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烟花三月，群莺乱飞。美国总统初选，台湾总统选举，俄国总统选举——三场大选，起伏跌宕，扣人心弦，其势足以震荡天下。与此相映照，北京一年一度的“两会”，也在此时粉墨登场了。

观察比较这四场几乎同时演出的“秀”，在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上，恰似四个不同的阶梯，颇堪玩味。而中国与全球主流生存方式的制度性差异，这次是以一种嘉华年会式的夸张方式凸现了出来。

三场大选，特别是发生在美国和台湾的总统大选，吊足世人胃口，使万千选民辗转反侧，食不甘味，引颈相望。而北京“两会”，因无甚悬念，橡皮图章，行礼如仪，味同鸡肋，看客兴趣缺缺，其票房价值自然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即使是基本上属于民主选举范畴的——美国、台湾和俄国的三场大选——其政治文明度的发展阶段也是不同的。

未曾料到，就戏剧性而言，最令人跌破眼镜的居然是美国这次大选。在这里，破天荒地突然冒出了好几种崭新的可能性：黑人总统、女总统、摩门教徒总统……，几个美国第一，几项历史纪录，破土而出。而选民的热情及其极高的投票率，更令人眼花缭乱。但容我坦率地说，美国目前初选的发展势头，在候选人声势的涨落方面，并不符合我本人的期待和选择。因此，个人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然而，我也清楚，这种无可奈何的感觉，这种任何人也无法掌控局面的感觉，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正是我们原本追求的，正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虽然最后选出的很可能不是我所中意的候选人，然而我仍要说，这是一场成熟的民主选举。而且，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这也是必将载入美国政治演进史上的一场里程碑式的选举。

台湾的故事，是另一类版本。在这次总统大选中，威权政治和民粹主义，双方的后遗症都还留有部分痕迹。就政治运作的方式而言，执政党像在野党一样行政，在野党像执政党一样发言。即是说，执政党不大像执政党，在野党不大像在野党。同时，司法独立尚不完善，选择性的司法案例对政治过程的干扰时有发生。但是，平心而论，通过2008年台湾的总统大选，我们已经看到，过去长期威胁台湾民主制度成败的国家认同问题，如今已经不再具有颠覆性的影响了。蓝营绿营的色彩开始淡化，台湾以族群为底色的政治争斗已降低了其激烈性。以蓝绿为基准的政治站队式的竞争，逐渐被具体政策特别是民生政策的竞争所取代。目前，台湾总统大选指日可待，与往年大选不同的是，在台北街头并没有没有往日选战时的狂欢节式的气氛，既看不到两党的选战广告，更看不到响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台湾人，历经多年政治风雨洗涤，已生长出一份成熟和从容。如果在选举前夕，台湾没有发生惊天动地的摇撼选举目前进程的意外事件，那么，可以说，虽然还有弊端，但是，台湾的民主，已经步上了现代的轨道；台湾的政党政治，已经初具两党制雏形，台湾社会的政治心理，已从初期的绚烂归于平静。这是台湾的福音，也是中国的福音。

3月2日，俄国举行了总统选举。现任总统普京所推荐和支持的统一俄罗斯党总统候选人、现任第一副总理梅德韦杰夫以70.28％的得票率遥遥领先。此前，梅德韦杰夫表示，若他当选，则请普京担任政府总理，普京也接受了他的邀请。

虽然俄国一共有四位总统候选人，但自从普京宣布他支持梅德韦杰夫参选后，众所周知，这是一场选举结果没有太大悬念的总统选举。

不过，在此之前，国际舆论沸沸扬扬，纷纷猜测：普京这位前克格勃、这位以彼得大帝的继承人自命的铁腕人物，在宪法规定的八年任期届满之后，将如何进退？是违宪续任总统，是修宪再选连任，还是恪守宪法，鞠躬下台，回归平民之身？应当说，在俄国这个民主宪政传统尚未扎根的国家，对普京这样一个因为历史机遇和政治手腕而颇有民望的总统，上述种种猜测都是有其道理的。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种种猜测均落空了。普京别出心裁，放出风来，总统届满之后，他愿就总理之职。此言一出，天下大哗。其实，细细想来，这一经苦思冥想而打出的奇招，貌似突兀，但确是内蕴其理据的。普京欲得总理之职，这表明其内心强烈的权力欲望，这是人性使然，特别是尝过权力滋味者“上瘾”后的欲望使然。然而，他毕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敢径直违宪续任总统，不敢强行修宪再选连任，这表明了俄国的民主宪政虽不成熟，但仍然赋有其道义力量、威慑力量。这是制度之威，它迫使普京这样一个超级政治强人也不得不臣服于宪法之下，制度之下。在此权力欲与制度力交互作用下，屈就总理几乎就是他唯一的顺理成章的出路了。

人们可以想象，5月7日梅德韦杰夫正式就任总统之后，会有一段梅氏在普京的阴影下执政的时间——“普规梅随”。但笔者相信，此种状况是不可能持久的。虽有消息说梅氏个性不强，但基本人性是：“在其位，将竭力谋其政”，他将不会长久满足于“儿皇帝”地位的，况且他背后还有宪法支撑。因此，“普梅演义”是今后一段俄国政治历程中必将上演的一出好戏，望读者诸君万勿错过。

此次俄国总统选举，实际上是一个风向标，它呈现的历史境况是，目前的俄国，还是一个有相当威权色彩的国家，其新闻自由度还相当不足，在通往宪政民主之路上，还会有相当多的曲折和困难。但是，初步的法治基地已经奠立，它已经不可逆转为前苏联式的极权国家了。

要而言之，美国、台湾、俄国这三场总统大选，就民主的成熟度而言，依次递减：美国享有成熟的民主选举，台湾民主正在迈向成熟，俄国的政治过程，离民主还有相当距离，特别是新闻自由受到相当压制，然法治已略有雏形。上述差异，对照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视为民主发展阶段的差异。

在上述三场大选的陪衬下，中国的“两会”，黯然失色；中国国民，在外部各大选的对照下，不免羞愧难言。这不是“财大气粗”就可以掩饰的。就基本的民主ABC而言，中国两会，甚至迄今仍未得其门而入。中南海“公仆”们大言不惭，喜爱宣传他们的“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倘若子民透过门缝，瞥见外面世界三场大选的回肠荡气，向“公仆”们要求一声最关键的“权为民所授”时，他们将何言以对呢？

当路德站在皇帝面前，说“这是我的立场，不能后退一步。因为我的良心惟独是上帝话语的囚徒”。在那一刻，他的确无比自由。显然，这样的自由观也是中国的知识界所陌生的

思想史的意思，就是思想的传染性。人间的法律，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支空降部队。历史如何展开，法律就如何展开。我们的自由就如何形成，或如何丢失。

所以人间最可怕的事，就是遇见一个或一群自以为是的立法者。就连上帝的十诫，也在历史中由天使传与摩西。如果世上有真理，真理一定又是超越的，又是经验的；又是普遍的，又是历史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出埃及记》，在那里，“耶和华的律法”，又被称为“摩西十诫”。那么到底是上帝的，还是摩西的？是神定的，还是人为的？

在过去的一年，有三本书构成了我阅读的一个片断，也构成对上述设问的回答。1840年后的西学东渐，就翻译而言，第一流的西学典籍差不多都已有了中译本。但是羞死人了，在2007年之前的中国大陆，至少还有两种最重要、也最厚实的西学典籍没有中译本，一是奥古斯丁的22卷《上帝之城》，二是加尔文的4卷本《基督教要义》。无论是考察神学的，还是哲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的传染性，都不可能绕过这两种巨著。结果这160年来，我们偏偏就是绕过了。

于是2007年成了举足轻重的一年，因为我们一口气有了两个译本的《上帝之城》。吴飞的译本只出了上卷，王晓朝的全译本捧在手上，叫人不禁胡思乱想，是鸦片战争早打了160年，还是这本书的翻译晚了160年？若讨论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这是一个有趣的情节，因为这不该是一本到2007年才有中译本的书。为什么中国的学者和译家能够忽略这本在两千年欧洲史上承上启下的巨著，眼睛一闭就是160年？

蒙恩的自由

《上帝之城》写作之前，罗马已经基督教化，而一个基督教的欧洲却一夜之间灰飞烟灭，灭于北方蛮族之手。一个伟大文明的轰然坍塌，叫所有人都不敢相信。既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更不敢相信历史是否还在上帝的手中；公义、良善、仁爱与秩序，是否还有永恒的价值？一句话，这个世界还值不值得混下去？奥古斯丁以这部巨著，来回应这一历史中最大的凹陷。在某种意义上，《上帝之城》象征着欧洲在废墟上的复兴，把这之后的欧洲史领入一个历史的伟大愿景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上帝之城》既闪耀着哲人的理性光芒，更充满了旧约先知般的智慧。

800年的罗马城灭亡了，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不可能不对人生与信仰，政治与法律、国家与历史的全部意义产生动摇。就如杰罗姆所说，“如果罗马能够毁灭的话，世上还有哪里是安全的呢”。换一个主题，如果罗马也会毁灭，那么世上哪里还有真正的“自由”呢？当你说自由时，你到底什么意思？

奥古斯丁以基督教的信仰，来理解历史中的秩序与自由。在他看来，上帝之城也就是永恒之城，灵魂之城，而地上之城，也就是浮光掠影的肉体之城。在历史的终点之前，这两城始终是相互对峙，而又相互重叠的。罗马毁灭了，但上帝之城却正在开始，一个高于历史、高于地上政权的灵魂国度，神圣国度，即使在罗马城毁灭的时代，也仍然在人心中扩展，这是中国人不太熟悉的另一个版本的“国破山河在”。比较接近的例子，是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之分，亡国与否，肉食者谋之；亡天下与否，匹夫有责。所以书生王国维投水，不是因为满清的政权灭了，而是文化道统倾覆了。

但奥古斯丁的世界观，却超乎顾炎武、王国维之上。文化或许比政权更久远，但文化也依托于地上之城。文化或许高于政权，但文化与政权一样，是一座骄傲的巴别塔。而奥氏说，两座城的根本分别，在于它们“是被两种爱创造的”。一种是爱自己，从自爱到爱国、从爱国到爱文化，一直延伸到轻视、藐视和否定上帝。这是属地的爱，另一种却是属天的爱，从爱上帝，一直延伸到轻视自我，看见自己的贫乏、罪孽和无根的流浪。“地上的城在它自身中得荣耀”，它因自己的荣耀抬起头来；另一座城却在基督里面得荣耀，它抬起头来，是为了仰望那圣洁公义者的荣耀。

地上之城，因自我的奋斗而存在，而坍塌。上帝之城却因着恩典而存在，而被保全。前者的自由是一种自我寻求和自我肯定的自由，后者的自由是一种谦卑领受的自由。奥古斯丁的出现，颠覆了柏拉图式的古希腊的自由观，在奥古斯丁那里，自由的核心就是恩典。就如小孩子接受礼物，新娘子领受祝福，人类的自由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曲欢乐颂。自由一定是欢乐的，也惟有自由带来真正的喜乐，就如新娘子领受祝福后的笑容。

接受的自由

谢文郁教授的《自由与生存》，在中文世界中也如空谷回音。这是国内学界第一次以“恩典”为自由的内核，来梳理人类的思想史。这本书是英文著作的翻译扩写本，谢先生提出“自主性的自由”与“接受性的自由”这一对概念，来区别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希腊化的自由观，与从新约圣经到奥古斯丁再到克尔凯郭尔的希伯来式的自由观。正如他指出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及自由主义的理解，迄今仍多停留在“自主性的自由”这一脉络之中，甚至将“自主”看为自由的同义词，将“接受”看作自由的反义词。似乎每一个收到情人节玫瑰的少女，都是不自由的。

自由是否可以是领受的，却同时是“自由”的？美国宪法的序言中，有一处对自由的描述，即“blessing　of　liberty”，通常译为“自由的幸福”。这是典型的以“自主性的自由观”，来处理清教徒的“接受性的自由观”。它使我们误以为美国宪法充满了一种积极的、自主性的自由追求。事实上，若回到清教徒的观念和传统中，应译为“蒙福的自由”才对。

有祝福才有幸福，有恩典才有自由。是“自由的幸福”还是“蒙福的自由”，是自主性的自由，还是接受性的自由？这一差别，我认为比伯林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划分更为根本。美国宪法是最好的例子，在“蒙福的自由”这一信念之下，恰恰充满了最积极的立宪的行动力。并寻求积极的成就，而非只是消极的避免。

就如“天赋人权”的观念，自由是被赋予的，而不是自我设立的。自由就是回到人类起初被赋予的尊严和地位，自由就是自由地选择一种“不自由”，即不再“自由地”犯罪，并从此被爱与正义所约束。

自由，就是仅仅只被真理所约束。当路德站在皇帝面前，说“这是我的立场，不能后退一步。因为我的良心惟独是上帝话语的囚徒”。在那一刻，他的确无比自由，以至于他是一个无比忠心的真理的仆人。显然，这样的自由观也是中国的知识界所陌生的。

律法下的自由

这点我们倒不陌生，休谟和洛克以后，自由被权利化。“法律下的自由”（freedom　under　the　law）成为近代自由主义的一个经典表达。关键是谁的律法，哪一种法律？其实律法下的自由这一观念，背后正是恩典的自由和接受的自由。否则法律如何能够被强加在一个自由的人身上，而那个人仍然是自由的？

一切西方法律的核心和原型，都要追溯到“十诫”。可惜法学界迄今为止，没有见到对圣经十诫的任何较深入的研究。去年，又是一口气出了三本关于十诫的书，一是斐洛的《论律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2007年8月），他是古罗马时代，第一个将犹太传统希腊化的犹太人学者。一本是应用性的《十诫人生》（斯图亚特。布里斯柯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2月），另一本就是德国学者赖默尔的这本《21世纪的十诫》。

赖默尔引用作家托马斯。曼的话，“十诫是人类礼仪的精髓”。他试图在一个后现代的和远离十诫的历史处境下，重新阐释每一条诫命的哲学及社会学的启示，重新在一个充斥着立法者的世界中，呼唤真正的和永恒的法则。书中妙论迭出，充满德国人的睿智，及和他们的体格极不相称的尖刻。一个接受法治观念的人，需要在哲学和信仰的层面回应这个挑战，到底十诫是帮助我们走向自由呢，还是使我们不自由？

以前两本书的立场说，离开恩典，十诫就是对自由的咒诅；回到恩典之下，十诫就是对自由的成全。一个纯粹的经验主义者，更愿意接受一份经过历史沉淀的公民权利的列表，而不接受一份关于正义的清单。但在一个道德法则的清单不能成立的世界中，自由在本质上也无法成立。

十诫是上帝的，还是摩西的？我的阅读使我如此回答，因为十诫是永恒的道德律，所以它必然道成肉身，在历史中落实。

其实自由就是生生不息，是一种传染性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自由从灵魂传染给肉体，从耶路撒冷传染给罗马，从天上传染到地上，从西方传染到东方，从奥古斯丁传染给谢文郁，从我传染给你；从被统治者传染给统治者，从2007年，传染给2008年。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上、下)，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2007年5月第2次印刷；另有吴飞译本，《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上)，上海三联2007年1月
　　
　　赖默尔·格罗尼迈尔，《21世纪的十诫：新时代的道德与伦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
　　
　　谢文郁，《自由与生存：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由观追踪》，沪人版“思想与社会”丛书，2007年11月

中国南方大雪灾中，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个遭遇悲惨的庞大群体——中国的农民工。他们扛著简陋的行李，集聚在车站广场，单薄的身体和粗糙的双手，顶著风雪寒流的侵袭，无助地忍受煎熬，期盼著回家过年，与亲人团聚……

中国的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最大的中国制造的群体，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群体。在现今的中国社会里他们生活在底层，躋身於农村与城市的边缘。名不正言不顺地出卖体力，低三下四地讨生活，养家糊口，饱受政府和城里人的歧视凌辱，忍气吞声地夜宿工棚，蛰居破街陋巷，省吃俭用地挣一份菲薄的血汗钱。他们被视为“贱民”。

中国发展了，中国强大了，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农民工兄弟的大力奉献。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今天的繁荣。他们勤劳，上海的高楼大厦，以每四天一层的速度往上增长，一砖一瓦都是经过他们的手。他们本份，那么多人涌进城市，并没有影响社会的稳定和治安。他们善良，在冰封雪冻的车站前困守几天几夜，脸上依然存留著一丝笑容。他们老实憨厚，当中央电视臺的镜头对著他们，话筒伸到他们面前，逼著问“在外面过年好不好？”他们也只能露出笑容，连连说好。他们也可怜，经常挨宰受骗，累死拼活地干了一年，到头来工资被包工头卷走，一分钱拿不到。

农民工，中国的弱势群体，可是他们有两亿之眾啊。谁见过两亿人的弱势群体？可他们偏偏就是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工会组织，没有农民工代表，没有社会福利保障。除了吃饭干活的生存权，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把他们当人，他们什么也不是，一群游荡在繁华城市中阳光照不到的角落里的幽灵。

中国政府号称“以人为本”，好像这两亿农民工兄弟就不是人，把他们都忘记了。城里人是人，乡下人就不算人。政府说要“与时俱进”，南方如广东等地，农民工的工资十年了没长过一分钱。政府高调宣传建立“和谐社会”，白干一年拿不到工资算什么和谐社会，只能是喝血社会。

“和谐社会”这种提法，不符合现在的中国国情。在一个专制体制下，怎么可能构建出和谐社会？应该先建立一个公平社会。只有在公平、自由，均富的社会条件下，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

“户口，中国的柏林墻”（大洋时报《三家村》作者鲍诚）被这道墻隔在外面的农民工兄弟，至今仍被排斥在文明社会之外，被歧视和受欺侮，这是中国政府无法开脱的责任，也是我们良知和人性的沉沦，在国际社会面前，暴露出中国人整体形象的卑弱和低下，令我们面目无光。

“农民工”这一称呼，是对广大农民的人格侮辱，既是对中国自身形象的践踏，又是对当今普世价值的侵犯。在中国，哪家城里人没有几个亲戚是农民的？穿西装开宝马的中国人，开口闭口“农民工”的有钱人，查查他的老底，不出三代，都是拉地瓜屎长大的。谁又比谁低人一等？

2008年2月15日，值全国政协、人大两会召开之际，由刘晓波、丁子霖、焦国标等人发出“雪灾后的呼吁”：立即废除城乡户口二元制，让“农民工”从此成为歷史名词。受到中国网民的极大关注和支持。

墨尔本独立笔会的会员们，都欣然而郑重地署上了自己的签名。大家没有忘记，两千年前的中国，正是因为以陈胜、吴广为首的三百多名农民工，因大雨被困在大泽乡，而爆发了惊天动地的农民大起义。这一幕若是在中国重演，那将是场真正的悲剧。

背景材料：

 

根据笔会信息，徐伟是《消费日报》记者，靳海科是地质学者兼作家，杨子立是作家兼电脑工程师，张宏海是自由撰稿人；他们于2001年3月13日被捕，并因参与“新青年学会”——一个由关心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问题的个人通过互联网交换文章而组成的非正式群体——而被控以“颠覆”罪名。2001 年9月28日，北京中级法院开始了对这四人的庭审，焦点集中在两篇互联网上流传的文章——《做新公民，重塑中国》和《怎么办》，指称它们显示这个群体意图 “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当时没有公布判决。2003年4月21日，针对这四位作家庭审重新开始，四人的律师们争辩说，未公布判决书违反了中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必须在接受案件的六个星期内宣判的规定。2003年5月28日，以“颠覆”罪名，徐伟和靳海科被判处十年徒刑，杨子立和张宏海被判处八年徒刑。

 

请发出呼吁：

 

——寻求确保所有四人在监禁中的人道待遇，获得必需的医疗保障和家人探视；
——抗议对作家徐伟、靳海科、杨子立和张宏海仅因和平地表达观点而施加的长期徒刑，并呼吁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邮政编码 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726
北河沿大街147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先生

 

请注意：中国当局没有传真号码，狱中作家委员会推荐将你们的呼吁书拷贝给各自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寄出呼吁书，并欢迎任何评论。
**如果晚于2008年3月31日寄出呼吁书，请与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伦敦办事处联系。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44 (0) 20 7405 0339
电子信箱：cathy.mccann@internationalpen.org.uk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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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ACTION NETWORK
26 February 2008
Update # 1 to RAN 29/03

CHINA: Serious health concerns for four writers Xu Wei, Jin Haike, Yang Zili and Zhang Honghai, after prolonged periods of detention; reports of ill-treatment.

The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PEN is seriously concerned by recent reports of deteriorating health and lack of sufficient medical treatment for detained writers Xu Wei, Jin Haike, Yang Zili and Zhang Honghai, who are all serving lengthy sentences on subversion charges for their critical writings. PEN calls for them to be given all necessary medical care as a matter of urgency, and is alarmed at reports that two of the four have been ill-treated in detention. International PEN’s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considers all four to be detained in violation of Article 19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o which China is a signatory, and is calling for their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According to PEN’s information, the four prisoners are all suffering from acute medical problems, some of which do not appear to have been properly diagnosed, and for which there are concerned that they are not receiving appropriate medical attention. Jin Haike, who received abdominal surgery in November 2007, is reportedly in acute pain. Zhang Hong Hia and Xu Wei were reportedly subjected to ill-treatment in prison, leading Xu Wei to stage hunger strikes in protest, exacerbating concerns for his well-being.

Background

According to PENs information, Xu Wei, Jin Haike, Yang Zili and Zhang Honghai, reporter for Xiaofei Ribao (Consumer Daily), geologist and writer, writer and computer engineer, and freelance writer respectively, were arrested on 13 March 2001 and charged with subversion as a result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Xin Qingnian Xuehui (New Youth Study Group), an informal gathering of individuals concerned wi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ies who used the internet to circulate articles. On 28 September 2001, the Beijing Intermediate Court initiated legal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four focusing on two essays circulated on the internet entitled Be a new citizen, reform China and Whats to be done, which allegedly demonstrated the groups intention to “overthr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leadership and 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subvert the regime of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No verdict was announced at the time, and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four writers re-commenced on 21 April 2003. Lawyers for the four men argue that the failure to issue a verdict in the case violates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which stipulates that a court must pronounce judgement within six weeks of accepting a case. On 28 May 2003 Xu Wei and Jin Haike were sentenced to ten years in prison, and Yang Zili and Zhang Honghai to eight years, on charges of subversion.

Please send appeals:

— seeking assurances that all four are treated humanely in detention, and granted access to necessary medical care and family visits.
— protesting the lengthy prison sentences handed down to writers Xu Wei, Jin Haike, Yang Zili and Zhang Honghai, solely for the peaceful expression of their opinions, and calling for their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ines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nd Article 19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o which China is a signatory.

Government addresses:

His Excellency Hu Jintao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te Council
Beijing 100032
P.R.China.

一、政权统治力

由于人类群体生产与生活的需要，由于人性固有善与恶的并存，使社会组织形式的出现成为必然，国家与政权也相应地随着历史演进而出现。政权出现后的一项最主要功能就是管治社会，而这种管治社会能力的强弱就成为政权统治力的标准。自有政权以来，统治力经历过许多变换形式，期间究竟哪样的统治力才是符合天理、顺应民心、合于人间正道？今天世界又理应遵从什么样的统治力？这显然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而要想深入这些问题，如何界定统治力就成为论述的起点。

从人类已经走过的历史来看，政权统治力在不同时期有着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其所呈现出的千姿百态，让人眼花缭乱。但拨开这些外在形式的纷扰，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内在的本质，发现其规律性。从总体与根本性而言，人类已经经历过的政权统治力无非是三种主要形式：其一，遵行天道、顺乎事理、依从民意、通过律法来维系社会统治的，这种政权的统治力我们可以称为和平理性民主主义统治力；其二，完全依仗暴力、采取镇压、实施封堵通过强力压制来维系社会统治的，这种政权的统治力我们可以称为专制恐怖主义统治力；其三，是将和平理性与专制恐怖两种统治形式混同兼用的统治力。

1、道、理、法的和平理性民主主义的统治力

世界万物遵行天道，即冥冥之中主宰世界运行的规律、真理，万物相生相依，彼此融合互补。人类社会作为世界万物运行演化的一个环节，自然也遵循着不可逃脱的规律的支配，社会中的不同组织与群体都有其合理性，于是相互尊重，彼此促进成为社会的必然要求。作为社会中的人，平等相处、自由发展成为基本的原则。立足在这种世界观与人生观上的社会整治理论就是如何尽可能准确地遵循主宰演化的规律，认识反映出那些人类无可逃离的天条。一个社会政权的统治方式，如果以这种天道规律为鹄的，效法自然，一切的统治之策出自对道的体认，在道的基础上形成现实社会的理，在理的原则下修成世俗社会的法，从而形成遵行天道，顺乎事理，依从民意，结成法典的社会统治形式。这种让社会行止合符法，顺乎理，遵乎道的社会治理思维在中国传统道家学说中有集中反映。

这种政权治理以天道为准则，一切的法规以发现认识天道为订立的依据，社会出台的各种政策就会顺乎自然，合符天理。这样政权的统治力是以人类不可背离的规律为后盾，其强大与恒久就可想而知。立足在此基础上的精神信仰集中体现于西方的基督教，反映在社会形态上就是法治的精神。所以这种立足客观规律，效法自然天道的原则所生发出来的是和平、理性与法治的政权。

2、压、堵、杀的暴力恐怖专制主义统治力

与和平理性民主主义政权统治力相对应该的是暴力恐怖专制主义的统治力。这种统治的立足点是万物对立斗争、社会弱肉强食，一切生存之道都庸俗化为存亡相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狼性法则。这种理论在自然观上过份强调了事物矛盾中的斗争、相克，在社会观上坚持阶级斗争学说，在人生观上倡导狼性原则与血酬定律。依托在这种理论上的政权就是仇恨与镇压，是不可调和的斗争。在此基础上采取的统治方式就是暴力，是不遗余力的强化统治工具，穷尽智虑地封堵社会一切新生事物。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那些专制极权的统治依据是恐惧与谎言，其骨子里是不承认世界的天道主宰，张扬着人性的狂妄与自私，对社会采取的治理手段就是人为的规划，统治意志的一极化。这种政权通常试图在精神上统一，在经济上计划，在社会上沙化，将社会的一切行止纳入统治的人为支配中。为了达到这样，对任何有可能出离统治意志的事物，采取封杀，任何外在于统治的力量采取镇压。于此，暴力成为政权维系的依靠，封、堵、杀成为政权行动的惯性。这种统治力由于立足在自然的悖逆与人性的罪恶上，依靠的完全是人为的强制力量，从外观来看在一定时期似乎显得强大无比，也在一定时期会显出高效惊人，但其背后的随意性、可变性，必然导致灾难频发，社会动荡不宁，这种外似强大，其实脆弱不堪，是典型的外强中干。所以任何暴力恐怖专制主义的统治都是更替频繁，倾覆无常，其统治力属于脆弱虚幻。

3、混合性统治力

应该说前面和平理性与恐怖专制型统治模式是具有截然相反特点的政权形式，它们是很难调和的。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由于一定时期社会环境作用，也曾出现混合两种统治力特点的复杂政权形式，但这种形式通常都是短暂的，属于社会过渡性的。那种现实暴力专制，而标榜遵循天道自然，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权，本质上肯定还是属于暴力恐怖政权的。因此任何政权企图融合和平理性与暴力恐怖两统治力而长久地维系社会发展是不可能的。对此就不需太多论述了。

二、政权统治力演化

人类政权统治力主要的两种形式在社会不同历史发展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1、人类社会政权统治力的普遍演化轨迹

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自然力的作用与人类认识的缺乏，完全依从与被动适应自然成为人类生活的主调。这时期形成的社会统治形式以最大程度应对自然变化求得生存为准则，如人类社会早期的部落组织。从目前可以了解到的一些早期部落组织管理形式来看，那种遵循自然，体认天道，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形成社会平等互助是一种遵循原始状态下的和平民主统治力。

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积累起更多应对自然的知识，提高了谋得生存的技术，改善了生产工具，这样社会通过一定的组织形态就可以更好聚合资源，然而慢慢作为社会组织形态的政权却演化成垄断社会资源的工具。由于人性的罪恶，使政权统治进一步演化成政权集团对社会大众的管治与社会财富的掠夺。这时政权统治形式就由原始和平民主统治力蜕变为暴力恐怖专制主义统治力。人类社会进入专制社会时代。

在经过漫长的专制统治时代后，人类社会积累起了更多对自然天道与社会规律的认识，也提高了应对自然的能力。随着人性中天赋权利、自然平等、人权自由等观念的复兴，人们追求一种合于天道人性的生活就成为时代的主流。这样从精神信仰层面的基督教改革，到文化层面的文艺复兴，再到制度层面的宪政民主，渐渐汇聚成为人类发展的主流。这种源自天道平等自由精神的社会政权就是超越于原始形态的高级的和平理性民主主义统治力。这种统治力外化为社会形态就是法治、民主，体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是自由、平等与公正。

2、中国特殊的演化路径

无庸置疑，中国社会政权统治力的演化也走过了人类普遍的路径，从原始自然和平民主的统治力走到了暴力恐怖专制主义统治时期。然而让人遗憾的是中国这个社会由于历史的作弄，居然没有实现向现代和平理性民主主义统治力的转化。究竟是什么原因，究竟在哪个时代，我们偏离了人类发展的主轨，延误了历史应有的进程呢？今天回过头来检讨实在是件必要的工作了。

应该说中国社会由原始和平民主主义时期向暴力恐怖专制主义时期的转化是与世界同步的，在时间上也基本相近。然而中国社会发展到明朝时期，也就是通称的西方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产生时期，也即是西方向现代和平理性民主主义统治力转化的时期，中国却忽然停滞了。

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社会忽然拐离了世界发展的主轨呢？我们今天回顾明朝社会历史就可以看到，在明朝的后期，暴力恐怖专制主义的统治事实已经出现衰竭迹象，那种政令出不了故宫，导致万历皇帝三十几年无意上朝，官僚队伍极度腐化，个别如海瑞之类的清官成为供人讥笑的异类，政权寻求一种新的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统治力，已经是当时历史的必然了。在这种历史大变将至之时，结果出现了满清入关，延误了中国社会应有的发展路径。

为什么说满清入关延误了中国社会应有的发展呢？这就是统治模式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统治力与世界转轨的脱节。作为人类社会政权核心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反映着一个政权模式统治力的变化。人类在暴力恐怖专制主义统治时期，都是实行宗法血缘的统治，直接依靠的力量是精神上虚构的神权，与物资上依靠的冷兵器，力量上依靠的宗族。这种统治到了明朝末年已经瓦解了。也就是朱氏家族无以维系统治了。不仅如此，就是再转化成任何别的什么家族，象以前朝代更替一样换个姓再统治，也已经不可能了。这时候满清入关了。满清的入关为中国专制统治由一家一姓的宗族转化成了一个民族。这样大大强化的统治队伍，扩展了统治力量，从而使原本已经枯竭的专制统治资源注入了新的生命。中国暴力恐怖专制主义统治力得以延续，而向现代和平理性民主主义转化的进程却停滞了。

满清统治两百多年后，世界已经出现了相当成熟的现代和平理性民主主义统治模式，中国一批先贤们也已经深切地感到了社会政治制度是一切变化的关键，于是奋起直追，到了晚清末年应该说中国已经基本认清了世界发展的主轨，认同了必须走宪政民主的和平理性之路。然而由于国共内战与日本入侵，却又一次将革命压倒了改良，使中国社会忙于战争而殆误革新。但这时期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对世界政权统治应该转化的路径认识上是基本一致的，只是中共为了夺取执政权而指斥国民党走得太慢，做得不彻底，以激进来笼络民心，这从中共早期的《新华日报》的大量文章中可以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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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基本认同的目标，后来为什么演化成了台湾与中国大陆不同的政权模式，也从而出现两种不同的统治力呢？要解读这个问题固然有复杂的社会原因，但其中统治集团的变化显然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当清朝末期，满族统治其他民族的暴力专制形式也无法为继时，原本应该回归天道本原，让社会政权走向现代民主时代，寻求到政权资源的权利依托，然而接连的战争却又打断这种进程。应该说国共两党早期也自诩承担着这个统治力变化的使命，但几场战争过后，政权易手到一党制的中共，这种责任又被弃之不顾了。事实上一党制政权没有实现专制统治力变化，而是置换了暴力恐怖专制主义统治主体，实现从家族到民族再到党族的统治，本质上这种形式与满清依托满族、万历依托朱氏是一样的。它只是一种政权统治主体的变换，没有在统治力上求得革新。

历史的作弄，使得中国远离人类政权发展的正轨，一晃就是三百余年，使我们这遍土地依然停滞于暴力恐怖专制主义的笼罩下。至今回首，不禁惊心！痛心！

三、统治力转化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随着人类的发展，日益积累起一些统治的暴力工具，使人类从冷兵器时代进入了现代热兵器甚至核武时代，从而使一个政权的外在统治力得到了空前的壮大。社会力量对比出现两极化。

1、当前暴力统治力强化形成的困局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在对抗性武器的改良上突飞猛进。以至形成今天一个拥有核武的人可以要挟整个人类的局面。由此导致社会政权统治力的外在工具极其强大，出现完全性不可对抗的统治形式。由此人类日益步入一种困境，任何不合理非人道的政权统治在拥有强大暴力武装装备的情况下，社会民众的权利诉求、改良愿望、公平正义，都可以被无视，因为力量对比太过悬殊，而循环历史专制时代暴力革命的希望也已几近于零。面对这种情况，社会变革的力量与希望在哪里？

设想如果没有世界主流国家在历史演进中已经率先走到了皈依自然天道，遵从人性正义的宪政民主之路上，人类如果至今政权主导形式依然是暴力恐怖专制主义，那么人类的末日可能已经到来，甚至已经发生。好在人类还有深层的良知与对天道的皈依，在核武时代来临的演化中已经进入了现代和平理性民主主义统治时代。那种对外在的暴力工具的反制已经通过制度性设计来形成最大的防范。尽管如此，人类生存于核武的恐惧中，仍然是个难以驱散的噩梦。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社会如何发展，如何实现不断的改良？如何让那些依然处于暴力恐怖专制统治力下的国家转型到现代和平理性民主的国家？也就是如何让政权依靠外在暴力转化到依靠天道公理，实现暴力统治到律法统治的转变？

应该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是在这种困局的追索求解下应运而生！

2、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力量

由于武器的更新使现代暴力统治工具极大强化，形成统治集团与民间力量的悬殊，以致社会变革的主权表面看来几乎都掌控于政权统治主体手上，这种从局部看来绝望的现实，但在世界主流文明已经形成，人类对恐怖政权日益警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明直接关乎人类整体安全的共识日渐达成下，为了人类的安全，为了世界的和平，世界合力纠正那些偏失正轨的国家发展，从而使一国的改革成为可能。这样国际社会现代文明正义的力量与那些依然停滞于暴力恐怖专制统治朝代的国家中民众追求自由、民主的力量融合，成为一个社会变革的依托。这些力量的融合、协力是促使社会转型的根本。而转型的路径就是非暴力不合作。

3、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基础

现实环境使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成为必然，那么人类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理论依据在哪里呢？

首先，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立足于权力之根，是从根子上来改造权力的。人类一切的政权统治基础都是社会民众的认同与参与，权力的运行与有效取决于民众的配合。那么一旦民众如果不再认同参与这种权力的运行，权力就成为一种失去生命、抽空血液的躯体，没有任何生机与活力。非暴力本身就是对暴力的否定与鄙视，不合作则是直接对政权统治力的否定，从权力根本性上来重造权力回归和平理性之根。

其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源自于人性之根，是对人性中天良向善的基本信赖，对人性中追求真理、正义、和平、公正与高尚的天性存在的确信。如果人类没有这种天良，那么人类不会延续到今天，同样人类的一切工作也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从基督教上帝造人时吹入人体一口灵气，将良善植入人性中，这就栽种下了人类的希望。事实上人类在发展的历史中，尤其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总有人性光辉的显现，使人类藉着这种光辉走出迷茫与困境。非暴力不合作也是基于对统治集团人性的起码信赖，相信他们会在历史的大势前回到人类的正道上来。

再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是对现实国际正义力量的信赖与依托。社会发展到今天对政权暴力恐怖专制主义的警惕已经成为主流世界的共识。为了人类的长远福祉，为了世界的和平安宁，一切正义力量的联合就是现实的需要。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因为能得到世界正义力量的同情与支持，从而给极权统治集团造成现实的压力，促使社会走向改良之路，所以成为目前世界转型的社会首推运动形式。

4、非暴力不合作的形式

目前世界一些转型国家的先贤们已经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摸索到许多宝贵可行的规则，总结出一系列现实可行的经验，值得大家学习借鉴。正如中国著名宪政学家张祖桦先生在《甘地与非暴力主义》文章中所总结的十点精神，以及他在文中所言：“在这个宏大的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中，中国人需要以虔敬之心汲取东西方先贤们的智慧和勇气，尤其是需要学习先贤们坐而言，起而行，不畏强权，‘实践自由’，争取权利，坚忍不拔的精神。正如甘地所言：‘自尊和荣誉不可能由别人来保护，而必须由每个人自己来保卫。’”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应该说中国近年来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上已经有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不少让人鼓舞的成绩。如2007年的厦门抗议PX项目的散步运动，2007年底中国农民自发宣示拥有土地权运动，以及从2006年至2007年“中国赎回选票运动”。这些运动有的规模可能很少，如赎回选票最后也就是几百人，但是它仍然是极有意义的非暴力不合作尝试。当然厦门抗议PX项目运动更是给中国非暴力不合作开启着希望之门，值得认真总结学习。

世界各国的政治转型没有一成不变的形式，如何在现实政权统治力下实现民主转型这是个千年难遇的大课题，需要我们大家坚持不懈地进行实践探索。我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那就让我们大家努力走吧，坚信路就在脚下！

2008年2月

 

《成人不宜的“黄继光堵枪眼”》等文章之后，穆正新先生又发表《雷锋捐款假案》，该文以翔实的资料和严谨的推理，将关于雷锋神话的诸种疑问置放在读者面前，读完该文之后，不得不承认，穆先生的论证是严肃的，其结论应大致接近历史真实。

在文章中，穆先生从雷锋的个人收入、捐款时间、地点、对象等细节上的相互矛盾出发，利用捐款活动与雷锋日记之间的比照，把两次雷锋捐款活动中不符合基本常识和一般情理的地方细细道来，从中可以看出穆正新先生在资料收集和综合分析上所做的大量工作。象他过去的文章一样，穆正新先生仿佛在用一个超级侦探的敏感和推理，一步步揭穿谎言制造的各种蛛丝马迹，令人读过该文之后，忍不住拍案叫绝。

雷锋捐款如果是一个谎言，那么，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谎言，而是整体政治谎言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在谎言社会生活过的人恐怕难以想象这样拙劣的故事会被编造出来，并且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愚弄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但在中国，事情就是这么荒唐，自从雷锋这样一个典型被树立起来以后，便成了普通中国人的道德楷模。在我的少年时代，雷锋曾经是我心目中的一尊神，在我的当时共产主义信仰体系中，雷锋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支点。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体系，如果不能确立让人感到亲近的道德高度，那么，它对于普通人的说服力就是有限的，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从来不缺少道德上的典型人物，但象雷锋那样影响一代又一代人，而且神像至今都没有完全倒塌的典型，实在并不多见。

雷锋这一道德楷模容易被民众接受的原因大概不外乎“他总归是一个好人”，好人总是应该受尊敬的，但我们不要忘记，与传统中的道德楷模不同，雷锋是一个被共产主义理想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有关雷锋事迹的报道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做了一件又一件的好事，不是出于人性的善良，而是由于党的教育，也就是说，他所做的好事是在共产主义理想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所做的，他的日记摘抄一再强调这一点。如果我们因为相信雷锋所做“好人好事”的价值，进而接受这个道德楷模形象而不能提出质疑，那么，在被迫接受雷锋事迹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就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共产主义理想和毛泽东思想，有时候，这种“活生生”的形象比干巴巴的理论更能打动我们。

在毛泽东时代晚期，雷锋这尊神被一再拔高，随着毛时代的结束和市场经济开始成为社会主流，突出政治、要求人们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遭受了冲击，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上曾经掀起对于雷锋精神的反思和讨论，但随着八九天安们运动的失败，雷锋形象和雷锋精神一度重新辉煌。1992年春天，陷入生存困境的我借住在一个高校校园里，每天都要看到校园墙报上画得十分拙劣的雷锋画像，耳朵里灌满了有关学习雷锋的各式各样的宣传，在经历过信仰的崩溃和生存状况的急剧恶化之后，少年时期的偶像雷锋，这个时候在我看来已经充满讽刺意味，觉得十分厌烦。由于从根本上认识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我早已对雷锋事迹产生怀疑，但由于基本的道德约束，我也曾将自己的这种怀疑视为某种程度上的玩世不恭。

现在看来，无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讨论，还是意识形态破产带来的思想反弹，都没有抓住雷锋问题的核心。毕竟，所谓的雷锋精神是以雷锋个人事迹为基础的，如果雷锋事迹被证明为靠不住的，那么，任何正面意义上对于雷锋精神的严肃讨论都是一个笑话。

穆正新先生的《雷锋捐款假案》让我们看到，所谓的雷锋事迹不仅仅是被夸大，而且很可能从头到尾都是一种策划和精心包装。正如穆正新文章所揭露的：“和平人民公社致部队首长的信落款日期是1960年11月11日，而雷锋居然在9月份就看到了信知道了公社党委‘来信表扬我’，并且超前两个月就觉得‘很不安了。”这种时间顺序上的完全不合常理应该可以说明策划在先、操作在后的雷锋捐款事迹真相。

缺少事实依据的“英雄事迹”是廉价的，而那种集体策划和操作出的“道德楷模”则更令人苦笑不得。现实中的雷锋究竟是什么样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许永远都不能获得答案了，但由于雷锋的私人物品手表、皮夹克以及雷锋热衷于当时的高消费行为——花钱拍摄放洗以及彩绘照片等被陆续公开，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雷锋正常的收入无法支撑其高消费行为，更不用说大笔大笔地朝外捐款。也许，雷锋是有“灰色收入”的，但那“灰色收入”的来源是什么？

现实中的雷锋绝没有宣传画上那样光鲜、单纯，但现实中的雷锋一定比宣传画上的雷锋更丰满充实——也许，将顺从、虚荣、顺杆爬、见风使舵等人性缺点放在雷锋身上并不为过，其中一定隐藏着真正精彩的故事。现实中的雷锋一定和我们一样，是充满了个人利益计算的，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精。这是可以容忍范围内的人性弱点，只是因为强权和意识形态的需要，这种人性的弱点才被放大为一个民族的谎言，成为一种不可原谅的罪恶。

穆正新的《雷锋捐款假案》还引用了师永刚、刘琼雄所著《雷锋》一书的文字，向我们展现了雷锋性格中更令人感到可怕的一面：

“有一套题为《毛主席的战士——雷锋》的宣传画，其中有童年时期的雷锋把脚插在牛粪里取暖和雷锋贴在老母猪肚皮下睡觉的画面。雷锋家乡的人看了就很有意见，因为雷锋小时候是由他的一位六叔奶奶抚养的，晚上跟六叔奶奶睡。把雷锋画成和老母猪睡，用老母猪的肚皮温暖身体，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些‘不符合事实’的情节出自何人呢？不是别人，正是雷锋自己。所谓童年时‘和猪睡觉’的故事是雷锋自己亲口说的。在1960年11月15日的忆苦思甜报告中，雷锋说他母亲去世后，‘一个农民介绍我到地主家看猪，每天看10头猪，要给猪洗澡，晚上没有地方睡，有时还要同猪睡’。1962年3月6日雷锋写给《民兵之友》的一篇文章也说：‘那时我才7岁，孤孤单单，无依无靠，只好去给地主家看猪。冬天没有棉衣，就和猪睡在一块儿取暖。’”

“所谓‘地主老财’，不过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父辈那一类的人。他们再怎么坏也懂得讲究经济效益。雇个小孩来放猪，是为了让自己的猪吃好长膘。让小孩和猪睡觉根本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有什么必要？而小雷锋明明晚上能跟六叔奶奶睡，为什么偏要到猪圈里去和猪睡？雷锋自编的这个‘苦难’故事真的太过离奇。难怪乡亲们不认同。这件事证明雷锋容许良知堕落，为了获取政治上的好处而不惜编造谎言。”

看来，为了系统性谎言制造的需要，意识形态需要被选中的饮食男女配合谎言制造的每一个细节，为了表明党对于雷锋的天大恩情，谎言体系需要雷锋这个孤儿与“老母猪”睡在一起，于是，7岁的雷锋就变得无依无靠了，而照顾了雷锋生活的六叔奶奶也就只能从“雷锋年谱”中消失。无依无靠的少年雷蜂曾经受过六叔奶奶的照料，那么，当他的六叔奶奶年老时，是否也会变得无依无靠？雷锋又是否关照过她？我猜测，假如雷锋不是死于意外事故，随着他知名度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对于谎言的维护肯定将变得越来越有必要，那时候，连他是否有过这样一个六叔奶奶的存在可能都是个疑问了。谎言机制的非人性由此可见一斑。

从雷锋写给辽阳市委的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一贯喜欢做无名英雄的雷锋不仅在捐款单上“留下姓名，还在汇款附言中说明自己从辽阳入伍等情况。这已经给出足够的个人资料了。但雷锋显然觉得还不够，他另外还给中共辽阳市委写了一封信。他这封信除完整列出本人姓名和部队番号外，还在结尾处提出了很特别的要求：‘最后请市委对我多多培养，使我不断前进’”。这大概是世界上最荒唐的捐款方式了，被捐款人竟然要承担对捐款人的“培养”责任，这样的“培养”意味着什么，熟悉谎言机制的人都会心照不宣。

由此可见，雷锋不仅不是一个道德楷模，反而是一个汲汲于功名的势利人物，在一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他配合并积极参与谎言的制造，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政治所需要的形象。在这一过程中，人性中的善良被扼杀，这证明了英雄制造的过程就是一个人性沉沦的过程。事实上，这不正是一种普遍现象吗？在那些大贪特贪的官吏失手翻船之前，又有哪一个不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打造自己的光辉形象？

这是一个有趣的反讽，为了宣传的需要而肆意拔高楷模人物的道德标准，进而加以无限美化，事实上制造出的并不是英雄——如果穆正新先生的结论最终被证实，我不得不悲哀地承认，曾经深深影响了我成长的英雄雷锋很可能是一个小丑。

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人感到震撼？！这种人为制造的神话，还有多少被植入我们的记忆中而未得清理？

 

据报道，马先生被控涉嫌招摇撞骗和敲诈勒索，而齐先生和贺先生被控只涉嫌敲诈勒索。使我们关注的是：这些罪名是捏造的，而他们被捕的真实原因是他们的报道活动。

 

我们郑重地提醒您，2008年北京奥运会组织委员会曾于2002年发布了“北京奥运行动计划”，提出了指导原则和一系列承诺

，作为北京成为主办城市的筹备部分。尤其是，该计划承诺：“在筹办奥运的过程中，我们将全方位向全国和全世界开放，我们将借鉴各种成功经验，遵循国际标准和尺度。”

 

依照这一承诺以及大量国际公约、宣言、协议，包括《世界人权宣言》，我们呼吁中国各当局在奥运会之前释放所有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和博客作者。据报道，至少有30名新闻工作者和50名网络异议人士目前被关押在中国监狱中。

 

我们郑重地呼吁您，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确保齐先生、贺先生、马先生等所有因行使其言论自由权而被拘押的人士立即从狱中释放，并撤消加予他们的罪名。

 

我们期待您在方便时尽早回复。

 

您真诚的

 

加文·奥莱利，世界报业协会主席

 

乔治・布洛克，世界编辑论坛主席
2008年2月1日

 

世界报业协会是全球性的报业组织，在联合国及其教科文组织和欧洲议会有正式代表地位，包括102个国家的18000家报纸，12家通讯社，11个地区和世界性的新闻集团。世界报业协会是非政府、非盈利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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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er Wen Jiabao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4 February 2008
 
 
Dear Premier Wen,
 
We are writing on behalf of the World Association of Newspapers and the World Editors Forum, which represent 18,000 publications in 102 countries, to express our serious concern at the jailing of two journalists and one photographer, who were arrested in June 2007 after reporting on a case of corruption, and the failure of authorities to release them when the deadline to press charges expired.
 
According to reports, reporters Qi Chonghuai and He Yanjie, and freelance photographer Ma Shiping, were detained by police in Jinan city in the eastern province of Shandong for exposing corruption in the Tengzhou Communist Party. Mr Ma was arrested on 16 June and Mr Qi, who reportedly refused to give evidence against his friend after his arrest, and Mr He were detained on 25 June. Mr Qi was held incommunicado for more than two months and has reportedly been assaulted and threatened by security officials. Mr Qi, Mr He and Mr Ma published an article and photographs about local corruption on the Xinhuanet website.

The cases against Mr Qi, Mr He and Mr Ma were sent by police to the Tengzhou  People’s Procurator for examination in November 2007. Under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e Procurator should have made a decision on whether to prosecute the men by 20 December. However, no decision has been made and Mr Qi, Mr He and Mr Ma remain in detention.  
 
Mr Ma has reportedly been charged with suspicion of deception and blackmail, while Mr Qi and Mr He were charged only with blackmail. We are concerned that these charges have been fabricated and that the real reason for their arrests is their reporting activities.
 
We respectfully remind you that the Organising Committee for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issued the “Beijing Olympic Action Plan” in 2002, which laid out guiding principles and a series of promises as part of Beijing’s preparation to be the host city. Specifically the Plan promised: In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Games, we will be open in every aspect to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hole world. We will draw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others and follow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criteria.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pledge and numerous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declarations and agreements  including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we call upo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free all jailed journalists and bloggers ahead of the Olympic Games. According to reports, at least 30 journalists and 50 cyber-dissidents are currently held in Chinese prisons.
 
We respectfully call on you to take all necessary steps to ensure that Mr Qi, Mr He and Mr Ma and all others detained for exercising their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are immediately released from prison and that charges against them are dropped.
 
W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at your earliest convenience.
 
Yours sincerely,
 
         &nsp;                                                  


Gavin OReilly                                                              
President                                                                                  
World Association of Newspapers                                            

George Brock
President
World Editors Forum
 
 
WAN is the global organization for the newspaper industry, with formal representative status at the United Nations, UNESCO and the Council of Europe. The organization groups 18,000 newspapers in 102 countries, 12 news agencies and 11 regional and world-wide press groups. WAN is non-governmental and non-profi.

元月15日，毕节国安终于让我到他们那里去取回他们当初抄去的，我的一部分日记本。

刚出狱时，我惊奇地发现，他们唯一“手下留情”的我那一本日记本，其中写有不入党团誓言的那半页日记，竟然不翼而飞了。正是有鉴于此，当“精干内行”（毕节国安大门内的部分训示内容）的国安将他们仔细检查后才把准备还给我的那一部分日记本摆在我面前时，我的小人之心油然而起：你们撕我这些日记没有？他们让我自己检查。我也就不客气地检查起来。

我不知道这是天意，还是纯属巧合，我拿起第一本日记一翻，几行字赫然入目：“团支部：我把自己衡量来衡量去，始终觉得自己实在不象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

我内心猛然一震，立时明白，这是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写下的退团申请。

回到家后，我情绪激愤，久久难以平静。是啊，从一个渴望入团、入党的少年到一个发誓不入党、不入团的青年，从一个被逼入团的军人到一个弃团籍如敝履的司机，再从一个偷偷退团的记者到今天公开发出退团文章的刑（满）释（放）人员，这样的“蜕化变质”的心路历程、辛酸苦涩，只有过来之人，才能透彻地明白其中刻骨铭心的滋味。

这是一个滑稽剧，这是一个悲剧。

这样的荒诞剧和悲剧，在中国大陆，何止一桩两桩，何止千桩万桩。

从天使到魔鬼

我的少儿时代，绝大部分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其他的书，都被作为“封资修”禁了封了或焚毁了。我那时能看到的书籍，尤其是连环画，小说，包括电影等，全都是高大全的题材和内容。那些书，它们现在还躺在我的书柜里：《红岩》、《林海雪原》、《迎春花》、《红色娘子军》、《老共青团员》、《战斗的青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亚和舒拉》、《青年近卫军》，等等，等等。由于缺乏鉴别能力，加上没有其他书可看，我着魔中邪般地喜爱这样的书籍，崇拜书中的英雄人物。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下，我万分渴望有朝一日能够加入心目中无比神圣的共产党、共青团：能够与许云峰、江姐、杨子荣、洪常青、保尔、卓亚等等“在一个组织”，成为“同志”，这是多么的美好，多么荣幸的事啊！

读高中时，我递上了入团申请。“支部讨论”时，我是唯一的一个全票通过的“发展对象”。“喜讯”传来，我心里那个巨大的激动、兴奋，至今记忆尤新。

此后的一天，班主任老师在课堂上说，这次入团，两科不及格的同学被刷掉了，但不要灰心，争取下次云云。那次学期考试，两科不及格而又是发展对象的，有四五个人呢。但我综合对比了我和其他发展对象的情况后，十分自信地认为，那个被刷掉的不幸者笃定不是我。

但是，那个不幸者，他就是我。

知道这一我十分害怕，我一点也不愿意相信的消息的那一刻，我竟然惊得、气得手脚发麻，浑身战栗。

回家的路上，有个要好的同学对我说了一句安慰性的问话。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他那深意存焉、颇有启发性的每一个字：你家里的哪一个人，是不是得罪哪个老师了？

我若有所悟而又颇感凄凉地只回答了两个字：没有！

其后，逐渐平静下来的我慢慢地想来想去，不会是别的原因，我没能入团，哪里是什么两科不及格，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不都是两科不及格吗？但是，人家某某某的爹是某局局长  ，某某的姐夫是副县长，某某虽没有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条件，但是，人家生就了一张巧嘴和厚脸皮，会拍老师的马屁。而你李元龙，先天后天的条件都不具备，一无所有，不刷你，刷谁？

我终于相信那个同学之间耳语的，我原来不敢相信、不愿意相信的情况：要想入团，如果没有“得天独厚”的特殊条件，就得走后门，找关系等等！

我的天那，原来，团组织的大门，是把持在这样一些个势利小人的手里，能够入团的人，原来大多数是这样一些个乌合之众啊。进一步，我明白了，现实里的党团组织、党团员与文艺作品里的党团组织、党团员完全是两码子事，他，他们不仅不是圣洁的天使，他，他们原来还是很卑污的魔鬼。我羞与这样的组织，羞与这样的一些人为伍。几个月后，也就是1978年11月22日，我在日记里写下了一串问号：

国家，为什么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人才，为什么不能发挥聪明才智？家乡，为什么如此贫穷落后？街上，为什么有那样多叫花子？

最后，我在当天的日记里愤然而书：“老子发誓：老子坚决不入管理不好国家的党团！”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为什么写下的是“管理不好国家的党团”，而不是指名道姓的共产党、共青团。因为，谁都知道，如果写那种再露骨不过的反动话，在那个年代，犯的是“现行反革命”罪，那可是轻则坐牢，重则杀头的事。

经历了入团不成事件的洗礼，我的思想立场、思维方式急转直下。团组织、党组织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原形毕露，从天使一下子还原成了魔鬼。正在这个时候，我在《烈火金刚》里看到了准反面角色、“中间人物”何世清的一句话：君子不党。我很欣赏这句话，直到今天。

不自愿的“自愿书”

1978年12月19日，离开自己出生、长大的家乡贵州省毕节市，我去云南砚山当兵，闯自己的生活之路。

作为那个时代的人，作为那个时代的父亲——我的母亲在我仅五岁多点时，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间——，他当然希望我“进步”。在我离家前夕，父亲和伯父对我提出了“希望”。以下是我1978年12月18日写下的日记：

今天，爸爸和伯伯都对我说，你当四年兵，我们不对你提过高的要求，只希望你第一年能够入个团，回来时已经入了党就行了。

唉！尊敬的长辈们啊，你们一点也不了解我这颗受到严重戕害的心，我怎么会去入那样的党团呢！

我当即毫不含糊地表示：在目前的思想状况之下，我是不会往那方面想的，我到了部队上，连申请都不写。

其实，一个组织，一个党团，它究竟伟光正与否，并不需要什么长篇大论的逻辑分析、连篇累牍的事实考察等等，我的当初想入团没有入成和后来的不想入却偏偏被逼无奈入团，以及再后来的想退团而又不敢退等等，完全可以作为这样的党团组织性质的一个参照系数、反光镜。

是的，当兵期间，我被迫入了那个破团。其中的无奈和恶心，至今想起来，还要呸呸呸，连吐几口，直怨恨自己当初何以性格那样软弱，竟然违背誓言，入了那个千不愿入，万不愿入的破团。

当兵有好长一段时间了，我的思想不仅没有如报纸上所说的那样，在所谓“解放军大学”里“进步”起来，恰恰相反，越来越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我，这时又见识了那些为了入团、入党、提干而做表面工作，溜须拍马的龌龊言行。

我更加认清了共青团的本来面目，知道了它是由什么样的一些人操控 着的，为什么样的一些人服务，什么样的一些人才能够入团，他们为什么要入团，入团必须具备的“其他”条件。这是我当兵一年多后的一天写下的日记。

我越加羞与这样的一些人格卑下的人为伍。

我1979年3月24日在军队上写的日记就记载了这种思想：

对于父亲来信所问的那个“政治上进步”的问题，我很难回答。

如果说我仍然没有那个要求，无疑，父亲是不满意的；但如果说有那样的要求，这是撒谎。我实在不愿意参与到那个乌合之众的团体里面去。

在学校时，我的那个愿望是何等的强烈，我做梦都想那件事呢。但现实给了我无情而又真实的回答。这虽然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但却没有让我消沉，相反，这让我更加向往善良和正义。

当我清楚地认识到“先锋组织”的本来面目后，我反而高兴起来，我在心里暗自庆幸自己没有与那样的一些东西搅和到一起去，因为现在的我认为，那样会大大地玷污自己。

我不能不从心里发出欢呼：感谢某某某老师，感谢某某某老师，是你们歪打正着，没有让我的灵魂受到玷污！

但是，中国大陆昨天，今天，以及明天还会上映的荒诞剧、悲剧，就曾在1979年8月27日，在我的身上上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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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耻辱感太强烈了，当天，甚至当年，我都没有记下被迫入团这件事。我如今能够翻到的关于此事的日记，是被迫入团差不多一年以后的1980年6月19至20日写下的：

真是“运通富贵逼人来”，那天，正睡午觉呢，教导排团小组长来了，他给我一张“入团自愿书”，说这是排长叫我填写的。

会有这样的别人求之不得的“好事”？真是奇怪了，我从未写过什么申请啊，叫我填什么“自愿书”呢？这真叫我为难，填吧，这是违心的，我根本就不“自”什么“愿”；不填吧，这正是学开车技术，拿驾驶执照的关键时候，得罪了排长，他淘汰了你，父亲面前怎么交代，同学、好友面前如何抬得起头来？

权衡来，权衡去，罢罢罢，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填写好，并把这分不自愿的自愿书书交给排长。

两三天后，排长把我叫去谈话。

排长问我：“申请早写了的吧！”
我嗫嚅道：“没有。”

“没有？”排长颇为吃惊：“怎么会没有写？这还用我教你，真是的。马上给我补写一份申请来。”

事已至此，无计可施，也无路可逃，我只好不情不愿，疙疙瘩瘩地凑合了书报上的一些标语口号加豪言壮语作入团申请，交给排长。

排长一看申请，眉头又凑住一堆了：“写申请书的时间，怎么能比填写自愿书的时间还晚呢？你啊你啊，象学开车似的，又犯迷糊了？”一边说，一边亲自动笔，把申请书下面的8月27日改成了7月27日。

学生时代，全票通过了，我没能如愿入团；在军队，绝大多数人反对我入团，但他们拗不过排长，我还是没能如愿不入团。

现实生活为什么就爱这样作弄人：当你渴望得到某样东西的时候，它偏偏就不给你；当你十分厌恶这件东西的时候，它偏偏又不由分说地强加于你？

这鬼事成了我思想上的一个大包袱，它没有给我知识，给我快乐，恰恰相反，它让我感到如芒在背般的不舒服。我因此每周要坐一次禁闭——开那令人讨厌，使人窒息的团会。我本来可以用来看书，背诵诗词，或者散步的金贵时光，就这样被无聊的事给无谓地强占了。

弃团如敝履

被迫入团的耻辱感不时地折磨着我，让我很不受用，我心心念念巴望退出这个组织，洗雪沾染上的污垢。正是在这样的强烈愿望的支配下，1982年5月22日，我在日记里写下了那份本文一开始时提到的退团申请：

团支部：
我把自己衡量来衡量去，始终觉得自己实在不象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继续留在团组织，有辱于“共青团员”这一光荣称号。因此，我特在此郑重申请退出团组织，讫批准为谢！
                                                                                                     申请人：李元龙

写完申请，我又写下了这样一段无奈的说明：很想正式写这样一份申请交上去，退出这个乌合之众的团体，但由于种种无可奈何的原因，退团申请虽然写好了，退团愿望也无比的强烈，我也不能把它递交上去。罢了罢了，写在这里，尘封在这里，也可以聊表心迹的。

1982年年底，我复员回到毕节，被安排到一个自负盈亏的运输单位当驾驶员。我报到时，忙找米下锅还忙不过来的这个单位没人问我的“政治面貌”，这让我心里窃喜：我终于得以弃团如敝履了！

这年7月份，我调到一党味特浓的“事业单位”。报到不几天，负责共青团工作的科长问我：“你为什么没有办你的团组织手续？”

坏了，要被强穿上弃之不久的“敝履”？还好，我马上有了对策：“办什么团手续？我又不是团员。”

 “不是团员？可你部队转来的档案里明明注明你是团员啊！”科长一脸的狐疑。

 “不是就是不是啊，哪有自己是团员却说自己不是团员的孬包？肯定是弄错了。正好，你将错就错，给我办团手续，让我走捷径入团好了。”

 “这怎么成？入团是很严肃的事，怎么可以如此儿戏！”这位又是摇头，又是向我瞪眼。

过后，我一阵后怕：这位要是“组织观念”稍差，顺脚一跷，给我办下组织手续，天那，我抽自己耳光，我悔断肠子，也来不及了。

有惊无险，谢谢老天爷，我终于得以干净、彻底地丢弃这双箍得我难受了好几年的小脚鞋。

此后，在那个事业单位，以及后来在毕节日报社，都曾有人善意地要“发展”我当什么“积极分子”。为此，我曾经公开在报社办公室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李元龙也加入了共产党，那中国就没有希望了！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我对真理与谬误，对正义与邪恶，对善良与残暴有了更清醒，更深入的认识，我的人格更加独立，我的思想更加自由。也就是在这个时候——2005年，通过自由门软件，我看到了海外网站的许许多多自由的，更接近真相和真理的声音、思想，也知道了“三退”这件事。

虽然，当时我的真正退团历史已经长达23年之久，但为了使得自己的退团有一个公认、正式，以及合法的手续，我使用化名，在网上发表了退团声明。

就在这一年的9月9日，因为在海外媒体发表《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等四篇文章，我被中共的国安抓进铁牢里了。

失去两年又六天自由回到家中后，在国安抄过、篦过的家里，我哪里还找得到我的“退团密码”？

想想自己，如今已接近知命之年，“人老簪花不自羞，花亦羞上老人头”，加入“共老团”，还差不多，还死乞白赖地呆在共青团，实在不象话。此其一。其二，人家都把我强扭成党和  “人民”的敌人了，我还不识相知趣点，用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干什么？反正如今没了工职，更不是“喉舌”，我一个光脚的还怕什么穿鞋的？再说，将来有人搞“阶级报复”、清理“阶级队伍”时，把我打成“历史反革命”，我不是更冤了？今天，索性公开地、大声地发一个退团声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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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天生对“共产党”过敏

慢点，又想起了几句话，虽明知有些跑题和多余，但觉得还是说出来心里相对舒畅些，所以还是说吧。

此文自觉写得较为酣畅，最起码，直抒胸臆，是做到了的。

这让我油然升起一股股庆幸感，甚至是快感。试想，如果我没有坐过牢，没有被判过刑，如果我的身上还套着公务员、记者这些个名枷利锁，那么，我的这些心声，我的这些敝帚自珍的思想，以及经历等，何年何月，才会有机会披云拨雾见天日、披荆斩棘登大雅，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和自由摇摇旗、呐呐喊？

可能有不少人不相信我这样的话：我半点也不后悔写了那四篇文章并因此坐了两年的牢。宁为跋山涉水的狼，不作摇头摆尾的狗；宁为有所用心的人，不作饱食终日的猪。今天的李元龙，物质上、金钱上，比过去贫穷了，但是，今天的李元龙，精神上、思想上，比过去丰富多了，腰杆，当然也沾光，跟着站直了许多许多。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悲岂是党报人。这是我在狱中时，写给《毕节日报》的一首诗中的最后两句。

我失去的，是可以用金钱和数字来衡量的；我将得到的，将不是金钱和数字可以衡量的。这，也是我尚为囚徒之身时就写下的。

哦，扯远了。多余的话，是以下这些。

时下，有不少人因为种种原因，公开要求按“组织程序”正式退党退团。这往往让当地的组织部门十分害怕，交不交“组织费”，参不参加“组织活动”，已在其次，只要你不退出组织就行，其他的，你请便好了，我们睁只眼闭只眼，不是两得其便，两全其美。当然，也有过五关、斩六将成功退了党的。更多的人，则是如我当初那样消极退党、退团。他们不交党费、团费，也不参加或尽量少参加“组织活动”，名未退党退团，实际已经退了党退了团。为什么？因为，他们也如我当初那样，害怕自己的退党、退团行为招致公开或不公开的报复行为。

我想说的是，人的思想也好，信仰也罢，这也和万事万物一样，都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过去，某人信仰佛教，今天，他改信了基督教，明天，他可能又会改信了共产主义，这都是再自然、再正常不过的合乎人类天性，合乎自然规律的事。这不就和某人青年时喜欢吃咸，老年后偏好吃淡一样无可指责。

不自然，不正常的恰恰是，一个人在加入某帮会、某教会、某组织、某党派时，无所顾忌，受到欢迎甚至赞赏。而当他的思想和信仰起了变化，他想另投“山头”时，他就不得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害怕遭到家法，遭到帮规，遭到党纪的惩治，甚至是更卑劣的报复、清算。这样的性质的组织的合理性、合法性就该受到质疑。因为，这是反人性，反天理的，这让我们容易联想到无心无肝、不择手段的黑帮，联想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黑社会之类。

试想，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讲理讲法，一个够文明水准的政党、政府，面对的是些谦谦君子，不就是退个团，不就是退个党吗，又不是背叛亲人，更不是背叛祖国，我们何怕之有？

拿套话，拿假话，拿鬼话欺骗；用物质，用金钱，用官帽利诱；靠警察，靠牢狱，靠武力恐吓，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毕竟对于自己，特别是对于自己的祖国，对于自己的子孙后代，都是遗害无穷的。

我姓李的为什么要拿姓共的某些人，尤其是拿姓共的一些事来冷嘲热 讽？我李元龙难道天生有“共产党”三字过敏症，抑或前世今生有不共戴天之仇？都没有。我的许多好友，亲人，包括我的父亲，他们现在还是中共党员，难道我还不待见他们，还会以我的父亲为敌？当然也不是。

其实，这都是党书党报党歌的引导、教诲有方。少儿时代我看到的那些书，都是弘扬真理，宣讲正义的内容；我崇拜的那些英雄好汉，都是些不畏强权，反抗专制独裁人物。少年时代的我之所以将中国共产党奉若神灵，是因为他们的宣传让幼小，尚无鉴别能力的我误认为他们就是真理，就是正义，就是民主和自由的化身。长大后，我逐渐具备了分析和判断能力。然而，这个时候，中共那些电影，报纸上，书籍中白纸黑字宣讲的真理，正义，善良，民主，自由等已经刻划在了我的胸腔里，灌输到了我的骨髓中。正是秉承这样的品质、理念，砝码、尺度，我才会发现，原来，中共及其政府根本不象自己吹嘘的那样伟大，不象文艺作品里宣传的那样神圣。于是，我就用中共灌输给我的观点立场，审美价值来审视、批判、谴责中共。我的思想，我的品德没有变，而是我对中共的性质有了更接近真实的判断。也即说，我过去的崇拜毛和共与现在的谴责毛和共，都是出于对真理和正义的向往，基于对民主和自由的热爱。

说穿了，因为共产党就是自己书报里宣传的真理、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审美观的敌人，所以，一切真正热爱真理、正义，民主、自由的人，都不会与这样的党同流合污。

利用自己操控的法院判处我，判处任何异见人士为“党和人民”的敌人，是非常荒唐的。是你们要以我，以我们为敌，不是我，不是我们要以你们为敌。我那四篇文章，没有要以共产党为敌的意思。我只是认为，共产党做过，正在做，或将要做很多对于国家和人民不利的“坏事”。而忧国忧民的我希望共产党改弦异辙，尽量不做或少做坏事，成为一个相对好的、比较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好党，这就行了。我为什么要以共产党为敌？我又没有任何政治诉求，没有项羽“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

如果共产党真如当年我在书上见识的那样伟大、光荣、正确，真如今天自己标榜的那样代表了这先进、那先进，那么，我深知，今天的我必定是一个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一个心口如一的“对党绝对忠诚”（亦毕节国安大门内训示）的共产党人。
  党报《毕节日报》当年得到我李元龙，是我李元龙的幸运，也是《毕节日报》的幸运；《毕节日报》后来失去我李元龙，既是我的不幸，也是《毕节日报》的不幸，甚至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

同理，共产党如果能够闻过则喜、从善如流，以我，以所有的异见人士为友，那么，这不仅仅是我，是我们的幸运，这也是共产党的幸运，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幸运。反之，则是你，是我，是他，是大家的大大的不幸。

无论过去，现在，将来，正如我在我的申诉里写的那样，我都坚决反对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迫害共产党人。因为，我反对和谴责的，只是邪恶和谬误。这样的观点反映在导致我入狱的第一篇文章《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里，就是这句话：无中无外，无东无西，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在这里说，就是无论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你是大陆还是台湾，只要你言行不一致，只要你实行的是独裁暴政，我就不可能看得惯你，更不可能如你期望的那样会敬爱你。

说白了，我是对事不对人；再进一步说，实质上我是对事不对党。

正因为如此，虽然明明知道我今天的所谓退团声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我还是要表明我对我认为的假丑恶的基本态度——我不可能说服你，没有能力改变你，我更是惹不起你，我非暴力不和作，我离你远点，我不同流合污，还不行吗。

我的退出中共共青团声明——

李元龙，男，汉族，1960年出生于贵州毕节。1980年8月27日在不自愿的情况下加入了中共共青团。为此，我长期有做了亏心事、负了良心债般的不安和内疚，现特声明退出该组织，以求无债一身轻和问心无愧的逍遥自在。

最后的忠告

共产党成为好党，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好事。因此，我最后还想对共产党内良知尚存，头脑相对清醒的人士敬奉几句发自肺腑的忠告：共产党内如果还有真正热爱真理和正义，希望共产党成为一个为民谋福利，为国谋发展的好党，就应该好好思考一下这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李元龙现象”。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在党言党语党歌声中长大，与共产党今世无冤、前世无仇，原本将共产党奉若神明的李元龙，他为什么“成长”，或者说“蜕化变质”成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党和人民”的敌人，究竟谁该对此负责？以李元龙这样的人为敌，为李元龙这样的人所唾弃，是值得荣幸，还是应该感到耻辱的事？

2008年2月10—16日

 

世界报业协会和世界编辑论坛致信胡锦涛
严重关注网络异议人士吕耿松被判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