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兴: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爱生气?

 

小静死了,死得出人意料。实际上,我和她并不熟识,仅仅因为朋友宏的关系见过她两次,而宏是她大学时的男友。在那个信奉纯情之恋的年代,他们的关系并没有维持太久,由于工作关系,毕业后分别去了两座不同的城市,紧张的生活使他们很快就分开了。

但我经常拿小静的名字打趣老朋友。这缘自一个小范围内知晓的典故:在宏与小静热恋的时候,有一次逛街回来,男女宿舍的大门都已关闭,他们只好来到教室打发时间(大学教室的门是经常不落锁的)。怕保卫处的人发现,他们没有开灯。年轻时熬夜不算什么事,在新奇而兴奋的爱情面前,他们甚至感谢宿舍管理员的刻板无情给了他们这样一个绝好的相处机会。于是,不停地聊天、拥抱。。。。。。直到小静问:“你想不想吃豆腐?” 宏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么晚了,哪还能买到豆腐?我去给你买个面包吧。”小静有点恼怒地拒绝了,弄得我的傻哥们宏一头雾水。

后来,年龄大了,饭桌上就有了荤段子,只要哥几个聚会,最后的保留曲目一定会是:“宏,想不想吃豆腐?”

最近的一次聚会,刚有人说出这句话,宏的脸色就变了,“以后别再这样闹。小静死了,被人打死了。”

她死在北园路的建材城。被三个男人用钢管击打头颅而死。

实际上,毕业后小静去了青岛,很少再回济南,这一次仍是回父母家中过春节,加上在电视台工作的姐姐要装修房子,小静就比往年提前几天回来,帮忙照应姐姐。这一天,她们发现刚买的暖气片漏水,把地板浸湿了很大一片,就找人拆下暖气片,打车来到卖暖气片的建材城要求退货。卖暖气片的柜台老板承认货是他卖的,但只答应换货,而不给退钱。小静上学时就是认死理爱较真的性格,心直口快,她说这里面好几个都是坏的,你再给我换我也不放心,我不要换,只要你退钱。

好不容易赚到手的钱,老板当然不想退回去,于是就耍开了太极。总之是一番让双方都感筋疲力竭的辩论与争吵,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的火气越来越大,姐姐看老板铁了心不给退钱,便亮明了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身份,“既然你不退钱,我在电视上给你王八蛋暴光,非把你店封掉不可。”

她的话刚说完,在看热闹的人群注视下,建材店老板突然摸出了铁棍,两个二十岁不到的伙计也紧跟其后对小静和小静的姐姐开始了致命的殴打。两个手无寸铁的女子自然不是三名铁棍在手的大男人对手,很快小静和她姐姐都被打倒在地。最后的结果是:小静送往医院时已停止呼吸,而她的姐姐颅骨开裂,至今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差不多已经成为一个植物人。

由一场总价值不过一千元的暖气片纠纷开始,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毁掉了至少四个家庭的生活。当然,从此以后,酒桌上也就不会再有那个荤段子出现了,宏的感慨是:现在的人啊,怎么就这么容易生气呢?

老板和小静姐妹都已年近四十,按说不该是轻易动怒的年龄了。不过是一千元钱而已,怎么会象青春期少年一样冲动易怒?我听表弟描述过一次干净利落的杀人过程:两个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整日四处游逛,有一天,两人为谁先玩游戏厅的老虎机骂了起来,一人口拙骂不过对方,恨恨然离去,等他再回来,手里就多了一把长刀,另一人看事不好,赶忙冲出游戏厅,刚跑出门口,持刀者的大刀已死命朝对方脖颈上砍去,我不知表弟的描述是否准确:头都被砍掉了,身子还坚持朝前跑了好几步才倒下。这事发生在两年以前,当地人并不以为怪,打架死人,似乎已不算什么特别的大事了。就在两个月起,我的一位堂叔便对我讲起他殴打一个年仅十八岁少女的“光辉事迹”,这位参加过对越战争并立一等功的特种兵,当他的儿子在学校里被人勒索抢劫,他想到的不是报案,因为他知道报了也没用,校园暴力问题引不起警方的注意,而报案却会招来校内外联合的小黑帮对他儿子的报复,于是,这位身手不凡的前侦察兵,找来当年并肩奋战的几个老战友,先是假意让儿子答应继续给钱,暗地里却对抢劫勒索者实施了专业跟踪,当负责联络的一个女孩子出现后,这位当年的战斗英雄一把扯住女孩子头发,几乎把头皮都给她扯掉了,如果不是战友在旁拉住,估计这个女学生一定活不到第二天。“当时实在太生气了,你弟弟这么老实,竟然还被人欺负。”

无疑,暴力已经成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普遍方式,总是隔三岔五地听到点与暴力有关的新闻。仿佛人们的火气越来越大,大到连一顿饭都吃不好了。就在北京的回龙观社区,我认识的一个人,吃着吃着就和邻桌打了起来,很“英勇”地把对方打成鼻梁骨断裂,不料对方却是已归化加拿大国籍的移民,这一拳打下去就打出一个“国际事件”,打人者被拘留,只好自认倒霉,最后,赔款外加活动费用,不下十万块钱。

没有见识过西方社会,只听说在西方法律制度下,打人是严重的罪行,可在我们这里,只要不把人打死,似乎就不算什么事(当然,不小心打到黄皮白心的外籍华人,事情会比较麻烦)。一个县城里的两群年轻人打架,都到邻县去搬救兵,而那邻县的年轻人打架是远近闻名的,敢打,善打(打得狠,却不出人命),喝场酒就能请来。就这样,为了争一点什么事,两群人便动了棍子。110警察闻讯而至,两帮暂时停止了殴斗,齐声对110警察喊一声“滚”,然后警察就走了,于是两群人重新开始战斗。(对那个邻县的治安状况之差,我曾有体会,但因与本文主题无关,此不赘述。)

原本以为经济社会中的“经济动物”们不再信奉以暴力解决问题,对一般年轻人的打架,总以青春期冲动作解释,却不料连小静都死在一场莫名其妙的纠纷中了。

为什么连成年人也这么容易爱生气?

想起了自己的一次动怒。多年来,一直向原就读的山东大学索要学历,2005年,再次致信过去,回信的口气与态度使我觉得事情有转机的可能。却不料有消息传来,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高山先生认定当年我确实有“旷课”行为,打电话过去,高山先生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早不要学历,晚不要学历,这个时候来要学历?”

尽管相信自己的信中已有足够过硬的证据,还是匆匆赶回济南解释,书记说:“找当年处理你的人调查过,你确实旷课。”

“不可能。你找谁问的?”

“我不能告诉你。”

“那你看过我的信吗?”

“看过。”

“你如何回答我的置问?”

“你的情况与别人不同。”

“怎么不同?”

“你自己知道,政治问题,你还不懂?”

“既是政治问题,为什么却以旷课为名开除?你能否正式代表学院告诉我,是因为政治原因?”

“不能。但你明白。”

于是我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但这后果只是对我而言。和他吵了几句,重重甩门而去。但在汇报给公安部门的材料里,这一甩门之举,就被夸大到“甩碎办公室门玻璃”的程度,尽管书记大人后来对我承认实际上并没有摔坏玻璃,但报告已经打上去,有关部门显然比我还生气,于是找准了我的七寸,毫不客气地端
掉我的饭碗,把我赖以为生的商店收了回去。

教训是:你可以生气,但要看生气的对象是谁,如果对高书记这样的人生气,后果就很严重。当然,高书记还不是最可怕的,这么多年,我从不对警察生气,想都不敢想,我总是对他们陪着小心。我承认,我欺软怕硬,原本以为不穿制服的高书记会相对没那么可怕,却不明白穿不穿制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家是一架机器的不同组成部分。

于是,我想让自己变得再也不会生气。我们都是欺软怕硬的人,当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在眼前,我们只会感觉恐惧,而绝不会生气。我们生气的对象只能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头百姓,抄一根铁棍在手,打也就打了,你怎么着我?想告我,不嫌麻烦你就去。

我们可以用用现代社会的普遍焦虑感为自己辩解:我们买不起房子的压力,没钱看病的压力,上不起学的压力,没有养老保障的压力,找不到老婆的压力。。。。。。一并积攒着,象一桶不断加热的汽油,等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当一个合适的对象出现,这压力就会转化为生气的表现而释放出来。

没错,我有很多压力,我认识的人,往往也有很多压力,一般情况下,我们忍着,大不了晚几年买房子,大不了不装修,大不了有病不去看等死,但是,如果你不是那个机器上的部件,请别惹我,我们都很容易生气。当我感觉和你身份差不多的时候,反正你也没什么好怕的,那么,你很容易成为我生气的对象。你要小心。

龙应台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但她只看到中国人性格中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我们还有另外一重性格,我们其实是非常爱生气的。亲眼所见的事多到数不胜数,气得我不想写下去了。

首发议报297期

昝爱宗:国家林业局如此踢皮球凸显制度缺陷

 

继围堵高耀洁女士访美不成,碰了一鼻子灰之后,中共河南省郑州市党委及其政府又开始丢人现眼了:一个非法项目”华夏第一祖龙”,居然是献给2009年”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礼物,这是不是地方政府借此拍中央政府的马屁,或者说是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想尽快升官,为自己尽快提升到中央工作而抛出的虚妄”绣球”?

近期,国内外新闻界对于河南郑州一项投资达3亿多元的”华夏第一祖龙”案大加关注,不但直指污染、破坏自然资源,还直接曝光地方政府五年来行政不作为和默许非法项目的丑行。其中不难看到该案背后的官商勾结所反映出来的根本问题:出了坏事,都是企业个人行为;出了好事,都是政府的英明举措、领导有方。这个案件,不仅凸显了企业非法之举所张扬的暴发户之虚妄,还见证了政府官员的素质低下,权力不受约束,不负责任,凸显制度上的弊端。

丑闻传出之后,这个永久性项目突然被当地党委、政府认定为”纯属个人行为”,是出自中共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刘主任对新闻单位的”坦白”。他说,修建”华夏祖龙”纯粹是个人行为,和新郑市政府无关(3月28日《新闻晨报》)。

既然与政府无关,那么新郑市负责招商引资的政府部门商务局负责人的说法却正好相反,他称:始祖山山顶全是不可耕的荒地,建造这条巨龙有利于防风固沙,所以”这个项目已成新郑市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只要有钱来建设,土地、水电等都不成问题,政府很支持,发展前景很好。”这位负责人的名片上还有”祖龙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华夏第一祖龙’项目建设特邀顾问”等头衔。

请看看这个始建于2002年的”政府重大工程”项目非法之举有多惊人:在郑州始祖山国家森林公园规划范围内,一条正在建设中的长达21公里的巨龙,正现身于新郑市始祖山山巅。这条巨龙依始祖山山脊而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龙头高29.9米,龙身高9米,宽6米,计划投资3.1118亿元。预计2009年10月1日竣工。

这么大的项目,居然是”个人行为”,而且长达五年之久,若不是政府官员有既得利益在其中,那么就不得不令人怀疑,由纳税人养的政府那帮人是否都成了只会造粪、不问正事的懒汉?

现在,正是由于大众媒体的揭露,当地政府居然”才知道”有这样一个非法项目,也就是未按法律法规必须到政府部门严格审批的项目,存在重大污染,涉嫌破坏国家保护的自然山林,又”居然”才引起了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林业局关注(事发五年之久)。国家环保总局接到媒体信息后,立即派人赴”祖龙”建设现场进行独立调查。或许,亡羊补牢还来得及。可另一个国务院部门——国家林业局,又是怎样表态的呢?3月30日,该局森林公园管理办公室公开表示,国家林业局对此事件高度重视,迅速责成河南省林业厅进行调查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这里面就暴露了一个制度问题:为什么林业局不能像环保总局那样直接独立地调查呢?我认为,一个合理的制度是负责任的,一个不合理的制度当然是不负责任的,国家环保总局派人独立地直接调查,正是该局的法定行政职能,而国家林业局却是责成下级机关——河南省林业厅进行核查本省发生的丑闻,让地方主管自己查自己,且都在一个省管辖范围之内,地方保护主义那么猖獗,又如何保证其结果公正呢?本来这个项目已经是”纸里包不住火”,而且也未在河南林业厅审批,其行为已经涉嫌不作为,它又该如何自打耳光呢?

我们不是没有看到前车之鉴,2005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原因就是该环保总局官僚主义作怪,对突发事件不能应对,草菅人命,低估吉林化工企业因爆炸污染松花江引起的严重后果,引起下游俄罗斯的抗议,同时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大受印象。现在,郑州出现污染和破坏山林自然资源的状况,作为国家主管部门的国家林业局,居然也是官僚主义,不负责任,以踢皮球方式忽悠媒体和民意,恰恰正是凸显了制度存在严重的弊端:好事来了,请好大喜功;碰上坏事,就让下级自己去查,反正大家都不负责任,时间一长,不妨非法法也,不了了之。

由于制度的缺陷,导致官僚主义,祸国殃民。不光一些部门如此,全国上下多见政府部门和一些领导者以领导自居,遇到丑闻先是躲。一旦躲不掉,就嘴上说”研究研究”,其实是不”研”不”究”,然后是上下左右”踢皮球”,搪塞敷衍,胡乱表态和许愿,哄人出门,万事大吉。本来,一些不难解决的内部矛盾,反而变得复杂起来,问题尖锐起来。由此可见,官僚主义害死人,源于制度缺陷导致的官僚主义,更是从根本上败坏了政府部门的权威,若不正视这一问题,不但损害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最终还将使政府失去广大民众的信赖,失去执政资格和地位——”水亦载舟,水亦覆舟”。

--议报297期

PEN Event Features Rushdie, Steve Martin

PEN Event Features Rushdie, Steve Martin

NEW YORK — Nobel laureate Nadine Gordimer, Salman Rushdie and Steve Martin will be among the many writers and performers featured at the third annual PEN World Voices festival, to be held April 24-29 in settings throughout New York City.

The theme will be “Home and Away,” according to PEN, the international writers organization, which announced the festival Wednes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arged question of who can call America home has ignited a national debate on immigration,” festival director Caro Llewellyn said in a statement. “We wanted to open up the discussion to include broader questions about what makes a home, and how we define ourselves in relation to it.”

Others expected at the festival include authors Don DeLillo, Jonathan Franzen, Dave Eggers, Marilynne Robinson, Neil Gaiman, playwright Sam Shepard, musician Patti Smith and actor-film director Sydney Pollack.

Events will include a reading at Town Hall featuring DeLillo, Martin, Rushdie and Gordimer; a “PEN Cabaret” at the Bowery Ballroom, with Shepard and Patti Smith among those on the bill; and the “Arthur Miller Freedom to Write Lecture,” given at Cooper Union by Israeli novelist David Grossman.

陈子明获准赴港

 

【2007年4月11日狱委讯】中央社记者张谦台北十日电/中国当局近日先后批准著名异议人士陈子明及任畹町到香港访问,其中陈子明已于今天启程赴港,预计月底才离开。

陈子明在北京的家人接受记者长途电话访问时证实,陈子明今天与太
太一道赴港。

据称,陈子明此行是应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到中大进行“学术访问
”。

北京异议人士刘晓波向中央社记者说,据他了解,北京当局除了批准
陈子明赴港外,也允许另一位著名异议人士任畹町稍后赴港。

他说,北京当局近年显然放宽了对异议人士到海外访问的限制,这是
一件好事。

香港“星岛日报”今天报导,任畹町已获准于十六日访港,预计停留
一个星期。

陈子明与任畹町同被视为中国的资深民运人士。

根据网上资料,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陈子明就从事民运活动。

一九七四年,陈子明进入北京化工学院读书。翌年,公安截获陈子明
与好友徐云通信,定性为反革命案件,陈子明被开除学籍,送劳改农场改造。

一九七六年四月,陈子明参加“四五运动”。天安门运动被镇压后,
陈子明成为重要通辑犯。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粉碎后,陈子明参与发动北京西单民主墙运
动。一九七八年底,陈子明与其他人主办民间独立月刊“北京之春”,陈子明任时事编辑。

一九八零年,陈子明考入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当分子生物学研究生
,并被选为科学院研究生会主席。

一九八九年,陈子明参加北京民运活动。“六四”事件后,他被通辑

同年十月,陈子明在广东省湛江亲戚家被逮捕,稍后被送到北京秦城
监狱。

其后,法庭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陈子明十二年徒刑,又以反革命宣
传煽动罪判处陈子明有期徒刑三年,合并执行十三年。

一九九四年春,中国政府为从美国方面获取贸易最惠国待遇,释放了
陈子明。

一九九五年,陈子明提出在中国大陆发展建设性反对派,并发动著名
异议人士向全国人大请愿。

同年五月,陈子明再度被捕入狱,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弹。期间,中
国政府试图劝说陈子明出国,并暗示可以送他到美国。

但陈子明拒绝这一动议。翌年,陈子明获得保外就医。 

 

胡佳今天再次被软禁

 

 

【2007年4月10日狱委讯】今天下午三点左右,我本人在与胡佳先生通电话时,他告诉了我他又被软禁的消息,征得他本人的同意,将该消息做以下披露。

4月6日(上周五),胡佳先生将其与高智晟律师的对话录音向国际社
会公布后,他立即展开了对高律师的营救工作。他首先致电德国大使馆,并和德国大使馆负责人权的官员取得了联系。双方探讨了改善高律师尤其是高律师家人和小孩的处境的相关问题,并最终约定今天(4月10日)见面面谈。

今天早上8点,胡佳先生准备出门赴约,当他来到楼下时,被北京通州
公安分局的四名警察拦住,这四人明确告诉胡佳,“你今天不能外出”;“我们知道是因为什么,你也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样,胡佳先生今天的外出就被阻止。截止到下午三点多,四名警察仍守在胡佳的楼下,这就意味着胡佳先生又被软禁了。胡佳表示:“今年赵紫阳先生去世的祭日当天,他被当局软禁过。这次不知道又要被软禁多少天”。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密切关注胡佳先生的境况。

 

《民生观察》工作室

 

高智晟家戒备森严 插翅难飞

 

【2007年4月10日狱委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许燕采访报道/近日,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与外界断绝联系8个月后,第一次公开向外界披露了自己被中共秘密抓捕后遭受的各种酷刑折磨,目前,他的全家面临的是“人鸟全天候插翅难飞”的困境。当这一消息曝光之后,激起了海内外民众的强烈愤慨,纷纷撰文和签名声援高智晟全家,并呼吁国际社会立即敦促中共政府停止对高家的迫害。 

高智晟自去年8月15号在山东被秘密逮捕后,外界就没有再听到他的任何声音。近日,他给北京爱滋病维权人士胡佳打通了电话,外界首次知道了中共对高家的残酷迫害。 

06年11月22日高智晟被以“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宣判三年徒刑,缓刑五年。回家后,高智晟全家一直被软禁不许与外界接触。目前,他们家每天遭到100多个特工、便衣及警察持续监控。高家成了监狱,高的家人成了当局的人质。 

4月9日,大纪元收到来自位于朝阳区小关北里11号楼高智晟家外围的最新消息。 

据前往高家附近的现场目击者表示,太恐怖了,果然戒备森严。一般人根本不可能进入11号楼,当局对高家是全方位的立体监视,楼上也有人往下看,四周都是便衣和小车,里外都是人,京oaxx车牌都是公安部特种车牌号。 

他说:“从北边到古玩城,星期一的停车场应该冷清,但4月9日高家停满小车,都是公安部的京oaxx开头的专用车牌,小区南北大门口各停一辆车,相互对视,能观察进入11楼所有的人,从南边原有可通11号楼的路被堵死,墙上写着:此路不通。其实是通的,不过有警察把守。在南大门卖水果的小贩,居然扔下果摊,躲到小车去睡觉。从南边进如小关北里的路口,大批巡逻的保安,累的坐在地上休息。” 

据另一位目击者表示,最西边那单元很可疑。四周不远就有一辆带贴膜小车,外面看不见里的人,车里人看外面很清楚。在西边门,停了三辆新黑色轿车,特别显眼,那小白房还在。不敢多看,感觉都有人盯着你的一举一动。所以高律师称有成百人为他一家人“服务”。 

她说:“警卫室有3个人可能都是国保系统的,南门外变成一大片空地,望北就是大市场,这卖水果的小贩车就挡住小区大门,车上水果都很乾净,没有人翻动的样子。那地方也不是做生意的地方。” 

对于高智晟的处境,胡佳除了担心外,同时也呼吁外界持续高度关注。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们该为高智晟律师一家做些什么。我们在北京的普通人可以自己走过朝阳区小关北里11号楼7单元,抬头看一看这个单元,抬头看一看周围的便衣,见证这一切,为法律和历史做一个证人。” 

高智晟此次对外界披露了去年8月15号被捕一直到现在,他所遭到的非人待遇:‘从8月15至12月22日止,我总共被关押时间是129天。其中被铐住双手的时间是600小时;被固定在特制的铁椅上的时间是590多小时;被左右双向强光灯照射的时间为590多小时。129天里,被强制盘腿坐在地板上反思罪过的时间是800小时左右;被强制擦铺板的次数为385次。’ 

高智晟被绑架后,当局为了防止泄漏消息,“815”成了他的专用代号。 

胡佳在文章中表示,我们可以通过各种语言和通讯方式让全世界都知道在中国北京的国家黑社会势力对高家的欺凌。我们要让海内外的人权机构和国际媒体调查“高智晟案件”中的所有真相。 

高智晟在给胡佳信中表示,除电视机、电灯外,一切标志着今日人类文明的设施我们都恍如隔世。我们被强制不许见任何还活着的我们以外的同类。我们家成了囚禁我们四人的场所。我们成了这个时代人类最为孤独的人。 这样的做法是对整个人类道德文明的公然的、公开的、持续的挑衅和践踏。 

高智晟表示,如果当局继续实施这样的监控,他宁愿回去继续坐牢。 

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Edward McMillan-Scott)在得悉高智晟的遭遇后,呼吁停止对高智晟的迫害,并呼吁抵制北京奥运。他还说,中国境内的独裁者应该受到已有104个国家支持的国际法庭的审判

在小区南们外冒充小贩的便衣和水果滩 


把通往11号楼东边路堵死


小区北门外,古玩城前停车场至少有三分之一监视高家的车,
该地离高家30米 


监视高家的车

 
位于小关北里11号楼的高家 


为监视高,把通往11号楼东边路堵死 


停在小区南门外的现代牌监视车,正对11号楼 

保安后面楼号是11号楼,第一道监视圈有一大群保安守着 


小关派出所是监视高家的指挥所和轮换休息的大本营 

任畹町获准前往香港检查身体

 

【2007年4月10日狱委讯】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李建军报道/中国民运人士任畹町获北京市公安局批准,下周一前往香港检查身体。任畹町表示,要利用现时较宽松的政治气候,多做拓展民主人权的工作。但异见人士赵达功认为,各地的政策准则不一,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对异见人士已采取宽容态度。

大陆民运人士任畹町,较早前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请签证前往香港,进
行身体检查,获得当局批准。他会在下周一起程前往香港,并在港逗留七天。

任畹町在周一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他申请时并无受到阻挠,很快就
得到批准。而他除了会在香港接受身体检查,亦会会见一些长期为中国民主出力,但从未见过面的朋友。

他指申请出境获批,某程度上反映了奥运前,中国的政治形势较为宽
松。他指各方面要利用这个宽松的形势,多做推进中国民主的工作,而他在年初发起的中国人权论坛,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他亦会利用过去推动民主运动的经验,协助年青一辈进行工作。他说:在奥运会之前,因为政治形势比较宽松,要趁这个机会做好工作。好像今年的中国人权论坛,就是一个例子。还有,做一些我们老民运能做,公安也不会惹我们麻烦,免得我们增加影响力的工作,去帮助一些后起之秀。

而协助任畹町发放有关消息的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指出,中
国官方批准任畹町出境的决定,反映了整体政治形势比较宽容。

但另一名异见人士,现居于深圳的赵达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不同省
市对异见人士态度都不同,北京是较为宽松,上海是全国最严。他认为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个别个案并不能反映总体政治气候。赵达功说:北京是比较宽松的,而上海就不让你出,各地的监控是由当地政府来决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我不认为这能反映些什么。

赵达功说,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召开会议后,不单受当局监控,现时
他申请来香港,都不获批准。

现年六十三岁的任畹町,一九七九年因参与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被
判劳改,其后又因参加八九民运,在一九九一年被判入狱七年。他在狱中,获颁美国肯尼迪人权奖。他在十年前被提前释放,出狱两年后因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长期受当局监控,有“民运老人”之称。

而近年,不少异见人士都获当局批准来香港旅游,包括长期受软禁的
艾滋病维权人士胡佳夫妇。另一名艾滋病维权人士高耀洁医生,较早前亦在中央政府批示下,获准前往美国华府领取表扬她在艾滋病防治工作杰出表现的奖项。

 

自传就是自传,没有幻想

 

  苏珊·桑塔格早在80年代初的《纽约书评》上就写过《作为激情的思想》一文,写的是埃利亚斯·卡内蒂,这时候卡内蒂还没有获诺贝尔文学奖,但在精英圈内已有大名。后来,这篇文章收入《在土星的标志下》一书,其中,卡内蒂和阿尔托、本雅明、巴特共同分享桑塔格锐利的锋芒。而卡内蒂自己的锋芒,在他自己的言说当中自然更加光芒万丈。

  卡内蒂的自传三部曲是他驳杂著述中的一块基石。

  说他驳杂是源于他对知识无穷尽的愿望和迷恋,返回到创作中成了众多文类模糊的作品。对于阅读这位在知识中浸泡长大的作家,谈文类简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当然,也是亵渎。假如从最朴素的愿望出发,我们会在他的自传中遭遇一个颠沛流离的时代和一个背井离乡者心中的乐园。

  卡内蒂的自传三部曲依次为《获救之舌》、《耳中火炬》和《眼睛游戏》。有意思的是三部书名都是以人最重要的三个感官来源为题,这里显然是有用心的,分别表征了说者、听者和看者的三重身份。而且,《获救之舌》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像梦魇似的场面:“一个男人笑眯眯地走出来……站立着对我说:“伸出舌头来!‘我把舌头伸出来,他取出一把折刀,……将刀口伸到贴近我的舌头的地方,他说道:“现在我们把他的舌头割下来’……就在最后一瞬,他将刀抽回去说:‘今天先不割,明天才割。’”这样的记忆成了最富有深意的对文学言说的比喻。割舌的恐惧伴随作家不断迁徙的命运,构成了对控制自由言说的最贴切的类比。割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是丧失所有依赖的语言,丧失所有言说的权利,在一个无法平静的时代里保持可耻的沉默。幸运的是,这是一个从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故事,讲的是传主的心灵解放之路、语言获得之路、知识丰沛之路。

  作为一个心智早熟的少年,卡内蒂爱好文学、尤其嗜好斯特林堡的母亲给了他最初的文学启蒙。在维也纳接受教育的双亲独自交谈时用的是家中谁也听不懂的德语,这也给了他学习语言的强烈愿望。一种渴望已久的知性生活一旦开始,便一发而不可收,知识的给养给了卡内蒂远远超出年龄的智慧。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学习者,卡内蒂对知识的忠诚需要的是源源不竭的动力,那就是对“人”自身源源不竭的好奇心和探索的愿望。

  传记、回忆录的形式很多,像《米沃什辞典》,用词条的方式来描述人与事,春秋笔法,言词简约,简约之中见得出控制力分毫不差。卡内蒂的自传是典型的编年体,有着明显的时间分期:从鲁斯丘克到苏黎士的少年时期、从维也纳到柏林的青春年代,第三部则是婚礼之后———成人仪式之后的生活。叙述起来扬扬洒洒,看得到细枝末节,看得到时代人心,有史诗之巨,但最看重的是人心。二十世纪,一个记忆的传统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对传记作品,特别是自传来说,记忆当然是主导的一个因素,而记忆是个复合物,从来没有单纯的记忆,它总是和时间,和人,和物缠在一起。在卡内蒂这里,记忆是和人的内心放置在一处的。卡内蒂从来不讳言自己对人心的观察,这方面他有着无比的雄心,他不讳言自己所有的情感表露,既然是作为获救的言辞,那么自然包含所有不惮言的理解,对记忆,对人事,对过往生活中的自己。其中对母亲的依恋、与母亲之间复杂微妙的情感纠葛、以致对母亲的反目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线索。全书第三部以母亲去世结束,所有的回忆也伴随着这位最早的启蒙者的老去而结束。

  看到这里,很自然的,我想起了另一个同样博学的作家博尔赫斯,那也是位依恋母亲的作家,只是没有留下任何自传,只留下一堆虚幻的博尔赫斯式镜中人供我们迷糊。相比之下,卡内蒂更实在一些,他所说的就是他想要说的,自传就是自传,没有幻想,没有花饰,留下一个可以回忆的自己。但是不要忘了,卡内蒂同时还是一位格言作家,在他的一本随笔集《钟的秘密心脏》中,他如此发问:“应当不带抱怨地写下人生。但是这可信吗?”是啊,这可信吗?

 

  《自传三部曲》作者:卡内蒂版本:新星出版社2007年1月定价:99.00元(三册)

  [其他著作]

  《耳证人》,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耳证人》写了50个怪人,是一本奇怪的随笔集。

  《迷惘》:卡内蒂惟一一本小说

  《迷惘》译林出版社

  2001年1月出版定价:23.80元

  《迷惘》是卡内蒂惟一的小说,全书情节显得怪诞离奇,堪称是一部“疯子的人间喜剧”,本书最出色之处在于作者成功地运用了意识流的创作手法,借助联想、内心独白和幻觉,在人物荒诞的思想活动中,制造出一个令人迷惘的朦胧世界,以此影射当时的社会现实。

  《迷惘》以二十至三十年代的维也纳做背景,主人翁是一位崇尚中国孔子哲学的汉学家基恩。

  基恩长年埋首于他的两万五千册藏书之中,钻研“学问”,不问世事,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后来,基恩为了保护自己的藏书,娶了贪婪、粗俗、狠毒的女管家,没想到厄运却从此降临———他落入了女管家奸诈的阴谋之中,受尽了欺凌,无奈之下只得逃离自己的家,与小偷、乞丐、妓女为伍。潦倒中,基恩写了一部学术著作《裤子的心理》,但最终他还是被逼得精神失常,点了一把火将自己的书斋付之一炬,自己也自焚身亡。《迷惘》的象征意味是很明显的,主人翁的命运暗寓着欧洲知识分子的悲剧。同时,它也表现出卡内蒂对“重智主义”的批判———知识分子如果脱离生活的土壤,以“知识”为知识,以“自我”为中心,一味地“重智”,最终必然导致幻灭。

  《群众与权力》:卡内蒂的权威政论

  《群众与权力》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年1月出版定价:39.80元

  这是卡内蒂最有影响力的政论著作,从人的生物性开始思考,从人对接触和陌生的恐惧开始分析。人畏惧接触不熟悉的事物,在夜晚出乎意料的接触而受到的惊吓一般都会上升为一种恐惧的情绪。但同时,“人需要密集的群众”,“只有在群众中,人才能免于对这种接触的畏惧心理”。

  卡内蒂指出,群众有4大特性:一、群众要永远增长;二、在群众内部,平等占统治地位,为了一个伟大的目的或是一个共同的利益,其他的差别都被漠视。三、群众喜欢密集地聚在一起,“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四、群众需要导向,“羊群走路靠头羊”。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卡内蒂看到了权力的渗透。从历史上看,凡是权力的代表者都能很好地利用群众的特性。他认为,群众越多,权力的诱惑越大。不幸的是,权力往往靠奴役甚至屠杀来不断成就和维持。盲众的愚昧正合独裁者的胃口,独裁者想方设法加强独裁,强化群众的非理性倾向。

王立群再揭司马相如"劫财骗色"引起争议

 

王立群教授在“百家讲坛”读《史记》时,大胆颠覆了民间流传已久的爱情神话“凤求凰”,称司马相如追求卓文君实为“劫财骗色”。该说法出炉后,立即遭致“巴蜀鬼才”魏明伦的质疑,也引起不少网民的争议。

前日,王立群引用《史记》、《汉书》文献,再说“凤求凰”,严证司马相如并非“情圣”的面貌。

谨慎回应

为回应外界的非议,王立群前日再说《凤求凰》,力证司马相如并非“情圣”,而且为了不因文献而引发争论,王立群这次只限引用《史记》、《汉书》等正史中《司马相如传》的文献,“《琴挑文君》播出后受到一些责难,主要原因是我在讲此集时引用了《西京杂记》的文献。”

“琴挑”是共谋事件

王立群指出,根据《史记》、《汉书》记载,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是在生活穷困的情况下前往临邛的。临邛县令王吉是相如密友,并天天前去拜访。他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如对王吉应当感激不尽,何以无所动静?结果,当地的全国首富卓王孙坐不住了,设宴宴请县令的贵客。但到了宴请那天,司马相如竟托病不来,县令只好亲自去请。在这里,王立群注意到一个细节:《史记》写“相如不得已强往”,《汉书》写“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汉书》多了一个‘为’字,‘为’者‘伪’也,即司马相如假装不愿去赴宴。”

而他认为,“琴挑文君”也是两人早有预谋。“酒酣耳热之际,王吉奉上一琴,要相如抚琴‘自娱’。相如一番谦让后,连弹数曲。王吉献琴,明里是让相如‘自娱’,暗里是要相如以琴音挑动卓文君。”因为文本中就有记载,“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

卓文君不配相如

为了弄清楚相如“琴挑文君”究竟是何目的,王立群通过《史记》、《汉书》文献,将双方的条件做出比较。他指出,司马相如极其帅气,远比卓文君漂亮;司马相如是未婚青年,卓文君是寡妇,“而且,司马相如还从未见过卓文君。”

“《史记》、《汉书》都形容相如‘雍容闲雅,甚都’,相如到卓王孙家一亮相,‘一坐尽倾’。可见,司马相如非常英俊。但《史记》、《汉书》对卓文君的长相却未置一词。”王立群从中看出,寡妇卓文君并非国色天香,其容貌远不及未婚青年司马相如。“没见过面不知美丑,卓文君还是个寡妇,司马相如为何在琴挑当晚就急匆匆地买通关系表达爱意呢?”依靠《史记》、《汉书》文献,王立群再次推断出司马相如琴挑文君目的只有一个:劫财。

面对各方质疑,王立群表示:“美丽的爱情人人都想要,揭穿近乎残酷,但历史的真实却更为我所爱。”

事件回放

司马相如“劫财骗色”?

文君夜奔相如的“凤求凰”传说,在坊间一直是段爱情佳话,司马相如甚至还因此被后人封为“情圣”。然而日前,王立群在《百家讲坛》读《史记》的过程中,却颠覆性地指出,司马相如追求卓文君实为“劫财骗色”。

按照王立群的说法,司马相如在其主子去世后,辞官返回故乡成都,因家境贫寒投奔临邛县令王吉,并与之共谋“财色两得”的妙计。县令王吉对他佯装恭敬,日日求见,相如不见,王吉却更显恭敬。消息传扬出后,当地首富卓王孙中计,备宴款待两人。司马相如在席间弹奏《凤求凰》,琴挑卓文君,文君当夜与其私奔。两人此后生活窘迫,卓文君当垆卖酒。卓王孙无奈赠以重金,司马相如人财两得以后,却想要纳妾了。因此,王立群对司马相如冠以“三宗罪”———动机不纯、骗财骗色、涉嫌“包二奶”。

广受争议

王立群被指故布疑阵

王立群的这一说法公开以后,立即遭到“巴蜀鬼才”魏明伦的质疑。魏明伦认为,司马相如在汉武帝时期做了一些歌功颂德的辞赋,确实为人所垢病,但人是必须一分为二看待的,“司马相如对卓文君的追求,在封建时期其实不容于社会,因此‘凤求凰’所反映的,恰恰是司马相如的反抗精神。”

由于“凤求凰”的故事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王立群的这份讲稿在网上出现后,多数网民对此都表示“无法接受”,并对王立群加以责难,甚至有人认为,王立群这样做是在故布疑阵。“‘学术明星’要走红,仅有‘一派儒雅谦和、严谨较真的学者风范和个人气质’是不足以引起大家注意的,易中天、于丹等人无一不是从争论中走来,那么,‘歪说’司马相如是否在为‘学术新星’王立群走红造势呢?”