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基督教传道人王子胜(下)

 

前奏

2007年8月6日傍晚,我们一行4人,风尘仆仆地再次造访67岁的圣徒后裔王子胜,不料迎头撞上铁将军把门。围绕这陡坡间的陋居,屋前屋后寻罢一圈,回头向村民打听,才晓得老人在山腰伺候包谷地,早晨就带饭出门,至今未归。于是在爱好运动的孙医生的提议下,我们沿着村中蛇形坡道,开始新一轮跋涉,与若干苗族男女及牛马狗擦肩而过。出村尾,在暮色苍茫中大约爬了七、八分钟的红土坡,竟望见我们梦寐以求的目标从天而降!不,像一块土疙瘩,从群山皱褶里滚将出来。

彼此都笑脸相迎,零距离接触时,孙医生顺势接过老人肩上的锄头,我则迫不及待紧握他的手,感觉捏住了大块磨刀石。边走边交谈,没想到时隔大半年,老人对我们的印象已经淡漠,我一再旧事重提,他才苏醒似的,猛捶一把脑门,大叫一声“你是——”,却没下文了。

老骥一路拍摄,老人瞟见机器冲着自己,就把腰板挺得笔直,步履坚实,说话也中气十足。“天上,地下;过去,将来;中国,外国;所有荣耀都归主”。

我频频点头,如这位矮个子传道者的应声虫。拢家之际,太阳刚好落山,天穹间突然浮现出交叉的彩虹。我虽然神经兮兮,对自然异象兴趣浓厚,可时不我待,只能不管不顾地挖出录音机。

屋内黑咕隆咚,开灯又昏暗不堪,老人就随我和孙医生在外面陡坎边坐下,连擦好几把汗水,谈话就在雨后蚊虫的大肆袭击中开始。

正文

老威:对不起,又来打搅你了。

王子胜:贵客啰。神的旨意啰。

老威:上次的采访出了点问题,录音被抹掉半边,所以这次从断掉的地方开始吧。

王子胜:好的。

老威:上次讲到你父亲王志明被抓,以后呢?他关押在哪儿?

王子胜:武定县看守所。

老威:4年多都没换地方?

王子胜:是的。

老威:能探监吗?

王子胜:能,但是见不着人。送衣服可以,送吃的不可以,也打听不到任何消息。时代环境不一样,我们经常忍受革命战士和群众的打骂,什么“你老子信上帝,那么坏,你咋个还不同他划清界线”;什么“上帝不是人民救星,只要毛主席、共产党才是人民救星,你们是信上帝呢,还是信毛主席、共产党”;还有什么“你老子是上帝的走狗,为啥还要送衣服呢?上帝与狗都是不穿衣服的”,等等。故意让你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他们就有了打你斗你的理由。其实完全不用找理由,作恶是没有理由的。

老威:对,撒旦统治中国也是没有理由的。

王子胜:但是我们有信靠,明灯就在心里。按政府方面的说法,本来像我父亲这样“罪大恶极又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是不允许同亲属见面的,可考虑到我们是少数民族,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还是特别批准见最后一面。

老威:你们晓得能见最后一面?

王子胜:我们,不仅家里,还包括村里的基督徒,天天祷告。自父亲被抓,就天天祷告,有感应的。对上不上十字架,有感应;对之前和之后会咋样,也有感应。

老威:是么?

王子胜:父亲是1973年12月29号被杀害的,提前一天,民兵就上门通知了。于是全家十几口倾巢出动,紧赶慢赶,走了几个钟头,才拢武定县城。经过几道关卡,终于在高墙内看见了朝思暮想的父亲——头发全部熬白了,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一挪步子,就唏哩哗啦,脚杆打飘。把全家人心痛得哭啊……

老威:你父亲戴着镣子?

王子胜:几年的脚镣手铐,到死才解下来。

老威:跟杀人犯同种待遇。

王子胜:全家人都拉住他哭啊,可候在旁边的公安人员吼了声“不准哭”。我们只好顺从掌权者,忍住了。人家又吼:来了这么多人!咋个说话?你先说?还是你先说?快点,时间有限哦。

母亲就对父亲点头:你能讲,以前都是你讲,我们听你的。

父亲会意地笑了。接着拿出当牧师的威严,开口道:我已经改造不好了,如今的下场是咎由自取,所以你们不要学向我,要听“上面”的安排。

老威:这个“上面”就是上帝了。

王子胜:对啰,信撒旦的不懂,信耶稣的一听就懂。接着是第二句话:你们要积极劳动,让自己有饭吃有衣穿;第三句话是:你们在各方面都要讲究卫生,使自己身体健康,不生疾病。

老威:这三句话的语气似乎都出自《圣经》。

王子胜:我们听得很温暖,因为后两句话,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父亲都一直在说;父亲之前的老爹,以及为老爹取名的外国牧师,也一直在说。我激动得又哭了,我说:爸爸呀,我们会好好听上面的安排!可是家里那么多娃娃等你养育,你改造不好,娃娃们就等不着了——这个意思是,爸爸呀,上帝安排你做牧师,做教会的领袖,你可晓得还有多少羊群等待着牧羊人归去?

我妹子接着说:爸爸呀,到了这一步,我只是舍不得你的子拜!

老威:啥子叫“子拜”?

王子胜:就是子弹。意思是子弹明天就要穿过去,我舍不得。她说不下去了,却没料到,就这一句含混话,大家都听懂了。四周顿时鸦雀无声,连人保组、公安局和端枪的大兵都埋起脑壳。也许他们在想:这个无罪的人啊,却不得不死掉。

老威:唉。

王子胜:我母亲拿出6个鸡蛋,忍住眼泪说:我是你的女人,没有公话。这些鸡蛋已经煮熟了,你收着吧。我父亲叉开淌血的手掌,上下左右拍了她,然后接过鸡蛋,留下3个,再还给她3个。

老威:这是永诀的祈祷,血十字前,分出两个三位一体。不禁令人记起苏格拉底两千多年前的临终箴言:动身的时刻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我去死,你们去活,何者为佳,唯上帝知道。

王子胜:我们都明白。这时候大兵过来将我们隔开,公安人员站在父亲和我们之间大声宣布:王志明已经被判处死刑,定于明天公审公决。遗体由政府处理,你们不用过问。

老威:为啥不用过问?

王子胜:我们再三请求,公安人员才继续宣布:王志明死有余辜,革命群众强烈要求,用炸药将尸体彻底销毁。所以你们可以不去大会现场。

我们大吃一惊,就连声求告政府“手下留情”,让我们收尸,并保证不立墓碑,不弄任何显眼的标记,不给社会造成丝毫不良影响。可人家摇头说:哪个晓得你们会利用死人搞啥子名堂?苗族历来是宗教迷信的重灾区。

父亲被押走了,我们还不走,坚持要收尸。公安人员火了,叫大兵把我们赶出监狱。没办法,作为基督徒,要顺从掌权者,我们只能含悲赶回村子。天已黑了,信主的群众,好几十人,还候在公路边。弟兄姐妹们一听要“炸尸”,都流泪。大家约定,当晚全部在家中祷告,求助于神,制止毁尸灭迹的革命行动。

老威:结果如何?

王子胜:我们祷告完就睡了,可能因为太累,连梦都没做。第二天大早,大队突然来民兵通知,叫我们准备马车,赶到武定县第一中学大操场参加万人大会,“拖反革命分子的尸体回家”。

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我们来不及生火做饭,揣点干粮,借辆马车就往县城跑,嘴里一直在悄悄哼《赞美诗》。抵拢会场,那个拥挤哦,那个口号哦,那个红旗招展哦,如开锅稀饭,人脑壳比开花的米还密,感觉是全中国人民都团结到这儿了。当时接受公审公判的有四、五个阶级敌人,除了我父亲,其他都判有期徒刑。

老威:四、五个反革命吗?

王子胜:不,是其他罪名,弄来陪我父亲的杀场。我们的马车一到,几个大兵就围过来,枪筒子指着喊:不准动!双手抱脑壳!蹲下!于是我们就蹲在马车旁边,背对会场,像瘟疫一般,与革命群众隔离开。

老威:你父亲呢?

王子胜:两三百米远以外啰。开会当中,大兵一松懈,我们就起来透过人脑壳缝缝打一下望,认清楚那个戏台,上面坐着两排领导,台前搭一架子,父亲站中间,左右是陪杀场的,全部五花大绑,挂黑牌。宣布“死刑,立即执行”的时候,又有几个大兵一拥而上,将父亲悬空顶起来,向广大人民示众。青天白日啊,整个会场却刮起一阵阵狂风暴雨。想想看啰,武定县多少公社?就算一个公社来几千,聚拢都是好几万。几万个拳头高举,几万个喉咙高喊:打倒!砸烂!万岁!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一切反动派垮台之时!

老威:疯了疯了。

王子胜:示过众,他们又朝父亲后颈窝插亡命标,多半个人高,5个罪名都在上头,“王志明”3个字打着红叉叉,很醒目。接着,父亲就被弄上卡车,游街示众。前头两辆小车开道,后头满满一车大兵压阵,架着机枪,上着刺刀,绕城个把钟头,才拉到武定郊区原先的小飞机场去打掉。

老威:你们可跟去了?

王子胜:枪指着,根本动不了。等群众差不多散了,大兵才吩咐:乖乖随我们走,要听使唤啰。于是我们牵起一条线,被大兵押到看守所门口,父亲坐牢的铺盖已经扔在那儿,一个公安说:反革命的破烂,领回去吧。

老威:谁为你父亲收尸呢?

王子胜:同村的。等他们赶起马车,跑拢飞机场,父亲已经倒在地下了。好几百群众围观,乌鸦鸦的一片。赶车的站在车头使劲摆手:收尸!收尸!人墙就自动闪出一条夹道。还剩一个大兵在里面守候,问了句:是不是他家里人?回答:是啰。大兵就吆喝道:走开走开!打得稀巴烂的死人,有啥子看头?快让人家早点收拾。

拉起尸体,他们来与我们碰面。我拿毛巾给父亲擦脸,妹子用铺盖掩住他老人家。这是1973年12月29号的下午1点,天非常蓝,阳光非常好,几万群众渐渐散去,街道渐渐敞开了。马车载着父亲出了县城,嘀嘀哒哒朝家走,比步行还慢,我家来的7个人就干脆左右相随着。一路看见雀子飞,听见雀子叫,竟觉得父亲的呼吸还没有停止。

沿途都有一些苗民拦住马车,向父亲道别。老的,少的,认识的,不认识的。甚至还有小孩。绕过山梁子时,有个小女娃娃竟然爬上车,掀开铺盖,将我父亲从头摸到脚。嘿嘿,我们不由自主微笑起来,暂时忘却了悲伤。

走走停停,太阳落坡才拢村子。全村男女老少都来迎接。感谢主啊,父亲的遗体一直很软和,从倒下去,到抬上马车,到拉回来,到天黑,到半夜三更,一直同活人休息差不多,脸有血色,皮肤有弹性,肚子还热乎乎的。那个关口上,干部和民兵从早到晚严防死守,只有到夜里12点以后,确定“那些人”睡着了,信教群众才一家接一家,陆陆续续摸上门来,做道别祷告。

老威:来过多少人?

王子胜:至少七、八十。在沟坎上溜,又不敢打手电,跟夜游神一样。大概过了两点,最后几个弟兄做完祷告走了,我们伸手摸父亲,才感觉身体发凉,手脚变硬了。

老威:的确算黑暗中的神迹。

王子胜:荣耀主,感谢主。

老威:他说该有光,就有了光。

王子胜:天刚蒙蒙亮,我和哥哥、弟弟、妹夫一起上坡,看好岩坎下的一个地方,就吭哧吭哧挖洞。一两个时辰,弄得差不多了,我们才返回家吃早饭。接着把墓盒(你们汉族叫棺材)先抬上坡,放进洞里,再回头接遗体。

老威:墓盒与遗体分开抬?苗族风俗吗?

王子胜:不是。怕苗民动乱,军车大清早就开过来了。大兵端着枪,满坡守起,明令除了死者家庭成员,任何人不准接近。当时本村外村好几十人,都自己跑来,原准备搞个下葬仪式,眼下却只能相隔几百米,傻傻望着这边,干着急,帮不上忙。遗体带墓盒,至少要8个劳力才抬得起,可家里只得4个劳力。我们试了几次,还喊了号子,都不行,只有分开运送,人最后钻进墓洞去封棺。

大兵一直守到土盖完,坟包垒起,我们下山拢家门了,才吹一声哨子,跑公路边集合报数,上车回城交差——其实他们巴不得溜快些,因为明天就是新年。

老威:1974年元旦。我十几岁。毛泽东、周恩来都病入膏肓,文革快搞不下去了。

王子胜:感觉得到。因为过了不久,政治气氛稍微宽松,村子里又恢复聚会做礼拜。政府发现了,就派人来召集苗民开会,教训道:枪毙反革命分子没几个月,你们不仅不划清界线,反而敢秘密聚会!真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谁带头的?站出来。于是我就站出来。

我是1976年初被正式逮捕的,扔进武定县关过我父亲的监狱。他们说我比父亲更坏,更不可救药,因为父亲的犯罪还有历史原因,我却属于明知故犯。开头4个月,我都关在禁闭间,两三平方米的黑屋子,水泥地,就一个洋瓷碗一个马桶,吃喝拉撒全在里面。

老威:跟狗洞一样。

王子胜:不如狗洞,因为始终不见光。只有等个十来天,马桶屙满了,才允许喊报告。大兵先撬开巴掌宽的监视窗,捂住鼻子瞅一瞅,再开门叫我出来倒屎尿。天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朦朦胧胧挨近茅坑,还得竭力稳住脚跟,提防腿肚子一软就栽下去。回到黑屋,眼珠子酸疼,要流好久的泪水才重新适应。

老威:屎尿味薰的?

王子胜:嗅觉已没有了。这人嘛,在茅坑上关多久也不会薰坏掉,可不能长期不见光。植物不见光一会儿就死,动物嘛,最多熬十几天,就要发疯。

老威:人在黑暗中不发疯,是因为有思想和意志。

王子胜:有上帝啊,他说有光就有光。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族共计7人蒙难。父亲遭杀害。二哥王子华,当时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任院长,也受父亲株连,叫造反派揪出来。因为忍受不了批斗毒打,就投怒江自杀。大哥王子荣,与我同时继承父亲衣钵,为传道人,后来我们同时被捕,同时判刑,同样的9年刑期,同时释放——只是判刑后,我送姚安县监狱改造,他送禄劝县里面的草海子农场改造。与我们同时被捕的还有二姨、四姨和老嬢,她们是父亲的亲生姐妹,住在外村。后来二姨和老嬢判5年,四姨判3年。

老威:都因为秘密聚会吗?

王子胜:是。1979年落实宗教政策,就全部提前释放了,这样一算,我们就只坐了3年牢。1980年开头,不晓得吹的啥子风,上面来指示,硬要把我选成武定县人大代表,反革命牧师的儿子,帝国主义的走狗,咋个能当人大代表呢?可是跟逮捕一样,你不干不行。记得当时,我拿着姚安县监狱的《减刑判决》,找人大主任,我指着上面写的“该犯坦白交代较好,予以释放”说:我还是“该犯”,不配做人大代表。主任脸红了一阵,生气说:太马虎啰!我找他们去。于是没过两天,“减刑判决”就变成“无罪释放”。

老威:估计此时你父亲的事迹已经传播到海外,大形势变了。

王子胜:释放不久,我们就接到了父亲的《平反通知书》。英国皇家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确定他为20世纪10个伟大的殉道者之一,替他在正门上塑像的事,我们晓得很晚。大概是上个世纪末,人家派使者将有关资料送过来,都是英文,而我只有高小文化(政府不准黑五类子弟升中学),读不懂。2002年12月,我家亲戚的孩子去伦敦,亲自在大教堂门口拍了照片回来,村里村外传看,大家都流泪了。荣耀归主啊!父亲他与魔鬼争战,共65个年头,终于胜利返回天家。正如经里记载——我听见天上有个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随着他们。

老威:作为传道人,你也算你父亲留在大地上的果效。

王子胜:我今年67岁,还跑得动。附近的村子,苗族、彝族,都全部信主了。我就准备跑更远。更更远。如今社会,思想乱,心乱,每个人都比过去更需要福音。

补记

夜里9点来钟,谈话结束了。我们在满天繁星之下告别老人,他慈悲的老伴撵出屋子,塞给每人两块有些烫手的荞面粑粑。我三两下就吞并完毕,而孙医生依旧边下坡,边细嚼慢咽,还赞不绝口。我暗笑道:不愧本色的基督徒啊,任何时候都不忘感恩。

面包车晃着射灯在山道间盘桓,我到底松了口气,瘫软在座位上。感觉才迷糊一会儿,禄劝县城就拢了。孙医生说:我已给小张打了电话,他答应连夜送我们回昆明。我不禁叹息道:麻烦小张多少次了!如此有奉献精神的基督徒,在当今社会已属凤毛麟角。孙医生说:你不晓得啰,我一直想把他弄到昆明开车,可那些公司老板嫌他土,有损形象。

快10点半,小张在城郊加油站接到我们,二话不说就朝车站赶。七、八分钟后,我们登上已经启动的加班的末班车。

小张和他的车在路灯下拖出长长的阴影。幸好是火把节哦!他喊道。

午夜1点钟,车抵昆明黄土坡站。接着打野的。1点半钟,4个貌似流浪汉的家伙,围坐在街口路边的小吃摊。一人一碗烫粉,吃得脑壳抵脑壳。

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悲凉。仔细盯一遍其他3人,我对自己说:廖亦武,你要记住此时此刻!为了你的一个低级错误,朋友们跟着受累。特别是孙医生,腰都快折了。幸好这个采访抹掉可以重来,然而许多记忆一旦抹掉,就彻底完蛋。

简昭惠:致W

 

你是一首写在玻璃上的诗

美丽而透明

那座驿动的窗口

留着被你覆盖的身影

季候流转

相聚

离去

只是一瞬间

 

你已不再是被张贴的学者

海报上的偶像

正在镁光灯海中

引导记者颠覆

泡沫上崛起的国土

在秀场中央迷路的领袖

 

慷慨的阳光

在春天绕不过去的城市里

终将

掀起一场革命

余  杰: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五日的《新京报》上刊登了一则新闻:北京西城区盛辉家园的工地旁,有数十名居民举牌抗议,要求开发商修改设计,以免影响其房屋采光。盛辉家园的高楼盖起之后,将完全遮盖旁边住宅的阳光,老人们声称:“我们要阳光,宁愿不要补偿。”他们高举的牌子上赫然写着:“维权”、“坚决维护《物权法》”等字眼。

在重庆“最牛的钉子户”以及全国各地一系列“钉子户”的抗争事件中,物权法成为一柄崭新的武器。这也充分地表明了《物权法》在老百姓心目中的正面地位。那一面插在孤岛般的房屋的屋顶上的国旗迎风飘扬,它比插到钓鱼岛的国旗更美。正如王怡所说,某些人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沉默不语,但一说到台湾问题便跳得八丈高,那是一种何其扭曲的爱国心。当国旗和宪法不能保障每一个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的时候,国旗和宪法还有什么值得尊重的地方呢?

《物权法》不仅仅是一部经济领域内的法律,而且是中国走向自由和民主的道路上的里程碑。这个看法与国内大部分左派学者以及海外某些民运人士的看法截然相反。指责《物权法》是中共当局“掠夺工农”、“化公为私”的手段,这是一些国内的左派学者和海外的民运人士这两部分最不相同的人罕见地保持一致的时候。声称捍卫毛主义的北大法学院教授巩献田做梦也没有想到,声援其观点的居然是自称“民运之父”的魏京生。巩献田反对《物权法》,是要让左派在与自由派的争论中,占据一个道德的制高点;而魏京生反对《物权法》,则是因为去国日久,完全对国内的状况隔膜了。

《物权法》遭到部分精英人士的否定,却得到老百姓普遍的认同,这一分歧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民主自由的历史与现实中的先天缺陷。从五四时代开始,那一代启蒙先驱中,就缺乏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从左翼的陈独秀到右翼的胡适,在经济学上都不是哈耶克式的市场经济的肯定者,而是计划经济的支持者。而法学传统的缺失以及法学本身的功利主义化,使得法学长期未能发挥其人权先锋的重要作用。经济学思维和法学思维的匮乏,使得文学抒情泛滥成灾,若干知识分子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幻想成民众的代言人和拯救者,殊不知,他们的所思所想,与民众的所思所想大相径庭。

当我们的家遭到侵犯的时候,国旗、宪法和《物权法》是最后的防线。天安门城楼上的国旗,没有我们家里的国旗珍贵。在此意义上,《物权法》的重要性便在于,它与每一个公民的私有财产息息相关,它在唤起普通公民捍卫其私有财产的时候,也必然开始了更为广泛的人权启蒙。重庆钉子户夫妇,确实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他们的价值大过一百名法学家和维权律师;而《物权法》也堪称《人权法案》的先导,没有对财产权的确立,其他的人权根本就是空中楼阁。

布什总统的激情演讲:历史之教训

George W. Bush

温克坚 译

我想以一个故事来展开今天的演讲。故事开始于一个晴朗的早晨,几千美国人在一场出其不意的袭击中被谋杀,我们的国家被推到一场将把我们带到世界各地的冲突中。

袭击我们的敌人蔑视自由,充满怨恨,轻信美国和西方国家压榨了他们的人民。他为统治整个地区而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转向自杀性袭击策略。通过制造更多的屠杀,迫使美国人厌倦暴力,放弃战斗。

这个故事听起来似乎很熟悉,确实很熟悉,但是除了一件事。我刚才所说的敌人不是基地组织,袭击不是指9o11袭击,帝国也不是奥萨马。本。拉登所想像的激进伊斯兰政权。相反,我所说的是指,20世纪40年代,作为战争机器的日本帝国,偷袭珍珠港,并企图在整个东亚地区强行建立帝国。

最终,美国在二战中获胜。我们还在亚洲继续打了两场战争。在座的有很多都是这些战役的老兵吧。然而,即使是你们之中最乐观的人,可能也不会预见到:日本将会转型成美国最强大最坚定的盟友之一;南韩将从敌人入侵中恢复过来,后来居上,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亚洲因为信奉市场和自由而走出贫穷和绝望。

亚洲发展的教训是,对自由的精神渴望将不会遭到否定。一旦人们尝试自由之滋味,哪怕是一点点,他们就会一直战斗不息,直至自由。今天带给我们无数利益的亚洲,活力四射,充满希望,没有美国的存在和坚持,将不可能出现。没有今天在座的老兵们,将不可能出现。感谢你们的效力。(掌声)

我们在远东的战争和今天反恐的战争有许多差异。但重要的相似点是,核心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驱动日本军国主义和朝鲜、越南的共产党都是为了人为缔造秩序的残酷幻想。他们杀害美国人,是因为我们阻碍了他们将意识形态强加给别人的企图。今天,叫法和地点已经变化,但斗争的基本特点没有变化。像我们过去的敌人一样,恐怖主义分子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及其他地方发动战争,致力于散布他们自己的政治见解:一个苛刻的、碾碎自由、容忍以及异议的终身枷锁。

像我们过去的敌人一样,他们杀害美国人,是因为我们阻碍了他们将意识形态强加到这个世界一个重要地区的企图。这个敌人是危险的,这个敌人是坚决的,不过,这个敌人也将被打败。(掌声)

我们还处在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开始阶段,但我们确实知道,其他意识形态斗争是如何结束的。知道这一点,有助于指导我们今天的努力。引导美国帮助日本从战败转向民主的思想和利益,同样也将引导我们继续留在阿富汗和伊拉克。

拒绝将南韩奉送给其极权主义近邻的防御策略,是南韩后来居上成为亚洲虎的关键所在。南韩可以成为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模范,包括中东。美国在亚洲的牺牲和毅力,带来了一片更加自由,更加繁荣和稳定的大陆。这里的人们希望和美国和平共处,而不是攻击美国。

二战伊始,在远东只有两个民主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如今,亚洲绝大多数国家是自由的,其民主反映了亚洲地区的多样性。这些国家有的实行君主立宪制,有的实行议会制,有的实行总统制。有些信仰基督教,有些是穆斯林,有些信仰印度教,有些是佛教徒。不过,尽管有这些差别,亚洲自由国家有一个共同点:政府经被统治者同意而取得权力,他们也希望与邻为善。

亚洲走在更加自由和充满希望道路是和很多人的怀疑相伴随的。二战之后几十年里,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多次被认为没有希望和天真而应该受到抛弃。当今天我们听到对我们这一代在中东艰难工作的批评时,我们可以听到多年以前对远东相同论点的回声。

日本投降后,很多人认为帮助日本改造成民主国家太天真。今天的情形一样,批评者认为,有些人根本不适合自由。

有人说,日本文化本质上和民主不相容。前美国驻日本大使Joseph Grew担任过杜鲁门总统的国务次卿,曾断然告诉总统——允许我引用:”在日本实行民主永远行不通”.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这样相信。很多美国人都相信,日本人也是如此——很多日本人相信同样的事情:民主根本不会起作用。

其他人批评说,美国人是把他们的思想强加给日本人。比如,日本副首相曾宣称,允许日本妇女参加选举,将”阻碍日本政治的进展”.有趣的是麦克阿瑟将军在回忆录写的东西。他写道,”有很多人批评我支持妇女解放。很多美国人,以及很多其他所谓的专家们,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日本妇女受到屈就丈夫传统的影响太深,以致不能有任何程度的政治独立行为”.这正是麦克阿瑟将军所看到的。最后,日本妇女获得了选票。有39位日本妇女在日本首次自由选举中赢得议会席位。今天,日本的国防部长就是一位女性。就在上个月,妇女经选举进入日本上议院的人数打破记录。其他批评说民主——(掌声)

不管你相不相信,还有其他批评说,民主在日本不会成功,因为扎根于天皇的日本国教神道教(Shinto)及其狂热。参议员Richard Russell公开指责日本信念,并且说道,如果我们不审判天皇,”建立民主的任何措施都注定要失败”.国务院官员在东京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日本真的要实行民主,天皇体制必须消失。”那些说神道教和民主不相容的人错了。幸运的是,在那时,美国和日本领袖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美国当局和日本一起制定了所有信仰的宗教自由政策,而不是压抑神道教。同样,美国人和日本人又一起在民主政治体制中找到了天皇的位置,而不是废除天皇体制。

所有这些措施带来的结果是,每个日本公民具有宗教自由,天皇得以保持王权,日本的民主日益深入人心,因为它包含了一部分珍贵的日本文化。今天,和那些批评和怀疑相反,日本保留了宗教和文化传统,并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自由社会之一。(掌声)

你们也知道,专家有时会说错。一位历史学家曾提出一个有趣的现象。他说,”如果这些昔日的专家”——他说的是那些批评帮助日本实现自由社会祝愿的人,”如果按照这些昔日专家的想法,诱导民主革命的真正想法在早期阶段就会受到嘲笑而夭折”.相反,我认为看看发生了什么很重要。一个民主的日本给国民带来的是和平和繁荣。其对外贸易和投资帮助了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我们两个国家的联盟对于整个太平洋地区的自由和稳定至关重要。我希望你们仔细聆听这最后一点:日本已经从20世纪美国意识形态斗争的敌人转变为21世纪美国意识形态斗争最坚定的盟友之一。(掌声)

美国干预共产主义者入侵南韩以保全南韩时,批评人士同样抱怨。和现在一样,当时批评者认为,战争是徒劳的,我们应该永远都不要派出部队;或者他们认为,美国的干预只是在这里搞分裂。

1950年,北朝鲜越过三八线。之后,杜鲁门总统开始捍卫南韩,但他发现自己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左的一面,I.F. Stone写了一本书,表示南韩是真正的侵略者,我们则是以一个错误的理由卷入战争。右的一面,共和党又犹豫不决。起初,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批准了杜鲁门总统的行动,还说:”我对此表示欢迎,希望政策能更加明确”.他继续说道,”我强烈希望能采纳它,总统可以有完整的战略”.但是后来他说,”到韩国作战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因为这意味着一场登陆战”.在战争的全部过程中,共和党确实从未有一个明确的立场。他们从来没有决定是否希望美国退出朝鲜的战争,或者将战火烧到中国大陆。其他人抱怨我们的部队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一位共和党参议员说,这种努力是”虚张声势唬唬人”而已。他拒绝在战争时期呼吁团结一致,理由是”我们不允许打着民族团结的旗号来纠缠于可怕的失误”.很多记者都表示同意。一位《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说,”事实是朝鲜战争掺杂着各种各样的错误”.一个同事写道:”韩国是一个开放性伤口。伤口在流血,而且暂时无药可救”.他说,美国人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人要在朝鲜打一场承担了95%的战争”.这些批评很多是作为放弃我们在韩国所作承诺的理由。虽然,朝鲜战争确实是一个挑战,但美国从未食言过。

今天,从朝鲜半岛形成鲜明对比的生活方式中,我们看到在坐的所做牺牲的结果。没有战争期间美国的干预,以及战后我们愿意继续支持南韩,数百万南韩人今天将生活在一个残酷镇压的政权下。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将会以为侵略会得到奖励,世界将面临更加危险的局势。世界将不太平。

事实是,南韩是美国一个坚定、民主的盟友。南韩军队和美国军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并肩作战。而且,在21世纪初我们面临的意识形态斗争中,美国对南韩的自由人民成为美国持久的伙伴很有信心。(掌声)

对于那些曾经在韩国服役的军人,感谢你们的牺牲,感谢你们的效力。(掌声)

最后,还有越南。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复杂痛苦的话题。越南的悲剧太大,很难在一次演讲中说清。因此我将限于一个对今天具有重要意义的论点。和现在一样,当时人们认为真正的问题是美国的存在,如果我们撤兵,杀戮将结束。

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存在是危险的论调源远流长。1955年,比美国参与战争早很多,Graham Greene写了一部叫《宁静的美国人》的小说。故事发生在胡志明市,主角是一个叫Alden Pyle的年轻政府公务员。他是美国目的和爱国主义的象征,有一种危险的天真。另一种文字这样形容Alden:”我从来就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人,有很好的动机,却自己造成这么多的麻烦。”美国开始越战后,Graham Greene论调渐渐高涨。事实上,很多人认为,如果我们从越南退出,越南人民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1972年,一位反战的参议员这样说道:”对于那些越南、柬埔寨或老挝的游牧部落或没受过教育的贫苦农民来说,在他们从未见过也许从未听过的遥远首都里,有没有军事独裁者,有没有王子或社会主义代表究竟有什么区别呢?”1975年,柬埔寨和越南准备实行共产主义,《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作家同样写道:”很难想象,美国人走后,他们的生活只不会变得更好。”金边报纸的一则头条新闻这样总结道:”没有美国人的印度支那:绝大多数人的更好生活”.世界已经知道这些错误印象的代价有多大。在柬埔寨,红色高棉开始血腥统治,成千上万的柬埔寨人死于饥饿、酷刑和处决。在越南,原来的美国盟友,包括公务员、知识分子和商人被送到劳改营,数万人死在那里。几十万人撑着摇摇晃晃的船只逃离越南,其中很多人在南中国海里活活溺死。

三十年后,对于我们如何陷入越南战争以及如何退出依旧是一个应该合理辩论话题。在我看来,毋庸置疑,越战老兵应该得到美国的高度赞扬。(掌声)无论你们站在辩论的哪一边,越战一个实实在在的结果是,美国撤军使数百万无辜平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痛苦给我们的词汇带来新的字眼,如”船民”、”再教育营”和”屠场”.我们从越南撤军还付出另外的代价。在当前所面临的敌人言辞中,就是在2001年9月11日来到我们本土并杀害数千名平民的那些人,我们能听到这个代价是什么。在9o11袭击后一家巴基斯坦报纸的访谈中,奥萨马。本。拉登宣称,”美国人民曾奋起反抗美国政府在越南的战争。今天,他们必须做同样的事情。”他的二号人物Zawahiri同样利用越南的例子。在给基地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头目的一封信中,Zawahiri曾写到”美国势力在越南消失的后果以及美国如何培植和遗弃他们的傀儡。” Zawahiri后来又说道这个话题,声称美国人”比其他人更明白胜利已然无望。越南的噩梦杜绝了所有的出路”.在这里,有些人会认为我们从越南撤军丝毫无损美国信誉,但恐怖分子不这样看。

我们必须记住敌人的话。我们必须听他们说了什么。本。拉登宣称,”伊拉克战争,要么你们赢,要么我们赢。如果我们赢了,就意味着你们的耻辱和永远的失败。”伊拉克是几条反恐战线之一,却是最重要的战线。正是这条战线的敌人袭击了我们,还想再袭击我们。在这条战线,美国无功而返将是灾难性的。(掌声)

如果我们抛弃伊拉克人民,就会纵容恐怖分子。而且,恐怖分子会凭借胜利招兵买马。正如我们在9月11日看到的,在世界其他地方存在恐怖分子避难所,将给我们自己的城市带来死亡和街道的破坏。跟越南不同的是,如果我们无功撤军,这个敌人就会尾随我们到本土。为了美国的安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在海外打败他们,从而我们就不会在美国本土遭遇他们。(掌声)

最近,曾经在越战辩论中站在对立立场的两个人一起写了篇文章。一个是尼克松总统外交政策团成员,另一个是尼克松政府政策尖锐的批评家。他们一起写道,美国在伊拉克失败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他们说道:”失败将会使所有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欢欣鼓舞、弹冠相庆,使整个中东陷入更大的剧变。预期届时将付出的人力和战略成本将令人震惊——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次辩论中有这么多人忽视这些后果。”我相信他们是对的。

在伊拉克,我们的道德义务和我们的战略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到处追剿和搜寻极端主义者,我们在这样艰难的时刻还留在伊拉克,是因为在中东人民知道自由是造物者赐给所有人这点以前,恐怖的阴影将永远不会从我们的世界中消失,美国人民将永远不安全。(掌声)

我承认,历史不可能完全精确地预测未来。我理解这一点。但历史确实提醒我们,有些教训适用于我们的时代。我们能从历史中学到一些东西。在亚洲,经过成千上万美国人生命的牺牲,我们看到自由战胜了暴力意识形态。自由也为子孙后代带来和平。

美军在整个欧洲的墓冢见证了美国打击纳粹主义惊人的人力成本。他们还见证了今天这片团结、自由、和平的陆地的胜利。这些土地上自由的促进应该给我们信心:和我们所见到的亚洲及其他地方一样,如果我们表现出同样的毅力和同样的目标判断力,我们在中东的艰巨任务将会带来相同的结果。

恐怖分子都愿意按照他们扭曲的信念行动(当然这种行动是野蛮和令人作呕的),我们必须相信人类本性的永恒真理,这种本性已经使我们获得自由。

在整个中东地区,数百万普通平民厌倦了战争,厌倦了独裁和腐败,厌倦了绝望。他们希望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他们能获得尊严和尊重,他们的孩子有希望过更好的生活。他们希望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尊重他们的信仰,崇尚自由。

这就是为什么数百万伊拉克人和阿富汗人到场投票选举,是的,数百万人到投票站投票选举。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领袖挺身而出,冒着被暗杀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他们国家的安全部队。这些人为了建立一个自由和平的中东冒着极大的危险。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我们就不能抛弃他们。

和美国任何一个专家一样,有一部分人非常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他们就是穿着军队制服的这些人。在将近七年的战争中,他们表现非常出色。(掌声)日复一日,一小时又一小时,他们对那些想伤害我们平民的敌人保持高压态势。他们已经推翻世界上两个最残暴的专制政府,并解放了5000多万平民。(掌声)

在伊拉克,我们的部队在全国向极端主义者、激进分子和杀人凶手开战。今年1月以来,我们的部队平均每个月杀死或抓获的基地恐怖分子和其他极端主义者超过1500.(掌声)我们在战斗。今天,我们的部队正展开行动,争取前逊尼造反派,一道打击极端主义者和激进分子,打击基地组织,打击会伤害我们的敌人。他们正在从人口密集地区清除恐怖分子,他们正在给解放的伊拉克家庭一个体面和有希望的生活。

我们的部队在战场上目睹了正在进行的进展。他们从敌人手中拿到主动权时,会问一个问题:当他们获得控制权并改变伊拉克战场局势时,他们选举出的华盛顿领导者会给他们拆台吗?这里,我的回答很明确:我们将支持我们的部队,我们将支持我们的指挥官,我们将给与他们成功所需要的一切。(掌声)

尽管也犯过错误,尽管我们也遇到问题,帮助伊拉克人民建立他们的民主,对于保持美国人民的安全,免受恐怖分子的袭击,至关重要。在你们之前,正如老兵所做的,为和平奠定基础是重要的工作。

一个自由的伊拉克不会是完美无暇的。一个自由的伊拉克不会像独裁国家那样迅速地决策。巴格达的进度使很多人感到灰心。我理解这点。正如我昨天所说的,伊拉克政府正在为各省分配石油收入,虽然没有书面的石油收入法律,不过议会已经通过了大约60项法律。

总理Maliki是个好人,他的工作很艰难,我支持他。不过,对于他能否保持总理的位置,不是华盛顿的政治家说了算,而是取决于生活在民主而非专制下的伊拉克人民。(掌声)一个自由的伊拉克不会在一夜之间扭转中东。但一个自由的伊拉克将是基地组织的大失败,将为整个中东几百万人民提供希望树立榜样。一个自由的伊拉克将是美国的朋友,将是美国21世纪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重要盟友。(掌声)

赢得这场战争对于我们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今天这一代的美国人能忍住撤军的诱惑吗?我们在中东能否像在座的老兵在亚洲所做的那样去做吗?

征程将不会轻松,老兵完全理解这一点。太平洋战争伊始,有人认为自由已经日薄西山,未来属于东京的铁血硬汉。比袭击珍珠港早一年半的时候,日本外交大臣在纽约一家报纸的访谈中曾透露过一丝线索。他说,”在民主和极权的较量中,后者将毫无疑问会赢,并控制整个世界。民主时代已经完结,民主体制已经破产。”事实上,日本帝国这台战争机器还是被打倒了,被那些几个月前还是学生、农民、银行职员以及工厂工人的美国民众打倒了。其中有些就坐在今天的会议室中。其他则是受到他们父亲、祖父、叔父以及堂兄弟的鼓舞而战。

那一代美国人给暴君们上了一课:没有权力可以和自由的力量相提并论,没有士兵能像为孩子的自由将来而战的士兵那样坚强。(掌声)当我们胜利结束战争时,胜利的民主之子将帮助我们击败的敌人重建国家,并将自由的甘霖洒向百万人民。

我们能为中东做同样的事情。今天,暴力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在伊拉克和我们作战,他们的所作所为,无疑和纳粹党、日本帝国或苏联共产党一样。他们注定是同样的命运。(掌声)

民主军库里最有力的武器是我们造物者写入人类内心的对自由的渴望。只要我们继续忠于我们的理想,我们就能打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极端主义分子。我们将帮助位于大中东核心那些国家的人民坚持民主。当我们完成这个艰巨任务并且今天的批评退出记忆的时侯,自由的事业将会更加牢固,一个重要的地区将会更加光明,美国人民将会更加安全。

谢谢你们,上帝保佑。(掌声)

注:这是2007年8月22日布什总统的演讲

[书籍下载]谢泳编:思想的时代—-大型文化期刊《黄河》随笔精品

 

【图书简介】
《黄河》杂志是由山西作协主办、著名学者谢泳先生主编的大型文化期刊,在中国文化界享有广泛盛誉,尤其是2000年第一期刊登了林贤治先生的代表作《胡风集团——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的长文后,令中国文化界睁大了双眼。本书精选了近几年林贤治、邵燕祥、单世联、李新宇等先生发表在《黄河》杂志的代表性随笔,具有极高的阅读价值和收藏价值。

  •  【本书目录】
    第一辑 霜打胡风
    林贤治 “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
    伍宇 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
    单世联 告别黑格尔–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
    第二辑 诗在民间
    李恒久 郭路生和他的早期诗
    赵振先 《今天》忆往
    齐简 飘满红罂粟的路–关于诗歌的回忆
    邵燕祥 避席畏闻篇–读书札记:文字狱传统在当代
    第三辑 恩怨沧桑
    章立凡 章乃器在1957年
    李硕儒 无名氏生涯记略
    李新宇 “早春天气”里的突围之梦–五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
    姚青苗 我与沈从文、丁玲和周扬
    第四辑 “红楼”风雨
    蓝翎 四十年间半部书
    李希凡 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关于《四十年间半部书》一文的辩正
    宋谋瑒 曹雪芹画像争鸣亲历记
    第五辑 尘埃落定
    黄昌勇 寂寞孙大雨
    张耀杰 政治风浪中的曹禺其人
    王芝琛 两极决斗争中的《大公报》
    王芝琛 《大公报》与“小骂大帮忙”
    智效民 王芸生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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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傅国涌:缺乏公共生活指标的“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

     

    媒体上又在玩什么“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了,有35个大中城市进入侯选名单,最后将通过调查问卷与居民投票产生出十大“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主办方提供的幸福感的衡量指标有:生活满意度包括生存状况(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居住状况、医疗状况、环境状况、教育状况等);涉及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的程度,包括紧张程度、心态等);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包括对人际交往的满意度、身份认同以及个人幸福与社会、城市发展方向的关系。从上面三个层次的指标来看,更多地强调了私人生活的这一面,而忽略了或者说回避了人还有公共生活的一面,尤其是作为“最具幸福感城市”,哪怕每个人的私人生活中充满了幸福感,只要他们的公共生活等于零或接近于零,那样的幸福感注定也是残缺的、不完整的。

    “最具幸福感城市”并不意味着每个生活其中的人,在劳作获取基本生存之余,可以悠闲地逛超市、购物,精心地选择不同牌子的空调、彩电、汽车,也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尽情地品茶娱乐,尽情地跳舞唱歌,尽情地打麻将、甩扑克。这样的幸福感未免来得太廉价,充其量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幸福感,而不是我们应该讨论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幸福感。幸福感来自生活,生活包括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生活在不同城市的每一个个体生命,只有在后一种生活中才有可能真正找到自己的尊严感,实现作为城市主人的价值,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幸福感才是真实、具体、可靠的。否则,总是在个人的生存状况、情感心理、人际关系这些指标上面去寻找“最具幸福感城市”,这样的幸福感乃是向内的,经不起推敲的,也是虚幻的。

    科学家任鸿隽在1920年说过一番值得我们重视的话:“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高低,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作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生活的进化来做衡量标准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组织的完备”,因为这关乎人类公共生活的质量,关乎人类的自我管理、自我提升、自我实现。“社会组织”在这里指的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自主团体,是民间自发的、非强制性的自愿结合。衡量一个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和一个国家文明程度有一些相通之处,就是说,按不同意愿组成的“社会组织”越发达、越成熟,这个社会就越开放,生活在其中的人幸福感就有可能越强,因为不同的人们可以通过这些“社会组织”找到各自不同的位置,实现各自的价值。说得简单点,在城市生活中,与幸福感关系最大的乃是一个城市的自治空间有多大,也就是说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居住在该城市的普通人的意志?普通人自我发展、自由竞争的空间有多广阔?当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时,普通人有没有方便、正常的渠道公开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身的意愿?具有基本共识的普通人有没有可能自愿地为公共事务服务、尽责?一句话,只有那些满足生物性的人的指标,没有满足社会性的人的指标,一个城市就没有真实的幸福感可言。

    世界人口中城市人口的比例已突破50%,中国的农村人口比例虽然还高于城市人口,但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度,城市引导乡村是时代的大势所趋。当然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只是人居住的地方,中心永远是具体的人,我们讨论“最具幸福感城市”,实际上关心的是具体的人的幸福感,虽然每个人心理体验上的幸福感可能各不相同,但从社会角度出发,我们还是可以确立一个健全的“幸福感”概念,那就不能停留在私人生活层面上打转。没有市民 表达的公共空间,没有市民社会,专制之下谈什么“最具幸福感城市”本来就是一个悖论。我看到一条消息,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香港读大学的内地学生有99%愿意留在香港发展,他们的主要理由是“认同香港的自我增值机会、言论自由和高效生活”。不难看出,在这些莘莘学子心目中,香港是一个“最具幸福感城市”。不过,这次侯选的35个城市中并不包括已回归10年的香港。

    中国频繁整顿互联网  限制信息流通

     

    中共17大将在十月召开,中国国内最近频频传出整顿互联网,限制信息流通的消息。成都和广东又有两家互联网提供商被切断服务,至少600个网站受影响。与此同时,广东也开始大规模查封网站。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从香港发出的报道。

    据海外博讯新闻网的消息,最新传来被切断服务的两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是四川成都的“世纪东方”公司和广东汕头的“中客科技”公司。“世纪东方”上星期六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出通知说,由于公安部门接连发现论坛上出现非法信息,该公司接到上级部门通知要求关闭论坛、留言板、博客等。具体处理办法为强制性关闭论坛功能;严打期间不得新开通论坛、博客、留言板等。通知称,关闭的论坛,待中共十七大结束后等待相关通知进行处理。就此,本台星期一打电话到世纪东方了解情况,客服工作人员表示:

    世纪东方:我们公司的客户所有的都(受到影响)关闭了(网站)。具体数量没有统计,应该很多,因为我们客户很多。(切断互联网服务)可能是公安部的命令,什么时候重开,会不会重开都不肯定,因为现在查得比较严。

    另一家网络通讯公司“中客科技”,上星期四凌晨一点突然被广东汕头电信机房中断所有服务,六百多台服务器受影响。该公司通告客户说,预计将于九月五日星期三左右重新恢复网络通讯。本台向中客科技公司的客服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记者:为什么停止你们的服务?

    中客科技:网监科那边要检查机器。是不是正常的例行检查我也不知道。中断服务之前没有通知我们。突然中断我们受的损失挺大的。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记者:(公司通告中称,论坛中)请勿出现任何与政治相关的内容这是什么意思,不能谈政治?

    中客科技:这要看网监那边(是怎么判断的)。

    就此,记者打电话到汕头市公安局:

    记者:我想找网监处(的电话)。

    公安局:我们这里没有网监处。

    至于对BBS的整顿也在展开。最新的开始大规模查封的消息来自广东省。

    海外博讯新闻网星期一引述广东省通信管理局一份BBS专项备案称,该省大约十月一日前基本全部关闭没有专项备案的论坛。基本步骤为:BBS域名备案;BBS专项备案;严查BBS服务器和网站;一台服务器上只能有一个BBS网站等。广东的网络活跃人士吴伟分析说:

    “前几年中国大陆的网络管理部门规定,网站除了一般的网站外,BBS必须进行专项备案,但是大陆这几年个人网站(经营者)只用一个网站的许可证,也用在BBS身上,不理政府的规定。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现在要查BBS的专项许可。”

    对于延续至今的这一波严打,吴伟评论认为:

    “特别是今年大陆对互联网的控制越来越厉害。目前十七大前两个达到高峰,主要是体现在对个人BBS和论坛的控制上。这几年,中国大陆在推动言论自由方面个人BBS和论坛起的作用非常的大,包括我们知道的厦门PX项目,它(能成功举行游行集会的)一个很主要的工具是,网民利用厦门当地BBS进行交流,然后跟着上街去反对这个项目。当局看到这一点,因此,特别注意对BBS去收紧,严控。”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的报道。

    王  怡:一个宪政中国的伟大异象

     

    最近有一件让人很挺生气的事。一个70岁的爱尔兰流浪汉哈洛斯,半辈子都以拣破烂为生。20年前,他在伦敦北部一个高级住宅区附近的树林里,盖了一间简陋的小屋,大约长12英尺、宽8英尺。有一家开发商,一直想把这个老家伙赶走。但按照英国的物权法,一个人无争议地占有一块无主土地,超过12年的最低年限,那块地就是他的。所以政府向哈洛斯颁发了一份地契所有权状,正式宣告这个流浪汉是在高尚社区拥有90平方英尺的小地主。据BBC报道,这块土地的市值大约是200万英镑。一夜之间,流浪汉就变成了“风能进、雨能进、开发商不能进”的百万富翁。

    如果这是第一千零二夜的童话,中国的拆迁户们就不应该生气。就像七个小矮人身边的白雪公主,不该让我们转头看见自己的妻子,就愤愤不平。可这样的事发生在离我们乘飞机只要十个钟头的地方,你就难免要问,人家有物权法,我们也有物权法,人家有鼻子有眼,我们也有鼻子有眼,我们为什么不生气呢?

    若一个人说,他在家里从来不生气。这个家也许已经岌岌可危了。心理学家说,维系家庭情感的一个好方法,就是直截了当的告诉对方,“我有点生气”,“你这样做让我很生气”。《南方人物周刊》的这个“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专题,似乎有怂恿老百姓生气的嫌疑,其实在我看来,就是鼓励一个老百姓成为公民,鼓励我们把这个社会当作自家的客厅。

    因为你不会对一个抢劫者说,“我真的生气了”。你对你的敌人愤怒,对自己的朋友生气。甚至在中文里,“生气”是一个很温和的词。你不能翻译成“angry”,否则怒气就不好对应了。它只是表明我不高兴,非常地不高兴。从政治学的思维说,臣民在官府面前是不会生气的,他们能忍就忍,忍不了就揭竿而起。一个社会常常有生气的人,恰恰是公民社会的一个标志,也是立宪政体的一个允诺。它的意思是一份政治上的信仰告白,我们从此告别革命。我们维护权利,可以和你纠缠不止,但刀枪已经入库。我们可以拍案而起,但是不掀桌子。我们可以上街,但是不砸玻璃。可以反对一届政府,但不需要改朝换代。可以一直吵架,但是永不离婚。

    几乎每个中国人的生活,都充满了那些“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细节。但这个专题不是像易卜生那样说,“这个世界翻了船了,我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救出来”。也不是像哈姆雷特一样说,“这个世界脱了轨了,偏我有责任要把它修好”。而是像胡适那样认为,“为个人争人格吧,就是在为国家争国格”,而是像弗里德曼那样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也不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而是要问,我们可以通过国家做什么”。

    我想这本书的一个回答是,我们可以通过国家去生气,从而使这个国家充满了生气。

    德国的社会学家桑巴特,曾提过一个著名的设问,和龙应台女士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设问一样著名。就是“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换句话说,为什么美国的工人阶级和底层市民,从来没有爆发过通过彻底的社会变革去维护自身权益的激进主义运动?桑巴特提出了六个回答,其中有三条在社会学上一直被奉为经典性的阐释。一是美国的立宪政体提供了最大的“公民整合度”,和一个民主化的公共生活方式。这使人们的利益要求可以被容纳,所以工人阶级喜欢这个体制,也喜欢在这个体制下发脾气。二是美国的两大党都不是意识形态政党,而是以个人权益为导向的政党,所以每当社会上有人生气了,他们在吸纳主流的改革意见方面毫无困难。这就使任何第三党都很难冒出头,任何激进主义的运动,都因为机会成本太高,无法从那些生气的人中间,结出愤怒的果实。于是就连种族问题,在最沉重的时代也只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问题,而从来没有上升为一个激进政治的温床。第三点是美国式的市场经济,为社会底层提供了也许是人类史上最大可能的一种流动性。桑巴特说,一个美国工人比他的欧洲同行有更多的机会,成为一个小业主。所以革命不如上街,上街不如上法庭;打架不如骂人,骂人不如谈判。

    换个方式回答桑巴特的设问。美国人为什么不革命呢,因为他们常常生气,因为国家鼓励他们生气。他们没有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所以他们有民权运动,有平等权运动,也有消费者权益运动。如果再问,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因为人们生气从来不是出于绝望,而是出于盼望。人们生气是因为人们知道生气可以帮助他们,得到更公平的机会,更廉价的商品,更廉洁的政府,更稳妥的生活。就像在家庭中,有盼头的人才唠叨个不停,绝望的人连腔都不开。如果我们生气,不是因为周围有值得我们生气的事,而是因为我们眼前有一幅未来的图画。

    《圣经》中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这个异象(vision),指的是在上帝的启示中,人所看见的一幅关于世界的图画,一个宇宙的场景,以及上帝在历史中一个永恒的旨意。其实任何积极的社会运动,都是由异象去推动的。甚至任何有成就的个人,他的成就也一定来自于对他生命中一个异象的委身。但对于不相信上帝或上帝启示的人们来说,这个词可能不代表一个决定于时间之外的图画,而只是代表一幅历史主义和个人奋斗的图画。因此更多的人将这个词翻译为“愿景”。愿景并不等于我们常说的理想。因为“vision”的意思,是你所看见的,而不只是你所想到的。是一幅图画,而不是一套理论。你看见了你所思想的,就叫做“愿景”。我把它解释为一种有确据的梦想。

    譬如“英特纳雄耐尔”,曾经是共产党人的异象。“英特尔纳特(Internet)”是全体互联网公司的异象,而一个环保主义者,一个女权主义者,一个民间维权人士,一定也都有他所看见的愿景。我生气可以没有理由,你不生气也可以没有理由,但当这个专题的呼唤,面向一个庞大人群的时候。“中国人为什么要生气”,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理由,才能带出一种编辑所盼望的共同的回应。这个理由就是关于公民社会的一幅生气勃勃的的图画。一个我们对未来二三十年间中国宪政转型的异象。我们说,应该如此。我们还说,可以如此。老实说,如果缺乏这样一个愿景,你遇见拆迁,遇见学校收一大笔赞助费,医生开一大叠检查单,遇见你的选举权或言论自由被剥夺,你不但生不出气来,甚至连喷嚏都打不出一个来。

    有人说,中国人缺乏权利意识,他们不生气,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我不能同意这话。一定是有未来的愿景,才会有眼下的愿意。作为一个法律研究者,我不能不承认,在今天这个社会,许多时候一个人放弃维护自己的权利,才是他最理性、最符合利益原则的选择。我有一位很生气的农民朋友刘正有,为维护自己村民的土地权益,打了十几年的官司还在打,还在输。为什么要生气呢,他说,我非要把那些侵害老百姓的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就问,这只是一个比喻呢,还是你生命中一个真实的异象呢?历史的耻辱柱在哪里,六合之外呢还是末日审判呢。我尊重这位朋友,他对自己的一生有伟大的愿景。但显然这样的愿景并不能说服更多的人们,去调整他们在卑微生活中投入与产出的衡量。

    我也见过一些维权农民和上访户,当他们和政府打交道时,你甚至会发现一个很荒诞的局面,就是这些权益受损的穷人,反而是天底下最不讲道理的人。第一,干部都会讲大道理,从国家、集体讲到和谐稳定,农民们都搭不上话,更没有胆量反对这些大道理。第二,干部都会讲法律,从公民的义务一直讲到红头文件第几条第几款。这时农民们倒有反对的胆量,却缺乏反对的能力。他们有气也生不出来,有道理也像茶壶里的汤圆。最后只有不讲道理了,说我啥子都不管,我就要拿回我的东西。

    舒兹是美国一家民权组织的执行理事,他在评论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时候说,“在追求正义的民权活动中,愿景从来都极为罕见”。而20世纪的非暴力不服从运动,却拥有一个历史上最令人动心的愿景。它尊重法治的游戏规则,它一方面把自己的不满尖锐地表达出来,另一个方面,它又对政府和公众表示出极大的顺服。金博士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描出了一幅整全的图画。这幅图画将一个心里生气的公民走路上班、不愿乘坐公车的个人行为,与千万人的梦想联系了起来。在这幅图画里,一个人的维权选择,和一个国家的美好未来之间,有了一种我们说不出来的、“万事相互效力”的关系。因为有这幅图画,一个人才不会沮丧地说,我生气有什么用?我一个人去投诉物管公司,对我有什么好处。

    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的确出现了公民维权的趋势。人们不但作为一个消费者,而且开始作为一个公民,以一种温和的方式表达不满。人们开始关心环境,关心大坝的修建,关心艾滋病患者和公共卫生,关心乙肝病原携带者是否受到歧视,或者女性职工提前退休是否不公平。人们问机场凭什么收取建设费,医生写的字为什么我们看不懂?宣传部的电话为什么那么拽?在过去这一百年里,其实人们更多时候问的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相比之下,“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其实是一个如此坚决而温柔的提问方式。传递着这个时代最令人心动的变化,不是GDP和摩天大厦——而是从市民到公民,从愤怒到生气,一个渐进改良的时代,正在替代暴风骤雨的时代。一个诉讼与司法抗争的时代,开始替代高歌猛进的立法时代。一个民权为本的时代,开始替代一个已失去方向的改革时代。

    然而,目前民间的维权最缺乏的,并不是权利意识,甚至也不是旧制度的约束。我们最缺乏的,依然是一个活泼生动的愿景,一个可以被看见的伟大的异象。可以取代“改革”、也可以取代“民运”的,一个对未来中国的新的异象。未来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宪政可以是一个什么样的宪政。其实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不是因为那些让我们生气的事很伟大。而是我们活在其中的这个一点也不伟大的社会,却从来没有距离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么近过。就像那个流浪汉哈洛斯,虽然房子很破烂,却住在一个黄金地段的附近。

    老实说,如果我们看不见一个宪政中国的伟大愿景,我们就算生气,也是有气无力。今天的问题是,“改革”已不再是这个社会共享的一个异象,它已经蜕变为一种不公平的利益调整和权益损害的同义词。但“民运”也不再是大多数受损害的中国公民心头的异象。人们看见一个为富人说话的经济学家,马上把他划到“改革”这一既得利益体制中去,其实这个经济学家是少数敢在“六四”公开信上签名的知识分子。人们看见一个抨击中共的异议知识分子,又马上把它划到“民主斗士”的集体合影中去。其实这个社会缺乏新的“大道理”,缺乏一幅争取更好的群体生活方式的图画。当生气的人们交头接耳时,他们不但缺乏公民的自由结盟,他们甚至也缺乏真正的“同一首歌”。因此今天没有一个专家,可以从技术上说服一个农民工,告诉他法律是他拿回自己薪水的最佳武器。也没有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有足够地底气呼吁,中国人你快生气吧,你不生气,这个社会就没有希望。因为在今天和明天之间,这个国家的未来场景变得越来越模糊。在个人和国家之间,我们对一个公民社会的想象力也如此贫乏。于是一个人站出来生气,一百个人就开始叹气。尽管一部分媒体和知识分子,一直在努力帮助这个社会形成一副图画,就是把一个人的利益和一个人的行为,与一个公共的政治理想联系起来,好像把每一台电脑接入互联网世界。
    但以拆迁运动为例,人们看见它伤害了无数个人的财产权,却很难看到拆迁运动也在摧毁每一个城市的社区生活,正在割裂每一个拆迁户与他邻人的关系。一种超出人们交往速度的拆迁速度,就是公民社会的敌人,它破坏人们心中的愿景,正成为一种反社区和反结盟的力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连公民的诉讼运动也在被迫成为一种反社区的回应方式。法庭成了最后一个怒火中烧的地方。人们不再相信社区,不愿把希望放在任何非国家的权威之上,不再对个人与国家之间的那个地带抱有幻想。于是个人被孤立了,被孤立成一个拆迁户,一个患者,一个消费者,一个乘客,和一个维权人士。然后就连反抗方式,也被迫强化着我们对这个国家的依靠。

    联想公司的广告说,“失去联想,人类将会怎样”。我的回答是,人们一旦失去联想,就失去了生气的能力。人们一旦失去对一个公民社会的愿景,就算我们生气,我们也气不出一个宪政中国来。英国的哈洛斯在不属于他的土地上住了20年,摇身变成了一个大富翁。而我们的老百姓祖祖辈辈在一块土地上休养生息,却在时代的变迁中,反而沦为了最不讲道理的人,和一个漫天要价的刁民。面对个人生活中的不利不便和不公不义,我们凭什么要生气?其实从来都只有一个回答,因为“我有一个梦想”。尽管每个人的愿景可能各不相同,但在一幅关于宪政中国的整全的图画中,我的选择一定和我的孩子有关。我的孩子也一定和别人的孩子有关。明天的社会一定是我们自作自受的社会。不错,你不生气没有人替你生气。你不生气,这个社会就真的没有生气。但今天的民间社会,和中国的自由派,在“自由民主”的这一笼统诉求之下,显然已经同床异梦,对于未来二十年或三十年后的中国,已失去了一个共同的和伟大的异象。

    以此观察最近茅于轼先生被“围剿”(笑蜀语)的事件,诸如此类的事件,近年来,三五个月一定会来一次,正是民间社会异象破碎的征兆。因为“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今天中国最大的危机在哪里,我们都清楚。但未来中国最大的危机,其实就在这里。

    一个宪政中国的伟大异象,你看见了吗?

    2007-9-1修订于成都大学,原为《南方人物周刊》“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专题而作。

    昝爱宗:孟学农东山再起到山西:团派团结谁?

     

    8月29日,京官孟学农到山西报到,将出任这个地方的代省长。

    一般来说,这是一个东山再起的信号,可是学农去的却是”谁去都不是好活”的山西,这个地方多财多富,又多灾多难,他”西山能否再起”就是一个疑问了。

    早在2003年4月,学农就被中共中央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后又按照程序解除了其市长职务,使他成为北京历史上任职最短的市长。

    到了9月2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宣布了关于孟学农任职的通知:决定孟学农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降职使用。

    孟学农和张文康当官,都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名声,2003年4月10日,孟学农在会见日本东芝株式会社社长冈村正时称:”对于1300多万人口的北京市,22个病例所占比例并不大,而且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事实上,这句谎言,是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只是万幸他的中央委员职务没有丢,所以又有高层支持,东山再起也就成立了。

    而另外一个高官张文康,也是谎言频频,2003年4月2日,张文康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称”截止到3月31日,中国内地总共发病1190人,现在出院的934例,也就是说死亡46人,主要集中在广东;1190人里,广东有1153人,死亡的46人里,广东有40人;现在出院的934人里,广东有911人。我强调说一下,除了广东以外都是输入型病例,就是这些病人往往是到过广东或者到过境外,回到家乡发病,也有可能传染周围的几个人。但是因为其他地方已经接受了广东的经验,所有很快加以隔离治疗,没有扩散到社会上去。”在第二天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张文康还高调宣布:中国局部地区发生的非典型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经过中央和地方卫生部门的艰苦努力,现在发病人数明显减少,治愈人数显着增加,死亡人数有所减少,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群众生产、生活正常,社会安定,旅行安全。这样的话简直就不是正常人所说出口的。

    如果孟学农和张文康是一般老百姓,后来在事实面前,他们的这几句话至少可以算为有关部门眼里的”谣言”和”捏造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起码拘留15天,否则有关部门没法交代,也所谓”不能平民愤”.谎言就是谎言,误国却不误人。只是团派的孟学农,此次恢复正部级实权位置,能学会不再说谎吗?

    1949年8月生的孟学农,历任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工人、厂团委书记,北京汽车工业公司办公室干部,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干部、省委办公厅秘书,北京汽车工业总公司团委副书记、书记,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饭店联合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据北京市工商部门工作的有关人员介绍学农人不错,但山西不是什么好活。而那个还没有正式离任的省长于幼军,却是一个文人,他对山西出现的事故疲于应付。他曾与前广州市委宣传部长、广州日报社长黎某还合着过社会主义100年等社会主义研究方面的专着,后在深圳、湖南工作过,但一直没见大的政绩。可他在山西碰上团派出身的前新华社副社长、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一般来说被书记压着,一时总不能翻身,所以他作为二把手只有对事故道歉的份。如黑砖窑、矿难、记者被打死等等丑闻,书记可以潇洒,可省长很难过关,幸好现在轮到学农”东山再起”了,他也许很会对山西人民知恩图报,毕竟是山西收留了他。

    对于学农,听说他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一些评价还比较正面,再者又是团派,此时来到山西后,能否走出说谎言误国的阴影,能否团结山西省委书记、以及山西民众,尤其是贫困人群?只能看他的行动了。团派有没有执政的势力,关键在于他是否正视手中的权力,能够把手中的权力视为民所授。做不到这一点,谁去都是完蛋。

    杨宽兴:“庆典综合症”的周期性发作之忧

     

    外部世界的面貌往往因观察者所处角度不同而迥然有别——比方说,同一座山会对相反方向的观赏者呈现不同轮廓;对未来事件的期盼同样因人而异——圣诞节在成年人可能意味着额外的奖金,对孩子则意味着花花绿绿的糖果。

    这只是常识。但是,如果一种喜悦气氛的营造总以某些人的痛苦为代价,不管身份如何决定立场,这样的“喜悦”注定是廉价而不道德的。我们知道,节庆活动前的“清场”是长期形成的惯例,官方的庆典往往成为大规模扰民的动因,这时候,为了营造欢乐祥和的氛围,不仅报纸电视不再关注民生疾苦,贱民还要被迫向庆典仪式捐献:1990年的亚运会、1999年的国庆节,都是用民众的额外赋税撑起的“盛世”场面。而在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前,对生活在北京的成千上万外地人来说,每每国庆、党代会、人代会来临之际,便会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被以查暂住证为名送往昌平挖沙子,那绝不会是一种愉快的经历。按照官方媒体的说法,国庆、党代会、人代会是普天同庆的日子,可那些因节日庆典而失去自由的人如何能有庆祝的心情?当一个人因此而受惊扰,他绝不会认同其为自己的节日。

    但社会在缓慢地进步,如今,只要不公开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只要不是越级上访的刁民,大致已与这些节日庆典无干,井水不犯河水。

    不过,为庆典清场的惯例仍被保留,尽管它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在我们的有限视野内,十七大和奥运这两场庆典仪式已为期不远,党代会五年一次,不算稀奇,奥运在中国召开却是开天辟地头一遭,从倒计时一周年时的造势力度看,明年将会呈现前所未有的“欢乐、祥和、喜庆”。不管怎么说,既是喜事一桩,身为小民,不希望延续那种“有人笑、有人哭”的清场做法。于是,十七大的召开就成为我们对奥运预期的参照。

    很遗憾,“庆典综合症”再次呈周期性发作趋势,而且是广电、公安、法院、文化、工商、信息产业部等部门联合上阵:境外电视信号落地管制愈加严厉;陈树庆、朱虞夫等被相继判刑;贺伟华被送进精神病院;写文章的吕耿松被刑事拘留;一个个网站被封;揭黑记者齐宗淮被拘留:“杭州信息网”办公室遭遇抄家式的联合执法;网站管理的最严厉措施正在出台——不再只是针对个别网站,而是直接威胁网站租用的服务器,实施网络株连。

    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对于奥运,对于十七大,我们就不能抱有一点卑微的希望?没错,那是党的庆典,但是按照官方的说法,那也是全国“人民”的庆典,忝列“人民”名下的吾等小民本想沾一沾庆典的喜气,与党同乐一次,却不料当头一棒又给打晕。

    按说,体育是人类挑战自身极限的尝试,这种挑战的过程,需要一种自由、轻松、奔放的氛围,为了营造这样的氛围,举办国一般会大赦天下,还“普天同庆”一词以本来含义,这就象古时候皇帝登基、大婚时赐臣民一点喜气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官人欢快喜悦得乐翻了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却吝啬到不给吾等小民一口汤水喝,甚至弄得比往日还要紧张愁苦,连上网发个帖子都要看网络警察脸色,那么,小民只能心怀忧惧,怅然若失,而那乘兴而来的外邦人士看到这样的情形,恐怕也会弄出些给“党和人民”添堵的抗议。

    还好,棍子年年打,早已习惯。这一棍子将人打醒,从此对奥运不再怀有幻想就是了。但这种“庆典综合症”的周期性发作的效果仍值得怀疑:“分子”年年抓,网站年年封,却封不住民众的悠悠之口。这么多年,思想的境界、一塌糊涂、世纪中国、燕南学术网、改造与建设、小百合。。。。。。相继被封、被关,一个个新建的网站却又吸引越来越多的网友参与,骂大街的帖子也越来越多,往往那些相对温和的网站被关之时,就是相对激进的网站招徕访客的最好时机,更重要的是,网络世界是互通互连的,谁也无法阻止网民浏览境外网站,信息流通如水坝绝堤,任何一处的崩溃都意味着水量的整体流失。同时,还要提醒“联合执法”的决策人,论坛的被关和“分子们”的被抓往往是对民众的另类启蒙:网络时代,信息传播已不可阻断,关网站、抓“分子”本身更会成为事件,使敏感信息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传播,比如说,杭州信息网上的徐新贤与妇女干部裸死车内的新闻本只有两万多次点击,遭遇联合执法后,就连新华网在报道中也被迫提及镇官裸死之事,好奇的网友读完新华网报道自然会对徐新贤之死产生兴趣,而他们想在网上要搜索有关信息易如反掌。

    言论自由是现代社会的普适原则,网站和异议者的声音并不一定客观准确,打压言论自由之举对于政府形象的破坏,却比网站和异议者的“抹黑”显得更黑,是自证其黑的愚蠢之举,一波又一波的庆典综合症周期性发作,只会使越来越多的公民对政府失去信任,对这些人来说,“我们的节日”最终成了“他们的节日”,因此才会有刚刚被抓的东北农民维权代表杨春林和王桂林等人发出的声音——“要人权不要奥运”——庆典的喜悦既与他们无关,索性连庆典也不愿要了。

    由于“庆典综合症”的一再发作,庆典本身可能引起民众的反感,这正是八年前李慎之先生雄文《风雨苍黄五十年》引起强烈反响的原因之一,而在两千多年前,孟子曾经感叹:“独乐乐,与众乐乐,孰乐?”这不正是对当今官员的发问吗?反感自然会使民众与政府愈加疏离,使“和谐”口号流于空泛。那么,当庆典成为一个小圈子内的独乐,官人们又何乐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