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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雄史诗《贝奥武甫》，是英语文学的鼻祖，王佐良先生称之为“欧洲俗文学中第一部杰作”。法学家冯象先生的译笔公认是最好的，冯先生译了这首诗后，又去译旧约圣经。就像当年另一位才华横溢的法学家吴经熊一样，一个人以骈文，从希伯来文译《诗篇》。充满现代诗语感的句子，“耶和华阿，求你仰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在吴先生笔下，成了“吾心惟仰主，愿见主容光。人情乐丰年，有酒多且旨”。

大约10世纪初，文法高超的修士，修撰了日耳曼蛮族中代代相传的史诗《贝奥武甫》。就如吴经熊将一位敬虔似火的以色列先知，译成一位敬天知足、温文尔雅的儒士。修道士的笔法，也在北欧多神崇拜时期半人半神的屠龙英雄身上，浓淡不均地，抹上了一层基督信仰的世界观。以至于这一基督教化的北欧神话，终于呈现出与希腊神话迥异的气质。就是这气质，后来令托尔金入迷，激发他写出了《魔戒》三部曲。

贝奥武甫的时代，距离奥古斯丁被差遣到英格兰传教，差不多已有400年。北欧海盗的后裔们，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像英国人。《贝奥武甫》代表着一个英雄时代的结束。事实上，人类哪有过比维京海盗更英雄的人呢。可几年前我在斯德哥尔摩海边，听当代瑞典人的故事。那里生活稳妥，人们行走海洋，如履平地。一种确定性极高的生活方式的表现，是我认识的几个瑞典家庭，都在一年之前，就将第二年圣诞假期全家人的船票订好了。我回头再看靠在海边、尖锐如刀的维京海盗船，直吐舌头。心想，一个全世界最剽悍的海上民族，怎么能够变成这样子。连我老家山沟沟里亲戚的生活方式，若和贝奥武甫的今日传人比起来，都显得过于高风险。

就如电影中说的，“基督的十字架终结了英雄时代和黑暗时代”。当贝奥武甫击杀了那大蛇，就如当初老国王的预言，“魔鬼将永远退回到黑暗之中”。

我是一再忽略了这部电影。看见海报上贝奥武甫的肌肉，就倒了大半胃口。最后鼓起勇气，心想能拍出《阿甘正传》的导演，再不济，又能把一部古英语时代的史诗折磨成什么样呢。结果看了，喜出望外。严格说，这是一部动画片。但原始镜头都由真人出演。演员们从脸到脚，插满了感应针头，将他们的表情动作一一捕捉到电脑中，然后改换完美形象，依据真人表演，制作出亦真亦幻的动画效果。

目前这技术，大概是最适合神话叙事的一种镜像方式了。上帝按自己的形像造人，人按自己的形像造英雄偶像。前面是信仰，后面是神话。前面是神迹，后面是特技。

诗歌中，贝奥武甫有三场大的战斗。首先杀死巨魔格兰道尔。再杀死格兰道尔的母亲，解救了丹麦国王后，回去瑞典作了国王。暮年时，他又廉颇不老，杀死了残害民众的火龙，自己也伤重不治。这样一一道来，跟孙悟空不厌其烦地降妖伏魔，似乎也差别不大。一个是“如神”，人人都想栩栩如神，英雄拯救人民，伟人澄清宇内。一个是“齐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齐天大圣。齐物论妖，欲与天公试比高。这样拍出来，就比希腊神话着力于刻画高于诸神之上的命运还不如了。

但电影的编剧非常出彩。把一个拥有完美身体的贝奥武甫，刻画为一个和你我差不多的骄傲、虚荣、贪婪和情欲勃发的人。他描述和海妖搏斗，上次说杀死三个，这回说杀死了七个。想起曾在美国听一位牧师见证，讲到发光处，一个朋友在我耳边嘀咕，“上回不是这么说的”。

结果编剧用人性的软弱，与魔鬼的契约，把三次战斗勾连起来了。诗歌中，格兰道尔被描述为该隐的后裔。而电影把他母亲设计为一个魔鬼般的尤物。当初老国王与她缔约，得到黄金、王国和英雄的荣耀，却生下了怪兽格兰道尔。搏杀格兰道尔的时候，丹麦的大地上正在流传关于“罗马的新神基督”的消息。老国王说，我们要屠龙的英雄，不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先知。可是，同样一幕又在贝奥武甫身上重现了。他深入巢穴，却无法抗拒海妖的身体和允诺。贝奥武甫与她缔约，却在人前吹嘘自己如何杀死了她，成为不可一世的英雄。

数十年后，贝奥武甫的王国已慢慢接受了基督教。他与魔鬼生下的儿子成了火龙，教士凄厉地叫道，“父辈的罪孽啊”。贝奥武甫打败了一位渡海而来的挑战者，也心如死灰地喊道，“知道你为什么不能杀死我吗，因为多年之前我就已经死了”。

最后的人龙大战，就这样脱离了北欧神话的底蕴，成了一出弑父杀子的哥特式悲剧。也成了一个描绘《创世记》说“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儿通婚，地上满了罪恶”的寓言，同时更是对《启示录》中那一场属灵战争的隐喻。最后，贝奥武甫的继承人头戴王冠，面朝大面，再次看见了那从海中升起、美艳不可方物的怪兽。英雄胜过他自己的贪婪和骄傲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偏偏导演在此时喊道：“cut！”

对那些崇拜英雄的人来说，这电影将英雄史诗彻底掀翻了。但如果你对被判无期徒刑的许霆充满同情，你对自己想象中在提款机前的一幕心有余悸，好像我一样。老国王做不到的，连贝奥武甫都做不到。许霆犯下的，连我也可能犯下。你就说，这电影其实是真正的史诗，一部关乎人的诱惑、堕落和寻求救赎的史诗。

贝奥武甫临终前，诗歌中这样描述他的遗愿，“光荣之王，永恒的上帝， 让我为我的人民赢来， 让我临死前亲眼见到， 这样一份礼物！ 为了这座宝藏，我交出了最后一个冬天。请接着我照顾王国的利益吧”。

真正的庆幸，是英雄交出了傲慢，国王交出了主权。向着光明之子，黑暗中的英雄贝奥武甫，交出了他的最后一个冬天。千年之后，瑞典人交出了他们的剽悍，英国人交出了他们的诗歌。而我可以交出的，就是自古以来那个“如神”和“齐天”的梦想。

不是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救世主，而是这个世界从来没有齐天大圣。

2008-03-14

三月二十六日晚，盛雪《觅雪魂》推介会在香港隆重举行，推介会由阿海主持，在盛雪自我介绍后，陈达钲、费良勇等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武宜三摄影并撰文

 

 

 

 

台湾新一届总统大选结果产生，马英九以221万选票的优势击败对手，为国民党夺回失落8年的总统宝座。由此，台湾又一次文明、和平、民主地实现二次政党轮替。这对中国大陆未来的民主政治走向，将产生领航与灯塔的深远意义。今天的台湾人可以自豪的说：他们才是真正的国家主人。台湾政治家们，为了民众的选票，不得不走到民众中间争取支持；不得不直面选民的不断质疑和问题而做出诚恳地解释与答复；不得不亲民性的”扫街拜票”，握手击掌。由此证明，台湾民主政治是落户中华文化生态的成功示范。当下，如今大陆的思想界、知识界普遍认为：此次台湾国民党以竞选赢回了政权，将对中共宪法规定一党永久执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产生巨大的冲击作用。

此次台湾大选，人民将曾代表台湾国民党向50年代被政府镇压的民运人士三鞠躬的马英九一举推向上总统宝座，致使他从此登上了政治伦理的至高点上，足可以居高临下地傲视大陆靠暴力夺得权力和靠老人指定传代、维持这种权力的所有执政者。无论大陆媒体如何矮化、打压与抹黑台湾政治，认为马英九只是 “地区”新一届领导人当选而已，但当今中国大陆没有一个可以与选票箱里诞生的总统比肩的政治家，已是世界主流舆论所无法忽视的事实。

中国青年报《冰点》两年前曾以醒目大标题：”一个主席的三鞠躬”刊登过台湾文章，”马英九背起国民党的十字架，向历史忏悔，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但却不是孤立的、独特突发的事件，而是台湾民主道路上标志里程的众多指路牌之一。他的深深一鞠躬，透露的不仅只是国民党的内在改变，最核心的驱动力，其实在于台湾的民主，造成了台湾整体的深层质变。”是的，今天的台湾政治，用如此生动的现实印证了这个结论。

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总统胜选后的群众集会上说：”人民最大！只有人民手上的选票最大，没有一个政党比人民大！”可见国民党胜不骄躁，如此敬畏人民选票的神圣；而民进党则败不气馁，表示诚恳接受民意的选择，并向马英九频频祝贺，一派坦坦荡荡的君子之风。更令人刮目相看得是，谢长廷向民众的深刻道歉与检讨，民进党上下共同反省，以图重建人民信心。这反映出他们不因竞选失败而陷于内部争斗和积极面对挫折的政党成熟心态。凡此台湾民主政治的种种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足以令大陆政党与政客们汗颜。台湾在全体人民和民主政党的共同努力下；在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前国民党领导人蒋经国率先垂范，”自我改革”，开启民主大门下；尤其是李登辉推动全民大选的勇气与气魄感召下，最终品尝了如此民主的大盛宴，不得不令世人刮目相看。而曾讽刺过台湾人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大陆，人民却至今都生活在没有阳光普照的黑箱政治中。

其实，自从台湾走向民主化那天开始，大陆与台湾双方的政治力量对比就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台海局势也随之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演进。这种演进今天又随着台湾马英九时代的到来，更加凸现出来——两岸统一不是近了，而可能是更远了。

尽管马英九一直持海峡两岸”终极统一论”立场，也同意可以和大陆签定和平协议，但强调双方进行和平谈判前，大陆必须先撤除飞弹。他始终强调，统一的前提是大陆实现同样的自由和民主，这是符合普世价值要求的，也是国际国内公论的一致愿望。然而，大陆的执政者们也有这样的愿望吗？答案是否定的。马英九已经给出”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的原则，而大陆则坚持”宁可不统一，也不能平反六四”立场。 由此可见，海峡两岸实现统一的真正障碍不在台湾，而在大陆。

如今，马英九承认”一中”各自表述原则，正领导一个民主自由的台湾自信地走向未来，他将成为中共更难应对的一个棋手。大陆政府惯用政治”台独牌”鼓动民族情绪战略现已失之无据了。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其实在经济方面更积极一些，他赞成三通，推动大陆观光客来台。如此以来，开放陆客赴台观光，让更多大陆人民感受台湾民主，体验自由生活，传播普世理念，以加速大陆演变。这就从根本上瓦解了大陆”以反对台独，来证明自己的正义性和激发爱国主义热情”的精神支柱，从而达到实现淡化两岸统一的”国家”与”民族”的主题，而凸现政治体制的优劣选择焦点，进而直逼要由选举箱来决定两岸统一国家领导人问题。而这恰恰就是大陆领导人最不想触碰的保命禁区。

网上有大陆网民留言说：希望马英九先生和胡锦涛先生现在就站出来PK一下，好让中国早日”破镜重圆”，好让中国人民（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早日拥有自己共同的领导人。可是，我们料定马英九先生会干，而胡锦涛先生是死活都不会干的。怎么办呢？我们就只有等一下了。耐心一点吧，等到大陆领导人真正选出来了再说。因为胡锦涛不是选出来的，要他去迎接马英九的PK，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和全台人民共同阐释了什么叫着文明世界，证明了中华不会只能永远徘徊在文明世界之外、中华人也有能力结束政权更替的暴力循环史。

此据台湾《联合晚报》报导，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张俊宏曾于2007年6月11日，以”一国一制、大破大立，中道百合、觉醒台湾”为题，在媒体刊登广告，倡议台湾应该以”一国一制”的构想，来回应中共”一国两制”的统战政策，他说，既然是中共来挑战台湾的”二国论”，台湾为何不能用”一制”来挑战中共的”两制”？只要中共愿意推行”一制”即民主制度，台湾接受”一国”不仅放心，也属公平。因”一国一制”（和谐民主）比对”一国两制”（自相矛盾）更具道德合法性，更有良性影响力与凝聚力。中共只要放弃一党之私，学习一下国民党的革新精神，转变观念就可以实现。但我们要”把全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党，从来都是把自己的执政地位置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之上而不容质疑的。

其实大陆执政者今天根本就没有能力统一，也根本不想统一，所谓”统一”云云那是说给老百姓听的，特别是说给大陆”红色记忆”上瘾的”泛红阵营（包括民族主义者）”们听的。如果大陆执政者真想统一，早就建立起统一的平台——也民主起来了。大陆有了民主，两岸统一水到渠成，中南海里的大脑是很明白这一点的。所以我说，其实阻碍两岸和平统一的真正障碍在中南海里。

我一向认为，只有当中华人民都能自主、自由地选择民主政府、更换政治精英时，海峡两岸归于统一的历史契机才能成熟。而一个统一的中国，首先应当是一个民主的中国。由此看来，不民主的社会制度，才是阻碍中华两岸统一的真正大敌。

巴尔扎克有一篇小说叫做《玄妙的杰作》。讲的是艺术大师弗朗奥费在创作的激情中反复添加修改，将原来一副“能看见皮肤下血管流动”的美丽女子肖像涂抹、遮盖到满幅画面都是杂乱的油彩和色块，只剩下一只纤细的、活生生的脚。即使《投名状》曾经有过一个完美的剧本，我现在看到的影片却是色彩过于丰富了，让我有些杂乱的感觉。我看到的是复杂化人物处理和竭力丰富化但互相矛盾的主题、是几个题材的叠加和人物的多重影像以至失去焦点，这些将影片的完成作品遮盖成一堆斑驳的油彩堆砌。当然，就局部来看，影片也有许多绚丽、耀眼的色块。演员在某些情境的表演也充满了爆发力，刘德华因为自己的诺言被李连杰粉碎，让这位大哥用铁链子把他栓在院子里号哭就是演员表演的一个亮点。但在总体上看，影片的故事设置了过多的走向，让我这样的观众无法找到它内在的统一逻辑，无法建立起对人物认同。

主人公动机：庞青云到底要什么？

《投名状》的叙事十分离散，主要人物庞青云有很多方向的动作和目的。我们看不清庞青云到底要做什么。他的内心动力是什么？是跟魁字营报仇，还是要娶徐静蕾？是救百姓，还是坐龙椅？我们很难从一个统一的人物定位和他做的事情去跟随这个人物。

庞青云是一个胸怀大志、一心要让天下百姓得解放，最终被封建皇帝镇压的悲剧英雄吗？可观众如果在这个方向上理解，故事又没有给我们足够的展现。他到底是成功地做到了自欺欺人，以为自己当上开国皇帝就能够解救天下百姓、一举为万世开太平，让天下穷苦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还是不管一切，谁挡我的道就除掉谁，一心只要坐上鎏金龙椅的李自成、朱元璋？纵观他全片的行动和重大关头的取舍抉择，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敢于霸兄妻、为了登官位狠毒杀兄弟的小官迷。这样一来，他说的“不能放纵手下人欺负百姓”、“请求减免赋税”都是编导生硬贴到人物嘴上的绝妙好辞而已。在现有的故事中，人物在几个方向上都没有走到底。

说他是邪恶之徒吧，导演还设计了他维持军队纪律处决了奸淫民女的士兵，还让他跟莲生说些“自己的命该自己做主”这样具有现代观念的台词，让他一再声称自己要成就大事，一再向弟兄，其实就是向观众担保“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是对的”。我们看到他在知道莲生是二弟的妻子以后还毫无犹豫地跟她保持关系。在刘德华扮演的二弟冒死进城去劝降时，他在对二嫂表达情意：“我不死就娶你。”他派人去杀刘德华了，还在那里对刘德华的魂灵发誓：“你死的也是值得的。”

影片结尾处，一心要成就“大事”的李连杰后心挨一枪，前胸挨一刀，场面着实惨烈，让我们感到他的死很具有悲剧意味。但是，这样的两种力量刺杀其实是将戏剧冲突分散，使主题分散。从整个故事织体来看，庞青云到底要干什么让我难以把握。这个人物是在骗自己还是要迷惑姜午阳和二弟？庞青云这个人物的几个行动目标和他的善恶定位有点彼此掺杂、矛盾，这让观众不知道该为英雄抹泪还是为坏人恶有恶报而叫好。这样复杂、难以决定认同的人物设计和故事编排不是商业故事片的讲法。

女人：一夜情难忘，还是红的绿的都喜欢？

《投名状》中，三弟姜午阳觉得大哥要杀二弟是因为爱上了二嫂，于是姜午阳就去把二嫂杀掉。且不说如果这样的三弟是一个什么样的愚蠢大傻瓜，且不说他的这种思维和价值观是多么地《水浒》，多么将女人物化为供男人使用、争夺的器具；这里我们首先面临的疑惑是：徐静蕾扮演的莲生对庞青云和赵二虎两人到底是个什么心思。她是不能忘怀跟庞青云的郊外一夜情，还是决心跟从小青梅竹马，为救自己杀过人的赵二虎回家？或许，她在知道自己要被杀时候说的台词就是自己对两个男人的意思？她说自己挂帘布挑不好颜色，红的也想要，绿的也想要，说要今年挂红的，明年挂绿的。因为编导对这些都没有清晰的定位，对这个女人的内心和与其它人的关系都没有准确设定和把握，几次她和刘德华见面时都没有台词，刘德华也只是跟看着她抱一下，然后就是两人脱衣相拥。在赵二虎冒死进城去策反敌军时，庞青云跟莲生表白心意说要娶她，可是莲生对这个爱情誓言是什么反应？是期盼已久喜出望外，还是心中留恋二虎而表示遗憾？观众什么也不知道。由于我们没法了解她跟两个男人的状态，所以这个三角戏根本不能带动我们的感情，因为我们在观赏时浮在水面上，没法进入跟哪个角色的认同。

主题：兄弟情义薄云天还是官军太可怕？

中国戏曲学家李渔说过，戏剧的编排要“剪头绪，立主脑”。《投名状》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大家在幽默短信中总结的“兄弟之情不可靠”？还是导演说的“做坏事的人不一定有坏的目的”？有趣的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陆写好心达到坏结果和为了善良目的杀人的故事层出不穷。《荆轲刺秦王》试图表现秦始皇要让百姓安居乐业，结尾字幕说他修建万里长城成就统一功业，还“护国护民”。《英雄》让秦始皇感动刺客，知道自己是爱好和平之人。电视剧《雍正王朝》的主演唐国强认为肆意杀人和大搞文字狱的雍正是“用雷霆手段，行菩萨心肠”。

除了上面两个主题，在宣传和记者访谈中，导演还宣称过本片的另一个主题：不可以跟比你大的人讲道理。“永远都有比他们更掌控他们命运的人，他们只是棋子。” 导演把这个思想当作一个重大思想倒是跟香港和大陆普遍盛行的犬儒主义生活态度十分合拍。或许陈可辛抓住这个思想予以呈现是因为他敏锐地把握住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他搭准了神州大地上百姓的脉搏。但是，如果想讲官军的狠是怎样压碎了兄弟的情，那就应该写出兄弟情深、兄弟的结义很有些力量，写出他们很有些创造出美好活法的希望，然后让兄弟情义来跟朝廷的邪恶有力相对抗。如果让我们看到几个兄弟的情义和行动的确具有某些正面的价值，再呈现强势的朝廷如何毁灭兄弟情义，观众大概还是会有所感动。但是我们看到的庞青云这个角色不管是对兄弟、对兄弟的妻子，还是对待投降士兵都没有任何义气或者良心，我们看到的只是他要娶二弟的老婆、觊觎巡抚官位和那个金光闪闪的龙椅。有网友从他请求减免江苏三年赋税看出这是他要做的大事，看出他是为百姓的。但这是任何一个封建专制系统中的官僚甚至皇帝都时常实行的休养生息方法和安抚怀柔政策。如果这是为百姓，那每一个封建皇帝的改朝换代都是完成了利国利民的“大事”了。

其实，要顺着庞青云请求减免赋税这个话头说，也可以写出具有戏剧张力的情境。那就得写出如果换一个人当巡抚就要死多少人，如果那人当了巡抚，他就不光要杀二弟，三个兄弟和嫂子都得死，而且庞青云自己替死也不行。这时他为了救大家而杀死赵二虎就是一个真正的困境，就是一个极度具有戏剧张力的两难选择。这时，他要再对自己或者对二虎的亡灵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是对的”才是一句有落实的台词。纵观现在的故事，这句台词只是编导给庞青云这个人物加上的许多现代感的台词之一，而没有展现为庞青云贯穿的、有逻辑的行为动机。

躲避善恶评判与思想探索焦虑症

陈导演在谈话中多次谈到要对抗好莱坞。在艺术趣味甚至根本价值观上不同意好莱坞，这是当下大陆学界许多知识分子和电影人中比较走红的观点。是啊，看了《漂亮的女人》，我们可能会嫌好莱坞的爱情故事太幼稚温情；看了《肖申克的救赎》，我们或许会觉得那里的人们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追求太自信、太执着；看了《七宗罪》、《法尔戈》我们或许会害怕那样的艺术太黑色、冷酷。但如果因为要对抗好莱坞，一个商业大片的导演居然在做商业电影时抛弃故事的完整统一性和人物言行的内在逻辑，简单地说出自己的道理就有点显得幼稚了。庞青云在冰上走，说自己这一辈子是怎样如履薄冰，这个段落就是一种简单的直说和图解。看一部大制作的商业电影时，我总是希望编导把故事讲顺溜，总希望导演要区分主人公的善与恶从而让观众有所追随，让观众为善良的价值实现而笑傲江湖，为恶人的凶狂和正面价值的毁灭而发出一声叹息。这是至今为止我们看电影的人、拍电影的人在多少年的共同游戏中玩出来的规矩。这一点上，我觉得冯小刚的《集结号》做得比较好，尽管我不太同意影片最后的意义归属，他强调的价值观是统一的，人物的性格设置和动作呈现是鲜明、清晰的。放在历史环境中，《集结号》的故事和人物是有其现实性基础的，那时候的多数战士就是不怕牺牲，但最怕组织不给说法，不给烈士勋章。当然，要问我的感觉，如果谷子地在得到组织的承认和奖章之后如果要能给烈士的家属多要到500斤小米，能把这500斤小米给他死去战友的亲人扛到家里去，那就会更加感人。但就是眼前这样子，《集结号》的人物和故事还是有其真实力度的。我们发展了讲故事、听故事这一套游戏是挺好玩的，讲故事，就着故事讲看法，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在弘扬一种对话中的理性和理性中的对话。

在《刺马》的故事中，主题和主人公动机是清晰的。反面人物马新贻就是要一心向上爬，他明确说：谁挡了我的道我就除掉谁，故事的主人公是张文祥，他就是要除掉害死兄弟的马新贻。但在改编之作《投名状》中，导演要表现兄弟情义，还要加进历史的残酷杀戮背景，又要表现对强势权威的恐惧和臣服，还要塑造一个有良好动机的庞青云。一部影片中要加进诸多思想，这多少表现出一种不够深刻的担心、有一种怕被指责没思想的张皇和焦灼，显得有点进退失措。影片对主人公的形象失去定位，对他历史意义的思考被搁置起来，对他的的道德评判被悬空了。不区分人物的善恶让我们在观赏时没法建立认同。没有价值观的支撑，拒绝做出价值判断或者没有能力做出价值判断，这是眼下许多中国电影的共同特色。在《投名状》中，这种价值观的悬空与它的人物定位离散和叙事的主题叠加也许是互为因果的。我们的导演在商业电影中明确地避开善恶判断，而且将之解释为人物性格复杂化，解释为主题的丰富和深刻。其实，不区分人物的善良和邪恶成为电影叙事的时髦，成为思想深刻的标杆，这是恰恰是没有思想的迹象，是精神受过强烈电击的烙印。今天中国的许多导演都急于摆出探索普士（pose），都要使劲地显示深刻，但在文本中却未能进行形象的呈现，这是思想探索受到阻碍后的压抑感，我把它称为思想探索焦虑症。造成这种病症有多种原因，有时是作者没有能力进行思考，面对现实没有能力做出解释，还有一种可能是观念交流的空间被封闭了、做出有力的现实呈现和深刻探索的路子被阻碍了。在封闭环境和扭曲的心态中，我们许多人把反人道当先锋，把无价值当作价值，把前现代当作反现代，这是思想探索焦虑症的一种表现。就本片来说，对农民起义军和朝廷的价值评判，对太平天国用杀戮来进行反抗和清廷的镇压如何阐释，历史人物和历史运动的正义性思考，都是在学界争论很大而且很有一些政治禁忌的话题。说句题外话，如果希望在北美、欧洲取得票房好成绩，就不要选择这种看不明白谁打谁，说不清有没有正义之师的题材，更不要耍弄这种不分善恶的深沉。就中国的观众欣赏而言，对主人公所代表的力量，对主人公在历史潮流中的选择，我们也会有道德评判和历史评判，躲避对人物善与恶的评判，将价值判断故意悬空、虚化都会影响到对人物的认同和主题呈现。

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电影、电视剧是迫于个人成功而蔑视观众的理性，为了收银子而躲避探索，懂了装不懂，巧妙的虚化现实，故意地对自己进行精神上的自残自戕。

思考是人的本性之一，是人的欲望之一，这种欲望受到压抑就会有“力比多”，思想探索焦虑症的一种表现就是压抑导致的病态，其症候就是：在真实和普遍价值观的隔壁扭动身躯，跳起灵魂出窍的桑巴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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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满城争说和“看片自由行”

1944到1947年间，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到结婚、分手三年间的情缘和情怨；1950 年构思，写作推敲、修改打磨20多年，到1977年才由香港皇冠杂志社出版的一篇小说；2007年，李安拍摄的一部在威尼斯获得“金狮”奖的电影，再加上一个谁也绕不过去的1940年2月就义的抗日女英雄故事和两岸三地同时上映的两个电影版本，这些时间和数据掀起了2007年中国最大的文化事件，一时间可说是阳光雨露沐浴，波涛汹涌颠簸。这也有一种略带黑色的对称之美：影片和放映场、审查间、报纸网络扬起的香艳和肃杀之气，跟张爱玲的小说倒有一拼。

真实的历史时代和真实人物的重负、作者虚幻人物与自己生活的纠缠，这几重的复杂叠加给中国的观众带来更多理解角度，更多的感觉兴奋点，也带来更多的美丽误读以及精深阐释。面对小说和电影，每个观众和作者都找到抒发自我和奇妙读解的道路。更不用说，这影片和小说还要穿越两岸三地的不同当下语境和意识形态氛围。所有这些使得《色，戒》成为一个轰然作响、余波阵阵的巨大文化事件。大陆的《三联生活周刊》在9月刊出了封面故事，六篇文章把张爱玲、郑萍如、抗战时的上海歹土和今日的遗迹周全写到。许多记者、影评人撰文无数，女学者崔卫平也在《新京报》上写了《张爱玲给李安出了难题》，文章占了半版篇幅。台湾的龙应台女士在德国先后写了两篇读这部影片和相关历史的感言。此文中有的语言带着意象派诗歌的韵味和节奏：“李安的电影，却像一颗来势汹汹的大火球从天而落，边落还边星火四溅，嗤嗤作响，效果是，人人都在谈《色，戒》。” 如果去大陆的网站看看，许多愤怒网友猛批这是一部汉奸电影，卖国、反动之类的词象战争时期的炮弹落下，轰炸得网络上一片隆隆作响。

我本人则是靠着读小说，看那个无色之戒的删节本，再到新浪网上去找到删减片段和报纸对删节段落的介绍，勉强在自己脑海中虚拟剪接成一个《色，戒》。

这期间，大陆有许多人为了看这个片子专程到飞到香港去看足本的影片，出现一个少见景观，香港的影院里许多观众提着形形色色的购物袋进来看《色，戒》。许多旅行社及时打出广告，以“游香港，看完全版《色，戒》”招徕游客，一时间居然出现了一个新词叫做“看片自由行”。

二、影像快感：还原旧时代的视觉盛宴

看《色，戒》，首先打动我的是的影像质感。李安用精细、充满光泽、色彩饱和的影像来还原那些场景、那些器物。影片中的旗袍，易先生穿的衬衣，都能让人看出它们的质地和档次。三年前在上海，上影厂的朋友在拍《长恨歌》，制片部门觉得美术部门花钱如流水，他们时常说起一双皮鞋用了三千块，心疼得很。但是美术师张叔平说穿上这样的皮鞋，演员走路会不一样。这次看梁朝伟的西服，老在琢磨是什么料子，怎么能做得那样服帖。在柔润漫射光的映照下，那些从香港借来的翡翠古董麻将是那样美丽。听着搓洗的声音，我似乎能感觉到那些麻将沉甸甸的分量，它们一定像古董玩家盘熟了的玉一样，有着油润的手感。那雨中和夜晚的街道，那些LV的皮包和箱子，那些书桌和地板，经过小光比漫射光的处理和精妙的剪接，跟支使着它们的人物一样有了视觉吸引力和述说当年的意味。影片的导演和剪辑是圆熟内敛的，它好到让你不觉得它好。我在看第一遍时根本就感觉不到这部影片的导演有什么镜头技巧，什么跟移啊，镜头内调度啊，机位随着人走不知觉中变换构图和人物关系，一概看不到。影片对那些旧器物和场景有一种宗教式的尊敬，李安说：“所有的尺寸都是真的，包括三轮车的牌照和牌照上面的号码。”老上海街景也几乎乱真，街上两排法国梧桐是 “一棵一棵种下去的。”这简直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保护文化遗产的标准：整旧如旧。当然，李安不仅如此，他还在拯救那些记忆，他要还原那个时代。龙应台女士说这部影片“它是李安个人的‘抢救历史’行动。”当然，也许我们跟着李安一起其实拯救的只是想像，只是萦绕自己内心的某些挥之不去的疼痛点。

这就是好看的电影了，它在最直观层面是色的盛宴，是声的交响，跟《色，戒》里讲的男女吸引道理一样，它影响人的第一层是感觉的，甚至是生理的。

三、王佳芝：被历史裹挟的美女刺客和她的自救

《色，戒》的故事当然有给我们做出深刻思索的辽阔空间，但作为一部商业电影，它首先有其戏剧性必要元素。它有战争环境，有谋杀，性爱，有性爱之后的情爱，有情爱导致的突转。但这其中最值得探索、最难以探索的思想硬核是性对女人心理的影响。

我对这部影片最大不满意就是它对王佳芝第二次参加刺杀的动机讲述不够结实，不够缜密。是的，张爱玲的那部小说，有她作为作家对女性心理、生理的探险和男女关系的冷静思考，有冷酷的呈现，但也有对自己生活的解释、辩白，或许有意无意地还放置了些许遮掩。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纠缠，内部充满了空白和矛盾的文本，实在是很难穿越。

王佳芝第二次去接近、刺杀汉奸易先生的行动，是个冒死的英雄行为，更难之处在于，这个任务不是凭借一时之勇冲过了心里的“上场慌”就可以完成的，这需要强烈的人物动机。这个动机，在张爱玲那里是用“义不容辞”一笔带过。电影编剧王蕙玲从张爱玲小说中的“她倒是演过戏，现在也还是在台上卖命”挖掘出“为戏而生，为戏而在”的人生状态，这在故事中就挺难写清楚。编剧进而认为，女主角“当戏剧的需求与人生起了这么紧密的联结之后，所有的牺牲都不算什么了”。在我看来这作为人物动机的设置就完全不够，有点拿概念去推衍人物。如果电影戏剧中的人物做事的动机不够充分强烈，我看起来总会觉得不那么顺遂。按照故事片设置冲突的规矩，必须找到一个非常坚实的刺杀动机可以跟后来王佳芝心里对易先生的性爱、情爱对抗，这才能走到在刺杀即将成功的最后关头挽救易先生的戏剧高潮。就现有的小说和电影来说，要么写出她受到时代的潮流推动为了爱国去杀人，要么写出她为了爱情去杀人。今年夏天我写一个关于珍珠港事变前在上海活动的女间谍题材的电视剧，就安排女主角的一个哥哥是中国飞行员，在那当口被日军击落了，这样她的冒死勇敢行动就更有个人动机。其实电影里我们看到了邝裕民对王佳芝的吸引，王佳芝后来在上海终于面对着对邝裕民的亲吻，她这时温温地说：“3年前在香港是可能的”。小说里王佳芝知道梁润生要跟自己过初夜时，张爱玲在“偏偏是梁润生”后面用了个惊叹号，这个惊叹号可以读解成王佳芝心里想的是：为什么不是邝裕民。其实这个影片最大的张力在于精神的爱情和性之间的某种关系。王佳芝也可能是为了爱人去完成刺杀任务，但却被自己觉醒的性击倒。在真实生活中，大陆党史出版社有一本《谍海风云——日本对华活动与中日谍报战》说郑萍如的中统领导稽希宗跟她是一对情侣。那本书是一个署名吴童的作者编著，这个情侣关系很可能是作者演绎，但这却让我觉得郑萍如刺杀丁默邨的行动在宏大的爱国潮流下也有了结实的个人动机。

在大陆的删节版电影中，这一点更加说不清，因为没看到王佳芝性爱之后的情感变化，他给易先生唱《天涯歌女》那一段就有两种阅读，一是她为了完成刺杀任务继续在迷惑、糊弄易先生，一是她理解、同情易先生给这个也是“当妓女”的男人一点安慰。

王佳芝去送易先生的信封给吴先生和邝裕民那一段，王佳芝的诉说是真的恨，而不是爱。她跟邝裕民没必要演戏，她说自己盼着他们把易先生打死，脑浆喷在自己身上。这让她这一段的心境很难解释，这样来说王佳芝就一直都想杀掉易先生，只是到买戒指那一会才产生了突变？这个突变写法是小说带来的结构性顶牛，小说让王佳芝直到看到了鸽子蛋一样的钻石和易先生像米色蛾翅的睫毛才顿悟。按照现在大陆版《色，戒》的写法，王佳芝爱上了易先生，她的心思是在看到钻石的时候才电光火石一闪知道“他是爱我的”，我们知道这一点是看到她叫易先生离开。

不管是港台版本的“快走，快走”还是大陆版本的“走，走吧”，王佳芝叫易先生离开都是救了爱人的性命，在另一个意义上，她也救了她自己，因为这是她为自己做的一个选择。为了这个主动、自由的选择，她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而易先生还在陪着太太们谈论哪家的川菜好吃。王佳芝面对着国家间的战争和男女之间的战争，这个残酷境遇和她的作为让今天的读者继续胆寒，也让我们生出些崇敬：我们和王佳芝一起作为自觉、自主的人共同生存在这个充满荒诞的世界上。就荒诞境遇中的艰难选择来说，《色，戒》弘扬了一种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它在探索一个有了自觉意识的人能够做出何等惊人而勇敢的举动。《色，戒》写出了最极端的境遇：当王佳芝遵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时候，当她决心救自己所爱的人的时候，她付出了生命代价。最令人惊叹的是：就是那个被她拯救的人签署了她的死亡执行令。

四、易先生：特工杀人王和性爱英雄

从小说到电影，易先生的改动要大得多，丰富得多。对于战争和自己的境遇，电影中的易先生都有更多的自觉，对于王佳芝，梁朝伟有更多的温情和恋眷。在小说里，易先生当晚就抢时间把王佳芝等枪毙了，然后他回家，听太太们谈到哪里吃川菜好，那副脸孔阴沉可怕得紧。在电影里，我们却看到他坐在王佳芝睡过的床上红了眼睛。

原著中易先生很大程度上是张爱玲用来写女人的楼梯扶手和镜子，这人是模糊的，虽然也有性感情人的一面和冷酷迅速地处死威胁到自己的学生娃娃的另一面，读者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性功能。电影试图把他当作时代中的“这一个”来写，有了演员，他就必然是个活人。他对女人有品位，有SM，对自己的汉奸身份充满自觉和怨恨：“我比他们更会当妓女”。当然，有的台词是作者站在人物外面甚至站在人物高处写的，导演在让人物自觉于自己的境遇。易先生对自己高层汉奸地位的疏离感表现了他在时代浊流中的极度清醒，这是他对自己的当下境况的异己感，这更多的是电影作者给这个人物的点化和提升。看当时的材料，许多汉奸是觉得自己碰到好年头了，他们觉得卡住了历史的咽喉，要逼着时代为自己勇敢弄潮、拨动历史车轮开工钱。易先生买钻戒的十二根大条子总不是工资收入吧，最不计较也要问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当然，历史中的活人可能就比这更复杂，更让我们思想处理上有麻烦。根据陈立夫的回忆录，丁默邨同时是重庆的地下工作者。其实，他们那些人一方面觉得时来运转天助我也生也逢时，觉得该我走鸿运人财两得，放肆地纳宠、包二奶、收金条，一方面都心虚地给自己在各方留后路，这大概是比较真实的心境。我在工厂里学电焊的师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外号“老甲鱼”，从抗战时到解放前后是上海的警察，这种人被叫做三开人物，跟日本人、汪伪特工和共产党哪方面都逢迎。据说他的档案有一尺多厚，休息抽烟的时候，他偶尔会跟我讲上海的女人和哪家馆子做的蟹黄汤包最好吃，那是一道淮扬名菜。

五、性爱探索，《色，戒》故事里的盐

如果许多理论家所言真切，观淫是观众看电影最重要的隐秘欲望，那李安这部《色，戒》算是把电影的长处用到了，当然不是用足了。影片直抵性爱的最真实呈现，是的，追寻两个男女的关系，呈现他们如何在性爱中挣扎、角斗要比一万次晚餐红酒中的对话都要实在和深入。

在叙事表意上和影像观赏上，性描写是这部作品的最重要元素，是给其它的感情、历史氛围定位的中心坐标点。李安这次得了些先锋，他直面而又严肃地写性对人的影响，不是写爱情。把这两者分开写，是现代人对两性关系抛弃了自我自魅和迷惑的俗见之后的新课题。导演和张爱玲一起从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固定的道德评判中重新把人给挖掘出来，这次挖掘和挽救出来的真是文学家最爱的人性，但这次挖掘出来的不是那个笼而统之的humanity，是那个实实在在的sex，是人性中的性那一块隐秘而又真实无比的敏感地带。

要论起电影中表现直面性的力量和真谛，李安并不是跑在前头的人，日本的大岛渚在《感官王国》中，美国的萨曼。金（Salman King）在《红鞋日记》（Red shoe Diaries）中都早有严肃的探讨。但在商业电影中如此真切、真诚地表现还是要有些勇气和认识。另一个麻烦是，李安找到的这个从性到爱的故事又是处在中国历史的一个敏感地带上。就此而言，张爱玲和李安都有些勇气，他们其实只是不避讳性这个重大、革命问题，他们只不过是想把人从历史的裹挟中拖出来，说是拯救也好，说是曲解也好，结果是他们给我们一个机会拨开那历史、政治、民族心理的重重灰尘去看看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李安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我要拍《色戒》，就因为大家提到抗日就慷慨激昂，只有张爱玲看透了这个东西。从女性的角度，一个女人去色诱汉奸，这个东西对我诱惑太大，我又兴奋了。” 在历史的似乎复杂而沉重的关节点上，把同样复杂多样但是同样坚实、坚硬的人性面孔呈现出来，李安其实是在拯救我们的理智与情感，他们逼着观众去正视那两性间的吸引力，引导着观众敏锐地体会男女的性情，这里的性情当中必须有个顿号，得写成：性、情。他让我们对丰富的人性更增加几分尊重，他逼着我们再一次思索、反观自己。

张爱玲引用她辜鸿铭叔叔的话说：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她用了这般生理的词，冷冰冰的医学词汇撕去了两性关系中那情爱的粉红色温情面纱。做爱对女人是将她拖入那情、欲、恋的深海，对男人也引起巨变，男人在做爱后得到的是满足和颓然去势，这种生理上的颓然和去势带来的心理上的淡漠。男人在做爱之前和做爱之后根本就是两个世界观。对易先生，电影给他涂抹了微微的一抹温情和留恋。易先生亲手签署了处决王佳芝等人的命令，回到家里他坐在床上想着这个女人，红了眼睛。这让我想起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在《法国中尉的女人》说男主人公查尔斯对莎拉的迷惑与迷恋缘由：“吸引他的，不是莎拉本身，而是她象征的某种感觉，某种可能性，她使他感到被剥夺的滋味。”就把握和男人的关系说，王佳芝最后达到了跟莎拉一样的主动和自由，不过在福尔斯那里是高扬的开放结尾，在李安这里是阴暗、惨烈的中国式悲剧。

在《色，戒》这个巨大的文化事件中，有一件事让我惊诧莫名。性爱描写是这部作品的盐，李安居然说删减版本对观众欣赏没影响，这十分怪异。这就像一位厨师说做菜放多少盐没关系，多一勺少一勺对口味影响不大，可以入乡随俗，让端菜上桌的跑堂随意斟酌处理。广州的《新快报》上有篇文章以《谁说<色，戒>删改看不出来？》为题。作者将几段删减和台词修改都列出来并从观众角度做了对比。我的结论跟记者刘嫣一样，几处删减和结尾处的台词改动是致命的阉割。风传这些删改是李安亲自操刀，不知道这是减肥还是自宫。或许，李安根本不拿大陆的观众当观众，所以他丝毫不在意大陆观众对这部作品的印象。

五、史实、小说、电影，多重的迷雾与政治的绑架

《色，戒》电影里的王佳芝被演戏的诱惑鼓动着去参加刺杀行动，还为此付出了自己的贞操，后来自己“有很久都不确定有没有染上什么脏病”，结尾处，她因为自己的身心变化放走情人/汉奸而丧失了性命。用意大利导演贝托卢奇的话说，她是历史的人质。但是，我看到，今天的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又再次把影片绑架为人质，我们看到管理机构的简单处置、思维的惯性、意识形态训练出的高音喇叭如何在肢解和曲解这个作品。再看看大陆的网站，许多批评是从既定的历史评判和政治定论出发，言语凶猛，颇为醒目。天涯网站的「关天茶舍」，中，网友炮郎评论说：“李安、张爱玲也就罢了，没指望他们怎么样。可悲的是，绝大多数国内的评论都没有触及这部影片反动的政治倾向，只会一味地捧场。这是评论界的耻辱。知识分子就这么靠不住吗？” 根据“粉丝”等网站的报道，大陆左翼书店“乌有之乡”曾组织讨论本片。有报道说：“话剧编导黄纪苏，批评《色，戒》‘用肉色混淆了中国近代的大是大非，用肉色呈上西方主子喜爱的小贡品’。”中国传媒大学有位学者指责李安凭借这部电影“给汉奸整容”、“给维护民族精神的主流文化敲响警钟”。传统家庭促进会总干事谭克成博士认为，电影渲染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是引诱青少年干不道德事情。谭博士更斥责李安是“文化汉奸”：“要中国男女演员在大银幕上脱光衣服，色诱洋人，为求一奖……令华人蒙羞！” 这些观点、评价角度和文风都跟29年前的《人间》杂志上域外人先生写的评判文章大致相同。

的确，《色，戒》跟以前的许多抗战题材电影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对人的认识有根本差异。有些主旋律电影和我看过的一些台湾陈旧政宣片是从思想正确出发，从某种既定历史定论出发，这些影片对人的性质评价是先在的，其中的人物大概就是抗日英雄、汉奸、不断被唤醒的群众这几类。最近影片公映后郑萍如的亲属还是这样理解自己的家人，这样去要求张爱玲的小说和李安的电影，他们担心李安的电影影响到自己的亲戚的名誉。

所谓“为汉奸整容”的话题是所有关于《色，戒》的讨论中最令我打瞌睡的一个话题，关于抗战时期的投降和抵抗，是有很多事实和观点至今还值得好好挖掘和深思，但是李安的这部电影谈的不是忠奸之事。

这个小说与史实有关联，但是，我们今天不管是在观赏电影中去发掘深处的叙事肌理和人性的颜色，还是考察真实的历史材料，都应该也可以透过历史定论和意识形态堆积在上面的厚重灰尘，都应该对人性的复杂和细微变化有所敬畏，都应该允许他人去阐释、认识人性的复杂和精微，好在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还算正常的交往环境，一个作者或者研究者的编排和解释如果对人性和史实过分强暴，那颜面尽失的首先不是历史而是他自己。我们看到，不管是电影形象和记录的史实，它们都不象某种政治概念的框子那样整齐、清晰，这些人物和形象常常充满了模糊的形状和很难辨析的毛边。

现实生活中的丁默邨对郑萍如没有那么温情和那么深情，他未必能让女人觉得“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 就是把胡兰成跟张爱玲有过的情意和缠绵放进去也不足以引出电影中的以死相救。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丁默邨和郑萍如也比我们所知道的复杂多变。就丁默邨而言，他在1941年成为国民政府的双重间谍，为国民政府架设电台、提供情报。营救被捕人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被任命为“浙江省军委员”并免于一死。

郑萍如生命最后时光的一些记录也让我唏嘘不已。我在书架上找到一本《汪伪特工杀人狂李士群》（刘红娟编著，团结出版社2000年出版）。这本书里节录了日本人晴气庆雍写的回忆，他当时是日本宪兵队与“特工总部”（即76号特务机关）和“梅机关”三者之间的联络官。这个材料把事情写得十分复杂，在我看来还算逼真而入情理。晴气庆雍说了自己对待郑萍如的心情：“我不知为什么很想救她，哪怕是免她一死也好。我也深知她罪孽深重，可总想救她一下。我之所以产生这种心情，也许因为她是日华混血儿吧，在她身上流着日本人的血。”晴气说自己也去求过李士群，李士群说汪兆铭（号精卫）已经下了关于执行死刑的命令。晴气心有不甘：“我虽然可怜她，但一想到汪兆铭政府会发生动摇，也只得无能为力了。”对于郑萍如的死，晴气描绘得十分细致，为了平安通过英美军戒备的区域，特工们骗她说是去买东西，可是，“当汽车开过虹口向可怕的闸北驶去时，她终于预感到自己将要临头的命运，于是在汽车里不问是谁抱着就求救，声嘶力竭地哭叫：”今后一定改邪归正，饶了我这一次吧！‘到了刑场，她仍然死死抓住车门不放，怎么也不肯下车。须臾，她那张漂亮的脸蛋变得十分可怕，犹如恶魔。她厌世怨人，痛骂丁默邨。……一声枪响，她那妖艳的身躯就像一只美丽的飞蛾顿时瘫倒在黑色的土地上。“

一篇28页的小说，小说专家张爱玲为何写了27年？天涯网站的「关天茶舍」网友公民黄写了文章提出这个问题。看了他的对答案的猜想，我不禁伏案沉思良久。他说：“从50年代到70年代，终于在自由社会里生活的张爱铃，也一定旁观到了‘动物园’里的把戏。这或许给了她对《色。戒》更大的自信。20年的等待的确换来了历史的明证。当‘邝裕民’们抗战、革命事业胜利后，掉头就吃自己的同志和亲人，大陆有‘林昭’、‘张志新’、台湾有‘江南’。回顾20世纪的中国，为‘革命’、‘主义’、‘民族’、‘国家’捐失了性命的人有万千；而为之失却了个体灵魂的，却达至亿万。没有了‘魂灵’的人，缺乏自由主义信仰、女性主义关怀的人们，看小说、看电影《色。戒》又有几多困难。”

李安的弟弟李岗在选角的时候负责扮演易先生跟女演员对戏，他将这个故事看成中国版的狼人故事：“战争让人变成狼，易先生原来是条狼，他在王佳芝身上找到了一点人性，王佳芝是从人变成狼，最后还是她剩下的人性让她放了那条狼，没想到最后被狼咬了她。”

战争是最强大的异己力量，异化的存在摧毁着人，不仅在昨天，还在今天；艺术只不过是让我们把这看得更清楚。战争使社会成为人的敌人，使每个人成为自己的敌人。

王佳芝是历史的人质，她沉迷于情色，就凭着这点随性，她到底回归到自己，在时代和他人的使命之外，她替自己去爱了一回，为了自己的爱去死了一回。

看电影，读小说，翻史书，我在猜想、疑惑，我的思绪在迷走：郑萍如、王佳芝和这部叫做《色，戒》的电影，他们谁逃出了人质境遇？

或许，我们的观看和言说就是在试图解救郑萍如和王佳芝。

2008年3月17日凌晨发生在深圳的“记者采访被铐”事件，引起海内外媒体和公众的极大关注，神人共愤，许多人在纸媒和网上发表了义正词严、有理有节的声援与评论，这将有利于该事件“坏事变成好事”，转化出良性后果。但是，如果我们不排除或绕过其中就事论事的误区，仅仅要求追究当事两名警察的责任，仅仅要求问责当地公安部门，那么我们就太小看了“深圳3、17记者采访被铐”事件的权势背景和体制根源，就不可能真正“下不为例”，杜绝类似事件，更不可能举一反三彻底改革其政治体制。

“深圳3、17记者采访被铐”事件绝不是孤立的，绝不是偶然的——

它发生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年——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连《南方都市报》这样的省级喉舌、国家优秀媒体的新闻记者都还没有自由采访新闻的权力，这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还没有开放言论自由，还没有改革舆论一律！连新闻采访自由都没有的时代，能够说是改革开放了吗？！

它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深圳特区——早在二十多年前，深圳蛇口开发区的报纸就实行了舆论监督独立，蛇口政府的机关报可以自由批评当地一把手袁庚，深圳青年报可以自由评论国家领导人，“我赞成邓小平退休”，而今怎么连记者采访一个“跳楼自杀现场”都视为犯法？可见深圳特区的“改革开放”大倒退了！中国改革开放大倒退了！名实不符的深圳早该摘除“特区”桂冠了！

它发生在深圳多次出现“官殴民”恶性侵权事件，屡被全国百姓谴责为“中国打人城”之后——这是一种誓死捍卫“官殴民”特权和“打人城”歪风的顶风而上行动！

它发生在广东、深圳大喊“新一轮解放思想”已三个多月之时——可见“新一轮解放思想”对民主监督、言论自由毫无实际解放，“以民为本”、“关爱民生”仍然是一种演戏似的空洞口号，视民如草芥的特权之风，仍然是主旋律！

它发生在全国“两会”正在召开之际——“两会”期间是人民最有监督权的时候，“两会”期间是新闻记者最多采访自由的时候，然而却恰在此时，发生“记者采访被铐”事件，这证明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人民政协制度皆是有名无实的伪民主制度，是对“中共追求政治文明”的莫大讽刺！

它发生在胡锦涛主席刚刚在“两会”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庄严承诺之际：“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诚心诚意接受人民监督，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兢兢业业、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中国一定加速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建设——这说明中国执政党领袖的口号，并不能化为实际行动，得到部属的真心贯彻，并不能改变日益严重的专制特权。用美妙的口号掩饰丑恶的现实，已成为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腐败！

其实，“深圳3、17记者采访被铐”事件，只是“天门市城管打死要说真话的魏文华”事件的延续，而“魏文华之死”又是无数个因言获罪冤案的再现，是文革冤魂、“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四千万”、“1957年百万右派”、“胡风反党集团”、“延安抢救运动”等许多残害民主的专制运动的继续。它是一种历史性的、体制性的祖传专制病。如若不从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来动大手术，任何小道歉小处分，都无济于事。

每逢出现一起矿难、火灾等安全事故，中国政府都会举一反三组织全国各地开展生产安全隐患地毯式大检查，但对于“深圳3、17记者采访被铐”这类执法犯法破坏民主自由的特权专制事故，却从未能像重视生产安全隐患那样进行整体性反思，总是将其视为个案与偶然，视为个人责任而非体制性顽症，似乎政治体制隐患远没有生产安全隐患那样有危害，似乎政治腐败可以放在经济腐败解决之后再处理。

但愿此次“深圳3、17记者采访被铐”事件能开个好头——全国各行各业都来一次对压制言论自由事件的大检查，将众多直接违法者和间接责任者公开公开曝光，全部绳之以法，同时迅速制定“新闻法”之类保护言论自由的有效法规，迅速让人大、政协真正成为人民作主的民主监督工具。如是，则人们可能感觉到一种“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胡锦涛语）的诚意。否则，只会再一次失信于民，让中国不断陷入温家宝所说的“最困难的一年”。

屡教不改的后果，历史上有许多悲剧可参考。庙堂当谨防前车之覆！

2008年 3月19日  于深圳 早叫庐

【沙叶新按：最近教育部决定将十多出样板戏列为中小学的音乐教材，网上为此议论纷纷，由此我想起我10年以前的一篇旧文，重新贴出，为的是“尘埃并未落定”，也为的是让自己参加这次的讨论，重新提高认识，欢迎诸位批评。 2008年2、27日晚

沙叶新：尘埃落定话《红灯》

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纵横千百国，有哪一个国家像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又有哪一个年代像中国1966至1976那一疯狂的年代?自有人类以来，自有戏剧以来，不论关汉卿的剧，还是莎土比亚的剧，又有哪一出剧能像20世纪中国的那一疯狂年代的那一个红得发紫、红得发烧、红得发烫、红得发疯的京剧，能家喻户晓，能名满神州，能传遍天南地北，能传唱亿人之口? 曾几何时啊，几乎无一人不熟悉它的唱词，几乎无一人没听过它的唱腔；大街小巷“提篮小卖”，男女老少“谢谢妈”，举国上下“听奶奶讲革命”，神州大地“狱警传似狼嚎”……这样的全民普及，这样的深人人心，非亲身感受、亲身经历者，难以思议；证之于中国及世界艺术史，史无前例。

这出声名显赫的京剧，便是《红灯记》! 真是没有哪出戏能有《红灯记》这样的殊荣：伟大领袖亲临观赏，第一夫人亲自督导，尊之为样板，奉之若神明，发社论一再宣扬，要国人百看不厌，说它是思想改造的武器，称它为政治革命的动力。在那红潮滔天的年代，一切都被打倒，一切都被毁灭，几乎所有的书籍都被焚烧，惟独四本书必须人人诵读，这便是雄文四卷；几乎所有的艺术都被禁绝，惟独几出戏必须个个观看，这便是八出样板戏。雄文四卷，被副统帅赞颂为人类思想的顶峰；八个样板，被旗手钦定为文艺革命的峰顶。而《红灯记》则是样板中的样板，是第一样板，其地位之崇隆早已超出文艺范畴，成了传世的法典，不朽的圣经!

又有哪个剧本和它的演出，能像《红灯记》那样的神圣不可侵犯：唱错一句台词，便是对伟大领袖的不忠；念错一句道白，便是对革命样板的歪曲。铁梅的扮演者刘长瑜，因“提起敌寇心肺炸”一句唱腔不是高八度，便被江青认为是“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问题”，是对抗江青，罪莫大矣。《红灯记》的原编导阿甲，因在剧本的修改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便被江青认为是抵制和反对革命现代戏，在文革中关进牛棚，打成反革命。文化革命中更有一些中小城市以及区县的剧团在排演和改编《红灯记》时，因条件所限，在艺术上没有达到某些要求，便被目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渎神，是辱圣，是蓄意篡改和破坏革命样板戏，以致被捕下狱，甚至惨遭枪决。

又有哪出戏和它的音乐能像《红灯记》那样不但红得发紫，而且红到令人发颤。当时在牛棚和私设的公堂里，在用各种酷刑来摧残善良的人们时，常常播放《红灯记》，既能让“提起敌寇心肺炸”这样的革命唱段激起打手们的“无产阶级”斗志，又能用这种高亢激越的唱腔淹没受刑者撕心裂肺的叫喊。于是《红灯记》在某些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魔掌上，蜕变成了造反者鞭打“午鬼蛇神”时的背景音乐，变成了革命派对无辜者施虐的伴奏，变成了掩盖专政者的罪行和被专政者的痛苦的黑色音幕。《红灯记》对这样一大批曾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特殊的听众来说，是上刑前的警号，是临终时的丧钟。以致至今还有一些幸存者，一听见《红灯记》的旋律，仍会毛骨悚然，心有余悸；这就如在牛棚里硬逼着“牛鬼蛇神’’强行背诵《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一文一样，即便这些无辜受害者如今已平反，已昭雪，已事隔多年，可一见到这篇文章的标题仍然会像当年在牛棚、在监狱中一样，会恐怖，会发颤。艺术竟成了帮凶，美妙的京剧音乐竞成了霍霍的磨刀声，这倒是《红灯记》的创作和演出者甚至它的旗手江青都始料所不及的，这也是艺术史上的一个特例。

1965年3月，中国京剧院《红灯记》剧组来上海献演，我去看了，地点是在上海九江路的人民大舞台。我坐在楼下第一排的边座。大幕在开场锣鼓声中升起，第一场是粥棚，李玉和在和交通员接关系，矛盾突出，冲突激烈，极为简练地就将全场观众立即带入戏剧的规定情景之中，令人不得不看下去。随着剧情的发展，高潮迭起，精彩纷呈，我热血沸腾，情绪高涨，鼓掌拍红了双手，眼泪模糊的双眼：那样的激赏，那样的亢奋，那样的感动，那样的赞叹，直至剧终都觉得自己的情感在燃烧，从面颊到周身血液都是火辣辣的。这样的观赏经验，令人久久难忘，如今已事过三十多年，和当年一同看过此剧的朋友谈起那一次的观剧感受，还是那么的激动不已。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看此剧是在1965年，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虽然政治台风已起于青苹之末，但整个社会还没经过文革那样政治狂暴的大冲洗，当时的气氛还不像一年之后那样的紧张和肃杀，文艺欣赏活动也还没有完全被宗教化、政治化。那时对我以及绝大部分的观众来说，看戏还仅仅是看戏，是欣赏，是玩乐，是嗜好，是享受；并非朝圣，并非拜佛，不是上课，不是受教。那时艺术欣赏中的观演之间的关系还属正常；虽然政治第一仍被视为金科玉律，但也还没有绝对化到以后那样吓人的程度。鉴赏心态还是自然的，并未完全扭曲。所以我和我的同时代人那时在观赏《红灯记》时所获得的强烈情绪，除了被政治内容感染外，也被它艺术原素的精美所吸引。眼泪绝不是硬挤的，掌声更不是奉命的。

我之所以说出当年我观看《红灯记》的经历和感受，是想说明《红灯记》尽管在文革中被神化，被罩上一层灵光，被异化成一种政治权势，被供奉为一种文化宗教，但它在此之前，你不得不承认它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自有强大的魅力，它确实是好，确实是美，确实是精彩，确实是令人激动。虽然它也有时代局限，但不论从剧本本身还是从演出的“表导演、音舞美”的水准来说，都代表了那个时代京剧艺术的最高水平，尤其在用古老的京剧艺术形式来表现现代生活方面它更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正因为如此，它才能被那个时代的观众普遍接受，才能感动当年整个一代人，以致对它如痴如狂，就像当年我看此戏时所表现出的那样。我本来就是一个京剧迷，小时候也学过一些京剧唱段，看了《红灯记》之后我又成了现代京剧迷，迷上了样板戏。我女儿是在文革中出生的，我给她取了个样板名字，叫“沙智红”，即《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当时全国一共只有八出样板戏，我让我女儿一人就占了三出，可见我对以《红灯记》为代表的样板戏的痴迷。现在想想也有点可笑。但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戏剧，有什么样的戏剧就有什么样的观众。当年像我的这样痴迷于样板戏特别是痴迷于《红灯记》的观众为数并不少。这和在文革后再度观看此剧时的感受大不相同了，尤其是对其内容，我已无法接受。

《红灯记》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之所以能达到当年京剧发展的最高水平，是几代京剧艺术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江青贪天之功，攫为已有，自有其政治目的。1980年11月20日在审判江青时，《红灯记》的原编导阿甲出庭作证，他怒斥江青说：“江青，你看看我是谁? 我是没被你整死的阿甲! 你无中生有、罗织罪名、迫害文艺界人士，我本身就是见证。你……你算个什么东西! ”阿甲手指江青质问道：“《红灯记》是你搞的吗？呸，无耻之尤！”阿甲说的基本上是实情。但江青并非白痴，并非外行，她毕竟还是上过舞台、拍过电影、演过京剧的演员，还算是懂行的。当年在《红灯记》中扮演铁梅的刘长瑜说：“现在回过头来看，说句公道话，江青还是挺有艺术品味的，毕竟她搞过艺术，所以我认为她的有些建议还是可取的。”如果不因人废言的话，我认为刘长瑜的这番话不失公正。

当年的风云都已消散。江青被判死缓，自杀身亡；阿甲历尽磨难，得享天年；李铁梅看破红尘，皈依佛门；李玉和息影舞台，蛰居一隅；余者也大都垂垂老矣，也难于再“痛说革命家史”了……《红灯记》虽风光不再，但舞台上偶尔一唱的“我家的表叔”，仍然能激起雷鸣般的掌声，因为那一代观众还在，最年轻的也要40岁了吧?

有诗一首：

尘埃落定为言早，

文革阴魂又甚嚣。

样板声中君切记：

有人一直在磨刀！

1999、7、14作文

2008、2、27作诗

上海善作剧楼

国际笔会诗歌接力于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