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碎忆(散文)
◎ 胡 莺
这个季节，城市的夕阳总是那么凄美。
一个如血夕阳的傍晚，我来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居住地——思善里。这么多年过去了，许多人与事早已烟消云散、一干二净，但有的就象马路对面的一些零零星星的老宅，至今还历历在目，永难忘却，构成我心灵史中的一个重要的篇章。
伴我度过成长的弄堂，不是很长，呈L型，约一辆轿车车身的宽度，有六个门栋，住着十来户人家。日式石库门样的弄堂，黑青色的砖瓦地，平日里显得格外的清幽，只有在傍晚或节假日，人们的招呼声和小孩的玩耍声才会让人觉得热闹。
弄堂的第一家，住着一位我们称为钱伯伯的资本家。1967年初夏的一个傍晚，记得好像是星期四，母亲休息在家。我在二楼自家的窗前看到楼下十几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学生，领头的手上拿着一面红旗，威风凛凛地闯进了钱家。不多时，“革命小将”陆续将一些被称为“四旧”的东西，如菩萨像、字画、唱片、织锦旗袍、尖头皮鞋等，堆放在马路一边，然后点火焚烧。钱伯伯被“革命小将”押着，站在沿街家门口的小方桌上，低着头，脖子上吊着一个算盘，胸前还挂着一块写有“打倒日本特务、资本家钱XX”的牌子。马路两边围着许多看热闹的群众，“革命小将”时不时地喊上几句“革命口号”。
夜幕很快降临了。焚烧“四旧”的火势愈来愈大，跳跃的火焰染红了马路一侧，给夜色增添了几分神秘而恐惧的色彩。
当时我在上小学，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只是趴在窗口一个劲地往下看，母亲叫吃饭我也无动于衷。但是随着火势的愈演愈烈和“批斗会”的不断升级，一种本能的恐惧感从我这个小女孩胸中涌起。我赶紧回到餐桌上，并叮嘱母亲把门关紧。
晚饭后，不断有我似懂非懂的消息传入我的耳朵：说钱伯伯解放前为日本人修理过汽车，所以是日本特务；是特务，钱家就一定有枪。“革命小将”在钱家翻箱倒柜一无所获后，怀疑他把枪支藏匿于弄堂，于是在拐角处挖地三尺，“将革命进行到底”。平日里宁静的弄堂，此时一下子像掉进了几滴水珠的油锅那般。
我问母亲，面善眼慈、和蔼可亲的钱伯伯为何如此被辱被斗？母亲说，他吸过劳动人民的血汗。
听了母亲的回答，那一夜，迷惑不解的我，愈发的恐惧。
钱家有个女儿，不仅读书好，而且人也长得娟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被发配到边疆“插队落户”，由此造成失恋。个人的遭遇，加上家庭的蒙难，她开始神思恍惚，行为怪异。家人怕出事，就把她当作精神病人关在楼底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里。小屋有一扇朝北的小窗户正好对着弄堂的拐角处，虽有木板钉住，但还是能透些光亮和声音。她被关在小屋里有许多年了，有关她的故事也有许许多多，但我都已淡忘，唯有那首时不时地被她大唱特唱的飞行员之歌《我爱祖国的蓝天》，我怎么也无法忘却。每当有怀旧情绪产生时，我就会唱起这首优美的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白云为我铺大道，东风送我飞向前。金色的朝霞在我身边飞舞，脚下是一片锦绣河山。”
记得有几次我路过小屋，钱家女儿透过窗户的缝隙问我唱的好听不好听，我点点头，真心实意地说“好听”，然后她洁白的脸上便绽开了阳光般的笑容。我一直不相信能用情地演唱歌曲的人会是精神病人；相反，在六亲不认、以“阶级”名义进行歇斯底里斗争的年代里，一个为爱所困的人或许是特别的清醒者。后来听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前夕，她离家出走了，最后丧命于飞驰的列车下。
阿三是王家的小女儿，住弄堂的最后一个门栋里。我们相差8岁，我叫她小阿姐。小阿姐身材修长，梳着两条辫子，小圆脸上有两酒窝，话音尖尖，笑声朗朗。她是我在弄堂里唯一一个不是亲姐姐却胜似亲姐姐的邻居。
小阿姐很开朗，也很能干，是学校里的活跃分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小阿姐一身军装，左臂上还带着红卫兵袖章，和同学们一起到全国各地“大串联”。小阿姐很幸运，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她被选派为代表，上台和毛主席握了手。回家后，她说，路上这几天自己一直没敢洗手，一心想着带回来让大家也握一握。记得当时，我使劲地握着小阿姐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感觉就像是在和毛主席握手一样幸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偶像。“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收集了许多毛主席的徽章，有大有小，有方有圆，还有不同质地的。父亲把徽章放在好几个装衬衫的空纸盒子里，纸盒子底下铺上一层薄薄的棉花，徽章被整齐有序地放在上面，然后纸盒子像宝贝似地锁进红木大衣橱里，节日或心情好的时候才拿出来给我们欣赏。97年香港回归时，已离休在家多年的父亲如梦初醒，把所有毛主席的徽章卖了，换回几瓶酒，喝得一醉方休。
在小阿姐的楼上，住着一户姓林的人家，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全家就靠男主人养家糊口，女主人则在家带孩子。男主人瘦长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穿一身或蓝或灰的卡其布中山装，看起来还真有点像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他走进走出时，总是在腋下夹着一只黑色的皮包，冬天里喜欢戴一只白色大口罩。印象中，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对弄堂里的任何人说过一句话，眼神总是阴沉沉的。听说他以前是个文员，后来不知为什么（传说在单位搬东西时打碎了一个毛主席的石膏像），被打成“反革命”了。有时，我去林家找他女儿芳芳玩，不是看到他枯坐着，就是看到他躺着，不说一句话。那时我就在想，做父亲的，怎么连家里人也不与说话呢。“文化大革命”快结束的时候，他患癌病去世了。没几年，林家女主人也改嫁了。
历史有时一片漆黑。十来户人家的一个小弄堂，因“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就去世了两个人。
3号底层灶片间里，住着一户我们称为“老蒋”的人家。户主老蒋以“搞腐化”名扬弄堂。老蒋个头不高，轮廓分明的脸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年四季梳着个油光光的小分头，站着或走路的时候喜欢两手插着裤袋，并吹着口哨，还喜欢用眼睛眄人。老蒋在地区房管所工作，虽然上班得穿工作服，但他的一双皮鞋总是擦得亮亮的。因为年纪小，当时我对“搞腐化”的含义不是很清楚，只是听大人们说，老蒋“生活作风不正派”。
记得有一年的夏天，老蒋一家正在家门口吃晚饭，突然来了几个派出所的人（警察），在确认老蒋的身份后便把他带走了。老蒋女儿还小，一看父亲饭没吃完就被抓走，立即大哭起来，妻子一把抓住女儿的衣领就往家走，一边嘀咕着什么。当时在弄堂里乘凉的人都面面相嘘，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有消息传来，说老蒋和有夫之妇通奸，破坏了“革命家庭”，被判“流氓罪”坐牢。
老蒋的妻子——可能是我们这个城市里最早的“外来妹”吧，是个纺织工人，本来就不怎么爱说话，丈夫刚判刑的那段日子里，我见她始终扳着脸、低着头走进走出的，连她不懂事的女儿也是如此。那时，除了“反革命”之外，戴上“生活作风不正派”这顶“帽子”，也足以让一个人抬不起头来。
不知过了多久，有一天老蒋突然又出现在了弄堂里，他的神态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但弄堂里的女孩都被家长告知“躲开老蒋！”。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每看到媒体上的“第三者插足”故事，我就会想起吹口哨的老蒋来。不知老蒋读到下面这个报道后，是否会感叹自己生错了时代？
据俄罗斯《祖国》杂志披露，苏联十月革命后曾实行过“共妻制”——16岁至25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布尔什维克凭证可以“公有化”10个姑娘。
住我们楼下的，是一户姓王的六口之家，老大是个女儿，下面三个是儿子。王家男主人是某单位的驾驶员，曾因撞死一男孩坐过牢。“文化大革命”初，男主人身份被划为“小业主”（解放前他经营过一家五金店），工资被减掉一半，加上女主人没有工作，所以有段时期王家生活非常艰苦，几乎天天吃咸菜和酱油汤。记得那时我帮家里买调味品，因懒得走弄堂，就直接穿过王家的客堂间，但常被其老三拦住，雁过拔毛，往他的饭碗里倒点油、倒点酱什么的。
王家子女都属“头子活络”之辈（指擅长人际关系）。老二、老三因政策规定，学校毕业后去了黑龙江农场“插队落户”。他们不甘心一辈子在外“补地球”，因此绞尽脑汁搞“病退”回上海。有段时间，我经常看到他们在家宴请农场领导，菜肴丰盛，热闹非凡。几个来回下来，“病退”搞成了，兄弟俩回到了上海，分配进街道生产组工作。这就是当时盛行的“走后门”现象。
“文化大革命”后期，随着子女的就业，王家进入“盛世”。曾几何时，王家俨然成了弄堂里的“音乐之家”，大姐喜欢唱歌，二弟喜欢拉手风琴，三弟喜欢敲扬琴、吹笛子，周末常举行家庭音乐会，并有同行加入，吹吹打打，煞是热闹，引得路人驻足观赏。不过，“盛世”中的记忆并不总是美好的。有一年夏天，王家照例举行家庭音乐会，次日凌晨2点，一个“音乐爱好者”登堂入室，偷窃了被当时视为财富象征的手表，而王家六口无一人惊醒。虽然此案几天后便告侦破，但还是把邻居吓得大热天不敢开门睡觉。
与王家以扬琴、笛子为主的“家庭音乐会”不同，我们兄妹在跟堂哥学会了吉他后，也时常开“家庭音乐会”，不过歌曲多数来自手抄本的《外国民歌200首》，有《剪羊毛》、《深深的海洋》、《红河谷》、《在路旁》、《照镜子》、《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遥远的地方》等。在“响亮的歌是东方红”的年代，这些颂扬和平、歌唱爱情的歌曲被扣上了“靡靡之音”的“帽子”，因为据说它们会削弱人们的“革命意志”，所以遭到主流文化的排斥，我们只能在家里自娱其乐。
弹指一挥间，旧貌换新颜。站在高耸的楼群下，望着渐行渐远的夕阳，我想起了以前写作文时候的句子：太阳用尽了最后一丝力量将夕阳留在了人间，它可以带给你无尽的惊喜，也会带给你无穷的悲伤。
暮色苍茫，我从心底里生成一种惧怕，倒不是为逝去的时间，而是为权力一直在有意地湮灭回忆，抹去历史。
《自由写作》首发
《大雅宝旧事》(随笔)
——一个伤残者的童心拾缀
◎ 李 劼
在一个时代行将消失之际，有关的回忆开始风行起来。我所读到的，除了章诒和的《往事如烟》，便是张郎郎的《大雅宝旧事》。
章诒和的《往事如烟》似乎是在努力抵达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张郎郎的《大雅宝旧事》则刚好相反，以一个孩童的目光，去努力着洞穿世事和观察世人。这样的角度和这样的叙述方式，与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The Beautiful Life）有些相近。或许作者真的在下意识里受到些许启发，假如他看过那部电影的话。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因为孩童的目光总是清澈的，那样的清澈，使黑暗的人世显得更加触目惊心。
毋庸置疑，《大雅宝旧事》的叙事大致上说来，也是成功的。温馨处温馨得让人动容，比如有关泥人张和面人汤如何登堂入室的故事；悲凉处悲凉得令人唏嘘不已，比如书末着力描写的黄绍竑自杀场面。那么生动的叙事效果，不仅基于小孩子嘴里出真话的质朴和诚实，而且也在于孩子的目光不带任何偏见的无邪和公正。要评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是不容易的，但从一个孩子的眼睛里所看到的自杀场面，却是既简单又意味深长的。一面是被运动起来的学生群众的疯狂，一面是作者眼中那个童话般的公主面色苍白地站在担架前，谁也不知道前面有什么样的苦难在等待着她。用这样一幅画面去诠释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应该非常生动。
《大雅宝旧事》着墨最多的，当然是那群随着大军进入京城的艺术家们。他们有的是当年的流亡学生，有的是声名卓著的画家、诗人。所谓的革命，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也顺便扭曲了他们的心灵。那样的扭曲，作者是察觉到了的。但他又十分诚实地告诉读者，他对那个时代的感受，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事过境迁的今日，都是童话般的。改朝换代在失败者的记忆中是血腥的，但在胜利者的回忆里却是幸福的，或者说童话般的。作者的父辈不管如何经风雨见世面，毕竟是以胜利者的步伐走进北京城的，于是，作者也就自然而然地享受了一下胜利的喜悦。或许林黛玉刚刚去到贾宝玉身边时，也曾有过这类童话般的感觉。“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那是以后的事情。对于《大雅宝旧事》的这种“童话”感受，除了说作者诚实，倒也很难再说什么。
虽然《大雅宝旧事》写得尽可能的轻松，语气也尽可能的幽默，但假如真要以童心未泯之类的彻底性来衡量，还是可以感觉到作者心灵深处的那种伤残。那样的伤残有的是先天的，因为其父辈至死都不曾看透裹胁他们的那场革命上演的究竟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致使他们的儿女们，也难以找到一种透彻的方式，将那场革命真正置于清澈见底的孩童目光的审视之下。那样的伤残有的则是后天的，无论是作者所受的革命教育，还是作者所遭遇的人生苦难，都像一重重无形的高墙，将作者那颗向往自由的心，死死地关在了死牢里，难以放飞。
《大雅宝旧事》讲到延安的时候，心情非常复杂，一点不儿童。他既为父辈在延安吃过苦头而愤愤不平，又为自己曾经属于“马背上的摇篮”一族而不无自得。尤其是写到一九四九年的进城，胜利者的骄傲，情不自禁地溢于言表：
新的中国，新的时代，还真是让他们赶着了。他们生正逢时，那时候的北京真像一个童话。
也是因为这样的骄傲，作者不厌其烦地详细讲说了其父辈参与国徽设计的种种细节。这些个文字可一点儿不童话，全然是主人翁的口气。即便是夹杂其间的些许冷嘲热讽，也集中在国徽设计过程中的争功上。好在他写着写着，又突然清醒了，郑重其事地告诉读者，参与国徽设计的梁思成，一生真正的亮点，在于阻止北京城墙和寺庙的拆除。然后又对另一位参与者，林徽因，也发了相同的感慨。相比林徽因的参与国徽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改造景泰蓝，作者问道：
平心而论，写诗的、画画的林徽因是不是更加活泼动人？
其实，作者不仅在问他人，同时也在问自己。因为他自己也并没有真正搞清楚，哪一个林徽因更加活泼动人。假如他搞清楚的话，有关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是完全可以有另一种写法的。
读着《大雅宝旧事》，有时真为作者着急。他总是把该说的话说得吞吞吐吐，好象有个看守在旁边候着似的，尽可能以做鬼脸和吐舌头，来搪塞他很想说出来的肺腑之言。有时又觉得作者太罗嗦，很像北京皇城里的皇民在耍贫嘴。既然选择了孩童的视角，就应该具有孩童的彻底，没有什么是不能说的，也没有什么是值得多说的。作者的这种时而失语，时而赘言，可能源自心灵深处的创伤。
从《大雅宝旧事》的叙事上，可以看出，作者确实是个伤残者。这样的伤残虽然并非为作者所独有，虽然是几乎所有的同时代中国人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痼疾，但间杂在孩童式的叙事中，显得很不协调。作者一方面似乎明白他母亲当年从中南海里退出、断然选择在中学教书的那种淡泊，一方面又对他父亲带着官家代表团去法国时的采访毕加索喜不自禁，为之骄傲不已。最让人感觉很不儿童的，是作者竟然能把每一个所认识的名人的大名以及以什么出的名之类，全都弄得清清楚楚，一点都不含糊。包括说到他父亲访问法国时，见到的每一个艺术名家，他全都能够如数家珍地报将出来。不管作者在书里把话尽可能地说得孩子气十足，但在名人名声上的如此清楚，却实在是很不孩子气的。作者对官衔的高低虽然清楚，但似乎并不十分在意；但作者对名声的大小，却是历历在目。
对于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这场改朝换代，真正能够以儿童的目光加以审视，那是相当高远的境界。这一方面需要具备历史文化意义上的高度，一方面需要真正拥有一颗纯朴清澈的心灵。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不仅要对所受的迫害和所受的苦难有记忆，也要对所享受的胜利和所得到的殊遇有反省。假如只讲说所受的迫害，不反省曾经得到的殊遇，那么就很难真正做到在心灵上的返朴归真。童心者，返朴归真也。在真实面前是不能着相的。《金刚经》上说的是，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同样，面对那场改朝换代，也不能着失败者相或者胜利者相。这就好比在赌场里，输还可能让赌客清醒过来，赢却很容易让赌客迷失本性。
基于这样一种不着相的参照，《大雅宝旧事》无意间着了一些相。尽管作者努力以童心叙之，但作者的那颗童心却是破碎的。该书与其说是以童心作叙，不如说是在努力地拾缀着一颗破碎的童心。这就好比一个孩子，仔仔细细地在把一件打碎的瓷器，重新拼补起来。当然，这同时也是此书的别一种价值，尤其是在童心几乎丧尽的年代。总之，《大雅宝旧事》里的故事，旧不旧的倒还在其次，故事叙述者的伤残，故事中各色人物的伤残，可能是更为醒目、更为意味深长的。这大概是此书与其他作者的相类回忆的最大区别，也是此书最具人性研究价值和史书史料价值之处。
2007年1月16日写于纽约寓所
《自由写作》首发
水流动的感觉(随笔·外一篇)
◎ 井 蛙
这是我和画家马俐的对话：
“为何不画油画，而酷爱水彩？”
“我喜欢水流动的感觉。日后会画油画的。”
从新疆伊犁河上漂动的苹果船开始，她才几岁。对水以及倒影有了想象。于是，马俐喜欢上了水。水成了她的情意结。尤其体现在她的纳西瑟斯式的个人怀想，走到了真正的水中，便成了艺术的想象。我很高兴读到她一切流动的姿势。在她的作品中，我理解了水流动的感觉有多么优美，它而且是永恒的优美。这个动态的艺术想象，永远也不会使我们忘记。自然因为流动，它才被赋予了生命和生命的空间感。我从她的《太阳菊图鉴》中，被那鲜艳夺目的红色吸引了。以及它干紫的凋谢，以及它尚未红透的青黄，都给我们的眼睛带来了一种自然的然而超越自然的美以及力度。《太阳菊图鉴》是一系列的菊花。第一幅太阳菊的叶子泛着透亮的光，那是鲜活的充满朝气的美。欲滴的叶子，似乎有水在动。可是，我们只能透过心灵的感应，去理解另外一朵的凋谢。这正体现自然生态中的时间是不可以调适的。在这幅画中最感人的是光线的适度，它体现在鲜活的太阳菊花与明亮的叶子之间的对称。凋谢萎靡的花朵与茎梗的浓度的对称。它们是如此协调地在开与败的时间上生存着。这也许是艺术家自己个人的心境的转换。因为，三幅太阳菊都相互转化了位置，朝向太阳以及背向太阳的位置。因此，这种转换就显示出时间被调试过了。人的心境也同时被移动到不同的艺术家希望给我们的各个空间里。我们一下子体会到了人生老病死的几个阶段在同一时期产生。然而，它们不是静物，它们一直都是动态的。在那朵大朵的，朝阳的，鲜活的太阳菊上，我们真正知道那种力量究竟来自哪里。来自于自己对爱的伟大诠释。这就是纳西瑟斯的情意结了。对自己的爱，到如此狂热的境地，除了艺术家自己，我想，其它的都算是得了妄想症。因为，水可以是轻柔的动态，它可以是洪水般的汹涌，更可以蔓延过来。像是一种慢性病一样，随着时刻在流动。
纳西瑟斯在水里照看自己的容颜时候的心境，却是忧郁的。他郁郁而终。第一幅太阳菊与第二幅太阳菊中，既有朝气蓬勃的自然气息，也有郁郁而终的凋零。像是人沮丧时头朝地，并向自己宣布：“我死了。” 忧郁的人会不会向人宣布我死了呢。还是一直保持沉默？
如果能够用语言来宣布生命的终结，那大概也不叫忧郁了。忧郁是深藏在内心的一种病患。水，让我们看到它的姿势，但是，我们却无法理解其内在的深度。水是被自己覆盖的，遮掩的，隐藏的一种艺术物体。因此马俐希望隐藏她对自己命运的解释，通过凋谢，通过萎靡的，干紫的色彩来解释不可明言的隐患。然而，又透过叶子的光，透过它的鲜活来完成对自己命运的诠释。这样一往一来的矛盾，都体现在第一和第二幅画中。
第三幅太阳菊，它们似乎改变了方才的强烈对比：要不，活得朝气蓬勃，要不死于乏力。
这幅画的画面上出现的是根茎几乎垂直，再次展现出一种逼人的朝气。生命并没有郁郁而终。而是，纳西瑟斯的忧郁得到了宗教式的复活。命运被解释了，它是朝阳的，乐观的。我们刚从第一二幅上看到了生命的意义，自然的意义，也看到了死亡的意义和绝望。但是，在最后一幅里，艺术被自己感动了。此时，我想起马俐说的话：
“要么死，要么画下去。”
这句话不算是终结式的明言。可是，透过最后一幅太阳的姿态，我们看到的不是妥协，而是艺术的生命力。超越自然的生命力。它如此强大，它扭转了时空的维度。
转向了我们。我们因此将这花朵称之为“太阳菊”。
我们从这组太阳菊图鉴的画面中，一直被动地挪动自己的角度。从具有力度的生态的美，到忧郁的自恋。再而到对自己的重新狂热。艺术家对自身的狂热，基本上就是对大自然的狂热。
可是，艺术家最致命的弱点便是，无法将自己置身在人群当中，被别人来转换时空。说明，艺术只能向纳西瑟斯之于水的爱。那是自赏的智慧。艺术必须具备自赏的智慧，才能给他人带去智慧和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古典主义的再现自然存在着缺陷的原因了。
自然本身是不会灭绝的，就像艺术一样。可是，创造艺术的人，是会被灭绝的。尽管如此，马俐还是给了我们一种对爱的坚持，那种高贵的精神力量。世上一切的美都是艺术，可是，更多时候，艺术超越了美。它还有别的，那就是精神上的一切被感动的状态。
正如她告诉我们的：有些美用语言表达是有限的。我只能把它们画下来，告诉每一个人我的感动。
2007-6-5
SAND BEACH
疲惫的旅途
我终于体会到一种自身的文化被蓄养在体内的那种孤独感有多强烈。当我们走进黑暗的时候，没有人会明白我们为什么不停留在光亮之下。我尝试过，邻近死亡的那一霎那是多么解脱。当人们还继续停留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我又是多么的绝望。这种生活以及这样的生命形式其实完全失去了意义。我感觉我在人群中呼吸特别困难。我感到，我对世界的期望过多也过高。而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因为我的存在而存在的。它一直以来都不是。所以，我的生存显得多么荒诞。我不应该再有别的想法了，中国古人的话是智慧的，人走茶凉。人走了，一切都结束了。没有任何事情是重要的，没有任何人会因为一朵花的凋谢而悲苦。这样的人除了花朵本身再也不会是别的人了。黛玉曾经葬花，因为她自己就是花的化身。
只有花才真正体会到季节的更替，只有花对季节的更替作出了承担。当我看到凡高的IRISES 在盖提美术馆的墙上闪烁着天才的命运时，我几乎要落泪。那些没有根的紫色花朵，我们为什么可以对它们一无所知？我们对它们的冷漠已经够多了。我对凡高一直有愧疚感，第一，我没生长在那个时代，即使生长在那个时代的法国，我也未必能与他对话成为知己，解脱他内心的痛楚和孤独。他被世界冷落了，一个如此的天才被我们冷落了。如今，我感生命的荒漠是因为我没有很好地去尝试为别人解脱痛苦。我从来就不是强者，我没能力去救赎他人，我也没能力为别人带来幸福。给别人带来幸福的人是真正的幸运者。我一直尊敬这样的人。
烟花此时在头顶上燃放，我仍在旅途之中。我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可是，我得让自己明白，我的过错实在太多，我的苦闷就是因为需要对自身的生命作出承担。有时候我是个强者，有时候不是，是个弱者。而更多的时候是个弱者。
我一直幻想，川端康成是我的父亲，而昂山素姬是我的母亲。当我看到川端康成的照片时，那种亲切感，他身陷的眼神使我明白父亲就是这样的。可是，他没有后裔。他晚期自杀并没有使我震惊。我也相信，我的父亲就应该自杀而死的，而不是得病死，而不是老死。不过，确实如此，我父亲的死比我每一次对他的想像更差。我父亲的死成了我终生的遗憾和对生命蔑视的根源。这样一个从来我没见过的人，他使我多么想念。去想念一个永远不会出现的人，这样的痛苦我切身体会到了。
我甚至于忘记自己真正的出身，我的先祖究竟来自哪里，我的出生地究竟在哪里。在我的想象世界里，我将它们忘记得干干净净。因为，那些真实的东西被想象完全覆盖。我这个可怜的人，不是生存在记忆里，而是在虚无的想象之中，每天，我慢慢向着虚无靠近。直到，虚无变成现实。
我从来就没思考过关于宇宙的问题。在我幼小的时候，我第一次对宇宙有了想法就是，通向东莞的乡村火车在镇里鸣响，我听到了，我非常想念那里的火车。并且对未来充满了幻想。我一直相信，世界就是眼前那座可以看见的山背后的世界。于是，我喜欢看山，希望有一天能看到山背后究竟是什么。
当我稍大一点，我明白了山背后并不是我曾经想念过的城市或者乡村时，我感到绝望极了。我蹲在家门口大哭，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为什么哭。也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这个心灵的隐患就驻留在我的童年里。我的想象中的宇宙彻底幻灭了。自此，我再也没有思考过，世界究竟有多大，有多少人的问题。
但是，我却渴望不要在一个地方停留过久。我在与我的现实生活作斗争，我在挣扎着生存。当我越想挣脱现实生活的链条，我对死亡的渴盼就越强烈。我不对肉身的消亡有什么期盼，而是对精神的消亡有热切的期盼。可是，我的精神是不容易消亡的，它跟季节一样，会得到更替。而体验这个更替的恰恰就是我的肉身。它承受了如此之多的来自于精神上的苦楚。我这瘦小的身躯，这短暂的生命却遭受了巨大的变化和折磨。总结下来，我的一切不幸都来源我的精神上的极端体验。
肉身的苦楚与精神的苦楚虽不同步，但它们却具有相同程度的病患。我没停止过折磨自己。我会在潜意识里，与自己过不去。比如，谴责自己，比如通过他者的过错来达成对自己的惩罚。我从来没刻意使他人不幸，但是，有时候我的想法就给别人带来致命的不幸。在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里，没有人愿意为我言死。可是，他们却因为我言死而备受折磨。对此，我深感内疚。我对世界的愧疚感就是导致我精神走向极端的根源。
不管我的时限还有多长，我必须明白，生命之于我是荒诞的。我没有理由，拒绝生存的欲望。可是，我也没有理由拒绝死亡的来临。我为什么希望胆小瘦弱的川端康成是我的父亲，而智慧勇敢的昂山素姬是我的母亲呢。原因在于，我是女性。我希望我像她那样勇敢而具有智慧。现实恰好相反，我外形似川端弱小，而内心如母性的昂山。那种混合体都在我的血液里燃烧。他们之间的各种特质都在我的体内运行着。我属于他们俩的。我的肉身虽然不是。
此时深夜，我知道人们已经停止了思考。而我，仍然无法入眠。我在忏悔，为我之前给人们带来的一切罪责而忏悔。我知道我身上罪恶深重。神在每一个周日都惩罚我，我领受了所有的惩罚。诗人对世界的承担就是要忍受痛苦和折磨。我们受了神的眷顾也太多了，我们要归还于人类。用泪水，同情和苦难来表达我们对人类的偿还。偿还的行为就是忏悔的行为。虽然我们不在教堂寺庙里，可是，我们内心对神圣的虔诚程度会比教徒少吗？我们对他者的爱还少吗？如果是的话，我们没有理由言死，我们没有能力去为死亡作出适当的注脚。因为，生命是纯粹的，它不需要解释过多。它是我们呼吸时的延续动作，而死亡是呼吸静止之后的延续动作。自然界的一切物体包括死亡都是被延续的。
对此，死亡的意义在于它并没有使生命彻底消亡。它只是不存在的一种状态。
2007-5-27
SAN DIEGO
《自由写作》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