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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雪铁龙，你不可以侮辱中国！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cars/1/76060.shtml

这条新闻在最近铺天盖地，为什么单选这个人的帖子说呢？原因是他很典型的思维。批评政府就是颠覆国家，批评现今政权就是辱华，拿毛泽东来做广告，就是侮辱中国。这种不过脑子的思维，害了中国人几十年，似乎还将害下去而不休。这样的思维来自于我们自小混乱的愚民教育，来自于官方的偷换概念与自我圣化。我们还不说毛泽东所犯下的诸种罪恶，可谓罄竹难书，单说毛泽东能否代表中国。我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人都不可代表中国，更不可以代表中国的全体，没有谁做得到，连孔子也不行。这位叫purewhitelinen的作者说雪铁龙拿一个歪嘴毛泽东就是侮辱中国，并说“毛泽东是中国的国父，是民族英雄”。不客气地说，我见过愚蠢的妄人，我还没见过这么愚蠢的妄人。国父这样的称呼本来就是臣民与奴才对执政者的称呼，国与家的同构，领导与父亲合一，本来就是奴才政治的核心，他还在拿这东西来说事，让人感觉到他好像不生活二十一世纪似的。他是“民族英雄”，他是哪门子的民族英雄，只不过是个打内战抢果实的“成王”而已，我还从来没听说过一个兄弟血争还能打出个民族英雄，好像蒋介石是外族入侵似的。打击日本是他的功劳吗？他在抗战时做了些什么，多了解点事实真相，你就可以毛泽东得鼎是如何贪天之功与发国难财。国外用某退休总统做广告，完全是产商与总统自己的事，不关国家什么事。即便一个歪嘴毛泽东有受辱之嫌，其权利也应该毛泽东的直系后人为其主张权利，而不是“国父”、“民族英雄”的叫嚷者来主张。

二：南都周刊：各地怪规定一个接一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b7fa6401008a2o.html

当今中国各级政府都是赵本山、郭德纲这样的笑星，他们制造出的那个规定，让你感觉各级政府真是“人民表演艺术家”。什么“报考公务员乳房要对称”、“微笑要露出八颗牙”、“不准在办公室嬉笑”、“违背生活作息规律不能租房”、“十二种走路方式要挨罚”、“收割自家玉米先办证”等，指不胜屈。一方面，表明中国各级政府，都是监狱制造者，把民众的生活搞成一个无时无刻不受他们诸种莫名其妙制约的大监狱。另一方面，他们是管闲事的保姆，干涉民众生活自由。民众该怎样生活，在法律范围内，任何人无权干涉，但我们的各级政府仿佛不是一群有脑子的活人组成的，他们滥用权力制订的各种规定之可笑，可以让他们搞笑的段子黯然失色。再者，侮辱人的尊严。如考公务员乳房要对称，微笑露出八颗牙齿等，都是有损人格和尊严的做法，但这样的规定还不时出现，真是滑天下之稽。最后，他们无处不在侵犯人权，如“初中没毕业不能结婚”等，难道我没文化我连找个人结婚行使我性权利的权利都没有了吗？中国各级政府制订的诸种政策，从侧面反映出各级政府是怎么低能、可笑、愚蠢，要真是实行民众票决，恐怕百分之九十五各级政府领导要下台。

三：石家庄多名民警农村圈地建36套别墅。

http://news.sina.com.cn/c/2008-01-16/015913265691s.shtml

我早说过而且还会继续说下去，现在的公安局就是母安局，他们花纳税人的钱，很多时候保的不是纳税人的平安，而保的是党的平安是官员的平安。只要保了官员的平安，顺了他们的意，这些警察与母安局的人，即使是无恶不作，这些母安局的官员和其他官员，就会睁只眼闭只眼，让他们作恶多端也不禁止。石家庄警察到农村圈地建别墅，就是这样合谋的典型。警察用违宪的户口管理制度，来双头谋利。给村民农转非的白条以便宜买地，同时又用一个非转农的方式来侵占农民的土地，这是双重的以权谋私。只要有这样把人们当作树桩来管理的户籍制度，那么如此双重犯罪的恶警察就不会没有。这样的警察，他只是倒霉，不幸被曝光了而已（当然具体处理是否能真正处理到家，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更多的警察等暴力机构人员，他们做恶多端，但逍遥法外，而没受到应有曝光处理的人更不在少数。这个社会，最能做坏事的人，就是这帮手中有权力，且有暴力手段（持枪）的人，他们是那样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仿佛是日本军人开进中国土地一样，以至有网友说他从来都把城管当作伪军。不少城管固然可恶，但不少正规的警察的恶难道就少吗？他们是一帮什么样的人呢？

四：经济学家称存钱意识抑制个人消费增长。

http://news.sina.com.cn/c/2008-01-17/001614758977.shtml

中国不少的经济学家之所以可恶，就是刻舟求剑，理论照搬，好像他们不曾生活在中国似的，他们好像生活在真空中。中国民众喜欢存在而不喜欢提前预支花费，原因是相当多的。其一银行对民众并不相信，或者说银行不建立一套能让民众提前花费的机制。当然最重要的是银行与个人，都对中国的发展缺少理性预期。由于中国是个人制国家，所以其发展缺少理性预期，变数相当大。再加上政府拿了国民众多的税，却在许多该政府出面解决的领域，没有什么作为，税收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为一种抢劫。正是由于制度不健全，人治因素很重，使得民众不敢提前花钱，银行当然也不敢打赌。同时民众由于政府的诸种保障措施不到位，只好自保，再加上对这个社会的运营缺少理性预期，时常处于朝不保夕之中，你说他怎么不辛苦地多存点钱以自保呢？他怎么敢今天花明天的钱呢？其实拿出一点常识就可以解决经济学家说的这些不着二五的话。一个民众活着没有理性预期的社会是一个可怕的社会，民众不仅在权利方面受尽无度的盘剥，主张自己的权利即要受到许多恐吓，就连他们的日常生活都处于没有理性预期的恐惧之中，可谓恐惧无日无之。

五：五年后中国部分高校或面临破产。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80116/11294412393.shtml

我对高校适度扩招是赞成的，而且对其逐渐扩大招生规模，提高全国受大学教育毛入率，我也是赞成的。但我们的高校扩招的直接诱因，并非是为了培养人才和社会所需。而是为了解决当时就业压力增大的临时措施。即将一些在高中毕业的就业人数纳入大学里，延缓四年的就业压力，同时靠乱各种收费，拉动高校乃至整个教育这个畸形的所谓产业。也就是说，我们的扩招，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不是社会所需和培养真正人才的需要，而是在一定时段内减缓就业压力而已。但他们上了大学以后，最终依旧存在一个就业压力问题，也就是导致现在每年有百之十（这是官方数字，实际情形应该比这个更高），从而大面积形成一个更高学历层的就业压力。因为人数总量是不变的，就业压力始终是存在，却想以一种转移的方式把这样的矛盾化解掉，这是得不偿失的所谓小聪明。这就像当年知青上山下乡一样，也是为缓解就业压力，但最终怎么样呢？带来了至今仍就存在诸多社会问题。高校扩招并没有在本质上解决就业压力，许多人毕业即失业，加之现今高校管理混乱，到处乱膨胀乱圈地，冗员众多，带来许多资金与管理上的问题。与此同时诸种莫名其妙的研究基金所生产的垃圾遍地都是，却无度花掉许多纳税人的钱，但由此培养了许多高校知识分了的犬儒化。可以这样说，中国的高校不仅是面临破产，而且将来是问题的多发区。如谓不信，让我们拭目以待。

六：北京政协委员建议拒绝衣冠不整记者采访奥运。

http://news.sina.com.cn/c/2008-01-20/164213293711s.shtml

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除了少数敢于说话的人外，基本上都是执政者的花瓶，而这些花瓶们的诸种表演真是令人笑掉大牙。他们的许多提议不仅搞笑，而且违犯他人的权利。成都的政协委员这两天在提案要弄出成都的生日，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可以办到的事情，他却如此这样异想天开。先想一想，你能否记得你亲人的生日吧，来献这样的宝，真可谓丢人之至。广东人大代表又来一个手机实名制，以此打击和防范犯罪，这实在是搞“有罪类推”的恶法实践。而北京这个政协委员更搞笑，居然要规定记者采访奥运会的着装。记者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我想没有任何一国有什么规定，即便采访奥运会或者比奥运会更重要的会议，都没有哪一国有这样荒唐的规定。一个奥运会已经生出许多荒唐来，他们正在陆续上演，不知还有多少不长脑子的丑事恶事自行抖露出来？这些不经人民产生的代表与委员们，很多人不过是执政者的奴才与跟班，连一个公民都不如，所以才会提出这样许多荒唐可笑的议案。

七：山西贪官出版廉政读本 印有与领导人电脑合成照。

http://news.sina.com.cn/c/2008-01-19/055914778318.shtml

两小时前作口若悬河地廉政报告，两小时后即被以贪污犯的名义抓进去审问，这样快速上演的丑戏，都不在少数。所以你对贪官作廉政报告，并不陌生。换言之，作了廉政报告被抓进去的贪官固然不少，但还有很多一直作廉政报告的贪官，一直没被抓进去，这样的贪官更多。贪官在中国是个风险很少的职业，所以基本无官不贪，因贪而被抓进局子的大贪官，简直就像中了六和彩一样困难。进去了就是中了尾奖的小贪官，中大奖的大贪官总是很少的，其实职位高的大贪官非常多，只不过他们受保护的权力，根本没有几个人能够撼动。山西这个贪官，只是不幸而倒霉，像他这样做的许多人都没有被逮出来而关进去。不从制度上解决贪污问题，比这更搞笑的贪官还会层出不穷。一言以蔽之，中国现今的制度就是为贪污腐败分子创造财富而剥夺一般民众财富的罪恶制度。2008年1月21日9：31于成都

 

港媒：2012年十八大是”习李”体制。

毛泽东死后的中共政权的权力更迭，尽管残暴性有所下降，但黑箱政治传统并未有实质改变。华国锋等人以军事政变的手段搬倒毛的传人”四人帮”，邓小平先用非程序手段搬倒华国锋，继而又非程序地废除两任接班人。换言之，意识形态破产导致道统失败，强人政治凋谢导致政统失灵，而纸面的权力运作规则（比如民主集中制）从来就没有正式运转过，执政集团非但不尊重《宪法》，而且连《党章》都不尊重。所谓的党内民主，也不过是黑箱权斗决定所有的规则游戏。与此同时，机会主义的计算和政治强人的离去，使高层权争无法采取极端手段，否则的话，很可能带来鱼死网破、一起玩完的最坏结局。

即便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共的独裁执政方式也没有实质性进步。邓小平以来的历届中共政权，虽然不乏机会主义的小聪明，但最缺乏远见卓识的大气魄和大智慧，在中国未来的关键性政治议题，缺少筹划和决策；对跛足改革所积累的深层社会危机，拿不出治本的解决办法，而只能坚持僵化的政治体制，默守邓小平的跛足路线，使得中国多次错过政治变革的机会。在社会心理上，人们对个人和国家的未来缺乏明确的预期，深层矛盾的积累使社会转型风险不断加大。所有寡头都不愿在富有挑战性的政治议题上冒险，维持现状成为寡头们的共同选择。

一句话，这个不负责任的政权将越来越沉重的政治负资产转嫁给未来。

胡温政权上台以来，提高执政能力变成口头禅，但没有核心价值观的政权不可能具有道义凝聚力，利益至上的执政党也无法实施有效的治理。一方面，在道义上，中共现政权不但失去民众的认同，也失去了中共成员的认同，地方政权各自为政，党组织本身的纲纪不断溃散，党员的自我约束日趋弱化，庞大统治机器上的各个部件离心倾向不断加强，甚至，许多公权力机构走向黑社会化。另一方面，中共政权对社会各界的劝诱力趋于瓦解，党魁的讲话和衙门的号召在民间的反应，要么是一片批评之声，要么沦为政治笑话。君不见，胡锦涛在台上一本正经地宣示”八荣八耻”，老百姓在台下嬉皮笑脸地调侃党魁。

这种政治意愿上的僵化保守和执政能力上的平庸低能，也充分表现在十七大的权力分配方式上。十七大是中共掌权以来第一次强人空缺的大会，高层人事安排的年龄划线再次生效，甚至让强势人物曾庆红不得不”自愿出局”。这种以年龄划线的交接班制度的形成，绝非现任党魁主观意愿所致，而是政治强人死后的客观形势所致，是江、胡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十七大的权力分配和利益争夺，使习近平和李克强进入最高决策层，显然是寡头们讨价还价的结果。

以年龄划线的制度化，在中共掌权58年的历史上还没有先例可循。所以，有人说，这是一种进步。但我看，与钦定接班人相比，也许是一种进步，但并非是真正的进步，因为，迄今为止的政治史证明，就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而言，只有通过平等竞争公众选票的自由选举，才是最具合法性的公共授权；只有每人投出的一张选票，才是最具道义说服力的标准。而在自由选举已经成为普世化制度的今天，一个国家的最高掌权者，居然可以不通过自由竞选来产生，不通过选票来检验其人品、智慧、能力，而仅仅以年龄划线，在我看来，不仅是政治上的黔驴技穷，而且是极为蛮横的标准，把严肃的人事安排变成荒谬的闹剧，很难产生出被公众认可的杰出领导人。

这种年龄划线的交接班机制，仍然是一党的私家授受而非通过自由竞选。因为，在寡头体制中，政治强人的空白，让钦定接班人的传统被迫中断，只能通过众寡头之间的讨价还价来分配权力。而当众寡头之间的力量对比旗鼓相当之时，如果以人品、智慧、能力、政绩的综合标准来划线，肯定给不出量化的标准，争来争取，谁也无法摆平谁，弄不好还会恶斗得鱼死网破。所以，为了避免争得鱼死网破，总要拿出一个为寡头中的多数所接受的标准，于是，就有了不成文的年龄划线。年龄划线的好处是，由于其量化标准的简单明确，谁也无话可说。但这是中共现政权的无奈选择，更是独裁制度的怪胎，只适用于一时，而无法久远。

在五年之后的十八大上，如果年龄划线仍然有效，那么十七大九常委中只有习、李二人没有过线，未来五年里的习、李之争，将是胡锦涛接班人之争，也将决定十八大的高层人事布局，所以，十八大的接班人机制如何形成，是以年龄划线还是采用其它标准，将成为十七大后的五年里胡温体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胡温政权在未来五年内不会有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动作，但没有了绝对权威的高层寡头之间的相互争斗，会形成不成文的权力中枢内的制衡规则，客观上为其他政治力量的参与提供一定的空间，既可以扩大了党内的参与面，也有利于非党精英的政治参与和民意表达，有利于自下而上地推动中国社会的渐进转型。

这种有利，决不是中共统治集团的主观意愿，而是客观存在的国内外大势使然，所谓”形势比人强”，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将逼迫中共不得不有所变化,寡头们被动顺应民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2008年1月4日于北京家中（BBC2008年1月21日）

 

今天，一月二十号上午，我前往柯林坞区政府大礼堂，参加由墨尔本华联会主办的“庆祝澳大利亚国庆及中国新年联欢会”。宾客云集，超过五百人出席。

 华联会邀请的贵宾中，除了中国驻墨尔本领事馆总领事梁梳根外，还有联邦政府的代表移民部政务次长Mr.Laurie Ferguson，维多利亚州反对党代表，多元文化及公民影子部长Mr.Nicholas Kotsiras,以及 东北区华人协会会长、澳华社区议会维多利亚分部负责人蒋天麟医生等，SBS广播电台主持人、记者胡玫。

会议定于十一点正式开始。

可是，十一点已经过去，大会还没有开始。华联会工作人员苏俊稀女士宣布，因为墨尔本领事馆总领事梁梳根尚未到会，要等他来后才能开。可见，华联会非常尊敬他，他来了才开会，不来就等。

大家耐心等待了三十分钟左右，梁领事驾到，他坐第一排，会议得以开始。

华联会主席卢济生致欢迎词，英文、中文。然后是Mr.Laurie Ferguson和Mr.Nicholas Kotsiras讲话，压轴演讲人是梁梳根总领事。他先用英文讲，然后用普通话。学问是不错的。

满以为像梁梳根这种经过严格选择，政治觉悟高、有学问的中国政府官员，会为自己迟到三十分钟感到不安，在讲话时向大家解释一下并表示歉意。可是，他连这种起码的礼貌都没有，令我极为失望。

我本想即兴发言，把我的不满当众讲出来。考虑到梁梳根领事的面子，我只是写了一张条子。递给梁领事时，他迟疑了一下才接过去，我看见他读了这张条子。

我的条子是这样写的：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墨尔本领事馆总领事梁梳根先生，我今天很荣幸很高兴来参加由墨尔本华联会主办的“庆祝澳大利亚国庆及中国新年联欢会”。但是，你迟到了，会议为你而推迟，你浪费了我们五百人每个人三十分钟，我满以为你会因此对我们大家道歉。很遗憾，你没有这样做。我本想站起来发言，考虑的结果，写了这张条子。我认为，你来澳洲后，总应该学到一点西方社会的民主作风，自己做了不妥之事，要道歉。

这件事让我联想起澳洲前总理霍华德。他有一次与人约定去维多利亚省的一个老人院参观，迟到了半小时。同行的人质问他，你有什么资格浪费我们的时间？ 霍华德赶快道歉。

两相比较，孰优孰劣，自有答案。

 

忍不住向读者推荐一个最近网上发生的美国华人之间的故事。 故事并不精彩，故事并非离奇，这类故事随着中国的掘起，越来越多的发生在我们海外华人周围，有时让我们无奈，有时让我们沉思，有时让整个社会哭笑不得。

读这个故事时会有一些与故事无关的描写，比如：这是洛杉矶一个非常有诗情画意的夜晚……， 等等， 这些话语都作者本人加进去的，读者大可不必在乎，这些虚似的描写只是想增加故事气氛，并表明我对这个故事， 或称为 “事件”的诠释和理解。

圣诞临近了， 这是洛杉矶一个非常诗情画意的夜晚，Z先生相邀好友去附近华人餐馆就餐， 里面可能有中国最流行的川菜——水煮鱼。 华埠是与祖国命脉最接近的地方，华人在里面生活，生存，几百年来海外的华人通过这里把中华精英送向西方，又把西方文化婉转地带回中华。华人餐馆不乏有中国的顶级人材在里面端盘涮碗，Z先生因为经常去就餐就认识一位有医学博士头衔的服务员，Z先生可能是海外出生的华人，对此不甚理解， 为什么放着好好的医生不做到美国来吃苦？博士回答他年近四十，同学中一半发财，一半坐牢，到美国苦几年，几年后就能和发财的朋友扯平了。结果没过多久，博士离开餐馆到更好的地方去发展了，去扯平去了。

Z先生那天夜晚相约的是一位与中国做生意的韩国朋友，太太来自中国。另一位是到中国学习过的美国经济学者，几杯酒下肚，脸色微红，大家交谈甚欢，不亦乐乎。突然，一位在这餐馆做服务员的女士参加了他们的谈话，使整个晚餐变得吊诡起来。Z先生认识这位女士，并知道这位女士的来龙去脉， 可见他是这的常客。女士是随丈夫来美国读书的，拿的是美国的奖学金，太太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就到唐人餐馆赚点美金，她心里很清楚到目前为止，美金对人民币还在做乘法，不是做除法。她夫妇二人不但没交过一分钱的税，还把剩余的奖学金寄回家提供儿子上精英私校，顺便也给小县城的父母留点麻将钱。

Z先生与朋友的话题随着水煮鱼慢慢地谈到了中国的经济问题和政府管制问题，可能还有MADE IN CHINA的问题， 端盘子的中国服务员女士开始发话了。 “你们能不能向外国人说点中国好的东西？”“对不起，我们在谈论经济问题，再说，在这里我们是本国人，你是外国人。”显然这位女士不太高兴了，Z先生不理她继续和朋友们的谈话，至少他们不愿意有人干涉或改变他们的谈话内容。终于，女士发火了。

“你们还有完没完？你还是不是中国人，刚才我己经提醒过你了，怎么还在骂中国？她一转身对着美国人说 “你不要听她胡说八道，我告诉你中国真实的情况。 ”Z先生到是生在长生一个与中国的社会和制度极不一样的制度中， 他客气地对那位女士说，我们这是私下谈话，不关你什么事，你应该忙你自已的事，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客人?

女士听了他的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她提高八度喊到 “我就要反驳你， 你污蔑中国， 中国不好， 我们怎么可以到美国来读书， 你们美国总统克林顿读书的时候连饭都吃不饱， 很多人读不起书， 现在中国人怎么就上不起学了?” Z先生一听也来火了， “你先生到美国读书是美国政府付的钱还是中国政府付的钱? 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呢? 女士也不买帐 “我先生来美国读书是因为我先生优秀， 所以……….”

所以什么呢? 因为美国人烧包， 因为美国人愚蠢的可以， 因为美国人想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搞和平演变， 因为美国以高生活水平诱引你们去大使馆排队领签证， 还是你自己觉得西方社会比中国更有希望， 用你自已的脚投了反对票。

该女士的民族气节开始发酵了。他除了大叫不许你污蔑中国外，还摆出一付血战到底的民族气概。晚餐恐吃不成了，可Z先生还希望她尊重别人的自由，并明白无误地告诉她，这里是美国。店老板虽文化程度不高，却深深知道 “顾客就是上帝 ”这个真理，老板给了这位女士两条路，一，赔礼道谦；二，如果不，立即走人。想必这个举动， 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内餐馆老板也会如此。

该女士不知姓什么叫什么，隐隐约约我觉得有点像江姐，不过江姐的儿子最近移民美国后并不认同他妈妈的革命理念，隐隐约约又感觉像刘胡兰，为了维护一个信仰，砍头只当风吹帽，如果她是男的，倒有点像董存瑞，浑身透着一股舍身不怕死的精神，不过，董存瑞可能是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自杀炸弹始作俑者。那么她又像谁呢？

此时此刻的Z先生大概、可能、或许慢慢地失去了耐心，他告诉她，请你离开，这是私人会谈，与你无关，再下去我要报警了。经过半个世纪无产阶级教育，又经过文化革命战斗洗礼，加之每年GDP以两位数增长的底气， 这种警告能吓倒咱们中国人？笑话! “随便你去叫警察， 谁来都不怕， 难道美国不充许别人说话， 美国不是民主国家吗? 无奈， Z先生只得掏出手机， 拨打了九一一。

美国警察有点工作效率的，几分钟后，警察赶到现场，听取报警人的陈述后宣布：先道歉， 然后离开Z先生五公尺以上。该女士不依不挠，决心要和污蔑中国的人对决到底，谁污蔑，我就跟他急，我就跟他没完没了。女士自感肩上的担子不轻，整个中华民族的荣辱全压她身上，加上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十三亿人民作坚强的后盾，她还怕谁，她鼓起勇气把桌上酒杯碗筷全部扫到地下，对着Z先生吼道：“这是什么民主国家，你们这帮中华民族的败类不得好死！ ”

故事己近尾声，可事情好象没完。美国是出诺贝奖最多的地方，可美国的警察并不显得聪明，在一个不需要认真的地方加注了十倍认真，警察询问了所有在场的中国人，先确定这句话的存在，然后确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 “不得好死。”店老板英语不好，翻不出，Z先生中文不好， 翻不准， 不过那位去过中国，了解中国的美国人用英语作了翻译， “不得好死” 准确的意思是：希望他人非正常死亡， 而且是惨死。一项能置别人死亡的行为是非常严重的罪名，也是美国这个假民主的国家无法接受的， 警察随即给中国女士带上了手铐，并告之她己经触犯了美国法律的第几款第几条。 该女士在押上囚车时还在呼口号，凭什么抓我，我就咒他们死！

这个类似英雄上刑场的场景令我非常感动，实在难得。“不得好死”，多么深刻，这么多年我们所受的教育不就希望我们认为的敌人统统不得好死吗？我们不但说到，我们还做到了，国家主席刘少奇不得好死，平头百姓孙志刚不得好死， 半个世纪来，中国的大地上有成千上万人都己经不得好死了，再加几个又何妨？美国警察是幼稚的，他对中国的情况太不了解， 不知道中国革命教育辞典中从来就是要求尊重自已，不用尊重别人，这个世界只能有一种声音，中国好，中国什么都好。我们能去责怪那位女士吗？ 集权制度教育出自大和无知的愤青大把大把的， 为了中国好，她（他）们展开了阻击战，不用在乎别人的人格，尊严，自由，不在乎时间，场合，不许美国人侮辱中国人， 不许日本人侮辱中国人， 不许……， 见一个批一个， 见一个杀一个， 杀到天下无贼， 杀到万马齐喑，忙得一塌胡涂， 当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批评中国之声的时候， 世界当真和谐了。

尊重这位伟大而无知的女同胞， 她是无辜的， 美国警察应该放人!

清晨起来，看窗外，天宇澄明，大地洁白。下雪了。心中顿然一片肃穆的静澜。《觅雪魂》也终于在加拿大雪花纷飞的时候面世了。

……

用诗歌描摹镂画雪的时候，还未曾叫盛雪这个名字。后来在北京一间杂志社工作，朋友连增，也是该杂志的主编，为我取了”圣雪”的笔名。 89年”六四”后出国，开始投入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朋友昊，帮我把”圣雪”改为”盛雪”，就这么叫了下来。有人听了我的名字后常会说，这就是你为什么来加拿大吧，你和加拿大有缘。也许吧。

开始写诗，是七十年代末，我十七岁时。那时在我的眼中，天是灰暗的，地是苍凉的，万物是悲戚的，人是冷漠木然的，生活是无可奈何的。不仅如此，我还常年体弱多病。所以，那时写了不少感时伤节，守护孤独的诗；也写了不少了悟生命，笑看死亡的诗；当然也有歌吟爱恋，追求真情的诗。诗歌那时是我暗淡无光的生活中一盏暖暖的灯，是我寂寞无趣的日子里一个秘密花园，是我孤独无依的旅程上一排环翔的信鸽。诗歌是我的密友、谈伴、情感的依靠。在一首诗中我说，诗歌是我”真情的宫殿，挚诚的楼阁”。有朋友评说我那时的诗歌是：日记一般连续不断的歌吟。几年下来，写了约百首诗，自己结集《草子诗句》。取意，愿我和我的诗，都像野草的种子一样，不论飘泊到哪里，都能够顽强地活下来。那时写诗，大都是有感而发，思路顺畅，下笔成篇的。很少费功夫遣词造句，修修改改，也从不打草稿或留底稿。

一九八六年深秋，朋友涤非借阅我的诗集。那天，下起了入冬第一场雪，我接到了涤非的电话。他说：我正在去你家的路上，来归还诗集。他到了之后，谈起雪和我的诗，说：对雪，过去是司空见惯的，今天却格外新鲜，当然是受了你的诗的影响。《草子诗句》我读了不止一遍，很是喜爱，最喜欢的几首还抄了下来。他说，有时读着你的诗，如同沉浸在一片感情的海洋中，周围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聊了好一阵子，他起身告辞，雪还在下。我说：”诗集呢？””啊！”他惊呼起来，”忘在了路上的公用电话亭。”他冒着大雪飞奔出去找，但是太迟了。

那些诗，那些倒映我多少日月的光影，激荡我多少歌吟的回声，那些给我多少慰籍和依恋的支撑，被一场初雪，席卷而去，杳然无踪 。

我凭借记忆，复写了约五十几首。但诗，就像许多其它的艺术一样，是无法重现的。错了一个字，就不再是原来的风景和感动。我，则更加落寞伤怀。

八十年代中，感受到中国社会的动荡和滞涩，我和杂志社的另外两个朋友相约出国。我们说，要到西方国家学习改革中国一元化社会结构和一体化意识形态的方法论。连增八七年到美国，安安八八年到美国。我在美国有几十名亲属，还有亲哥哥，但无奈赴美签证连连被拒。大使馆的领事笑呵呵地对我说：你叔叔前后担保了十六个人到美国，据我们所知，一个都没回来。直到八九年”六四”之后，我才辗转到了连个熟人也没有，一年中有半年下雪的加拿大。带着对”六四”屠杀鲜红的记忆，开始了在加拿大异乡人的新生活。就像我在诗中说的： 流亡的命运是乡间村头的磨 //用生存的冰冷和坚硬 // 将仓惶的你我粉碎再做// 慢慢碾碎遍遍细磨// 掺进流离的辛酸和现实的苦涩// 隐入众生// 嬉笑怒骂的从容与蹉跎。

我们的梦想呢？连增九二年客死纽约，八七年出国成了他与亲人的永诀。安安九六年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不久放弃美国身份返国。我则在加拿大先后做了十五、六种工作，而十八年如一日投身中国民主运动。至今，已逾十八年被拒之国门之外，不得见家乡亲人朋友。父亲于 1992年病逝，我已经无法返国奔丧。 1996年感觉形势松动，曾经选在中秋节那天回到北京，想和母亲过个团圆节。但在机场被抓，审讯了 24小时之后，原机遣返回了加拿大。

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凌然了断了我的多愁善感；出国后的艰辛困苦和纷繁忙碌，也冷静剥夺了我的享受孤独。可是再寂寞无奈，一时也无法叙写出如下轻盈悲戚的诗句了：

那时 春天象一个轻梦

停留在我欲眨未眨的睫毛间

是一束光

勾出黄昏我走向夕阳

那 率真而温馨的曲线

我爱那个春天

远天有一抹蓝

几只白鸽

悠悠地回旋

玫瑰色的晚云

摆开了天庭花的盛宴

转眼

白鸽不知躲进谁家屋檐

盛宴已散

— 我恋着那个逝去的冬天（1982 年）

于是，我的诗变的沉重而狂野，甚至出现了一些粗鄙的字：

” 我也可以混进人群

嚼着口香糖

踱着方步

眼角瞟着那个光腿的女孩

打个飞眼儿

似乎已经摸到了丰腴的屁股

一脸的心满意足

可是， 哥们儿！

我知道

六部口的残腿断臂也丰腴

哦！我的眼睛被血溅满了

抱着头撞向路边的灯座

我

哭

了”

— 你 我 感觉 黑色（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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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加拿大写诗的朋友看了我的诗，无法接受我诗风的变化，竟然愤愤地说出了：”你要注意你的形象”这种气话。

出诗集，是从到了加拿大不久就有的想法。但忙碌的生活好像永远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及转身，人间的千禧年就过了。因为中文的读者毕竟在中国，所以， 2003年先生董昕回国，让他到国内一些出版社寻问一下。想不到得到的答复是：盛雪？想在国内出诗集？她在国内出书歌颂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都不行。

我确实有点不快，一本抒情诗集而已么。一个整天哭着喊着要跟国际接轨的国家政权，至于为一本诗集这么紧张么？我知道中国出版业有许多变迁，出现了很多具有一定自主空间的出版社，甚至还有不少地下出版社。近些年，看到有些对党国来说很出格的书作面世。我继续尝试，但一直没有突破。

二零零六年有幸结识刘真女士。真姐是个难得的侠义之人，热情助人仗义为友。在今天中国这样诡异险恶的环境下，更凸显她的勇气和胆识。真姐喜欢我的诗。我告诉她想在国内出诗集，但一直不得要领。她于是开始不辞劳苦地到处为我出诗集奔波尝试，找到北京一家正式的出版社决定出。在审稿的过程中，出版社多次提出修改意见，要删除一些敏感诗歌，我反复考虑答应了；又说要修改陈奎德撰写的诗集序言，奎德也答应了，并由着他们自行去删改了。我想，一个作者的作品始终不能和读者见面是最可悲而可怕的。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真姐告知，签约了。但她说，还要经过出版社三审，（即三人分别看过）才能最后通过。她说，诗稿在”魂”的部分删除了六篇，如果没有什么意外，这本书会被提前插入眼下正在做的这一辑书中（另一本书被抽出暂放一边了），这样做不仅快，而且节省费用。真姐说：让我们共同祈愿顺利成功。不久，出版社告知，三审过关。我也在这时搬到了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开始我在卡尔顿大学任住校作家的日子。好高兴。

渥太华是一个整个冬天都冰封雪飘的典雅娴静的城市。卡尔顿大学是我八九年出国时申请的学校。当时一到多伦多就病倒了，病好之后，再也不想往陌生的深处走了。就这样，一待就是 17年半，这才走到了这次旅程的终点，在这么多年之后来到了这所大学，但不是学生，而是住校作家。这原是不曾设想到的一步，但好像生活中许多步骤是水到渠成的，好像一条路上的许多大站小站，提供了一个个停留、喘息、补养的机会。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天冷得连空气都冻得灰蓝灰蓝的。开车到学校去，听到收音机里报道，加上风寒（ Wind Chill）效应，气温是零下 36度。晚上回到住处，做完饭，屋子里已经是暖暖的，先打开计算机，接到真姐的电邮：”出版总署也禁了你的诗集！” 在冰雪环绕的那间渥太华的寂静小屋中，我呆呆地看着这行字，不陌生，但很刺眼。我闭上眼睛，让疼痛的感觉不再蔓延。我回函说：”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但，不是放下的，而是摔下的。痛，好在始终清醒。”经过了那么多关卡，还是过不去。

真姐指我的诗集”也”被禁了。是因为一月十一日，中国新闻出版署副署长邬书林公开宣布要”因人废书”，封杀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饴和着《伶人往事》一书。章饴和愤怒了，一月十九日发布声明说：”我将以生命面对你的严重违法行为。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 而我，一月二十日和朋友起草了《反抗文化专制，抵制精神奴役》— 全球知识分子声明，正在为此事忙于征集签名和联署。好在我懂得”丧钟为谁尔鸣”的道理。

当然，我的诗集被中国当局禁止出版不是太大的意外。

二零零一年二月到五月间，我撰写了《远华案黑幕》一书。中国官方说，远华走私案是中国四九年以来的第一大案。远华走私案首要嫌疑人赖昌星，当时在加拿大遭关押。我给赖昌星做了一百多个小时的采访，并采访了和案件相关的死刑犯家属、律师、办案人员、远华公司职员、红楼服务员、中国情报机构知情人等等十数人。此外我还做了大量调查、咨询、取证、核实的工作。《远华案黑幕》一书于二零零一年七月三日在香港出版，立即在中国遭禁。包括：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公安部、文化部、海关总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教育部、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联合、连续下发查禁文件，还用所谓”拉网式”的方式，在市面上搜索。

日前，和友人阿海说起诗集在中国没有出成的遭遇，他劝我在香港出版算了。好歹香港也是中文世界，而且共产党还管不到。想想也是，于是着手整理诗稿。到了最后关头，诗集名称还没拿定主意。虽然此前我一直心属《觅雪魂》，陈奎德撰写的序言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写的。可好友石大师、刘爷认为这不是最好的，还可以再想。刘爷属意《把酒临风》，说这个书名展现了我的风格和气质；石大师则认为，诸如《忧伤的太阳》更切合诗集的感觉；和奎德商量，他认为《觅雪魂》仍然还是上选之一，或者干脆直接用《盛雪的诗》；顾大哥说，总觉得《觅雪魂》还不错；丹丹也说，还是喜欢《觅雪魂》。几天内就诗集名称费了不少心思。于是我想，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如果《觅雪魂》这个名字已经有人用了，也就彻底放弃了，专心去想别的名字。在 GOOGLE上一搜，哇， 205,000项。细细看下来，除了我的”觅雪魂”这首诗带出了一些结果之外，竟然有不少是中国政府公安部、文化部、新闻出版等部门联合下达文件，防止我在国内出版该诗集的信息。

当然，这次我是吃惊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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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查禁书籍从来不是什么新闻，就在被有些人歌颂为如何赶超了欧美，引领了世界潮流的当下，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有时一些书籍通不过政审，被禁止出版；有时，一些书籍已经出版，被认为政治上有问题，又被查禁；有时一些书籍被宣布为非法出版物，遭查抄。但是，一本从未问世的书，遭中央连续下达文件在全国范围查堵，不知道以前有没有。

我当即确定，诗集就叫《觅雪魂》。既然中国当局已经如此费尽心机，大张旗鼓地先下手在查堵我的诗集，我也就别辜负了当局的这份用心，写了一本禁书，再来一本禁诗集。

看来，我可以把诗集当作二零零八年的新春礼物送给朋友了。特别要谢谢让这本诗集终于出版面世的先生董昕，以及刘真、奎德、阿海、黄河清、刘爷、顾大哥、石大师、还有婷婷、丹丹等一众好友。还要谢谢始终支持我出版诗集的哥哥锡光、嫂子韩莉、妹妹锡慧、妹夫高飞。最后，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感谢我的母亲。七十八岁的母亲不仅天天给我做饭，还随时给我在计算机边放上一碟自家院子结的葡萄或削好的苹果。母亲虽然不懂诗歌，但是她懂得我的追求和梦想。正是她老人家的默默支持，才使得我能够在短时间内，重新整理出了这部诗集，完成了多年的梦想。

二零零七年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于加拿大密西沙加家中

附件：

关于查堵“GLOBAL WARNING”等非法出版物的通知

西宁市、海东地区、各自治州、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平交易处（科）、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工商行政管理分局公平交易科：

接青海省新闻出版局通知，需对以下几种出版物做好查堵工作：

1、“****”组织支持的“中国民主后援国际”推出的一张名为“GLOBAL WARNING”的摇滚乐唱片；
2、美国旧金山KQED电视台拟推出的4集电视记录片“CHINA FROM INSIDE”（深度中国），该片攻击我国政府，煽动反华浪潮；
3、《刘宾雁纪念》文集；
4、境外敌对分子盛雪拟在境内出版的诗集《觅雪魂》；
5、色情贺卡。
各地接此通知后要立即展开行动，协同公安、文化、新闻出版等部门加强对印刷、复制企业的监管和稽查，严防省内出版和翻印。要强化对文化市场的监督检查，尤其要加大对摊点游商的清查力度。对非法出版物一经发现要立即收缴，并追根溯源。遇有重要情况要随时上报省局公平交易处。

青海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平交易处

二○○七年三月七日

 

2001年3月13日无辜被抓并被判刑的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在超期关押超期审理长达三年之后，于2003年11月被判刑。徐伟、靳海科各十年，杨子立和张宏海各八年。从被抓、关押到刑讯逼供、判刑，如今七年过去了。受尽了身、心、灵的折磨，尽管如此，却无一人认罪。就如徐伟无数次的大喊着告诉父亲一样：“我没有罪，休想让我认罪”。

虽然他们四个人在2004年5月份从安全局看守所转移看管到监狱，安全局的却仍是辖控这四青年人的魔头，因为北京市安全局某些人为了个人的政绩编造了这起冤案。

在极其恐怖的高压下，艰苦的狱中生活，致使四个青年都身患重病。目前靳海科仍躺在北京滨河医院。在2007年11月20日，海科在医院做了个手术，住院20多天。当其父亲给狱方打电话寻问时，海科的队长（海科在二监5队服刑），队长告诉其父亲是痔疮。海科本人说是切掉了阑尾。第一次住院20天，海科回去后两周，疼痛不止，如今再次住院已经15天了，仍在医院。海科告诉父亲，他非常疼痛，也不知得了什么病，无法得知真实情况，究竟给海科开了什么样的手术，切掉了什么，也无从知道。

杨子立，也在2007年5月份，开始发病，经常性的晕倒。经常眼前昏黑，舌头发麻，恶心、心慌、呼吸急促、大小便失禁、浑身发抖。病一发作持继半个多小时。螺旋性的晕状，使杨子立只有躺在床上，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却得不到医治。

2007年12月份，徐伟的父亲在二监看到徐伟，徐伟已经骨瘦如柴。而且在狱中花钱受控，经常为了花钱而不得不与狱方争执。连狱方对待“犯人”的基本的权利都没有。徐伟少言寡语，因为他受刺激，从被抓那天起就在歪曲他的思想与他的言语，因为法庭上惟一的罪证就是以李宇宙的证词，证明了他们四个人说了什么为证据而判刑。在与父亲见面时，经常吵着告诉父亲，他是被冤枉的，他是无罪的。

徐伟、海科、杨子立关在北京第二监狱，张宏海一个人被关在丽水监狱。他的情况也非常悲惨。经常挨打，经常被关小号。长年累月的托着病体在狱中受管治，他患有脱肛与内分泌严重失调，浑身都已经花了（白癜风），且浑身瘙痒，到处都抓破了，连个药片都没有。父母也都年迈，谈到他们的儿子，除了哭外，他们真想替儿子去做监狱去忍受这一切的痛苦与折磨。

四个青年不仅精神、思想受尽折磨，而且如今都身患疾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医治。尽管海科住在医院，也得不到好的治疗及药物，狱方舍不得在他们身上花钱。我和其他三个人的家属有一个共同要求，就是无罪释放四青年，让病中的他们能及时得到医治。这里，我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对四青年的迫害并予无罪释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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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暴政与暴利

前两年我都做过每年煤矿矿难统计，今年又循例在网上搜索一次。据北京发改委消息，2007年1至11月，仅瓦斯事故就发生236起。但截至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