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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谈“民主”和“政治改革”似乎变成中共官员的时髦，胡锦涛在报告中谈，温家宝在《人民日报》发文时谈，智囊们不断地谈，似乎政治民主化已经变成党内共识。比如，俞可平的短文《民主是个好东西》风行一时，一些智囊们反复论证“用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可行性。以至于，境外的星岛环球网（www.singtaonet.com）在2007年1月15日还发表了《胡温比知识界更早谈民主》的评论。

近半年来，随着十七大的结束和十一届人大和政协会议的到来，政治改革更成为热门话题。广东省新任省委书记汪洋发起新一轮思想解放，中央党校推出“政改报告”，将中国政治改革分为三个阶段。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等人出版了《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一书，提出了政改“三步走”方案。中央党校校副校长李君如屡屡高调谈民主，他说：“中国将进一步推进各个层次的民主，包括人大、政协、党内和基层民主。”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把大部制的行政改革方案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全会公报也以很大的篇幅谈政治改革。

的确，中国改革已经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引发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一方面，政治制度的落伍和三十年跛足改革的弊端日益凸显，加上奥运年里全世界媒体聚焦中国，让中共决策层不得不玩几招政治改革的花拳绣腿。另一方面，民间权利意识觉醒，民间维权活动此起彼伏，党内多元化政见频繁表达，网络民间力量日益壮大，遂使邓小平的“不争论”被又一轮改革大讨论所取代，党内外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

然而，六四后的中共决策层仍然固守只改经济而不改政治的邓小平模式，企图用行政改革代替政治改革，江朱政权玩的是精简机构，胡温政权玩的是大部制。至于政治改革或民主化，中共决策层为了安抚党内外不断高涨的政改要求，仅仅用空喊政改或民主的口号提供“画饼”，但决不会进行动真格的政改，甚至连不会影响到政治稳定大格局的局部性改革都没有。

胡温政权如果真有政改的诚意，根本不必大声疾呼或大刀阔斧，而只从以下三个微观的局部的层面入手，就能切切实实地推动政治改革进程。

一，政治改革可以从改善人权保障制度入手

如果胡温真要进行政治改革，可以先从低风险的改善人权入手，在今年的十一届人大会议上，起码可以做二件事。

首先，废除一项废除臭名昭著的恶法——劳教制度。劳教制度的邪恶乃千夫所指，也与中国宪法、立法法相抵触。六四后的十八年来，中国民间力量、党内开明派和国际主流社会一直在合力推动废除这一恶法。2007年12月4日，茅于轼、贺卫方等69位公民上书全国人大，建议废除已经实施五十年的劳动教养，此次人大何不顺应民意加以废除。

其次，批准一项联合国人权公约。众所周知，江泽民政权在1998年签署了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中共人大的批准。今年，既是签署此公约十周年，又是中国奥运年，的确是批准这一最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的好时机。

如果胡温能够作出上述二项有助于人权改善的改革，奥运年里的中国政府形象将得到大幅度提升。即便二项无法全部做到，只要完成其中的一项，也可以算作动真格的政治改革。

二，政治改革从回归十三大起点入手

如果胡温政权真要进行政治改革，只要回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起点即可。当年，赵紫阳报告已经提出七项政治改革措施，其中的基层民主、政企分离、党政分离和建立民主与法制秩序尤为重要。十三大后，赵紫阳从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入手，把党政分开放在政治改革的第一位，意在改变权力集中在党委、党委权力集中在书记的一言堂体制，进而改变“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政治制度。

赵紫阳推动的党政分开的具体措施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转变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划清党权和政权的各自职能，理顺党组织与国家政权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2，实行党政分开就要明确中央、地方和基层所应采取的不同方式，先从中央和地方做起，之后扩展到基层；3，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撤销各级党委中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和常委，撤销党委机关中与政府机构重迭对口的部门，撤销政府各部委的党组，党的纪检机构只管党纪而不管法纪和政纪。

回归十三大的政治改革路线，既具有党内合法性和改革连续性，又能赢得党内外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广泛支持，是政治风险很低的改革措施。

三，从改革人大代表比例结构入手

如果胡温真要进行政治改革，人大制度改革也是风险很小的切入点，其中，改革人大代表比例结构的政治风险又是小之又小。

首先，通过降低党政官员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逐步改变现行的“议政合一”的体制。众所周知，在党权至上的体制下，在宪法上被定义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实质上是党权操控的“官员代表大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官员占据了人大代表的大头。近年来，人大代表中的党员和官员比例又有大幅度上升，而非党员和工农的比例大幅度下降。截至第十一届人大，仅占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的7000多万党员，在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却高达70％以上，这些党员代表的身份构成又大多是各级官员；而占总人口80％以上的工农，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已经降到19％。

所以，如要改革党权至上的现行体制，就必须在人大代表名额分配上动真格的，大幅度消减中共官员及党员所占比例，最多不得超过30％。如果一次会议做不到，哪怕是逐渐降低这个比例，也能显示出胡温政改的诚意。否则的话，人民代表大会将继续是变相的党代会和官代会。

其次，通过改革不平等的人大代表名额分配制度，逐步改变严重歧视弱势群体的现状。今年人大代表中，出现了三位农民工代表，被媒体热炒为代表全国1.5亿农民工的 “政治新星”。但三位农民工代表的出现，不过是装饰性的点缀，并不能改变城乡代表比例、中心边缘代表比例严重不平等的现状。迄今为止的人大代表的名额分配，占全国总人口70％的农民和30％的城镇市民，所占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的比例却形成了本末倒置的25％和75％，即每96万农民中才产生一位代表，而每26万城镇人口中就有一位代表。地区间名额分配的歧视也很明显，如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代表比例最高，而河南、河北、甘肃等12个省的代表比例则偏低。

这样的代表名额分配制度，严重违反了中国宪法的平等对待原则，所以早就应该进行改革，通过大幅度提高弱势群体和边缘地区的代表比例，来纠正人大制度的歧视性。否则的话，人民代表大会将继续沦为“强势阶层俱乐部”。

近些年的两会期间，要求降低人大代表中党政官员比例的呼声，改变歧视性的代表名额分配制度的建言，不但来自体制外民间，而且来自一些敢言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而胡温中央非但不予理会，反而加强党权对人大的控制。在胡温上台前，党权对地方人大的控制逐步放松，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的比例逐渐降低。但胡温上台后，“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的旧体制逐渐恢复。在十一届地方人大的换届中，除了四个直辖市和少数省份（大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党委书记的省市）之外，其他二十四个省份的人大主任皆由省委书记兼任。更过分的是，党权对地方政协的控制也在同步加强，许多省份的政协主席由省委专职副书记兼任。

四，言行背离是中共统治的常态

中共统治的常态是言行背离，现政权也不例外。胡温执政五年来，一面频繁地作亲民秀和政治开明秀，一面从不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从不放松对民间的民主诉求的打压。起码，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现政权进行政治改革的诚意，因为胡温政权没有任何动真格的政改举动，甚至连不会影响到政治稳定大格局的局部性改革都没有。所以，无论大陆媒体把“政治改革”的议题炒得多么红火，但现实中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仍然裹足不前。

民主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特别是当民主化已经成为普世政治常识的今天，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已经不需要多少理论解释，只需要切切实实的行动。在这点上，改革以来的大陆，官民的表现完全不同。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早已在民间启动，民间为此前赴后继，作出了诸多努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官方说了太多的民主，却看不到切实的行动。所以，官方如要启动政治民主化进程，与其高调赞民主，不如低调做民主，哪怕是一点一滴地做，也比入云霄的高调令人信服。

民主要说，更要做，而光说不做，就是“画饼”。

2008年3月3日于北京家中（《观察》2008年3月3日）

全国两会马上就要召开，参会的代表（委员）能够完成什么任务，是全国瞩目的，为了代表不负此行我给他们支点招。

1988年开始我当过十年市政协委员，对政协和人大会议略有所知。今年两会时值换届，很多代表（委员）第一次参会，我去年写了《假如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改革人大制度的几点建议》，文章记述了我当政协委员的经过和假如我是全国人大代表的设想。现将这两篇文章附在后边供大家参考。

过去的两会代表和委员被人称作”四手代表”，一是：”握握手”（报到时和领导、参会者握手）；二是：”拍拍手”（领导做完报告要鼓掌拍手）；三是：”举举手”（通过决议、选举官员都要举手）；四是：”招招手”（散会时与领导、参会者招手再见）。我希望今年的两会代表委员不要满足于只做”四手代表”.

现在的两会代表，应该不忘大众的希望，尽到责任，退一步说，也要为自己留下些记念，为历史留下些记录，为此，我给他们支几招：

（一）要珍惜自己神圣一票：

当了代表，可以装哑巴不发言，可以托词文化低不写提案，但是每个代表（委员）却一定要投票，代表神圣一票意义重大，非同小可。国家主席等着你投票，如果没有大家投票，他就当不上家主席；最高法院院长等着你投票，如果没有大家的投票，他就当不成院长；国务院总理希望你对他的政府报告投赞成票，否则他就当不成总理。所以要珍惜自己的神圣一票。

现在很多发达国家，选国家元首都实行竞选制。最近美国选总统不管是党内初选还是全国大选都会有很多人参加竞争，他们为了选总统不知道开了多少竞选大会，希拉里和奥巴马为了当民主党的候选人，选战打得火热。俄罗斯选总统，选票上有四个候选人。台湾地区选”领导人”，马英久和谢长廷竞争，选战口水可以淹死人，元首由竞选产生，已是世界潮流。

为什么我们国家的选举这么冷清？为什么我们国家选主席、选院长、检察长都只有一个候选人？二十年前（1981年），我给中央上书，（注一）后来发表文章，都建议选主席至少要有二个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

我的梦想是在中国大陆实现自由、公正的竞选，但是至今仍没有实现。现在人大代表能够实现我的梦想，请你们在投票的时候，凡遇到只有一个候选人的情况，都可以给他投弃权票，只要有一半的人这样做了，选举就要做废，上层就要考虑改变这种选举制度，改成差额选举，向自由、公正、平等的自由竞选迈进一步。

代表投弃权票，并不是对候选人不满意，而是对这种指定单一候选人的选举制度的表示不满。现在投票是秘密进行，完全可以表达个人意愿。如果有人查验选票，因为你投了不赞成票找你的麻烦，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对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投的什么票，你查验选票找人麻烦是违法的，我要起诉你。

1988年我初次参加市政协会，第一天，就赶上选举主席团，主席团在两代会上有很重要的作用，两代会上重要提名、大会安排都要由主席团决定，面对上级指定的近一百人的主席团候选人名单，山东大学的一些代表聚在一起，商议对策，最后决定，不给他们全投赞成票，而是逢双数投弃权票，这是一种抵制，目的是想使他们改变提名制度。

（二）提案，不提白不提

每个代表都有写提案的权力，不写白不写。我当十年政协委员，写了很多提案（注二）。1988年我对市长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批评意见，征集了十八人联名，这份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受到表扬。以后我陆续写了数十份提案。每份提案我都留下底稿。回首往事，也算是一个记念，将来写自传也是素材。

写提案一定要多注重制度性、群体性、全局性的问题。

现在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都很多，要抓到民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写提案。如：官商勾结、强拆民房、强取土地、侵害公民财产权等事件，遍布全国大江南北。两会代表应该就此从不同角度，从制度面上写出提案。

各地冤假错案，数不胜数、遍布全国，以至访民涌向北京，各省市采纷纷取各种手段在当地阻止访民进京，并派出大量干部到北京抓捕访民，劳民伤财。对此类问题，两会代表应该严肃地写出提案，提出各种建议对策，解决问题，防止官民的对立，引发暴力。

人大代表有责任反映访民的要求和疾苦。上访是民众的权利，暴力截访是违法行为。根据这些问题可以写出提案。

人大代表应该代表民众、接触民众，应该定出接见民众的时间。要形成制度有时间、有地点，如果平时工作忙，可以在两会期间安排时间会见访民。警方在两会期间驱赶访民将访民与代表隔离，这既侵犯访民的权利也妨害代表的工作，属于违法的行动，两会代表怎能对此视而不见？

现在全国有很多冤狱，关押了很多政治犯、信仰犯，应该尽快释放，这件事也可以写成提案。有人提出大赦，也是可以的；有人要求大赦必须是”认罪态度好的”，没有必要，因为有些人根本就没有罪。

（三）开会讨论，不讲白不讲

人代会和政协会都有分组讨论。每个分组人数很多，省市两会的每组要数十人。全国两会分组将近一百人。在这个小组上讲话，机会难得。这种分组会讲话的机会经常被一些领导人霸占着。他们的讲话多是训话，发布指示，引导代表。代表想讲出些独立见解，一要有勇气，二要适当地讲究方式。在这种会议上，应该争取讲话，如果你经常保持沉默，他们会把你当哑巴，不把你当代表，把你看作是一个驯服的工具、听话的羔羊。小组发言要讲出自己的真实思想，不要曲意逢迎，你的讲话领导如果不满意，他可能打断你的话，或者说一些无关的插话转移话题，这时你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请你让我把话讲完。”如果，组长说：”你的讲话太长了，”你可以问他：”请问：每个人发言是否有限制时间”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让你继续讲下去，因为小组会上的发言是没有限制时间的，如果限定时间，对领导者不利，他们经常在讨论会上作大报告。

做为两会代表，首先要保持良好的心态，要有对民众负责的责任心。要相信自己是代表民众的，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这样才能消除不必要的紧张和恐惧。

要知道全国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的发言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近十年来，还没有因为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的发言受到法律追究的。

我衷心地希望两会的代表和委员，在会上能够完成代表的神圣使命，做出良好的表现。闭会之后，回到家乡也可以向选民大众、单位的职工，汇报你们在两会上的表现。

不要象过去的很多代表那样，只是做了一回”四手代表”，会上充当领导人的橡皮图章，会后充当上级的传声筒。

两会代表，在散会之后，应该向基层选民汇报开会的表现和观感。如果乏善可陈，只记得在会上享受到的高规格待遇，吃的好、玩的好、睡的好，那岂不是辜负了民众的期望？这样返回家乡该是”无颜见江东父老”.

（四）要勇于面对媒体，利用网络

你在会上发言，如果不被领导认可，他就不会将你讲的话编入简报，影响就会很小。

你的提案，有违领导的意向，他就会将其束之高阁。怎么办？过去在我当政协委员的时代，是没有办法的，但是现在就不同了，你可以上网发表，如果注明自己是两会代表（委员），那影响一定会很大。

而且现在信息传递多样化，一旦消息传出去，即使国内记者不敢采访，海外的记者也会蜂涌而至，会通过电话等形式来采访。这时你不必害怕，可以面对记者，畅所欲言。

我们的国家主席、总理都可以接受海外记者采访，老百姓为什么不可以接受采访？关键是要破除恐慌，不要妄自菲薄，要鼓足勇气，壮大胆子。

现在的全国两会代表（包括委员），都是由多级党委层层筛选出来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意代表。他们当中，多数人是看领导者的脸色行事，注重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地位。但是不要忘记代表的思想也会有变化，今年做不到的事，明年可能做到，多数人做不到的事，少数人可能会做到。

在这次的两会上，会出现多少弃权票、反对票，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看点。代表和委员之中是否会出现异见人士，也是值得关注的。

安徽政协常委中出现过异见人士汪兆钧，全国政协中是否也会出现异见人士？有人说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上层，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上层出现了变化，我们也要表示欢迎。

注一：见孙文广著《狱中上书》

注二：见《我当过十年政协委员》

2008年3月3日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13655317356）

附上：

孙文广：假如我是全国人大代表

假如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我将向官方质询：监狱中、劳教所中关了多少政治犯、信仰犯？有多少人因”煽动颠覆政权罪”判了刑？如讲不清，我将对最高法院、检察院的报告投反对票。我要问：中共从国库中报销了多少党务经费？如说不清，我要对财政预、决算投反对票。要问：去年封、扣了多少禁书？讲不清，我会建议出版署长辞职。我。要求修改宪法，质询常委会对民间的修宪建议有何安排，没有满意回答，我将对其工作报告投反对票。

如果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我将利用多种方式，在会上发表政见，认真负责地投票，在当前要充分使用反对票和弃权票。

我将在以下方面表达我的意向：

（一）关于政党和政党法

我要向财政部提质询：中国共产党经费是否从国库中提取？过去一年提了多少办公费、建设费、人头费、公车费、吃喝费、出国费？如讲不清，我要对财政预、决算投反对票。

建议制定政党法。该法应首先保证公民结社自由，政党的建立应要行注册报备制度，政党之间应是平等、独立的关系，禁止政党间的渗透、控制，禁止同时参加两个政党。禁止政党垄断行政、司法权力，禁止政党在军队、司法机关、学校等单位建立基层组织。政党经费应自筹。政府可以根据直接竞选的得票结果，给政党一定的选举补贴。禁止执政党从国库中开支党务费用。

建议修改公务员法。公务员不应包括党务工作者。

（二）要求平反冤案，释放政治犯

我将向官方质询：监狱中、劳教所中关了多少政治犯、信仰犯？有多少人因”煽动颠覆政权罪”判了刑？如讲不清，我将对最高法院、检察院的报告投反对票。要求释放关在监狱、劳教所中的政治犯、信仰犯、言论犯、思想犯；要求平反重大的冤案、特别是平反近二十年来的重大冤案，要求赔偿受害人。建议修改刑法，除去”煽动颠覆政权罪”和”颠覆政权罪”，因为这两条”罪名”把众多的捍卫人权的公民投进了监狱，实施中侵犯了公民言论、结社、信仰的权利，实践上剥夺了公民批评政府和执政党的权利；修改游行示威法，该法应首先保障公民的游行示威权利，禁止政府、执政党对游行示威的非法干预和限制。

（三）关于禁书和封锁媒体

我要问：过去一年共查扣了多少禁书？国内禁了多少？海外禁止进口有多少？境外有多少图书、报刊属于违禁品，禁止大学、图书馆购买、出借？以审查为名，海关扣押了多少邮寄的图书杂志？要公布禁、扣的书名，公布数字。

中国政府封锁了多少境外的网站、电台？为了封杀这些传媒，蒙蔽中国人的耳目，设置了多少干扰台，花了纳税人多少钱？中国政府为了检查国内网站，封锁境外网站，养了多少网警？研制了多少软件？购置了多少硬件？花了多少纳税人的钱？如果以上两件事说不清，道不明，我将对政府的财政预、决算投反对票。

催促当局尽快制定新闻出版法。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民国政府即颁布《出版法》，为什么九十三年之后，我国政府还不讨论、制定出版法？！

建议制定信息传播法。首先应保护公民接收信息和传播信息的权利。禁止任何政党、政府机关垄断信息传播的。禁止封杀网络，封杀广播，封杀书籍，封杀报刊，禁止封锁国内外媒体。

必须废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1993年国务院129号令）及罚款制度，按该《规定》，擅自安装、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个人，将被罚款500——5000元。

（四）修改宪法和法律

我将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宪法应该是神圣的，但中国宪法有过很多荒唐内容，全国人大有权对其修改。我1977年在监狱中写了给人大的信，提出对宪法的修改建议，从那以后多次上书提出修宪的建议（注1），有些内容至今没有修改。全国人大代表，理应担负修改宪法的神圣使命。近几年我在境外发表了不少修宪建议。一部分收入《百年祸国》（香港版）。如果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我将力争修宪建议付诸实施。

建议修宪，废除《计划生育法》。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推行计划生育，1993年制定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法》，这种强制推行一胎化的法律，带来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如广泛地践踏人权，造成人口男女比例失调，人口提前老化。我从1983年起在这些方面，写过很多文章并多次上书（注2）。

建议删去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建议设置宪法法院或宪法审查委员会，专门受理违宪案件的审理。

（五）关于选举

要求人大代表（将来应叫议员）由选民一人一票直接竞选产生，不能由某个政党指派。全国人大应该制定各级人大代表何时直接竞选的进程表。

要求乡、县、省长和国家元首直接竞选产生，现在我国的各级首长都不能直接选举，像这样的国家在世界上已经极少。建议制定直接竞选各级首长的日程表。台湾在上个世纪50年代已经实行乡、镇、县长的直接竞选，为什么”中华民国”在半个世纪前可以对这些官员直选，而号称”民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还做不到？为什么落后台湾五十多年？

建议修改选举法，保障公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选举法必须防止政党、团体、个人操纵选举，强奸民意，必须防止黑箱作业。提名制度要有利于参选者的自我介绍，宣布政见，平等竞争。乡、县人大代表选举，只要选民有要求就应该实行候选人的海选。

改革候选人提名制度，凡达到一定数量的联署提名者，并交出一定保证金都可以做为候选人（保证金是为控制候选人过多），当选者或选票达到一定比例的候选人（如得票超过5％），将退还保证金。参加竞选者可以散发传单，或到指定地点张贴悬挂海报、条幅，或用其他不影响居民生活、工作的方式，宣布自己的政见。

（六）要做负责任的代表

我在会上绝不做哑巴代表，充分利用全国人大代表的豁免权（注3）争取小会和大会发言，如果没有机会，就写书面发言。把民意写成”议案”，在代表中传阅，争取联名。充分利用投票机会，使用反对票、弃权票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

充分利用媒体表达民意，介绍会议情况，不但接受国内媒体，也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讲出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方案，给他们发送报道或稿件。国家领导人可以接受海外媒体采访，人大代表更应该允许接受海外媒体采访。

在人代会上选举公职人员时，我将提出实行自荐、竞争、差额选举的原则，如选举国家主席时，至少应该提名两个候选人。如果不实行差额选举，我将对唯一的候选人投弃权票，以表达对选举方式的抗议。

注1：见孙文广《狱中上书》

注2：文章已收入《呼唤自由》2006年香港版注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五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2007年3月4日（全国人大召开前夕）（0531－88365021）

市场是靠一套众人确认规则而运行的机制。这样说，有点抽象，远不如我们看到一个大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那样直观。这样说，甚至有些模仿黄仁宇的嫌疑，因为黄老先生说过：“一个国家之现代化，主要是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因之公众事务之分工合作和私人生活之分工合作异途而同归，所增加之效率，使这个国 家的功能提高。”

先生主旨在讲现代化问题，我却能从中悟道：中国古来官场即为市场，政治本身也是一套市场机制，即云政治中的交换原则在中国历史与现实中表现为“政治本身也是市场”，只不过这个市场绝然不同于现代市场而已。如此判断，似乎又要引证马克斯•韦伯的古典资本主义分析，如包税制与卖官鬻爵。但是，作为通俗表达，还是免了过长的引述，看一下毛时代的交换机制，我们就不难理解今日的“南街村真相”。

就中国政治史的主流来看，政治市场的参与者一般是传统贵族（如两周政治分封者兼朝政参与人，魏晋南北朝的门阀）与乡村文人体制化力量（即农村出身的科举人士）。在毛泽东及其统治核心分子看来，这种交易模式应该遭到否定，而否定的最好办法就是从农民中选取精英分子。

“农业学大寨”与陈永贵现象，是这个选取方式的经典。

陈永贵凭着农村精英分子的狡猾与残忍，代表他生活的小众群体与国家达成了交易。最后，他所领导的小集体获得了国家大量的援助，国家为这个政治样板已经不惜成本。因此，陈永贵在临终时也不愿承认国家的投入远大于大寨的产出——这么一个残酷的事实。

承 认与否，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他的后代借助农民的身份资本与集体牺牲而成就的政治资本，变成了官员（国家干部）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至于陈永贵的儿子 在陈永贵失势后，被揭出了什么“犯罪事实”，那完全是政治斗争的余波，不足详析。值得注意的是，陈永贵的狡猾在于他明白新政权需要什么，如何投其所好，比 方说在三年大饥荒时，坚决不要国家救济，反而向国家缴纳粮食。实现狡猾的设想需要残忍的治术，这不是农村精英分子的特有，但农村精英分子却可以把他发挥到 极致。陈永贵的大寨治理模式与毛主义的思想祖先之一的洪秀全之“金陵公社”，没本质的区别：严格的作息制度，以及劳动中“特定规则”之实行（如“光脚翻 地”以保土地透气）。

比 陈永贵投入政治交易更早的一位农村精英分子是合作化时期的耿长锁，河北省衡水地区饶阳县五公村人。他的合作社经验受到过刘少奇及刘系河北实权人物林铁的支 持。在大饥荒时代里，他听到了陈永贵的“事迹”，也决心采取不要救济反而向国家缴纳粮食的办法，因此也获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源。虽然说他希望毛泽东视察五公 村的愿望没有实现（——后来事实证明：毛不可能对刘派的试点给予褒奖，而是新立了大寨那样一个新试点），但是他坚定地抵抗对付大饥荒的任何市场化、自由 （自决）化的选择，如反对农村集市。

在作为合作化运动代表五公村的“造神运动”中，五公村同样是在经济收入上大大获益（甚至说是作为人民公社化运动代表大寨暗中效法的样板），即是说：国家对五公村的投入远远高于五公村的经济产出。

之于耿长锁的个人远期收益，他的女儿免于承担大饥荒后果（所谓下放），留在了县城。而与耿的女儿初始身份基本相同的农村青年男女的命运是什么呢？时有民谚曰：

饶阳初中生，
白搭九年功；
高中没考上，
师范不招生。
省里搞下放，
区里停征兵；
回家耪大地，
辈辈甘受穷。

中 国当代史翻过了合作化一页，也翻过了公社化一页，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里，南街村的集体主义模式成为一个“反潮流”经典。如果这个当代经典真地体现为民主选择 与多数决的集体行动，未尝不是针对历史的创新。可悲的是，它实际上复制了合作化时期的五公模式、公社化时期的大寨模式——乡村精英分子以小众群体的命运为 “货物”与国家权力进行交易，仍然获得了国家投入与本体经济产出的巨大差额，更为准确地说：南街村作为经济体亏得是国家（即他们获得资本特权的部分），赢 利的是自己——从所谓的普遍福利到某个管理者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

相对于五公与大寨的政治怪胎，南街村是一个经济怪胎，而经济怪胎的最强支撑则是宗教怪胎：毛泽东本人没有被神化，但他的所谓思想被神化了，超乎普通的“神”之上。由此宗教哲学逻辑衍生的问题则是：谁是这个“宗教怪胎——怪胎宗教”的伟大使徒呢？

王宏斌。并且，“教主”毛泽东已经被“虚君化”，结果是王宏斌即是“真理、道路”、又是活生生的“实际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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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28日下午写于绵逸书房

中国是盛产文字狱的大国，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毛泽东的“反右”、“文革”，文字狱的受害者历代不绝、株连无数。即便在改革开放进入第三十个年头的今日中国，监狱里仍然关押至少80位新闻人和网络作家。更过分的是，就在北京奥运日益临近之际，不但无法见诸于国内媒体上的文字狱接连不断，即便在大陆媒体上也爆出多起文字狱。

一，县太爷制造的文字狱

“彭水诗案”。2006年8月，重庆市彭水县教委人事科办事员秦中飞，只因编发了一则反映彭水现状、讽刺县衙门的手机短信《沁园春。彭水》，就被该县县委书记蓝庆华和县长周伟送进大牢，罪名是“造谣诽谤县领导”。后在舆论压力和法律援助相结合的救济下，秦中飞走出了监狱并获得2125.7元的国家赔偿金。

“稷山文案”。2007年4月，山西稷山县三名科技干部南回荣、薛志敬和杨秦玉，把反映该县县委书记李润山的相关材料整理成文，分别寄给了当地的37个部门。文中表达了对稷山现状的不满，对李润山提出诸多批评。十天后，三人被警察拘捕，罪名也是“造谣诽谤罪”。县委还召开有500多名科级干部参加的警示大会，逼迫南回荣等人戴着手铐检讨认罪。

“儋州歌案”。2007年7月，因对儋州市政府将那大二中高中部迁到海南中学东坡学校的决定持反对意见，那大二中的李姓和刘姓两位老师上网发帖，以儋州方言编写的山歌形式抨击时政。当地警方以“涉嫌对市领导进行人身攻击、诽谤市领导名誉”为由，将两位教师处以15日行政拘留。

“高唐贴案”。200年12月，公民董伟、王子峰、扈东臣等人因在“百度贴吧——高唐吧”发帖子议论本地政事而被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侮辱、诽谤现任高唐县委书记孙兰雨。后在舆论压力和法律援助的双重救济下，高唐县官方在2007年1月21日作出决定，撤销逮捕并予以释放。随后，当事人提起赔偿申诉，三人分别获得1700多元国家赔偿。

“孟州书案”。2007年12月，河南孟州的六位农民举报一村办酒场的经济问题，印发了小册子《正义的呼唤》，批评孟州市副市长、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等几名官员。六位农民没得到呼唤正义，却被当地法院以“诽谤罪”判监半年。更有甚者，这几位农民还两次被拉出去游街示众！

“朱文娜案”。2008年1月1日，法制日报社主管的《法人》杂志刊登了朱文娜采写的一篇报道，该报道涉及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1月4日，该县公安人员前往《法人》杂志社拘传记者朱文娜，理由是涉嫌“诽谤罪”。后在强大舆论的压力下，该县公安局撤回拘传令并道歉。2008年2月4日，县委书记张志国也在责令下引咎辞职，并向辽宁省铁岭市委写出深刻检查。市委认为，在“进京拘传记者朱文娜事件”中，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同意公安部门介入，同意县公安局立案并拘传记者，法制意识淡薄，对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领导责任。

这些文字狱的发生，源于独裁制度的野蛮和现行吏治的劣质化。

首先，中国的独裁制度延续几千年，至今也没有根本改变。古代独裁是家天下，皇权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但也有极少数开明的皇帝废除过“因言获罪”的法律（如，汉文帝废除了“诽谤妖言罪”）；现代独裁的党天下，党权更不允许任何政治异见，毛泽东时代的文字狱祸患，可谓登峰造极。尽管经过三十年改革，党权至上的体制仍然没有丝毫改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的“一把手”都是党委书记，正如新民谣所言：“书记挥手，人大举手，政府动手，政协拍手”。各级地方官变得越来越野蛮霸道，官员们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变成“乌纱帽主义”，“乌纱帽主义”衍生出普遍的官场腐败和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也必然衍生出“封口主义”，“造福一方”变成“横行一方”和“祸害一方”，许多揭露地方官腐败的人士被送进监狱，即便被揭发的贪官最后倒台，民间反腐人士也不会受到善待。

其次，在“党天下”中国，党权至高无上，新闻不自由，司法不独立，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受控于一党意志及其利益，警察等强力机构的首要职能是维持独裁政权的工具，尽管，中国宪法上明文规定了国人拥有“言论自由”权利，但为了维护党权至上体制，中共不惜公然违反宪法，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第105条）写入《刑法》，作为文字狱的法律依据，所以，批评中共及其大小官员从来都是高风险的行为，中国监狱里也从来不缺少良心犯。在现实政治中，法律及专政机器就是维护“一把手独裁”的工具，即便是“七品芝麻官”的县委书记，在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里，也是一手遮天的“皇帝”，谁让“皇帝”不高兴，谁就可能被送进大牢。

再次，改革以来，共产理想的破产和利益至上的激励，使中共由革命党变成利益党，官场日益糜烂，吏治日趋恶化，不仅是官商勾结，而且是官匪结盟，甚至一些地方政权已经黑社会化。黑社会以贿赂收买官府，官府利用黑道力量摆平麻烦。于是，中共官员的作派越来越象黑社会老大，不允许任何批评和异议，要么动用专政机器割喉，要么动用黑社会手段封口。

二，舆论监督对低敏感性文字狱的有效救济

“六四”十八年以来，中共各级政权制造了太多的文字狱，其受害者大都是政治异见者和维权人士。在中国制度下，由于这类文字狱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必然在大陆媒体上遭到全面封杀，在国内无法转化为公开舆论，也就谈不上舆论救济。极少数知名良心犯的提前获释，大都是西方大国施加压力的结果，现在，“人质外交”已经变成中共政权应对国际压力的既定策略。

文字狱不断，固然凸现了大陆的黑暗，但并不能做出“一片漆黑”的悲观判断。因为今日中国不再是毛泽东时代的绝对一言堂，而是价值日趋多元化和众声逐渐喧哗的后极权时代，国人的权利意识愈发觉醒，民间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民间言论空间也在不断扩展，民间维权更是此起彼伏，其公共表达饥渴达到见缝插针的程度，每时每刻都在寻找公开表达的时机，一遇时机变喷涌而出。特别是有了互联网这个便捷工具之后，网络已经变成资讯传播和民意表达的主要平台，变成推动公共舆论形成的第一发动机。

六四后，民间对文字狱的厌恶逐渐成为民间的多数共识，追求言论自由的冲动已经由知识界、新闻界扩展到社会各界，而且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强烈。这些县太爷的胡作非为，恰好为民间对文字狱的谴责提供了时机和缝隙。因为，这些低级地方官制造的文字狱，其受害者都不是政权定义的“敌对势力”（政治异见人士或维权人士），而是基层的小公务员、普通记者和老百姓；他们所发表的批评性言论所针对的，也不是中共制度及其高层官员，而是“县太爷”及当地时政。所以，这些文字狱的政治敏感性大大降低，民间的强烈表达饥渴也就能够突破“墙里开花墙外红”的舆论瓶颈，使这些文字狱和因言治罪进入国内的公共舆论，也让当代文字狱在媒体中进入一个逐渐脱敏的过程。

近几年，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为大陆人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最佳的言论空间。一方面，互联网改变了大陆人获取不到真实客观的信息的局面。如果公众无法从传统媒体上看到真实信息，就会上网寻求真相，网民利用互联网非常方便地得到比其他传媒得不到的信息。另一方面，互联网又是公众发表言论的最方便的平台，这一平台打破了精英阶层垄断公共发言的局面，使公共发言越来越平民化。大陆近几年发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事，无一不在互联网上接受民意的评判。

所以，民间对这些文字狱的强烈关注，才能形成网络舆论潮，并在大陆报刊上变成长篇报道和时政评论，《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一向开明的报刊进行追踪报道和连续评论，就连中共喉舌新华网也对文字狱连续发表尖锐时评。比如，新华网发出的署名王平的时评《“文字狱”主角为何都是县委书记》，一时间成为被各大网站争相转载的名篇。“百度”一下这几起县委书记制造的文字狱，所有条目加在一起高达十万条以上；仅“百度”《“文字狱”主角为何都是县委书记》一文，条目就有5580条。

不论什么性质的文字狱，只要能够在国内媒体上公开化，必然引发大陆民间舆论的强烈关注，从而产生一定的救济作用。虽然，这种舆论救济对受害人还无法产生令人完全满意的效果，对加害者的司法追究也无法进行，但起码可以取得差强人意的效果，既能使受害者解脱牢狱之灾，甚至获得国家赔偿，也能使加害者受到舆论震慑，不得不收回成命并道歉，甚至让上级采取行动，对相关官员进行行政处罚。比如，“彭水诗案”和“高唐贴案”的受害者走出监狱并获得赔偿，“朱文娜案”的制造者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被勒令辞职。

当下中国，尽管当局对言论的管制有时松时紧之别，但民间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却始终如一且不断发展，比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民间就每一起文字狱发表的公开信，签名者少则几人、十几人，多则几十人。进入互联网时代，这样公开信的签署者，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甚至几千人。比如，声援“南都案”受害者的公开信，仅在新闻界征集的签名就高达三千多人。正是在国内外的强大舆论的压力下，“南都案”的四个被捕者，邓海燕和程益中才能在2004年8月先后获释，官方给出的理由是“证据不足”；李民英和喻华峰才能先获大幅度改判、继而获大幅度减刑，李民英在2007年2月12日提前出狱，喻华峰在2008年2月8日提前出狱。

反抗文字狱就是直接争取言论自由，不仅是维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他领域的维权活动的第一工具，舆论维权几乎成为各种类型的民间维权的基本前提，或者说，几乎所有的民间维权都要通过网络诉诸于公开的海内外舆论。无论是个案维权还是针对某一恶法的维权，只要能在国内形成公共舆论，就既可以产生权利启蒙的作用，也能够产生舆论救济的作用。近年来的民间维权经验证明，凡是取得某种差强人意结果的个案维权，首要的突破口就是争取曝光权、知情权、言论权和新闻自由。也就是说，即便在言论管制依旧的当下大陆，民间舆论和开明媒体也能起到一定的舆论救济作用，使一些引发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的人权案得到差强人意的结果。甚至有些被封锁的政治敏感度高的文字狱个案，如刘狄案、杜导斌案、孙大午案、冰点案等，民间的舆论维权也能取得有限的救济成果。

即便官方想方设法地管制网络，不断出台管制性的法律法规，投入巨资建造网络“长城”和越来越庞大的网管队伍，为了引导网络舆论而雇用网络写手，但民间网站和网络民间的自发成长仍然难以抑制。特别是自由主义知识界更是充分利用网络传媒，人文领域的各个领域几乎都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民间或半民间的网站，甚至一些由官方媒体所办的网站，如《强国论坛》、《新华论坛》、《中青在线》、《南方网》等等……也有大量批判现存制度和高层决策的言论存在，形成了颇为可观的网络民间社会。

与此同时，中共的封锁也挡不住境外的网络传媒，境外开发的破封网软件被越来越多的大陆人所用。通过把世界连成一体的互联网，国际舆论对大陆公共事务的参与越来越深入，影响面也越来越广。境外媒体为大陆网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信息，大陆一些敏感的异己人士的言论也通过境外网站传向境内。

网络民间的日渐成长，也让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员借助网络来表达其亲民姿态。比如，在08大雪灾中，几十万人淤积的广东火车站成为媒体的焦点之一。为了缓解滞留人群的情绪，2008年2月月3日，新上任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新闻网站“奥一网”发布了《致广东网民朋友的一封信》。此信不仅应用了网民熟悉的互联网语言，而且罕见地肯定了网民对政府的批评言行。该信表示：许多网民朋友“有知识、有思想、有热情、有锐气”，面对近期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天气，许多网民提供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成为支持我们决策的重要基础”； “对于共同关心的话题，我们愿意和大家一起‘灌水’；对于我们工作和决策中的不完善之处，我们也欢迎大家‘拍砖”。“

尽管在信息不透明的大陆，很难估价这种公共舆论的参与对政府决策的量化影响，但是，民间通过互联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正在迅速扩张，并且对社会万象、公众人物甚至政府行为产生影响。仅就2007年而言，就有“最牛钉子户”、“黑砖窑”、“聂树斌案”、“彭水诗案”、“城管打死人”、“废除劳教建议”、“西丰案”等多个公共舆论潮，以至于，2007年也才会被称为“公共事件元年”或“民意年”。

现在的大陆，以专制权力为后盾的言论管制和以社会多元化为基础的不断拓展的言论空间同时并存，遂使公开挑战政权的道义英雄式的冲动和行为极为罕见，而不唱高调而踏实做事正在成为民间的主流。这些人既具有的自由主义常识和动手做实事的能力，又善于巧妙地策略地进行抗争和自我保护，在大环境暂时无法改变的给定条件下，他们还要想尽办法改变周围的小环境，哪怕有些办法在道义上显得不那么彻底，但也是争取言论自由的有机组成部分。网络民间不断突破官方言论管制、拓展民间言论空间的不懈努力，正在一厘米一厘米地扩张民间的言论空间。这种民间动力，正是在中国实现言论自由的最大希望所在。

在目前的中国，尽管相对于毛时代甚至相对于九十年代，以上人权个案的处理结果，开始显现出民间舆论压力的作用不断增强，但离制度化的人权保障及其救济还相距甚远。民间维权的舆论救济还只是自发性的、体制外的、分散的、甚至随时可能被独裁政权定性为非法的，但官权通吃和民间沉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毋宁说，这是光明与黑暗、抗争与压制并存的时代，官权的黑暗已经无法完全遮蔽民间的反抗之光。每一次官民对抗——无论是个人性的还是群体性的——都越来越显露出光明和抗争的自发力量与黑暗和压制的内在虚弱。

2008年2月19日于北京家中（《人与人权》2008年3月号）

历史进程往往以简单和简陋的方式推进，差不多三十年前，作为一个乡村少年，我对“联产承包”中的一些做法感到不解：公社解散了，为什么刚刚修好的水渠也要拆毁？分田到户了，为什么耕牛和水泵也要一一卖掉？而这些，多年以后由于灌溉和耕作的需要，又需要重新花钱修建和购买。人民公社解体的过程中，农村的生产重新回到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时代，而小农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存在生产效率不高的问题。

在当时那种分散化的趋势下，如果解决了劳动积极性问题，一定的组织联合往往显示出比单打独斗更强的竞争力。不知我对当时农村的观感是否准确，但据说联产承包的浪潮中，全国范围内都保留了一些仍然采用集体生产和分配的标本性村庄，如江苏的华西村、山东的黄台村等，在这些村庄中，由于“能人”治理和分工合作的优势，率先抢得村办企业的规模优势，在刚刚到来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河南的南街村本不属于这样的共产主义标本，但“土地承包下去了，农民反倒外出打工，大量土地荒芜；而两个承包出去的面粉厂和砖厂，却因为承包者不发工资、不上缴利润而引起了众怒。”于是，1985年，就在全国最后一批249个人民公社解体时，南街村反其道而行之，重新走开了联合之路，承包出去的企业被收归集体，土地也由集体统一耕种，至于土地重新归于集体的过程是否出于农民自愿，目前还很难有可靠信息供判断，但不管怎么说，由于能人王宏斌卓越的领导能力，南街村迅速发展起来了，截止1989年，南街村村集体企业的产值达到2100万元，这时候，南街村其实已经走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即使没有此后的超常规发展，这样一笔财富的归属、管理和收益分配也是一个难题，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类似的乡镇企业发展也多以技术、管理落后被淘汰或落入村干部之手宣告集体经济的消亡。

但南街村和王宏斌抓住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那就是1989年后“姓社姓资”的争论，尽管这场争论最终以一个政治强人的“不争论”指示划了句号，但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南街村却以成功的集体经济实践，重新扯起了社会主义的旗帜，并以取悦高级政治人物的方式，一跃成为某种政治典型。于是，南街村成了政府和金融部门争抢的香饽饽，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宏斌的绝对权力形成，南街村重新开始了全面“毛化”的过程，村民被迫开始学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参加斗争会，狠批私字一闪念??????

从那时起，南街村在很多人眼里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神话，也成了一些人的心理寄托，以至于在2007年底，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特地给南街村干部捐款10万元，要求他们改善生活，尽管这时候的南街村已发展成产值17亿元的企业集团，李讷捐款的原因让我们对南街村村支书王宏斌肃然起敬，这样一个带领群众致富的乡村能人，每月和普通农民一样，只拿250元工资。

但是，《南方都市报》的《南街真相：红色亿元村靠贷款发展欠债十亿》一文却让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共和国”繁荣背后的另外的内容，该文通过对南街村的调查，揭示了令人吃惊的内幕：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对外标榜共产主义色彩的南街村已悄然完成转制，三年前，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资本性质转变，作为5位法人代表之一的王宏斌通过一次股东会议，得到了9%的股份，其他主要村干部也获得了分别不等的股份??????

即使看到以上种种事实，仍然不可以否认王宏斌对于南街村发展的贡献，但确切无疑的是，围绕南街村的神话光环已经消失。由于“集体经济所有”的权利人空缺和现代产权观念的模糊，南街村的发展一开始便埋下了深深的隐患，王宏斌能够带领全村人致富，却解决不了长期发展所必须解决的责权利归属问题，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当南街村成为一个标志性符号引起最高领导层的关注和肯定，市场经济之外的因素一方面大大加速了南街村的发展，掩盖了其内部矛盾，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王宏斌在南街村的绝对权力，这才有了他力排众议上马永动机这样的荒唐事的发生，才有了他对南街村村民予取予夺的至高地位。

利用政治上的符号化作用，进而通过政治力量获取贷款，对很多典型村镇和典型企业来说，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据我所知，曾经将400多万家产捐给村集体的山东临沂市沈泉庄村党支部书记王廷江，在获得最高领导人肯定后，走的也是这样一条财富迅速膨胀的道路，至于当初捐出的420万元，显然只是王廷江先生目前财产的一个零头。

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私有制（或者说产权概念）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动辄拿公有概念进行炒作的企业行为，不是混淆视听，就是别有用心，更重要的是，财产的“公有”往往也意味着权力的集中与膨胀，王宏斌也好，王廷江也好，吴仁宝也好，盖莫能外。当这种不受监督的巨大权力掌握在一个知识有限和法治意识淡漠的乡村能人手里，其后果是什么，不言自明。我相信，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真相等待还原。

《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引爆了经济和产权领域的一枚重磅炸弹，但这只是坐实了人们的猜测而已。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全面高压管制的乡村共和国内，自由、法治、权利监督等概念都是天方夜谭，除了制造一个个世袭的土皇帝和被豢养的无权农民，没有任何现代政治、经济的体制性因素可以从这样的“乡村共和国”中诞生出来。

我不反对小农之间的分工和联合，甚至认为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但农民的联合必须在没有外来压力、产权概念明确的情况下进行，而且，这样的联合不得以农民的基本公民权和政治权的让度为前提。

遗憾的是，在权力高于一切的社会中，当它出于某种需要而认定了一个目标，经济上的产权归属、政治上的基本权通通都要让路，在那种大跃进心态之下树立起的一个个典型，无一例外将被证明为社会怪胎，其恶果要由更大范围的民众来共同吞咽。这是南街村十多亿难以归还的银行贷款给我们的警示。

交给我的这部书稿《中共创始人访谈录》，就它的原始材料而言，已经搁置了整整半个世纪。采访者、整理者、编辑者是同一个人，近现代史专家王来棣先生，她让我写篇序言，乐意为之，是自己也可增长见识。

上个世纪50年代起，来棣先生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从事现代史研究。她被指定研究中共初建时期的历史。由于文献资料极少，研究困难很多，她从口授资料的搜集入手。那时，经历过中共初创时期历史的当事人，还有不少健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时，来棣先生请求所长、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介绍她采访有关的外地代表。范老热情相助，介绍她采访了李达、冯白驹、曾希圣，以后又介绍她采访了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到1957年，她先后采访了三十多人，还包括陈望道、施复亮、沈雁冰、邵力子、杨之华、丁玲、王一知、徐行之、董锄平、朱务善、刘仁静、于树德、邓颖超、刘清扬、贾石亭、马馥塘、黄秀珍、吴德峰、夏之栩、萧三、陈公培等。整理出来的访谈记录稿，受访者大都作了仔细修改、补充和订正。她还搜集了不少文献资料。

研究刚刚有些进展，来棣先生的家庭突然遭遇了一场“横祸”：1957年那个“急风暴雨”的夏天，夫君许良英先生因仗义执言，被打成“极右份子”；她本人因此受到牵连，被开除党籍，研究中共历史的资格也被取消。访谈计划不得不中止，采访记录连同搜集的文献资料全部交公。后来所里倒是将资料退给了她保存，然而，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一来，造反派威逼她交出材料，“在极度恐惧和愤怒的情绪下”，她不得不忍痛将可能引起麻烦的资料付之一炬。所幸的是，大部分访问的原始记录保留了下来，这才有了这部书稿。

时间过去几十年，有关中共初创的历史资料，如今有了较过去远为丰富的发掘。但是再丰富的发掘，像来棣先生这样的访谈，肯定是不会再有了。当年访谈的对象都已作古，无一在世。当年受访者为尊者讳，或在整理稿中直接删节，或叮嘱采访者删节，隐去不少史实；此次编书，来棣先生将原始记录稿和修改稿一并收入，以便读者对照阅读，既反映当事人对历史叙述的原貌，也能使人感受极左意识形态和专制政治给人们带来的局限和恐惧。唯其如此，这部书稿更显出研究的价值。

我有过与来棣先生类似的经历。50年代初，在湖南省委宣传部工作，曾费力搜集过毛泽东早年的生平资料，同毛泽东早年的师友亲属周士钊、李达、毛宇居、易礼容、陈书农、蒋竹如、田士清、薛世伦、王季范、张干、罗元鲲、杨开智、李醒安等人作过交谈或托人收集过资料，向当时被关押的相关当事人彭国钧、熊梦飞做过了解；还在图书馆积满灰尘的旧报刊中、在准备送造纸厂化纸浆的废纸堆中，翻找出不少难得的史料。经过整理，编成了一部《毛主席旧作辑录》，印了50本。但招来严厉指责：“有害无益”，并要求全部上交。我当年三十多岁，血气方刚，索性发愤著书，写出一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90年代再版时改名《早年毛泽东》）。书正是来棣先生罹祸的1957年出版的，其时我已“金盆洗手”、不事文字，转行水电、投笔从工了。两年后，我也遭遇“横祸”，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的追随者”，开除党籍，发配北大荒：“文革”中更是被关进秦城监狱，二度坐牢（延安“抢救运动”时曾关过保安处），直至1975年出狱， “文革”结束后才平反复职。

来棣先生的书稿，追溯的是中共初创时期的历史。近些年来，我一直主张要搞清楚三个问题：党、理论、历史。因为这个党、这个党所奉行的理论，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乃至今天的中国现实，已经发生、仍在发生或许还将发生至深且巨的影响。这部书稿正是探究这三者的源头，一如作者在后记里所说：“访谈录的中心内容是学习十月革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走俄国人的路’。”

中国人学习十月革命、“走俄国人的路”、建立共产党，是二十世纪最初二十来年的事情。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处在一个思想激荡的年代。辛亥革命打倒了最后一个皇权，却没有摇动专制主义的基础；建立了中华民国，却远没有实现真正的宪政。先是帝制复辟，后有军阀混战，一片乱象和衰象。思想界、知识界开始寻求新的救国济民的良方。一时间，党派林立，异说杂陈。各种学说、主义中，“社会主义”成为最时髦、最新潮的一种。所谓“社会主义”，其实包含了诸多流派。瞿秋白说过一段为研究者广为援引的话：“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中共早期创始人原来大多信奉无政府主义，在“纷乱”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中，最终选定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

促使中共早期创始人做出这个选择的，是俄国的十月革命。我们最熟悉的说法，就是毛泽东那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中国人知道马克思而言，毛泽东所说并不准确。有充分的文献证明，俄国十月革命前，中国就有人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了，甚至有零星的中译文马恩著作。就对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作用而言，毛泽东又没有说错。中共早期创始人几乎都是十月革命以后，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不必说了，来棣先生访谈的林伯渠、沈雁冰、邵力子、邓颖超、刘清扬、夏之栩、陈公培等人都回忆了十月革命对自己的影响。十月革命到底什么地方吸引了这些中国的知识份子呢？从他们的自述看，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十月革命后，俄国苏维埃政府宣布放弃在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二，十月革命从制度上解决了俄国的问题；第三，十月革命采用了动员群众、组织军队、武力反抗的手段；第四，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被描绘成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凭着对十月革命的这些传说，他们心中的天平开始倾向苏俄，选择了“走俄国人的路”；又在共产国际来人的直接催促下，建立了共产主义政党。

对十月革命，中共早期创始人终究还是“隔着纱窗看晓雾”，并“不十分清晰的”。参与筹建上海中共早期组织的陈公培在访谈录里就坦陈：“当时我们对十月革命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岂止“模糊”，今天看来，应该说是蒙蔽。单说所谓放弃不平等条约，苏俄除了一纸空文并无任何实际行动外，甚至连“放弃”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中国政府“能在国际事务方面同苏俄合作”；还要求中国政府通过与苏俄的谈判，使它在外蒙驻军“合法化”。无怪乎今天有学者指出，这是在宣布“放弃”不平等条约的同时，又在增添新的不平等条约。（朱正：《解读一篇宣言》）可是当年的中国人却被蒙在鼓里，还“无任欢喜”。

重要的还在于十月革命本身。有学者指出，今天披露的大量历史文献表明，那场被称为“震撼世界的十天”的攻占冬宫起义，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祇是发射了一颗信号弹，用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当天通告的说法，是“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所谓“震撼”，无从谈起，即便起义发起者也相当低调。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其实是十月革命祇响了一炮。倒是两个月后，1918年1月5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政府调集军队进入首都，强令解散立宪会议，要求将权力交给苏维埃，这个事件真的是震撼了俄国，引起除布尔什维克以外各种政治力量的强烈不满甚至愤怒。连左翼作家高尔基都悲愤地说，布尔什维克用“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份子为之奋斗的美梦”！这场所谓第一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毁坏了“二月革命”的成果，中断了“二月革命”开启的由专制传统转向宪政民主的进程，革了“宪政”的命，演变成了一场从“专制”到“专政”的改朝换代的战乱。（金雁：《十月革命的前因后果》）对此，当年中国人竟有“酷爱自由、真理和主持人道正义”的赞誉。十月革命事实的真相从一开始就被掩盖了，连后人都是今天才知晓，遑论当年的知识份子。

更重要的是，从俄国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是俄化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后来还加上斯大林主义）。毛泽东那句名言，说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耐人寻味的。列宁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典有许多相异和相背，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变种。比方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容纳不了生产力时，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祇能在几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胜利。恩格斯明确说过，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建成。而列宁偏偏要在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封建帝国俄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偏偏要说一个国家也能建成社会主义。还比方说，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就把它变成共产党专政；斯大林则将党专政干脆简化为领袖专政，实际上转化为他个人专政，而且是不受任何制衡的个人专政。于是，中国人接受苏俄的观念，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苏俄革命和俄化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被神化了。中共党人不仅对它的动员手段和暴力手段情有独钟，而且对它后来建立的专制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严酷和铁腕的党制无比向往。过去不是有一句话吗：“我们就是一边倒”，还说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无论是苏俄革命的经验，还是苏联的专制制度，无论是列宁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都是对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等人类普世价值的背离。十月革命74年后，苏共下台、苏联解体。事实证明，背离人类普世价值自由、民主、科学和法治，脱离人类文明依靠科学知识即智能发展的规律，任何制度、任何意识形态都祇能为自己敲响丧钟。这个结果，是中共早期创始人始料不及的。套用一句名言的句式：中国人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从一个错误的地方，移植了一个错误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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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人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并不全是外界因素使然。中俄两国国情相近，产业落后，基本上是农业国度，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比较起来，中国更加落后，更加缺乏民主与科学的传统。两国都有长久的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又没有经历像西欧那样的思想启蒙运动。同样，比较起来，中国三纲传统的专制主义历时更长，国民处于蒙昧状态，普遍存在奴隶主义的人格心态，根本不具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等等近世文明理念。中国与俄国又有不同，近代以来中国受外国入侵，是在被动的条件下开始发展产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这种社会转型不仅费时（到现在也没有完成），而且畸形（既受到外国资本的驱动，也受到外国资本的挤压），付出的社会代价极高而鲜见成效。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先进的中国人步履维艰。因此，中国知识份子中滋生出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毛泽东 1921年元旦说的一段话，极有代表性：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以下几种：

1.社会政策；

2.社会民主主义；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文集》第一册）

在毛泽东看来，议会、自由等等这些是“走不通”的路子，祇有列宁的“激烈共产主义”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

上述这些，说明中国有着移植俄式革命的适宜土壤和气候。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民智未开的蒙昧状态，奴隶主义的国民人格，加上乌托邦式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大同”想像、激进主义的心态，使得苏俄革命和苏联模式很快就在中国一部分知识份子中产生共鸣，并且浸润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其结果是，具有启蒙意义的新文化运动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五四时期高扬的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倡导人权、自由、公正、宪政，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而抛弃，尤厌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在价值取向上，中共早期创始人转向崇尚革命而鄙视改良，崇尚突变而鄙视渐变，崇尚暴力而鄙视和平，崇尚对立而鄙视妥协，崇尚群体而鄙视个体，崇尚党性而鄙视人性。刚刚朝人类文明主流接近的中国，再次脱离人类文明主流的轨道，并且渐行渐远，完全背道而驰。

毛泽东们选择的“俄国人的路”，帮助中共党人经过共产革命，取得了执政地位，但是终究没有“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岂止是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简直就是同人类文明背道而驰，迟滞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执政以后，毛泽东和中共完全按照苏联斯大林模式，建立经济上垄断、政治上专制、意识形态上舆论一律的制度。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要充当国际共运的领袖，要把中国建成国际共运的新样板，不仅把“苏联的今天”变成了“中国的今天”，而且使“中国的今天”大大超过了“苏联的今天”。从镇反、肃反、合作化、反右派到“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已，生灵涂炭，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上亿人受到牵连，上演了一幕幕愈演愈烈的人间悲剧，使得国家、民族和社会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迟滞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80年代以来，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建设的重心，走向市场经济道路，举世公认，物质成就斐然。但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依旧禁锢重重，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钳制异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得不到真正维护，而且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甚而至于发生“六/四风波”，动用军队，弹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导致了中国20世纪的最后一场悲剧。所有这些，反思起来，都要从上个世纪“走俄国人的路”追根溯源。

我们应该感谢来棣先生。她的书稿，提供了回顾历史的资料，有助于人们反思。经过八十多年起伏不已的共产革命历史，特别是经过50多年劫难相继的当代历史，我想，今天的反思不会再是“隔着纱窗看晓雾”了吧。（2007年12月9日）

香港中文大学校园的标语

在香港中文大学看到一条红底白字，而且是简体字的大标语，上写：”热烈祝贺刘遵义同志荣任全国政协委员”。真让我大吃一惊，刘遵义什麼时候也成”同志”了?

同志，原是很高尚、神圣的称呼。据说，当年在国民政府的监狱裡，一个囚犯如果被另一个囚犯叫作”同志”，而且这个囚犯也确实是同志的话，他们两马上会热血沸腾、热泪盈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因为他们为了反独裁、争民主，为了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而不怕拋头颅、洒鲜血。

然而今天，同志被异化了。”同志”成了专制、独裁、贪汚、腐败、滥权、顢頇、无能、无耻、无义、无信、无良、无德、下流、残酷、残忍、血腥、卑鄙、兇恶、卖国、殃民的代名词。

然而，海外独立知识分子刘遵义先生居然也会和变得臭不可闻的”同志”沾上边，去蹚这沟浑水。我不得不佩服共產党的统战本事；更佩服许多愿意被统战的人的健忘度特高。他们忘了为虎作倀的附共分子黄炎培、章伯钧、张治中、赖慧鹏、李任仁、张軫等人的下场；忘了投降将军傅作义、黄琪翔、陈鞠旅、陈春霖等人的下场；忘了自投罗网的高崇熙、卢作孚、老舍、吕荧等人的下场。

在这裡，我特别要提出吴世昌来说一下，谢泳先生对吴世昌现象有很深刻的研究。我建议没看过谢泳《书生私见》，赶快找来看看。吴世昌是个明白人，他说过”决不相信共產党会比国民党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然而他却在1962年放弃了在英国的优厚待遇，据说是上了周恩来的当，举家回到了中国。当时他大女是牛津大学三年级学生，二女也考入了牛津大学。大约他以为反右派过去了，大饥荒也过去了，太平盛世马上就到了。结果一失足成万古恨；他遭逢文革劫难，不但自己受折磨、受侮辱，又毁了两个女儿。

今天那些投机分子、别有用心的人，以及一厢情愿者的滥调也无非还是：反右过去了、文革过去了，现在是经济强国了，改革了……就是不相信共產党的本性并没有改变。

可以稍慰的是，由西方自由主义奶水喂大的香港青年并未全部奴才化，他们刨出了刘遵义与共產党之间的蜘丝马跡，敲响了学术独立、大学独立的警鐘。学生们认为，因为刘遵义给了荣誉法学博士帽给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董建华立即投桃报李，让共產党马上赏了刘遵义委员顶戴。

两会就要召开，刘遵义先生是座上客了。我希望刘校长在食有鱼、出有车、举无手、喝有酒、胸前有荷兰水盖的时候，别忘了中国民歌《四座大山颂》：

党委是旗手，
政府是打手；
人大光举手，
政协忙喝酒。

师生评论

苹果日报评论

一部近现代中国史，也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和压迫的历史，中国志士仁人奋斗救国的历史。在救国救民的前辈英雄中，除了人们耳熟能详、铭记于心的革命者、政治家以外，还有不少其他人，比如教育家、科学家、实业家等等，也是应该载诸于史册的。中国现代著名的航运实业家、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就是这样一位为中华民族免于欺凌、实现富强而勉力拼搏、奋斗终生的志士仁人。如果说，历史的尘埃曾经使这位名噪一时、众人敬仰的人物被遗忘，那么，新近出版的王雨、黄济人著长篇小说《长河魂》则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国破家亡的动荡时代，向我们再现了作为民族英雄的一代船王的风采。

一般情况下，人们容易认为成功实业家的特征是锲而不舍、精于计算，对商机的敏锐感觉，在竞争和倾轧中纵横捭阖的能力。卢作孚除了这些特征，还具备一般实业家所没有的类似军事指挥人员的才干。我认为，《长河魂》一书最出彩的篇章，就是描写卢作孚在抗日战争最严重、最危急的关头——宜昌大撤退中，带领民生公司广大员工，配合爱国军民成功地实现了战略转移任务。在这场战斗中，卢作孚指挥若定、足智多谋、当机立断，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抗战保存了有生力量，为抗战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作为民营企业家的卢作孚临危受命，担任民国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并兼任设在汉口的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负责指挥、调度长江上的全部民用船只抗战。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陷，为了坚持长期抗战，大量的军队、人员、武器、设备、物资以及工厂机关必须撤退转移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问题在于，以民生公司的运力，搬运这些人员和物资需要一年的时间，但枯水断航期40天之后就要来临，更何况，凶残的日军正挥师西进，而他们的轰炸机已经在长江航线上实施轰炸。

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船长们、水手们是在频繁响起的、刺耳的防空警报声中，在敌机的狂轰滥炸和疯狂扫射中，像蚂蚁搬骨头一样，把堆积如山的物资和成千上万的人员从长江中下游搬运到上游地区的。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他们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和代价：轮船被炸沉，人员伤亡惨重，但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构建了一条挽救民族危亡的钢铁航线。

卢作孚和民生人不但有勇气，而且有智慧，使得宜昌大撤退胜利完成的是他们设计出了一种多段航行法。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至少走4天，下水至少走2天，依当时的运力，毫无完成撤离计划的希望。他们采取的方法是，除了少数最急需和不易装卸的物资直接运到重庆，其他东西运到万县、巫山或巴东，在尽量使人员、物资脱离险境后，再分期、分批渐次送达目的地。

宜昌大撤退的艰难在于，卢作孚面对的不仅是日军的轰炸，暗礁密布汹涌翻腾的长江。最高军事当局以战时统一指挥为名，要收缴所有的船只，这即使不是以国难当头为名行兼并之实，也违背航运规律，会造成“战机”的贻误。卢作孚据理力争，在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蒋介石面前大施折冲樽俎之才，使当局收回成命。他不但要呕心沥血地指挥、工作，还要忍辱受屈，被未能上船的伤兵责骂，而他不但以巨大的责任心和同情心感化了怒火中烧的伤兵，而且以一句“希望你们像英雄一样撤退”的话使败退的军人同仇敌忾、信心倍增。最让卢作孚为难的是在计划船位之外的上千名难童，在战事危急的时候，是部队、武器、战争物资重要，还是孤儿们的生命重要？有限的吨位和几乎无限的运送需求把他折磨得好苦，但最终还是凭自己的良心、才智圆满地解决了难题。

民生公司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为国出力，他们收取的运费只是正常价格的十分之一，问题在于，这不是政府军政部的船队，而是一家民营企业，一切燃料、维修费用和工资都得自己筹措。所以，在任务结束之时，民生公司几近破产，其船队已经千疮百孔。

卢作孚以一个普通实业家的身份，完成了战地最高司令官才能完成的军事任务，这是一个奇迹。宜昌大撤退堪与二战欧洲战场上一年半之后发生的、彪炳于史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相媲美。卢作孚的坚忍不拔、大智大勇，反映的是中国人民在抗御外敌入侵时决不屈服的伟大精神。

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又快开张了。在以往“两会”期间，我唯一真正关注的，是现场直播的记者招待会。尽管当局照例事先安排国内记者当“托”，并让他们和答问者的互动占掉三分之二的时间，但由于有国际媒体记者的发问，我还是总会有一些新鲜的体验，得到一些可加称道的收获。说实话，与台湾的马谢电视辩论会相比，这样的招待会自然望尘莫及，但对我来说，就算是局部食之有味，比鸡肋要强三分了。

与国内记者苦于不能说真话不同，国际媒体记者虽说不能放言无忌，但大体上都能问自己心里特别想问的问题。即便按中国官方的要求须将问题事先通报，他们也还保留临场机变的权利。因此人们不难发现，当国内记者发问时，答问者通常都面露微笑，显得气定神闲。而当境外记者发问时，答问者则蹙眉敛容，不敢懈怠。这个时候，坐在电视机前的我，特别希望听到境外记者问出精彩的好问题。什么叫精彩的好问题？就是答问者不能蒙混过关、打马虎眼，而只能实话实说的问题。每当这样的问题被提出，会场的气氛会渐趋凝重，答问者的脸会越拉越长；而他在答问时，也就不能把实话都藏着掖着，尽拿官话套话来敷衍人，或王顾左右而言他来糊弄人了——这类记者招待会全部真正的价值，不就在于此吗？

每当听到这类精彩的好问题，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击节赞赏，拍案叫好，大呼“值了，值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境外记者问的大部分问题，不属精彩的好问题。当那些问题被提出时，会场气氛依旧，答问者则逐步眉展目舒；问题提完后，答问者莞尔一乐，还会夸上一句：“你提了个好问题嘛。”这时，我对境外记者不免心生责备之意。我想，他们自然也懂得“功夫在会外”的道理，但平时为什么不在自己的见识和水准上多下点功夫，好好练一练把真话说好、把问题问好的基本功呢？

十多天之后，今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又将举行了。我不奢望国内记者会产生胡紫薇式的冲动，豁出去问精彩的好问题。我只期待有切实人权保障的境外记者，能够珍视自己的机会，多问几个好问题。昨天，有个外国记者对我说，他打算问温家宝“除了搞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还想不想搞民主”的事。我说，你要是这样泛泛而问，则温家宝有一大堆现成的话在等着你。这是因为，“民主”这个相对抽象的词已被中共成功脱敏多年了。别的不说，中共十七大报告就不厌其烦地将“民主”这个词提了好几十遍。你那样发问，可以说正中人家下怀。从“党内民主”到“基层民主”，温家宝可以把你给侃晕了。

我建议那位外国记者问下面这个问题：现代民主有两个不可忽缺的要件，它们是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尊敬的总理先生，您对邓小平“不搞三权分立”的主张还要坚持多久？您对多党竞争轮流坐庄还要反对多久？我对他说，面对这样高度敏感、不存歧义的问题，温家宝打不了马虎眼，只能将他反对现代民主的基本立场说出来。也就是说，他只能给出明确的、真实的信息。据此人们可以毫不含糊地确认，温家宝嘴里的“社会主义民主”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精彩的好问题具有判决性，它不仅可以检验温家宝，也可以检验其他人。如果你问“体制内”人士俞可平先生：民主是个什么东西？他会笑着回答你：民主是个好东西。如果你问俞先生：三权分立是不是好东西？多党制是不是好东西？这可就点了他的穴道，将了他一军。我猜他不会说，或不敢说三权分立是个好东西，多党制是个好东西。那么，人们对他不久前言及的改革举措上的“重大突破”和“制度创新”是什么东西，也就心中有数了。拿同样的问题去问“体制内”人士胡福明和周瑞金，我想他们也不会说，或不敢说三权分立和多党制是个好东西。那么，30年来这二位先生所达到的“思想解放”高度，人们也就清楚了。

几天前，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张博树先生发表了他关于新闻自由的学术研究报告。为此，我专门重读了他先前发表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现在要问：同为“体制内”人士的张博树先生，会如何回答关于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的问题呢？从他的研究报告中可以得知，他的答案极为鲜明，那就是：三权分立是个好东西，多党制是个好东西。我认为，这才是自30年前批判“两个凡是”以来，“体制内”人士理应达到的“思想解放”高度。

三权分立和多党制这两个好东西，如何能在中国大陆变为现实呢？张博树先生的主张是：通过形成足够的外部压力，迫使执政者启动宪政改革来实现之。我认为，这的确应当是民间民主力量和党内宪政改革派的第一选择，是应当努力争取的中国未来政治演变的最好可能。不过，作为“体制外”人士的我，有必要在这里申明张先生没有提及的一种可能：在当权者拒绝宪改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有另外一种可取的选择，即通过天鹅绒革命迫使当权者下台，从而在高度整合后的社会政治力量的主导下，创建中国的现代民主制度。

所谓天鹅绒革命，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发生在东欧的、旨在和平地谋求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革命。我注意到，有一些人主张在中国不应搞天鹅绒革命，而应搞暴力革命，要以鲜血和生命去换来自由的新天地。我不想讳言，对这样的主张，我只能说不。理由和米奇尼克当年在波兰给出的一样，一是不现实，二是不可取。近几年来，伴随着一些断定中共在2008年或2009年前必定垮台的“预言”及相应的“倒计时”的流行，呼吁告别非暴力、号召拿起武器进行暴力革命的主张时有耳闻。我想我应当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对那些“预言”，我不得不将其看作戏言；对“倒计时”和“总统令”，我不得不将其视为过家家；而那些从大洋彼岸传来的抨击“软体动物”、鼓吹暴力革命的“正义”之声，则让我觉得特别没有公信力和说服力。

“体制内”人士张博树先生已经把宪政改革应当如何搞说清楚了。我想，当下中国“体制外”人士要破解的课题是：如何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去形成足够的外部压力，从而迫使执政者启动宪政改革；或者，非暴力地迫使拒绝宪改的当权者下台，从而创建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

2008年2月27日 于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2月28日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