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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山西黑砖窑事件，中华全国总工会6月18日下午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用“十分愤慨和震惊”等字眼来表达全总的态度，并称“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允许的”。虽说是工会开的新闻发布会，并没有采用此前央视报道的定性“非法用工”，而称“黑砖窑案为黑恶势力团伙犯罪”。这么说，下回该由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了。

山西黑砖窑事件或称山西奴工事件，从6月7日网络上出现《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至今，事情的真相被不断揭露和证实。媒体上有许多“令人震惊”和“高层震怒”之类的说法。我的良心也不断受到考问：对此惨无人道的案情，我怎么就不震惊呢？

我承认，我的阅历非常有限，虽然出身贫苦农家，18岁以前一直忍饥受冻，但朋友描绘的贵州甘肃某些地方赤贫到没裤子穿的景象我还真没见过。初到广州，杨箕村迷宫般“握手楼”的乱象大大超出我的想像力，大体可以用“震惊”来形容我的瞠目以对。

然而，这些年来，我的见闻日广，不论是“非法用工”的民工，绑架来的童工，没有人身自由的“奴工”，还是打手，弄残等情节，都听得我耳膜起茧了。试问，一些乡村女孩甚至女学生，被拐骗或绑架，逼她们做“鸡”，不从就先轮奸，再关起来饿饭、猛打，直到她们认命。这样的事只有上千起吗？“烈女跳楼”都没有“新闻价值”了。这些“性奴”比山西黑砖窑那些“奴工”的境况好吗？说到8岁的童工，这些年常报道被操控的“卖花童”，也就七八岁吧？更悲惨更常见的是马路边的乞儿，从一两岁到十几岁，或残或病，或昏睡或匍伏在地，据说大多是被拐来的。前些天网上有帖子和照片，怀疑一个乞儿的眼睛是被操纵者故意弄瞎的。6月15日出的《凤凰周刊》封面文章是《迷失的儿童》，讲的就是一些被5000元左右一个贩卖的孩子，多有被“下手太狠”的。大江南北几乎没有城市没有这种惨象，以致有的大都会要设禁乞区来维护“形象”。时常在马路边见到这样的可怜儿，我的心早就麻木了。

还有，前几天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披露假人血白蛋白，我早就知道有类似的事。七八年前我需要输白蛋白，医护人员都劝我别输国产的，又怕假冒进口的，后来干脆不输听天由命。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最怕血源有问题，感染艾滋病。如今有报道说，“梅西镇生猪大量病死流入市场”。这期《瞭望东方周刊》封面文章是“癌症爆炸”，重点讲了淮河边的一个癌症村，作为“GPD至上主义的样本”。诸如此类，不都是突破文明底线、谋财害命的事吗？

至于山西黑砖窑事件中，说到有警察阻止寻子家长解救别人的孩子，有劳动监察人员转卖脱离虎口的民工，我更谈不上震惊。上期《南方周末》报道“鬼妻”案，写到一个“鬼妻媒婆”赚了1.7万元，警察罚她4万元放人；买“鬼妻”的一家花了1.4万元，警察罚收1万元了事。如今有一更威风的例子，河北唐山市一有政协委员头衔、“副团职”的涉黑集团“老大”，竟用装甲车敲诈他人财产达8亿多元……

每天都有这样的事在发生，我愤慨、“愤世嫉俗”是真的，但要说震惊，那只能是“假震惊”：天天一惊一乍，我早就心肌梗死了！

早就有人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而更早耶稣就有了回答：“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马太福音》第24章)。”

难道我们只有忍受，只有望天祈祷吗？当然不是。

有海外观察者讥笑说，如果中国记者想什么都能揭露出来，黑砖窑这类严重侵犯人权的新闻就会天天有；国内曾有网友说，如果死几十个平民就降半旗，我们的国旗就升不起了。我的结论相反：如果中国的付振中们有娱乐记者(狗仔队)享受的追踪挖料权利，如果死了10个以上平民就降国旗志哀，那么，这类丑事惨事就会日渐减少，直致变得稀罕。

自然，还要有别的制度和办法配合。如果曹生村砖窑被解救的民工得到的不是3倍最低月工资和1000元慰问金(被打残的另有1000元治病费)，而是数百万元的惩罚性赔偿(虽然远低于英美标准)；如果渎职的官员受到的是真正“严肃的党纪政纪处分”和刑事追究，谁敢草菅人命绝无好下场，我相信中国的局面定会有大改观。

总之，我深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不是一句空话，“人性”是不会这般变态的。

 

为什么要有两个甚至更多的妻子？难道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一种要求经济伦理认可的生活”？

纳萨雷特的遗孀已经守寡三年，她从来没有与已故丈夫以外的任何男人睡在同一张床上。这天她决定把自己的身体交给阿里萨。她除掉了丧服，甚至连结婚的戒指也摘掉了。这样，这个女人才摆脱亡夫的幽灵以及道德的纠缠。

“我感到幸福。”她说。“因为只有现在我才千真万确地知道，他不在家里的时候呆在什么地方。”

这是《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一个片断。只有把手指上的结婚戒指去掉，才能自由主宰自己的身体，这是女人的命运，而男人们在**方面常常可以自主，可以夜不归宿，天天躺在情人的身旁。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写道，男人“要有两个妻子，一个用来爱，一个用来钉扣子”。2004年，马尔克斯在新著《我那伤感婊子的回忆》一开头说：“在我90岁时，我决定给自己一个礼物，与一个年轻的处女过夜。”——但他内心生起的是爱而不是性，随之对500个妓女的回忆变成了对自身生命衰老的伤感。

那些衣冠楚楚的大人先生们，看到马尔克斯这番言论千万不要害羞地用手遮住眼睛；那些女权主义者在听到这样的话时，也不要认为自己处女的耳朵立即就失去了贞操。马尔克斯，这个早年妓院里的常客，后来的诺贝尔奖文学大师，他不过是直截了当地讲出了很多男人真实的性心理和潜意识。

原本以为古老的纳妾制度在我堂堂华夏早已风吹尘散，实则大有市场。近些年，家有糟糠之妻、外有露水之情者众多，“包二奶”也已被收入“中国魔鬼词典”。一人占有两份乃至多份**资源的老少爷们已经为数不少啦！尤其是在有钱人、有权人群落中，妻妾成群更是屡见不鲜。他们何止是“要有两个妻子，一个用来爱，一个用来钉扣子”，更是“要有两个妻子，一个用来爱，一个用来做爱”呢！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与动物界的法则一样，我们生活的丛林社会亦遵循着强者优先的逻辑。如果你占有的食物多、地盘大，或者强壮有力，自然就可以获得更多雌性动物的求欢。这就显示了权力的力量，男人的权力欲望总可以变现为占有女人的欲望。

“名人、富人找情人，甚至形成事实性重婚的现象越来越多。”2007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会议上，一些政协委员严肃地提出：现在有些“有头有脸”的人，有两个甚至更多事实上的“老婆”，并与之生育有小孩。这对我国婚姻制度是一种挑战。根据《婚姻法》起草者巫昌祯教授的调查，中国目前领导干部的腐败，60％以上跟“包二奶”有关；在被查处的贪官中，95%的人都有情妇。

近些年，中国的离婚率持续上升，已超过日韩，与新加坡同属亚洲离婚率较高的国家，但这尚不能反映出更隐秘的情感生活状态和更深刻的社会转型现象。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说，当前的性革命与社会变迁紧密相连。媒体注意到，在当今中国的权贵和富豪中，包二奶已成为一种时尚，南方甚至有专门的“二奶村”；但这种“金屋藏娇”不是爱，而是交易，男人挥洒金钱换来性和自我满足。一位私人侦探说，“中国的企业家必须有情人，否则没有人相信他是成功男士。”

有一次，我与前香港科技大学的副校长孔宪铎先生聊天，他认为我们常常说的“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站着一个女人”这句话是不全面的，他说应该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站着一群女人”，那些跌倒乃至下狱的“成功男人”，总被发现有一群女人在他的背后。有钱的富人更是如此。经济上的成功，也往往带来欲望的扩张，女人就是他们扩张和侵略的对象。如果说他们所占据的财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话，那么他所占有的女人并不是像亚当那样，从自己身上取了根肋骨创造出来的夏娃。中国男女比例本来就严重失调，很多人“有两个妻子”，将来会造成爆炸性的社会问题。

现在对政府官员的要求是“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平凡我辈者，也反对“低级庸俗的生活情趣”，但本人不想做道德批判，只想探究现代版妻妾成群的奥秘，中国的财富伦理正处于何种阶段。再说了，舆论谴责对名人富人并无约束力，目前法律也不能有效惩罚——“重婚罪”是刑事犯罪，但又归入“自诉案件”。

难道这就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的“一种要求经济伦理认可的生活”？韦伯强调严谨的工作习惯和对财富的合法追求，禁欲苦行主义（Asceticism）而不是贪婪攫取性（Acquisitiveness），“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Economic Ethics）形成了。资产阶级商人意识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宠，只要他们注意外表上正确得体，道德行为没有污点，财产的使用不至遭到非议，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金钱利益，同时还感到自己这么做是在尽一种责任。”

然而，只要没有制度的约束和道德的压力，那些富人的性冲动，就如同他们的“资本冲动”一样，会直接进入自由的市场王国，驰骋万里。

繁衍的冲动

1932年，上海永安百货老板郭标突发急病，死在姨太太家里。事出突然，没有留下遗言，但郭家平静地分了遗产，“姨太太说，郭标已经做过安排了……”

这是《上海的金枝玉叶》的一个细节。我们对旧时代有钱人家三妻四妾的想象，多来自武侠小说或革命文学，或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电视剧《金粉世家》也有类似的情节。张纪中拍《鹿鼎记》被开玩笑：韦小宝娶7个老婆违背主旋律，有宣扬腐朽生活方式、误导青少年走上邪路之嫌，就改编情节云云。

德文版《花花公子》写道，“革命胜利近六十年后，纳妾又成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二奶进入了所有社会领域……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外遇问题像中国这样制度化。”这是一种考验。原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就疲于奔命，把管理学派上了用场——用MBA把7个情妇分门别类管理，但最后还是由于“首席情妇”的告发而人权两空，祸起萧墙。富人们有了钱，也未必能摆得平三妻四妾。“齐家”之难，可不比治国和治理公司的难度小。

胡雪岩娶了12位姨太太，号称“东楼十二钗”，在娇楼上分室而居，他则像皇帝一样，每晚随手拈牌入寝，沉溺于温柔富贵乡。但他破产后，姬妾纷纷带着私房钱离开，惟有罗四太太陪伴红顶商人度过凄凉晚年。

能够将妻妾管理得妥妥当当的，香港有两个佳例。

一是有香港第一玩家之称的赵世曾。赵乃香港船王赵从衍的三公子，已几近古稀之年，一生阅人无数，在情场上逢赌必赢，如今身边还常常有孙女级的女友相随。这位老爷子还扬言要把20岁的儿子赵式浩栽培成玩家接班人，使其成为全港最棒的泡妞高手，其泡妞锦囊就是：千万不要沉迷一个女人。

另一位是已故的著名商人。他有三房太太，三位太太各拥住处，既分工又合作，一直相安无事。老爷子治家有方，使得三房太太没有纷争不息，大抵还与他管理儿子有道相关。大太太生的儿子都继承了他的事业，而二太太生的子女以及三太太生的子女一律自立门户。

说到子女，其实引出了富人们为何“要有两个妻子”的另一层心理解读，即对万代江山的渴望。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像中国的有钱人那样，饱含着一种繁衍的冲动，总想把偌大的家业往下传承。最近数月，连连爆出富人名人超生的新闻，在浙江湖南，政府正努力打击，下死命令要禁止他们这种超生行为。

很多研究中国财富积累和企业发展的学者们常常追问，为何中国的企业不能做强、中国的家族企业不能有效传承、中国的企业家为何没有服务公众的精神。这种极端表现就是“妻妾成群”。中国的很多富人们遵循的是资本的和原始的欲望，而不富于像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者把创造财富当成是一种荣耀上帝的事情，为了死后能穿过天堂的窄门。

人生自是非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2007年6月20日）

一， 独立中文笔会自2005年起创设并颁发林昭纪念奖。本奖项每年颁发一次，获奖人1名（特殊情况下可酌定2人并列获奖）。2007年度本奖项奖金为2000美元。

二，林昭纪念奖旨在表彰和奖掖因倡导并力行自由写作精神，遭受政治迫害或被剥夺人身自由，处于逆境创作不息而具有突出表现与实绩的，年龄在40岁以下的优秀中文作家个人（特殊情形年龄不限）。

三，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均可提名推举候选人。非本会会员的作家、学者个人及民间文化机构团体亦可参加提名推举候选人。推举候选人，应附获选理由。候选人经1人提名，再获另1人附议即有效。

四，本奖项候选人可以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也可以是非本会会员的任何符合候选人资格的人士。

五，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成员和自由写作委员会成员不参加候选，不具备候选人身份。

六，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为林昭纪念奖评选的日常工作班子，本届成员为孟浪、余杰、余世存、杨炼、马建、北村、王一梁。

七，提名推举候选人应以电邮方式直接同时提交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和秘书处（电邮信箱地址分别是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不采用公开提名方式。

八，本年度提名推举候选人阶段，自北京时间2007年6月21日晨0时起，至9月20日夜12时截止。

九，自由写作委员会对汇总的合格被提名候选人名单初步遴选，于9月25日前向理事会提交决选的候选人2至3名，由理事会投票决定获奖者。

十，独立中文笔会将于2007年9月30日公布本年度林昭纪念奖获奖者名单，并向媒体发布。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在中国大陆地区或以外地点公开举行颁奖活动，获奖者也将出席受奖。

十一，本年度为第3届林昭纪念奖评选，前二届获奖者分别是：卢雪松、昝爱宗。

 

（2007年6月20日）

一，  独立中文笔会自2002年起创设并颁发自由写作奖。现本奖项每年颁发一次，获奖者1名（特殊情况下可酌定2人并列获奖）。2007年度本奖项奖金为2000美元。

二， 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奖旨在表彰和奖掖因倡导并力行自由写作、自由表达精神，具有突出表现和创作实绩的中文作家个人或群落。

三，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均可提名推举候选人。非本会会员的作家、学者个人及民间文化机构团体亦可参加提名推举候选人。推举候选人，应附获选理由。候选人经1人提名，再获另1人附议即有效。

四， 本奖项候选人可以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也可以是非本会会员的任何符合候选人资格的人士。

五， 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成员和自由写作委员会成员不参加候选，不具备候选人身份。

六， 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为自由写作奖评选的日常工作班子，本届成员为孟浪、余杰、余世存、杨炼、马建、北村、王一梁。

七， 提名推举候选人应以电邮方式直接同时提交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和秘书处（电邮信箱地址分别是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不采用公开提名方式。

八，本年度提名推举候选人阶段，自北京时间2007年6月21日晨0时起，至9月20日夜12时截止。

九，自由写作委员会对汇总的合格被提名候选人名单初步遴选，于9月25日前向理事会提交决选的候选人2至3名（组），由理事会投票决定获奖者。

十，独立中文笔会将于9月30日公布本年度自由写作奖获奖者名单，并向媒体发布。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在中国大陆地区或以外地点公开举行颁奖活动，获奖者也将出席受奖。

十一， 本年度为第5届自由写作奖评选，前四届获奖者分别是：王力雄、章诒和、吴思、丁子霖。

 

山西黑矿工事件一经披露，震惊一片，此前半月，我刚回乡，于席间也听说在我乡之金口河等地有类似情形，其实，仅仅一年前，我也在CCTV上面看到过类似的报道揭露，那么，对于一个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持久罪恶行经，为什么却这么难以得到及时的救治呢？

没有人会否认，这一事件的最大责任人是当地政府，是他们的不作为或枉法，才使得类似的事情得以长期存在。而这一切，当然要归咎于缺乏有效的问责，以及治理腐败的不力。

但是，黑矿工事件与其他事件依然有着不同，首先，黑矿工之类的事件本身也是对政府的挑战，因为任何政府都会垄断对人身的强制（曾几何时，不可一世的禹作敏不就栽在这一点上面了吗？），黑矿工事件直接侵犯的是作为政府的权威，所以笑蜀老兄会说“山西奴工事件本质上是一场叛乱”，中国的法律和政府不可能容忍类似事件的存在，因此，这不能归结为中国法律之不完善，以及政府的无决心，而需寻找其背后更深层的机制，寻找为什么当地政府会容忍这样藐视自己的行为发生在自己的辖治范围之内。

是地处偏远以致政府效能鞭长莫及吗？表面上看似乎如此，所有类似事情都发生在经济较不发达地区，但是，在村村通公路，村村通电话的今天，县乡政府的信息获取能力以及执法半径，绝对可以覆盖到所有罪恶发生地区而有余，不存在有政府权力不能到达的区域；因此，问题绝对不出在这里。

是执法部门明知其故而不作为吗？我应是许多人心里面对此事的推断。但事实未必如此，因为，在现行体制下，如有人正式举告而有关部门不作为，相关当事人是要承担责任的，以一个理性人的立场，他不大可能彻底地装聋作哑。从新闻报道中可知：“4月20日，家长们再赴山西。在晋城地区高平市、临汾地区洪洞县等地的公安局，羊爱枝蹲在局长办公室门口声泪俱下，终于拿到了当地公安部门出具的协查公函。在当地派出所的协助下，他们一举解救了数十名未成年人。”因此，我认为，或许存在执法人员通过非正式渠道了解到情况而不作为，但以正式程序而论，隐瞒包庇的可能性并不大。

是执法部门（包括劳动监察与公安部门）中的违法人员与黑包工存在利益勾结而沆瀣一气吗？许多人当然也会如此推论，但事实同样未必如此。以此次黑砖窑而论，其经济价值之低，黑包工档次之差，都不大可能买得通相关人员，换句话说，在经济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的中国，依靠人身强制而获取利益的经济实体，其赚取的不过是本就廉价的简单劳动力的价值，其经济利益应为有限，而以此购买有关部门中违法人员的保护，似乎有点勉为其难。

然而事实就摆在这里，该作何理解呢？我以为，有如下几个原因：

1、执法部门的效能退化，治理危机凸显；这一点已经有许多论者提及，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退化并不影响上述“县乡政府的信息获取能力以及执法半径，绝对可以覆盖到所有罪恶发生地区而有余，不存在有政府权力不能到达的区域；”的结论，也就是说，执法部门的力量尽管可以在特定时点投送到其辖治范围内任何一个地点，但是，却不能持续地对辖治范围内所有地区进行有效的威慑与治理。其实，不仅是在山西，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地区频发难治的“双抢”、以及各地频发的环保灾难，同样也是这个原因，其内在的机制在于，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复杂开放程度增加，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和力量却未相应增长，并因此显露出治理危机。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行政资源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在乡级政权层面，早有李昌平等人着力研究指出，存在着执法的灰色成分——即执法机关只有通过罚款、乱收费等行为，才可能维持自身的存在。这当然就给了一些非法行为以空间。

而如果再深入一点，还可以看到，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对社会秩序的维持建立在单位体制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通过逐级的传递机制，执法部门对情况的掌握应付裕如；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执法部门对信息的掌握能力势必相形见拙，从而留下了大量的盲点，这就跟诸如双抢、黑工等违法行为带来了空间。

因此，黑砖窑事件与如何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与如何在新形势下改进执法手段，是密切相关的。

2、在地公共生活阙如，社会自治缺位；这样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罪恶，在地的村民最为清楚，在地的村民领袖同样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们没有作为，甚至也没有反映，这样伤天害理的行为，为什么他们就可以视若无睹？这难道只表现为人性的堕落吗？

据报道，某“窑厂主为该村支书之子，因其关系，该窑手续全无，却能照常生产。生产承包给了河南人衡庭汉，每出1万块砖，窑厂主支付其360元。而现在每1万块砖的市场价为2000—3000元。”

当传统体制随着乡村经济组织的事实解体之后，在许多地区，涌现出来的并非民主自治的乡村生活，而是由一部分人加以把持的寡头状态。这些寡头把持在地利益，并通过与上一级权力的利益共存关系（我为你收税收费搞定计划生育，你就睁只眼闭只眼不时来撑一下腰）而控制着乡村生活。因此，当黑砖窑之类的事情与这些乡村寡头的利益勾结在一起的时候，在地已经荡然的社会力量是无能为力的。有多少普通的村民敢于冒犯村支书，而向与村支书有密切关系的有关部门举报呢？

3、政府中人的自我利益冲动；

许多论者已经指出，“道理很简单，那样大规模地，长时间地维持的奴工产业链，没有公权力的配合，是完全无法设想的。”（笑蜀）。在有关报道中，都直指劳动、公安等部门涉入此事，尽管我认为，《新快报》编辑从一个劳动监察员的涉案而直接定名“劳动部门”的卷入不甚周全，但对于公权力的质疑却是理由充分的。只是，正如我上面所指出的，垄断对人身的强制乃是一切现代政府的立身之本，因此，我不得不认为，在这类事件中若隐若现的公权力，是政府中人自我利益驱使下对于公权力的盗用，而不可能是公权力本身，在此案中，更可能是个人，而非部门（当然，在其他案例中，部门直接卷入并不鲜见）。

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论者，在论述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进程时都指出，部门、个人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为自身牟利，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是以行政主体为改革主体难以摆脱的宿命，袁剑等人甚至认为，90年代以来的改革，已经彻底沦为倾向于权力中人的一边倒分利，在这一情况下，政府当中的个体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出卖本不属于他的公权力，甚至是一种理性选择。

在此案中，1万匹砖只卖360元的外地黑包工固然难以直接收买保护，但身为地方寡头的窑主，却可以凭借其个人影响、工作往来以及利益交换，而编织起保护网，正是在这样的保护网之下，黑包工及其打手，才可以畅行无忌。

因此，从黑砖窑事件所体现出来的，是县级以下基层社会的治理危机：自下而上的渠道被乡村寡头把持，而在上的执法机构又效能退化，加上部分不法执法人员的包庇纵容，类似的事件才得以广泛存在，对于这样的态势，仅仅呼吁从重从快的打击，未必就是充分的，在我看来，只有真正地重建在地公共生活（乡及村的直接选举）以杜绝寡头把持，同时在行政资源的配置和执法手段的改进上有重大突破（这同样需要公共生活的重建以及制度化参与的确立），才是治本之道，相比之下，对作案黑包工人贩子、涉案乡村寡头、不法的执法人员的重惩，却只能起到一时之效，尽管这也是必需的。

 

小说是来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文学表现，一部好的小说不仅仅是像镜子一样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而是通过集中、经过提炼，加上合情合理的想象力，最后使用虚构的形式凸现了比杂乱无序的事实更“真实”、更符合某种“道理”的“现实”。

我想，很多读者可能都是从巴尔扎克了解到当时的法国社会，《战争与和平》给我们这些普通读者留下的印象比任何一本历史书籍都要深，《古拉格群岛》和《动物农庄》让试图美化那个年代的老左都忙不迭地闭上了嘴巴，《1984》至今让我们感到如此熟悉而胆战心惊。还有《红楼梦》，虽然我始终认为是一本带点色情的流行小说，但鉴于这本书养活了一大批文人学者，我也就不多评论了。再说，这本书中毕竟对当时的上流社会有了一定的刻画和分析，对才子佳人的互动——主要是打情骂俏和偷情，以及遗精和意淫都有大篇幅的描写。在五千年中华文明中只有《金瓶梅》可以和它相提并论，难怪人家大学者刘X复说，客居美国的他只要在床头摆放一本《红楼梦》，就好像把整个故乡也带在身边了。

好的小说是一针见血的现实加上丰富的想象力的产物，这种小说或给人某种“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感觉，或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讶，这类小说中国不多，现在更是没有。当然中国也有另类的，也不错。举个例子，从大学毕业我就进入官场，而且转战好几个地方和不同的部门，按说，我对官场的作风和做派很熟悉吧，可是就是深深感觉到了那个味道，却说不清、道不明。后来偶尔读到王跃文的《国画》，立即有“蓦然回首”的感觉。一部小说《国画》竟然让我陡然看清了自己已经处身其中达十几年的官场。好的小说就应该有这种效果。当然，由于我们自身知识和经历的局限，更多小说扮演的角色是在我们大脑中“开启一扇窗户”或者“开天窗”的感觉，让我们读到这些书后，仿佛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眼界开阔了，又或者思想上得到了某种启发，也豁然开朗了。要提几个以前让我有这种感觉的中国作家，还是提几个姓王的：王蒙、王小波和王朔，——牛逼吧，和我吃菜一样，喜欢大肥肉，也喜欢酸菜。

中国是不出产小说的，上面说了几千年的历史也就那么几部被推崇的。例如《红楼梦》和《三国演义》至今还在热炒。人家美国搞好莱坞大片，咱中国也搞。人家的大片悬念重重、荡气回肠，我们的大片呢？三国演义，赤壁之战——我的老天，连我们楼下修鞋的民工都对这些个故事倒背如流，你竟然还要神秘兮兮地拍大片，而且搞得全中国人民都在万众期待？期待啥？期待诸葛亮长得什么样，期待小乔由谁扮演——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大片，塞满一大堆所谓大牌演员推出毫无剧情、毫无悬念，甚至已经毫无意义的“大片”。其实不如让这些大牌演员脱光衣服，一起演三级片，保准票房世界第一，全民沸腾，而且留名青史。

再看看最近又要重拍的《红楼梦》，都动员起来了，要上演一部几乎识字的人都看过的一曲电视剧，这次能够拍成什么样子的？能不能让演员更牛逼些就成为这部电视剧最大悬念和卖点，听说，演员还没有选定，就传出了候选演员纷纷和评选委员会上床的新闻，纷纷扬扬。还不知道到时能不能拍出点新意，能不能把贾宝玉遗精的细节拍出来？干脆不要让林黛玉那么快呜呼哀哉，不如搞一场贾宝玉和林黛玉躲在大观园野合的激情戏，最后贾宝玉也就不会看破红尘而出家修炼了（修炼这玩意也不符合现在的中央政策），最好修改一下，来点惊喜，剧终时让贾宝玉为朝廷效力，共建和谐社会算了。建议有品位的网友恶搞一下《红楼梦》。

从中国文艺界和传媒激情投入《红楼梦》来看，中国未来的电视剧市场仍然是西方的，《迷失》、《24小时》、《越狱》、《城市与性》等等类似的电视剧仍然将主宰中国的年轻人和未来中国。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已经永远走不出《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了。

中国不出产小说的原因有很多。这里我就描写社会现实一类的小说提供管见。今年的各类纪念活动特别多，大的就有反右五十周年，还有文革，还有六月的纪念活动等等。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那就是关于这几次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事件，纪念的文字大多是像匕首一样的杂文和短文，也有一些长篇纪实、回忆录等。但却鲜有小说等文学类作品。这是怎么回事呢？看看文革吧，那么一件人类历史上的大灾难，我们民族留下了几部直接反映文革的小说，更不用说流传后世了？伤痕文学触及的顶多不过是一些不痛不痒的皮外伤，很多以写自己家庭为主的记实写得不错，但最后也始终没有跳出自己的家庭，赚一些稿费和外国人的眼泪还可以，要想留给后世中国人看，就失去了颜色。

为什么没有文学类作品，特别是没有重量级的小说呢？在苦思冥想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和想象力有关。先不说普通人，就拿几位大作家来说。大家不妨回忆一下，建国后的三十年，有多少作家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如果你一下子想不起来，我就提一个醒：那个创造出脍炙人口的小说作品的老舍，如何孤单、凄惨地慢慢地走进了未名湖，结束了自己一生……还有写出了那么多反映1949年前社会现实的茅盾、巴金……

可是，为什么那些人一个也没有写出堪称佳作、可以流传后世的反映1949年后残酷现实的小说作品呢？老舍是死了，可还有很多人没有死成呀。他们又为什么不写呢？如果说当时被迫害不能写，后来改革开放了，为什么也写不出？就拿巴金来说，他本来就是写小说的，可是为什么他后来不再写小说，而只写了一个回忆录性质的玩意？

当然可以说是环境造成的，因为写出来也不能发表，不能发表就无法赚取稿费和名声，这有一定道理；还有人说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们心有余悸，也不敢写了，我都很认可这些说法。可我说的这些写小说的也不是泛泛之辈，不至于那么鼠目寸光吧。他们应该知道什么叫名著，什么叫名留青史吧。再说，他们也不是没有吃的喝的，还不至于写一部小说一定要发表才能保持温饱或者小康。我不认为这些政治和现实的问题是他们创作不出好作品的主要原因，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最近得到了这样的答案。我认为，是他们的想象力枯竭了。

我说这话不是在讽刺他们，更不是小看他们，我还不会那么狂妄。从他们的经历和学识上说，他们的想象力绝对比我辈要强。但他们的想象力还是枯竭了——他们的想象力相对于现实而枯竭了！现实已经超越了他们的想象力……

先放下老舍、巴金不说，先拿我开刀吧。因为我也发现自己的想象力枯竭了，相对于我面对的“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失去了想象力的我就像一条在干涸的池塘里挣扎的小鱼儿……

在我推出《致命武器》时，很多读者被吸引和感动了，特别是第一部《残肢断臂》和《盲流之歌》，我收到了超过五十封来信，看着这些信，让我都不好意思起来。因为他们大多认为我想象力好，把中国现实凸现了出来，可是我怎么告诉他们呢，告诉他们我《致命武器》中引用的故事（特别是农民工的苦难故事）其实都是从中国各大官方报纸上抄下来的，除了那个间谍故事是我想象力弄出来的之外，其他都是如假包换的现实社会中真实发生的？

后来我试着写几部反映大陆贪官污吏的中篇小说，而且也弄出来了（如《恐怖档案》、《幽灵谋杀案》和《中国特色的犯罪》等），我自以为已经很充分地发挥了想象力，这次已经够他们——贪官污吏受了。可是结果呢，——有一天我在澳门和两位大陆来的美女见面，忍不住给她们看了小说，她们看后就丢在了一旁，让我失望。后来在聊天中，她们告诉了我一些事情，她们告诉我的是广东一些地方如佛山，珠海，三水，韶关等局、处级官员到澳门玩，每次都带不同的情妇，每次都几十万、几百万送情人礼物的故事。故事如此精彩，深深吸引了我，和我的故事不同的是，她们不是凭借想象力的文学虚构，她们告诉我的都是指名道姓的事实。最后看到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样子，其中一个美女误会了，以为我产生了怀疑，就伸出手脖子，告诉我，她那块钻石劳力士值二十万港币，是前几天她过来之前，目前正在位的广东省组织部某副部长送的！

从那以后，我不但没有继续写我的贪污腐败小说，而且我连写好的那几篇都不敢再看。我那靠发挥了无穷想象力而编写的小说，和这两位高级二奶顺口说出的真实事件相比，比小学生作文还要幼稚。

这就是我说的作家的想象力在现实面前枯竭了的事例。还有一个就是我一直想写一部反映农民工艰难处境的小说，把最近在广东地区（东莞、汕头、增城）了解的农民工（包括大量十八岁以下的农民工）状况用小说的形式反映出来（之所以用小说形式而不是报告形式，是为了吸引更多人关注，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关注）。我的小说只用编写情节，其他的都有事实作为根据，用不上多少想象力。小说基本构造好了。

但我已经决定不写了，因为写出来最多不过是废纸，是很幼稚的，至少会被批评为极端缺乏想象力。一个写小说的，如果被批评为缺乏想象力，还他妈的不如去卖红薯。

为哈半途而废，而自认为缺乏想象力呢？看看报纸不就知道了，那个山西的黑窑童工事件：一些八岁到十三岁的孩子（如果想象为你自己的孩子可能会引发你心脏病的话，不如设想为一个邻居的孩子，好吗？），在皮鞭的驱使下做奴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吃不饱穿不暖，随时会被打死，然后埋掉，这些孩子是否有人类孩子的感情？是否会想念外面的世界和他们的父母？我们不得而知，也不敢随便使用想象力。但我们肯定这些孩子是不知道什么叫和谐社会的，也不会看陕西电视台每天晚上的新闻联播……

我X它奶奶的！我写了这么久的小说，怎么就没有这样的想象力？怎么就无法幻想出如此泣鬼神、惊天地的惨无人道的故事情节？

因为这不是想象力可以想象出来的，这是现实，这是真实发生的事件，而且不是孤立地发生的，是由来已久的。并且，还有更多类似的事件在不受我们想象力控制的范围外存在和蔓延、发展。

我静坐在南半球的暗夜里，听着外面的风声和雨声，心里充满了悲凉的感觉，我努力回顾自己所有读过描写人类苦难的世界和中国名著，从《悲惨世界》到《雾都孤儿》，从《包身工》到《为奴隶的母亲》……我得告诉你，他们这些比我牛逼得多，比我更有想象力，也见识得更多的文豪，也没有能够想象出这种事件，而且这种惨无人道的事件就发生在充满了各种先进性的和谐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你说，中国还能有好的小说吗？过去十几二十年，很多作家试图描写我们的社会，他们悲天怜人，充满同情心和大爱，可是有哪一个作者能够在自己的小说中幻想出孙志刚、黑窑童工和煤矿工人等这种让人震撼的故事吗？——可怜的中国作家，我们的想象力哪里跟得上时代的脚步？

让我们再回到大作家巴金和老舍吧。就拿巴金来说，他的小说是这样被介绍的：在暴风雨到来前的中国，在大革命时代，年轻人要冲破封建家庭，冲击封建的社会制度，走向光明的未来……不用多介绍，只要告诉你，有很多很多的革命青年就是读了巴金的著作而走上革命之路的，牛逼吧？

牛逼是牛逼，但巴金1949年后来受到的“封建”的折磨，包括一言堂和集权迫害，大家不妨对照一下他的小说，看看哪一个更严重。我想，不用说，巴金后来的遭遇已经超过了他自己小说中鞭打的那个制度、那个社会施加于个人身上的——他的想象力已经用完了，现实已经战胜并超过了他的想象力……

这解释了我一直以来都迷惑不解的一个现象，为什么改革开放后，那么多死里逃生的大作家好歹写不出有关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文化大革命——的文学作品，因为那件灾难超过他们的理解和想象力，他们至今还糊里糊涂，他们玩完了。

我八十岁的父亲前段时间叹了口气说，现在不用写什么小说，如果真有作家要想留名千古的话，只要用心把中国发生的一些奇闻轶事真实地记录下来，整理成书，保证永远流传。父亲说，现实中发生的事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部小说所描写的，没有必要再提炼，没有必要再综合，没有必要再加上想象力来吸引读者了——

父亲活了八十岁，他的话让人泄气但却很有道理。不错，我们生活在最糟糕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说是最糟糕的时代，大家看看新闻、看看周围，北京的解放军杨利伟都上到太空了，我们的十岁多的孩子还在皮鞭下干苦力。说我们是最好的年代，——这个年代，你要留名，不用写小说，只要把发生的人类历史上早就应该绝迹却每天在中国大陆上演的丑恶事件真实地记录下来，我可以担保一千年以后的人类还在研究你写的东西，他们还会在某个电视台的大讲堂上问：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到底是个什么鸡巴东西，怎么他们都上到宇宙上了，可他们的孩子还在皮鞭下当奴隶，他们不是有代表很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的政府吗，怎么还……

几天前在读者文摘上看到最早启发我写国际关系小说的汤姆·格兰西的一段话，在被问到小说和现实有什么分别时，他说分别在于小说必须合情合理……

太妙了，我算是为自己想象力枯竭找到了借口：不是我没有想象力，而是因为我还没有疯，我还没有失去理智，我还不会编造一些不合情理的情节来吸引读者。

试想一下，我怎么会在我的小说里想象出一个祖国的花朵在陕西黑窑里过着暗无天日的奴隶生活，我疯了吗？我如何向我的读者解释这种事情存在的合理性，说我不是在胡编乱造？而且，就算我写了，我也无法在大陆出版这样的小说（《致命武器》始终无法出版），甚至还会因为这样的小说而受到起诉，一些地方官员会跳出来指控我对社会不满，对现实制度充满仇恨，甚至把我打成黑社会，也说不准的。

我想，汤姆·格兰西说得对，任何一个写小说的，都必须合乎情理地编造任何一个故事和情节，而且他必须对自己的故事和情节能够说出一番道理来，让人觉得这样的事情就是有可能发生的。

可是，在现实里呢？你能告诉我发生在山西黑窑里的童工是合情合理的吗？有人能够给我们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吗？最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够继续追寻下去吗？找出发生这一切的根源吗？

各位，我们生活在一个不需要虚幻的小说的国度，生活在一个想象力完全枯竭了的时代，作为作家，如果你还拥有一个会逻辑思考和推理的大脑，如果你还知道什么样的故事情节是符合人类常理的话，我得告诉你，你是注定什么鸡巴合情合理的小说都写不出来的！

 

（杨恒均于2007-6-17）

 

一、璀璨的明星因中共暴政而殒落

由于正在做反右派运动受难者名录的数据性工作，所以看到石贝小姐《纪念父亲划右派五十年》(《开放》二OO七年三月号)后，就立即写信向她索取更详尽资料；结果不索不知道，一索吓一跳，原来石贝的亲人和亲戚中竟有六个右派分子：她父亲欧阳静戈先生及两姨夫嵇成武先生、杨烈先生，她三个舅舅梁其昌先生、梁其田先生、梁其琛先生。

欧阳静戈，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的医学专家，民航局民升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

嵇成武，福建农学院教授。

杨烈，上海复旦大学研究莎士比亚诗剧的翻译家。

梁其田，美资联恰公司上海「南京电影院」、「美琪电影院」经理人。

梁其昌，水产部高级工程师。

梁其琛，医学博士，上海第二医学院外科主任、教研室主任，二级教授。

这是六颗璀璨的明星，六个民族的精英；然而明星因中共暴政而殒落，精英为毛泽东阳谋所扼杀。六个原是美满幸福的家庭便因此陷入了绝境，在十八层地狱中受了二十多年的煎熬：有的人给害死了，有的人给逼疯了，有的人家散了，所有人的事业都被摧毁了。

其实，这样的例子绝不是个别的；为共产党夺权卖了大力气、还牺牲了一个儿子的黄炎培老先生，不但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一个外孙是右派分子，他自己在毛泽东眼中也是个不戴帽的右派；至于夫妻联袂、兄弟同榜、父子同科，就更不胜枚举了。丁抒教授在《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中就举了大量例子。

然而，这个犯下了对知识分子群体灭绝罪、制造了旷古未有的大灾难的中国共产党，可曾作过一点反思么？石贝一字一字地从空军后勤部政治部抄回来的《一九七九年政字第0一九号关于欧阳静戈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意见》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这张由空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魏锦国等四人签署的文件，为认识共产党政权的野蛮、残忍、血腥、无赖、死不认错的本质，提供了大大有力的证据。

二、共产党从来都是为了掩盖一个罪行，而犯更大的第二个罪行

中共在三反、肃反中草菅人命、滥杀无辜，搞红色恐怖，早已弄得怨声载道，天下沸腾。欧阳先生就是三反、肃反的见证者、受害者；他亲眼看一个会计，明明「没什么问题」，但还是要整他，把人逼死了，又「说他是畏罪自杀」。欧阳先生也是无辜者，被「打成大老虎，除没强奸妇女之罪，什么罪状都有了」，对他采取各种刑罚，不当人待，先是采用车轮战术，以后又将他囚进牢内一个多月，一直不准和家里通信，四个人监督，不准动，不准说话，一天只给两个窝窝头吃，只准大便一次，小便两次，放风也不准，腿都肿了，也不准洗澡，四五个人用一盆水洗脸，还逼着十二岁的女儿给他写信「劝降」。欧阳痛哭流涕地说：「我幸运地还活着，而上海，重庆等地方都有我们的同胞死了。」他感到共产党「对人民太残酷，对高级知识分子虐待」，整得「几千几万」人，死的死，残废的残废，有的人得了神经病。「对运动中把人关起来，抄家，他表示不满，认为违反宪法。」

毛泽东、邓小平、彭真一伙为堵天下悠悠之口，发明了一条「攻击肃反」罪，把在三反、肃反中无辜被整的人通通打成右派分子。欧阳静戈如是，《人民日报》记者部副主任刘时平如是，《新湖南报》的朱正等十几个青年亦如是，无一幸免。结果反右比「一团糟「的三反、肃反更糟糕，欧阳静戈「以后世世代代不要发生这样残酷的事了」的希望不但落空，陆续发生的反右倾、四清、文革、天安门事件、镇压法轮功竟一场比一场更残暴、更血腥。至于私设牢房、严刑逼供，更是为堂而皇之的发扬光大而成了今天的「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待问题)、治理天下的法宝了。

三、 共产党死不认错

空后政治部在这张《关于欧阳静戈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意见》中对「欧阳静戈同志在三反，肃反中被审查，被关押，被抄家，降低了职务待遇，并没有查出什么重大问题」，只承认这些是「错误作法」、「违反政策」，而不承认违反《宪法》，违反人权；既不道歉，也不赔偿。最后还坚持欧阳静戈本身「有怨气」，「对三反、肃反运动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无非告诉你：你罪有应得！过去整你，是党对你的教育改造；今天纠正你，是党对你的宽宏大量；雷霆雨露，皆是党恩，藤条下面乖儿女，天下无不是父母；所以赔偿固然免谈，道歉也莫妄想。

君不见一九九0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对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不予改正」的理由居然是他们「顽固不化，死不认错」么？真是颠倒黑白！事实上包括邓江胡温在内的、所有对中共历史稍有认识的人形物体都能明白，这世界上最「顽固不化，死不认错」的恰恰就是中国共产党本身。邓小平处理天安门事件「一步不能退」的原则，就是这一伙窃国集团对承认错误的恐惧心理的最佳表白。难得一见的空后政治部这一张《关于欧阳静戈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意见》便是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四、必须追究为恶者的罪责，才能阻止罪恶的不断产生

追究为恶者的罪责，包括两个内容：

一是中共当局承认错误，向受难者赔礼道歉，惩办为恶者；中共几十年一贯制的无法无天，无恶不作，杀人如麻，祸国殃民，就是因作恶者没有被追究责任，他们不但无罪、没有得到惩罚，反而有功；毛泽东固然还霸占着天安门广场那块风水宝地，邓小平、彭真、罗瑞卿、利瓦伊汉一帮刽子手也永享尊荣，世袭罔替，代代簪缨。

二必须作出经济赔偿。

据《美国之音》报导：美国康涅狄克州被判强奸罪蒙冤入狱十八年的蒂尔曼获得五百万美元的赔偿。蒂尔曼今年四十五岁，一九八八年被捕，一九八九年被判四十五年徒刑。在DNA检验证实之后，他在二OO六年被无罪释放。康涅狄克州长代表州政府公开向蒂尔曼道歉；州议会投票决定赔偿蒂尔曼五百万美元。

中国的右派分子们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追讨赔偿可以参照这个案例，以五百万元美元为底价。一向热衷「与国际接轨」的胡锦涛和温家宝肯不肯在这里也接一次？

中国右派分子和蒂尔曼比较，有如下几项特点，不可不留意：

1、中国右派分子的蒙寃时间长—-一般都超过二十三年，即是从一九五七年起到一九七九所谓「纠正」为止；而很大一部份人拖的时间更长，到今天为止仍沉冤待雪的还大有人在。如一九四五年参加中共地下党、一九四九年领导重庆渣滓洞监狱暴动死里逃生、一九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一九六四年三月被诬为「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首犯而遭杀害的周居正，至今未能平反。

2、中国右派分子受到不人道的对待，即受的惩罚比蒂尔曼严重得多—-除了被剥夺自由之外，要被批斗、打、骂等人身侮辱以至有许多人自杀，要从事超体能劳役以至许多人累死，要忍受长期的饥饿以至有许多人饿死，要受如戴手铐脚镣、吊打、坐小监、喂蚊子、曝晒、冰冻等酷刑以至许多被折磨死，要在冰天雪地睡觉、地穴安家、有病不给医等以至有许多人被拖死。

3、中国右派分子的株连效应—-中国的「株连九族」的恶法经中国共产党的发扬光大，变得更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和无孔不入。一人当右派，全家成贱民：不但在政治上备受岐视和迫害，失去入党、入团、升学、参军的机会，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找不到对象、结不上婚；更可怕的是失去生存的机会，全家被扫地出门，失去居所；失去工作，全家陷入饥饿的恐怖之中。如宋云彬《红尘冷眼》记载：

杭州市新华书店工作人员王平，在整风运动中向书店领导人提过意见和为右派分子宋云彬送书上门，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处分结果是降为勤杂工，月薪二十元；但王平一家有老母、夫妇、子女四，七口人靠二十元本已无法过活，最后还把他开除，完全断了他一家生路，以至王平因刺激太深，精神失常。共产党之绝灭人性，残暴无良，大致如此。

所以，中国的右派分子们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追讨赔偿应该大大高于每人五百万美元。

五，中共和它的政府不但应该赔而且有钱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二OO六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二十万九千亿元，居世界第四位；二O一O年即十一五计划完成时，中国经济规模可以赶过德国排名世界第三；二O三五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二OO六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超过一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位。进出口贸易去年为一万四千亿美元以上，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仅次于美国、德国。贸易顺差今年将达一千五百亿美元。

据二OO六年世界银行报告，二OO四年的一美元只等于一点七七元人民币。按此计算二OO四年中国的GDP还比日本多百分之八十七，早居世界第二位了。总之，中国是全世界第一等富国，是不争的事实。这从胡锦涛、温家宝对亚非拉兄弟的捐输，对朝鲜、古巴的兄弟般馈赠之无比大方、慷慨，也可以看得出来。

中共和它的政府不但国库充盈，傲视全球；并且有丰厚的党产、小金库。例如，换领身分证，香港人是不花一分钱的。但伟大祖国却对每一个主人翁收取二十至八十元不等的「成本费」和「服务费」，按十亿人每人二十元计，仅此一项便是二十亿。所以，即令李先念复活，他也不能再有理由耍那种“要命一条，要钱没有”的无赖、痞子、流氓相了！

一百多万右派分子以及他们的遗属，其它如土改、镇反、三五反、反胡风、肃反、反地方主义、工啇业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四清、文革、六四事件、宗教迫害等一切政治运动的受难者、受害人，都要理直气壮地对中共大喝一声：

赔我的命来！

赔我的青春来！

赔我的幸福来！

赔我的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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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空军后勤部政治部《一九七九年政字第0一九号关于欧阳静戈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意见》(石贝提供)

空军党委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党秘字0一七一四号批复，确为极右分子。总政治部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批示，撤销原有职务，转交地方实行留用察看，由卫生技术五级降为医生三等十级。主要依据：

一， 对三反、肃反

六月三日(一九五七年)小组鸣放，说「三反时，我在民生医院，运动开始，先整一个会计，以后他就上吊自杀了，为什么？死得不清楚，临死前他还同我说，他没什么问题，但第二天就上吊死了，是否有冤屈？我表示难过。当时无人为他说话，而说他是畏罪自杀。以后就轮到我头上了，把我打成大老虎，除没强奸妇女之罪，什么罪状都有了。对我采取了各种刑罚，不当人待，先是采用车轮战术，以后又将我囚进牢内一个多月。一直不准我和家里通信，四个人监督，不准动，不准说话，一天只给两个窝窝头吃，只准大便一次，小便两次，放风也不准。我的腿都肿了，也不准洗澡，四，五个人用一盆水洗脸，真是有苦难说。还逼着我十二岁的女儿给我写信，叫我交代，不承认是永不放的。她能懂什么？多残酷！不是人的滋味。不过，我幸运地还活着，而上海、重庆等地方都有我们的同胞死了。」(此时痛哭流涕)

「我感到共产党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人民太残酷，对高级知识分子虐待。中国不只是我一个人，而是几千几万，死的死了，残废的残废了，有的人得了神经病，我看病中就常遇到此种现象。上海、重庆的朋友谈他们那里三反、肃反，也有这种情况。这可见不仅是我们这里一个地方这样。」

「《宪法》已颁布，而肃反何尝不死人呢？我希望以后世世代代不要发生这样残酷的事了。有人说国民党残酷，而共产党有怎么样呢？士可杀不可辱，都是中国同胞，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希望运动本着良心，和风细雨讲道理。有的同志被整之后，在适合的场合下面给摘帽子，我的贪污帽子，至今还没摘掉。用口袋来对待知识分子，即使死了的人，也应该给他们摘帽子，不然子孙都要背上一个包袱。希望领导上注意团结，过去损害了许多同志的尊严，这主要是几个运动把一些干部弄得头晕了。」

「共产党说话不算话，民航局邀请我来是当院长，有小汽车，较好的房子，每月三千斤小米(三百元人民币)。三反后，我成了普通医生，连主任也不是了，薪金一降再降。现在我不是共产党员，当院长是不可能了，就连进修也去不了，因为我既非党员又非军人。肃反也是，弄得一塌糊涂，侮辱人。我很同意『三反、肃反一团糟』的说法。我这些话一直不敢说，今天号召大鸣大放，我仅讲了百分之一，也可能是危险的，不知道要受到什么遭遇。」

六月五日在小组鸣放时说，「我们单位的政治空气不浓，除了政治运动外，其它时间无协理员也可以。共产党一搞运动，别人就得跟着走，否则就是有问题。运动一来，令人有老虎临门之感……在运动中，有的人自杀了，有的被整得半疯半癫，身体也搞垮了。在门诊部的病人中就有公开说是「三反、肃反所受的刺激」。我希望以后不要用恐怖的手段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过去，我有顾虑，但今天仍有人要求成立委员会，如果有报复，可以向该组织控诉。」

二，与社会上右派共鸣

读葛佩琦反动言论后说，「共产党善变，去年中央指示照顾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配有弹簧床，转椅，派公务员送水送饭，今天精简节约，又取消了公务员，连老教授的开水都没有人打了」，并说，「人家还享受了几天，我们就更冤枉。」

读章伯钧，罗章龙言论后说，「章罗言论可能有正确的地方」，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说法，认为「十二个副总理中民主人士有一两位可以胜任，不无理由」。

读反击右派分子的文章后说，「人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是好的，言者无罪嘛，而现在反击是否恰当？」

对运动中把人关起来，抄家，他表示不满，认为「违反《宪法》」。

复查意见：欧阳静戈同志在三反，肃反中被审查，被关押，被抄家，降低了职务待遇，但是，并没有查出什么重大问题，这些错误作法是违反政策的，事后又没有很好的作善后工作，所以有怨气，在帮助党整风之际，对三反，肃反运动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并非恶毒攻击，从他的一贯表现来看，是爱国的，全国解放时，亲友来信动员他出国，他自愿留下不出国，参加革命工作后，工作表现较好，一九五六年对针灸工作钻研有成绩，被评为空后直属单位先进工作者，授二等奖，其根本立场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符合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六不划中第二条规定，「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魏锦国(空后副政委)、李建辰(空后政治科保卫科科长)、蒲增明(空后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冯造兴(空后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

首发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