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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话是这样的，拉康在他的研讨班上提问：为什么诗人笔下的女性对象都那么抽象……缺乏真实实体，像是在描绘同一类女人。无人回答。问题传到艾柯的耳朵里，艾柯叼着他的假烟斗，满不在乎地说，那很简单，因为他们随时可以把一首诗歌改个名字送给任何别的女人。

说《巴黎圣母院》中面目模糊的艾斯美腊达象征着“整体的”女性美，对她的追逐指涉某种抽象占有全体女性的男性心迹，一定有人会反对。我们建议反对者再读一下米兰。昆德拉关于男性情欲的说法：有两种迷恋，一种是浪漫型的迷恋，他们在女人身上寻找自己的梦（想想那个关于镜子的比喻），他们总是失望，不断把迷恋从一个女人转换到另一个女人身上，他们的善变有一个感伤的借口。另一种是放荡型的迷恋，他们被欲望所驱使，企图占有客观女性世界中无穷的多样性。

就其纯粹的形式而言，这两种男性极其相似：不断追逐更多女人。雄性哺乳动物大多希望独占族群中所有雌性，人也概莫能外，不得不建立婚姻制度，用一种恐吓的方式有效控制了大多数男性的出轨愿望。

库布里克的电影“Eyes　Wide　Shut”（《大开眼戒》）中，“比尔”听妻子说到对一个英俊军官的性幻想，他对婚姻（制度）的信念发生倾斜。

做酒吧乐师的老同学，告诉他某处有性狂欢聚会。这段话意味深长：“我蒙着眼睛演奏。有次那眼罩没蒙好，天，我从没看到过这种场面，这样的女人们（such　women）。”观众毋宁断定，在这里，是“女人”的复数形式让“比尔”情难自已。

自此电影进入一个符号世界。参加者必须身穿黑色礼服、风帽斗篷，戴面具。这些权威的象征物，用来证明超越日常世界寻欢作乐的资格，“比尔”缺乏这些身份符号，只能去租衣店。小店的“低级趣味”和那场滑稽的性聚会，让借来的身份符号显得不堪一击：供出租的礼服只配跟店铺里的那些塑胶模特（model）摆在一起，而绝无资格与性狂欢聚会上那些真人美女模特（model）共处。

“比尔”在开始性冒险之前，让出租车司机等他回来，那是他返回日常世界的方舟。狂欢大厅里，赤裸的女人们排成一个圆圈，在主持者权仗的指派下，被随机分配给在场男性。通过这种仪式，日常世界的性分配制度似乎被瓦解。在这个圆圈里，男性权利中心对所有女人都有等距的半径，女性可以任意被挑选为交媾，并且当众进行，性的私密性（私有性）也同时被消弭，这是一个大同世界，所有男性对所有女性拥有同等的性权利。

“比尔”不属于这个世界。这种崭新的性分配体系让他惊魂不定，很快他的惶恐神色就被女人们看出，一个曾被他救治的前女病人警告他：“你现在很危险。”另外一个看出他的平凡本性，问他想不想找一个更“隐密”的地方。

出租车暴露了他的身份。面具们狰狞地围着他，他被命令脱下面具、衣服（那些本不属于他），千钧一发之际，那个警告过他的女人挺身而出，愿意代他“赎罪”。他被告知获得“自由”，又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词。

回到家，妻子告诉他刚做的梦：她在花园里跟那军官交媾，无数男人在一旁观望，并且随后都与她交媾。正在“这时”，“比尔”把她“叫醒”。

“比尔”的富豪朋友对他说：那些都是假相，吓唬你，是要你对所见事物保持沉默。任何看到这种性真相的人必须保持沉默。他们最好回到“制度”的轨道上去，就像影片最后“比尔”的妻子对他说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尽快去做——F××k.表面上看，这部电影讲述了婚姻的胜利，但反讽的地方在于，当“比尔”半夜回到家中，发现那只丢失的面具赫然放在他的枕头上，边上是他妻子赤裸的身体。那令人恐惧的性权利，在制度的保护下，正摆放在婚床上。影片最后的对话里，“比尔”对妻子提到“永远”，那两个字让她害怕。Eyes　Wide　Open——唯一的出路，似乎只有做一个“睁眼瞎”。

 

听一个影视行当的“金牌”编剧讲：“只有傻瓜才会去改编《红楼梦》”。大概意思的话王朔也说过。王朔曾经想写本与《红楼梦》一争高低的书，至今还没成功，但他的确特别崇拜《红楼梦》。不过那个编剧讲得很实在，也并非想学王朔，他只是从多年影视创作的经验得出了这个结论。

一流的文学作品要拍出一流的电影电视很难，基本上不可能。这一点似乎无须证明。相反，二流的小说倒常常拍出一流的影视作品。比如《肖申克的救赎》，那是一部激动人心的电影，可是老实讲史蒂芬。金的原著真是不怎么样。像同年挤掉《肖申克的救赎》拿到奥斯卡小金人的《阿甘正传》，其原著在当时也被批得体无完肤。一个评论家说，在温斯顿。格鲁姆（Winston　Groom）的小说里，阿甘不过是一个讽刺卡通，“当小说企图以人性的悲剧来感动我们时，就开始荒腔走板了。”这话要是让阿甘的观众们听见还不恼死？国内的作品，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算不上了不起的杰作，可是一到电视剧中就立刻再跌数级，相当不堪。当一个白白净净的卷发“孙少平”出现在电视里，你必会为逝去的路遥不值。

将影视转换成文字则是时下流行的营销方式，国内好多电视剧都和小说套着发行。我曾经翻过几本，那叫小说真是难为了汉字。我也读过岩井俊二的小说《情书》，和他的同名电影相比，怎一个烂字了得。

文学与影视的艰难转换大概是彼此不同的性质所决定的。前者与读者的共鸣靠的是想像力，而后者更强调观众的感受力，二者没有高下之分，却有天壤之别。也许，二流小说有某些恰好符合影视要求的要素亦未可知。比如节奏，比如单纯，再比如通俗。

毛姆的小说是比较通俗的。可前不久上映的电影《面纱》改编自他的同名小说，照样一塌糊涂。用“改编”二字简直是高抬了编剧，毋宁说那是彻头彻尾的“阉割”。在电影里，“面纱”之后是俗套的爱情故事。而在毛姆那里，揭开“面纱”，本是为了暴露中产阶级的虚荣以及宗教的虚伪。

讲到毛姆的例子，似乎已经跑了题，那就干脆跑远点。好小说不适合改编成电影电视，好的小说家最好也要远离荧屏。有一次我看见一群CEO在电视里笑谈风云，其中一个连拍马屁都显得那么儒雅：“我觉得你的风格不像索罗斯，你更接近巴菲特。”再定睛一看，原来是余华。他好像有些拘谨，其风格不像巴菲特，也不像比尔。盖茨，更接近杂货店的小老板。

把当下炒得最热的国内小说排排序，我觉得李锐的小说《太平风物》倒是很值得改编成影视。如果能上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做成一系列栏目剧，天天播，年年放，铸成一口警世钟，说不定能为降低犯罪率做出一些贡献呢。

说到底，我在这里讨论文学与影视之间的转换多少有些抒情了。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专电　布克国际文学奖主办机构12日在英国伦敦说，第二届布克国际文学奖得主是76岁的尼日利亚作家奇努阿。阿切贝，奖金6万英镑。颁奖仪式将于本月28日在牛津举行。

阿切贝以1958年发表的处女作《瓦解》闻名于世，此后陆续出版了20多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集和诗集。他的作品多以非洲政治、西方人眼中的非洲以及西方殖民者给非洲社会带来的影响为主题。《瓦解》迄今已被译成50多种语言在全球售出约1000万册，这使阿切贝成为作品拥有最多语言版本的非洲作家。

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称赞说，阿切贝“开创了现代非洲小说”，“照亮了全世界作家为表现新的社会现实而寻找新语汇、新形式的道路”。

来自全球10个国家的15名重量级作家入围本届布克国际文学奖，其中包括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以《撒旦诗篇》闻名的印度裔英国作家萨曼。拉什迪、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爱尔兰作家约翰。班维尔、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等。

布克国际文学奖是布克文学奖主办机构2004年另行创立的一个文学奖，每两年颁发一次，面向全球以英语写作或作品有英译本的在世作家，评选时考虑候选人的全部作品。布克文学奖则旨在奖励英国、爱尔兰和英联邦国家作家的创作。

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于2005年由阿尔巴尼亚著名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获得。

阿切贝已婚，有4个孩子。他在全球多所大学讲过课，目前在美国纽约州安嫩代尔的巴德学院任语言和文学教授。阿切贝1990年因出车祸瘫痪。

 

55岁的德国作家马丁。莫泽巴赫（MartinMosebach）上周获得了2007年度的毕希纳奖（Georg-Büchner-Preis），并获奖金4万欧元。

毕希纳奖是德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大奖，由德国语言文学院创办于1950年，以19世纪剧作家格奥尔格。毕希纳（1813－1837）命名，奖励为德国文化做出重要贡献的德语作家和诗人。

评委会赞扬他是“全部文学领域内天才的形式实践者”（GenialerFormspieler），亦是“坚定的时代批评者”，兼具“辉煌的风格与叙述之乐”。

莫泽巴赫1951年生于法兰克福，至今生活于此。他年轻时学习法律，后转投文学创作，迄今已出版了多部长短篇小说和诗集，并写有电影、歌剧和话剧，以及广播剧的剧本，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处女作《床》（DasBett，1983）、《西区》（Westend，1992）、《土耳其女人》（DieTürkin，1999）、《长夜》（EinelangeNacht，2000）和《月亮与少女》（DerMondunddasMad－chen，2007）等。

此前，莫泽巴赫曾经获得过2002年的克莱斯特奖和2006年的巴伐利亚艺术院文学奖。莫泽巴赫对自己能获毕希纳奖感到又惊又喜，他对德通社谦虚地表示，比他强的人有的是。

毕希纳奖的往届得主中名家云集，包括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和艾尔弗丽德。耶利内克。但去年该奖得主、罗马尼亚裔诗人奥斯卡。帕斯提奥（OskarPastior），却不幸在颁奖典礼举行前数周，于10月4日法兰克福书展期间，突然死于酒店房间，据信他死前正在修改毕希纳奖的答谢辞。

今年的颁奖典礼将于10月27日在德国语言文学院的所在地达姆施塔特举行。

 

四川省平昌县公民王中林最近向媒体讲述自己与法院不得不说的故事。2004年，平昌县法院在审理他与妻子杨力妤的离婚案时，法院的判决依据是“《婚姻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众所周知，中国《婚姻法》总共也不过51条，怎么会有判决所称的“第六十二条”呢？按判决书上的逻辑，平昌县的《婚姻法》岂不是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婚姻法》至少多出11条？

然而，据《华西都市报》记者调查，该《判决书》（<2004>平法民初第334号）第三页上的确白纸黑字地写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六十二条二款三款(四)项、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等字样。

另一个不得不说的细节是，当时庭审时并没有陪审员，而判决书中却多出两名陪审员的名字。在事后的相关调查求证时，判决书上的“陪审员”坦承自己当年并没有参加所谓“陪审”，而且他们也没有哈利·波特那样的斗篷，怎么可能隐身于法庭？

如此一来，在平昌县的这次审判中，不仅相关法律子虚乌有，就连陪审员的强大阵营也是凭空捏造的。事情到这一步，就不只是“荒唐”两个字可以描绘，这个笑料赐给我们的，更多只有“启示”了。

两百多年前，汉密尔顿在谈到审判独立时说：“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在任何置司法人员的财源于立法机关的不时施舍之下的制度中，司法权和立法权的分立将永远无法实现。”（见《联邦党人文集》）

这便是著名的“谁抓住了法官的饭碗，谁就抓住了法官的脑袋”论断。法官不独立导致的一系列弊端，1935年的《各省司法概况报告汇编》里亦有旁证：“四川的司法状况：县长兼理司法，四川各县普遍如此。加之司法经费和承审法官的薪金，均仰给于县长，离了县长，承审法官就没了饭碗，故承审法官惟县长马首是瞻。县长让怎么判，他们就得怎么判。县长授意枉法审判，他们就得枉法审判。”

时至今日，平昌县的这纸离婚判决书，向我们展示了另一个版本的“审判独立”。在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定平昌法官的糊涂是像“彭水诗案”那样始于县领导的授意。显然，荒唐判决背后的原因，是主审法官对法律缺乏信仰甚至必要的敬意。就在人们试图根据《宪法》与《法官法》等法律条文推进或落实“审判独立”时，这位地方法官却不但要“审判独立”，还要兼营立法，于是便有了这个破天荒的“第六十二条婚规”。

行文至此，喜欢黑色幽默的朋友定会想到“第二十二条军规”———二战期间，美国某飞行大队的轰炸手想早点回家，然而根据第二十二条军规，只有本人提出申请的疯子才能获准免于飞行，但它同时规定，凡是能够提出免飞申请的人都不是疯子。语义的绕转使第二十二条军规变成了一个剥夺自由的圈套、无法逾越也无法申诉的障碍。战争是有组织的混乱。显而易见，约瑟夫·海勒在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所要批判的不只是战争，更包括无所不在的、被荒谬使用的权力，正是它们统治着这个世界。

如果说第二十二条军规是海勒的虚构，那么“第六十二条婚规”则同样荒谬，王中林在法庭审判三年后也没有拿到离婚判决书，直到最后凭着讨要拖欠工资的韧劲才从法院取回了判决。据说，由于害怕犯有重婚罪，在等待判决书的这三年时间里，王中林一直不敢再找对象。如卡夫卡所说，“人类有两大主罪，所有其他罪恶均从其中引出，那就是：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驱逐出天堂；由于漫不经心，他们无法回去。也许只有一个主罪：缺乏耐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驱逐，由于缺乏耐心，他们回不去。”或许正是这种漠然与漫不经心，我们看到，在中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当途，法律被许多人当作了碍手碍脚的乱石子，而不是一国走向秩序文明的铺路石———只要脚愿意，他们便可以将“法律的石子”踢进路边的草丛与沟壑。

有一种荒谬力透纸背。记得约瑟夫·海勒曾经这样谈到第二十二条军规：“我要让人们先开怀大笑，然后回过头去以恐惧的心理回顾他们所笑过的一切。”面对平昌县的第六十二条婚规，想想判决书背后究竟有着对国法怎样的轻薄与漠然、潜藏着怎样一种逻辑，在我们开心笑过之后，是否也会心生恐惧？

 

高中教育围着高考的指挥棒转。莘莘学子一年到头苦背那么几本书，背到大脑麻木，丧失了求学的兴趣。这是高考对中国高中教育的最大伤害。

美国也有“高考”，人家名叫“大学申请”，其实还是要考试的。这种考试，也塑造着美国的高中教育。不过，高考的指挥棒最近对美国高中显示出一些良性影响，很值得我们参考。

大家都知道《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大学排名。但很少人注意，《新闻周刊》自1998年起，年年都公布一个全美公立高中的排名。这个排名非常有争议。许多富裕学区的优异高中榜上无名。比如马萨诸塞州，一直被评为全美最聪明的州。其中最大的理由就是其公立学校的考试成绩，上大学的人口比例。但这个充满优异学校的州，在今年《新闻周刊》100多个高中的榜上，只有波士顿拉丁一所入选。同时，有些成绩不好的贫困地区的高中，却高高地上了榜。更奇的是，《新闻周刊》的排名采取了一个非常“客观”的标准，就是每个学校平均每个学生参加“高级考试”(Advanced Placement Test)、“国际学士考试”(Intl. Baccalaureate Test)和“剑桥考试”(Cambridge Test)的数量。这三个考试，暂且统称为高级考试，在美国的“高考”中越来越流行。换句话说，《新闻周刊》的标准是：谁围着“高考”指挥棒转得快，谁的排名就高，等于明目张胆地鼓励大家跟着高考指挥棒转。

为什么会如此？首先看看这几个考试的性质。美国大学申请理论上不是考试，而要寄一大堆申请材料，但大部分学生都会参加学术能力测验(SAT)这样的标准化考试。大部分大学在录取时会参考这一成绩。近年来，随着升学战日趋激烈，考生在SAT上的表现越来越好，大家都拿高分，已经很难分出高下。同时，大学对这些高分也开始打折扣。特别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孩子，高分也很难保证上好大学。因为录取官员认为，你家里有钱，一个补习班一个补习班地上，分当然高。另外，你因为家庭的优势，已经享受了教育优势，为什么还要把机会给你？结果，仅仅有个好的SAT成绩已经占不到什么便宜。

这就逼着学生进一步挑战自己，参加更高级的考试，进而导致了上述三门考试的风行。所谓“高级课程”考试，本来是给高中里特别优异的学生准备的。这些学生远高出同学一头，在班上无所事事；为了不浪费他们的天分，学校让他们修一些大学课程，参加大学程度的“高级课程”的考试。这种考试专业很多，通过后就可以在大学免修相应的课程。

“国际学士考试”则是来自外交官子弟所上的国际学校。外交官频繁周游列国，随行的孩子要不断适应新环境。为了他们孩子的学业，全球统一教程的国际学校系统应运而生。这种学校质量优异，其学生必须通过大学程度的考试才能毕业。这种考试有六个核心科目，每门考试时间长达五个小时。因为这种考试的声誉，许多大学录取时也拿来作为参考，和“高级课程”考试具有同等地位。“剑桥考试”大同小异，只是目前还没有前两个考试那样的声誉。

可以说，这些考试在高中的流行，等于高中教育升级，高中生提前学大学的课程。可想而知，在开始时，这种升级只能属于精英学校中最好的学生。但最近几年，考试越来越平民化。许多成绩不佳的学校甚至比优秀学校对之更热心。

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点：一般而言，中高产的家长自己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对孩子的教育自有一套，不愿意让孩子一天到晚围着考试转，特别反对填鸭式的教学。所以，在一些富裕社区的学校，不急于推着孩子上大学的课程。另一方面，劳动阶层的家长自己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不知道怎么帮助孩子，把一切都寄托到学校身上。学校只要能让孩子拿高分，他们就欢欣鼓舞。开始时，人们对后进学生参加这种高级课程还有疑虑，觉得这是没学会走就想学跑。但初期的经验证明，一些学生学不好正常的高中课程，学大学课程反而很出色。他们参加这种高级考试拿了好成绩，一下子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信心大增，学业大幅改善。这就使许多弱势高中开始推广高级考试。

《新闻周刊》最近几年以平均每个学生参加的高级考试的数量给高中排名，理由不是竞争，而是平等。

主持的编辑称：目前美国高中的成绩和学生家长的收入水平成正比。以成绩排名，就好像在评价餐馆时不评菜做得好坏，而按顾客的收入水平打分。《新闻周刊》要评的是学校给学生提供了多少教育，而不是学生家长的富裕程度。开设这些高级课程，需要学校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学生要考一门专业，你就得开相应的课程。一个学校要设“国际学士考试”课程，考试机构的最低收费就达8000美元。而今年排名第一的高中，平均每个学生竟参加了14门以上的高级考试！排在100名的学校每个学生也平均参加了3门以上(当然，参加不一定意味着通过或拿了高分)。这些数字最客观地说明了学校方面的努力。

对这些高级考试，目前还有许多争议。许多大学提醒人们慎重，甚至不容许学生拿着这样的考试成绩免修有关课程。不过，大体而言，有这种高级考试成绩的学生，适应大学的学业比较容易。

在我看来，这种考试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不给学生的求知欲封顶。美国的孩子所面对着的“高考”，如果包括这些高级考试在内，就有十几种之多。你可以根据特长选择，也不必像中国的考生一样，为了把一门课从80分提高到90分，长时间重复看同样的材料，做类似的练习。这样，高中生探求的知识领域海阔天空，并且能够因为自己的知识“冒险”而获得奖赏。考试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孩子们死读书。这样的原则，大概也是最值得中国借鉴的。

1957年7月的一天，斗争刘宾雁的大会要在《北京日报》社的四楼礼堂召开，他的同事戚学义为了表示抗议，就在开会的前一分鐘，纵身跳出窗外，摔死在麻线胡同的水泥地上。戚学义，值得大书特书，一、他杀身成仁的精神，他为了真理和友情，勇敢地以生命作抗争；二、中共的残暴和泠血，戚学义以死相諫，居然没有引发毛泽东及其同僚的不忍之心；他们视人民如螻蚁，“虽杀千万人，吾徃矣”； 一部中共对中国人民的屠杀史、迫害史、奴役史，証明了无论是先前的“为人民服务”、 还是今天的“以人为本”，统统都是无耻的谎言，统统都是无耻的欺骗。

当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唐锡扬先生虽然还留在《北京日报》社，但已没有资格参加这个大会了。但是，他的也是《北京日报》记者的妻子郑兆南，还被允许出席。也许出於怜悯，也许出於好奇，也许由於联想到自己丈夫的命运，她趴在窗臺上呆呆地徃下望了一会儿。马上有人把她告发了，《北京日报》社立即组织了一个批判她的大会；人们先是声嘶力竭地批判戚学义是“死反革命”，是“为右派分子殉葬”，是“干扰批判大会的丑恶表演”，是“敢於自杀，就敢於杀人的阶级敌人”；接著就批判郑兆南是“兔死狐悲”，“一丘之貉”，是“为右派分子唐锡阳哭丧”等等。〔1〕

郑兆南36岁被红卫兵打死

从唐锡扬被批判的那天起，夫妻之间就不敢互相交谈什麼了。这天夜里她只是抱著丈夫哭了半个晚上，含含糊糊、喃喃不断地喊著：“我怕，我怕……”万万没有想到在十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她竟含冤受屈而死在乱棍之下。据不完全统计：在1966年８月19日至９月末的四十天时间里，仅北京市就打死一千七百多人，抄家三万三千六百多户，强迫迁走“地、富、反、坏、右”八千五百多人。什麼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以及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这场浩劫所公开践踏的内容。这是二十世纪的一场大悲剧，一个右派分子的妻子和许多不幸的人，都在这场大悲剧中悲惨而屈辱地死去了。 郑兆南，是1930年出生的，她只活了三十六岁。

1966年夏天，她被关押在五十二中学一间阴暗腐臭的房间裡，受到殴打和各种折磨。经过几十天的残酷折磨，在1966年8月24日这一天被学生押送回家；被送回家的她，头髮被剪掉了，头部有伤，浑身浮肿，人完全变了形，满身还贴著字条。押解郑兆南的学生还野蛮抄了他们的家，房间被砸得面目全非，日用品、傢俱无一倖存。墙上也贴上“打倒右派分子郑兆南”，“打倒反革命分子郑兆南”的标语。﹝2﹞

郑兆南回家的头一天晚上，还对唐锡扬说了一些话。说她开始只是在学校监督劳动，还没有什麼。武斗之风一起，该中学党支部书记就被打得半死，用凉水喷醒来再打。

唐锡阳的女儿唐樺与小南

工作组挨批判后，郑兆南也开始挨打了，她觉得被打死不如自己死了好。因此在一次被拉去游街示眾时，企图卧车自杀。虽然自杀未遂，但她却被打得更厉害了，一连被打了三天。被木棍打，被链条抽。红卫兵让她在脖子上掛著垃圾箱，头上戴著很重的“高帽子”，天天游街，一边敲著一个盆，一边喊“我是右派”、“我是牛鬼蛇神” 、“我自作自受”。游街时，身后还跟著一个红卫兵，手拿鞭子，不停地象抽打牲口那样抽打她。有时候让她在地上爬，有时候让她自己打自己。在最热的日子裡，架起三堆大火，把她放在中间，熏她，烤她。有的红卫兵还逼她跪著爬，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盂裡的臟水，这样她得了痢疾。她请学生拿便盆，学生要她交两块钱，她的手錶也被学生拿走了。还有学生还要向她“借钱”。红卫兵把一个据说是“地主婆”的人打死后，对她说︰“你只要有一点不老实就这样。”〔3〕

由於她伤势很重，眼看活不了啦。学校就通知唐锡阳领回家了。背上被打了一个大窟窿，肉烂了，伤口发黑。两条腿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没有一点好肉，脚肿得特别厉害，连男人的袜子也穿不进。1966年9月8日，她开始吐血，送到街道医院，街道医院说治不了，要送大医院；到了北京第六医院，医生不给看，说要和学校联繫好了才能治病。好不容易电话联系到学校允许治疗了，医生赶紧打强心针。针还没下去，郑兆南停止了呼喊，吐了口血，便断了气，散了瞳孔，她就这样死去了！她的学校决定把她火葬，并说“像郑兆南这样的人，不能留骨灰，家里人也不必去火葬场”。

郑兆南死后遗下她的右派丈夫唐锡扬和两个分别十二岁、六岁的女儿，则继续遭受著极大的苦难。唐在单位写《检查交待》到晚上十点，然后骑半小时自行车，十点半到家，回家时孩子已经睡了；早晨四点半就得离家，赶在五点鐘去扫大街。走的时候孩子还没有醒，他只好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指导女儿们如何生活，告诉她们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要节省花钱，要和邻居小朋友搞好团结。

那时候发给他们父女的生活费每月只有45元人民币，但唐先生还是让她们买两隻小鸡养著，因为买不起玩具。可惜没过两天，小鸡死了一隻，他看到另一隻可怜的小鸡孤单地叫著。出於一种中年丧妻的悲凉心情，他在《日记》中告诉女儿：“你们再买一隻，小鸡应该有个伴。”

不久专政更严了，每星期只许週末回家。妹妹睡觉爱踢被子，姐姐睡得死没法照顾妹妹，所以妹妹老感冒。他想了三个办法：一是让她们睡时关窗户；二是让妹妹穿上件棉背心睡觉；三是把妹妹的被子缝成一个睡袋。两个月后，《北京日报》的绝大部分工作人员转到市委党校搞运动，被专政的人员不许回家了。两个女孩一切生活只好自理。

唐樺下放内蒙

1969年“初中毕业生”的大女儿去了内蒙古农垦兵团，家里只剩下妹妹了。小女儿最困难的是两件事：一是一个人睡觉害怕，所以她老把唯一的伙伴—-一个简装的收音机放在枕边。一睡著了便忘了关机，半夜里闹得左邻右舍睡不好。“右派分子”漫画家李滨声的妻子也是长期孤独在家，正患精神衰弱症，实在经不起这种干扰，就起来敲唐家的窗户。虽然小女儿就睡在窗旁边，但怎麼也敲不醒。第二天就说她，说也没用；孩子嘛，没有声音她就是害怕。另一件事是邻居的孩子们骂她是“狗崽子”，这给孩子心灵的创伤是深刻的。以后有好几年她都不敢亲切地叫声“爸爸”，总是叫“你”或者什麼也不叫。唐先生说：“我那颗父亲兼母亲的心是什麼滋味，现在想起来都发颤……”

“她们刚刚失去母亲，怎能再失去父亲呢？说实在的，如果不是这两个孩子，我早已自杀了十次。”“没有自杀的自由”，这是唐先生在回答外国朋友“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最大痛苦是什麼”问题时的沉痛答案。在无產阶级专政下的中国，自杀被认为是对抗、是自绝於党和人民的反革命行为；自杀者及其家属都要受到惩罚。自杀不遂固然得活受罪，医院拒绝治疗，或者治疗中不採取止痛措施。自詡“毛主席大警卫员”的罗瑞卿跳楼未死，就被装在箩筐里，抬去接受批斗。对自杀成功者也不会放过，同样开批判大会；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尸体上还给掛了块“死反革命”的牌子。死者家属则成“反革命家属”，好比在额头上烙了一个火印。这个办法很厉害，一些人就寧肯自己受罪，也不愿意遗害亲属。

这就是一个右派分子、他的妻子及其子女的苦难。五十多年来，中国人特别是知识份子受了太多苦难，至今还没有办法讨个说法，这说明苦难并未远离我们，因为製造苦难的机器和制度仍没有受到什麼触动。

妻子惨死四十年之后，唐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学的一面旗帜——何祚庥先生〈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及网上有关言论读后》中，特别指出“人吃人甚於虎吃人”〔4〕，真是把专政独裁主义的一切画皮都剥得一乾二净了。什麼“他为人民谋幸福”，什麼“三个代表”、什麼“新三民主义”，通通只不过是涂在这部掛著“无產阶级专政”牌子的绞肉机外面一钱不值的油彩而已。

环保活动家唐锡阳(后排中著白衫者)与志同道合者在一起

今年是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从去年以来，北京、上海、山东、四川、浙江等各地及海外健在的右派分子或其子女共一千多名发起签名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提出彻底平反、作出物质和精神损失赔偿等各项要求。目前这股追讨经济赔偿、追究责任、要求惩办元凶和打手的浪潮正方兴未艾。然而中共当局一方面对反右运动受难者及其亲属的正义呼声、正当要求充耳不闻、装聋作哑；一方面又动用包括专政工具在内的一切资源，对右派分子及其家属软硬兼施，实行新的迫害。

例如山东大学附中退休教师、右派分子、著名网络作家、维权活动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李昌玉先生，现在便正受山东当局的野蛮骚扰：他的住宅被非法搜查，他的电话通信被非法监控，他的电脑被非法收缴，他的著作一千多本被非法扣押，他的行动被非法限制，他到重庆探亲和到美国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权利被非法剥夺；当局还要“动员”他的弟、妹、子女来“劝阻”他，这种以李昌玉的亲属为人质的恶劣行径，而使中共当局自己成了实质上的绑匪。

我严重抗议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们的法西斯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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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在美国最后一个夜晚的谈话》(〈环球绿色行〉，唐锡阳著；Kxj.cpst.net.cn)。
註2、3：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遇罗克《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唐飞霄日记》，唐飞霄乃唐锡阳长兄，披露在唐锡阳著作《错错错——唐锡扬绿色沉思与百家评点》之中。
註4：《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学的一面旗帜——何祚庥先生〈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及网上有关言论读后》(《错错错——唐锡扬绿色沉思与百家评点》，唐锡阳编著)。

首发《开放》二OO七年六月号

 

赌城澳门，一直被誉为东方的拉斯韦加斯，然而今年五一的六声枪响撕破了她如幻似梦的繁华外壳，也将特首何厚铧持续了七年半的神话彻底毁灭。

只有3000人参与的澳门五一劳动节游行，与2003年香港50万人大游行相比其规模小得可怜，但是这小小3000人的游行却产生了同样巨大的政治震撼力，更引发了香港大游行所没有的枪声。

自从澳门开放博彩经营权之后，经济快速增长，去年人均收入首次超越香港，失业率下跌到3.2%的新低，赌场总收益去年达到72亿美元，超越拉斯韦加斯成为世界第一大赌城。澳门呈现着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然而，在博彩业一片兴旺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基层工人未能分享到经济繁荣的成果，外劳人数太多，加上兴建大型赌场雇用大量黑工，导致当地工人出现就业困难。有数据显示，一般基层工人的工资约为4000多元澳门币，但是现在在澳门租最便宜的房子最少也要3000元一个月。

在经济繁荣和底层民众生活艰辛的另一面，更是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其中特区政府前运输工务司司长欧文龙的贪污案件就是最为严重的一例。欧文龙案涉案人数达到30人，这些人涉嫌行贿、受贿和洗黑钱，还涉嫌财产申报不实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据查欧文龙夫妇的银行存款竟高达7亿9000多万澳门元)。

五一劳动节游行的主题，本来是要求当局削减外劳和扫除黑工、保障澳门本地劳工的权益；但是，人上了街怨气也就找到了发泄的空间，也就形成了警民冲突。在这次游行中，人们旗帜鲜明地打出了“反对贪污政府”、“反对官商勾结”、“反对乱输外劳”等针对澳门高官的示威标语，同时也醒目而又震慑地打出了“何厚铧下台！”的标语。何厚铧上任七年半以来，一直被誉为好官。2000年，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给他打了101分，并赞扬澳门在他带领下取得“了不起的成绩”；2004年的一项民调也显示，他的支持率高达70%以上。同样一个何厚铧，相隔七年，民意评价竟然是天壤之差。

由何厚铧所获的天壤评价，我们不禁会联想到不久前在俄罗斯彼得堡爆发的反政府示威游行，人们打出了“普京下台”的标语。普京从一个人见人爱的迷人总统，也遭遇了被要求下台的尴尬。我们同样也会联想到中国大学生在八十年代初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而到八十年代末大学生又喊出“打倒小平”的口号，以及由此而响起的比澳门五一游行更响的枪声和难于洗清的血迹。

不管澳门的五一枪声是不是何厚铧的错，不管彼得堡的游行是不是普京的错，不管六四枪声是不是邓小平之过，澳门这一场被政治化的劳动节游行再一次向世人昭示：再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再堂皇亮丽的统计数字、再庞大的外汇储备都无法遮盖住赤裸裸的社会矛盾，也向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敲响了警钟：当经济大饼分发不均时，当底层民众的利益被忽视时，闷在老百姓心头的怨气随时随地都会借机爆发，反政府的示威游行甚至社会动乱都不可避免。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二日上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举办了“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紧接着展开了整整一天的纪念活动。我与妻子作为来自中国大陆、全天参与了各项活动的人士，在这一天里深受感动和鼓舞。在两百多年的建国历程里，美国本土从未受到共产主义幽灵的攻击与伤害；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中，美国却一直充当着抵抗共产暴政的中流砥柱。很难想像，如果没有作为反共标竿的美国的存在，今天的世界将会怎样。如今，美国在首都的中心地带修建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纪念超过一亿死于共产暴政的、遥远的国度的人们，这本身就显示出其博大的胸襟和气魄。

今天是一个精心挑选的日子。在二十年前的今天，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德国柏林勃兰登堡大门前发表讲话，向苏联领导人发出拆毁柏林围墙、将自由还给人民的呼吁。里根信心百倍地对当时咄咄逼人的苏联政权说，恐怖暴政必将垮台，自由之花必将开遍世界。这篇正气凛然的讲话被列为当代经典之一。东德共产党的党魁昂纳克则恶狠狠地回应说，柏林墙将存在一百年，共产主义终将埋葬资本主义。但是，正义的迅速降临让所有人都感到眼花缭乱：两年之后，柏林围墙被推倒，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四年之后，苏联解体，存在时间最长的苏联共产党政权被人民扔进了历史垃圾堆。

当我们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位于马萨诸塞大道和新泽西大道交接处的纪念碑附近时，才发现附近的几条街道已经实施了交通管制，所有车辆禁止出入。警察解释说，上午的仪式有上千人出席，布什总统将亲自前来致辞，因此采取了严密的警戒措施。我们只好在远处停放好车辆，绕道步行来到近前。

据说，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最初的设计方案有三份：一是柏林墙，一是布兰登堡城门，一是天安门民主女神像。经过投票，最后确定为天安门民主女神像。为铸像奔走了十七年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基金会主席、保守派历史学家爱德华兹•李指出，民族女神像“不只代表天安门屠杀的悲剧”，还蕴含了人类“拥抱希望的梦想”，象征着所有人对自由的追求。是的，她定格了十几亿生活在共产暴政下的民众的呐喊与抗争，也宣示了人权和自由价值的不可摧毁、不可侮辱。昔日，中共政权悍然动用坦克碾碎了天安门广场上那尊用石膏塑造的、简陋的民主女神像，也碾碎了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梦想；今天，一尊同样的铜像却在美国国会山庄附近的街区浴火重生，与韩战、越战、二战这三大纪念碑及犹太大屠杀博物馆一起，构成了华府的标志性建筑群。这尊铜像提醒所有的人：自由来之不易，自由需要每一个人去争取和捍卫。

人越聚越多，大部分都是普通的美国民众。站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推着婴儿车的美国女士。在闲聊当中，她自豪地告诉我们，她的父亲是纪念碑基金会的副主席，多年来一直为基金会做义工。在华府的黄金地带建立一座纪念碑，程序相当复杂，前后经过二十四道关卡的审批。今天，她特意将躺在摇篮中咿呀学语的孩子带来，让孩子也来分享外祖父的成就。当得知我们几位来自中国的观礼者，要么是年逾古稀、在劳改营中度过长达二十年炼狱般生活的老右派，要么是为争取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仍然在遭受监视与骚扰的知识分子，她向我们做了一个“V”形的手势说：“你们一定会胜利的！”这些普通的美国老百姓，是多么可爱啊，他们才真正做到了中国先贤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今天，前来观礼的超过了千人。其中，既有身穿鲜艳的民族服装的越南、柬埔寨、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民众，也有来自欧洲国家的议员、外交使节和知名人士。中共的外交官当然是不会来参加的，据说他们曾经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当然，美国政府对这样的抗议根本不屑一顾。

上午十点多，当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纪念碑前现身的时候，人群中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作为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基金会的名誉主席，布什总统在致辞中指出，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死亡最惨重的世纪。共产主义在这个世纪里夺走一亿人性命，光是在中国就有数千万受难者。值得警惕的是，以邪恶和恨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到今天还继续存在。今天，自由世界仍然面对着两大威胁，一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二是共产主义专制制度。布什说，竖立在这里的民主女神像“高举自由的火炬。她唤醒我们毋忘共产主义的受难者，毋忘打败共产主义的力量。就像纽约的自由女神像一样，她唤醒我们毋忘每颗人心燃点的自由之火，那亮光是恐怖分子或暴君不能以残暴的手段来熄灭的。……直至最后，自由会胜利。”

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意识形态。布什指出，共产主义在中国和前苏联夺走数千万人性命，在北韩、高棉、越南、阿富汗、非洲、东欧及很多世界其他地方，也有数百万人受难。布什特别指出，许多中国人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死于非命，柬埔寨人遭到波尔布特的屠杀，东德人被射杀在柏林墙下，波兰人被屠杀于卡廷森林，古巴人则溺死于投奔自由的海洋上……那是一幅幅惨绝人寰的图画。布什强调说，共产主义不只夺走受难者的生命，还企图盗窃受难者的人性、抹消受难者的记忆。这座纪念碑的落成，就是要归还受难者的人性，重建受难者的记忆。受难者永远不会被忘记，“我们为这座纪念碑举行落成典礼，因为我们有义务让未来子孙回顾二十世纪的罪行，并保证未来不再发生。”

遮盖着铜像的幕布缓缓解开。人们以持久的掌声欢迎民主女神的降临。我们在几十米外眺望这座纪念碑，它并没有我以前想像的那么宏大，在上午灿烂的阳光之下，民主女神手持的火炬似乎在灼灼发光。这是一尊高三米的铜像，是以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像为原型来塑造的。与之相似的民主女神的铜像，在旧金山市中心的唐人街也有一座，两者出于同一位艺术家之手。在一个星期之前的纪念“六•四”十八周年的活动中，我到旧金山的那座民主女神像前献花和默哀。

当正式的仪式结束、人群散去之后，我们得以走到纪念碑跟前仔细瞻仰，并与基金会的负责人及纪念碑的设计者合影留念。其间，我们也接受了多家美国媒体的访问。在纪念碑底座正面，镌刻着这样的文字：“献给一亿多共产主义受难者和热爱自由的人们”，背面则是：“献给所有受奴役的国家和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两段文字，一段面对过去，一段朝向未来。如今，处于共产专制下的，还有将近十五亿左右的人口，占全球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尤其以中国、北韩、越南和古巴四个国家为代表。如此庞大的人口仍然在共产制度下挣扎和呻吟，特别是中共政权，以经济腾飞而洋洋得意，公然宣称“大国崛起”，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不亚于昔日的苏联帝国。在此意义上，冷战并未结束，自由仍需要努力。

下午两点，美国共和党最重要的智库之一“传统基金会”，举办了题为“共产主义的迫害与犯罪”的学术研讨会，先后有十四名学者、人权活动家和共产政权的幸存者作了主
题发言。能容纳两百多人的会议大厅座无虚席。基金会的负责人指出，他们还将继续筹划设立共产主义受难者的网站，搜集和发表更多的历史资料，并计划修建与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类似的共产主义大屠杀博物馆。学者们指出，所有的共产党政权都具有一个相似的特点，就是它们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依靠的是谎言和暴力。共产党当局需要不断制造谎言，并让民众生活在谎言之中，最终完全接受和适应谎言；与此同时，共产党当局还肆无忌惮地使用军队和警察，用暴力来制造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怖气氛，让民众成为恐惧的奴隶。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纳粹主义的恐怖人人皆知，但谁知道苏联杀死了二千万人？谁知道中国的独裁者杀了超过六千万人？谁知道共产主义屠杀的死亡人数，比起二十世纪所有战争加起来还要多？我们不能让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卡斯特罗的暴行淡出历史背景之中。”若干幸存者讲述了他们的个人经历，听者无不为之动容。人权活动家、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宏达指出，今天的共产党政权表面上变得温情脉脉，普通的西方人到中国旅行，看到的是一片繁荣景象，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都在中国设立了分支机构和办事处。但是，中共的本质并没有任何的变化。尽管当局不再使用“劳改”一词，但劳改营依然存在。中国公民并不能享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以及其他的基本人权。面对中共，不能与虎谋皮。主题演讲结束之后，听众踊跃提问，热烈参与讨论。

晚上七点，基金会在一家酒店举办盛大晚宴，并邀请苏联著名人权活动家萨哈罗夫的遗孀、萨哈罗夫基金会的负责人爱莲娜•波娜女士前来发表主题演讲。晚宴约有五百人出席，除了美国政府、国会、人权组织和基金会的重要人士以外，组织者还按照国别将每一桌的客人都作了划分，比如来自波兰、德国、北韩、越南等国的客人，均人数多寡分别安排为一桌甚至两桌。由于前来出席的中国客人的人数寥寥，居然不能单独设立一桌，我们只好坐在旁边的自由席上。与我们同桌的有来自缅甸和白俄罗斯的人权活动人士。一位目前居住在加拿大的白俄罗斯裔的老太太告诉我们，她在加拿大主持一个游说西方对白俄罗斯实施武器禁运的机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是共产党的残余分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独裁者，“与中国的领导人一样”。因为她所从事的活动，被禁止回到白俄罗斯。中国那些流亡海外的人权活动人士，不也是同样的命运吗？

在今天的会场上，我看不到有几个中国人。本来中国是受共产主义荼毒最深的国家，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有六七千万中国人死于共产党政权的苛政与屠杀，占全球共产主义死难者总数的一半以上，中国人（包括侨居或移民美国的华人华侨）最应当纪念自己死难的同胞和谴责共产党政权的邪恶。但是，大部分中国人却选择了沉默和冷漠，包括在美国的三百万华人，真正敢于公开谴责中共的人少之有少。在基金会的手册上，我看到了一批为纪念碑捐款的、熟悉或不熟悉的中国人的名字。但是，这些名字的数量在整个名单中的比例，与中国的死难者的人数相比，却少得不成比例。此时此刻，我不禁为我们民族善于忘却的劣根性感到羞愧与耻辱。

晚宴开始之前，一位牧师带领全体人员起立，为死难者默哀和祈祷。他说，我们今天站在这里，纪念那些无辜的受难者，我们不能忘记苏联古拉格劳改营的铁丝网，我们不能忘记越南船民的船艇，我们不能忘记德国柏林墙下的尸体，我们不能忘记柬埔寨红色高棉留下的骷髅骨阵，以及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死难者。自由和尊严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最宝贵的礼物，那些剥夺我们的自由与尊严的邪恶势力不会永远存在下去。上帝将赐公义和慈爱予我们。萨哈罗夫遗孀波娜女士在演讲中回顾了丈夫为人权奋斗的经历，并提醒今天的人们不能掉以轻心，独裁的势力和思想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有暗潮汹涌的趋向，争取和捍卫自由的斗争从来不会一劳永逸。

一天的活动结束了，当我们踏上归途的时候，华府正是雨后的清凉。在这一天活动中，我获得了巨大的勇气与力量。我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意识到，我们在国内的抗争并不是孤单的，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与我们站在一起。人类的自由是整全性的自由，人类的权利也是整全性的权利，只要还有一个人的自由受到剥夺，只要还有一个人的权利受到损害，我们就不能安歇与休闲。我要特别地把这样的信息传递给国内那些在监牢中的朋友们，那些生活受到监控和骚扰的朋友们，那些著作被禁止出版的朋友们，那些宗教信仰被禁止甚至侮辱的朋友们，你们并不孤单，因为有千千万万热爱自由的人与你们同在，有全能的慈爱的上帝与你们同在，最终的胜利必将属于你们。

若干年之后，当我们接过民主女神手上的火炬，跑完当跑的路的时候，我们就能骄傲地对我们的后辈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自由真正地实现，但我们早已品尝到了为自由而争战那无比美好的滋味。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三日，华府

──《观察》首发

 

风起得突然，去得也突然。玻璃在窗框的隙缝间碰撞。夕阳沉落前在街道表面拖出一片透明的橙黄.枯脆乾躁的落叶在风里飞卷，夜里若来场雨，清晨湿糊糊一坨破麻袋似的黄叶就会黏上围墙或填满下水沟道。

乾旱已远离，秋天转身而去。

我在记事簿里写下「六四。北岛来访」。

我听过北岛的大名。却没读过他的诗。

「竟然没有读过他的诗？」朋友在告知我他来访的消息时惊讶於我的孤陋寡闻。

「朦胧诗你知不知道啊！？」他叫起来：「多次被提名，华文世界得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人，他的诗被翻成五十多种不同的文字………，精典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整个1980年代的中国，写诗是时尚，北岛是偶像，处处皆愤青。面对一代人的迷惘与激情，诗歌扮演着启蒙者、思想者、抒情歌手、社交平台等多重角色，诗人成了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明星和社会精英。我们这些搞文艺的几乎是含着北岛的诗词成长的。」

我瞪大眼睛对他说：「我一直以为你只写政治评论文章。你忽然这样文雅浪漫起来使我很不习惯」。

「有空找些他的诗读读，最近他到悉尼参加作家节，过后会转来墨尔本待几天，我们笔会安排一下时间接待他，看是出去走走或到你家聚会」。

回家后我开始临时抱佛脚，努力拚研诗人的生平资料。当我读完那首精典名句的完整诗篇后，心蹦蹦跳了起来……

那首诗的名字叫「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楮。

另一首被翻作多种语言的是：

〈太阳城札记〉

艺术
亿万个辉煌的太阳
呈现在打碎的镜子上
命运
孩子随意敲打着栏桿
栏桿随意敲打着夜晚
祖国
她被铸在青铜的盾牌上
靠着博物馆黑色的板墙
和平
在帝王死去的地方
那支老枪抽枝 发芽
成了残废者的拐杖
爱情
恬静。雁群飞过
荒芜的处女地
老树倒下了，嘎然一声
空中飘落着鹹涩的雨

自由

飘

撕碎的纸屑

生活

网

接下来另一首由恬淡中透出诗人的深情

〈枫树和七颗星星〉

世界小得像一条街的佈景
我们相遇了，你点点头
省略了所有的往事
省略了问候
也许欢乐只是一个过程
一切都已经结束
可你为什么还带着那块红头巾
看看吧，枫叶装饰的天空
多么晴朗，阳光
已移向最后一扇玻璃窗
巨大的屋顶后面
那七颗星星升起来
不再像一串成熟的葡萄
这是又一个秋天
当然，路灯就要亮了
我多想看看你的微笑
宽恕而冷漠
还有那平静的目光
路灯就要亮了

较近期的一首诗作则是：

〈时间的玫瑰〉

当守门人沉睡
　　你和风暴一起转身
　　拥抱中老去的是
　　时间的玫瑰

　　当鸟路界定天空
　　你回望那落日
　　消失中呈现的是
　　时间的玫瑰

　　当刀在水中折弯
　　你踏笛声过桥
　　密谋中哭喊的是
　　时间的玫瑰

　　当笔画出地平线
　　你被东方之锣惊醒
　　回声中开放的是
　　时间的玫瑰

　　镜中永远是此刻
　　此刻通向重生之门
　　那门开向大海
　　时间的玫瑰

我掩卷，惊为天人。

〈六月四日〉

今天是六四，本来北岛和朋友要在下午四点钟之后过来。但一整个下午我都在城里的KPMG（台湾称做安侯建业）的跨国财务公司替先生在澳洲投资的生技公司开谘询和规划的会议，连午餐都没吃，中间喝了三杯黑咖啡，胡乱塞几块小饼乾下肚。

戴着隐形眼镜的眼睛乾涩模糊，胃部隐隐疼痛……。

回到家已天黑，大儿子考完大学期中考早已回家补眠，小儿子放学自已从学校转两趟电车也返达家门.累得半死的我快手快脚以最简速的方法做了几盘义大利麵喂饱他们，自己也随便吃了些。

朋友来电话说把北岛带到城里纪念六四的烛光晚会去了。八点以后过来。

我叮咛他们别逗留得太晚，我等着带他们出去好好吃顿晚餐。

躺在床上像条醃了盐的乾燥鱼，不得不认自已的疲老。

七点半勉强起床，隐形眼镜因为眼睛过於乾涩根本戴不上去，只好把黑胶老土的近视兼老花变焦眼镜架上鼻樑。

找来一件宽松黑罩袍穿上，不够温暖，於是再添上一件棉袄.夜里温度总降到10*C以下，广场上寒风飒飒，开始挂念他们受寒着凉，尤其不明此地气候状况的北岛.我将门前院子和花园的灯都打开，草地上的落叶湿滑。

八点钟后他们来了。带他们到离家步行五分钟路程叫「巴国布衣」的川菜餐厅.中国朋友说那儿的川菜蛮地道的，对我而言则超辣兼鹹，然而也许广告做得火热频繁，生意兴隆、人气蒸腾.怕晚了餐厅没座位，匆匆入定。

其实我是个脕腆怕生的人，面对阅读后逐渐熟悉且令我愈来愈推崇的诗人北岛.忽然心慌。

北岛有一种吸引人的独特气质，诗里的叛逆形象明显地藏在脸上的线条里.和网路上年轻时的照片所不同的是此时此刻的北岛有股更加内敛沈静的深刻。

见面之后，他一边陈述自已的近况，一边询问我的情形。

侍者送上点酒单，我问北岛：「喝红酒好吗？」

「好，我得学学适应红酒，八月份我要到香港中文大学去教书」北岛说.我记着曾读过一篇有关他的报导，北岛在1989年至1995年6年时间，搬了7国15次家。文章中描述了北岛在异乡所经历的孤独与无助。

头两三年，他不时被绝望折磨，曾养成喝酒的习惯，在北欧时喝很多威士忌，有时觉得晚上过不下去，非把自己灌醉才行。

第二天醒来，松口气，总算又熬过了一夜。

我将菜单递给北岛：「点些你喜欢的菜，你能吃辣吗？」

北岛看了一下：「我点一份螃蟹吧」。

在北岛的许多篇文章里提过吃螃蟹的经历，文中提到就在北岛和前妻渡完蜜月回来的第二天一早，他的故友蔡其矫就在门外拍门大叫，他带着据说是天下最好吃的东西「螃蟹」前来道贺.北岛傅神地描述朋友吃螃蟹的样子「不用任何工具，咬啃咂嘬，全靠嘴上工夫」北岛说：「美食家全都热爱生活，没听说哪个美食家得抑郁症自杀的。」

北岛点了螃蟹到底是真的想吃？还是在墨尔本寒冷的冬夜里因为看到菜单上的螃蟹想起故友和自己的陈年往事呢？

北岛自己描述自己吃螃蟹毫无耐心，总是在残渣余孽前投降。引出朋友对他的评论：笨，懒，浪费，可惜。

在那物资困乏的年代，知心朋友热情欢聚的记忆如今到底是在翻滚中褪色变白的落叶？还是在网子里被撕碎的纸屑……？

他是不是也会大声对我说：「记住我的话吧，一切都不会过去」？

〈图左起：北岛、ladyo、作家阿木〉

北岛话不多，即使这群写作的朋友酒酣耳热之际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豪气万千。然而北岛躲在一旁，好像理所当然他本来就是身负游玩职责而己。

很享受隐匿在那场热烘烘可是又不必严肃以待的场合。和他聊天时，他的回答通常没什么矫饰，可语气彷彿又像是「别把我说的当（认）真」。

我四周的气氛彷彿因为北岛在身边而进入一种与现实无关的情境。好像回到小时候在穷极无聊的午后忽然碰到一个熟悉的玩伴，然后把自已收藏起来的一些平时不会拿来和别人分享的心情当做话题.（自己一向珍视的事物在别人眼里往往不以为然，这种情况常让我在和一般人相处时显得尴尬无聊）但傍在北岛身边的我并无如此窘境，他给我一种即使无话可说也觉得轻松自在的安然。

对我而言，北岛不是「记忆的脸关上的那一扇门」他是那种很容易就让我喋喋不休地讲话的那种人，他偶会引出某种话题，那种话题是关乎日常生活的，像是一种__那里都可以去，却不知道有那个地方更好，__或者说该做些更伟大的事，然而我们真正的人生似乎又找不出什么更伟大的事来做的语气。我们被投掷於这个世界，并没有经过我们的选择，我们在反抗中争取自由，从怀疑中寻找信仰。没有穿过黑暗那能辨识光亮和希望的方向？北岛曾在他的一本散文集「失败之书」里说过：「漂泊是穿越虚无没有终点的旅行」，只有经历无边的虚无才知道存在的意义.

我一直相信，幸福就在身旁，不在终点、也不在远方。

我虽然不知道这种「相遇」，到底呈现出什么样的境遇，然而和北岛交谈似乎没什么可顾虑的。听着平静的呼吸接触回旋的记忆，唤起我对自己青春的回望与感伤。

他的表情就像他写的那首「灵魂游戏」诗中所描述的氛围；「请坐，来谈谈╲这一年剩下的书页╲书页以外的沉沦」，他彷彿教会我，孤独者如何隐匿那些恆久却又无须张扬的快乐与悲伤。哲学的思维又何以能跃然於文字使其穿缩在美丽的诗篇。

和北岛谈起他早年那些让人耳熟能详又广为流传的诗。北岛的反应竟然是「那是些令人羞惭、惨不忍睹的诗……」。

餐毕，北岛至家中，他问我有没有能上网的电脑，然后把他主编了三十年的「今天」纯文学季刊的网页点出来，并且把它放到「我的最爱」。然后，他将随身携带的两本书，一本是「今天」（2006年。夏季号）送给笔会收藏，另一本「Unlock」中英对照的诗集签了名送给我。朋友则要我把近期完成的一篇小说送给北岛.

夜己深，微带潮湿的雾笼上来，壁炉的火仍熊熊地燃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