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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严重关注四君子健康状况的的紧急行动通报
2008年2月26日
紧急行动网络 2003年第29号第一次补充

中国：严重关注徐伟、靳海科、杨子立、张宏海四作家被长期关押并据报遭虐待后的健康状况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严重关注在押作家徐伟、靳海科、杨子立和张宏海的健康恶化和缺乏足够医治的最新报告。这些作家全都因其批评文章被加以颠覆罪名而服长期徒刑。笔会紧急呼吁给予他们所有必需的医疗，并震惊于其中两人据报在狱中遭受虐待。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认为，对这四人的关押完全违反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

根据笔会信息，这四名囚犯全都遭受着严重医疗问题的折磨，其中有些看来未经适当诊断，因此他们未获得相应医疗关注的状况令人担忧。靳海科在2007年11月做过腹部手术后据报处于剧痛；张宏海和徐伟据报在狱中遭受虐待，并由此导致徐伟绝食抗议，加剧了对他安危的担忧。

背景材料：

根据笔会信息，徐伟是《消费日报》记者，靳海科是地质学者兼作家，杨子立是作家兼电脑工程师，张宏海是自由撰稿人；他们于2001年3月13日被捕，并因参与“新青年学会”——一个由关心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问题的个人通过互联网交换文章而组成的非正式群体——而被控以“颠覆”罪名。2001 年9月28日，北京中级法院开始了对这四人的庭审，焦点集中在两篇互联网上流传的文章——《做新公民，重塑中国》和《怎么办》，指称它们显示这个群体意图 “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当时没有公布判决。2003年4月21日，针对这四位作家庭审重新开始，四人的律师们争辩说，未公布判决书违反了中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必须在接受案件的六个星期内宣判的规定。2003年5月28日，以“颠覆”罪名，徐伟和靳海科被判处十年徒刑，杨子立和张宏海被判处八年徒刑。

请发出呼吁：

——寻求确保所有四人在监禁中的人道待遇，获得必需的医疗保障和家人探视；
——抗议对作家徐伟、靳海科、杨子立和张宏海仅因和平地表达观点而施加的长期徒刑，并呼吁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邮政编码 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726
北河沿大街147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先生

请注意：中国当局没有传真号码，狱中作家委员会推荐将你们的呼吁书拷贝给各自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寄出呼吁书，并欢迎任何评论。
**如果晚于2008年3月31日寄出呼吁书，请与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伦敦办事处联系。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44 (0) 20 7405 0339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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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ACTION NETWORK
26 February 2008
Update # 1 to RAN 29/03

CHINA: Serious health concerns for four writers Xu Wei, Jin Haike, Yang Zili and Zhang Honghai, after prolonged periods of detention; reports of ill-treatment.

The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PEN is seriously concerned by recent reports of deteriorating health and lack of sufficient medical treatment for detained writers Xu Wei, Jin Haike, Yang Zili and Zhang Honghai, who are all serving lengthy sentences on subversion charges for their critical writings. PEN calls for them to be given all necessary medical care as a matter of urgency, and is alarmed at reports that two of the four have been ill-treated in detention. International PEN’s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considers all four to be detained in violation of Article 19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o which China is a signatory, and is calling for their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According to PEN’s information, the four prisoners are all suffering from acute medical problems, some of which do not appear to have been properly diagnosed, and for which there are concerned that they are not receiving appropriate medical attention. Jin Haike, who received abdominal surgery in November 2007, is reportedly in acute pain. Zhang Hong Hia and Xu Wei were reportedly subjected to ill-treatment in prison, leading Xu Wei to stage hunger strikes in protest, exacerbating concerns for his well-being.

Background

According to PEN’s information, Xu Wei, Jin Haike, Yang Zili and Zhang Honghai, reporter for Xiaofei Ribao (Consumer Daily), geologist and writer, writer and computer engineer, and freelance writer respectively, were arrested on 13 March 2001 and charged with ‘subversion’ as a result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Xin Qingnian Xuehui’ (New Youth Study Group), an informal gathering of individuals concerned wi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ies who used the internet to circulate articles. On 28 September 2001, the Beijing Intermediate Court initiated legal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four focusing on two essays circulated on the internet entitled Be a new citizen, reform China and Whats to be done, which allegedly demonstrated the groups intention to “overthr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leadership and 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subvert the regime of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No verdict was announced at the time, and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four writers re-commenced on 21 April 2003. Lawyers for the four men argue that the failure to issue a verdict in the case violates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which stipulates that a court must pronounce judgement within six weeks of accepting a case. On 28 May 2003 Xu Wei and Jin Haike were sentenced to ten years in prison, and Yang Zili and Zhang Honghai to eight years, on charges of subversion.

Please send appeals:

— seeking assurances that all four are treated humanely in detention, and granted access to necessary medical care and family visits.
— protesting the lengthy prison sentences handed down to writers Xu Wei, Jin Haike, Yang Zili and Zhang Honghai, solely for the peaceful expression of their opinions, and calling for their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ines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nd Article 19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o which China is a signatory.

Government addresses:

His Excellency Hu Jintao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te Council
Beijing 100032
P.R.China.

Procurator General Mr. Jia Chunwang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Beiheyan Street 147
100726 Beijing
P.R.China

Please note that there are no fax numbers fo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iPC recommends that you copy your appeal to the Chinese embassy in your country asking them to forward it and welcoming any comments.

Please copy appeals to the 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 for China in your country if possible.

**Please contact the PEN WiPC office in London if sending appeals after 31 March 2008**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Cathy McCann at International PEN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Tel.+ 44 (0) 20 7405 0338, Fax: +44 (0) 20 7405 0339, email: [email protected]

今年3月，又逢中共召开”人大”、”政协”两会，在此前夕，中共开始炒作一本叫做《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的书。据说，此书于2006年即开始编写，耗时一年多时间，于2007年10月中共召开”十七大”期间出版，当时并未引起人们注意，直到最近，中共官方开始公开发售和炒作此书，才引起海内外关注。

编写该书的，是”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被称为”中共智库”，实际是秉承中共高层旨意，代为捉刀而已。这本书，据说，就是一份由中共高层提出的”政改时间表”。声称，中国改革分为三阶段：

从1979到2001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第一阶段；从2002（”十六大”）到2020年，达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为第二阶段；从2021到2040年，形成一个”中等发达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为第三阶段。这种规划，等于宣示：中国要实现民主，还需再等32年。

中共摆出这个时间表，在北京奥运会前夕，是对国内压力的缓冲，是对国际社会的交待。有人说，终于有了一个时间表，”有总比没有好。”然而，这是怎样的一个时间表？与其说是”渐进改革”，不如说是”玩弄民心”；与其说是”远景规划”，不如说是当权者”画饼充饥”，让民众”望梅止渴”。

按照这一时间表，经改30余年（1979至2008年），政改30余年（2008至2040年），加上中共执政前期，人为破坏的30年（1949至1978年），中国民主，竟需要等待91年！况且，没有人知道，2040年的”民主远景”，在不断食言的中共那里，有几分真意？

介绍《攻坚》一书，中共官员强调民主政治建设的”复杂而伟大”。中国如此，难道别国就是例外？纵观近代历史和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国家的任何执政党，不把”民主”作为一项承诺，连一贯反民主的中共也不例外；但却没有任何国家的任何执政党，向中共那样，将其”民主承诺”，拖延这等漫长的时间：91年！

中共人为破坏中国30年，对中华民族来说，是巨大的代价，如果因为这个缘故，中国需要修复，中国需要等待，就等于说，中共要将其破坏的成本，转嫁给全体中国民众。全体中国民众，竟需要为中共的胡作非为买单。中国民众，过去无辜受害，未来还要无辜蹉跎。

政改，实现民主，真的那么复杂艰难吗？那么，如何解读：当今世界，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实现民主，其中，大多数民主国家井然有序；并且，民主国家数目，逐年增加，专制国家数目，逐年减少；而有目共睹的是，民主国家的成功率，不论在政治与文化建设方面，还是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都远远高于专制国家。

由叶利钦主导的俄罗斯民主化的”休克疗法”，固然引人争议。但那毕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情形：苏共上层保守派发动政变，企图把国家拉向倒退（1991，”八一九政变”）；改革派和民众粉碎这种政变，民心思变，使剧变不可阻挡。

中国未必需要”休克疗法”，但又何至于走向另一个极端，将民主进程拖延近一个世纪！同样是亚洲国家，论民主，中国竟然要比韩国晚半个世纪，比日本晚一个世纪；况且，民主台湾和自由香港，就是中国现成的榜样，其经验，足供中国借鉴；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周边诸国，还没有这等同文同种的民主模式可资借鉴。

中共政改迈牛步，而且是超慢速的牛步，这决非”国情”二字所能搪塞，乃是当权者蓄意而为。其中的关键，是既得利益。”改革开放”的30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中共，轻而易举地，就将权力转换为利益。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手握权力的中共大小官吏，捞尽了”搞活经济”的好处。

政改，意味着制衡与监督；民主化，意味着公开与透明、还政于民。因此，政改与民主化，深为中共贪官所忌。在”经济搞活、政治搞死”的”改革开放”期间，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或曰，”腐败利益集团”，成为政改和民主化的直接阻力；而且，凭籍其手中垄断的巨大财力物力人力，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业已拥有阻挡政改和民主化的足够能量。

贪腐30年，加上从前破坏的30年，中共坏事做绝，好处捞尽。再来30年，中共的下两代贪官，也可望捞个盆满钵满，国家资源和财富将被洗劫殆尽。但30年后，中共大小官吏及其家眷，料大都转移海外，回望神州，”哪管它洪水滔天！”

历史进程，未必永远按照某个政党或者某个圈子的意志运转。人类经验表明，无数意外因素，都可能引发剧变。所谓”计划不如变化快”。在民主国家，每四年或者八年，民众就要发出变革呼声，幸运的是，在这些国家，民众可以用选票来实现变革意志，国家充满活力，但和平向前，不至于震荡破裂。

晚清拖延”君主立宪”，终为革命洪流所埋葬。中共用尽心机，拖延政改，再现晚清末景。32年的”政改规划”，为革命的再度爆发，预留了足够空间。

民间流传一个段子：有中共高官视察农村，问农民：你们还缺什么？农民答：我们什么都不缺，就缺陈胜吴广了！历史的吊诡，往往有戏言成真。《攻坚》一书，与其说是中共政治改革的”渐进时间表”，不如说是中共政治生命的”慢性自杀表”。它似乎用另一种语言，向民众暗示：如果你们等不及了，就起义吧！

 (劳改基金会, 2/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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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中国网络审查制度的受难者及其他政治犯，雅虎公司和劳改基金会于2008年1月1日创建了雅虎人权基金。

雅虎人权基金的建立标志着雅虎公司和劳改基金会在进一步促进中国人权发展、保护中国因言致罪的个人及其家属的道路上，迈开了重要的一步。在争取言论自由和走向民主的艰难过程中，我们希望这项基金的设立能起到激励人心，昭示正义的作用。

雅虎人权基金的业务执行者劳改基金会是一个成立了十六年、旨在终结违反人性的劳改制度的非营利组织。劳改基金会将恪守雅虎人权基金的宗旨，及时、合理、公正地开展基金的使用和发放工作。

为帮助因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而遭受迫害的人，基金将有效率地使用在救助及教育方面。目前，劳改基金会已经开始对情势特别危险的个人提供及时的紧急援助。同时，基金会正在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操作制度，以便能够严格履行基金会的宗旨，最大限度地发挥基金的作用。

劳改基金会简介

劳改基金会成立于1992年，是一个关注中国劳改制度及其受害者的人权组织。该组织的创始人吴弘达先生曾因批评中国政府被判19年监禁。1985年他移民美国，决心向全世界揭露惨无人道的劳改制度。

长期以来，劳改基金会致力于搜集中国劳改真相的资料，创办了劳改基金会网站、编制了中国政治犯数据库、制作了多种很有影响的音像资料，出版了20余册记录劳改幸存者生活状况的传记，并每两年一度再版、更新，介绍中国劳改制度、监狱分布和劳改工厂、农场的《劳改手册》。

此外，劳改基金会还特别关注中国的强制计划生育、死刑制度、非法摘取死囚器官、迫害宗教人士等一系列普遍侵犯人权的现象。2002年劳改基金会的姐妹机构——中国信息中心（www.guancha.org）宣告成立，并创建《观察网站》，使基金会的人权工作范畴得到进一步拓展。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网络审查以及网络异议人士受到的迫害都成为基金会关注的问题。

劳改基金会和全球主要的人权组织和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及立法机构保持着紧密联系，为促进中国人权的改善而共同努力。

劳改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国际影响不断扩大，现在已经在德国、意大利等国家成立了分支机构。劳改一词的西文译音（laogai）已经被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等权威词典收录为正式词条。

劳改基金会的主要资助者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基金会用有限的资金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雅虎基金的设立将为劳改基金会进一步拓展人权工作提供新的动力。

雅虎人权基金简介

雅虎人权基金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因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而遭受迫害的个人及家属提供人道救济和法律援助。因使用雅虎的服务而招致迫害的个人将优先受到考虑。此外，雅虎人权基金的一部分将用于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的研究和教育工作。

作为雅虎人权基金的执行机构，劳改基金会将进行下述工作：

扩展人权信息网络：劳改基金会将广泛联系世界各地的国际人权组织和个人，以收集中国大陆因言获罪者的信息，不断扩大、充实受害者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中国大陆在押或已获得自由的政治犯、良心犯，特别是因为在互联网发表言论而受到迫害的个人。劳改基金会欢迎全球关心中国人权的个人或组织向我们提供此类受害者的信息，以使我们的信息网络更为完备。

提供人道和法律援助：劳改基金会将为需要紧急援助的人权团体和个人提供资金支持。劳改基金会现正组织一个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将为雅虎人权基金的使用和发放提供指导性原则。

开展劳改及人权的教育工作: 劳改基金会计划在华盛顿建立一个劳改纪念馆, 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可望于2008年内开馆。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因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而获罪、获刑的个人及其家属可以向基金会提出资助申请。申请者需提供个人简历、申请事由以及涉案情况简介。申请者获得资助的金额依个人情况和其它因素酌情厘定。申请材料可用电子邮件发送到[email protected]，或邮寄到：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Yahoo! Human Rights Fund,
1109 M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005-4306
U.S.A.（美国）

为给申请人提供明确的咨询，为确保基金发放的透明和公正，劳改基金会近期将在网站（www.laogai.org）刊登《雅虎人权基金申请细则》，及相关消息，敬请拟申请者留意。为受资助者的安全考虑，我们不会把受资助者的具体信息公布于众。

雅虎人权基金的设立是一件促进中国民主进程的大事。劳改基金会欢迎关注中国人权的团体和个人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劳改基金会全体工作人员将珍惜这一宝贵资源，为中国人权早日成为世界普世价值的一部份作出我们的努力。

一、“满园春色关不住，漂亮妈妈出墙来”——看《左右》“为赋新诗强做愁”

在最近落幕的第58界柏林电影节上，中国第六代导演王小帅导演的影片《左右》获得电影节的银熊奖（剧本银熊奖）。这不是王小帅在海外电影节上第一次获奖了，此前在第51界柏林电影节上，王小帅导演的《十七岁单车》就曾获得过银熊奖，《青红》获得第58界嘎那电影节评委会奖。不同的是，当年的《十七岁单车》虽然在柏林获奖，在国内却遭禁映，而这次获奖的《左右》国内官方媒体却有公开的报道。那么《左右》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它和《十七岁的单车》有哪些不同？王小帅从《十七岁的单车》到《青红》再到《左右》发生了那些变化？这些变化是王小帅个人孤立的现象还是现在中国一种集体意识的体现呢？它给我们的文艺复兴、文化重建提供了哪些借鉴？

《左右》讲的是一个剧情具有很大争议的故事：风韵犹存的枚竹离婚后重新建立了家庭，有着一位忠厚老实的丈夫，过着波澜不兴的生活。但几年后她和前夫生育的女儿不幸患上白血病，在意外得知脐血移植成功几率很大后，她决定找前夫再生一个孩子，而这时前夫已另外建立了新的恩爱家庭……枚竹的决定，让两个家庭都面临着再次破裂的窘境……

传统女性枚竹一方面要安抚现任丈夫的痛苦，一面又要说服前夫“合作”。信任和怀疑，忠诚和背叛，伦理和道德，足以让她心理产生冲突，但挽救女儿的意志却让她变得勇敢坚强。在人工授精失败后，她向前迈出了关键一步，欺骗丈夫与前夫约会，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在前往出租房的路上，她指挥着司机在小区内穿行，这时“左”和“右”只是两个不同的方向，而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向前……枚竹和前夫到了出租房里，两人不知如何开始，经过一阵试探忸怩后，两个人的手终于在红色被单上握在了一起……

我们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一下，该片讲述的是一个母亲为了拯救自己罹患白血病的5岁女儿，而说服现任丈夫和前夫再生一个孩子（好作骨髓移植）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亲情和伦理的故事。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但我们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发现并非如此。

该片实际上讲述的是一个打着母爱旗号的关于背叛（偷情）的故事。为何这样说呢？我们只要看一下该影片的着力点就明白了。影片的着力点并不在拯救这个主题上，影片中的5岁的女儿没有多少戏分，更多的只是一个摆设，一个被放置在旁边作为一把具有威慑效用的爱之宝剑，人们举起这把爱之剑的时候，其目的却是为了做另外一件事。

也许普通观众并不容易区分二个主题（拯救和背叛）的区别，然而对于创作者来说，他们都很清楚，这个故事一开始吸引创作者的正是后者（用背叛和颠覆来构筑矛盾冲突点），也就是该片引发观众的兴趣点并非拯救而是——背叛。

在影片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拯救这个主题（5岁的女儿）被悬置了，影片突出表现的实际上正是背叛，是对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的一次刁难。

该片构建了一个创作上的迷宫，构建这个迷宫的目的正是为了掩盖真相。这个真相就是以一个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对他人的利益形成侵犯（这是一个社会性主题）。在该部影片中，人们看到的正是一个女人以母爱的名义对现任丈夫和前任丈夫及其妻子形成的一次侵犯。

可能有人不能完全同意，他们会说：“可是，她是为了救自己的女儿啊！”这就涉及到一个创作时的侧重点问题。如果影片表现的是她为了救自己的女儿（拯救成为第一主题），对于一个电影创作者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女儿的年龄至少提到七到八岁，使小演员具有表演的可行性。压低罹患白血病女儿的年龄到5岁（如果再压低三四岁，演员太小导演不好控制），正是为了偷换主题。如果拯救是第一主题，那么影片就会更多的表现女儿平时的可爱以及患病的痛苦（憔悴等、生命的流失），以反差来凸显生命的珍贵，突出母亲的不得已，女儿就应该成为主要人物。

描写母女亲情的影片，女儿却几乎看不到，这还是一部亲情影片吗？显然不是，这是一部关于伦理的影片。一部关于伦理的影片却打着亲情的旗号，为什么？为了偷换主题。为何偷换主题？因为这实际是一部对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刁难的影片。

这部影片获奖，不能不提起这部影片的英文译名。也许很多人以为这部影片的英文片名叫《Left, right》（左右），其实是叫《in Love We Trust》(我们相信爱，或者信望爱)。英文名字的翻译方法对理解这个片子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参照。信望爱是基督教用语。对基督教知识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基督教认为：“上帝在你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可是我们看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美好计划”的故事吗？它美好在哪儿呢？它更像一则黑色幽默！

如果是讲述一个关于“美好计划”的故事，那么整个故事就应该以曾罹患白血病的女儿为主角，以女儿（已经治愈）的回述来讲述一个关于拯救生命（生命珍贵）的（感恩）故事，用女儿的眼睛视角（作为摄像机镜头）来观察。然而这部影片并非如此，对于这部影片的女主角（母亲）来说，没有哪儿显示这是上帝一个“美好的计划”，女儿罹患白血病，自己不得不去和已经另组家庭的前夫再生一个孩子来救她，美好在哪里呢？这不是一则黑色幽默是什么呢？

既是一则黑色幽默，而打着基督教的旗帜，除了为了获奖而有生搬硬套的嫌疑外，还涉及到一个人们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问题。

我们都知道，由于国内关于基督教教义的神学书籍还基本是禁区，除了官方许可的有限学者可以出版相关书籍外，更多的民间非官方学者并不能自由地言说对基督教神学的理解，国外许多神学书籍还未翻译成汉语，国内基督教基本处于一个和世界基督教的割裂状态，不能接轨，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人们信仰上的整全性和现代性的问题。

人们虽然信仰基督，然而是否真的清楚自己信的到底是什么？为何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会对基督教敬而远之？除了一些有用心有任务者混进基督教的目的正是为了让人们远离真正的基督教之外，即便一些真心信仰基督教的人甚至一些著名的学者、文化人（他们对神学的理解是否更多的是来自那些经过过滤的书籍？）对基督教的理解，也明显的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由于国内目前尚未开放信仰自由，人们很难分辨关于基督教教义的文章是来自基督教的还是来自官方的（经过过滤的）或者不知来自何处的，是否被人种植或者遗传了维护专制等级秩序的木马蠕虫病毒，思之令人生畏，由于相关神学书籍的翻译需要漫长的时间，我们是否可以先引进这样的简单辨识方法，即——只有符合普世价值观的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只有符合现代自由法（公平、正义）的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西方经历了千年的宗教黑暗才建立现代自由民主制度，我们没有必要再重走一遍。

当我们从对国内基督教存在现状的大视角观照回到《左右》这部影片时，一切就显得清晰可辨，《左右》这部影片同样存在着用基督教（爱）的名义（爱的空壳化）来模糊人们辨别力（好做另一件事情）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创作者放弃了对终极价值（生命珍贵）的追求，而以一个次终极价值（残酷下的温柔）来进行替代。

残酷下的温柔是为了讲述温柔么？不是，是为了讲述残酷。讲述残酷的目的是为了唤醒人们对生命珍贵的认同么？从这部影片来说，并非如此，因为讲述重点不在此。整部影片客观上给观众灌输的潜意识是为了让人们认同命运的残酷，“看吧，看吧，”我们可以听到这部影片的潜台词，“人生就是一则黑色幽默”。我们甚至可以听到创作者躲在一旁（由于找到一个点对观众传统伦理价值观进行“耍弄”而发出）的窃笑声。

诚然，残酷下的温柔毕竟也比只有残酷没有温柔好一点，如果只有纯粹的残酷那就是法西斯了，但残酷下温柔的实质是什么？也许有的朋友已经隐隐的感觉到了，没错，它就是为了培养人们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使之对命运的残酷不去抗争而产生依赖感和“玩味”心理。

就目前中国来说，整个社会的道德急剧下滑，离婚率显著上升，包二奶等现象非常普遍，我们不去分析是否有某集团终端操控，有意识有目的地引导人们产生家庭纷争、夫妻矛盾，好消解其对社会不公现象的反抗等政治因素外，而把它假设为经济转型期一种客观现象，对于一个有责任感的创作者来说，也应该在自己的作品中呼吁家庭的和谐、夫妻间的忠诚，而不是把创作视角放在为了背叛找一个借口上。

二、“夫妻本是同命鸟，大难来时相扶将”——看《图雅的婚事》在泪水中人们听到了她的祈祷

我们来比较一下王全安导演的《图雅的婚事》就会对《左右》这部影片爱的空壳化有更清晰的了解。

《图雅的婚事》获得第57届（上一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并在第43届美国芝加哥电影节上获得评委会特别大奖，女主角余男还获得最佳女演员奖。

“……昔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丰美的内蒙古大草原早已不再，变得日渐干旱贫瘠，丈夫巴特尔为了掘水井而双腿残疾，妻子图雅（余男饰演）不得不一个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担。长期的劳碌让图雅患上了腰椎病，在这样劳碌下去甚至也面临着下肢瘫痪的危险。为了不再拖累图雅，已经丧失男性功能的巴特尔决意离婚，在现实面前，图雅也只好同意。但她坚持提出自己再婚的条件：新丈夫必须和自己一起供养巴特尔。由此，图雅开始了艰难的择夫历程……

一个带着残疾丈夫和弱小孩子的女人再嫁，谁愿意接收她呢？前来求婚的男人都不愿意接受巴特尔。打石油赚了钱的中学同学宝力尔来向图雅求婚，他把巴特尔安排在福利院里，然后带图雅和孩子到城里生活。抛乡离土的巴特尔难以忍受对图雅跟孩子的强烈思念，割腕自杀。图雅救活了巴特尔，带着巴特尔和孩子又回到干旱缺水的草原牧场。

图雅在放牧途中救回喝醉了酒冻僵在荒野的森格，森格请求图雅嫁给他，他愿意和图雅一道照顾巴特尔还有孩子们。图雅最终接受了森格的求婚，然而，巴特尔和森格却在喜庆的婚礼宴席上打了起来，坚强的图雅忍不住哭了……

严格来说，这部影片也不是没有缺点和对现有审片体制的妥协，但我们还是被扑面而来的生活的苦难震撼了。这是一部讲述亲情大于感情的影片，是一部讲述责任的影片，“夫妻本是同命鸟，大难来时相扶将”，那种“大难来时各自飞”的生存哲学在这部影片中遭到了摒弃，在当前的话语环境下尤其令人感动。和《青红》比较一下，我们会看到，这部影片没有回避生活的苦难，创作者勇敢地面对了这个题材的第一主题，当生活的苦难太沉重的时候，一个肩膀已经无力承担，需要大家一起来抗。图雅，这个内蒙古女人柔弱的肩膀下我们看到的是一颗直面苦难努力生活的勇敢的心！

在图雅掉落的泪水中，我们听到了她对上帝的祈祷。

从《左右》中枚竹和前夫经过一套假模假式后在红色被单上的手终于握在一起到《图雅的婚事》中图雅掉落的泪水，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低级和纯净两种审美趣味在创作上有着不同的表现重点和走向。

对苦难不去抗争而产生依赖感和玩味心里，原来这（黑色人生）也很有趣，也能够品出幽默的味道来，进而爱上这种残酷，成为命运的受孽狂，这种思想是很可怕的。王小帅是一个很有才气的导演，为什么会如此呢？让我们来看一下他此前拍摄的《青红》，追踪一下他滑落的轨迹。

三、“云想衣裳花想容，这个时代别有梦”看《青红》的消极人生观

《青红》曾获得第58界嘎那电影节评委会奖，也是王小帅的一部重要影片。该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故事。青红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家庭。在六十年代中期，由于支援三线建设，青红家随内迁的工厂，由繁华的大都市上海迁移到了内地边远的贵州。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当初内迁的意义早已不再，随着改革开放，许多家庭都开始在想办法能够回到上海老家，青红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对于父亲那一代人上海是他们的根，可是对于十九岁的青红来说，这里才是她的家园，有充满快乐的童年，有真诚的友谊，还有在少女青春萌动的心中难以割舍的初恋–小根，一个来自当地农民家庭，刚刚进工厂做临时工的小伙子。

青红心中美好的恋情，在父亲看来却是一个最大的障碍。他不能让这段感情开花结果，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它！为了掐断女儿的恋情，青红父亲开始严密的监视女儿的一举一动，他像押解犯人一样，每天跟着女儿上下学，甚至编造病假条不让女儿上学……

青红自由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摧残，心中充满对专制父亲粗暴干涉的痛恨。在好友小珍的帮助下，青红以各种方式和借口与父亲展开周旋、对抗。甚至绝食……在青红近乎不要命地抗争下，父亲暂时退让了。青红重新获得一丝自由空间…… 

在青红父亲与同事准备抛弃户口、工作，不顾一切离开贵州的时候，青红与小根在后山相会了。小根不解于青红突然冷淡的态度，而青红也无法解释家庭正在发生的变故，在爱恨交织情绪亢奋的状态下，小根不顾一切的占有了青红……

虽然影片有助于我们对历史增加一点了解，然而整部影片调子显得沉重压抑，给人一种谁也无法和命运对抗的幻灭感，观众看完了影片，产生的不是力量而是软弱，现实是如此不可改变，人们除了向现实妥协还能做什么呢？人们除了服从命运的拨弄还能有什么发挥个人积极主动性可言呢？在影片中，每个主要人物都具有主动性，然而当这些人碰到一起，却形成一种相互绞杀的乱战局面。最终的结果是每个人的梦想都破灭了，人们看不到丝毫的希望。一个有着积极人生观的人看完了该片也不能不变得消极起来。“你对人生有什么美好的梦想吗？那么，看《青红》吧！”这是否就是创作者创作时对观众隐秘的嘲讽话语？人们不清楚，创作者拍摄此片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人们产生消极的人生观吗？

也许有人会为之辩护，《青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苦难，是社会大气候（支援三建）造成的悲剧。那么，让我们比较一下《天浴》吧。

四、“谁家有女初长成，弃置荒原任狂风？”看《天浴》狂风催折的美丽花朵

《天浴》由陈冲导演，李小璐主演，曾获35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等七项大奖。演员李小璐除获得本届金马奖最佳女演员奖之外，还凭借本片荣获法国水城首届亚洲电影节上最佳女演员。

是什么情节让李小璐打动了观众？

“……中国十年文革风暴晚期，美丽如花的成都少女文秀与全国七百五十万青年一样，响应上山下乡运动，离开亲人故土。文秀被派往荒凉的西藏高原，寄居到藏族人老金的破旧营房内，跟随藏民老金学习牧马。老金在一场藏民的打斗中生殖器被损坏，并无一般男人的性欲妄念，文秀对他很快便从小心提防变成全然信赖。老金对这个十几岁的纯真小姑娘也产生了父亲般的感情。在大都市长大的文秀无法长期忍受藏地的贫苦乏味生活，随着别人的陆续返城，而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一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女孩子，人生地不熟，除了自己的身子还有什么呢？在失身给供销员之后，为了返城，文秀只好一次又一次的把自己献给那些兽性男人，然而她的付出没有博得别人的回报，反倒怀了不知是谁的孩子，随着肚子的一天天鼓起，表面放荡的文秀再也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绝望。一个清纯可爱的小姑娘就在自己眼皮低下被这个肮脏的社会变成了一个荡妇，老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大闹厂部，可是没有人出来承担责任。绝望之下，老金在文秀的默许之下开枪射杀了文秀，并与她殉葬……

影片虽然有清纯的李小璐大胆露点演出，然而丝毫没有情色之感，人们感受到的只是一个美丽如花的女孩被社会摧残了。什么是社会悲剧，这才是社会悲剧。

我们比较一下《天浴》和《青红》就会发现，《天浴》始终紧紧围绕着文秀渴望返城（社会原因）这条主线展开，而《青红》呢，插入了青红和小根情感（个人原因）这条线，一下子批判社会的意义减弱了。《青红》这个题材，最应该关注的是它的社会性，最吸引人的使它不同于其他题材的也是他的社会性，在它的社会性还没有被充分挖掘的时候，从宏观转到微观，从社会性灾难转为个人性灾难，乾坤大挪移，掩耳盗铃置换主题，就难免给人避重就轻之感。《青红》可以说和《左右》一样，都是放弃了对终极价值（第一主题）的追问，而把着眼点放在了次级价值上，从而使影片的份量减弱、价值缩水。

影片《天浴》的结尾，随着老金那一声枪响，我们听到一声撕裂心肺的呐喊（潜台词）——“我控诉！”这是对一个时代灾难的嘶声控诉，从而使影片有了震撼人心的效果。而反观《青红》整部影片我们听不到这样的潜台词，相反，给人灌输的似乎是“社会已经变好（改革开放）了，之所以造成悲剧，都是你们个人（没处理好，性格冲突，家庭问题）的原因。”对过去时代（文革时期）的批判，不知不觉间转变成了对个人的批判，而对现在社会（改革开放）的隐秘的婉转赞颂了。

如果限于某种原因，不能对社会进行批判，那就应该给个人以希望，而不能把社会造成的苦难转嫁到个人头上，成为压垮观众的稻草，更不能把苦难的原因归咎于个人追究美好事务的结果，给人们灌输消极人生观的潜意识，使人们放弃追求，对生活的意义产生怀疑。

五、路漫漫其修远兮，谁来上下而求索

王小帅最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是从《十七岁的单车》这部影片开始的，《十七岁的单车》拍摄于七八年以前，曾获得第51届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

《十七岁的单车》故事叙述一个从外地到北京求生的青年，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快递工作，但他没有单车，只好由快递公司提供，每个月扣钱；等到最后一个月扣钱全部结束，单车正式归为己有的那一天，不料单车却被偷了。年轻人遍寻不着，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他发现了单车，这辆单车被另一个学生男孩从二手市场买得，快递小伙决定用最原始的办法解决问题，将自己的单车再偷回来；但男孩好不容易才买到自己喜爱的一辆车，他不甘心自己心爱的单车被偷走，找了大群朋友去讨回单车……

虽然故事简单，但剧情却引人入胜。《十七岁的单车》是王小帅初露锋芒之作，尽管有一段时间在内地遭到禁放，但却获得了几乎一致的好评。影片充满了动感和对现实中底层人生活穷困的精准折射，几个主要青年演员李滨、崔林和高圆圆虽然年龄不大，但表现都非常出色，给影片增添了喷泉般汩汩涌动的活力。可以说《十七岁的单车》是一曲对命运抗争的悲歌。虽然也是前途茫茫，有些混沌，但人们透过影片可以感受到导演赋予影片的不安于现状的昂扬奋进的积极人生观。

如果说看《十七岁的单车》，人们听到的是一声呐喊，看《青红》人们听到的是一声叹息，等到看《左右》，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却变成了一个诡异的笑容。从对命运苦难的抗争到沉浸，再到玩味，王小帅的苦难三部曲，令人失望。严格的审查制度，使一个有才华的导演的创作力就这样被异化了，当看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没有思想没有灵魂为社会的道德沦陷推波助澜刁难人们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笑容诡异的影片时，人们掩饰不住内心的忧伤。他还能再度奋起吗？喜爱他影片的人们也只能默默地期待了。

思维国有化、灵魂国有化是令人恐惧的，它逼迫人们只能生产文化负价值的产品，即使专制独裁一朝瓦解，这些文化负价值的产品依旧会散发出幽灵般的气息，把一个民族往深渊里拖曳。要想改变一个国家的面貌，先得改变国民的精神，要想改变国民的精神，先得改变这个民族的文化。文化重建任重道远，路途艰难，路漫漫其修远兮，谁来上下而求索？这个苦难的时代，人们更需要英雄文化，从苦难中诞生的英雄，“让绝世的苦难升华为自由的史诗”；这个苦难的时代，尤其需要英雄用有力的肩膀来抗住黑暗的闸门，放光明进来！

可是，谁是这样的英雄呢？

在所谓“熟人社会”之外，公众要获取政治家的信息要付出极高的成本。所以，竞选过程也就是政治家的个人信息披露的过程。政治家竭力要向公众推销自己，就不得不花钱做宣传。

最近一个时期，美国几位政治家正在为获得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而竞争。这些政治家，不论谁最后获得本党的提名，也就自然成了本党的领袖。这种党内民主似乎也不是在“党员”内部玩，而是搞到了全社会，谁获得较多的选民支持，谁就获得本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谁也就成了党内的最高领袖。

只要是公开竞选，就要花钱。从去年开始，美国两大政党的几位精英就分别开始了党内提名竞争，每位竞争者开始大规模募捐政治资金。新的报道说，前总统克林顿夫人希拉里。克林顿似乎在财力上有些捉襟见肘，筹资不足，不得不自己掏腰包补充竞选资金。到今年6月，两大政党的“党内民主”搞下来，花钱总数不会少于1亿美金，如果把志愿者的时间投入折合成金钱，竞选花费还会更多。6月以后，两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还要更大规模地展开竞选活动，花的钱会更多。

如果不花一分钱能选出百姓认同的官员来，那自然是一件好事情。但仔细想来，这种可能性不大。曾有报道说，当年伊拉克的萨达姆也搞选举，没有花多少钱，却能获得百分之百的选票，我想大概没有多少人把这当真。如果说竞选会浪费金钱，这在萨达姆那里才是真的，因为投票选举只是做做样子，选举的结果早已铁板钉钉了。

西方民主政治最重要的两个特点，一个是政治家的专业化，一个是政治家之间的竞争。自然，民主政治并不总是适合于一切时代，在以往大部分人类历史时代，用不民主的办法来确立各类政治领袖的地位，也算不上荒唐，甚至可以说十分必要。在自然经济为主的小型社区，也即我们常说的“熟人社会”，用习惯就可以确立社区政治领袖，不需要花钱竞选。跨出“熟人社会”，人们需要的公共服务主要是“国家安全”，那也用不着民主政治，那些在马背上夺天下的军事领袖足以担当重任，也用不着在全国花钱搞竞选。军事领袖的家族组成朝廷，代代继承下来，也有不少成功的故事。朝廷更迭常常会带来血光之灾，为人们所诟病，但那时的确也找不到什么好办法避免它。只有社会条件成熟到一定程度以后，才产生民主政治的需要，而这种政治总是要花钱运转的。

政治家不张嘴，选民便无法知道他的政治见解；政治家彼此之间没有竞争，他们的信息披露的公开程度便会大打折扣。在所谓“熟人社会”之外，公务人员很容易将自己的信息隐蔽起来，或者说，公众要获取政治家的信息要付出极高的成本。所以，竞选过程也就是政治家的个人信息披露的过程。政治家竭力要向公众推销自己，就不得不花钱做宣传。在类似美国这样的社会，如果现任总统有资格竞选连任下一届总统，他可以少花钱。如果他们本届任期的政绩不为选民所认同，花钱再多也不行；相反，若他的政绩可观，便可以少花钱获得连任。特别在国家政治形势紧张的时期，执政党的领袖可能会树立力挽狂澜、拯救国家的英雄形象，在竞选中也就容易获得选民支持。

其实，政治竞选过程中的信息披露是互动的，并不只是公众单方面获得政治家的信息。为了竞选成功，竞选团队要认真研究民意，要迎合老百姓的许多想法，所以，竞选过程也是政治家了解民间意愿的过程。竞选班底帮政治家了解民意，又不花纳税人的钱，也不是一件坏事。

竞选过程也还具有稳定社会的功效。通过竞选，哪一位政治家能获得多数人支持，哪一位政治家是孤家寡人，最后由选票说了算。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公开的结果，少数派也许不知道自己是少数派，他们可能铤而走险，用极端的手段问鼎国家权力，那最后可能用全社会暴力争斗来决定多数和少数，用流血的代价换来全社会的秩序稳定。比较起来，用选票定乾坤，少数派政治家服从多数选民的意志，让他们用失败的教训来调整自己的政治策略，要文明得多。

对金钱推动竞选政治的运行历来有多种批评，其中有的批评经不住推敲。的确，当选的政治家并不见得比普通百姓高明多少；在基层社会隐藏着太多的有识之士，他们仅仅因为没有钱财，也就失去了获得公共职位的可能。但深入想想，要看到现代民主政治是高度专业化的政治，竞选烧钱其实是这种政治正常运行的必要投入。如果竞选资金来路明确，支出又有章法，不是为政治家的腐败铺路垫底，花钱多少也不算问题。如果某位民间人士想要进入政治领域，就应该通过积极的活动证明自己，走专业化的政治道路，而不是抱怨自己没钱。对真正有条件的人物，在一定时候会有金钱找你搞政治，而不是你发愁去搞金钱。自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尽管这种状态不能一蹴而就，但也不是不能实现。

综观世界各大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能看到大国之间的相互影响，但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学习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情。有时候某个国家搞选举会选出祸国殃民的坏蛋来，例如希特勒就是通过选举上台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创造民主发展的现实基础比学习观念更重要，而基础建设的确需要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

借助锦旗与合影，借助四卷本毛选，借助扶持典型的政治贷款堆起来的林立厂房，王宏斌就可以从外界的市场体制中寻求南街村需要的东西，比如发展资金，比如劳动力。按照王宏斌的说法，“贷款也不那么难了”。王宏斌其实只认准了一条，戴上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就像穿着黄马褂手握免死金牌一样百无禁忌。
“中原第一村”——河南漯河南街村濒临崩溃的消息见诸报端之时，恰逢举国上下总结反思改革三十年的成败得失，以经济高度集体化为圭臬的南街村，又为市场经济做了一次反面注脚。如果仅以“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来解释这一事件，显然不能回答这个“独立王国”轰然坍塌的全部谜团。

长久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南街村在外人眼中是一个不能破解的谜。自安徽小岗村联产承包以来的30年中，像南街村这样高度集体化、高度政治化的中国基层村落，恐怕独此一家。

在外部世界经受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洗礼之时，南街村为何以及何以形成此种独特体制？现在看来，经济行为借助意识形态之“虎皮”，使得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报道说，南街村长久以来的发展，离不开持续的银行贷款以及廉价的外部劳动力。南街村的体制，其实并未脱离外部的市场经济大环境而独立存在。它也需要商品流通、外来资本与劳动力，南街村没有理由也不可能不按照最简单的游戏规则来玩，当它违背这些规则——比如欠债还钱——就必须为外界所不容。

不论如何，南街村是一个与国家政策有着诸多背离之处的体制。它如何从内部与外部建立其体制的合法性？这在籍的三千多名村民从改革前高度集体化、政治化的人民公社中刚刚出来，却进入了另一个高度集体化、政治化且与外界隔离的体制，为什么还能一致拥护王宏斌的三套班子与几乎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南街村并未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却何以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

一切的奥秘，来自于南街村那面无法被质疑的旗帜——毛泽东思想。需要注意的是，南街村里的毛泽东思想，与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毛泽东有着显著区别。在南街村，毛泽东思想被简化为政治挂帅与破私立公，这恰恰是改革开放初期被正统的共产党人所否定的那部分。然而，这依旧无损于王宏斌带领南街村人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毛泽东思想。共产党人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中不合理的成分，但却无法否认依赖这种成分建立起来的“毛主席共和国”。

南街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始于1989年的秋天。彼时，打什么旗，走什么路，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议题。此刻南街村获得了来自最高层级的领导的肯定，这给捉襟见肘、面临存续危机南街村带来了回春良药。

现在看来，这剂药不仅是强心针，也是催化剂。南街村被当地迅速树立成先进典型，成为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政治符号和象征——读毛主席的书，走毛主席的路，也能达致共同富裕与共产主义。这时候，人们却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尴尬——这个不搞市场经济、不搞改革开放的基层村庄，是任其发展还是果断阻止，都不是一个可以为多方接受的办法。

也许是担忧南街村可能引发的深层思想论争，这种模式被自上而下地默认。借助锦旗与合影，借助四卷本毛选，借助扶持典型的政治贷款堆起来的林立厂房，王宏斌就可以从外界的市场体制中寻求南街村需要的东西，比如发展资金，比如劳动力。按照王宏斌的说法，“贷款也不那么难了”。王宏斌其实只认准了一条，戴上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就像穿着黄马褂手握免死金牌一样百无禁忌。

后来我们知道，南街村的“社会主义小社区”，并非如其宣称的那么妙不可言。高度组织化的社群关系代替了正常的人际关系，个人的权利被简化到若有若无，甚至与国家法律相龃龉。王宏斌本人则成为高度集权的家长兼企业执行长，在现代文明、市场经济之外醉心于自己的小王国。

南街村的华丽的外衣尚未褪下，掀开的袍角已露出腐烂的肌体。这也许在反思改革三十年的独特时刻，能让人们再次思考，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作者：肖雪慧 知名学者，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教育部常有惊人之举，人们早已见惯不惊。可是听闻要在“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名义下弄“样板戏”进学校，还是不免错愕。

“样板戏”进学校的理由是“京剧是我国公认的国粹和国剧”。莫说样板戏能不能代表京剧还成问题，单是“公认的国粹和国剧”之断言，就过于信口开河。我国是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传统和偏好，教育部有何权利把仅属戏剧这种特定艺术表现形式中一个限于部分民族而且有相当地域性的剧种说成“公认的国粹和国剧”？何况教育部雄心万丈，“京剧入校”推广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贯通九年，摆明了就不只是要强制影响现在，而是要他们选定的京剧“样板”代代“传承”。

权力之手伸这么长，人们即使不去管塞进课堂的内容，仅只从细化到极点的控制，我国教育被牢牢绑缚的不幸状态便可窥一斑。而选定用以“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还大多是样板戏，就绝不只是霸气和控制了。

样板戏是“文革”的制造品。在那个疯狂时代，无论外来文化还是本土文化、不管本土文化中历时数千年的老传统或是清末以来经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形成的新传统，只要不在钦定“发扬”的范围，莫不遭受毁灭性打击。这是文化备受摧残的时期，被制造出来充当文化替代品的样板戏，它的创作原则是反艺术的“三突出”原则，精神实质是祸国殃民的斗争哲学。八部样板戏，每一部都承载了舞台诠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任务，每部戏背后都是“继续革命”残酷性的现实演绎，仅艺术圈而言，伴着几个唱样板戏者一步登天的，是众多艺术家的受难。说样板戏标志了“文革”时期严酷的文化专政，浸透了无辜者的血泪，不算过分。

这种“文革”时期挟权力之威独占舞台的文化替代品，当时就被封为了“经典”，现在官员说是“国粹”，意思也是认它作经典。理由之一大概是“样板戏”历经30年仍然流行，可却遗漏了一个重要事实：曾经整整十年间，人们毫无选择地只有“样板戏”可听；近十多年有关部门对影视作品及其他类型艺术表演控制严厉，样板戏却频频登台亮相，大受扶持。而真正的经典并不依仗权力而凭借自身力量去历经时间流逝和潮流更迭；经典不一定流行，但一定有能够经受时间和潮流无情冲刷而屹立不倒的精神内核，它所承载的人类情感和智慧使之成为人的教养的一部分。

而渗透在每部样板戏中的，除了播种仇恨、即使和平时期也不停歇地挑动隐性内战的斗争哲学之外，不尊重人性、不尊重历史真相也是样板戏的特性。正面人物之不食人间烟火，一直受人诟病，招人窃笑；一些涉及历史题材的戏对待历史事实的态度则完全没有底线，于是，曾经的抗日勇士被用作了戏中匪首原型；一支孤悬敌后、与日寇血战八年的抗日武装，被“姓蒋还是姓汪”之类暧昧唱词抹上汪伪嫌疑……如今“京剧进学校”，不幸被选中充当样板戏反派原型的抗日勇士和抗日武装就将作为土匪、作为汪伪武装的形象定格在对真相一无所知的孩子头脑中。这如何对得起历史？

即使不在意所有这些，可是有个基本问题是没法回避的。要凭借公共权力在全国推广什么，起码得考虑国人对它有没有基本共识。而样板戏，恐怕是人们的看法和情感最为分歧甚至极端对立的现象之一。不管人们在“文革”政治评价上的争议如何，受害者众多，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对受害者来说，只要记忆没有差到好了伤疤忘了疼的程度，样板戏就始终是勾起惨痛回忆的“文革之声”，要求他们不当它是噩梦反而把它奉为国粹，不近情理；强推入校，受害者及其孩子就逃无可逃。强行推广这种人们在思想情感上十分对立的东西，是撕裂社会的不智之举。诚然，教育部官员或社会上一些人欣赏样板戏，作为个人喜好，爱怎么唱尽管唱去，旁人无权置喙，可这是动用国家公器强行灌输给每个学龄儿童，绝难接受。

就算连受害者的感受也可以不在话下，把样板戏当做可以担负“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任的“传统经典”，多半适得其反不说，怕是还会使很讲究面子的国度很没面子——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就积淀出这么一种充塞着戾气、不尊重历史真相的“样板”戏？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是饱受几十年的摧残，可是再怎么不济，也不至于穷途末路到如此地步：不得不把那个最反文化、最没文化的荒唐岁月的“文化”标签拿来充“传统经典”，听任渗透其间的戾气和随意玩弄历史的态度传诸后世？

主持人：新快报记者 苏少鑫

对话嘉宾

王则楚：广东省政府参事、广东省第九届政协常委

孟 浩：广东省政协常委

李公明：广东省第九届政协委员、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朱永平：原广州市人大代表、知名律师

信力建：广州市白云区政协委员、知名教育人士

2月21日下午，广州人代会分组讨论进行到最后一天，某组一新晋代表发言激烈，直指人大会议应该对人大代表如何正确、充分行使职权予以引导，而不是让人大代表成天空坐会议室泛泛而谈，看报告、听数字……

听完这位代表一连串的质疑后，现场一片寂静，代表们都在静悄悄地翻看手中的材料，无人应和。在一老代表看来，这一新晋的代表多少有点“愣头青”。“搞那么多事干嘛？这几天顺顺当当过去就好了嘛……”他向记者总结当代表的“智慧”——“三手”经验：见面握握手、讲话拍拍手、表决举举手。

无利益诉求，当然没必要讲话

新快报：广州“两会”接近尾声。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正确、充分行使权力的诟病事实上由来已久。各位都有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经历，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信力建：前几天不是有报道称在广州“两会”上有人建议将“两会”分开举行吗？我看了你们《新快报》所做的访谈中讲到，只要有利于民主，怎样修改都可以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则。我很赞同李公明在接受你们采访时所谈到的，“更改反思的是两会本身的制度安排”。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继续深入来讨论，我们必须反思会议的本身意义。

比如说人大，地方的人大能否真正成为民众利益诉求表达的场所？比如说政协，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是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八个民主党派要叫做“民主党派”呢？

孟浩：这个问题确实有点意思。除了说，这是一个习惯说法外，其实执政党也是一个“民主”党派。所有党派都是“民主”党派。

王则楚：事实上，报道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为什么会有“三手代表”呢？是因为代表们“不想说”、“不敢说”、“懒得说”。首先，我想，我们应该反思一个我们的人大代表的产生机制问题。

人大代表的产生究竟有没有按照规定来产生呢？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独立提名权是否得到落实？现在都搞什么联合提名，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独立提名权在事实上可以说是“名存实亡”。

在这种情况下，人大代表就不可能带着不同界别、阶层的利益进入人大会议来寻求利益的表达和利益诉求的实现。人大代表他没有利益诉求，那当然就没必要讲话了。

比如说，现在从从化到广州市区的交通费用问题，以前据说是要15块，现在高达17块钱，而差不多的距离，广州到开发区的交通费用可能只需要6块钱。这个问题当然要由你从化的人大代表来提，不可能由我开发区的代表来提。

又比如说，现在工程技术人员的退休养老问题，显而易见，这个问题应该由你九三学社的代表来提，毕竟你九三学社主要是由这些技术人员来组成的嘛。但是，由于选区、界别区分模糊，导致利益雷同。这样也在事实上造成了我们的人大代表只有一些公众利益的代言人，但是没有特殊利益的代表，没有局部利益的代言人。

没有特殊利益，就没有利益博弈

新快报：可能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两会”所议论的都是国家大事，而未必是利益诉求表达与实现的地方。比如，在这次广州“两会”中，有代表提出“要建立公务员工资上涨机制”等。这些代表被不少舆论纷纷指责为“屁股决定脑袋”。

王则楚：非常明显，这是一种误解。当然，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的人大代表的民选机制从来就没有得到落实，民众从来就没有自己具体利益的代言人。这样，公众就自然而然会以为只有根本利益，而没有特殊、具体利益。

事实上，公众应该意识到，如果没有特殊利益的代表，就不可能产生为利益博弈的机制。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利益博弈，这样的民主议政究竟有什么意义？

客观来说，广州“两会”总体上是有进步的。这在自上而下都是有一定共识的。上次广东省“两会”时候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同志讲了关于“贫富分区”的问题。当时《新快报》就这个问题采访了我，我也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后来小丹同志专门就这个问题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了媒体在报道他的话的时候可能有误解的地方，但是，他也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议论风生相对于鸦雀无声是一大进步。

因此，应该说，广州现在也有不少代表委员敢说敢言，反映老百姓的心声，为老百姓的利益而鼓而呼。当然，必须承认，在整个制度安排上，它离有序的利益博弈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

朱永平：我倒觉得，“总体上有进步”的判断未免模糊。实际上，从今天我们讨论的议题“三手代表”看来，这可能算是一种“退步”吧？我想还有另外一个例子需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前段时间广东省“两会”的时候，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在审议两院报告时，直言司法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他的发言不但屡次被打断，有代表甚至称“这是你个人的意见，不是我们组的意见”并最后退场。

报道也提到了，人大代表为什么“不敢说”？代表手册不是写得很清楚吗？代表在会议期间提出建议是可以免责的。人大代表为什么会害怕？

我在广州当人大代表时，一直坚持闭会期间视察，开会询问。在询问广州公交车LPG时，有某部门的人给我打来电话说，能不能不询问了？我说我已经申请了，你们也批准了，肯定不能不询问了。后来就有人告诉我，你这样子的话，就像王则楚一样，把你搞去省政协。

正如前面王则楚先生所说的，我们人大代表产生的机制出了问题，人大代表产生的提名要审批，有许多人就在这一关被卡死了。得不到提名，你不可能成为候选人。

李公明：对于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考虑有更多的个人竞选出现？事实上，现在社会上有不少对公共事务具有很高热忱并且具备相当参政议政能力的人出现，鼓励这些人独立参加竞选，是否可以对这个制度安排会有所触动呢？

信力建：我觉得朱永平律师的个人遭遇还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的。我们需要不断呼吁人大代表的专职化，这样才有可能使人大代表摆脱某些机关控制的局面。日前，湖南株洲籍全国人大代表刘晓武不是宣布自己的全国人大代表刘晓武工作办公室成立了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广州的人大代表更应该成立自己的工作办公室。

没有言论自由，民主只是空谈

王则楚：这里头的问题，可能最关键的并不是说机关控制或者“打击报复”的问题。比如说，我就不想着能连任了，反正做完一届就没指望着能再干一届了。那么我们的职权是不是同样能够得到保障了呢？

我一直认为，说不说是我的事，但是听不听就是你的事情了。比如我们这次广州“两会”搞的即时发言，这个形式是很不错。但是发言之后呢？代表委员们所提的问题呢？涉及的有关部门有没有落实？我们怎样才能知道他们有没有落实？如果没落实，怎么办？是不是就像政府部门对我们政协委员的提案的答复一样，先来句感谢，然后说会改进呢？是不是真的改进了？对不起，只有天知道！

前几天媒体不是报道了中共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来我们广州作演讲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思想解放吗？我觉得这是很中要害的。我们现在的情况是：“知无不言”要打顿号，有些话不能说的还是不要说；“言无不尽”要打逗号，说话也要懂得适可而止；而“闻者足戒”则要打问号了。思想是个自由的问题，思想要解放，就要能够“知无不言”、“言而不尽”。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思想解放，而没有自由，就谈不上民主。没有言论自由，民主只是一句空谈。

因此，我认为，要让人大代表敢于说话，关键还在于它权力的落实上。别的不说，大家都应该清楚，现在的人大会议上，有多少质询案是被改为询问案的？

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秘书处：

前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网上各种消息传出，张德江被内定出任新一届政府的副总理，主管能源及交通等系统工作。2月26日，网络上还发表了深圳作家朱健国先生的公开信，表示强烈要求”两会”建议张德江请辞副总理提名，宁可让其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理由是”绝不能让其主管全国工业，埋下再制造非法关闭广东省所有煤矿企业和’2008雪灾’事故的隐患”.而根据我的观察，以及张德江先生早年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时抵制私营企业家入党，后看形势不对而立马变脸改为拥护的经历，认为此人不适合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更不适合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也不适合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最适合他的职务应该是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或兼职中共中央党校，担任马列主义和金日成思想专业的教学工作，即他不适合于掌握主宰国家命运的崇高权力。

如果张德江已被指定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候选人，那么本人作为一名公民，请求全国人大在3月18日批准张德江的国务院副总理的任命之前，审查其主政浙江、广东两省期间的工作成绩及失误，尤其是他出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在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上公开发表文章指让私人企业家入党是错误的，不过事后又翻脸不认账——当200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发表”七一讲话”，明确提出要允许私人企业家入党之后，张德江紧急以省委名义在《求是》杂志等多个场合表态坚决拥护”七一精神”.依他这样的政治觉悟，尤其是政治上变色龙水平，还配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吗？如此低水平的官僚，对权谋的肆意玩弄，能赢得中共全党的信任吗？依他毕业于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经济系的经历，让他到中共中央党校当一名教员，或许仅仅够格而已。

张德江主政广东期间，广东还发生了非典，他却压制真相，没有对全世界公开实际情况。至今什么是非典，非典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人死于非典，现在还有没有非典，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也未见有深刻的反思，更谈不上深刻教训了——非典到底是什么至今还是一个谜。而所谓非典期间，张德江隐瞒真相到了恶劣的程度，甚至影响了香港的稳定。2003年2月到3月，《南方都市报》多次努力冲击传统的信息封闭体制公开报道SARS，受到整肃。是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重磅报道《一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震撼了整个世界，外来工孙志刚之死导致了国务院收容遣送条例的废止和公民权利运动的浪潮。但此举给上亿中国外来工带来安全和尊严的同时，也意味着某些人非法利益的损失，为此，《南方都市报》受调查几个月之久，这都是在张德江主政期间公开实施的。不久，《南方都市报》被查出”经济问题”，该报副总编辑喻华峰、南方报业编委李民英、新京报及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及财务人员邓海燕等先后失去自由，喻华峰、李民英获刑。张德江迫于舆论压力，一度被拘留的程益中和邓海燕最后未受到司法指控。当时就有香港舆论批评张德江主政下发生的南都案属于政治打击，是法律问题政治化、经济问题司法化的典型体现。

直到2008年开春，张德江调离广东、汪洋实施”思想解放”新政后，南都案才有了稍微转机：2月8日上午，南都案最后一名受害者喻华峰从广东番禺监狱获减刑出狱，系狱近五年。至此，”南都案”所有涉案人员程益中、喻华峰、李民英、邓海燕等均已获自由，大陆新闻媒体仅北京的《财经》杂志给予报道，广东媒体没有报道。出狱后的喻华锋表示坚决继续申诉，”不放弃在法律途径内寻求对案件的重新审理”.前南都总编辑程益中获悉该消息后，则第一时间呼吁平反南方都市报冤案，他表示：”我热烈欢迎喻华峰光荣归来！但这实属减刑之后正常的刑满释放，不是平反冤案，不是改正错案；所以我不表扬有关方面。南方都市报案是一个时期以来思想转向僵化、改革走向倒退的一大标志性事件，是广东改革开放的一大拐点，是中国和谐社会的一道伤痕，我强烈呼吁广东新的思想解放运动，须从平反南方都市报案开始！”目前，南都冤案还没有启动平反程序，受害人仍旧受害。至此，张德江主政广东期间压制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打击迫害报人的恶性事件，应当由全国人大向其问责，要求调查其政治责任，并向全社会公布调查报告，真正还民主于民，还政于民。还有张德江主政广东期间发生的番禺太石村迫害维权村民事件、汕尾东洲村武警开枪枪杀失海渔民事件、迫害公民翟明磊公开出版《民间》打击出版自由事件、迫害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帮助民间维权活动和维权人士郭飞雄（杨茂东）被判刑入狱事件，以及2005年广东梅州兴宁”8、7″煤矿事故致125名矿工死亡并粗暴关闭上百家无关煤矿事件，都应该一一独立调查，还原真相，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同时，本人亦响应朱健国先生提出的劝说张德江先生主动辞去国务院副总理之提名的向全国”两会”的公开建议信意见，以公民身份，请求全国两会秘书处将本公开信转交全国人大主席团审议，期待”两会”认真听取民意，尽快独立调查张德江本人主政浙江、广东两省十余年的工作失误，追究其责任，并建议有关部门撤消对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的提议，待调查结束后分清责任后再根据相关情况作出最后决定。

中国公民昝爱宗，2008年2月27日于浙江杭州

【以下对话是一位大学生朋友根据当时的录音整理，本人在个别文字上做过修订。】

听众1：因为知识分子是生存在一个政治空间中的，你认为要知识分子成就现代人格，主要因素有哪些？比如舒芜，他在胡风案中为什么会表现成那种姿态？

傅国涌（见图）：制度环境是第一位的。比如说反右的时候丁玲和艾青他们都是右派，但一旦右派平反以后，他们又变成了左派。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冤屈已经得到了平反，该 补偿的都已经补回来了，他就觉得满足了。也许他们觉得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没有别的选择，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差异，有的人本身在性格上比较软弱一些，他觉得 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下只能这么选择，这里头还有利益机制在作用。其他还有比如内心的、性格上比较脆弱这些因素。但是这些因素还是第二位的，制度环境还是第 一位的，在这个制度空间下，作为知识分子的选择空间很小。

舒芜这个人非常特别。现在有很多人甚至觉得连批评他都有些过分了，不要再批评他了。但是事实上，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把他和胡风交流的书信交出去了。不管 他出于什么理由，胡风跟他的私人信件是他亲手交给《人民日报》编辑的，后来被作为定罪的依据，虽然那确实是舒芜始料所不及的，但是交出去是他的主动行为， 无论他怎么辩解都是徒劳的。他最近还出了一个口述自传，对于历史的这一页，他也是轻描淡写。现在看来，舒芜还是缺乏自我反省的勇气。本来当年他这个行为就 是出卖了胡风，或者说是出卖了知识分子良心的行为，但他没有这个担当。作为一个读书人，最后能够安身立命的还是承担两个字，要对自己说的话、自己的行为有 所承担，要负起责任。舒芜尽管有学问，我们不否定他确实有学问，他对女性问题的研究、对周作人的研究都达到了一定水准。但是学问不能代替人格。有些人字写 得很好，比如说蔡京、秦桧、赵孟頫，但是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光是字写得好是远远不够的。有的时候，像舒芜这样的人吧，他只能生活在我们这样一个制度环境 不健全、非常有缺陷、在文化上没有独立空间的时代里，他才能有现在这样的生存余地。要是真正在一个开放、多元的环境下，舒芜肯定会受到更多的谴责或批判。

听众2：对于知识分子的反省，你是如何看中国和俄罗斯的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人格的成就？

傅国涌：俄罗斯跟中国相比的话，有巨大的差异：十八、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知识分子力量，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力的独立知识分子 传统，已经完成了近代转型，就是从古代读书人到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但是中国这个转型没有完成，虽然已经开始但是中断了。

这个转型开始于戊戌变法以后，可以三个人为标志：张元济被革职，永不续用，只能南下另谋出路，于是他就走上了出版业，创办了商务印书馆这个巨大的事业；第二个人是蔡元培，戊戌失败，他觉得看不到希望，所以他以翰林的身份毅然辞去一切职务，南下办学，先是在绍兴，后来辗转到上海，开始他的近代办学事业，后来 他能够在1917把北京大学发扬光大，是建立在世纪初办学的基础上的，他的教育观念的形成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第三个人就是张謇，他在戊戌变法稍早的时 候，以状元身份弃官南下了，到他的故乡南通创办近代工商业，戊戌变法之后，他更进一步得看清了依附朝廷、做官这条路不太走得通了，所以他决心走他自己的 路。以这三个人为标志，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已经开始了。到五四运动，有更多读书人不在政治这条独木桥上挤了，不再以追求做官为目标，而是要做一个学术方面 的人物啊，做大学教授啊，办刊办报啊， 这些近代的事业已经稍有规模，但是很快中国就出现了一个转型，就是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在这个影响之下，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这些知识精英当时就认为 靠马列主义就可以救中国了，很快往左翼的方向转了，包括鲁迅，晚年也受左翼的影响。所以，这个主义话语给中华民族的影响可能是不止100年，到现在为止已 经是六七十年了。胡适他们这一条路，在当时被左的一翼遮掩得差不多了，所以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的传统，近代转型没有完成 。

我想，如果说张元济、蔡元培、张謇代表了第一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他们最初都没有受过外国教育，全部是传统型的知识分子、读书人。那么第二代是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出现了分化。有一部分人搞现实政治去了，像陈独秀，成为共产党的创始人，最后境况很惨。胡适在当时左右激烈斗争的夹缝当中，他的声音在中国曾经 被淹没、中断，以后的中国就是左的天下，是一个一元化的社会。一个一元化的社会要发展出类似十八、九世纪像俄罗斯那样的知识分子传统是不可能的。所以第二 次的转型就出现在我说到的顾准、许良英、李慎之、何家栋、吴祖光这代人身上，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在年轻的时候基本上都属于抛头颅、洒热血的知识青年，都受 过共产主义理想的影响。但是到了九死一生之后，他们的晚年都有所反省。这个反省跟整个国际潮流也是结合的，整个世界都已经认识到了乌托邦的破灭，中国搞市 场经济也是在乌托邦破灭之后选择的一条路。这个转型现在没有完成，但已经开始。如果这次转型完成了，中国就有希望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的知识分子传统。如果有 了这样一个传统，那么即使出现一些比较大的波折，一些大的社会动荡，也总可以应付的。一个民族最重要的还是它的精神支柱，这个精神支柱不是一个虚无的、飘 在空中的、摸不着的东西，而是靠若干个生命个体来呈现的。在台湾，今天出现了民主化的转型，它跟殷海光这些人是非常有关的。因为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就寄托了这种价值体系、价值观念，这种肉体生命身上可以看到的东西，他的傲然人格，不向权势低头，不依附权势这种东西。有了殷海光以后，其他知识分子就有了可 以效法的参照系，所以慢慢地就会形成一种风气。社会主要是一种风气的影响。

听众3：有这么一个观念，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处于哈维尔所处的后现代主义社会，也就是说一元的政府和多元的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种观念就是说 暴力革命往往不是发生在专制力量最强的地方，而恰恰是专制力量开始改革的时候。现在有市民社会的理论嘛，就是想要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市民社会的不断长 大，因为它自身的市场经济，他自身经济实力的壮大，而使自身壮大，足以和专制势力进行博弈的程度，从而一步步导致这样一种国家政权对使命社会的让步。那么 知识分子在这种状态下，你认为是因该继续站在民间立场，就是和专制政府，以类似于对抗的一种方式，对专制政府进行一些批驳，还是最好能够通过自身经济实力 不断壮大，然后融入到专制政府里去，通过一些具体政府的制定，通过一些就是像幕僚这样的方式来逐步使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两条道路，你是怎么看的呢？

傅国涌：我个人倾向于既不是站在大一统的集权政府一边，也不是站在暴力型倾向的路线这一边。而是选择知识分子的独立角色、独立功能，保持批判和压力，保持 良性地提供建设性方案的这样一个角度，就是有助于公民社会的迅速成长，就是尽可能的避免你刚才讲的第一种可能的出现。这种可能的出现是毁灭性的，一旦出 现，大家都完，无论是富人、穷人，在这个大动荡当中，谁都得不到好处。所以我还是感觉后一种道路更有现实的可行性。而事实上呢，现在有很多人，知识界的主 流，有公共关怀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赞成后一种。我不知道新左派到底在政治观念上持什么立场，因为他们也没有明确的表达。但是呢，中国就是站在自由派立场 上的知识分子都是赞同和平的改革，而不是赞同民间的暴力对抗。当然做幕僚或不做幕僚是个别人各自的选择。

在我看来，中国有出现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经过二十几年的经济改革与门户开放，特别是1992年以来的十多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个 变化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孙立平《断裂》那本书里讲的，中国社会现在正发生这样的一个断裂，就是阶层之间的断裂；第二个变化 就是康晓光曾经有一篇大论文，里面所讲的三种精英的结盟，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 知识精英的结盟已经成功地把持了中国的绝大多数可利用资源，他们已经掌握了中国社会的绝对优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确实是存在危机，这个危机主要是东 西部差异造成的、是贫富两极的巨大鸿沟造成的、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造成是、是制度缺陷造成的……。今天中国的危机主要不出在东部，东部因为经济暂时 没有问题，所以大的乱子不大可能。但是西部、中部现在看来是不大好，这个基本上大家已经形成共识的，的确有担忧，但是这个担忧还没有到确实有可能、很快要 发生的这样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毕竟三种精英的结盟，从负面来讲就是强者通吃，另一面讲呢，假如在强势能保持秩序的时候，有时秩序比自由要重要，有时失去 秩序你也未必就赢得自由。这种情况下，三种精英结盟也并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当然我们绝不能说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这肯定是一个负面现象，但有时候坏事办好 事也有。因为要出现一个公民社会，需要有一个中间的隔离层，所以在政府和底层之间有一个基本能过上小康生活的，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能力、判断能力的这样一批 人，类似于西方讲的中产阶级。（问题是这种精英有没有可能成为这样的隔离层）我们不管讲什么，名称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有这样一个隔离层，社会出现大的 震荡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小了。我们最好就是看到中国社会往良性方向发展，就是知识分子现在的基本倾向还是后一种的比较多。网上是有一些激进的言论，但还没有 形成主流，只是个别人的一种想法。当然中国问题很多，要避免这个可能性的出现，还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努力。

听众4：托克维尔好像就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当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了，就是老百姓必然会向经济人过渡，就是必然会把自身政治权利让渡给政府，从而在经济发展 情况下，必然会导致专制政府的专制权力介入社会的各个部分，所以中国在目前很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我觉得需要有知识分子在社会里能不能借用公共传媒的一种 方式，对大众进行启蒙。当然这种启蒙在中国目前这种情况下很难做到，所以在网上有很多知识分子采取批判的立场，发表一些文章。这样的渠道对最广大多数的老 百姓来说他并不是非常有能力的去接受这些信息，所以就是我刚提的问题，会不会从我们党内最终来解构专制得当，而不是通过网上发布文章这种方式。你是怎么看 着观点的。

傅国涌：我感觉，知识分子对这个社会的作用，你要说不大呢，它很大；你要说很大呢，它又不大。对于这样一个灰色的时代，一个转型时期，前途不是很明朗，社 会问题很多。比如现在大学生面临就业问题就很严峻，可能名牌大学的学生在这方面压力相对小一点， 找工作的机会更多一些。但是在其他中小院校，它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有很大的比例面临就业问题。像这些问题，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爆炸性的，一旦失控，那就是 爆炸性的问题。因为青年人一旦生活出路上遇到障碍，那是天大的事情。在这样的时刻，知识分子到底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什么样的作用。我个人感觉所谓启 蒙，从词根上来说，本来就是成人的意思。从这个意思看，启蒙本身首先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启蒙。五四运动最后的路走偏差了，就是因为陈独秀他们误认为知识分子 是无所不能的，可以去组织大众，可以去帮底层贫民建设一个新社会，最后陈独秀自己也知道不可能，他晚年是彻底反省了。书店里现在卖的一套三大本《大学人文读本》，这套书对高校学生、研究生、青年教师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发行量据说已经到了15万册，假以时日，以这些读物为标志的启蒙读物，对整个中国的青年一 代知识分子是有影响的。我不认为在这一方面，知识分子应该去急于得寻找什么新的平台、途径。因为知识分子他之所以是知识分子，就因为他有自己的岗位。这个 岗位在大学的讲台上，在报刊、电视这些媒体上，在出版物上，这才是知识分子的岗位，失去了这些岗位，你就什么都不是了。正因为你占有着这些东西，你有发言 权，你能影响社会。所以我觉得还是守住自己的本分，只要保持你的独立判断能力，保持你独立的批判，一切都将随着时间而变化，灰色的时代总要过去的，总要明 朗起来的，社会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