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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官僚独裁强权统治下，八九年“6·4” “反腐败、反官倒、反通货膨胀”的民主学潮运动已经整整过去了十八年，在这场学潮运动中千千万万热血中国人民、民主人士、学者、莘莘学子被残酷镇压和迫害，这是共产党在历史上对中国人民写下的残暴与血债，“6·4”学潮十八周年来临之即，作为被迫害和受牵连的我们再次向共产党中央提出：还我公道、公平、民主、人权，我们不能象共产党当年采用非法暴力手段推翻国民党政府，祸害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前，我们主张依法、合法、和平维护自身权力和利益，讨还公道、公平、民主、人权正义。

直到今天共产党中央有识之士应该清楚认识到当年“6·4”学潮运动的正确性，当年“反腐败、反官倒、反通货膨胀”是热血中国人民、民主人士、学者、莘莘学子的高瞻远瞩，这些人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希望与未来，当年的残酷镇压抹杀了社会正义，助长了共产党集团内部权力肆虐、腐败、官僚、独裁。看到共产党中央在胡锦涛、温家宝的领导下进行一系列反腐斗争的决心，我们又似乎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但看看共产党官员的腐败官僚，我们又很失望。其实也不是共产党官员生就的贪污腐化堕落，是共产党自己高估自己的党性，没有正确处理好党性与人性的关系，没有正确处理好党与人民的地位和关系，任何权力都是人民和国家的，共产党没有任何特殊权力凌驾于国家、人民、法律之上，实质是共产党专制独裁体制祸害了国家、人民、共产党组织、共产党员。

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中早成了“过街老鼠”，共产党的腐败让她过早失去了过去的光辉形象，是谁在给共产党抹黑蒙羞？应该说是共产党倒行逆施的“一党专制”体制，共产党不再是人民公仆，倒象是人民的强盗，政治成了共产党专利，权力成了共产党集团私有财产，国家财政、国家物资资源象是共产党的囊中之物，军队成了共产党帮派斗争和镇压人民的工具，法律成了共产党对自己人治，对人民法制的工具，何时共产党才能还权于人民，还公道、公平、民主、人权于人民？

在八九年“6·4”学潮期间，我们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一方面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一方面勤工俭学，积极参加社会实践；“6·4”学潮“反腐败、反官倒、反通货膨胀”运动中，我们积极支持并参加声援学潮运动，学潮被共产党当局残酷镇压后，被共产党企业毫不留情的被开除，学业结束后无法参加国家工作，在我们从事民主、人权建设宣传的过程中，共产党就象影子一样，时时刻刻跟随左右，严重侵犯了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结社、通讯、出版自由，严重剥夺了我们参政、议政、监督的权力，严重侵犯了我们工作的权力（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看到共产党干部就害怕受到牵连，因为他们都怕共产党的帽子）。

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为了恢复正常生活，迫切要求共产党当局能认清形势——民主才是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民主才是凝聚中华民族优秀人才的法宝，权力回归人民才是中国和谐民主政治的唯一途径，彻底平反八九年“6·4”学潮运动，还公道、公平、民主、人权于国家和人民。我们寄希望新一代共产党领导人能开宗明义开启中国民主政治之门，恢复公民民主政治权力，真正实现民主宪政。我们拥护在共产党领导下，搭建和谐平等的政治平台——中国政治联盟，让中华民族逐步走向民主政治，将民主政治力量团结起来共商国事，真正实现民主监督，民主参政议政，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和谐，亚洲和谐，世界和谐贡献力量！

 

 

纳粹在欧洲的屠杀（1939～1945）至今已 62 年，国际还继续在追捕其生还的屠杀负责人，将他们送上军事法庭受审，以提醒及告戒政治人，权力在手时，也无权对无犯罪的百姓开枪。

今天（06/04）海牙国际军事法庭传询 Liberia 前国家最高领导人 Charles Taylor  (08/02/1997~08/11/2003) ，告他在任时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和战争罪行。

今日的台湾和中国还生活在‘君臣父子有别’的时代，称政府为父母，把百姓当其子民。所以在台湾媒体偶而会有令人吃惊的新闻：父母打死亲生子女的事件，没当作是一件杀人罪，只当作父母在教训孩子，用的方法比较过火而已。

就是由於这种观念逻辑，这个父母官的中共在教训其子民时，也可用‘血洗天安门’的手段，而造成‘六四 ’的悲剧。也所以大部份华人和中共对六四屠杀均认为是学生的表达方式越过了政府的容忍线，是自已讨杀，该死。

在海外同情六四的华人和其罹难者的家属，这十八年来只要求其主凶去平反，难到失去的宝贵生命用平反道歉就可平息了事了吗？既使是被自已的父母错手杀了，也该把他们送上法庭定罪。

法轮功对活摘器官及酷刑法轮功学员，均采取法律途径追究。六四’已过了十八年，主凶邓小平已死了。生还者的同谋李鹏还活着，同情六四的组织应向法轮功学习，采取法律途径，到海牙国际军事法庭告他们，给中国政府发出一个‘从此无权向无罪的百姓开枪’的强力警告，这才有意义麻。

台湾人和中国人须把政府当作人民的公仆，自已才是国家的主人，这样才不会作贱自已，抬高当官的人。每个生命的生死权并非决定在父母的手里，华人应有此认知。

 

甄铧先生此文，写于去年（2006年）的“六四”纪念日当天，是后来由一位朋友转给我的。此前，我并不认识甄先生。据该朋友介绍，甄先生在上世纪49年前就是一位新闻记者，1956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就读新闻专业。因此，说起来他还应该是我的一位学长。不久后，我通过这位朋友与甄先生取得了联系，知道他已经80高龄了，虽已离休在家，仍念念不忘民情国事。此后，我们又通过几次电话。从电话里我感觉到他是一位极富同情心和正义感、又有很高学养的老人。但是，他撰写的这篇文章在国内的报刊上不可能发表，只能在亲朋好友之间传阅。我读此文很受感动，于是征得他的同意，决定推荐给海外媒体发表。我告诉他，海外媒体国内看到的人会少一些，但通过“出口转内销”，总比内部传阅看的人要多。

由甄先生此文，我联想到其他一些事情。如今，离上个世纪的“六四”已经十八年过去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共当局对“六四”事件实行强制性的遗忘政策。这个政策很有成效，既然能做到在几乎所有的报刊、书藉、影视上让“六四”事件销声匿迹。正因为如此，多少年来一些良知之士不断发出“拒绝遗忘”的呼声。在“六四”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也曾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即：“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我们认为，一个靠谎言和欺骗来维持的制度是该诅咒的，但要改变它则需要作持久的努力。面对这样一个制度，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说出真相”。“真相”是一种力量，“说出真相”是无权者的权力。没有真相，就没有历史的记忆，也就没有正义与良知。我们热切地希望，所有海内外同胞都加入到“说真话”的行列中来，使得大家都能够自豪地生活在真话和真实之中。

令我感到安慰的是，尽管时间已过去了十八年，但当年的那场大屠杀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一笔勾销。我个人每年都会接到很多电话，收到很多信件，不仅有来自海外的，也有好多来自国内的。从这些电话和信件中，我强烈地感受到，“六四”这一页并没有从中国的历史上翻过去，对于很多同胞来说，那场民族的劫难永远是刻骨铭心的。

我之所以愿意把甄先生的这篇文章介绍给大家，不仅因为甄先生是一位资深的老报人，还因为他是一位保持着人性光辉的老共产党人。我始终认为，今天的共产党已不再是铁板一块；在这个党内，不乏具有独立见解、愿意讲真话的良知之士。他们同样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不久前，前南非大主教、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访问台湾，和台湾各界人士共同分享南非追求转型正义的经验，再一次强调宽恕与和解的重大意义。手头正好有图图大主教的那本书《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是我去年访台时一位朋友送的。这里我不妨对此书略加介绍。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由台北的左岸文化出版公司于2005 年出版，作者图图，译者江红。书前有台湾各界知名人士七十余人大力推荐，包括政界（有蓝营也有绿营）、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宗教界、教育界、商界以及著名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如马英九、谢长廷、苏贞昌、张俊雄、蔡英文、郝龙斌、胡志强、江丙坤、陈履安、李远哲、许倬云、许信良、陈维昭、王力行、余范英、侯孝贤、蔡明亮、李昂、朱天心、单国玺、简锡堦、柴松林、钱永祥、南方朔，等等等等；星云大师和施明德，还有曾经担任中华民国驻南非大使的陆以正分别为此书写序；这次图图访台，又会见了总统陈水扁；可见其人其书在台湾受重视的程度。

众所周知，昔日的南非是一个种族歧视的国家，占人口不到10 ％的白人控制着国家权力。很多人以为南非的种族歧视仅仅是白人压迫黑人而已，其实事情还要复杂得多。在南非有黑人、白人、有色人、亚裔四大种族。不只是白人和黑人之间有矛盾，在白人中间也有深刻的矛盾，一部分白人是英国血统，另一部分白人是荷兰血统，彼此打过仗，有仇恨。黑人占总人口的 80％，分属 9 个不同的部族，彼此也是矛盾重重。此外，南非还有亚裔，包括印度人、马来亚人，华人和日本人。各族裔间文化和宗教上的差异很大，官方语言就多达11 种。再加上贫富悬殊。在过去，南非白人当局执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抵制，在国际上相当孤立。没有人相信白人的压迫性政权能够长期维持下去，但是很多人也担心，一旦白人交出政权，南非会不会天下大乱。

然而堪称奇迹的是，南非却成功地实现了和平的民主转型。1990 年 2 月，南非当时的白人总统戴克拉克宣布无条件释放系狱27 年的黑人领袖曼德拉，并解除对非洲国民大会党等反对党的禁令。1994 年4 月，南非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曼德拉领导的非洲国民大会党获胜，克拉克白人政权和平交出了权力。没有发生暴乱，没有军阀混战，没有族裔间的征伐屠戮，也没有严厉的报复。南非和平转型的成功，有三个人居功厥伟：一是克拉克，一是曼德拉，再一位就是图图。长期以来，图图批判种族隔离政策，倡导民主改革，在南非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信。 1994年，南非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这是一件具有开创性的国际事件。从没有过任何国家尝试以这样的方式来完成从高压专制到民主政治的转型，那就是：揭露昔日压迫者的暴行，同时又宽恕其罪行并且在彼此之间达成和解。图图被曼德拉总统任命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主席。

当一个国家由专制转为民主，它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旧体制过去犯下的错误和罪行。毫无疑问，对旧政权犯下的不公不义之事必须纠正，这就叫转型正义，用通俗的话就叫清算。不错，我们应当向前看，但是，向前看决不意味着对过去的事置之脑后，好像那些事压根就没发生过。事实上，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要让人们都放弃清算也是办不到的，因为许多受害者就不会同意。除非你反过去压迫受害者，而那就和旧政权没有多少差别了。所以，清算是必须的，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只在于如何清算。

南非的政治家们懂得，他们不可能选择纽伦堡大审判处理战犯的方式，因为审判完他们可以回到各自的国家，但南非不一样，他们还要共同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再说，德国纳粹政权是被打垮的，而南非的白人政权却是自己开放转型的。另外，正因为南非的民主化是和平进行的，过去的统治者们仍然是整个社会重要的组成份子，许多民主化的工作还需要他们的合作才能达成。如果要坚持民主程序，要对他们进行追究也很难付诸实际操作。这就构成一种两难。南非创造性地采取了真相与和解的方式。如图图大主教所说： “我可以想见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罪犯或其后代承认已经发生过的残酷事件，受害者的后代以宽恕作为回应，同时应采取措施对影响依在的惨案的受难者给与哪怕是象征性的补偿。”

在这里，首先第一步是还原历史事件的真相，并给它们正确的历史定位，从而使人们通过真相的澄清而得到和解，也使后世子孙能汲取教训，不让历史悲剧重演。受害者方面则以宽恕来回应，以期共同创造崭新的未来。这就叫”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不消说，这种做法也是有一定风险的。揭露迫害真相，有可能激起受害者的愤怒或仇恨，从而导致社会的分裂乃至报复。但正像图图指出的那样， ” 真正的和解是冒险，但终究是值得的，因为处理真相最终得以真正抚平创伤。虚假的和解只能带来虚假的复原。” 如果有些事件的真相一时查不清楚，有些当年的加害者拒绝认错道歉，那又怎么办？图图勉勵說，寬恕是可以主動的，如果必須等到加害者道歉，那受害者就永遠會受到控制。受害者應該主動把寬恕的 禮物 給別人，才不會永遠留在受害者的角色。 图图十分强调经济赔偿的重要性。他说： ” 如果有人偷了我的钢笔，然后请求我宽恕他，那么他必须退还我的笔，否则其悔过和坦白就等于零。只要条件允许，坦白、宽恕和赔偿应该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

如前所说，南非的经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今日中国也面临着制度的转型，未来也将面对如何处理好转型正义的棘手难题。我们可以从图图的著作里获得很多启发与教益。

 

十天前我买好了六月四日去北京的最快列车（动车组）车票。但是在六四前几天我家楼下已经被站了岗，有人、有车，我到哪里都有”跟班”.

六月三日我给书记打电话，说：我买了明天7：40上北京的车票，去北京是我的自由权利。去年警方派警员7人，驱车约千里到北京火车站将我押回济南，这种行动侵犯我的人身自由，劳民伤财，挥霍了纳税人的血汗，希望书记通知国保，撤消现在对我的监视和跟踪，不要再兴师动众到北京押我回来。

于是两位书记晚间到我家，在这之前一小时，我老伴医院的院长也登门来做她的工作。他们好说歹说要我不去北京，说：要从自己的身体考虑，从家庭考虑，不能在六四这个敏感时间去北京，又说这是学校领导的意见。

考虑到家人的恳求、现状和可能性，再加上两位书记坐在家中，态度执着，坚决，我若不答应，可能会一直坐下去。最后终于答应今年不去北京了。但是我再三说明，明年我还是要去的。

一位书记说火车票他们可以代我退掉，我表示希望把票留作纪念，（事实上我早已经把这张票扫描存入了计算机。）但他们还是坚持让我把票交给他，（可能怕我拿着票明早再走了）最后我把票给了他，他按原价退给我183元。我说退票要手续费，只能退70％，他说”我有办法退”.在他们临走前，我再次表示明年六四我还是要去北京的，我有人身自由。老伴接过话头说：”明年说不定六四已经平反，去也没有问题了。”

前几天我就有一个想法，如果这次去北京悼六四不能成行（当时估计可能在家门口被截住或者被国保从北京押回来），今年六四之夜我将在家中悼念六四。我的悼念方式是：在一间居室通宵彻夜开着长明灯，让灯光表达我悼念英烈的心情。有朋友说用蜡烛，但我已七十多岁，怕睡后不能续燃，也怕引起火灾，所以以长明灯代替。

我现在已是73岁的老人，从1989年开始，我发誓要纪念六四，追求六四平反，为此每年六四发表文章，第一篇是02年的”六四看看天安门广场”， 04年我去香港参加六四烛光晚会，05与刘荻等四人到天安门广场悼六四，06年到了北京站被警车押回，07年被强制在家，只得在家中以通宵明灯悼六四。

我希望有志于”纪念六四，追求六四平反”的朋友们，探索出更多适合于自己的纪念行动。一位年轻朋友，知道我被困在家中不能去北京，深夜发短信来说：”我明天代表你去天安门广场，我到目前还是自由的。” 这使我得到很大的安慰，我回他 “非常感谢”.

我现在写此短文，也是告诉那些在天安门广场等我的朋友们，以及关心六四平反而未能谋面的同道们。

2006年6月4日被监视居住于山东大学东区新校宿舍（0531—88365021 ，13655317356）

 

5月29日开始，毗邻太湖的江苏省无锡市城区大批市民家中自来水的水质突然发生变化，并伴有难闻的气味，无法正常饮用，甚至于无法用来洗漱。突如其来的水荒，扰乱了当地居民平静的生活。他们不得不抢购纯净水来度过水荒。同时，为了最大限度的节约用水，面包等食品也成为抢购的目标。这毫无疑问是一场灾难，而令人茫然的是，何时结束这次灾难，没有时间表。

有关这次水荒，地方当局的解释是，入夏以来，连续高温高热，导致太湖蓝藻在短期内积聚爆发，致使自来水水源水质严重恶化。一句话，老天爷成了冤大头。然而民众普遍认为，这是太湖污染长期持续加重的结果。近十几年来，当地政府片面的追求经济的提高，重经济、轻环境，最终导致了这场危机的暴发。

可以说，这几天来，无锡水危机是中国国内媒体批评的焦点，当然也是网上讨论的焦点。不过，焦点归焦点，大量的媒体评论却未必触及到了问题的根本。比如抨击政府管治不力类，即使言辞看去非常严厉，却总让人感觉如隔靴搔痒。相反，网上讨论的大量贴子则让人感觉深刻得多。比如一些贴子明确提出，只有无锡人民拥有了自己选举市长的权利，水危机的解除才会有希望。否则，危机只能是愈来愈深。

网上的贴子可以说道出了问题的根本所在，看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以及所有中国人，是该到了反省他们一直钟情的中央集权制的时候了。两千年了，中央集权一直是中国政治最崇尚的一种模式，它甚至成了“统一”的标志。然而，看看在中央集权制下官员们都在做些什么：

他们不是地方选举出来的，当然也就不对地方负责。普遍性的贪污受贿、搜刮地方，那当然是对地方的不负责；以造福一方为名，一味追求地方经济的提高，重经济、轻环境，事实证明同样也是对地方不负责。

他们不是地方选举出来的，所以每一个地方官都以代天子行令地方自许，当然也就在地方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省委书记在他所在的省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市委书记在他所在的市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甚至乡镇党委书记在他所在的乡也有至高无上的权威。那么也就是说，中央集权制，为中国制造了成千上万上大大小小的“皇上”。于是，出现个把“彭水诗案”、“稷山诽谤案”，又算个什么稀奇事呢？

这么一看，中央集权制祸害不祸害，当然是个祸害，而且是个大祸害，是祸害的总根子。只可惜，中国人偏偏喜欢它。你去看吧，中国政治每每发生什么问题，没有人喊向地方分权，却总是能听到要继续加强中央集权的呼声。垂直管理无疑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代名词，在近两年就叫得山响。而且不光叫，也的确有一些部门相继被“垂直”了。不知这次无锡水危机后是否又会有哪个部门被“垂直”，也许是环保吧。本来就已经嚷了很久了，无锡事件真是它“垂直”的一个绝好时机啊。不过我当然只会为此感到悲哀，而且我敢断言，中央集权制不除，无锡水危机就不会是最后一个！而且会来得愈来愈密集、愈猛烈！

首发议报第305期

 

“政改”与“民主”：中共夸夸其谈

近年来，中共开始大谈“政改”与“民主”，从高官到媒体，从官方智囊到禦用学者，提起“民主”，夸夸其谈，毫不羞涩。其中，有人论述“民主是个好东西”，有人论述“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有人表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

鉴于中共的不良信用，外界多以半信半疑的眼光，看待中共的类似“炒作”。事实上，中共谈“民主”，大抵是争夺对“民主”这个概念的话语权。中共此举的大意是：你们西方能谈民主，我们中国也能谈民主；你们民运人士能谈民主，我们共产党也能谈民主；与其让你们去谈民主，不如让我们来谈民主；反正，对“民主”这个词彙，你有你的解释，我有我的解释，大可混淆视听。说是“普世价值”，到了我中共这里，都可以叫做“中国特色”。

经过几番“争鸣”，还是官方喉舌《人民日报》一锤定音道：马克思主义原则下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由此露出庐山真面目。滑稽的只是，中共官员和禦用学者，即便谈“民主”，至今，还要从老掉牙的“马克思主义”那里找依据，仿佛不知“今夕是何年”！

邪恶的“中国模式”

经济增长加政治独裁，中共创造了“中国模式”。有人说“中共干得很成功”。看上去的确如此。从邪恶的意义上而言，中共的确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成功”：以“反台独”为借口，中共空前壮大了军力，足以与美国和西方叫板；利用镇压民运和法轮功，中共豢养起庞大的特务势力，足以监控全体国民；利用美国陷于伊拉克泥潭，中共强化了国际独裁阵营，并以这一灰色阵营的当然“领袖”自居。

至于中共全方位的统战攻势，也已经开始奏效。受惑于中国经济起飞的威势，和纸醉金迷的盛况，不少人陷落其中，欲罢不能。在台湾，泛蓝中的连战派系，已经与中共媾和，达成交易，并乐此不疲；在香港，民主派中的少数人，已经与中共明来暗往，倒过来劝说港人“不要操之过急”；在海外，民运中的少数人，已经与中共妥协，声称“与中共，可以妥协，不必对抗。”更有甚者，公开与中共合作，自辩说，对民主“等了那么多年，已经失望”。

如此妥协下去，中共几乎可以“一统天下”。余下的抗共人士，似乎就要变作古时的伯夷和叔齐，饿死于首阳山了。于是乎，中共大可为所欲为。所谓“政改”，既可用“新加坡模式”，即将政治、商业、与知识精英悉数收买，溶于一炉，为执政党所用，以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也可用“普京模式”，即特务当政，线民护国；也可赤裸裸地，继续沿用现行“中国模式”（应为“中共模式”），即经济膨胀加政治独裁，继续为国际社会树立另一个“成功”的样板。

“非共人士”当部长，第三波“花瓶秀”

有人或许会说，中共不仅仅侈谈民主，它也做了一些姿态，诸如，让非中共人士出任政府部长。比如，任命一个叫万钢的人出任科技部长，还可能任命更多的非中共人士当政府部长。然而，从争取万钢回国、到任命其为同济大学校长；从安排万钢担任“致公党”副主席，到擢升其为科技部长；一路都是中共栽培的痕迹。与其说万钢是“非中共人士”，不如说他是被有意留在党外的“中共党员”。万钢加入的“致公党”，是中共花瓶；万钢本人，也是中共花瓶。

这样的双簧，早就是中共的拿手好戏。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恢複，恢複了半个多世纪前，中共任命“非中共人士”出任部长的“面子工程”。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任命的“非中共”部长，多达十几名，有的“非中共人士”，甚至官至“国家副主席”、“政府副总理”，如张澜、黄炎培等。文革后的八十年代，中共又任命资本家荣毅仁为“国家副主席”。算下来，新一轮“非中共”部长的提拔潮，已经是中共的第三波“花瓶秀”。毫无新奇。

中共大谈“政改”与“民主”，并不惜真真假假地做几把秀，说穿了，这不过是北京奥运会前，中共精心推出的包装。以中南海看来，为了让北京奥运会在国际上蒙混过关，把“民主”的调子唱得再高，也不为过！

“党内民主”，中共的专利

有人注目“十七大”，预料胡温将利用大会，巩固权位，随后推行“政改”。实际上，胡温接位以来，一直与江系人马展开权力斗争，大规模的人事重组，一直没有间断，未必就与“政改”有关。官方学者之一、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公开解释了胡温的“政改”内容：中共“十七大”之后，可能将在两个方面进行政改：一是继续以扩大党内民主为切入点，稳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二是重点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中共一直有“民主集中制”的说法，实际上，只有集中，没有民主；重提“党内民主”，却暴露了中共高层的心迹：只能谈“党内民主”，不能谈“党外民主”。换言之，这种“民主”，只是中共一党的专利，绝无关“还政于民”。

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在是“老生常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共先后推动5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律归于失败。就连“精简机构”这一条，都做不到，在“精简”的口号下，官吏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以至于，官民比例严重失调，达到历史性的程度。（西汉时，人口稀少，但每8千个老百姓，才养活1个官；如今的“人民共和国”，人口众多，但每26个老百姓，就要养活1个官。）

常言道：“听其言，观其行。”听今日中共之言，有“民主”词藻；观今日中共之行，却无民主内涵。中共虽大谈“民主”，但对“六四”屠杀和镇压法轮功，这两个最具检验意义的话题，却不敢触及。叶公好龙如此，何以妄言“民主”？况且，在大谈特谈“政改”与“民主”的同时，中共对民运人士、法轮功学员、维权人士、宗教人士等的镇压、抓捕、和迫害，一刻也没有停止。其所作所为，与真正的“政改”与“民主”，相距何其遥远！

首发开放杂志

（图为2005年4月，我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在拉法耶特广场紧挨着白宫一侧见到一位常年驻守的抗议者，她的帐篷上挂满了对于布什总统和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的抗议标语图画。）

如果政府所作决策受到了民众的抗议，不要以为错误总在民众一边。政府也可能犯错误，如果不是在实质上损害了人民的权利的话，也很可能是程序上缺少正当性。一遇到百姓激烈的反抗，就认为是有人教唆，就说是什么敌对势力指使，一派”冷战”思维，这不只是违反了民主原则，而且也体现了某种为官心理上的不健康。

因为今天的社会越来越趋向多元，利益参差，观念歧异，视角不同，所以，某种全体共识的达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决策的时候，由于涉及到利益的分配，那些认为自己利益受损的人们少不了要表达自己的不满。例如，政府要建设一家工厂，好像有很多的好处，外来投资的增加，就业机会的扩大，GDP增长……但是，如果这样的工厂可能带来污染，直接危及所在地方居民的健康和安全，居民当然要提出质疑甚至出来抗议。怎样的方式是解决这种冲突的有效办法呢？

答曰：民主。让百姓自己决定应当如何决策，当然，风险也由决策者承担。我们需要为这种民主决策提供适当的程序，让不同的利益集团能够参与其中，各展其志，经过充分的审议，最终作出决议。不少国家的情况表明，议会正是这类决策的最好的平台。为了使得各种意见都能得到表达，游说者们使出浑身解数，合纵连横，极尽摇唇鼓舌之能事；代议士们唇枪舌剑地展开辩论，把不同的利益诉求清晰地展现出来，也把相关决策的利弊得失加以细致的论证。与此同时，通过多种媒体让公众及时准确地了解完整的信息，从而有助于决策的执行。

当然，即便是民主的决策，因为大多情况下依据的是多数决原则，难免损害少数人的利益。这是民主体制下难以完全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其他途径让少数人的权利得到尊重，例如言论自由，以及更宽泛的表达自由。这种自由能够让任何人都有机会向公众论证其利益的正当性，展示他们所受到的损害，引发社会观念的改变。另外，像结社自由能够让弱势者团结起来，游行示威自由可以确保人们表达愤怒的权利。所有这些，都可以逐渐改变一个社会的权利-权力格局，让社会观念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带来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我们看到百年来工人阶级、妇女、有色人种、乃至同性恋者等人群地位的提高，都是依靠这种方式获得的。

不过，道理虽然如此，真正实现起来却是相当不易。最严重的困难来自政府总是以为自己是正确的，一切对立的观点都是必须压制的，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那种内部事务处理过程的”冷战思维”。压制的结果只能使得不满愈发强化，对抗日趋激烈，一些最初抱着善意和建设心态的批评者逐渐被推到敌对的一边，最终走向一种不可收拾的结局。过去我在这里曾经引述过歌德的一个观点，不妨再重述一次——在歌德看来，政府需要对正义加以细心地维护，要头脑清醒，根据民众的要求适时地改进各种制度，如此一来，社会秩序就能够维护，而不至于陷入动荡之中（参看《歌德谈话录》，杨武能译，浙江文艺2004年版，页21）。

值得我们深究的问题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政府才具有那样的妥协精神？除了民主建设之外，还需要在政治法律文化与体制上作出怎样的努力？毕竟，人类历史上这种不妥协所导致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但是，能够汲取历史教训的国家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多。

2007-6-4

南非总统姆贝基在师涛母亲致答谢辞后向她问候（万之摄）

师涛母亲高琴声致答谢辞后向听众致敬（万之摄）

 

2007年世界报业协会大会在南非开普敦开幕

高琴声代表儿子师涛出席领取“自由金笔奖”

（独立中文笔会开普敦6月4日消息）2007年足可称为国际文化界新闻界的“非洲年”，与七月份即将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的第73届国际笔会大会遥相呼应，世界报业协会（WORLD ASSOCIATION OF NEWSPAPERS，简称WAN“世报协”）今年在南非开普敦举办第60届大会暨第14届“世界编辑论坛”。这是两个全世界最大的文字工作者的组织首次而且同年在非洲举办大会。

六月四日上午十点，“世报协”年会在开普敦国际会议中心主会场隆重开幕，南非总统塔诺·姆贝基出席发表开幕演说。大会由“世报协”执行长提莫西·鲍尔丁主持，由主办者南非报业协会主席特列沃·恩科贝介绍了会议筹备组织情况，“世报协”总裁、爱尔兰全国报业主席加文·奥瑞利发表讲话介绍了大会在非洲召开的重大意义，介绍“世报协”的年度工作，也指出非洲包括南非在新闻言论自由方面仍然存在的问题。然后还播放了介绍全世界目前新闻言论自由状况的影片。随后，南非总统塔诺·姆贝基的讲话介绍了非洲近年来的发展，特别是在推动言论自由方面的计划，对处理媒体和政府的关系也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世报协”能够在非洲召开，本身说明了南非与非洲对言论自由的重视与这方面的进步。

开幕式上还有南非艺术家穿插表演了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歌舞。

随后的“自由金笔奖”发奖仪式将会议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世界编辑论坛”主席、《纽约时报》星期日版主编乔治·布洛克的颁奖词特别指出北京当局对十八年前的“六四”事件的媒体报道的全面封杀，以至于今天中国的很多人都已经不知道那天发生的事件。正因为这样的新闻环境，师涛表现出的记者的良知和勇气特别值得赞赏嘉奖。布洛克介绍了师涛因为发表有关“六四”消息而被判重刑的经过，特别提到雅虎公司为当局提供证据的问题。他认为世界应该对中国有全面的了解，不仅仅关注起经济发展，也要注意当局对新闻言论自由的遏制（布洛克的颁奖词将由独立笔会全文翻译另发）。

当布洛克邀请师涛母亲高琴声老师上台代替仍然在狱中的师涛领奖时，全场1500多名与会者都起立鼓掌，经久不息。高琴声老师看见屏幕打出师涛年轻的照片，也激动不已。高琴声在答谢辞中感谢“世报协”把如此崇高的荣誉授予师涛，证明师涛无辜无罪，只是做了一个记者应该做的事情，这对她作为母亲就是最大安慰。她还朗诵了师涛写于2004年六月的一首短诗“六月”。高琴声讲话之后，全场再次报以热烈掌声，许多人都擦拭感动的泪水。南非总统姆贝基也与高琴声紧紧握手表示敬意（图为姆贝基与高琴声握手致意的情景）。高琴声发言的成功还可以从开幕式结束后，世界媒体记者纷纷上前和她握手问候得到证明。许多国家的媒体记者还立即对高琴声老师作了追踪采访。这是2007年全世界各地纪念“六四”十八周年场面最令人激动的一幕：世界众多媒体都将发出一个强烈声音：“释放师涛！”

（独立中文笔会新闻秘书万之自南非开普敦）

六月

 师涛
   　　　　
   所有的日子
   都绕不过“六月”
   六月，我的心脏死了
   我的诗歌死了
   我的恋人
   也死在浪漫的血泊里
   　　　　　　　　
   六月，烈日烧开皮肤
   露出伤口的真相
   六月，鱼儿离开血红的海水
   游向另一处冬眠之地
   六月，大地变形、河流无声
   成堆的信札已无法送到死者手中

2004年6月9日

 

南非总统姆贝基在师涛母亲致答谢辞后向她问候（万之摄）

师涛母亲高琴声致答谢辞后向听众致敬（万之摄）

尊敬的总统先生，各位部长阁下，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六月四日，是发生暴力屠杀镇压和平的北京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十八周年。即使在今天，大多数中国人都已经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共产党政权继续禁止中国媒体公开诚实地谈论和描述那次事件，而且将最大程度地封杀任何相关的努力，严惩那些致力如此者。

师涛，我们今天在这里授予荣誉者，就是付出巨大代价认识到这一点的。他揭露了国家不为人所知的事情，而他付出的代价就是今天还在监狱里。

当全世界都在准备迎接明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重要的就是应该记住，中国不仅仅是体育和旅游，不仅仅是两位数字的经济增长。就在非洲这里，在中国正发动咄咄逼人的亲善攻势之处，提供一个更全面的图象尤为重要，要求改变尤为重要。

因为中国不仅是一个经济发电站，而且它监禁了更多的记者、网络异议人士、人权活动者和对广泛侵犯人权事件勇于发声反对者，超过世界上的任何其它国家。

有人争辩说，象互联网和电子邮件一类数码通讯使得专制政府更难维持，但是同样真实的是，这样的通讯非常透明且易于监控，正如师涛可以告诉你们的。

三年前，师涛写了一个电子邮件给一个海外中文网站，其中提到政府对媒体的指示，要他们如何掩盖任何有关“六四”天安门屠杀十五周年的报道。为了这一行动，师涛被判刑十年，罪名是泄露所谓“国家机密”。

中国当局如何追踪到这个电邮，并发现师涛是其作者，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涉及网络隐私的广泛意义，也涉及西方通讯公司以其可以理解的难度与镇压政权做生意时的方法。

师涛的电邮是中国当局在雅虎公司的帮助下发现的。这个互联网服务商向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提供的信息，使得当局可以从这个邮件，追踪到师涛当时在《当代商报》工作时所使用的电脑。

雅虎公司争辩说，它必须遵循其经营业务的国家法律，因此被迫与其国家安全部门合作。而当那些业务遍布全球者必须与非民主政府打交道时，我们相信那些为全球通讯提供越来越多途径的新媒体公司有一个特别的责任。他们有义务保证，其用户的基本人权将得到保护，他们必须当心不至于沦为镇压者的帮凶。

中国政府将广泛的无害或潜在令人尴尬的资料归类为“国家机密”，以图控制信息流向中国公民和外界。把师涛发表的信息称为“国家机密”，不言而喻是荒唐的。那是中共宣传部发给媒体的新闻检查令，指导媒体如何掩盖有关六四事件周年纪念的报道。

师涛先生知道他发表该信息的风险——数十位新闻工作者和网络异议人士因类似的行动而系狱。但是，他仍然做出了传播这个信息的勇敢决定。我愿相信在民主世界的任何记者都会如此去做，而师涛先生是我们所有人的激励者。

这不是如今38岁的师涛先生首次发表推开中国言论极限的信息。在他系狱之前，他已经在一些民主网站上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散文和政论。

师涛先生既是新闻工作者也是诗人，从十多岁起就开始其写作生涯。他学过政治经济学，毕业于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的政治教育系，在大学时就组织了一个诗社。他在多个报社当过记者、编辑和部门负责人，2004年加入《当代商报》任编辑部主任兼总编辑助理。2004年5月，他辞职成为自由记者，六个月后被捕。

今天授奖给师涛已经激怒了中国当局。中国官方的报业协会已经要求我们撤消这个奖，声称中国法庭“根据法律处理了这个案子且判刑适当”，并称中国宪法保护新闻自由。

我们不为这个辩解所动。如果法律可能将如此个案中的新闻工作者送进监狱，这法律应该立即废除，因为它违背任何可以设想的国际标准和有关信息自由及人权的公约。

至于声称中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这个保证无异于天方夜谭，如此自由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的确是这样，如果它们存在，师涛今天就不会在监狱里，数十位新闻工作者也不会在监狱里。

在今天颁奖之际，世界报业协会和世界编辑论坛在此向中国政府呼吁，释放师涛和其他系狱新闻工作者。我们不久将掀起一个宣传战，在北京奥运会之前，把这些案例放在新闻报道的头条，放在国际体育运动组织会议、政府会议和政府间会议议程的头条。

女士们，先生们，
尽管师涛今年无法与我们一起来接受他的获奖，但是我们有一位他非常接近的人在这里，我们极其兴奋地欢迎她。高琴声，师涛的母亲，已经从中国来到这里，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代表她的儿子来领奖。当我们把2007年的自由金笔奖授予系狱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师涛时，我请你们站起来，为他们母子的勇气鼓掌。

（南非开普敦，2007年6月4日）
独立中文笔会根据英文原稿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