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虚幻盛世下的尊孔闹剧

 

● 编者按:守望在北京的傑出政论家刘晓波,十多年如一日地观察分析中国政经与文化演变,落笔入木三分,大气磅礴,概括力无出其右。这篇新作,不容错过。

六四后,正统意识形态急遽衰落,邓小平的「不争论」使中共统治陷入意识形态焦虑,从江泽民的「三讲」到「三个代表」,从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到「和谐社会」,党魁们提出的这些意识形态口号,虽然能够靠权力垄断写进党章和宪法,但在社会中却如同过眼烟云,普通百姓不当回事,就是七千万党员也口是心非。於是,民族主义迅速抬头,变成国人的意识形态护身符,中共也把爱国主义确立为新的意识形态,对外,把大国外交和大国崛起的官方口号与反美反日反台独捆绑在一起,把满世界建「孔子学院」作为输出软实力的重头戏;对内,官权引导着纵容着整个社会向皇权时代回归,伟大的皇帝与伟大的盛世变成大众文化的主旋律,就连对岸的李敖来大陆,也加入鼓吹「汉唐未有之盛世」的行列。

重温帝国梦 凸显大国崛起

随着官方演奏的「盛世」主旋律的风靡,知识界再次扮演了吹鼓手的角色,在御用精英的笔下,一面是赶超英美的预言,一面是文化复兴的号召。大动乱之后的发展经济是休息养生,对未来的小康承诺是温饱知足,和谐社会是传统太平盛世的翻版,八荣八耻的德治迎合儒家传统。君不见,配合着官方民族主义煽情,成群的社会名流振臂高呼复兴中国传统文化。

二○○五年春节晚会的开埸歌舞名曰:〈盛世大联欢〉,收场节目名曰:〈盛世钟声〉,首尾呼应地突出当下中国已步入「太平盛世」的主题。此一主题,早在以古颂今的古装戏热中得到煽情的表达:「统一秀」、「天下秀」、「明君秀」、「青天秀」……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乾隆等帝王成为影视界抢拍的对象,由此生发的对历史的再现和诠释,完全基於成王败寇而毫无是非善恶的极端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用重温「帝王梦」和「帝国梦」来凸现当下「大国梦」。

一群新儒家 大倡儒学治国

许嘉璐、王蒙、杨振宁、季羨林、任继愈等名流领衔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号召重评和重建文化传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以蒋庆为代表的一群中年「新儒家」提倡所谓「王道政治」,主张「儒教」治国,呼籲政府用行政手段推广「少儿读经运动」,把儒教作为官方钦定的意识形态(王官学),重建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将《四书》、《五经》教育作为基础课。与此同时,民间要建立「中国儒教协会」,将为儒教古籍等有形财产,以及包括孔子像等在内的无形财产申请专利保护。凡以各种方式出版的营利性的儒教古籍,使用具有儒教内容与人物形象的商标、广告、公司企业名称、经贸商旅活动,以及以儒教内容为题材的营利性的文艺作品与影视作品,均需向「中国儒教协会」交税。如果这样的设想变成现实,那么「中国儒教协会」也就变成了「第二政府」。

十博士生公开号召抵制「耶诞节」,让中国人找回一以贯之的辟邪教的传统:先秦的孔孟主张「攻乎异端」和「放淫辞邪说」,唐代的韩愈等人极力「辟佛」,宋明儒学将中国文化复归正统和正位。所以,今日国人「能言拒耶教者,圣人之徒也。」不仅要「拒斥耶教」和「天主教」,也要拒斥活跃於东三省的「东正教」。

前党魁江泽民在亚太地区峰会上穿了「唐装」,一时间「唐装」风靡全中国;数十位教授、博士、硕士发出倡议书,呼籲政府把「汉服」定位北京奥运开幕式上的礼服。

于丹热到祭孔 国内烧到海外

国学热持续升温,开办国学院、国学班和国学大师讲坛,开通国学短信,百名学者开通「国学博客圈」,央视的「百家讲台」提供了大众传媒平台,邀请众多文化人开讲中国古代经典和朝代历史,让传统文化由象牙塔走进千家万户,不断地制造出文化热点。最近,「于丹热」风靡全国,为虚幻「盛世」注入通俗化的精神麻醉剂——无论遭遇到什么,都不要向外抱怨,而要专注内心,就能随遇而安。

士大夫狂妄传统高调回归,许多中国文化人的个人博客首页都有宋儒张载的那段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甚至有人狂妄得目无地球,写出《儒家文明整合全球》的专着。

国人开始玩起祭祖宗运动,从「祭黄帝」到「祭孔」,从国内祭孔发展为全球华人联合祭孔,排场华丽和造势夸张。〈二○○五中国曲阜孔子国际文化节祭孔大典祭文〉,也是民族主义和盛世的双重奏:「小康初成,大同在梦。欣逢盛世,强国威风」。

然而,这种小康,不过是温饱的「猪圈」;这种盛世,不过是繁荣「娼」盛的粉饰太平;这种威风,不过是官权对民众的榨取盘剥和大款的富贵攀比而已。草根维权人士遭到官权的逮捕和黑社会的围殴,更凸现了「盛世」掩饰下的政府黑社会化的末世。

商业营造 盛世美感暴君美学

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越来越远离传统,特别是高喊「民族复兴」的中共权贵和知识精英,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赚钱方式和消费方式,他们的家居用品和学术工具,早已「西化」到大多数生活细节,甚至细节化到内衣内裤。

在商业娱乐越来越成为官方主旋律的包装的小品化时代,知识精英还营造出一种盛世美感和暴君美学,两者共同使用着以古颂今的献媚技巧,臆造古代中国的盛世狂欢,重温狂欢中的大一统梦想,煽起梦想中的英雄主义和救世主义。这种伪崇高的英雄主义美学,在名导演张艺谋的《英雄》再上层楼。它既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也是伪崇高的英雄主义的美学表达,粗糙而牵强的人物关系和情结设置,与最精美的风景明信片的拼凑在一起,对暴力征服的崇拜披上伪善道义的盛装,如同胡温的恐怖政治披上「亲民」的盛装一样。

它依靠一种自我改编的历史和一种自我标榜的正义,用天下主义的「真理」来为嗜血的皇权文明辩护。是的,具有英雄情结和霸权野心的暴君最不在乎牺牲,因为他握有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力,又有太多的百姓可供他任意驱使,来作为他实现帝国梦的工具。所以,张艺谋取得了官方首席导演的地位,大一统和盛世包装的暴力美学取得了准官方的美学地位。央视名嘴朱军也跟着向皇家看齐,他在接受採访时曾大言不惭地谈及自己的主持风格:「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就要有皇家的气派和风范!」

精英戏子化 精神假象必成泡沫

在独裁制度仍然主宰国运的当下中国,综观「传统文化复兴」所制造的文化产品,如同一百多年前康有为「尊孔」和袁世凯的「祭孔」一样,变成腐朽帝制价值复辟的意识形态前奏;也如同六四后普遍走向娱乐化的文化产品一样,堕落为辩护意识与休闲消费,全民的调笑和尊孔有助知足常乐心态的普遍化。当学者和作家变成了小康时代舞台上的明星戏子,学术和艺术自然蜕变为装点讴歌盛世晚会上的小品。今日中国所谓的精英平民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知识份子的戏子化和人文精神的小品化;所谓知识份子的边缘化,不过是知识人放弃知识而进入文化市场而已;知识明星成为小康时代最醒目的文化标志。

后现代的技巧包装着前现代的腐屍,御用文人的生花妙笔如同闪亮而柔软的丝绸,编织出大红顶戴和明黄龙袍的鲜艳,审美的视觉效果是何等醒目!利用现代媒体传播前现代价值和献媚於当权者,巨大投资、百般雕琢和铺天广告所堆砌的古今王朝,它们的精致也把审美上的粗俗和陈腐推向新高。暴露的恰恰是知识精英已经丧失「精神创造」和「文化重建」的能力,中国制度也丧失了鼓励诚信的内在动力和培植高品味文化的底蕴。现在,对传统文化的高调回归,非但无助於国人精神危机的缓解和文化创造力的恢复,反而只能加深这一危机和文化创造上的无能。

反讽的是,精英们对「国学」和「儒家传统」的所有言说,不过是与胡温的「亲民秀」相配合的「人文秀」;知识人和媒体共同制造的一个个传统文化热点,运用的恰恰是来自西方的市场营销术,制造者和营销者的最大收穫是赢得了市场,是靠制造精神假象来掩盖无灵魂的生存。

在一个制度性造假的中国,假烟假酒假药假食品假处女与假文凭假学术假孔子假传统正好般配:「新政」是泡沫,「和谐」是泡沫,「盛世」是泡沫,「尊孔」也必然是泡沫。

二○○七年五月十八日於北京家中

首发开放杂志

武宜三:环保活动家唐锡阳妻子之死

 

一九五七年七月斗争刘宾雁的大会在《北京日报》社的四楼礼堂召开,他的同事戚学义为了表示抗议,就在开会的前一分钟,纵身跳出窗外,摔死在麻线胡同的水泥地上。当时被划为右派份子的唐锡阳虽然还留在《北京日报》社,但已没有资格参加这个大会了。他的妻子郑兆南也是《北京日报》记者,当时就在会场。也许出於怜悯,也许出於好奇,也许由於联想到自己丈夫的命运,便趴在窗台上獃獃地望了一会儿,马上被人告发了。《北京日报》社立即组织了一个批判她的大会,人们先声嘶力竭地批判戚学义是「死反革命」,是「为右派分子殉葬」,是「干扰批判大会的丑恶表演」,是「敢於自杀,就敢於杀人的阶级敌人」;接着就批判郑兆南是「兔死狐悲」,「一丘之貉」,是「为右派分子唐锡阳哭丧」等等。

从唐锡阳被批判的那天起,夫妻之间就不敢互相交谈甚么了。这天夜里她也只是抱着丈夫哭了半个晚上,含含糊糊、喃喃不断地喊着:「我怕,我怕……」万万没有想到在十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她含冤受屈而死於乱棍之下。据不完全统计: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九月末的四十天时间里,仅北京市就打死一千七百多人,抄家三万三千六百多户,强迫迁走「地、富、反、坏、右」八千五百多人。

在北京五十二中被学生打死

贬到北京五十二中学的郑兆南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这一天被学生押送回家,这些日子她被关押在学校里,遭学生批斗、殴打,头发被剪掉了,头部有伤,浑身浮肿,人完全变了形;今天被送回家的她,满身还贴着字条。押解郑兆南的学生还野蛮抄了他们的家,房间被砸得面目全非,日用品、傢俱无一倖存。墙上也贴上「打倒右派分子郑兆南」,「打倒反革命分子郑兆南」的标语。

郑兆南回家的头一天晚上,还对唐锡阳说了一些话。说她开始只是在学校监督劳动,还没有什么。武斗之风一起,该中学党支部书记就被打得半死,用凉水喷醒来再打;一个地主婆在那里被打死了。工作组挨批判后,郑兆南也开始挨打了,她觉得被打死不如自己死了好。因此在一次被拉去游街示众时,企图卧车自杀。这一下她被打得更厉害了,一连被打了三天。被木棍打,被链条抽。有的学生要她跪着爬,吃烂梨,结果得了痢疾。她请学生拿便盆,学生要她交两块钱,她的手錶也被学生拿走了。还有学生还要向她「借钱」。

由於她伤势很重,眼看活不了,学校通知唐鍚阳领回家。郑兆南背上被打了一个大窟窿,肉烂了,伤口发黑。两条腿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没有一点好肉,肿得特别厉害,连男人的袜子也穿不进。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她开始吐血,送到街道医院,街道医院说治不了,要送大医院;到了北京第六医院,医生不给看,说要和学校联系好了才能治病。最后,眼看不行了,医生才要她躺下打针,一躺下便断了气,散了瞳孔,她就这样死去了!她的学校决定火葬,并说「像郑兆南这样的人,不能留骨灰,家里人也不必去火葬场」。

妻子死后和两个女儿相依为命

郑兆南死后遗下她的右派丈夫唐锡阳和两个分别十二岁、六岁的女儿,继续遭受着极大的苦难。唐在单位写〈检查交代〉到晚上十点,然后骑自行车,十点半到家,回家时孩子已经睡了;早晨四点半就得离家,赶在五点钟去扫大街。走的时候孩子还没有醒,他只好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指导女儿们如何生活,告诉她们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要节省花钱,要和邻居小朋友搞好团结。

那时候发给他们父女的生活费每月只有四十五元人民币,但唐先生还是让她们买两只小鸡养着,因为买不起玩具。可惜没过两天,小鸡死了一只,他看到另一只可怜的小鸡孤单地叫着。出於丧妻的悲凉心情,他在日记中告诉女儿:「你们再买一只,小鸡应该有个伴。」

不久专政更严了,每星期只许周末回家。妹妹睡觉爱踢被子,姐姐睡得死没法照顾妹妹,所以妹妹老感冒。他想了三个办法让她们安睡。两个月后,唐锡阳转到市委党校搞运动,被专政的人员不许回家了。两个女孩一切生活只好自理。

一九六九年「初中毕业生」的大女儿去了内蒙古农垦兵团,家里只剩下妹妹了。小女儿最困难的是两件事:一是一个人睡觉害怕,只有把一个简装的收音机放在枕边。另一件事是邻居的孩子们骂她是「狗崽子」,这给孩子心灵的创伤是深刻的。以后有好几年她都不敢亲切地叫声「爸爸」,总是叫「你」或者什么也不叫。唐先生说:「我那颗父亲兼母亲的心是什么滋味,现在想起来都发颤……」

「她们刚刚失去母亲,怎能再失去父亲呢?说实在的,如果不是这两个孩子,我早已自杀了十次。」「没有自杀的自由」,这是唐先生在回答外国朋友「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最大痛苦是什么」问题时的沉痛答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中国,自杀被认为是对抗、是自绝於党和人民的反革命行为;自杀者及其家属都要受到惩罚。自杀不遂固然得活受罪,医院拒绝治疗,或者治疗中不採取止痛措施。自诩「毛主席大警卫员」的罗瑞卿跳楼未死,就被装在箩筐里,抬去接受批斗。对自杀成功者也不会放过,同样开批判大会;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屍体上还给挂了块「死反革命」的牌子。死者家属则成「反革命家属」,好比在额头上烙了一个火印。这个办法很厉害,一些人就宁肯自己受罪,也不愿意遗害亲属。

今年是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从去年以来,北京、上海、山东、四川、浙江等各地及海外健在的右派分子或其子女共一千多名发起签名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提出彻底平反、作出物质和精神损失赔偿等各项要求。目前这股追讨赔偿、追究责任、要求中共赔偿的浪潮正方兴未艾,我希望中共当局不要一方面对反右运动受难者的正义呼声、正当要求装聋作哑;一方面又动用包括专政工具在内的一切资源,对右派分子及其家属软硬兼施,实行新的迫害。

首发开放杂志

傅国涌:北大反右中卧底故事

 

北大右派学生张元勋回忆中揭出一个打入学生组织的卧底的故事,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五十年了,许多历史之谜仍然是谜。五十年前,北大学生刊物《红楼》创刊号封面上那幅「山雨欲来」的木刻画,仿佛是个神秘的预言,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风云即将席卷北大。当年北大中文系学生张元勋的回忆录《北大一九五七》掀开的也只是历史神秘面纱的一角而已,还有无数历史细节不仅是我们迄今无法知道的,甚至是当事人都闻所未闻的。

学生刊物被莫名其妙封杀

张元勋的回忆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那个神秘的卧底「谭金水」。谭的首次出场是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晚上,未名湖畔,一群不知山雨欲来的北大学生王国乡、张景中、杨路、崔德甫、龙英华、陈奉孝、谭天荣等举行了一个成立自发「组织」的「预备会议」。参与会议的人当中就有号称「东方语言文学系教师」的谭金水,虽然当时学生已在私下相互提醒:「校内进驻便衣,当心身后有尾巴。」但没有人怀疑过与会者之一谭金水的身份。

组织社团的倡议来自刚刚因为大字报遭到左派围攻、殴打的陈奉孝,谭天荣按自己的癖好将社团取名「黑格尔--恩格斯学派」,陈奉孝等人虽有异议,认为「口气太大,恐被人讥为狂妄」。但因为谭在校园里名气大,在他坚持下,大家迁就了他。次日,一张墨迹犹新的大字报〈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宣言〉就贴出来了。在当晚举行的成立大会上,张景中发言质疑这个名称,认为这个学生社团诞生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旨在「鸣放」而非研究黑、恩哲学,建议改名为「百花学社」,当场在掌声中通过。

接着,他们要筹备办一个自己的刊物,五月三十日在陈奉孝的宿所开会,选举编委会、确定刊名,与会者与上次会议基本上接近,谭金水也在其中。选举结果张元勋为主编,沈泽宜、王国乡、崔德甫为副主编,张景中、杨路、陈奉孝、谭天荣、谭金水等十三人为编委,陈奉孝负责组织和管理经费。也是这天晚上确定刊名为《广场》。北大校长马寅初曾答应资助他们五百元作为办刊经费,未成。最后在学生的捐款支持下,《广场》创刊号送进了印刷厂。当时北大物理系的学生方励之就捐了十元,那时北大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也只有十二点五元,十元对于一个普通大学生来说已不是一笔小钱。有个气象专业学生樊启祥甚至捐了四百元的巨款。这一天已经是六月六日。铅印的《广场》终于没能问世,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广场反革命集团」的严厉指控。送到北京印刷一厂的十六令天津白报纸、六百四十张胶把纸,统统成了「犯罪」的物证。

到了六月二十二日(离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已有两个星期),《广场》一群在山雨袭来之后,还苦战四、五个昼夜,自己动手刻蜡纸、油印、装订了五百多册《广场》(没有敢用《广场》的刊名,而是题名为《北大民主墙选辑》),可惜一面世就被大批奉命而来的「抢购者」有组织、有目的地一抢而空,然后公开焚毁。《广场》可以说没有问世。

巧妙伪装的卧底谭金水

实际上,《广场》编委会从筹备以来,甚么事几乎都做不成,专政机器如同长了千里眼、顺风耳一般,其嗅觉之灵敏,信息之准确,远远超过了这些富有才华与热情的大学生们的文学想象力。陈奉孝隐约察觉百花学社和《广场》编委会中可能有卧底,当年八月初,他约张元勋、李亚白到西山见面,认为「五一九」以来,每次活动几乎都是马上泄密,特别是《广场》付印本来做得比较秘密,竟然也被知道了。他的目标开始锁定在谭金水,并有意做了一次试探,此人果然露出了狐狸尾巴。恍然大悟的张元勋如此回忆:

「谭金水,这个从『百花学社』的成立到《广场》编委会的创刊会议,凡大小会议、私人交往、两三人小聚、三四人共聚,他几乎都从无缺席,在在都有他挥掌策划于其间,其言最烈,其谋最险,俨然是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很快赢得了这一群浮躁、偏激、单纯、寡谋的『右派』学生们的信任与信赖,视之为『智叟』、『谋略家』、『卧龙先生』!但他从来不在公众场合露面,凡两『派』交锋,他往往杂于听众中隐立作壁上观。行踪无常,甚至连住处也无人知焉。」

等到秋天之后,陈奉孝、顾文选、钱如平、刘奇弟、李亚白等相继被捕,大小「右派」都被监管,叫做「谭金水」的这个人也就无影无踪了。直到一年后,一九五八年六月,陈奉孝、张元勋等在法庭上最后一次见到「谭金水」,其它同案者都由于长期身陷囹圄,看上去面如死灰、形销骨立,只有这个位列「人犯」、据说同样关押的「谭金水」容光焕发,而且面有喜色。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的京检(五八)分反起字第四百五十四号起诉书,共列举了陈奉孝、谭金水、赵清、林树国、贺永增、张元勋等六人,其中这样介绍第二被告谭金水:

「男,二十四岁,湖北省湘潭县人〔引者按:原件如此〕,家庭出身小贩,捕前系北京大学东语系毕业生,住北京大学宿舍二十四斋一百零二号。」
「谭金水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逮捕,现押于北京市看守所。」

林昭落网早在卧底监视中

然而,判决的结果下来,其它人都被判了重刑,陈奉孝是有期徒刑十五年,张元勋是有期徒刑八年,名列起诉书第二的「谭金水」当即无罪释放,并从此销声匿迹,在人间蒸发。这些天真、单纯、满腔热情的「右派」学生们大约到这个时候才彻底明白,所谓「谭金水」不过是一个代号,一个专业卧底,从一开始,北大 「五一九」运动的每一步,从「百花学社」筹备到成立,从《广场》编委会产生到《广场》的整个运作,几乎都在官方的完全掌握之中,甚么叫天罗地网?甚么叫铜墙铁壁?甚么叫铁桶江山?这就是。难怪当年宣判后,深知其中奥秘的审判长对张元勋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们这些年青人,不知好歹,政治是不能开玩笑的!」

林昭没有参加「百花学社」,也没有卷入《广场》,仅仅与张元勋、沈泽宜交往较多,作为《广场》的精神支持者,她也成了批判对象,这一点我们从那些大批判文章的标题即可看出来,如〈林昭是《广场》的幕后谋士〉、〈翩然《红楼》座上客,竟是《广场》幕后人││如此林昭真面目〉等。

毛泽东说反右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我不知道,类似「谭金水」这样的安排属于阴谋还是阳谋?其实,阴谋和阳谋从本质上也没有多大的区分,其中都包含了专制令牌或点石成金或妙手空空或莫须有的技巧,在专制的铁幕下,阳谋和阴谋一样,没有人能躲得开。生为中国人,除了为那个时代提供血祭、青春祭,剩下的也不过是做奴隶、做谭金水这样的出路,归根到底,每个人的命运都好不到哪里去。在人间蒸发的谭金水们,和历尽苦难、有机会写下回忆录的陈奉孝、张元勋、沈泽宜们,同样是不幸的。当然,我们这些未能身历五十年前那场民族灾难的后来者,也同样难以逃脱不幸的命运。

首发开放2007年6月号

陈破空:药监局长死给谁看?

 

正当国际上因中国假药毒货出口,造成一批接一批人命和宠物死亡,而闹得沸沸扬扬之际,从中国国内传出消息:中国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郑筱萸被判死刑。这一判决,似乎是对国际舆论的最好交代。

据调查,郑筱萸受贿649万,涉及8家药厂。其受贿经过,是利用手中大权,批准药品生产和上市。该局滥批新药,仅2004年,就批准新药1万零9种,而同一年,医药最发达、研发能力最强的美国,仅受理148种新药申请。“中国速度”,的确惊人。显然,中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贪官不只郑筱萸一人,凡涉及滥批食品药品者,几乎都是贪官。

根据中共《刑法》,贪污、受贿在10万元以上,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死刑。一些中下级官员、甚至业务员因此被判死刑。但被判死刑的省部级以上高官则寥寥无几。在此之前,只有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等 3人,被判死刑。

2003年之后,中共官员,就不再被判死刑,省部级以上官员,更与死刑绝缘。尽管,涉案的高级官员越来越多,涉案的数额越来越大。诸如:云南省长李嘉廷,受贿1800多万;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贪污1400多万;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受贿1004万;深圳海关关长赵玉存,受贿900多万;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受贿600多万;等等,这些贪官,仅被判处无期徒刑,至多死缓。外界解读:因经济犯罪不是暴力犯罪,中共不再判死刑;或者,腐败落马的官员,毕竟“对党有贡献”,中南海“刀下留情”。

于是,对郑筱萸的死刑判决,就成为一个异数,难怪郑某不服,提出上诉。但就在郑某上诉期间,官方最高喉舌《人民日报》,就已经发表评论员文章,高调肯定对郑的死刑判决。至此,郑某不仅被判了司法死刑,也被判了政治死刑,上诉便绝无翻案可能。这又是人治代替法治、政治干预司法的一出典型。

在此之前,当高官涉案数额巨大、而又未获死刑时,官方往往用“认罪态度较好”来搪塞。然而,郑筱萸一案,却是例外。专案组人员亲口对记者说,“郑筱萸本人认罪态度较好,因而办案顺利。”但郑某仍被判处死刑。

由此也可以断定,郑筱萸与中共高层中的任何人,没有私交,无从得到庇护,处死他,不会得罪任何高层人物,也不会影响高层任何一方的权力布局。与之相对照的是,在江泽民的巨大保护伞下,身为政治局常委的黄菊,虽明显涉嫌染指上海社保大案,却得以“善终”和“厚葬”;还几乎可以断言的是,被审查的政治局委员陈良宇,不管涉案数额多少,最后肯定不会被判处死刑。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郑筱萸本人,曾经是假药的受害者。郑某当年在杭州某药厂任厂长期间,因病住院,曾被注射假药,险些丧命。据说,这正是他出任国家药监局局长后,厉行改革的动力。郑某上任后,曾铁腕推行两大“新政”: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药品批准文号统一核发。然而,改革归改革,不受监督的批发大权,却由得他中饱私囊。

这个监管中国食品药品安全的“一把手”,竟然成为13亿中国人民健康和生命的最大威胁、并祸及世界。这仿佛是一种象征: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而执政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恰恰是中国人民安全的最大威胁、并危及世界。

2006年初,海南某药厂新药研发专员张志坚,曾在网上揭露康力元制药公司与国家药监局“权钱交易”的丑闻。不久,张被公安逮捕并起诉,罪名是“涉嫌损害商业信誉”。不久前,张案被撤诉,但张志坚本人,已经蹲了9个月大牢。如果郑某不死,张某就几乎要去死了。

据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郑筱萸,在老同学会上,曾假意说,自己收入不高,每月只有1700至1800元。然而,复旦百年校庆时,老同学们发现,郑某坐着马赛地600出现,派头十足。时下的中国,正盛行同学会,其中,那些腰缠万贯而风光一时的人物,恐怕就是不久就将锒铛入狱或人头落地者。一出巨大的“红楼梦”。

药监局长死给谁看?按中共高层的主观意图,是死给国际上看,就算中共不在乎中国民众的抱怨,毕竟还在乎洋人金口;也死给那些不听话的高官看,看他们“十七大”前后,是否听命摆布,毕竟,官官都贪,不听摆布,就给你亮出“反腐”的尚方宝剑。另外,从客观上而言,药监局长也死给当今中国的种种风光人物看:在末世的人治中国,看尔等能够逍遥到几时?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郭飞雄夫人张青对刑讯逼供的公开申诉信

 

申诉控告书 

申诉人:张青,女。杨茂东之妻。住广州市天河区。

被控告人:

1、2006年11月底-12月26日在广州羁押期间实施刑讯逼供行为的相关警员;

2、2007年2月12日在沈阳羁押期间实施刑讯逼供行为的相关警员;

3、2007年3月19日在沈阳羁押期间实施刑讯逼供行为的相关警员; 

申诉控告事项:

近年来,杨茂东参与了国内多项维权活动,积极为权利受到侵害的人群呼吁及服务。2006年9月14日,杨茂东被广州市公安局经侦队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为由拘留。2007年1月19日杨茂东被换押到沈阳。3月27日再次还押广州。申诉人在案件发生后迅速为自己的丈夫聘请了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担任辩护。

辩护律师分别在2006年9月29日、2007年1月11日和2007年5月28日在广州的第一看守所和第三看守所会见了杨茂东。在律师向申诉人汇报工作的过程中,申诉人得知自己的丈夫被刑讯逼供的相关事实,特根据法律规定,提出申诉控告。 

相关自述事实如下:

(羁押于广州市第一看守所期间)他在会见律师的时候自述,“在此曾经被连续审讯七天七夜,被殴打、刑讯逼供,还曾经被双手双脚铐在木板床上四十天。”

(换押沈阳期间)“2月12日那天,他坐了老虎凳四个小时,把手反在后面,几乎把人吊起来差不多三百六十度的那种角度。他们就用高压电棍击打他的手和脸,都肿了。还用电棍击打男性生殖器,没脱衣服,还打耳光,几十次。”

“在遭受这样残酷刑讯逼供的羞辱之后,他2月13日自杀未遂。”在杨茂东遭受这样严酷的刑讯逼供之后,沈阳警方大年初三(2月21日)来申诉人家里的时候,竟然还带来了录像和图片,竟然声称没有刑讯逼供,说他在那里生活得好。

(换押沈阳期间)“到了3月19日,就是他们侦查结束前只有十一天时间了,他们还没有得到口供,还是零口供。3月19日再次把我带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刑讯逼供,这次电棍就没有打开关,直接用棍子猛烈打我,也是打我男性生殖器,动作非常凶猛,长达五、六分钟时间。”

他说,3月19日以后他就决定改变策略,说‘在这种威逼下,他们只要问我,我都承认,就是问我武则天的事情,我也承认’。

他还说,对这种行为,他非常气愤,他要求律师紧急向中央举报。希望这样恶劣的刑讯逼供行为在中国彻底绝迹。

(换押沈阳期间)3月24日,在这次的询问笔录中,他们问什么,他就承认什么,(经营)数量加了很多,他们还不放心。就反复问他“将来在法庭上你会不会承认?”他说“我承认”。 

上述相关人员的行为是严重践踏国际通行的人权准则的行为,并已经违反了我国刑法247条的规定,依法应该及时查处。申诉人请求政府立即成立特别调查小组,尽快公布上述涉嫌警员的身份情况以及各自所实施的具体行为。对上述直接犯罪行为的实施者负有直接领导和指挥责任以及政治领导责任的相关人士也应该依法承担各自的责任。

考虑到有关犯罪人员的特殊身份,考虑到该犯罪行为的恶劣性质,考虑到犯罪行为发生在广州和沈阳的不同地点,申诉人要求本案应由具有充分独立性的机构负责调查处理,并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

为保证本申诉控告文件送达相关各方,本信件通过公开信的方式发表,致送以下机构:

国家主席胡锦涛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吴邦国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

公安部部长周永康

辽宁省人大常务委员会李克强

广东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张德江 

控告人:张青 

2007年6月5日 

 

六四血腥清场内幕

六四血腥清场内幕

《成都晚报》登「六四」广告被查处

 

昨日是「六四」事件18周年的敏感日子,四川成都市的《成都晚报》在分类广告中刊出一则「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当局正调查事件,有消息指该报或会遭停刊整顿。当地消息指昨日在《成都晚报》第14版右下角分类广告中出现一则短广告,其中藏有一句「向坚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广告至报纸售出后才发现,已无法回收。该报广告部员工向本报证实事件,表示今日起全部分类广告暂停;该报编委办人员则拒绝回应查询,表示对事情「不清楚」。

内地曾多次发生以广告形式发表不同政见的政治事件。1990年3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二版发表的一首律诗,其中嵌入了「李鹏下台平民愤」的字样;2002年3月30日《广州日报》公开刊登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的两篇经文。两次事件均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


 

陈日君:这是我国历史耻辱

 

一如往年,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枢机昨日出席「六四」烛光晚会前的祈祷会,他在分享时,向天主祈求「接纳那些同胞的鲜血、接纳我们的热泪,打开人民的眼睛,让人人看清楚﹕怎样才是真正的社会进步,才是强盛的国家,并让执政者终於有勇气洗清那18年前历史上的污点!」

陈日君昨晚在祈祷会结束后,在工作人员陪同下离开维园,没有参加烛光晚会。他亦没有评论民建联主席马力早前质疑六四屠城的言论。

「民主中国」祈祷会昨傍晚6时半在维园音乐亭举行,约有100人参与。陈日君约於7时半到达,手持白蜡烛,坐在人群中。最后,他向在场人士表达对六四的看法,发言主题为「冒险埋葬屍体是否值得?天主让无辜者被牺牲是否公道?」

他说,近日度假到了美加10个城市,探访当地的天主教华人团体及慈幼会旧生,发现当地的兄弟姊妹最享受的是其自由和法治,於是慨叹地说﹕「要到几时我们国内的同胞才能不需要移居异邦,亦能享受同样的福分呢?」

陈日君提到,当年不少同胞在天安门广场及附近被杀,「暴力的镇压夺去了那些青春的生命,还给他们加上了动乱罪名,这是我国历史上的耻辱,我们不能忘记它而自私地享受我们拥有的自由」。

 

5.5万烛光悼六四 「马力效应」刺激 人数3年新高

時間未有淡市民對六四的情結,在回歸10周年的這個六四晚上,有5.5萬人走到維園,燃起點點燭光,把昏暗的維園照亮,令人如置身火海中。(美聯社)
 
「打倒馬力」是今年六四燭光晚會的「自創口號」。不少市民都因為不滿民建聯主席馬力早前否認屠城的言論,自發參加集會。有市民亦自創標語「路長知馬力,日久見狼心」,來諷刺馬力。(鄧偉健攝)
 
昨晚雖然有近30度高溫,但參加燭光集會的市民未有因而卻步,點點燭光,照亮維園6個足球場。(郭慶輝攝)

燃点了18年的六四维园烛光,今年在「马力效应」刺激下,支联会表示昨晚有5.5万人参加了六四烛光集会,是近3年人数最多的一次,警方数字则为2.7万人。支联会主席司徒华估计,市民是受到民建联主席马力的「无耻、冷血」言论激发而来,会上有不少市民自发高叫「打倒马力」,有人甚至举起「路长知马力,日久见狼心」的句语,流露他们对「六四没屠城」言论的不满。

市民自发高叫「打倒马力」

经过18个年头,人心未忘六四,悼念的烛光继续照亮维园足球场。昨晚的气温虽然高达摄氏30度,但市民热情更盛,在晚上8时大会仍未开始时,出席者已坐满了4个足球场,不少人更带同年幼子女到场,教导他们认识历史。

烛光集会在8时半正式开始,支联会主席司徒华与其他常委率先向民主烈士碑献花、燃点民运火炬及默哀一分钟。其后大会播放天安门母亲、六四死难者袁力母亲李雪文,及民运领袖王丹的录像讲话。

今年已80岁的李雪文表示,18年来她们这批天安门母亲,一直不能公开祭祀亲人,因此香港在回归祖国后,现时剩下的一点点自由更显珍贵。若有一天香港都不能公开悼念六四,那便会变成「无声中国」。

天安门母亲:香港自由珍贵

王丹则称,虽然18年来中国经济上得到飞速发展,但这个繁荣不能抹煞政治上的耻辱。正义未能得以伸张的一天,中国纵有再强的经济实力,也无法在国际社会崛起,他说﹕「谁能保证18年前发生的事情,18年后不会发生呢?」

除了平反六四外,今年烛光晚会的另一个焦点,是早前曾指六四没有屠城的马力,再次成为众矢之的。支联会副主席李卓人在宣读大会宣言时,把马力与当年否认六四清场时有学生死亡的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相提并论。「当年有袁木,今年有马力,无耻地为六四屠城政权掩饰血腥罪行。让我们强烈地谴责这些埋没良知、歪曲历史真相、为屠城政权涂脂抹粉的冷血言论。」

司徒华在悼辞中狠批马力,「污衊你们(六四死难者)的马力之流,一定被埋葬於历史的垃圾堆里」。

每当台上讲者提及马力的言论时,台下市民都自发高叫「打倒马力」,亦有市民自制标语──「路长知马力,日久见狼心」,讽刺马力。

司徒华在集会结束后表示,六四事件至今已18年,加上昨日并非周末,但仍有5.5万名市民参加集会,非常难得。他估计出席人数比去年(4.4万人)多四分之一,是因为马力早前的「无耻冷血」言论,激发市民。至於中联办昨日公布总理温家宝给香港学生的一封回信,是否想淡化六四集会,司徒华回应称﹕「我不知道两者有没有关系,但(六四)不是这样容易被淡化!」


 

让全场落泪:师涛母亲代子领奖纪实

 在雅虎上查找师涛

 

因所谓“非法为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被判刑十年的原湖南《当代商报》记者师涛6月4日获得由世界报业协会颁发的新闻自由金笔奖。师涛的母亲高琴声女士代替儿子前往南非开普敦领取了奖项。新闻自由金笔奖每年评选一次,颁发给具有非凡勇气的记者。1992年的获奖者是中国女记者戴晴。下面是德国之声记者的采访报道。

在全场起立和持久的掌声中,师涛的母亲高琴声代替自己38岁的儿子师涛从大会主席手中接过了新闻自由金笔奖奖杯。儿子被判入狱两年了。在领奖致词中,这位老人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我为有)师涛这样的儿子感到自豪,感谢大家没有忘记师涛!”

 

世界报业协会表示,评选师涛作为每年一位的金笔奖获得者,是为表彰他作为记者所具有的勇气,这种勇气应当受到认可。大会主席加文-瑞力发言指出,在北京奥运会到来之际,中国新闻自由的严峻情况不应被遗忘,“中国不仅仅是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还是世界上关押新闻记者,网络异见人士,维权人士,以及其他勇敢地说出社会不公正现象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师涛是因为2004年“六四“十五周年前夕通过电子邮件向海外发送一份他当时工作的湖南《当代商报》报社编辑工作例会上传达的一份中央文件纪要而被判刑。由于互联网服务供应商雅虎向中国国家保安当局提供了师涛的电子邮件使用详情,而追查到师涛工作使用的一台计算机。 

世界报业协会发言人拉里-基尔曼说,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颁奖仪式,“高女士的领奖致词使全场落泪。她对儿子的骄傲,对儿子的辩护,她对世界上对师涛认可的感激,是非凡的。她指出最基本的一点:她的儿子不是罪犯。师涛没有做任何不属于一个专业记者责任范围内的事情。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师涛的做法都不会成为罪名,但在中国他却被判入狱10年。师涛的母亲说,获得这个奖项证明了师涛不是罪犯,而国际社会的认可证明了问题不是出在师涛身上,而是中国的法律制度。”

在领奖致词中,高琴声还即兴朗读了师涛写的一首诗:《六月》。她说:“当时我很紧张。不过我读得慢一点。因为啥呢,因为它的气氛非常好。就是我们自然而然的就融入这个气氛中去了。当时看着大屏幕师涛的那个像,那种音乐,当我走上台的时候,全场起立,鼓掌,中间又给我鼓掌,觉得,就是我是流露出真情的。”

在来开普敦领奖前,高琴声去师涛服刑的湖南赤山监狱看望了儿子。她介绍儿子的情况说,“还是那样,改变不了,监狱里就是那样。说好,身体也有毛病;说不好,也没办法。这些都是次要的,现在关键就是,大家通过这些能促使他早点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