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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郑义（左）和首任会长刘宾雁。

春节就要到来了。这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迎接春天的节日。严冬过去，万物复苏，新的充满活力的生活正在展开.这个时节，人们总是满怀憧憬，说一些祝愿的话。借《开放》杂志一角，我祝愿我的国家──那个不允许我归去的中国──在新的一年中万象更新，祝愿所有的中国人幸福、喜乐！

我说的「所有的中国人」自然包括最高当权者、大小官吏、奸商豪强、军警税吏直至狱卒地痞。在百姓眼中，他们都是坏人，或者是首恶，或者是助纣为虐。但我们还是应该祝福他们。因为春天和生命是上帝的礼物，人人有份。上帝的礼物是不能剥夺的。

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最思念的，除了我在大陆的家人，就是那些尚在狱中苦捱刑期的系狱作家了。我们都是写作者，都在批评专制黑暗，我在自由的美国，他们却在替我坐牢。无论是否相识，我们之间都是惺惺相惜的。中国的系狱作家在全世界是最多的，仅我们独立中文笔会掌握的就有四十余名。一般刑期数年，多的十年十几年，最长的有二十年，我的朋友王炳章则是无期｜｜终身监禁。自然，炳章是海外民运第一人，是搞了政治的。但他搞的政治，也无非是写文章，办杂志，启发民智，离当年共产党搞农工暴动武装割据还差得太远太远.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了吕耿松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和最后陈述，十分地感动。真是称得上义正词严，威武不屈。他开篇就说：

「今天我站在这里受审，不仅是我个人和家庭的不幸，也是这个国家的不幸。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统治者还在用文字狱这种野蛮、落后的手段来迫害有独立见解的知识份子，并动用法庭这种现代文明的产物，对无辜者进行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式的审判，因而今天对我的审判，也是法庭的不幸，因为它使法庭蒙受了耻辱。」当权者打算给吕耿松先生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无非是吕先生写了几篇文章而已吧。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绝大部分地区，言论与写作早已不构成罪名。我们中国还这么做，真是耻辱！

春天到了，大家都盼望有新气象。我觉得，最好的新气象就是大赦文字狱，把因言因文入狱人士悉行释放。人们捧着花束到监狱门口等候，从这一刻起，春天就真的降临.人民、国家甚至掌权者都有了新的希望。反其道而行之，厉行镇压，则是逆天而行，不得善果了。当今之大陆，无时不打，无处不打，暴力冲突愈演愈烈，眼看着要逼出个暴力革命。我不认为暴力革命是最好的前途。我想党国元首、封疆大吏们也不会认为暴力革命是最好的前途。为自己身家性命计，为家人亲友计，还是改弦易辙为好。暂时不能实行大赦，减刑也是一番善意。至少，改善狱中生活条件，让系狱作家们能吃好睡好，能读书写作，有病的治病，功罪簿上也会记你们一个红点.不要包二奶，要读书，要温习历史。大势已去，好自为之吧！

祝愿所有中国人（包括好人和坏人）拥有一个祥和喜乐的新年！

就像春天不可阻挡一样，自由也是不可阻挡的。

（郑义；独立中文笔会会长）

二○○八年春节前夕，於华盛顿DC

曾特首在港台《香港家书》节目中指出，全国人大明确订出了普选的时间表，香港政坛应该有一番新气象，各党需摒弃昔日的意识形态之争，脚踏实地去为香港建设民主制度。以激烈行动去表达意见，对与中央沟通毫无帮助。“只有和中央站在同一平台上无障碍地沟通，港人的意愿才能更加得到重视。”

曾特首的呼吁看似娓娓动听，且以“家书”这一温馨的形势传达，让人想起翻译家傅雷写给儿子、音乐家傅聪的《傅雷家书》，也让人联想到二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但是，不知他是否将自己看作香港民众的“父母官”，如果他是香港市民的“父母官”的话，那么北大人更是父母的父母，其级别乃是垂帘听政的祖父母。

曾特首强调“沟通”，这当然没有错。但是，沟通的前提是平等，是妥协，是互相尊重。那么谁能“与中央站在同一平台上无障碍地沟通”呢？恐怕作为中央钦定特首的曾先生本人，也不敢打包票说能与中央“站在同一平台上”吧？北京方面的决定，从来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你曾特首只是一个地方官员，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惟有老老实实地接受中央的差遣，根本没有提出建议乃至反对意见的可能。

既然曾特首的地位不过如此而已，那些被北大人当作“眼中的梁木”的泛民主派人士，就更没有资格与中央沟通了。他们不是不想与中央沟通，陈方安生一当选立法会议员，便释放希望与中央沟通的善意，中央方面至今没有任何回应。亲北京的人士还在媒体上嘲笑说，你一个小小的特别行政区的议员，企图直接与中央沟通，简直狂妄之极。更多泛民主派议员和社会贤达，不仅被中央排斥在沟通的名单之外，甚至被取消回乡证件，多年不能踏上大陆的土地一步。曾特首以“激进”批评泛民主派人士，他却不知道，其实没有人天生便是“激进分子”，长毛等人的“激进行动”，乃是被北京当局逼出来的。比起中共动用坦克和机枪屠杀天安门广场的人民来，长毛穿上一件要求平反六四的T恤，何“激进”之有？

二零零八年北京搜刮民脂民膏举办奥运会，主运动场“鸟巢”的设计者之一艾未未日前表示，当前中国在政治体制、环保、贪污、人权和教育等领域，正面临严重的问题和危机，影响到一般人民的生活，他对此感到痛恨。更让人痛恨的是，奥运会向全世界的友人敞开大门，却将包括香港泛民主人士在内的若干中国同胞阻隔在国门之外，这难道不是“量天朝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吗？这难道不是“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吗？

奴隶主与奴隶之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沟通”的，他们的关系是奴役与被奴役、凌辱与被凌辱。在此背景下，奢谈“沟通”，岂不是望梅止渴、自作多情？

应独立中文笔会（墨尔本）和墨尔本后殖民主义研究所的联合邀请，中国著名作家及异见人士戴晴于二千零七年十一月二日晚，在墨尔本举行了题为《被“和平解放”了的北平──从一幅“横联”说起》的演讲会。这是戴晴女士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大学进行为期一年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她在这一年中完成的关于中国著名哲学家张东荪新书的第一部分。

演讲时间一小时，听众提问一小时。会议由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阿标和研究所研究员谢垭（Adam Driver)主持。许多人慕名而来，超过一百位来宾。

戴晴女士从一幅“围城解纽”的对联开始，解释它是什么意思，然后对北京“和平解放”的幕后真相，作了严肃认真的阐述。

这幅“围城解纽”的对联因为不是放在张东荪教授的家里，而逃过文革抄家被毁的厄运，得以保存下来。从字面上讲，这四个字是指“解开了攻城与守城双方非打一仗不可的这个死结”。

戴晴顺此讲下去，主要内容如下：

在我们的这个故事里，讲的是1949 年的北京（北平）。 “围城解纽”有可能实现么？如何实现呢？

1949年3月，“和平解放”胜利达成后，毛泽东进了北平。他翘起大拇指不止一次对他的同志们和当时中国的所谓“民主人士”说，北平和平解放，张（东荪）先生第一功——指的是在1949 年1月6日 － 10 日，张教授带领守城将领傅作义的代表，到达攻城的前线作战指挥部，以“居中人和调解人”的身份，见证双方和平移交谈判。3周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8个月后，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绝大部分教授、文化人，都没有到东单广场去搭乘那架国民政府一直留在那里的飞机（飞台湾）。他们不走。文化人怎么能离开北平？君不见，对有知识的人士，共产党表现得格外优容、敬重，虚心倾听他们的声音，保证他们将来的生活与研究……。

五零年春节，老朋友们，中国最有眼力和最慷慨的文物收藏家张伯驹、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文如、一生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德高望重的大学者林宰平的“恭贺新禧”有了好题目：为纪念“围城解纽”，他们纷纷作诗赠东荪……
大家都以为“黎明”之后，定是一个风和日丽艳阳天。他们高兴啊！因为这座正飘着红旗的北京，几可说达成了他们一生的理想：民族独立、政治清明、经济蓬勃、百姓安乐。而且，在这样关键的历史时刻，“自己”是尽了一分力的：对东荪而言当然就是他本人；对赠诗的诸位，就是咱们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但“排难具凭三寸舌 极危真得万人心( 巢云 张伯驹)”的文化人啊！

北平的和平解放，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是不是如历史教科书所说“毛泽东胸怀宽大、傅作义深明大义”，从而任凭“书生凭舌战，折冲杯酒，慷慨陈谋”（张伯驹）？

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抗战前蒋介石最主要的副手、抗战后蒋总裁最具实力的党内对头，最终成为“民革”负责人，并当上“新中国”第一届政府副主席的李济深，还有为“联合政府”所鼓舞“有意言和”的国民党守将傅作义，加上张东荪、张伯驹、李济深等中国著名高级知识分子、知名民主人士第三势力的运作，“北平和平解决”。

那些“第三势力”哪里会知道毛泽东是如何在运作的，他将不过一天前的决定“东北野战军按原计划休整到12月半”，改为“决定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11月18日）。而且“行动须十分荫蔽”。同时不忘指挥胡乔木为通讯社编（林彪如何在沈阳休息庆功等的）假消息—— “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

毛泽东许诺的“如果北平和平解决，则成立傅作义、共产党和第三方面的‘联合政府’，‘全部缴械、接受改编’”，
但在共产党大获全胜后，《和平协议》变成：

军队解放军化；
地方解放区化；
给傅留一个军，不看作战犯。私人财产保留，政治地位保证；
宽待原来部下……

从上面可以看出，所谓北平的“和平解放”，本是毛利用第三势力的政治投机、利用文化人保护古都的热肠古道，为自己赢得时间，完成军事部署的一个谋略。奔走其间的文化人既然成了军人/政客手中的棋子，当然是想用就用、想扔就扔。可怜除了两边的屠夫，这些学富五车、遣词造句的先生们，在斡旋前后和建国之初，谁都没有看透。

张伯驹，邓文如，张东荪， 他们都走了。“围城横联”的作者与受者，他们为古都“解纽”尽力、为新政权鼓掌，并且兴奋地挥笔作书，以为北京和她环抱着的文明——她的宫墙、她的胡同、她柳枝间穿梭的乳燕、她庄重且古道热肠的市民——从此有了保全并发扬的希望……

不过几年甚至几个月之后，不要说文化，就是作为“文明的守望者”的教授们，邓文如、张东荪、张伯驹……，他们的理想、愿望、知识…… 连同这些的载体，他们脆弱的性命，在权力化的城市里，在运动、口号和阴谋当中，了无声息地一一消亡。

戴晴最后说：“没有了他们，在‘北京300年’（这是 Beremie 教授将在三年内完成的一个研究）最后一个‘甲子’（1950-2010 ），故都一步步变成了共产党的红都北京。”

“这就是被‘和平解放’了的北平。 这就是‘围城横联’告诉我们的故事。”

以张东荪为首的满腔热血、不考虑一己私利又近乎天真无知的知识分子们，在为毛泽东共产党“和平解放”北平竭尽忠诚后，才发现，他们被毛泽东共产党耍弄了一场，自己一生被毁不说，全力以赴保卫的古都北平的文明也被“和平解放”摧毁了。

和平解放并不和平。

戴晴用中文演讲，紧接着回答听众提问，有中英文翻译，澳洲各界人士提问踊跃、反应热烈。

一位听众问戴晴著书立说的资料来源。

戴晴说，中共历史档案不存在解秘一说，永远不会在某期限之后公布于众，大部分事实真相仍鲜为人知。目前能收集到的资料非常有限，除了她亲自采访有关人士及家属外，她还从一些著作的字里行间，挖掘出一些珍贵资料。女儿看见她在书上画记号，说“妈妈又在搞阴谋诡计了。”常常需要从很多的材料里，搜寻出有限的一点点。戴晴还提到一位地位很高的长者在逝世前，请戴晴去他家看一些保密资料，不准带走，也不准抄写。聪明的戴晴把录音机放在口袋里，一面看一面悄悄念，记录了下来。

有人问戴晴想不想留在国外。

戴晴回答不。她说，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事业在中国，我写书，读者在中国，除非我有生命危险，我不会选择居住在国外。

有人问，中国政府宣布从2007年开始直到奥运结束，允许新闻记者自由采访，说明中国有进步、有诚意。你对此有何看法？

戴晴说，我现在就告诉你，这是假的，他们办不到。为了给来北京参加奥运的划艇运动员热身，北京郊区的人在干涸的河床上，建起塑质水箱，铺上塑料布，那托着他们小船的，并非北京郊区的通州潮白河水，而是干河床下的地下水。过去，几公尺下面就有地下水，现在要打到一千公尺以下才行。当时，有外国记者问，这湖上的水是从哪里来的？那地区的书记说，把这些人赶走，不准他们提问！

有听众讲到，
云南省会昆明也面临北京相同的命运，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取代了历史悠久的特色建筑，许多自然景点也被破坏得很厉害。

戴晴说，这种破坏是永远不可能恢复过来的了。

演讲会结束后，许多听众意犹未尽，不肯离去，大家从借用的教堂里转移到后殖民主义研究所的会议室，继续与戴晴座谈。一场演讲人和听众间面对面进行的新演讲开始了，一个接一个的提问，一一耐心的回答，戴晴坦率，扼要地表述了来宾所关心的各种问题。

演讲会第二天下午，全体独立中文墨尔本会员，于张鹤慈家中与戴晴女士恳谈。形式自由随和，气氛热烈，态度真诚。

戴晴说，她是一位悲观的积极行动者。她将尽自己努力做实事，现在的主要精力放在环保工作上，她对三峡工程持坚决反对态度，由于从事了大量调查研究，她获有第一手资料和数据证明她反对得有理。戴晴强调中国目前自然环境和人类生存状态急剧恶化，这种恶性破坏是无法逆转的。水资源极度短缺。中共建政以来，“修一条水库干一条河”，所建大型水库几乎无一成功先例，三门峡因泥沙淤积而废弃，卵石淤积，后果堪忧，而当局政策人却从不接受教训，一意孤行。原因之一是搞政绩工程，二是地方官员借机申请拨款费用，从中中饱私囊，因此有“银桥金路钻石坝”之说，利益集团从中大发横财。中共领导人现在最为头疼和后悔的有两件事，三峡和奥运。尤其三峡，所有现任领导人都想摆脱干系，不愿沾边。水源奇缺，南水北调也不具可行性，沿途全是大片的干旱缺水区，自己的水尚不够用，拦途截流后，剩下的杯水车薪，完全不顶用。这种情况之下，京郊硕果仅存的一眼泉水，被接上专用管道，直放中南海，中南海里的高官们马桶用的都是矿泉水。有预测说，长此以往北京很有可能会迁都于湖北襄阳。

谈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成就，戴晴认为，所谓的成就就是以破坏自然，滥用资源为代价的，“高发展，低人权”的中国特色，改而不革，开而不放，真正国外好的东西，西方的文明和民主制度，依然被拒于国门之外，而那些坏的，糟粕的东西却通行无阻，涌入中国。曾庆红说中国政权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中共集团已整个蜕变为利益集团，采用“家族化”管理，由高层干部的子女后代接掌国家权力，以维系统治，巧取豪夺获取最大经济利益。

经常有人赞誉戴晴，说她不畏权势敢说真话。戴晴说，这只能使我从心底里觉得悲哀，当一个人，连说真话这样一种最起码的行为规范都要被赞誉时，可想而知，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普遍水准已沦落到何种地步。并不是我高尚，而是我所在的那个群体太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普遍道德水准已沦落到此种地步。如果说我“高尚”，也是被我所处的社会群体反射出来的高尚。一种令人痛苦和无言的褒奖。

最后戴晴告诉大家，环保人人有责，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天冷了不开暖气，加多一件衣服；天气热了，尽可能不开空调，节水，节电，节能，从自己做起。谈笑风生，极具亲和力的戴晴女士说她目前全部的头衔只有一个——中国公民。所以，她还有出入境和发表个人见解的公民权，虽然中国的政治改革尚有很远的路要走，但是也应看到，中国领导人和某些政策，正在一步步朝宽松方面转变，与以前有所不同了，这是好事。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戴晴本人审阅）

近日，中国遭遇罕见的雪灾，温家宝的亲民形象再次成为媒体的焦点，他亲临灾区向受困民众鞠躬道歉，以缓解救灾无力给政府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

自胡温上台以来，亲民姿态已经成为胡温创造的最知名的政治品牌。特别是温家宝最爱表演“亲民秀”， 官方新华社也最爱刊发温总理如何亲民的特稿，为民众的贫困而流泪，为政府的失职而向民众鞠躬道歉，穿着旧羽绒服、旅游鞋访贫问苦，已经成为亲民总理的标志。于是，温家宝的“平民总理”形象取代了朱镕基的“铁腕宰相”形象。

温家宝上演的最著名的“亲民秀”是帮助农民工讨工资。2003年10月24日，温在三峡库区视察，临时决定去偏僻的小村看望村民。温向村民们问寒问暖，还提到是否有困难需要帮忙。农妇熊德明向总理求救：她丈夫在县城打工，工钱被拖欠了一年，孩子的学费交不出。温听后，马上追问当地干部拖欠民工工资一事。官大权大嘴就大，温总的亲自过问立即生效，基层官员于当晚十一时就把拖欠的2240元血汗钱送到农妇手中。熊德明还被授予2003年CCTV年度社会公益奖。

如果说，胡锦涛的亲民更多表现在大政方针的宣示上，那么，温家宝的亲民就更多表现在形体动作上，透露出的幕后信息是胡党魁和温总理之间的默契配合，正如两人同时在媒体前声言自己上网了解民心一样。胡锦涛在讲话中屡屡强调：“要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用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来衡量我们的一切决策，……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温家宝不过是以总理之尊践行总书记之旨。

然而，温家宝在贫困地区的农家炕头盘腿，并不能解决农民收入大幅度相对下降问题；在深井下与矿工共度年三十，也并不能减少惊人的煤矿事故；他在抗炎中的多次流泪和频频鞠躬，并不能阻止局部天灾发展为全局性人祸；他亲赴罕见雪灾第一线，并不能解决政府救援无力的问题；他惦念农村孩子上学困难，也无法改变教育资源分配的极端不平等的弊端；他为一个农民工讨回工钱，更无法扭转普遍性地拖欠民工工资的现状，……作为一国总理，放着制度性的大事不解决，却要声严色厉地为一个民工讨欠薪，为几个孩子的上学发指示，凸现的恰恰是一党制度的实质性弊端。

即便假定温家宝的这一系列亲民姿态皆是发自内心，他确实是一位关心民众疾苦、为人谦和的平民总理，温内阁也多少有点“好人政府”的影子；然而，纵然他走遍中国所有的贫困县，他又能有多少精力和时间为百姓解决困难呢？正如文革中的周恩来，又能从毛泽东枪口下保护住几个战友呢？

“制度比人强”的道理，即可以用于好制度对坏人的制约，也可用于坏制度对好人的钳制和腐蚀。甚至，坏制度中的明君清官，正是坏制度得以长寿的秘诀之一。胡温式亲民，非但不是要改革官权与民权的极端不平等的独裁制度，反而是以救世主的恩赐来强化这种不平等的制度，既可以缓解独裁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又可以为独裁寡头们赢得民意支持。

胡温亲民路线的更深层的本质，已经被胡的讲话所道破：“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牧羊术的现代版，也就是“党权为本”而“亲民为用”的统治策略。胡锦涛要求官员们“乐民之乐者”和“忧民之忧者”的根本原因，绝非是为了还政于民，而仅仅为了巩固政权及自身权力。

何况，居高临下的恩赐性亲民，依靠的正是使人民陷于无权境地的人治化的独裁权力，挥霍的正是受不到监督的纳税人血汗，购买却是有利于独裁者声誉的民意。这种“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善事，何乐而不为！

救世主式的清官只能出在独裁制度中，牧羊人的政绩也只能靠羊群的仰望、奉献和驯顺来支撑。

2008年2月1日于北京家中（BBC2008年2月25日）

 

1994年5月来美前，我就久闻司马璐的大名，但却始终无缘见面。直到当年7月我由芝加哥女儿家去纽约出席《中国人权》理事会，会后戈扬将我带到她所住的布鲁克林区的一家中餐馆，老友严家琪夫妇，李方夫妇以及那晚请客为我接风的主人——司马璐已经早到那里等候戈扬和我的到来，我与马老（司马璐是笔名，原名马义）虽说是初次见面，但可说是“一见如故”。后来家琪又告我戈扬和司马璐两人传奇故事，二人原是同乡，年青时共同参加革命，一个去了当时被称为革命圣地的延安，一个留在江苏，成为新四军和《新华日报》著名女记者。两者虽曾在重庆偶然相遇过，可是命运又捉弄他们，两人一直人各一方，由于各自都改了名姓，竟完全失去联系达数十年之久。意外的是终于在晚年，在大洋彼岸的纽约重新聚首了。难能可贵的是两人虽然后来的经历不同，但最初参加革命的初衷，为争取中国的独立、民主和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斗争的志向却始终丝毫没有改变。令人惊异的是两人虽然尤如参商却似乎在冥冥中做到相互配合。比如说，就在戈扬在北京任《观察》主编1957年被划右派，杂志被停刊的同时，司马璐在香港办起了《展望》。一个叫《观察》、一个叫《展望》，连刊名都珠连壁合，又好像两人演出了一场“接力赛”。

1999年6月底，我收到戈扬大姐寄来一信，拆封后见一请柬云：

“订于1999年7月7日下午6时在纽约曼哈顿御宴轩饭店，为祝贺中共党史专家马义（司马璐）先生八十寿辰，以及他完成的最新著作《红楼梦与政治人物》（台湾商务印书馆付印中），举行餐会，欢迎参加！发起人：戈扬、马大任、朱养民、刘智、徐启智、阮铭、周匀之、严家琪、辛灏年、凌锋、王渝、潘绮玲、曾慧燕、保延昭、杨月清、艾端午、陈国坤、何频、唐柏桥、林樵清、黎和平、兰征、鲍朴、胡晓米、Tony spengler、马兰、Amy sophie”

信封内另有马老本人短笺一纸云：

“浩成兄、嫂：戈扬等为我热闹一番，天热路远，兄等如不能来，或能作一秀才人情赐诗纪念，比什么都更有意义。敬颂健康！”
马义（司马璐）拜    99年6月9日

如此盛会千载难逢，不能参加实在遗憾。恭敬不如从命，只好写诗一首奉献，聊表祝贺之情，正可谓“秀才人情纸半张”而“礼轻情义重”也，全诗加注如下：

贺司马璐先生八十大寿

卧虎更藏龙，纽约聚群雄，
年高且德劭，首当称马翁。

少负凌云志，翩翩一书生，
志在驱寇仇，千里赴延城。

慧眼辩伪真，毅然早抽身，
先知启后觉，办刊多苦辛。

香港弹丸地，信息迅且真，
“自联”与《展望》，学人力耕耘。

知今宜鉴古，党史有专攻。
生花妙笔下，斯、毛难遁形。

国焘走异域，独秀逝江津，
同志自相残，从来不宽容。

忆在伦敦城，汉藏相沟通，
语出惊四座，达赖举元戎。

八九民运兴，众志期成城，
平民遭屠戳，凶残举世惊。

鲁连羞秦帝，王粲寄襄荆，
吾侪越洋来，砥砺效先行。

伤心说宝黛，人物评短长，
昔喜太愚书，红学添新章。

四海可为家，何必恋池湟，
大陆豺狼犹纵横，此心安处即吾乡。

喜逢八十寿，座中多豪英，
路远资乏难面祝，心香一瓣贺仙翁。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于美国洛杉机
【注】
1．来美前久仰先生大名，后始知先生本名马义，司马璐乃笔名；
2．先生曾在香港任自联出版社社长、《展望》杂志主编；
3．闻先生曾在香港与张国焘晤谈又在纽约探访陈独秀遗孀，先生为中共党史专家，熟知中共内幕，予四年前离纽约前，先生曾以所编着之《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十二册相赠，甚可感谢。
4．一九九七年十月先生与余均出席伦敦汉藏对话会议，先生提出：如大陆举行民主选举，当推举达赖喇嘛任中国总统，语出四座尽惊，咸服先生卓识。
5．战国时期鲁仲连义不帝秦，自言宁可蹈海而死；王粲、三国时名诗人，建安七子之一，为避乱曾赴荆州依刘表，作《登楼赋》。
6．昔曾喜读王昆仑（笔名太愚）的著作《红楼梦人物论》。今闻先生新作《红楼梦与政治人物》将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7．苏轼《定风波》一词云：“此心安处即吾乡。”原为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苏轼）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8．陈兴义《临江仙》一词云：“忆昔午桥桥下饮，座中多是豪英……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1999年6月30日

两年多以后，2002年9月13日午休时忽接司马璐、戈扬二位的电话，正式宣布今日结婚，我赶忙向他们道贺：“愿天下有情人终成为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因缘。”放下电话后立即写了一首贺诗传真过去，诗曰：

青梅竹马七十年，晚岁他乡结良缘。
海外文坛传佳话，白首双星耀人寰。

由于司马璐写过《红楼梦与政治人物》一书，而且他在书中还讲到过史湘云的金麒麟一事，我肯定他对红学家们由《红楼梦》中“因麒麟伏白首双星”这一回目的线索参证出后四十回原稿中所述《红楼梦》“最后结局很可能乃是宝玉、湘云各历苦难之后又重逢相聚”（见周汝昌：《红楼夺目红》一书，作家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第99-100页）一定知之甚详的，因此我在贺诗中引用“白首双星”的典故套在他俩身上真是再贴切不过。

最近，读了司马璐亲赠其新书《中共党史回忆录》一书，特别是他青年时期在延安图书馆生活的一段，大有活在《红楼梦》大观园中的味道，风流潇酒，风度翩翩，成为一些高干的“假想敌”。但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我更加感到洋洋自得，觉得“白首双星”一典真是佳妙无比了。

2005年1月16日

近来各种渠道都在传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将获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名，拟在三月上旬召开的全国人大会上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工业。为此，我作为对张德江“政绩”有亲炙的一个广东户籍中国公民，特依宪法赋予的公民参政议政权利，向贵处呈递此公开信：建议你们真正“以民为本”，从人民利益和和大局出发，劝说张德江先生主动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之提名。

其理由有三条：

一、“08雪灾”暴露了张德江主政广东时有重大决策失误涉嫌渎职——2005年秋，广东省在张德江主导下，贸然关闭广东所有煤矿煤炭企业，宣布退出煤炭市场，以致“08雪灾”中断南北交通后，广东、湖南等灾区因没有本地煤炭救急而雪上加霜，连累温家宝总理两度到湖广灾区向灾民道歉。“08雪灾”与政府乱关煤矿有关的学术研究，在广东取得了铁的证据。

据统计，广东省2005年共有各类煤炭企业200多家，年产煤炭1000万吨左右，占广东省年煤炭需求量的八分之一。有关专家认为，如果广东省的煤炭自产能力仍然保存，“08雪灾”中广东韶关、清远、连州等地不至于停电一月之久，相邻的湖南郴州也可因及时得到广东煤炭的支援而不至于断电一个半月，许多高压线也不会因负担过重而倒塌，广东铁路上的一些老式烧煤火车头，也可以出来应急春运。

有关资料显示，2005年“8、7”梅州兴宁生煤矿事故致125名矿工死亡后，中共广东省委不是按照国家加强安全生产的精神，对广东几百家煤矿企业进行教育整顿提高，而是“一切服从保乌纱帽”，采取“驼医治病”只管背平不管死活的方法，在2005年10月断然关闭了全省所有煤矿企业，并宣布广东省永远退出煤炭市场，以此保证广东永无矿难事故。于是，自2006年以来，广东省每年所需的8000万吨煤炭，全靠北方产煤大省长途运输而来，广东仅煤炭运输量每年就无端新增1000万吨左右，使本已紧张的广东的铁路、公路交通更加不堪重负。

这一变化直接产生了四大恶果——

1、导致工业电价和民用电价与煤气价格非正常暴涨。2006年以来，广东各地供电部门近年多次直接和变相提高电价（甚至采取不断更换计数高于正常电表的“新电表”），许多企业也因众多生产资料涨价后又遭遇电价上涨而被迫外迁或倒闭。特别是生活煤气价格涨幅达一倍多（15公斤从60元涨为130元），致使民生艰难，怨声载道。

2、导致“春运”更加紧张。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全国4242万省际流动人口中，流入广东的有1560万人。即每三个省际流动人口中，就有一个是流入广东的。2008年，在广东务工的外省人员据说超过2000万，广东因此春运任务日渐趋危难。但因春运时也是广东因低温而煤炭需求量最大的时期，于是广东的煤炭运输常常和春运“打架”。“08雪灾”中的春运困难，有一部分就是由于煤炭运输而“屋漏偏遭连夜雨”。

3、广东省200多家各类煤炭企业的关闭，造成至少五六十万人失业，几百万人生活受到直接影响，给广东省的就业和贫困户的生活带来了更多艰难。

4、加剧了广东省的贫富悬殊。广东的煤炭工业主要分布在广东省粤北山区的韶关、清远、梅州一带，而这一带因气候和交通原因，一直是广东的贫困落后地区，其经济龙头正是煤炭工业。张德江强行关闭了全省所有煤矿企业，并宣布广东省永远退出煤炭市场后，粤北山区的人民生活更加贫穷。同时，当地居民无力购煤取暖及日用，只好伐木为柴，致使大批林木被毁，严重破坏了粤北山区的植被及生态，并威胁着连江、武江、浈江及北江流域的水土保持和环境。

二、广东162家煤矿主2005年联名状告广东各级昏官。

梅州“八？七”矿难发生后，在中央的督导下，梅州一些官员因矿难免职，这让以张德江为首的广东官员吓破了胆，为保乌纱，竟无视国务院关于“整顿煤矿的目的是为了安全生产，整顿并不是为了关闭”的宗旨，不加整顿就强行关闭全省全部合法煤矿，其中广东产煤大市韶关、清远两市就关闭了162家！致使几十万产业工人失业，生计困难，地方经济产业结构惨遭破坏。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韶关、清远两市162家煤矿企业主奋起抗争维权，联合聘请深圳广东正翰律师事务所知名律师刘子龙全权代理维权事宜，状告广东各级昏官。

刘子龙律师立即联络一些传媒记者对事件内幕进行调查，结果让人大吃一惊。

韶关、清远两市位于粤北山区，是广东省最贫困的地区，当地的主要经济基础就是煤炭、铁矿、水泥、火电和运输业。其中煤炭产量占广东全省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多年来这些产业互相依托，已经形成了一个牢固的经济产业链。而煤炭正是这一个产业链的龙头，已成为了两市经济的支柱，直接或间接地担负着解决两市近百万人的生存和温饱的重任。多年来，经过省、市、区三级政府的严格管理及多次整顿、改建扩建，尤其是经过了2003年以后长达两年的“并井压产”整顿之后，投资人投入了大量资金，更新了设备，安全性大大提高，所有煤矿均取得了国家要求的“四证一照”，其《煤炭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08年12月31日。但梅州“八？七”矿难发生后，韶关、清远两市政府在张德江支持下，未经整顿和检测评估，即炸毁、关闭两地全部煤矿。

国务院及主管部门的规定本来强调，即使是“问题企业”，也要给“一次停产整顿的机会（包括证照不齐全煤矿）”，在整顿验收时确实不合格的煤矿才能予以关闭。韶关、清远两市主要领导为保省领导的自己的乌纱帽，却非法实行“四不见”的土政策（“不见厂房、不见井口、不见设备、不见人”），并盗用矿主之名义称是矿主“自动申请关闭”，同时不准投资人拆除井下设备，把井上设施全部捣毁，给经营者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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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龙律师的调查报告认为：韶关、清远两市所有的煤矿都不是两市政府投资建设的，政府打着“安全检查之名”一句话就关闭民企煤矿，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政策依据，是毫无法制观念的赤裸裸的侵权行为。韶关、清远两市政府关闭煤矿给投资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不下五十亿元，间接损失则有几十万人失业，煤矿关闭后两地失去支柱产业，钢铁、水泥、火电、制砖、运输、维修等行业因缺煤而停滞发展。由于外进煤炭路途遥远，成本奇高导致广东居民生活用煤已突破每吨1500元，液化石油气15公斤已突破130元，出现大范围煤荒、气荒，造成了当地水泥、火电、制砖、炼铁陷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大批工人失去生活来源，上百万人陷入困境；由于煤炭价格飙升，冬季到来，当地居民无力购煤取暖及日用，只好伐木为柴，致使大批林木被毁，严重破坏了粤北山区的植被及生态，并威胁着连江、武江、浈江及北江流域的水土保持和环境。而今两市和广东省主要领导的乌纱可能是保住了，但两市经济和广东省经济却濒于崩溃或大滑坡，至少倒退十年；矿区百姓民不聊生，陷于水深火热！

考虑到广东司法界受到地方政府的控制，刘子龙采取了以先向国务院状告广东省的非法律行为维权方式——2005年12月5日，刘子龙代表广东省韶关市、清远市162家煤矿主赴京向温家宝总理并国务院呈报了一份《紧急报告》，报告要求国务院对这一恶劣行径予以制止，责令广东省政府立即纠正不加整顿即关闭所有煤矿的错误行为。

《紧急报告》指出：中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煤炭法》第六条规定：国家保护依法投资开发煤炭资源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广东省委支持下的韶关、清远两市政府野蛮粗暴的执政行为，不但损害了经营者的财产权益和经营权利，同时也是违反宪法的行为；如果说任由矿难发生是对矿工生命的漠视、是对损害公民生命权利行为的放任，那么韶关、清远两市及广东省领导担心矿难发生影响个人升迁、为保乌纱竟野蛮关闭煤矿则是对投资人财产权利的粗暴侵犯，是对社会对人民的故意犯罪，是对宪法的恣意践踏！

然而，此案因牵涉到张德江等广东高官，温家宝只是采取了一个折中措施，建议广东省对每个矿主赔偿一点损失平息民怨，结果广东省政府就令各地政府以每家煤炭企业补偿人民币三十万元，不论企业大小损失多少。以此大事化小，不了了之。

而今，“08雪灾”再次证明，张德江非法关闭全省所有煤矿企业，并宣布广东省永远退出煤炭市场，严重削弱发广东省的抗灾能力，给广东人民和全国人民都带来了深重灾难，广东省新省委应当尽快纠正这一重大战略失误，尽快恢复广东煤炭工业生产！

三、张德江非法关闭广东省所有煤矿企业，并宣布广东省永远退出煤炭市场，导致“08雪灾”重创广东湖南的严重渎职不是偶然的，而是其专制作风和不学无术的必然。

历史俱在，在张德江2002—2007年主政广东的五年中，广东出现了民主减量，经济衰退的大倒退，由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变为“二等兵”。

广东近五年民主减量的经典事件是“孙志刚连累《南方都市报》案”——张德江一到广东，就出现大学生孙志刚被当作“三无人员”打死于广州市收容所的践踏人权民主的惊世惨案——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排除各种阻力，在当日显要版面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这一提醒政府改革收容制度的合法舆论监督，张德江却认为是《南方都市报》给他抹黑，竟然以莫须有罪名将《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及其总经理打入诏狱，直到其离开广东时，冤案才部分解冻。

再以我个人而言，这五年全家三人无一人享受“选举人民代表”的权利，且我所在的小区，二千多人，没有听说一人曾依法选举过人民代表。在张德江治下的广东人民，可以说绝大多数公民没有享受到公民应有的民主权利。这也就是我不得不直接向“08全国两会”秘书处写此公开信的原因——如果我知道有谁是代表我所在社区的人民代表，我就可以直接向其反映，请其代言，用不着这样麻烦了。然而，没有人能告诉我谁能代表我参加全国人大会议。

至于广东经济大衰退，只要看看今日大批广东企业外迁，大批外来工向内地转移，足以证明。甚至广东新省委书记汪洋近日也将全省各地的主要领导七十余人全部带往江浙“长三角”取经考察——此情此景，有谁能说，广东没有从昔日的全国经济排头兵的座位上掉下来？！

综上所述，张德江应该就“08雪灾”中广东省政府的失职与渎职作出深刻检讨，借两会之便，向全体广东人和全国人民道歉！——近日在广东省、广州市“两会”上，已有许多代表指出，广东省政府原来制定的“春运应急预案”严重落后于实际形势，仅仅预计广州火车站最大流动人员聚集量为二十万人，实际上则是多日超过六十万人，如此严重预计不足，正是“08雪灾”中广州火车站拥挤瘫痪，多次发生非正常死亡和病倒事故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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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相联系到张德江的学历：“1972－1975年，延边大学朝鲜语系朝鲜语专业学习；1978－1980年，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经济系学习”，张德江他先是“工农兵学员”，再是上国际上不承认学历的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张德江一直没有受到良好的专业教育！这样一个既没有真正高等教育背景，又在实际工作中不虚心学习，一再践踏民主法制涉嫌重大渎职的人，怎能放心让担任其主管全国工业的副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据此，谨书此公开信，强烈要求“两会”建议张德江请辞副总理提名，宁可让其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也绝不能让其主管全国工业，埋下再制造非法关闭广东省所有煤矿企业和“08雪灾”事故的隐患！

最后附带一建议，今日各地提拔领导干部，都以形成“事前公示制度”，小官尚要公示征求民意，宰相级副总理高官，何不也实行“事前公示制度”？“中国特色”不至于“公示不上大夫吧”？！

谨盼公开回复！

（注：本人与张德江素不相识，无冤无仇，此信既是维护自己权益和民众利益，也是担心张德江“小个背大包”，力不从心，勉为其难，最终落个“因嫌乌纱小，致使枷锁扛”。拳拳之心，天公可鉴。）

 

二零零八年二月六日、七日，我应邀出席美国“全国早餐祷告会”，并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基督徒们分享我的信仰之旅。全国早餐祷告会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时期，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华府一年一度的重要活动。每年的祷告会都有几十位参众两院的议员出席，并由来自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位最具影响力的议员主持。历届总统及第一夫人均亲自出席并发表演讲，因此人们习惯称之为“总统早餐祷告会”或“白宫早餐祷告会”。其实，总统与其他参与者一样也是被邀请的对象，白宫亦并非会议的组织者。组织该活动的是基督教福音派的非赢利机构“联谊基金会”，该机构与国会和白宫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其负责人强调指出：“宗教与政治是分离的，但耶稣的思想具有凝聚性。”祷告会虽然明显带有基督教色彩，但也邀请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不同教派的人士共同聚会。毫无疑问，基督教精神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基督教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影响力，但由基督徒主导的各种社会活动却有相当的包容性。

祷告会的正式活动从六日的午餐开始。在华盛顿最大的酒店希尔顿饭店的宴会大厅中，来自美国各州以及全世界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人士、科学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高级官员和外交使节等两千八百多人济济一堂。许多身穿民族服装的人士格外引人注目，有一位印第安酋长，身穿兽皮战袍，头戴色彩斑斓的羽毛冠冕，骄傲地在会场里游走；还有一位印度僧侣，白衣飘飘，白布裹头，瘦骨嶙峋，宛如当年的甘地。他们都吸引了人们好奇的目光。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的，也许就有来自诸多国家和民族的客人。比如，与我的同桌过的便有日本学者、缅甸大使、柬埔寨难民、韩国基督徒、美国牧师和大学教授、印度科学家、法国商人等不同身份的人士。也只有在美国这个移民熔炉，才能获得如同身处“万国博览会”一般的感受；也只有在美国这个真正的“大国”，才能体验到“所有的国内事务都与国际事务息息相关”的道理。

主持会议的两位国会议员互相打趣说，这是目前针锋相对的两党人士惟一可以坐在一起的时刻。其实，一年一度的全国早餐祷告会，始于国会内部每周一次的小型早餐祷告会。当年，美国的开国先贤们在起草独立宣言的时候，一度对许多问题争执不下。德高望重的富兰克林遂建议大家一起坐下来祷告，让从上帝而来的公义和爱引导大家求同存异、互相包容，一起领导人民走向自由和独立。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成为举手投足都对世界格局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的超级大国，美国为捍卫自由和民主价值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但也犯过若干严重的错误。国会山的领袖们意识到谦卑、谨慎、合作精神的重要性，因此便形成了两党议员每周在一起祷告和早餐的传统。会议主席安森议员说：“这是华府少有的人人都可以畅所欲言，甚至说出自己隐秘的私人事务的时刻，议员们不再戴着政客的面具，可以呈现出自己软弱的一面，并向他人寻求和获得安慰及帮助。”由国会内部小型的早餐祷告会发展而来的面向全球的、大型的、公开的早餐祷告会，则更有全球视野及前瞻性，其主题是“以求放下彼此间的分歧，寻求和平与相互理解”。在会议期间，主持人多次建议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为个人、家庭、国家、民族和世界和平来祷告。

第一位在大会上发表演讲的，是美国著名的神学家、布道家和作家华理克。华理克曾经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重要的十五位精神领袖”之一，他在加州创办了超过两万人的、享誉全球的“马鞍峰教会”，他先后培训了三十五万名的牧师和传道人，他撰写的《标杆人生》一书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是销量仅次于圣经的基督教书籍。在大会主席详尽地介绍了他的履历之后，华理克幽默地回应说，自己要是能够有主持人介绍的一半那么好就心满意足了，而主持人对他的介绍太多太长了，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讲话了，大概只能给大家讲几句就该说结束语了。美国人即便是讨论最严肃的问题，其开场白一般也幽默风趣。华理克在演讲中指出，当代社会面临五个最为严峻的问题：贫穷、精神空虚、疾病、个人崇拜及因为教育的失败造成的文盲人数上升。解决这五大问题的钥匙在于，人们必须重新思考什么是真理、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之中。人类是上帝创造的，人是上帝所爱的子民，上帝就是爱，人不是意外之物。认清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之后，人就不会有自卑感，也不会变成自大狂。上帝让人们和解，互相原谅。这是一个和解的时代，惟有和解才能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他说，认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人们应当经常阅读作为上帝话语的圣经，尽管很多篇章长期都无法明白，即便他本人也有很多段落始终不能参透，但这并不妨碍人们选择过一种信仰驱动的生活。就好像人们大都不懂得汽车发动机的原理，却能够发动汽车上路一样。

第二位演讲者，是来自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一个致力于种族和解的基督教非盈利组织的主席山米。山米身材单薄，胡须黝黑，一看便是中东地区的居民。他告诉大家，他来自一个充满苦难的地区，人们一提起这个地区，便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仇恨、鲜血、眼泪和难民营来。他的祖父在巴以冲突中被杀害，从此他们一家人便陷入到长久的困顿之中。但是，家族的悲剧并没有使得他被愤怒所驱使而成为恐怖分子，在他赴美国留学并接受了基督教之后，他开始深切地思考：作为巴勒斯坦人，爱敌人意味着什么？巴勒斯坦人是否可以爱以色列人？受信仰的驱使，他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回到巴勒斯坦创办了一个宣扬和解的非盈利机构。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的努力不仅得不到同胞的认可——许多同胞将他看作是本民族的叛徒；也得不到以色列方面的支持，有一次以色列士兵对他实施了暴力的殴打，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尽管如此，山米仍然坚持他的事业，他不恨那些殴打他的犹太人，他说，他们就是些死于纳粹集中营中的波兰犹太人的后裔啊！他指出，爱敌人不是消灭敌人，而是将敌人变成亲人，就好像在婚礼上两个人合而为一一样，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也可以合而为一。他的努力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支持，因为爱比恨更有力量。在山米演讲结束走下讲台的时候，我看到几名身穿犹太服装、头戴小圆帽的犹太拉比主动上前与之热烈拥抱。

这些演讲是如此激动人心且感人至深。在分组举行的晚餐会上，我们走进亚太地区的宴会厅，倾听一位来自柬埔寨的基督徒的见证。这位满面沧桑、皮肤黝黑、头发花白的男子，一看便可以知道身上背负着一个民族沉痛而惨刻的历史。他告诉大家，在红色高棉实行的阶级清洗当中，他的家族便有超过三十名成员被杀害——那些被害者其实没有任何罪过，仅仅因为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便在受尽酷刑之后遭到杀戮。他本人是一名偶然的幸存者，后来移居美国并获得了医学学位。当柬埔寨的重建工作展开之后，他毅然决定回到祖国去，以医学特长为同胞们服务，同时也致力于民族和解的工作。他含着眼泪说，百废待兴的柬埔寨再也不能有血腥的杀戮了，那片仍然布满地雷的土地上，最需要的上帝的爱和怜悯。我被他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想，包括柬埔寨在内的若干东南亚国家，应当是华人教会宣教的重点。昔日，由毛泽东输出的暴力革命让这些国家战火纷飞、苦难深重，几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今日，如果中国能够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向周边各国，既是一种赎罪，也是亚洲精神复兴的希望所在。

会议的高潮是七日上午的早餐时刻——总统莅临的时刻通常是每年二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的星期四，今年恰好是中国的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当我们六点钟天还没有亮便赶到会场的时候，四周已经是警车云集，进入大厅需要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查。我们排长队经过安检，按照门票上的桌号坐定之后，才发现在主席台上就座的美国政府、国会和军界的重要官员，可谓“群贤备至”。如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军方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佩斯将军及若干位内阁部长等等一个比一个醒目，可见全国早餐祷告会虽然不是一个政治活动，但政界人士均对其相当重视。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出现在会场上的时候，人们纷纷走上去与这位越战英雄握手致意。麦凯恩在共和党党内初选中一支独秀，胜券在握。作为一名资深参议员，他多次出马竞选总统大位，在党内提名阶段均告败北，如今廉颇老矣，重披战袍，老骥伏枥，面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和奥巴玛凌厉的攻势，能否为共和党创造辉煌，尚是未知之数。与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和奥巴玛的缺席形成对照，麦凯恩的出席显示出他希望以此拉近与美国宗教保守人士的距离的良苦用心。由此也可以看出，美国占人口三成左右的福音派基督徒，对总统大选及社会走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全国总统早餐祷告会虽然标榜“非政治性”，但鉴于华府乃是世界政治的中心，不同国家及政治倾向的政治家和活动人士，也以在此次聚会上露面并表达观点为荣。主持人隆重介绍前来出席会议的嘉宾的时候，仅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便多达十多位，这一盛会确实具有相当的国际性。

布什总统及第一夫人姗姗来迟，比预定时间迟到了十多分钟。当他们入场的时候，全场人士均起立致以热烈的掌声。虽然在场的许多人并不认同布什的一些具体政策，但他们仍然对总统表达了诚挚的敬意。这不是一种虚情假意，这是对总统这一上帝和人民共同赋予权力的职位的尊重。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布什总统，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第一夫人——与咄咄逼人的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相比，笑容可掬的劳拉显得贤淑温和，也更有女性的魅力。布什总统首先上台演讲，他开口便是一句自嘲的话，他说今天迟到了，是因为自己太懒起不了床。这是典型的美国式的幽默。我们很难想象东方国家尤其是专制国家的元首，会在民众面前如此“作践”自己。美国媒体经常嘲讽说，布什是一位有些笨拙的、说话经常出差错的总统。上次在白宫与布什总统会谈的时候，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只是觉得他说的大都是老百姓都能听懂的大白话，且比言词较轻松随便，不像老谋深算的政客那样反复斟词酌句。而今天他一开口便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将五十六届早餐祷告会说成了五十五届，经过主持人的提醒才立即更正。但是，许多美国人偏偏就是喜欢这样的领导人——有缺点，跟日常生活中接触的亲朋好友一样，他们才感到放心。

布什总统接下来的演讲却感人肺腑。他说他是借着祷告来应付美国总统所面对的巨大压力，以及经过祷告以后才做出各种重大决策。他说：“当我们每年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把工作时的争论放在一旁。我们承认我们依赖上帝，我们共同祈祷，众口一声，祈求他保佑我们的国家。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我们承认，地上的力量都是有限的。”他没有谈及美国面临的那些具体的政治争端，而是更多地与众人分享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他告诉大家说：“我相信祷告的力量，因为我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已经感受到，祷告协助我面对总统职务的挑战，我现在清楚了解在狂风巨浪中心存宁静的真谛。”他说，他不害怕争议，对他信仰的挑战，只会增加他的胆量：“信仰使我得自由，让我能自由地以正确的眼光来看当时的问题；让我可以自由地做出决定，尽管别人可能不喜欢；让我可以自由地去做对的事情，即使别人并不赞同。”布什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尽管有许多人批评他的国内国际政策以及德州牛仔的作风，但很少人怀疑他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而精明能干的克林顿恰恰相反——在克林顿的性丑闻大白于天下之际，他在早餐祷告会上遇到了困难，也获得了安慰。民主党议员李柏曼虽然在媒体上严厉批评之，但在祷告会上却为他特别祈祷，求上帝接受克林顿的忏悔，并帮助他与家人和谐相处。共和党议员拉吉特则说：“总统先生，四年来在国会历次投票中，我没有一次支持过你。但我要告诉你，我关心你、爱你，这是耶稣不可思议之事的一部分。”布什虽然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但他也将祷告会看成是寻求力量和勇气的源泉。作为政治家，布什是否“伟大”还有待历史的考验；而作为基督徒，他确实一直在为上帝作见证，正像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麦考利斯德所说：“自从林肯以来，从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像布什这么频繁地提到神；自威尔逊以降，从没有人像布什一样穿上被全能神所拣选的外袍，要在地上成就神的心意。”

紧接着担任主讲的是“美国非裔发展基金会”主席布雷姆。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从一名成功的商人变成这家NGO组织的负责人的：十多年前，华盛顿特区主教邀请他到一起非洲去访问。那是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也一无所知的地方，他并没有接受这个邀请。没有想到，上帝却感动了他，让他在最后一刻与主教一起登上了去非洲的航班。这趟旅行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回来之后便创办了这个小小的基金会，将后半生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其中。如果以每年的预算和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而论，这个基金会与美国许多财大起粗的基金会相比根本不足挂齿，但他们的工作却荣神益人，给那些绝望中的人们带去祝福与希望。正如布雷姆所指出的那样，圣经中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在弟兄中最小的那个身上所做的，便是在我的身上所做的；因此，他在非洲那些骨瘦如柴的孩子身上所做的，便是是耶稣身上所做的。他说，他在非洲的工作比他曾经辉煌的商业生涯更有意义，也给他本人带来了幸福和满足。布雷姆还高度赞扬布什总统对非洲问题的关注：“在布什总统的承诺并在国会的合作下，使美国对非洲的援助创下了增长四倍的历史纪录，来对抗非洲贫穷及艾滋病问题。”与克林顿光说不做相比，布什在任内默默推动了针对非洲的若干计划，包括以一百五十亿美元对抗艾滋病的五年计划、消灭疟疾计划，以及把美援与反贪腐和市场改革串连的千禧挑战帐户等等。正是在美国政府以及许多像“美国非裔发展基金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近年来非洲十多个国家大大改善了清水、学校、基础设施和医疗服务。布雷姆的演讲结束之后，布什总统及第一夫人起身与之握手并拥抱，全场均起立向其致以热烈的掌声。

是的，在早餐祷告会上，从总统、将军、议员到普通人的许多动人故事均表明：祷告，恒久的祷告，以及在祷告之后听从上帝的呼召，勇敢地实践自己的信仰，就能够改变世界。

——二零零八年二月十八日

社会飞速发展，道路变的宽而拥挤，楼房变的高大而密集，女人变的漂亮而云集，男人变的潇洒而自信，唯独我等老朽，目不暇接这番美景，倍感无法汇入“现代化”潮流之中。无奈的，自顾自的，回味着往事，往事也许值得回味。

有心脏病的人，可千万别执意的要体验一番监狱的滋味，那不是人待的地方，狱卒们从干上这一行儿的那天起，就已经被严格的训练成为没有良知的人。即便有良知，也要被埋没，被压制，否则就要离开这个行当。开启牢门总要发出重重的声响，我一直不解，难道不能轻一点，温柔些吗？不能，原因在于：开启牢门这项平凡的工作，彰显的是荣耀，是正义。荣耀岂能轻轻的柔柔的？正义岂能不让“反动派”心惊肉跳？所以，想做“坏人”的心脏一定要好，否则，吓也吓死你！

狱卒玩笑道：动物凶猛，请勿靠近。进了监狱的人，都被同类的看守认定为“凶猛的动物”，不再是人。对付这种动物，不需要情感，不需要理性，只需强制驯化，行为，思想要不折不扣的依附于“人”。

享受驯化的“乐趣”，机械的过着每一天，定点起床，定点放毛，定点吃饭，定点思考，定点休息，单调而乏味。

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可是，在那种地方，没有限度。折磨是无限的，持久的，要么去死，要么选择尽早离开。只要在那里一天，你就必须忍耐，不要幻想慈悲与怜悯。

号里三人，都已结案，等待法院的判决。为此已经有一段时间，牢门只会定点的开启。一天清晨，牢门不合时宜的打开了，老号的目光转移到我的身上，准确的告知我：今天的牢门是为你开启的。果然，狱卒叫到我的名字，说了声：法提。法警在大厅等候，见到我问道：“叫什么名字”回答：“刘京生”。“什么罪？”回答：“反革命”。法警给我戴上手铐，让我在此稍等片刻，自己走向女筒，提出一人。这人是付月华。我们三人还去了一趟伙房，领取了几个窝头，几块咸菜，领的时候，法警告知，要多领一份，解释其原因时说道：“给魏京生领的。”当年的“中法”在正义路，领窝头，咸菜意味着中午这顿饭是要在那里吃了。

我和付月华先上了车，121后开门。这种车当时主要有两种用途，单位用作拉货，公安用作押解犯人。车上有两排木制座位，座位是给押解人士预备的，嫌犯只能坐在地上。地上油污，湿润，肮脏。嫌犯所坐的方向与行车方向正好相反，坐下后，目光直视的是一扇紧锁的铁门。铁门上有两扇小而污浊的玻璃，外面的一切变成雾茫茫。稍等片刻，魏京生也上了车，坐在我的旁边。见到我，他微微笑笑。在此情此景下，这种微笑蕴含太多内容，无法用几句词汇准确表达。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他的微笑中没有向我传递“要坚持到底，做个堂堂男儿”的信息。魏京生与我挨的很近，近到能嗅到对方身上的气息——一种看守所特有的气息，潮湿，阴冷中夹杂着的淡淡烟草味——不管你是否抽烟，都会具有这种特定的气息。

魏京生让我坐到他的双脚上，以抵御潮湿，抵御油污，抵御肮脏。我拒绝了。谁都会拒绝，没有哪个人会忍心坐在把一切“罪过”都揽在自己身上的人的脚上。法警在上车时严厉警告不要说话，面对此景，他们也保持沉默。我用余光扫了一下高高在上的法警，严肃面孔的背后，掩饰不住在他们内心涌动的丝丝敬重。

魏京生在我拒绝后目视了我很久，开始是执意的希望我坐在他的双脚上，后来有些失望，再后来的目光似乎传递了对我的不解：或许他在想：你怕接近我吗？我不怕！多少年来，我一直想告知你：我的拒绝还有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我愧对你！这种愧疚一直伴随我，折磨着我，我总想报答。我喜欢生活在梦境中，在梦境中，我一万次的计划搞一次完美，成功的劫狱——让你脱离苦海，尽享“荣华”！…… 直到我与你享受了相同的十五年待遇后，愧疚的压力才稍稍得到些缓解，这也许就是命吧——一次侥幸，不会次次侥幸，该承受的，迟早要承受，逃不掉。

法警要求被押解的嫌犯低下头，不要四处张望，这倒不是他们刻意的侮辱，更深层次的理由是：一怕嫌犯借机窥视逃跑路线，二怕在自由世界强大的诱惑力下，嫌犯失去理智，铤而走险。其实，透过一小块污浊的玻璃能看到什么？经过繁华地带，你唯一能看到的就是路口的红绿灯，在污浊的背后，红绿灯留在我心中的是：自由的象征，色彩的斑斓！看到她，我激情涌动。

同行的付月华是因“反饥饿，反迫害”游行被提起公诉的，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罪”，起诉书列举的事实是，堵塞交通达二十分钟之久。她进去的时间比我们早。她被抓后，《探索》还为此发表文章，谴责崇文分局的非法绑架行为。大号标语甚至张贴到天安门城楼下的观礼台上。我们的行为引来了不少记者，大都是国外的。贴上的标语很快被有选择的撕掉，只剩下：强烈…崇文分局…付月华，被撕掉的字句是：谴责，非法绑架。像是在做文字游戏，加上几个字就会变为：强烈要求崇文分局拘捕付月华。现在，言论是“自由”了，却只限定在网络上，想在天安门做点文章，非得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早知付月华大名，却是第一次见面。想必付月华也不知我们是谁。听到她对法警讲：“我要是坏人，为什么那么多人为我呼吁？”听到这话，我暗自一笑：是呀，替你呼吁的人也都进来了，也成了“坏人”。这真是：穷帮穷，富帮富，“坏人”帮“坏人”。可惜，都帮进了监狱。法警看了看我们，笑了笑，心里一定在想：这个付月华幼稚的很。

魏京生服了十五年刑还要自找进去第二回，可谓：痴心不改。付月华，服完刑后，艰难度日，如今孤身一人。岁月流逝他们的青春已不在，而理想的实现依旧无期。

“理”总是相对的，绝对的“理”只能存在于无限的宇宙中。概念也是，“进步”，“发展”如不严格的限定在一个特定的范畴，也无从谈起。道路变宽了，只能说明资金的铺垫，不能由此免去拥挤带来的祸端，楼变高了，只能说明一个大都市有了形象，不能由此忘去强拆户的哀鸣，女人变美了，只能说明人性的回归，但从另一个角度考量，不难发现，美女大多向金钱靠拢，男人潇洒与自信的背后，无法掩饰辛苦劳作的无奈与艰辛。

中国的繁荣，不属于多数人，莺歌燕舞为时尚早。让我们先否定吧，置否定而后生！

2007，12，29.

 

谁是我们的主人？谁是我们的仆人？作为社会个体、作为职务中人，该如何进行身份认同？这都是问题。

这是一个很让人感慨的故事——其实不算故事，只能算“细节”，它发生在美国，对求解上述问题有很大的帮助：

埃米莉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的管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个下午，作为林登·约翰逊政府经济顾问的加尔布雷斯，那天因为很疲倦要睡会儿，他吩咐埃米莉挡回所有电话。

不久电话铃响了，是林登·约翰逊总统自己从白宫打来找加尔布雷斯的。

电话被埃米莉挡了回去：“他正在睡觉，总统先生。他说过不要打扰他。”

林登·约翰逊说：“那就请你把他叫醒。我有事要和他谈。”

埃米莉没有通融：“那可不行，总统先生。我是为他干事不是为您干事的。”

后来加尔布雷斯给总统回电话，林登·约翰逊还挺高兴：“告诉那位女管家，我想让她来白宫工作。”

加尔布雷斯回忆这一幕时，心境必定是温暖的。温暖让生活绚丽，让人生美好。在这里，加尔布雷斯是埃米莉的主人，而埃米莉则是总统林登·约翰逊的主人；换言之，埃米莉是加尔布雷斯的仆人，而总统是埃米莉这些公民的仆人。当然，这里所谓“主人”“仆人”，都是不同身份之间的关系表述，不存在褒义贬义之别；也就是说，无论是埃米莉，还是加尔布雷斯，还是林登·约翰逊，大家都是平等的。正因为这种骨子里的平等意识或无意识，使埃米莉脱口而出：“那可不行，总统先生。我是为他干事不是为您干事的。”

向普通美国公民埃米莉致敬。是公民环境的长期熏陶，使普普通通的女管家埃米莉以自然的、平等的眼光看待众人，包括总统。总统对她来说无非是“仆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仆”，因为总统是老百姓雇佣来为大众服务的，百姓使用的是纳税的钞票和投出的选票。美国总统权力够大的了，但没有任何“高人一等”的“地位”。对于埃米莉来说，她决不会将自己的行为纳入权力的逻辑结构当中，因为总统的权力无论多大，无非都是“全心全意为公民服务”的。

向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致谢。这位在1963年接替遇刺身亡的肯尼迪而任职的美国第36任总统，尽管内政外交多有褒贬，但他能高兴地说出“我想让女管家来白宫工作”，而不是用鼻孔看人，这为一个平等的公民社会增添了一丝绚丽的色彩，应该感谢他。

我的文章说到这里，其实对“忠于主人还是忠于权力”的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下面回到“现实生活”：辽宁西丰“进京抓记者”的事，已经甚嚣尘上；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县委书记张志国，鼓捣重大的政绩工程——号称全国最大“土特产航母”的“大市场”，“无偿”拆迁了女商人赵俊萍的加油站；女商人未获拆迁补偿，于是叫板“县太爷”，从而发生了所谓“西丰诗案”，结果身陷囹圄；京城《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为此采写了“一场官商较量”，西丰“一把手”就让手下若干人马进京拘传女记者，罪名是“涉嫌诽谤”。1月17日《南方周末》刊发了对西丰“大市场案”进行再调查的报道，那“西丰拆迁”大抵是“嘉禾拆迁”的翻版。嘉禾拆迁的名言是“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原来西丰拆迁也是如此这般。在整个事件中，县委书记张志国始终是权力无边的“主人”，商人赵俊萍也好，记者朱文娜也罢，在他眼里都是“仆人”，而且是可“奴役”的仆人，想让你入狱就巴望着让你入狱。

权力仆人要忠于授权主人，这本来不是个问题，现实却让它变成了一个问题。对于公务人员来说，百姓是主人，别忘了公务就是为公众服务的，你是服务者；对于百姓来说，包括各级官员在内的公务人员是我们的公共仆人，这些公仆是我们花钱请来为我们服务的。这是大逻辑大前提。如果这样的逻辑前提被颠倒了，包括商人、记者在内的百姓，恐怕是不会有平安、安全的日子好过的，所以，公民社会必须坚定地将其矫正过来、颠倒回来。

在现有的“权力矫正”系统中，只追问权力中人“抓人”是没有多大效果的，人家来个“道歉”就完事了；如今追问“政绩开发”中荒诞行为，是深入了一步，但这也无法扳倒“权力冲动”，因为人家的理由是“拆迁是为了造福一方”；所以，就得追问“一把手”们隐藏得很深的腐败问题，这才可能让其滚下台来。“不查出腐败就不会下台”，这其实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大问题，进入真正的公民社会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终有一天，我们的百姓能够自然地说：书记，是你为我干事，而不是我为你干事的。

 

作者：刘洪波 杂文家，长江日报评论员

我们和西方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导致了西方误解我们，但我们是否也会误解西方呢

1月15日的《环球时报》报道说，中国登记暂住人口的政治面貌，遭到西方一些媒体和组织的误解。这个本来意在“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的政策，被“人权观察”组织误读为“此举是想在奥运会前将不希望看到的人赶出首都”，而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其网站上发布文章援引了这一误读。

前几天，我看到国内有不少媒体发表评论，也对登记暂住人口的政治面貌发出了疑问。这些疑问中，有的再次表达了对暂住证的不同看法，有的则仅仅限于对登记暂住人口政治面貌的不同看法，但没有人在文章中说这一政策有“将不希望看到的人赶出首都”的嫌疑。

我想，国外一些媒体和组织将这一政策理解为“想在奥运会前将不希望看到的人赶出首都”，可能确实是一种误解。因为，是个中国人就知道政府的权能和力量大到什么程度。

我还没有领会登记暂住人口政治面貌的深远意义。暂住人口政治面貌不明带来了什么问题，我几无了解，也不能想象。现在登记暂住人口的政治面貌，我想，那一定还要辅之以查验办法，以避免不去登记或登记不实的行为。政治面貌变化了，要到公安机关去及时更改。此外，公安机关登记政治面貌后，估计还要负责将流动党员的信息通报有关方面。想到这些，我不禁要预先慰问一下公安机关：你们辛苦了。

《环球时报》提到，是BBC和“人权观察”误解了登记暂住人口政治面貌的政策，但报道却用上了“西方误解中国登记流动人口”这样的标题。固然，他们都在西方，但概言“西方误解中国登记流动人口”还是未免太扩大化了。而且我不记得我们说过东方的媒体或组织误解我们的事，事实上我们只有“西方媒体”的说法，而没有“东方媒体”的说法。是东方媒体或组织未曾误解我们，还是他们也有过误解但我们没有说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脑子里的印象只是，如果有误解，一定在西方。

《环球时报》说的是“误解”，很客气。而据该报提供的情况，“人权观察”攻击过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在“捍卫人权”的借口下，近年来经常无中生有地拼凑事实攻击中国，英国媒体最近几年对中国的报道还算客观，但在一些政治问题上，仍然存在炒作。

看过这些材料，他们一个是攻击，一个是炒作，起码是曲解嘛，怎么能说是误解呢？但《环球时报》到底说的还是“误解”，而且通过一位专家说了“由于西方在历史背景、社会管理手段上与中国有很大不同，存在这种误解可以理解”。

我们和西方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导致了西方误解我们，但我也想到，我们是否也会误解西方呢？这可没听说过。我们不会误解他们，只有他们才会误解我们。我们对自己的理解力总是充满信心，相信自己准确地判断了所有问题。

是的，我们没有误解。———我们只有“历史性的误会”。曾经，我们猛然发现，原来洋人并非不可理喻，原来西方并非只有大炮好，原来西方人也有家庭观念，原来西方也并非人人都有一颗狼子野心……这些“误会”都要以历史的跨度去丈量它影响的时间。但当时，我们甚至不屑于去理解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我们发现西方总是在对我们发生误解，而不像我们对他们只有“正解”，并没有误解别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