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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黎巴嫩战火重起。这一次，连是“对外战争”还是“内战”，好像都很含糊。因为这次是黎巴嫩政府军在攻打在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开打的不是同一个国家国民，他们又几十年来长期在黎巴嫩共存。

攻打难民营是一件听上去很令人困惑的事情。这种困惑由来已久。记得许多年前，就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以色列攻打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消息，当时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打难民营？听上去太惨无人道。

中东难民问题起于1948年中东战争。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根据联合国决议建国。第二天，阿拉伯最大四国入侵以色列，要把这个还没有援助和像样军队的新生国家赶下海。战争造成几十万巴勒斯坦难民，也导致阿拉伯地区突然驱赶犹太人，造成几乎同样数量的六十万犹太难民涌入以色列。

蜂拥而来的犹太难民在以色列一开始都住难民营，就是被称为“Ma‘abarot”的“帐篷城市”。可是，以色列处理难民的目标是融入社会。犹太人难民就没有聚集成“永久难民营”。1958年，以色列最后一个“帐篷城市”撤销，六十万犹太难民“消失”在社会中。建国时期的以色列人口只有六十五万，大量是无家可归的二战难民，并不是个富裕国家。弹丸之地的国土70%是沙漠，建国第二天就是战争，难民总数相当于当时的全国人口。而欧洲犹太人的财产大多在二战中被纳粹掠夺丧失，外援有限。相比之下，庞大的阿拉伯世界却有很多是富裕的石油国家，分散安置难民的消化能力要强得多。可是他们的方针是长久维持与社会隔离的难民营。

巴勒斯坦难民从1950年联合国登记的71万1千人，因人口自然增长，到2002年，依靠联合国救济款生活的难民已经达到四百万人，成为中东和平进程的最大障碍。与之相反，我们却从来没有听说有所谓的“犹太人难民问题”需要解决。将近六十年过去，巴勒斯坦当年难民大多不在了，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承袭难民身份住在难民营里，靠联合国救助资金维持，是当年难民人口的六倍。六十年来，被极端思维控制的巴勒斯坦教育自成系统，对难民营孩子从小灌输仇恨。所谓巴勒斯坦难民营，其实兼为极端武装和恐怖分子的基地。在黎巴嫩境内也一样。尤其在1970年9月，巴解组织一度从约旦全部转移到黎巴嫩，黎巴嫩更变得灾难深重。2006年5月17日，安理会通过了第1680号决议，重申要求解散黎巴嫩非政府民兵组织，其中包括解散在难民营里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可是兵民混杂，执法根本无从下手。决议只是一个象征性表态。

根据黎巴嫩官方统计，黎境内目前共有12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居住着至少37万名巴勒斯坦难民。最近发生战事的艾因哈尔瓦难民营是黎巴嫩境内最大的一个营地，共有约7.5万人。几乎所有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都在那里设有分支机构。今年2月，首都贝鲁特基督教居民区两辆公交车受到炸弹袭击。该难民营内的“伊斯兰法塔赫”组织被指是主谋。

根据38年前达成的协议，黎巴嫩政府军被禁止进入巴勒斯坦难民营。难民营俨然是黎巴嫩的国中国。可是，这并不妨碍恐怖分子走出难民营，不断在黎巴嫩制造恐怖流血事件，甚至暗杀黎巴嫩的政府官员。这就像是老鼠在瓷器店做窝。不打，老鼠出来为祸，要打，难民怎么办？这样的局面其实很早就明摆在那里，黎巴嫩政府军早晚会作出攻击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决定。

这已经是几十年来的问题。巴勒斯坦难民成为恐怖分子和极端武装的人质和宣传筹码，虽然在仇恨宣传和教育下，他们自己并不清楚自己的敌人究竟是谁。或者说，他们不清楚自己落到这一步，自己今天的悲惨状态，究竟是怎么来的、是谁造成的。他们甚至在感激借刀杀了自己亲人的凶手，而仇恨试图帮助他们走出悲惨境地的国际社会。可惜的是，没有搞清楚恐怖分子玩的这点小把戏的，不止是巴勒斯坦的难民。

 

在中国多数的地方，最豪华的建筑差不多都是官衙，穷地方如此，富的地方更是如此。到任何一个旅游点，都能见到顶着各个实权单位名义的所谓培训中心，实际上是这个单位的专用度假村。以致国家七部委(中央纪委、发改委、监察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审计署)在6月1日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高调地通报四处楼堂馆所建筑“违规”，并动用党纪处分了28名干部。过去有俗谚说，天下名胜僧占遍。现在需要改了——天下名胜官占遍。

严重超标准而且专属官府的楼堂馆所，无疑代表着官家的享受。“培训中心”自不消说，一个衙门建一个自己家的，为的就是让单位的首长玩得舒心，像在家里一样。那高大宏丽的衙门，里面的装潢、设备，无不富丽堂皇，极尽奢华，这个世界什么东西最好？在我们的各级衙门里都能找到。

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如果单单为了享受，官员们其实用不着如此扎眼地炫耀，低着头闷声发大财，大家不一定都能看得着，实惠却不小。如果问这些为官衙、为自己单位的培训中心大兴土木的官员，他们为什么这么干，他们首选的答案，肯定是四个字：工作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话未必一点道理都没有。

当然，工作需要不是说一个人需要占几百平方米的办公面积，也不是休假的时候，非要住进自己单位的度假村，这里的“需要”，属于精神上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古往今来，做官是需要有官威的，自家有本事的，官威来自于官身，没有本事的，就得需要外部的装饰。顶戴花翎，马褂补服，八抬大轿，鸣锣开道，都属于装饰，让官老爷看起来很威风的装饰，官衙当然也是。我给学生讲制度史的时候，经常带他们去故宫参观，我跟他们讲，如果我们想像现在是古代，没有周边这么多高楼大厦，这个宫殿属于最宏伟的，一个人穿过千步廊，经过一个又一个高大的城门，进入太和殿下的丹墀，那一层层汉白玉台阶之最高处，无论坐着个什么东西，都会令你不自主地感到敬畏。用老百姓的话来讲，狗尿苔不济，长在金銮殿上，就是个宝。

现在的官衙非要超豪华，甚至冒着风险追求超豪华，个中道理其实跟金銮殿一样。同理，风景胜地的“培训中心”也是如此，如果单讲享受，住五星级的宾馆就是了，何必自己操心建自家的院子，为的就是图个威风，到了度假胜地，也跟在自己单位一样，说一不二，大家都围着领导转，等于是将自己那个土围子搬到了名胜地。公车改革屡次碰壁，也是差不多的道理：官员不是不知道拿车补对自己的荷包有益，但是，当了官，还要自己打车，或者自己开车，多没派头，多没威风，做官要的就是这个劲，慢说那点车补对官员来说不算什么，就是算什么，也不能这样改，当官，就是要坐公家车，用公家司机，而且还要用好车、豪华车，上面有限制，那就让企业买，自己来用。身外的装饰不豪华，当官为了什么？官又怎么当下去？

内心越是虚弱，肚里越是没货的官员，就越是要追求外在的装饰，这些装饰和零碎，才让他们看起来像个人物。

捷克的米洛斯。福尔曼，波兰的基耶夫洛夫斯基，还有谁呢，社会主义国家献给全世界几个屈指可数的电影大师。在遥远的“布拉格之春”，身为“捷克新浪潮”代表人物的福尔曼，见势不妙，随着坦克的轰鸣逃往美国。

福尔曼的多数电影，构成了一个卡夫卡式的世界场景。他一生经历了三个世界。第一个是奥斯威辛集中营，他的犹太人父亲，和新教徒母亲死在那里。第二个是社会主义的布拉格，用他捷克时代的最后一部电影名，那是一场多么浩大而冗长的《消防队员的舞会》。第三个是沙漠中的好莱坞。1975年，他拍出电影史上最卡夫卡的一部经典《飞越疯人院》，囊括了奥斯卡5项大奖。社会主义说，你看福尔曼后悔了吧，他去的其实是一个“疯人院”。资本主义说，为福尔曼感谢上帝吧，他终于从一个“疯人院”里逃了出来。

几十年过去了，这个老家伙从不解释他的疯人院到底姓社姓资。但我一直认为，福尔曼的梦想，是要把那三个世界拍成同一个世界。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一间“集中营”加一间“疯人院”。然后在2006年，福尔曼这部自称萦绕他心间50年之久的电影中，给出了他关于世界的第三个意象，一间“宗教裁判所”。

福尔曼根据西班牙画家戈雅的几幅名画，《裸体哈玛》、《宗教裁判所》和《5月3日的枪杀》，杜撰出一个寓言。这三幅画也是三个世界，电影想说的，就是少女哈玛所代表的那个世界，怎样被后两个世界糟蹋。一个是天主教的世界，一个是大革命的世界。但在福尔曼看来，后两个其实就是一个。

1792年的洛伦佐神父，是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法官。洛伦佐逮捕了少女哈玛，哈玛的家族由犹太人改宗天主教。根据“密从”的举报，哈玛在一家餐馆拒绝吃猪肉，宗教法庭指控她仍秘密信奉犹太教。洛伦佐在狱中使用滑轮刑（这是宗教法庭的六种体刑之一），对赤裸的哈玛进行逼供，甚至强奸了她。哈玛的父亲透过皇家画师戈雅邀请洛伦佐过府。席间，戈雅说，“在肉体折磨之下，我会承认一切荒谬的指控，哪怕指控我是一只非洲大猩猩”。洛伦佐傲慢的说，如果一个人没有罪，上帝会保守他经受折磨。凡承认的一定是有罪的。这话激怒了主人。哈玛的父兄们翻脸、关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对洛伦佐进行私刑逼供。终于迫使他在一份自白书上签字，“我承认，其实我是一只非洲大猩猩，故意潜伏在教会中”。

所有关于逼供信的故事，这是我所见最精彩的篇章。哈玛的父亲将自白书提交国王，洛伦佐被迫逃亡。随后法国大革命爆发。就像舞台更换场景，世界也换了他的形象代言人。十几年后，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洛伦佐锦衣回乡，摇身变作人民法庭的检控官。他说，卢梭和伏尔泰已取代了耶稣和使徒。革命者砸毁教会，开枪打死作弥撒的神父。洛伦佐口若悬河地宣判红衣主教死刑。但真实的生活里，狱中的哈玛为他诞下的孩子却沦为妓女。自由、人权的信念，足以使洛伦佐转变为一个革命家，却不能使他转变为一个好男人。就像我所见的，高呼民主自由的人，回到家里一样打老婆。世界的更迭，并不能挽回哈玛母女被洛伦佐继续遗弃的命运。

法军溃败后，洛伦佐被捕，被红衣主教判为背教者。移交世俗法庭，处以绞刑。几位曾与洛伦佐共事，在革命中受他折磨的神父，举着十字架，苦苦哀求他的忏悔。但洛伦佐走过两个世界，或者说他的心刚硬到一个地步，如今只求一死。或者说他的心软弱到一个地步，已不相信宇宙间还有赦罪的可能。因此他甚至失去了再次背弃的勇气。永恒已不可求，但生命中仍有不可承受之轻。于是他推开十字架，带着绝望死在那个时代。死在一种历史主义给他的命名和捆绑当中。于是连他的死，都是一根稻草。连死亡，都成了大革命的偶像。

这部以戈雅为名的电影，只是借用了他画中的世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长期被公众视为黑暗中世纪的象征，就像巴士底狱被视为黑暗君主制的象征一样。福尔曼也借此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一个少女哈玛可以安然居住的世界，到底在哪里？福尔曼说，既不在天主教的世界里，也不在革命者的世界里。因为这两个世界中的男人，都有一个相同的名字叫伪君子。于是，戈雅的画笔，和一个艺术家对少女的热爱，连同最后，精神分裂的哈玛跟在运送洛伦佐尸体的马车后面，失聪的戈雅也远远跟着她，他已听不见这个世界，就把它忘在后面。这一幕成了导演寄托希望的尾声。美，如何在历史中成为可能。大概这就是《戈雅之灵》这个片名的意味。这个意味以一种疲软的力量指向审美。福尔曼已75岁了，他失去了拍摄《莫扎特》时的激情，对未来却依然没有答案。

在历史学家那里，中世纪乃至宗教裁判所的黑暗，却是一个被偏见和无知过分扭曲的神话。当然，宗教裁判所从来不是慈爱和宽容的象征，教士们曾经滥用诉讼程序，制造了公众中的恐惧。宗教法庭对他们的敌人（早期的犹太人和后期的新教徒）既缺乏爱，也缺乏宽恕，并纵容了世俗君王的火刑柱。天主教会和世界一样，长期陷在以暴力对付灵魂的错误中，留下了罪恶的污点。但在另一方面，历史学家Madden仍然认为，“事实上，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拯救了无数无辜的人，那些人本可能成为世俗领主或暴民统治的牺牲品”。如在巫术大恐慌时期，凡没有宗教裁判所的地方，世俗法庭上烧死了成千上万的女巫。而在有宗教裁判所的地方，被烧死的女巫与公众被误导的印象相比，少得令人诧异。

1998年，梵蒂冈曾向教会外的历史学家开放宗教法庭几百年间浩如烟海的档案。研究表明，逼供并不常见，即使以“最黑暗”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为例，300年间他们一共审讯了15万人，罪名成立移交政府的只有3000人，被政府执行死刑的不到1％。欧洲任何一个世俗法庭，或中国史上的任何法庭，都不可能想象这个比例。教会法学者指出，与世俗法律相比，宗教裁判最大的特征，就是始终把爱和赦免看作审判的根本精神。教会法是西方宪政制度的一个重要渊源。从创始宗教裁判所的英诺森三世开始，天主教涌现出一大批“法学家教宗”。一个宗教法官除神学训练外，通常要在大学拿到法学博士。早期的第一批宗教法官，常受到死亡威胁，更有数人遇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以谨慎的良知审理案件，并非中国人想象中的趋炎附势、泯灭天良的来俊臣。在整个中世纪，宗教法庭的法治化程度，都远高于同时期的世俗法庭。英诺森三世开创的诉讼程序，后来逐渐被世俗法庭接纳，迄今仍然是大陆法系司法程序的基础。

然而，在大革命所代表的那个世界场景中，中世纪却被不负责任的启蒙主义者妖魔化了。启蒙运动和文学家们联手把它打扮成一个最丑陋的巫婆。甚至包括这部21世纪的电影，仍然是这种对历史的无知和妖魔化叙述的继续。事实上，布鲁诺不是因为宣扬日心说，而是宣扬一种巫术、星象学、太阳神崇拜的混合学说而被为异端的。事实上，伽利略从来就没有受过拷打、戴手铐或刺瞎双眼，也没有被长期关押过。事实上，一直都有许多刑事罪犯，故意作出亵渎言行，好使自己的案子脱离领主的裁判权，被移交到宗教法庭。在那里他们更可能得到一个相对公正和宽容的判决，不然也可以被关在条件较好的监狱里。

听起来显得荒诞。但人民和艺术家需要的，从来都不是事实，他们只要一个关于世界的象征。就算被人民攻占的巴士底狱，只关了7个犯人，其中一个精神病人，两个拖欠债务。但巴士底狱永远都是神话中的巴士底狱。尽管在大革命之前的50年中，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移交政府被处死的人，只有8个。但宗教裁判所也永远都是神话中的宗教裁判所。

一个理性主义的国家神话。去年，我曾和巴黎法官高等学院的院长，讨论天主教与国家的关系。与通常认为“革命是反宗教的”相反，他说，法国起源于大革命对宗教的模仿。人民相信国家，就像之前相信教会。无神论者模仿天主教建立了国家，因此天主教与法国的国家神圣性密不可分，人民不会接受一种国家与真理无关的学说。我们的公务员类似天主教的神父，是真理的象征。不像美国，国家与真理无关。他们的公务员类似新教的牧师，对会众没有太大的权柄。我们的法律也更接近于康德的绝对精神，所以很遗憾，法国人不太可能接受美国式的违宪审查。

我愿把这一独特的见解，看作对洛伦佐故事的一个注解。洛伦佐活在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但他却在两个世界之间蹉跎，将罪人的道貌岸然，一直持续到断头台上。连我们这些活在邪情私欲和肉体软弱中的人啊，什么样的时代才可以使我们刚强？但福尔曼说，不，历史不是一种信仰，时代不能拯救罪人，就像舞台不能拯救一个花旦。洛伦佐和哈玛，共同构成了这世界的悲剧。就像狱卒和囚犯，共同构成了国家的悲剧。一个时代的伟大，不是看洛伦佐变成了什么人，而是看美丽的哈玛过得怎么样。

洛伦佐的悲剧，是在一个魔鬼驱逐上帝的时代，卑微的人守不住他的位置。我们何尝幸免呢，时代性取代了救赎的可能。每一代人都被撕裂，被迫接受历史的车轮对我们全部激情的定义。洛伦佐带着又高又尖的帽子受审的一幕，是对戈雅画中场景的精心复原，也是对未来世代的预言。年龄大的中国观众就会说，原来真是的，连我们斗地主的高帽子也是拿来主义。

2007-5-12，痛风不止。

 

五月的阳光不冷也不是很热，恰好舒适，它不燥，也没情绪化，它一视同仁，普照着万物，我叫它民主的阳光，叫人体会到爱的永恒和本质，觉着了生的幸福和温暖。你看，天光灿烂澄明，像生命般流泻着明媚如花，体会这一切心里就生出莫名的感动，心里说活着真好。

风吹在衣袂上，吹到脸上和头发上，波浪一样，轻轻拍打，暖暖的，却没有喧哗。在这寂静里，历史如茶叶般在杯子里舒展开，里边有人类曾经的盲目和残忍，也有人生不少的大好时候，觉着仇恨和不好的政治是那么渺小，也看到了不受束缚的罪恶都是因为狭隘的观念和人性之恶所酿成。不论什么时候，艺术都应该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部分，是内心的主宰。人是因为有灵魂才显得高贵。那些肤浅的快乐，诸如那些仅为得到衣食之足的快乐，虽浅显却也坦率和善良，这俗世的温暖也是顶天立地呵。每一个人都是顶天立地的人。

音乐宽广，飞翔着明朗和花的嫁纱质地，小号抒情起来，就如一朵一朵黄色花瓣在盛开，在天空的水面上飘游，典型的金色嗓音在云霄间和云朵手牵手，柔柔的流淌，真的是金碧辉煌一般的暖意，流泻出满满荡荡的人情味儿。的确，人生是飘逸的，正如天空总是蓝蓝的，心情总是很快乐。

蹦蹦跳跳，一身孩子气的女孩子，挥霍天真和天使般的可爱，这些大地之母们，给了生活足够的诗意和希望。你看看，地面上这儿一丛，那边一丛的草，散发出淡淡的香味，是如此随意，如此简洁，都听到它们那嘻嘻哈哈的笑声了。即便是偶尔伤心，偶尔忧郁和伤感，也是如此透明，如此顺畅，如此善良和洁净的美好，这样的魅力，叫人迷恋不已。

歌声就是心声，心声就是乐音，乐音就是生活；文字就是心声，心声无论是在内心里，还是在现实里，这是任何力量都遮盖不了的，即便是表面上看来已经化做了虚无，它们也还是心心相牵，手手相握。它可以用眼神表达，可以用气味表达，可以用舞蹈表达，可以用思念表达，可以用泪水表达。自由真的是关不住的。荒凉的冬天想关住万物，春天一来，万物就如有着统一号令般的一起复苏，一起跃然在大地之上。看那些绝美的花儿，看那些盎然着生命之力的叶子，看那些流畅着大地生命的昂然气息和累累果实，看见它们，我的心就醉了，就受到了感染，心里就有了翅膀在自由自在飞翔，就觉着对自由的阻拦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啊。所以，人们都喜欢生活在四季如春的地方。这四季如春的地方无疑就是各个方面都有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地方，也是艺术繁盛的地方。我坚信这个世界最后是属于艺术的，只有如此，这世界才能其乐融融、自在圣洁和美好。

暖风行水上，琴声也随了碧水，笑声是那么舒心。一生悠然，你在我心里，我在你心里，没有陌生和隔阂，不分彼此，都是亲切的春暖花开。生活就是如此幸福。一切的丑行和卑劣显得是如此渺小，觉着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心有贪婪是一件多么不幸的事。

一声一声，我倾听着自然的美好律动，感受着人类艺术所创造的奇境。在这走着的飞翔里轻歌妙舞，哪儿还用的着抒情呢，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诗意弥漫，这自由之境，叫任何桎梏都失了效，都看到它们那失败和垂头丧气的样子了，也根本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华丽的转身后还是华丽，欣赏着这一切，陶醉在自己心境里，四处荡漾的是浪漫气息和幸福的味道。只感到那些艺术创造者是最值得尊敬。不事艺术的人，不懂得艺术的人，生活肯定没有情调和品位，有的是机器人一样的忙碌、麻木、无聊和空洞，使他们的人生追求显得是如此荒诞和毫无意义。千万年来，他们一直捆绑着自己，创造出来的所谓文明不是更解放了自己，而是将自己捆绑的更紧了，看看，还有比这更蠢的事吗？

笑着的人，在感染别人和自己，陶醉在自己伤感里的人，也很明媚，也是生之灿烂啊。走出来后，你就会觉着到处都是天光大亮，在和蔼注目你，先前的那些不过是清凉溪水拐了一下弯所发生的碰撞，有着夜深人静的悠长。

人生能感受到的越多，也就越有厚度和质量，为感受而生活，为梦想而生活，为品尝艺术而生活，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住在音乐里，住在文学里，住在任何一种艺术里，灵魂和它们一起起舞和喘息，该是人生一件多么幸运和幸福的事。而对未来的人类而言，肯定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我仿佛看见了未来人们那醉然于心的样子，也听见了他们的笑声在徐徐漫来，指引着一直冒失冒然、生活有点迷乱的我们。

和自己笑一笑，看一眼遥远的他们，就知道我们到底想要追求什么，就会觉着了生之幸福。那是一种人人都能顶天立地的幸福和快乐，和仙子一样逍遥。我深信，如果那时候还有国家存在的话，也不会再叫某国政府，而是叫某国艺府、某国文府或某国乐府了。

富勒尔牧师

回眸历史，通常犹如雾中看花。十八年过去了，穿过时间之雾，我们正在辨认六四这段历史的面庞。在纪念六四十八周年之际，至少有一点显现得越来越清晰：六四不仅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六四发生在中国，却改变了世界，最终也将彻底地改变中国。纪念六四十八周年，回眸在六四直接影响下前民主德国的一场民主运动，既是为六四添加的一个世界意义的注脚，也是展望中国未来民主化进程，可以从中受益的一次经验回顾。

 

和六四同步的东德民主运动

在六四的影响下，前东欧共产体制的崩溃，一直是人们关注的核心之一。但是就东德而言，人们关注的眼光和角度，似乎更集中在柏林墙的倒塌上，似乎柏林墙的倒塌就是东德共产统治结束的过程。殊不知，柏林墙的倒塌，并不是东德民主运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柏林墙的倒塌，更多的是象征意义，是压跨东德共产体制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整个东德共产体制的破产，却是几乎和六四同步进行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其中在唤醒民众、赢得国际社会支持和显示民主力量强大这几个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并且富有历史戏剧意义的，却是一个伟大的和平示威方式，史称“星期一示威”或“星期一祈祷”。

一九八九年三月，正当点燃六四运动的导火索，胡耀邦在北京逝世的前夕,东德政府通过了一个新的边境管制条例。三月二十八日，有四千名西德人第一次被允许在东柏林的亲友那里过夜。这四千西德人不仅过了夜，也给在共产体制蹂躏下的东德民众带来了信息和希望。

 五月，东德共产党公然在地方选举中作弊的情节被暴露，整个东德社会笼罩在一片悲观绝望的社会气氛中。这种气氛，正和六四运动之前的中国民众的气氛相仿佛。但是八九年五月，中国的青年学生已经从天安门广场发出了要求政治改革、新闻自由和惩治腐败的强大呼声。

六四大屠杀，举世震惊。偏偏那个时候东德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克伦兹率领代表团访问北京，公然对中共用坦克镇压学生的残暴行径大加赞赏。这一消息传回东德，更加使得东德人民对斯大林主义的绝望和不满。绝望的东德人先是选择了逃亡。那一年，从东德逃往西德的人民多达三十四万人。

富勒尔牧师

在一片萧杀的共产恐怖中，东德终于爆发了抗议共产政府的狂潮。九月四日，东德名城莱比锡举办传统的秋季交易会，结果在交易会上，大概有一千二百多人举行了游行。游行队伍的旗帜是“要自由旅行，不要大批离境”。但是随着队伍的行进，示威者喊出了“打倒秘密警察”、“推到柏林墙”和“开放到西德的通道”这样的口号。这次游行示威，自然也被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所包围；但是最终示威群众和警方都保持了良好的克制，没有酿成冲突和流血事件。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在莱比锡市中心的尼古拉大教堂，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和平抗议的方式。

尼古拉大教堂自从一九八二年以来，就在一位叫做克里斯汀·富勒尔（Christian Fuehrer）的牧师倡导下，在每个星期一的傍晚五点开始举行一次和平祈祷会。这位从未被介绍到中文世界的基督教牧师，在德国大名鼎鼎，也是造成东德共产体制最后崩溃的一位重要人物。

富勒尔牧师一九四三年三月出生于莱比锡的一个牧师家庭。一九六六年他毕业于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哲学系，一九六八年成为见习牧师。一九八零年正式成为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牧师。两年以后，富勒尔牧师鉴于东西方冷战引发的疯狂的军备竞赛，组织了一个为万众祈福的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在每星期一傍晚举行一次和平祈祷。这个祈祷活动从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开始，始终坚持着。

星期一祈祷活动开始的时候，参与者并不多。一九八六年，富勒尔牧师在尼古拉大教堂打出了“尼古拉教堂—为人人开放！”的大横幅，迅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同年瑞典首相、著名的世界和平推动者帕尔梅被刺身亡，富勒尔又组织了纪念帕尔梅，祈祷和平的运动。到八九年东德民主运动开始之时，富勒尔牧师组织的星期一祈祷，成了吸引东德异议人士集会的独特场所。

 

从祈祷到和平示威

九月四日莱比锡秋季交易会的游行示威，到了九月二十五日，就这样转移到了尼古拉大教堂。那一天，到尼古拉教堂参加星期一祈祷的人数突然增加到了八千多人。尼古拉教堂虽然宏大，但是可供祈祷的座位却只有六百个而已。很快教堂前宽阔的庭院中挤满了前来祈祷的人群，接着无法进入教堂的群众又涌入了附近的卡尔·马克思广场。这许多人都以祈祷和平的方式进行了示威，要求自由旅行权和民主选举。

事实上东德的秘密警察从八九年五月起就对尼古拉教堂的祈祷活动进行了监控。每个星期一都派遣了大量的便衣警察在尼古拉大教堂周围进行警戒。但是九月二十五日的祈祷人数大大出乎了他们的意料之外，根本就束手无策。这一天的星期一祈祷，以群众的胜利而和平结束，因此也就使得下一个星期一祈祷规模更大，人数更多。

到十月二日，参加星期一祈祷的人数更是增加到了一万五千人。这一次的祈祷会更多的具有了示威意义。人们喊出了当时震撼全世界的一句响亮口号“我们就是人民”（Wir sind volk！）但是东德警察吸取了上一个星期一祈祷的教训，因此驱散了这次集会。但是，星期一祈祷这种和平、强大的示威方式，已经迅速地在东德蔓延。当天在德累斯顿爆发了多达五千人参加的星期一祈祷。共产体制下东德，处处起火了。

十月九日，莱比锡尼古拉教堂周围又一次聚集了无数群众。当天尼古拉大教堂和平祈祷的主题正是为中国的六四大屠杀的亡灵进行追悼。有七万之众汇集在莱比锡市中心，借纪念中国的六四惨案而抒发自己的民主诉求。在宗教仪式结束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发表了言说，要求东德共产党和人民对话，结束一党专制。接着，这七万之众举行了星期一祈祷集会以来第一次的大游行。游行队伍高呼口号，在莱比锡城内游行了一周，甚至还在莱比锡的地方政府门前进行了示威。这天的大游行虽然被大量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军队所包围，但是他们那天得到的命令是，除非受到致命攻击，否则不许干预。东德政权领导人的这一决定，多少受到了中国六四大屠杀之后国际舆论谴责的影响。

 

从星期一走向民主

莱比锡星期一祈祷这一独特、和平而又强大的示威形式，通过西德和其他西方媒体的报道，不仅在东德各地引起了连锁反映，而且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良知和支持；反过来，这又鼓励了莱比锡的人民。当又一个星期一来临时，莱比锡尼古拉教堂旁边汇集了十二万民众，既祈祷和平，又进行民主示威。那一天，东德多个城市出现了类似莱比锡的和平祈祷集会和示威。更为有趣的是，西德各个城市的市民，为了支持自己同胞对民主的诉求，也在西德各个城市里举行了祈祷集会。当天东西德有上百万之众参加了祈祷会。

长期称病，犹如太上皇的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在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完全处于惊慌之中，匆忙结束休养，亲自来掌控全国的稳定。但是，这个局势，已经超出了他可以掌控的可能。十月二十五日，莱比锡的星期一祈祷达到了创记录的三十二万人。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莱比锡，当年的人口只有四十八万多。可以说，这一天，除了死心塌地的共产党干部和执行任务的警察之外，所有的莱比锡人都走上了街头。            仅仅是十多天之后，风月变幻。以昂纳克为首的东德共产党政治局全体辞职。柏林墙倒塌了。东德共产主义统治终于解体了。

莱比锡的星期一祈祷活动一直举办到九零年三月。但是那个时候，东德已经进入了民主化的轨道，并且紧锣密鼓地准备和原来的西德完全统一。星期一祈祷最终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因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星期一祈祷这种独特、和平和强大的方式，却在人类追求民主的历史上留下色彩浓烈的一笔。

发起星期一祈祷的富勒尔牧师此后多次活动世界各国的和平奖。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的本份和神职，至今仍在莱比锡的尼古拉教堂担任牧师。不过他早就成了这个教堂的最高神职人员了。

 

谣言，什么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谣言？什么又是宪法意义上的谣言？

在中国，值得悲哀的是，“谣言”一词，没有定义，没有概念，甚至法律也毫无作用。

这是一个谣言的国度，处处是谣言，只要官方指定的话。

最近，无锡市民丁某被当地警方指控为散布“太湖水致癌物超标200倍”这则谣言，给予行政拘留10日。这个时候我想起我自己，2001年，我因写短文“严打，新的恐怖主义”并公开发表被指控为散布谣言，被杭州市下城区公安局处罚5000元；2006年，我因写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政府强力拆除在建的耶稣基督教堂等报道文章被杭州市公安局网络监控分局指控为散布谣言，被拘留7日。

我和无锡的丁先生一样，都是出于对新闻不自由的无奈而勇敢地表达对新闻自由的追求，可是不免被打击。这是时代的不幸，更是公民的不幸。

可是，什么又是谣言呢？谁来为谣言定性呢？

5月9日，香港具有共产党背景的凤凰卫视在新闻中打出“黄菊逝世”的字幕，随后让身在北京梅地亚的该台台长刘长乐获悉，惊了一身冷汗。于是凤凰卫视赶紧解释刚才播出的是谣言，要赶紧道歉。因为中共宣布系统有规定，在新华社没有公布黄菊死之前就擅自宣布黄菊已死，在中共体制内就是散布谣言。按照中国现行的对于丁某以及对于我本人使用的法律，应该对凤凰卫视居住北京的台长/总裁拘留5至10日行政处罚，为什么刘长乐没有被法律制裁呢？难道刘长乐在北京还属于一国两制管辖使他有豁免权吗？

5月9日，黄菊在北京协和医院还没有真死——据说当时就差拔掉管子了，医生已经称医治无效了。有消息说，当天医生确实建议拔掉黄菊身上的管子，也有消息传出去了，谁知说拔而未拔，但黄菊也未必活过来。6月2日，黄菊真的死了，新华社发布的就不是谣言了。6月5日黄菊被火化，连一个星期时间都未来。从这个情况看，凤凰卫视5月9日报道未必是假，那他们为什么要道歉呢？这里面就有很多奥秘。

2007年06月06日新华网发布“无锡市民散布太湖水致癌物超标谣言被拘”消息，全文如下：新华网南京6月6日电（记者郭奔胜）无锡市居民丁某采用发手机短信形式，散布“太湖水致癌物超标”的谣言，涉嫌扰乱公共秩序，6日被无锡警方查获，现已被依法行政拘留。近日，无锡市警方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利用手机短信散布谣言，称“太湖水致癌物超标200倍”，引起一些市民恐慌。警方立即组织警力调查走访，很快查明散布此谣言的是家住无锡沁园新村的丁某。据丁某交代，自5月31日晚起陆续向130余人散布了上述内容的手机短信，并导致了更大范围扩散。《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散布谣言、谎报疫情、警情或以其他手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据此，无锡警方依法对丁某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决定。

这里我质疑这个消息，虽然这个消息不是假新闻，但起码这个消息不全面。第一，无锡确实出现了太湖水不能喝、发臭的事实，为什么不能喝，恐怕其中有太湖水致癌物超标甚至致命的成份，否则为什么市民抢购纯净水？由此可见，丁某发短信是出于善意，不是造谣，完全是善意的忠告和提醒，无锡市政府部门不但不能拘留他，还应该感谢他有先见之明。正如非典时期，张文康卫生部长公然造谣，说北京非典已经得到控制，让中外游客放心旅游，事实证明他张部长传播的是谣言，北京公安和国保却没有拘留他，导致他继续危害社会。甚至北京的《人民日报》还公然造假，继续宣传张文康的话，这是非常恶劣的，应该拘留《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王晨。可竟然都没有。这难道是法治中国的执法环境吗？

第二，谣言不能由公安机关定性，也没有由党委政府定性，应该由法院根据法律定性。随意对传播所谓谣言的公民处以拘留，应该说是公然对宪法言论自由的蔑视和抵制，更是对法律上认可的谣言标准任意发挥和解释，严重了说就是无锡警方以法律的名义强奸丁某。这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以权治国。谁的权力大，谁就有权利用法律；谁无权无势，谁就活该被拘留。

此刻，我看到我的朋友、《杭州日报》评论编辑魏英杰（孤云）6月6日在中国江苏网发表文章“谣言不会止于’行政暴力’”，该文认为：时值（6月5日）世界环境日期间，无锡太湖水污染危机举世瞩目。当这起公共事件逐渐淡出媒体视野的时候，当地发生一桩不大的治安案件，同样值得引起关注。据新华网报道，无锡市居民丁某因以手机短信形式传播“太湖水致癌物超标200倍”的“谣言”，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10天。他认为，当地此举并不明智，而且对中止“谣言”流布作用恐怕不大。太湖水体污染，严重影响市民日常生活，由此各种（包括不实）信息散播，实属正常。这也可以说是公众参与的一种表现形式。一旦危机解除，“谣言”自止。就事论事，这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换句话说，如何认定“太湖水致癌物超标200倍”是否属于谣言。在这方面，我是外行，相信很多无锡市民也不怎么懂。在网上查阅学术论文，却不难发现，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国内就有相关研究证实，饮水污染与肝癌高发有关。蓝藻（也就是这次无锡水危机事件的罪魁祸首）水华污染可产生藻毒素。“蓝藻产生的毒素可分为肝毒素、神经毒素和其他毒素三类，其中肝毒素由于发现其具有强促癌作用尤为人们关注。”（《福建省部分水源微囊藻毒素污染调查》，《福建医科大学学报》2006年10月第40卷第5期）

这不无清楚地表明，蓝藻水华污染与癌症之间具有高度直接关联性。当然，这不能直接证明“太湖水致癌物超标200倍”，更不能说，此次太湖水污染危机，必然导致饮水者致癌。但这已经足以证明，丁某所传播的内容，至少不是捕风捉影。当地警方以“散布谣言”行政拘留丁某，值得商榷。即便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警方援引《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丁某进行行政拘留，也不无随意性。在许多类似事件中，我们看到某些官员大放厥词，有意隐瞒事实真相，事后却没有因“散布谣言”而被行政拘留。为什么，在同样的事件中，我们却经常看到有公民因为合情合理（却未必属实）的言论而获罪？说得更直接一些，丁某肯定不是唯一散布“谣言”的人，只惩罚他一个，能否起到澄清事实的作用，也要存疑。毫无疑问，在这时候，行政权力随意或过度介入，很容易引起公众反感，不可能是化解危机的有效措施。因此，与其拘留一人，不如公开应对，消除公众疑虑。这件事情，在某种意义上，还应超越法律（管制）思维来看待。大家都记得，去年重庆彭水县的秦中飞因“短信议政”招罪，但是，当地公检机关最终承认，秦中飞诽谤案是一桩“错案”。魏英杰认为，这是对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和通信自由的必要的尊重。在丁某一案中，我们希望在无锡警方身上，同样看到这种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维护……说到底，无锡发生水危机，当地政府首先应向公众道歉，并拿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诉诸“行政暴力”，拿公民“出气”。否则，这实在会让公众质疑当地政府的执政能力！

凤凰卫视散布黄菊提前病死的“谣言”，不拘留；时任卫生部长的张文康散布非典谣言也不拘留……这是因为政治需要。

江苏宜兴以欺诈勒索罪关押太湖环保卫士吴立红，江苏南京关押博讯记者孑木（孙林）……也是因为江苏权力部门保护太湖的污染真相不被人民知道的需要，更是因为政治需要。

无锡市民丁某因“太湖水致癌物超标200倍”几个字的短信被拘留10日，重庆市民秦中飞因“短信议政”招罪险些被判刑……也都是因为政治需要。

幸亏新闻界、网络界的正义感支持了秦中飞。现在轮到新闻界、网络界的正义感声援丁某了，希望这个案子能够大白于天下，让人们知道无锡市政府无视太湖污染的事实，抗议无锡市政府打击善意提醒市民不喝有问题太湖水的市民丁某的不义行为、打击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违法、非宪行为。

呼吁无锡市政府、无锡市公安局善待市民，尊重和保护人权，还丁某等人的言论自由宪法权利。

 

1989年中国掀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至今已经十八年了，十八年来，这遍土地上一直持续着一场强迫遗忘与拒绝遗忘的角逐，持续着一场恐惧“六四”与纪念“六四”的征战，也持续着抹黑八九历史与澄清八九真象的较量。这个过程将持续到八九能公开、公正地讨论为止，到那时候，随着真象呈现于天下，那些栽赃陷害就只能回归于阴暗。

对于八九年那场运动究竟应该怎么看待？对这个民族前行是建设性的，还是阻碍性的？是有利，还是有害？是代表中国历史的必然趋势，还是社会发展中的偶然震动？说实在的对这些问题我也是有过困惑，产生过怀疑，也正因为如此，我真诚地求证了十八年。

还在八九“六四”屠杀之后，社会在中共当局极力渲染的动乱危害与稳定可贵下，民间有过对学生运动可能导致民族动乱的恐惧，并因此产生过一种屠杀“迫不得已”的认同。面对这种状况，其实我深知学生民主运动并没有导致社会的所谓动乱，但我不能证明它持续下去能否会导致动乱，而中共极权统治者却正是利用学生民主运动持续的可能动乱来作为现实动乱的举证，并因此求得屠杀的口实。对于一个历史并没有发生的事的可能趋势，来作为现实的证据也是中共极权威吓天下，欺骗百姓的一惯伎俩。然而对一个有文革记忆的民族，吃饭后的稳定实在很有现实的诱惑。于是这个民族接受了一个并不是事实的事实–学生运动将导致动乱！面对这种状况，其实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它一则是没有争论的场地，极权掌控下的喉舌，一际的鼓噪这种可能，不容许任何质疑的声音产生，同时对于一种社会发展的可能，由于其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可重复实验性，没法举证出这种可能的不存在。中共当局正是利用了社会历史不可重复与不可假设的特点，来肆意欺瞒愚弄天下。面对这种状况，我想很多人都心痛首疾，然则却无能为力。我当时想这种争辩在没有可能的前提下，事实也没有争辩的现实意义，那就留给时间，让时间来证明这一切的是非功过。应该说作为那场屠杀的主使者邓小平，我相信他对自己的决策对错，可能也是有所怀疑的，我记得八九屠杀后他出来说话时有两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一他主将不争论，八九的事等过两年再讨论，当然事实是过了十八年也不允许讨论；其二是他主将用经济的发展，带给国民的实惠来作为屠杀正确的佐证。当然十八年来中共当局应该一直坚守着这个原则，并努力寻求这种指导性意见的现实兑现。极权统治者们坚信，这个社会发展好了，它们的屠杀就正义了！

是的，作为八九那场屠杀下的幸存者，我能接受并且相信这个社会如果真因那场屠杀而带来发展好了，那屠杀的正义就很难被质疑，虽然在伦理上那永远没法逃脱罪责，但我相信现实的国人真会接受屠杀有理论，并久远地将屠杀尘封于历史的冤坟中而不得昭雪。然而问题是中国真的从那场屠杀中赢得了社会好的发展吗？真的给天下百姓带来了安康幸福吗？这就是我十八年来一直要求证的问题。然而经过十八年后的今天，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共屠杀没有带来这个民族的福祉，相反因此带来了这个民族不尽的灾难，将这个民族一步步带入了毁灭的深渊，并且这种毁灭是在虚幻的麻醉下以全民族性的癫狂来达成。

八九屠杀后，这个民族首先被极权统治刻意诱导丧失人类的基本道德与信仰，这个民族的灵魂被抽空了。从此这个民族变成一个不问是非

，只问利害的民族。这是屠杀后的舆论造势与现实残害下的必然结果，因为一切问是非的都要么囚禁于牢，要么边缘于外，主流的话语与现实的利益都与是非问题分道扬镳了！中国从此一步步深陷于动物性的物资欲望满足的奔窜中。这个民族的的动物本能通过极权统治的精心诱导得到充分的爆发。社会弥漫着比厚斗黑，逐恨角阴，卑鄙成为能力的代称，无耻视同优秀的人群，社会价值完全混淆，人间是非完全颠倒。十八年，这个民族成为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怪异物群，这个社会完全在背叛人类文明，颠倒人类历史，毁灭人类道义的路上狂奔！查找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历史，还没有多少时代有如此悖谬，如此荒唐，如此罪恶沉陷而不自知的！

在信仰、道德摧毁下，中国疯狂地展开了一场权力主导下的资源掠夺战。我说它是一场战争，是指它的的残酷性，罪恶性远远超过人类史上其它一切战争。首先它的罪恶在于用高远的所谓理想来欺骗天下，用公共权力来鱼肉百姓，借用一切文明世界的冠冕之辞，来达到私吞天下的目的。中国资源，从自然资源到人文资源，被权力主导下分割殆尽。这是人类历史上所仅见的一个疯狂权力资本化时代，其罪恶性远胜于人类一切发展时期的。如果马克思曾说到“资本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那么极权主导下掀起的权力资本化却是敲骨吸髓，是比血淋淋还血淋淋的罪恶！因为以圈地运动为代表的资本积累是建立在公开协商的契约上，而以权力主导下的资本却是在欺骗、镇压、屠杀下达成的。其血腥与罪恶可以想见，对此我们只要稍稍看看今天中国大地上那些奔走哭号的上访群体，就可以明了这种罪恶的深沉！

如果说信仰道德摧毁后的疯狂掠夺构筑了中国罪恶的深潭，那么掠夺下财富的抽逃与对社会正义的设防就成为更进一步罪恶的洪水。中国权力主导下不义的财富形成，没有结成中国良性资本发展的路基，相反这不义的财富都转化成要么抽逃到国外作为游离民族经济发展的外在体，要么转化成镇压扼杀民族良性与正义发展的凶器！这样将这个民族最后发展的机会给彻底阉割掉。中华民族就陷身在这种失血的发展中，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日益走向枯竭与死亡。也就是说八九屠杀的中华民族不仅仅丧失了今天，也丧失了明天！

中国十八年来的罪恶，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资源的极大浪费与枯竭，环境的极端破坏与恶化，社会两极分化的极度严重与矛盾激化。这从今天太湖的臭水，厦门的游行，与广西博白容县的暴动，就一再在明证着中国灾难的深重与无法前行！中国已经走到了行将毁灭的边缘。

十八年，在屠杀之下筑起的权贵集团，形成中国的权贵经济，其导演的社会变化是极其清晰的：这个权力统治集团在首先精心摧毁人们的精神信仰与是非评判后，将社会道德防线彻底突破，从而为肆意掠夺大开方便之门。在疯狂鲸吞民财后，利用社会改革的外衣将罪恶进行到底。目前形成中国社会农民无地种，居民无房住，工人无岗上，学生无钱学，老病无钱医，股民典裤衩的悲惨局面。这就是中国八九屠杀后经济发展的写真！这就是那场屠杀正义的佐证！

一个违背人类正义的国家是不会走得久远的国家！一个违背人类正义的民族是不会有繁荣昌盛的民族！一个违背人类正义的社会是不会有和谐安康的社会！不仅如此，这样的社会，灾难将如影随形，日久弥深，最后毁灭是它无二的归宿！中华民族在八九屠杀下的所谓发展，今天已经血淋淋地向世界昭示出：灾难已经降临，毁灭已经开始！这就是对那场屠杀正义与邪恶的最后明证！

我虽然求证明白了，但我却不尽悲哀着！这个背离的民族啊，你何日才能警醒？仅此感言，以资纪念！

－－ＹＳ论坛

 

一、于丹很愚昧

听说过去流行过苏丹红，现在正流行于丹红。前者事关身体健康，不可小觑，后者属文化事件，笔者一直无意于追赶潮流。其实早就知道”最聪明的小妮子”（此处借用媒体报道曾经像于丹一样红而且至今还在红着的易中天对于丹做出评价时的称呼）于丹成功”占领”了主流话语（央视”百家讲坛”以及一切权威非权威媒体）的主阵地，并且很快通过主流话语的狂轰滥炸达到了对百姓入脑入心的”教化”，仿佛在一夜间，坊间到处都是听于丹、看于丹的歌舞升平气象了。虽然有不少”好事者”以实际行动（”孔子很很着急，庄子很生气”文化衫事件）和理论挑战（”十博士联名倒于” 事件以及诸多讨伐文章）宣战于丹，以至于有媒体称于丹现在是处在冰火两重天，经受着上天入地式的两极考验。在我看来，”小妮子”于丹根本没有警醒，依旧是在风风火火闯九州，依旧是笑拈天下，依旧是在笑看坊间百姓为一睹于丹”心得”争先恐后地给她帐户送钱。批评无用乎？无用。至少在于丹这里是没有表现出多少用处。原因有二，一是于丹被主流话语所欢迎（这一点从《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及其他媒体对于丹的报道可以看出来），和于丹作战无异于唐吉坷德战风车，在不明就里的人看来虽有英雄气概却未免幼稚。二是很少有批评文章能点到于丹的”痛处”.一些批评不是浅尝辄止于情绪的发泄，就是大肆渲染其所谓的硬伤错误，这些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即便是十博士联名倒于的批评文章，可取之处也很寥寥，他们拿中国传统文化说事儿，未免让人觉得矫情。但所有这些对于丹的批评，都是有远见卓识的表现，因为于丹的走红确实迎合了主流意识形（心）态，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其他让于丹的所谓”心得”愚弄了百姓，让愚昧无知的他们乐意成为快乐的奴隶而不自知。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于丹为了赢得名利，放弃了一个学者（她是影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央电视台研究处客座研究员，澳大利亚新闻集团首先顾问，这些头衔似乎足以把她归于学者名下）应有的清醒和责任。当然也不排除于丹对《论语》和《庄子》的如此解读都是出于无心，但无论是有心还是无心，于丹愚弄民众确是事实。因此笔者认为，以教化民众做盲从的快乐的奴隶来迎合主流话语，这一点才是于丹走红的真正原因，同时也是她犯下的不可原谅的错误。相对于这一点，她那六经注我式支离破碎庸俗化的解读也好，依靠父辈（于丹父亲于廉曾担任出版《于丹〈论语〉心得》的中华书局副总经理）的滋荫也罢，包括借助于媒体和名家（主要是易中天）的炒作，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于丹为了满足”当下”的需要，脱离《论语》和《庄子》的历史语境，不顾自己的学者身份，有意无意地麻木百姓，愚弄民众，使他们在被愚弄了的同时还不自知，被卖掉了还在那里心甘情愿欢天喜地地给于丹数钱。于丹很高明，不愧是”名门之后”.我以为，从解读历史的角度来看，于丹应该向吴思先生学习，她至少要沉潜十年。同样是解读历史，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是在教人活得明白、清醒、不糊涂，而不是像于丹那样教人麻木不仁。同样是对历史的解读，吴思先生提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思想，比如”潜规则”、”元规则”、”血酬定律”等等，而于丹只是在一味地误读，有的只是肤浅的遍体鳞伤的所谓”心得”.吊诡的是，说真话让人清醒地吴思没有流行（中国历史向来如此，真正的思想家往往都是落寞的，除非能得到主流话语的赏识，但真正的思想是不可能得到当权者赏识的），愚弄民众的于丹却发展成为了”于丹红”.这倒是一个值得分析的现象，愚弄民众的于丹到底是如何走红创造神话的？

我觉得在如何看待于丹走红的这件事上，时评家解玺璋的思路可资参考。他认为与其揪住于丹不撒手，一定要论出个是非对错，还不如后退一步，看看究竟是谁造就了于丹？尤其是于丹能够迅速地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其内在的依据或逻辑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一些学者以及众多的读者（欣赏于丹的读者也很多，甚至更多），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参见《中国青年报》文章《阅读她，围攻她，于丹是怎样炼成的？》）正如解玺璋所言，于丹的走红首先离不开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正是电视媒体的强大的传播功能将于丹一下子推到了大众面前”.而大众对媒体的一向盲从、对央视一向迷信，认为能登上央视”百家讲坛”的就一定是好的，是有价值的，是可以信赖的。这是于丹走红的一个直接原因。另一方面，根据信息系统论的观点，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讲，从文化消费的角度看，确实存在着信息的需求，”对大众来说，流行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恰恰是流行本身。当一个信息被媒体放大后，就意味着它可能在群众中引起广泛的共鸣，即无意识的认同感”（解玺璋语）。不可否认，有关于丹这个信息的传播，确实有误导的成分。参与”十博士联名倒于”的中山大学博士生刘根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之所以参与这次活动，就是因为不想让人们再受于丹的误导了。在刘根勤看来，于丹所讲的《论语》和《庄子》，都只是借了古典文本的外壳，但实际上很像速成教材，不仅偏离了文本本身，也给人造成了误导。我在这里引用十博士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我同意他们的”集体作为”，正如上文所说，虽然十博士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具体操作上，他们犯了文革时代的上纲上线的错误。因此我对此次事件的基本态度是，用意是可以肯定地，但涉嫌炒作。我的理由是，如果仅仅是要”倒于”，为何要借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名义，为何要注明是十博士，而且为何要偏偏凑成个”十”？当然，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样做有利于传播，有利于掌握话语权，但现如今的所谓博士们，也存在着许多博士不博的现象，所以没有必要借着博士头衔说事儿，更不必要把反对于丹上升到挽救中国文化的高度，只要把于丹为迎合主流意识形态而愚弄民众的真相说出即可。诸如”中国文化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同鸦片战争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相比，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也更隐蔽。因为，这一次她所面对的是那些打着要’开掘中国传统文化这座富矿’的旗号的人们，他们巧言令色，谄视媚行，实际却偷偷为中国文化掘好了坟墓”这样的语言，确实是有些夸张了，因此也削弱了本应该有的批判力度。要知道，民众关注于丹，追捧于丹，不是因为它讲述了多少真知灼见，也不是因为她在学术界有多么重的分量或者多少学术发明，原因很简单，她讲的通俗易懂，就像穿着华美外衣脸蒙丽纱的少女，在拿掉漂亮外衣之前，民众能看到的只是外在的东西。如果联系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会发现于丹的出现并非偶然。这是一个商业味道浓厚的时代，是一个竞争大于虎狼的时代，是一个很容易迷失自我的时代，是一个让普通民众难以寻找到精神家园的时代……许多人都渴求精神上的乳汁喂养，而被某些人形象地称为”文化奶妈”的于丹的到恰好满足了他们的需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说因为有了中央电视台才有了于丹，即使她不出现在央视，也会出现在超级女声的出产地。于丹太熟悉民众的这种需要了，她一直在担任”百家讲坛”的策划，参与者节目的评判，可以说”百家讲坛”从一开始她就很熟悉，用于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经常在一起谈，什么样的题目找什么样的人来讲合适”.于丹在一开始就认识到，不能把《论语》当作外在的一种学问，而是内化的生活方式，……不是学术内容，要能够深入浅出，……讲的时候能加入大量情节，就是话不远人，让大家觉得他离现代生活很近（参见《新京报》于丹访谈）。有了这样的定位，于丹的”心得”最后滑向愚弄民众的泥沼就毫不奇怪了。对此，于丹似乎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说她是十分清醒着去教会民众做快乐的奴隶的。她不止一次地对媒体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们在不同的平台上有不同的考量标准，如果在大学讲坛上我这样讲，那我是渎职的，我是对专业学生的不负责任。但是如果在电视上以一个大学讲堂上的严谨，讲究考据的话，我也是对大众的不负责任。现在每个人被多重价值观撕扯着，《论语》不能包治百病，也不能在心理学角度立竿见影地起作用……于丹很清楚在课堂上面对那些稍有些专业基础稍有些独立思考能力的大学生来说，她不敢”造次”，不敢”心得”，更不敢愚弄，因为那是稍微清醒着的”群体”，而对于那些没有根本没有时间或者没有兴趣读过原典的民众来说，怎么”通俗””心得”都是无所谓的。事实上，对于丹的书感兴趣的绝大部分人就属于这样一个群体。这就是于丹的”聪明”和”清醒”，不要以为”红”起来是多么容易的事情，你既不想脱衣服（某些露点明星），也不想曝隐私（木子美），更不想恶心人（芙蓉姐姐等），那就要用用脑子，好好”心得”一下，才能像于丹这样红！当然也要学会”借力”，像于丹和易中天那样互相吹捧（在百家讲坛播出期间，易中天就在博客上贴出帖子：”今天看了《于丹〈论语〉心得》，不禁拍案叫绝！建议大家都去看看。友情提醒：该节目系醇酒一坛，’度数’略高，不胜酒力者慎之！”不仅如此，易中天还亲自到演播室祝贺，并向于丹提出两点希望：一是不要一口气把半辈子的故事都一股脑讲完了，二是不要把酒味太浓的酵母直接拿给观众，而要端出热气腾腾的馒头。于丹这边也是”礼尚往来”，她在接受《新京报》访谈中说”易老师作为一个学术前辈，对我很提携。而我对他非常敬重。他身上由中国知识分子难得的风骨，外在张扬的傲气，可以率意独行……他是一个真性情的文人”），以此达到互相抬轿子吹喇叭共同愚弄民众的目的。从于丹和易中天互相吹捧的话可以看出，两人不愧都是”百家讲坛”出来的人，不仅仅是具有在一些人听来”动听”而在一些人听来”聒噪”的”央视腔”（陈丹青语），还深谙愚弄术，通晓鲁迅先生所说的统治阶级的”瞒和骗”手法，如此人中”豪杰”不红才怪！

于丹就这样红起来了，原典就这样被庸俗化了，而真正的学术却没有振兴。学术是什么？学术能干什么？有人会说学术要触摸时代的痛感神经的，让时代随之清醒起来、兴奋起来的，而不是只给时代挠痒痒，让时代昏昏欲睡的。如果学术界不能在时代面前保持清醒，而只会一味地投机钻营、撒娇、挠痒痒以沽名钓誉，那是学术界的耻辱，是时代的悲哀。可是看看于丹他们，我们还复何言哉？也许于丹能够承认自己本来就不是在做学术解读，而是在做大众传播，”我讲的内容不是多么学术可，也不是多么经典，而是心得”.有人据此分析，表面上口若悬河的于丹，其实也深知自身的不足。有评论者提出质疑：于丹学的是传媒，能懂多少《论语》，我们都知道，《论语》及其相关的学位博大精深，从古到今，好多人一辈子研究《论语》，都不敢称专家，而传媒出身的于丹，竟然敢称自己为专家。其实专家于丹的所谓要教会民众快乐的”心得”，连她自己都不能够做到，这套理论在她身上根本就不是统一的。曾经在网上看到一篇《于丹为什么不快乐》的文章，陈述于丹不快乐的理由有六：首先是新书猖獗的盗版；其次是应接不暇的邀请；再次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第四是走红后她的快乐达到了顶点；第五是她做了力所不及的工作；第六是于丹没有学会拒绝，她讲庄子却学不了庄子，抛弃不了已有的名利。号称要给亿万观众带来快乐的人本身却不快乐，真是一个悖论。于丹没有拒绝欲望的勇气，因此她的精神质地离庄子很遥远，虽然她有那么多的”心得”.这再一次证明了知识分子面对纷繁时代必须作出选择，在社会转型期，大学已经不再是”世外桃源”，知识分子能否有独立性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大学知识分子该如何自处？是”有我”还是”无我”？论者李杜韩提出，在当代语境下，陈寅恪式的”有我”知识分子只能是”遗老”式人物。那些在国内产生过广泛影响有很大名气的，大学还可以有所选择地”供养”起来以作”标本”，而没有形成气候的那些人其境况肯定就不乐观了，他们要么转型成”江湖术士”，凭教授、博士、专家、学术委员的头衔混碗饭吃，要么就在金字塔的底部或边缘，守着清贫过教书匠生活。而”有我”的知识分子，在”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时代已经渐渐容不下了。于丹成功地实现了转型，成为”无我”一代，把”智者”转型为”辅导老师”、”知心大姐”，启蒙与批判已经不存在了。一切都在”和谐”中化成”求生”、”求美”、”求善”的智慧。而没有生命的独立性、没有强有力的批判因素，生之善与美凭什么判断？惟有凭大众的认同、权力者的认同了。于丹的走红恰恰就是依靠大众和权力（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大众为什么认同于丹？因为于丹把原典庸俗化了，或者用主流媒体的话说就是”于丹把覆盖在《论语》上的历史的学术的硬壳儿轻轻揭开了，呈献给大家的是一个最直接、真实、朴素的真理。真理是可以进入到人们的心里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基因一直就潜藏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主流话语为什么欢迎于丹？因为于丹要大众在得不到现实的快乐时，要做到内心快乐，在现世得不到快乐时，要寄希望于未来（来世），这不就是要大家做快乐的现世奴隶嘛？况且于丹的作为还被权威媒体赋予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圣色彩，”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非常深厚的富矿，在21世纪的当今中国，在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物质挑战和精神困惑的当今世界，开掘中国传统文化这座富矿，让其发挥出特有的启迪心智、砥砺精神的力量，既非常必要，又迫在眉睫”，”在于丹现象的背后，我们隐约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看到了当今中国百姓心灵深处对于通俗易懂的人文理论的强烈渴求”（参见《人民日报》海外版）。于丹就是这样赢得了大众和主流话语（权威媒体）的充分肯定。于丹应该感激盲从的大众和主流话语，而且她也确实在感激。在于丹和名嘴司马南的对话中，于丹说她要”三鞠躬”，”第一鞠躬对热情的观众、读者，因为他们真正在形成一个文化现象和核心。第二鞠躬是对古圣先贤，他们提出的精典能够活在当下，仍然能够让今天的中国人获得一种可以幸福的依据。第三鞠躬，我应该向媒体一鞠躬”.看来，于丹的确一直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而且作为媒体研究者，她对如何操纵主流话语也并不陌生。据媒体报道于丹在做学生时就当学生会主席、研究生会主席，现在担任着系主任，她对行政话语自是熟悉。

其实，与但所讲的庄子，其本身并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众所周知，庄子是脱俗厌世的，这和当下的盛世歌舞升平并不相”和谐”，庄子鄙夷社会是不合时宜的。而于丹口中的庄子却是和原典相反的，她所讲述的庄子和主流话语达成了共谋。于丹没有意识到，在一个传统文化断层犹如鸿沟一样的今天，对于传统经典的诠释要求比别的时代更严肃，否则就是在思想谋杀，而对思想的谋杀，是比对肉体的谋杀更可怕的。而孔子的《论语》一向为盛世执政者所欢迎，因为整部《论语》，几乎处处都能感觉到孔子在那个时代的忧国忧民，孔子内心有一种巨大的责任感，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其最终目的，是要自己的学生不但求得内心的安宁和快乐，更要有所担当、为民解忧。于丹把孔子的这些特点发扬光大，当然会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欢迎。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于丹则模糊甚至错误地阐释了《论语》，比如于丹说《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其”小人”就是指”小孩子”，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无怪乎有论者提出，虽然于丹讲的心得是很好听的，也是可以给人启迪的，但却不是《论语》的，甚至是反《论语》的。没有一定孔学知识的朋友，是很难进行分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于丹的成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式微的明证，只有在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知半解的时候，于丹才有可能成功，于丹式的误读和歪曲，恰恰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伤害。有人说，于丹对《论语》的伤害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错读《论语》章句，甚至是一些极为低级的错误，这后果，使文化不高的人从此错误领会了《论语》和孔子的意思；二是曲解《论语》思想，把一些圆滑世故、无原则隐忍、消极对待贫困甚至阿Q精神都强加给《论语》，而这些思想正是孔子所批判的，这后果是使得不懂《论语》的人就此错误地理解了孔子思想。于丹的成功不单单是因为她的学识和能力，还是在优秀传统文化复苏和传承中，时代的呼喊和媒体炒作的成功对接，这反映出社会环境和整个社会文化生物链的断裂，于丹、易中天们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么粉丝，朱杰人认为原因其实很简单：我们缺少有效的渠道可以把民众需要的历史和文化主动地介绍给他们，传承给他们。另一方面人们对传统经典的追逐与回归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加强，这是出于本能的对自身传统的趋同或趣归。由于无法从更佳的渠道获得满足，于是就出现了民众争相读于丹、易中天的场面（参见朱杰人《易中天、于丹走红的背后》）。

我注意到，在批评于丹的声音中，史学家朱维铮最为理性、激烈。他认为”布道也好，一家之言也好，你在公共平台上必须说清出处，这个我想在国内外都是基本要求。我让学生找了一本来看，它有心得二字，那应该是自己阅读所得，但我看了一下，没有一句’得’是她自己的，而且我吃惊的是，全书引用了他人的观点，却没有出现一个20世纪人的名字。这个我以为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我可以指出，她引的这段解释是谁的，那段又是谁的，包括她引了鲁迅的话，都不提鲁迅的名字，而旁边都写着’于丹心得'”.而曾经穿着印有”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字样的文化衫喊着口号反对于丹的汤军认为，于丹的两部《心得》都是”《无极》”的升级换代产品，在教我们做快乐的奴隶。反对者的出言相当大胆和不逊，”按照于丹对于孔子所谓的学说做人的话，于丹这个时候必须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必须在家里做为她丈夫的生育工具和……（因词语太过激，引者从略）工具，怎么能够如此在外面招摇过市呢？于丹做不到这一切，这说明她对孔子所谓的’智慧光芒’不过是对孔子进行无耻地阉割，叶公好龙而已，借助当前社会的歪风邪气，出来骗钱骗名罢了”.这话虽然说的有些偏激，但却十分到位地点出了于丹肢解《论语》的”丑恶行径”，点出了她为了迎合大众特别是主流意识而故意”嫁接””歪曲”原典思想的”不耻行为”.这一点和时评家解玺璋文章观点一致，他认为，于丹宁肯歪曲庄子，也要迎合某种东西。她迎合的是什么呢？就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而主流意识形态也以妥协的姿态接纳了经过于丹重新解读的传统文化，于丹视角下的传统文化，是教人麻木快乐的奴性文化和阿Q文化。所以，”全民阅读于丹”，其实是社会转型时期整体道德焦虑背景下的非理性选择，是媒体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谋。对于误读传统文化的行径，评论者何三畏形象地称之为”裸奔”，他认为在今天的文化现实，已经有一种向古代社会”裸奔”的架势，所以叫裸奔，是指它似乎尽量不愿给历史带去丝毫现代观念，像鸵鸟似的把头埋进过去，甚至以现实的需要强解古典。其实于丹读史和那些席卷荧屏的古装戏对主流话语来讲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一起成为抗拒现实矛盾的有力武器。于丹有意无意地给民众传递出了安于现状逃避现实的麻木和愚昧。当《汉武大帝》喊出”朕毕生所求就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和”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成为灰烬”的主旋律的时候，当用”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又何惧身后骂名滚滚来”的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为雍正王朝正名的时候，当于丹在百家讲坛侃侃而谈向民众灌输”心得”的时候，民众在不知不觉中泯灭了反省民主和对抗威权的精神。

于丹”心得”的本质，被许多有识之士所看破，其中不乏塞外李悦这样的清醒者。李悦说：我从不奢求于丹和所有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像顾准那样探求一个民族的精神出路，但我希望每一位知识分子都有一个道德底线，那就是说真话，生活在真实当中。于丹在”于丹心得”一书中，提到中国人幸福指数在下降，她也一定知道下降的原因，但她闭口不谈造成贫富差别的原因，也不谈如何解决贫富差别，更不谈社会的正义与非正义，只是多次让贫者返回内心，安贫乐道，像庄子那样插上翅膀飞翔起来。于丹身边一定有交不起学费的大学生，他们能够轻松飞翔吗？吃不上饭的学生是没有力量与于丹教授一起爬树浪漫的。李悦认为，缺乏辩证法的于丹只能简单、生硬、自相矛盾、形而上学地看待传统文化，只能闭着眼睛唱赞歌，在她嘴中笔下，传统文化得到了全盘肯定，孔子成了有适宜温度色彩的儒雅的长者，庄子成了插着翅膀飞翔的仙人，沉重、严酷、忧伤和血腥的中国文化史，被于丹教授编织成田园诗味道的童话故事。对孔子《论语》解读是这样，对《庄子》解读更是有过之而不及。于丹在解读中只字不提庄子所具有的批判力量和怀疑精神，只字不提庄子蔑视权贵，拒绝为统治者效力，追求自由和人性解放的理想，只字不提庄子对官方哲学的强烈冲击和否定。这些无不说明，于丹对《论语》、《庄子》的解读真是太肤浅、轻松了。有论者甚至认为于丹的心得说白了就是新阿Q精神，类似精神鸦片。她以自己的主题为核心，到《论语》、《庄子》那里去寻找论据，再用小故事作搭配，就成了所谓的”心得”.她的主题就是叫人逃避现实、反省自己。有人这样诙谐地讽刺于丹”心得”：凡是曲解的，都可以叫”心得”；凡是《读者文摘》的，也就是”心得”；凡是《于丹〈论语〉心得》中的段子，同样能拿到《于丹〈庄子〉心得》来用；凡是圣人说的，都是与和谐有关的。

对于丹的”虚伪”，已经有许多警惕的声音。于丹要走红要发财，尽可以依仗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名门之后”，只是你玩你的，别忽悠了老百姓，更不要来个釜底抽薪，把我们这个社会的不平衡的物质等分配机制抹平了，把贫富的社会矛盾掏空了，超脱于社会实际，让人在大而空中平衡心态，让我们学会忍与恕，无视社会的不平等，成就了一少部分”治人者”，在他们抢占了社会优势地位，占尽了社会优势财富资源，故而在守成阶段就需要一种治心之术来愚民。于丹是绝顶聪明的人，她在让老百姓心甘情愿给她送钱的同时，还要他们潜移默化地接受自己的愚民思想，全心全意为主流话语服务，她要用她的思想来引导民众，引导他们在麻木中修身养性，她不让他们抱怨社会不公、处事艰难，没有洞察力的文化知识并不十分丰富的人根本看不到其中的玄妙，即使拿些有些定力的知识分子，也未必就能够逃脱于丹和主流话语共谋设计的思想的高明的陷阱。于丹所倾心的孔孟之道和老庄思想，并不全都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鲁国平在评论于丹的文章中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儒家的不走极端的中庸之道似乎符合普通老百姓求平安和谐的心理，也符合统治阶级政治长治久安的需要，但无视社会大环境的不公平却一再强调被统治阶级的人民大众的仁义道德和损己以公，如此不尊重个体生命尊严与价值的思想体系占据我们一切主流政治经济文化的行动指南阵地，难免国家和人民的路越走越窄！

在文章最后，让我们再来比较一下于丹和吴思。同样是讲史，于丹所做的是美化现实愚弄民众，而吴思先生却在直面当下警醒世人。同样是用时下的语言解读历史，同样的幽默诙谐，吴思做到了站在民间立场说真话，而于丹却与主流话语相苟合。从这一点来说，于丹还应该向吴思先生学习。因为作为一个学者也好，知识分子也罢，讲真话这一最基本的要求是必备的素质。可是，在这个纷纷扰扰的现实社会里，真的猛士受到了排斥，假的花瓶却受到了吹捧。悲乎？惨乎？套用曾经流行过的那句歌词来讲，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世界看个清清楚楚！

二、王朔很自卑

最近文坛风景煞是热闹、好看，尤其是所谓的王朔复出，又是骂人（上至学术大佬季羡林、中至文化明星余秋雨、下至青春旗手郭敬明，全被他来了个扫堂腿，骂声一片）又是自暴隐私（吸毒、嫖娼、”我们家徐静蕾”等等）又是狂言（以后接受记者采访十万元一小时），把媒体和大众忽悠得晕晕乎乎，不知道东西南北，王朔玩”变脸”，全中国人民跟着乐，傻乎乎张着嘴巴都在看一只文坛老猴耍把戏。其实王朔就是一超级”炒男”，他”炒”起来比湖南卫视超级女生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如果说超女是大众时代的大众娱女，那王朔就是快餐时代的文化娱男，虽然他的年纪和超级女生比较有些老，以至于有人叫嚣着欢迎王朔跨进文化养老院，但他毕竟是生活在现代转型期语境下的中国，文坛的风口浪尖还需要王朔这枚”无知”下的蛋，”无畏”地在媒体和大众间冲锋陷阵娱乐全民。可怜小姑娘徐静蕾，因为老男人王朔的招摇撞骗，也不得不又一次被”扒光衣服”（据说有人画出了她的裸体画）供媒体炒作。当年流落文坛的北京大院子弟耐不住老之将至的大寂寞，为了再从老百姓口袋里糊弄出来几个小钱，不得不腆着那张闯荡江湖的脸碟碟不休说着哗众取宠的话，也实在是可怜。谁都讨厌给自己添堵添恶心的人，但却不得不佩服那些明知道自己是在给大伙添恶心，还要硬着头皮”表演”的人的”勇气”.别看王朔话说的纵横捭阖、唾沫星子乱溅，但他内心未必不是在痛苦地挣扎；即将进入老年人行列的寂寞大概很可怕，即便他能很硬气地说出”没有谁是过时的”话，也掩饰不了他内里的虚弱和不自信。”调侃”能成为王朔语言的最大特色，与其说是王朔把这种语言形式当作一种不软也不硬可退可守（即能化解对方的侮辱，又能保护自己的尊严）的工具策略，还不如说是为了掩盖”痞相”下的自卑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可低估岁月的力量。）

王朔的表现确实给人一种”老”人迟暮老之将至的感觉，当他说出”马原确实不行了，给我英雄气短的感觉”未必不是在说他自己。他评价苏童、叶兆言”纯凭所谓的才气，耍江南才子的范儿，男的超不过胡兰成，女的超不过张爱玲”，看上去底气充足，骨子里却是虚弱。《王朔文集》出来以后，几乎没有什么作品再能够制造轰动效应的王朔，惧怕失去在文坛呼风唤雨吸引公众眼球的能力，特别是急火攻心不太顺利地参与了几个算不上成功的影视剧，但终归无可奈何花落去以后。为了能写出好东西，回到文学场域的中心，不惜听奉上海一女作家的话，开始吸毒，自以为可以籍此找到写作灵感寻求突破的他，却写出了看上去并不美的《看上去很美》，遭致了许多人的呵斥与围攻，本来骨子里就缺少自信的王朔彻底回到生活，再也没有好的作品问世。有人说”这里面反映出他很大的自卑”，因为”他从小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原来我们在大院里，他属于在孩子中间不带他玩的，经常跟着屁股后面屁颠儿屁颠儿跑的人。所以他从小就有点自卑，这种自卑表现在后面就是那么大腕儿了，也没有觉得太自信。”（出版商金丽红语，见王小峰《王朔后传》，《三联生活周刊》）王朔号称只有高级知识分子才能看得懂的新书《我的千岁寒》，不少文字开始反映对生死的思考，这一方面表明他开始关注思考终极人生问题，另一方面也表明他老之将至的晚年心态，他内心因此充满着巨大痛苦，尽管王朔表面上还可以装出一副轻轻松松调侃的样子。和王朔合作过的叶京说”其实这就是一个伪装自己的外壳，在他内心深处，还是有很多痛苦的东西。他和现在的人的痛苦是不一样的，现在人的痛苦是建立在物质表面的基础上的，那个年代是内心的痛苦，就是挣扎，说的光明一点就是追求”，我以为这是目前解读王朔最深刻的表达。因为这一点，文章写到这里我很想放弃，一个表面光鲜内心虚弱充满自卑缺乏自信的人何必再去”打击”他呢？尽管他声称谁也打击不了他我，我还是有点于心不忍。但考虑到王朔既然想要一个独特的”姿态”，我也就满足他摆一个Pose的心理需要，继续下面的话题。

阶级时代的一句名言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王朔自卑的痛苦有他自己的根源。考察王朔的创作可以知道，他开始写作的时候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阶段，原来政治色彩浓厚亲不亲阶级分的社会逐渐被以一切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商业社会所吞噬，原来固有的生活准则似乎在一夜间就土崩瓦解，此时新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有待于建立和完善，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在发生着悄无声息的变化。原来王朔这样的大院子弟突然之间失去了原有的优越感和特权，原来计划时代计划经济有计划无忧虑的时代结束了，以前的良好自我感觉不知不觉间被挤压到了社会的边缘地带，父辈的铁马金戈的辉煌成就与被冷落的大院子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理想主义教育下长大的王朔们，本来以为可以凭借父辈的特权和优势，再次成为新时代的英雄人物，成就一番伟业，可是生不逢时，生活让他们成了北京平民。他们陷入茫然不知所措，只好借助于调侃来掩饰内心的虚弱和自卑。也许你会有这样的生活经验，一个人越是在那里喋喋不休越是看一看出他内心的虚弱。王朔这一生都在不厌其烦地说个不停，批这个批那个，虽然有时候也能命中靶心，但大多脱靶的的语言还是透出他的话语虚脱。他可以批评一切，却从来不批对他有好感或者有益的人，他可以批余秋雨，但却不批王蒙，信口说出”王蒙还有余地……他过去经历过那么多事儿，至少还能写出特别伶俐、有思想的东西。从作家变成思想家，他是可以的”的恭维话。王朔不批王蒙未必真是服气王蒙的写作才华，当年的文界中人对他的围攻幸亏王蒙站出来说了那么一句话，所以王朔心存感激，这也是人之常情，王朔好像也没有必要避讳什么东西。但说王蒙可以成为思想家，这话也太过分。试问王蒙的经历和身份能超过周扬，晚年周扬那么否定自己，出了那么多理论文章，人家都不肯送他一顶”思想家”的帽子，何况王蒙一直缺少自省意识。就凭那么几部赶巧搭上时代车子的所谓作品，想成为作家还说得过去，至于思想家就免了吧。我以前曾经质疑过他的”大师”身份（《王蒙是文学大师？》见《山西文学》2006年第9期），并不是要吹毛求疵，建国后我们国家没有生长出自己的思想家和大师，这是常识，有的只是”私”想者和”大屎”级人物。那些一滩老屎也可以被说成”大师”，但明眼人自己看到的恐怕还是一堆臭大粪。文坛老油条们尽管可以给自己加冕冠带，但后人却还要拨光了衣服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王朔故意把新作《我的千岁寒》炒作为”三种人不能看”只有”高级知识分子才能看懂”的书，除了能够掩饰自己新作的”晦涩”以及”无趣”和故意吊人胃口之外，实在是起不到别的作用。

这本书收录五部作品，包括《我的千岁寒》、北京话版《金刚经》、《唯物论史纲》、《宫里的日子》、《梦想照进现实》。明眼人一看便知，王朔要从物理、科学里面找写作资源，以此超越/摆脱自己写作困境，这也许是一次华丽的转身，也可能是又一次败北之作。他不是不可以到所谓的科普、理论著作里面找资源，只是他不该在此时嘲笑那些从传统中找写作资源的其他人，他说那”太他妈贫乏了，从传统中找就是传统的奴隶”，这话说得未免太过唐突，因为我们看不出从科普著作找资源和从传统里找资源有什么不同，难道说前者就一定比后者更高明？在我看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这一切只能被视作不算成功的炒作。王朔说：”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我估计，以王朔现在的迅猛发展趋势，很快就会成为第五大俗了。王朔的嬉笑怒骂在十年前还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愤青的无知无畏，现在他以近知天命之年纪再来扮嫩装无知只能被当作恶俗表演。王朔再次以这种吸引公众眼球的面目复出充分暴露出他的不自信，他很害怕会被遗忘，害怕自己不能再次处于公众舆论的中心，他惧怕老之将至，内心太虚弱了，以至于他语无伦次，喋喋不休：”我本来觉得这社会不需要我了，我以为你们拿我当仇人，我就是仇人……我以为我是作家呢，我以为我是知识分子呢，我以为我是新贵呢，我以为我是流氓呢，我以为我是名人……”在不自信的心态下，老男人王朔就变成这样絮絮叨叨了。但王朔知道如何操作舆论，深谙市场炒作之道的王朔，此番炮轰的对象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无论是比他更老的余秋雨，比他更小的80后，抑或是王子文、杨澜、吴征等人，都是今年比较热门的”话题王”，王朔在短时间内如此密集暴露其私，如愿以偿的把自己推向了传媒舆论的话题中心。

王朔的”痞相”一方面来自自卑心理，另一方面来自他的成长环境。正如一位学人所说的那样，虽说王朔一直处于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北京，但王朔并没有经过系统的知识训练，这么说并不是说他的水平不行，事实上它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那些经过大学锻造所谓”科班出身”的作家们。说王朔没有经过系统训练的主要意图，是要说明他骨子里太缺少科学和民主的意识（也许已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他本来就是很荒唐，一个笑话？）。而作为北京文化的另外两种形态，即封建没落文化和半殖民地文化对他的影响很大，他的潜意识里有着一种北京（北方）人所固有的躁动和不安，有一种虚妄的莫名的优越感和目空一切的狂妄，有一种对京派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形态的排斥，还有着明显的义和团后遗症，这就”培养”了王朔因自卑而产生的主动进攻心理。于是，在无知者无畏的幌子掩护下，王朔开始了闯荡江湖的叫板与谩骂。不可否认，王朔一开始并没有表现出如此强烈的进攻意识，文学界对他的态度也是促使他成为动物进攻型的不可或缺的外部原因。熟悉文学是的人都知道，早在1978年，王朔就发表了短篇小说《等待》，无奈这篇小说被淹没在当时伤痕文学的浪潮中，当随后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一浪高过一浪之际，王朔实在没有到中流击水的能力。王朔真正引起文坛注意是在他发表第一篇小说《等待》八年之后（正如这个小说的命名所显示的，王朔一直在等待中艰难挣扎），即1986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与《橡皮人》问世之后，而此前的《空中小姐》与《浮出海面》两部中篇，其实是一个过渡，也可以说是一种尝试。此时王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的生存境况，是一些不三不四、不登大雅之堂、无视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无视社会法纪和社会公德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是一些放浪行骸、放荡不羁的混世魔王和极端的享乐主义者，一言以蔽之，是一些社会渣滓，他们不把自己当人并耻于为人。《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你不是一个俗人》等等，这些被印在文化衫上的被当年小青年们当作时髦的语言，一时间几乎成为他们”玩世”的接头暗号。仔细考察王朔的作品会发现，王朔笔下的人物始终是一个特殊群体，连续阅读几部作品，就常常会发现人物的混淆，他们的语言、行为、作派、背景都相差无几，除了共同的的”癖性”和”顽”态之外，难以见出不同之处。他笔下的人物都是一类，一种人物，不是个性化的人物。读完一部作品，只感到一批人在脑袋中活动着，他们都有姓名，又似乎都没有姓名。值得注意的还有王朔写作的视点，他和他笔下的人物即那些”顽主”们的视点处在同一水平线上，作家、叙述者与主人公”我”常常相互叠加，使作者以这些人的眼睛看世界。这充分说明了王朔对笔下人物的难以超越，他就是籍此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混进文坛的北京痞子。有评论者质疑生活中的王朔真的就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玩世不恭吗？据说并不是如此。他要想活得和年纪相仿的（比如冯小刚）等人一样人五人六，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多赚一点钞票。尽管他可以用很亲昵的语气说出”我和我们家徐静蕾的钱不分你我”类似这样的话，但依靠别人活着不是他作为男人的秉性。王朔深知只要自己肯开口，只要找准好时机，只要把自己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他的书就可以多卖一点。我可以骂这个骂那个，以便让你们开心，但你们要在开心的同时买我的书。这想必就是王朔的心态。尽管他一再声称，《我的千岁寒》三种人不要看，但中国人的心理往往是你越不让看我愿想看，就像越是禁书越好卖一样。王朔深谙此道。如果真是没有人买他的新书，那他自己还有他的出版商怕是要骂娘的。

时过境迁，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再来仰视作为反叛社会的”痞子”王朔，是什么就什么，知识界似乎也没有必要为了张扬自己的思想抓住王朔的”痞相”不放。把王朔还原为人来看，他骨子里少不了的是虚伪、自卑、不自信。所以，到最后还是那句老话，只要媒体和大众不盲从不搀和，王朔们再折腾再炒作也是白搭。不借助媒体的娱乐力量王朔们就失去了炒作的能耐，因为一切炒作皆有赖于传播。但这毕竟是娱乐时代，想让媒体做到这一点无异于是天方夜谭。

文章写完了，我却有点后悔了。不知道此文会不会继续助长王朔的炒作，如果那样，就事与愿违了。奈何？奈何？可奈何？哈哈。文坛这个坛，深浅谁能知？

 

● 编者按：梁慕娴女士曾是香港中共地下党的活跃分子，熟知内情。本刊一九九七年二月号，梁女士以牛虻为笔名披露特首顾问叶国华的真实身份，指出港人治港实际是中共地下党治港，引起各方注意。本文回顾十年心路历程，并指出「民建联」就是中共地下党的化身。

十年了！这十年，我关心香港起落跌宕的发展，她的金融风暴，萨斯侵袭；她的七一大游行，曾上董下；她的一国两制，民主进程。我也关注香港地下党的动态，它的野心，它的策略，它的无能，愚昧和反动。这样，不知不觉间我已写了十年关於地下党的文章，延续与地下党没完没了的瓜葛。 　　

听到许多旧人提问：「为甚么要写这种文章？」他们关心地说：「这些文章有用吗？」「能改变他们的一丝一毫吗？」「何必得罪他们呢？」「写出来，人家只会笑你蠢，有甚么好写的？」「这样写法，很伤身体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还是向前看吧！」只有一位前地下党员向我说过一声：「佩服」。默默支持鼓励，嘱咐我注意人身安全，尽量避免伤及无辜的朋友。有很多，不敢表态，害怕到连看一眼也不敢，甚至断绝来往的也有不少。

地下党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朋友们的关怀和鼓励，我心存感激，衷心感谢。至於那些害怕者，我也愿意理解和原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对生活方向的选择，我会充份地尊重。

至於地下党中人的反应，大多数表示极度不满，曾托朋友捎来口讯。其中最令我失笑的是：「她一定是看到以前的同志现在个个有名有位，生活富裕而酸溜溜的，以写文章来发泄心中的不甘。」这种论调我已听过多次，相信这是地下党定下的统一口径，以缓解党员的疑问。我又听到一些怪论：「过去官津补私学校的三大系统中（即指青年乐园系统和学友社的叶宇腾系统和梁慕娴系统），以青乐和叶两系统冒出来的头面人物最多，梁系统则一个也没有，难怪她心里不好受。」也有人为我感到可惜。大概是可惜我拒绝接受党的培养和提拔而致现在的「沦落」。「她走得太远了」，有人认为我大逆不道。最厉害的是，有人更把我的文章提升到敌对的层面。不过，至今为止，我还未有受到恐吓和威胁。

对於这些地下党人的说法，我只有一笑置之，对於他们，我只有怜悯。可怜他们的无知，无能和无耻。我看不起他们的党国不分，隐藏地下党的身份，依赖中共中央的圣旨，若无其事，面不改容，自我感觉良好地在香港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上指指点点，狐假虎威欺骗香港同胞。十年来，地下党在香港干了甚么？除了成为一股处处维护中共一党专政，阻延香港民主进程，拖民主的后腿，逆世界潮流的反动势力外，我看不到他们有何建树。他们对祖国同胞争取民主人权的觉醒一浪高过一浪视而不见，却甘愿与中共抱作一团，成为香港民主发展绊脚石，且看他们将与中共一起为历史所唾弃。我会为他们祈祷，但愿上帝赦免他们的罪孽。

李志绥的书让人觉醒，不再受骗
 　　
我之所以决心写下这些地下党文章是缘於自己的觉醒。一九九五年李志绥先生的回忆录使我彻底地承认自己上当受骗，受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欺骗。当时我感到全身毛骨悚然，犹如被髒水浸淫过一般。一股激愤的力量促使我把那些仅存的对毛的甚么功过三七开；他是理想主义者；好人办坏事等等企图为毛开脱的说辞都通通扔进了垃圾堆，从而萌生与中国共产党来一个思想上的了断的想法。「写」是了断，也是清洗污垢的最好办法。　　

我的觉悟比起林昭足足迟了三十年。林昭在一九六六年当张元勳到上海监狱探望她时，她已经说：「后来终於明白，我们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 　　当其时，香港回归在即，一切计画正紧锣密鼓地部署。我首先发现中共并未打算停止地下党在香港的运作，也没有让它公开的准备。我开始质疑中共的所谓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又是另一场大骗局。我认为只要地下党仍在鬼鬼祟祟地活动，香港便没有真正的一国两制。

发现叶宇腾改名「叶国华」
 　　
跟着我又发现叶宇腾改名为叶国华在香港的政治文化界非常活跃。他以开明商人的面目周旋於民主党派之间，不断扩大人脉网络，处处表现他有联系中央的秘密渠道。一些民主人士被他的神秘面纱所蒙蔽，为他的巧言巧语弄得团团转。难道连司徒华也不知道他的真面目？我心中大叫一声：「大事不好了！民主党大佬们可能上当了。」我预感到叶将会是向党出谋献策治港方略的主要人物。他一定是要爬上一个高位。不，我大声反对，不能让这样的人物来治港。

写文章，揭露真相的决心更加迫切。我没有想过自己有没有能力，有没有人相信，会有甚么结果，我只知道我是为着自己的良心而写。那是一九九六年，我心中只有一个写字。我要告诉香港市民：香港有个地下党，它不只存在於中资机构、工会、红校、而是籍着反英抗暴大量地发展到大专院校及其他各种机构，而叶国华是地下党员，我可以作证。我要告诉香港人，由於地下党的继续存在，香港没有真正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那是一场大骗局，我们不再受骗了。香港的政治游戏不能按常规进行要有新思维，新策略。我也呼籲中共必须让地下党公开，让地下工委书记公开站出来，光明磊落地参与治港，不要瞒骗全世界，还香港市民一个公道。

叶国华果然走到台前，攀上高位

也许真是天意，第一篇文章在开放杂志一九九七年二月号发表时候，正好赶上董建华宣佈委任叶国华为特首顾问。一切竟然真的如我所料，叶果然走出台前，攀上了高位，凌驾在特首之上。我看出，原来他们是把地下党的一套管理方法拿出来依样画葫芦地管治整个香港！！真是愚昧之极。结果正是大家见到的，导致香港的八年离乱。我不认为单单是叶的个人野心和行为，整个地下党共同设计而得中央首肯是主要因素，而叶加以主导才是其成因。我的愤怒和忧虑是无法形容的。写下去，监督地下党，也就成为自己的使命。 　　

记得年青时为党办事的时间，我们同志间的对话，常有提及对香港解放的憧憬。就像小说《红岩》里的许云峰、江姐在狱中盼望中国解放的急切之情。后来，六七反英暴动期间，我又多次听过不少工会负责人讲到香港快将解放。叶宇腾也曾在学友社号召学生们放弃会考粉碎奴化教育，因为香港快要解放。可想而知，那时的地下党人是多么热切地期望着香港的解放。解放了，香港就是党天下，党员公开身份，吐气扬眉展示为党工作的光荣。想像一下共产党全面掌管全港治权的滋味，也足够地下党员们去陶醉一番了。这就是地下党员的掌权心态。

想不到的是，正当大家意气奋发，摩拳擦掌，等待九七大限来临之时，邓小平一点也不怜惜地下党人的苦楚。他们盼来的不是解放军踏过罗湖桥进佔香港，而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回归。真正身份仍然缩在地下不见天日，他们的失望可以想像得到。我不知道邓小平如何抚平这些地下人，我只看到在无法直接掌权的情况下，他们炮制了一招地下党幕后掌权的伎俩而实现了八年董建华朝代，而且把地下党变身为民建联，以便间接地过一下掌权之瘾。谁知道，这样糊涂瞎闹的乱港之治，弄得香港经济萧条，天怒人怨，实在治不下去。幸得港人团结奋起抗争，坚决争取，才促成了地下党间接掌权的结束。蔡素玉当时流下的眼泪，让我感到他们对失去梦寐以求的掌权机会是多么失落和痛心。

香港地下共产党变成民建联

自曾上董下之后，地下党虽已断了在最高的特首层面上指点香港政情的机会，但党人君临天下作为治港的主人心态仍然存在。马力最近发表的一番言论，最有代表性。这位民建联主席，大概想像自己是代表党在管治着香港（虽然你们不知道），把党的内部传达化作公开的话语，向全港同胞传达了。这是「党」的旨意，意思是：「你们若是聪明的，快快地听党的话乖乖地爱国（即爱党），否则不会有普选。」

回归民主自由是地下党唯一出路

爱国了，二○二二年就可有普选。青年人如果「不爱国」，就要接受国民教育（不敢讲爱国教育，不是公民教育？）教育局长至关重要。 　　

但是，他又太蠢，太冷血，竟选了中共高官也不敢提起的六四作为例子，意即：「比如六四，你们应要认同党的说法：没有屠杀，没有屠城，猪饼不是人肉，否则没有普选！！！」这是命令！这是威胁！这是警告！他赤膊上阵代表党警告港人：「要普选？就该驯服，听话！」不惜当只过街老鼠去表达自己高高在上的领导人姿态。地下党人的掌权心态，在这没有董建华的时代，表现出最为淋漓尽致的一幕。

其实，地下党人不是没有掌权当特首的机会的，只要回归民主规范便可。地下党应向党中央陈情奏准，让大家公开身份，向政府申请社团註册成为中国共产党香港分部，或者让民建联的党员公开身份亦可。然后参加有竞争的特首选举，与各方群雄公平竞争，接受香港市民的洗礼，当选的机会不少。如果再想打茅波，依靠中共的封赐来掌权，已是不再可能的，最愚蠢的想法。时代不同了，人心进步，民主潮流不可挡了。回归自由民主是地下党唯一出路。奉劝地下党人，昔日的同志们，还是早早觉悟，回头是岸吧！为了你们的觉醒，我将继续写下去，直至生命的终结。 　　

感谢开放杂志金钟先生的支持和信任，让我这些毫无文彩，缺乏理论的文章得以刊出。当此写作十年之际，谨此致以衷心的谢意。

 

 

1989年「六四事件」已经过去18年，许多事实真相至今仍有争议.在六四18周年纪念前夕，当年亲历「中国历史上最血腥一夜」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前研究室主任吴仁华，出版《1989年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内幕》（简称「清场内幕」），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记录六四事件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过程的见证.

捷克流亡诗人米兰？昆德拉说：「人与强权的斗争，即记忆与遗忘的斗争。」「清场内幕」作者吴仁华引用米兰？昆德拉的名言，希望世人不要忘记六四悲剧。

他指出，六四事件后，北京当局一再开动各种宣传机器，极力掩盖与回避六四镇压的事实真相。而海内外的许多有志之士，一直致力「毋忘六四」的工作，但「也有些人在配合杀人者，呼吁人们忘记这件事，忘记这一天……。对于一宗曾经震惊世界和改变了世界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言，这是很不应该，也是令人颇为痛心的事情。」

自古忠孝难两全

吴仁华原籍浙江温州，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先后获学士及硕士学位。作为一位曾经接受七年专业训练的历史文献学者，尤其亲身经历了六四事件，吴仁华认为有义务和责任为六四留下一份可靠的历史纪录。

六四事件后，为了死难者，为了营救狱中的难友，为了向国际社会说明真相，吴仁华放弃安逸的大学教职生活，舍弃个人大好前程，在1990年3月初一个寒冷的风雨之夜，把生命交给大海，遍体鳞伤冒死游到彼岸。……

吴仁华1990年7月获美国政治庇护，长居洛杉矶。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17年来，他「得到天空，失去大地」，也失去讲台和学生，经济拮据，生活清苦，但他充分发挥温州人「既能当老板，也能睡地板」的精神，「念兹在兹，始终没有放弃努力」。直至今日，终于完成30万字的「清场内幕」，了却多年心愿。

艰辛的流亡生活没有磨灭吴仁华的意志，「对此，我永不言悔。」但是，他始终舍弃不了亲情，最痛心的是17年来未能对寡母侍奉尽孝，甚至连见一面都做不到。

随着岁月的流逝，吴仁华「对守寡多年辛苦抚养五个子女成人的母亲的愧疚之情日益深重。我知道，当年自己不告而别、远走异国他乡之举，对母亲的打击和伤害有多么大。」

为此，「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吴仁华，在内心对母亲吶喊：「我苦难的母亲啊，您能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子吗？」

舍身取义 视死如归

尽管六四已经过去18年，重温当年「中国历史最血腥的一夜」，仍然令人热血沸腾，悲愤填膺。

「清场内幕」主要记录1989年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整个过程，时间从1989年6月3日中午开始，到6月4日上午10时结束。全书30万字，内容丰富翔实。吴仁华期望透过此书，令世人对整个六四事件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

此书对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作了具体突出的描述，例如：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完整过程；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绝食四君子」与戒严部队的接触谈判情况；柴玲、李录、封从德等学生领袖从拒绝撤离到决定撤离的过程；哪些解放军部队参加了六四镇压行动；哪支解放军部队最先抵达天安门广场；哪支解放军部队杀人最多最凶狠、哪些解放军部队和高级将领抗命；那些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立功受奖、升官晋级；北京民众阻挡解放军部队的英勇事迹；医务人员如何在枪林弹雨中救死扶伤；新闻工作者如何不惜流血牺牲记录历史；六部口坦克追轧学生撤退队伍辗死11名学生的现场目击；「焚烧天安门城楼事件」真相等。

此书也着重阐明了一些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例如：天安门广场有没有死人？吴仁华指出，本来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以外杀人和在天安门广场杀人，并没有本质区别，不必特别说明，但由于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六四事件」后不久，前国防部长迟浩田访美时甚至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因此，吴仁华列举北京农业大学学生戴金平和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在天安门广场被枪杀的事实，使此一弥天大谎不攻自破。

此外，在清场过程中，坦克是否曾经辗压帐篷？以及帐篷中是否有学生？传闻戒严部队和公安部门销尸灭迹，导致许多遇难者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是否真有其事？陆军第38集团军在镇压过程中并非「正义之师」，反而是杀人最多的「虎狼之师」，其次是空军第15空降军；还有，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的进军命令和开枪命令何时下达等。

此书用相当多的篇幅，叙述北京各界民众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及和平请愿的学生，奋不顾身用血肉之躯阻挡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戒严部队进城，死伤惨重。

吴仁华在书中指出，「我由衷地敬佩北京的工人弟兄们，他们虽然文化素质不是很高，也不善于辞令，但是，他们却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惊人的英勇无私精神。实际上，在八九民主运动中，最具有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不是学生，更不是知识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他们一直在用血肉之躯阻挡着武装到牙齿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浴血奋战，奋不顾身。他们绝大多数人手无寸铁，少数人手中仅有的「武器」，也无非只是些砖头石块和棍棒而已，与戒严部队军人的冲锋枪、机枪以至于装甲车、坦克相比，显得多么地微不足道！」

直至今天，吴仁华仍然认为，「北京各界民众视死如归、舍身取义的精神，是八九民主运动留给历史和后人最宝贵的遗产之一。」

吴仁华任职中国政法大学多年，深受中国考据学传统的影响，崇尚实证，也深知法律的尊严。他强调，「我谨以人格和良知起誓，此书所记叙的一切，都是历史的真实，绝无丝毫的虚妄，无论何时何地，我都愿意并完全能够承担一切责任。」

撼动人心的悲壮

吴仁华指出，戒严部队开枪杀人事件，在6月3日晚上10时至6月4日凌晨1时30分，主要发生在西长安街的木樨地、复兴门立交桥、西单路口，以及天安门城楼附近和天安门广场北端，开枪的部队主要是陆军第38集团军。其次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南面的虎坊桥、天桥、珠市口、前门一带的开枪事件，主要是空军第15空降军所为。

6月4日凌晨零时15分许，一辆戒严部队的装甲车开足马力，由西往东沿着长安街从天安门城楼前急驶而过.「驾驶员真的很疯狂」。

许多愤怒的民众纷纷捡起石块投向装甲车，并有不少人挥舞着棍棒轮番冲向装甲车，「对于装甲车这类钢铁庞然大物来说，这些民众的举动近乎唐吉诃德斗风车，然而，这是一场灵肉与钢铁的撞击，这里并没有丝毫的喜剧色彩，只有撼动人心的悲壮。」

这两辆装甲车的编号分别为「337」和「339」，以天安门城楼为中心，在人潮汹涌的长安街上旁若无人不停地来回高速奔驰，连拐弯时都似乎不减速。

当时在现场的吴仁华，目睹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人与装甲车的大战」。

6 月 4 日凌晨零时 30 分许，又有两辆装甲车一先一后、时间相隔不到 5 分钟，从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前门方向分别进入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的大道，风驰电掣般地前进，一路上横冲直撞，撞开或辗过任何障碍物。这两辆装甲车也是属于陆军第 38 集团军第 112 师的装甲车队。

「清场内幕」描述，「其中一辆装甲车高速驶达东长安街建国门立交桥附近，竟然将正在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陆军第39集团军第115师的一辆军用卡车迎面撞翻在地，不少官兵被抛出车外，将一名士兵的头部辗爆，当场死亡，脑浆、鲜血溅了一地，另外有十多名士兵不同程度地受伤。这辆装甲车肇事后继续前进，并没有停下来。从军用卡车车厢被抛到地上的士兵们跳起身来纷纷破口大骂，大声叫嚷：「老子不干了！他妈的，老子不干了！」

一位基层军官怒不可遏，从腰间拔出手枪，带领着一群士兵奋力追赶肇事的装甲车，喝令装甲车停下来，但没有见效。」

面对军中同袍的伤亡，这一群官兵群情激愤，有的人把枪都摔了，有的人说要为战友复仇。……

6月4日凌晨1时许，在长安街上来回窜动多时的003号装甲车，在天安门城楼东侧靠近观礼台的地方，不知是被交通隔离墩上的钢筋卡住了履带，还是被民众用铁棍插进了履带，在原地不断地前后转动，依然无法脱困。大批愤怒的民众乘机蜂拥而上，在几名复员军人的指导下，先是用棍棒撬砸，继而又用棉被铺盖上去烧烤，大火腾空而起。

约10分钟左右，首先是两名头戴钢盔的中年军人忍耐不住高温而钻出装甲车逃生，随后驾驶员也出来了。这三名军人立即遭到一群民众围殴，有人更吆喝着要把其中一名军人抛到天安门城楼前的护城河里.一位中年人挤不进去，在人群背后用已经沙哑了的声音着急地呼喊劝止：「不要动武！不要给人制造镇压借口！」

学生舍身保护军人

多数民众早已经被西长安街上的屠杀激怒了，根本不听劝告。有民众说，这辆装甲车在东长安街建国门外撞死撞伤了不少人，不能轻易饶恕这些杀人犯，应该血债血还。十多个学生挺身而出，迅速挤上前去，形成一个保护圈，将三名军人团团围在当中，并紧紧抱住已经头破血流的军人，以自己的身体护住他们，同时苦苦劝说在场的民众冷静，不要伤害军人，因为他们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一时间，许多拳头和杂物误落到了这些学生的身上。如果不是这十几位学生的竭力保护，并将这三名军人一路护送到北京市红十字会设在天安门广场的临时急救站，这三名军人必定丧生于愤怒的民众之手。为了保护这三名军人，一位学生还被民众误伤，头破血流。

「清场内幕」写道，「戒严部队的军人都已经大开杀戒了，这些学生还对三名军人竭力予以保护，实在是够理性、够善良的！」

1989年6月28日的《人民日报》，刊登某师副师长佟喜刚大校一篇题为《「共和国卫士」

精神永放光彩》的文章，文中对当时003号装甲车的情况有所著墨，但只谈到佟喜刚等三位军人的所谓英勇举动和「暴徒」们的行为，刻意回避了十几名学生对佟喜刚等人奋不顾身的救护。

正义之师竟是虎狼之师

佟喜刚事后写了一篇题为《浴血金水桥》的文章记录此事（见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的《戒严一日》），文中引用装甲车专业军士驾驶员赵斌的一段回忆：

「突然正前方二百米处从路旁窜出两个人，拖起一个隔离墩直朝我车跑来，我先是一怔，怎么办？躲，对方也会左右移动，随车而变化。倒不如……我加大油门，方向丝毫不改，径向前冲.每隔十余米路上就有一处路障。我开动脑筋，正确分析，果断处置，能撞则撞，能轧则轧。说心里话还是躲得多。因为每撞一个障碍物，像岗亭、油桶什么的心里就一阵难受，为国家的财产而可惜。」

吴仁华指出，从赵斌的回忆中，「既可见解放军军人的素质之低，也可见中共当局平常都向解放军军人灌输了些什么可怕的思想观念，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但在他们的眼里，价值竟然不如岗亭、油桶之类的「国家财产」。活生生的人可以不用躲避，「方向丝毫不改，径向前冲」，照撞照辗不误，而每撞一个障碍物，像岗亭、油桶什么的心里就一阵难受，为国家的财产而可惜。也只有这样素质的军人，才会制造了血腥屠杀平民百姓的事件。」

相比之下，在戒严部队开枪杀人之后，许多北京市民和学生虽然极度愤怒和悲伤，但仍然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千方百计地保护迷路和掉队的数以百计的戒严部队军人，并将一些受伤的军人及时护送到医院救治。「如果不是这样，面对北京城内数十万计的被屠杀事件激怒了的「暴徒」，整个六四事件中，死亡的戒严部队军人和武装警察部队军人，将绝对不止15人。」

六四事件后，北京当局颁布37名「共和国卫士」名单，包括15名死者和22名伤者。

六名军人死于自己之手

死者中有六名军人隶属陆军第38集团军，不过，他们不是被愤怒的「暴徒」打死，而是在西长安街翠微路口因为转弯时车速过快，翻车后油箱爆炸起火，被困在满车的防暴器材中活活烧死。

吴仁华指出，第38集团军是六四事件中杀人最多最凶狠的一支部队，将西长安街杀成了一条血路，他们历经四个小时，突破数以十万计学生和市民的重重堵截，挺进到天安门广场，除上述六名翻车死亡的「共和国卫士」外，没有任何一人被愤怒的「暴徒」打死。

从上述15名军人的死亡时间来看，他们都是在6月3日晚上10时许戒严部队开枪镇压之后死亡的，「这也充分证明军队开枪镇压在先、群众暴力反抗于后的事实」。

随着第38集团军部队的挺进，天安门城楼一带枪弹横飞，不少学生和市民中弹伤亡。许多民众冒着生命危险，自动自发地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者。一位勇敢的北京市民，独自用平板车在戒严部队的火网中，至少拉了21趟受伤者。

红十字车被乱枪扫射

正当医务人员和志愿救护者在天安门城楼东侧的中国公安部北门前，紧急为一些受伤的学生和市民处理伤口时，从东面沿着东长安街开来了一辆大通道式公共汽车，这是一辆插有红十字旗帜，临时用来运送伤者的车辆，车上约有十几名见义勇为的志愿救护者，一些伤者迅速被抬上车去。

司机大概想再救载更多的伤者，继续向西行驶，也就是向第38军挺进过来的方向开去，尚未接近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就被密集的枪弹包围，车子前后的窗玻璃都被打碎了。

枪声暂停之际，车内一个年轻人爬到车厢前面，奋不顾身地取下插在车头、印有红十字的白旗，使劲摇晃着，向戒严部队军人说明救死护伤的目的。当时在车上的志愿救护者史鉴的白上衣上绣有红十字的标记，他冒险从车窗探出身子，向不远处的戒严部队军人大声呼喊：「请你们不要开枪，我们是救护受伤者的！」并且向他们示意车上的红十字标记。

在史鉴向戒严部队军人喊话表明志愿救护者的身分和救人目的后，车上的志愿救护者继续抢救伤者，汽车也重新启动。「突然间，猛烈的枪声再次笼罩了车子，车厢前部分有人中弹倒下了。车子里的志愿救护者震惊了！谁也没有想到在表明救护者的身分后，竟然会再次遭到戒严部队军人的开枪射击，他们是抢救受伤者的志愿救护者，而且还打着红十字的旗帜啊！」

军官近距离连开三枪

在天安门城楼东侧的观礼台附近，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的纠察队总队长张健，被陆军第38集团军一名中校军官用五四式手枪近距离连开三枪，右膝盖受伤，右大腿肱骨粉碎性骨折，一颗子弹头至今遗留在体内。

张健当年只有18岁，正在北京体育运动学校求学.6月3日午夜时分，西长安街一带学生纠察队和市民组成的防线，已经被戒严部队强行突破，死伤惨重。张健带领两、三百名纠察队员赶过去。

在新华门附近，张健看到戒严部队的军人一边走，一边端着冲锋枪四处扫射，不少躲避不及的民众中弹倒下。张健附近就有两名纠察队员中弹倒地。大家情绪极其激动，对着戒严部队的军人高喊：「人民军队爱人民！」……

这时候，一辆大型的公共汽车越过人群直接开到戒严部队军人的前面。密集的枪声随即响起，顿时把这辆公共汽车打的像筛子眼一样，浑身都是枪眼。随后军人端枪冲到车上，揪着那些浑身是血的人的头发，把他们一一拽下车来。在一瞬间，张健看到被捕者中有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秘书长郭海峰。

张健此时与大家一起呼喊：「不准打人！你们放了他！放了他！」戒严部队的军人又举枪射击，几个人纷纷中弹倒下。

这时张健的情绪非常激动。他撩起上衣直至胸前，对着戒严部队领队的一名中校军官高喊：「我们都是学生，我们没有武器，人民军队爱人民。如果你们想杀死我们的话，我就是你现在看到的纠察队员的头.要杀你就先杀死我！」这名军官当时距离张健只有十米远，清楚地听到了他的叫喊，随即举起一把五四式手枪瞄准他，毫不留情连开三枪。

这时候，一批纠察队员奋不顾身冲上前来，企图抢救受伤的张健。枪声再次响成一片，又有几个人中弹倒下。张健虽然身负重伤，但头脑还比较清醒，他对企图再次上来抢救他的几名纠察队员喊道：「危险！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但他还是听到一阵急速靠近的脚步声，并伴随着女孩子的哭声，原来有许多女学生冲过来救他。

当时，天安门广场上一辆急救车都没有了，只有一辆被打坏了的121型号的汽车。张健看到躺在他旁边有三位伤者，其中一伤者胸口中了三枪，另一名伤者被子弹穿进了鼻子。张健由于流血过多，后来陷入半昏迷状态.纠察队员们马上把他和其他伤者抬上汽车，一路上近百人接替着推车，一直把体积庞大的汽车用人手推到同仁医院，那一幕非常感人。

张健回忆说，与他同一辆车送到同仁医院的还有四位伤者，伤势都很严重，其中三名伤者死于送医途中，另一名死在手术台上。

38军长徐勤先拒当历史罪人

在六四事件中，从公主坟路口到天安门城楼约七公里路程的西长安街一带，是杀人最多、情况最惨烈的地方，而从这一路线杀到天安门广场的正是陆军第38集团军。但在六四事件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北京学生和市民纷纷传说陆军第27集团军是屠杀民众的主要部队，38军则成了反对屠杀民众的部队，甚至说成站到人民一边，对27军动武。

据吴仁华调查，误传事出有因，因为38军军长徐勤先中将在接到中央军委命令他率部进京执行戒严任务后，托病住院，拒绝参与镇压。徐勤先抗命之事当时在北京广为流传，外界因此对他深为敬佩，出于爱屋及乌的心理，进而不相信、也不愿相信38军会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大开杀戒。

「徐勤先抗命之举，不仅为他的个人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成了六四事件中引人注目的一起重要事件。」

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现任解放军空军副政委的刘亚洲中将在担任成都军区空军政治委员时，曾在云南省某空军基地做了一次题为《信念与道德》的内部报告，透露徐勤先拒绝带兵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情况.

当时戒严部队指挥部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亲自赶赴河北省保定市向徐勤先传达中央军委的命令，要他带兵进京执行戒严任务，为徐勤先拒绝.他最终被撤职、遭逮捕，后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他拒不认罪，也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掷地有声扔下一句话：「不是历史的功臣，就是历史的罪人！」

在受审时，徐勤先平静地说：「人民军队从来没有镇压人民的历史，我绝对不能玷污这个历史。」

徐勤先身为解放军第一王牌军的军长，也是当时唯一挂中将军衔的军长，在解放军中广受尊敬，就连刘亚洲在那次内部报告中，也承认「徐勤先是解放军中少有的懂得现代化军事理论和善于使用现代化武器的少壮派将领，本来有着远大的前程」。

第15空降军沾满鲜血

谈到六四事件，人们都只注意到27军和38军，几乎没有人注意与38集团军同时抵达天安门广场的第15空降军部队。这支从天安门广场南面杀到的戒严部队，隶属广州军区空军特种伞兵部队，是当时解放军唯一的空降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受过特殊训练，战斗力强，武器装备精良。

这支空降军在向天安门广场强行挺进的过程中，几乎人手一支冲锋枪，一路开枪挺进，下手毫不留情，沿途在虎坊桥、天桥、珠市口、前门等地，尤其是在珠市口，打死打伤不少民众。这条路线遇难人数仅次于西长安街。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所著的《六四死难者名单》一书，许多死难者就是死于第15空降军的进军路线，包括年仅17岁的高中二年级学生张建等。

第15空降军部队在抵达天安门广场后曾经开枪杀人，是不争事实。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1986级硕士研究生戴金平就是在第15空降军抵达天安门广场时，在东南部的「毛主席纪念堂」附近被枪杀。

另一位死于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是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八七级双学士（相当于硕士研究生学历）班学生程仁兴，他是在广场北端升国旗的地方被戒严部队军人枪杀的。

程仁兴是第一个为外界所知的在天安门广场遇难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校方事后曾派专人详细调查他的遇难情况，留下一份内部调查报告，但从来没有公布过.「中国官方在六四事件后将有关程仁兴的档案予以封存」。

最先公开程仁兴在天安门广场遇害的是他的班主任范琦勇。范琦勇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八三级硕士研究生，与吴仁华是同年级、住隔壁宿舍的朋友。六四事件后，作为班主任的范琦勇曾到多家医院寻找，好不容易才找到程仁兴的遗体.

血的事实震撼军心

「清场内幕」中提到消极抗命的陆军第28集团军军长何燕然和第39军116师师长许峰。

据刘亚洲在《信念与道德》内部报告中透露，当第28军于6月4日清晨7时左右，在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遭到广大民众拦阻时，在指挥车里带队的军长何燕然与政治委员张明春不但没有率队强行开进，反而顺势停滞不前，而且两人神态轻松，有说有笑的。军长手搭凉棚往前一看，说了一句话：「遍地青纱帐。」政委随即接了一句：「十万青年十万军。」…

…

事后，军长何燕然和政委张明春遭降级处分，何燕然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张明春调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

吴仁华说，第28军在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受到民众阻拦是事实。该部队官兵们开始都不相信6月3日晚上和6月4日凌晨发生屠杀，强调「人民军队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枪」。一些年轻人跑到附近的复兴医院，高喊着：「要血衣，要血衣，28军官兵不相信军队会向群众开枪。」

这些人很快从复兴医院拿到很多血衣给28军的官兵送去。「血的事实立即震撼了整个陆军第28集团军，导致军心涣散，许多战士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的战士甚至把枪枝扔到了护城河里.靠近木樨地立交桥约有七、八十辆车的军人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整个部队几乎失去控制。」……

到了中午12点半左右，戒严部队指挥部总指挥刘华清（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特地指令空军司令员王海，派了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到木樨地28军受阻部队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复传达中央军委的命令：「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还击！」实际上是在公开下达开枪命令。

但是，28军始终没有执行中央军委向天安门广场武力挺进的命令，相反，有一个战士（一说是退伍军人）开着装甲车，用高射机枪向传达命令的军用直升机扫射，将军用直升机打跑了。

在六四事件中，像28军这样消极抗命的部队和军人其实不少，许多被认为是因为迷路而未能按时到达预定地点的部队，实际上是故意装做迷路，许多被列入失踪名单的军人，实际上是临阵弃械脱逃，当时在北京各处的护城河里都可以找到被军人丢弃的枪枝。

许峰师长消极抗命

在消极抗命的军人中，陆军第39集团军116师师长许峰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第116师奉命向北京城内进军途中，遇到一批又一批群众的顽强堵截，整个部队的行进速度非常缓慢，于是按照预定方案改走另一条路线。

当晚，师长许峰亲自带领一些参谋人员身穿便装，先头进入北京市区和天安门广场附近察看情况.这时开始有消息在第116师官兵中流传，说是有的部队已经开枪杀人。「许峰从北京市区回来后神态凝重，告诉大家说，现在收不到上级指示，你们也不用找我了。说完这番话，就一头钻进了师部的通讯车里待着，再也不露面。」

随后，许峰带着部队一直在北京城外转悠，说是一直收不到上级指示。实际上，当时第116师高炮团一营营部的电台，一再收到了中央军委的焦急呼叫，许峰始终不回应。不明底细、头脑简单的高炮团一营营长还私下对人嘀咕：「奇怪，这明明不是可以收得到上级的呼叫吗？师长为什么一直说联系不上呢？」听的人忍不住暗自发笑，但不愿点破奥秘。

在许峰师长带头消极抗命的情况下，第116师除了步兵团 （第347团）在团长艾虎生、政治委员刘建星的带领下，全体官兵上了刺刀，于6月4日凌晨按时抵达天安门广场，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清场行动。其他各团一直到6月5日，才在其他部队的变相押解下到达天安门广场执行任务。

许峰因为表现「不好」，六四事件后被迫转业离开军队。

为了镇压1989年民主运动，邓小平、杨尚昆到底动用了多少军队？至今仍然是一个秘密，人们无法获得准确的数据。关于参加北京戒严的解放军部队总人数，迄今为止，有说是18万，有说是23万，也有说是25万.「从目前已知的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情况分析，邓小平、杨尚昆他们动用了18万到25万的解放军野战部队进京应该是可信的」。

首当其冲死伤惨重

6月4日凌晨2时许，集结在天安门城楼金水桥前的第38集团军，派出一支特种部队（侦察兵 ）小分队进入天安门广场北端，对天安门广场边沿地区进行扫荡。

位于天安门广场西北角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总部首当其冲.工自联总部原先驻扎在天安门城楼西观礼台处，当戒严部队开枪镇压事件发生后，工人弟兄们出于保护集结在纪念碑底座一带学生队伍的考虑，特意将总部迁移到天安门广场西北角，这里是戒严部队从西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必经之地。

工自联成员遭到特种部队的血腥扫荡，总部帐篷起火，逐渐蔓延为冲天火焰。据一位幸免于难的工人回来报告说，当时约有30余名工人遇难.

参与特种部队清场行动一名军人回忆说，任务中原有逮捕高自联领导成员这一项，但根据事态进展，恐怕「节外生枝」，临时放弃计划。

6月3日，吴仁华受「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委托，组织特别纠察队赴天安门广场维护秩序，没想到遭遇「中国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夜」。

那一晚，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有一支为数三十来人的工人纠察队与吴仁华等人协同执行维护秩序的任务。当戒严部队军人血腥镇压的枪声打响后，这些工人纠察队员们随即一批批奔赴最危险、最前线的西长安街一带。

6月4日凌晨1时许，一位浑身是血的青年工人跑回来泣不成声地说，他是唯一的生存者，与他同行的工人弟兄们都英勇牺牲了……

吴仁华说：「此时，这支工人纠察队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仅存的两位女青年，猛然甩掉披在身上的旧军大衣，情绪极为冲动地就要跟着这位浑身是血的青年工人，一起冲向西长安街一带。她俩那么年轻，又是女性，由她俩去阻挡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让人觉得太过残忍，实在令人无法接受。」

吴仁华和在场的几位特别纠察队员流着泪苦苦地劝阻她俩，坚决不放她俩前行：「求求你俩，别去了！千万别去了！我们良心上受不了！受不了呀！……她俩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泣不成声地说：「同行的弟兄们都死了，我们不能贪生不去呀……」」最终，她俩还是随着那位浑身是血的青年工人走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

「我终身不会忘记这两位女青年，不会忘记那些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为了保护坚守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为了争取民主与自由而英勇献身的工人弟兄们。在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候，他们的勇敢程度远远超过了知识分子，充分表现了人性的高贵.」

那一夜心中只有恨

作为六部口中共坦克辗压学生撤退队伍的现场目击者之一，吴仁华亲眼目睹了三辆坦克追逐辗压11名学生的暴行。

6月4日清晨7时许，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开始从六部口东边的新华北街拐上西长安街，居民扶老携幼出来观看。「人群中有一位中年男子穿着短裤背心，抱着小孩站在家门口，只见他突然把怀中的孩子交给身旁的女人，走上前来，把自己脚上的拖鞋递给了一位用布包脚的学生。一位年纪稍大些的男子见状，也随即跑回自家院子拿来一双鞋子送给一位赤脚的学生。在整个过程中，他们都默默的没说一句话。」

发生在眼前的这一幕，让吴仁华情不自禁泪流满面。他说：「这一夜我心中只有恨，这时才感觉到爱。」

尽管在天安门广场经历了血腥镇压，但是，善良天真的学生们还是料想不到当局会残忍到动用坦克继续追杀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正在返校途中的和平有序的学生。

当时中国政法大学约20余名师生打着一面校旗，走在西长安街邮电大楼附近。其他撤出广场的学生，也打着各自学校的旗帜，有秩序地由东往西走在长安街北边的自行车道上。

「就在这个时候，三辆坦克从天安门广场方向开过来，一边发射着散发出淡黄色烟雾的毒气弹，一边沿着正行走着数千名学生队伍的自行车道快速地追辗过来。一时间，长安大街上弥漫着淡黄色的烟雾.这种淡黄色的烟雾不像是催泪瓦斯，因为尽管它极富刺激性，但并不催人泪下，而是一旦吸入之后，就会让人当即感到胸闷气短，透不过气来。许多学生吸入淡黄色的烟雾后痛苦地趴在人行道上干呕不止。」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系的青年女教师张丽英，因为过多吸入这种淡黄色的烟雾，当场晕倒在路旁，被学生送往医院急救。一位曾经吸入这种淡黄色烟雾的学生，事后谈到这种气味的感觉是，「让人掏心扯肺的，一个星期后症状才完全消失」。

吴仁华指出，氯气弹会给人体造成永久伤害、甚至死亡，应该属于国际禁止的化学武器。

可是，当局为了镇压，竟然无所不用其极.

吴仁华在洛杉矶主办《新闻自由导报》时，结识一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他在六部口坦克追逐辗压学生事件中也受了伤。幸运的是，由于个子小，当坦克从他的头顶开过去时，他正好处在两条履带之间，除了左手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之外，居然没有受重大伤害。

吴仁华回忆，当时他和数百名学生为了躲避坦克追压，纷纷拚死翻越绿色尖头铁栅栏，欲进入邮电大楼的大院子暂时避难，而把门的武装警察竟然紧闭大门，拒绝让学生们入内。

待坦克过去，比吴仁华所处位置稍后的学生们已惨遭不幸，11名学生当场惨死坦克轮下。

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宽宝，当时和同校的博士研究生林仁富各自推着一辆自行车走在自行车道上，当周围的学生开始奔逃时，他俩不相信如此行走也会有危险，就没有跟着一起逃。没想到一念之差，两人顷刻之间便倒在坦克的履带下，林仁富当场死亡，王宽宝身受重伤，整个骨盆被轧成粉碎性骨折，数年中做了多次大手术，伤口多年后仍没有愈合。因输血染上「丙肝」病菌，无法再做手术.「受伤的部位可怕极了，整个臀部已无一处完好的地方」。

经过「天安门母亲」代表性人物丁子霖多年寻访，目前已经寻找到六部口坦克轧人惨案的五名死者和九名伤者，一共14人。其中13人有姓名、年龄、所在单位、受伤部位及致残、致死原因。还有一名伤者是位女大学生，不愿公开姓名。6月4日凌晨，她参加了一支自发组成的临时救护队，在西长安街上抢救伤者，「发了疯的坦克竟然压向这位女学生，将她一条大腿轧成粉碎性骨折」。

五位遇难者是林仁富、董晓军、王培文、田道民、龚纪芳；受伤的九人是方政、王宽宝、权锡平、刘华等，还有一名伤者是位女大学生，不愿公开姓名。6 月 4 日凌晨她参加了一支自发组成的临时救护队，在西长安街上抢救伤者，「发了疯的坦克竟然压向这位女学生，将她一条大腿轧成粉碎性骨折」。

另外四名伤者苏文魁、赵国庆、钱奕新和单连军，都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有的被轧成重伤，有的留下终身残疾。

在上述五名遇难学生中，龚纪芳是唯一一位不是死于坦克辗压或撞击的遇难者。她左胳膊中弹倒地，因吸入大量的毒气造成昏迷，被民众送入北京市红十字会急救中心，经抢救无效身亡。死亡证明书上载明：死因主要是由于吸入毒气造成肺部糜烂。另外，龚纪芳左胳膊的伤口很大，像是中了俗称「炸子」的开花弹（达姆弹）。

人性的光辉与丑陋

在被坦克辗压受伤的学生中，失去双腿的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的经历最具典型意义，也最让人感叹.

当坦克追逐学生队伍快速辗轧过来时，方政没有只顾自己逃生，而是见义勇为，抱起一名因吸入毒气和惊吓过度晕倒在地的同校女学生向路旁移动。一瞥眼，方政发现一辆坦克近在咫尺快速辗轧过来，粗大的大炮筒子就在他的头顶，他赶紧将怀中的女学生奋力推出去，自己却躲避不及，上半身被夹在坦克两条履带中间，两腿不幸遭到坦克辗压，履带上的链条绞着他的腿及裤子，将他拖出很长一段路，才挣扎着从坦克的履带上掉下来，滚落路边昏死过去。

方政被好心的民众帮忙包扎了伤口，快速送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救治，保住了生命，但失去了双腿，右腿上部三分之一高位截肢，左腿膝盖下五公分处截肢。

方政的苦难并没有就此结束，他出院返校后遭遇到连串精神折磨。在六四事件后的大清查运动中，重度伤残的方政被公安部门和北京体育学院列为重点清查对象。方政如实写出在六部口被坦克辗压的经过，有关部门却非要他改口说是被汽车或装甲车辗压，绝对不能提到坦克，并要求他对坦克辗压学生一事保持沉默，遭他坚决拒绝.

有关部门甚至怀疑方政在事件发生时有暴力行为，「否则为什么会遭到坦克辗压？」方政始终表示所说所写都是事实。校方就去调查那名被方政所救的女学生，令人意外的是，那名女生既不愿为方政作证，也不承认当时与他在一起。

北京科技大学青年女教师吴蓓和一位姓曹的职工，都是六部口坦克追逐辗压学生队伍事件的目击者，当她俩得知那名女生不愿为方政作证后，非常气愤，主动为他作证.

人类历史最残忍瞬间

吴仁华悲愤地说：「六部口坦克辗压学生队伍事件太残酷了！现场的情景太悲惨了！目睹者无不痛哭流涕，当时痛哭声震天动地。从小就在书本上读到「血腥」这两个字，而只有站在六部口肝脑涂地、鲜血四溅的坦克辗压学生队伍的现场，我才真正明白「血腥」这两个字的含义.我深受震撼，死亡是如此之惨烈，生命是如此之脆弱，现实是如此之残酷，而心情是如此之伤痛。」

从此以后，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一瞬间永远铭刻在吴仁华的脑海中：「五具遇难学生的遗体散乱地横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具遇难者遗体距离人行道两米多远，头朝着西北仰面躺着，脑袋中间开了一个大洞，像豆腐脑一样的脑浆，参杂着许多红色的血丝向前喷射出一米多远.另外四具遇难者遗体倒在离这具遗体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具遇难者遗体被轧到了自行车上，与自行车粘到了一起。」

吴仁华指出，准确地说，部分死难学生不是被坦克辗死的，而是被坦克活活挤死的。在三辆坦克到达前，他们已经紧急躲避，有的已经越过绿色尖头铁栅栏，有的虽然来不及或无力越过绿色尖头铁栅栏，但已经让开道路，紧贴在绿色尖头铁栅栏旁。

可是，其中一辆坦克并不照直前行，而是故意掉头挤倒路边的绿色尖头铁栅栏，冲上人行道，把这些学生活活挤死在绿色尖头铁栅栏处，然后又猛地掉转头，甩倒几名学生。

《戒严一日》一书中有一篇题为《红墙外的较量》的文章，吴仁华指证作者就是亲身参与并指挥上述三辆坦克追逐辗压学生队伍行动的指挥官、陆军第38集团军坦克第六师上校团长罗刚。

吴仁华呼吁，「让历史和我们都牢牢记住罗刚这个名字，直到有一天将他送上审判台为止，只有这样，那些在六部口事件中惨死的遇难者在天之灵才能安息，他们的亲属以及受伤致残学生长期受到伤害的心灵才能逐渐平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