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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远山的《庄子奥义》，跟着张远山的思路看一遍《庄子》。最初的印象是想起了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明确宣告的：“我要叙述的是往后两个世纪的历史。我描述的是即将到来，而且不可能以其他形式到来的事物：虚无主义的降临。这部历史目前就能加以讨论。因为必要性本身已经出现。未来正以一百种迹象倾诉着自己。”

张远山明确告诉我们：他要叙述的是千年间被遮蔽的《庄子》奥义。《庄子》一书遭到了以郭象为首的儒家注疏者长达一千七百年的篡改曲解，致使庄学奥义千古沉埋，鲜有知者。在刘文典、闻一多、王叔岷等庄学前辈的基础上，校勘出近真的《庄子》。张远山笔下的庄子是尼采那样的先知，张远山坐实的庄子如此明确宣言：他要叙述的是往后千年间的中国历史。他要描述的是即将到来，而且不可能以其他形式到来的事物：专制主义的降临。

这样还原性的发明发现在张远山那里不可胜数。跟道教尊奉南华真人不同，跟传统中国文士喜好《庄子》不同，张远山的工作，是把《庄子》作为一种安身立命的思想资源，提供给中国社会的精英大众，甚至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人类。

传统文明经典的命运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比如《旧约》、《新约》的正典化、经典化就经历了几百年的过程，一批圣徒、使徒、贤士、牧师前赴后继，翻译、辩经、问难、会议，从而不仅确立了基督教的经典体系，而且给社会大众提供了立身处世的背景文本、生存共识，或者说思想资源。

轴心时代的中国经典传播大概算是一个例外，老子、庄子是早有预感的先知，庄子预言说，道术为天下裂。除了孔子学说演变为“儒术”为人所尊外，大部分经典的传播“花果飘零”，在师徒、书院之间流布，墨子、公孙龙子等等甚至无人传承，惠施、杨朱更是文本都失传。即使传统中国儒术在皇权的推动下进行普及，我们的士农工商阶层从中得到的仍只是片断，是如黑格尔说的“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何况即使这样的片断，也有着见仁见智的分歧，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跟圣经具有的神正目的论和彼岸世界不同，传统中国人很少能从自家的经典中获得一个完整世界的图景。

进入近现代，先秦经典的命运更为曲折。先秦经典因为科举被废除以及随后的新文化运动而遭到废弃。最可叹息的事实在于，现代化进程有百年启蒙之功，但经典仍是一笔糊涂账，一笔众说纷纭的烂污账。

在无体制或学术圈的支持下，张远山孤独地研读《庄子》数十年，这种收获的初步成果就是《庄子奥义》。与其说张远山是以学者的姿态进入庄学领域，不如说他是以一个现代普通中国人的身份与庄子交友。数十年的交情非浅，因此张远山谈论《庄子》自不同于一般的学者。如果说一般学者谈论《庄子》多是客观的表述，远山的谈论就带了感情；一般学者多是神而玄之，故作高深，远山的谈论则要通俗得多。庄子这样的经典叙事，在张远山笔下，仍只是先知个人因时应世的寓言式表达。如果一般学者谈论中国经典让人更多想到的是附会二字，那么张远山谈论《庄子》让人想到的更多是坐实。

从张远山还原的庄子看来，两千年来的读庄者都误读了他。有意误读的郭象就是要把他读成儒学的应声虫，即使那些积极的仁人志士也误解了庄子，他们把庄子提供的生命哲学当作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悲观主义、消极者、人生失败者的呓语，直到今天，老庄虚无几乎成了中国学术的常识。庄子的自由情怀只是少数先觉心中的秘密，庄子成为他们生活在如万古长夜梦寐中的知己。在所有的误读中，真正的核心价值不会被误读，真正的读者甚至在误读中参与了天才及其作品再创造的过程。

当然，张远山的庄子还原可能也是一种误读，但这种误读却也许是迄今为止最精彩绝伦的。

魏光奇口述　丁东采写

丁东：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文革年代是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其实，当年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

去年我访问赵京兴，他就说起北京的一部分中学生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有过一次读书热潮。我们当初在沁县插队的时候，也曾热衷于读书，还讨论过一些问题。这些情况，虽然很少见诸文字，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代人的历史。所以，我想请你重新回忆一下文革时期的读书生活。

魏光奇：文革中，我开始注意读书可以追溯到一九六七年五月，原因同介入文革有极大关系。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开始时我十六岁，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读初三。北京中学运动初期血统论盛行，最先得到毛泽东支持的那批红卫兵（即所谓“老红卫兵”）以干部子弟为骨干，讲“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面走上社会抄家破“四旧”，一面在学校内揪斗有历史问题的教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在运动中受到排斥，有的还受到迫害。我出身非“红五类”，虽未挨斗，但也能感到压力，人格尊严受到侮辱。十月以后，由于老干部纷纷受冲击，“老红卫兵”开始同中央文革发生矛盾，但在学校中仍坚持血统论。而受到血统论排斥和迫害的同学则开始组织起来，成为“造反派”，把血统论当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京中学的主要表现予以批判。这一派一九六七年春天发展成为“四三派”。

当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都曾讲话批判血统论，所以“四三派”把他们视为自己的支持者。我参加的组织，就属于“四三派”。血统论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的，这种理论把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作敌对阶级，把文革要打倒的“走资派”说成是他们的政治代表。对此，“四三派”难以接受，起码在潜意识上是如此。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一方面家庭背景同那个“敌对阶级”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在遭受着“走资派”子弟们的迫害。此外，一些未受到政治迫害的工农子弟，也能感受到在经济社会地位方面同干部子弟的巨大悬殊。这样，少数喜欢读书和思考的“四三派”学生就试图对文革作另外的思考，其基本思路是将所谓“走资派”看作一个特权阶层而不是一个政治派别，将文革看作一场社会斗争而不是一场党内权力斗争、路线斗争。如当时《四三战报》上发表的《论新思潮》就反映了这种思想动向。当时，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具有非常神圣的权威，十几岁的年轻人要从新的角度探讨文革的起源和性质，最初不敢逾越毛泽东的有关理论，总是力图从毛泽东的有关文字和谈话中为自己离经叛道的观点寻找理论根据。如毛泽东在文革前的一个批示中曾有过“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提法，曾称一九六七年的“一月风暴”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曾对《战国策》“触癡说赵太后”一节中“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说法发表评论，说这反映了当时的“权力和财产再分配”。所有这些，当时都被拿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产生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可以产生新的特权阶级的理论根据。不过，这些毕竟不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的主体，毕竟不能支撑起一种对于文革起源和性质的新理论。所以，必须还要进行其他的理论探索。这时，一些已经失势的“老红卫兵”也开始批判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批判“一九五九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抨击斯大林的“大洗”，这也激发着我和其他一些“四三派”同学的理论兴趣。我的读书活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丁：这种读书动力显然与应付高考的读书动力大不相同，读书的内容自然也大不一样。你还能回忆起当时主要读什么书吗?

魏：从一九六七年夏天到一九六八年底下乡插队之前，我的读书活动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一九六七年夏天到十月份各派实现“大联合”，在这一阶段，主要精力还是参加搞运动，周围读书的人也不多，形不成氛围，书也不好找。这一时期，主要是读一些马列的著作，如马、恩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哲学笔记》等。当时只提倡学“毛选”，学“老三篇”，读马列的书也犯忌，一些同一派的“战友”甚至还讽刺批评我“想发展毛泽东思想”。除了读书之外，我特别注意当时报纸上关于“苏修”在社会经济领域“复辟资本主义”的报道，抄了不少有关材料。还搞过一些社会调查，趁下乡劳动之机，向老乡了解农村生产队工分和口粮分配方式等等。这一时期在理论和知识方面关注的侧重点是很明显的，就是理论上侧重于探讨政治同经济社会的关系，当时对于马列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特别感兴趣；知识方面注重了解中国和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社会经济状况，说来说去就是想探讨文革的社会经济根源。

第二个阶段是从一九六七年底到一九六八年底。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九月视察大江南北之后，北京中学各校在军训的解放军组织之下搞了各派“大联合”，提出“复课闹革命”，急风暴雨式的运动过去了。那年夏天全国各地有千百万人卷入的大规模武斗和冲突被说成是由王、关、戚等几个“小爬虫”煽动的，这显然说服力不够。有的中学也开始抓所谓“坏头头”，自认为“无限忠于毛主席”和“与中央文革心连心”的“四三派”在“伟大战略部署”之下反而处境艰难，开始有了被利用、被叛卖的感觉。于是，不少人不理解，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开始了读书。读书的人多了，书的来源也就广了，大家广泛搜集，互相交流，有些书珍稀难找，甚至出现了手抄本。

大致说来，一九六八年北京中学生中互相传阅的书有这样几个来源：一是文革前出版而又躲过一九六六年夏秋“破四旧”浩劫的私人藏书，如那时我翻过的一本《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简编》就是一位同学姐夫的藏书，一本考茨基著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五册和另一本介绍美国实用主义的译著是我自己文革前从旧书店买来的；二是从图书馆流失出来的书籍，当时我们一派有几个同学住在学校图书馆，通过他们我们搞到过一些书；三是文革当中，从干部家庭流失到社会上的“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即文革前内部发行的外国当代社科和文艺著作。此外，当时大学生开始分配工作，他们临行前向废品收购站卖了不少书籍，爱读书的中学生们抓住这一机会，到海淀区的废品收购站买书，一公斤两毛六，现在说起来好像天方夜谭。我和一个朋友闻讯后，也各出十元钱，合买了一麻袋书籍和文革资料。我没有读过大学本科，一九七八年直接考上了研究生，学中国近代史，而我最初所读的两本中国近代史著作——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第4册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就是这一麻袋书中的两本。还有一本插队后给我带来娱乐的《外国名歌二百首》，也是这次买的。

丁：当时，北京中学生里还出现过一些松散的文化沙龙，你好像参加过他们的活动?

魏：一九六八年，北京中学生中陆续出现了一些以读书和探讨政治社会问题为纽带的群体，也可以叫沙龙吧。我介入的一个群体被称为“二流社”，我至今不知道它典出何处。这是一个以“四三派”学生为主体的松散群体，一Ｏ一中的任公伟可以算是它的核心，鲍国路（柯云路）也参加过它的活动，但他与任公伟等人不和。除一Ｏ一中的学生外，经常参加“二流社”活动的还有三十五中的郝仁、孙康、常汝奇，清华附中的甘铁生，八中的华有群，四中的范文辉、师大女附中的李宝强等。此外师大女附中的戎雪兰、史宝嘉、孔令姚、夏柳燕等人也参加过“二流社”的活动。“二流社”的活动方式是聚会讨论各种问题。我记得在北海、紫竹院、中山公园都聚过，还去昌平的沟崖和十三陵水库搞过一次郊游。一去三天，自带粮食油盐，拾柴做饭。白天爬山游泳，晚上架起篝火，三两成群，说笑唱歌，探讨问题，非常快乐。“二流社”探讨的多是当时的政治问题，如“新二月逆流”、“工宣队”进驻清华、毛泽东与五大学生领袖谈话等等，但有时也讨论理论问题。任公伟等部分活跃者曾搞过一个分工，计划大家分别进行各个理论领域的研究，我和同学杨志拴分工研究经济。不久大家都去插队了，这个计划没有落实。

当时人们介入各种群体，相互交流往往是多边的。除“二流社”外，对我读书有过影响的还有四中的赵京兴，他的女朋友陶洛颂是师大女附中的，所以戎雪兰、张雷等人与他也有交往。赵京兴在文革运动中不是活跃分子，但他读的书多，思考的问题比较深。他喜欢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推崇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推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他写过一个“哲学手稿”，是关于西方近代哲学的，从培根到费尔巴哈。手稿曾借给我们读，但当时我哲学修养太差，可以说看不懂。不过他对我的读书生活有影响，我开始对哲学产生兴趣，开始读介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书，读杨献珍、关锋的哲学著作，读文革前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并作了详细笔记。

西方当代哲学开始有了一点了解。赵京兴的一份手稿也谈到经济，说应该搞地区分工，实际上是反对公社式的自给自足。我当时对经济自认为懂一点，不同意他的观点，写过一些东西同他辩论。

丁：当时的读书虽然受到文革时期现实政治的影响，但由于正处在人生观形成时期，恐怕某些思想会影响至今，甚至影响终生。

魏：是这样。那些年的读书，至今觉得收获很大。归纳起来，是形成了几个对后来思想发展长期有影响的看法。

其一是通过读一些革命史的书，如马克思《一八四八—一八五九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等等，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了较切实的了解，坚信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文化大革命，都不是仅仅由少数人策动的政治纠纷，都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当时对恩格斯关于欧洲一八四八年革命的一段评论佩服得五体投他，至今犹能记忆：“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

其二是对于从前一年就反复思考的社会分层问题，有一个答案。这同阅读曾为南共联盟领导人的德热拉斯的著作《新阶级》有关系。这本书著于1958年，文革前作“灰皮书”出版过中译本。一九六八年前后，这本书在思想活跃的北京中学生中流传甚广，据说二十年后又一次在北京高校中流传。我最初看到的是一个手抄的节录本。这本书的中心观点是说，苏联和“二战”后在一些国家中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风牛马不相及，它只具有使得东方落后国家以集权的方式完成自己工业化的工具价值。它同样也是一个阶级社会，官僚阶级是这个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阶级，同工人阶级、人民群众处于对立地位。一旦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完成，这种制度将因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集权统治的腐朽而被改变、被推翻。这种观点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有某些合拍之处，对于文革前和文革中因受到血统论排斥和迫害而对社会中的特权阶层极度反感的青年学生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我和我周围的同学当时都因接触到这种理论而感到十分兴奋，感到顿开茅塞，感觉自己一年多来反复思考的中心问题得到了解决。

其三是开始在政治信念和社会改革信念之间找到了联系的纽带。有了反对和消除特权阶层的信念，就要探索实现这一信念的途径，就要探讨“文革”中同“老红卫兵”这一“特权阶层代表”进行斗争屡屡失利的原因。在这一方面，当时受到“省无联”思潮的很大影响。“省无联”是“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这个组织当时被认为是“极左”组织，一九六八年已被查禁，但它有一些文件在当时流传很广，比如《我们的纲领》、《中国向何处去》。

“省无联”有一个重要观点，认为解放后由于三大差别的扩大而导致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修正主义化”，乃是我国官僚特权阶层的土壤，“造反派”同“保守派”进行斗争之所以失利，原因就在于对方有这种深厚的社会基础。因此，只有按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实行社会改造，逐渐消灭三大差别，彻底铲除这种社会基础，官僚特权阶层才能被消灭，“文化大革命”才能取得彻底胜利。我当时对这种观点极为信服，正是抱着这种信念，一九六八年底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去到山西省沁县插队，立志要将反对特权阶层斗争的战场从城市转到农村，在那里做一番彻底改造社会的大事业。

插队后我们的读书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我和杨志拴等朋友带着两大箱书来到沁县，还不断通过各种渠道找到其他书籍。在村与村之间的知青串联中，又结识了你、卢叔宁、赵国楠等师大附中的朋友，大家当时真有点“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味道，不时地聚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会餐联欢，登山击水。与此同时，与在内蒙等地插队和在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的同校同学以及“二流社”时期的外校同学也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互相交流学习心得，交流参加“三大革命实践”的情况和知青集体建设情况。那一时期，白天出工，晚上趴在小油灯下读书，往往直到深夜。我当时写过一组诗歌，反映我们知青集体的生活，其中有一首叫“夜读”，说“茫茫夜，四周星，村东侧，点点灯。正襟危坐南窗下，夜读会神又聚精。赶走一天劳和累，忘却冬寒雪与风……”是当时读书情景的真实写照。

丁：插队接触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实际，你的思想有变化么？

魏：变化有一个过程。在农村插队的头一年，一九六八年读书中形成的那些信念发展成了一整套的农业乌托邦思想。晋东南地区的农村十分闭塞，一到那里，就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一穷二白”。老百姓一年只分300斤左右的口粮，许多人一年四季只有一身衣裳，而与此相联系的则是包括干群关系在内的社会分化不严重，存在着原始的民主制度。一个生产队二三十户，从具体的种植计划到买卖一只牲口，都要经全体社员讨论，队干部无权专断。在我们当时看来，这后一个方面便是“白”，即没有城市中那种根深蒂固、难以铲除的“修正主义”制度，可以在这张“白纸”之上，“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建设一种一方面是经济发达的、另一方面又是平均的、民主的新社会。我在给同学的一封信中说，过去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靠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社会主义改造也靠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搞了农业合作化，资本家办工厂没有了原料来源和市场，就只好接受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现在要消灭特权阶层，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也得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为在城市中，尤其是在大城市中，以社会分化严重为标志的“修正主义制度”已经难以改变，“造反派”在那里斗不过特权阶层，只能在“一穷二白”的农村建设新社会，同时发展经济。待到农村的经济实力大大超过旧城市时，就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之势，就可以下手彻底改造旧城市，彻底消灭特权阶层，向共产主义过渡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赞同“农业学大寨”，钦佩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更钦佩那些亦工亦农、多种经济得好的社队。晋东南长治县有个南呈大队，社队工业办了许多，集体福利事业发达，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它比大寨还具有吸引力。

这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大概坚持了只有两年就破灭了。随着亲身深入农村生活，很快就感觉到，农村并不是一张白纸，并不是世外桃源，它处于城市、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我们亲眼看到，县委、县政府、武装部、农机站、种子站、粮站、化肥站、信用社、公社……所有这些“公家”无不将触角伸向农村，伸向农民，如同一个个寄生虫，紧紧附在农村这个机体上，光是高征购这一项，就搞得农民肚皮也填不饱，哪里还谈得上经济发展，哪里还谈得上制度建设?

意识到靠“农村包围城市”来消除特权阶层的道路走不通，农村对于我们来说便失去了神圣性，失去了吸引力，便只有劳动场所的意义了。1971年后，知青招工的招工，上学的上学，我也于一九七二年十月去了长治市的一个工厂。

谈到下乡插队后思想的变化，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是搞社会调查对我的思想有影响。还在一九六七年的十二月，我和几个本校的同学就到武清县和宝坻县作过为时一周的农村调查。那两个县有一批一九***年插队的天津知青，著名的知青典型侯隽也在宝坻县。我们因为听说运动后期还要插队，所以去找他们了解一些有关插队的情况，但实际上更多地是接触到了当时当地农村的各方面情况。例如，知青们向我们详细讲述了他们作为单身劳力如何自己不能养活自己，而农民凭着家庭的自然分工，仅一个壮劳力参加集体劳动就可以养活一家，我从中充分体察到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自然经济的生命力。又如，一个村的知青向我们谈到了农村划分阶级成分的复杂性，说一地主家好打牌而人手不够，“三缺一”，长期雇佣一个二流子来凑手，解放后划成分，这个二流子因寸土皆无，受雇于人，理所当然地被划为雇农。这些都增加了我们对农村的感性了解，所以插队后，尽管我们坚决拥护学大寨，但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方面，在“阶级斗争”方面，并不那么左。一九六九年底冬闲回北京，我和杨志拴从沁县经武乡、榆社、左权、和顺，步行去大寨参观，沿途又就精简机构和社队工业问题搞了次社会调查。

二是经历过一次关于农村问题的知青辩论。一九六九年底一九七Ｏ年初，经过了一年多插队生活的知青们趁冬闲时纷纷回到北京，过去思想活跃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此时谈论的已经不是文革的政治斗争，而是农村道路、农村政策问题了。一九六九年底，我的一个朋友因父母下干校而借住在黄以平家，我去找她时，结识了黄以平。黄是一Ｏ一中老高二的女生，人能干，又随和善良，同当时中学生中的各个方面都有联系。

当时她家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农村问题的辩论，其中一方的主将是一位1964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的老知青，名叫张木生，另一方恰好是“二流社”时期我的一些朋友任公伟等人。这场辩论不久就受到了北京公安局的注意，不得不中止了。张木生发言的正场我没有赶上，只参加了后面一场，但很快就看到了由任公伟等人记录整理的张木生的发言稿。不用说，张木生作为一个当时已经插队五年多的老知青，对农村的实际情况显然要比我们了解得多。他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的农业生产力上不去原因不是“四清”和文革反复整来整去的干部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说白了，就是人民公社制度不行。除此以外，他的发言还涉及庐山会议问题以及其他更具深刻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如他最后说：“……现在文学艺术不能繁荣，教育复旧，互相联系，完全是体制问题没有解决的反映，一旦解决了，生产力就会飞速发展，文化就会大繁荣。……体制问题说到底是制度问题，说到底是领导权问题，不能往下说了。当人民自觉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会出现一个达·芬奇式的时代。”我当时农村知识尚少，又正在沉浸于农业乌托邦的幻想之中，不能同意他的观点。但他的观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于我后来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影响。

丁：文革结束后，直到现在，你怎么看待年轻时的读书和思考呢?

魏：一九七八年，我从工厂考上研究生，又进学校读书，毕业后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加上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对于中国的现实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看法渐趋理性。今天回想起来，红卫兵时期和知青时期，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或属幼稚，或属空想，或属无知。不过，我同时也认为，自己的这一段思想历程是十分有价值的。首先，在那样一个提倡盲从和迷信的年代里，我始终没有被卷到“红海洋”里去随波逐流，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和探索，没有做“官文化”的奴隶；其次，我一直关心的“特权阶层”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问题。后来我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结论，自秦汉以后，我们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主要弊病一直是君主专制、国家专制问题，“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导致人民无权，社会疲弱，整个国家缺乏微调机制，最终结果便是政治和社会的腐败以及周期性的大动荡、大破坏，延迟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直至今天改变官强民弱、国家强社会弱的一元化社会机构，仍然是我们解决诸如腐败问题、道德沦丧问题、治安问题、民族问题的关键所在。我至今认为，我曾经持有的农业乌托邦思想，其中包含着合理的价值取向，即要求社会公正，注意社会协调。我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深层文化积淀，不注意这一点，国家就不会有长治久安。有人对我说，你这些思想同美国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一致，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贝尔还讲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丹尼尔·贝尔的书我看过两本，我觉得他的思想是西方社会的产物，而我的这些想法是结合中国现实和历史自己思考的结果。据我所知，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我国40年代一些民主党派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出路，就是持这种看法。人们对各种问题持什么观点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大家不必强求一致，但坚持独立思考这一点是应该在全社会提倡的。这两个方面加在一起，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近些年间，跟有些朋友谈天，我经常会感叹：现在的青少年们，实在是受教育程度太浅，在文史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学问。中国人特别是所谓读书人，确如鲁迅先生所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我的父亲那一辈，恐怕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代读书人，他今年已经八十六岁。但照他说，他的学问还是远不及他的父辈和祖辈们。而且在父亲眼里，我还只是会写几篇作文而已。

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何兹全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是我外祖父陶希圣的得意门生之一，我的母亲称他师兄，我们便尊他做师舅，今年九十四岁。他读过我写的书，对我说：你很有才华，但是缺乏学问，今后要痛下决心，多下工夫读读书才好。我听了无话可说。我自认读书比同龄人多，可在我的祖辈父辈们看来，似乎并没有读过什么书，也许不过小学毕业水平。于是我想，比我更年轻的人，现在三四十岁的中青年，绝大多数恐怕只能算文盲。

我相信，一年又一年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或者现在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学生，读到此处要跳起来大叫：谁敢说我们没有受过教育，谁敢说我们没文化。还有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大学的学生们，本都自以为是天之骄子，自然也难以忍受我这样的评价。

空口无凭，我来讲些历史小故事，举些历史小事例，请现今六十岁以下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特别是各名牌大学的学生，乃至大学教授甚至博导们，比较比较，看看自己的学问够得上前辈的脚后跟么。

我的外祖父陶希圣先生，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大学毕业，没有留过洋，但做过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很多大学的教授，曾是中国著名的学者，中国史学一派的领袖。我想，这样的经历，大概够资格比较目前一代中国文化人，以他作比也不算降低现今大学教授和学生吧。所幸的是，外祖父曾相当详细地记录许多他早年读书求学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后代子孙为镜。

外祖父出生在湖北黄冈故乡，但不满三岁，就跟随他的父亲到河南去了。那时我的曾外祖父做河南巡抚的幕府。当时巡抚的幕府，每月八两银子的薪水。而当时的物价，肉一斤是三十文，柴一担是五十文，后来有了铜元，一枚铜元可买鸡蛋十个，三枚铜元购得一斤肉。在外祖父的记忆里，他最初见识到父亲之外的读书人，是在河南巡抚的衙门里。

有一天，曾外祖父带了外祖父到巡抚衙门的东花园，进了一座玻璃隔着的大厅。那里有好几位年伯和世伯。古时文人学士，把同年中举的友人称作同年，所以他们的儿辈就把父亲的同年称做年伯。而世伯则是后辈称家里前辈的世交朋友，所谓世交，至少有几代人之久的友情关系，萍水相逢者不算。外祖父听不懂大人们讲些什么，无外“之乎者也”。那些年伯世伯们让外祖父坐在一个红漆方桌的旁边，吃了一碗肉丝汤面。八十年后，外祖父走南闯北，什么场面都见过了，仍然回忆说：他平生再也没有吃到那样鲜美的汤面。我想，古所谓幼承庭训，就是如此这样一番景象。

外祖父四岁时跟随他的父亲住在河南开封。那时我的曾外祖父在开封做知县。适逢开封贡院举行会试，各省应试的人士都集合在开封。据外祖父记忆，黄梅汤贯予先生借住曾外祖父家院内的一间房子。汤先生送给外祖父一本《三才略》。那本书很大，长一尺几寸，自天文、地理至历史与科学，连同文字和图画，成为外祖父最早的读物。我很怀疑中国现在有多少年轻人知道《三才略》是一本什么书，那是讲解《易经》的著作，所以包罗万象。可是很难想像，那么一本书，当时居然就给四岁的小孩子当读物。

五岁时候，外祖父又随曾外祖父到夏邑，住在县太爷衙门里，不许随便外出，外祖父吃饭睡觉乃至游戏都在官府里面。那一年，他开始正式跟随二叔修斋读书，当时人称发蒙，现在人习惯说是启蒙。但是外祖父不喜欢读《三字经》，又够不上读《四书》，而二叔也并不太管教他。如此混过一年，外祖父六岁，再次跟随曾外祖父回开封，由曾外祖父亲自督导，开始读《诗经》和《论语》，同时也开始练习毛笔字。

只一年，那两本书就读完。曾外祖父调任新野县长，外祖父也随同乘坐骡车从开封到新野，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沿途到处都是古迹，如《诗经》上的汝坟， 《左传》上颖考叔的故里，朱仙镇的岳庙，许州至南阳一带又有三国时代或真或假的遗迹，曾外祖父边走边给两个儿子讲古迹故事，增加了外祖父对历史和小说的兴趣。

曾外祖父在新野任职的两年，外祖父随着他认真读书，先读《书经》和《礼记》，然后读《史记》和《汉书》。所谓《书经》，就是《尚书》，也有称一个字《书》的。那是一部多体裁的文献汇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书，纪录了上起尧舜下至春秋数千年的历史。《尚书》以及外祖父读的其他启蒙读物，加在一起，就是所谓的“四书五经”。我相信现在中国，找不到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读《尚书》和《礼记》的，别说六七岁，就是十六七岁或者二十六七岁的青年，甚至三十六七岁的中年，恐怕也难找一个读过“四书五经”的，证据就是当今中国六十岁以下的人，几乎都极度缺乏文史学识，更毫无礼貌修养。

曾外祖父庚子年曾经从北京经太原走西安，他对楚汉之争的地理形势特为熟悉，所以教导外祖父读《史记》和《汉书》，极尽描摹分析，使七岁的外祖父仿佛亲眼看见刘邦项羽两军在河南对垒，韩信在河北与山东迂回作战的情景。

我的曾外祖母，即外祖父的母亲，也出身湖北黄冈的大族人家。她的父亲是秀才，有咏史诗二百首，被友人偷去刻书，自己无所成名。曾外祖母的母亲同样出身书香门第，有很好的学问，但她只以女工教导女儿。所以曾外祖母毕生尽瘁家务，儿子们读书习字之事，一概听任曾外祖父督教。

那几年，外祖父在河南几处县官衙门里度过。半个世纪之后回忆，他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当时曾外祖母做县太爷夫人，对监狱里犯人的极度关怀。清代监狱，极端冷酷和悲惨。曾外祖母规定，县狱中每日每餐饭粥，须先送上房，由她亲自看过，饭要新鲜，粥要浓厚，才许送到监狱中，分给犯人们吃。如果饭粥不合规定，管监狱的官卒要受到夫人的严厉责罚。一日三餐，天天如此。每次曾外祖父调任，狱中犯人们最感伤心，会痛哭甚至号啕失声，跪在地上，望着知县夫人离去。那情景重复过三四次，在年幼的外祖父心里烙上深深的印记。

外祖父曾说，因为九岁就进了中学，小学生活记忆没有什么，只记得在新野读小学，有一次开学校运动会，他参加算学竞走。学生比赛走二十码到目的地，在黑板上做一道算术题，然后走回原地。学生们都穿制服，黑色羽绫绸衣裤，胸前一排金色纽扣，上面刻龙徽。外祖父穿了那制服，晋见到会的南阳府知府，很觉骄傲，所以记了一辈子。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曾外祖父卸任新野，回到开封，外祖父也跟着住在开封二龙巷。这个时候，清廷实施新政已经几年了，措施之一就是开办新学。开封初创一所高等学校，名叫客籍学堂，在孟子游梁祠。另外一所中等学校，名叫旅汴中学，还有一所法政学堂，一所优等师范，和一所女子中学。其中旅汴中学同法政学堂在同一条街上，那条街就改名叫法政街。

学校是办起来了，可是朝廷不给经费，当时清廷官府银库称做藩库。于是河南省布政使司便通令全省各州县官“捐廉”。清廷给州县官发薪俸的做法是，每到年底，省府布政使的藩库就清查各州县官的薪俸，从中扣除各种罚款，剩下的银子，通知州县官亲自到省藩库领取。清廷官员规矩很多，监察州县官非常严厉，责罚也很苛刻，大小州县官一年做下来，总难免犯有不少差错，受许多罚款，扣除之后，能到手的薪俸不过几两几钱几分，谁也不愿意乘骡车走十天或一个月，去省城领那不够塞牙缝的钱，所以交一张领条了事，银子也不要了。

既然州县官们很少从藩库领薪俸，那只好从本地的税收中抽取自己的生活费。在这种情况下，州县官到哪里去出捐廉﹖无非在各州县田赋的“耗羡”中拨交而已。清廷为防止军阀割据发生，各省州县官都派外省人，不允许本地人在故乡任官，所以州县官们捐廉办了学校，他们的子弟优先入学，而且无须交纳学费。因此学校才起名叫做客籍或者旅汴，本省的子弟们不过趁便搭学而已。

我的曾外祖父为了方便照顾两个儿子，便将小兄弟两个一起送进旅汴中学，那年我的外祖父只有九岁，小学还没读够两年，就进了中学。旅汴中学的算学、英文、历史、地理，以及博物和体操诸课的教师，都是从武昌聘来的湖北人，都是武昌优级师范短期教育的毕业生。原因是湖北省创办新学比河南要早。

外祖父那时上的中学，国文分两门，一门是“策论”，一门是“经义”。策论就是对于一件事或一个人或一句话发表自己的意见。一般同学在各自家塾老师指导之下，已经读过《东莱博议》，作为“论”的榜样，所以就抄摹为文。那《东莱博议》一书，文体是就论题大发一番议论之后，到末段点题，然后全篇也就结束。我的外祖父本来不喜欢发议论，也不会发议论，更不知道怎么大发空论。而曾外祖父本来不喜欢那部书，所以也没有教外祖父读过。因此外祖父自认对于做文章的起承转合始终不大明白，做不好策论。但是他熟悉战国到秦汉的历史，所以做起史论，倒每次都能得九十分以上。

在国文课上做策论，发挥尚可被接受，上历史课就不可以了。当时外祖父上的中学，历史课也是每星期做一篇文章。历史课老师是湖北黄冈的同乡王先生，除印发讲义之外，经常在黑板上摘录些故事，讲到三国，特别津津有味，外祖父很喜欢听，但并没有读过《三国志》。这里顺便插一句，现在中国有几个少年在九岁时读《三国演义》的﹖我甚至可以问，现在中国有几个十岁少年知道有一本《三国志》﹖就算有些孩子听说过《三国演义》那本书，他们读得懂古文吗？

有一次王先生发下题目：刘备不取荆州而取宜州论。外祖父自信那题目是自己的拿手好戏，非常高兴，半小时写了三百字，把庞士元被射死在落凤坡的故事也写上去。哪料这篇文章得了零分，王先生批注：《三国演义》所记者不可全信，而且在课堂上大加申斥。从此之后，外祖父晓得了做史论的规矩，做了一辈子史论，再也不敢拿《三国演义》里的故事做文章。

所谓“经义”，就是摘取五经的文句，加以解释。经学老师是浙江人，在河南落籍，姓陈。陈先生讲《春秋》，以《左传》为主，再参考《公羊传》和《谷粱传》的经义。外祖父记得，陈先生讲《左传》时，先朗读一篇，之后再作描述，最后才解释《春秋》的义例。外祖父年幼，特别喜欢听《春秋》故事，每听陈先生讲《左传》，就听的手舞足蹈。但是陈先生讲《公羊传》和《谷粱传》，外祖父就一句也听不懂。

有一次陈先生的经义题目是“元年春王正月义”，限两小时交卷。外祖父一个字也写不出，眼看着同学一个一个交卷，到最后教室里只剩下陈先生和外祖父两人。外祖父坐在凳子上，两眼流泪，还是写不出。陈先生不得已，走到外祖父桌边，写了几句，叫他抄上去，总算把卷子交了。那陈先生写的句子中，有一句是“何言乎正月﹖王正月也”。外祖父虽然照抄，但一个字也不懂，所以记了一辈子。1931年他到北京大学做教授，讲中国政治思想史，讲到“元年春王正月义”，引用《公羊传》何休注来说明，讲了两个钟头，再也不必窘迫得流眼泪了。

清末年间的中学，除以上课程外，还有修身一课，相当于现在的公民课或政治课。但那时中学的修身课程更着重学生身心的修养，内容大多是从中国历史人物的传记中取其有关修养和成就的话语和行为来引导学生。此外，博物一课，讲述动物植物矿物之外，加以图画。现在所谓物理化学，当时称作格致，分为声、光、化、电四大部门。

英文课分为文法和阅读两节，文法采用纳式文法，阅读采用《拿破仑小传》。英文老师利用这个课本，讲述法国大革命，向小孩子传播共和革命思想，鼓吹中国革命。

宣统元年（1909年），外祖父就读的中学改为开封第一中学，并迁入贡院的新校舍，外祖父兄弟二人也住进新盖的宿舍。开封的贡院是北闱所在之地，乾隆皇帝曾亲自去过，所以规模阔大。贡院后面有座铁塔，有十三层，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是琉璃砖砌成。坐火车从郑州往开封去，车行至中牟，离开封四十里，就可以望见那铁塔了。铁塔后面有个三官寺，寺里神像破碎零落。寺旁有个小砖房，高至三层楼的高度，内有一尊铜佛像，左手摆在胸前。当时第一中学学生们常去那里玩，拾起碎瓦片用力向上抛，以能够将瓦片抛到佛像左手中搁住，不再落下为优胜。

那贡院内的原第一中学校舍，到民国初年成为留美预备学校。北伐战争之后又改做河南大学所在。1937年4月，外祖父到河南大学做演讲，还重访旧地，发现了当年他曾住过的宿舍遗迹。

外祖父记得，当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已在中国有了译本，学界人士开始知道“物竞天择”的道理，受了很大影响。开封的中学生也看到这本书，外祖父读过，但不大懂。他班上的国文老师出了一道题目，就叫“物竞天择”，要学生写。外祖父记得有个同学姓鲁，绰号叫木瓜，也是不懂达尔文，就以贡院横额上的两句“物华天宝”和“人杰地灵”来立论，做了一篇文章，被同学们拿来做笑柄了。

在中学的各班里，外祖父所在班是年龄最小的一班，而外祖父又是该班年龄最小的一个。代数课老师要学生上黑板演题，总是第一个叫外祖父，因为头一题最容易，从来做不错。英文课老师问题，也从易到难叫学生回答。但英文课座位按上学期考试成绩排列，考得最好的坐最后座位，回答最难的题目。外祖父每学期考优等第一名，永远坐最后一个座位。一次他见最后一题很难，前面第三个座位同学缺席，便偷偷坐到那座位上。老师叫到第三题，他站起回答。老师不准坐下，大加申斥：陶汇曾外祖父的名，希圣是他的字　以为年纪小，自恃聪明，要是不痛改，将来要误一生。外祖父站在那里，汗流浃背，不敢抬头。那班只有九个学生，他换座位，如何骗得过老师。从此外祖父懂得不敢取巧，要下真工夫，学业方有大长进。

一百年前的中学生们，读书用功，娱乐也不少，而且正派。开封的游艺中心在大相国寺，中学生们到那里去玩，兴趣不在寺院周围的商店，也对茶座饭摊之类的棚子无所谓，他们感兴趣的，或者是听快书和评书，或者是在大广场上各种卖艺的人，包括表演武术。外祖父认识一个练童子功的少年，十五岁左右，功夫了得，两臂和胸膛受得住刀砍剑劈，小肚子经得住脚踢。曾外祖父的卫士里有一人，号称练金罩功，说是十八天打坐念达摩易筋经，再加些祭拜和符咒，就可练成，那其实是邪术，不是功夫。

外祖父一群开封中学生，也都练武术，学打拳，学对手，练单刀，也练镳，还练轻功，两腿绑沙袋。他们用的弹弓、袖箭、白蜡杆、单刀、双刀、剑等器具，都在大相国寺买。后来外祖父跟随曾外祖父到洛阳任职，那时卫士已经用五响的毛瑟枪，叫做无烟钢，外祖父也学会开枪。而且他最喜欢携带一种短马枪，后腔里可装十三粒子弹，所以叫做十三太保，背了那短枪，骑银鬃黄马，游龙门，很觉快意。

当年有一种大风筝，也叫做十三太保。外祖父回忆说，那年间，放风筝是中原少年最喜欢的游艺。开封每年三月三四有缴筝会，在铁塔之下三官庙前的广场举行。少年和青年们拿出他们最得意的风筝到场比赛。大风筝的力量大，有的要用生丝编成手指粗的绳子才能拉得住。最有力的是蜈蚣筝，以下的有五星筝、七星筝、九星筝，乃至十三星，别名就是十三太保，高达屋顶。青少年们集合一起放风筝相缴，力气大的或者技术高的，会将别人的风筝缴下来。缴人者自然得意，被缴者也不会生气。相互之间都很友善。

外祖父还记得，在中学生时代，除了到书店去买书籍文具之外，几乎没有自己到街上去买什么东西。有一个时期，听说开封鼓楼街上，新开了一家洋货店，叫做华盛公司。全城为之轰动，大家去看热闹。外祖父特地叫了一部人力车，说到华盛公司去。那车夫把他拉出南门，一直拉到火车站。外祖父找不到什么公司，只有回家。他也记得，开封青年会有电影，那只是幻灯，一张一张映出耶稣的事迹。偶然加映活动片子，也只是一条铁路上的旅行，过山洞，顺河沿，眼看着铁路向后退而已。

因为寻常不上街买东西，有些同学买新缎子鞋，总比较窄小。一则窄小一点显得好看，二则不大合适，表示这鞋子不是他自己买，而是佣人去买的。外祖父自己从来不自己上街买鞋袜，因为衣服和鞋袜都是家庭自制的。

那时近视眼在中学里很多，戴眼镜的同学也不少。但是一般社会把戴眼镜当作老年人的事。老年人戴“老三山”的镜子是应当的，年轻人为什么戴眼镜？平辈的人见面为礼，要把眼镜摘下，晚辈见长辈是不敢戴眼镜的。外祖父班上的数学老师张先生是近视眼，他上课时，一进讲堂就摘眼镜，一脚踏不上讲台就要跌倒，惹得全堂学生大笑。

民国元年（1911年），因为曾外祖父调职，外祖父在河南没有读完中学，就回到湖北。然后曾外祖父希望外祖父在武汉继续学业，曾带他到武汉报考博文书院。博文书院当时在武昌大东门外，是卫理教会的学校。外祖父后来很得意地回忆，说他在考场上三个小时不到，就考完了国文、英文、数学三科。国文题目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论”，恰好是《三国志》上诸葛亮的话，落到外祖父手上，一篇文章写了三百多字，半小时交卷。

外祖父考中了博文书院，但是没有去，而进了另一间学校。他在去考博文书院的路上，看见英文馆招考新生的招牌。回住处禀告曾外祖父，便去报考。进入考场之后，国文题目是“知中不知外，谓之盲瞽；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外祖父也是半小时交卷，而且考取，住校读书。外祖父在回忆那考题时补充说：从民国元年的考题，可以想见几十年以后的今日，一些高谈中西文化的人实在毫无长进。

英文馆是郭复初和王璘阁两位先生创办的私立学校，后来改做省立外国语专门学校。外祖父当时已是高中四年级的程度，入英文馆分班，分在甲班，同班学生都是中学或中学以上程度。英语教师是英国人苏则南先生，一开始就教学生读莎士比亚的诗篇。国文教师是胡先生，国学馆毕业。历史教师是罗鹿宾先生，也是国学馆出身。修身课由方先生教授，是个老秀才。这几门课，都是选读些古文与史书。

其间有两个小故事，很有趣。当时曾外祖父在湖北财政部任职，外祖父每每到财政部去见曾外祖父，取得几串钱，回学校缴纳伙食费。有一次他到财政部，发现曾外祖父调任黄陂县长，不在武汉了，他拿不到钱。于是学校伙房就贴出学生欠费通告，列出外祖父的名字，并且立刻停止他的伙食。直到后来，外祖父找其他在武汉的亲戚长辈要到伙食钱，才有饭吃。

英文馆的两座楼后面，走上山坡就是树林。右边有一道矮墙，越过墙去，就是财政部后面的山坡。坡上有陈友谅墓，是武昌的名胜之一。英文馆的学生下课之后，经常上山一游。有一次财政部大印失踪，都知道是部里哪个职员偷去私印税单，可仍旧装模作样地寻找，前厅后院搜查。那天刚巧外祖父与几个同学越墙在陈友谅墓游玩，就被财政部工役们捉到，押解下山，送回学校。走过财政部房子，外祖父感觉十分窘迫，一怕被曾外祖父发现，当众责骂，二怕部里员工晓得他是曾外祖父的儿子，让曾外祖父脸上无光。

外祖父在武汉英文馆读了一年半，便休学被曾外祖父接到黄陂任上。他没有在黄陂进学校，而是住家跟从曾外祖父读书。读史之外，曾外祖父教授外祖父读《古文辞类纂》，《唐宋诗醇》与《杜诗镜诠》，学作文和写诗。外祖父读完四史，又开始圈点《资治通鉴》；读完杜诗后，又开始读苏东坡诗。他会做史论，却无论如何不会做诗。曾外祖父责备之外，只有鼓励他多读、多背、多写。但是外祖父读诗时，多记诗中典故，实际上仍当作历史读了。多记典故，就可以做骈体文，外祖父曾尝试学做此类文章，但还是不会做诗。

1915年，曾外祖父从黄陂调回武汉，外祖父跟着回乡，没有回英文馆，而是在家闲居。所谓闲居，也并不闲，一年时间里，他读了《资治通鉴》，又读《史兵略》，还读《老子》、《庄子》及诸子书。他每日用小楷抄录杜少陵、苏东坡、杜牧、李商隐以及温飞卿的诗集。除此，还读王船山《读通鉴论》和《宋论》之类的书。外祖父那时自认在史论一门大有可为。每次自择题目，自写文章，每文有至二千字或三千字之多，直有“下笔不能自休”之概。

外祖父自小就不大在乎身外之物，不在意整理衣服，夏天的白布衫往往穿成黄色，裤腰总是在裤带之外，而且向下搭。有个邻居姓柳，是镇上的巨绅，柳家少爷跟外祖父年纪相若。每当晚饭之后，各家眷属都在后门外纳凉。柳家少爷的裤带是向上撑，外祖父的裤带却往下搭。相形之下，外祖父大觉惭愧。后来读到《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少年时，见朱勃“衣方领，能矩步，辞言娴雅。援才知书，见之自失。援兄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尽此耳。卒当从汝禀学，勿畏也”。外祖父背下此句，衷心地以此自解。

其实博文书院和英文馆虽然不够正牌大学的水平，却已经高过普通高中，可以算是学院级的学校。外祖父当时才十四五岁，只是中学生年龄，所以仍当作中学来读，我在这里也就记做中学了。

外祖父还记得，他初中在河南曾外祖父官府里住的时候，就读过佛教的《楞严经》和《大乘起信论》。曾外祖父去世，外祖父在家居丧期间，为了解除心中的悲痛，更曾用心诵读《法华经》、《圆觉经》、《阿弥陀经》、《楞迦经》、《成唯识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等，还手抄过《金刚经》。虽然那时他是北京大学预科的学生，但做到这些功课，仍旧实在很让人惊奇，他毕竟只有十七岁。

《文字·传奇——法国现代经典作家与作品》　作者：袁筱一　版本：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版　定价：18.00元

读《文字。传奇———法国现代经典作家与作品》，不免要想象一个属于袁筱一的课堂。这部“几乎原封不动地”把课堂讲义汇编成册的著作，间或以某种法兰西式的浪漫细节，让我们想象中的课堂立体起来，生动起来，布尔乔亚起来。

在“法国现代经典作家与作品”这门课的最后一讲，袁老师带去了一张唱片，巴伦博伊姆演奏的德彪西钢琴曲回旋在课堂上，入侵了本应由繁复的学术名词占据的空间，用来“诠释最后那点所谓的‘法国精神’”。

这确乎是一份比通常意义的文论集更容易读进去的作品。专业术语尽可能精简，文本阐释尽可能形象，我们轻易就能找到聪明而感性的、既适合学生做笔记又适合小资玩深沉的句子：

“男作家和女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男作家总是在虚构中不留痕迹地推出自己，而女作家却是在关于自己的描述中不留痕迹地进行虚构。”

“卢梭是在自恋实质的记述之中构建他假想的真善美；而萨特却是在废墟的中央解构世界所谓的真善美。”

“然而现代文学是绝望的文学，是一点点把我们曾经相信的东西毁灭掉的文学。现实的世界坍塌了，可是文字的世界并不能用来替代现实的世界，因为它也是不完整，不完美的，因为它在描述现实世界这座废墟时，自己本身竟也几乎成了一座废墟。”

但《文字。传奇》并非仅止于此。合上书，大脑的显示屏自动跳出两个字：抵抗。第一层“抵抗”是大张旗鼓的，它甚至就写在本书的前勒口上，告诉我们，法兰西文学神话的本质是“以性感抵抗死感”。再细看，这句口号是从刘小枫先生的《沉重的肉身》那里借来的，但袁老师轻轻巧巧地打上了一束追光，辅之以画面感十足的解说：灯光灭掉的时候，时间会停下它的脚步，规矩、准则将不再存在，我们是自由的；然而，灯光一旦开启，时间又将继续它的行程。而文学应当“让你在一个暂时被搁置了时间和空间的世界里，经历别样的生活”，即“暂时关掉灯光，让时间停下它的脚步”。逻辑再往前推一步：“死感”正是与“时间”密切相关的概念，能够抵抗它的，只能是那种“魔鬼一般的”、“想要生活在灯光永远不开启的黑暗世界里的”勇气。性感的勇气。然而，每每讲到这样激情四溢的紧要处，袁老师总是忘不了要往回收一收的，她宁可稍稍逾越文学评论者的身份，向学生亮出一道黄牌：“有的时候，这种抗争会是一种灾难。当我们把生命的重量过分倚重在一根细线上的时候，它真的可能是一场灭顶之灾。”

至此，第二层“抵抗”悄然登场，毋宁说，这是对第一层“抵抗”的抵抗。广义地说（虽然作者从未言明），这或许可以表达成：生活对于写作的适度抵抗。这条隐形的线索同样是贯彻全书始终的，尤其是在涉及几位女性作家（波伏娃，杜拉斯，萨冈）的章节中，袁老师不止一次地将自己的个人阅读史掀起余痛尚存的一角，展示与这些作品“肌肤相亲”的过程曾经多么深刻地影响过她的生活，她又需要怎样艰辛的努力，才能抵挡被渗透在这些文字中的“孤独、欲望、死亡、绝望”深度卷入的诱惑。用袁老师自己的话说，一旦抵抗成功了，就能“带一点怜惜地看她，看上帝呈现给一个和常人稍稍有所不同的作家的黑暗命运，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一起来解读这命运，目的是不让这命运成为自己的命运。”

这几乎构成了整部书最显著的特点：它既是学院气质的，契合于教学需求的，也是极其个人化的，是蓦然回首间，对个人与文字错综纠缠的经历的某种饱含悲悯的清算。反过来，这种清算本身，恰恰也提示着作者所分析的文本的特点，那种强大的侵入内心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是拿自己的“抵抗史”做标本，解剖整个法国现代文学这座庞大的躯体———如果觉得以上比喻略嫌生硬，那么，不妨闭上眼睛想象：我们该怎么真真切切体会某件物体的“力量”呢？最简单的办法是，我们上去推一把。袁筱一就是那个在讲台上演示“推一把”的教师。

个人特别偏爱讲罗兰。巴特的那一章，逻辑完美，分寸合宜，嵌在另八篇论述小说家的文章之间，竟然格外妥帖。结构上，它切切实实地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似乎是读到这里，所谓“法国现代经典作品”的概念，终于豁然开朗起来。巴特对于现代性的阐述，经过袁老师的分析，恰到好处地承担起了全书的灵魂，使得弥散在《文字。传奇》中的那些轻声叹息，不再仅仅是叹息。

2008年第12周 总第218期 （3月20日-3月26日）

【总榜】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1.家具篇：马未都说收藏（↑2） 马未都 中华书局 29.00

2.求医不如求己2（→） 中里巴人 江苏文艺出版社 29.00

3.沉思录 （↓1） （古罗马）马可·奥勒留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4.货币战争（→） 宋鸿兵 编著 中信出版社 38.00

5.明朝那些事儿（五）（↓1） 当年明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8.80

6.别笑，我是英文单词书2（↑新） (韩)文德 中国档案出版社 29.80

7．《论语》中的员工准则（↑新） 刘为礼 石油工业出版社 26.00

8.杜拉拉升职记（↑新） 李可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6.00

9.20几岁决定女人的一生（→） （韩）南仁淑 南海出版公司 22.00

10.马云点评创业（↑新） 《赢在中国》项目组 编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30.00

【小说】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1.杜拉拉升职记 李可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6.00

2.奋斗(上) 石康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5.00

3.大象的眼泪 格鲁恩 上海人民出版社 25.00

4.我叫刘跃进 刘震云 长江文艺出版社 25.00

5.活不明白（全新修订版) 孙睿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3.90

6.匆匆那年(全二册) 九夜茴 东方出版社 29.00

7.午后薰依茶 明晓溪 新世界出版社 22.00

8.追风筝的人 胡塞尼 上海人民出版社 25.00

9.山楂树之恋 艾米 江苏文艺出版社 25.00

10.士兵突击 兰晓龙 花山文艺出版社 32.00

【非小说】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1.家具篇：马未都说收藏 马未都 中华书局 29.00

2.沉思录 （古罗马）马可·奥勒留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3.明朝那些事儿（五） 当年明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8.80

4.别笑，我是英文单词书2 (韩)文德 中国档案出版社 29.80

5.20几岁决定女人的一生 （韩）南仁淑 南海出版公司 22.00

6.国学基本教材：论语卷 李鍌 新华出版社 28.00

7.德云日记:我给师傅开车 赵峰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2.00

8.包容的智慧 刘长乐、星云大师 湖北人民出版社 28.00

9.于丹《论语》心得 于丹 中华书局 20.00

10.人生若只如初见 安意如 天津教育出版社 23.80

【学术】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定价

1.1958—1962年的中国知识界 罗平汉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32.00

2.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黄仁宇 九州图书出版公司 38.00

3.浪漫主义的根源 （英）伯林 译林出版社 18.00

4.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 俞可平 社科文献出版社 35.00

5.观念的发明者 （美）唐纳德·坦嫩鲍姆 北京大学出版社 40.00

6.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 （美）霍奇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5.00

7.尼科洛的微笑：马基雅维里传 （意）维罗利 上海人民出版社 27.00

8.城市文化读本 汪民安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 48.00

9.脏话文化史 (澳)韦津利 文汇出版社 19.00

10.心灵导论 （美）塞尔 上海人民出版社 33.00

【榜说】

论语与菜市场派对文化

上回我写榜评提了句“古董生态”，未想马未都先生非但上得排行榜上，又上了《三联生活周刊》封面，据说签售也相当成功，“我上了《三联生活周刊》封面，怀里坐着一只紧张的黑猫，背景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旧漆大门上的门神，黄花梨圈椅显得幽暗。最引人注意的是猫的双眼和我的双眼。这个封面像一个时髦电影剧照。”马未都不禁在博客里写道。

这个姿势其实已经被于丹、易中天、阎崇年等在“百家讲坛”的椅子上先后演绎过，所不同的在于“摆拍”的侧重点不同，或是悠闲自在、或是指点江山、或是睿智智慧———这个“座次”的摆拍隐晦地突现出（电视人+包装=电视教授）的媒介营销包装法则，用马未都自己的话：于丹是鸡汤，我就是方便面。刘易斯·科塞用“理念人”来追溯了西方知识分子生存的社会背景，揭示了支持或阻碍着知识分子的理念，可以说“理念人”是在全民电视文化运动的光环里被“凸现”出来，造成某某其实就是为某种“理念”而生的“守门人”，这个“理念”或许是当事人真正的理想抱负，但在“电视”之光的照耀下淹没，一切只是成为产品理念和意志的体现与需要。

再说“论语”题材的读物，几乎快臭街了。于丹《论语》心得、《论语》中的员工准则、《国学基本教材：论语卷》，如果加上大量注释类的论语，和一些尚未浮出市场的，我的一位朋友说：论语本来是本“为政”的书，家天下，但于丹把它变成“励志”书，但还不敢太张扬。现在好了，“员工准则”的出现，意味着“国学读物”底线的放开，你看到孙悟空是个好员工，庄子是个好村长之类的，务必喧笑，其实，传统资源的再生和利用一直是在各类的“策划点”上展开的，经典普及于大众不可能如同菜市场文化那样，自由交易，各取所需。

全民文化热也来自于一种媒介传播的想象，在喇叭和影像所到之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若从市场的角度看，论语可以谈得很多，比如公司文化，领导关系，师徒关系，孟子可以涉及智囊团、说服术、演讲学、诡辩术，庄子、老子涉及养生、病理、厚黑、管理……中国一直不缺少这类读物，现在问题在于，整个社会都在把典籍当成一个大黑的口袋，试图从里面抓出一些东西，这些现代阅读的虚浮和功利恰恰是和读经本身构成悖论的。

最后要提一下韦津利的《脏话文化史》，我一直觉得对这本书未出前的声音就够多了，多有译介，那些“野狐禅”的脏话可能会比正儿八经的讲义更吸引人，周作人曾经用这个句子来比喻我们的文化史生态：在冬拱先生的《四书》下面，总是藏着一部《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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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至22日，法国文化中心内举行了三天“向妇女文学致敬”活动，请来了三位法国女作家做客。“女性文学”这个标签，在会场上屡次遭到主角、法国两位女作家：中年人葆拉。康斯坦与青年人马克斯。蒙内委婉或直接的抵触。而更直接的质疑来自台下听众，她向同样作为女性的主持人、法国使馆负责文学事务的柯蓉提问：“异性文学”这个圆桌会议探讨的主题标签，到底是从谁的视角出发？

三天五场巨细分明的“与XXX共度一小时”，沙龙气氛明显，但每次都七八人一字排开、饱满热烈的台上，相对的是瘦弱的台下：就一百多个座位也从没满过。而且法国文化中心这样公开、免费，不设任何外在门槛、场内也有中法翻译的文学公益活动，吸引来的大部分听众仍只是在中心学法语的学生。惹得受邀参加最后一场“妇女写作，是异性文学吗”圆桌会议的刘索拉，张口闭口就是感觉颇屈就“简单地说给台下的小孩听”。

刘索拉对台上的主角、26岁的女作家马克斯。蒙内用的口气也是“小孩”。幸而翻译过去的法语没有完全忠实，只翻成了“年轻人”。因为外表柔弱而风情的马克斯。蒙内，在法国本土之所以受瞩目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她的小说《克里斯蒂娜的囚徒》给了读者、评论界与媒体以“50多岁男性在写作”的错觉。她在现场极其认可这种错觉，而小说的背景是马克斯的经历。翻过这本书的中译版，感觉作为写作者，马克斯从“她”的视角，写了本“异性文学”；而匍匐在文本里的马克斯，则介入了另一股精神气，更接近“他”。这巴洛克式的“对位”，也许能给上面的“视角”问题记一处注脚。

第一日的台上有两位男性，来自中方出版社。其中一位———周实的描述就有代表性，男性角度，期待女性写作带出来的是温暖、爱、优雅；相对于马克斯作品里的女性，周实似乎更愿意先谈葆拉。但葆拉立即对这种对她或她的写作“柔弱”的观点做了澄清。其实除了这次论坛，法语中心这几年来陆续引介进来的法国女作家，她们都有统一的质地：不欢迎传统眼光看待女性及女性写作的预设；也不欢迎一个模子出来的问题：非“传统”非“柔弱”即“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的假设。抛开性别话题，她们也都欢呼“终于走出了笼罩文坛几十年的‘新小说’的紧箍咒”。

此外，中西对话，尤其是没有任何接触的铺垫直接摆上台面的，通常都会有因文化差异而发生一锤定音的误解。要不就是懒懒地各自在自我的文化里，忽略背景的差异，大概抛接几下，表达几句，争辩一番了事。此次的中法文学对话，不管同性、异性，依然鲜见主动跳出自我文化，站到中间来真正达到交流的姿态。于是一涉及“比较文化”话题，双方难免自说自话。相互理解多少，似乎不在圆桌会议关注之内。

台湾上周又顺利举行了一次总统直接选举，整个过程非常平和理性，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好评。在中国大陆，台湾的选举更是一个热门话题，尽管官方可以把这次选举的结果解释为是台湾人民不认同民进党激进派的台独路线，从而显示了”祖国统一”是人心所向，但民间的反应重点在”民主”而不是”统一”，用大陆著名作家傅国涌的话来说：

“今夜台湾，我们看到了权力的谦卑，而不是骄横；我们看到了台湾选民的理性，而不是被妖魔化的非理性；我们见证了台湾是一个选票、选民的力量主导的社会，而不是政党自拉自唱的舞台；我们看到了政治人物胜固可喜、败亦欣然的从容与镇定，看到了台湾民主正一步步走向成熟。”

其实，民主制度在台湾日渐成熟的表现不仅仅是选举和投票，也表现在枪杆子的归属上。台湾军队沿用历史上的称呼，至今仍然叫”国军”.这支军队当年是蒋介石一手建立起来的，受国民党的控制，军队中有国民党的政治工作人员，任何其它党派不能在军队中发展组织。因此，与其说它是”国军”，不如说是”党军”.

然而，自从台湾实现了多党政治和民主化以后，这支昔日的党军已经越来越朝名符其实的”国军”和平演变。所谓”国军”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军队国家化，不属于任何党派，它在宪法范围内履行保卫国家安全的使命，而不是干预内政，甚至公开声明要捍卫某个政党垄断国家权力的政治特权。

台湾上次总统大选，在野的民进党击败国民党，陈水扁当选。当时台湾军队的态度一时成为很多政治观察家关心的对象，因为这支名义上的国军实际上的党军第一次面临一个非国民党的政府。台湾国防部为此在选举揭晓后15分钟就发表声明，表示尊重选举结果，并向新总统宣誓效忠。台湾国防部的这个声明在中国近代史上意义深远，它宣告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主宰了中国政治舞台数千年的山大王哲学至少在台湾已经被现代政治理念所取代。现在看来，说台湾军队当时的立场实际上为民主制度在台湾的最终建立提供了保证并非夸张。

在今年的选举后，台湾国防部表示依据宪法尊重合法选举结果，甚至没有必要对外再发表书面声明或宣誓效忠。国防部发言人说这次选举过程的平和顺利，显示台湾的民主已更加成熟，国军对台湾民主发展有信心，至于投票结果，国军秉持军队国家化的立场，不作任何评论。台湾军队的这个立场本身也正是台湾民主成熟的表现。

有这样一支名符其实的”国军”，无论谁在台湾当总统，他都不用为”军队在谁的手上”而睡不着觉，不用一上台就封一大堆上将中将，不用在司令的身边安插政委，更不用把亲信安插到中央警卫局。至于”支部建在连上”，是党委权力大还是司令部权力大等等更是天方夜谭。有这样一支名符其实的国军，台湾民众可以放心地对各个政党领袖品头论足，充分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该让谁下台就用选票把他赶下台，而不用担心一觉醒来坦克已经开上街头，那些”共和国的卫士”正用”血染的风采”来捍卫一个政党千秋万代永不下台的誓言。

有这样一支名符其实的”国军”，台湾民主的前途一片光明。

我曾九次去台湾，2000年还特地去台湾看了总统大选。热情的台湾选民，参加各种选举活动，旗帜漫天，喊声如雷；家家户户说选举，夫妇为选举投票而分歧，父子为选举而争论，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今年台湾的大选，我除了每天看《海峡两岸》，还从电脑收看台湾电视，选情的迭荡起浮令我神往。 3月22号投票，下午四点开始检票，七点多国民党宣布马英九胜选，立时马、萧总部欢呼响彻云霄，选民喜极而泣；民进党承认落败，谢苏总部前支持者也流出了悲伤的眼泪，场面十分感人。

对比大陆的选举，真是天壤之别，在大陆不管哪一级的选举，选民都非常冷漠，两者相比，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别？观察台湾的选举，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一）民意至上的台湾选举

台湾选举中民意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尊重，民意至上是台湾选举的核心价值；民意有多种表达途径。投票当然是民意的定量表示。在这个之前，台湾的民意还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方式传达出来。可以参加政党的造势大会，可以参加游行，也可以用电话在电视的”扣应”节目中，表达自己的观点、意见、批评，这都是民意表达的大众化形式。

每个电视台、报纸都有一些名嘴、名笔，他们是民间的喉舌，他们不断地收集民意，然后独立地发表出来。

还有很多的民意调查机构，隔三差五的通过随机的电话访问调查民意，以后公布调查结果。一些事件发生了，他们会立即做民调，公布候选人支持度的变化，如两位候选人要举行辨论会，会前会后都做民意调查，这成了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事后人们发现很多调查的结果和真实情况八九不离十。

因为怕民调不准，影响选情，投票前十天不准公布民调，但政党内部还在做民调，如蓝营的四立委到谢、苏总部踢馆，消息传出，马英九支持度下降4个百分点，于是马立刻出来公开道歉，多次大鞠躬，犯错的一个立委被迫自动退党谢罪；绿营庄国荣，粗言批评马英九的父亲，使绿营支持度下降6个百分点，谢长挺马上公开道歉；再如，西藏镇压事件出现后，被认为”亲中”的马英九，支持度下降两个百分点，马立刻表态：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他当选后可能考虑抵制奥运。

两党总统候选人经常关注民意，及时地调整政策，民进党提出”入联公投”，支持要求加入联合国的民意，国民党不甘落后很快提出了”返联公投”与之对应。

大陆的选举，看不到民意的表达，更看不到有什么公开的民意调查，所谓的选举只是任命制的另一种表达形式，根本没有竞选，当局逼着选民投赞成票，去年有个办公室主任听说我要”竞选”竞吓了一大跳。

（二）高度透明的台湾选举

台湾的选举各个阶段都是高度透明的。在初选阶段推举候选人就有公开的竞选活动，为了产生两党的候选人竞争者用各种方式发表自己的政见，举行辩论会。民进党，四大天王为当候选人争得不可开交，互不相让，最后谢长廷与苏贞昌相持不下，甚至一度翻了脸。

国民党为提出候选人也是激烈角逐，最后马英九和王金平各拉人马，相持不下，各人表白自己的观点，互不相让。王金平甚至批评马英九不是本省籍，而不愿与他合作，结果马英九只得另择副手，成立了马、萧总部参加竞选。

大陆决定候选人完全是黑箱操作，广大选民谁也看不到这些候选人的政见和有什么优缺点；台湾的投票过程、检票过程完全透明，选票的形式在电视上进行广泛的介绍，投票的现场允许记者采访并随时报道；为了防备有人做手脚，规定投、检票必须在同一个场所，按台湾的讲法，票箱不能长脚，怕长了脚运送中作弊。这次大选投票下结束后，马上当场检票，有人监票，记者的摄相机、照相机就在旁边，随时记录、报道。这样的透明不给别有用心的人以可乘之机。

这与大陆的直接选举有极大的差别，去年我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投票结束后票箱不知搬到哪里去了，三天之内没有开票的结果，第四天上午才公布了指定候选人的得票数，独立候选人得了多少票没有数字，在哪里开票？由哪些人检票？谁都说不清楚。

（三）司法的独立下的台湾选举

台湾的选举体现了司法的独立和效率。很多有争议的问题和案件都能够得到司法的公正、及时地处理，如马英九的特别费案，虽然绿营要求判刑，但二审合议庭认定无罪，使他有 了参选资格，并最后当选总统；再如大选投票最后一天，民进党控告国民党耗费四亿雇车接送选民，是变相买票，法院及时公开澄清，断定该行为不违法，从而使选举能够正常进行下去。

大陆在基层选举中，出现了很多组织者违法现象，法院应该受理，如2007年我向区法院控告基层组织者侵犯我参选的权力 ，他们竟电话回复”我们不受理选举案件”.一般的竞选者只能忍受这种不公正的待遇。

（四）竞选和竞选文化

振兴经济要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平等竞争，企业之间、商品之间要平等竞争。我们推行市场经济已经二十年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政治上平等竞争？竞争会给经济带来活力；隔行如隔山，隔行不隔理，政党、政治人物的竞争不是同样会给政治带来活力吗？从台湾选举中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有了竞争的环境、竞争的规则，在竞选中，就能出现一批政治上的精英、活动家和一些有活力的能够代表民众的政党。成熟的政党、成熟的政治人物必须经过竞选的洗礼。政治上的垄断、各级政治领导人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只能维持一个极权的统治，只能制造腐败、腐朽和腐烂。政党的竞争、政务官员由竞选产生，还能够提升政务官和政党的素质，能够清扫污垢，能够淘汰政界的落伍者。一个政党垄断政权，拒绝外界的批评和制约，必将会走向腐败、腐朽，现代政党必须要经过竞选的洗礼才能诞生。对一个多年执政的政党，又缺少内部的民主机制，只有竞选失败，才能够促使他冷静思考，反省错误。

（五）台湾的经验是大陆的榜样

多少年来，在大陆禁谈台湾经验，不但经济不能谈，在政治上更不准谈台湾经验。现在大陆危机四伏，贪腐遍地。大陆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大陆必须有场重大的”变革”，沿着什么方向变？说穿了就是：自由化民主化，政治和经济一样都需要反垄断、提倡竞争，在竞争中变革，国人迫切需要方向和灯塔，需要榜样。灯塔和榜样在哪里？就在我们身旁，这就是与我们同种同文、一海相隔的台湾。

台湾选举后，美国布什总统发表评论，他说：”台湾再次展示了民主自身的力量和活力”，他称台湾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评论很精准，台湾当然也是大陆的民主灯塔，是大陆的榜样。

大陆和台湾很快就会三通，很多人有了去台湾观光考察的机会，观光什么？可以看山看水，游览市容，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去看看、去体会一下台湾的制度、文化及各界人士的素养。

在谈及政治改革的时，人们往抱怨中国有很多不利因素，如大陆缺少欧美的西方文化和影响，缺少和欧美的接触，缺少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但是很多人忘记了，就在我们身边，还有台湾和香港。他们正是中华民族接受西方文化的秀代表，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继承者，现在让我们通过两岸关系改善的机遇，去接触现代民主文化和优秀的传统，用以推进我们的民主化，现代化。

台湾原来是一党独大的威权统治，二十年前在蒋经国的主导下，在党外人士的推动下，取消党禁报禁，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因为缺少经验，缺少民主社会所要求的政治人物，结果出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件和波折。但是经过二十年的拼搏，达到了现在的成熟，他们走过的路，值得我们认真观摩，学习，总结，台湾应该成为大陆民主化的楷模和榜样，我们和应该通信息，通媒体。台湾的电视应该在大陆转播，台湾的报纸应该允许大陆居民订阅，至于网络更不应该封锁。关于这方面的意见，我在十年前就曾向国务院提出建议，但至今没人搭理。

（六）大陆渴望政党和平轮替

台湾从1996年开始第一次总统直接选举，至今已经完成了四次直选，两次政党的和平轮替，2000年民进党陈水扁当选总统，实现了台湾第一次政党和平轮替，这次马英九以58%的得票率，再次使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实现了第二次政党轮替，既没有暴力事件，也没有群众对抗，选举结束当晚谢长廷向马英九提出祝贺，马英九也向谢长廷致意，并允诺，将把谢长廷提出的某些竞选纲领，纳入自己的执政之中。

陈水扁执政后期政绩不理想，弊案多出，，使民意支持率急剧下降。民众发出政党轮替的呼声日甚一日，国民党抓住时机，提出”向前行拼经济”口号，符合选民的意愿，最后赢得选举，得票率是四次民选总统中是最高的，超过民进党17个百分点。民众用选票把国民党推到执政党地位，用选票惩罚了民进党。

民进党执政八年，政绩不佳，被抛弃，形成了政党轮替。

在大陆掌权五十九年的执政党，犯过许多重大的错误，带来一场场的灾难，现在贪腐遍地，民怨四起；人们在苦苦思索，大陆，为什么不能出现政党轮替？大陆很多人，渴望政党和平轮替，轮替必须开放报禁、党禁，但是如何”开放”，我想还是要靠国人的观察、思考、交流和身体力行。

2008年3月27日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13655317356）

体育月刊“Inside Sport”文章《二十个抵制北京奥运及一个澳洲不会抵制的理由》首页

澳大利亚体育月刊“Inside Sport”在其三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长达六页的专题报导，列举了二十个抵制北京奥运、以及一个澳洲为什么不会抵制的理由，其中有些观点相当有意思，作者Peter McAllister对中国问题的很多观察和评说也相当到位。

文章列举的二十个应抵制北京奥运的理由是：

1· 压制民主。中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独裁大国，根本没有民主选举。在近期举行的村级选举中，83%的候选人是中共党员——虽然党员只占总人口的5%。据美国国会的统计，1989年以来，中国共关押4183名政治犯。但实际数字更高。

2· 暴力镇压民众抗议活动。尽管人们在谈论中国经济“奇迹”，但九亿农民中有一半人的收入并未增长，甚至在下降。两亿农民工中有五千万没有任何福利和法律保障，再加上腐败的因素，使得1993年以来的民众群体抗议活动已增长1000%，现在平均每天的240起。

3· 新闻管制。虽然中共曾向国际奥委会承诺给予外国记者采访自由，但事实上近来的新闻管制正变得越来越严厉。外国记者被扣押和威胁的事经常发生。而且奥运会一结束，外国记者的所谓采访自由立即被收回，那这种自由不是明摆着是样子货吗？与此同时，所有的中国记者仍受中宣部的严格管辖。

4· 钳制宗教自由。文章指出，自1999年以来，已有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它各种宗教的信仰自由也受到严密限制。

5· 文化灭绝。根据联合国的种族灭绝定义，中共在西藏和新疆的所做所为完全符合文化灭绝的定义，比如它摧毁了西藏90%以上的庙宇。

6· 强制搬迁。这是目前中国民众抗议的主要起因之一。比如三十个东洲农民因抗议政府强行占用渔田建电厂而被杀害。据估计，由于官商勾结，在过去十年中，有四千多万民众被强制搬迁，而且未获应得补偿，其中三十万是为奥运被强制搬迁的。民众的绝望到了如此程度，以致官方居然制定出禁止自焚抗议的法律。

7· 死刑。据估计，中国每年判处八千人死刑，是世界其它国家判处死刑总数的二十倍。

8· 器官摘取。在2000至2005年期间，中国共进行六万起器官移植手术。但中国根本没有器官捐献系统，在多方否认后，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被迫承认大部份器官来自是死刑犯。但前加拿大国会议员大卫·乔高的报告令人信服的指出，有很多器官来自于被谋杀的法轮功学员。

9· 压榨劳工。中国劳工，特别是农民工被剥削的情况十分惊人。

10· 腐败。此条不必多说。中国总理温家宝近日宣布投入3400亿改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但中共官员每年花在汽车上的钱就高达3000亿，另外还有5000亿“娱乐”开支。在3220名资产超过1300万美元的中国人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弟。

11· 支持独裁政权。比如支持苏丹的种族屠杀。

12· 破坏环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有三亿中国人不得不饮用被污染的水，三分之二的中国人呼吸着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的被污染的空气。每年死于污染的人高达76万。

13· 盗版。

14· 学术腐败。

15· 间谍活动。

16· 威胁台湾。

17· 残酷对待动物，导致动物绝种。

18· 环境污染损害运动员健康。

19· 在体育活动中使用禁药。

20· 在体育领域中剥削儿童。

那么为什么有了这么多理由，澳洲人却没有抵制北京奥运呢？作者的观点也满有意思，他说，这并不是因为澳洲人完全接受“将体育与政治分开”的说法，比如澳洲政府2006年曾“强迫”澳洲板球队放弃到津巴布韦比赛，以免给迫害人权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长脸”。

澳洲不抵制北京奥运，也不是因为接受了“让中共参与进来会有助于他们改善人权”的说法，虽然中共在申办奥运时，确曾以“允许北京举办奥运会帮助我们改善人权”做理由。

作者说，相反，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恶化，共产党的精英们虽然无能进行改革，却十分擅长于利用经济利益左右国际舆论，或说些甜言蜜语来欺骗世界。

作者说，事实上，澳洲不抵制北京奥运的唯一理由是，澳洲人太喜欢体育了，所以会“千方百计”的不去放弃被他们视为“神圣”的任何参赛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澳洲未曾抵制1936年希特勒奥运会的原因。

不过，作者最后强调说，我们不应该让参赛及拿奖牌的热望挡住双眼，让我们忘却这个“招待”我们的政权的残暴及欺骗手段——对于那些饱受这个政权迫害的牺牲者来说，我们至少亏欠他们这一点。

我们的经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不是五经，不是九经，不是四书五经，不是十三经，而是现代人眼中最能代表中国古典智慧的书。

我向读者推荐四本书：《论语》、《老子》、《孙子》和《周易》。

为什么我把这四本书当经典阅读的基本教材，我想讲一下我的理由。

第一，这四本书，是中国古典学术的代表作。先秦学术是诸子之学。诸子百家，影响最大，是儒、道两家。《论语》是儒家的代表作，《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作。这两本书，毫无疑问是先秦思想的代表作。另外两本也很典型。古代有两门学问，一门是治国用兵，一门是数术方技。治国无经典（有也不能讲），用兵有，《孙子》是先秦兵学的代表作；数术方技，古代有个到处应用的理论，叫阴阳五行说，阴阳五行说也没有经典，只有《易经》，影响比较大，涉及这个理论。

第二，这四本书，年代最早，篇幅最小，《论语》约有一万五千字，长一点。《老子》、《孙子》、《周易》，都是约五千字的小册子（今本《孙子》在六千字上下）。其他古书，如《管子》、《墨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哪一本都比这几本大。读经典，先读年代早的小书，再读年代晚的大书，顺着读，效果最好。

第三，这四本书最富智慧。中国典籍传入欧洲，约四百年，他们挑来挑去，看中的正好是这四本书，译本最多。它们比其他古书更能代表中国文化，也更容易融入世界文化。

简单说，我的理由是这三点。

不过，我想把问题说得深一点、远一点。

我希望读者明白，这四本书，只是一个窗口。它们的背后，还有更宏大的背景。它们只是样品。

我想，没人怀疑，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学术史最灿烂辉煌的时代，肯定是先秦时代。这个时代，人才辈出、思想活跃。它和欧洲文明最伟大的古典时代一样，同样属于雅思贝斯所谓的“枢轴时代”（或译“轴心时代”），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我们都知道，先秦时代是子学时代，先秦学术是诸子之学。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是一种自由学术。当时，六经是装在子学的瓶子里，是子学的一部分，不像汉代，独尊儒术，只有六经最重要。汉代学术是经学时代。经学时代和子学时代不一样。儒经第一，儒子第二（《论语》、《孟子》成为传记），其他流派，其他流派依托的各种技术，皆不足道，或存或亡，幸存者，只能降居儒学之附庸。这不是中国古典学术的本来面目。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重归古典，反宗教专制，倡思想解放，不是回到中世纪。

当今侈谈文艺复兴者，正好相反，此不可不察也。[现在的复古，都是迷宗教、政治和道德，过去叫道统和治统。不是复汉学（汉今文、汉公羊，大吹康子、廖子者流），就是复宋学（程、朱、陆、王）。]研究诸子之学，有六篇材料，是骨干的东西。

（一）《庄子。天下》《天下》说，天下治“方术”者太多，皆以其学为不可加。《天下》所谓的“方术”是古代的技术（比后来说的“方术”宽），即上面说的数术方技和治国用兵之术。它要讲的不是这些，而是“道术”。所谓“道术”，是思想，最初，只有“邹鲁之士、绅先生，多能明之”。百家之学，就是从其中散出，“道术将为天下裂”。

它讲“道术”，主要有六个流派：一、“邹鲁之士、绅先生”，是儒家。

二、墨翟、禽滑厘，是墨家。

三、宋、尹文，是接近墨家的流派。

四、彭蒙、田骈、慎到，是法家。

五、关尹、老聃，是道家。

六、惠施、桓团、公孙龙，是名家。

它没提到阴阳家。

（二）《荀子。非十二子》《非十二子》不是泛论学术史，他只批评十二个人，恶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一、它嚣、魏牟，毛病是放纵情性。《天下》没提到。

二、陈仲、史，毛病是压抑情性。《天下》也没提到。

三、墨翟、宋，毛病是不讲差别。前者是墨家的鼻祖，后者和墨家有关。

四、惠施、邓析，毛病是喜欢诡辩。他们是名家，《天下》没提到邓析。

五、慎到、田骈，毛病是玩弄法律。他们是法家，六、子思、孟轲，毛病是假造传统，伪托圣贤。他们是儒家。

荀子是儒家。儒家各派，他最恨子思、孟子，斥之为儒家之罪人。子张、子夏、子游的后学，他也看不上，唯一称道的是仲尼、子弓。

这篇东西，也没提到阴阳家。

（三）《韩非子。显学》《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只讲儒、墨。先秦子学，早期，主要是儒、墨。儒分为八：一、子张之儒，即子张（颛孙师）的后学。

二、子思之儒，即子思（孔子孙孔）的后学。

三、颜氏之儒，孔门八颜子，颜氏之儒，不一定是颜回的学生。

四、孟氏之儒，即孟子的后学。

五、漆雕氏之儒，可能是漆雕启的后学。

六、仲良氏之儒，即仲梁子的派别，仲梁子可能是曾子的学生。

七、孙氏之儒，孙氏是孙卿，这是荀子的后学。

八、乐正氏之儒，是曾子弟子乐正子春的派别。

孔门七十子，子夏、子游、曾子、子张最后。子思、孟子更在七十子之后。《显学》无子夏之儒，最奇怪。上博楚简，颜回的“颜”和言游的“言”写法一样，我很怀疑，颜氏之儒，或即子游的后学。这些派别，主要是战国晚期的儒家。

墨分为三，互称“别墨”：一、相里氏之墨。《天下》称为“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

二、相夫氏之墨。

三、邓陵氏之儒。《天下》提到“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

（四）刘安《淮南子。要略》《要略》是分国叙述。它提到：一、鲁国：“儒者之学”和“墨子”。

二、齐国：“管子之书”和“晏子之书”。

三、韩国：“申子刑名之书”。

四、秦国：“商鞅之法”。

另外，它还提到“纵横修短”之术，没说具体国家。

（五）司马谈《六家要指》它有三种叙述顺序：一、阴阳、儒、墨、名、法、道德。

二、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阴阳家。

三、阴阳、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

其中第三种是主要顺序。

司马谈是史官，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最重阴阳家和道家。阴阳主于术，不是思想流派，放在最前。儒、墨是显学，称儒者、墨者，有别于后三家，放在其次。法、名是术，古人叫刑名法术，放在更其次。最后是归总于道家。

（六）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班固的分类是根据刘向、刘歆，他们把古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门。其中子书，有所谓“九流十家”。十家，可以归为两类：一、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这六家就是司马谈的六家，但顺序不一样。西汉晚期，儒家最尊，其次是道家。当时盛行阴阳灾异，阴阳家也有一定地位。这是最主要的三家。法、名二家，属于刑名法术之学，秦代盛，汉代臭，几乎成为酷吏的符号或代名词，排在后面。墨家则销声匿迹（《史记》无传），最后归宿是神仙家（东汉有墨子派的神仙家）。

二、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这四家，是新增。纵横家，见《要略》，是外交游说之术。杂家，是百科全书派。战国晚期，派别融合，很多思想家，都是通人。个人全能玩不下去，还有《吕氏春秋》、《淮南子》这样的集体创作。农家，是重农派和农业技术混在一起。小说家，只是稗官野史、琐语丛谈，都不是思想流派。

班固说，九流十家，都是从古代的王官之学散出，每一家对应于一种王官，这是有名的王官说。

阅读经典，我们要知道，古人的思想分类法和学术分类法是什么样。

中国哲学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这个运动，不管有什么过火之处，它的伟大成果是确立了新学的主导地位，这点不能抹杀。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店，而不是孔子。孔子走下圣坛，重归诸子，意义非常大。别的不谈，光对恢复传统文化的真实面貌，就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没有这一步，就没有中国哲学史，更没有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学术史。

（一）说冯、胡异同。

中国哲学史的开山鼻祖有两位先生，一位是胡适，一位是冯友兰。他们的哲学史都是中西合璧的新学术，不是传统的经学，不是传统的子学。

当时，中国文运，一如国运，兵败如山倒。百废待兴，一无所有，大家是在中国的子学中寻找对等于西方概念的“哲学”。子学之盛，清季已然，西学为它注入了新的活力。儒家独尊、死水一潭的局面，是被这种东西打破。

胡适，洋博士，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身。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九年版），是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他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哲学史的讲义，讨论范围是先秦子学。后来，还有一本《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上海：中国公学一九三○年油印本）。

冯友兰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一九一九年也负笈哥大。继胡适之后，他出版过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年版）和英文本《中国哲学简史》（麦克米伦公司一九四八年版）。冯氏后来居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比胡适影响大。（大陆批胡后，研究中哲史的，更少想起胡。）他的《中国哲学史》第一篇《子学时代》，还有《中国哲学简史》的前十六章，都是讨论先秦子学。冯氏三史，《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此书是他一九四九年后接受思想改造的成果（如吸收《孙子》，论《老子》是否兵书），这里不讨论。

冯、胡异同，值得回味。

冯、胡二人，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竞争对手。他们都留学美国，都钻故纸堆，作同样的题目。一般印象，胡适喜欢怀疑，比冯氏更美国；冯氏趋于保守，比胡适更中国。胡适捧戴东原，冯氏吹朱晦庵。冯氏解释说，这是汉、宋之别：胡适是汉学，他是宋学。其实，他们都是不中不西，不新不旧，唯激进、保守，程度不同耳。

他们有三大分歧：一、诸子是否出于王官，胡说不出，冯加限定而承认。

二、先秦是否有六家，胡说没有，冯加限定而承认。

三、孔子和老子谁先谁后，胡说老先孔后，冯说孔先老后。

这三大问题，中国的学术界，西方的学术界，一直有争论。

（二）诸子出于王官吗？

《汉书。艺文志》的六种书，六艺、诸子、诗赋是学，古人叫文学；兵书、数术、方技是术，古人叫兵书和方术。前者是人文学术，相当今天的文、史、哲，后者是古代意义上的科学（和各种迷信）。班固说，诸子出于王官，即古代政府的职能部门，这从一开始就是引起争论的话题。

中国哲学史，是西化的产物。开始搭架子，先要问什么叫哲学。哲学的概念，当然是从西方来，标准是形而上。胡适的哲学史，其实是子学，他从子学找哲学，主要是名学，但名学只是子学之一端，实难以此为范围。冯氏虽以弘扬民族哲学为号召，也一样以西方的哲学概念为绳墨，明确说明，他不讨论术。比如《孙子》，他就不收。他们的取材范围，都是狭义的诸子，重学不重术。

胡适的体系是基础，该讲的都已讲到，整个布局，粲然大备。儒家，孔、孟之间有七十子，孟、荀之间有儒家八派；墨家，有墨子、别墨；道家，有杨朱、老子、庄子。其他诸子穿插其间。这是基本框架。冯氏是在这个基础上往下做，从子学到经学，从经学到玄学，从玄学到理学，从理学奔近代，顺流而下，百川归海是归于儒，孔是思想教皇。他的三史，是直通六书，一切为尊孔做准备。书，越写越多，越写越大，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是取胡适而代之。此公酷爱三段式，讲先秦儒家，讲先秦道家，都是三段。儒、墨、道，儒家是终结者。

胡适的布局，即使从今天看，也仍然有其长处。特别是儒家，从今天的出土材料看，讲完孔子，就是七十子，布局比较好，气魄也更宏大。胡适主张，中国哲学史，应改名叫思想史，把格局做大。冯氏关心的却是重张儒学。表面上，胡小冯大，其实相反。

现在，学者主张把中国哲学史扩大，改造为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学术史，这个想法，来自胡适。怎么改造？还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认为，关键是要吸收术。比如《孙子》，怎么没思想，怎么没哲学？阴阳五行说，是典型的自然哲学，离开数术、方技，怎么研究？我研究兵法，研究方术，就是这个路。

总之，研究中国学术，我们要分清，什么是学，什么是术。即使是《诸子略》，即使是九流十家，也有这个分别。比如，诸子是否出于王官，关键就在学与术的区别。术，跟王官有对应关系，但学不同，没法对号入座。

我们不要以为，古代的诸子可以离开术。弃绝术，学就架空了。我主张以术读学，以诸子读孔子。这样才有思想史。

诸子百家，他们的技术传统是什么？他们的知识结构是什么？这不是题外的问题。即使今天，思想和知识也是互为表里。

（三）先秦是否有六家？

先秦是否有六家，有人说有，不但有，还有更多的家，一人一家，百家都嫌少；有人说没有，不但道家没有，法、名、阴阳也没有，一无所有。这些说法，都源自冯、胡异同。胡适说，司马谈的分类，是汉代分类，不反映先秦，先秦无六家。近年，国内如任继愈（任继愈《先秦哲学无六家——读〈六家要指〉》收入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433页），国外如苏德恺[苏德恺《司马谈所创造的“六家”概念》，《中国文化》第七期一九九二年秋季号，三联书店一九九三年版，134—135页；Kidder Smith，“Sima Tan and the invention of Daoism，‘Legalism，’et ceter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2，no.1（February 2003），pp.129—156]，都重张此说，西方汉学界，很多人都坚信这一点。

我的看法是，六家不是六个思想流派，而是半学半术各三家。司马谈讲六家，不是讲汉代学术，而是讲先秦学术。六家，不能说完全没有，如来源较早的儒、墨，就是最明显的两家，先秦诸子都这么讲，绝非虚构。道家晚出，边缘模糊，不管叫什么，非儒非墨，本身就是一大类。这三家是一类。另一类是跟术有关的派别，法、名是刑名法术之学，阴阳是数术方技之学，不是思想派别。道家晚出，讲实用，与刑名法术和阴阳家说分不开，是个非常复杂的派别。

六家，其实是三家，儒家是古典派或保守派，道家是现代派或激进派，墨家是过渡。

无家说，全盘抹杀，不可取。百家说，像《汉志》那样讲，一人一家，一书一家，等于没家。这是白马非马之辨，同样不可取。

（四）孔、老先后的问题。

儒、墨、道，孰先孰后，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价值取向最明显。

胡适把《老子》摆在孔子前，是跟尊孔拧着来（胡适晚期，尊老敬孔贬墨。他说，老子是无政府主义，最高；孔子是个人主义，其次；墨子是集体主义，最下。并把秦政之失归罪于墨家，汉政之得归功于道家，都可反映他的价值取向，他不反对儒家，但也不独尊儒术）。冯氏把《老子》摆在《论语》后，胡适不服气，说他是信仰作怪。冯氏尊孔，不假，但这个问题，还是要平心静气，摆事实，讲道理。

孔老先后，我的看法是，老子其人，也许比较早，但书是另一码事，绝不可能在儒、墨前。

学者怀疑《老子》晚出，有一个原因是，老子的故事几乎都是出自《庄子》，很有可能是庄子的虚构。其实，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儒、墨、道对话的逻辑关系。冯氏把《老子》放在《论语》后，我同意。至于说，后到什么地步，可以讨论。近年，史华兹的书（Benjamin L.Schwartz，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Cambridge：Belknap Press，1985.《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本杰明。史华兹著，程钢译，刘东校，江苏人民出版社二○○四年版），葛瑞汉的书（A.C.Graham，Disputers of the Tao，La Salle：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89；《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葛瑞汉著，张海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三年版），都是把《老子》往后摆。冯氏搁《孟子》后，还比较接近。葛瑞汉把它放在《庄子》后（钱穆已有这种看法），郭店楚简证明，太晚。

先秦诸子大辩论，《天下》讲得很清楚，道术最初在儒，后来才散于天下。儒是第一发言者，最寂寞。孔子没有对话者。墨是跟儒对着干。对着干，才热闹，两者具有对称性。道不同，跳出儒、墨之争，超越儒、墨之争，走得最远。百家的基础是三家，先是儒、墨，后是道，百家争鸣由此起。

冯、胡异同，三大问题，在具体结论上，我更倾向冯氏。但我的理解，与信仰无关。

思想不能无的放矢。儒家是众矢之的。在先的意义是当靶子。射箭先要有靶子。靶子的意义很伟大。

比如，胡适就是冯氏的靶子。

保守与激进，常常可以互补。上述异同，前两条，胡适激进，冯氏保守；后一条，冯氏激进，胡适保守。西方汉学界，酷爱分，酷爱疑，前两条取胡适，后一条取冯氏，正在情理之中。他们的思想史，大框架，是源自冯、胡二氏。

冯、胡二氏对创建中国哲学史，各有贡献，两者可以互补。但要说文化立场，我更赞同胡适。

胡适的贡献，是开创性的，也是开放性的。他是真正的大师。

大师的意思是倡风气之先，为后世奠格局，不是收拢包圆儿，不是颠扑不破。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讲过四大优点，我看最重要，还是下面三点：第一，胡适开创的中国哲学史，是以诸子为范围，把古史和古书分开来，直接从老、孔讲起，蔡元培说，这是截断众流，开风气之先，厥功甚伟。这个格局是他开创的。冯氏是站在他的肩膀上才后来居上。

第二，胡适是把诸子摆平，有容乃大。蔡元培说，胡适的体系有“平等的眼光”，对儒家既不尊，也不批（见蔡元培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写的序言）。此语最为知言。胡适讲诸子平等，是真正平等。冯氏讲诸子，是“众生平等，唯我独尊”。他说，儒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就像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其他派别，则如君主立宪制下的内阁。君主是万世一系，然治国之政策，常随内阁而改变。平等是儒家之下的平等。

第三，胡适想把子学做大，做成思想史，而不是相反，像冯氏那样，子学做成经学，经学做成理学，理学做成新儒学（他张口闭口都是做圣人，应帝王）。书越写越大，路越走越窄，失去中国思想的大气魄，失去中国思想的自由精神。

中国哲学史，从一家之学，重归六家之学或百家之学，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胡适。中国的学者要感谢他，西方的学者也要感谢他。

胡适不必气短。

由于胡适的出现，中国的思想史才初具规模，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从此，不但墨家的地位、道家的地位被重新估价，儒家本身，也面临重建。孔子和七十子，先进和后进，还有七十子之后，迈了辈儿的，都要重新理顺；被遗忘了的，都要重新找回。特别是宋儒痛恨，明代革出教门的荀子，也要恭恭敬敬请回来。

民元前后，百废待兴，胡适的出现，引发的是范式转变。

他的书，和冯氏的书，方向正好相反，一个是从一家重返百家，一个是把百家再扯回到一家。冯氏似顺而逆，胡适似逆而顺。

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我们要特别感谢胡适先生，因为没有他，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百家争鸣。他的方向，才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新方向。

我说这么多，您明白了吗？

复兴子学，才是重归古典——我是说，真正的古典。

二○○七年十二月九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