛的胸臆仍难以抒解——在莫斯科和中共党内的压力下,毛被迫长期违心接受对中共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

“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不仅因为它来自莫斯科,也因为它是遵义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护和接受的正式结论,它同样是毛泽东与洛甫政治结合的基础。在军事压力紧迫和毛急于出山的1935年1月,他为了长远目标和出于现实的考虑,可以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到了1937年,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再继续然持这个结论,就愈发显得强人所难了。这个结论之所以要修正,是因为它关系到毛泽东能否实现其“道”,从而在政治前途上开辟一新的境界。不推翻此结论,便无从催毁“教条宗派集团”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更无法打破今毛感到压抑的、弥漫于中共党内的浓厚的俄化氛围,毛就难以顺利地推行他的改造。

一向末被史家注意的1937年的刘、洛之争对中共历史有着重大影响,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中共1927一1937年的政治路线及是否改组中共领导构成的问题。尽管毛泽东完全赞同刘的观点,但囿于党内的强烈反对和洛甫激烈的抵拒,毛只是有节制地表明了自己对刘少奇观点的支持,而未全面阐述他个人对十年路线的总体看法。刘洛争论虽以洛甫意见占上风而告结束,但毛洛联盟从此正式解体,而毛刘长达 30年的政治结合的基础却因此次争论而告奠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内形势急剧转变,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党内又就与国民党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问题发生了新的分歧,毛泽东陷入了1935年以来最严重的困境。

1937年 8月下旬,在洛川会议上,毛提出的利用抗战时机全力发展中共及其武装、八路军以游击战为其主要作战方式、将军队主要力量用于开辟敌后中共根据地等一系列主张遭到中央核心层部分成员冷遇,周恩来且带头对毛的主张表示异议。这是遵义会议后,毛在中央核心层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 “运动游击战”方针受到军方领导人的一致拥护,毛面临军方与其疏离的现实危机。

1937年11月底,王明身负莫斯科要求中央转变方针的重大使命,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的身份飞返延安。王明且以天子门生自居,口衔天启,传达斯大林要求中共全力加强与国民党合作的新方针,受到周恩来等的一致拥戴。周且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不指名批评毛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而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

面对来自莫斯科的巨大压力和政治局内的一致声音,毛泽东虽然隐约其辞,但最终取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相一致的立场,对王明的新方针随声附和,此亦所谓“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王明返国对毛泽东造成的冲击既深又远。1937年12月后,在中共党内事实上形成了毛、王共治的局面,毛的影响相对下降。1937年未至1938年夏,这是毛在遵义出山后政治上最失意的时期。毛自称,在这段时间“鬼都不上门”,此话可能言过其实,但其政治影响相对减弱却是事实。

虽然毛泽东在政治上遭到严重的挫折,但他并未就此罢休, 1937年底至1938年夏,毛韬晦养气、进行各项准备,为挽回颓势竭尽一切努力。

在毛的各项准备中,理论的准备占据重要位置。毛深知“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若不建立起自己的有说服力的概念系统,便无法在新的形势下使其同事折服。而要拿出这一套概念系统,又必须在莫斯科的菜单里进行精心选择,并加以自己的佐料,使其既有莫斯科可以接受之外观,又有自己的灵魂。

此项工程难度甚大,非大手笔无以完成。1935年前,毛尽管已萌生种种想法,但多属对当时党政策之直观反应。只是到了抗战阶段,当毛已研读了一批列宁、斯大林著作,毛的一套想法才在与其政治对手的较量中逐渐系统化和概念化。与王明等的分歧更刺激了毛理论思维的活跃,促使他创造出几个极具攻击力的概念术语。

1938年8月,王稼祥返国带来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为中共核心的口信,毛乘势立即召开中共六中全会,就此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概念,将其“道”在全党和全国完全公开。毛正式亮出自己的旗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共在抗战中获得正当性,也为夺取“解释权”走出关键的一步,毛明确表示,中国不仅从马列主义,而且还要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吸取精神资源。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其大的方面而言,即在于他吸取、运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式,将其与中国历史重大遗产——农民造反、“马上打天下”的传统融汇统一,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现代农民大革命。作为中共摹本的俄式革命理论及经验,虽在毛将中国传统遗产转化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俄式理沦及其经验与毛的观念和行动又常有不合之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民族主义的活力和色彩,它不仅为毛所有的观点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也给毛提供了自由活动的广阔空间,它更有助于改变“中共乃外来观念之产物”这一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观念,而大益于中共在中国社会的生根。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抗战阶段,毛抓住“中国化”的旗帜,立时使王明等陷于窘境而无以自拔。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召开,终使毛正式成为党的领袖。会后,毛开始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此时的书记处类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一度与王明合作的周恩来旋即离王而去。毛与周再次走到一起。

(三)

从1935一1938年,经过 4年的艰辛努力,其间虽有曲折和暂时的失意,毛毕竟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凯歌行进,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须臾不得安宁——这就是毛还未完全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中共理论和思想宣传部门仍控制在留苏派的手中。

解释权——给词语下定义的权力,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共产党内,解释权则尤其重要,谁获得对马列经典的解释权,谁就控制了党的意识,换言之,即使拥有军权和党权,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持,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长期以来,在留苏派的经营下,俄化概念在中共党内早造成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浓厚的亲苏气氛,成为笼罩在党之上、阻遏一切创新精神的沉重低气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毛对此除了愤慨而亳无办法。

1938年10月,毛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台上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学什么?一言以蔽之,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产物:毛的新概念以及毛的态度和工作方法。可是当时既无“毛泽东思想”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斯大林远距离观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贡献,况且,毛也难于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毛真正陷入到欲语又止的境地。

1938一1941年,学习运动并没有使毛满意, 1941年 5月19日,毛当着王明等的面,向王明发起新的一轮攻击,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要求彻底扭转1938年后开展的学习运动方向,“废止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语汇被毛创造出来—— “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留声机”,尽管皆有其针对意涵,却并不明确所指,这就更加容易在词语与现实之间引发疑问和联想,从而猛烈动摇王明等的老语汇的神圣地位,为毛通过改变词语,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

1941年春,实现毛泽东目标的日子已经迫近,毛己成为不可动摇的中共第一号领袖,现在毛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也开始成为党的理论家。尽管毛泽东还未获有中共总书记或党主席的正式头衔, 1941年6月22日,德侵苏,斯大林无力东顾,毛顺风扯帆,先在党的领导层开展思想交峰,继而在1942年初把运动推向全党,是为“整风运动”,这是一场彻底改造全党——从组织结构到精神气质,从语言到思维方式——的大风暴。在1942——1945年时间里,毛用两手:“和风细雨”和“急风暴雨”,从思想、组织、权力结构重组等入手,实现了党的全盘毛化和他个人对党的完全领导。

毛的概念全面渗入党的思想、组织:

1)农民;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最具革命性,

2)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对于革命很重要,但知识分子只有书本知识,因此需要长期改造思想,毛以后对国共斗争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是共产党的农民打败了国民党的知识分子,

3)对理论;毛说,不能对实践有用的理论就是狗屎,甚至还不如狗屎,因为狗屎还可以肥田,

4)对个人与集体;强调个人必须服从集体,

毛抓住几面旗帜,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反帝反侵略,开展底层革命,

1,民族主义(抗日,以后又反美),

2,平民主义(穷人的党)

争取广大底层民众的支持,抓住了大多数,

3,高呼民主主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

新民主主义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欢迎外国资本,争取国内各阶层的支持,抗战胜利四年后,打败蒋介石与国民党,夺取全中国,

毛的成功取决于他抓住了两个大问题: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占据了近代中国的道德至高点,毛的成功取决于他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几个基本问题所作出的有力的回应: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即 “反帝反封建”,孙中山的反应是:创建三民主义,发动反清革命和国民革命,有所成功,也有所失败,关键是对底层的改造着力不够。

毛的反应是:

1、通过对马、列、斯的转换,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创造出一套新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完整的无所不包的新解释体系,为中共提供了意义和价值,

2,灵活的革命策略,

3,高度重视军队,

4,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和组织的统一,

5,发动底层革命,

6,他个人的特殊禀赋:军事学高明和熟练高超的政治谋略, 毛虽不是学军事的科班,这点他特别得意,自称是“绿林大学”。

(四)

1949年中国共产革命取得胜利,一个最重要的的特征就是在冷战格局下,创立新国家、新制度,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中国出现了新的面貌:民族独立国家地位的新确立,工业化的展开,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全社会共同意识、共同价值观的建立等等。新国家、新制度、新社会是中国共产革命胜利的产物,促成革命的成功因素在当代史上继续发挥重大的影响,成为建国、治国的“依赖路径”,但是也有悖论:这就是成功的一套在新环境下,没有及时调整,而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这怎么说呢?这就是列宁所说的:靠广大工农的热情、冲击和英勇精神,可以解决革命的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但这个优点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最危险的缺点了。我们总是向后看,以为这同样可以解决经济任务。但错误也正在这里,因为情况改变了,……不能企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任务。”

1,众所周知,中国共产革命的成功是中共长期领导武装斗争胜利的结果,而这又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一个基本特点,这就是为了抵御外来列强的侵略和改变国内的积贫积弱,中国重要的政治力量,都把运用军事手段实现政治目标,摆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从建国初开始,社会的组织化加速进行,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军事性的风格和精神气质也逐渐浓厚,大大改变了世纪初以来,由受列强侵略而造成的民气低落,精神低迷的状态。五十年代,国家进入到建设时期,从苏联引进的苏式经济管理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帮助中国建立起初步工业化的基础,中国的计划管理模式事实上已具有“理性计划经济”的特征,但是本土过去革命时代的经验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57年后,军事化或类军事化的思维和管理方法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全面复活,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达到高潮。乌托邦主义配之以高度的组织化和军事化的政治措施,军事性格,用行政命令解决一切问题的惯性,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坏。以至 “唯军事至上”在文革初期达到巓峰。在战争年代运用高度集中统一的军事化方法达成革命目标是顺理成章的,在从军事时期到和平时期的过渡阶段,继续沿用军事化方法和手段进行快速动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进入长期和平建设阶段后,迟迟未能建立起以法律为中心,体现共性和个性相协调的现代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培育现代公民文化就缺少了基石,这必然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带来消极影响。

2,1949年,在农村进行了22年武装斗争的革命者进入到城市,他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就是如何和城市融合,与知识分子结合,这是在执政的条件下建设国家,发展教育,科学,文化的关键。但如陆定一同志所说的,解决这个课题对于党和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有困难的,因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党的干部并不熟悉城市,而知识分子对革命也不了解。在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农民是当之无愧的革命的主力军,被广泛动员的农民不仅构成了革命军队的主体,而且在建国初党的队伍中占了的绝大的比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的狭隘性和保守性被遮盖了,而只是被限定在 “小生产自发性”上面,这就造成一种弔诡的现象:一方面,是壁垒分明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农民思维,农民习气又受到高度推崇,被赋予了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特质,而与城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等阶层则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认定是旧阶级,旧思想的载体,被无休止地要求纯化思想,在这种思路下,新老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排斥,其作用在长时期内难以正常发挥。

3,毛泽东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革命的胜利使毛获得极高的威望,毛成为了革命象征和革命道德的最高体现,其权威具有不受制约的至高无上性,在这种状况下,领袖的自律和智慧成为政策纠错的唯一条件。遗憾的是,50代中后期后,一方面是毛的专断性急剧发展;另一方面,他又高度自信,坚信自己已充分掌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于是,在他的不可违逆的意志和昂扬的理想主义精神气质面前,任何形式的政策纠错机制都无从建立。

1949年革命的胜利既是革命的到达点,也是建设的出发点,但“马上得天下”并没有很快转化成为“下马治天下”,这是因为对“革命”与“执政”的互动关系认识不清。“革命”一词在近代中国有完全正面的意义,从孙中山开始,致力于改革中国现实的政治力量都自称 “革命者”或“革命党”。革命成功后,革命者所面临的环境和任务都变了,经济建设为第一要务,为此需要对过去的传统进行转换,需要建立起以科层化为表征的理性化的经济和社会管理系统,培育具有兼容性的公民文化。和平时期的经济社会管理方式和战时状态下组织形式有着巨大的差异,需要有新思路和新方法,科层制虽然存有种种弊端,但至少可保障经济和社会生活不受空想乌托邦的破坏。空想乌托邦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决策过程中的随意性和浪漫主义,在追求理想主义的美好未来时,过去熟悉的记忆和经验不断被唤醒和复制,于是,迷信过去的传统,延续过往的传统,就成为应对现实和未来的不二法门,如此就很难在治国理念和组织形式上向现代公共管理转变。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促成成功的因素在新的时空条件下有可能成为障碍性的因素,对此问题认识不清,必然大大增加了从革命向执政转化的困难。而这种转化的迟滞一定会给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消极的影响。

时至今日,有些学者对“革命”及其内部机制作了具体的分析:

1,社会革命能够导致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因为社会革命的基础很广泛,有广大民众和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它的纲领确实符合近代化的主题:追求国家独立、社会公正和解放,推动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

2,社会革命也有后遗症的问题。革命要求政治有能力全面进入社会和个人的一切领域,其结果是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社会自主发展,这就是国家力量无所不在,社会自主性和个人自主性受到限制并最终完全消失,最后只剩下一个强大到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即列宁说过的所谓“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术界普遍高度评介1978年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进程,认为改革的实质就是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从“革命”向“执政”转变,从“马上得天下”到“下马治天下”。

最后的话:毛是中国人的一个永久的话题,他将持续性的引起我们的思考和反思,而所有这些,都应该指向未来,指向民族、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

贺卫方:纳粹文学的特征——读《纳粹德国文学史》札记

纳粹文学的旗手戈培尔

第一,   谴责以往的艺术,追求内容与形式上与传统之间的清晰界限

照约斯特的说法,魏玛共和国的戏剧除了“女人的内衣裤、色情、酗酒、精神病态、堕落、物质主义和偏见”以外,再没有别的货色。他的意见很有代表性,所以纳粹相信,1933年是打扫剧坛、清除腐朽、迎接新生的大好时机。戈培尔在1933年4月6日指出:“精神腐烂的时代”已经结束,重建的时代就要开始。(p.116)

第二,   对领袖的膜拜和歌颂

「海涅克的」“表现德国人的工作的戏剧”《内罗德》……这出带合唱的剧作落入的那些俗套人所共知:工人的团结一致解决不了经济问题;对工作权利的要求也影响不了劳动者与资本家的传统关系。只有领袖的出现才使“矿山的烦恼”隐去。(p.120)

不过,纳粹戏剧里却很少见对于希特勒本人直接的歌颂。

第三、敌我分明的模式

《德国的愤怒》的主题与高斯的“体育剧场”的主题相似,就是第三帝国即将出现。从场景效果上看,此剧显然脱胎于《浮士德》和表现主义戏剧。国社党的文学作品一般都是按照“非友即敌”的模式展开,此剧也不例外。和摩非斯特与天使争夺浮士德一样,尤林格也安排了一个邪恶的灵魂跟一个善良的灵魂争夺德国人民的未来……(p.119)

第四、煽动对于敌人的仇恨

第五、鼓吹牺牲精神

……这部小说及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则是在吁请人们加入希特勒青年党,特别是向年轻且不谙世事的工人和共产党员发出了直接的呼吁。影片被吹捧为表现了“德国青年的牺牲精神”,而青年又代表着德国的未来。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党,他们就可以摆脱黑帮堕落、无望的生活,甩掉无产者悲惨的境遇;就会感到获得了解放,就会有一种为民族共同体、为德国效力的责任感。(p.109)

第六、追求场面上宏大的效果

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孟军译,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