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系狱作家杨茂东遭酷刑的紧急行动通报
2007年6月13日
紧急行动网络
06年第35号第二次补充
中国：系狱异议作家杨茂东的酷刑控诉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震惊，异议作家杨茂东称他在被拘押中遭酷刑逼供，此刑供将被用作法庭证据。国际笔会寻求立即确保，作家杨茂东在被拘中受到人道对待，提醒中国当局有义务遵守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和中国宪法。国际笔会再次呼吁，根据中国已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作家杨茂东。
根据笔会信息，杨茂东（又名郭飞雄）是著名异议作家、独立出版人和民权活动人士，自2006年9月14日起被拘押，据报道于2007年1月20日至3月27日间被转押于沈阳市拘留所，他指控在这其间受到虐待并反复遭受酷刑。据报道，警方审讯集中在他涉入并报道广东省太石村村民的反腐败活动，而这事件与目前一直关押杨茂东的罪名并不相干。
杨茂东因“涉嫌非法经营”的罪名于2006年9月14日被拘捕，并将于2007年6月15日开庭审判。据他妻子说，警察搜查了他们在华南广东省广州市的家，拿走了杨的电脑、手机、书籍、文稿和其它文字资料。次日，报道说杨因使用假国际标准书号出版和出售二万本书被控“非法经营”。他的妻子称这些指控完全没有根据。
杨茂东现年40岁，因其批评文字和维权活动而知名，前因参与和报道广东省太石村村民的反腐败活动从2005年9月12日被拘留到同年12月。笔会曾为其释放进行过活动(http://www.internationalpen.org.uk/index.php?pid=33&aid=393&return=33)。获释后，杨多次被当局骚扰，以至2006年9月14日被捕。杨茂东是作家兼独立出版商，作品包括两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还发表了许多散文、诗歌和文章。
请呼吁：
——表达对报道所说的使用酷刑逼取杨茂东口供将作法庭证据的愤怒；
——谴责违反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使用酷刑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对付系狱者；
——寻求中国当局确保杨茂东在被拘中受到人道对待；
——呼吁根据中国已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杨茂东。
中国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邮政编码 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726
北河沿大街147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先生
请注意：中国当局的传真号码不好用，因此可要求你所在国的中国外交使节转寄呼吁书。
如果可能请将呼吁书副本递交你所在国的中国外交使节。
**如果在2007年7月7日后发信，请与本办公室联系。**
有关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Cathy McCann，
地址：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UK,
电话：+44（0）20 7405 0338
传真：+44（0）20 7405 0339
电子信箱：cathy.mccann@internationalpen.org.uk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
RAPID ACTION NETWORK
13 June 2007
Update #1 to RAN 35/06
CHINA: Allegations of torture by imprisoned dissident writer Yang Maodong.
The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PEN is alarmed by claims by
dissident writer Yang Maodong that he was tortured in detention, and that a
confession extracted through torture is to be used as evidence in court.
International PEN seeks immediate assurances that whilst detained writer
Yang Maodong is treated humanely, and remind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of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nd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PEN renews its call for the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writer Yang Maodong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9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o which China
is a signatory.
According to PEN’s information, Yang Maodong (aka Guo Feixiong), a
well-known dissident writer, independent publisher and civil rights
activist, who has been in detention since 14 September 2006, was reportedly
transferred to the Shenyang detention centre between 20 January 2007 and 27
March 2007 during which time he alleges that he was severely treated and
repeatedly tortured. The police interrogation reportedly focused on his
involvement in and reporting of an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by villagers in
Taishi Village, Guangdong Province. This incident is not related to the
charges under which Yang Maodong is currently being held.
Yang Maodong was arrested on 14 September 2006 on charges of ‘suspected
illegal business dealings’ for which he is to stand trial on 15 June 2007.
According to his wife, police officers searched their home in Guangzh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Southern China, and took away Yangs computers,
cell phone, books, manuscripts and other documents. The following day Yang
was reportedly charged with illegal business practices for allegedly
publishing and selling 20,000 books using false ISBN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His wife claims that the charges are totally
unfounded.
Yang Maodong, aged 40, is known for his critical writings and civil rights
activism. He was previously detained on 12 September 2005 and held without
charge until December 2005 for his involvement in and reporting of an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by villagers in Taishi Village, Guangdong Province.
PEN campaigned for his release.
(http://www.internationalpen.org.uk/index.php?pid=33&aid=393&return=33) Yang
has since been subject to repeated harassment by the authorities,
culminating in his arrest on 14 September 2006. Yang Maodong is a writer and
independent publisher, and his writings include two novels and one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He has also published many essays, poems and
articles.
Please send appeals:
– Expressing outrage at reports that a confession by Yang Maodong
extracted through torture is to be used in court as evidence;
– Condemning the use of torture and degrading treatment against
prisoners, in viol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 Seeking assurances from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at Yang Maodong
is humanely treated while in detention;
– Calling for his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9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o which China is a signatory;
Government addresses:
His Excellency Hu Jintao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te Council
Beijing 100032
P.R.China.
Procurator General Mr. Jia Chunwang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Beiheyan Street 147
100726 Beijing
P.R.China
Please note that fax numbers are no longer available fo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so you may wish to ask the 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 for China
in your country to forward your appeals.
Please copy appeals to the 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 for China in your
country if possible.
**Please contact this office if sending appeals after 7 July 200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Cathy McCann at International PEN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Tel.+ 44 (0) 20 7405 0338, Fax: +44 (0) 20 7405 0339, email:
cathy.mccann@internationalpen.org.uk
《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5月版．
红军第一叛将－－龚楚生平传略
在中共军队的历史上，变节将领最多的时期是红军时期，仅大军区和军一级干部“叛变”者就不下七、八位，师、团级更多。在1933年以前，变节的将领人数比较少，而且叛变原因主要是由于党内肃反和被俘。但到1934年广昌战役前后，由于反围剿的失败，由于前途渺茫，投降的将领开始多了起来（比如孔荷宠等就在这一时期内叛变）。到长征以后，留在南方进行游击的红军部队，在围剿军的兜剿和希望破灭的双重打击下，更是叛变成风。据不完全统计，三年游击战中叛变的团级以上军官（均有名有姓）至少就有四十多个。有的部队甚至全部主要军官都叛变了，如湘赣军区独立第4团的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四大巨头，全部叛变；湘鄂赣军区红16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代主任也都先后投降了。这一时期，大军区、军一级的投降将领也是最多的，有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祐、新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等等。其中，地位最高的当属龚楚。以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的生平事迹要么是短短几行字，要么就是满篇的一贯地犯“路线错误”，最终终于“滑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其实从现在来看，事情往往不是这么简单，每一个“叛徒”的经历都是一段曲折的故事。
一、早年经历
龚楚，字福昌，又名龚鹤村，1901年11月出生于乐昌县长来镇长来村。7岁开始读私塾，1912年考入本村灵武小学堂读书，由于生性聪颖，一年半就完成三年初小学业。次年夏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堂。1916年夏高小毕业后，又考入广州市立一中就读。1917年，孙中山回穗组织军政府，他即参加革命，投入粤军第二旅当兵，旋升任班长和旅部副官。不久，南韶连镇守使李根源在韶关开办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又考入该校第一期步科，不到一年因病告假回乡疗养。1920年冬，龚楚重返原部队，充任第一营二连中尉排长。1921年6月，部队奉令由粤开赴广西，途经梧州时，第二连连长邓鹏调职，龚接任连长。1922年2月，因其父病重，再次脱离部队回家。
1923年春，龚楚参加国民革命军攻鄂军任少校参谋，跟随总司令程潜攻湘，攻湘失败后退回广东北江，被派在广州通讯处工作。此期间他常与在广州工专学校读书的乐昌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丘鉴志、陈德钊等人一起谈论有关中国革命问题，阅读《新青年》、《向导》等刊物。1924年6月，龚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后转为中共党员。
1925年6月下旬，受中共广东区委的派遣，龚楚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赴省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从事农民运动工作。北江办事处决定让他回家乡乐昌，协助县农民协会筹备处负责人陈德钊组织开展全县农民运动，并负责联络指导仁化县的农运工作。同年冬，龚楚参与建立国民党乐昌县党部，被选为县党部执委和监察委员。翌年5月，龚楚接任共青团乐昌特支书记。这年夏天，乐昌县农会组建了乐昌县农民自卫军，龚楚因有军事经验，当了自卫军的指挥官。其间，龚楚在乐昌积极开展党的活动，介绍谭军略、龚猷征等人加入共产党。8月，龚楚和杨高林、邓水石、薛仰圣等人代表乐昌县农会出席了广东省农会执委扩大会议。12月，龚楚参加在韶关举办的北江农军学校第一期学习，至次年2月中旬结业。1927年2月，中共乐昌支部成立，龚楚任书记，继续在家乡开展农民运动。
三、从南昌起义到百色起义
宁汉分裂后，根据党的有关指示，龚楚、谭军略于5月初率领乐昌农军500余人抵达韶关，与北江工农军汇合共1100多人，组成“北江工农讨逆军”，龚任总指挥，前往武汉参加讨蒋。当北江工农军抵达湘南耒阳进行整训时，被改编为第13军（军长陈嘉佑）补充团，龚楚任团长，李资任副团长。7月中旬，武汉政府宣布分共，龚楚把部队拉到江西，于8月1日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后，补充团大部分编入贺龙的第20军3师6团第3营，龚楚任该营指导员。不久，党中央调他住长沙领导秋收起义工作，因中途被敌军袭击，失去联络，被迫转赴香港与地下党联络，尔后龚楚潜回家乡。
7月，红4军奉湖南省委命令南下湘南。7月24日，朱德率两个团打进老友范石生部队驻守的郴州城，不久范部反攻，红军退出郴州。但29团各营连在郴州发到不少洋财，不再听从命令，成连成排地溃散回家乡宜章，结果一部分被土匪胡凤章打垮，一部分跑回家去了，只有副营长肖克率领的1个连和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及团部零星人员一共百余人随军部和28团撤退。8月底，红4军前委会议，朱、毛率红军主力回井冈山，杜修经、龚楚负责留在湘南组织湘南特委，继续领导资兴、汝城、桂东、安仁各县及赤卫队，以此为基础，开展湘南工作。
11月龚楚奉命赴长沙恢复重建市委，途中遭到袭击，返回乐昌。不久又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被中共广东省委调至香港从事地下工作。参与举办《正义报》、《香港日报》，办兵运训练班。
1929年5月，奉中共中央委员贺昌指令，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参如广西俞作柏、李明瑞政权工作。他离香港到达广西梧州，化名龚鹤村，先在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广西编遣特派员李明瑞的政府里任省政府办公室机要秘书，做俞作柏的工作。省府从梧州迁往南宁后，又改任船务处处长、南宁市公安局局长。所以实际上中共对俞、李的策动是主要通过由龚楚来进行的，而多年前拍摄的电影《百色起义》里，则根本没有龚楚这个人物出现过，把功劳都归到别人头上，这显然不是事实。
1929年12月1I日，龚楚参加了广西百色起义。起义后即宣布成立红7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斌（即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即龚楚），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即陈明），下辖三个纵队。1930年11月7日，红7军7000多人集中在河池举行整编大会。整编后，红7军领导成员作了一些调整：李明瑞任总指挥，张云逸、邓斌、龚鹤村等仍任原职，下辖第19、20、21共三个师。第19师由原来的第1纵队改编，前身是警备第4大队和教导总队，战斗力最强，由龚鹤村兼任师长，邓斌兼任政委；其它两个师的前身是各县警备队和农军，战力较弱。由于龚楚熟知井冈山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在红7军的建军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1931年1月，红7军艰苦转战湘粤境地，因伤病员增多，在广西贺县桂岭休整了三天。根据全军已减员至3500多人的情形，军部决定将三个师缩编为第55、58两个团，龚鹤村兼任第55团团长，李明瑞兼任第58团团长。红7军进入湘南后，经宜章县开进广东乳源县梅花墟。2月3日中午，红7军与前来追击的粤军邓辉团、湘军唐伯寅团和陈龙团展开了激烈战斗，战斗至黄昏时结束，梅花战斗中龚楚受伤，留下地方疗养。此后，红七军转战湘南，进入江西苏区。
4月，广东省委经与中共中央联系，龚楚转到上海福民医院治疗。8月，龚楚伤愈后离沪抵达香港，再由香港沿途经广东汕头、潮安、大埔到福建永定游击区，然后直达长汀河田中央苏区。
三、在中央苏区
龚楚进入中央苏区后，马上就被派任红12军34师长。两个月后，又接任红12军参谋长。到职仅七天，因李明瑞在肃反中被杀，于是龚楚又被调往江西会昌，接任老部队红7军的军长。在下面的一年里，龚楚率红7军参加了扩大中央苏区的历次战役，如赣州战役、水口战役等。到这年年底，龚楚因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被撤去了军长的职务，不久改任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模范团团长。不久，模范团改为红1军团第3师第7团，任团长；旋又调任独立第22师师长兼政委，不久又改任粤赣军区司令员。
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中央政府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由周思来主持，龚楚出席了会议。据说，在这次会议上，“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
那么，龚楚到底犯了什么“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受到如此的惩罚呢？龚楚在以前困难的时候仍然起劲地进行革命，现在正是红军发展最顺利的时候，自己也身居高位，怎么忽然“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呢？这两点内地公开发表的书籍文章里一直讳如莫深。近来接触到的一些海外资料和龚楚自传，可以发现主要是对党在当时的一些做法有意见。1933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央苏区开展了“消灭地主”的运动，有田四十亩甚至不满十亩者便在被消灭之列。据龚楚回忆：“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这里提到的杨遇春是江西瑞金人，进过黄埔军校，参加过南昌起义，是一个很能打仗的人，二十岁出头就当上了红军独立师师长、红12军35师师长，他也曾是龚楚的老部下（龚楚做12军34师师长，杨是该师101团团长），因家庭被清算，自身难保而投降国军，后来入了军统系统，终身与中共为敌。龚楚正是对这种滥杀政策表示了异议，就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使得他对革命发生了怀疑，这也是他日后投向国军的最主要动因。
四、变节后的经历
龚楚回乡后不久，经广州绥靖公署秘书长张昭芹的引荐，在余汉谋的粤军第1军先后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务。10月13日，龚楚率领30余人伪装成红军游击队，诱使赣粤边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叛降，并在南雄北山龙狮石以召集游击队开会为名，将北山游击队一部诱入其设好的埋伏圈，胁迫投降。结果发生战斗，游击队除逃走几个外，其余30多人均被打死，这就是“北山事件”。龚楚、何长林在搜捕途中偶遇游击队侦察班的吴少华，龚假借找项英、陈毅汇报工作为名，要吴带路。不料被吴少华识破，在到达营地时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及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人听见枪声迅速逃走，躲过了这一劫。
抗战爆发之后，龚楚先在5战区孙连仲部任上校参谋处长，驻守江苏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后回第7战区任少将参谋。日军侵犯广东时，龚楚出任第7战区第1纵队抗日游击司令，与侵犯广东从化的日军激战于木壳岭，歼敌甚多，保卫了韶州的安全。1942年以后任第4战区第46军少将参谋长、军官训练团总队长、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职。抗战胜利后，龚楚曾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徐州市市长，在任期间口碑不错，不久去职返粤。1946年当选广东省参议会议员，1947年任广州行辕少将高参，1949年3月任仁化县长，5月任广东省第四区（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1949年10月，解放军打到了北江，龚楚带领一个保安团逃到了乐昌县瑶山。这时，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黄松坚写信劝龚楚投诚。接信后，龚楚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无法挽回，于是在11月上旬率其残部下山向乐昌县人民政府投诚，随后到韶关北江军分区交代其问题。12月，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岛，时海南守将为龚楚的乐昌同乡薛岳。时任广东省长的叶剑英请示了中共中央军委的意见，决定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去策反薛岳投诚。龚楚满口答应，到了香港，但他深深了解党的政策和一贯做法，知道再回去决没有好果子可吃，因此就没有去做劝降工作，滞留在香港定居。龚楚抵港后曾应邀赴台湾遏见蒋介石，蒋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组成“反共救国军”，以配合伺机反攻大陆。但他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而未为所动，婉拒了此委派，决定从此脱离政治旋涡，名字也改成了龚松庵，返香港兴办实业。
龚楚在香港一呆就是四十年，其间曾去美国，拿了“绿卡”，但由于语言阻隔和生活习俗的关系，不习惯那里的环境，于是又重归香港。平日多以写作和书画自娱，除出版了《我与红军》和《龚楚将军间亿录》两本书外，还写诗词练书法，他的一张墨迹在香港市场至少可卖到三、五千元。
五、回归故土
八十年代后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了关于不再追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年近九十的龚楚闻讯后萌发了回乡的念头。当时龚楚在港办实业的几个亲属都发了财，且在香港的乐昌同乡会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乐昌的地方官员从发展当地经济的目的出发，也不断派人来游说龚楚“回家看看”。龚楚在家乡的祖屋早先因修公路而被拆除了，这时当地镇政府、县侨办为了讨好龚楚，拨出了7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按照原来的面积、式样重新选址建造。龚楚的新居为单家独院式两层半楼房，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砖石结构，占地面积32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70多平方米，内有六房两厅一厨房两卫生间。室内地面铺马赛克，石米墙体，琉璃瓦顶，在当地也算气派，一副当年土豪宅第的模样。长来镇的官员还指定专人为龚楚新居装饰布置，购置全新一套家私用具：电视机、电话、冰箱、席梦思床、大浴缸等一应惧全，尽显现代化气派。于是龚楚决定择日回乡。
乐昌县、长来镇有关部门闻讯后迅速把此事向上报告，并请示以何种规格接待龚楚，今后与之来往的政策如何掌握等。省统战门最后批复：对龚楚回乡定居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至于政治上是否要作适当安排，待后再作考虑。
1990年9月13晚，龚楚与夫人王兰芬在其侄孙龚庆韶等人的陪同下，坐火车从深圳来到韶关，乐昌县委统战部、县府办、侨务办和长来镇领导等共10多人早已在此恭候。在接风宴会后，龚楚递上三封早巳准备好的分别寄给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的书信，委托韶关口岸办党委书记龚洪水代为寄发。三封信的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是向他旧时的同事问候和请求准许他回乡长住。同时，他还委托龚洪水以龚楚的名义发电报给在百色起义时就开始一起共事的邓小平，报告他已从香港回乡的快讯。龚洪水答应翌日一早便去韶关邮电局代为发报和用挂号把三封信发往北京。办完这件事后，龚楚连夜起程赶回乐昌家乡。
龚楚回乡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县府党政官员、统战部官员上门祝贺自是少不了的，还有接踵而来的亲戚故友和闻讯前来一睹当年“大叛徒”风采的好奇民众。国内不少文史单位和史学工作者也纷纷前来采访他，让其应接不暇。龚楚虽然年过九十，但思维仍然敏捷，记忆也算清晰，对一些时隔久远的人和事，他仍能忆述清楚而不含糊，今客人为之惊奇。当然，他只谈在红军的经历，经常谈得津津有味、眉飞色舞。而问及到他脱离红军以后的经历，则缄口不言，避而不谈，推说“记不得”了。
传说龚楚有三件宝：一是解放前夕老蒋授予他的“中将高参”委任状；二是一幅唐伯虎的真迹名画；三是六十年代初由香港十位著名书画家联袂为他而作的四幅屏风水彩画。那个中将委任状由于进出大陆而一直未到手，此番回到大陆后龚楚在当地官员上门拜访时曾提出，要求帮忙查找他的那张委任状，当地官员也答应了，最后不了了之。那幅唐伯虎的真迹名画，在龚楚当年出走香港时，曾托亲戚代为保管。此次返乡，当年代为保管的人推说时隔久远早已忘记有那么回事了（实际上是早已被变卖了）。所以他对第三件珍宝极为爱护备至，每年只有春节那天才向来拜年的亲友展示，年初二使收藏起来。
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乐昌县长来镇的家中去世，享年95岁。当地政府的努力也有了回报：身为香港乐昌同乡会的龚楚侄孙龚庆韶，不仅个人回乡投资，还牵线引资或与他人合作投资，仅在九十年代乐昌就从他那里引入了4亿多元的资金。
请点这里直接下载
俗世凡人，当然喜欢看名人八卦，而且大家的口味也被无所不能的狗仔队培养得刁钻起来。从前大家看名人，喜欢亲和力，譬如高祖还乡，哎呀人人都知道衣锦还乡的高祖您，不过就是当年那个偷鸡摸狗的刘三，如今不同，不要柴米油盐不要人间烟火，越鲜为人知越特立独行越天涯末路越好，女人要长得像男人，男人要是个同性恋。而原本就特立独行的张爱玲鲜为人知的天涯末路，由“局内人”刘绍铭说来，是否会更加吸引眼球？
从前，鲁迅先生说，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虽然先生写的时候原非此意，却总会教人想到这物离乡贵的下半截，分明就是人离乡贱的晚景凄凉。
读《到底是张爱玲》，读着读着就读出了一点这样的意味来。与美国“学术官僚”不得不说的龃龉，啃着英文字母斟斟酌酌的拘谨，离开了赖以为根基的土壤，张爱玲就像失去大地母亲的安泰，无以为继，她的慵懒无谓，她的遗世独立，对生活杂碎饶有兴趣的咀嚼和戏评，一下子都变得局促起来；再好的月色，也就是“the best of moons”，原本要让人落下朵云轩信笺上那样陈旧而模糊的一滴泪珠的好句子，换了这副可憎的面孔，也生生地逼人咽回了眼泪；那个“见了他”就“变得很低很低”的女子，却再也无低处可低去，去国怀乡，她连一抔故国的尘埃都没有，又如何能开出花来？
她的一生，根本也是一个“一句话还没说完，已经觉得多余”的故事，穷追猛打想要知道后半句话的我们，只好去看《到底是张爱玲》。前半句话是她的文字，后半句话是她的生活，书里，已经做了细细的梳理，两相映照着去看，却是别一种滋味。原来她写字这般跳脱尖锐，做人却倒是如此顾盼，顾盼得没有踏实的幸福，顾盼得即便是离乡背井的种种，也能化为身后苍茫的背景。这种顾盼，不是犹疑，是对此时此刻的停顿与抚摩，消解了抱怨同辩解。那些抱怨同辩解，来不及说出口，就散落在她写的字里她自己的身后，成了被时间冲散走失的碎片，直到现世一一重聚在这本书里，我们面前。
张爱玲说，那来日大难，口燥唇干，就好像是你对他们说了又说，他们总还不懂，叫我真是心疼。可是这红尘俗世，轮到她自己来过活的时候，还不是一般无二的执迷不悟？到底是张爱玲，几多传奇渐欲迷乱人眼，却也到底是芸芸众生中的肉胎凡身，所有对于八卦的猎奇心理，最终回归到亲切的共鸣中来。我们看着这书，也便只能叹一口气：今日相乐，不如皆当喜欢，如此，才到底是张爱玲，是这本书的真谛。
延伸阅读《再读张爱玲》，刘绍铭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25.00元。
乾隆二十一年某日，军机章京赵翼与陈辉祖在圆明园值班室“手搏相戏”。赵翼力气小，斗他不过，乃抄起一张板凳，闭目乱舞，咣的一声，正中陈辉祖的唇吻，当即血流满面，倒地昏厥。这可把赵翼吓坏了，折腾一气，好歹把他弄醒，叫车将他送回家。迨至下班，赵翼飞马入城，去探他的伤情。行到中途，胯下马陡然人立，将赵翼摔下，晕死半刻钟才苏醒。次日，赵翼去陈家慰问，二人相见，他大吃一惊：陈辉祖不仅行动自如，连伤口也不见了。经多方打听，赵翼才明白此中奥妙，原来，他跌跤是因为陈辉祖下了咒，所谓“祝由科能以伤移于人也”（赵翼《檐曝杂记》卷四）。
祝由科，自元代即列入太医院十三科。祝由二字，最早见于医书《素问》（成书年代或说为汉、晋间，或说唐初），谓上古之人治病，不用打针服药，只要移易精神、变换气质，请人施展祝由之术，即可搞定。只是，祝由术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法术？文献无征，师承早断，后来的人都说不明白。宋代王安石考证，《周礼》（成书年代约在战国）中“祝药劀杀”之“祝”，就是祝由。他说：“后世有以气封疡（即疮）而徙之者，盖变气、祝由之遗法也。祝之不胜，然后举药，药之不胜然后劀，劀之不胜然后杀”（《周官新义》卷四）；此谓治疗各种疡症（肿疡、溃疡、金疡、折疡），先用祝由术，不行再敷药、服药，再不行则动手术。
只是，王安石说“以气封疡而徙之”即祝由，与赵翼亲身尝试“以伤移于人”的祝由，是不是一回事呢？王安石说“徙之”，是说将疡移走，没具体说移到哪儿；赵翼则明白说，是移到他人身上。前者是医术，后者是巫术，两人能说到一块儿么？当代学者李零将古代的巫术分为十六类，“以伤移于人”的巫术不是祝由，而是独成一类，如《封禅书》所谓“秘祝移过（祸）之法”。祝由，则不过“祷告鬼神”为人治病而已（《先秦两汉文字史料中的“巫”》）。清代名医徐大椿也说：“（祝由）古法今已不传。近所传符咒之术，间有小效，而病之大者，全不见功”（《医学源流论》卷下）。可见，王、赵所说是两回事。不过，王、赵两种版本虽有善恶之别，皆系巫术，其实大同小异。
又有一种传说，谓祝由其实是一个人，是湘西辰州（即今沅陵）人，他的法术并未失传，即后世所谓“辰州术”（许奉恩《里乘》卷三）。此术神通广大，妙手回春不用说，还能起死回生，即有名的“赶尸”也靠这门法术来操控。近代以来，信者颇众，大学者钱穆即其中一员。据其自述，少年时曾目睹其事，谓，某人腿肿，求巫师治病，巫师在墙上画了几道，然后持刀划壁，即有鲜血从壁上流出，及血流尽，患者腿肿亦登时消除。他不禁感叹：“其理为人所不知，却不得谓之是邪术”（《略论中国心理学》）。然而，大作家沈从文虽是祝由的“老乡”，却不信这个邪。他回乡采访一个著名巫师，探问“赶尸”口诀，其人答曰：“不稀奇，不过是念文天祥的《正气歌》”。又请他随意表演，其人则推托，说：“功夫不练就不灵，早丢下了”。盘桓半日，不得要领。然而，沈从文似从巫师“服尔泰风格的微笑”看破了玄机：“为了一种流行多年的荒唐传说，充满了好奇心来拜访一个熟透人生的人，问他死了的人用什么方法赶上路，在他饱经世故的眼中，你和疯子的行径有多少不同？”（《沅陵的人》）
沈从文说的自有道理，而赵翼、钱穆的自述也能打动人，且世人秉性多少有点“疯”的成分，然则信与不信之间，是非究竟如何，实在难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