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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Amos Oz）上周获得了本年度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并获奖金5万欧元。

评委会的授奖词强调，阿莫斯。奥斯“用希伯来语作为光辉的工具，为文学艺术、为准确地揭露我们时代最全球性的紧迫现实问题做出了贡献”。

今年的获奖作品是从全球23个国家的35个候选人中选出来的。

 

44岁的德国作家卢茨·塞勒（Lutz Seiler）以所著《西伯利亚大铁路》（Turksib），于7月1日获颁奥地利最著名的文学奖——巴赫曼奖（Ingeborg- Bachmann- Preis），并获奖金25000欧元。

巴赫曼奖创办于1977年，以奥地利著名女作家英格伯格·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1926－1973）命名。颁奖仪式在巴赫曼的家乡、奥地利南部城市克拉根福举行。

李零  北京大学教授

（一）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这是我和大家讨论的问题，大家身边非常热闹的问题。

前一阵儿有件事，大家都知道，就是“红心鸭蛋”事件。鸭蛋为什么这样红？事情比较简单，质监局一查就查出来了，鸭蛋里面放了苏丹红。但我们要谈的事可不一样，后边的背景很复杂。

台湾有家报纸，登过篇文章，题目是《孔子为什么这样红》。它是学我们的老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雷振邦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孔子为什么这样红？这是个敏感问题。不了解前因后果，不能理解它。比如，于丹为什么这样红？知识分子的眼睛为什么这样红？不管是高兴的红，生气的红，嫉妒的红——电视广告词：酸不溜丢的山里红。

现在，《论语》走进千家万户，民工发，监狱学，领导高兴，群众欢喜，知识分子不能太孤立，自绝于领导和群众。

有人说，孔子死了，2500年才出了个于丹，太可爱，太可爱；就她把孔子讲透了，讲活了，了不起，了不起。这是捧。

有人说，此人活像一说书的，讲的全是心灵鸡汤，心得是她的心得，跟《论语》有什么关系？夫子之道，全让她糟蹋了，我们得保卫孔子，保卫他的道。这是骂。

还有人，深得中庸之道，说人民群众读《论语》，传统文化被发扬，毕竟是好事，我支持你，但《论语》也分雅《论语》和俗《论语》，人民群众归你管，知识分子的地盘你休想进。我们知识分子讲《论语》，那是另一番天地，我才不带你玩儿。

这三种反应，和我无关。

不错，我是知识分子，但最不乐意戴这顶帽子。儒这个林大了，什么鸟没有。

填表，我是群众（群众是集合概念，其实应叫群众分子，和知识分子一样）。群众有什么了不起？人多势众，未必真理在握。我还是群众一分子呢。一分子就是一分子，他们代表不了我，我也代表不了他们。

一本书，一人读，想不到闹出这么大动静。我读《论语》，就是我读《论语》，自己写点读书笔记，讲点个人想法，谁也不代表，犯不着绑上一堆人说事。

现在，举国若狂，复古一边倒，不正常。我的声音太小，但我要大声说给你们听，请大家认真想一想，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二）什么是传统？

“传统”这个词儿，现在地位很高，高得吓人，除了过去的“革命”，啥都比不了，谁敢说个不字？

大家记住了，这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神话，将来肯定是笑话。

传统是什么？不就是过去，好的坏的，一锅乱炖，跟现在没什么两样，用不着拔高，用不着贬低。《兰亭序》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儿子看我，和我看我爸爸，道理差不多。祖宗留下的东西，什么没有？你别以为，大浪淘沙，剩下的全是金子。

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才叫“孝”。杨伯峻说，“道”是正面的东西，爸爸的合理部分。但父母留下来的东西，合理的，三年不许改，三年以后就可以改了吗？难道我们要改的，不是爸爸不合理的部分，反而是他的合理部分吗？

我的看法，祖宗留下的宝贝，最大一件宝贝，是中国人。古今中外，一切遗产，都是为我所用。人吃饭，人是主体。不管什么饭，总是被人吃。饭不能分体用。“中餐为体，西餐为用”，那不是笑话？但我们自己，也有毛病，甚至是浑身的毛病。《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好坏都不能拒绝。比如我爸爸的礼物是震颤，我他＊的礼物是过敏。遗传病，年轻没事，年纪大了才暴露。可见就是体，也是好坏参半。

传统，谁都有。比如美国，立国不过200年，家家藏枪，就是传统，所以老有校园枪击案。当然了，溜门撬锁的也要小心，私闯民宅，人家会开枪。

孩子是自己的好，但别人的孩子未必比你差。你排斥人家，人家不排斥你，吃亏的是自己。西方人，开口闭口，言必称国际，你的我的，都是他的。国际二字，背后有霸道，但他们四海为家，气魄比我们大。

（三）西化有什么可怕

全盘西化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大家最爱争。我讲全盘西化，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事实判断。不管好不好，爱不爱，这是大局已定的事情。你只要睁眼看一看，周围的一切，几乎全是西方文化，哪怕是国产自己造。

我们中国人，特别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历史上，我们特别能化人。古书上讲的“柔远能迩”、“远人来服”、“归义”、“归化”，都是讲这类事。就连最不济的宋以来，汉族两次被异族统治，我们还是把他们给化了。还有，抗战时，我们讲四大发明，国人称为文化馈赠，很自豪。但结果怎么样？人家学了，却拿船坚炮利来还礼，我们又学他们。

可见，老师和学生是换着当。

中国人的心态很简单，我化别人，我爱听；别人化我，绝不行。近代中国，明明已经被人化了，有人还在幻想，说蒙元怎么样，满清怎么样，那么大的块头儿，不也叫咱们汉族给化了？多少年后，还会大翻盘。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文怀沙说，王鲁湘，你的唐装是满服，我穿和服，才是唐装，日本把中国灭了，没关系，结果是，中国多了个日本族，第57个少数民族（这话，不仅中国人听了生气，日本人听了也生气）。

现在的日本，现在的美国，你给我化化看，别做梦了。想不到这种明摆着的事，照样有人犯糊涂。

谁化谁，表面是争谁的文化更优越，其实是争支配权。我占有这个势，怎么化都行，什么你的我的，全都是我的。没有，才分彼此，才争高下。想不通的事，换位思考，道理很简单。

中国近代史是部挨打的历史。中国人挨打，中国文化也挨打，打得失魂落魄。一是揍出一个国学来，我叫“国将不国之学”。二是剩下一堆国粹，其实是全盘西化还来不及化，或化而不动，最后剩下来的东西。好像熬药，药被人喝了，留在砂锅里的，全是药渣。原汁原味，本来是药，没有药，只好拿药渣说事。所谓国粹，其实很多是国渣。前一阵儿，各地申遗，什么都申，很多就是这类东西。其实不少是这两年刚造出来的东西。

还有一样，令人自豪，则是我们的国宝。这是真正的宝贝，西化化不动的东西，只能毁而不能造。造出来的都不是国宝。我们中国，历史悠久，文明辉煌，当然很自豪。古迹、古物和古书，尽管使劲糟蹋，留下的东西还是不少。物质文化遗产，实实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虚虚假假。

古董，很多本来也是普通玩意儿，日用的东西，家家都有。毁的毁，弃的弃，最后剩下来，全是宝贝。保古和西化，如影随形。西化的破坏，反而抬高了古董的身价。

文物，摆进博物馆的展柜，都是稀罕玩意儿，无所谓精华糟粕。糟粕精华，只有进入现代生活的东西，还在使用的东西，才有这类问题。我们把古董摆进展柜，但不必把自个儿也摆进去。

（四）国学是国将不国之学

前一阵儿，国学网选国学大师。尹小林问我，哪些人算国学大师。我跟他说，举国若狂谈国学，大师不大师，暂且搁一边儿，咱们先得问一下，什么叫国学？

国学是个混乱概念。

什么叫国学？研究中国的学问就叫国学吗？不是。第一，没有西学，无所谓国学，国学是对西学而言，郑玄不是国学家，戴震也不是。第二，人家外国有汉学，同样研究中国。比如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很牛。汉学不能叫国学。他们从周边国家讲中国边疆，从中国边疆讲中国内陆，比世界眼光谁大，比精通语言谁多，我们的大师（如陈寅恪），毫无优势可言。当时，五大发现，全和外国人有染，真让国人气短。陈寅恪、傅斯年，他们到外国干什么？就是出去偷艺。他们心里，全都憋着口气：人家看不起，暂时不说话，三十年后，再与他们争胜。

我的看法，国学虽刻意区别于西学，但实质上是“国将不国之学”。它跟西学争胜，越争气越短。新学，就连国学家也学，即使最最保守者也学——明着不学偷着学。大家要找原汁原味，几乎没有，其实都是不中不西之学，不新不旧之学。所谓大师也很简单，全是推倒重来，白手起家，创建各门新学术的人。

现在，一般人的印象，读古书就是国学。比如章太炎、黄侃，杨树达、余嘉锡，还有钱穆，这样的人才算国学大师。如果这才叫国学大师，很多人都不能算，国学的阵容很可怜。

我的意见，近代学术，有些太新，不算国学，最好归入西学；有些太旧，也不算，最好归入清代学术。比如考古学（archaeology），就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绝不是宋人讲的考古学；还有历史比较语言学（philology），也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绝不是清代的小学和考据学。李济、夏鼐，不算国学家；李方桂、赵元任，也不算国学家。

大家说的国学，很多都是不新不旧之学，什么算，什么不算？标准很难定。如所谓罗（振玉）、王（国维）之学，材料是五大发现，全是新材料，他们和法国、日本的学者有不少交流，眼界也很新，这种学问，大家叫国学。但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算不算，好像不算（地理系，现在归理科）。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算不算，让哲学系一讲，当然算，特别是近代尊孔的名人，更是绝对没跑，肯定都是国学大师，就连释道二藏也算是国学。

大家都知道，史语所的“史”，是用考古学改造传统的经史之学；“语”是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改造传统的小学和考据学。这样的学问，都是不新不旧。还有清华国学研究院，所谓国学也是不新不旧，有些还是严格意义上的新学。

现在，最奇怪的是，连季羡林都成了国学大师。人家自己都说不是，好事之徒，还要把这顶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这也反映了国学概念的混乱。

（五）国粹多是国渣

国粹是个可笑的概念。

中国古代，两河文明，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要发达一点。从前的中国，头在北方，屁股在南方。近代，情况反过来，“鬼子”从海上来，现代化从东南往西北推，屁股变成头。最先进的跟最落后的凑一块儿，反而成了欢喜冤家。西化越凶，才越讲国粹。

古人说，楚地多巫风，江南多淫祀。明清时期的闽越还是如此，拜拜的风气最浓。我们的同胞，漂洋过海，把这些文化带到香港，带到台湾，带到海外的唐人街，在很多外国人看来，最中国。他们成了中国的窗口。唐人街，舞狮子，舞狮子是汉代传入的外来艺术。港台好武侠，武侠是人文幻想加义和团，专打外国人。好多人说，礼失求诸野，求出来的礼，很多都是这类东西。

中国的国粹是什么？很可怜。全是西化剩下来的东西，有些城里化了，乡下没化，沿海化了，内地没化。中医中药，国剧（京剧）国术（武术），还有中国菜，数来数去没几样。

我们，身上穿的，屋里用的，衣食住行，一切拿眼睛能瞅见的，几乎全是洋的。我们的词汇，留下了一堆“洋”：点灯用洋油，烧饭用洋火（或洋曲灯），穿衣用洋布，就连梳头洗脸，也是洋瓷脸盆洋胰子。

衣，中国传统，特重发式和衣冠，披发束发，左衽右衽，所以别蛮夷。满人入关，为争这口气，死了很多人。衣服的进化，全世界差不多。早期，裁剪技术不高，全是拿片布，往身上一裹；第二步，才宽袍大袖。紧身衣，类似运动装的衣服，往往和军事、体育有关，特别是骑马，我们叫胡服。所谓深衣、汉衣冠，早就没了。真国粹，有，农民穿的土布衫、免裆裤，大家不爱穿。

食，我们以为特国粹。其实，打新石器时代就粹不起来。烹调方法不说，材料是五花八门。五谷之中，只有小米、糜子是北方原产，水稻是南方原产。历史上，多少动植物，都是引进。比如各种瓜，除了香瓜，多半都是外来。现在的东半球，据说1／4的食物，全是来自西半球。比如辣椒从哪来？烟草从哪儿来？西红柿从哪儿来？红薯从哪儿来？都是来自美洲。没有辣椒，还有什么川菜？

住，古城，秦始皇铭功刻石，自诩堕坏六国城郭，我们比他还厉害，拆；城里的胡同四合院，拆；这些年，农村的老房子，也都扒了。我回老家，就连北方的土炕（从新石器时代就使用）也都扒了，年轻人要睡席梦思。

行，也是汽车、轮船、飞机的天下。就连自行车，也是外来，我们老家叫洋车子。

祖宗留下的，还有什么？我是说，生活层面的东西。抓耳挠腮，大家想到了语言。中国文学，总得用中国话写中国人，汪增祺如是说。但就连这事，也要打折扣。研究外来语的都知道，我们的汉语，很不国粹，哲学术语、科学术语、军阶官衔、制度名称，几乎全是外来语（很多都是日本传来的假汉语），甚至语法也大受影响。

唉，就连最最国粹的汉字，也被简化了。港台的同胞想不开。

（六）国宝要保不要造

中国历史太悠久，地上地下宝贝多。古人说，地不爱宝，稍一动土，就有发现。

古迹古物，和我们的万里河山分不开。保护自然生态，保护文化生态，是我们肩上的重任。

我们的地面遗迹，长城、大运河，很宏伟。长城断断续续，运河断断续续，保护起来最费劲。后者的现状非常惨，我亲眼目睹，不是排污渠道，就是垃圾坑。利用南水北调，古的变新的，不像话；不利用南水北调，又没有钱。

中国的考古发掘，年年大丰收，但盗掘也十分猖獗。

传世品和出土品，书画、陶瓷、青铜器，博物馆的收藏很丰富。近两年，全国都在盖新馆。但很多文物流入私人手中，流入海外市场。

地面遗迹，《封禅书》、《郊祀志》、《水经注》等书所载，如甘泉宫、后土祠、八主祠等等，都是了不起的古代遗迹。岳镇渎海的庙，也有存留。古建，山西最多，主要是元大德癸卯年地震后的劫后余存。

这些都是真古物、真古迹，一定要保。

假古迹，也不少，用《红楼梦》上的话说，很多都是“从敬爱上穿凿出来的”东西。比如陕西的黄帝陵，湖南的炎帝陵和舜庙，河南的二帝陵和太昊陵，山东的少昊陵，绍兴的大禹陵，江苏的泰伯祠，还有各地的关庙，等等。这些古迹，历代翻修，本身也是古迹。但各地公祭，烧香磕头，十分滑稽。不仅如此，为了寻根问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各地还拆了不少真古迹，造了不少假古迹，十分荒诞的假古迹。保护真的没钱，造假倒有钱。

现在的中国，文物古迹大破坏，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能怪五四，不能赖文革。中国的地方官、旅游部门、施工单位，考古文博单位，都有责任。

中国的干部队伍，底色是农民。文物古迹被破坏，主要是管不住农民和地方官。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把博物馆交农民办，会办成什么样。肯定不是女尸，就是长着五条腿的驴。

中国传统再伟大，也不能靠毁真造假来发扬。推而广之，就是古代思想，也是同样的问题。真孔子，没人爱。大家更爱假孔子。

（七）五四运动，光芒万丈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店，不是孔子。孔子安然，孔子无恙。当时的非圣疑古，表面上是传统中断，其实是传统重建。它对中国新学术，有不可估量的贡献。不仅西方科学的引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军事学，是全面占领。人文学术，也革旧鼎新。从旧经史之学到新史学，从旧子学到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从旧集部之学到新文学，革新是全面的。

中国的新学术，不光是靠点滴积累，一砖一瓦往起垒，更重要的，是文化立场的突破。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前辈，感谢鲁迅，也感谢胡适。五四的遗产是多方面。明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很多问题，要全面总结。

五四有两个遗产，和胡适有关。

第一，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运动。这个运动，很多人都认为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标志。它和胡适的影响直接有关。胡适和顾颉刚，都很重视崔东壁，美国的Arthur W。Hummel也很重视。顾颉刚对崔东壁很佩服，但明确指出，他和崔氏不一样。崔东壁尊孔卫道，他不是。正因为不是，所以顾先生才敢怀疑圣人，怀疑孔子时代的圣人（尧、舜、禹）。这是了不起的突破。虽然，在方法上，顾先生沿袭了崔氏的方法，没有反省这类方法的不足，在古书体例的研究上没有突破。其实，宋以来的辨伪学，辨伪考实乃禁书之策，考据是为了保卫孔子的道，并不是纯粹的方法，里面也有意识形态。《古史辨》留下的问题，今天也还是问题。傅斯年、蒙文通、徐旭生，他们的族团说，都破顾说，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断，即使今天，也还在争（如关于断代工程的争论），可见影响多么大。

第二，是中国哲学史的建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舍上古圣人不谈，直接讲诸子，直接讲老、孔，当时人以为学问不足，但他的路是对的。这书是真正的开山之作。胡适之后，冯友兰是大家，书比他多也比他厚。胡不讲六家，冯讲；胡否认王官，冯加限制而肯定；胡以老在孔前，冯以老在孔后。这些分歧，现在也还是争论的话题。一般认为，这门学问，冯氏才是真泰斗。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胡适的考证诚多可商，但文化立场，占位却比冯氏高。第一，他强调，中国哲学史，不能用西方哲学史的概念和框架来剪裁，冯氏反之；第二，他是把孔子从圣人的位子上请下来，和诸子平起平坐，冯氏却是尊孔派。胡适指出，冯氏争孔、老先后是信仰问题，看得很准。即使今天，胡适的看法也是解毒剂。

五四代表的新文化，后来分为两叉。1949年后，更被海峡隔绝，判若两个世界。

1998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编过《新史学之路》。什么是新史学？不光梁启超，不光傅斯年，派别很多。他们说的新史学，只是新史学的一支（现在去蒋，还讲什么傅斯年）。史语所的最大成就是考古发掘。这个队伍，海峡两岸各一半，不能只算一边。我呆过的社科院考古所和历史所，很多老人都是参加安阳发掘和西北考察的旧人。我的老师张政烺就是史语所的人。罗王之学的传人，绝大多数也在大陆。史语所的研究，强调的是动手动脚，找各种实证材料，这种材料，新东西全在大陆，研究是由大陆的学者在继续。过去的研究根本没法比。超越这类研究，打散了研究，提高了研究，还有不少东西，比如社会史的研究，也和共产党关系更大，即使走过曲折的路，也还是有很多贡献。

新史学的各派，成败是非，可以慢慢讨论，来源是什么，很清楚，根本没法按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分疆划界。它们的共同来源，都是五四。

厚诬五四，是数典忘祖。

近年，余英时说，郭沫若抄钱穆，引起轩然大波。钱穆和郭沫若，分属不同的营垒，分属海峡两岸各一边。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怎么样，可以另外评价。政治观点不同，当然不一样。但他们俩，学术成就怎么样？自有公论。钱穆，学问太旧，格局太小，根本无法和郭沫若比。中央研究院选第一届院士，他们对郭沫若的政治立场很不满，但学问没商量，还是承认，照样提名。傅斯年说了，只要不是汉奸。

其实，学术就是学术，即使罗振玉的书，我们也要读。他有学问，还是有学问。

这才是公允的看法。

（八）文化断裂和复古风

现在的中国，复古成风，动言断裂。断裂和复古是自古有之。艺术尤其明显。我有一本书，叫《铄古铸今》，就是讲这个问题。

张光直先生有个说法，西方文明是断裂的文明，中国文明是连续的文明。最近，法国的沙义德（John Scheid）教授来北大讲罗马的皇帝崇拜，他说，他不同意这一说法，欧洲历史也有连续性。

西洋史，断裂多，不然不会有他们的阶段说、形态说。但罗马推崇亚历山大，很多方面继承希腊；蛮族入侵，灭罗马，只是西罗马亡了，东罗马还在。东罗马一直有希腊之风。亚历山大灭波斯，也接受波斯文化，不光女人和地盘。

历史，都有断裂，也有连续，就像《三国演义》上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就算连续性强，也还是有很多断裂。他们有断裂，更不用说，否则还有什么文艺复兴。

现在，时兴讲文化断裂，好像只是中国大陆断了，香港、台湾没有，日本没有，欧美更没有。断裂的罪魁祸首，据说是五四运动。这是危言耸听。

断裂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根本原因是现代化。这不是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哪个时段偶然发生的问题，而是几百年来，带有全球性的普遍问题。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断中世纪的传统，接希腊、罗马的传统；日本的脱亚入欧，也是断中国传统，接欧洲传统。谁都是爸爸不亲爷爷亲，反认他乡是故乡。这是风水轮流转和历史时装化的普遍规律。

还有，古典教育衰落，也很普遍。欧洲，是20世纪衰落，二次大战后，彻底衰落。拉丁文唱诗，如法国的天主教堂，1960年代后，也彻底不行了。

传统为现代化腾地方，哪儿都如此。就连事后诸葛亮的保古，也是由现代化来买单，由现代化来挽救——尽管摧毁它们的也正是现代化。

我说过，保古的前提是舒缓现代化的压力。这个压力不减，全是空话。欧美日本比我们做的好，主要原因是，他们先下手为强，没有这么大的压力，败家和疯狂致富的冲动没我们强。

中国的败家，是和现代化拴在一起，是和现代化引起的各种政治冲突和社会灾难拴在一起，参与其中的所有政治派别都有份，就连满清王朝也有份。比如五大发现，为什么都在世纪之交，就是中国败家败出来的。西域汉简、敦煌文书，被“丝绸之路上的洋鬼子”搞到外国去了，那是清朝的事。内阁大库档案造了还魂纸，那是民国的事。这些都不是现在的事。

大家把气撒在五四身上，五四和鲁迅成了众矢之的。众怨所集，才有目前的各种发烧发狂。背后的台词我不说，谁都知道。

（九）说经典阅读

说起读古书，我们会想起鲁迅。

今人厚诬鲁迅，主要因为他是左翼，是延安树起的文化革命旗手，1949年后，在思想文化界一直处于独尊的地位。但我国知识分子，真奇怪，居然和美国的大老粗一般见识，以为只要沾个右字就好。毛泽东不是说，鲁迅活着，不是右派，就是在监狱里。他要活着，算什么派？有人说，匕首乱飞、皮带乱飞，都是鲁祸引起，恨不得掘墓鞭尸，这话公允吗？

关于读古书，鲁迅说过逆耳的话，那是忠言。有人说，他自己读了很多古书，却反对读古书；不让别人读，自个儿躲起来悄悄读。我读过鲁迅的书，他的想法没这么简单。

第一，他说，要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主要是为了树立新学的地位。他并没有说，绝对不许读古书，而只是说，新书和旧书，还是以新书为主，旧书最好搁一边儿，当务之急，还是读新书。今天的中国，也是这个格局，我看不能反过来。就像中医，保护中医我同意，但用中医代替西医或领导西医，我看没人会同意。

第二，他说，读经不能救国，这也是对的，今天我也这么看。

第三，他说，与其读经，不如读史，与其读正史，不如读野史，看看中国的历史有多么烂，我看也很有深义。世界历史学的趋势，日益重视生活史。野史正是生活史。其实，子学的地位比从前高，也是顺理成章。

第四，他说，要治国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治，而是像王国维那样治。很多古书的研究变成专家之学，也是势所必然。它不再走进千家万户，我看没什么不好（西方早就如此）。

古书是一种文化结构。五四以来，这个结构被颠覆，非常合理，非常正常。

六经是孔子时代的经典。汉以来，儒生是以孔子的经典为经典，五种不同的东西凑一块儿，没什么道理。现在，经典的概念早已变化，文史哲各系，分别去读，没什么不好。

汉代有五经，唐代有九经，宋代有四书五经。《论语》本来不是经。汉代，《论语》是四大传记之一，所谓传记，多是儒家的子书。四书五经，《论语》也是四书之一，不算经。只有十三经，才把《论语》列为经，这是后起的概念。我们拿《论语》、《孟子》当子书，和《老子》、《墨子》搁一块儿，是恢复诸子的本来面貌。

宋代树道统，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一脉单传。这个道统是虚构。五四以后，《论语》降为子书，道统被打散。孔、孟重归诸子，跟《荀子》等书搁一块儿，这也是儒家的本来面目。没有这种调整，只有经学史，没有中国哲学史，更没有中国思想史。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绝不是一个儒字所能概括。中国典籍，经史子集，也绝不是一个经字所能概括。

现在，很多自己都读不懂经书的大人，却疯狂鼓吹读经，甚至鼓吹少儿读经，我是不以为然的。少儿读经，不是读《诗》、《书》一类经。《诗》、《书》，连教授也啃不动。他们所谓经，是《三字经》这样的经，其实是蒙学课本，可笑。

我在北大开经典阅读课，不是读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而是以“鬼子”为榜样，读他们理解的四大经典：读《论语》，读《老子》，读《孙子兵法》，读《周易》经传。我觉得，这样安排更合理。

第一，这四本书最有思想性，最有代表性。《论语》是儒家的代表，《老子》是道家的代表，讲人文，这两本最有代表性。《孙子兵法》讲行为哲学，《周易》经传讲自然哲学，讲技术，这两本最有代表性。

第二，它们的篇幅比较合适，《论语》大一点，有15000字，其他三本都在5000－6000字左右。别的子书太大。

总之，古书可以读，但不必是过去的读法。

（十）我们的信心建在哪里

我们的信心该建在哪里？是真传统，还是假传统？这个问题，和大国崛起有关。

我一直说，中国人的心底，埋着个梦，就是重新当大国。不当大国，堵得慌。

历史上，大国崛起，往往有小国背景。如小邦周克大邑商，亚历山大征波斯，都是小国胜大国。

亚述，号称世界第一帝国，本来是处于四战之地的小国。因为怕挨打，才穷兵黩武，以血腥杀戮和野蛮征服著称于世。亚述宫殿的画像石，为我们留下了恐怖的印象。历史上的大国，往往都有这种背景。

中国曾经是大国，历史上了不起的大帝国。然而世事沧桑，近百年来，我们衰落了。就像历史上的很多大国一样。

近代，从前的文明古国，全都灾难深重。伊拉克是亚述、巴比伦，伊朗是波斯，全是挨打或准备挨打的对象（看看美国样板戏《亚历山大》和《三百勇士》的暗示吧）。早期探险家初到这些地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圣经》和古典作家笔下，天堂般的奇迹，怎么会是这等荒凉破败。

欧洲，所谓大国崛起，原来都是小国。希腊、罗马是小国，即使成为大国，内部也很松散，还保持城市自治。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也一直是小国林立，书不同文，车不同归，没有政治统一，只有宗教统一。草原帝国，都是部落聚合，也是以宗教为凝聚力，聚得快也散得快，缺少真正的粘合剂。和亲、女王一类东西，也是小国的特产。

西方传统，是小国传统，比如民主制，就和小国有关，和他们保持的原始特点有关。希腊、罗马的民主制，是建立在对外征服和奴隶制之上（柏拉图的《理想国》，原型是斯巴达的军事共产主义）。对内特别仁慈，对外特别残酷；上层特别优雅，下层特别野蛮。今天的大国，古风犹存。我们面对的还是古老的现实。

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他们的统一是宗教大一统，不是政治大一统。普世性的宗教，和政治大一统有类似功效。这是思想上的专制主义。

对比他们，我们该作何感想？

1980年代，怨天尤人骂祖宗，大家还记得吗？当时骂什么？主要是骂专制主义、骂封闭停滞，骂小农经济、骂吃粮食，不吃肉，心理自卑，达到愤懑的地步。大家恨传统，简直恨到了根儿上。《河殇》的播出是高潮，就是表达这种悲情。当时，我写过三篇文章（一篇登在《中国文化报》上，一篇登在《东方纪事》上，一篇登在《知识分子》上），力陈传统并非如此：其弊固多，不如是之甚也，何必众恶归之，集为怨府，把明明属于中国现代化的不良反应，全都怪在传统的头上。但这种声音，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国人几乎一边倒。

现在的中国，正好相反，从骂祖宗变卖祖宗，急转之下。我们的自信心仿佛一夜之间就提高了，高到令人惊讶的地步。举国若狂，一片复古之声。然而，只要耐心倾听，在《狼图腾》中，在最近播出的《大国崛起》中，我们还是可以听见《河殇》的声音，忽而哀怨忽而亢奋的声音。

一句话：大国梦想，小国心态，表面自大，骨子里还是自卑。

现在的人，迷托古改制，常拿欧洲说事。他们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迫于宗教传统的巨大压力，不托古，不能求新。大家乐道的阐释学，不过是这类玩意儿。说是复兴中国文化，其实是步欧洲后尘。现在，西方史家有反省。大家猛回头，才发现，很多传统都是假传统。假希腊，假罗马，对传统和现代都是破坏。

中国的复古，是因为意识形态真空，就像俄国，乞灵于传统。

但我们的传统，精英文化，不语怪力乱神。下层见神就拜，也没有宗教大一统。

中国的传统很实在。没有教，不必造。现在，很多英雄气短的人，宁愿相信假传统，也不愿相信真传统。就像古之好事者，登临怀古，没有真古迹，也要造一个出来。中国需要这样的造神运动吗？中国的运动还少吗？

现在的复古，是真复古，还是假复古？孔子教导我们说，他的目标是奔西周，你会照他说的办吗？王莽倒是打这个旗号，你能学得来吗？说复古的，往哪儿复，怎么复？哪朝哪代哪个皇帝？你的复古方案是什么？请给大家说说看。你要迷这帝那帝，曾胡左李，就别讲什么“走向共和”。

上个世纪初，国人惊呼，神州陆沉，亡国灭种。然而现在怎么样？国未亡，种未灭，中国人还在，中国的万里河山还在，以往的历史，可以平心静气看。

我的看法是：

研究传统，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自信。中国的历史遗产，虽遭破坏，还是相当丰富。古书也好，古物也好，古迹也好，还是集中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尚未开发的地下资源，更几乎百分之百在中国大陆。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人。中国人还在，不信邪的精神还在。我们的一切，已经纳入现代化的视野，古今中外已经摆上了同一桌面。

台湾有点东西，都是大陆带走的，集中在史语所和台北故宫，还有一个历史博物馆，很小。他们，报告发光，图录出尽，就没有资源了。人，台独政治家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还谈什么传统文化。

香港太小，没有祖国的万里河山，完全脱离中国文化的主流，眼中没有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生活（只能从旅游和电影了解），殖民统治太久，没根。他们的居民，要么很土（各种怪力乱神的崇拜），要么很洋（官场、课堂说英文，连名字都是英国的），传统文化，同样很淡薄，缺乏自主原创力。

欧美和日本的汉学家，是另一个天地，他山之石吧。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几个美籍华人就是国际汉学界。

对中国传统，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的天是中国的天，地是中国的地，人是中国的人，根本用不着气短。

我们的文化资源，世界任何地方都比不了。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面对着有血有肉的中国生活，用中国人的语言、中国人的体验，写中国自己的历史，这是最大优势。

我们为什么要自卑？我们有这么多真东西，干吗还要拿假的壮胆，拆了真的造假的，跟着别人起哄。

托古改制，自欺欺人的阐释，全是无聊把戏，对中国的形象，有百弊而无一利。不是爱中国，而是害中国。

传统不必这样红。

（2007年4月18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4月19日在中国o’fò@251?9?

 

中国的腐败官员们已经能够娴熟地寻找到法律规定的模糊地带。在这种情况下，反腐必须细致起来

日前，中共中央纪委下发名为《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并发出最后通牒：自2007年5月30日起30日内，对主动说清问题的违纪官员可考虑从宽处理，对拒不纠正或者本规定发布后违反本规定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在《规定》里，中纪委首次明确地将通过干股、赌博、“合作”办公司、证券买卖、特定关系人等八种渠道进行权钱交易的行为列入严查之列。

而之前的4月份，中纪委、监察部就曾发出纠正不正之风的通知，权力寻租的纠查是重中之重。一个月后新《规定》的出台，被视为是今年继查处党政机关乱盖楼堂管所之后，中共中央纪委的第二次重拳出击。

精确瞄准“擦边球”

相较于之前的种种规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告诉本刊记者，此次《规定》最大的特点在于“把最近几年查办案件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了出来，进一步细化了党纪条例的相关规定，实现了‘精确瞄准’”。

6月8日，在中共中央纪委就如何贯彻落实《规定》召开的专门会议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何勇说，当前违纪违法案件有“新动向、新成因、新形式、新手段”，“规定为有效查处权钱交易案件，提供了及时、有力的法规依据。”

任建明用一句古语来形容当前的腐败特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说，“现在的反腐形势更为严峻，腐败行为更具有隐蔽性与复杂性。”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对本刊记者分析说，上个世纪80年代，腐败的主因是价格双轨制，“官倒”主要是通过“走后门”“批条子”，利用价格差行贿受贿、投机诈骗、倒买倒卖。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官员腐败则更主要地表现为大规模的农村圈地运动、国企改制、房地产开发中上下其手。而现在，在传统的手法之外，贪腐官员们更倾向于打一些“擦边球”。比如在由“熊”到“牛”的股市中，利用自己的职权获取干股是比较通行的做法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说，中国的腐败官员们实际上已经能够“娴熟地寻找到法律规定的模糊地带”。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那种开宗明义、大而化之的反腐已经解决不了问题。”

《规定》首次明确地将那些可能被打“擦边球”的地方一一清楚地列举了出来：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等；通过赌博方式收受请托人财物；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

胡星斗认为，这客观上是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反腐经验，因时而变所采取的一种举措。

反腐必须与时俱进

反腐精确瞄准的需要，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贪腐特点发生的变化。腐败严重程度趋烈自不用说——在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说，“随着发展市场经济，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甚至涉及到许多高级的领导人。”

仅2006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就共给予党纪处分97260人，占党员总数1.4‰。其中，有7名省部级干部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这些案件较多的表现为商业贿赂。2006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商业贿赂犯罪案件9582件，涉案总金额15亿余元。其中，发生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六个重点领域以及出版发行、银行信贷等九个重点部位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7182件，占立案总数的75%。

今年4月，本刊记者在湖南郴州采访其前纪委书记曾锦春一案时，当地的一位企业家即抱怨说，“哪里有利益，官员就往哪里去；哪里利润高，哪里就搞垄断。”

原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钓贿”的方式之一是，开会时先从兜里掏出一个旧的诺基亚手机放到会议桌上，于是地方官员或企业家心照不宣地赶紧买来新的。其出事时，竟然从家里翻出20多个未开包的新款手机。

但是，如曾锦春般公然腐败的尚属少数。更多的腐败官员在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进行权钱交易。闹出“认证风波”的全国牙防组，就游走于企业赞助和权钱交易的灰色地带。

此外，更多腐败官员是不通过自己出手的。据查明，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通过职权为其情妇承揽工程谋取巨额非法利益。是以坊间戏语，“一个贪官的背后一定有一个贪婪的情人。”

而国家药监局前局长郑筱萸，“只是‘双规’以后”，才想明白了通过家属接受企业送礼也是受贿。

这种受贿还是容易被抓住把柄的，更为隐蔽的是“权力期权化”。前不久爆出的原上海建设党委书记、上海市 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陈士杰，原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长、上海土地学会会长殷国元等，都是退休后“下海”捞“大鱼”。相关的调查表明，他们不过是任上权力任后享受。而不少退休官员“下海”后成为诸如企业的高级顾问，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其间是否有猫腻，一直耐人寻味。

这些层出不穷的腐败花样，已经不再能够激起大家的惊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顺应形势发展，中共对腐败的认识与制度化的治理也在逐渐强化。

2005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首次提出了反腐败工作的基本目标，“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大框架形成局面下的具体措施，更是层出不穷。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对本刊记者说，“恐怕几千个文件都不止了。”而严禁通过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则是新形势下对腐败行为的一次对症下药。

关键在落实

腐败多发的原因耳熟能详。在今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回答关于反腐败问题的提问时，非常明确地表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这就是我国目前反腐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胡星斗说，我国目前已制定了300多部法律、800多部法规和3万多个规章。但通病是，在不受监督、肆意延伸的权力面前效果有限。

在轰动一时的郑筱萸案中，尽管有《行政许可法》的明确规定，药监系统在做药品审批时也引进了专家的技术评审，但是事后证明，专家的技术评审形同虚设，行政审批权力依旧高于一切。

一些接受本刊采访的专家学者对本次新《规定》的效用还是表达了一定程度的担心。中央党校的一位专家在给本刊记者的短信中评论《规定》说，“类似通知太多，基本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尽管《规定》列出了有针对性的八条禁令，但其现实的可操作性如何还有待实践检验。胡星斗说，“关键是这些规定有多少可以落实。”他认为，《规定》里虽然列举了严禁，也有“严肃处理”的话，但是，没有看到具体的问责惩罚措施，“没有大力度的问责惩罚，所有的规定效用就会大打折扣。”

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胡星斗举例说，1995年5月25日，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由于缺乏监督与问责，最后是不了了之。

针对此次《规定》的具体条款也有一些争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说，权力的期权化是很难认定的。当事人双方很多只有一个口头的约定，要取证也是非常难的。在此情况下，如何认定是一个大问题。“但在很多国家这就不是一个问题，”任举例说，在新加坡，只要官员的一项决策，结果明显不合理，那就足以让这个官员接受惩罚。而在中国，这一点还做不到。“而且，在具体操作中，如何保证举报的有效性，有效地保护举报人，这都是个问题。”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在制度反腐的征途上，中国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邪恶之极的当代黑窑童奴

我们知道古代奴隶制的丑陋，知道殖民者贩卖黑奴的冷血，知道早期资本主义压榨童工的贪婪，然而，在奴隶制、贩奴、童工早已成为千夫所指的二十一世纪，在自豪地炫耀大国崛起和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在天天宣讲「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胡温亲民秀中，中国山西却出现了大规模「黑窑童奴」，震惊海内外，谴责和问责之声遍佈传统媒体和网络，可谓一浪高过一浪。

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文盲最多、非正常死亡最多的国家，超出想像力的罪恶太多了，以至於中国人已经不会再惊歎了！

中国的污染最重、枪毙人最多、大型矿难最多、强行堕胎最严重，已经无法刺激人们的神经；中国的侵犯知识产权最严重、假冒劣质品最多、食品最不安全，已经见怪不怪；中国的农民最多，而农民却没有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已经熟视无睹；中国的官僚人数最多，官员权力最大、官场最腐败，已经几千年一贯制。

现在，中国人惊歎的是，中国已经崛起了，以人为本了，走向和谐了，步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盛世了，也将举办世界上「最成功」的二○○八年北京奥运了。

买卖「童奴」之罪

「童奴」的来源是非法贩卖.据媒体报道，这些被卖为童奴的孩子大多在火车站、汽车站、立交桥下、马路边等地方被人贩子或拐骗或绑架，以每人五百元的价格卖到黑窑做苦工，甚至地方劳动监察部门也参与这种极端恶劣的犯罪，作为中介把「童奴」卖给黑窑.被劫掠的「童奴」大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最小年龄只有八岁.他们被掠入黑窑后，窑主便切断孩子们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孩子们便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除非冒着被打残或打死的风险逃跑成功，否则的话，他们就只能被迫忍受「童奴」悲惨遭遇。

「童奴」们被强迫卖苦力的黑窑，大都依山而建，三面土山，一面出口，出口大门一锁，监工居高临下、黑窑的劳动场地便一目了然。出口处都有多条狼狗把守，监工和包工头也都住在出口处，以防「童奴」们逃跑。

砖窑的劳动是高强度的，连成年人都难以承受，何况未成年人。但「童奴」们被强制作工的时间却是每天十五、六个小时，最长达到每天二十个小时（早五点-凌晨一点）。「童奴」的一日三餐都是冷馍、凉拌包心菜或萝蔔；「童奴」没有劳动服，穿的就是被掠时的衣服；「童奴」睡在工棚里只铺着一层薄棉被的地上，每天都是裹衣而睡；「童奴」多月不洗头、不洗澡，甚至不洗脸，蝨子遍身，头发长得像野人。

为了防止「童奴」黑夜逃跑，入夜后，监工就锁住工棚大门.「童奴」的住处没有任何卫生设施，就这样一夜复一夜，「童奴」夜间的吃喝拉撒，全在黑暗的工棚里，腥臊味冲天。当他们被亲人解救出来时，个个蓬头垢面、遍体鳞伤。「童奴」被许诺的工资是每月八百元，但直到他们被解救时，却从未拿到过一分钱.

「童奴」稍有怠慢，就会或皮鞭或棍棒或砖头加身，许多人被暴打致傻或致残，甚至有多名「童奴」被殴打致死。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残，有的孩子被监工用烧红的砖头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后被人救出在医院治了数月也未痊愈）。被监工用砖头砸得头破血流的孩子，随便拿起一块破布一裹了之，继续干活；有的孩子被打成重伤，也不给医治，如不能自愈或伤情恶化，奄奄一息时，工头和窑主就把苦工活活埋掉。二○○七年春节前后，窑厂两位工人被监工殴打致死。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暗访时，甚至从当时埋屍的工人口中听说，在埋掉他们时，两个人似乎还有呼吸。

按照普世人权标准，黑窑童奴已经超过人类文明的最后底线；即便按照中国现行法律，「童奴」事件的相关者也犯有多种罪恶。

首先，拐卖者犯有「非法拐骗和贩卖儿童」罪；其次，黑窑主犯有「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强迫劳动」、「使用童工」、「非法购买和使用被拐骗黑工」、「恶意拖欠工资和侵佔他人财产」等罪行。第三、参与贩卖「黑工」、为黑窑提供保护而非法获利的政府官员，犯有官黑勾结、权钱交易、收受贿赂、执法违法等罪行。第四，接到孩子失踪的举报而没有全力寻找解救的公安部门及官员，犯有失职和渎职之罪。

官黑利益分赃和地方保护伞

官黑结合共同鱼肉百姓，早已是「和谐社会」的突出特徵之一。山西黑窑的背后也是官黑结合。最早前往山西寻亲的家长们，之所以遇到黑窑打手的野蛮阻拦，端赖於当地政府的不作为和不配合。

一位失踪孩子的母亲在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说：「我找到当地派出所，一个副所长说，把你们河南那些傻傻的人弄到这儿干活，还给你们政府减轻负担了呢。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副所长说的话！」另一位前往山西寻找孩子的母亲说：「令我们心寒的是，乡派出所不仅置之不理，还百般阻挠刁难我们带走已经解救出来的孩子，而且在窑主对我们进行威胁恐吓也坐视不管。」一位寻子的父亲对记者的一席话，点破黑窑罪恶的症结所在：「黑砖窑背后都有「保护伞」，要不他们怎么会猖獗了十多年？」

也就是说，黑窑的主人之所以敢於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使用「黑工」和「童奴」，源於黑窑的暴利，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然而，逐利和追求暴利是资本家的本性，关键在於不择手段地逐利能否得到制度性的约束和惩罚.这就需要健全的法律和违法必究的政府。但在山西「黑窑」的罪恶中，黑窑童奴的犯罪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根治，关键在於地方政府非但不作为，反而参与黑窑的利益分配。

在黑窑利益链条中，按照成本收益的计算来排列：人贩子是最低层的获利者，黑窑经营者为第二级获利者（多数为当地村支部书记或亲属），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官员（派出所、工商局、劳动部门等）为第三级获利者。这些获利者的所有利益都是出自被拐骗和绑架的黑工，而黑工却是唯一的付出最多（甚至生命）却分文不得的群体.人贩子和经营者获利的风险最大，而官员获利的风险较低。因为，一旦黑幕曝光，前两者是违法犯罪的直接责任者，将付出倾家荡产、牢狱之灾；而后者仅仅是间接责任者，大都是降级革职的处罚.

黑窑是私人产业，但获利大而风险低的群体都与公权力高度相关.据媒体报道，黑窑主大都是握有当地最大权力的党支部书记，有人还是当地的人大代表，显然是依靠权势才能开办这样的黑窑；给黑窑主提供经营方便和保护伞的人都是政府部门的大小官员.一些地方的劳动检查部门参与贩卖「黑工」和「童奴」，从中收取差价和贿赂；凡是有黑窑的地方，当地派出所都为其提供保护伞，黑窑主每年都要上交「保护费」；当地政府官员或参股分利或收取贿赂.比如，洪洞县广胜寺乡黑窑窑主就曾向当地判处所交了总计五。二四万元的「保护费」。

若将一切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事件都作此定性，则范围将变得宽广而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共和国历史上广泛地以言治罪、发动内乱推翻国家主席等事件，这在当前语境下都是不可言说的。

中央政府难辞其咎

「黑窑」的违法用工始於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奴役劳动（包括强迫妇女卖淫）也不仅限於山西，而是遍佈全国各地。大量拐卖儿童妇女的事件在中国也从未停止过，即便新闻媒体披露的这类案件也不在少数，甚至还有拐骗智障妇女杀害后贩卖给办「冥婚」的人家（未婚男人死后，找一位死亡的未婚女子合葬，完成形式上的婚礼），每具女屍的价钱从三千元到一万元不等。五月十一日的《燕赵晚报》就报道了临漳农民宋某为卖女屍配「冥婚」，竟惨无人道地杀害了六名妇女。

改革以来的中国也是童工遍地。据联合国劳工组织的专家们估计，中国大约有一千到二千万童工。《人民日报》也报道说，在二千万名年龄十二到十四岁之间的辍学儿童中，有百分之六十成为童工。

正因为使用童工和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制止，才会发展为大范围使用黑工和「童奴」。更重要的是，这些用违法犯罪的手段来发家致富的大小企业家背后，都有大大小小利益集团的保护，最有力的保护伞当然是地方政府，最理直气壮的说辞是「发展地方经济」和「确保一方平安」。然而，中央政府对这种官黑勾结的地方保护主义却无计可施，任其长时间地胡作非为。具体到此次曝光的「童奴」事件，规模如此之大、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却没有引起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政府的注意。即便仅从「童奴」曝光的过程看，中央政府也逃不脱干系。

「最大的阻力来自政府」

早在今年三月八日，河南郑州市民羊爱枝未满十六岁的孩子王新磊失踪。为了寻找儿子，羊爱枝去派出所报案，没有结果；她走了上百个网吧，张贴数千张寻人启事，还是毫无结果。三月底，羊爱枝与河南孟县的另一位丢失孩子的家长一起去山西寻找孩子。在运城、晋城、临汾，母亲甚至长跪在砖窑厂门前，询问孩子的下落。她跑了一百多家窑厂，没有找到孩子，却发现了惊人的黑窑秘密。四月初，羊爱枝等六位失踪孩子的家长一起再次前往山西寻子，没结果。

五月九日，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与六位家长们一道赶往山西，他用摄像机偷偷记录下黑窑惨状。尽管在播出时付振中已经再三克制，但他仍在电视报道中使用了「罄竹难书，惨绝人寰」的标题.河南电视台曝光此事后，闻讯前往电视台求救的家长超过一千人。与此同时，上百位家长前往山西寻找孩子。

父母们的自发寻找，河南电视台的曝光，居然没有大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也没有引起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注意。揭开山西黑砖窑内幕第一人的记者付振中说：最大的阻力来自政府。

六月五日，河南的「大河论坛」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四百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在帖子中，四百位河南籍父亲叙述了骇人听闻的事实：他们的孩子被人贩子或诱骗或绑架，卖到山西的黑砖窑做苦工，山西临汾市、永济市是窑场比较集中的地方。

六月十一日，羊爱枝给总理温家宝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发出一位母亲的泣血呼喊：「救出我们被魔鬼哄骗、绑架，而生活在地狱中的孩子吧！」

与此同时，媒体开始大规模聚焦「黑窑童奴」事件。

六月十五日，胡锦涛和温家宝等高官才作出批示，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纪检组长张鸣起赶到山西，对黑窑案的查处进行督促、调查。劳动保障部也派员前往山西调查黑窑非法用工情况.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和省长于幼军才发出指示，在全省开展「打击黑窑主，解救拐骗民工」专项行动。有了这些举措当然比无动於衷好多了，然而这已经是受害者家属报案三个月之后。

即便如此，这个专项打击行动也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截至本文完稿时间，在山西、河南两地解救黑窑民工五百六十八人，其中未成年人仅五十一名。而五十一与一千多名失踪的未成年人相比，找到的仅仅是全部失踪孩子的二十分之一。

冷血的独裁制度及其官员

如此人间地狱，存在了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历时数年，有的孩子已经在黑窑中和外界隔绝了整整七年，难道当地政府毫不知情？这样的「童奴」，不是几人，而是上千人。那么多父母寻找失踪孩子的告示，难道还不足以引起当地公安部门的高度关注？

在数年的时间里，地方官员犯下如此骇人听闻的渎职罪，为什么中央政府毫不知情和毫无作为？如果不是失踪孩子的父母们执着寻找，恐怕这罪恶至今仍然不为人知。有人指责黑窑窑主贪婪得灭绝了人性，然而，如果没有公权力的默许、配合，甚至保护，决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当代「童奴」。

有人指责地方政府的隐瞒，然而，如果不是中央政府全力维护的谎言制度和信息垄断，那么，在信息传递如此便捷的互联网时代，那么长时间的大规模犯罪怎么可能不为人知？

一个至今没有学会敬重生命和维护人权的独裁政权，一个至今还把维持垄断权力作为第一要务的寡头集团，不可能珍惜包括孩子们在内的国人生命。正因为独裁制度及其政府不把人当人，才会发生如此令人发指的违法犯罪行为。

所以，别跟我说，这桩骇人听闻的罪恶曝光后，胡锦涛、温家宝等高官震惊了，迅速作出严厉指示，营救「童奴」的行动全面展开了。如果胡温真的被惊动，那主要不是基於对罪恶本身的震惊，而是基於抹黑了胡温形象的震怒。自从胡温等高官作出批示之后，在大陆媒体上，童奴们的遭遇和下落被胡温等高官的批示所代替，父母们的寻亲行动也被地方政府展开的解救行动所代替。於是，垄断媒体再次发挥着其神奇的功能：罪魁变成恩人，恶政变成善政，劣迹变成政绩。

六月十二日，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在美国首府华盛顿揭幕，纪念碑为中国八九运动中的「民主女神像」，美国总统布殊亲自主持典礼并发表讲话。布殊在讲话中指出，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死亡最惨重的世纪.共产主义在这个世纪里夺走一亿人的性命，光是在中国就有数千万受难者。

现在的胡、温，尽管不再是一言九鼎的绝对极权者，但他们仍然是寡头独裁集团的首脑.与其说是「黑窑童奴」的罪恶惊动了胡温，不如说是这罪恶戳穿了他们的亲民神话，让他们感到焦虑.所以，欲根治「黑窑童奴」，必先根治官员的冷酷；欲治官场，必先改革从来没有尊重生命和人权的独裁制度。

二○○七年六月十八日於北京家中

首发争鸣杂志７月号

 

《炎黄春秋》杂志二月号刊登的谢韬同志关於民主社会主义的专文，引起很强烈的反响，形成一种众议纷纭的可喜局面，这是多年来所没有的。《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吴思说：「在我们杂志上，从来没有反响这么强烈的文章。」

谢韬对我说，他的主要目的达到了。他所说的主要目的，简单地概括起来说，就是：在上上下下，特别是中上层，更多的人认识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几十年来我们所进行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实行真正的民主；二是，几十年来，中国所探索的出路，唯一走得通的是民主。

毛氏王朝的骗局

谢韬这篇文章发表后，我们曾经两次聚首，作了很长的交谈。我们都认为：从「一二。九」运动以后，我们参加革命斗争，并很快加入共产党，为中国建立民主社会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几十年的奋斗，几十年的成败，几十年的悲欢，令人刻骨铭心。我们这些老中国共产党员，曾经雄心勃勃地多次试图真正开始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民主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和党中央，也曾多次信誓旦旦地宣告要长期进行民主主义革命，把「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一个首要的独立阶段来建设，几十年以后才进入所谓「社会主义阶段」。但是，他们自食其言，欺骗了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几十年来的血泪史证明：毛氏王朝那帮厉行专制独裁的当权人物，从根本上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地坚持一党专政的统治，把党内外真正抱有民主思想，真正有志於民主事业的各界优秀人物一批一批地打压、摧残下去，并在各种名目下的政治运动中，受到「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他们千百次所说的「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千百倍」的所谓「列宁主义原则」，在理论上是伪科学，在事实上是大骗局。

人民越来越看清，专制和民主，黑白分明！打着民主的幌子，推行专制制度，是「假、大、空」的「伟、光、正」。无论怎样花样翻新，也无法解决当前越来越危急的严重问题，唯一的出路是革除专制，实行民主。

谢韬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

谢韬的文章和《炎黄春秋》连续不断地发表了关於民主问题的文章，以及在读者中引起的越来越广泛的议论，尽管在理论上和认识上存在各种分歧，但在上述的两个论断（一是几十年没有真正的民主，二是唯一的出路是民主）得到的共识越来越肯定，而且在进行什么样的民主和如何进行民主这两个问题上，真理越辩越清楚，办法也越辩越切合实际.

谢韬的文章在引起广泛反响后，他写了一首诗：「八十人生正风流，精神枷锁笑中丢；一石击水测浪涌，炎黄肩上写春秋。」

谢韬和《炎黄春秋》所带动的这股民主思潮，达到了谢老所说的：我要求不高，就要求能够从这篇文章「打开一个缺口，大家都来讨论。」

「打开缺口」，是这次掀起的民主思潮所产生的第一个良好效应。

第二个效应「一石击起千层浪」，也开始逐步展开了。

据吴思先生分析，炎黄春秋杂志社最近收到对谢文发表意见的文章四十篇，其中二十篇对谢文评价非常高，有八篇是激烈反对的，有七、八篇很支持，希望继续深入讨论，有三篇中性的，既有赞成的一面，也有不同观点.

吴先生从来稿的内容分析：激烈批评和深入分析的两端，基本上都是专业人士，旗鼓相当，各佔百分之二十，共计百分之四十；中间的百分之十，支持是原则性的，商榷是技术性的；其余的百分之五十，大体是一般读者，是非专业人员，他们几乎是一边倒地高调支持谢韬的观点.

吴先生从网上搜索，「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有两千多条；「谢韬，炎黄春秋」有三千多条，可见已经是个热门话题了。

一股新的民主思潮

据我所看到的二、三十位作者文章的全文或摘要，我认为这股新的民主思潮的主流是向前汹涌，有一些漩涡，也免不了有一点逆流。但从一些讨论会上的一篇篇重要发言和《炎黄春秋》上发表接连不断、有理有据的文章看来，不仅简明扼要批驳了一些谬论，化解了一些误解，而且从古今中外各方面越来越深入地阐明：民主的普世价值以及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和如何真正实现民主等问题.

很多同志认为，这一新的民主思潮的第三个明显效应，是「重新认识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多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共的很多最高当权者，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并不真正懂得，而且都有很大的扭曲和误解。我认为，《炎黄春秋》上有几篇很有说服力的专文，很值得中上层的领导核心仔细阅读，更应该认真而仔细地学习马恩思想的一些最重要的文章，对我们所一贯坚持的很多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

一种宽容气象

第四个大效应是正在出现的一种宽容、容异的可喜气象。我在《争鸣》五月号上发表的那篇《以退为进》的文章中，对中央最高当局这种宽容、容异精神有专门的评说.最高领导对《炎黄春秋》刊登谢韬关於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採取「不查、不禁、不剋」，对谢文是「不转载、不争论、不批判」这两个「三不」政策，表现了可贵的政治风度。此后，《炎黄春秋》每期都刊载几篇文章，从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阐明有关民主的问题；同一时期，对各种讨论会的发言，各种报刊的文章和网络上各种议论，中央都保持一定的宽容、容异态度。我特别注意中央主流报刊的态度，虽然表示了否定的立论，但这种否定是柔性的，没有扣大帽子，也没有一棍子打死。这种温和姿态是符合中央两个「三不」精神的，这就同以往的主流传统大相径庭。

中央对民主社会主义所採取的这种宽容姿态如果继续维持下去，对於十七大的召开和奥运会的举行，都有利於营造一个比较优良的政治环境。

刚刚收到的六月号《炎黄春秋》，虽然我还来不及仔细研读，仅仅从目录的陈列上显示出，这个杂志的主持群体对这一民主思潮大有推向更深层次的势头！这更是可喜的趋向。六月号的第一篇文章是杜润生的《理论思维活跃是喜庆气象》，这是现今仍然健在的九十四岁老革命家发出的十分珍贵的讚颂。他说：这次掀起的民主思潮，理论上的活跃，是「民族振兴的喜庆气象」。杜老的这句话反映了相当大一批老党员的殷切期望。

三点建议

为了推动这一思潮向深层发展，为了重新学习和认识马恩思想，也是为了从话语民主开始进行实践民主，我有以下三点建议，希望能够引起有关当局的注意，并得到实行。

第一，希望中宣部带头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的第一篇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所谓「带头」，就是要带动一切宣传部门和相关的领导部门，都来领会一下马恩思想的一个核心指导思想。

第二，希望在十七大的期间，能够继续展开对民主问题的讨论，不仅可以听到各个学派的代表意见，还能听到各利益集团和非集团的代表意见。记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曾经召开过一个思想理论方面的预备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吸收各方面各派系的代表人物在会上畅所欲言，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划时代的决议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是很值得十七届代表大会借鉴的。

越共已经开始差额选举

第三，十七大比十六大有一个大进步，是各基层的代表候选人的产生，大都进行多於百分之十五的差额选举，起到了相当好的效果。希望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对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也进行差额选举，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也进行差额选举.差额选举也是一个「竞选」，这是改进党内民主的重要举措。我们亲密的友党——越南共产党，在去年四月举行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就是差额选举，越共新的总书记也是差额选举出来的，这在推动越共党内民主，从而推动整个政治民主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我以为如果真能实现这三点，才可能表明当局真有决心从思想理论研讨到实践探索的开步走。从话语民主开始进入行动民主，这是从喜庆气象进入喜庆实际的转折点.

二○○七年六月七日

 

尽管来自底层社会的愤怒越来越强烈，各地群体性事件此伏彼起，但到目前为止，都还不足以构成对权力的重大威胁。至少这个政权仍拥有十分有效的消防队功能，哪怕防患於未燃做不到，但及时灭火还是做得到的。老实说，今天对权力最大的挑战并不是来自底层的人群，而是在市场化大潮中率先富起来的那个阶层，他们财大气粗，有着很强的搏弈能力。他们当中不少人是靠钱权交易暴富起来的。他们与这个腐败的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没有权力腐败就不会有他们的今天。以往我们总是轻易地下结论说，他们和权力之间有着共同利益，不可能有赚钱以外的意愿。

资本与权力的蜜月开始解体

但是，人们忽略了当他们中的一部分完成了钜额的资本积累，不满足於现有的地位时，资本与权力的蜜月关系就会微妙地解体，资本就会千方百计寻求机会，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影响这个国家的未来走向。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的资本集团将成为当权者最头痛的对手之一。官方已经清楚这个集团的实力不可小看。《人民日报》报道称，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为主体的新社会阶层，据估算人数大约有五千万，如果包括相关的从业人员，总人数达一点五个亿。他们掌握着十万亿元左右的资本，每年贡献着近三分之一的税收，吸纳了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这个影响越来越大的新社会阶层，「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多数是非中共人士」，「政治诉求逐步增强」。

对於他们，中共一方面是拉，动用统战手段，想方设法把他们容纳到现有的政治体制当中来；一方面又是保持高度的警惕。最近，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甯对记者这样说：

「多党制竞争能解决问题吗？结果只会更糟糕。现在中国贫富差距很明显，大量的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经济上有大量资源的人想要搞政治投资，想要渗透到政治权力当中来，这是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在这个时候搞竞争性的选举，会导致资本迅速地向权力渗透。」

这番话传达了一个强烈信号，就是资本家集团中开始有苗头了，一旦有竞争性的选举，资本就会借助现有的经济资源进入政治权力。这是中共当局不想看到的局面。权力和资本结盟，共同瓜分资源本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徵之一。但是这种同盟关系决不是稳固的、长期的。房甯是掌握大量信息的人，他的话决不是空穴来风，至少表明在权力和资本之间裂痕已经出现，权力对资本已经高度戒备，而资本也在跃跃欲试，等待机会，向权力渗透。

权力不容资本有更高诉求

问题在於，经济上有大量资源的人为什么不能搞政治投资？资本为什么不能向权力渗透？言下之意，政治是他人不能染指的垄断领域。表面上，这和官方的公开政策似乎矛盾，因为多年以来，官方不仅鼓励资本家入党，而且给资本家进入人大、政协大开方便之门。这次中共开十七大，特别给「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留出代表名额，有些地区，资本家之间对代表名额的争夺异常激烈，国内媒体对此有过一些报道。那么，为什么又要担心资本向权力渗透？要害就在於，权力无论给资本多大好处，那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恩赐，一种象徵性的拉拢，就是要让资本永远臣服在权力之下，俯首听命，而不具有自身的独立意志。换言之，权力要驾驭资本，不容许资本在经济之外有更高的诉求，更不容许资本脱离权力设定的轨道。

资本家呼唤工商文明

这几年来，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非公有制资本的迅速成长与壮大，在先富起来的资本家当中，参政意识确实在高涨，他们已经不甘心於只是埋头赚钱，对共同事务没有发言权。资本与权力之间的蜜月期已渐渐走到终点。长远来看，资本家利益最大化的冲动，以及工商文明对规则的追求，也必然与高高在上、不受约束的权力发生冲突。持香港护照的云南红酒业集团老闆武克钢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呼唤工商文明》的文章，被看作是新兴资本阶层的宣言，甚至是「资产阶级要夺权」的一个信号。这些说法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姑且不论，武克钢对工商文明的理解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现代工商社会里，企业家阶层、官僚阶层、市民阶层应该是一个等边三角形，才能达到平衡。

在『商本位』之下，人与人的关系、官与民的关系是平等、自由、契约、法治的关系。

因为工商文明以生产和建设为本，而不是掠夺和分配为本，所以工商文明内部的阶级关系、官民关系是通过谈判和契约来完成的，不是以暴对暴。

不是说我们忽然有一种道德觉悟，而是相信力量的制衡将愈来愈强。」

商本位比官本位进步

作为新社会阶层的代言人之一，武克钢的表述是不能忽略的。「商本位」无疑比「官本位」要来得进步，当然，我们更不能忘记，在它们之上还有一个「人本位」，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应该建立在「人本位」之上，官和商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由於资讯等原因，我们对今天有着「商本位」自觉，追求工商文明的这个阶层缺乏足够的瞭解。在「官本位」笼罩的市场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新社会阶层，是不是已经为自己迈入工商文明作好了相应的准备，我们无法判断。在中国的新社会阶层中，是不是已经产生一大批成熟的而且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我们也无法知道。可以确信的是，资本渗透权力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没有那么可怕。在竞争性的选举中，任何人最终都要以自己的主张、形象来获取普通公民的广泛支持。权力对资本的恐惧，从一个侧面证明，现有政治体制与工商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官本位」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自上而下，垂直统治，不受制衡，党同伐异。这一套农业社会的政治模式，与工商文明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在这种旧模式下，官就是官，商就是商，官可以与商勾搭、可以利用商、可以实施重商政策，但他还是不放心商，不把商当自己人。然而，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商文明转型的过程中，资本向权力渗透，竞争性的选举，这些都是不能阻挡的趋势，只要这种「渗透」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是在阳光之下进行的，就是正常的，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接下来，中国的新兴资本家以及新社会阶层将会有怎样的作为，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首发争鸣

 

我曾经提出建立太湖省或者太湖市，意在让太湖周围民众的命运与太湖的命运连得更紧，使太湖成为他们身体的一部分。这个想法要是被一些有头有脸的专家说出来，或许会有些动静，因为浙江与江苏两省在太湖治理上，有界责推诿现象。那时我对历史延续过来的行政区划颇不以为然，觉得人类将来一定要统一规划，这个规划的基要，就是顺乎地球的地理地质形制，维护地球的健康。

太湖省或市的想法当然是肤浅的。你看南京城里的玄武湖、莫愁湖、白鹭洲、子霞湖、月牙湖、内外秦淮河、金川河……不是都没有治理好么！若干年来，年年投入十亿以上呢。要不是2005年在南京举办全运会，政府不惜一切代价用自来水冲，作为专为全运会打造的风景线，外秦淮河就不但依然没有鱼，而且一定要发臭——即便在全运会前后，与外秦淮相通的许多支河，也基本上都是死水、臭水呀！

共产党官僚最自私、最狭隘、最猥琐，也最贪婪、凶狠，却把集体主义、利他、爱国喊得震天介响。没有比这个团伙给中国更多灾难的了，如今日本、韩国都在空气污染方面被拖入共产党中国的“集体”了。我曾经给得到过联合国环境保护大奖的国家环保局长曲格平写信说：在中国做环保局长最难也最轻松。1998年对着一副清官形象的朱镕基总理，我说：共产党的官要是真正彻底地献身公义，那一定吃不好饭、睡不安觉，一定要得罪一大片，甚至必定会累死、气死。否则，就一定会以顺从官场潜规则为混迹官场的前提和基本功。我这样说的基本依据就是中国糟糕至极的环境，有真正的大好清官能不与时刻破坏环境的元凶——共产党官场分道扬镳的么？我不相信。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我非常敬佩的现中国环保局副局长潘岳先生。

人们可以从我这句话看到我的“不通世故”、“幼稚”、“理想主义”了。是的！要么不入、要么分裂、要么出走、要么……否则同流合污就必然是主要的为官之道。史美伦治不好中国的股市，李金华没奈何中央机关的财经混乱，潘岳的微服私访、环保风暴、环保审批的一票否决制，都不能阻止中国环境的日益恶化，甚至不能改变他的环保局同事一丝一毫。十八年前可以有开明的改良主义者，六四以后的改良主义者就是一种精明、圆滑、平庸了——因为它以“中国特色的精英统治”为底线。我的看法，官场能够容忍潘岳并无多大作用的开明，主要原因之一还是为了2008年的奥运会。

共产党刚刚得到奥运举办权的那一刻，我写了《奥运来到环保最容易的地方》，你看中国各地这几年天天都有空气指数的报告，月月都有这样那样的环境指数报告，可是那些指数怎么得来的，天知道！听这些报给国际奥委会官僚、奥运参赛国看的指数，毫无意义！最近我又写了一篇文章，意思是关心奥运会的人们可以不关心中国的政治只关心来中国赚钱、免费观光，但请为了自己的健康关注中国哪怕是奥运赛场地区的环境问题。

这次太湖污染大爆发，是一绝大的事件。不管这一事件中有无直接死人，但太湖臭水致癌是专门家的定论。半个无锡城100小时断水（事实上后来数日还是有不少不相信自来水的居民靠各地送的水生活）令人可怖，但这当然还不是最可怖的。最可怖的是对污染负有重大责任的官员官位丝毫不受影响，可怖的是事件爆发第三天当地政府才发布消息，并且拒不承认官商作孽是蓝藻恶性爆发的主因，可怖的是文化、经济相对发达，以精明著称的苏南人对这次事件的麻木。差不多同时，厦门民众则合理合法地走上街头，抗议那里比太湖事件小得多的“PX项目”。

是的，这样的事件至少要有象征性的民众游行示威，至少逼使一批责任官员卸职，在目前的体制下，这是起码要有的政治效应，否则，像目前这样弄几个直接责任人到局子里，无异于对一大批渎职犯罪官商的激励。2004年民间掀起保卫怒江的运动，共产党高层包括潘岳先生在内，有让步妥协的、有对民间环境维权表示赞同甚至感激的——没有民间的抗争，环保局少数几个开明官员的胳膊扭不过发改委的大腿啊！去年松花江污染不痛不痒地处理了几个人，今年就把治理松花江当作治理大江大河的首决工程，何故？怕老毛子！潘岳先生在讲到民间环保组织的时候，经常把防止激进挂在嘴上，这是我最反感潘先生的。怎么个激进了？普京政权让共产党一赔上百个亿，不赔恐怕你就吃不消，怎么不说老毛子激进？本质上我不认为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有任何激进的，坦率说，包括廖晓义、梁从诫等“民间”大佬，都过于温和了。厦门民众激进了么？厦门PX叫停了，其他例如南京的PX是不是当初的选址也有考虑不周的问题？不管有没有，网友们在网上贴个贴子，你公安局就神经希希地兴师动众追查，这是人干的是吗？怒江水电、这里那里的PX……不都是经过国家发改委批准的么？那么，有没有一个高官为这些引咎辞职的？就因为民间没有老毛子厉害？

1990年代那一年，我在事后偶然获知，宜兴地方上万民众忍无可忍，为保护太湖生态起而与官商抗争，结果是常州方面派武警把他们镇压了——官商太野蛮还是民众过于激进？我不喜欢潘岳先生任何批评民间激进的说词。中国的环境之所以一年不如一年，在于权势团伙的太野蛮，而中国民间实在太温和了。宜兴民众被武警镇压了（不知道当时海外传媒有没有报道），太湖才免不了发臭！

梭罗的读者无不慨叹瓦尔登湖的晶莹剔透，而傍晚清凉鲜美的风也曾激活过老迈惠特曼的生命活力……是的，后来普列策们笔下的洛克菲勒们糟踏了这些，而今人们无不钦羡美国的环境优美；是的，这与美国官商的资源战略有关，但是，谁能否认上世纪美国民众的“激进”之功呢？其实，古往今来，可怜我底层民众根本说来从来就只有被触怒、激怒，而没有激进的。

鉴于中国极度糟糕的环境现状，中国民众只是被侵害着，他们甚至连呻吟都不能，都要收到实实在在的肉体的野蛮暴虐——这个有共产党顽固维持着的局面，是一定要弄死中国不可了。山西洪洞黑窑童工案过了，我们的省长大人不过是检讨两句，总理又在流泪又开会发布全国开展各类小窑用功的专项整治命令了。够了，哪个要员不是党帝国的私生子？那个“黑窑”的“老鸨”不是党国的后台？数以百计的童工家长多年来匍匐在寻子路上、上访路上，看到的党国整个就是一座黑窝啊！

这里就必须说到一些朋友呼吁党国释放太湖卫士吴立红。江苏省宜兴市周铁镇是最突出的太湖污染源，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宜兴是中国制造环保设备的重镇。今年4月13日39岁的吴立红被当地警察抓了。十多年来吴先生一直致力于太湖环保事业，记录太湖的惨像，揭露官商勾结污染太湖的黑幕，曾被大陆媒体誉为“太湖卫士”、“环保卫士”、“环保英雄”，并于2005年被民间推举为“感动中国”、“中国十大民间环保杰出人物”的候选人。当时在场的吴立红的朋友们尝试阻挡警察，但没有成功。当他们问吴立红犯了什么罪时，一名警察称：他“里通外国。”

吴立红的友人张建平表示，“听说当局现在正在以‘敲诈罪’起诉
他，说他敲诈了一个什么老板的1万8千块钱。这非常荒唐可笑，完全是栽赃诬陷。政府和企业曾多次想收买他，要给他几十万，要他不要再搞环保了。他都拒绝了。”张建平表示，吴立红长期从事环保事业，触动了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屡受当权者的打压。在多种威逼利诱下，他都没有退缩，没什么事情可以让他退缩。当地政府把他视作眼中钉，用各种手段打击报复他。谢谢张建平先生！几年前江苏省徐州的公安也是以郭少坤先生敲诈500元的手法，构陷为村民伸张正义的郭先生的。

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友人说，吴立红原打算上周日“地球环境日”以“想着全球，做在当地”的口号到北京上访。这之前被抓走，显然是宜兴当局畏惧于他的行动，想阻止他去北京。“我们都很支持吴立红的工作，钦佩他的勇气。他省吃俭用，花光了自己的积蓄，付出了太多的艰辛，忍受了太多的痛楚，看到了太多的推诿、扯皮甚至欺骗……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更多的人，为了子孙后代，为了我们这个国家。很多牧歌般的田园变成了‘癌症杀人村’，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难道不值得每个中国人去关注、去反思吗？！”

自1993年开始，吴立红持续和当地数千家化工厂作斗争，无数次上访，揭露污染太湖的企业以及袒护他们的贪官。这些化工厂向中国第三大湖太湖倾泻有毒物质，越来越多的居民罹患癌症。吴立红手中握有太湖南岸数百家亿元产值企业污染大户名单。为了不让吴立红到处告状，排污重镇周铁镇官员曾允诺送给时任南方吸音厂销售部副经理的他一份6百万元的机械合同，当地一家大型化工厂的厂长也表示送他一笔2千万元的外贸业务，还有个别企业承诺给他商品房……他都拒绝了。他曾经说：“不明不白的钱我不要，哪怕是一天打工挣20块钱，我心里也踏实。”

两个月过去了，吴立红仍在非法禁锢中。不知道潘岳先生能否出于保护民间环保人士的道义，派员调查“太湖卫士案”的真相！看过2004年潘岳先生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的精彩文章，那里面有着潘先生太多的无奈。其实，潘先生与吴立红们有着太多的共同关怀与语言，掣肘潘先生的与构陷吴先生的，都是同一种力量！正是这邪恶力量谋害了无锡人民和中国人民！

首发人与人权

 
组织、参加会议

2007年６月２９日和６月３０日，“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和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市立图书馆隆重召开。

来自北美、欧洲和中国大陆的近六十名会议代表中，有至今唯一没有被“改正”的学生右派林希翎及陈斯骏、杜高、冯国将等二十余位劫后余生的右派，方励之、戴晴、吴国光等学者专家。而这些代表中，有十几位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约占全体代表的四分之一。会员丁抒、宋永毅，副会长陈奎德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

世界日报、BBC、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法国国际电台等十多家媒体都到现场采访报道会议。

文章、演讲、讨论

两天的会议围绕着六个重要课题展开，笔会会员在每个课题的研讨过程中都有人提交书面文章，做演讲或参与讨论。 笔会会员发表演讲的具体课题计有 ：

1． 十年后再看反右”：郭罗基、王丹（代读许良英论文）、丁抒。

2．“反右运动和中国知识份子”：胡平、陈奎德、高瑜。

3．“一个人的经历和一个历史时代”：巫一毛、滕彪。

4． “反右运动的前因后果”：朱学渊。

5． “反右运动的重要个案研究”：宋永毅（主持人）

6． 重评反右和中国的政治改革”：丁抒　（主持人）

新命题

笔会候补理事巫一毛的父亲是当年的极右分子。2006年美国蓝灯书屋发表了巫一毛的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她以“我们这些小右派”为题，用自己的血泪童年为例，为所有的小右派发问：“什么样的祖国，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政党，能够允许一百五十万亲生儿女无辜的灵魂长期受难，而且50年过去了，依然不敢面对历史，毫无认罪忏悔之意？我们这些小右派，向谁去讨公道、要赔偿，谁来为我们平反，向我们道歉？我们失去的童年、青少年、乃至生命，谁能够偿还，谁能抚平我们心灵上永远滴血的创伤？”一位74岁的老先生，劳教过四年的“极右派”，联想到自己有相似命运的女儿，在台下失声痛哭。

“小右派”这个研究右派问题的新命题得到与会的专家学者们的肯定。世界日报记者采访了巫一毛和另两位“小右派”章立凡、黄肖路并在第二天发表了专题报道。

自由写作高于一切

在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之际，独立中文笔会发表了《不能容许“反右”文字狱贻害至今——关于“反右”五十周年的声明》。声明把“反右运动”称为“践踏言论自由的旷古文字狱”。的确，“反右运动”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受迫害者最多、最残酷的文字狱。

五十年过去了，中共依然封杀所有有关反右题材的作品，《暴风雨中一羽毛》一出版就成了禁书。中共企图让人们遗忘那段丑恶历史，就是反右运动的继续，就是对中国人民犯罪的继续。

独立笔会会员们在会议上身体力行，体现了国际笔会宪章的宗旨，为维护世界各地中文写作者的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为会议的成功作出贡献。高瑜克服重重困难，从北京绕道欧洲赶来。另一受邀国内笔会理事赵达功因被警方刁难拒绝未能成行。

洛杉矶“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反右运动研究推向新的高潮。独立笔会会员在会议上的表现也会吸引更多的坚信“自由写作高于一切”的写作者加入笔会。

 

51、中国是大市场还是大赌场？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因此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大市场，这一点不因任何人或任何党执政而改变。但是，中国人口位居世界第一，创造的经济产值却仅名列世界第四至第七。人均产值更低，至今排名在世界百位处。“大市场”效益不彰。

中共当局以“大市场”为诱饵，吸进大量外资；并以“大市场”为招牌，浮夸经济实力；又以“大市场”为幌子，用虚幻的前景迷惑大众。如今，这个“大市场”的种种优势，都正加速消失：资源掏空，可资用土地锐减；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民间抗争加剧，社会失稳。在这个“大市场”的背后，是人治、污染、浪费；是贪污、腐败、糜烂；是权钱交易、警匪一家、黑白合流。

股市本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但在中国，因黑幕交易、违规操作，股市大起大落、扑溯迷离。官商合谋，往往在哄抬股价、吸进大量投资后，突然让股市转为暴跌，并长期陷入熊市。没有哪个国家的股市像中国股市那样，与其宏观经济表像如此脱节。这不是股市，而是赌场。国内经济学家甚至铁口直断连赌场都不如！因为即便是赌场，还有公开透明的游戏规则。而中国股市几乎没有规则，或者一些最起码的规则也得不到遵守。

故意将濒临倒闭的企业强推上市、大量发行垃圾股、套牢无数散户的，许多时候竟是政府行为。中国股市就是整个中国市场的形象缩影。如果说是市场，那是短期行为的市场；如果说是天堂，那是投机者的天堂，“冒险家的乐园”——及时行乐、转瞬即逝。与其说是“大市场”，不如说是“大赌场”。官员从荣极一时到锒铛入狱，商人从富甲一方到倾家荡产，如此这般的“折子戏”，在这个“大赌场”里连番上演，无休无止。广大观众已经看得眼花缭乱，见怪不怪，拍案而不惊奇。

52、中国环境污染有多严重？

在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大城市中，中国就占了7个！这是世界卫生组织（WHO）连年发布的报告。其中中国的太原市还“拔得头筹”，“荣登”榜首。世卫组织通过对中国300个城市的测试，得出结论：70%的中国城市不宜居住。世界银行的研究则表明，70%的中国河湖遭受重度污染，每年至少有30万中国人直接死于环境灾难。

中国环保总局发布的报告承认：20%的中国人口居住在“严重污染”地区。该局2006年统计，因污染造成的环境灾难，每年耗费国家20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0%，与10%的经济增速，正好抵消。换言之，加入环境恶化的因素，中国经济增长实际等于零。即，绿色GDP为零。

当今中共官场的风气是：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并“加官进爵”，各级官员祇顾追求产值，罔顾环境保护。所谓“产值”就是“政绩”。环境恶化，却无人追究。至于中共高层，不仅无心和无能治理环境，还不准独立的民间人士或团体，研究和监督环境问题。甚至动辄将这些人士投入监狱。中共将日趋恶化的环境危机也视为“国家机密”，往往对环保人士强加“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的罪名，予以迫害。

中国污染成为世界之最，邓小平是始作俑者，他留给中南海的遗训是：“先富起来再说”。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和后遗症，按邓小平的口头禅，都“留给后人”。如果不是因为要举办奥运会，受制于国际压力，中共当局几乎全然不理会环境问题。

严重污染的中国空气，已经殃及邻国，甚至横跨太平洋到达美国西岸。越来越多的国家，怨声载道。在这方面连海外亲共人士都不敢出头说话。中共以导弹攻击卫星后，在太空留下数以万计的永久悬浮碎块，影响各国卫星运行，等于又将污染带到了太空。

显然，中国环境污染成为另一种形式的“中国威胁”（应为“中共威胁”），另一种形式的“黄祸”。作为一个“最不负责任的政府”，中共当局的做法不仅损害中国，而且祸害全球；不仅戕害今人，而且贻害子孙。说到底，长期把持朝政而拒绝接受监督的中共，早已成为全人类的公害。

53、中国假冒伪劣产品何其多

在中国，多年来流行一个笑话，说的是：一个农民喝农药自杀，结果没死，因为农药是假的；送到医院抢救打点滴，结果却死了，因为药物是假的。

当今中国号称“物质丰富”，却是遍地假冒伪劣。“民以食为天”，以食品而论，奸商为牟取暴利，掺假作伪，将大量假冒乃至有毒食品推销上市。假酒，假茶，假盐，假醋，假酱油，假火腿；毒米，毒菜，毒油，毒粉丝，毒奶粉，毒馒头；相关的还有假烟，假药，假肥料，毒筷子，毒针头等等。假毒食品，轻则致伤致残，重则夺人性命。种种惨剧几乎天天在中国上演。

其他商品也是如此，中国大市场，充斥着难以计数的假冒伪劣产品。在工程建设中，因官商勾结，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甚至在文化教育领域，也是假货冒牌横行。连大学文凭，都大量造假作伪。祇要肯出钱，纵使文盲或半文盲，也能买到“博士”学位。

怎一个“假”字了得！有道是：在中国什么都是假的，祇有骗子是真的。“假大空”本身就是中共的发明和专利。俗话道“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中共可以伪造历史、粉饰现实、胡编乱造教科书，连在外交场合都睁眼说瞎话，奸商们大量炮制假冒伪劣产品，岂不是“上行下效”？

随着外贸激增，中国假冒伪劣产品也大量输出，制造了另类“中国威胁”（应为“中共威胁”）。美国海关查获的假货中，60%以上来自中国。在世界各地，因中国假货毒物而闹出人命的丑闻，与日俱增。这正是中共统治下的汹涌“黄祸”。

假货横行，毒货泛滥。与其说是商品之毒，不如说是人心之毒；与其说是人心之毒，不如说是制度之毒。经过中共半个多世纪有目的、有系统、有计划的摧毁与摧残，社会道德滑坡，官商天良丧尽。假冒伪劣，成为中华民族的又一大国耻。

54、中国奥运金牌代价知多少？

7亿人民币！这就是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上中国每块金牌的代价。这些代价仅包括运动员、教练员的高工资、高奖金，不断翻新的体育场馆，不断引进的体育设备等等。在该届奥运会上，中国获得32块金牌，耗费224亿人民币。这一天文数字，相当于400万大学生一年所需的费用。如果投入教育，足以拯救数以千万计的贫困子弟！

更大的代价，还隐藏在沉重的金牌背后那沉重的腐败。每届奥运会之前或期间，大批中共官员以“考察”为名，出国逍遥，大肆挥霍公款，平均每人花费20万元。由中共官员组成的所谓奥运“考察团”极少看比赛，更从不为中国运动员充当“啦啦队”，大多数时间游山玩水，狂购洋货。游完奥运主办城市之后，还往往“顺道”转往其他国家游玩。一口气“考察”十几个国家，大多与体育赛事毫无关连。“国家体育总局”被“国家审计署”查出挪用奥运基金，祇是该局高官腐败的冰山一角。

中共死拼奥运不惜血本，总算取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为此一举两得：粉饰太平，假公济私。北京奥运会成为中共贪官弄权自肥的天赐良机。大量体育工程足供他们捞尽油水。因为分赃不均和权力斗争，若干北京市领导先后落马。当局还置大量“海归”人员不用，计划派出至少10万名官员前往英国，从英文开始，全面“进修培训”，为此不惜耗资30亿人民币，让各级官员大“开洋荤”。

占人口多数的中国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依然处于极度贫困。中共惘顾国计民生，为奥运撒钱，不过是效法当年的纳粹德国，用奥运会的光环来装点门面，转移国内矛盾焦点，掩盖其对内迫害、对外威胁的恶劣本质。

55、神舟飞船，意义何在？

中共大肆吹嘘“神舟”号系列飞船，不明真相者，以为“成就巨大”。实际上，“神舟”飞船，全面模仿俄国技术，所有着陆舱、轨道舱、回收舱，都是俄罗斯“联盟号”的翻版，毫无创新。宇航服和生命支持系统等，更是直接从俄罗斯购得。包括总设计师和所有宇航员，全都在俄罗斯受训。所谓“现代化”，就是“俄国化”。

“六四”屠城之后，中共一直受到西方制裁，几乎无法从西方获得高精科技。当“神舟”飞船上天以后，国际专家赫然发现，中国重复的不过就是西方40年前的技术。中共劳命伤财，空耗国脂民膏。截至2005年，俄罗斯飞船载人飞行已经超过一百多次，中国不过两次；俄美宇航员已经可以在太空连续飞行和工作6个月，中国宇航员连续飞行不超过五天。

前中共头目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在美国一所三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以毫无科研建树的浅薄资历，立即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上海分院院长，兼任“神舟五号”工程副总指挥。“神舟”飞船的政治背景昭然若揭。“神舟”飞船上天之后，中共公开宣传，要利用该工程，“鼓舞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一语道破：中共一掷千金，大张旗鼓张罗的，不过是一项政治工程。

“就是当掉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上去”（原中共外长陈毅语）：“就是要搞核武器，哪怕中国人死掉一半”（中共头目毛泽东语）：“不惜让西安以东的城市变成火海”（中共末将朱成虎语）……罔顾民生，无视生命，中共眼中，祇有政权，而全无人民。这就是“神舟”飞船的全部“意义”。

首发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