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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戴厚英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同学。她比我高一届。我入校时，适逢反右。我的一个和她同班的回族同学告诉我，戴厚英对“右派”不论口诛还是笔伐，都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是上海高校有名的反右积极分子，有“小钢炮”之称。这使我一入校便对她敬而远之。这倒并不是我厌恶反右，我那时才17岁，根本不懂政治；我之所以不愿与之接近，一是她比我年长，二是她是女的，三是我对一切擅长在大庭广众振臂呼口号、张口批判人的人总是心怀畏惧。

后来我参加学校话剧团，戴厚英也是话剧团成员，但我仍不敢与之接触。有一回，排演《柜中缘》，我演淘气，她演我妈，这样我们“母子”之间就不得不发生关系了。在排戏时，我总觉得她不是慈母，即便她由衷地对我笑，也激不起我对她的亲近。她不出场时，我尚能按照角色要求，调皮捣蛋，轻松自如；她一出场与我对戏，我就内心紧张，不太自然，甚至手足无措。演出后，竟然反应奇佳，好评如潮，说我很能注意规定情境，把握人物关系，表演非常真实，这真是天晓得！若干年后，我当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懂得了一些表演术，这才明白我那时的所谓真实表演，其实是将生活中对她的“情绪记忆”很自然地转移到角色上去了，表演当然真实！

1960年，在某一届（忘了）某一中（也忘了）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当然也是在当时上海市委的领导和关怀下，批判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戴厚英又充当炮手。我作为受教育的旁听者，与有荣矣。记得在上海作协的一楼大厅，我亲眼目睹了她挥臂发言的批判威力：能言善辩，锐不可当，口角寒风，令人颤栗。我虽不是受批判者，也觉得针芒在背。

戴厚英从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在上海作家协会的文学研究所，每天阅读全国各地的文艺报刊，研究文艺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动向，然后编成文艺动态之类的报告，供给领导参考。做党的忠实文艺哨兵，这对戴厚英来说，实在是得其所哉。

一年后我也毕业了，分配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当编剧。虽然我本来就与她聚散两不依，如今更可以相忘于江湖，可因为她是“文艺哨兵”，所以我总觉得我背后又多了双尖利的鹰眼。当年像我这样的写作新手，最怕的就是搞文艺批评的。尤其是大学毕业前我和姚文元在如何评价法国印象派音乐家德彪西的问题上有过论争，并使我遭到全国批评家的围剿，因此这以后的我如惊弓之鸟，一见到某人是文艺批评家，就退避三舍，心有余悸。所以听说“小钢炮”戴厚英也操此批评大业，就觉得“姚文元同志”后继有人，我怎不恐惧？后来她果然研究起戏剧，还在改正了资产阶级方向的《文汇报》上著文批判过江苏省话剧团的一个编剧。物伤其类，免死孤悲；板凳当柴烧，桌子见了怕。我也是编剧呀！今后我万一写戏不慎，成了“动向”，到时候，阶级斗争的弦一直是绷得紧紧的她，立场坚定，是不会念及我们的同学之谊、“母子”之情的。

文/革中，听说戴厚英造反了，还当了小头目，对此我一点也不惊奇，认为这是她的必由之路。以后又听说她与丈夫离异，与闻捷恋爱，再以后又听说诗人自杀，她自己挨批……说实话，我也一点不同情，用上海话说，认为这一切都是她自己“作”（读入声）出来的。

中国有很多忌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也为死者讳，所以连韩愈这样的大文学家也写过不少隐恶扬善的谀墓文，这是可以理解的。戴厚英如今已经“作古”，至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她己经成了历史人物。面对历史就不能太情绪化，就需要冷静和真实。我之所以在她死后写出以上种种，写出她“前半生”的一鳞半爪，也决非故意隐善扬恶，而是要让今天的读者知道当年的戴厚英在我们同辈人中间所留下的真实印象，至少是给像我这类在当时落伍的一群人中留下的真实印象。

当然，80年代之后的戴厚英和此前“小钢炮”的戴厚英大不一样了。此前是一个御用的打手，此后是一个正直的作家，判若两人。

促使我对她印象的转变是她的小说《人啊，人！》和那篇著名的后记。现在我手头无书，无法摘引原文，但我忘不了我当时读后的震憾。尤其在她那篇后记中，她没有痛骂自己，博取同情，而是真诚地反省，吸取教训。她在忏悔，真诚之悔；她在流泪，心中之泪。那还是在80年代初，恶梦刚刚结束，当时有多少人能够像她那样内视反听、幡然悔悟呢？更多的人是忙于反戈一击，或洗刷自己；就是现在也仍然有比戴厚英更应该负历史责任的人还在持一贯正确的态度，对自己过去所扮演的角色涂脂抹粉，皮厚如墙，哪怕有那么多证据、那么多证人在他面前，哪怕铁证如山，他也咬紧牙关，死不认帐，真是勇敢，真是坚强，真是英雄好汉，也真想看看他能赖到什么时光！

戴厚英与这些赖帐的英雄相比，能够如此深刻的自我剖析，是多么的不易！有一年初，在母校的一次聚会上，我又亲耳听到戴厚英对当初批判人道主义一事再次忏悔，亲眼看到她向当年她批判过的老师钱谷融先生当面道歉。我很感动。

戴厚英的真诚忏悔让我大大地改变了对她的印象。我对一切在清算历史罪恶时，不仅挥拳控诉，也能扪心自责的人，非常敬重。

大概也正是这个缘故，当久无联系的戴厚英突然在1987年秋季的一天来电托我办一件事时，我就一口答应了。戴厚英当时在上海大学文学院教书，她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学生毕业，但因涉及一点“政治问题”，分配不出去，戴厚英为他联系了很多单位都无人接受，一些原先答应要的也反悔了，就如以后北京某馆收回成命不敢要余杰一样。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戴厚英想到我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认为我肯定敢要，就打电话给我。她在电话里简单的介绍了这个毕业生的情况，我听后说：“没什么问题嘛，我要！”她很感激，还发了一通感慨，很为这个学生不平。没多久，这个学生来剧院报到。我找他面谈过一次，以后在剧院工作期间，和他又多次有过接触，他的素质和学问都属上乘，所谓“政治问题”云云不过是具有华夏特色的阵发性的神经过敏。戴厚英为这个学生奔走呼号，足见她的仗义。我对她的印象越发好了起来。

在她去世之前的10多年里，虽然我们同在上海，但我们很少见面，我只是从报章杂志和友人交谈中得知她的一些消息，知道她在认真的工作，在勤奋地写作，她的一些散文、杂文能直言无忌，深得好评；又知道她善于讲课，爱说真话，口才又极好，很受同学欢迎。我很为她高兴。但也听到一些有关她的纠纷，比如上海一二位老作家出于对她在“文/革”中造反的义愤，阻止她的作品在上海出版，她大为愤慨。有次在香港的文学讲座上，她竟离开原来的讲题，一开始就指斥这两位老作家，使得台下听众莫名奇妙，也让会议主持人极为尴尬。以后她又和瑞典的汉学家马汉茂为作品权益问题发生冲突，互相写文章攻讦，闹得飞飞扬扬。我很为她担心，觉得她太不安分，总要惹出一些事来。

戴厚英死后出版了一本新书《心中的坟》，这是她多年以前给友人的一封长信，说的是当年她和诗人闻捷的那段恋情。她以前就曾以这一段悲怆的恋情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我以为小说难免有虚构，而且公开发表的东西总归有所掩饰，所以我就没看这部小说。而《心中的坟》是一封根本就没想到要发表的私人信件，有很大的“保真度”，我便买来读了。我是一个晚上读完的，真的是感人至深，它让我又进一步地了解了戴厚英。

我本以为像戴厚英这样一个在“文/革”中的造反派，定然心如铁石，无情无义，不，当她得知闻捷的妻子自杀，去看守所向闻捷报告此事时，她竟然表现了深刻的同情，表现了她的善良和未泯的人性。我本以为像她这样“善于人斗”的“小钢炮”，个人感情肯定简陋、粗造，谁想到当她真正爱上之后，她比任何人都缠绵，都执着，不惜以生命去搏取。在《心中的坟》中所述说的她和闻捷的恋情和古往今来一切真挚、纯洁而又不幸的爱情一样的可歌可泣，感天动地！我想这才是真实的戴厚英，至少是戴厚英的另外一个真实自我，而当年在政治舞台上的戴厚英只是被那个时代扭曲了的非我。

当年被扭曲的又何止戴厚英？在那个“革命的大熔炉”里，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被扭曲了！由此我想到她和阻止她小说出版的老作家的结怨，实在是“熔炉”之怨，双方都是那个“熔炉”的受害者，都是伟大“炉手”的牺牲品。我想学佛之后的戴厚英应该大彻大悟，怨气全消。

“文/革”已奄忽50年，在几乎已把这段国耻遗忘的今天，在权力者越来越强行让人民失忆的今天，再读《心中的坟》，真是感慨无穷。戴厚英的这本书不光是为了纪念死去的恋人，也是她对“文/革”的血泪控诉。“文/革”也成了一座坟，也深深埋在人们的心中，为的是永不忘记，永不再扭曲。

综观戴厚英的一生，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她是顺应那个时代的。即使她和闻捷恋情非常不幸，她也只是把它视为个人的不幸，视为命运中的偶然；所以尽管不幸，她还是“相信群众相信党”，因此那时的她也基本上可以得到那个体制的认同，自己也并未因和闻捷的恋爱而受到严厉的处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戴厚英的难能可贵是她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但她颠覆的是旧我，并未抵牾于新政；她只是反思，并无反骨。她依然“相信群众相信党”，可奇怪的是她却往往得不到党的认同，从对她小说《人啊，人！》的批判，到她去安徽赈灾竟有人“陪同”，甚至一直到死后能否发布死讯，她都没能得到她最想得到的理解和信任。她不反党，可党总是反她，真令人心酸，心痛。最令人悲伤的是，当她的脑袋经过几十年的折腾终于长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的时候，却又给一个歹徒砍下了！(注)悲也夫戴厚英！悲也夫，人啊人！

1996年9月原稿 2007、8、4略改。

注：1996年8月25日下午，作家戴厚英在其上海的住处被她中学老师李文杰的孙子陶峰谋财杀害。
同时被害的，还有戴的侄女戴惠。

一，一次”最不好看”的选举

台湾经历过两次最高领导人选举，都选得风起云涌，尤其是3.19枪击案的戏剧性逆转，引发街头抗议不断，使得台湾选举”有戏看”，变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临近选举，岛内岛外的人都提着心，不知下面要上演的又会是哪一出。

今年香港照例有媒体和各界人士赴台观察大选，首先被告知的是：今年的选举是”最不好看”的一次。选举日之前，走在台北市街上，朋友指着马路上一座座人行天桥说，以前选举之前，上面会插满了竞选旗帜，今年却什么都没有。听说以前连穿衣服都要当心蓝绿，台湾人说，这种”情绪化时代”早就过去了。选举前四天，南部高雄市，不论是马英九还是谢长廷的竞选后援会，全都冷冷清清。两位候选人在不同城市巡回开造势大会，其他城市照旧度日，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问起高雄的一个大学教师，他说，校长早就宣布，学校要”行政中立”.教师不作政治宣讲，校内看不出一点”竞选状况”.学生也在网上有政治激辩，可学生们说，投完票，讨论也就过去，同学友情依在。

选举前的两、三天，白天，台北市的国父纪念馆外，从海外来投票的台湾侨民以”海外兵团”为名造势，在台上唱着雄壮的歌，台下一片椅子，却没坐几个人。晚上再逛街，仍然是一个安静的台北。白天看到苏贞昌夫人率车队拜票，民众反应平平。夜晚一个小学操场有竞选宣传，却是个歌仔戏的义演，内容与政治无涉，门口有个小摊，卖着卡通马英九，观众出门会拿到一小包宣传品，有糖果和餐巾纸，马英九的头像印在包装纸上。戏班班主的父亲是台湾歌仔戏元老，却唱着古装武侠歌仔戏支持马英九。

直到选举前一天晚上，台北市举行最后造势大会。民众才兴致勃勃上街，两党分据两个广场，在广场前领取供挥舞的小旗，自己带来附带汽筒的小喇叭。国民党一场更具娱乐性；民进党一场则配着悲壮的交响乐，元老出来悲情演讲。双方都人山人海，却有序、礼让。两个广场相隔很远，互不碰头，所以，都是给自己人打气的意思，不可能冲突。最后造势按照竞选法律规定，必须在晚上十点结束。之后，也是按照竞选法规定，双方必须停止一切竞选活动，大家迎接一个安静的选举日。表面的安静下，等候变化的台湾人内心里却是格外焦虑，因为有了八年煎熬和过去竞选突发意外逆转选情的经验。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能够抑制自己的焦虑，维护街头宁静。

选举日早上，朋友一家去的投票站是临近的小学校，走在路上，街坊邻居手里都拿着换选票的单子，都打着招呼说”选举去啊？””选举去”.然后，各选各的。晚上大家看选举结果，听赢的和输的双方竞选者讲话，输的一方能向对手表示祝贺，认识到输的是自己，台湾民主没有输；现任的陈水扁立即表态，保证和平交接；竞选胜利者的主题是：”從感恩出發，從謙卑做起”.在结果出来的一刻，不仅输的一方在流泪，胜利一方的民众也在流泪，他们赢得很自尊。除了国民党的竞选总部放爆竹庆贺，台北市的绝大多数地方仍然是安静的。

打算来看热闹的岛外人，没有看到”预期的街头热闹”.这令所有的人，台湾人和岛外人，都久久沉浸在无语的感动中：台湾民主，终于成熟了。

二，成熟的标志

台湾有它特定的难处，那就是它的历史重负。

国民党曾是威权政府和外来者对本土压迫的双重象征，而民进党曾是冲击专制和本土反压制的代表。民主转型之后，国民党下野走向新生，骨干人员仍然是旧体制中走出来的改革者，例如马英九是蒋经国的英语秘书，很容易给人以”旧的联想”.民进党这些年的政治竞选操作，一开始是给对手贴”旧制度”标签、把民众历史上追求自由的历程归为一己一党之光荣，利用旧时代记忆和历史积累的仇恨，来制造双方逻辑上有”必对”和”必错”的假象。希望”历史光荣”的”一俊”能掩盖现实八年执政的百般缺陷。政客甚至进一步挑起族群对立，使得过去竞选一度造成所谓”外省””本土”民众的严重对立。

依照常见历史规律，如此民众对立一经形成，很容易进入非理性的”派性”心理定势，进去容易出来难。这是新科民主国家最难过的一关。民主制度成熟的一个标准，就是民众有能力摆脱政客挑动，真正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并且在投票中坚持。有百分之五十八点四五的选民给马英九投票，却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选民满意选举结果。

论历史记忆，台湾至今还有日据时代的老人，他们不会说国语，只会说日语。所以继日据之后的国民党威权统治对民众的伤害，还是记忆犹新的事情。竞选和族裔挂钩对政客而言，是难以抵挡的诱惑：落实到拉选票，所谓”外省人”只有一成多。可是，这一次的选举结果表明，极端立场的所谓”深蓝深绿”在减少，中间选民的队伍在迅速扩大，远远超越了族裔藩篱。中间队伍的扩大，是民众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民众普遍回避政治操弄的话题，更关心如经济这样共同利益，厌恶对个人抹黑的负面竞选方式，更欣赏文明的竞选，更愿意接受仔细规划的政纲。

成熟还表现在上上下下对过去的检讨，对未来的谨慎。选后民众并不认为从此柳暗花明，知道经济形势不是一天即可扭转，需要长久努力，生存环境仍然严峻。反腐败还是需要逐渐完善制度，并非从此立刻清明。而当选者的说法是，不能保证马上繁荣，给我8年时间，我能为未来长久的繁荣打下基础。

三，成熟经过漫长的准备期

台湾的成熟并不是过去八年的结果，它经历了漫长准备。台湾人的文明是无声成长滋润起来的。虽然经历二。二八这样的恶性事件，可在事件过后，政治冲突的层面在迅速减小，绝大多数民众还是可以留在政治冲撞之外、有一个正常生活。台湾土地改革和平完成、始终保有自由经济制度。虽然台湾威权政治局部破坏了法律，但是司法构架从来没有被完全打碎过。礼义廉耻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对民主制度源头的西方制度文化和历史教育，从来没有中断。不仅今天的马英九等政治上层人物，都是西方民主国家严格训练出来法律人，民众对民主制度也并不陌生。虽然在威权制度下，地方选举受到中央政府操控，可是远在蒋经国解除戒严之前，地方选举就受到民众选举的实质性冲击，频频选出中央政府不乐见的人来。最著名的就是美丽岛事件的入狱者，他们的妻子们”代夫出征”，都能竞选立委获得成功。这种具体操练远在民主化之前就有。台湾民主经历过漫长的过渡期和准备期。

中华文明并非是民主的障碍，一个简单的例证就是，西方社会最强调的一个民主素质，就是中国人的一句传统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台湾经济成长三十年之后，贫富差距并不那么大。按照台湾朋友的说法，他们开始追求自由和民主，只是因为：衣食足，知荣辱。站在台湾，你会有时光倒流的感觉，大多房屋还是几十年前的面貌。而在那里穿行，你会处处感受到社会文明，民众朴实有礼。东西方文明在这里相遇、结合，有其共同的核心。有个台湾朋友这样说，他最痛心的并不是前政府出现贪腐，而是恶性的政客操作会毁坏民众的品质。他的担心是对的，民众文明素养的水准，也就是民众的成熟度，这才是民主转型是否顺利、转型后能否顺利前行的基础。说白了，道理很简单，民主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民众通过选票为自己的社会”作主”，低文明低素质的民众会作出低劣的决定，高文明高素质的民众会通过民主手段，会为自己的国家作出好的决定来。孩子的教育、青少年的教育，就是一个关键。台湾人不讨论要哪一种文明，他们也不会在无谓的讨论中失落文明。他们的文明教育之路，已经走了很久很久。

选举第二天是星期日，台湾的基督教徒上教堂，礼拜中没有点滴政治。台北市到处是庙，选举第二天，民众还是和往常一样，相约去”拜拜”，也和政治无关。我看到台湾的大家庭聚在一起，第一代是外省人，第二代都生在台湾，有了和本省人的婚姻。他们的孩子也已经长大，你说这些孩子是外省还是本土？三代人都已经和这块土地连在一起，热爱这个可爱的地方。年近九十的老人从美国飞回来投票，已经认定这里是家乡。今天他高兴地在笑，也自豪地告诉我，最初的台湾九年义务教育，他曾参与推行。

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若要进步，都要”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做起”，民主需要准备，个人需要准备民主性格，台湾在如是教育我们，也在如此教育我。

清明就要到了，往墓区去的人多起来。我所在的城市，报纸上每天刊登着墓区祭扫人潮汹涌的新闻，政府在下力地安排公汽保障交通，纪检监察部门又一次及时地宣布了公车不得扫墓的风纪。

殡葬话题得到了合宜的机会。看了一下，殡葬的话题大致就是控诉。“死不起”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还有公墓用地益加紧张的消息，与公祭有关的消息也从各地传来。

四川眉山市东坡区为配合“公祭三苏”，早已布置了公务员背苏诗１０首的节目，现在进入了检查验收阶段。区委宣传部长透露，背诗“开展得如火如荼”，而且这绝非行政摊派，只是活动要求。我懒得去琢磨摊派与要求有何区别了，但能够推想结果一定可喜。

与安徽涡阳竞逐老子出身地的河南鹿邑，３月２２日公祭了老子，并正向着５月的“国际老子文化节”迈进。而与此同时，甘肃临洮也要积极准备５月的“国际老子论坛”，那里是“老子飞升地”，即羽化登仙的地方。两个县份都攒足了劲，安徽涡阳也没闲着，打算在今年１０月推出涡阳版的老子文化节，可谓错峰运行。唉，老子何辜，死不安身。

３月２２日，河南还有一个祭拜大典，淮阳祭拜太昊陵，参加人数达到８２万，已由上海大世界吉尼斯专家评审认证，为“单日参与人数最多的庙会”。这个数字能够保持多久，令人担心，中国不缺人，８２万不算大数字，这样的吉尼斯纪录，组织一下，很容易刷新的。

石家庄市和甘肃省要公祭伏羲，浙江绍兴将公祭大禹，曲阜的祭孔大典今年起要改为一年两次，增加清明春祭，成都都江堰将公祭李冰。网上查检，包公、武则天、诸葛亮，乃至柳下惠、女娲，也已公祭了。

当然不能忘记公祭黄帝陵。今年，陕西对这个大典有了新设想，不仅要是“国家级”，还要“由国家主办”。

公祭也者凝聚华人之心，总归是要收旅游之效，投入也很多，以至每年还要高价卖出几个民间主祭人的席位。根据这个设想，事情再好不过了，国家出名头，各省轮流坐庄，陕西收旅游之利，天下华人归心。算盘啪啪响，陕西万利来，嗯，高，实在是高。

祭扫的义利，大有学问。你是一个百姓，肯定得以利换义了，为了安慰死者，要掏的钱是越来越多，但不掏是不可能的，否则你会丢了慎终追远的为人之道。你是一个地方的政府，那就不同了，说出来的都是大义，追思先祖，传承文化，弘扬传统，凝聚人心，不一而足，但落到实处无非一个利字，吸引多少客流，募到多少义款，卖出多少物品，收到多少利润，如此而已。很多人说这是劳民伤财，我要喝一声“大谬”！劳民而已，岂可说是伤财？而民是什么，不就是用来劳的？劳动人民么，本来就是要被劳动劳动的，本来就该是不厌其劳的。

要问祭扫的真诚度，还是“劳民”（被劳的民）多。至于公祭，阵仗大罢了，演祭扫戏罢了，祭文很文，礼仪貌似庄敬，读得仿佛恭谨，心里着实急迫：快快换得大钱来。没有人觉得这种礼式很丑很无礼，真是咄咄怪事。子曰“礼失求诸野”，信然。

今年3月10日以来发生的西藏事件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应，其实都在中国政府意料之中。早在1月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就已经高调表示要“严控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按照中国当局一贯的政治逻辑，针对印度流亡藏民组织的“再回西藏”运动的“应急预案”应早已准备就绪。

事发之后，中国当局出动军队控制局势，严密堵绝消息外泄，面对世界各国的民间抗议与少数政治家的谴责，北京“以不变应万变”。如此“冷静应对”，当然得“归功”于1989年“六四”屠城所获宝贵经验：千招万招，不如“以力制人”这一招。

在中共的执政经验中，自从1972年中美建交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困境无过于1989年屠城之后。当时，国际社会虽然纷纷宣布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但中国当局硬着头皮扛过来了，当年就有日本首相来访，继之各国都悄无声息地结束了经济制裁。时至今日，各国与中国的经济来往已千丝万缕，如何制裁？制裁之后到底是中国受损还是西方国家受损？更何况西方各国政府要考虑的“民意”不仅有支持西藏的，还有“沉默的大多数”，那当中包含不少国际财团，这些人影响政治的能量远远大于那些抗议中国当局暴政的群体与个人──这是多年来中国以利益引诱国际商界的结果，关键时刻终于派上了用场。这一策略不妨称之为“以利诱人”。

其实，中国当局对待西藏，也一直在实施“以利诱人”这一招。王力雄在《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一文中谈到这点：“近20年是北京在经济上给藏人最多好处的时期，1997年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是1952年财政拨款的324倍，是1978年的7.3倍。今日西藏凡花钱之事，来源几乎全在北京。离开北京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维持下去。”他将西藏人与汉族农民作了个对比，“西藏人即使什么都不做，坐等的收入也比那几个省的几千万农民一年干到头要多”。

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与西藏关系最佳的清王朝，历260余年对西藏的“封赏”，按当时价格折算成货币收入，充其量最多与共产党近5年援藏的数量相当。但为什么清朝终其一世，与西藏相安无事，而如今的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却危机迭起，巨大的物质援助只换得藏人的怨恨，最后发展成中国当局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关键在于清王朝与中国当局处理对藏关系的谋略不同。清王朝只是要个宗主国的身份，让西藏完全自治，从不干涉藏区内政。而中国当局的治藏之策，几乎就是毛泽东治理汉人区域那种“天翻地覆”的翻版：打乱整个社会结构、消灭一切“反动阶级”（即有产阶级），扶持底层社会部分成员成为统治者。但比汉人居住区略为“宽容”的是：还允许寺庙与宗教的存在，只是要接受政府控制管理，不象汉区那样强迫和尚尼姑道士等还俗，并将大量其他宗教列入“反动会道门”镇压。于是，在汉区的阶级斗争在西藏就成了颠覆藏传佛教文明的民族兼文明冲突。

但西藏毕竟与汉人区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其精神领袖达赖逃出西藏，历经磨难，其理念已与世界现代文明接轨。通过他的巨大感召力，让世界广泛同情雪域高原所经受的磨难，“让西藏自由”已成为西方各国随处可见的口号。而毛后的中国当局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治藏之策，只是更多采用物质利益“加抚”，鼓励汉族移民入藏经商。也因此，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宗教的等诸种矛盾交汇。最后，中国政府与西藏的矛盾就变成了广义上的藏汉矛盾，每一个汉族人都自愿或不自愿地被迫裹挟其中。

以力制人与以利诱人，在短时期内都不失为有效策略。但只有道德感召力才能使一个国家形成凝聚力与向心力。以中国当局如今这种无德之治，现在就算以武力再度平息了西藏抗议，而种下的仇恨只会越来越深，难以化解。这方面，还是建议中国政府向美国学习管理波多黎各托管地的经验：每年给波多黎各几百亿美元补贴，但从不干涉其内政。因此，波多黎各人民的烦恼正好与西藏人相反：想成为美国联邦州的正式成员而不得。

屈指一算，改革如今已过三十年。在这样的时间点上，各种梳理与检讨改革三十年经验的讨论会与出版物已经为数不少，但是笔者所在意的问题却是，在这三十年的过程里的知识分子，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因为观察一个时代的特征，或许最为便捷的方式是观察知识阶层的状态，比如他们的心志状况、与社会、政治体制的结合方式以及提供的文化与知识内容等等。

总体而言，1978年以前，知识分子经过几次政治运动之后，基本上和体制融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当时的“知识分子”只是整个一元体制下的“知识工作者”，他们只负责对一套政治话语进行不断的论证、转述与传播。但是由于1978年所启动的改革进程与当时的政治需要，政府开始动用体制内“理论工作者”来炮制新的党内意识形态给予改革以正当性，如1978年5月10日所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由中央授意，由体制内的“理论知识分子”起草发表的，从此之后，改革开放的实用主义逻辑得以基本奠定。

改革的实用主义逻辑也诱发了体制内的许多知识精英开始对过去封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反思与矫正。1983年3月，由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上海宣传部部长王元化、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顾骧与《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联合起草的“周扬报告”，掀起了体制内的一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论争”。从论争的内容与参与人员来看，这开启了80年代以后体制内知识分子分化的序幕，一部分对改革怀有热情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与保守派从意识形态上开始分道扬镳。从具体形态上来说，一些体制内的政策研究单位，比如“经济体制改革所”、“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等等，成为体制内改革派知识分子的集中分布地。

在文化方面，1985年左右，开始在北京逐渐形成三大民间文化机构。分别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以及“中国文化书院” 编委会。这标志着知识分子逐渐开始利用当时体制内的空间，相对独立的选择知识、文化资源来进行传播，这些主事者基本上都是当时大学、研究所等文教部门的成员，这意味着，尽管大学、研究所等文化单位仍然属于体制内，但是由于改革的不断推进，这些体制内知识分子开始以体制身份从事体制外的文化生产与推广工作，或许可以将这些人称为“准体制外知识分子”。

除开与体制关系紧密的这些“知识分子”，民间“知识分子”的聚合其实也早已开始风起云涌。要了解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群体的发展史，或许要往前追溯到60年代末。当时由于知青下乡运动，许多城市里的初中生与高中生散落在内地各个角落，促使这些年轻人开始反思当时的政治与思想问题。他们开始私下传阅有关部门从 50年代开始翻译的一部分内部书籍，也就是著名的“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等外国著作。从思想群落史的角度来看，当时民间知识分子实际上在各地已经通过阅读内部书籍与组织讨论开始积聚民间知识分子的力量。

这些知识群落的主要成员后来通过返乡进城运动，大部分通过高考被吸纳入体制之内，但是他们的思考与行为方式，却保留了非常浓厚的体制外色彩，反抗任何体制化的文学与艺术生产的原则与模式。象1978年创办的《今天》诗刊的主要成员：北岛、芒克等人，还有1979年“星星画展”的一批画家，如马德升、王克平、曲磊磊等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今天仍然是体制外知识分子的主力，既没有被吸纳入90年代日趋专业化的学院体系之中，也与商业媒体的文化生产机制保持着一定距离。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之前的知识分子群体，实际上隐藏着几条不同的脉络，除开体制内已经被整合完毕的“知识官僚”，从60年代末开始成长起来的一部分年轻人，已经在整个70年代一直在积蓄知识与思想资源，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这些散落在各地的知识群体成员，大部分被吸纳入体制内的各种教育机构，成为 80年代文化热的主力军。

从1978年到80年代末这一段时期内，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传统以“意识形态挂帅”的教育文化体制开始分化，一部分体制内知识分子开始清理过去的历史经验，因此需要更多可供反思的理论与思想资源，大学、研究所等等文化生产机构在当时由此出现空前的繁荣，各种西方理论与文化集中涌入，形成今日来看仍然叹为观止的“文化盛况”。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利用的是开始松动的文化体制空间，活跃在文化生产与传播第一线的知识分子，大部分仍然是体制中人，与官方所主导的文化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1990年之后，大部分知识分子要么出国，要么脱离体制下海经商，80年代知识分子集中在体制内的状况从此彻底改变。

观察9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大分化，一方面自然是与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有关，但是另一方面也与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变化存在某种密切联系。因为改革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使得以单位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开始出现新兴的“市场社会”。许多知识分子在1990年左右时期开始远离体制，最为方便的选择就是进入这个新兴的“市场社会”，这一趋势尤其在1992年之后最为明显。大批知识分子逃离大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转而投入市场经济。但90年代所推行的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暂缓的方针实际上让这些知识分子一旦脱离体制，根本无法从事与文化生产相关的工作，因为思想文化的生产与传播仍然由体制垄断。这一阶段的知识分子群体分化，直接使得大量知识分子彻底告别学术与文化圈，而留在学院内部的知识分子，则开始了一段非常压抑而寂寥的蛰伏期。

但就在这一段期间，学院内部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分化出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向。一条是依旧沿着80年代的反思传统来发展他们的论述，比如90年代关于“激进”与 “保守”、“市民社会”、“人文精神”等等争论，就是这部分知识分子对未来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路向的谋划与思考的表现。也正是对于90年代中国发展状况的不同诊断，也埋下了90年代末“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大争论的伏笔。而这两个思想阵营的主要人物，大部分依旧是身处学院体制内，仍然带有浓烈的 80年代的气息；另一条则是沿着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下的专业化路径开始发展，象90年代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思想”与“学术”分野的争论，都是试图抛弃80年代知识分子对体制直接进行批判和反思的路径，转而以学术专业化作为目标，放弃对公共问题的评判，进入专业化的学术体系之中。

前一条发展路向以90年代末的“长江读书奖”、“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而达到顶峰，从此之后，随着网络与报刊媒体的迅猛发展，一个新的舆论公共空间逐渐形成雏形，尽管在2004年左右，这些身处学院的“公共知识分子”仍然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从2004年之后，一些依靠媒体成长起来的专栏作家、自由撰稿者以及独立研究者开始暂露头角，当中最为出名的有秋风、王怡等人。而另一部分在80年代始终以“在野”态度生存的知识分子，最近几年也开始利用媒体平台进行文化的生产与传播，这一部分体制外知识分子，尽管数量稀少，但是却代表一股新兴的知识与文化力量。这也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化生产机制从学院开始转向媒体，学院对于公共思想文化的生产与提供能力，已经越来越弱。

以专业化为目标的知识分子发展路向，在最近几年则正好迎合了国家以资源分配来控制学院的逻辑。政府利用名目繁多的学术评价机制与大量的资源注入，鼓励学院知识分子从事专业化研究，这种软性的控制实际上成为今天学院体制的主要运作方式。知识分子根本无暇顾及公共议题，只需发表论文与申请各种课题，就可以从国家获得大量资源，而且还可以“专业学者”的身份出现。毫无疑问，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学院体制将成为一个“软化”但却十分有效的控制模式。

尽管媒体的快速发展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化生产空间，但是它同时提供了商业逻辑与文化结合的有效方式。学院体制内部与民间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利用媒体来进行文化的商业化操作。其中最为成功者，莫过于这两年无比走红的易中天与于丹，他们虽然都是学院体制中人，却成功的依靠媒体进军大众文化领域。他们身在学院，却无意对今天堕落的学院体制进行任何批评，同时身处商业化逻辑下的大众文化生产机制中，对此也安之若素。

由此观之，改革三十年，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谱已经显得班驳陆离，难以辨清。大体而言，改革之初的知识分子以“自由”为主题，试图凸显个人之价值，从而对压抑性的政治体制进行反思性的批判。但是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知识分子不仅需要面对一个今日越发保守的学术文化体制，还要去接受市场逻辑对于知识分子的心志挑战，这无疑显得异常艰难。在传统思想资源早已中断、西方思想资源尚处青黄不接的今天，我们其实处于一个悬浮状态，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的“知识分子” 要想以超越于任何一种压迫性体制（无论是以控制作为目标的学院体制，还是以效率优先的市场逻辑为主导的大众文化生产机制）的面目示人，重新接续上已被意识形态摧毁的思想文化传统，无疑还需更久的时日与更深厚的耐心。

[一]

如果不是西藏发生了骚乱，我的这篇早应完成的连载，还会往后拖。依照初衷，我该写西藏的现状了，可一到提笔，便犹豫再三。至今我仍品味着半年前离别拉萨的心情。既有十分的眷恋：对这片美不胜收的土地；也有无尽的担忧：西藏能在中国的版图里呆多久？

面对当今西藏的变化，我的最确切感受是：头绪纷繁，越理越乱。

拉萨是首屈一指的圣城，但我满目所触，已难觅神的踪迹。寺庙们仿佛退缩了，与排成长蛇的货摊挤在一起。朝圣者成了少数派，几乎淹没在熙来攘往的旅游者中。僧侣的诵经声虽然高亢，而商贩的沿街叫卖声也此起彼伏，不肯相让。与商业繁荣相照应的，是市区主要马路的惊人扩展，似乎在跟北京长安街比宽度。穿行在装潢漂亮的店铺、办公楼、饭馆、酒吧和夜总会之间，我想许多人会问：难道这就是圣城？

英国地质学家海登爵士上世纪三十年代到拉萨，他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图景：肮脏不堪的城区，终年泥泞的烂路，路两端坐满了乞丐，多数是无人过问的瞎子、畸形人或病人。还有成群结队满街乱跑的野狗，彻夜的嚎叫令他如处地狱。

今日的拉萨，与昔日相比，到底谁更能担起圣城的荣耀？

[二]

这次拉萨骚乱，我从网络上看到藏人狂砸汉人商店的镜头。呼喊西藏独立的藏人，为何把愤怒发泄到移民身上？

有人指责汉人企图同化藏人，连生活方式也被改变了：从前沿街赶着牛羊嚼着糌粑喝着青稞酒的藏人，再也见不到。如今藏人爱吃火锅、川菜，甚至山西的刀削面。最流行的饮料是啤酒。路边小镇摆出了一排排台球桌，口叼纸烟的年轻藏人在悠闲地挥杆击球。

打麻将、玩纸牌的藏人多了，也成了汉人的错，说什么汉人只用一副麻将就把藏人的魂迷住了，再多一瓶啤酒的话，就可以把藏人的魂夺走。

这些浅薄的焦虑，来自对西藏社会日益开放的恐惧。翻开历史，麻将早在一百年前就已流行于藏人中，啤酒更是舶来品。1920年代，拉萨、日喀则破天荒开办了世俗学校，很快遭到寺庙喇嘛的反对，一夜之间全部关闭。现在的藏人，还有谁会把学校视为洪水猛兽？

满世界寻找挣钱机会的汉人，带给拉萨的是商业化。已经很商业化的西方，并没有阻碍宗教发展。西藏走向开放的最大好处，不言而喻：藏人有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

在旅游鞋店里，我遇见年轻的藏族女老板。她精于算计，巧舌如簧，具备成功商人的所有特质。她追求钱财，向往开好车，住好房。她是佛教徒。

在宾馆里，有中年藏族司机在招揽旅游散客。我跟他聊天。他不会说汉语，带着翻译。他说根据地方的远近，每笔交易能挣三到五千元。他不分昼夜工作，为的是攒钱送儿子上大学。我问他希望儿子将来做什么？他说做医生，或者律师。言谈中充满自豪。他也是佛教徒。

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不再互相排斥。你可以终生念佛祈祷转经圈，过最简单的物质生活，“把一年挣到的辛苦钱一咕脑捐给大昭寺，磕一串长头后回家睡个好觉”；你也可以去实现各种人生梦，成为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

藏人无需再做外人猎奇的橱窗。西藏未来仰仗的，必定是后一类藏人。

[三]

但移民太多，民族之间的麻烦和冲突，便日积月累。

拉萨总人口四十万，藏人只占十五万，其余为汉人，其中四川人又占了百分之六十。我去过的几乎所有商店、餐馆，都是汉人开的。汉人富起来了，而无权无势又没关系的藏人，大都只能找份廉价的工作，很多时候，因为不会说汉语，就连这样的打工机会也没有。藏人的财路被断，物价又上涨，在自己的土地上，藏人成了弱势群体。

我的司机和导游是重庆人，跟大多数移民一样，属于捞一把就走。他们没有学藏语和融入这个社会的打算，谈论藏人的口气渗透了轻蔑。比如把藏人称作“牦牛”，拿藏人的生活习惯甚至宗教仪式开玩笑。还说内地来的妓女最怕藏族嫖客，每有藏人光临，女孩们花容尽失，据说吓得“连卵子都起火”。

腐败现象随处可遇。我们路过某村庄，遇到一位做运输生意的藏人，讲一口流利汉话。他告诉我，村里修建住宅，政府出钱补贴，给每户的建房款是五万元，到了村民手里，只剩下两万。

藏人能满意？能不愤怒？就等着时机爆发了。当然，把拉萨骚乱的原因归结于此，未免过于简单。

[四]

我在连载之一里，写过这样一段话：任何民族，如果拥有自己的土地、语言和文化传统，鲜有不寻求独立的。汉人在藏人眼里，永远是外人。摆脱外来控制的呼声，绝难休止。

西藏在历史上曾有过独立的机会，皆因上层处置无方，遂失之交臂。十四世达赖是这样对法国记者描述从前藏人的荒唐的：就整个社会而言，因为没有受过教育，藏人都很无知，自以为西藏是全世界最大的地方。那时的西藏统治者对国际政治一无所知，顽固抵制任何改革的尝试。20世纪初第一个留学英国的藏人龙夏，回藏后想对政治进行改良，结果被冠以“毁灭宗教”的罪名，剜去双眼。

自1950年中共军队进藏，藏人尝到了昏聩颟顸的后果。尽管反抗不绝，终究无济于事。九十年代以来，中共为保住这片土地，倾入巨资。藏人的生活改善程度，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从拉萨往林芝的数百公里沿线，一座座村落，全是彩顶双层新房，一户一栋，宛如内地的度假别墅。在去纳木措湖的路上，无际的草原深处，放牧着成群的牦牛。藏牧民依旧住着帐篷，却有运输卡车、丰田越野车相随。拥有拖拉机的藏农民非常普遍。

为了体现藏汉一家，执政者甚至涂改历史，有意夸大唐朝文成公主嫁给藏王松赞干布之后的作用。寺庙几乎都有文成公主的塑像，导游向我们大谈公主对西藏的贡献：公主教藏人如何耕土地、种谷物，如何织毛毯、做毛毡。连大昭寺也是公主驱魔择址的结果。就差没说布达拉宫的厕所也有盛唐遗风了。

过犹不及。此类宣传能不令藏人反感？

而无论给多少好处，也笼络不住藏人的心。

我碰见过两件事：有次看见藏人在路边盖新房，我上前问：修建这样的住宅，政府要给多少钱？藏人一句话砸回来：我们谁也不靠！后来我听说这类建房的花费，全部来自政府的无息贷款。所谓无息贷款，等于是白给。

另一次是几个旅游者正兴奋地谈论乘坐火车入藏的感觉，在一旁卖西瓜的藏人突然打断了他们的话：修铁路对西藏不好！旅游者惊讶地问：为什么？藏人说：你们把我们的矿产都拿走了。

这就是中共统治西藏近五十年后的现状。

[五]

为平息眼下的西藏危机，有太多的呼吁要求中共与十四世达赖谈判，把达赖喇嘛誉为“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然而，能谈出什么结果？说明白点：一旦允许达赖喇嘛回藏，从他进入布达拉宫的这一刻起，西藏就踏上了独立的不归路。

这甚至是不以达赖喇嘛意志为转移的。

除非有意让中国分裂，已经没有出路了。造成这个局面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

毛撕毁与达赖喇嘛达成的协议，从1956年开始在藏区大搞所谓“民主改革”，斗领主、毁寺庙，搞得天怒人怨，全民造反。随后是1959年的藏人总暴动。毛的对付手段，如同他对付反抗他的汉人一样，就一个字：杀。

这是一场灭绝种族似的屠杀。班禅喇嘛的家乡循化县便是其中一例：当地政府为预防藏人叛乱，先把活佛抓起来。藏族农牧民包围了政府所在地，要求放人。中共军队用机枪扫射这些连棍棒都没有的藏人，当场打死五百多人。僧侣也未能幸免。全藏区约五十九万僧侣中，有十一万人被迫害至死。班禅喇嘛在视察时，藏人围着他流泪呼号：勿使我佛教灭亡！勿使我雪域之人灭绝！

后来的中共执政者虽然改弦更张，特别是近些年，做了不少改善西藏环境，保护藏族文化的事，但为时已晚。毛泽东的罪恶划开了一道不可愈合的伤口。藏人的血液里流淌的是仇恨。

我不敢说中国永远不会分裂，我却敢说藏人永远不会接受汉人的统治。

[六]

当我沿着尼洋河，沿着拉萨河，沿着雅鲁藏布江，日行千里路，饱览西藏的山川锦绣时，一个念头萦绕着我：中国能不能没有西藏？

只有到了西藏，你才可能了解西藏对中国未来的重要。不仅仅是土地的大小，或它的战略地位，或它的丰富矿藏。最重要的，是它占有的水资源。可以说，与中华民族的存亡攸关。

西藏高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河流系统，是中国所有重要河流的来源。中国内地已经处于严重缺水的状态，握住西藏就等于握住了生命线。如果有一天中国人被掐得没水喝了，那必定是失去西藏的结果。

为了子孙后代，也要保住西藏。但，路在何方？

[结语]

不知当今执政者是否意识到：要想避免西藏独立，让藏人自治，是上上策。这一过程或许要通过几代人来完成，但从现在起，就需做准备。

让血腥的历史在时间流逝中淡去。把藏人的和平示威，哪怕要求独立，皆看作常态。这是所有多民族国家面临的无奈。制定政策的最前沿考量应是：怎样缓解藏人谋求独立的情绪？

西藏的最大收入是旅游。目前每年接待的旅游人数约三百六十万人，收入二十八亿元。很快将达到上千万人次。由此产生的大量工作机会，首先要照顾普通藏人，免费培训，优先录用。

控制移民数量。制定反歧视法，维护藏人尊严。长期移民必须学藏语。逐步加强藏语在藏区的市场实用价值，使普通话和藏语成为平等的流通语言。这样做既能减少藏汉之间的隔阂，又能使藏人感到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我很赞赏这样的观点：向美国学习，创造各民族因经济吸引而自由流动的客观条件，以优惠政策鼓励藏人去内地发展，促进民族间的融合。

全面实现宗教自由：让内地的大乘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尤其是天主教和基督教，进入藏区传教。纵观近千年历史，西藏何曾有过宗教自由？十七世纪初，西藏阿里地区的古格王朝曾允许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传播福音，引起佛教僧侣们的恐慌，政权内部发生分裂。僧侣借助外部势力，灭了古格王朝。

一旦多种信仰并存的局面在藏人中形成，西藏的长治久安就有了希望。

 

北京奥运圣火在希腊奥林匹亚点燃

由悉尼笔会、瑞士德语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代表国际笔会在3月25日发起一项称作”国际笔会诗歌接力”的联合行动，在中国传递言论自由火炬。

这项行动以系狱诗人兼记者师涛的诗《六月》为重点，使用诗歌与翻译的方式，提醒中国言论自由问题。

全世界各笔会已经用六十多种语言翻译和录制了《六月》，并利用互联网把这首诗虚拟化的”环游世界”。

也就是从一个笔会到另一个笔会，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在旅途中加入新的译文，最终到北京参加2008年奥运会。

诗歌接力

《六月》是关于1989年天安门”六四镇压”悲剧的冥思。六四在中国仍然是个被禁话题。

作者师涛因”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被中国当局判刑十年，目前正在监狱服刑。

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张裕在接受本台中文部采访时说，像师涛这样因言治罪的，在中国有几十人。这次诗歌接力行动，是希望引起人们关注所有这些失去自由的作家。

张裕还说，国际社会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同时，如果中国政府中那些支持言论自由的人也努力，才可能起到效果。

国际笔会秘书长尤金-舒尔金说：”全世界各笔会的译者和诗人，正以奥运精神将师涛的话用世界各种语言赋予新生。”

他说：”随着诗歌的传播，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我们也使我们对中国言论自由和那些在监狱里低吟的作家们的关注得以传播。”

诗歌接力网站于3月25日启用。当奥运火炬点燃并开始其在希腊前往雅典的旅程时，《六月》诗虚拟地离开师涛被捕前的居住城市太原，”旅行到希腊”。

诗歌接力是国际笔会许多活动的第一项，呼吁释放被视为是违反中国于1998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监禁的作家。

因为做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军事演习的报道，希望了解美国方面的反应，遂向美国驻华使馆提出了采访申请，也因此见识了美国使馆新闻处应对新闻采访的职业操作。记者在采访时被告知了采访的“四个等级”：On the Record

记者可以直接使用采访对象的姓名、头衔以及谈话内容。

On Background

可以直接引用或解读官员的谈话，标明官员身份如“国务院官员”或“行政官员”，但必须由官员自己来决定。

On Deep Background

不得标明信息来源，甚至不能写成“不愿提供姓名人士”，通常只能写成“据了解”或“我们了解到”。所提供信息不得在文章中直接使用，信息只是作为背景知识，帮助记者更好地撰写稿件，或理解所报道内容，而且该理解也只是记者的理解，而非采访对象的理解。

Off the Record

记者被告知的任何信息都不得在报道中使用。信息只供记者理解所用。

除此之外，记者还被告知：“在对美国官员采访之前，必须遵守此基本规定。在谈话之前，您和使馆官员必须对谈话内容的使用规定有清楚的理解。”这句话让人很容易就想起，美国警匪片中警察抓获嫌疑人时常说的那句口头禅：“你有权保持沉默……”

或许是因为时机相对敏感，记者的采访被列入了“Off the Record ”级，由于是报道，而非评论，这次采访实际上是被婉拒了。

虽然没能采访成，但作为美国一级政府机构，美国使馆在应对新闻媒体时的表现却令人印象深刻——纷繁复杂的新闻事件，按照事件的性质和敏感度，被技术化地加以分级管理和发布，从而在保证不冷对媒体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政府。毕竟，一般情况下，没有谁会为了一次采访机会而得罪政府。

不过，由于规则明确，记者在整个过程中也能感觉到获得了极大的尊重。使馆会随时征求记者的意见，了解记者的意图，这一过程中还可以讨价还价，比如要求提高信息发布等级。

这或许能够给国内不少地方的新闻管理部门提供某些借鉴。一堵、二防、三拒访，几十年如此，这种做法最致命之处在于把政府与媒体隔绝，导致“小道消息”满天飞，最终损害的是政府的利益。“善治”不是隔绝，而是主动接触并有效管理这种接触，才能争取到影响大众的机会。

 上图从左至右依次为《生死场》（萧红）、《天堂蒜薹之歌》（莫言）、
《古都》（朱天心）、《饥饿的女儿》（虹影）的英文版封面

●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的差异西方优秀小说格外注重对开篇第一个句子的经营，务必要写得吸引人，叫人一读而不能释卷。我们都忘不了《洛丽塔》开头那句“洛丽塔，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杰弗里。尤金尼德斯的《中性》开头写“我”出生过两次、第一次是女人第二次是男人那句，也令人过目不忘。读到这样的句子，你怎么可能不继续读下去呢？

中国作家却不这样写小说。他们往往从久远的历史或作为故事背景的故乡娓娓说起。对西方读者来说，这样的写法不大容易在第一时间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

●《废都》的遗憾

有一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交给我一份贾平凹《废都》的译稿，让我看看有没有可能修改得像样一些。是一个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博士生翻的，他跑到西安找到贾平凹，自报家门，说他想翻译《废都》。贾平凹就同意了。可惜这位留学生的英文水平实在太差了，翻出来的东西让人根本读不下去，完全是一堆文字垃圾。

我翻译过贾平凹的《浮躁》，这本小说得到了美孚石油公司赞助的一个文学奖。小说里有些我看不懂的西安土话，我就一笔一划地写下来向作者请教，但据说作者因此认为“葛浩文不懂中文”，甚至得出“只有中国人能翻中国书”的看法。

《废都》英译本始终未能出版。时至今日人们还在谈论此事，为它遗憾。我不是说我有多么喜欢《废都》——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有点乏味——只是觉得应该把它介绍到美国，毕竟是一部重要的小说。

●压在手里的好货

我抽屉里有五六本小说，已经翻译得差不多了或者已经翻译到一半了，（之所以没有继续进行，）很简单，就是卖不出去。举个例子，梁晓声写“文革”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这是一本值得出版的小说。我找人出版，他们说你多翻译一点给我们看，我说我全翻完了你不要我怎么办呢？我觉得有点对不起梁晓声，这本书已经放了十多年了，总有一天我要把它翻完。刘震云的《手机》我译了一半以上，没人要。

●我不抢张爱玲

别人争先恐后地翻译张爱玲。大家翻，要我翻干什么？我不愿意任何人以为我是抢生意的人，很多人都在等着我做错事，然后批评我。当然，我的看法可能有点过分，但我知道有些人就是那样的，有好几个人写有关翻译的博士论文，都要把我写上去，好的有，不是很好的也有……最坏的名声是葛浩文不道德地和别人抢生意。

●蛮欣赏王朔这孩子

我喜欢王朔，蛮欣赏这个孩子的。他说话很直，不拐弯。不过说实话，这个人我看不穿，但是我蛮欣赏他。在美国的时候，我看到的王朔是一个谦虚的人。真谦虚还是假谦虚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就是谦虚。我喜欢愿意唱反调的人，喜欢愿意表现个性的人。有人认为那是弱点，我认为是优点。

 

葛浩文与莫言的合作最愉快，原因在于根本不用“合作”

图片均由葛浩文提供

●最好的合作是不用“合作”

翻译中遇到疑问，我一般会和作家联系，有的联系得多，有的很少。多的，像毕飞宇的《青衣》，恐怕我们两个人电子邮件里交流的字加起来，比整部小说的字数还多。比如第一句话我就犯愁：“乔炳璋参加这次宴会完全是一笔糊涂账”，这“糊涂账”到底怎么翻译？糊涂账的意思我明白，但在小说里，为什么说参加宴会是一笔糊涂账？后来我在伦敦见到毕飞宇，他说，中国人喜欢请客，宴席上人多的时候，可能请人的和被请的都互不相识，不清楚谁请的谁，所以说是糊涂账。后来我爱人想到了一个好词，blinddate——约会的双方互不相识。如果没有和作者交流的话就翻不出来。

曾有一位作家把他的一本小说交给我翻译，说：“一个字都不能改。”

相反的例子是莫言。我们合作得好，原因在于根本不用“合作”。他总这样说：“外文我不懂，我把书交给你翻译，这就是你的书了，你做主吧，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其实，他的小说里多有重复的地方，出版社经常跟我说，要删掉，我们不能让美国读者以为这是个不懂得写作的人写的书。如果人们看到小说内容被删节，那往往是编辑、出版商为考虑西方读者阅读趣味做出的决定，不是译者删的。

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2000年财政性教育支出应达到GDP的4%目标，至今这一比例却远远未能达到。为何？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昨天解释称，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3月26日《新京报》)

马丁·路德说，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正因如此，若干年前我们就喊出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响亮口号，在财政收入只占GDP12.6%的1993年，尚且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本世纪末达到4%”目标，而现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到20.8%，我们反倒变得更“理性”和“务实”了———达不到“4%”目标的原因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太低。

赵司长说，去年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致是20.8%，而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35%以上，许多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5%以上，所谓“大河不满小河浅”。但问题是，构成整个“水系”的，不独财政性教育支出这条“小河”，比如，政府行政成本支出也是一条很典型的“小河”。与财政性教育支出比例增长极其缓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行政成本23年来增长了87倍，政府系列的用车费和接待费每年高达6000亿元，占到财政支出的20%。

既然“大河不满”，理应是所有“小河”都浅，为什么“浅”的只是财政性教育支出，而政府行政成本支出反而还“水涨船高”？以2007年为例，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655.4亿元，虽然只增长14.3%，是预算草案报告各项支出中增幅最小的一项，但由于高达5万亿元的收入没有进入国家预算，事实上都是各级政府的自由支出。换言之，政府支出的增长虽然也受到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的限制，但由于有来源充足的“自有水系”，其“水位”的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大河”里的“水位”，即便“大河”的“水位”很低，政府支出同样能“水涨船高”。

显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目标的咫尺天涯，所谓“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说到底，达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其实并不难，关键在于公共财政究竟应该是“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还是“再穷不能穷政府，再苦不能苦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